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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5页]

作者:cdnwpu2019
首页 上一页[4] 本页[5] 下一页[6] 尾页[128]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朋友,问的好,请继续往下看。
    夏氏的没落
    在夏氏后期,我以为“夏都”准确的说应该是“夏社”。 在夏朝后期,“夏社”主要在今天“二里头遗址”所在区域,其他如阳城、阳翟和斟鄩(偃师市)等地方只能说明是“夏社”存在过的地方,而且“夏社”存在过的地方可不止这几处。此时的中原地区,夏氏后期对属国的辖制力越来越弱,大国小国之间的征伐越来越频繁,逐渐崛起的商汤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对夏桀发动了七战:
    1、灭葛之战(河南宁陵);
    2、灭温之战(河南杞县);
    3、灭荆之战(山东菏泽一带);
    4、伐顾之战(河南范县);
    5、伐韦之战(河南滑县);
    6、灭有洛氏之战(河南新乡);
    7、征昆吾之战(河南许昌)。汤经过此七战,商汤剪除了夏朝的羽翼后,于景亳召开了诸侯大会,并做《汤誓》,准备发动对夏桀的终结之战。
    自夏桀的最大助力昆吾被商汤灭了之后,夏桀见商汤纠集诸侯甚多,势不可挡,于是在商汤做《汤誓》的间隙,将宗社之物打包向位于山西永济县的属国有娀氏撤退。夏社不灭,夏氏不亡,成汤岂能作罢,于是作《汤誓》(汤誓的用词是很严厉的),务必要将夏氏一族彻底消灭。于是有了后面满中原追夏桀的四战。
    《汤誓》(出自《今文尚书》非伪作)记载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翻译过来是:如果 你们跟随辅佐我对夏桀执行天罚,(事成以后)我将大大的赏赐你们!若你们相信我,我决不食言。如果你们违背誓言,(待我胜夏桀后)我会杀了你,并把你们的妻和子贬为奴隶,绝不赦免。”这个誓发得有多狠,几近恐吓!
    《孟子》记载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战而无敌于天下”。
    后面的四战分别为:8、灭有娀氏之战(山西永济);9、鸣条之战(山西夏县);10、三朡之战(山东定陶);11、郕之战(山东汶上)。《古本竹书纪年》将第八战和第九战合二为一称“鸣条之战”,将第十和第十一两战合二为一称“三朡之战”。故《竹书纪年》将商灭夏称为九战而胜也是合理,有娀氏之战为鸣条之战的前奏,而郕之战又是三朡之战的收尾。有娀氏之战后,夏桀再败,携着宗社向东北鸣条转移。眼见成汤的穷追猛打,一路逃下去也不是办法,夏桀于是集合部族和附庸势力在鸣条与成汤决战。鸣条这场夏商转折之战,双方也是拼命了,商汤执“大纛”冲阵在前,不避箭矢,夏桀也是执戈握剑,死战不退。然双方角力之时,一方气势如虹,心力一致,一方气势受压,心力不齐,此消彼长,结果不难预料。
    “鸣条之战”最后以夏桀的惨败收场,夏桀见大势已去,带着“夏社”慌不择路的向东逃逸。此间不少部族和附庸势力一路走一路散,面对成汤的穷追猛打,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逃得越远越好。史料记载夏桀的儿子之一淳维(獯鬻)逃往了北方的大漠地带,他的残兵败将与当地人融合后演变形成了后来的匈奴民族。夏桀最后逃到三朡(山东定陶),他实在无路可逃了,被动的与成汤又激战了一场,这次也毫无意外的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对夏氏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夏社”丢了太阳也就灭了。缴获“夏社”后,成汤高兴异常的命谊伯、仲伯作了《典宝》以庆。成汤不见夏桀尸首,于是命人继续追击,最后在郕(山东汶上)的一处山林地带将夏桀给包围了,但苦苦搜寻不到夏桀踪影。伊尹这个时候给成汤献了一计,三面合围,留一口子出来,让逃命专家夏桀以为可以出逃。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成语“网开一面”的来源,“网开一面”的真正目的不是放其一马,而是为了将其擒获。最后困兽犹斗的夏桀不得不中计,因为他们没有粮了。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夏桀在焦门被俘后,成汤给了夏桀最后陈词的机会,夏桀睁目张须的痛斥成汤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什么什么的………。这一番慷慨陈词后,成汤怕担上弑君之名无法服众,终究没有杀夏桀,却把夏桀及俘获到的夏氏族人流放到了南巢(安徽巢湖一带)。为什么把夏桀流放到南巢这个地方,成汤也是有考量的,后表。
    朋友们,稍安,下文会持续跟进,述明缘由,请君验证!
    殷商灭夏后,干了什么?
    《古文尚书》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关键词:夏社
    《史记?封禅书》记载曰:“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关键词:欲迁夏社
    《竹书纪年》卷上记载曰:“﹝ 殷商、成汤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 亳,始屋 夏社。”关键词:屋夏社。
    这么多史料记载皆表明一点,殷商想去除夏朝曾经存在过的印迹,其入手的地方就是“夏社”。结合后来殷商卜辞记录可见殷商极尚鬼神,说明他们对祭祀是相当相当重视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由此及彼将心比心,为了表明“天命所归”,殷商必然会尽全力去除夏朝存在最大的凭证,即夏社祭祀地和祭祀物。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如果一个部落或者氏族的延续和表明自己由来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祭祖祭天,以祭祀的方式来铭记。换句话说,祭奠和祭祀也是历史的另外一种书写形式。
    欲革其史必毁其祀,欲灭其国则除其史,做法虽有异,但异曲同工。
    史书对失败者的评价多半是不太友好的,比如写夏桀怎么怎么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穷兵黩武.........集各种低劣品质于一身,意思就一个,他亡国是应该的,但又有史料记载其文武双全,敢想敢干,如对商纣帝辛的评价亦是如此。窃以为,一个王朝的衰落,其直接领导人如帝王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唯君命是从的封建时代,但仅仅是帝王个人的腐败尚不足以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统治阶层的集体腐朽才是根源。君不见,每个王朝的开创之时,从上到下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时日一旦长久,后来者习惯了舒适和安逸,而过度的舒适安逸和伸手即来的供给则带来了毁灭。到了王朝晚期,即使有力挽狂澜之意愿,终究是沉疴难纠,顽抗徒然耳!具体的表现就如历史书上所述的: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要做最后的负隅顽抗,比如夏桀和后来的商纣。史书自相矛盾的评价或有当世价值观的体现,此处不做置评,然,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价值观当真要不得,时日长了,这样偏颇的历史观极容易形成偏见甚至认知缺失,无益于历史文明进步和辩证历史价值观的形成。史书之评价今人当慎读、慎思、慎择。
    公元前1600年左右,按历史惯例,殷商取代了夏氏,商自然要占有夏氏的优渥地盘,“作威作福”的夏氏一族很自然是要被驱逐或流放的。远古时期的原始争斗规则决定了战败一方会被战胜一方无条件全面接管地界和各种物资,战败方的女性被收编而男性要么为奴,要么被驱逐流放!无数史料可以证明成王败寇的残酷性,遑论在不知人权为何物的太古时代!夏氏族人和其追随者逃不逃,跑不跑?
    夏氏遗族艰难入蜀
    《尚书?仲虺之诰》记载曰:“ 成汤放桀于南巢 ,惟有慙德。”
    《史记?夏本纪》记载曰:“ 桀走鸣条 ,遂放而死”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曰:“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淮南子》记载曰:“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而死”。夏桀及其部分贵族后被放逐于南巢(《清一统志》考证为安徽巢湖市),几年后崩。
    夏桀失势后,夏氏一族部分族人或追随者他们为什么要入蜀?有没有去其他地方?他们是怎么到古蜀地的?入蜀地的路线又是什么呢?
    三个入蜀原因:
    一则,夏朝几百年,夏氏和褒氏从未断过来往,夏氏遗族最初想投靠的是夏氏的同族,即有褒国;
    二则,夏朝创立者帝禹生于汶山,与古蜀地算得有些渊源。加之褒蜀之间偶有交集和联系,彼此之间或多或少是知道一点讯息的;
    三则,夏氏失势后,商汤穷追猛打完全没有放一马的意思,他们在中原完全没有立锥之地。夏氏跟东夷打死打活,往东去也不太受待见,往南则是荆蛮之地,他们跟夏氏的关系可不咋好,几句话不对就可能动手。是有部分往西和往北也是有的,也有部分夏氏族人不得已千里迢迢经过古祁山道、古陈仓道到褒国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后来有一部分辗转南下到了成都平原。
    三个时间节点:
    一则,帝癸三十一年,夏氏鸣条之战被成汤击败后,有许多走散走失的夏氏族人,一部分往北到了偏远的大漠之地,一部分往西去了苦寒的西羌之地,一部分南下到了褒国和古蜀地,一部分往东到了东夷之地,后被收编(良渚遗址里或多或少是有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表现,专家学者们可验证此点);
    二则,同年,三朡之战和郕之战后,夏氏贵族被彻底打散,宝物、器物通通被商汤缴获,给做了《典宝》。
    三则,被俘的夏桀及夏氏贵族被驱逐到长江边上的蛮荒地带“南巢”,生活维艰,不得已西上。
    为什么商汤要把夏桀放逐到南巢,而不直接把他杀了?
    一则,因为商汤是夏氏之臣,他不想担上弑君的罪名,而流放是五帝时代以来的惯有做法;
    二则,商汤想顺利上位,必须要有民意支持,如后来《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记载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简而言之,成汤对自己造反行为心虚有愧,不想落人口实,可见《仲虺之诰》是为了解决商汤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不仅如此,窃以为这篇诰道出了夏制商随的可能,比如商仿夏时祭祀而有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后来的秦制汉随一样如出一辙;
    三则,因为南巢的东边就是东夷成鸠国(良渚文明所在),而夏氏一朝,不停的征伐东夷,如帝相,帝杼时期,《鹖冠子》记载曰:“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后来成鸠国虽偶有“來賓”(来宾),但夏氏把成鸠国得罪狠了,岂能待夏氏落魄后给予其好脸色。
    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商汤的用意很明显,把夏桀往成鸠国枪口上送,以致身强力壮的夏桀到南巢后没几年就崩了,或病死,或战死,或饿死。
    不论怎么看,南巢这个地方夏氏遗族呆着都是心慌慌的。
    今天三更
    难道夏氏就没其他地方可以去了吗?
    中原之地,显然是不敢呆的。《汤誓》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造夏朝反的成汤是个绝对的狠角色,夏氏一旦被俘获,除了被殛杀或被奴役外,别无可能。
    那去东夷之地?夏氏把成鸠国得罪狠了,成鸠国很难说会收容他们,给他们立足之地。
    去边陲之地?如西垂和北地大漠,倒是有的,如淳维(夏桀之子)去了大漠,后来成为传说中的匈奴之祖。
    南巢不好呆的,于是有部分族人沿着长江流域一路往西,荆蛮之地自然也是不可能欢迎他们的。经过许多许多年的艰辛跋涉,一路走一路散,历经万难才到得古蜀地。
    他们就不怕被古蜀人赶?古蜀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多部落多氏族的融合之地,对外来者一直比较包容,直到今天四川也延续着这样的特质。
    悲喜交加的夏氏
    夏氏一族在进古蜀地之前,对古蜀地的印象都是偏僻蔽塞,阴冷潮湿,虫豸遍地,粮食匮乏,人烟稀少,且多水害,想想都觉得好惨。多年后,当第一批夏氏族人到了古蜀地后发现成都平原上有袅袅炊烟,人丁兴旺,聚落成群,各式各样的服饰,河道上竹排木筏往来如梭,大小坊市人头攒动,可谓是又惊又喜!夏氏族人本着垦荒的打算带来了种子,农耕技术,中原的手工技术,尤其是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
    褒蜀之间一直有贸易往来,有褒国也是有少许简易的青铜器,但此时的青铜器毕竟是稀罕物,岂会轻易外传。在夏氏入蜀之前,古蜀地的虽也有些许青铜器,但青铜技艺极其粗糙,很是落后。此时夏氏的农耕水平和手工水平明显高于古蜀地,让古蜀人为之侧目惊叹不已,尤其是夏氏带来的青铜冶炼技术使古蜀青铜冶炼技术跨越式的提高。
    此时古蜀地和古蜀先民高度包容性的特质就体现了出来,在艰难的言语沟通交流后,此时平原上鱼凫氏大族长拓槖弄清了他们是来自大禹的后裔,欣然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安排了驻居地,挨着坊市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此时的三星堆是由多个小山坡组成的,坊市在其中一个山坡坡脚建立的,夏氏族人暂居另一个山坡。拓槖也分给他们一些田地和器具,夏氏遗族从此就在古蜀地呆了下来,慢慢成长为古蜀大族,在三星堆祭物里面有体现,后文详表。
    夏氏的前世今生梳理后,或有言论不妥之处,还望海涵,且把目光转回到古蜀地,看看此时什么光景。
    拓槖篇
    生卒年 公元前1591年~~前1540年 终年51岁
    拓槖期间,有夏氏遗族给拓槖建议采用夏朝奴制纳税的管理方法,拓槖听后完全不同意,为什么要奴役族人。但接受了夏氏的另一个建议,重塑祭祀制,以此将四川盆地内的各部落进行整合,建立部落联盟,并实行首领制,对部落结构细化,设立相应的食官,将食官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做具体的管理工作,服务于大首领,有利于大族长对部落事务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控。从此成都平原上原始的酋邦制形态渐露迹象。
    蚕丛柏灌时期虽也有管事,但管事也要劳作,都不是专人专事,有时忙于劳作甚至会把自己负责的事物给耽搁了。专人专事,食官专司管理,服务于大首领,大首领再统一调度,这样事物管理协调就变得有了条理,最后在夏氏和柏氏的共同努力下,制定出了初步的章程。此期间文符还在艰难改善中,柏氏虽然很努力的做文符的收集和整理,但是进展异常缓慢,目前这还不是平原上主要事务,蜀地文符此期间进展一度迟滞。
    拓槖时代分工细化专人专事,出现了古蜀史上第一批“食官”,建立了古蜀史上最初的的酋邦制度,从此部落里不再叫大族长,改称头首(大首领),首领以下是二首、三首等由平原上的大氏族担任,分别有蚕丛氏、柏氏、古羌、玄嚣部、颛顼部、古彝杜氏、夏氏等等,但对其他异族几无辖制也无从辖制。因为古羌人,蚕丛氏等都是从岷山湔山上下到平原的,此时的等级和实力划分多以山头形式存在,故按实力划分为头首,二首,三首……等等。
    设几大食官:
    祭人:专门设立萨帕(古羌)和萨玛(柏氏)两个职位,萨玛负责祭词和祭祀流程的制定,萨帕负责宣讲和傩舞等等。蚕丛时代,祭祀还不是这么浓重,自柏氏柏成整理和程式化祭祀之后,祭祀慢慢正式和有度,有专门的祭师掌管祭祀,负责祭品的制作和管理,比如象牙,玉器,少许青铜祭器等等;因为玉器錾刻不易,青铜器技艺还在完善中,此时最高级的祭物是古蜀人又惧又敬的乳齿象的象牙,其他就是石器和粗制的玉器还有一些牲畜和藤编器物等。鱼凫氏时代起,祭祀是所有社会活动中最正式,规格最高的群体性行为,在正式祭祀的时候,萨帕吟唱,而头首则手操藤蛇恭拜。手操藤蛇恭拜的造型在古蜀地沿用了几百年,最显著的体现是三星堆的铜立人像和金沙的小立人像。祭台则一直沿用了蚕丛柏灌时用的地方,只是重新修葺和改善了一下。
    行人:主管语言,此时古蜀地有很多部族,也有很多方言,语言不通远远比没有文字麻烦,后来的“古蜀语”(疑似尔玛语)就是由他们结合羌语、汉语整理而来。柏灌氏几百年,图符进展缓慢,只有简易的图画产生,而在鱼凫氏则有了少许图符产生;
    水人:主管水利,专于河道的开拓和管理,走马河就是此时段开拓出来的,另外就是蚕丛、柏氏两代几百年的治水经验总结和整理,古蜀先民都是傍水而居的,临水一侧一般要筑堤防洪,后来慢慢加宽加高成为了过水墙,临水一侧做成坡形,这样的做法则主要用到了后来三星堆坊市的扩建和过水墙及干墙加固上,后表;
    稷人:掌管农业,成都平原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在鱼凫时代开拓了大部。在蚕丛和柏氏两代主要开拓的区域是成都平原北部,如绵阳、德阳、绵竹、什邡,成都西部的彭州、灌县、郫邑和部分新都地区;
    桑人:掌管桑蚕,蚕丛柏氏后桑蚕种养技术和纺织水平大幅度提高。自柏氏以后,蚕桑已经不是蚕丛氏的专利,整个成都平原及周边都有蚕桑,东至绵阳盐亭,西至雅安,南至乐山一带都有,不过蚕丛氏依旧是平原上的绝对桑蚕大户和大氏族;
    槽人:掌管商运,坊市经营和秩序管理,商贸道路的开拓等等。蚕丛柏氏两个时代,古蜀人活动最明显的就是三件事,蚕桑、耕植和易货,给古蜀地积累了不少家底。鱼凫时期,因为水上交通工具的改善,商路触角延伸的更远,尤其是在邛都(越嶲郡)一带发现了盐,只是盐品比较低劣,但好歹多了一个选择。
    士人:掌管秩序,整个部落联盟的秩序管理和协调,蚕丛时代是没有士人的,只有坊市管事,在柏氏时期有了专门的坊市士人,因为三星堆坊市规模不是很大,士人比较少。到了鱼凫时期,三星堆规模扩大了两倍有余,士人的数量才多了起来;
    秩人:掌管氏族内部,玄嚣,昌意,颛顼,帝禹等等的梳理和管理,蚕丛柏灌时代的秩人相当于后世的大理寺,主要是规范和管理氏族内部人员的行为,目的也是为了成都平原上各氏族的团结和相互帮扶;
    司马:掌管氏族卫队,军队雏形,主要负责对来自西面和南面的僚人、僰人等异族游群滋扰的驱逐和打击。
    注:以上食官的名称是为了行文便于理解和表述给命的名,古蜀语不是这么叫的,比如祭师用古蜀语称呼是萨帕、萨玛或萨巴,母曰姐,男女称呼为尔,尕(小孩),玛,短裤曰裈,短衣夹袄曰襦,几案曰搁,水中之洲曰澼等等。
    公元前1550年左右,拓槖一代,四川盆地渐渐出现国家的前期形态—酋邦制。
    拓槖在三星堆专门建了一些石屋和草棚以作食官们的工作场所,后世有专门修筑食官事务所,后表。开始每过30个日升月落就把各“食官”聚在一起商议,后来改为春芽,夏雨,秋叶,冬雪的四个时节召开例会。因为水人、稷人、槽人、桑人这些食官大多时间也是需要一直在外奔波,没办法在固定时间赶回来,都是碰到具体问题后直接回来找首领协调和处理,极少聚在一起。鉴于这样的情况,拓槖后改为一年只召开四次全体食官例会,如有特别事项需要商议则提前通知赶回。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在成都平原上四处巡查的拓槖于公元前1540年,卒于绵阳盐亭县的桑蚕林里,后葬于盐亭,其子鴶鵴继任头首位。
    @往事如烟gogogo 2019-12-12 12:25:35
    蛇在哪里?不是象牙吗?什么情况?盼楼主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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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首乃至萨帕手上握的是蛇,蛇的材质在古蜀地经过了石制,藤编,铜制这么一个过程,但没有玉制的蛇,但可能有玉制的蛇身人面类器物。具体原因下文会详述的,请稍安!
    楼上朋友行家,确实如此,扬雄的方言记录的古蜀语是上古或接近上古蜀语的语言,而李实的蜀语已经是融合了大部分汉语表达方式的地方语言了
    鴶鵴篇
    生卒年 公元前1569年——公元前1502年
    鴶鵴期间祭祀愈发兴盛,祭品有石制、象牙、玉制,少许铜制
    鴶鵴,生于公元前1569年,拓槖长子,身长近丈,性谨而尚农,孝且恭。
    在拓槖长逝于盐亭的时候,鴶鵴还在郫彭一带劳作,与前辈善训养禽类不同的是,他很尚农耕,觉得地里长出的东西才是最实在,最好的东西。
    公元前1540年,在其父拓槖去世后,鴶鵴为各族尊为新任首领,首领之位难道不争一下抢一下吗?中原为了首领位可是打的头破血流,古蜀地怎么也弄点动静啊!好歹也意思一下表示表示。不是不表示,而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古蜀这个时候的头首是没人愿意做的。印象中的大首领似乎应该高高在上,要么讲德行施政,要么坐着发号施令,吃好的穿好的?古蜀地这时没这个条件,也没中原那么复杂,古蜀头首一样要耕种渔猎上山下河,典型的吃力也讨不着什么好,不然鱼凫氏也不至于分为两派。那时的古蜀先民没有想这么多,既然为各部族信任推举为首领,那就是要尽责任和义务的,治水农耕驯养等等样样不落下。
    鴶鵴和众多普通古蜀先民一样,终年奔波在成都平原上,唯有每年秋收后的祭祀的时候,才履行头首职责,领着众多祭师和部从在坊市附近的另外一个小山坡上摆下祭品,沐浴扎发更衣束衽,打理妥当后,恭恭敬敬的跟着祭师走祭祀流程,先摆放祭品,祭师念祭词,众人庄严肃穆,行礼,祭师执火把、跳祭舞,祭天祭祖祭神灵。
    此时的祭祀大致情形是:
    祭品:主要是石制和木制的农耕工具、渔猎工具,藤编,五谷粮食,各种水果、牲畜,各族的玉制图章,少许的铜制器皿,祭品里面最醒目最耀眼的是乳齿象象牙,每次祭祀的时候都是将象牙从短到长一根根树立起来,形成一个扇形,以此方式沟通天神;
    祭师:羌人(萨帕)和柏氏(萨玛),萨玛负责前期工作如梳理祭词和制定祭祀流程何第二天的欢庆活动,萨帕负责第一天的祭祀,要么着面具要么脸上画上白黑彩绘负责宣讲,沟通天人和跳傩舞;
    参与人员:第一天以鱼凫氏为首的平原上各氏族及男性族人,女性不得参加,第二天则男女均可参加。
    此时成都平原上最隆重最鼎盛的事件就是每年的秋收祭祀(相当于过年),每次祭祀都是古蜀先民的一个大聚会。毫无疑问,这样的聚会对此时孤苦无依的古蜀先民有很好的凝聚作用。
    鴶鵴期间,做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改革:丧葬制度。蚕丛时代是石棺无椁葬,柏灌时代则是石棺有木椁土葬。到了鱼凫时代,土葬慢慢改成了火葬。火葬的原因是基于美好的想法:人自天上来到人间,人身消亡后魂归天神怀抱,与先祖相遇天阙。整个古蜀时代都充满了对“天河”(银河),天神(阳神),上天的崇拜或者说崇敬。
    火葬的规格和地点则是根据地位和身份来严格划分,只有神王才有资格火祭,然后被运回到其祖地湔山,其次是大氏族德高望重之人才可以规模次些的火葬,身份低下的庶民是没有资格火葬的,只能土葬或水葬。陪葬品的规格自然也是有严格规定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成都平原上除了每年江河发发大水,让古蜀先民心惊胆战外,其他时间还算不错,就是夏天湿热点,冬天湿冷点。自柏氏一族起,古蜀人对药材探索和运用愈发熟练,偶尔熬制一些喝喝,也还有点效果,日子似乎不是那么难过了。
    公元前1502年,勤勤恳恳履行头首之责的鴶鵴,年迈体衰无法劳作。他把头首担子递给了背负古蜀先民期望的儿子白翰身上,于前1497年,卒于三星堆石室。
    行文至此,三星堆的前奏已经表述的差不多了。
    事件的发生或许有偶然性,但人类历史从来都没有跳跃和突变,因为人类每一个小技能的获得,文化、文明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乃至漫长的时间。
    没有突变的历史,只有丢失的时间。
    从白翰起,将正式解析三星堆的种种疑惑,提到的,乃至还没有提到的,下文都将会有表述。
    理不说不清,史不辨不明,我愿将周六、周末两天作为提问时间。在此我扫榻相迎,甚至恳请专业考古人员、专家学者能参与讨论和赐教。
    @琉璃荧光007 2019-12-15 14:52:51
    老师您好,我是成都的一名普通的中学生。
    我们老师说四川人有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但是连自己的历史都说不清楚,简直是种耻辱。
    他让我们务必上天涯论坛来学习一下老师您的文章,还让写读后感!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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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同学,你们好。在此给你老师点个赞,给努力学习,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你们点赞。
    如果朋友们对三星堆有任何疑惑,或者对我所言有任何质疑,还望不吝赐教,拜谢啦!
    继续更新!
    白翰篇
    生卒年 公元前1542年——公元前1479年
    白翰,鴶鵴之子,生于公元前1542年,身长一丈二寸(一尺为16.95cm),面枣无须,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隆起,嘴阔颔宽,双耳贴脑,其性恭敬,志韧而悍,其任内神王制度体系逐渐完成。
    白翰40岁之前一直做槽人,和老前辈蚕丛氏洪苗、柏氏柏贾一样,麻袋藤框,竹杖瘦马,披星戴月的推行坊市的运营和商贸道路的开拓。往东乘船走盐道到巫山荆湘一带,往西来回穿梭于西南丝绸之路,往南到朱提带回不少铜矿,往西北过汶川茂县到松潘九寨,往北到褒地近陈仓,对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是十分了解,对此时中原情况也有所耳闻。此时的中原处在殷商初期,百业兴盛,人丁兴旺。回头看看自家的情况,心有所感。古蜀地上有不少异族游群散置,行事无度无矩,未有辖制。白翰捉摸着是不是自家也可建立起部落联盟?
    公元前1502年,白翰继任头首后,时而沉吟,心里这沉淀已久的想法可否实现呢?
    同年夏伏,思虑良久的白翰找来柏氏族长和夏氏族长询问,古蜀地是否可以建立起部落联盟?
    柏氏族长柏嚞(ji)摸了摸长须,轻声曰:“吾地人丁稀少,耕地促狭,民智未开,行事由心。如有所制,似无不可”。
    夏氏族长劦道:“此地四面环山往来不利,时有水害,势不若中原。然手制、桑蚕之物犹有过之,群落零散,宜束宜矩,可推酋邦”。
    白翰仔细想了想,沉吟曰:“族人行事随性不服教化,如何是好?”
    柏嚞曰:“何不设专事教化之教人,教言教行”?
    白翰颔首,缓曰:“柏祖所言有理,然族人智开之时未定,宜缓图之。当务之急乃拢人为上”。
    夏氏族长劦向白翰一拱手曰:“王拟神权,以奴驭民,何如” ?
    白翰闻言低吟曰:“王拟神权,以奴驭民?”约莫一刻钟后,白翰眉头一扬,抚案拍掌曰:“王拟神权,可,以奴驭之,否!柏祖,何意?”
    柏氏族长柏嚞轻轻颔首曰:“善!”
    经过白翰、柏老嚞、夏老劦的商议,制定了神权王代的聚民之策,古蜀历史上的神权文明就此拉开序幕。王拟神权是要从神入手的,自然是要找古羌人来商议,古羌人自古以来都有信奉神灵的传统,由于言语晦涩流程不明,在古蜀地虽有完善和改进,但不成体系。于是白翰让古羌族长和柏氏族长商议出一个程式来,一个能让古蜀各族都能接受和认同的一个信念。
    秋起之时,柏氏族长、夏氏族长、古羌族长议于三星堆石室内。结合盆地水文气候特点、山形地貌及古蜀先人的艰苦开拓史等等,柏氏族长柏嚞曰:“祖上历经万难以有今日,吾辈当承先人之志,奋发图强砥砺前行。然何以聚民?”
    古羌族长爻颔首曰:“族辈行事由性无有约束。先人之志不逮,难驭身当束念。有所图必有所惧,念可束于惧”。
    夏氏族长劦,轻声曰:“民念无依则乱,民惧是为有图,束念于惧,似无不可”。
    柏嚞默然良久,轻轻颔首。
    爻续曰:“吾地民惧有三,一曰江水,二曰山高,三曰无阳,江水无情,山高难越,无阳则饥。王可拟江神、山神、阳神之托,惧民以心辖民以志”。
    柏嚞深深的看了爻一眼,叹曰:“惧有余则惶恐生,辖有余则民意背。若惧辖并与恩抚,民心或有依。羌祖以为如何?”
    爻沉吟半晌后,曰:“柏祖所言有理,当如此!”
    在夏氏、柏氏、古羌三族长的共同谋划下,恩威并施的神王理念诞生了。稍等,此时我们不禁要发问:昌意朱提后裔北上的古彝杜氏此时也算成都平原上的大族,他们怎么不参与讨论?因为此时的古彝杜氏一门心思从事商贸和农耕,对是否成立神王制不感兴趣,态度上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其根本原因在于古彝杜氏认为其根在朱提,他们此时对成都平原的归属感并不强。
    为了古蜀地的进一步发展,白翰余生一直都在力推神权王代之制,且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
    1为宣王权,白翰特地命人制作了金杖(在一号坑发掘所得)。金杖是白翰走南闯北所拿竹杖(响棍)的显化,金杖也是后来三星堆祭祀用品里做的最为精致的物件,精致是因为金质较软,容易造型和制作。黄金这种材质是自蚕丛时代起南下朱提滇黔在牦牛羌所在地区的安宁河与雅砻江(丽水)一带发现的,因为比铜更易塑形且不易变色,后主要用于装饰祭品,此时的黄金的价值远远不如铜。
    关于金杖的说明,金杖即是竹杖(也叫响棍)。竹杖是白翰(古蜀先人)走南闯北的必备物件,目的是为了防身,驱牛马和打草惊蛇。在前面《柏氏卷》说过柏贾行商改犊鼻裤,以防蛇虫鼠蚁。执拿竹杖防身驱牛马还是其次,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打草惊蛇”。彼时的四川盆地及西南地区,灌木参天荆棘丛生,草丛里最活跃的根本不是飞禽走兽,而是各种爬行动物,尤其是蛇。蛇来无影去无踪,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响,突如其来的袭击令人防不胜防。因此蛇是古蜀时期古蜀先人最害怕的动物,没有之一。如何提前发现蛇,如何制服蛇,如何处理被蛇咬伤等等成了此时外出的古蜀先民最需要注意和防备的。蛇这种动物此时在古蜀先人眼里、心里是绝对的邪恶象征。
    2 按势力大小对氏族进行排位,为了彰显等级差异(封建时代称尊卑),白翰主要在服饰和装饰上做了革新,如长衫的长度和款式,一等势力长衫及踝,二等势力长衫过膝,三等势力长衫及膝等等,还有就是发型,耳饰的改革。在蚕丛,柏灌时代,要么披头散发,要么束发,除了柏氏族老之外,极少正正经经的梳理头发,自夏氏一族入蜀地后,古蜀地渐渐开始笄发。到了白翰的时候,则根据身份对笄发类型做了细化。蚕丛时代(羌人居多)极少有戴耳饰的做法,戴耳饰是柏氏时代的柏贾四处游商,南下到滇黔一带与南夷(古彝)接触时发现他们会根据耳饰的大小和精美程度来区分身份,从此古蜀地的大族也有了戴不同耳饰来表明身份的习俗;
    关于“六夷、七羌、九氐”的说明。
    南朝宋时期(420年~479年)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崖尨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和继自《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转》都没有六夷、七羌、九氐这么具体的数字,只有笼统模糊的划分,称夷(多),羌(少),氐(少)几类。那范晔归类的六夷、七羌、九氐是怎么来的?乃白翰制定古蜀地等级制度后一点点分化迁徙,度过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和两汉时期不断融合,三国两晋打散后又重新组合而成型的。六夷、七羌、九氐仅仅是西南地区有代表性的氏族,此时广阔的西南和西北地界可远不止这些夷、氐、羌。
    六夷,大致分布在川西南滇东北。蚕丛氏的后支,行为习俗乃至语言都比较接近汉人,如后来的冉駹夷,笮都夷,邛都夷,朱提夷,姑复夷,哀牢夷(与古蜀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等等;
    七羌,大致分布在川西和川西北。其保持着古羌人大部分的习俗和习惯,如后来的邓至羌,菪昌羌,白兰羌,青衣羌,牦牛羌,钟羌,白马羌等等。
    九氐,大致分布在川西北和甘东南。乃成都平原及周边生活的融合了汉,羌,彝,濮等等各民族的混合种族,除了会畜牧外还会农耕,其行为习性以羌行为主,所以氐羌历史上一直都并用并称。这支混合种族后来陆陆续续往川西、陇西,乃至陈仓迁徙,扩散而成的。氐人多以地名来区分,比如冉駹氐(羌),青衣氐(羌),白马氐(羌)、清水氐(羌)、略阳氐(羌)、临渭氐(羌)等等,古蜀人(蚕丛、柏灌)实为氐人的先人。窃以为考证氐人的起源是松潘是不合适的,湔氐道仅仅是十三氐道之一而已。另外武丁时,卜辞记载的“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及《竹书纪年》记载的:“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 “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这里的氐、羌指的是位于陕西南和陇西一带的氐羌,而非古蜀地。
    3 再次扩建和加固三星堆坊市。三星堆坊市经过蚕丛,柏氏两代古蜀先人的修筑扩建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主要在鸭子河畔的南部,大致位置是西北起清关山,东部至月亮湾,西南至今天一号坑和二号坑位置所在,整个坊市过水墙和干墙的走向是自西北到西南,之所以这样布局完全是因为水文流向的原因。古蜀地城邑自西北向到东南向的布局完全是依水势而建的,后来的金沙也好,十二桥也罢,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做的布局。白翰一代,根据彼时三星堆的地形和水文(鸭子河,马牧河等)情况,加固和扩建北部靠鸭子河的过水墙(青关山和真武宫)。东北边因为氏族人口的增加,开辟出了仓包包这个区域出来作为王居之所。东边和西边的墙体只是根据坊市内部地形和水文情况修筑了一些。因为后来荧栎、玄鴞、铉鸓和翟鹗四代神王已经被大量的青铜祭器的铸造耗掉了绝大部分蚕丛、柏氏几百年积累的物力和财力,而南部墙体直到五代神王昱鹄才修筑的。青关山和真武宫的过水墙主要是为了防洪以保护坊市,干墙则是将三星堆坊市进行区域划分,如火祭区,祭祀区,布匹区、器具区、藤编区、药材区等等。严格的说,此时的三星堆不再是坊市或邑的规模,而是“三星堆城”!
    4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坊市的管理,因为坊市愈发兴盛,贝币已不够用,在蚕丛和柏氏的建议下,开始仿着贝币的样子用铜来铸造铜贝。铜贝由于加工工艺实在太难而无法大量制作,只制作了为数不多的几种铜贝,铜贝被当做大面值的贝币来使用,铜贝和贝币(海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换算关系,比如铜币相当于100块,贝币相当于1块;
    5制定严格的祭制规程,当时能运用的资源大都靠向了祭祀,以祭祀的方式来聚民制民也是势之所驱。此时大搞祭祀虽会消耗大量的物资和用度,但当时的蜀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如果再是散居散种的部落游群,对平原的进一步开拓和江水治理也是不利,如能把有限的力量整合起来,那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一点看神权王代是有利于凝聚民力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成都平原的开发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约公元前1480年,经过白翰二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斡旋,鱼凫神王祭祀体制终于形成,神权王代之制正式出现在四川盆地历史上。然此时白翰已身染重病其力渐衰,在三星堆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神王祭祀祭天仪式后,白翰就卧床不起。
    次年秋,为古蜀史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第一任神王白翰崩于广汉三星堆,终年63岁,其子荧栎继任神王。为表彰白翰的功勋,其子荧栎将其遗体在三星堆火祭后,特地将其遗骸送回湔山祖地下葬。自白翰起,形成了神王遗体在三星堆邑完成火祭仪式后,送回湔山祖地下葬的惯例。神王遗骸下葬的位置大致在彭州什邡绵竹以西的湔江区域,此预留待考古人员的发掘验证。
    自荧栎开始,神王之位就开始了家族传承,古蜀地鱼凫氏的家天下传承自荧栎开始。
    系曰 赞白翰
    执杖披蓑南北路,蜀地欲振风雨诉。寒来暑往二十载,祭祀神殿金身铸。
    @一抹飘然 2019-12-17 11:26:29
    我曾经问过老师,六夷,七羌,九氐,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这些具体指哪些地方?老师的回答很笼统,说这些泛指华夏(中原)外四个方向的外族,具体指哪些让我查资料。
    我的老师是教历史的副教授,也许他的方向是唐宋年间,对上古史不太清楚吧,又或许他没有时间。
    直到今天,才在楼主这里看到了《后汉书》里说的六夷,七羌,九氐解释的这么清楚的,拜服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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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您好,《后汉书》的六夷,七羌,九氐,区域分布大致为我上文所述,部落名称或稍有差异;
    关于“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先看看这些称呼怎么来的,夏 对各方部落的称呼多是“某某氏”,商 对各方部落的称呼多是“某某方”,殷商一朝掐的最恨的就是“戎”。周 对各方部落方国的称呼就复杂的多了,最开始是按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主要是区别于中原文明礼教之地,武王伐纣成功敕封天下后,多以“国”来称呼各地。
    现在系统叫法应是《尔雅 释地》记载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九夷”最早见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这个“九”不是九个,而是多的意思,后世”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东方之夷有九种。”可能不太确切;
    《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这个应该是参考了《竹书纪年》的,用词主要是颜色和方位,没有具指,将九理解为“多”或有意义;
    “八狄、七戎”较早可见的描述出自《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 舜 西教乎七戎。”
    八狄 代表如:秽貊、月支、匈奴、白屋等;
    七戎 代表如:大荔、陆浑、义渠、乌氏等;
    六蛮 代表如:庸、巴、髳、越等;
    我认为《尔雅》列举“九夷、八狄、七戎、六蛮”里的数字不是具指东南西北四个方有多少个民族,而是对四方民族人口的多少进行的排序,东方最多,北方次之,西方再次,南方最少。
    后世一些史学资料刻意的要把这些数字弄明白,反而有点有碍观瞻了,你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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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1-06-26 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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