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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46页] |
| 作者:cdnwpu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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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师友，罪过罪过，实在对不住，这段时间一直在处理个项目，因为今年情况特殊，所以波折频起，为一些杂事儿弄得焦头烂额，所以这段时间来坛子时间不多，待忙过，会尽量在线上和大家交流，并保持更新！ 给大家鞠躬啦，实在对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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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wpu2019 2020-08-22 17:53:16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三星堆是不是夏朝，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三星堆是“后夏时代”，也就是夏为商所取代后，夏氏后人辗转入古蜀，古蜀地经过千百年的劳作和货殖积累，算得有人力也有物力，但社会结构和形态是相对比较分散的，夏蜀算是同源，于是古蜀地借鉴了夏氏的一些建议，创建“神王制”，这一点在《鱼凫卷?拓槖篇》有详细描述。 三星堆时代之前，古蜀地是蚕丛时代和柏灌时代，权且称之为“颛顼后时代”，现在的通常说法是...... ----------------------------- @世居蓬蒿 2020-08-31 17:25:48 楼主，颛顼时代是神话时代之一，这个可以展开讨论的空间太大，但夏朝目前业内各界几乎都一致认同这是我国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时代，只是苦于没有过硬的“证据”，非议极多，比如代表人物就有许宏，易中天之流。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认为有夏朝存在的，只是没有想象中的集权夏朝存在，可能是酋邦联盟制的形式，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三星堆定义为“后夏时代”，理由是什么？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 谢谢世居君的提问，我将三星堆定义为“后夏时代”的理由是：三星堆在青铜器时代之前，虽然都有石器文化和玉石文化的一些特征，但并不是特别突出，青铜文化应该也有，但是在三星堆一期文化并没多少表现（桂园桥、宝墩，周边同时期遗址，乃至三星堆底层地层痕迹），问题便在三星堆二三期的青铜器文化突飞猛进，一路高歌，远超中原时期的青铜文化表现，所以我推定这样剧烈的表现当有外来文化的输入。 输入主体应该就是夏氏后裔，因为夏蜀很有渊源，同时夏败于商，这些细节我在文中也有描述，此处就不赘述了。 关于文化的相关性，我们可以从器型学上找到线索，下面就从陶器、玉器、青铜器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分析，供朋友们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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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二里头（目前基本认定此遗址和夏有关）和三星堆陶器的对比，以下图片来自网络。 二里头右上角的陶盉，在三星堆文保馆里有一只一模一样的 陶器在我国历史进程中作为生活器具的时限当是最长的，文化元素也是最丰富的，陶器也作为各遗址横向比较和断代的重要参考标的物之一。 所以陶器基本可以看出不同地方在文化上的交集，影响，那究竟是谁影响谁，只要看形制的相似性和复杂性。一般来说形制越简单的往往是出现的时间越早，复杂的形制是在简单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发展逻辑可做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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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玉器 VS 三星堆玉器 二里头遗址VM3出土牙璋 三星堆相似牙璋 三星堆风格牙璋 玉器文化在考古学上基本可以看着文化的一种输出和迁移，因为玉器的制作工艺要求比陶器要求更高。不仅如此，玉器的社会功用有别于陶器，玉器一般是作为权力器物或祭祀用度。从上图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的图未贴），三星堆的牙璋不仅继承了二里头牙璋的制作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和用途，这说明牙璋不仅拥有社会功能，在三星堆还开发出了另一种作用：用于表述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这个做法在三星堆各种造型的青铜器物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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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和三星堆可用于对比的青铜器并不多，目前我能找到的是铜铃和铜牌饰，如果师友们有更好的对比证据，还望不吝赐教！ 铜铃的比较 二里头留下的铜铃并不多，三星堆的铜铃数量不少，有30件左右（可参看发掘报告） 铜铃最开始的作用应该是种法器，而后慢慢延伸为了乐器 铜牌饰的比较 三星堆与其类似的铜牌饰 三星堆自己风格的铜牌饰 铜牌饰应该也是一种思想理念的表达，但三星堆的铜牌饰造型具有很明显的自身风格：镂空，这是古蜀历史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工艺，后来有不少这样的做法，包括蜀地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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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有限器物的分析和比较，以及各种可以参考的文献，我个人的结论是三星堆是“后夏时代”，关于夏人入蜀的理由、路线和逻辑我在文中已有描述。另外还有一个节点供师友们参考，就是夏桀败于成汤后，成汤夺得夏桀的“宝物”后兴奋异常，让仲伯和谊伯做了《典宝》以贺。不禁要发问，究竟成汤夺得了什么宝物会高兴成这样！ 我在文中做了相应的分析，因为那些宝物是“夏社”用于祭祀的专属物，夺了宝物就意味着灭了夏。 那这些宝物都有什么？答：玉器、青铜器 夏时的玉器种类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种类差不多，但造型没三星堆这么多； 青铜器（金）也是有的，可能数量和种类还不少，用途应该有划分社会阶层和祭祀的双重功能。 成汤如果只是抢到了玉器，不至于如此兴奋，因为此时玉器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甚至更久，成汤说不定还能从良渚找到更好，更精致的玉器。所以我分析他是抢到了青铜器（金），这在3500年前是绝对的稀罕货。从后来殷商的作为来看，显然殷商把制作和使用青铜器当做了彰显王权、展现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手段。 所以殷商的青铜器技术应该继承了夏的，还有可能来自几百年后经过不断优化和创新的古蜀地青铜技艺。这一点我在文中也有详细描述，请师友们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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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夏人入蜀带来了玉石和青铜器制作的技术，虽然夏氏依然败落，有技术有经验，还有王权理念，这对于只知道埋头谋生存、有人有赀、少有战乱的古蜀地（积攒了成百上千年的家底）而言恰逢其时。 古蜀地的家当和人力加上夏人的技术和理念，催生了鱼凫时代的神权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夏文化的一些表现，同时也有古蜀地特有的理念展现，表现在玉器，青铜器等的造型上。 古蜀地此时的“家大业大”还体现在三星堆神秘器物都讲究一个“大”，很多器物都是造型很大，要技术多先进真不好说，但就一个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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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三星堆的各种青铜器物整个中国都找不到类似的，就连盆地内都几无类似的，而且连制作的作坊遗址都没有，为什么？ 理由再简单不多，因为古蜀地的玉器和青铜器本身就是古蜀人自己理念的显化，而且还是精神层面的祭祀用度，怎么可能批量生产？没有批量生产，拿作坊（工厂）来做什么？要把自己的理念输出出去？还是把青铜器卖出去？古蜀人压根儿就没这么想，所以所有三星堆的青铜器的模具都是铸造“活范”，即使不是一次性的，也不会用几次，而且这个做法也极有可能是夏人的做法。 说不定等祭祀用的青铜器大功告成之后，首先砸的就是这些“活范”模具，因为神圣的祭祀器物怎么可能允许有“副本”！只有孤品和绝版才符合精神上的要求。 |
| 综上所述，我认为三星堆时期的青铜文化是“后夏时代”！！！注：“后夏时代”并不是说三星堆就是夏文化的遗存，而是夏文化融入了古蜀文化成为了古蜀文化的一部分，最终夏人后裔也成为了古蜀的一部分，这便是上古时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一种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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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的关系，再给师友们一些参考 下面是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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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1981年二里头墓葬出土的绿松石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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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wpu2019 2020-08-31 19:21:04 综上所述，我认为三星堆时期的青铜文化是“后夏时代”！！！注：“后夏时代”并不是说三星堆就是夏文化的遗存，而是夏文化融入了古蜀文化成为了古蜀文化的一部分，最终夏人后裔也成为了古蜀的一部分，这便是上古时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一种体现。 ----------------------------- @世居蓬蒿 2020-08-31 20:47:38 衷心感谢楼主精彩绝伦的见解，真心受教了！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你认为二里头是夏都吗？ ----------------------------- 世居君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而且国家也初步认定了二里头是夏都，这一点不容我们置喙。我只是发表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浅见！ 诸多史料里，我个人相对偏向于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版的记载，以下为其中一些摘抄内容和我个人的分解。 帝禹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疑似冀州，位列九州之首，包括现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北部、及辽宁省与内蒙部分地区） 此一都 帝啟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可能是运城夏县，也可能是“陶寺遗址”，即阳城） 此二都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市西南）此三都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商丘）此四都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定都未定）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可能为周原，陕西一带）。此五都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此六都 疑似开封市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一带）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賓于河（做祭祀法度）。（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扃 元年戊戌，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厪 一名胤甲。元年已未，帝即位，居西河。此七都 也有可能是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所在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帝昊 昊一作臯。（有可能居“西河” ）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有可能居“西河” ） 帝癸 一名桀。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市西南，即二里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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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鄩 便是二里头遗址所在地，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南，从以上可知，历史上的“夏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其中二里头在夏早期的太康、仲康之世有居过，后世也许有居，但无有记录，但最后一世帝癸 确实在二里头居住。 由此可见，二里头有可能是夏历史上的“最后一都”，但不是“唯一夏都”，除了二里头以外，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夏都是“西河”。“西河”应该指黄河以西的地方，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有可能是石峁遗址的位置所在。因为帝启居住在“夏邑”，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百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既然要流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不太可能放到夏邑附近，理所应当的应该放远一点才合理，因此我个人揣测是石峁所在的“西河”，因为武观要叛，那“西河”城的建设当有军事布局的体现。后来彭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后，石峁古城渐渐就荒废了。 不仅“夏都”有多次迁徙，连“商都”前前后后也有多次迁徙，在盘庚时期才迁都殷墟（安阳），苦心经营百多年，直到“武丁中兴”才留下今日之殷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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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到蜀与夏的可能关联和我个人的一些判断，确切的说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可能的关联，再给大家发一些铜牌饰的一些资料和当下见解，以供参考！ 据学术界统计，2002年以前面世的铜牌饰共有16件左右，国内藏有7件，其中二里头3件，四川广汉三星堆2件，广汉高骈1件，甘肃天水1件。9件被藏于国外，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3件，保罗?辛格医生2件，檀香山艺术学院1件，日本滋贺博物馆1件，英国伦敦古董行1件，及1999年美国纽约古董市场出现的1件。 这是二里头的三件铜牌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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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星堆和天水的铜牌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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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及民间收藏的四件铜牌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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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滋贺博物馆收藏的铜牌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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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牌饰，目前的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共同的文化因素, 从铜牌饰上看, 二里头铜牌饰是三星堆铜牌饰之源, 这可能是由于“ 夏人亡国后逃难至四川的遗民或其子孙把这种工艺带到了巴蜀” , 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气或巴蜀人来到二里头, 并从这里学到了制作铜牌饰的技法,回去后在当地模仿制造。 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看, 当时已有相当成熟的镶嵌工艺。镶嵌和粘接青铜器的制作方法, 实验考古证明当是先铸好铜片, 而后在铜片上凿出凹槽, 再进行镶嵌。二里头的3 件铜牌饰图案组合异常精巧, 花纹生动细腻, 色彩对比强烈, 十分鲜明, 可见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另外从镶嵌技艺来看, 当时的水平已相当高超, 似乎不是这种技术的最初阶段。 从铜牌饰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成熟度来看，应该是在三星堆之上的，从文化迁徙的角度来说，这个技术很大可能是从二里头迁入三星堆的，而且这个镶嵌技术也极有可能后来运用和创新成为了青铜器的制作套接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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