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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47页] |
| 作者:cdnwpu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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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师友们多关注和回复，三星堆真正的症结所在确实是青铜器，只要把三星堆的青铜器来龙去脉理清楚，三星堆的轮廓就出来了！ 我在前面《鱼凫卷》有提到一些但有好些内容本来是要留到后面一点点拆解的，既然大家提到了这些问题！我也斗胆发表一下个人看法！因为这是个很系统的问题，请允许我整理一下思路梳理一下，明天给大家回复！ 还请师友们多多提意见和建议！ |
| 师友们好，今天下午有时间，我尽量将你们的问题一一作答，回答不一定准确，供各位参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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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gogogo 2020-09-05 13:03:09 请问楼主，你对三星堆青铜器水平超越殷商青铜器有什么看法？ -----------------------------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的水平，我个人觉得三星堆拥有青铜器的时间或许很长，青铜器技术的发展，就时间上来说也有着相当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二里岗上层时期甚至更早，但很难说达到或超过了二里头时期中原乃至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冶炼水平！ 今日三星堆青铜器物冶炼方法主要是铸造，据曾中懋先生的物理分析发现铸件里面还有气孔和缺陷，马江波先生对其进行元素分析发现不同器类的合金配比运用也不如殷商青铜器那般灵活！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含量普遍较高可能是因为造型华丽，因为铅有利于铜液的流动性和成型，还有可能就是锡的用量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限制，其铸造工艺有：浑铸、分铸、套铸、和锻打等，铸接、铸铆、铆焊可以说有创新，就铸造工艺上来说比起中原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还很难说冶铸水平很高！ 客观的说要判断冶炼水平的高低，还是要从铸（锻）造技术，合金配比，金相组织，形态复杂性，大曲（平）面的处理等等来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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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的稻草人181 2020-09-05 12:44:44 有分析说去年底发现的三号坑有可能是用来衔接三星堆和金沙的缺环，可能会发现石器和金器，以此说明三星堆文化向金沙文化的转移！ 请教楼主，此说你怎么看？ ----------------------------- 我个人的推断三星堆三号坑可能是二号坑的连襟坑，估计里面出土的器物可能有二号坑不完整的碎件，还有有具有三星堆特色的“殷商礼器”，我文中有特别写到三星堆末期有殷商势力的介入，估计这些礼器摆放的就没有一二号坑那么讲究了！且看三号坑及周边祭祀坑的发掘简报！ 说石器和金器可能有但应该不多，三星堆应该还没有大规模使用金器。 大规模使用金器或金饰的是金沙，十二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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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所论，讨论三星堆，青铜器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三星堆那美轮美奂超越想象的青铜器从哪里来，怎么制作，用来干什么似乎一直都找不到答案！师友们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只是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见解，当不得答案，只能算是一个认知视角，请师友们多多斧正！ 要论三星堆的青铜器，还真得把视野放到整个华夏大地上，因为金正耀教授在八九十年代对殷商时期所有青铜器做了铅同位素比值的研究，通过对所有商代遗址出土的这种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提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应该来自同一矿山地区的论断。这个问题很宏大，因为涉及的面太多太多！下面一一做拆解。 我们知道青铜器的类型主要有：纯铜、锡铜、铅铜、铅锡青铜等，按青铜文物合金成分研究，以某元素百分比超过2%的含量，即可视为合金元素。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主要是铜、锡、铅，也有各种微量元素，如锌、银、砷、铁、钴、镍、锑等等，因为微量元素有可能是前面三种矿物夹带或其他杂质的形式混合，暂且不做主要探究对象，仅作为矿源的辅助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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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铜的发掘 从现在的考古结论来看，大致可以判定在商周时期留下采铜遗迹是大冶的铜绿山、瑞昌的铜岭等少数几个铜矿所在，但是基于对上古时期采矿基本是露天采矿的方式来看，不排除上古时期还在其他地方采掘果铜矿，井坑挖掘的方式在上古时期受限于挖掘工具，可能地下作业的深度不会太深，历史痕迹并不是很明显。 基于这样的现实延伸出一个可能的事实：在漫长的历史发掘长河中，有没有可能上古时期零散的、小型的露天作业痕迹被后来的深度发掘痕迹所掩盖？ 铜料的来源 今天探明的铜的储藏和分布遍布华夏大地，主要是长江流域，西南地区，黄河流域有，辽西地区也有，总之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商周时期的铜矿来源是很广泛的，只是看哪里的铜矿品味更高，发掘条件更好，运输条件更便利，比如中条山，铜绿山，铜岭，东川地区等等。 根据实际冶炼过程来看，铜料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地方，也有可能是来自多个地方，一起冶炼，杂糅，合金元素的配比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微量元素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从铜料来分析来源是很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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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种合金铅来看，自从金正耀教授发现殷商时期的铅同位素有高放射性这个特征之外，便是把这个作为了主要研究方向，现在一度将这个特征当成了青铜器的一个认知“基因”。因为三星堆青铜器百分之百含有高放射性铅，那这个问题不得不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而且更为诡异的是千里之外的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也和三星堆一模一样，全部含有这种高放射性铅。 另外殷商三期时间之前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盘龙城，城洋的青铜器都含有这种高放射性铅，这种异常铅分布面具如此之广，它究竟在哪里？ 根据金正耀教授的研究发现，这种异常铅最有可能在西南地区的滇北黔西，这就是“西南说”，于是金教授自2000年起在滇东北一带考察了五六年，令人沮丧的是滇东北此时考察到的异常铅与殷商时期的异常铅数据有差异！！！！！ 不都是异常铅吗？怎么会有差异？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叫等时线测年。测年法来自于铀铅测年法，它是放射测年法中最早使用，并且准确度最高的其中一种测年方式，地球的年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出来的。铀铅测年法后来又诞生了一种铅铅测年法，根据自然界中铅的204Pb（原生铅）、206Pb（来自铀235）、207Pb（来自铀238）、208Pb（来自钍232）四种同位素的存在形式，以204Pb作为比较基础，测定其他各同位素与204Pb的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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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滇东北地区的异常铅和殷商早期含异常铅的青铜器哪里不一样呢！看下图 从以上图来看，殷商早期青铜器的高辐射成因铅，与云南金沙的高放射成因铅分布在不同的“等时线”上。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落在25亿年的等时线上，而金沙等地则是很年轻的铅同位素16亿年等时线。换句话说——这两个地方的铅是不同的，从已发表的铅同位素数据来看，现今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铅矿。 中国境内没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这问题大了！！！如此情形，孙卫东曾经发表文章说这种异常铅来自非洲，得出殷商青铜器来自埃及，我认为青铜技术可以随着人流动，但青铜原料怎么运过来，空运，海运？此说当然也受到了地理化学专家朱炳权研究员的严厉驳斥，此处不论文明起源的问题，就说这些矿料怎么运？？？？？如此见解暂且放一放吧！ 后来金正耀请教了朱炳权研究员如此现象，朱老认为古老高放射性铅产生至少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才能产出：年龄老且铀/铅比值高。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最佳区域是超过25亿年的古老地质体——“克拉通”中远离板块俯冲的中心地带。这是因为，板块俯冲过程中铅比铀更活跃，会使铀/铅比值降低。古老地块的边缘，地壳的活动性比内部强得多，U/Pb也会发生更大的分异，这些地段称为克拉通边界，也就是地球化学边界。当成矿出现于地球化学边界上时，成矿物质来自两个不同时代形成的块体混合时，有可能产生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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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个关键节点，古老地块的边缘发生相对运动时，铅同位素所在的地块，U/Pb也会发生更大的分异，有可能产生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 1999年张宏飞在《地球科学》曾发文：南阳盆地以东的桐柏地区存在两个铅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的基底块体。其中，在桐柏－商城断裂北侧，基底岩石以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成为特征；在桐柏－商城断裂南侧，基底岩石以低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成为特征。那南阳盆地周边有没有这样的高放射成因铅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另外就在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我们都知道四川盆地是5亿年前经过多次地壳运动而形成的，喜马拉雅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那盆地边缘地壳的活动自然很剧烈。结合当下的地质考古结果，在滇东北和川南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的异常铅，那有没有可能在地表曾经存在过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国不存在这种古老的高放射铅还为时尚早！！！ 2017年，河南省南阳文物部门从鸭河工区采集到几块金属锭（疑似铅锭），随后将之送至中国科技大学考古实验室。经金正耀教授团队进行同位素组成测定，发现这些金属锭竟与商代青铜器含有的高放射成因铅十分一致。 随后，金正耀教授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了十多处古矿洞，并采集到一批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这些铅矿石含高放射成因铅，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一致（25亿年等时线）。 同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确定该铅矿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 貌似，我们苦苦找寻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找到了！！！！可喜可贺！！！！不不不，问题远远没有想象的简单！而且问题更加复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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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找到还有其他古老高放射性铅的情况下，我们拿目前最有可能是殷商时期高放射性成因铅来源之处做假设推论。 假设一：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就是来自南阳盆地，那有什么问题？ 经过金正耀教授对殷商时期几乎所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检测结果（有相应的青铜器检测数据库）来看，含有高放射性铅的青铜器主要是二里岗时期到殷墟一二期，殷墟三期以后渐渐变少，殷墟四期以后几不可见，以后的周时期也几不可见，这说明了什么？殷墟三期以后要么这个铅矿采掘枯萎了，完全没有这种古老的矿料了？不，既然金教授他们经过仔细考察发现还有高品位的高放射性铅矿存在，没有枯竭。注：金教授考察的详细报告并未公布，具体这个矿洞里还有没有高放射性铅，有多少，不得而知！ 问题来了，殷墟三期以后几乎不用的高放射性铅，在商末周初的金沙遗址还在大量使用，据铅同位素检测报告指出，金沙出土1000余件青铜器中超过60%的青铜器含有和三星堆完全一样的高放射性铅，另外40%为普通铅。什么情况？西周的宗周距离南阳盆地300公里左右，而成周（洛阳）距离不到150公里，如果距离南阳盆地千里之外的金沙遗址用的是南阳盆地的高放铅，那为什么周弃而不用？？？ 不仅如此，如果南阳盆地这个地方的高放铅在殷商时期被发掘的话，西周不用可以说西周比较高傲或者有更好的铅来源，不屑用殷商之物，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距离南阳不到200公里的随州（曾国）还是没用这个高放铅，据监测随州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65件青铜器，没用一件含有这种高放铅！ 更尴尬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周边的地方没用这种铅，但远在千里之外的巴蜀之地还在用这种铅，如今收藏在四川博物馆的东汉摇钱树就含有高放铅，见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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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假设一如果要成立面临的问题是多多的，在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几乎都已经不用的高放射性铅，在西南地区还在用。如果这个高放射性铅来自南阳盆地，在巴蜀之地不远千里，出于特别嗜好从南阳盆地不断贩运这种高放射性铅的时候，其他地方不可能看不见吧！从空间距离和行为逻辑来看，如此操作怎么都是想不通的！ 唯一只有一种可能，南阳盆地这里的高放射性铅可以给巴蜀之地带来好运（做摇钱树），对除了巴蜀之地以外的其他地域就是不祥之物。这种完全唯心的观点我觉得在历史发展逻辑，乃至人类行为逻辑里恐怕都不好站住脚！且放在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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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这种古老（25亿年等时线）高放射性铅在滇东黔西一带！ 如上所述，金教授在这一带考察了五六年都无所获，仅仅只有年轻（16亿年等时线）高放铅，好像没有古老高放铅啊！ 按朱炳权研究员的分析，古老高放射性铅可能在地表而没有在地下，那古老高放铅有没有可能在漫长的时间中被开采殆尽，只剩下年轻高放铅？因为从滇东北一带开采出来的铅要供应这么多地方使用，开采量是极大的，运输自然也就选择的长江水道顺流而下！ 如果是在这一带开采的铅矿，铅矿是就地冶炼，还是运出去的是矿料没有冶炼，这需要考古遗址来证明，目前似乎也没找到殷商时期冶炼遗迹（或许找到了没公布）！ 目前，是没有冶炼痕迹留下，没有找到古老高放射性铅，似乎滇东北这个选项也要划掉！ 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的想法，没有冶炼痕迹留下可能是不在当地提炼，只是运送的矿料，没有找到古老高反射性铅，有可能是经过漫长的采掘枯竭了！至少金沙遗址和东汉摇钱树可以给此假设做一个注脚，根据上古的发掘和运输条件，上古人的经济活动不太可能舍近求远！ 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东川地区早在两汉时代就已经盛产铜，锡，铅了 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在如此漫长的发掘过程中，上古痕迹想要留下来可能也是极难的！如此意见，且做一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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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化学元素：锡 其实这个化学元素对寻殷商时期的矿料来源帮助是巨大的，因为1933年，李济发表《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说：“（青铜）原料的来源大约来自南方，黄河流域一带无锡矿，这是已经调查出的事实，所以最近的供给只有南方了。” 不仅李济前辈做了这样的判断，就从今天锡矿的探测结果来看，锡矿60%多分布在云南和广西，15%多分布在湖南和江西，这两个地方加起来接近80%。其中远古开采条件比较好的是在云南的个旧和广西的大山，其次是湖南的在衡阳、长沙和常德，江西的在赣南和赣北。这里面有史料可见的开采时间最长的是云南地区，上古时期能够开采的一定是比较易于开采，易于运输的地方。 仅仅从锡矿来看，长江上游地区在上古时期开采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湖南和江西！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铜锡铅会不会从同一个地方采掘，这种可能是有的，但从需求量和铸造工艺来看，我认为铜锡铅分而取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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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偏向于说铜锡铅是分而取之，见下图，殷墟张家庄晚商时期发掘出土的铅锭 累计出土铅块293块，总重量约3.3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铅块的造型还很有意思，都和龟壳一样，前宽后窄，中间凸起，长度最小的10厘米，最大的70厘米，有一些铅块上还有“X”和“十”的标记。 专家分析：如果有3.3吨的窖藏铅块，按照合金配比来估算应该还有53吨的铜块与之对应，至于有没有，不知找到没有。 但可以由此得出一道结论，晚商时期既然将铅单独储存，说明青铜器的原料铜、锡、铅应该是从不同的地方分而取之了！这里的取有直接采掘，有方国供应，有贸易取得。此处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贸易取得，因为古蜀地相对与殷商是远在几千里之外，殷商虽然可能征服过古蜀，但多半鞭长莫及管不了，顶多就是怀柔政策和暗中监视，跟对待周氏一样！然后在贸易过程中采取不平等方式破例获取。 这便是本文的思路由来和论述依据！古蜀地远远不是想象中的鼻塞，恰恰相反，古蜀地极有可能是上古时期比其他地方走得更远，更宽的地方。 这些情况我会在接下来详细论述，比如三星堆跟盘龙城，新干大洋洲的关联！！！ |
|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描述不妥之处，望师友们海涵、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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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发掘出29座墓葬，表现的丧葬习俗在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址中都不曾有过，有17座墓葬中出土了随葬玉器，玉器和用玉器随葬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出土的玉锥形器，更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形。 可以推测，三星堆遗址的这29座墓葬表现的正是良渚文化因素。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时间约为4000年前左右，这个时间也正好与良渚文化消亡的时间大体相符，说明在当时良渚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成都平原地区。 三星堆研究专家表示良渚玉琮这种代表纯观念形态的礼仪器，器形如此复杂，不可能出现在两个没有关系的文化中，这当中必然会有某种联系。 ----------------------------------------------------------- @逍遥子的历史 2020-09-06 14:15:25 川大历史宋治民、三星堆问题研究专家肖先进、吴维羲等都曾参与过研究讨论，因为文献和考古材料都太少, 对仁胜村墓地的一些问题还缺乏认识, 目前的结论都比较谨慎，他们寄希望于考古能有更多的发现！ 楼主，请问您对三星堆遗址上这些带有良渚文化因子的墓葬有什么看法呢？ ----------------------------- 逍遥君，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确有良渚文化的体现，比如三星堆玉琮！ 还有金沙比较知名的十节玉琮 从形制上和制玉理念上看，古蜀地确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我在当初思量《柏灌卷》时有过考量，因为我的时间推算是依据文献上的五帝记载及《夏商周断代工程》来核算的。文中我有提到过如果把五帝当做五个时代来推算的话，上古时代的时间误差可能有200年左右，但我能力有限，确实无法做到精确推算五帝时间，只是做了大致时间的参考！ 言归正传，《柏灌卷》里的柏灌，为了是文章叙述流畅和好理解，我将古蜀柏氏暂列为东夷做帝师的“柏皇氏”后裔，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考量？因为我觉得柏氏应该是来自于东部的文化，或许是文献中太昊，也或许是良渚文化的分支，比如防风氏。《竹书》里有载，大禹杀防风氏，而防风氏在文献中的依稀记载显示此族 善治理洪水，教民稼穑和助禹立法，究竟历史是不是这样，无从考究。但从这些讯息中大致可以知道处在良渚文化范围的防风氏算是上古比较有文化的部落。另外从安徽凌家滩出土的一些含山玉版也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在远古时代有着丰富的文化积累。 所以我将古蜀时存在感不强但对古蜀历史贡献巨大的柏灌氏原型设为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代表。因为我没有确切的文献资料，也没有考古证据来证明此点，所以只能将柏灌氏作为“柏皇氏”来论述，但我文中设定的柏灌氏一直是古蜀时期的“智者”和古蜀文化的推动者，驯家禽，种稻粟，研药材，行商贾，观天象等等。 我个人倾向柏灌氏是来自东部文化区域，但不能确定是长江中下游，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文献资料也拿不出考古证据来证明柏灌氏来自良渚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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