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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42页] |
作者:cdnwpu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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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作业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共和行政”的历史应是“师龢父领政,召周二公执政,诸侯间政”这么个局面。司马大人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但为了当时时政的需要硬把这个做法扣在了召周二公的头上,奇怪的是,却用了很突兀的词汇:“号曰共和”。如果司马大人真要撇开师龢父(共伯和),完全可以写成“二公行政”或“二公辅政”。前有成王时的“周公吐哺”,后有厉王时的“二公行政”,前后呼应,不是很合理吗?窃以为这是司马大人埋的一个梗,其意可能是召公周公与“和”一起行政,因迫于时局不便明述,故留下此伏笔,待后人去探究和辨析。本文揣测最初的《史记》说不得有阴阳版本,甚至多个版本,流传至今的《史记》可能是经过多次改版、修编、御批的“阳本”。 如果非要给这个历史行为做个总结的话,本文以为此次“暴动”是邦人、正人、师氏、公卿大夫遵从旧制的一种自发性“复辟”行为。客观的说,这样的行为没有是非对错,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上古“原始民主”做法的一种延续,这些“国人”在维护旧制的同时在维护自身利益,现在论对错,意义其实不大。对周厉王姬胡而言,他其实是想打破旧制力图革新,以强化周王室对畿内外诸侯和部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据铭文记载,姬胡在任时不断的换执政大臣和干事能臣就可窥得一斑,怎奈没控制好节奏也没注意方法,加上当时不论是农耕、言论、行为等方面的“原始民主思想”还是社会主流意识,激进的“革典行为”势必会遭遇巨大阻碍以致功亏一篑。不管是宗周太庙的太宰宗伯,还是后来由“太史寮”分化出来的“内史寮”所主导的文献史书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样的背景,硬给姬胡谥号为“厉”,将国人“复辟”行为带来纲纪混乱的历史责任转嫁到了姬胡头上。然,自周厉王姬胡以后,整个中原文明几乎完完全全复制粘贴了周厉王“未竟的革典事业”,春秋诸侯的做法有足够多的文献资料和铭文器物佐证,战国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各种“变法”被大书特书,且大多都是带有正向的评价,比如“商鞅变法”,但历史对周厉王姬胡的主动变革却又是另外一番评价,时也,命也! 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古人类的集体性行为大致是从“天下为公的共有制共享型原始自由民主形式”慢慢朝着“天下为己的私有制独尊型封建君权家长形式”渐变,这个渐变过程约莫在东周时期完成的。王道微缺的春秋前中期慢慢分化“天下为公共有共享”的理念,诸侯相侵的春秋后期儒家“君臣礼制”思想的普及则进一步加速了演变进程,到得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君权独尊家国天下”的做法被放大到极致。窃以为这样的演变路径简单的用进步性、先进性和必然性,这些过于主观的词汇来评价和描述是不妥当的,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演变进程的阶段性历史表现,也可以说华夏文化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生产资料的丰匮程度的自然体现。 历史上有许多帝王都在努力做着这样的改变和展现,昔有商纣之行,今有厉王革典,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真正将此演变进程进行阶段性历史总结的是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嬴政,其一统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霸业功成,终结了“上古的原始民主自由制”,开启了“封建的王道霸业家长制”。 以历史发展观来看,超越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终究是行不通的,唯有历史的脚步走到合适“节点”的时候,一切的变化或变革才会变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中原地区的滚滚历史洪流从此便是进入了层进式波浪形和螺旋式迭代形的演变模式,,那古蜀地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
在此给各位师友做一个说明,这些日子有师友私信给我说我的遗址器物契合度高,很多资料都没有公开的,问我是不是披着马甲的学界中人。 郑重声明,不是的,为了写这个帖,我确实看了许多大家不愿意看的专业资料,整合了很多线索,可能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刚好能跟一些遗址和器物对上,但也有好些细节我也无法有效解释的,如涉及上古生产工艺、器物设计理念这一块,确实力有不逮,如描述有误之处,还请师友们多多担待! 在此也给各位师友们道个歉,因为工作的原因更新时有延误,不太定时,还请大家理解,我尽量保持更新! 更新 写在“厉王革典共和行政”之后,古蜀地蜀王时期之前的小结 在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并不是封建统治的集权王朝,而是联合部落形态的酋邦制,社会阶级形态主要由当时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王”最初的含义是天地人三界的最高人类首领,其奉天承运代神权以人治,如传说颛顼时的“绝地天通政教合一”,治理主体是人。为什么王后来的历史地位要低于“帝”和“皇”呢?这里有时代先后和哲学神学意识形态的区分,“帝”是“人人皆巫相对独立”时代祭祀天地的半人半神,而“皇”是“天地相通以巫为尊”时代开天辟地的上帝天神。 三皇五帝时代的中华大地上,不论南北东西,人口数量稀少,部落氏族分散,社会结构不显,社会经济多样,行为习俗各异,且时代过于久远,文明形态难言,此处略过不表。 且从夏时起言,中华大地中部地区(主要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夏朝时是游牧经济为主辅以农业经济,部落氏族相对分散,就连“夏社”都在不停的搬家,而殷商时期则是农业经济为主游牧经济为辅,“殷邑”也是搬了好多次,最后还是在盘庚迁都安邑稳定后才开始兴旺发达,如殷高宗武丁中兴之治。 中华大地的东南部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因为水利疏浚做得不错,水患之害渐小,人口慢慢集中,采集渔猎,农耕冶炼,区域邑落欣欣向荣。受限于地理条件,部落氏族分散且多源,各自相对独立,这种状态直接增加了将长江流域中下游区域各部落氏族的整合成高阶国家形态的难度。 中华大地的西南部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中上游),前文已经详细分解和叙述了古蜀地的变化及南中与成都平原的人员和贸易的关联,这片区域和长江中下游地理形态、社会组成和经济结构都差不多,古蜀地及南中相比东南部地区是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氏族和外来力量干预。在昌意部落入蜀地之前,蜀地也好,南中也罢早已有了土著,但蜀地和南中因地理因素天然隔离,交流并不多。在昌意部落入蜀地及转道南下南中后,渐渐的将南北两地串联了起来,此后古蜀地便成了黄帝部落与西南地区联络的中间节点直到大禹出蜀,“西南丝绸之路”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踩了出来。在夏朝忙着与东夷争地盘和抢资源的时候,古蜀地慢慢少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反而与长江中下游联系稍多,更多的则是西南方向,从柏灌时期到鱼凫王时期,古蜀地的商贸触角已经达到了西南地区的边缘,与印度北部地区在商贸和文化上已经有了接触! 西周初期,中华大地上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依旧是“执道于中”和“ 惠于宗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种做法不是夏商时代的人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人类原始的采集狩猎、游牧农耕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为了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活下来,社会分工协作和彼此团结互助是必然的选择。时代变迁,生产力慢慢提高和生产关系变得复杂,社会逐渐分化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前者慢慢成为后来的管理者(统治阶级),后者则成为被管理者(被统治阶级)。随着生存技能的提高,生产资料的丰富,不论是为了氏族繁衍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力享受更好的供给,“私心”便无可抑制的诞生了,伴随着私心的膨胀和扩大化,便是催生了“私有制”,比如夏启的“家天下”。夏桀的贪得无厌,帝辛的为所欲为,厉王的革典废治皆是私有制的一种历史表现形式。上文花了很多篇幅来推究“厉王革典”和“共伯行政”史实的一种可能,其考量是这段时期的变革是中原社会结构由“共有制共享型原始自由”向着“私有制独享型君权独尊”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中原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在急剧变革的时候,古蜀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贸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鱼凫神王时代西进东出到古蜀王时代北上南下,除了氏族、家支之间为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事情单打群殴偶尔有伤感情之外,其他行为几无变化,祭祀一如既往的繁杂和虔诚,治水垦荒不曾停歇,货殖商贾依旧兴盛,城邑村落愈发繁荣。如果一定要找出哪里不一样,那便是自蜀主热尼做出南下帮扶南中家支发展壮大的决定后,古蜀便将更多的贸易精力放在了南中地区,此后与中原的交流愈发的贫乏了起来。自平王东迁以后更是几无往来,两地走上了差异极大的发展演变道路,这或许也是两地之间重大区别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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