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你认真读[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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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你认真读[第71页]

作者:未央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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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张怀素谋反大案，蔡卞也是重点调查对象。
    他在京城与张怀素多有交往，这点人皆知晓。不过，这是许多公卿大臣的共性问题，法不责众，似乎不是太大问题。问题出在河南的把酒言欢。
    当时，蔡卞前脚刚到，张怀素后脚便至，莫非这是事先商量好的？而且，张怀素离开河南回乡不久便被抓，河南之行似乎是导火索。
    当然，蔡卞涉案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主犯吴侔之故。
    吴侔，父亲吴安持，宰相吴充之子，母亲王氏，王安石长女。据说，王安石特别喜欢这个外孙，在其出生时还特意写了首诗表达爱意：
    《赠外孙》
    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
    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

    诗中可见，王安石对这位外孙寄予了厚望。可惜，吴侔成年后并没有如外公所望，反而被张怀素的花言巧语所惑，渐有了非分之想。至于张怀素所说的金陵王气，可能正因为吴侔与王安石的特殊关系而故意设的诱饵。
    如此，脉络就很清楚了。蔡卞夫人是王安石次女，算起来，蔡卞便是吴侔的姨夫。这样的蔡卞，不是嫌疑人，谁又是呢？
    不过，查来查去，并没有发现蔡卞涉及谋反的证据。
    那么，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呢？那就是，蔡京不仅抹平了自己的事，顺道也将弟弟的事抹平了。毕竟是亲兄弟，他可以打压、排挤、贬谪之，但真是生死攸关，还得出手相救。换句话说，他也不能让蔡卞涉案，否则他作为胞兄也难免株连之罪。
    当然，也可能蔡卞与张怀素的交往，原本就没有太多实际内容。河南的把酒言欢，不过是交际场上的逢场作戏。
    就这样，蔡卞涉险过关，躲过一场大难。即便如此，他还是以礼尊妖人的罪名被贬官，降为资政殿学士，提举太清宫。
    回头来看，这场所谓谋反大案，很可能是旧党的报复行动。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很可能正是蔡卞。毕竟蔡卞与他们的结怨太深，至于蔡京等人倒可能是次要目标。
    当时的情况，蔡卞被贬离京，旧党揣摩圣意，想着落井下石置他于死地。恰好他又在河南高调招待张怀素，给了对方灵感。张怀素身为道士，口出狂言、行为怪诞，确实是个很好的靶子。这便有了后来的告发和举报，就是想借张怀素牵扯到蔡卞。至于龙脉、谋反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谓美妇人之类的也可能是泼脏水。毕竟，这些伎俩在党争之中并不新鲜。
    那些被处死的或者牵连的官员，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然，他们也未必全是无辜，至少是言行不谨，才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再说，党争之下，又有几人真正无辜呢？

    （90）
    蔡卞贬官后，并没有走向同宗蔡确的命运。
    当年，蔡确被贬出京城、一贬再贬，直至命丧黄泉。
    时间不长，徽宗便下诏，蔡卞加观文殿学士，任昭庆军节度使、知镇江府；后再迁知大名府、知扬州。
    很显然，对这位老资格新党领袖，徽宗还是给予了足够的礼遇。虽然将他贬出京城，但无论镇江、大名府还是扬州，都是大宋的重镇，大名府更是四京之一。这些地方物阜民丰、经济繁荣，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能在这些地方主政，也不失为一件美差。
    实际上，徽宗对蔡卞无论褒贬，更多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毕竟，他行的是父兄的新法路线，蔡卞身为王安石的乘龙快婿，几乎已是王安石变法的象征，保留对蔡卞的礼遇，就是对王安石的尊崇、对新党的肯定，也是对坚定新法路线的宣誓。
    以对一个重要人物的态度，来传递国家施政的方向和信号，很多政治人物喜欢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也是他们的惯用伎俩。看来，徽宗也精于此道。
    如此，在地方辗转数年后，蔡卞再次回到京城，任中太一宫使兼侍读，后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迁镇东军节度使。这些都是位高而无权的虚衔，荣誉和尊崇足够高，却没有多少实权。也许，这正是徽宗对蔡卞的定位，一个新法的牌位。
    在徽宗使用蔡卞的问题上，蔡京扮演了什么角色，令人有些好奇。只是，历史丢失了太多细节，已很难准确的复原真相。从常理来分析，一个位高而无实权的弟弟，蔡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或许这正是他希望并努力的结果。
    蔡卞，何其聪明之人，对自身处境洞若观火。既如此，那就悠游岁月、安享富贵吧。实际上，这段无所事事的时光，恰是他一生最尊贵、最悠然的好日子。

    （91）
    借着这份悠然，正好来看看蔡卞的家人和家事。
    纵观蔡卞生平，无论多少标签在身，最重要的身份还是王安石女婿。这段姻缘对蔡卞至关重要，可谓人生转折点，一生事业由此起步，辉煌也好、落寞也罢，都和这个身份紧密相关。
    既如此，就来认识下这位王安石的千金，后来的蔡夫人。
    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娶妻吴氏，两人共生有三子、三女，可惜两人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两子、两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这位搅动了中国上千年，至今依然是话题焦点的大人物，一生只有老妻一人，两人相濡以沫、夫妻白头到老，这在北宋的士大夫里是很少见的。
    吴氏，名琼，也是名门之后，祖父吴敏、父亲吴芮、叔父吴蒙皆为进士。母亲王氏是王安石的姑母，两人是表兄妹，王安石年长三岁。
    据说，王安石少年时祖父病故，随父在家守孝三年，其间与表兄妹们同窗共读，其中便有吴琼。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之后顺理成章结为夫妻。
    据说，吴琼文采绮丽、才华出众，在宋人笔记里多有记载。比如，她的传世名句：
    待得明年重把酒
    携手
    那知无雨又无风
    这灿然文采，似乎也不输李清照几许。在王安石之外，也得益于吴氏的教导和熏陶，子女们在文学修养上均有相当不俗的造诣。
    说到子女，他们夫妇夭折的儿子寂寂无名，那个夭折的女儿倒有很多人熟悉，这源于王安石写给女儿的那首诗：
    《解任别女诗》
    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
    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

    诗的背后，是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故事。公元1047年，王安石调任鄞县县令。他到任不久，妻子就生下一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当时，他们住的地方种满木槿花，出生地又在鄞县，王安石便为女儿取名王堇，小名鄞女。
    据说，这个女孩聪明伶俐，还没满月就会吱吱地笑，没满周岁便能牙牙而言，这让王安石夫妇喜出望外，对其宠爱异常。可惜，女孩刚满周岁不久便因病夭折，令夫妇俩痛断肝肠。虽只有几百日的父女缘分，王安石却对亡女无比牵肠挂肚。公务之余，他常常来到爱女的安葬地，崇法寺西北的松林里，在女儿坟前徘徊流连。
    后来，王安石离任鄞县，临行的前夜，他孤身来到女儿坟前最后探望，依依诀别、泪流满面，怅然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离别诗。王朝更替、人事代谢，虽百代有余，今日再读此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仍令人潸然泪下。纵观王安石一生，再也没有回过鄞县，正印了诗中所言，与爱女生死各西东了。
    好在，他是个有女儿缘的人，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让他对鄞女的爱和思念有了寄托。次女，名为王文安，嫁给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安持，至少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吴侔卷入了张怀素案。幼女，便是蔡卞的夫人。
    或许因为鄞女夭折之故，后世也称蔡卞之妻为王安石次女。这种说法也没有错。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保留鄞女的位置，哪怕她在世上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光，但有那份深沉的父爱，还有那首千古名作，她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并铭记。
    只是如此，让蔡夫人稍有些委屈，排行靠后了些。不过，想来她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92）
    这位蔡夫人，生卒年不详。
    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无人知晓。
    想来，她出生在宰相之家，母亲和姐姐都有名字，她自然也该有名字的，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世人多称其七夫人，这应该是她在王氏家族姐妹里的大排行。
    要知道，她的父亲是王安石、丈夫是蔡卞，都是宰相级的高官，都是名震千古的大人物，她就生活在他们左右，分享共同的时空、感受同样的炎凉，却连生死之年和名字都留不下，这是否也是一种悲哀？
    或许，是我们太重视王侯将相、太在意大人物了，对他们的点点滴滴、奇闻轶事都能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却对他们的身边人包括挚爱亲人不仅知之甚少、甚至也不愿于闻。殊不知，人人都是血肉之躯，那些大人物的性格秉性，甚至他们的千古功业，很多时候恰恰来自身边人的熏陶塑造和默默支持。
    至于她何年嫁给蔡卞，史书语焉不详。有种说法是神宗熙宁三年，即公元1070年，这个年份大有可能。
    正是这年，蔡京、蔡卞同时高中进士，兄弟同榜成为京城传颂一时的美谈。北宋素有榜下捉婿的习俗，王安石虽贵为宰相，但逢爱女终生大事也未必就能免俗。何况新科进士蔡卞，正是青春年少且才气逼人，王安石自诩慧眼识人，眼疾手快也是正常的。
    令人有些好奇的是，王姑娘在这桩姻缘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她是心无着落但凭父亲做主，还是心有所属，再央求父亲出手的呢？
    在北宋中期，女性的婚嫁相对自由，再婚再嫁也是寻常事，宰相家的女子可能更多一份自由。如果再联想到王姑娘的才气，不禁让人猜想，这场姻缘的发起人很可能正是她本人。
    这么说也是有逻辑支撑的。王安石身为宰相，当时正在擘画变法大业，许多新科进士都是支持变法的骨干力量，他们时常前来相府拜见王安石，这其中必有蔡卞。对这些青年才俊，素有文采的王姑娘难免生出爱慕之情。也许，某个春日的午后，在相府厅堂，王姑娘和蔡卞曾擦肩而过，彼此有过惊鸿一瞥。
    而正是这回眸间的风采，让她芳心暗许。如此说来，或许是她先对蔡卞有了爱慕之心，才有王安石后来的主动招婿。
    之所以做这样的设想，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蔡卞和王姑娘的结合是出于爱情，而非很多人揣测的政治婚姻。有人说，这场婚姻是蔡卞对王安石的攀附，这更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既大大低估了蔡卞的才华，又严重贬低王安石的慧眼。
    蔡卞和王姑娘的婚姻，正是传说中才子佳人，佳偶天成。

    （93）
    大婚之年，蔡卞22岁，王姑娘更年轻，最青春、好年华。
    这场婚礼，一个是宰相之女，一个是新科进士，这场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扰动了整个东京城。
    这桩婚事，甚至还惊动了后宫，太皇太后曹氏下懿旨，特赐一对新人价值数十万的珠宝美玉及锦褥华服。
    吴夫人向来最钟爱小女儿，决意要为她办一场隆重的婚礼。说起来，天下做母亲的，哪个不想为女儿办场梦幻婚礼，这既有对女儿的深爱，还多少夹杂着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
    据说，吴夫人不惜重金，购置了昂贵的乐晕锦制成床帐作为女儿嫁妆。世人皆知王安石生活简朴，吴夫人此举引起了京城议论纷纷，甚至传到了神宗的耳朵里。神宗有些纳闷就问王安石，卿大儒之家，也用如此昂贵的锦帐嫁女儿？王安石向来不问家务事，竟不知所对，忙回府问之，果然如此。他赶紧将锦帐献给京城名刹开宝寺，用作福胜阁佛帐的装饰。次日进宫，王安石还特意为此事向神宗请罪。
    这个故事出自宋人的笔记，真假难辨。不过，此中流露出吴夫人对女儿的万般宠爱，应当确实无误。
    婚礼的盛况，早已无法还原。可以想见，以当年神宗对王安石的尊崇，以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的意气风发，以东京城的繁华富庶，随着婚期临近，相府周围的街巷定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是一片喜庆吉祥的海洋。
    大婚那日，蔡卞和王姑娘，伴随着鼓乐笙箫和欢声笑语，在拥挤沸腾的人群里，在无数人的祝福声中，在所有人的注目下，共同融化在了爱和甜蜜的世界里。
    毫无疑问，这是蔡卞和王氏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熟悉历史的人还知道，这甚至也是北宋最后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正是蜜月期，肝胆相照、声气相投；新旧党争还未成形，王安石是可以批评的，新法是可以讨论的，双方即便政见不合依然能把酒言欢；婚礼上，司马光、苏轼等人必然在坐，觥筹交错、开怀畅饮，其乐融融；新郎官蔡卞，还远没有后来深不见底的城府，就连蔡京也还是意气风发的俊逸青年。
    可惜啊，这样的光景，很快便一去不回。

    （94）
    关于这位七夫人，有很多故事传世。
    据说，大婚之后，小夫妻琴瑟和谐十分美满，蔡卞十分敬重夫人，以至于到了有些惧内的地步。家中大小事务，但凭夫人做主，甚至遇有朝中不决之事，他也多与夫人商议。而七夫人不仅聪慧且有主见，常常能给出不错的解决方案。
    久而久之，此事传得朝野皆知，时人称蔡卞每遇国事，先谋之床榻，再宣之庙堂。对此，蔡卞的同僚们不禁感慨：吾辈每天所奉行的，都是蔡氏夫妇的唾沫星子啊。这意思是说，他们干的工作都是七夫人的主意。
    七夫人不仅机敏过人，而且擅长走上层路线。据说，哲宗在位时，其生母朱太妃特别喜欢七夫人，经常召其入宫随侍作伴。七夫人能说会道、巧言巧语，总能哄得太妃喜笑颜开。显然，这对蔡卞的仕途是有力的助攻。
    后来，蔡卞果然官拜尚书右丞，做了副宰相。他在家中摆宴庆祝，还请了许多优伶请来助兴。谁料，席间竟有伶人出口打趣道：蔡公今日拜相，实乃夫人裙带所赐。这是公然讥讽蔡卞升官，走的是夫人路线。
    裙带一词，自此流传开来，直至今日。
    这位伶人是否因此受罚，不得而知；七夫人是否因此发怒，也不得而知。不过，显然可见，蔡卞宴请宾客，七夫人是不回避的，而且还常常语出惊人。比如下面这个小故事。
    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北宋词人，世家出身，其父维瞻、伯维藩、叔维甫皆为进士。他自幼酷爱诗文词赋，诗词造诣颇深，可称大家。
    可惜，他的诗词虽好，仕途却并不顺遂，半生辗转腾挪，却多是不入流的小官。他先是投在曾布门下，曾布失势受到牵连，不得已又转投蔡卞。
    当时，蔡卞官居润州知州。某日，他在家中宴请宾客，毛滂也在座。酒过三巡，蔡卞以池中鸳鸯为诗，末句为：莫学饥鹰饱便飞。毛滂随即起而和诗：贪恋恩波未肯飞。这是典型的拍马表态之语，表明自己对蔡卞忠诚感恩。这时，一旁的七夫人，却笑接了一句：不是刚从曾相公池子里飞来吗？此语一出，众人大哗，毛滂更是顿时语塞，羞惭不已。
    在这个故事里，毛滂的形象多有不堪，却也不必过度解读。人在官场起伏，逢场作戏，溜须拍马，也是在所难免。文人风骨固然不可缺，但现实困境有时也压得人喘不上气。毕竟，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能有陶渊明、李白、苏轼的人生境界。
    至于七夫人，她的这句笑言，也许只是玩笑而已，不过却恰好戳在了毛滂的痛处。而毛滂能有羞愧之意，能感到痛，就说明其内心依然有所坚守，依然底线分明。
    也有可能，她是有意讥讽毛滂。如此倒可见她的文人风骨，虽一介女流，同样有士大夫忠贞不二的情怀，着实令人钦佩。

    （95）
    七夫人才情出众、快人快语，还因此给人起了诨号。
    诨号的主人，便是北宋有名的诗僧惠洪。
    惠洪，又名德洪，字觉范，筠州（今江西高安）人，俗家姓喻。他自幼家贫，少时父母双亡，先入寺为沙弥，再入京城天王寺剃度为僧。
    出家需有度牒为凭，而度牒为政府所控制。由于申领不易，他冒用了僧人惠洪的度牒，从此便以惠洪为名。后来因冒用事发，他入狱一年并被勒令还俗，出狱后拜宰相张商英门下，再次得以剃度，赐名宝觉圆明禅师。后来，张商英在党争中受贬，惠洪受牵连被流放海南，三年后才得北归。不幸的是，他又被卷入张怀素谋反大案，入狱百余日遇大赦获释。
    或许，正是坎坷的身世，让惠洪的才情在诗歌得到了爆发。他的诗意境深远，极富禅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下面这首：
    庐山杂兴四首其二
    别开小径入松关，
    半在云间半雨间。
    红叶满庭人倚槛，
    一池寒水动秋山。

    这诗写得非常巧妙，犹为后人所喜。前两句写景，从山下远望，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向上延伸到高处的山门。这山一半在云里，一半在雨里。第三句写诗人的位置，在落满红叶的庭院里，斜倚着栏杆。最后一句巧妙而富有意味，是点睛之句。诗人用水中倒影将远处山景与近处院景连在一起，让整首诗浑然一体。诗人低头去看庭院里的池塘，秋山竟在水中轻轻摇动。这个动字，用得极有意味。要知道，山是不动的，池塘中的水原本也是不动的，动隐含了风，这便是诗的味道了。
    据北宋诗人韩驹记载，他曾在一座寺庙里，见有三百余名僧人排队求诗，惠洪来者不拒，挥笔立就。时人评价惠洪：老洪作语惊一世，笔力可敌千人军。到了清代，更有学人称赞其为宋僧之冠。
    当然，对惠洪的评价也有另外，七夫人便有独到的看法。据说，她有次读惠洪的诗《元宿岳麓寺诗》
    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青灯映薄纱。
    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上梅花。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
    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东华。
    读到，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她打趣道，不过一个浪子和尚罢了！有七夫人的这句话，浪子和尚这顶帽子，惠洪就算戴上了。
    诚然，七夫人有玩笑的成分，对诗僧有些不厚道。不过，他倒是借此诨号声名大振、千古留芳。再说，出家人原本就是六根清净，既不求功名富贵，又怎会在意这无心之戏语呢？想来，惠洪初闻七夫人的玩笑，可能也是笑而不语。
    七夫人的一句笑语、留下了一段佳话，不仅让更多人知晓这位才华横溢却又身世坎坷的诗僧，也为枯燥的历史留下了更多的灵动和温情。

    （96）
    世人称，七夫人有旺夫之相，诚其然也。
    自此，蔡卞仕途顺遂，步步高升。
    不过，虽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却也有大遗憾，那便是孩子的问题。转眼间，两人结婚二十余年，却始终膝下无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对蔡卞夫妇来说，是个要命的事。为了早日得子，七夫人天天焚香祈祷。关于他们的求子之路，宋人笔记《泊宅篇》里有个颇为惊悚的故事。
    哲宗年间，蔡卞由京城出知广州，路过无锡赴任。他得知惠山寺为当地名胜，便领着七夫人去寺中进香，拜佛求子。
    那日，有个名叫杨生的人，恰好与几个僧人在佛殿闲谈。他见到蔡卞夫妇求子心切，便对僧人们笑言，原来蔡公没儿子啊，不如我给他做儿子吧。蔡氏夫妇听到如此玩笑，不禁摇头。
    令人惊奇的是，蔡卞到任广州不久，七夫人便有了身孕，次年如愿得子，取名蔡仍。三年后，蔡卞调任官职，特意取道无锡，往惠山寺庙进香还愿，三岁的蔡仍与父母同行。
    不料，进入寺庙后，小蔡仍语出惊人，竟说自己前世正是无锡的杨生。蔡卞闻之大惊，随即向僧人打听杨生的情况，得知已于三年前故去。他再找来杨生之子杨陟和杨昇，问其父去世的日期，竟是蔡仍的生日，甚至连时辰都对得上。蔡卞夫妇和众人大惊失色。更令人诧异的是，几日后，再问小蔡仍还记得从前的事吗？他却茫然不知了。
    自此，蔡卞对杨家多有关照，后来还推荐杨陟入仕。
    故事不免有些骇人。不过，蔡氏夫妻得子不易，应是不争的事实。蔡仍生于公元1091年，蔡卞时年43岁，七夫人也近40岁，放在那个年代，算是老年得子了。
    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了儿子，夫妻俩视为掌上明珠，万般宠爱。可蔡仍体弱多病，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让人心焦不已。在寻医问药之余，他们还到处寻道问僧，想算算儿子的命势。
    林开，京城有名的术士，架不住蔡卞夫妇的再三请求，只好留下一句话：蔡仍当止于三十五。
    闻听此言，七夫人伤心不已，蔡卞也是泪眼婆娑。两人痛心之余，只能彼此安慰：到儿子35岁时，他们也许早已不在人世，既是见不到，也就罢了。
    岂料，蔡仍活到了公元1171年，享年八十岁，寿终正寝。不过，有好事者还是发现了其中蹊跷。蔡仍24岁进士及第出仕为官，曾任徽猷阁学士等职，到靖康年间蔡氏家族倾覆被罢官夺职，时年正好35岁。如此算来，术士所言实为蔡仍仕途终结之年。
    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儿女，盼儿女；有了儿女，又怕儿女长不大；儿女长大了，又盼儿女长命百岁。
    在这个故事里，哪有咄咄逼人的新党领袖，哪有分毫不让的朋党之争，只有求子心切、爱子如命的父亲母亲。
    在孩子面前，所有人都是普通人。

    （97）
    实际上，就连变法强人王安石，也是儿女情长之人。
    他就十分宠爱两个女儿。长女的孩子出生，他升格做了外公，还特意写诗为贺。小女儿长期膝下无子，估计他也跟着操碎了心。
    在罢相归隐江宁之后，没有了政务的缠身，他格外惦记京城里的两位女儿，便作诗表达思念之情。千百年后再读之，依然能感受到强人背后那份柔软的父爱。我们来感受下：
    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
    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
    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

    《寄蔡氏女子二首》（之二）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
    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
    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
    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诗中所见，父爱如山、情意绵长，两个女儿都是他的心头肉，思之念之，护之爱之，并无任何分别。不过，他对两位女婿却是态度迥然。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吴安持和蔡卞。
    论出身，吴安持是宰相之子，蔡卞之父不过官至侍郎。按常理说，吴安持在官场的优势应该胜过蔡卞，事实则大不然。吴安持终其一生也未能跻身宰执，只是以天章阁待制致仕。相比而言，蔡卞的仕途要辉煌的多。这里面或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个人才华。从史料记载来看，吴安持并非科举入仕，而是承父荫入职。无论后世如何鄙视科举，惟科举确确实实是人才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两人在才华上，蔡卞更胜一筹，这是硬实力的差距。
    还有就是王安石与吴充的关系。两人在官场上是同僚，在生活中是姻亲，却在政治理念上大相径庭。王安石力主变法，吴充不以为然，后来王安石首次罢相，接替他的正是吴充。吴充接任后对新法三心二意，因此被神宗罢职。可以想见，站在吴安持的角度，他夹在父亲和岳父之间，应是左右为难。这或许影响了王安石对他的观感和栽培。
    再有就是两位夫人的区别。说起吴夫人，虽然王安石也给她写过五言古诗《吴氏女子》流传后世，但她在史料中几乎是隐形人；而七夫人却是宋人笔记里的常客，有很多故事流传至今。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两人的才学、性格、处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也影响了王安石对她们夫君的态度。很显然，王安石更偏爱蔡卞，甚至将其作为衣钵传人。
    在王安石诗词里，就有专门写给蔡卞的，比如：《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江宁府园示元度》《怀元度四首》等。
    《怀元度四首》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怀抱。
    孤坐屡穷辰，山木迹如扫。
    数枝石榴发，岂无一时好。
    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秋水才深四五尺，扁舟斗转疾於飞。
    可怜物色阻携手，正是归时君不归。

    白纸黑字，字字都是真相。这些诗里，字里行间情感充溢，都是对蔡卞的赞美和喜爱。
    很多时候，面对历史的重重迷雾，只有仔细翻找这些平常人的琐碎，才会更接近事情的真相。比如，想要更多的了解蔡卞，就得知晓站在他背后的七夫人，甚至还有他的岳父。唯有如此，才会明白他为何坚定地继承王安石的衣钵，坚定地推行新法，甚至不惜飞扬跋扈、不惧流言蜚语，也要对旧党痛下重手。不仅国事如此，很多家事也能找到答案。
    比如，为何蔡氏兄弟长期不和？

    （98）
    有人说，女人之间有三种关系最难相处。
    一曰婆媳，二曰姑嫂，三曰妯娌。
    据说，七夫人过门后，由于性格强势，与蔡京之妻徐氏的关系长期紧张。妯娌不和，也是蔡氏兄弟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
    关于徐氏，只知其父徐仲谋在仁宗、英宗年间为官，生平了了，并无显赫之处，徐氏的品行、性格等则不见详细记载。显然，以徐氏之出身，与七夫人宰相之女的身份不可相提并论。还有种说法，蔡京与徐氏完婚于公元1071年，反倒在蔡卞和七夫人成婚之后，这有点奇怪。
    据曾布记载，徽宗曾当面问他，蔡氏兄弟为何不睦？曾布给出的答案，首先便是妯娌不和，其次才是两人争权夺利。徽宗闻之，深以为然。就连深宫里的天子都已知晓，可见蔡氏兄弟的家务事，包括七夫人的强势等等，在京城已是人所共知。
    这倒引出了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妻子们的关系，对丈夫们的友谊会有多大的影响？想必很多人对此都有发言权。大体来说，是正相关的关系，妻子间越和谐，丈夫们越亲密，反之无论男人们之前多亲密，最终都会渐行渐远。
    实际上，在漫长的婚姻里，无论丈夫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往往是妻子影响和塑造丈夫更多一些，这是女人温婉的性格所决定的。这个生活的真相，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很多时候被有意的掩盖了。
    徐夫人和蔡夫人，她们站在蔡氏兄弟背后，各自影响着自己的丈夫，演绎出了迥异的人生。
    这种事，还有个专有名词，枕头风。
    相比而言，七夫人的枕头风更强劲，将蔡卞吹得东倒西歪。当然，也吹出了蔡卞的辉煌仕途。

    （99）
    很显然，迎娶王安石的女儿，是蔡卞人生的最大转折点。
    这场婚姻彻底改变了蔡卞的一生，不仅让他享受了宰相女婿的红利，也让他终身坚定地支持新法和尊崇王安石。
    正是在他的持续推动下，王安石的历史地位不断抬高，先是配享神宗庙庭，后被追封舒王，配享孔庙且与颜回、孟子同列。即便如此，蔡卞犹不满意，还要推动岳父排在孟子之前。
    对蔡卞此举，不仅朝野内外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连走江湖的伶人戏子都看不过去了。据说，当时东京城内有出戏曲，讲的便是这个。
    在戏里面，孔子居中而坐，颜回、孟子与王安石侍列在侧。孔子让大家坐下。王安石便上去请孟子居上位。孟子推辞说，天下尊贵以爵位为先，他不过是个公爵，王相公是王爵，理应居上。王安石又去请颜回上坐。颜回推辞说，他不过乡野匹夫，平生没有半点功业，王相公是名士大儒且功绩显赫，不应推辞。如此，王安石便居两人之上而坐。
    只是如此一来，孔夫子坐不下去了，也要起来让位，王安石惶恐不已，连忙起身拱手称不敢不敢。众人便在那里相互推辞，相持不下。一直在外面的子路听不下去了，直接冲到隔壁祭祀的房间，将公冶长揪了出来。公冶长不明就里的问道，我有何罪啊？子路便说落他说，你当然有罪，错在不维护你的岳父，你看看人家女婿是咋做的？
    颜回、子路、公冶长皆孔门弟子，公冶长还是孔子女婿。
    据说，这出戏风靡一时，京城内多为其辛辣讥讽叫好。蔡卞知道后，似乎有所醒悟，便不再坚持王安石居孟子之上了。
    后来，谏官们弹劾蔡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私报恩仇，指责他在掌握大权后，将对王安石的个人情感强加于国事之上，以对王安石思想、学术和新法的态度，来取舍人才、划分敌我；但凡尊崇赞美王安石的，就提拔重用赏以高官厚禄；敢说王安石不是的，就以诽谤宗庙为名贬谪流放，以至于朝廷所用多为奸邪小人，流毒于天下。
    弹劾的谏官们，甚至将蔡卞比作笑面夜叉，可见厌恶之深。
    今日看来，谏官们所言也未必全是事实。毕竟党同伐异多年，北宋朝堂上的谏官们也难说公允无偏。不过，蔡卞对王安石的尊崇已近乎偏执，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后面有没有七夫人的影子呢？答案不言自明。

    （100）
    蔡京、蔡卞，同胞兄弟，同居乡里，同启蒙学，同习书法，同游京师，同时及第，在入仕之前的人生轨迹，几乎没有分别。可这两兄弟却性格迥异，为人处世的风格差别很大。
    蔡京身体强健，精力充沛，喜欢交际，热衷功名。他讲求华服美食，喜欢美屋豪宅，乐于宴请宾客，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应酬终日也不觉疲乏。家中如无宾客，他还会主动到亲朋家中走动。
    他反应灵敏、思维活跃，应变能力很强，这甚至是他屹立官场的法宝。在宋人的笔记里，记载了几个活灵活现的小故事。
    据说，蔡京曾向徽宗举荐好友出仕。毛友龙，浙江衢州人，富有才学。既有宰相举荐，徽宗便召见之，并以其名字发问：龙是天子之象，你怎么和皇帝做起朋友来了？
    这个问题绵里藏针，稍有不慎，容易犯大不敬之罪。徽宗倒未必有意为难他，也许只是不悦其名罢了。
    友龙惶恐，窘迫不可答。回去后，他沮丧地向蔡京报告。蔡京闻之叹息，这不难啊，只需回答：尧舜在上，我当然愿意和夔龙为友。
    这里面有个典故。《尚书?舜典》记载：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夔、龙，两人都是舜的大臣，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后世以此二人比喻辅弼良臣，能与这两位为友自然也是良臣了。最关键的，还将徽宗比作了尧舜，天子岂能不悦？
    要说，蔡京确实有才学，这个问题不仅对的极好，而且马屁功夫也是相当了得。
    或许是蔡京做了工作，过了一阵子，徽宗再度召见毛友龙，这次是问他对大晟乐的看法。大晟乐是徽宗得意之作，据说新乐演奏时，其乐之美甚至吸引了数只白鹤盘旋皇宫之上。徽宗据此画了《鹤瑞图》，流传至今已然稀世国宝。
    有了前番教训，这次毛友龙显得比较沉着，思虑片刻，答了一个字：讹。
    徽宗听了茫然不知所以，稍后蔡京进宫，便问其此答何意。蔡京听罢，心中暗叫不好，好友又答错题了。不过，他反应快，迅速解释道，江南人和、讹不分，讹就是和，大晟乐主和。徽宗颔首。毛友龙终于求官成功。
    毛友龙也许是瞎答的，但蔡京却解释的很好。大晟乐，有八音相和，乐器和于古制，还与瑞鹤相和，更和于天子。仓促间，蔡京能解释的如此完美贴切，可见机灵。
    尽管毛友龙的召对勉强过关，但他的名字还是犯了忌讳。
    问题还是在出在龙字上。徽宗后来下旨：天下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毛友龙，只好改名毛友。这在后世传为笑话，笑赵佶的小器和皇权的贪婪。也许正是自此开始，如卧龙这般雅号，华夏大地不复存也。
    公元1099年，哲宗年间，蔡京受命接待辽使。
    来使李俨，燕京人氏，祖上累世为官，皇帝赐姓耶律，辽道宗去世后，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天祚帝，执权十余载，死后赠尚父，谥号忠懿。北辽小朝廷的权臣李处温，正是其侄儿。
    李俨此行目的，史书语焉不详，以他的分量和当时局势，有可能是为调停宋夏战争而来。在西北战场，宋军连连得手，西夏不得已请辽人协调。哲宗却不想马上停手，便有意敷衍李俨，以拖延时日。如此，蔡京的接待工作便不好干了。
    李俨，进士及第，才学俱佳，尤擅诗文。眼见宋人敷衍，致使他在东京迁延日久却未有成效，不禁有些不满。一日，他和蔡京对饮，拿起盘中的杏说：来未开花，如今多幸。蔡京闻之，当即拿起盘中的梨说：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当时辽宋使节往来频密，彼此间时常切磋诗词歌赋，既是文人雅兴，也是两国间政事的交锋。哲宗知道李俨是北国大儒，故派蔡京接待。而蔡京机敏如此，最终也不负使命。

    （101）
    比较而言，蔡卞身体羸弱、性格内敛、好静寡言，更重实事而非功名，生活上也较为简朴，对衣食处所兴趣不大。
    他曾在地方主政多年，官声颇好。
    当年他知江宁时，由苏轼为其撰写制词，相当于委任状。东坡洋洋洒洒，挥笔而成，其中特别写道：才力之优见于郡治，宣城之政数月而成。想来，两人各为旧党、新党骨干，在政治立场上针锋相对，苏轼仍能有此评语，这既说明了东坡的大度，同时也说明蔡卞确有行政之才。
    据记载，蔡卞在广州为官时，当地虽繁华富庶，但他一无所取、两袖清风。到他调离之日，当地夷人夹道为其送行，还将蔷薇花瓣洒在其衣服上表示敬意。
    不仅南方的夷人如此，北方的辽人也对蔡卞尊崇有佳。尤其是他的精妙书法，令很多辽人为之痴迷。
    哲宗在位时，蔡卞曾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出使辽国。途中，他偶受风寒，卧病不起。辽道宗得知后，立刻安排专车接送，以免于路途颠簸，利其安心养病。辽人如此礼遇，可见蔡卞在辽国的声名之显。
    说起书法，蔡卞与胞兄早年都师从族兄蔡襄。蔡京的书法成就自不待言，而蔡卞的书法造诣也毫不呈让。据说，蔡卞练习书法，终生不倦，直到垂垂暮年，依然笔不离手。
    徽宗年间，由蔡京等人主持编纂的《宣和书谱》，如此评价蔡卞的书法：少时而学，初习颜体，笔势飘逸，然不够圆熟，后自成一家。擅长大字，厚重结密，如其为人。
    蔡卞的书法，还得到了岳父王安石的加持。公元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期间撰写《精义堂记》。书稿成后，他特意遣人送到京城，先着蔡卞誊抄再呈给神宗。王安石的文章，再配上蔡卞的书法，神宗读之赏心悦目，也由此开始熟悉蔡卞，继而逐步重用他。
    米芾，书法大家，向来狂傲，对诸书家多有微词。他曾点评道：蔡京不得笔，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黃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刷字，独尊蔡卞得笔。可见，在米芾眼里，蔡卞的书法高于众人一筹。
    时人评论蔡卞的书法：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
    然而，受名声所累，蔡卞的传世墨迹并不多见，仅有《楞严经偈语碑》《孝女曹娥碑》《致四兄相公尺牍》《雪意帖》等，其笔势潇洒、放纵任能，字势俊丽、飘灵婉约，书风多样、成熟精到，运用之得心应手，令人叹为观止。
    《雪意帖》尤为特殊，这是蔡卞行书的代表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全文20个字，细细观瞧之，入笔不一、丰富自然，各取其态、笔法纯熟，皆神采奕奕。有名家曾指出，其书体与米芾、蔡京多有神似，或可见他们彼此切磋的痕迹。
    可惜，与蔡京一样，蔡卞的书法成就受奸恶之名所累，渐渐失去了应有的万丈光芒。以至于后人感慨万千：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102）
    纵观蔡京、蔡卞的生平，徽宗继位是重要分割点。
    前半生，弟弟鸿运当头、一路领先，哥哥不温不火、紧追不舍；后半生，哥哥后来居上、大富大贵，弟弟上下辗转、渐趋寂静。
    爱也好、恨也罢，嫉妒也好、竞争也罢，随着时光流淌，这对兄弟也迎来了诀别。先行一步的，依然还是弟弟。
    公元1117年，蔡卞告假返乡祭祖，路上突发重疾，病逝途中，终年69岁，朝廷赠太傅，谥号文正。
    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唐代以后，做官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身后事，或许就是谥号文正了，这是对一生行止的最高评价，也是光耀门楣的最高荣誉。
    文正，原为文贞，后避宋仁宗赵祯的讳，改为文正。
    要知道，即便是在文治灿烂、名臣辈出的两宋，也只有10个人谥号文正。在蔡卞之前，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六人；在其之后，则只有郑居中、陈康伯、蔡沈三人。
    算起来，北宋有8人、南宋仅有2人。至于后来的元、明、清三朝，文正的谥号也是极其稀有。说起来，这和司马光的建议大有关系。
    据记载，司马光见到之前短短几十年便有数人谥号文正，觉得颇为不妥，便上奏神宗称：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尔位，文正乃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必须慎之又慎、惜之再惜。
    神宗接受了建议，在位期间无人谥号文正。神宗之后直到南宋灭亡，历代帝王也都极为谨慎，近二百年也只有五人谥号文正，这其中便有蔡卞。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提出了慎用的建议，不料身后却也谥号文正，而围绕这个谥号的来回折腾，则让他死不安稳。
    正因为文正越发珍稀，许多名臣都与之无缘，比如苏轼。
    公元1101年，苏轼病逝常州，此前刚遇大赦由海南北返中原，职务为朝奉郎。如此小小官职，连获赠谥号的资格都没有，何谈文正呢？直到南宋，宋孝宗追赠东坡谥号，文忠。
    文忠，同样不同凡响，仅次于文正。颜真卿、欧阳修、张居正、林则徐、李鸿章等名臣的谥号，皆是文忠。
    此外，还有个人的谥号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王安石。这位身动千古的大人物去世时，在诡谲的政治氛围下，只获赠太傅，并无谥号。直到数年后哲宗亲政，蔡卞、章惇等新党掌权，才追赠王安石谥号，文。
    单字谥号，古已有之。比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张昭，三国时东吴的国之柱石，内事不决问张昭，说的就是此君；司马昭，一代权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宇文泰，南北朝时，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北周政权的奠基者。此外，韩愈的谥号，也是文。
    有人说，文的谥号高于文正，也有人表示反对。不过，就王安石的谥号来说，他的文，定高于文正。理由并不复杂。
    要知道，当时蔡卞大权在握，疾行霹雳手段，重拳打击旧党，重走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在他的力主下，朝廷已追夺旧党领袖司马光的文正谥号。在此之下，蔡卞怎能让王安石的谥号低于司马光呢？在他这里，于公，王安石是新法的旗帜和精神领袖，于私是岳父和恩师。
    如此说来，蔡卞谥号文正，实属不易。
    不过，他和司马光一样，同样谥号文正，同样死不安宁。只不过，反反复复之后，司马光最终保住了谥号，蔡卞则彻底坠入深渊。
    南宋高宗时，朝廷追贬蔡卞为宁国军节度副使，后再贬单州团练副使，文正的谥号也被追夺。到元人修《宋史》，蔡卞更与胞兄蔡京、族兄蔡确、福建同乡章惇等人同被列入奸臣传，被彻底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所谓人生浮沉，可不仅是有生之年，有的人死后更加颠簸。

    （103）
    蔡卞这复杂的人生，又当如何评价？
    按理来说，他既已身在奸臣榜，也就无须多言了。在很多人眼里，煌煌史书既已定案奸臣，那他必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卖主求荣、鱼肉百姓之辈。
    可若真对照这几条去看蔡卞，似乎一条也对不上。既如此，那蔡卞的身后事，又何至于如此不堪呢？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王安石变法，还是在于新旧党争。
    北宋亡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安石变法被视为亡国的始作俑者。很多人希望将王安石拽下神坛，再狠狠踹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只是王安石的变革精神和为民情怀确实无法质疑，其个人的才学、修养、品行更是无人可以撼动。
    既然王安石动不了，那追随他的骨干们，比如章惇、吕惠卿等人就难以幸免了。蔡卞既是他的得意门生，又是乘龙快婿，更岂能漏网？再说，还有胞兄蔡京的恶名在前，这个奸臣榜，蔡卞几乎是插翅难逃。
    如此说来，蔡卞竟有些冤枉了。再念及他的才学和书法造诣，特别是为官地方的清正廉洁和功绩作为，他似乎更委屈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蔡卞是有其功，也确有其过。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蔡卞呢？
    说起来，这牵扯到了如何评价政治人物的问题。
    但凡政治人物，尤其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生平多复杂多变，人生轨迹也并非简单的上下曲线，有时甚至如蛛网般的杂乱。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不同的模样，甚至会相互矛盾。
    所以，对他们的评价不能简单化脸谱化，而应该有全面系统的考量。不过，至少有一条，那就是他们在权力巅峰时的作为和不作为，应该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具体到蔡卞来说，其权力巅峰是在哲宗亲政时期，他和章惇并列于朝堂，可能还越过章惇小半个身位。这时的蔡卞，大权在握，睥睨天下，全无当年温文尔雅，对旧党的迫害和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推行新法急功近利、粗暴颟顸。正是他的偏执和狭隘，加剧了党争的惨烈和残酷，让北宋朝堂上的宽厚雍容之气，至此几乎丧失殆尽。
    纵观历史，政治人物行事，常有不得已之处。蔡卞自然也是。可他真就没有其它选择吗？当然不是。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可在蔡卞身上，几乎看不到妥协和包容，有的只是跋扈和嚣张、戾气和暴虐，大权在握的蔡卞只是快意发泄着个人的私愤，肆意挥舞着权力的大棒。
    说到底，蔡卞已被权力驯化，成了权力的奴隶。
    这样的蔡卞，对大宋朝不是治病的良方，而是实实在在的毒药。如此说来，将其列入奸臣，也毫不为过。
    多年之后，再回望福建仙游乡下，那个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的俊秀少年，一生宦海浮沉、荣辱富贵，死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值得吗？委屈吗？冤枉吗？

    （104）
    说完了蔡京兄弟，再来看看蔡京父子。
    蔡攸，字居安，蔡京长子，生于公元1077年。
    他出生这年，父亲蔡京30岁，已是而立之年。这对蔡氏兄弟很有意思，蔡卞很晚才有的孩子，蔡京这也不早。
    对迟来的长子，蔡京甚爱之，他和天下的父亲一样，同样倾注了最多的父爱，同样望子成龙。
    父子之情，人间至亲至爱。可惜，蔡氏父子之情，随着蔡攸成年并步入仕途，渐渐变了味，最后竟成了一个笑话。
    关于蔡攸的仕途起步，有个故事流传很广。
    哲宗在位后期，蔡攸年方二十，刚刚踏入官场，在裁造院作监守。裁造院为少府监所辖，掌裁制服饰，供皇帝服御及祭祀之用。少府监，是负责制造门戟、神衣、旌节、祭玉、法物、牌印等事务的机构。蔡攸在这地方做个小小的监守，不过官场末流而已，几乎无足轻重。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裁造院设在皇宫里，距离皇帝的直线距离很近。
    这里有机会吗？当然有，前提得做个有心人。
    恰好，蔡攸不仅有心，而且非常机敏。他很快就发现，每次去裁造院入值，恰好赶上群臣退朝，只要算好时间便能和大臣们迎面相遇。
    那些退朝的人，哪个不是勋贵重臣，哪个不是王侯将相。能在这些人面前露脸，哪怕只是混个脸熟，也是非常难得的幸事，如果恰好被某人相中，那离飞黄腾达就不远了。
    就这样，蔡攸日复一日的与大臣们相遇。
    退朝的大臣里，就有时任端王的赵佶。久而久之，他注意到，在退朝路上，总有位翩翩少年，下马拱手立于道旁。少年眉目清秀、谦恭有礼，观之可亲。赵佶便问左右，这是哪家公子？左右答：蔡承旨的长子。蔡京时任翰林承旨。赵佶微微颔首，在心中暗暗记下了此人。
    这番记载出自《宋史》，可能确有其事。看起来，哪怕初入官场，蔡攸已是工于心计的高手。
    当然，这也可能是后人的事后诸葛亮。
    或者说，这是后人以结果倒推过程的典型案例。先定位一个老官僚的阴险狡诈，再来反推他年少时做某事的动机。具体到年轻的蔡攸来说，他是真的工于心计，还是无心插柳呢？可以做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来看，立于大臣退朝路上是谁的主意？这是蔡攸自己的谋划，还是出自父亲蔡京的授意？
    蔡攸并非科举出身，从其时任官职来看，这个不入流的小官，很可能是靠恩荫而得。换句话说，是蔡京替儿子谋来的。对蔡京来说，他要的不是官位和品级，而是办公地点正在皇宫大内。如此说来，蔡攸长期拱手立于道旁，更可能是蔡京的教导，要的就是在朝臣面前露脸，以此给儿子铺路。
    再有，蔡攸的目标是赵佶吗？
    很显然，未必是赵佶。要知道，哲宗与蔡攸同庚，这时也才二十出头，谁能预料他会在1-2年内驾崩？此时的赵佶，虽贵为亲王，可谁也不会料到他会做皇帝。
    所以说，蔡攸的目标不会是赵佶，至少不是唯一的目标。也许，目标另有其人，或者说所有朝臣都是目标，要的就是在集体面前亮相。只是后来赵佶做了皇帝，他恰好又好奇地多问了几句，这才留下蔡攸专候赵佶的假象。实际上，当时发问的人可能很多，只是没人在意其他人罢了。
    不管怎么说，结果是确定的，蔡攸由此结识了端王。赵佶即位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天子视野。不过，直到父亲蔡京坐稳宰相后，蔡攸的仕途才开始真正起飞。

    （105）
    公元1104年，赵佶在登基四年后，赐蔡攸进士出身。
    这点非常重要。在大宋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没有进士出身的人，很难被文官群体认同，想在仕途上谋取远大前程几乎是不可能的。27岁的蔡攸，已经并不年轻，终于解决了这个大难题。这年，其父拜相已是两年有余。想来，这背后出力更多的，可能还是蔡京。
    之后，徽宗任命蔡攸领衔编修《国朝会要》。在他手下工作的，多是来自史馆、集贤院等科举出身的进士们，蔡攸的赐进士出身令很多人心有不服。
    这种不服甚至歧视是体制性的，就算皇帝也改变不了。不过，徽宗仍然将这项工作交给蔡攸，恰恰说明了他对蔡攸的宠幸，为其创造博取功名的机会。至于，蔡攸是否有真才实学，他也未必真正关心。毕竟，这种领衔的事未必需要事必躬亲，多数是挂名而已。
    至此，蔡攸走上了仕途的快速通道。
    到公元1107年以后，蔡攸不断加官进爵，先加龙图阁学士兼侍读，又升宣和殿大学士、赐毯文方团金带，再进淮康军节度使等。不过数年而已，那个拱手立于道旁的少年，已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可以和众臣一起退朝了。
    不过，此时父亲依然是蔡攸的参天大树。他还得依靠大树来遮风挡雨，可再大的树，也有挡不住的风雨。
    朝堂上，一场狂风暴雨正在袭来。
    究其根本，是蔡京专权引起了徽宗的警惕和不满，有意将其罢黜。在此之前，蔡京的亲信刘昺、刘焕等人已被驱逐出京，御史中丞王安中等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弹劾蔡京。
    当此关键时刻，蔡攸恰好在宣和殿当值。听闻弹劾一事，他立即求见徽宗，磕头如捣蒜，反复陈情之下，居然令徽宗改变了主意，不仅没有罢黜蔡京，反而将王安中换了岗位。
    也许，徽宗原本就没下定决心罢黜蔡京，正好借坡下驴；也许，还真是蔡攸的劝诫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先有了蔡攸的面圣呈情，才有的蔡京保住相位。
    这是父子俩的位置，首次发生重大变化。自此，父亲不再是为儿子遮风挡雨的大树，反倒是儿子时而为父亲撑起雨伞。
    在天子驾前，蔡攸越发受宠，渐渐开始赶超父亲了。

    （106）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有了天子的恩宠，蔡攸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公元1119年，蔡攸进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等，跻身朝廷重臣之列。此外，徽宗还有特旨，令其自由进出皇宫，甚至不受时间限制。不仅如此，还恩准其妻宋氏自由进出后宫，令其子蔡行领殿中监。所谓富贵满门，说的就是这般情形吧。
    至此，论天子的宠幸，蔡攸相比父亲已不逊色多少了。可也正因为如此，这父子俩的关系渐渐变了味。不过，却很难找到两人翻脸的标志性事件。
    想来，这里面少不了清官难理的家务事。毕竟，此时的蔡氏已是京城望族，枝繁叶茂、人员众多，事务繁杂、叽叽喳喳，父子俩难免会有些摩擦，日积月累伤了和气。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争取夺利。权力面前无父子。父子同朝为官、同侍一君，两人争相邀宠又都嗜权如命，彼此相争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里面肯定也少不了政治对手的挑拨离间，令父子俩猜忌加深、争斗升级。
    不管什么原因，事实就是父子俩最终各立门户，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相互攻讦，亲生父子形如陌路、渐同仇寇。
    蔡氏父子失和，闹得很凶，以至于京城内外尽人皆知。徽宗自然也有耳闻。有意思的是，他得知蔡攸自立门户，便特意赐给他一座大宅。巧的是，这座大宅与蔡京府邸正好大门相对。如此，每日进进出出，父子俩或许是百感交集。蔡京做父亲的，自是别有滋味在心头；蔡攸做儿子的，估计也不会喜上眉梢，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徽宗此举，意味深长。这里面传递的信息，足够京城百姓在茶馆酒肆里眉飞色舞的谈论许久。徽宗的意思无论怎样解读，至少有一条是确定的：他希望蔡攸不要站在父亲身后了，或者说他希望蔡攸站在蔡京的对立面。
    蔡京、蔡攸虽是父子，却也都是宠臣。
    站在天子的角度，宠臣失和、彼此争斗，恰是所望。

    （107）
    说到底，在徽宗眼里，这对父子的用处大有不同。
    对蔡京，他是作为大臣来用的。蔡京的行政之才，尤其是理财能力，天下人有目共睹，徽宗更是受益匪浅。尽管如此，他对蔡京仍是且用且防，四上四下就是证明。一旦发现蔡京权势过大，他便将其罢相夺职，只是继任者没有蔡京能干，搞不好朝政又敛财无方，不得已又将蔡京召回来。对徽宗的这点心思，蔡京心知肚明，所以无论贬官还是复相，他都坦然受之，绝不跟徽宗使小性子，让干就好好干，让走就立马走。
    蔡京是大奸臣，这点不容置疑。为保个人权势、自家富贵，他对徽宗无底线的逢迎拍马，甚至提出丰亨豫大之说，不惜敛天下之才，来维持徽宗个人奢侈无度的生活。
    不过，在宰相任上，蔡京还是做了些事情的，这点后世也难以一概抹杀。换句话说，蔡京固然无耻，但大权在握时，他也会履职尽责，做些宰相该做的事，还是有些追求的人。
    这样的蔡京，即便在朝野上下声名狼藉，徽宗也难以舍弃。他需要蔡京帮他敛财、维持奢靡的生活，也需要蔡京替他治理朝政、管理国家。
    对蔡攸，徽宗完全是另外的用法，只在玩乐而已。
    虽然姓蔡，虽然是蔡京的儿子，但毫无疑问，蔡攸是个不学无术之徒。据说，他从小便不爱读书，反而喜欢飞鹰走狗、浪荡街头，十足的纨绔子弟。少年时，他跟随父亲出入宫禁，常和宦官们混在一起打闹，很喜欢模仿戏子伶人之态。
    得宠之后，蔡攸更是广泛交结内侍以为援手。他还推荐了很多人在天子身边做侍从，也多是些阿谀之辈、酒色之徒。他时常劝说徽宗：人主应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苦短、白驹过隙，何必徒自劳苦？
    徽宗宠爱蔡攸，每每召见谈的不仅无关朝政，甚至连琴棋书画都不是，而是纯粹的消遣，格调很低且越来越低。
    知道徽宗喜欢伶人戏子，蔡攸便涂脂抹粉，再穿上短衣窄裤，夹杂在歌舞艺人、小丑侏儒之中，说些市井无赖、淫夫荡妇的浪荡话来博天子一乐。
    知道徽宗尊崇道教，蔡攸便自导自演了一些骇闻奇观，比如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等等；还同道士林灵素等人争宠，在天下广修神霄玉清宫，耗费人力物力无数。
    据说，在蔡攸大宅的地下，修有弯弯曲曲的通道，直接连通皇宫大内。入夜后，徽宗时常顺着地道过来，在蔡攸家花天酒地、彻夜不归。后世有人考证，所谓徽宗私修暗道出宫与李师师相会，故事的源头和灵感便来自蔡攸这里。
    这样的蔡攸，徽宗又怎能不满意呢？

    （108）
    工于心计、不择手段的蔡攸，自然是名利双收。
    可他并不满足，还想着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更上层楼。
    在联金灭辽之事上，他坚定地站在童贯一方，极力在徽宗面前鼓吹，甚至还煞有其事地上奏请求北伐燕京。这时的蔡攸，还真当自己是国之柱石了。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权力越大，越让人亢奋，也越让人看不清自己，以至于野心膨胀，渐至癫狂。道理谁都懂，人在没有权力时，都知道要节制权力、慎用权力，可一旦大权在握，身边围满阿谀之徒，时时被谎言包裹，清醒和自察就成了无比艰难之事。这是人性之殇，几乎难以自我跨越，惟有靠制度和监督方能遏制。
    蔡攸真敢上奏，徽宗也真敢用他。之后，徽宗命他作为童贯的副手，两次率大军北伐。一方面是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堵住天下人的嘴；另一方面是用他来监督制衡童贯。也就是说，在徽宗眼里，蔡攸还真是个可用之才。一对君臣，两只糊涂虫，一个是真把他当回事，一个是真拿自己当回事。
    靠着这番经历，胸无点墨、寸功未立的蔡攸，在朝廷付出巨大代价赎回燕京后，居然进少傅、少师、封英国公，后来还领枢密院，进太保等，显赫一时。
    蔡攸最风光时，六个儿子均在朝中为官，不是大学士便是内阁直学士，父子七人同殿为臣，均着紫袍莽带，真是风光无限、富贵逼人。
    随着权势日盛，蔡攸也越发跋扈，渐至无人伦之理。此时再看蔡京，早已不是老父亲，而是赖着权位不走的眼中钉了。为赶走父亲取而代之，蔡攸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据说，某日蔡京正在家中与客人闲坐，忽报蔡攸来访。蔡京面露惊诧之色，让客人到侧房暂避。蔡攸进屋后并未施礼，而是径直走向蔡京，抓起他的手似是在诊脉，随即开口问道：父亲脉势舒缓，身体可有不适？蔡京回答：没有不适，身体尚可。蔡攸哼了句，如此甚好，便转身离去。
    来客透过门缝目睹了全程，疑惑不解地问蔡京：这是怎么回事，令郎是何意呢？蔡京说，先生真看不出来吗？这小子是盼我有病好罢我的官。果然，几日后，徽宗下旨令蔡京致仕。

    （109）
    这些年，面对儿子的步步紧逼，蔡京也并非毫无作为。
    公元1122年，蔡攸作为童贯的副手伐燕，大军出征之际，蔡京为他作诗践行：
    老惯人间不解愁，封书寄与泪横流。
    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涂好少休。
    目送旌旗如昨梦，身非帷幄若为筹。
    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
    据说，徽宗也看到了这首诗，还提出了修改意见，将“三伏修涂”改为“王师六月”。
    细品诗的内容，再琢磨蔡京作诗的动机，很有嚼头。
    有人认为，这是蔡京在委婉的反对联金灭辽，表面上写给蔡攸，实质上写给徽宗，是以诗为谏。这个意思应该有。蔡京确实不看好联金灭辽，只是已无力扭转大局。
    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以蔡京的老辣，可能不仅仅是劝谏，也是以诗为证、有言在先，一旦北伐失败，他便能以提前谏言的先见之明稳坐钓鱼台。
    此外，知子莫如父，蔡京很清楚蔡攸有几斤几两，一旦他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只要有此诗为证，即便朝廷追责，也能做好父子切割。
    除此之外，毕竟儿子要上战场了，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父子之情呢？应该说，还是有的。时年45岁的蔡攸正值壮年，可蔡京已是75岁的老朽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人越老越念骨血之亲，这是人之常情。即便父子失和、争权夺利，但儿子出征在即、胜负难料，老蔡京的心里可能也不免有些悲凉。
    对此，蔡攸倒是不以为然，对父亲那点温情，他根本不屑一顾。要知道，他押宝联金灭辽久矣，眼看到了收获的季节，功名富贵就在眼前，又怎能放慢脚步呢？
    出征前，徽宗在皇宫设宴为童贯、蔡攸等人践行。
    酒酣耳热之际，蔡攸竟然盯上了徽宗身旁两个如花似玉的侍女，请求在大军凯旋后将两人赐予他。徽宗闻之，不以为意，笑而不言。
    有人认为，蔡攸这是在援引昔日秦国大将王翦的旧例，故意这么说的。当年王翦领命出征楚国途中，前后十余次向秦王索要赏赐，令人疑惑不解，众人皆知他绝非贪财好色之徒。秦王起初也不明所以，经人点拨豁然明白，这是王翦的自保之道，通过要钱要物来解除君主的猜忌，避免功高震主招致杀身之祸。
    这种说法，无异于给蔡攸脸上贴金，他可能还没那么深的城府。再说，他与王翦也完全不可比。王翦一生征战无数，是灭国级的千古良将，作为伐楚主帅，所率六十万秦军主力几乎是秦国全部家底，如此怎能不招君主猜忌呢？而蔡攸是文官，之前从未上过战场且身为副帅，岂能和王翦相提并论？
    这个故事，只能说明徽宗、蔡攸君臣的亲密关系和荒诞不经。也许，类似的场合、这样的话，已经有过多次了，所以蔡攸才会脱口而出，徽宗也是不以为然。
    徽宗的昏庸，蔡攸的无良，如此这般。

    （110）
    蔡攸权势越盛，对老父亲逼得更紧。
    公元1125年，蔡京刚复出不久，便在蔡攸等人的攻击下再次被勒令致仕。这次是彻底退休了。眼见老蔡京留恋权位，上呈辞表磨磨蹭蹭，徽宗便令蔡攸和童贯直接到他府上取。
    蔡京赶忙置下酒席宴请两人。酒方行，他黯然说道：我早该归隐，只因上恩未报不忍告老，还望二公体谅。
    左右众人，惊闻蔡京尊称儿子蔡攸为公，皆哑然失笑。
    不知，席间上座的蔡攸，脸上又是怎样的表情？
    如此父子，真是天下奇闻。当然，更奇葩的还是徽宗赵佶，竟然几十年重用如此父子，怎能不令江山动摇、社稷蒙尘呢？
    客观地说，相比使用蔡京，徽宗无原则、无底线的重用蔡攸，可能更为恶劣，后果也更严重。
    也许，徽宗知道蔡京父子的德行，只是他自信能够掌控自若。回头来看，蔡京父子关系紧张，背后少不了徽宗的有意挑拨，这样他用起来才更安心、更顺手。只不过，这种在父子间搞平衡牵制、又打又拉的权谋之道，且这对父子偏偏又都是奸佞之徒，带给国家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还有人说，蔡京、蔡攸父子实际上是在演戏，就如同当年蔡京、蔡卞兄弟一样，只是为了让天子安心。包括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各唱各调，也是一种分散风险的策略。这种说法，过于腹黑，也过于高看这对父子了。要非得说是演戏，那也是父子俩贪恋权位富贵，合演的一出丑剧。
    如果非得在父子之间择个高低，那蔡攸还真远远赶不上老父亲。退一万步说，蔡京还有独步天下的书法，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和造诣，是最痛恨他的人也无法抹杀的。他这个人纵是一片漆黑，那这抹亮色也能让其在历史中有一席之地。
    蔡攸呢，他有什么？翻遍史书，也只能坐实他跳梁小丑的人生底色，这样漆黑的历史人物也是少有的。读史者，应常怀悲悯之心，尽可能去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和困境，报以理性之同情，可真要面对蔡攸这样的人，这条也只能忽略了。
    这对父子，一个奸臣、一个佞臣，不容辩驳，不容翻案。

    （111）
    蔡京生有八子，夭折的不续齿，除长子蔡攸外，次子蔡翛、四子蔡絛、五子蔡鞗，留下的事迹相对较多。
    蔡翛，生年不详，先是以恩荫为亲卫郎、秘书丞，公元1109年进士及第，后至保和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侍讲。
    面对父兄争权，蔡翛更倾向于兄长。据说，他常与兄长一同密谋，并刻意与蔡京保持距离，甚至公开反对父亲。不过，随着父亲官场起伏，他更多时候还是左右逢源以求自保。
    此外，他与李纲、吴明等人交往频密，对朝政也多有议论，不过他们并非实力派，没有太多左右朝政的能力。
    正因为有所摇摆，他也并没有赢得蔡攸的完全信任，相反随着他官职的提升，反倒让兄长起了猜疑之心。
    靖康初年，钦宗新立，朝堂上各方势力大洗牌，李纲等人逐渐受宠，蔡翛借机进献募兵备战、西幸长安之策，引起钦宗重视，令其知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对此，蔡攸很是嫉妒。
    到金兵逼城、徽宗南下避祸时，蔡攸假传徽宗旨意，改蔡翛知镇江。那时兵荒马乱，谣言四起，有种说法指蔡攸、蔡翛密谋拥戴徽宗在镇江复辟帝位。不过，此事真假难辨。
    钦宗倒是机敏，也顾不上核实信息真假，迅速接回徽宗消除了隐患，同时贬谪蔡氏兄弟。蔡攸先贬太中大夫，继而安置永州，再迁徙浔州、雷州，最后还是被诛杀，终年49岁。
    蔡翛被贬昭信军节度副使。蔡攸死后，钦宗在报告其伏诛的奏章结尾批示：翛亦然。于是，蔡翛也被诛杀，因不闻其生年，故不知终岁几何？
    在蔡攸、蔡翛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当年蔡京、蔡卞兄弟的影子，同胞兄弟同朝为官却并不同心，彼此纠缠了二十余年。不过，这两人比起他们的父辈，又差的太远，不仅是个人才华、书法成就，就是斗的手法也不可同日耳语。
    黄泉路上，兄弟俩倒是相隔不远，可以一同上路。

    （112）
    蔡鞗，蔡京第五子，生于公元1106年，官至保和殿直学士。他还有个显赫的身份，便是徽宗的女婿，当朝驸马。
    公元1118年，12岁的蔡鞗迎娶茂德帝姬。
    帝姬即公主。徽宗根据蔡京的奏议，仿照周朝王姬的名号，改公主为帝姬，并赐两字美名为封号。时人常有议论，帝姬与帝饥同音，是不祥之兆。不过，徽宗肯定听不到这议论，没准他还以为这是得意之作呢。南宋之后，又恢复了公主的称谓。
    茂德帝姬，名赵福金，徽宗的第四个女儿，生母明达皇后，与蔡鞗同龄。明达生前为大刘贵妃，是徽宗的至爱，死后追封皇后。
    能够成为驸马，自是无上荣耀，尤其是迎娶明达皇后之女，那更是天恩浩荡。这是徽宗对蔡京恩宠的例证，这对君臣也自从成了亲家。
    天子嫁女，宰相娶媳，这场婚礼该有多么隆重呢？
    要知道，这是公元1118年，还没有后来那些糟心事，大宋朝看上去花团锦簇，好一片锦绣河山，徽宗、蔡京又都是生性奢侈之人，所以这必是场盛大和奢华的婚礼，必引得京城万人空巷，必令天下人艳羡不已。
    大婚当日，由刘淑妃亲自将赵福金送到蔡府。这位刘淑妃是大刘贵妃的养女，也很受徽宗宠幸，后来也升为贵妃，死后同样被追封皇后，是为明节皇后。
    婚后，这对金童玉女有过一段神仙般的日子。据史书记载，公主至少为蔡鞗生了两个儿子，一曰蔡愉，另一子无考。到公元1122年，蔡愉可能还在襁褓之中，外祖父徽宗便特授其为通直郎，可见喜爱之情。
    算起来，蔡鞗是个有福气的人。他因为出生晚，可能比蔡攸的儿子们还小，所以没有卷入父兄之间的争斗，也没有太多掺和朝堂之事。作为徽宗的女婿，他还幸运地躲过了靖康年间蔡京倒台时朝廷的追责。
    可他的福气，也就到此为止了。
    靖康国灭，蔡鞗作为驸马被掳北上。据说，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蔡鞗对昔日的天子、眼前的囚徒孝敬如常，这让徽宗大为感动，对这位女婿也越发地倚重。
    孝敬之外，蔡鞗还按照徽、钦二帝的要求，将北迁之事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便是《太上道君北狩行录》。后人了解那段历史，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
    蔡鞗最终死于北国，死因、时间、地点均不可考。这也难怪，在那个遥远的蛮荒之地，没人会在意他曾是当朝驸马、更没人在意他是蔡京的儿子。他不过是个亡国奴、是个阶下囚，死了便是死了。
    至于他的妻子，那位金枝玉叶的茂德帝姬，经历的人生更加残酷，那是个更加悲伤的故事，留待以后再说吧。

    （113）
    蔡絛，蔡京第四子，生年不详，字约之，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官至徽猷阁待制，是蔡京晚年最疼爱和信任的儿子。
    公元1124年底，徽宗再令蔡京复出，任太师、领三省事。这是蔡京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任宰相。这年他已77岁，老眼昏花、几近失明，难以审阅文书案牍，公务几乎全由蔡絛代为处理。
    面对这天赐良机，蔡絛当仁不让，紧握大权在手，威福由己、飞扬跋扈，令身边同僚恨恨不已。据说，蔡絛每次上朝，侍从以下都得提前到堂下拱手相迎，他则派头十足、鼻孔朝天，连正眼都不看众人，大摇大摆扬长而去，身后十余个小吏怀抱文书碎步紧随。
    专权之后，他立即任命妻兄韩木吕为户部侍郎，掌管财政大权，他们建立起宣和库式贡司，从各地搜刮金帛充盈库藏，作为天子私财专供徽宗挥霍。
    蔡絛此举，深得老父亲邀宠之道的精髓，也许正是蔡京的主意，总之令徽宗十分受用。
    眼见弟弟有后来居上之势，蔡攸十分警惕，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他发动谏官弹劾蔡絛，指责他切弄权柄、肆意妄为，所用皆苟且之人，朋比为奸，危及朝廷等等。
    面对兄长的进攻，蔡絛毫不示弱，立即开始反击。兄弟俩你来我往、展开恶斗，引得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气急败坏的蔡攸，甚至多次上奏徽宗请杀弟弟，只是未能如愿。
    如此看，晚年的蔡京，先是父子相争、再是儿子恶斗，他虽位高权重，坐拥华服美宅，享有妻妾成群，内心想必也是一片荒芜。
    随着掌权日久，蔡絛越发狂妄，以至于欺上瞒下、胆大包天。有次，蔡京的外甥女婿宇文粹中，受蔡京委派向徽宗报告官员任免情况。徽宗读到奏本，立刻指出：这并非蔡京笔体，乃其子蔡絛的笔迹。他恼怒道：蔡京复相以来，老耄无能，任由其子上下其手，着实可恶。
    蔡絛此举，往大了说，是欺君之罪，杀无赦。
    可能正是因为此事，也可能是蔡攸持续的弹劾终于奏效，徽宗下旨罢了蔡絛的侍从之职，贬离京城，提举亳州明道宫。蔡京虽上书极力为子辩护，终也无法挽回圣意。没了蔡絛的协助，老朽的蔡京不堪多重压力，只好无奈引退。
    靖康年间，蔡京垮台，子孙二十余人遭流放，蔡絛亦流放邵州，后改白州（广西博白），死于戌所，卒年不详，可能是在南宋高宗年间。
    值得一提的是，蔡翛继承了父亲的才华，虽非科举出身却颇能治学，著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及《蔡百衲诗评》等，是后世了解那段历史的一手材料。
    很显然，作为蔡京之子，他对其父的言行评述，多有遮盖甚至溢美之词。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蔡翛身为人子，所为也在情理之中。再说，蔡翛所著虽为一家之言，也是观察蔡京及那个时代的一扇窗户，价值依然不菲。
    蔡翛之妻，为前宰相韩琦之孙韩粹彦的第四女，生有二子。
    公元1161年十月，南宋大赦天下，蔡絛的长子蔡奠改名郑兴，次子蔡巽改名郑荣，兄弟俩遵照父亲遗命，携眷返回家乡福建，前者隐居在仙游游洋，后者隐居在莆田东庄，两家人牢记父训，安然度日。
    训言共二十四个字：隐姓埋名，世世相传，切勿认祖，守口如瓶，弘扬先祖，光耀门庭。
    如此看来，蔡翛的这段训言，既是对后世子孙的告诫，也是对父亲蔡京、兄长蔡攸，还有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和忏悔。
    如此，蔡翛虽面目可憎，仍有可恕之处。

    （114）
    除儿子之外，蔡京还有众多的孙子。
    比如，蔡攸至少有6个儿子。在祖父和父亲的庇护下，这些蔡家的三代们，已然是京城里皇族之外的顶级权贵，鲜衣怒马、仕途通畅，多人更是位居大学士的高位。不过，由于后来蔡家彻底倾覆，国家骤然灭亡，除了个别人留下些许事迹之外，多数人的生平并不为后世所知。
    比如，蔡行，作为蔡攸的长子、蔡京的长孙，后人便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曾做过殿中省事，后来官居保和殿大学士。
    实际上，后人之所以熟悉他，还是因为徽宗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那便是《蔡行敕卷》。此帖实为公文，是徽宗不允蔡行辞去殿中省职务的手敕。虽是不允，但语气温和柔软，还有勉励之词、关切之意。
    世人皆知徽宗擅长瘦金体，此帖却是行书，如此更显珍贵。全帖凡二十一行，一百二十七字。后世评论，行间布白疏朗得体、笔划纤细，墨韵流畅、潇洒清劲，富飘藤荡柳之势，有瘦劲秀润之美。
    随着蔡京倒台，蔡攸赐死、蔡翛流放，蔡行也必是难逃责罚，至少要夺官罢职、贬谪出京。至于他后来的结局，无人知晓，估计也无人关切。
    作为蔡家长子长孙，在祖父和父亲的争斗中，不知他是站在哪一方的？是力挺祖父，还是支持父亲，还是像他二叔一样，想着左右逢源，最终却两边不讨好？
    在蔡氏满门朱紫之日，在骨肉彼此缠斗之时，他和其他人一样，也许也有过危机感和恐慌，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不远的正前方等待蔡氏家族竟是无底的深渊。
    在深渊面前，官位越显赫、身份越特殊、血缘越亲近，摔得越惨。作为蔡家长子长孙，当仁不让的接班人，蔡行的结局可能是摔得粉碎。
    看上去，包括蔡行在内的这些三代们，其命运多少有些令人叹息。这样的悲剧人生，很大程度上是在替祖辈、父辈的恶行买单，可他们也未必就是无辜，也许蔡家那些闹剧的背后正是他们在推波助澜，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凡事都有因果，看似无缘无故，惊叹祸从天降，无不是其来有自。
    再说，他们生于顶级权贵之家，园宅壮丽、锦衣玉食，岁入万金、仆僮如云，目之所及皆阿谀之人，耳之所闻皆奉承之语，享受了众生难以企望的投胎福利，却不懂惜福自谨，他年家门崩塌坠入深渊，也就无须慨叹命运反转之痛了。
    世道如此，古今亦然。

    （115）
    当年的东京城里，福建蔡氏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围绕在蔡京、蔡卞周围的，还有蔡确和蔡襄的子孙们。
    这些蔡姓晚辈们和蔡京之间有亲近、也有疏远。有人对他攀附逢迎，不惜卑躬屈膝，有人对他敬而远之，甚至嗤之以鼻。
    先来说说蔡确的家人及子孙。
    蔡确兄弟三人，上有兄长蔡砺，下有弟弟蔡硕。
    蔡确，神宗年间官居宰相，又是新党领袖，自是大名鼎鼎，他的起伏人生前书已有过交代。对蔡砺、蔡硕，世人则知之甚少，至于他们和蔡京关系如何更是无从知晓。不过，我们对蔡砺的夫人却有些直观的认识。这源于一块墓志铭的发现。
    公元2017年，这块九百多年前的石碑，在河南禹州的农田中重见天日。墓志铭的主人正是蔡砺之妻，苏淑。
    按辈分算，蔡砺是蔡京的族兄，那苏淑便是其嫂子了。也许是应族兄之请，也许是叔嫂颇有感情，便由蔡京主笔为亡嫂撰写了《宋故苏氏夫人墓志铭》。
    墓志铭出土时保存完好，66.5厘米见方，厚15厘米。志文阴刻楷体，共19行，满行19字，计292字。竖排右起首行题：宋故苏氏夫人墓志铭。次行署：通直郞充集贤校理蔡京撰并书。左下角落款：中书省玉册官王磻镌。
    墓志铭大意如下：
    苏淑，字季显，洛阳大理寺丞苏谏之女、应天府户曹参军清源人（今福建莆田仙游）蔡砺之妻。祖父苏政曾任建州关隶县令（今福建政和县），曾祖父苏昌嗣赠尚书驾部郎中。苏淑二十岁嫁到蔡家，众人都称赞她贤惠和气，蔡砺也常对人言：夫人予我帮助甚大。
    蔡砺年轻时恃才傲物，不料几番参加科举皆名落孙山，颇为失意落魄。眼见科举无门，他便隐居在宛丘之南，往来于田亩之间。苏淑追随丈夫陋居乡下十余年，从未流露不悦之色。后来，蔡砺步入仕途，担任西京巩县的主簿，经常到东京交游拜访，家中一应事务皆有苏淑悉心打理。
    公元1077年十一月十一日，苏淑因病去世，享年40岁。生前育有二子，蔡云、蔡需，还有五个女儿。三年后的十月二十六日，葬于颍昌府（今河南许昌）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大儒乡东吴村之原野。
    这短短的墓志铭，大致勾勒出了苏氏的生平，也让我们知晓了其四十年的人生。她出身较好，虽然父祖官职不高，也算是官宦之家；她有名有字，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至于她婚后的生活，应该是苦乐相伴。蔡砺素有才名、闻达乡里，能够嫁给这样的夫君，她应该是满意的、也是幸福的。怎奈夫君屡仕不第，她难免会有些失望和难过。落寞之余，她陪伴丈夫隐居乡间，举案齐眉，望夫成龙。算起来，她嫁到苏家二十年整，前后生育了七个孩子，其间家务之繁杂，养育之辛劳，生活之困苦，自是不必说了。
    感谢这方墓志铭，让我们对近千年前的大宋女性，有了更加深刻而生动的了解。

    （116）
    在写墓志铭这件事上，蔡京对得起嫂子，也有功于后世。
    毕竟，他留下了龙飞凤舞的书法。
    蔡京声名狼藉，传世的书法作品并不多。出土的苏氏墓志铭，堪称蔡京楷书典范，让世人可以一睹其书法之妙。
    苏氏葬于公元1080年，蔡京时年33岁，进士及第刚好十年，虽在京城为官，任职通直郞充集贤校理，也不过是个中下级的官员。很显然，这时的蔡京仍处在仕途的爬坡阶段。
    此时的蔡京，距离荣华富贵的后半生还早着呢。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位后世眼里的大奸臣，才会在墓志铭里表现出那份温情。不过，他的书法却已经非常成熟老到。
    蔡京书法，素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盛誉，能充分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朝野上下学其书者甚多。时人评说：蔡京的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
    据说，蔡京曾作“龟山”两个大字，刻石于龟山寺中。凡见过者，无不为之折服。时人评论，龟山二字，盘结壮重，笔力遒劲，魏巍如巨鳌之载昆仑，翩翩如大鹏之翻溟海，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斯一时之壮观也。
    对蔡京的字，就连一向狂傲的米芾也甘拜下风。某日，蔡京与米芾对坐闲话，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何人最佳？米芾答：自晚唐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令弟蔡卞了。蔡京再问：那其次呢？米芾傲然答道：那当然是我了。
    有众人的不吝赞誉，还有米芾的加持，蔡京的字早已名扬天下。在仕途上，他作为青年才俊也已崭露头角，显出了蓬勃向上之势。苏氏身后能有蔡京撰写墓志铭，确实有福气。
    字是好字，负责墓志铭镌刻的也非常人。
    王磻，并不是普通的工匠，而是任职中书省的玉册官，换句话说是朝廷命官。
    玉册，古代册书，形如简牍，册文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玉册是天子即位、册命、上尊号、上谥号、追谥、遣奠、封禅、谒陵等礼制活动中的重要仪具。唐宋在中书省之下设立制造玉册的专门机构，有关人等称玉册官。
    能够邀来王磻，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蔡砺和蔡京的影响力。他们同朝为官，可能既是同僚也是朋友，是出于私情而非公务。
    关于王磻，我们了解不多。目前所知，公元1087年镌刻的司马光神道碑，次年的《布衾铭》，再次年的《氏墓志》，落款均为少府监玉册官王磻。根据时间推算，虽官职名称有所不同，上述应为同一人。神宗后期进行了官制改革，官职名称多有调整。
    王磻，这个镌刻圣手，在这石刻的方寸之地，借助别人的生平履历，将自己留在了历史里。我们好奇的是，他百年之后的墓志铭，又将由谁来镌刻呢？

    （117）
    蔡确生有两子，长子蔡懋、次子蔡庄。
    蔡确年长蔡京十岁，是仁宗年间的进士。在神宗朝后期，他作为新党领袖担任宰相，大权在握、显赫京城，那时京城蔡府指的是蔡确之府。
    彼时，相比如日中天的蔡确，蔡京正在仕途上艰难跋涉。蔡京对族兄多有攀附，蔡确对这位族弟也有所关照，不过两者的关系也未必有多么亲近。
    到神宗去世，高太后临朝摄政，蔡确被撵出京城，一路贬谪至死。蔡京作为可能被牵连的对象，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如今风水轮流转，蔡京成了京城之蔡，他对族兄的后人自然也要有所表示。不过，这跟血脉亲缘关系不大，更多还是考虑政治需要。当然，他也会考虑到名声，毕竟任何人哪怕大奸之人，也不愿被人说成忘恩负义。
    蔡懋，生年不详，原名蔡渭，娶神宗朝宰相冯京之女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冯京很不简单，他曾经科举连中三元，即在乡试、会试、殿试连中解元、会元、状元。时任宰相富弼深爱其才，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蔡渭的夫人，正是富弼的外孙女。如此强强联合的婚姻，自然是仕途最好的助力器，蔡懋看上去拥有着锦绣前程。可随着父亲失势被贬至死，蔡懋失去庇护，陡然间如丧家之犬。
    哲宗亲政后，蔡渭的岳父冯京去世。因其德高望重，哲宗亲到府中祭奠，蔡渭抓住机会为父鸣冤。哲宗欲走新法之路，正需要明确舆论导向，便为蔡确恢复名誉、追赠官职，同时恩荫蔡渭入仕并赐其宅第。自此，他改名蔡懋。
    入仕后，他紧紧抓住族叔蔡京，以为自己的靠山。到了徽宗朝，在蔡京的建议下，朝廷追封蔡确为清源郡王。如此，蔡懋也水涨船高，成为蔡京的得力心腹。只是，蔡懋城府颇深，他还同时谄媚巴结蔡攸，在这对父子间左右逢源，两头讨好。
    就这样，在蔡京父子的共同提携下，蔡懋后来官居开封府尹，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显赫的两府重臣，几乎可以比肩父亲当年的权势。
    公元1126年，钦宗继位，升蔡懋为尚书左丞做了宰相，后来又任命他为亲征行营使。不过，随着蔡京倒台，蔡懋也被罢官夺职。到南宋时，高宗废黜了蔡确的一切封赠，并将蔡懋流放英州（今广东清远英德县）。
    公元1134年，蔡懋去世。他这一生，算是大起大落，荣辱遍尝了。不过，他并没有活出自己的人生，终究只是父亲和族兄的附庸，他所有的遭遇，或荣或辱，或辉煌或落魄，都和这两个人息息相关。
    至于其弟蔡庄，后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和蔡京的四子蔡絛是姻亲。两人娶的妻子，都是仁宗朝宰相韩琦之孙、韩粹彦的女儿。如此，也算和蔡京亲上加亲了。
    也许，这正是蔡京的安排。在北宋中后期，韩琦家族在朝堂上举足轻重，能够与之结亲的多是朝廷显贵。以蔡庄此时的地位，若非姓蔡，若没有蔡京支持，未必能入韩家之门。
    不过，这样的姻亲关系，正是蔡氏倒台时被株连的好借口。如此看，蔡庄的人生结局，恐怕也不会太美妙。正所谓祸福相依，命运无状。

    （118）
    说完蔡确的家人，再来认识下蔡襄的子孙。
    蔡襄生有四子，长子匀，次子甸、三子旬、幼子旻。
    论辈分，蔡襄是蔡京的族兄，其子则是蔡京的侄辈，可实际上其长子、次子年纪都大于蔡京，幼子则和蔡京同庚、皆出生于公元1047年。
    四子中，长子和三子在蔡襄生前已去世，二子生平不详，惟有蔡旻颇有声名。既如此，那就来说说这位蔡京的同龄人。
    蔡旻，曾任秘书省正字，中宣义郎、开封府公曹，死后追赠少傅。若论仕途，他平淡无奇，相比蔡确、蔡京更是相去甚远。不过，他教子有方，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这便是蔡京的侄孙辈了。
    蔡旻娶御史中丞贾黯之女，生子蔡佃、蔡伷。贾黯，仁宗朝的状元，以直言敢谏闻名天下，也是蔡襄的老友。蔡旻的婚姻应没有多少政治攀附，更像是老友之间的约定。
    不想贾氏寿短，早早去世。蔡旻再娶仁宗朝宰相文彦博之女为妻，生子蔡伸。文彦博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二府重臣，出将入相五十年，终年91岁，是北宋政坛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生有八子、四女，其中，二女儿嫁给包拯之子，三女儿嫁给了蔡旻。文彦博作为蔡襄的政坛前辈，能给将女儿嫁给其子蔡旻续弦，应是看中了蔡襄父子的官声和才学。
    蔡佃、蔡伷、蔡伸，三兄弟都曾入读东京太学，品学超拔、文采过人，时人称为“三蔡”。
    若论才学，蔡佃首屈一指。
    蔡佃，字耕道，公元1103年参加科举。这时的蔡京，已经登上相位，正红的发紫，不过蔡佃并没有攀附这位堂叔祖，而是凭借真才实学一路杀进了殿试。
    殿试中，蔡佃发挥极为出色，唱名为首，应是状元。这时，蔡京却站了出来，他以蔡佃是其族孙为由，为避免天下人议论，建议将蔡佃改为榜眼。
    蔡京说的似乎很磊落，徽宗欣然准奏。
    蔡佃到手的状元，就这样飞走了。

    （119）
    那么，蔡京如何要这样做？
    难道，他是刻意打压族孙吗？似乎也说不过去。
    更多人认为，这是蔡京刚坐稳相位，有意在朝野内外显示自己大公无私，是沽名钓誉之举。这有可能，却也未必一定如此，毕竟这在北宋朝是有过先例的。
    比如说，上文提及的贾黯，也就是蔡佃的外公。
    贾黯是状元出身，但这个状元却来的有点巧。
    那是公元1046年的科举，江西新余人刘敞在殿试中的表现得到了多数考官的赞赏，被认为是状元的不二人选。既如此，主考官便定好名次，准备呈报给仁宗。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考官王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刘敞不适合做状元。
    王尧臣此举何为，难道和刘敞有过节？当然不是。
    实际上，两人不仅无冤无仇，反而是关系很好的表兄弟。王尧臣为人正直坦荡，之所以提出异议恰是避嫌，免得外人浮想联翩，认为里面藏有猫腻。
    主考官则认为，名次由大家共同评出且事先并不知道是谁的卷子，更不知晓王尧臣和刘敞的关系，因此没必要避嫌。王尧臣却坚持己见，认为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科举制度的公正性，更影响到朝廷的公信力。
    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了仁宗御前。最终，天子一锤定音，将刘敞跟第二名的贾黯做了调换。就这样，贾黯做了状元。
    王尧臣，也是状元出身，因此事留下了高风亮节的美名。
    蔡京官居宰相，自然熟悉几十年前的朝堂典故。
    也许，蔡京做得也没有错。不过，这对蔡佃来说，还是太残酷了些。据说，这事成了祖孙二人终身难了的心结。
    若干年后，蔡佃曾上书弹劾蔡京，有人说这是他在报当年一箭之仇。如此说法未必小器了点。以蔡京的所作所为，天下人恨之者多矣，蔡佃不过仗义执言罢了。
    虽然遭受过蔡佃的弹劾，但蔡京并没有将他拒之门外，两人还是保持了家族间的往来。据说，蔡京晚年时还请蔡佃帮忙物色名师来教授子孙。
    以蔡京的权势和睚眦必报的性格，能做到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也许，蔡京心里还是有些愧疚的。毕竟，在读书人最风光的大宋朝，状元及第的荣耀无以复加，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蔡京倒台，蔡佃可能受了些影响。到南宋高宗朝，他又重新得到朝廷起用，后来升任龙图阁学士，死后归葬连江里锦屏山（今福建仙游枫亭镇），魂归祖宗故里。

    （120）
    相比兄长，蔡伷的名声就不太好了。
    公元1109年，他登进士第，后官至中大夫、徽猷阁待制。据说，他与蔡京诸子关系密切，在朝堂内外沆瀣一气，引起了诸多非议。
    靖康年间，有谏臣弹劾蔡伷，要求重重贬谪以告慰公议。说他性格凶残、学无所长，靠着蔡京族人的身份谋取官职、狐假虎威；主政常州期间，贪污受贿、无恶不作，当地人恨不得食其皮肉。蔡伷由此被罢官夺职、筠州居住，结局不见记载。
    这份弹劾奏章，出现在蔡京倒台之际，所谓树倒猢狲散，这也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时候。也许，蔡伷确实攀附蔡京家族，也曾经为虎作伥，但是否真是恶劣如此可能也未必。毕竟墙倒众人推时，众人的愤怒多过理性、夸大其词的事也时有发生。
    对蔡伷来说，既然赶上了，即便有所委屈，也只能吞下苦果了。如果他当年确实飞扬跋扈、为虎作伥，那更是自食其果，不值得有丝毫同情了。
    两位兄长各有归宿，蔡伸的人生也颇为坎坷。
    蔡伸，字仲道，号友古居士，生于公元1088年。
    公元1115年，27岁的蔡伸进士及第。说起来，他还有位遗臭万年的进士同年，便是秦桧，两人还是太学的同窗。
    入仕后，蔡伸历任太学正、太学博士，知潍州北海县事，徐州、楚州、饶州、真州通判等。在地方行政时，他有所治绩、素有贤名。靖康年间，兵荒马乱之际，他毅然投奔赵构的大元帅府效命。
    宋室南渡，他一路随侍高宗左右，作为从龙之臣很受器重。后来，他因刚直不阿被当权的同学、同年秦桧投闲置散数年。
    再后来，随着政局变化，秦桧又特地上门拜访，话叙同窗同年之谊，意欲拉拢重用。但蔡伸鄙夷其奸诈卖国，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秦桧恼羞成怒，以朋党之罪将他贬为浙东安抚司参议官、提举台州崇道观。不过，蔡伸在地方政绩突出，再获朝廷起用，累官至户部尚书、左中大夫。晚年时，他闲居乡野，生活清苦，这从南宋诗人李处全的诗中可以窥见。
    《送蔡伸道》
    当年倾盖便情亲，老去那知更贱贫。
    松竹故园秋未老，溪山南国雨能新。
    可怜作客身如梦，尚喜传家笔有神。
    咫尺重阳归务速，吹花落帽要吾人。
    虽然生活贫苦，但正如诗中所言，蔡伸书法深得祖父蔡襄之真传，笔力雄健、俊美飘逸，为世人所赞。
    不仅书法了得，蔡伸还是南宋著名词人，词作语言精炼，铺叙生动，早期词风似柳永，清新淡雅，后期格调似苏轼，雄爽悲凉。比如这首《虞美人》
    红尘匹马长安道
    人与花俱老
    缓垂鞭袖过平康
    散尽高阳
    零落少年场
    朱弦重理相思调
    无奈知音少
    十年如梦尽堪伤
    乐事如今
    回首做凄凉
    公元1156年，蔡伸病故乡里，享年68岁，身无余财，靠卖了几亩薄田才勉强下葬。南宋朝廷倒是没有忘记他，追赠其为特进。特进是官衔，位同三公。
    相比蔡京后人在靖康之后迅速凋零，蔡伸生有四子、九孙、十曾孙，后来多出仕为官，可谓一族之盛。
    同为蔡氏子孙，这其中的荣枯，值得细细评味。

    （121）
    众所周知，蔡京和童贯、王黼、梁师道，还有朱勔、李彦，正是后世所熟悉的北宋六贼。这种习惯性的绑定，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他们是一伙人。实际上，六贼不仅并非一党，相互间的撕扯、倾轧还非常的激烈。
    很显然，即便在六贼里，蔡京也是最大的那个贼。不过，放眼整个徽宗朝，蔡京虽然权势熏天，却也是几上几下，甚至经常被弄得灰头土脸。这里面的最终决策者自然是赵佶，但上下其手、使绊子的人却很多，这些人或是蔡京的亲人，比如儿子蔡攸，或是姻亲，比如郑居中，或是盟友，比如童贯等等。
    蔡京，高居相位近二十年，就像个擂台上的擂主，不断面对新的挑战者。只不过，有的人学艺不精，被他轻松打下擂台；有的人功力深厚，他也不得不暂避锋芒，迂回将其击败；有的人耐力十足，彼此缠斗到金军兵临城下，最终同归于尽。
    看上去，蔡京和他的对手们才是北宋的真正主宰者。他们各自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或共同欺上瞒下、或联手鱼肉百姓、或彼此明争暗斗。如此，难免让人发问：
    这些争斗里，有没有正义的成分？肯定有。
    那么，有没有人始终代表正义？似乎没有。
    说到底，他们争斗的焦点，只是手中的权力和家族的富贵。
    这样的争斗，对王朝安危、对百姓福祉，百弊而无一利。事实也确实如此，正是在这样的争斗下，朝堂乌烟瘴气、国家渐入歧途，终至纷乱四起，京城沦陷、帝国崩溃。
    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争斗的主角们，无论是败是赢，最终都斗了个寂寞，输了个干净。只是，当初在局中时，他们都忙得不亦乐乎，已然人生的赢家、国家的主宰。
    实际上，蔡京的这些对手，也确实个个不凡。
    比如郑居中，就是个厉害角色。

    （122）
    郑居中，字达夫，公元1059年出生，开封人氏，进士出身。他比蔡京小十二岁，在哲宗朝入仕，算是官场晚辈了。
    哲宗朝十五年，是郑居中在官场积累和攀爬的时期。这期间，他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成绩，除了迎娶前宰相王珪的女儿。
    王珪，进士榜眼出身，一生仕途顺遂、最终官居宰相，他子女众多，开枝散叶，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关系网。他的长女嫁给李格非，生下了李清照；一个孙女嫁给了秦桧。如此算来，迎娶了王珪三女儿的郑居中，既是李清照的三姨夫，还是秦桧的三姑父。有了这个身份，原本出身寒微的郑居中，也算是宰相家人了，多了几分在朝堂上立足的底气。
    也正是这层关系，让他拐弯抹角和蔡京成了姻亲。具体有两种说法，其一：蔡京娶了王珪的孙女为妻。按辈分算，郑居中便是蔡京的姑父。不过，这个说法有存疑之处。蔡京的原配是徐氏，这点史书记载很明确。宰相的孙女应不至于做妾，如果蔡京真的迎娶了王氏，可能是徐氏亡故后的续弦。
    其二：蔡京胞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郑居中胞弟郑久中是王安石的孙女婿。虽然有点绕，但毕竟和蔡京搭上了线。
    在官场之上，对有心人来说，只要善于经营，那怕是一根线也能最终捋成一股绳，将彼此紧紧捆绑在一起。郑居中就是这样的高手。
    那么，这样的婚姻算攀附吗？也许吧。当然，郑居中是不会承认的，事实上没有人愿意承认。不过，作为寒门子弟，纵是科举出身，想在仕途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少不了要借势借力，婚姻即便不是最好的手段，也是最好的手段之一。看看蔡卞的仕途发展，就很清楚了。
    只是，郑居中没有蔡卞的才气和福气，没能成为当朝宰相的女婿，只能退而求其次，成了前朝宰相的孙女婿。
    然而，毕竟不是直接的关系，且王珪早已仙逝、蔡京也还没有位极人臣，所以郑居中的仕途在哲宗年间虽有进步，却也没有太大的起色。
    时光流水、岁月蹉跎，到公元1097年，郑居中已年近不惑，也不过是个太学博士。或许，正是出于郑居中的请求，时任瀚林承旨的蔡京向吏部尚书正式举荐了他，希望为其谋取个御史的职位。御史手握谏言弹劾之权，自然比学校的管理人员显赫。只不过，蔡京的这次举荐遭到御史的抵制，没有了下文。
    蔡京的援手没能成功，这让郑居中很是失望。这份失望也是自然的。实际上，官场上哪怕向前一步都十分不易，一次进步的背后是无数次失望的残骸。既如此，除了忍耐、等待，郑居中又能怎样呢？
    好在，他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久。
    三年后，哲宗驾崩，徽宗登基，郑居中的仕途终于开始起飞。只不过，助其一臂之力的人，既不姓王也不姓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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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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