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远去的村庄[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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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远去的村庄[第6页]

作者:59285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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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确实很奇怪啊，人犯一次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一直犯错误不能改正。两条路，两远两近；两条远的离家越来越远，两条近的离家越来越近。一样的田间小路，一样的玉米地参照物，在说不清几十次的选择中，自己是怎样做到每次都选择错误的方向的？说不清，我真的说不清。即使今天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恐怕我还是说不清楚原因。我只能说，大概自己当时脑子短路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鬼上身吧。
    万幸的是（我只能说是万幸，因为将近四十年后我还能在这里讲述），我所遇到的鬼打墙是在白天，雾气会有散掉的时候。等到能看见太阳的时候，我终于能认清方向了，找到回家的路不再是困难的事。等到家以后我看了看表，差一刻不到十点钟。也就是说，我从早晨出门到回家，除了中间打猪草的时间，大概在那条十字路口徘徊了三个来小时！
    想一想那些在晚上遇到类似情况的人，一个人迷失了方向，怎么走都在原地不远的地方打转。天很黑，本来就有些害怕，加上心急，有时候再有些饥饿寒冷。哪怕是不迷信的人，在这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都难免会全身发炸，出一身的白毛冷汗吧。何况，古人大多比较迷信，相信有鬼，必然会引来鬼上身。漫漫长夜，战战兢兢的小心翼翼加上紧张恐惧和心急，自己吓死自己似乎不是不可能。
    古人迷信，遇到不好解释或者不方便解释的事，大多会往鬼神身上靠。比如一个人被别人骗了钱，他不会去总结自己是否财迷心窍做白日梦，而往往用“鬼迷心窍”、“迷魂药”之类的去搪塞别人以保留自己的颜面。按我的理解，脑子一时短路是有的，此即所谓鬼迷心窍。这时只要尽量的静下心来，让自己能按平时的状态冷静思考，寻找办法，一切问题一切困难，总有云开见日出的时候。我的这次经历，幸亏是在白天，雾气消散太阳出来。否则，情况会怎么样，谁说的清楚呢？

    苦夏之七坟场
    我迷路的那片坟场在村子的后边，是我们村集中埋坟的地方，大概五六亩大小。往南，隔一条水渠是一个生产队的打麦场，水渠把坟场和麦场隔开，本来没有路相通。但是，坟场当中有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斜路，从水渠的边上通向一条大路进入村子。不过，那时候很多人图近便，从场院的后边经过水渠直接进入坟场，这样就有了一条通向村子的近路。时间长了，这条近路在水渠底下越来越高，走起来也越来越方便。
    不过，除了下地干活，坟场平时没什么人走。坟场里的坟头，一排一排的，长满了荒草，经常被鬼故事吓坏了的小孩子，一两个人连割草都不愿意往那里走。坟场里长的最多的，是蒿草，一般没啥用，夏天晒干了熏蚊子用的着，平时很少有人去割。
    关于坟场，有很多传说，大都跟前文说过的鬼打墙有关。因为不是出村的主要道路，平时走的人本来就少，夏天雨季就更少。所以，坟场里的蒿草，长的很旺盛很高，一丛一丛的，远处看像是一片小树林，更加显得阴森怕人。
    除了蒿草，坟场里还长了不少茅草。茅草也叫白茅，会长出高高的，白色的有点像芦苇的头部那样的穗。成片的洁白的茅草穗子，在微风吹拂下摇曳，很像是丛丛而立的旌旗，所以也有人称为旌茅。在旌矛长成之前，茅草还没有叶子的时候，旌矛像是竹笋那样从土里钻出来，直立如剑。用手拔起，剥掉绿色的外皮，里边白白的絮状物可以吃，带一丝甜味，村里把这个称为“大纲（音，具体字不知道）”。
    茅草的根也有点像芦苇根，稍细一些，嚼起来很甜，村里叫茅根。茅根除了甜甜的可以当零食，还可以熬水喝。缺医少药的时代，茅根熬成的水，除了可以治疗感冒，还可以治疗不少其它引起发烧的疾病，我们村把这个叫做“表”。我小的时候，村里虽然有了赤脚医生，但是赤脚医生的医术实在不敢恭维，药也是有限的可怜，很多人生了病，都是熬茅根、白菜根、野菊花来医治。

    白色的野菊花，坟场里长的很多。这种植物，割草的不会要，什么牲口都不会吃。一旦有人生了病，人们都会采了来熬水喝。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病，痄腮。痄腮就是腮腺炎，得了这种病，腮帮子会肿起来老高，很疼。现在来看，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医院几天就能治好。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却非常的重视，据说是一种传染病，得了会死人的。村里的赤脚医生，对我的病束手无策，根本不知道什么药能治。幸好那天去看的时候，赤脚医生的老父亲在家。老先生是县医院的老中医，对看这个很在行，至于儿子，从小不爱学习，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完全靠着老爸的面子。根据老先生的嘱咐，我自己到坟场采来了一把野菊花，母亲洗干净，放到锅里熬成药水。那药水黑黑的，跟普通的中药汤没什么两样，嘴刚一接触，那个苦啊！但是苦也没办法，必须喝下去。按照大人的经验，闭上眼，一口气不喘的灌下去，果然好受很多。连续喝了没几天，肿起来的腮帮子小了下去，不疼了。
    痄腮这种病，虽然传染，但是据说一次得病终生免疫。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村里痄腮病流传，同学们连续的鼓起了腮帮子。好几个人的脸上，用墨汁画了圆圈，中间写一个大大的“雷”字。我因为之前得过，没有被传染上。作为受益者，我曾经跟好几个人提起过：野菊花可以治病。但是，我一个小孩的话，有谁会听呢？

    夏天雨季的时候，雨下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达到三四天，茅草地里就会长出一种蘑菇。这种蘑菇个体很小，看起来有点像茶树菇，不过要小得多，跟现在一毛钱的硬币差不多大，我们村里管这种蘑菇叫“茅窝”。茅窝个头小，叶片很薄，晒干了剩不下什么东西。因为小，采集起来比较难，一个上午也采不了多少，很多人没有耐心去采。同样因为小，这种蘑菇的味道特别鲜美，适合做汤，也适合蒸着吃。
    小学四年级那年的夏天，连阴雨让学校的院子积了不少的水。学校都是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下午老师要给低年级的同学上课，破天荒的让我们这些大孩子自己到场院里上体育课。说是上体育课，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出去玩，免得干扰小孩子听课。我们村的小学校，每个年级的人数都不多，一般在10人以下。唯独我们这一届，正好赶上大饥荒过后的生育高峰，全班的人数达到了将近30人，是历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一听说自己上体育课，几十个孩子在场院里可就玩疯了。
    正在我们玩的正嗨的时候，偶然有人见到，场院后边的坟场中间，停了几辆车，有几个人好像发生了争执的样子。那时候农村车辆很少，平时难得一见，一下子见到好几辆车停在坟场，可是稀罕事。大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陆续穿过水沟来到坟场。就见两辆大55马力拖拉机停在坟场中间的斜路上，后边一辆北京吉普，大概想穿过坟场往我们村开，被挡住了去路。因为连续阴雨，坟场的路有点湿软，不太好走。仔细一看，北京吉普挂的军队牌照，我们都认识这辆车，经常到我们村来。

    我们村有个大三爷，据说以前是地区卫生局的局长，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八十来岁了。以前大三爷闹革命的时候，有个部下姓申，二人的感情很好，估计属于比较铁的那种。这时候，姓申的进步比较快，在地区军分区已经当了几年的司令。司令念旧情，经常来我们村看望自己的老上级，每年至少一趟。每次来都是司机开着军吉普来，每次来都会招来村里的大部分孩子来围观。有一次，我无意当中摸了一下发动机前边，挂小红旗的金属辊，还被电了一下，整个胳膊都发麻。这次看来来得不巧，估计司令趁着下雨天没事，又来看老首长，想抄个近路，没想到却被两辆坏了正在修的拖拉机堵住了。路本来就不宽，两边都是坟头，雨水泡过后很软，军吉普既不能轧坟头，也很难掉头，双方僵持住了。
    一帮小孩子知道司令是很大的官，大家都很紧张，一个个不敢说话。不过，司令并没有下车，就见拖拉机的两个司机在跟一个年轻一点的四个兜的军官说话。具体说的什么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们也不知道这条路上会有车过来，也不知道车会坏在这里，请你不要跟我们计较。显然，他们的哀求并没有什么效果，我记得，那年轻的军官反复的说一句话：少废话，到军分区去拿驾驶证！说话时的神情我还记得，非常的气愤，也非常的倨傲。再后来的情节大都忘记了，不知道那军吉普花了多长时间掉了头，弄了满身的泥，向我们村开去。
    看完了热闹，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不知道说什么，默默往回走。不知道谁说了句：凭什么呀，你家的路啊？官当大了，真威风啊！大家看着说话的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

一个村里的坟场当中踩出来的小路，连乡村公路都算不上，谁能想到这么大官的车会开过来？偶然车坏在这里的拖拉机司机，估计本来就满腹的委屈，正发愁怎么办呢。没想到，无缘无故，就被人没收了驾驶证，过后要跑上百十里地去地区军分区拿，还不知道送多少礼才能要回来。军官又不是交警，有权利没收别人的驾驶证吗？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的疑问，当时年幼，心里只有对官员的敬畏，不可能会想到这些。
其实，司令的姓名我们村的人都知道，不过，应该已经故去多年了。本着“为尊者诲”，即使不为“尊者”诲，也要为逝去的人诲的心态，司令的姓名还是留在我自己的心里吧。

    @玉宇澄清万里埃J 2021-06-15 00:02:50
    评论 592851055：下三滥的谣棍，又玩下三滥伎俩了吗？你他M的可真无耻啊。你原文如下“聋子海曾经做过很大的官，但做什么官，我们村谁也不清楚”云云，这段狗屁不是你放的？难道我冤枉了你？在中国，一个村里的人，做过一个很大的官，方园十里，无人不知，居然你同村的，并且如此团级以上的军官，这可是威风八面，族人也是觉得无限荣光，走路都带风，却一无所知？
    后面的更加离谱了，聋子海面对人格侮辱，居然忍声吞气，......
    -----------------------------
    你连聋子海当团长都知道，还说不是聋子海的后代。

    苦夏之八蝉鸣
    蝉，又叫知了，夏天生存在树上的一种昆虫，善于鸣叫。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种天越热叫得越响的动物，尤其天热的时候，叫的让人心烦意乱。所以，蝉鸣，被很多人名之为蝉噪。
    古籍当中有记载，用竹竿沾上熬制的浆糊，粘树上的知了。不知道古人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噪音，还是为了吃。清朝雍正年间大名鼎鼎的粘杆处，就是做这项工作的。
    唐朝著名的诗人骆宾王，在一首著名的诗里边，曾经写到过这种动物。“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一般人都认为，蝉吸风饮露，志气高洁，就是叫声烦人。
    那个时候，农村树木很多，村里村外到处都是。人们普遍有这样的观点，看一个村庄是穷还是富，从远处就可以看得出来。树多的村子，一般会比树少的要富。所以，农村人普遍重视种树绿化，大概也有朴素的环保观念吧。
    那时候村庄建设严重不足，不管是村里村外，基本上所有的地面都是原始的土地，这样特别有利于蝉的生存，所以那时候蝉的数量很多。到了盛夏，不管晴天雨天，大量的蝉鸣吵得人们难以入睡。而且，不仅是白天，月光明亮的夜晚，也会让蝉鸣叫，大概他们误以为天亮了。

    一场大雨过后，每棵树的周围，都可见许多蝉的幼虫钻出后留下的小孔。小孔有手指粗细，深浅不一。今天，当人们普遍追求食品的营养品质，和好的口味的时候，蝉的幼虫，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珍品。所谓的“金蝉”，不但营养价值极高，价格也让人望而生畏。
    不过，在那时候，村里的人，可不会知道“金蝉”这样高大上的名称。蝉的成虫叫知了，幼虫就叫知了猴，或者知了爬爬。人们也偶尔吃这种爬虫，就是很少有人能捉到。树底下的小孔，是蝉的幼虫已经从地底下爬出来的标志，有人想从小孔里挖到金蝉，那是徒劳。如果要想抓住金蝉，需要在晚上，它们刚刚钻出地面，还没有或者是刚刚爬到树干上的时候。那时候手电属于奢侈的家用电器，一般人家买不起。即使买得起手电，也用不起电池。所以夜间抓金蝉，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偶尔有早晨起得特别早的人，能见到刚从土里从土里钻出来不久，在树干上还没有爬的很高的金蝉。一般天亮了，它们已经爬的很高，或者早就破壳而出，成了知了了。
    蝉在钻出地面后，直接会往树上爬。等爬到树枝上，或者，有的甚至直接在树干上，就停下来。那金黄色的外壳，从背部开始开裂。从裂开的背部，还是白色的知了，慢慢的，艰难的一点点往外爬。爬的过程中，颜色逐渐起变化，从白色，变成浅绿，再慢慢变黑。颜色变化的过程中，身体包括翅膀，一点点从柔软变硬。用不了多长时间，当整体变成黑色，外壳和翅膀完全变硬，就可以飞了。

    蝉的食物是树的汁液，如果不受到惊吓，他们会一直趴在树枝上，鸣叫，吃食。产卵，就直接产在树枝上。青枝绿叶之间，偶尔可见干枯的硬枝夹杂期间，这大都是头一年知了在上边产了卵，枯萎了。枯萎了的树枝，只有在冬天冻硬了，或者树枝死了变干的时候，会在大风的作用下断掉落在地上。这些有蝉卵的树枝，大部分都被人捡回家去烧了。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能在下大雨的时候，慢慢埋进土里。
    埋进土里的蝉卵，在合适的温度湿度下，会变成幼虫，就是所谓的金蝉，或者村民所称的知了猴。蝉从卵，到成为成虫，整个过程会很长，有的会有五六年，也真的不容易。村里人盖房子打地基，或者挖猪圈的时候，偶尔会见到一个湿的泥团。泥团拳头大小，有点像屎壳郎滚成的土球，球的周围有少量水，这就是蝉的幼虫所生存的环境。据说，蝉的幼虫可以这样在土里活很多年，一直也不会死。直到遇到大雨，上边的土质变得松软，成为泥。这时候，不管土球距地面有多深，土球里边的金蝉都会顺着松软的泥土钻出地面，爬到树上去，成为会叫的知了。

    村里的小孩子们，可不会像古人那样有耐心，拿根竹竿一个一个的去粘。再说，我们也没有那耐心，更没有那技术。我们所采取的，多数时候是烟熏火燎战术。蝉和许多昆虫一样，夜晚有趋光的特性，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到了晚上，聚集三两个人，每人捡一点干的或者不太干的柴火，在树下的空地上，或者道路当中点燃，只要有一些亮光就行。点燃柴火以后，所有的人，围着有蝉鸣声的树，细一点的树直接用脚踹，比较粗的树，大家从地上拣土坷垃往树枝上扔。不管是踹，还是用土坷垃打，都会就把正在声嘶力竭不停鸣叫的知了惊动。受了惊的知了，嘶叫着从树上飞下来，飞蛾扑火一般向着火堆飞过去。
    蝉毕竟不是飞蛾，或许比飞蛾聪明一点，也或许感受到了火堆的热度，一般都不会直接落到火上。嘶鸣的蝉，噼里啪啦的落在火堆周边的地上。大家或者顺着叫声，或者在火光映衬下，一个一个摸索着，将落地的知了收入囊中。运气好的时候，几个人一两个小时的忙碌，可以捉到半书包。
    捉回去的这些知了，找个盆子用盐水泡上，第二天早晨清洗干净，就可以做来吃。直接放在干锅里炒一下，或者用少许油煎一下，都可以发出诱人的香味。这东西的蛋白质含量很高，美味又有营养，可以很好的为长身体的孩子补充能量。
    在我看来，知了的成虫，仅从口感方面说，比金蝉要好不少。金蝉的皮肉都是软的，吃起来没什么嚼劲。而成虫，身体里边有一些肌肉，吃起来有肉的感觉。相比较之下，我更喜欢成虫的知了，这一点，跟大多数人不同。
    每个盛夏的夜晚，只要不下雨，村里村外，到处的路上都可见火光点点，也可以听见知了紧一阵慢一阵，或欢快或惊恐的叫声，成为夏夜里的一景。不知道蝉算是益虫还是害虫，但是夏夜捉蝉，既让小孩子打发了多余的精力体力，又减少了蝉的数量和鸣声，算是比较有益的一件事吧。对于那时候的孩子来说，烟熏火燎抓知了这件事，用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来说，一点都不算过分。
    十岁以前，参加烟熏火燎抓知了的活动不太多，那时候的柴火不太好找。后来，村里建起了轧胶厂，有很多橡胶的废料下脚料，就扔在厂子的门边，没法处理。这些废料边角料，比较容易点燃，而且耐烧，不易熄灭。于是，到了夏天，烟熏火燎抓知了的队伍，开始膨胀，庞大。每到夏夜，村内村外火光点点，蝉撕声声。一丛一丛的人影，在火光的映照下，在火光周围的地面上摸索。这样的场景，几十年来犹在眼前，挥之不去。
    孩子小的时候，曾经趁着假期，陪孩子到马路两边，用手电抓过金蝉。如今，夏夜鸣蝉的记忆，不觉又远去了二十多年。

    苦夏之九甜棒和乌米
    当青纱帐长起来的时候，去里边割草虽然很让人难受，不过，在里边，人们偶尔也能找到乐趣。
    青纱帐主要由玉米和高粱组成，长到能没过人的时候，田里的大部分玉米高粱都已经授过粉，结了穗了。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动物有不孕不育的，植物也是一样。
    高高的玉米地里，大多数玉米颗的腰部，挂着一个或两个玉米穗。间或见到一颗，身上没有长穗子，我们称为“光杆”。或者虽然长了穗，穗子却明显小于旁边的庄家，这样的玉米，到了秋后也只能长成很小的穗子，结出的粮食粒很少。
    正常结了穗子的玉米秸，营养大都供应穗子上去了，秸秆本身的水分会比较少。光杆却不同，营养基本上都在身体内部，所以，这样的光杆，秸秆本身水分充足，糖分也多，就成了下地的大多数人口中的美食。
    光杆和不是光杆的玉米秸，从外表就能区分出来。普通玉米秸，外表是绿色当中透着嫩白，光杆却是绿色当中透着暗红。这绿色当中透着暗红的光杆，就是大家所说的甜棒。那时候经济条件不行，南方的甘蔗运不过来，即使运过来了，大家也买不起。所以，在青纱帐里割草汗出如浆精疲力尽的时候，遇到一根甜棒，拿镰刀割下来削去头部和外皮，那口感，就连传说当中的甘蔗也比不上！

    当然，偶尔也会有不懂事的孩子，把长了穗的玉米当成光杆甜棒砍下来吃。不过，长了穗子的玉米，跟光杆的甜棒，吃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水分少，发干，咬上去不脆，甜度也远远赶不上光杆。所以，一两次以后，自然不会再胡乱砍结穗子的玉米，不至于给庄家造成太大的损失。
    甜棒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想专门寻找，可能半天都不会找到一根。毕竟，不孕不育的玉米，是少数。进去割草的时候，无意当中遇到一颗，会带给人不小的惊喜。毕竟，那时候的孩子们，平时能吃到的零食，少得可怜。家里边的正餐，营养本来就有限，吃过之后没多长时间，就会消化的干干净净。用大人们的话说，平时勒掯的够呛，有点什么跟平时的饭食不一样的东西吃，那是真正的解渴又解馋。

    除了玉米，高粱地里也是有甜棒的。以前村民用来盖房子的高杆高粱，由于秸秆长的太高，秸秆的身体里边水分很少。这样的秸秆，咬上去感觉发干，一点水分一点味道都没有，并没有人砍来当甜棒啃。后来村里开始种植杂交高粱，这种高粱的身高比玉米还低，秸秆里的水分十分充足，咬起来的口感，跟玉米秸甜棒差不多。甜味不是一种风格，更接近甘蔗的口味，吃起来，跟玉米甜棒可谓各有千秋。大家可以回味一下，玉米饴和高粱饴的味道，甜棒的甜味，大概就是这两种口味。
    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玉米的价格要高出高粱很多。高粱，在村里属于贱粮食，看青的都不会安排人看。所以，基本上所有下地的人，到了高粱地，都会不由自主的砍上一颗高粱杆甜棒，一为解渴，二来解馋。我的记忆中，似乎，高粱，并不会像玉米那样会有“光杆”，被吃过甜棒的高粱，高粱穗几乎就都被浪费了。那没有长成熟的高粱穗，大概只有带回家喂猪这一个用途。
    相比较于甘蔗，玉米和高粱的“甜棒”，咬起来更脆，不像甘蔗那样硬。虽然甜度方面稍有不如，可是那时候的农村人，有几个吃过甘蔗？因而，大家的印象当中，跟甘蔗相比，甜棒可算是经济实惠，受欢迎的程度非常的高。当在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大汗淋漓的割草的时候，能有一根甜棒啃，可谓是解渴又解馋。尤其是小孩子，勒掯的时间长了，一根甜棒也可以算是美味了。

    除了能吃到甜棒，到玉米地和高粱地割草的时候，偶尔能见到“乌米”。所谓乌米，应该是玉米和高粱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病菌的侵害，在本该长穗子的地方，结成的一种病态的穗子。这种穗子不长粮食，而是一种菌类，嫩的时候可以食用。
    虽然玉米和高粱都会长乌米，两者却有着少许的差别，从外观就能看出来。不过，村里人把它们统称为乌米，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美食。
    玉米长的乌米，跟普通的玉米穗一样包在包里，嫩的时候，很难让人发现。等到人能发现棒子包里露出黑色的时候，乌米已经长老了，口感变得很差，没有人会吃。玉米乌米嫩的时候，并不是黑色的，而是普通口蘑那样的白色外皮包裹着里边的肉色。无论从外观，还是吃起来的口感，都类似于草菇，有一种蘑菇的清香，嚼起来肉头头的，很像口蘑。
    有经验的农民，如果细心，是能发现棒子包里到底是玉米穗还是乌米的，从外形上，能有细微的差别。普通的玉米穗，是比较规则的纺锤形，外表比较圆。乌米并不是纺锤形，长的不太规则。趁着乌米没长老，专门采回来食用的乌米，做法也接近于蘑菇，可以炒着吃，或者蒸着吃。在没有肉吃的年代，能有一些玉米的乌米炒了吃，不管从味道还是口感，都有吃到肉的感觉。
    长在玉米桔上慢慢变老的乌米，先是越长越大越来越变黑，逐渐的自己长出玉米包之外，变软。这个时候看上去，会有点恶心，让人不舒服。然后会慢慢变干，成为黑色的粉末状，被风一吹就会飞走，四处传播。大概，这就是乌米繁殖的方式，被风吹走的粉末，可能就是它的种子。来年地里继续种玉米的话，乌米会比前一年多。
    在那个时代，除了偶尔有人把嫩的乌米采回家去做菜吃，大多数情况下，乌米就是一种玉米地里的病害，如果蔓延开来，会造成粮食的减产。多少年以后的今天，有的农民从这里边看出了商机，专门种植能长乌米的玉米。据说，无论营养价值还是口味，都不错。乌米的价格很高，收益比专门种玉米高很多。俗话说，歪打正着，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吧。

    高粱，也会和玉米一样长出乌米。高粱的穗子，外边包着的包，要比玉米包薄很多，也细很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高粱长得乌米跟真正的高粱穗，从外表能比较容易的分辨出来。
    高粱与玉米的乌米，外表有所区别。几十年以后到菜市场买菜，第一次看见茭白的时候，我就认为那是高粱长的乌米。即使后来知道这两样不是一种东西了，每次买茭白，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乌米。
    区别于玉米地里的乌米，高粱长出的乌米更规则，更漂亮。高粱乌米外表有点类似于茭白，嫩的时候，里外都是白色的，可以直接入口生吃，咬上去发脆，微甜，口感不错。因此，相对于长在玉米身上比较难看的乌米，高粱长出的乌米更受孩子们欢迎。下地的时候，如果遇到，可以算是一种不错的零食。
    当然，高粱乌米，也可以做熟了吃。吃法也与玉米乌米略有不同，主要是炒着吃。炒熟的乌米，口感口味，也跟现在市场上卖的茭白很像。不同的是，乌米没有茭白长得那么粗大，更纤细漂亮一些，也更脆一些。
    没有见过茭白长老了是什么样。高粱乌米长老了，也会和玉米长的乌米那样，变成黑色的粉末，被风吹的四处飘散。
    同样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有有个别地方的农村，专门栽培高粱的乌米。据说，价格比玉米乌米更高，营养也更好，算是一种比较好的地方特产。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吃乌米，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不管你吃与不吃，乌米会造成粮食减产，是肯定的。



    高粱乌米

    玉米乌米

    生活条件变好了之后，人们的追求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许多原来农村没人愿意要，没人愿意吃的东西，现在成了有钱人追捧的对象。比如前边说过的野菜，比如高粱玉米地里原本属于病害的乌米。现在人们吃东西，讲究的是健康，营养，跟那时候只追求填饱肚子，有了很大的区别。
    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欲望，是随着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这一点，有个外国心理学家叫马斯洛的，说的很清楚。人，当生存面临着威胁的时候，活下去，是人们最大的追求。活下去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粮食，能吃饱肚子。当吃饱肚子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新的需求，从吃得饱，向吃的好转化。所谓吃得好，首先是口味，其次是能量和营养。如果这些都解决了，接下来，所有人会追求生活的舒适便捷，所谓提高生存的质量。
    不光是吃，人生存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善，而不断地增长。包括衣食住行，包括教育，包括成就感。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梦想。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是每个人人生的终极追求。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只有在完成了自己所应该尽到的个人义务，家庭义务，和社会义务之后，才可能有精力、有经济条件，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人们的需求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的需求，差别是不会相差太多的。某一样东西，成为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对象的时候，它的价值，必然会随之上升。这，应该就是今天的很多人，感觉自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价格不断上升的最根本原因。就如当初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后，开始追求长生不老，是一样的道理。

    苦夏之擗高粱叶
    到我记事的时候，村里种的高粱有三种：禾子，高秆高粱，杂交高粱。禾子因为不开苗，长的比较杂乱，比较密，个体很细，一般不长粮食，我们村种来是当绳子捆庄稼用。杂交高粱个体比较均匀，一般能有两米左右高，整体比高秆高粱密一些，个体穗子比高秆高粱大，产量要高不少。
    高粱为什么要把下半身的叶子擗掉，我并不清楚，当时只知道干活，不太会关心这样做的原因。现在想起来，大概只有把下半身的叶子撇擗掉，才能保证地里通风，估计只有这样，才能不让高粱秆生虫和腐烂吧。这样，既能提升秫秸的质量，又能把撇下来的叶子利用起来，也许还能提高粮食的产量。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而已，具体原因真的不清楚。等到高粱长到开始有穗子的时候，生产队会专门安排人，将高粱秆上两米以下的叶子擗下来，集中到一起晒干，备用。
    需要擗叶子的，是传统的高秆高粱。这种高粱长的很高，一般在三米以上，甚至四米都有可能。之所以比杂交高粱产量低村里还在种，就是为了用它的杆子和叶子。在水泥大面积使用之前，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里盖房子都是草顶。而高粱秆，是这草顶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前边说过，房顶的梁上边是檩，檩条上边是椽子，椽子上边是秫秸薄。这里的秫秸，就是指的高粱秆。所以，高杆高粱尽管产量低，可浑身都是宝——主杆可以盖房子用，长穗那一节比较细长光滑，可以做盖帘，不管城市农村，大家包好了饺子，都是放在盖帘上。叶子看起来不起眼，其用处一点都不小：南方人用什么东西编蒲团，我没见过不知道，但我想既然叫“蒲团”，原料应该是蒲草。我们这里不产蒲草，用高粱叶子编成的坐垫，也叫蒲团。这样编成的蒲团，只有5厘米左右高，不太适合小孩子坐，老太太们用的多一些。

    北方农村，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八仙桌。八仙桌本来是吃饭用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家庭不能保证坐在八仙桌面前吃饭的椅子凳子，于是八仙桌大都变成了供桌摆在堂屋，吃饭只好用炕桌。炕桌大多数人都见过，赵本山不少的小品里都有。炕桌本应放在炕上，一个是因为夏天炕太热，另一方面那时候家庭人太多，炕上盛不下。于是，一般人家夏天吃饭，要不把炕桌放在堂屋，要不放在院子里树底下。大家能坐的，小板凳，木头墩子，蒲团。儿歌里唱的“小板凳，四条腿”的小板凳，一般人家也就一两个，不可能够七八个人使用。木头墩子，大多数时候是旧房顶上拆下来，用来垫房梁的木头块，一般有二三十厘米高宽，三十厘米左右长。高粱叶编的蒲团比较低，小孩坐着不舒服。大多数人家，不愿意坐蒲团的，随便拣块砖头半截土坯，也可以凑合着用。所以那时候的农村，很多人宁肯在自己家门口、胡同口端着碗吃饭，为的是人多，热闹。
    估计是高粱叶子韧性较好，晒干以后不会像玉米叶子那样发脆，碎裂，所以大多数时候，高粱的叶子都会被留下来，或者编蒲团，或者编草绳，而不是像玉米叶子那样只能用来喂牲口。用高粱叶子编好的草绳，大都是在收麦子、谷子、豆子等比较矮小的庄稼时，把庄稼捆成捆，方便用牛车拉倒场院里去。一般人家里用高粱叶子编蒲团，也不会编很多，一两个就够了。
    擗过叶子的高粱地，是割草小孩的最爱。这里比玉米地通风，没有锯齿似的叶子在身上拉口子，也不会有玉米花粉那样的粉末迷眼。已经长起来的高粱地，尽管有以上“好处”，大人们仍然不愿意进去。所以相对来说，高粱地里的草，比矮秆作物的地里多很多。背着筐手拿镰刀的孩子们，四处游逛打游击，不断进出擗过叶子的高粱地，成为了夏天的一大风景。

    第十章那些人那些事
    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所接触的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总有一些人，在不断的变老，故去，或者出嫁以后接触减少。也有一些人，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当中，有的，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或者始终伴随我们左右，这些人，我们记得清楚。同样的，有很多人，在我们记忆的长河中，就像一朵大河里随时卷起的浪花，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就那样远离我们而去了。
    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能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的，没有几个。或者，即使曾经有的人对我们产生过影响，但是随着记忆的流逝和模糊，当初对我们产生过影响的人，或者事，我们已经淡忘了。
    今天，当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尽自己的努力回忆，试图唤醒那些曾经影响过我成长的人，或者事。不过，显然，我的努力，抵不过时间长河的流逝，所能带走的。更多的，已经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没有其他人或者事的触发，不可能回忆起来了。
    趁着自己还没有变老，记忆当中的人、物，还没有遗忘太多，把自己尚能回忆起来的，对我的成长产生过影响的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以免更多的遗忘。或者，就像鲁迅大师所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以此作为前言。

    人事之一挖地道
    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战争的硝烟，和它的味道，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几十年。
    在说到我自己的村庄，它的发展的历史的时候，说到我可以以自己的角度观察村庄，进而观察社会的时候，战争，相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却是正在进行时。或者，最起码可以说，离村庄很近。电影里的“高家庄地道”，那时候刚过去二十来年。平原上每个村子里有不少房子，有的倒塌了，有的虽然没有倒塌，但是长时间没人居住，已经濒临倒塌。这些快要成为遗迹的建筑，它们之所以成为那时候的那个样子，是和已经过去的反侵略战争脱离不了关系的。村里的很多人，也曾经和战争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有的身上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故事，有的身上被战争留下了记号。

    所以，当“深挖洞，广积粮”提出来时候，村里的人们不需要动员，不需要解答疑问，自然地会积极参与其中。毕竟，战争留给人们的记忆很深，有的还很惨痛。就拿我父亲来说，虽然在战争来临的时候，算不上怎么英勇，身上却有着战争留下来的伤痛。
    前边说过，村子里的建筑，一般会建在水面比较深，挖下去几米不会出水的地方。只有这些地方，才有可能保证在地道开挖的时候，不至于潮湿，或者因为出水而不能住人。也只有这些地方挖出来的地道，才不会在夏天雨季雨下大了的时候，因为积水水而导致塌陷，甚至坍塌。我的记忆中，村子里适合挖地道的地方并不是很多，这也是当年战争存在的时候，地道在我们那里并不是很盛行，没有高家庄地道那么发达的根本原因吧。
    在不断的宣传当中，几乎不怎么识字的农民，已经初步具备了了“核”、“原子弹”这样的概念。大多数人，都知道“三防”防什么，如何进行“三防”。住着最原始的房子，用最原始的耕种方法获得食物的人们，几乎不掌握任何的科学知识，却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武器，不是像本来应该的那样陌生，最起码是有所耳闻。这种情景，是不是显得不太协调，比较滑稽和不可思议？
    尽管当时我只有五六岁，也还没开始识字，不过，对于大街上彩色的宣传海报，直到现在也都记忆犹新，因为之前，只见过黑白的。原子弹，氢弹这样的概念，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这样的名词，从那个时候一直留下来，甚至对于原子武器的爆炸原理，那时候都有一点模糊的印象。

    我们村开始深挖洞的时候，应该是个春天。记忆中的地道口有三个，我们生产队的院子里一个，其它两个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边。我参与了其中一个的挖掘，当然，只是看，还不能参与挖掘。显然，村里的主要精力没放在我所在的这个院子里。这里，只有几个老弱病残的人在，包括我的母亲。
    在我家后邻院子里的这个地道，因为人少力量不足，进度很慢。最终，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个院子里的这个洞，并没有能够挖成，洞口就被雨水给泡塌了。
    最热闹，参与挖掘的人最多的，是在生产队大院里那个。那里的地道，集合了全生产队的所有精壮劳力，有大队和公社干部亲临现场。洞口架起了辘轳，不断地用箩筐，将里边挖出来的土绞上来。进出地道的人们，也都是通过这个辘轳，坐箩筐上上下下。而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孩子，也是在这里看热闹的最多。
    地洞口的辘轳，运转的很快。一筐一筐的土上来，被地面上的人们，用手推车推到远处的田野里。随之，里边的人不断地报出挖掘的进度：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参与挖地洞的人们，丝毫没有战争将临的严肃气氛，和平时干其它的活儿一样，显得热闹而轻松。显然，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人真的认为战争会降临。或者，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我们的强大邻国，曾经威胁过要用核弹把我们炸回石器时代这样的事。相信更没有多少人会考虑，这样距离地面只有两三米，洞壁如此之薄的地道，它的强度怎么样。用这样的地道，抵御光辐射冲击波放射性沾染，能起多大的作用。

    人们都相信，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无敌的。因而，在工作的间隙，或者歇工的时候，辘轳上下所带的人，都是进去参观的小孩子——一箩筐很大，里边可以坐进去两个小孩。上边摇辘轳的大人，把孩子们放进箩筐，摇动辘轳把孩子放下去，下边干活的大人接起来。挖地道的人歇工的时候，进入地道参观的孩子，从三两岁到十来岁，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地道口负责摇辘轳的几个人，并没有真的得到休息，反而比干活的时候更加繁忙。
    生产队院子里那个地道，挖的很成功，据说地下的洞，长度达到了一百来米。洞的边壁上，也像电影里那样，修了不少的小隔间，可以用来住人，而不会影响其他人进出地道。洞壁和洞里的地面，也修的比较光滑平整，而且垫了干沙子，保证洞里边不是很潮。似乎，这个地道，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让全村的人都躲进去。只是，我不记得里边是否有通风口，几百人进到里边，会不会引起供氧量不足。
    据说，我们村我们队所挖的这个地道，在整个公社都是比较成功的，不时有外边来的人，来到这里参观。恐怕，因此，村干部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不过，我当时太小，并不太关注这个。回过头来想当时挖的地洞，洞口是像普通的土井那样，直上直下的。这样的洞口，进出都必须依赖摇辘轳，是否有点欠缺了人们进出的方便呢？如果真的有敌人来到，井口上还能否架起辘轳让村民进出，这样会不会让洞口太明显，很轻易的就暴露？当时干的热火朝天的人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个地道后来怎么样了，洞口和里边怎么处理的，我当时太小，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挖地道就像一阵风，热闹了一阵，随着麦收的临近，挖地道这件事，就无声无息，无疾而终了。
    其实在当时，不仅仅是我们村，整个平原地区的所有村子，甚至包括所有城市，都在轰轰烈烈的大搞“深挖洞”运动。今天，不少城市，还有“人防办”这样一个政府部门。深挖洞时期所留下的很多地下工程，都成为了地下商业城、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所在地。也许，不但是普通老百姓，就连所有的政府领导，恐怕也不愿意看到战争来临的那一天吧。毕竟，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潮流。这一点，恐怕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人事之二买车
    我们村在解放以前，相对于周围的村子来说，算是富裕村，因为地多。
    周围很多村子，原本没有地主，土改的时候划成分，把许多地稍微多一点的富裕中农都划成了富农或者地主，是为了凑数。但是我们村土改的时候，地主富农是一抓一大把，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光地主富农就差点占了三分之一。像我们家，原本家里有几十亩地，在村里根根排不上号，土改的时候，划的成分是只是下中农。
    每次运动来的时候，抓革命促生产，四类分子扫大街，大街上都会人满为患。所以那时候，我们村的大街总是干干净净的，不像一般村子那样脏乱差。
    我记事的时候，村里的自行车还不多见，只有几个村干部家里有自行车。其中大队长家里的自行车是一辆旧车，大家都说，他们家这辆自行车是斗地主的时候从地主家没收的，一直骑了二十多年还能用，可见那时候的车子质量还是不错的。

    七零年以后，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社员的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村里的普通家庭逐渐也开始买自行车。那时候的东西大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票农民是没有的，所以想买自行车，需要走后门搞到自行车票。没有自行车票的，就只好买高价车。
    凭票的车是什么价格，我不知道。但是，高价车的价格，确实高的可以。记得当时自行车三大名牌，凤凰永久飞鸽，凤凰永久大概190元以上，飞鸽183元。相对于月收入6元左右的农民，其价格无异于今天动辄十多万的轿车了。所以，大部分人家对于这几种车辆，都是望尘莫及的感觉。但是孩子们渐渐都大了，上学需要走好几里地去公社，自行车又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再说，串亲戚、到公社县城办事也不能总是步行，买不起新车又不得不买车的很多家庭，都开始买别人卖的半旧的车子。至于从哪里买，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年，姐姐高中毕业了。
    此时，全国的高中毕业生，上升通道已经基本被关闭。城市青年，需要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村青年，哪怕你学习成绩再好，毕业以后也都是社来社去。所谓社来社去，就是你原来是哪个公社的，还回那个公社去参加农业生产。
    这样的形势，可以说让大多数的优秀青年，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毕竟，这时候，国家的工业已经有所发展，巨大的城乡差别，所有人，尤其是知识青年们都看在眼里。下乡知青想尽办法回城，农村知青虽然没有知青的资格，大多数人也是拼了命的想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过上朝九晚五，按月领工资领粮票的生活。哪怕在社办厂找一个合同工临时工，也没人愿意回家种地。

    不过，社办厂的合同工临时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需要有相当硬的后门。普通农民家的孩子，大多数连这种想法也不敢产生，乖乖的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回去拿锄头。
    其实，那时候学制已经缩短，高中毕业的学生，大都才十五六岁。这些人回到村里，并不能立刻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恐怕也是很多人想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的主要原因。同样十五六岁的大姐，当然也不会安心在村里干活。通过人托人，在县城附近的砖瓦厂找了一份临时工。
    砖瓦厂干的是累活，工资算是比较高，大概每月二十几块钱，还管吃住。相对于分值只有三毛左右的社员，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收入了。
    与国家正式编制的工人不同的是，临时工不发粮票，需要按照分值，向自己原来的生产队交钱买工分。这样，你才能按照社员分得生产队的粮食，并享受生产队的年底分红。这样左手交出去右手领回来，等于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全部落到个人手里，还能从生产队分到粮食，比纯粹的社员收入高多了。这样干了两三年，姐姐终于攒了一些钱，买辆自行车不成问题了。

    尽管自行车卖的是天价，也不是交了钱当时就有货，很多人家都是跑到县城的供销总社，交上钱开始等。等待的时间多长没准，看运气——运气好的三两个月，运气不好的半年、多半年甚至一年。供销社肯定没人通知你我们的自行车来货了，你来提车吧，而是需要隔一段时间自己去一趟县城看看。赶对了有货的时候去，就可以骑着车回家，赶不对了，可能空跑好几趟都没有。不像那些有后门的家庭，哪怕是供销社当时说没货，只要你的后门够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买到。村里的人也都互相有个攀比心，你家五个孩子，买了一辆旧车，我家一时买不起，那就以后想办法托关系走后门买辆新的。你家买了一辆梅花，我家怎么也得买辆飞鸽，顶不济也得是红旗。所以好日子没过多长时间，买辆车子，一夜回到解放前。买车子，并不比盖一座新房子少花多少。
    我们家买第一辆新车是75年的冬天，下着大雪，姐姐去骑回来的，一辆红旗车。之前，姐姐通过在供销社工作的一个表舅，据说当了会计，可以为亲戚们办点儿事了。为买车，姐姐往县城跑了三四趟，这才交了钱，但一直没货。这次终于等到有货了，表舅往砖瓦厂打电话，让姐姐去提车。
    车子骑回来的时候，尽管因为路不好，沾上了不少的泥水，全家人还是比过年都高兴，围着车子直咂嘴。当然，新车是轮不到我骑的，我还没有学会。等到跟小伙伴一起用别人家的旧车学会骑车的时候，我们家的新车，已经变成旧车了。
    村里的人们对于自行车，并不叫自行车，就是直接叫车子。有辆新车，是十分让人羡慕的事。如果骑车技术不好，出趟远门，借别人家的车子，都不太敢跟有新车的人家张口。
    我学会骑车的时候，已经开始到公社上中学了。但是赶上恢复高考，已经高中毕业的姐姐哥哥，都回校复习，跟我在一个学校读书。家里边只有一辆车子，只能够他们俩用。所以尽管学会了骑车，家里却没能力再买一辆新车，我仍然没有车子可骑，几年的中学是靠双腿走过来的。
    其实学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走路上学。六七里地的路程，中午不能回家吃饭，自己带干粮。每人做一个小布袋，装上两个窝头，扔在学校大锅的笼屉里边，中午学校统一给加热。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各班下课时间并不能做到统一，好多都是老师自己掌握。偶尔有的同学带的干粮好一点，如果有的班下课早，这些好饭，就可能成为别人争抢的目标，反而导致自己中午饿肚子。

    人事之三走亲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边，亲戚之间的往来是十分重要的维持社会关系的方法。从汉朝以来，官家也用“和亲”的方法，把仇敌变成暂时的亲戚。
    民间也一样，所谓的亲情，亲戚来往，是需要不断地有来有往的。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关系，关，指的是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而系，就是指不断地互相走动，才能保持联系。我小的时候，尽管大家都很困难，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关系还是要维持的。你村种山药我们村不种，我村种花生多你们村种的少，你们家院子里枣树多，我们家院里有石榴，这都是互相来往的理由。再有就是各种节日：清明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巧八月半，九九重阳，十月一祭祖上坟等等，过年就更不用说了。
    不是每次串亲戚都有特产带，自己家里也有限，时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那时候一般人平时走亲戚，一般都会带的，有两样东西：馒头，油条。稍微富裕点而对方家里有小孩的，一般可能会买上10块20块水果糖，仅此而已。水果糖一分钱两块儿，二十块儿是一毛。这样看起来，走亲戚带的东西很少，但是每次去可不是那样简单，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一般的人家，平时家里的主食是玉米面，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蒸馒头。这样，不少手不够巧的家庭主妇，蒸馒头的经验不足，技术就不怎么过关，蒸出来的馒头，既不好吃，也不好看。有的时候碱放多了，蒸出来的馒头发黄；有的时候碱放少了，蒸出来的馒头发酸。有的时候发面的时间不够，蒸出来的馒头不起，看上去发黑。实在没有办法要去走亲戚了，带的馒头不能太难看，往往因为生疏，导致馒头蒸不好。这样就得重新再来，总要把要带的馒头蒸的又白又大又圆又光滑才合适。
    炸油条就更不好掌握。这本来就是个技术活儿，平常人家根本不会，会的也因为不经常做掌握不好而使油条不好看。即使是赶集专门炸油条卖的，也不见得能把每根油条炸的漂漂亮亮的。那位说了，既然集上有卖的，那还费那么大劲自己炸干啥？说实话，我也想不通，不是那时侯的人们太笨，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大家连买油条都不会，都想不到，是不是活该受穷？反正大家都是自己发面，自己和矾，自己烧火，炸了油条去走亲戚。到集上买的肯定也会有，要不集上炸油条的早就消失了。

    走亲戚带馒头，二十个馒头几乎就可以装满普通的竹篮。如果哪个人走亲戚带的馒头少，只带了十个，亲戚家里表面不说，内心会不高兴，招待起来可能就不那么热情。油条更是如此，最低限度是十根，当然，多者不限。不过，一般带十个油条的少，带二十根的多。
    这个时候村里已经开始有自行车了，只不过比较少。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村一直是远近闻名的富村，斗地主的时候村里就有三辆自行车，都因为工作需要，归了当时的大队干部。到我记事的时候，村里的自行车似乎并没有增加几辆，大家串亲戚都还是下步走的多，不管多远。当然，更远一点的地方走亲戚怎么去，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一二十里当天不能打来回，需要住宿。所以那时候人们找对象，一般都不会距离太远。
    不管走路还是骑自行车，串亲戚的人们基本都会带一个竹篮子，跨在胳膊上。篮子被二十个馒头塞和其它东西得满满的，上边盖块白布，或者白毛巾。到后来，挎篮子，就成了爱串亲戚或者爱赶集的代名词。如果说哪家的主妇喜欢挎篮子，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人不怎么会过日子，喜欢串亲戚，或者喜欢赶集，多少都有不怎么本分，不爱干活好吃懒做的意思。因为，大家都穷，你有事没事到亲戚家串门，不但影响自己家公分收入，同样影响亲戚家的，会给双方家庭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担。
    说起来，那时候的人们走亲戚，也是非常的为难。有些亲戚是不得不走的，尤其是孩子生日娘满月这样的事，更是不得不到。家里亲戚多的，这样的事多了，自己家就有些承受不了。尤其那时候，哪家生了孩子，需要庆祝的项目比较多。生下来十二天，就是一个节日，一般人家需要在家里摆宴席，有来往的亲戚都到。满月，周岁，就更不用说。一般的家庭，如果有五六个男孩子都结了婚，生孩子就会连上趟。这样，一大家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光办喜事吃这一项，就消耗的的差不多了。有的家庭家底不足，甚至光吃都不一定够，需要到生产队，或者邻居家借麦子。生产队分的粮食，可不都是麦子，各种都有。招待客人却只能用白面，欠账太多，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一般情况下，孩子们是不能不被大人带着而独自离家串亲戚的。那个时候，虽然人们普遍都很穷，虽然整个社会体系控制的很严格，社会秩序也并不像现在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有序，偷盗、抢劫的现象也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很少。村里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有急事晚上不得不出门，骑自行车的话，一定要抽烟。不但自己抽，还要点燃另外一根，用一个东西固定在后座上，从远处看，让人以为有两个人。这样，万一有劫道抢劫的，远远地看到有两个人，就会放弃。说明，那个时候的治安状况，并没有现在的某些人说的那样好。
    孩子单独串亲戚的时候，并不是绝对没有。一般稍微大一点，十岁以上，白天，路不是太远，还是可以去送点东西的。所谓路不是太远，一般也就二三里地的样子，再远了，就必须大人出马。
    不过，我和几个四五岁的玩伴，却有着一次出远门走亲戚的经历。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在过了五岁那年的春天，我们总共四个人，包括我两岁多的弟弟。
    由于居住和亲缘的关系，小的时候我有两个死党，暂且把他们叫做小强和小新。小强比我大八个月，小新比我大20多天。平时，基本上我们几个在一起活动的时间比较多。小强有个妹妹比我小一岁，那年得了脑膜炎。在那个时候，脑膜炎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农村人非常重视，死亡率也很高。小强的妹妹病的比较严重，已经到了晚期快不行了。春天生产队的活不忙，我们几家的大人都到小强家去看望，帮忙准备后事。
    实在无聊的我们几个小孩，大人顾不上管，于是决定趁乱走趟亲戚。我想的是去我姑姑家，离我们村比较近一些，只有六里多路，弟弟实在太小，根本走不了远路。不过，小强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最大，他的意见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商议，最后小强提议，到他大姐家去一趟。他大姐已经出嫁，姐夫当兵不在家，家里就她跟一个比我弟弟还小的孩子。她们村离我们村更远，有十多里路，半路上经过我姑姑的村子。我姑姑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家里的孩子最小的也比我们大十几岁，去了以后没什么意思。如果走到半路，弟弟实在走不动了，再决定是不是到我姑姑家去。
    商定好以后，我们四个人就出发了。说实在的，大家并没有因为路远，会在什么时候才能走到目的地的概念。大家跟平时到地里玩一样，边走边玩，走走停停，速度当然不会很快。
    时间已经是仲春接近初夏，田野里的麦子已经秀穗，各种野菜，不少都开花了，姹紫嫣红的，非常漂亮。饿啦鸟在鸣叫，其它不知名的野鸟，不时从麦地里飞起来。

    尽管走路的速度不快，毕竟弟弟太小，才两岁多，没走出多远他就累了。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又哄又威胁，很快就到了我姑姑的村子。这里，已经离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很远，走了一大半的路程了。
    鉴于弟弟的状况，我有点犹豫，是不是继续往前走。毕竟，六七里的路程，对于五岁左右的孩子来说，也不算很近，我自己也有点累了。正好姑姑家的住处，在胡同口，离我们路过的大街很近。我对他们两个说，到我姑姑家看看去吧，看看有没有人，咱喝点水。
    姑姑家有人。那时候，姑姑已经六十多岁，大概不用下地干活了。我推了推大门，大门从里边插着，没推开。于是小强说，算了吧，咱继续走吧，离我姐家也不算太远了。经过再三犹豫，我们几个继续上路，向着更远的村子走去。
    没多久，弟弟实在走不动了，开始哭闹。大概，他从来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累坏了。好在我们三个稍大一些，我一个人背他走不了很远，于是三个人轮流背。实在背不动的时候，两个人抬，后来三个人抬。毕竟，走十多里路，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大家的体力，都不多了。
    路过一个大水坑，坑里有野鸭子在游泳。这时候，小强告诉我们几个，就是这里了。我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天已经过午，很多人家开始吃中午饭了。
    我们到达小强的姐姐家时，她们家也在吃饭。不记得大家都说了什么话了，路上也没有感觉到饿，这一到达目的地，尤其是看到饭，大家才感觉肚子空空的。恰好那天，小强的姐姐煮了很多的棒子面粥，准备打做鞋底的隔板用的，结果，被我们几个小孩子一扫而空。

    当天下午，我们几家来了好多人，来接我们几个。应该是小强的大姐找人往村里送了信，家里人才知道我们几个的去处。据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发现我们几个不见了之后，家里边发动了好多人，把村里的水坑，和周围的水井都找遍了。
    当时我们也许意识不到，家里正是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这一趟走亲戚，给大人们添了多大的麻烦。这件事过后没几天，小强的妹妹，就没有了。如果村里一下子去了五个孩子，这几个家庭，会有多大的悲伤？
    那次回家以后，是不是挨了打，我忘记了。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家庭的大人，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非常严格，稍微犯一点错误，打骂那是家常便饭。相对于这次的时间来说，他们反而可能不太敢过于苛责。毕竟，不管到任何时候，对于孩子离家出走，家长想必是有点忌惮的。尽管平时，他们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次，我们几个给家里添了如此大的麻烦，可能反而是平安度过了。

    从什么时候路上不再能见到挎着篮子串亲戚的了，我没印象了。大概是从自行车盛行以后，竹篮子用自行车带着不方便，后来改成了塑料板编制的篮子。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竹篮子和塑料板篮子，因为能装盛的东西太少，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人事之四娶亲
    《水浒传》里有个王干娘，职业是拉皮条，最后被武松杀了，原因是她没有执照，属于黑皮条。正式的媒婆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的，不会干私活拉皮条，《花为媒》里边的媒婆就是。
    历史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政府注册有执照的媒婆已经不见了。但这一职业却是农村不可缺少的，因而一直沿袭下来。如今天这样的自由恋爱，那时候是不被人们接受的，在村里被称为“乱爱”。试想，以原始方式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村民们，习惯了宗法制度观念的约束，怎么可能接受子女脱离自己的束缚自己安排自己的婚姻大事？
    这个接受的过程其实并不是特别长，三四十年而已。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保媒的方式和包办的婚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中学学校的成立，对这样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挑战，加上政府的提倡，原始的婚姻制度地位开始动摇，岌岌可危。
    当然，在那个时候，婚姻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延续后代。所以尽管也有个别自由恋爱成功的，但婚姻的形式，仍然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即使是自由恋爱，到最后仍然跨不过媒人这个门槛——在即将结婚的时候，仍然会由男方出面再找一个媒人进行接洽，哪怕这个媒人并不会真的起多大作用。
    传统婚姻里边，媒人的权限很大，所以，利用媒人之便骗吃骗喝骗财物的媒人也不少。再则，一般媒人介绍对象大多都想能够保证成功率，以获得足够的成就感和谢礼，所以一般向双方介绍对方情况的时候，会出现只说好的方面，对于不好的方面对方不问尽量不说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能隐瞒的尽量隐瞒，有什么问题，双方结婚以后自己去发现。无疑，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人看来就是欺诈。但在那时候的媒人看来，不过是行规，是正常的。

    有一个小笑话，说有一个媒人介绍一个瘸子和一个头发少的成亲。双方相看的时候，媒人为了掩盖双方的缺点，让瘸腿的骑上马，让头发少的戴上花冠，这就是所谓的“走马观花”的由来。因此，尽管大家都离不开，媒人在村里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往往成为说谎者、骗子的代名词。所谓的保媒拉纤，多少带有一些讽刺的贬义。
    我的感觉，能够给人不好的印象，媒人也真是有点冤枉。在农村人的观念里，宁拆十堵墙，不破一门婚。说媒，本是行善积德，造福整个人类的传宗接代事业的好事。自己费劲千辛万苦，跑细了腿说破了嘴成就了别人的好事，还要被人看不起，真是所为何来？所以今天，媒人的路越走越窄，也有它的必然性吧。而且，不少婚介，仍然延续了古代媒人的一些不良做法，也为自己的声誉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当然，单纯利用女子骗婚的“放鹰”行为，更与媒人的做法差之千里。
    那时候的农村青年，男女双方结婚之前，由媒人主导的订婚这一项是不可或缺的。细想起来，订婚最主要的目的是双方家长见个面，认识一下，一般也会顺带着让男女双方见一下。即使男女双方对对方不太满意，一般也会以父母是否满意为标准。尤其是女方，自己对男方说“满意”，是要受到村里的人耻笑的。一般被问到对对方的印象的时候，即使是十分满意，也不能直接说出来。不少电影电视里，有这样的情节，某个女孩被问得不知所措，最多会说一句：你们看着怎样就怎样了，都听你们的！所以只要父母愿意，订婚最主要的程序就成了过彩礼，订结婚的日子。

    结婚之前，媒人十分辛苦，需要在男女两家不断地跑来跑去，协商一些细节。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尽管一般情况下，媒人在介绍对象时尽可能做到门当户对，条件相当，仍可能在结婚时会出现不少的问题。比如彩礼的数目，迎亲接亲的人数，各种零杂活——牵轿、押轿、挂门帘、装枕头、下轿等分别需要给多少钱等等。虽然这时候接亲已经没有了花轿，但是花轿迎亲的许多规矩还在沿袭着，听前边说的名称就知道了。只是，花轿迎亲的时候，都会雇吹鼓班子吹吹打打的，很是热闹。这个时候，吹鼓班子基本上也快要绝迹了，只剩下鞭炮还在顽强地宣示着结婚的热闹。
    花轿已经被破四旧破掉了，但新娘子总不能自己走路到婆家去吧？好在生产队一般还有马车，花轿换成了马车。也因此，大多人家定结婚的日子，会选在农闲的时候，一是人得闲，二是车得闲。接亲的人员，一般需要新郎的嫂子，没有亲嫂子堂的，堂的也没有，婶子大娘也可以。但是都需要有个前提，不管是嫂子还是婶子大娘，必须自己生过的孩子里边儿女双全。与嫂子同行的，还需要一个童男，一般是小叔子，或者侄子。这俩人是要与新娘子一起坐车的。至于其他人，基本全是汉子，是要开步走的。每人挑一个扁担，扁担的两头担俩箩筐，用来装乘女方的嫁妆，尽管嫁妆特别简单。
    男女双方所要置办得的物品里，只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被褥。我们老家比较讲究十全十美，也就是十套被褥。村里人的观念，被子，就是一辈子的意思，结婚准备的铺盖，是要两口子用一辈子的。所以，十铺十盖，取的是一辈子十全十美的寓意。这十铺十盖，一般是男方准备四铺四盖，女方六铺六盖。其它的，几乎什么都可以从简。
    我们这里是产棉区，做所谓的十铺十盖有条件，其它地方是什么风俗不知道。印象中，当时专门为孩子结婚盖新房子的特别少，因为能盖的起来的人家几乎没有。所以新郎新娘结婚后，一般也会和家里人合住在一起，不过是有自己的一间屋。
    农村的房子，前边介绍过，以三间的为主要形式。堂屋两边，各是一间卧室，两间卧室门相对。条件好的，卧室有门可以关上，条件一般的，没有门，只在门框的部位挂一张门帘。结婚以后和家人一起住的，村里称为“双里间”，意思是跟家里其他人住对门，各住一间里边的卧室。

    新娘的嫁妆，除了被褥，基本上也就是些脸盆、镜子等梳妆用品，以及暖水瓶等物品。许多送亲的队伍，因为自己的家族大，人多，所规定的人数就会很多。毕竟，跟自己家关系比较近的一个家族的所有人家，都要出一个人，这样，本来就不多的东西，就会因为人多，而显得非常分散。不少人挑的担子里边，东西显得非常少。比如，担子一头的箩筐里，可能只有一个玻璃镜，或者只有一张脸盆，也算是凑成一副担子。几十个人的迎亲队伍，在路上拉了很长的距离，每个人都轻松惬意，一路上说笑声不停。至于城市里所讲究的多少多少条腿，还都在城市里，等着农民们去追呢。
    那个年代的婚礼当中，花费最大的，恐怕就要数婚宴了。也是，那时候除了吃穿，别的东西几乎都是可以省略的，只要有一间屋子，冻不着饿不着，人们已经可以满足了，其它的，一切都会从简。
    婚宴上是猪肉唱主角，所谓的八个盘子八个碗，“八大碗”里边猪肉就会有四碗，两碗红烧肉片，两碗红烧肉块。其余的，再加上鸡、鱼各一碗，另外两碗就可以随便凑合了。尽管那时候红包只有区区一块左右，少的甚至给五毛，但是吃肉喝酒不可少。同样的流水席，同样的闹新娘闹洞房，同样的面红耳热喝酒尽欢。
    村里的乡亲，平时没什么来往的，会由生产队组织每家收两毛钱，我们村叫贴“对子”钱，意思是可以为事主家买点写对联、喜字的红纸。
    交两毛对子钱的，一般不好意思派人到事主家吃饭。但事主家会在婚宴结束以后，召集所有出过对子钱的家庭来自己家喝酒。每家要出一个人，长条桌小板凳，在院子里一字排开，散酒大锅菜随便吃喝，不管吃饭。大锅菜是肉少菜多的大锅菜，酒是五毛钱左右一斤的老白干，很冲，喝起来呛嗓子。尽管很多小孩子，喝了酒辣的一个劲咳嗽，可这也不能阻止有的人喝醉了撒酒疯。
    一般人家因为只出了两毛，大人不好意思去，基本上这时候喝喜酒的就全部是小孩子，男孩。只有家里确实没有小孩子的，才可能派一个大人去喝酒，不去人不行，主家会挑理，认为你们家瞧不起人，不给面子。下次你家办喜事，可能不但他本人不去，他们家族的人也会受到影响，办事的时候不尽心尽力，甚至制造麻烦，都有可能。

    农村的旧习俗，结婚必须闹洞房，闹新娘。当然，闹洞房的，大多数是小辈，长辈闹新房是会被人笑话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闹洞房，不少都显得很过分，属于陋俗。一般结婚当天，新娘吃完饭，就在新房的炕上坐着。一些小辈，尤其是没结过婚的，就可能蹭到新娘跟前去，动手动脚是常事。严重的，甚至会解新娘的衣服扣子，甚至更严重的，跟新娘子打起来的都有。
    新娘子性子烈，在结婚这天，可不是对自己有利的事。一般闹洞房，是从要喜糖，点喜烟开始的。如果新娘大大方方，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一般人也难以提出让人过于为难的要求。反之，新娘子不好说话，甚至口出恶言，只会刺激更多的人参与，提出的要求也会越来越过分。这时候，争执，甚至冲突，就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发生。
    闹洞房，有一种不容易被人发现，又会给新郎新娘造成麻烦的方法，受到很多坏小子的追捧。那时候农村人理发，普遍理完了当时并不洗头。刚刚理完了头发的人，会拉开新郎新娘的新被子，把自己的头枕在粗布做的被里上。可以想象，到了晚上，这些被子的被里上会扎上多少碎头发，让新郎新娘有苦难言。
    闹新娘，也要看新郎平时的性格和为人。如果新郎在之前比较喜欢热闹，闹新房的次数比较多，那么恭喜你，今天是你还债的的时候了。如果反之，新郎平时脾气性格好，“欠债”不多，可能大家就会看在平时的面子上，放你一马。

    即使把婚事办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也会让全家人好长一段时间内吃不上白面。为了一个孩子娶媳妇，会带来全家人对新郎新娘的不满，从而造成相互之间的矛盾。心里有怨气，迟早会发泄出来，造成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有人说那时候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矛盾少，大家不会因为各种不公平而有怨气，虽然穷但是牢骚少。似乎，那时候的人，都能安贫乐道，无怨无悔的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我不知道这样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只想问说这些话的人一句话：你能安贫乐道吗？你若不能，凭什么认为别人不想过富裕的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农村，每天的黄昏，都会是“大合唱”的演出时间：“独唱”，“对唱”，“乱唱”。人们确实不敢公开发牢骚，但是会因为一切今天的人们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理由而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将心里怨气发泄出来。因为一个筷子一个碗，因为自己家的鸡可能下的鸡蛋被人捡了一个，都会在傍晚的时候站到自己家的房顶上开始广播叫骂。哪天村里没人骂街，大家都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而刚刚取过媳妇的家庭，基本上会成为这一段时间演出的主角，最起码是之一。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最先成家的大哥，因为导致了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全家举债，会导致家庭其他成员的怨恨。不少家庭，闹矛盾的时候，大嫂都会成为弟弟妹妹一直指责的对象。尤其那些结婚前提了条件，需要有单独住房的，更是如此。其实想想，刚结婚的人，想有自己的小天地，独立的住房，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也要量力而行，像今天这样本是村里人，一定要在某一级别的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同时还要几金、某个价位以上的车，而不顾及双方本来的经济实力，不也大都会留下无尽的债务，让之后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吗？

    人事之六丧葬
    五百多人的村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每年都在发生着。
    一般的年份，村子里可能会有三四个，或者更多的人去世。并不是所有人死了，都会有葬礼。未成年的，基本上就是挖个坑埋了了事。未成过家的，葬礼也会简单到极点。
    当现在时代，二胎政策放开的时候，许多人为怀个孩子四处求医，费尽了精力。其实那个时代，不孕不育的人更多。尽管我们村子只有百十户，在我的印象中，我所认识的老两口没孩子的家庭，就有七八户。再加上没有娶到媳妇的老光棍，不能延续后代的家庭，在全村就占到了百分之十五左右。
    那时候的农村人，讲究家庭出身。尽管成分高的人正倒霉，可是对于自己多少代以前的祖宗，人们仍然愿意攀上个名气大、官职高、财富多的。这一点，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有很精准的描述：我们祖上——也阔过。
    一般村子里的人去世后的葬礼，有共同祖先的人都要到场帮忙。亲缘关系远一点的是帮忙干活，五服内的是跟主家人一起陪灵。一般农村人的观念当中，陪灵的人越多，说明家族人丁兴旺。帮忙干活的人多，说明家里的人缘好。陪灵，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在中国传统礼仪当中，只有五服以内的人算是有血缘，才能在灵柩前跪着。至于什么是五服，很多人并不是太清楚，甚至包括葬礼的主持人，也只能说个大概。
    其实，最初所谓的五服，指的是服丧的等级。古人特别讲究孝道，自己的父母去世了，要求子女守孝三年。当然这三年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干，像大户人家、官员等等，要在坟上结庐而居。普通百姓家，这样做根本不现实，一个月不干活，可能家里就吃不上饭。所以，这守孝的三年，就是戴孝的时间。其实不必要满三年，每年按九个月算，总共二十七个月。因而，孝子是第一服，葬礼的时候，穿的丧服跟别人不一样，古时候称为斩衰（音cui），所谓的披麻戴孝。五服的第二服，称为齐衰，穿的人，应该是包括孙子，和侄子。二服的人，服丧时间一年，也就是九个月。此后是三服、四服、五服，都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穿不同的丧服，服不同的时间。三服称为大功，服丧一年。四服称为小功，服丧期五个月。最远的五服称为缌麻，只需要戴孝三个月就可以了。

    我小的时候，这些丧服和丧期都已经被简化，披麻戴孝已经没有了，只是用白布体现在戴孝的人身上。每当葬礼的时候，有专门的妇女为主家拽白布，不同关系的人，白布的大小长短不一样，佩戴方式和佩戴部位也不一样。这一点，基本上只有专门负责的人才能说得很清楚，我也只是听说个大概，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已。比如儿子，一条布条直接勒在头上，腰里再扎一条。出嫁了的女儿，要穿做成那样的。其他的近门当家的人，男的戴一顶白布缝制的三角帽子，女的就在头上勒一条白布带。
    实际情形，比这里说的更复杂，更严格。丧期也是一样被简化，儿孙还会按期戴孝，其他关系，基本上都是七七，甚至五七过后，就可以结束了。所谓七七、五七，都是天数，怎么来的我说不清，只知道一般人家会在葬礼结束后的三十五天（不严谨，也可能是从烟气那一天开始算）举行一次比葬礼简单一点的礼仪，然后丧期彻底结束。
    当然，这估计是清朝以后，经过清政府改变了形式的丧服制度，跟明朝以前的肯定不一样。再早的时候，丧葬现场，都会有专门的吹鼓班子来表演。方式跟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差不多，有说有唱，主要是插科打诨，娱乐来帮忙的人们。当然，有没有吹鼓班子是有前提的，要是正常死亡而且到了岁数才行，这算是“喜丧”。非正常死亡或者死亡年龄不足，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不过我记事的那个时候，这些吹鼓班子，都已经被当作四旧给破掉了。
    我们隔壁的村子是个小村子，村里没有地主富农，革命不太彻底。每当他们村死人的时候，仍然会有吹唱的这些娱乐节目出现。主要原因是本村的劳力不够，要到我们村请人帮忙作为酬谢。我们村的小孩子，不少都会跟着大人们前去看热闹。

    除了节目，还有一向被当作四旧破掉的，是抬棺材的架子，所谓的“杠”。“杠”，是用原木搭成的，方便抬棺材的人能上肩抬，跟以前抬轿子的轿杆差不多粗。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也会成为四旧被破掉，反正没有了这个，抬棺材会很不方便，也很危险。
    一般的人去世了，会根据家族的大小、亲戚的多少和距离的远近，停灵三到七天不等。不过生产队的时候，为了不耽误生产，统一规定停灵按最短的三天。所谓三天，并不一定是三个整天。如果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前死的，这也算一天，天亮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是给亲戚们报丧的时间，第三天出殡。这样，很多家里有子女在外边工作的，根本来不及得到通知，人就已经被埋了。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家里的父母或其他亲人去世，根本就得不到通知，家人也不费那个劲去通知。往往都有去世好几年，在外边工作的亲人才知道的。
    我们村有一句歇后语：你明白什么？你明白自己死不到炕上！意思就是说，人临死之前，需要把人抬到床上去，不能让人死在炕上。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有各种说法，大抵是如果人死在炕上，对以后的家人的生活不利。至于怎么不利，就没人能说的清楚了。
    一般来讲，那时候的人，在很早以前，就会为自己准备好棺木，和寿衣。一般在人咽气之前，就要把寿衣穿好，否则，死了之后人体僵硬，衣服就很难穿上了。

    停灵的这几天，灵柩都是停在堂屋里的床上，床头要点长明灯。长明灯，那时候已经被很大很粗的蜡烛取代，点上以后，足以照明一天一夜以上。床头的地下，是香炉，定时有人烧香。白天，孝女和媳妇等人就跪在灵前，有女客人来吊孝了，这些人要发出哭声，并还礼。孝子贤孙需要跪在堂屋门口的外边。一般，都会在屋门口搭一个灵棚，门口两侧分两边分别跪着儿子孙子等人。男宾来吊孝，孝子贤孙同样要发出哭声，并还礼。
    每天的早中晚三个时间段，要“送山”。送山，在我们村，也叫报庙。一家人男在前女在后，在引领人的带领下，到以前的城隍庙的位置烧纸。城隍庙早已经没有了，只是做个样子。人刚刚咽气的时候，或者以后的报庙送山，都会提前放二踢脚。一般人家没事是不会放二踢脚的，如果谁家突然想起了二踢脚的声音，村里的老少爷们，一般都会派人去看看怎么回事。其它时间放炮，有着同样的用途，就是告诉村里的人们，该到了干什么干什么的时间了，有差事的人抓紧时间前来。
    在很多地方，下葬，或者平时上坟，都是在早晨，或者上午。这一点，跟我们这里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董圣人定下的规矩，我们这里埋人，是在下午即将日落的时候，上坟也是同样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研究过，肯定是各地有各地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葬礼的具体仪式很繁复，不可能详细的说下来。出殡，是主家的丧事，却不能要求全村人都跟你家的人一样哭哭啼啼的。大家是来帮忙的，要保持充足的体力和精神，就要具备娱乐的态度。这一点，体现在葬礼的各个阶段。吹鼓班子唱戏，就是这个目的。除此之外，几乎葬礼的每个阶段，都会是村里人看热闹的焦点。比如起灵前的行礼，有的地方流行闹姑爷。所谓的闹，是真的跟你闹，要看你怎么穿孝服，怎么样行礼，懂不懂规矩，会不会被周围的人逗笑等等。即使是起灵准备下葬了，看热闹的村民仍然能找到兴奋点。尸体在堂屋里，下葬之前要装进棺材里去。棺材装了尸体，会很重，出屋门很困难。每个村，都要找最棒的小伙子背棺材头，才能保证棺材顺利的从屋里来到院子当中。为了鼓励背材头的人，一般人家会在棺材的头部放上两瓶酒，几条烟，目的是为了让棺材更稳的出屋。酒瓶直接放在棺材上，背的不稳，就可能倒下来摔碎。如果不倒，这酒就归背材头的人所独有，烟则是参加者有份，大家平分。背棺材，并不是出了屋就算完事。一般人家大都住在胡同里，棺材需要背到能停马车的地方。一出屋门，烟酒就被收起来了，但是棺材在这个阶段是不能落地的，换人的时候也不能。为了考验棺材背的是否稳当，村民们会起哄，调笑背材头的，引起所有人的哄笑。个别严重的，甚至有人会伸手帮倒忙，故意给他们捣乱。能顺利的背出胡同口，确实很考验人的体力。

其实，葬礼当中的礼仪还有很多，不过我成年以后，在村里的时间有限，参加的机会不多，很多礼仪并不是很清楚。一般情况下，下葬会在太阳西斜，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开始。等到全部结束，天都要黑透了。这样，有些远道的亲戚，回家就要走夜路，很不方便。随着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宝贵，现在，我们那里也都与时俱进，从时间上提前很多了。毕竟，要考虑到所有人的方便，这是一切事情办理的前提吧。
我的记忆中，有一年，村里几乎每个月都要办一次丧事。这件事，是有人专门统计过的，那一年，全村至少办了十二次以上的葬礼。这一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年，村里的一个辈分最高的老太君，也去世了。老人家属蛇，活了84岁，儿女在战争年代都没了，自己养大了孙辈的三个孩子。老人因为成分是烈属，又是村里辈分最高的，受到全村所有人的尊敬。就连自诩是老革命，抗日初年就参加儿童团的老支书，遇事也都让她三分。这一年，大地震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许多事大家都记忆比较深刻。老太君是村里辈分最大的，也是前后那几年活的岁数最大的，最关键的是，她属蛇，跟伟人同年出生，同年离去，也是让村里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人事之六叫魂儿
    在集体化的时代，很少有人不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如果说有例外，小脚的老年妇女，到了一定岁数，可以算是那时候一个特殊群体。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村那时候大概有十来个小脚的，年龄从六十岁到八十岁不等。
    因为体力劳动，和营养的原因，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要比现在的人显老。尤其男人，年轻的时候干很多重体力活，基本上到了一定的岁数，都会出现弯腰驼背的现象。说起来，大概是因为腰椎受伤，没钱医治，所以腰会越来越弯。严重的，弯腰程度，甚至会超过九十度，一直弯下去。
    每到冬天天冷的时候，如果生产队安排的工作不多，会看到不少人在大街上溜墙根晒太阳。不少溜墙根晒太阳的人，看起来很老快要不行了，或者害痨病一直咳嗽的，可能大多数不过五十多岁。在今天，五十多岁还是中年人，是各个领域的主要劳动力呢。
    除了实在没力气干活的，其他人都是必须要参加劳动的，哪怕你是孕妇或者产妇——农村本来就没有产假，也没有幼儿园。两三个月大的孩子，如果家里没老人看，就只好穿上土裤子在炕上围着。所谓围着，就是前后左右都是被子或者褥子，小孩穿上土裤子，在炕上半躺半坐。每天上下午，母亲们可以各有一次回家喂奶的时间——限定时间的。
    自从四五个月大的时候我奶奶去世，我始终享受这围坐着的待遇。直到有一天，貌似我八九个月大，自己能爬了，围不住了。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好动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围坐的被褥当中爬出来，不小心从炕上掉下来。这一下，不知道是摔死，还是冻死了——当然是假死，暂时没有了生命迹象。

    那时候医学还不发达，村里人有了病，一般不会首先想到医院和医生。大多数，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去请巫医。我们村有一个妇女，就是这样的巫医，专业是给受到惊吓的孩子叫魂。这个人，就是会做粉饹馇那个，十几年后，我们家请她到家里打饹馇的时候，就是我给她打下手，烧火。
    但是她们家成分不好，是地主，属于四类分子，被斗争的对象。那时，正是文革初期，正是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最严重的时候。尽管我的母亲，摆事实讲感情，说了不少的好话，这位医生仍然不敢冒然走出自己的家门，到我家来医治。后来我母亲急中生智，交代她装作到我们家借纺线织布的“落子”，她才急匆匆的到我们家，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
    据我的母亲说，这位医生进了我们家门以后，大声的喊着母亲的辈分，说你们家有没有多余的落子，我用一下。然后没说三两句话，急匆匆进到屋里，三下五除二的操作了几下，本来处于昏迷当中的我，大声地哭出来。医生却没有停留，连一口水都没顾上喝，径直回自己家去了。
    为了摆脱宣扬迷信的嫌疑，对“叫魂”这件事，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后来我见过几次别人叫魂的场面，基本上都是受到惊吓，或者发生了意外的孩子，有的是神志不清，有的是昏迷。叫魂的人一般会要求其他人回避，我想恐怕是为了增加外人对自己的神秘感。对于昏迷比较重的，家人一般不会按要求回避，关心则乱，谁还会在意这个？所以我有了观摩的机会。一般施救者都会用自己的手在孩子的头上不断抚摸，另只手在孩子的胸部或者背部也不断抚摸，这应该是在按摩的同时，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和抚慰。

    古代的中医，在某些领域本来就是巫医不分的，是为祝由科。叫魂，一般人都会归于巫一类，但实际上，据我观察分析，这里边巫的成分恐怕更多的是用来掩人耳目、不让外人随便学会的成分更多一点，以增加自己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神秘感，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最终起关键作用的，应该就是按摩，和心理抚慰。
    自从叫魂事件发生后，家里不再让我自己在炕上围着，给我找了个“保姆”，白天把我送到她们家，吃饭的时候接回家。母亲上工所挣的公分，生产队给人家记四分，我们家记四分。这种半寄养的模式，不仅仅是我，许多家里没有老人看的孩子，都经历过。
    “保姆”是个小脚老太太，我叫她桥嫂。桥嫂人特别和善，在村里的名声很好。几年以后我上小学了，因为她家离学校近一点，且她始终会在家里，有的时候下课，肚子饿了还会到她家里要干粮吃。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年，由此可见，她在看我的时候，对我肯定是极好的。
    桥嫂家一共五口人住在一起，她和自己女儿住一个屋，丈夫桥哥和后任夫人以及他们的儿子住在另一间屋。据说桥哥以前在京里当很大的官，因为参加革命，就和家里包办的桥嫂离了婚，另娶了一个桥嫂。后来因为历史不是特别清白，倒霉了，就带着老婆儿子回到自己的老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长大以后，曾经听村里的老人们说，战争年代的桥哥，是一个非常神奇，神奇到当时电影里所演的抗日英雄，所有的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的程度。当然，这些都不可考证了，人们只知道他在京城工作，一度有很高的职务。后来，他的高中同学加战友，曾经当到过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说到桥哥在京做多大的官，又有人该说我造谣了，因为我还真说不清他具体做什么官。但是他的同学加战友，做到了国家领导人一级的，我还真知道是谁，就是给尚昆致悼词的那位。

    这个时候，桥哥赋闲在家，身上自然有一股无形的威严，我非常的怕他，从来没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回想，那是杀气在身上的自然流露吧。
    但是桥哥在外边跟村里人闲聊的时候，也非常和蔼。他的儿子虽然比我大十来岁，对我也不错。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是桥哥作为村里第一个高中生的才华。在全民都必须贴伟人像的年代，他们家堂屋祖宗牌位的位置上，是桥哥自己画的伟人像，看起来跟从商店买的没多大区别。
    后来，文革快到结束的前一年，桥哥带着新家到县城去了，据说历史问题并没有结论，只是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四千多元的工资，在县城安排了交通局长的职务。
    四千多元，在当时可算是天文数字！再后来，大桥嫂和女儿也走了，走的时候还把带不走的缸茬子（水缸坏掉以后，剩下的部分，还有些许利用价值）给了我们家。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没有在村里了。

    人事之七桥哥
    桥哥是我们村第一个高中生。他家住在生产队的大院子里，一个独立的小院。据说生产队的大院子，以前就是他们家的，是我们村最富的家族。那一片大院子，被村里人称为“后楼上”，以前那里有楼房。土改的时候，这一片大院子和楼房被集体没收，当成了生产队。不过，里边的楼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了，我没见到过。
    桥哥上高中的时候，和后来的某位国家领导人同班同学。也不知道是谁影响谁，后来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参加了抗日。一个任当时的冀南地区书记，桥哥任公安处长。其间打鬼子杀汉奸，许多的英雄事迹，老人们说起来眉飞色舞，小孩子听起来心驰神往。
    不过，桥哥自己从来不谈那时候的事。因为有些怕他，在他家的时候，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他说话，更不会缠着他讲抗日故事。桥哥的长相自然带着凶恶，用村里人的话说，脸上长着瘆人毛。瘆人毛并不是真的有毛，只是说长相比较凶恶，脸色不太正常，小孩见了自然会害怕。其实年轻的时候，桥哥应该算个帅哥，高挑的身材，长脸大眼，目露精光。眉毛比较浓密比较长，脸色比一般人有点发暗，小孩子见了自然就有畏惧感。

    桥哥虽然那时候倒霉了，不过应该还在领工资，不用跟生产队下地干活。因为岁数大了，加上小脚，两位桥嫂，也都不用下地。但他们的一双儿女，虽然原本应该有知青的身份，这个时候却和其他社员一样参加劳动，当然，是上学之余。所以，他们家，基本上仍然过的是城市的生活，粮食和菜都靠买。
    那时候虽然村里的粮食基本够吃了，可能还没多少富裕，庄稼人大都会用粮食换红薯掺着吃。我们村的地不太适合种红薯，长出来的红薯比较难看。有一次在桥哥家的下房里，偶然见到外表光滑细腻的“红薯”，跟平时见到的红薯，有很大的区别。出于小孩子馋嘴的本能，我非常高兴的拿起来就啃。吃到嘴里才发现，这“红薯”又辣又涩，一点也不好吃。后来听人说，这哪是什么红薯，是人家从供销社买回来当菜吃的土豆。

    记忆比较深的，有几个关于桥哥的故事，被村里人津津乐道。第一个，是抗日的时候，有一次桥哥回村看老妈。不巧，正赶上鬼子进村讨伐（就是所谓的扫荡），于是赤手空拳没带武器的他，被鬼子抓住了。随后就出现了很多经典电影里的情节：鬼子把桥哥押到我们村，把全村老百姓集合起来，让大家到场认人。当桥哥的妈妈走到桥哥面前时，鬼子自己都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这娘儿俩长得太像了！于是桥哥逃过了一劫。
    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桥哥，他们家的房产会被村里没收，据说也跟他自己有关。
    桥哥的家庭是个大户人家，有不少的土地，一大片的宅院，还盖过楼房。足见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他能成为村里的第一个高中生，现在想来是理所当然。不过他这一房，人丁不怎么兴旺，父亲早早的就没了，家长是他的叔叔。在桥哥参加抗日打鬼子的时候，他的叔叔却像许多电影里演的地主一样，当了鬼子的保长，据说也干了一些坑害乡亲破坏抗日的事情。后来桥哥带人回村，把叔叔镇压了，财产也都归了抗日政府。
    另外，有一个关于桥哥只身空手进入石门侦查、抓叛徒的故事，被全村不少老人津津乐道，足以说明桥哥的足智多谋，胆大心细。
    解放石家庄前夕，组织派桥哥到石家庄城里，侦查敌人的军事部署情况。人生地不熟的桥哥，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不但出色完成了侦查任务，还赤手空拳抓回了一个带着武器的叛徒。据说这叛徒以前抗日的时候跟桥哥是同事，桥哥侦察敌情完毕，一个人在茶馆喝茶的时候，在茶馆巧遇到了。桥哥沉着冷静，巧妙与之周旋，不但得到了情报完成了任务，最后还缴了叛徒的枪，把叛徒押解回到了解放区。其中的细节，桥哥自己不说，大家很难考证。不过可以想象，在满是敌人的城市里，能赤手空拳做到这一点，其中的惊险曲折，不亚于电影电视的桥段。所以我感觉，跟当时一些战争电影里的英雄比起来，桥哥是一点都不会逊色。

    @小狗狗他爹 2021-07-01 13:35:14
    你妈的，你就说什么地方有地自己耕种就是自己的地，我马上就去，你们这些垃圾
    -----------------------------
    什么意思？

    人事之八老酒壶
    在被桥嫂看护之前，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先是在另一家被人短期看护过。这一家看我的，是一个比桥嫂岁数更大的老太太，我叫她九嫂。在九嫂家的时候我还太小，不怎么记事，只是因为跟九嫂比较亲近，所以知道有这段经历，具体事情都不怎么记得了。
    九嫂之所以叫九嫂，其实应该是“酒嫂”的谐音。酒嫂的老头叫老酒壶，解放以前，家里是远近闻名的富户，开着酿酒的酒坊。老酒壶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老酒壶，并不是因为他爱喝酒，而是他们家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开酒坊的人家。我们这里因为水不好，并不怎么出酒。但是，不怎么出酒，并不妨碍老酒壶家的酒很有名。现在，有一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白干，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最有名的老白干酒。老酒壶家酿的酒，同样也叫那个名字。

    老酒壶当时估计有七十岁了，村里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多，不然大家不会这么叫他。不但我们村的人这么叫，好多外地的人都知道他这个名字。2000年前后，我在驻地认识了一位老太太，当时已经82岁了。据她自己说，老酒壶是她最小的舅舅，可见老酒壶还是有哥哥姐姐的。
    不过，就我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他有兄弟姐妹。大概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成分比较高，即使有，平时也不怎么敢来往。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当时已经成年，分别叫大和尚、二和尚、小和尚。不知道当时，他们为什么给儿子起这么个名字。反正我记事的时候，这三个“和尚”，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和尚，统统打着光棍，真是一语成谶，悔不当初。

    老酒壶这个人看上去很普通，但是名气很大，大到方圆几十里地以外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出名，据说是因为败家。之前因为家里开酒坊，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财主。作为家里的小末啦（土语，最小的一个的意思，也叫老疙瘩。），哥哥姐姐都读过书，很早就去外地工作，偌大的家业就由他一个人继承（注：此处为楼主猜测）。
    据村里老人传说，他娶九嫂的时候，那排场可是全县都轰动了的。光女方的陪嫁就从县城的东门进西门出，两门不见头。就是这么多的嫁妆，摆满了家里的场院。看着如此丰富的嫁妆，酒坊的伙计们一个个惊讶的合不上嘴。看到伙计们少见多怪的样子，当时还是小酒壶的老酒壶就有心逗逗大家：你们看，这些嫁妆值多少钱？伙计们七嘴八舌，有的说十万，有的说二十万。老酒壶微微一笑：我看一分钱都不值。说完，一把火把满场院的嫁妆都点着了！
    当然他的传说还有很多，不过这些传说，我怎么听怎么像是村民们从说书的那里听来的，因为跟许多传说太雷同了。什么听到茶碗打碎了的声音很好听，于是从江西景德镇买了一车皮的茶碗天天摔啦；什么家里的排水沟排出的米粒被庙里的和尚收集起来，后来给要饭的老酒壶吃啦等等不一而足。什么样的传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酒壶很快就把偌大的家业败光了。

    不过，关于老酒壶，有一个传说是村民们能够基本确认的，算是说书的没有说过的独立版权故事。
    说老酒壶还是小酒壶的时候，有一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村里很多人在大街上墙根底下晒太阳，还一个劲的直打哆嗦。穿着貂皮大衣的小酒壶，吃完饭上街溜达，发现了晒太阳的人们哆嗦的样子，决定给大家开个玩笑。
    小酒壶走到晒太阳的人们跟前，问：你们哆嗦啥？大家回答：冷，太冷了。小酒壶说：我怎么感觉不到你们说的那么冷？大家心里明明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冲着他乐，不敢说别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乐啥，这天就是太热了，一会儿肯定有人下坑洗澡。说完转头回家了。
    大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大都骂他有钱不知道姓啥。正在这时候，就见他们家酒坊的伙计，抬着一筐银元来到大坑边。这一筐银元，后来有的老人说可能有几百块，也有的说有上千。就见他们家的十来个伙计，拿着掘镐砸坑里的冰，不一会儿把坑里的冰砸开了好大一片。砸完了，纷纷把筐里的银元往水里扔下去，一边扔，一边冲大街上的人们喊：俺们东家说了，这些银元，谁捞着是谁的。
    刚开始大家以为他们是开玩笑，可是这些伙计，把银元扔完了就走了。有胆大的村民，开始试探着下水去捞银元，一边捞一边观察，小酒壶家里根本没有人出来。于是大坑里的人越来越多，那架势，几乎就像翻坑的时候一样。不过，当时大坑里的水很深，要想捞到底下的银元，需要扎猛子下去，就像夏天洗澡的时候一样。
    正在大家纷纷在坑里扎猛子捞银元的时候，就见小酒壶先生，一个人偷偷地蹲在大坑北头的沿上，冲着坑里的人们直乐。然后对坑里的人说：怎么样，我说天热人们要下坑洗澡吧，让我说着了吧？

    到了土改的时候，老酒壶家划的成分是富农。据说，工作队看他们家的状况，本来想给他家划成贫农的。结果村里的干部不愿意，当时村里的支书，小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长工。他们家原本不但开着酒坊，地也很多，在县城，甚至在市里都开着门市，这样的家庭成了贫农，何以服众？于是他们家被划成了富农，当时还是小孩的三个小和尚，后来就说不上媳妇了。
    我记事的时候老酒壶的身体还很好，岁数也不算太大。至于他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大概那时候，是我已经考上高中住校的时候，或者是再后来考上学离开老家了的时候。我的印象中，老酒壶是个很平易近人的老头，跟人说话和蔼可亲。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参与村里人的争执抬杠，一般都是笑眯眯的看热闹，一点也看不出从前大财主的样子。
    他的媳妇九嫂是小脚，本来就不会干庄稼活。那时候岁数也大了，即使会干，也干不了多少，所以队里安排她照看我。这种照看，大概相当于以前的保姆，我妈每天挣8分，给人家4分。不过，大概她照看我的时候我太小，没多少印象，对她的感情不像跟桥嫂那样深。

    人事之九误车
    我们村的人，大多数都是一个姓氏，据说是明朝的时候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过来的。来的时候有弟兄八个，所以，村子又名“哥儿八”庄。村子里有十几户外姓人，据说，都是到村里的财主家当长工，定居下来的。其中有一户，只有弟兄俩，老大我叫他汉章哥，老家离我们村不远。
    据说，他们哥俩来我们村，是给大户人家当奴仆来的。闹革命的时候，村里只有他一家是雇农，是村里最穷的，于是汉章哥就第一个被发展入了党。
    因为是外来户，又给大户人家当下人，汗章哥在村里，就成了有名的“万能辈儿”。万能辈儿，又称“见人小一辈儿”，就是说，不管你在村里原来是什么辈分，只要跟他岁数差不多大，他就降一辈儿，叫别人一声叔。所以，几乎全村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叫他汉章哥。
    尽管入了党，可汉章哥从来没当过村干部，连生产队队长都没当过。他是村里有名的好脾气，就他那脾气性格，当了干部也管不了任何人。汉章哥的脾气好，好到跟任何人都没红过脸，不管大人孩子。而且，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没有他不能开玩笑的人。对于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玩笑，他特别有研究。老头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都把他当成开心果，见面都可以聊天聊的热火朝天。
    汉章哥有一个缺陷，口吃。据说他原本并不口吃，小的时候伺候村里的财主，有一次失手打碎了一个茶碗。可巧那茶碗是财主心爱之物，现在打碎了，财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了气的财主，揪住他的脖领，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可巧那天是个下雨天，被扇了不少耳光的汗章哥，以后说话就不利索了。老话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村比较反对这句俗话，往往拿汉章哥当例子，说明下雨天打孩子的后果。

    汉章哥的口吃，特点跟一般人不同。他说话，只是每句话的发语词出来的比较慢，音节也拖得比较长。如果只是他自己说，没人干扰，第一个音出来以后，后边的就很利索了。比如，每次见面他都会逗我：“大——兄弟，你——哥脑袋上的头发秃了，是——你啃的你啃的你啃的。。。。。。”然后哈哈大笑。
    基本上，他能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开一些类似的玩笑。因为在财主家服侍人，汉章哥可谓见多识广，平时不管到了村里哪一户人家，汉章哥都能坐到炕上，跟人扯闲篇儿瞎白话。因为跟人对话的时候说话速度慢，也因为见闻多，到了别人家就走不了，村里人送他一个绰号：“熬干灯”。对于这个外号，汉章哥欣然笑纳，乐此不疲。
    村里人平时不怎么出门，见的世面少，偶尔来个稀罕物，大家都会上去围观看稀罕。比如来村里耕地拖拉机，或者来办事的人开来的汽车什么的，往往会被村里的人围个水泄不通。
    一天下午，半过晌的时候，村里来了一辆跨斗摩托。摩托上三个人，穿着打扮像是县里的工作人员，大概是走错了路，很着急的样子。半后晌，下地的人还没收工，村里人少，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是汗章哥。县里来的人跟他打听道，问去大郭义（村名）怎么走。汗章哥那时候六十多岁了，耳朵稍微有点背，见到几个人开着车问话，表示发动机的声音太大，听不清。于是几个人熄了火儿，下车详细向汗章哥打听，这下闹了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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