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远去的村庄[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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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远去的村庄[第5页]

作者:59285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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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长教育孩子，最主要的是不能浪费。一年到头没几次吃肉的机会，任谁到了这时候就会格外的珍惜。肉多的骨头，家长会留起来作为别用，能让孩子随便啃的，大多都是肉少难啃的骨头，啃的不干净，会被责骂，甚至是拳脚相加的。因此，能征服难啃的骨头，过程中充满了成就感。这样的成就感带动下，这个过程也就充满了趣味，味道也就变得特别好。肯难啃的骨头，光靠牙齿是不行的，往往要配合一些工具。最常用的工具是筷子，其它的像菜刀，剪刀，等等，都会用的到。某年的春晚上，著名哑剧演员王景愚表演过一个小品《吃鸡》，把啃骨头的过程表演的淋漓尽致。不少人的印象中，大块的肥肉吃起来没意思，肉越少的部位，吃起来味道越好。像是以前没多少人感兴趣的猪蹄、鸭脖子、鸡爪，现在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下酒菜。以前经常啃骨头的那些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变老，对于营养的需求已经不太多，转而追求口味，或者追求之前的感觉，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尤其是现在人们普遍讲究生活质量，普遍营养过剩，这种事，就更加的不难理解。

    那个时候，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挺多。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孩子的脾气性格不同，听话不听话的都有。但是似乎一般来讲，都比较能理解父母的辛苦和不易，即使一时会有些情绪造成的别扭，不快，但是在干活、在专物专用这两方面来说，大都不会违逆。
    由于孩子多，能吃上肉的时候不多，而且男孩子们大多嘴馋，炖肉的时候不少心急的。为了能让孩子一次吃个够，也可能是不想让孩子等得时间太长馋相毕露不好看，有的家长就会在肉还没有炖的太烂、还没有放盐的时候，把一些肥肉捞出来给孩子吃。这样做，往往能让孩子一次就“吃顶了”，吃的吐了，以后见了肥肉再也不想吃。那时候谁家的半大小子正常情况下不太喜欢吃肥肉的，大多是吃没放盐的肉腻着了。
    不过，尽管不少人吃肥肉会吃顶了，仍然会有不少人“肉量”特别足。我就亲眼见过一次，哥哥捧着一大块没放盐的肥肉，大概有一斤多，吃得津津有味。这之后，他仍然对肥肉没有过敏，让我很是不理解。

    过年之三炼油
    我们村，老人或者老师批评不听话或者不认真听讲，交头接耳偷笑的孩子，经常会用到一句话：呲呲嘛？炼腥油啦？

    腥油也叫荤油，就是去除了杂质的猪油。杀过猪的人家，会收获不少的猪油，包括板油、花油和特别肥的纯肥肉。如果猪足够大，杀完猪之后的这些猪油，加起来恐怕也有几十斤。过日子特别细的人家，会跟猪肉一起，把这些卖掉。更多的人家，会自己留起来处理。
    处理的方法，就是放在锅里边“炼”。生产队分的棉籽油不多，一年一个人二斤左右，做菜根本不敢用。和我同年龄段的很多人，老了以后，不太喜欢吃炒菜，而是喜欢吃凉拌菜，或者蒸菜，或者炖菜。蒸菜或者炖菜，大多数时候会放一些腥油，这样吃起来很香。现在和多地方有自己的地方特色菜，比如“八大碗”，大锅菜，这些大部分不经过炒。有很多人喜欢这些，大概跟我类似，小的时候吃习惯了。
    炼腥油之前，需要先把那些成块的板油、花油、肥膘，切成小块。控干水分的小块肉，放到烧热的锅里，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伴随着声音，飘出一股特别的香味。这香味，是普通的素油所不具备的，属于那种炖肉当中夹杂着些许烧烤的味道。在小孩子们来说，那刺啦刺啦的声音犹如仙乐，这烧烤的味道，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了。
    伴随着刺啦啦的声音，锅底的文火慢慢烧，那些被切成小块的猪肉慢慢变小，颜色也由白色渐渐变黄，并慢慢流出液态的油。这些液态的油，慢慢在锅底聚集，越聚越多。肉块也随之越来越小，颜色也越变越黄。

    炼腥油的过程中，烧火显得比较重要，稍小一点可以，绝对不能太大太急。标准就是，锅底聚集的油，不能烧开了。一旦烧的沸腾了，再续下去的油块就会变糊变黑，影响出油率不说，炼完了剩下的油渣也不能要了，这会让大人很心疼的。油渣可是好东西，吃起来有猪肉的香味，却没有肥肉的腻。
    很多孩子，肥肉吃腻了，再吃肥肉会有恶心的感觉。油渣却不会让人恶心，大多数孩子对它，说趋之若鹜绝不是夸大。平时家里做菜馅儿的时候经常有，如果没有腊肉，放点油渣，就当是肉馅儿了。这些出完了油的渣，会被大人小心的收集起来，外表撒上一些盐，装进坛子里，以后随吃随取。刚炼出来的腥油，温度很高，是橙黄色的液体。慢慢降温之后，就凝结成白中带青的玉色，看上去温润的固体。
    古语形容一个人的肤色好，会用“肤如凝脂”，这个“凝脂”，应该就是固态的腥油了。不过，腥油虽是固态，却是那种很软的固态，用筷子轻轻一插，没什么阻力就可以进去。因此，炼好的腥油，要趁着没有凝结的时候，装进小口的坛子里。等以后用着的时候，直接用筷子，或者羹匙挖一块就可以了。

    那时候家里的坛子，是那种口小肚大的陶器，外表上一层釉色，颈部仍然是粗糙的陶的本色。以前的人，经常把“坛坛罐罐”相提并论，但是坛和罐并非一种东西。我的记忆中，坛罐形状类似，也稍有区别。坛表面有釉色，罐没有；罐颈部有扣，可以穿进绳子提起来，坛没有；坛多用装油，罐多用来盛水。坛罐都是有大有小，一般家庭用的，大多是能装五六斤液体那样大。
    一般人家杀一头一百多斤的猪，怎么也能炼三四坛子的腥油。有了这些腥油补充，生产队分的那点可怜的植物油才不至于早早地见底。不然，没有肉又没有油，人们吃饭的时候，饭量会额外的增大，分的粮食都不一定能吃到明年的新粮食下来。我就记得那时候，每天吃完饭，出去玩或者干活的时候，口袋里总要装上半块饼子，不然就会饿的受不了，想办法搞吃的。
    不管油渣还是腥油，存放的时间都不能太长。其实任何食品都一样，都是新鲜的才好吃，一些需要发酵的除外。尽管用盐腌过，时间太长的油渣和腥油，会跟一般含油脂的食品一样，有一股难闻又难以入口的辣气味。所谓辣气味，并不仅仅是辣，还带有些许酸臭，应该就是肉食腐烂的前兆，这时候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了。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家的生活理念就是，宁可放坏了，不能到时候没有。
    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家的老人，一些生活习惯不理解不接受。其实，这些老人之所以如此，跟他们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年轻人没必要强求他们在观念上与时俱进。他们经历过苦难，经历过饥饿，知道实物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们眼里，所谓的“好东西”，更是坏了的比吃了的多。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候”，这些是可以拿来救命的。

    过年之四磨面
    我能记事的时候，已经过了家里没东西可吃的年代，基本上能用所有可吃的东西填饱肚子了。之所以写过年先写了杀猪炖肉，大概是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年代，被瓜菜吃的嘴里淡出鸟来，所以忍不住了。
    其实杀猪并不是过年前的第一个节目，而应该是最后一个：真正的过年，是从推碾子开始的。
    推碾子，是每个家庭日常必不可少的活动。每天吃的窝头和棒子面粥，小米粥，都需要定期到碾棚里排队去碾。家里边只要是比碾盘长得高的，基本上没特殊情况都得去。我们村有两个碾棚，相对还好一点，排队的时间不算太长。平常，碾子就是轧的棒子面，高粱面，小米。到了过年，不但要吃肉，还要从主食上进行改善，需要蒸馒头，蒸糕，所以推碾子的内容，就比平时丰富多了。当然，强度也比平时大得多，时间也长很多。
    我刚刚记事，还不能拿得动推碾棍的时候，就对推碾子深恶痛绝。白天需要到地里干活，推碾子基本都是在晚上。家里父亲和哥哥姐姐他们去排队推碾子了，母亲不能提前睡，需要等他们回来。小孩子可等不了那么晚，任凭我困得抬不起眼皮，做针线活的母亲也不让我睡着，等着推碾子的人回来才可以睡。她采取的方法是讲故事，从鬼故事讲到一些被人们讲滥了的故事，最后拿出杀手锏——母亲上过三个月的扫盲班，认识一些字，读过不知道什么版本的《刘罗锅断案》，用这一本书忽悠了我好几年，直到我能拿得动碾棍，不再享受这个待遇，换成了弟弟。
    轧麦子面比较麻烦，需要提前把麦子洗干净，因为土场打下来的，麦粒上有很多土。洗的方法是准备一盆清水，用铁丝做的筛子，一下一下的过水，水脏了换一盆。洗过的麦子没有湿透，在席子上晾一两天就干了——在我印象里，我们的前辈们，虽然那时候水不像现在这样缺，却非常知道节省水，不会允许一丝一毫的浪费。晾干了的麦子，要在碾子上边轧好几遍，才能把麦子皮和白面分离开。分离的办法就是用比筛子眼儿细很多的、马尾巴编成的萝，一遍一遍的萝，萝完剩下的，继续放回碾子上边轧，轧完继续萝，直到没有一点麦麸子为止。这样的面，因为要追求出面率，麸皮都被轧的尽可能的碎，掺入面粉里边去了，所以面比较黑。今天超市里有那种全麦粉，就是麸皮出的比较少，虽然黑，但是口感不错。那时候并不是为了追求口感，是因为粮食虽然够吃了，但并不充足，少出麸皮是为了能让人多吃一口，剩下的麸子就只能喂猪了。

    过年需要用馒头招待客人的，也需要带上去走亲戚，所以对白面的要求比较高，蒸出来的馒头需要白、好看，因而磨面的过程显得很复杂，时间也很长。我们村因为地多，平时不过年的时候，也偶尔可以吃上麦子面，只是平时吃馒头没有过年这么讲究，基本上吃的是全麦面，不去麸子的。在别的村子，没那么多地没那么多麦子，即使过年的时候，也不像我们村那么讲究。每年过年出去拜年串亲戚，吃的馒头都比我们村的黑很多。
    磨完麦子面，只等于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麦子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很悠久，不过限于北方，消费，也是仅限于富裕的家庭，平时北方农村人的主食是小米。明朝以后，随着玉米的大面积种植，农民的主食改成了玉米。在那之前，过年过节，或者招待客人，一般用的是黍米或者稷米。稷，就是江山社稷的稷,从这个词，充分说明这种农作物，在中国文明之始的重要性。
    有不少现在的作者，认为，稷，是现在的小米，这是一种误解。小米是粟，大米是稻，那么，比小米大，比大米小的稷，就是最原始、最初的“米”。因为稷米饭不像粟米饭那样粗粝难以下咽，中原地区又没有稻米，所以中国最早命名的米饭，当然也就是稷米饭。稷米饭、稷米面糕，都是远古时期中国人祭祀用的，可见稷有多重要，也因此才有了所谓的“江山社稷”。黍也是如此，汉朝有个典故叫“范张鸡黍”，唐朝有个典故“黄粱一梦”，都说的是黍米饭。
    不过说来惭愧，我自己种地的时间不长，直到现在，对于长在地里的黍子和稷子，我仍然是分不清楚的。在我看来，地里长着的黍子和稷子，它们的植株，实在是太像了。当时，我只能对于收获以后，变成粒状的黍稷有一个区分：稷子外皮是黄色的，碾成米磨成面是黄色的；黍子外皮是红色的，碾成米也是黄色的，磨成面是白色的。黍稷外表和小米差不多，粒比小米大一些，叫大黄米。黍不粘，稷粘，叫黏米。因为产量的原因，黍稷磨的面，没有白面那么多，只是为了在年前年后调节自己家里人的伙食，免得吃得太油腻，不好消化。再有，就纯属祭祀才用了。

    磨黍面和稷面的过程，和白面也一样，也需要事先把黍稷洗一下。这些粮食，都是在土做的场里边，用碌碡轧的方法打下来的，晾晒的过程也往往在土地上，虽然扬过了，没有其它杂物，但是里边沾的土，肯定不会少。第一遍上碾子，是去外皮，这个时候就跟碾小米一样，碾盘上的粮食铺的比较厚。一遍碾下来，外皮碎了，用簸箕把碎了的外皮儿簸出来，然后上碾盘继续轧，压成细面。黍子面和稷子面，都是蒸年糕用的：稷子面蒸发糕，不黏，吃起来类似于小米面，但是比小米面软，口感稍好一些。黍子面蒸粘糕，做成窝头的形状，边壁上加几个枣，热着吃的时候很软很糯，口感很好。不过粘糕一旦变凉，就非常之硬，根本咬不动，咬一口一个白茬，到了嘴里也嚼不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传说，说我们附近村的人去走亲戚，回来的晚了，天黑了，遇到了劫道的，结果就用篮子里的粘窝窝扔过去，把劫道的打死了。故事的真伪没经过考证，不过说明了两点：一个，粘窝窝在冬天确实够硬；二一个，那个时候治安并没有某些人说的那样好，劫道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一进腊月门，村里的碾子是得不到休息的，大家自觉地排队，即使前边一两家一时半会儿推不完也要等，把东西留下，派一个人在那看着。从早到晚，夜很深了，碾棚里仍然会灯火通明。否则，没时间磨面，这个年可是过不好的。
    碾棚，就是碾子上边盖的一所小房子，有门有窗，但是没有门框窗框。碾盘外边加一个木框，可以插上木棍方便人推，也可以套上牲口拉。据说解放以前，有的财主家里人多，每次推碾子需要套牲口。我记事的时候，牲口都是生产队的，村民推碾子是没资格用集体的牲口的，只能用全部的家人上阵。碾棚是碾子的保护建筑，同时也是村里各种小道消息的集散地，是非之地。因为一般白天都要下地干活，家里即使有人也不全，而每个家庭每天都是要吃饭的，要吃饭就要推碾子。所以每到傍晚开始，碾棚里开始热闹。如果家庭主妇计划不周，没有提前安排好，晚饭等着推碾子，等米下锅的情况也不少。等到夜深了，碾棚里冷清下来，往往又成了那些走村串户的小毛贼、外出讨饭的流浪者藏身之地。也因此，碾棚里，曾经发生过不少的故事。

    过年之五蒸糕
    我们村的土语，形容一个人说话爱絮叨，没有条理，会用“粘窝窝不搁枣——瞎粘”这样一句歇后语。粘窝窝，就是现在所说的粘糕的不同形状，也是过年的时候餐桌上不可缺少的。在蒸锅里蒸热了，就只能用筷子插着吃，因为太黏了，会粘手。
    稷面和小米面差不多，只是没有小米面那样硬，也有一股小米面没有的甜香味。稷面也是用来做年糕，就像蒸窝头那样发面，或者烫面，蒸成圆盘状的，叫发糕。蒸好了后，糕的里边均匀地充满了米粒大小的气泡，切开来吃，不粘手。发糕吃起来口感比馒头要好，有一股甜香味，没有馒头那样软，但比窝头要萱多了。
    不管是粘糕还是稷面糕，待客的时候都不会用，因为每家都不会缺。大概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清楚，人是杂食动物，吃的粮食不能太精细。而且，过年的时候吃得比较油腻，而且都是荤油居多，需要吃些粗粮来吸收油脂。所以，过年的时候磨这两种面，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用量不像麦子面那样多。现在的很多人想尽办法减肥都不怎么见成效，原因大概是食物当中的油脂太多，而主食又特别精细，导致消化不了，在身体里堆积。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太难。那个时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胖子极为稀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候供应的粮食以粗粮为主，精米细面很少见，任你是高官家庭，也离不开粗粮，身体肥胖的自然就少了。
    之所以过年大家都蒸糕，除了增加粗粮的摄入，还有讨彩头的含义在里边。糕者高也，尽管日子艰难，大家却不会安贫乐道满足于贫穷的现状，总盼着自己家的日子会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除了发面的稷面糕，黏面的年糕，还有一样糕是年三十的中午必不可少的，就是白面的枣糕。枣糕蒸的比较大，吃的时候需要像切大饼那样切开，每人一块，意味着所有人都步步登高。

    黍子面的年糕和粘窝窝，只能热的时候吃，凉了会变得很硬，硬到牙口好的也啃不动。这大概就是黍稷面的特性，越热越软，越冷越硬。硬到什么程度？村里有个传说，说是过年的时候有人去亲戚家拜年，晚上回来晚了，天黑了遇到劫道的。被抢劫者情急之下，拿出篮子里的粘窝窝不断地向劫匪扔过去。等到篮子里的粘窝窝没有了，再看前边的劫匪，躺在地上不动了。原来，劫匪被粘窝窝打中了头，死了。

    从过了腊月十五开始，过年的气氛就开始笼罩着每个家庭。所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这只不过是临近年关的时候气氛更浓而已。在这之前，每个家庭都要开始蒸糕，蒸馒头。尤其是馒头，需要蒸很多次，足够一家人吃到正月十五以后。大概正月十五以前不做主食，是人们心里约定俗成的传统吧，直到现在似乎这传统仍然没有改变。蒸好的馒头在盖帘上晾凉，然后放进一个小缸里，既能保湿，又不会发霉。

    腊月的这个时候，各家的灶台几乎就没有空闲的时候。蒸完发糕蒸粘糕，蒸好年糕蒸馒头，蒸完馒头烫猪头，炖肉等等。大概到了年三十的上午，中午的宴席准备完了，才算结束。接下来包饺子，就不会再要求男孩子们参加了。

    稷面糕

    黍面窝窝

    生的黍面窝窝



    黍（或者是稷，长者的时候我实在认不清。）

    过年之六炒花生
    过年前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目，就是炒花生。
    现在，各家过年的时候都要准备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那时候没有卖的。即使偶尔有卖的，也都不是普通农村家庭可以买的。过年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可以端出来招待客人的，基本上都是那么几样：柿饼子，黑枣，红枣，炒花生，摆在一个自己家做的纸板的食盒里，不管大人孩子直接用手抓着吃。
    花生是生产队分的，晒干后，一般都放到装粮食的布袋里，把布袋口用线缝起来，但是缝的比较有技巧，针脚比一般针线活要大很多，大到小孩子的细手指可以慢慢伸进去，慢慢把里边的单个花生捻出来。缝好的口袋一般都要吊到房梁上，但是吊的不是太高，小孩子们踩着凳子可以摸到布袋的口，偶尔馋了从里边扣几个吃，但不会扣出来很多——所谓的“抠门儿”，是不是就从这里来的，我不知道。大概家长比较了解孩子们的心里，因为生产队分的花生并不是很多，必须要留到过年用，所以默认孩子们偶尔摸几个吃，又不至于吃的太多影响过年用。到了腊月二十几，各家的孩子盼着炒花生，好像也可以算作一个节日——终于可以放开吃香香的炒花生了！
    一般年份，家里在腊月的二十二三，扫房子之前就可以炒花生了。有一年，或许是那年队里分的花生不多，家里存货不足，一直到了二十五，炒花生仍然没有动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着急，因为往年盼是盼，可从来不敢，也不需要说出口。记得二十五的下午，出去玩了一下午回来，进门就看见我家卧室里櫈子下边一堆炒花生的皮。看看花生皮，再看看父母，忍不住就问出来：咱家炒过花生了？俩人异口同声回答：炒了。在哪呢，怎么不拿出来？不知道是谁答了一句：吃完了。
    父母真的不应该这样逗自己的孩子。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好不容易盼了一年，希望一下子被扑灭，失落的心理能有多少伤悲？即使过了四十多年，我仍然认为，拿自己孩子最大的希望来开玩笑，我的父母真的有点不仗义。听到他们的回答，极度的失望，让我实在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尽管过后父母怎么哄，怎么补救，就凭过了四十五六年仍能记得他们当时说话的细节、表情，甚至仍能记得那一堆花生皮是哪个人留下的，可见这件事当时给我留的印象有多深。也可见，那个时候，日常，人们有多么的缺乏营养。没有东西可吃的时代，任何有点营养，或者味道稍微好一些的吃食，大人孩子都特别的宝贝，在心里可以算作一种期待。希望破灭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失落，是不言自明的。

    炒花生都是用做饭的大锅炒，需要提前备好干净的沙土。炒的时候用软柴火，麦秸，谷草，或者豆桔。这些柴草生的火，不十分猛烈，是所谓的文火，烧出来的火不是太猛烈，也能让锅受热比较均匀。先把锅里的沙土烧到一定的温度，再把花生倒进去，用铁铲不停地翻炒。这个“一定的温度”，基本上完全靠经验，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低了，花生倒进去以后，热的太慢，容易把花生炒糊。温度太高，沙土变黑了也不行，也容易把花生炒糊。炒糊了的花生，外皮焦糊变黑，里边要么不熟，要么黑了发苦，都不会好吃。
    炒花生是个技术活，最主要的技术就是不停的连沙土带花生一起翻炒，不能偷懒，偷懒就容易炒糊。炒的最高境界是，外皮跟没炒过的颜色差不多，乍看上去像是生的。但是一旦剥掉外皮，里边的红膜用手指轻轻一捻就碎掉。这样的花生，吃起来最香，还不伤胃。
    炒过花生的锅，锅里锅外都是沙土，需要刷很多遍才能刷干净。北方的农村惜水如油，炒一次花生，需要用很多水刷锅，这也是村里人轻易不炒花生的原因之一吧。
    炒熟的花生，油脂含量很高，吃起来很香，就是不太好消化，吃多了容易引起胃酸过多，导致胃里发酸甚至发苦。一到过年，各家的孩子们经常是，一边吐酸水甚至苦水，一边一边还忍受不住香味儿的诱惑，不由自主的把手往盛放炒花生笸箩里边伸。其实这个时候，炒的再好的花生，吃到嘴里都会变成略带苦味。不过一年到头了，用大人的话说，熬刻坏了，就是忍不住。

    过年之七备菜
    童谣说：二十五，磨豆腐。从我有记忆开始，不记得村里边的各个家庭，像歌谣说的那样磨豆腐。磨豆腐一般人家不会，都是从专门做豆腐的小贩那里，用豆子换。
    平时，走村串户换豆腐的小贩，生意比较冷清，一家一户最多会换一两斤的一块让家人尝尝鲜。一到过年，他们却往往忙得做不过来。我们村里的老官价，一斤豆子出三斤豆腐，一斤豆子换一斤半。压豆腐的木板，一板三十斤，叫做一个豆腐。一般的家庭，过年的时候，最低限度会换一个豆腐。
    我们老家的豆腐，与其它地方的不太一样。我在别处见到的豆腐，颜色很白，豆腐水分少，很硬。而在我们这里，大家基本上都喜欢那种水量很足的嫩豆腐，颜色也是白色当中略微带一点青色。这样的豆腐，闻上去就有豆子特有的那种腥味，吃起来保留着豆子的原香，也有一点卤水淡淡的苦味，口感很特殊。用这种豆腐做菜，需要提前把豆腐上笼屉蒸，把水汽蒸出去。蒸出水分以后，既能存放的时间长，又能随便跟其它菜搭配。

    除了豆腐，我们这里有一种独有的特色菜——粉饹馇。听过相声《满汉全席》的，应该记得里边有“饹馇丸子”这道菜，说明宫廷里边也曾经有过。据说当年慈禧老佛爷为国事操劳，日夜不安，心情不好食欲不振。御膳房的御厨，换着花样的给她做菜，就是不能提起老佛爷的胃口，每道菜最多夹一筷子。有天用膳的时候，御膳房做的菜一道一道往上端，她老人家一样都没有胃口，所有的菜怎么端上来还怎么端下去，御膳房干着急没办法。
    这时，有一个村里来的厨子，忽然想起自己老家的一种特别土的吃法，于是做了端上来。伺候用膳的太监，以为会和往常一样，最多一筷子的事。结果，这道菜准备往下撤的时候，老佛爷轻轻的说了句：搁着。于是，这道菜以后就叫“饹馇”了。
    做饹馇用的原料是石磨绿豆粉。具体做法和摊煎饼有点类似：将和成稀糊状的绿豆粉，用勺子往平底锅里舀上两勺，用专门做的类似摊煎饼的铲子，在锅底摊开，中间厚四周薄。周边薄的地方，跟煎饼厚薄相当，中间厚的地方，却比煎饼厚很多，差不多有四五毫米。等周边薄的地方在锅里煎熟了，中间厚的地方刚刚变硬，但还有粘性。用铲子将周边薄的部分折向中间，就粘在了中间，形成一个长方形。
    粉饹馇外表黄黄的，像煎饼那样的颜色，中间还是有点软的。用菜刀把它切成均匀的，比手指肚略大一些的菱形块，油锅里略微煎一下，放醋和肉汤炖，我们村称为“溜饹馇”。这样的做法，只在我们县的部分乡镇流行，吃起来口感难以言说。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嘴里不由得流出口水来。

    不过，现在的正宗饹馇已经很罕见了。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卖饹馇的，是用白面加了食色，形似而神不似。外边看着像，吃起来，没有了石磨绿豆特有的香味。

    那时候，农村没有现在这么多暖棚，过年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新鲜蔬菜。除了白菜，我记忆中可以算是新鲜蔬菜的，当时大概只有芹菜。后来逐渐有了蒜黄，韭菜，不过这都是接近80年的时候才有的。就75年以前来说，过年大家餐桌上的菜，主要的全是干菜：粉皮，粉条，这算是家庭菜；黄花，木耳，银耳，这算是山珍；海带，这算是海鲜类。
    这些干菜需要提前泡发，泡好了一遍又一遍的仔细的清洗。像海带，里边除了很多沙子，还有不少粘液，需要多洗几遍。大家平时用水像吃油那样金贵，过年了，奢侈一下也是必须的。但是这些清洗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用的凉水，全家人一个一个手都红彤彤的，有的是水泡的，大多都是被凉水冻的。
    除了以上所说，各种丸子，也都是过年的宴席上必不可少的。《满汉全席》里，光丸子就说了几十种。一般家庭不会做那么多，三两样总是有的。但是不管用什么原料做丸子，都需要像剁饺子馅那样剁碎，拌好，然后才下锅炸。或者，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就可以做肉汆丸子，那就需要在宴席之前现做了。

    过年之八花花集
    等过年的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小孩子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赶集。
    我们老家的镇上，平时每逢农历的三、八赶集。平时赶集，集上没多少东西，除了卖粮食、蔬菜的，就是卖农具和牲畜的，跟孩子们基本没什么关系。集上会有一两家小吃摊，卖凉粉，或者炸油条。这些，更跟我们没关系了——不但要钱，还要粮票，这两样大家都没有。
    但是年前的最后一个集，是孩子的集日，我们叫做“花花集”。这时候虽然家里都没多少钱，一般父母也会忍痛拿出三五块，给几个子女分一分。年龄大的一元，小的三五毛，大家高高兴兴的去赶花花集。花花集，是唯一允许村里人把家里的农产品拿出来卖，而不会被市管会处罚的一个，节日。是的，赶集，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全民的。所以，花花集上，除了平时集上有的摊位，还多了无数卖枣子的，卖炒花生的，卖生花生的，卖鞭炮的，卖假花的，等等的摊位。不过，那时候村里种什么，大多数要服从计划，所以很多年，我不记得集上有卖瓜子的。这个集上，农民拿自己家的东西出来摆摊，市管会不来收税。
    花花集的名称从何而来，好像没有人考证过。我猜想，大概是这个集上，女孩子可以买点儿头上戴的花，男孩子可以买点鞭炮、放的烟花什么的，才有这样的称呼。花花集上的货品十分丰富，最起码在当时的我眼里是这样。集上除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猪肉，还会有各种干鲜果品，各种点心零食糖果，各种花色的洋布。对于男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有鞭炮卖。另外，老辈子流传下来的，过年的时候每家都要点一些红蜡烛。平时，蜡烛是奢侈品，不可能有钱买。只有过年了，孩子们手里才会有钱，能买一些小的红蜡烛。小红蜡烛很小，跟十来岁小孩的手指差不多大，几乎是每个儿童过年的时候必备的。有的时候大人给的钱不多，买了鞭炮就剩不了多少，但蜡烛又是过年必不可少的，就只好把买蜡烛的钱省下来，回家自己制作去。
    花花集卖鞭炮的摊位最多，有一个专门的鞭炮区，独立并远离其它区域，几乎会占到整个集市的一半。随着太阳升起来，集上开始变得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卖鞭炮的各个摊位，为了招揽顾客，竞相不断鸣放，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自己的鞭炮有多响，招呼赶集的来买。所以，整个赶集期间，鞭炮声此起彼伏，精彩纷呈。也只有这样的鞭炮声才预示着，年，真的要来了。

    其实那时候鞭炮的质量很差，炮市也没什么安全措施，摊位多，各个摊位之间的距离很近，几乎每年都会有“炸市”的。所谓“炸市，就是某个摊位因为安全措施没有搞好，简陋包装的鞭炮，被炸开的鞭炮的火星引燃了。鞭炮被引燃，是没有机会扑灭的，火很快会把摊位上所有货品点燃，并发生爆炸。炸市不但会让鞭炮商贩血本无归，有时候还会让自己，或者集上的顾客被炸伤。许多鞭炮一起炸响的声音非常恐怖，往往会让所有赶集的人避之不及，有人被炸伤了，摊贩就更倒霉了。
    当然，炸市的毕竟是少数，小孩子们不太关注这个。很多人徜徉在炮市，问问这个看看那个，买或者不买，大多数时候会很纠结。兜里的钱是有限的，想买的东西又很多，往往是掂量再三，最后买一些小鞭，回家以后一个一个扔着放，这样可以放的时间长一些。二踢脚实在是太贵，最便宜的也要四分钱一个，就凭兜里那几毛钱，根本买不了几个。再说，每年过年家里的大人肯定是要买的，所以最后大都会舍弃。
    小一点的孩子，最钟情的是摔炮和拉炮。摔炮的做法十分简单，就是用一块稍微硬一点的纸，包上一些煤灰渣，煤灰渣中间加上一些黄火药。玩法是拿起一个纸包，用力甩向地面，就会发出鞭炮那样的响声，比一般的小鞭炮声音要大。摔炮很便宜，一毛钱大概能买十几到二十个左右。便宜，意味着安全系数低。记得有一次，我口袋里装了一些摔炮，从外边玩累了回家，往炕上一趴，口袋挤在炕沿上，里边的摔炮一下就炸响了，把我吓一大跳。因为摔炮里的黄火药并不是很多，摔炮炸开来尽管声音不小，威力也不是太大。男孩子们经常口袋里装上一些摔炮，时不时往地上、墙上扔一个，非常过瘾。偶尔把摔炮摔在别人的脚下，起到出其不意的吓人效果。
    拉炮好像比摔炮更便宜一些，但是安全系数更低。拉炮是一个比火柴稍微粗一些，长一些的纸卷，两端有露出来的绳头，两手一拽就可以响。偶尔淘气的孩子，把拉炮拴在关着的门的门帘吊上，屋里的人开门的时候就会炸响，把屋里的人吓一跳。不过，拉炮里的火药更少，威力也就更小。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这两种玩物就不见有卖的了。

    虽然整个花花集，每个小孩最后可能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每年的花花集大家都充满了期待，基本上也都能尽兴而归。如果凑巧赶上炸市，回村以后也就有了向小伙伴们炫耀吹嘘的资本。赶花花集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整个参与的过程，也就是看的眼花缭乱的意思。买不买东西不重要，平时见不着的东西多，大饱眼福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花花集的参与性很强，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几乎是每年的花花集都能达到的效果。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之所以人们在那样的物质条件下仍然不觉得生活苦的过不下去，除了大家都差不多，没有多少对比之后的反差，最重要的，恐怕是所有人心里保存着对于未来的一丝期许，盼望着明年会比今年过得好一些，富足一些。尽管几十年村里连一座砖包皮的房子都盖不起来，尽管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家都知道有希望、有盼头的人生，是充实的，活得有劲的。人一旦失去了希望，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动力。尤其是小孩子，因为从来没见过几个跟自己的生活或者形象有很大差别的，过年的劲头就会更足一些。
    有人说那个年代的人们不觉得苦，幸福感超过今天，我感觉大多数的人那时候就是所谓的“穷乐呵”，因为别无选择，正所谓哭也是一年，笑也是一年，生活不会因为你哭或者笑就会有变化，这个道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就如小孩子赶花花集买的小红蜡烛，之所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买，恐怕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用红色点燃希望，代表了新年的新希望。哪怕自己用棉籽油制作的蜡烛再多，可是大家都点亮红蜡烛的时候，手里拿着自己制作的蜡烛的，往往会有矮人一头的感觉。

    过年之九拜年
    现在的人过春节都讲究吃年夜饭，我们村那时候可不是。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仍然延续了以前的的传统，不是吃年夜饭，而是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一家人聚餐。当然，那时候，所谓聚餐，也不过就是全家坐到一起，吃一锅大锅菜。跟平时不同的是，年三十中午的大锅菜内容比平时丰富，白菜比较少，肉基本上管够，其它的豆腐，海带，丸子等等，大锅菜是大锅菜，内容和味道，跟平时大不相同。
    酒在那时候是奢侈品，尽管价格很便宜。曾经卖到几千元钱一瓶的老白干，那时候是玻璃瓶的，一瓶六毛。我的印象当中，直到七零年代末期，普通家庭过年聚餐的时候才开始有酒。
    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弄得很明白，在没有闹钟又没有更夫打更的年代，人们是怎样保证年初一早晨起得那么早的。但是，每到过年期间，每餐饭之前固定要放鞭炮。所以，有一家起得早，开始放鞭炮了，村里其他的人家不太可能继续蒙头大睡。大家都知道，鞭炮声就是信号——该吃饭了，吃完饭该去别人家拜年了。
    初一早起吃饺子，做饭由男性家长来，以示对女主人一年辛劳的安慰。而且这次做饭不准拉风箱，吃完饭至太阳出来之前不准扫地。其实，大家由于头一天熬夜，又吃了很多富含油脂的东西，基本上，每年初一的饺子，都是象征性的吃上几个，谁都没有胃口。几乎每一年的初一，都是饺子吃完了，天还没亮。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上街，大街上有了说笑声，集体串门拜大年开始了。

    拜年的时候，首先是给自己家的长辈磕头。一家人聚齐了，儿子们排好队，先是给家里边最长辈的爷爷奶奶拜年。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是大家庭，哪怕平时不在一起过日子，过年拜年也要聚到一起。这样才能证明家里人丁兴旺，长辈们会高兴。给家里的长辈拜年，一般是由家里的长子、小孩们的大伯，负责主持组织，招呼兄弟子侄们按辈份列队，场面有点像古装片的皇帝上朝，就是没有龙椅。爷爷奶奶分坐在堂屋里，八仙桌的两边，大伯说一些祝福爷爷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祝福的话，然后喊：跪，磕头，仪式结束。给爷爷奶奶拜完了，再按照辈份和岁数给其他长辈们磕头，最后各家子女给自己的父母磕头。

    自己家拜完年了，然后分男女分辈分，各自聚在一起，按照与自己家关系的远近，分成不同的队伍出去拜年。如果家族里有共同的长辈，每个家庭的男和媳妇们，需要一起到长辈家去拜年，然后再根据辈分不同分头行动。在我们那个地区，没有结婚的女子是不用给任何人拜年的。
    给村里最长辈的人拜年的场面很是壮观。拜年虽然是以家族为单位，但那往往是按照比较近的血缘关系，对于村里边一个姓氏的人，往上回溯十几代，一般都会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村里最大辈分的人，这个时候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首选目的地。有的家里院子小的，甚至排队都要排到胡同里。由一位比较年长的在前边指挥：给***拜年，跪，磕头。院子里黑压压的人群跪下去，尽管平时也许很多人对那人并不是很尊敬，这时候姿态是要做出来的。
    小的时候，在初一这一个上午，总是要磕几十个头的，几乎是见人就下跪，不管男女，不管平时关系如何。到了现在，回家过年的时候仍然偶尔会磕头，哪怕对自己的父母已经不跪了，对一些不经常见面的长辈，如果对方不是特别积极的过来阻止，仍然是要下跪的。
    在没有“破四旧”以前，拜年的仪式更为复杂。过年前需要到祖坟（有家庙的应该是到祠堂），去接列祖列宗回家过年。方法是放鞭炮，烧纸，点香，捧着香火，放着炮竹回家，然后把香插在堂屋的族谱前。初一拜年也是要先给祖宗拜，当天给村里人拜完了以后，初二早晨再把祖宗送回去。到了我能记事的时候，请祖宗、送祖宗这一套程序被破掉了，只是在初二早晨，到祖坟祭奠一下，烧烧纸，放点鞭炮。大的形式被破掉了，但是人们对祖先的尊敬，不会被任何人破掉。直到今天，孝道仍然是被大力提倡的。

接下来的几天是到亲戚家拜年的时间。有句俗话：拜年拜到初七八，也没豆腐也没渣。意思就是说，对于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一定要赶在初七以前去拜年，否则对方会挑理，不好好管饭，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那时候拜年，哪怕路远，也是要走路去，而且那时候，人们的亲戚普遍比现在多。所以，很多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亲戚，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其实现在想来，亲戚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中，每个家庭不可能跟所有亲戚一直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在经济条件十分拮据的状态下，能保持一两家关系好的，已经很难得了。毕竟那时候接待来拜年的亲戚，需要置办酒席，花费不菲。但是串亲戚的人并不会带太多东西去，往往带一些馒头、油条，好的带上一块肉。这样对于亲戚关系的维持，往往是你最好不来，或者下午来不喝酒不吃饭，我也就不到你家吃饭。当然，对于直系亲属的亲戚，必须都是上午去，然后喝酒吃饭。对于那些不太远又不太近的关系，一旦哪一方因为忙没时间上午去，这就成了短处，见面时要被对方挑理的，并会因此开启双方互相不管饭的局面，也就是开始疏远了。其实，大多数亲戚会一边训斥你，一边倒其他亲戚那里白话你，心里边一边还偷着乐。这样时间长了，关系自然淡了。来往来往，有来有往，等价交换是一般原则。
社会发展到了现在，串亲戚拜年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物质丰富了，交往的基础有了，可是，大部分人却没有时间了。

    过年之十上元节
    上元节，就是现在所说的元宵节。知道元宵节这个名称，是很久以后的事。我小的时候，大家普遍知道的，就是过正月十五，或者叫灯节。
    不知道是不是我见识浅薄，反正80年以前没有见过元宵，听都没听过。之所以现在叫成了元宵节，恐怕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中国以前和现在，都容易把节日的主要内容搞成吃，通通以食物的名称命名节日，到现在仍然有人把端午叫“粽子节”，所以把上元节叫成“元宵节”，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早晚，早早晚晚，八月十五会成为月饼节，过年会成为饺子节。
    上元节，是自古以来对正月十五的称呼。这一天的最主要活动是观灯点火打灯谜。我想，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出来活动一下，消化一下过年的时候吃的很多高营养的美食，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新一年的耕种活动热热身。即使在朱熹的礼教特别盛行的年代，灯节也都是男女可以同时参与的节日。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正月十五，朱熹的老婆要出门看灯，朱熹不高兴：咱家没灯吗？老婆说：也得看看外边的人吧？朱熹反问：我不是人吗？做人做到这个份上，说他不是人，那是抬举他了。

    一般情况下，每年一到正月十五，河里的冰开始化了。当然不正常的年份也有，大部分是不等到正月十五，冰就化得差不多了。到这个时候还冻得严严实实化不了的，我没有见过。之所以这天人们要聚在一起看灯打灯谜，我想是人们猫冬一整个冬天了，过年的时候都是在自己家里，或者和亲戚一起自得其乐。现在天暖喝了，需要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同乐乐”，于是这一天扭秧歌踩高跷，锣鼓喧天热闹一下。
    不过我小的时候，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等这一系列节目，一样都没有，全部被破四旧破掉了。猜灯谜似乎是城市里的专利节目，农村人文化不够，对这个不太擅长，于是就只剩下了灯。那时候所谓放河灯，大概和三月三放风筝时一个意思，放掉晦气，放掉穷气，期待当年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吧。但那个时候，应该是历史上最穷的时候，所以，灯，也应该是历史上最简陋的时候。我的记忆中，每年放河灯的时候，都是用白菜疙瘩，条件好一点的，中间点上一根红蜡烛；条件不太好的，中间挖个坑，倒上点儿棉籽油，放一根棉芯当灯芯，看着灯顺水流走，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期待。

放河灯之外，十六的晚上还有一个点火的仪式。在村里的广场上，没有广场的找一个大一点的空场，一家一户的人每人从家里拿一些柴火，聚拢到一起，大家围着火堆烤烤火。破四旧以前，还会有敲锣打鼓扭秧歌等活动，和十五那天踩高跷跑旱船武术表演等等，合起来称为社火。父亲那一辈的人，都会一些武术动作，也会在秧歌戏里边扮演一些角色，大多还会一些古装戏的动作和唱段。不过这都是听老人们叙述的，我没有亲见。等我记事的时候，所有的唱戏跳舞（扭秧歌）等等活动都没有见过。有的人认为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很好，比所谓的旧社会好很多，但是据父亲他们所说，这个年代之所以所有的社火的活动取消了，并不是完全跟破四旧有关，而是大家比较穷，闹社火需要的一些戏装、锣鼓、高跷什么的，都需要钱买，这个时候村里没钱，也没地方买去了。再说，大家常年吃不上好饭，多数人营养不良，基本上没有体力精力搞这些了。不过我的记忆中，村里那时候还有一些刀枪剑戟之类的武术用品，但是我们家就只有一杆没有红缨的红缨枪，其余的，都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回炉了。
现在，虽然不见人们再有放河灯的仪式，但相似的活动扩展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生活的渐渐富足，一些村子又重新置办锣鼓等装备，人们闲暇时候又开始扭秧歌闹社火，直到今天发展到村里的中老年们也开始跳广场舞。而年轻的男女中间，许愿的孔明灯，有越来越盛行的趋势。我想，这应该是放河灯的另一种形式吧。一者河流都干了几十年不好找了，再者，我们放河灯的那些年月，保不齐有别的地方的人不放河灯，放的就是孔明灯吧。

    第八章春荒
    春荒之一龙抬头
    正月十五一过，这年基本就算过完了。
    但这个时候，天仍然比较冷，想找点农活干，实在没什么可干的。所以在正月里，还会再设置个节日——打囤。这个节日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个祝愿开春以后五谷丰登的意思。形式也很简单，拿草木灰在自家院子里洒一个带缺口的圆圈，缺口朝向大门口的方向，意思是粮食从门外流进来。目的无非是把过年剩下的鞭炮放一放，还有过年好东西吃多了，直接回归到窝头玉米粥胃口不太适应，过渡一下而已。
    二十五打完囤，过几天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了。
    二十四节气从立春开始，一般会在春节的前后几天，所以，大多数时候，二月二对应的是二十四节气的惊蛰。惊蛰的意思是，气候变暖，开始会有春雷响，惊动冬眠而蛰伏的各种生物。
    我们老家的谚语说：二月二，烙火烧。这里所说的火烧，和现在人们通常所知道的驴肉火烧的火烧不是一个概念。两者不但外形不同，馅料也完全不同。这个时候天气变暖，头年秋后种下的大葱，长出了两个碧绿的新叶，从外形上整体看有点像羊角，所以被称为羊角葱。羊角葱是北方的春天地里长出的最早的蔬菜，既有老葱的辛辣，也有新鲜蔬菜的鲜味儿。二月二的火烧是用羊角葱做馅儿，加上腊肉剁碎，夹在两片像平时烙的大饼那样大小，面条或者饺子皮儿那样厚度的两个面片中间，馅儿上面打几个生鸡蛋，避免馅儿太散。烙熟，吃的时候像大饼那样切成三角块。
    这种火烧，吃起来口感好，营养又好，在我们老家附近是很受欢迎的，难得一见的美食。可能是因为做起来有点麻烦吧，在驴肉火烧这样的快餐大肆盛行的今天，火烧这种慢工出细活儿的特色食品，在全国各地难得一见了。

    所谓“龙抬头”、惊蛰，我猜想都指的是蛇。在古代农民传统的观念里，蛇有财的寓意，即使谁家里的房子里发现了蛇，也是不允许打死的。有人把道家的太极图称为阴阳鱼，也有人叫成秩序双蛇，可见蛇，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但是人们心里又普遍比较怕蛇，不愿意见到蛇公开登堂入室，所以会用蛇形的羊角葱做馅儿烙火烧，意思是把蛇封起来，让它在自家房子的墙缝里别出来。房子的墙缝里边，蛇是有食物的，老鼠，壁虎什么的都会存身于墙里边。据说这天是不能吃面条儿的，面条外形更像蛇，吃面条会把蛇招到外边来。
    中国古代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轻易有所损伤的。所以自古以来，汉民族，或者说华夏民族，没有理发的习惯，只有蛮夷才髡发荆面。清军入关，“留发不留头”打破了这种观念，人们开始理发了。民间谚语说，正月不剃头，剃头爱死舅。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随便毁伤”的一种委婉的纪念吧。你不是让理发留辫子吗，总得等过了年，我能拖一天算一天吧，实在拖不过去我也没办法。所以，所有的人集中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再去剃头，实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结果到了后来，真实的历史，被掩盖了，二月二理发，也成为了新的传统。由此看来，民间流行什么，也许并不一定是自然而然的，很多时候离不开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
    二月二之所以受到农村人的重视，在农耕文明中有着它的必然性。初春草木发，惊蛰春雷动。漫长的冬季里，天上一般是不会下雨的，即使有降水，也会是毫无生机的雪。从这一天开始，一切代表生发，代表活力的东西，基本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漫长的冬日的封冻中开始复苏，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大地还是天空。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完的东仨月，从二月二开始，猫冬结束，大家开始活动锈蚀的身体，整理农具，下地打理田地准备新一年的耕种了。

    春荒之二修房
    其实，生产队从破五过了就开始安排上工了。工作的内容，一般是往将要翻耕的地里推粪，或者到年前耕过的地里，拿个木榔头把大块的土坷垃打碎。但总起来说活儿不是很多，生产队不安排不行，总得让大伙儿混点公分。再说经过了过年，各家的猪圈茅厕里一般都堆的比较满，该清理一下，所以正月里往需要翻耕的地里推粪施底肥，也显得很有必要。
    一般人家，修房盖屋都会安排在正月：生产队的活儿不忙，可去可不去的，找人帮忙好找。再则过年的时候备的吃食比较充足，请人帮忙是要管饭的，吃的太差了不好。
    基本上，不盖房子的人家也会每年对土坯房子进行一次修缮，主要的内容是往房顶上或者房子外墙、院墙上边加一层泥。生产队的所有房屋，也会安排这样的“泥房”。记得我从上五年级，开始参与生产队的这项活动，挣工分。当然不仅仅是我，还会有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其他人。
    泥房需要提前准备粘土，头天晚上把土堆成泥窝窝形状，用水阴上。第二天，把用铡刀铡成一寸左右长的麦秸洒进泥窝窝上边，我们岁数小、力量不足的孩子，被指派脱掉鞋子，光脚丫到泥窝窝上边去
    踩。踩到麦秸和泥混合的比较均匀了，再用平底铁锨从底部开始翻，让泥土与水和麦秸充分混合均匀，成为熟泥，就可以使用了。说起来，麦秸泥里边的麦秸，大概相当于混凝土里边的钢筋，可以起到紧固的作用，让泥到墙上的泥不至于过早的散落。

    如果是泥房顶，需要有壮劳力把和好的泥，一铁锨一铁锨的扔到房顶上。这是个力气活，也要讲究一些技巧，力量不足扔不上去，力量足的，如果技巧不好，同样也扔不上去。因为泥是有粘性的，会粘在铁锹上边。为了防止粘锨导致泥上不去房顶而四散飞舞，需要事先用水把铁锹涮干净。将要扔到房顶上去的泥团，也要反复用铁锨柔和，让泥团尽量规整，在往上飞行的过程中不至于散乱。然后每完成一次扔泥的动作，铁锹都要用水涮一次，以保持铁锨干净不至于挂泥。这样干起活来又省劲，干完活又干净，不至于把泥甩的到处都是。
    我们小孩的任务，就是把别人甩到房顶上的麦秸泥，用铁锹在房顶均匀的散开，让掌刀的师傅把房顶用泥抹均匀。掌刀掌的好的，泥过的房顶厚薄均匀，光亮密实，下雨天不会漏水。所以，抹刀可不是我们轻易能拿的，那得是建筑的大工才行。小孩子，愣头青，只能干些和泥，运泥的小工活，也就是粗活。大工需要多年经验的积累，也需要一些悟性，有的人干一辈子建筑，始终不能成为掌刀，既不能砌墙，也不能抹墙。大工和小工，在“专业”的建筑队里，工资待遇是不同的。
    用土坯垒起来的墙，外表是有一层麦秸泥作为保护层的，不然的话，土坯直接暴露在外边，夏天的雨稍微大一些，用湿土做成的土坯，一下就可能被泡的摊软成为烂泥。即使泥过的墙，如果这一年夏天雨大风大，也会把保护层冲掉一些，第二年春天需要重新上泥。泥墙的程序，和泥房顶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不需要往房顶上甩泥，而是直接往竖着的墙上甩。为了保证甩上去的泥不至于直接就掉下来，需要提前在需要上泥的墙上泼上水，这样就可以让麦秸泥直接粘在墙上了。

    如果修缮及时，土坯草顶的房子是可以使用很多年的。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家的房子，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记得什么时候盖的。
    但是，房子终归是要盖新的。这不但是因为房子早晚有坏的不能用的时候，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和更替：男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娶媳妇添人口的。原来的房子不够住，必须得盖新的。这时候，即使家里经济困难，也必须省吃俭用，攒够了木头钱盖新房子。今天的年轻人结婚，买房子是必须的，而且一般事先讲明，不跟老人一起住。那个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盖新房子的人家比较少，新娶的媳妇，有很多跟老人住“双里间”，也就是堂屋两头对门住，有门框没有门，挂个门帘。这样，小两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很难不产生矛盾。但是，没办法，那时候的人们就那条件，村子里几十年都没有添加多少新房子。即使有添加，一般也都是三间土坯房，最多在三间房子的两头加俩“耳屋”，也就是又窄又小，有门没有门框和门，更没有窗户的房子。75年以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了，有的人家开始盖砖包角的房子，以后逐渐开始有砖包皮的。
    一般需要盖房子的人家，会在头一年的秋后打好土坯，开春需要做的，是往宅基地拉土和土坯。这两样活，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累人的。当然，上过河工，和在盖房子的时候往房顶扔土坯的人对我说：那算个屁，你干那两样试试？因为年龄，和社会发展的原因，那两样活我始终没赶上。但是运土坯，拉土都干过，记忆深刻。尤其是运土坯，需要把土坯一块一块搬到马车上码好，然后跟车走回来再一块一块搬下来，在新房的房基旁边找块空地码好。费力气不说，土坯上掉落的沙土，粘在不断冒出汗水的脸上，脖颈，摸上去沙沙作响，磨得肉皮生疼，而且很难用水洗干净。

    盖新房，比修旧房要麻烦很多，需要的时间也长，花费自然天差地别。除了土坯，拉土，这些不用花钱之外，其它的木头，高粱秸，苇子，麦秸，都要提前准备，也需要花钱买。即使麦秸高粱秸自己的生产队里有，也不会白给社员使用。
    所以，盖新房子，在那个年代，用现在的眼光看花的钱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那时候的农民来讲，负担并不会比现在的打工族在城里买楼房小，需要全家人省吃俭用好几年。其中的操心费力，更是超过现在多少倍。
    盖房子我没有全程参与过，了解的细节不多，相对来说，我只干过运土坯和拉土这样没有技术含量又不需要太大力气的杂活。至于砌墙、上梁、上檩条等这样既需要力气，又充满技术的大活儿，我都没有干过。一者是本人从小瘦弱缺乏力气，二者等到我能干这些活也有力气干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同了——土坯房已然过时，帮工的形式，也已经被专业建筑队包工所取代。

    春荒之三种烟叶与卷烟
    据说，烟叶是明朝的时候从美洲传入中国的。具体怎么回事，没有考证过。但是，烟这个东西自打传入中国开始，几百年来粉丝越来越多。不管政府怎么提倡禁烟，大多数时候都会变成提高烟草税，变相的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导致最后禁烟控烟变成一具空话。
    在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瘾君子照样不少，虽然大家都买不起。买是买不起，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于是就有了许多变相的吸烟者。记得最困难的时候，许多人会到生产队收过的芝麻地里收集干芝麻叶。据说芝麻叶虽然没有烟的效果，却有烟草的味道。也有的会把豆子叶收集起来，捻碎了用纸包起来吸。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村里有许多反感吸烟的人，仍然把吸烟称作“沤豆叶”。
    农村人吸纸烟，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之前，因为纸比较贵，吸烟者基本都是叼个大烟袋，不管男女。很多影视作品里的媒婆的形象，都是手上端个烟袋锅，烟袋锅下边吊着烟叶袋。当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村里边买不起烟袋锅的人更多。买不起烟袋锅的，也有着自己的应急办法。因为这个时候村里开始有小学了，各家的孩子基本上都上学，孩子用过的练习本作业本，就成了吸烟人们的最爱。他们会把那些废旧的本子，撕成大小合适的纸条，一张张摞起来，放在专门装碎烟叶的小菠萝当中。这些纸条不够，到学校捡废纸，到大队要旧报纸，总之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到了。
    那时候的烟叶大都是吸烟者自己种，家人大都不会帮忙。我们这里没有自留地，但是一般家庭的院子足够大。从院子里开辟一小块地，集上买一些烟苗，平时做饭洗菜和刷锅用的废水，基本上都用来浇烟叶了。当然，刷锅用的水，第一遍是不能用的，要留着喂猪。长好的烟叶，被整颗的砍下来，搭在自己家院子里的晾衣绳上边晒干。至于烤烟什么的，一般没人会。所以这样的旱烟叶，味道都不会太好，非常冲。晒干的烟叶收集起来，需要吸的时候掰下几片叶子，捻碎在烟菠萝，或者缝制的烟袋里，用备好的纸条自己卷。卷的就是人们俗称的喇叭筒，一头细一头粗，最后的纸头用吐沫一沾，一根烟卷就成了。

当然，每个人的水平是不尽相同的，手艺也有高有低。我们村有一个排行老四，外号叫“万能”的，就会自己烤烟自己卷烟卷，跟买的烟卷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由于会的手艺多，所以叫“万能”；又由于心眼多，所以叫“坏四儿”。之所以万能会很多手艺，完全因为生活压力所致。他结婚比较早，家里孩子多，四个儿子六个女儿，所以生产队的时候，日子很是艰难。据说，他们家的裤子都不够穿，需要几个人一条等等。我记事的时候，他们家已经不像传说的那么困难了，因为前四五个孩子长大了，成了劳力。但是，万能仍然会在农闲的时候，背上自己制作的木制卷烟机出门，增加家里的收入。因为为人精明，并没有被抓住遣返过。
此时，农村人还是比较讲究尊老敬老的。但是一些脾气比较随和的老人，也会成为半大小子调戏的对象。一些爱闹的小子，会偷偷的把小的鞭炮卷在喇叭筒里，看到有些老人又吸烟的来了，尊敬地递上并给点燃。结果可以想象，吸的过程中鞭炮会炸响，博大家一乐。一般没有受伤的话，那些受到惊吓的吸烟者并不会气恼。因为是集体劳作，平时大家天天见面，互相之间开玩笑取乐也就成了缓解疲劳的一种方式。

    春荒之四挖野菜
    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过年过的是个精气神，日子过得好或者不好，过年都是个亲戚朋友来往的关键日子，即使日子过得并不好，门面和基本的尊严还是要的。所以，过年，基本上能把一年积攒的钱花个七七八八，年一过完，大部分人家要开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二月二已过，大家都回归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了多年形成的日常生活。
    惊蛰一过，地里开始泛青，就到了挖野菜的时候。一般最早长出来的，是羊角（音假）子菜。这种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大概是对化肥农药什么的比较敏感，估计已经绝种了。羊角子菜没有梗，直接从土里钻出来两根长长的绿叶子，有点像韭菜叶子，但比韭菜叶子厚，没韭菜叶子那么长，叶子也有点微微往中间卷，地上部分是绿色的，地下部分白色。每年的第一场春雨一下，地里还没多少绿色的时候，羊角子菜的两只长叶子，一天的时间就长出来，在料峭的春风中摇曳，有一种飘然出世，忘却尘埃的感觉。
    这种菜是我最喜欢挖，也最喜欢吃的。因为长出来的早，特别嫩，挖回去以后很干净，基本不用择，直接用水洗干净就可以食用。羊角子菜水气不大，适合蒸着吃，方法是洗干净后用玉米面拌上盐，然后用手搓，搓的菜叶里边的汁液差不多出完了，和玉米面充分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上篦子蒸。这种做法，在有的地方叫“苦累”，我们村叫“拿糕”，具体是哪两个字，我在字典没查到，反正就是这个音。不过，早春的时候，羊角子刚长出来，这时候挖野菜图吃个新鲜，量却不会很多，因为大部分的野菜都还没长出来，辛苦一上午也挖不到多少。

    本来以为找不到羊角子菜的图片了，结果无意中发现了类似的，虽然名字不同，长得也有点区别，不过相似度还是很高的。

    适合像羊角子菜这样蒸着吃的野菜还有很多，比如竹扫帚苗、千谷穗的叶子，包括不是野菜的苜蓿，吃起来口感都很好。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比羊角子晚很多时候才会长出来，挖到这些菜的机会多，量也会大很多。这种蒸着吃的吃法，就是所谓的“瓜菜代”的“菜”代了，是用来代替主食来吃的。由于金花虫的传入，以前最受农村人欢迎的榆钱和榆叶，已经没有人再吃了。而扫帚苗，甜谷穗，苜蓿，现在都还能采得到，市场上也有卖。但是再像当年在村里那样，找到雨后那种清新新鲜的感觉，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即使许多怀旧的人，千方百计，甚至花钱去找感觉，也很难再找到。毕竟，环境不同了，生活条件不同了——村里的俗话说，饿了吃糠甜似蜜。以休闲的心情去寻找饿肚子人的感觉，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不可能找到饿肚子的感觉的。

    苦苣菜也是比较早能采到的野菜之一。这种菜在各种土质的地里都能长，所以量比羊角子菜大得多，可以说出了村到处都是。小时候出去挖野菜，这是最主要的品种之一。现在市场上偶尔有从郊外挖回来卖的，但很多情况下不太敢吃，因为你闹不清上边有没有农药和除草剂残留。苦苣菜吃起来口感有点像油麦，或者生菜，但是带比较重的苦味，适合蘸酱吃。每个农户，都会做一种大酱，原料就是馒头，发酵完做成酱以后为了好存放，团成一个一个馒头大小的圆团，叫“酱蛋”。这种酱蛋，可以存放的时间很长，吃的时候拜下一块，用水化开蘸着吃。这种酱比较咸，不适合多吃，村里人家大多是用来调馅儿用。不过，苦苣菜只适合嫩的时候吃，稍微长老一点口感就不好了，叶子上也会出现一种白色的寄生虫虫卵，人就不能吃了，只能用来喂猪。
    和苦苣菜类似的，是蒲公英，我们村里边叫婆婆丁。嫩的时候，蒲公英的叶子和苦苣菜长相相似，味道相似，以此，我们村的孩子们都把这种菜叫做“苣菜娘子”。所不同的是，苦苣菜并不会像蒲公英那样，开花后形成可以随风飘散，像降落伞形状的种子。当婆婆丁的种子长成以后，种子一下部分高高的杆儿，仍然是嫩的，可以当成一种玩具——用指甲把它掐下来，将种子用力一吹，种子就随风飞走了。然后将花盘倒个个，将空心的圆杆开个十字口，然后含在嘴里，花盘的杆儿就会自然向外卷起来，形成一种很漂亮的花形。婆婆丁的汁液是奶白色，含在嘴里没有苦味，微甜，所以许多时候，玩婆婆丁的花，对小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苦苣菜


    婆婆丁

和苦苣菜同时长起来同样遍布所有地里的，有一种带刺儿的青蓟菜，也叫刺儿菜，还有的地方叫扎扎菜，嫩的时候人也可以吃，不过吃的人比较少。这种菜基本上所有的地里都能生长，因为带刺儿，猪也不怎么爱吃，需要剁碎了才能喂猪。所以尽管量很大，并不怎么受欢迎，能找到其它菜的时候，一般没人愿意要。尤其是长得老了，刺儿变得很硬，就不能要了。但蓟菜的汁液有消毒止血的功能，小孩子在地里挖野菜割草，经常会让镰刀砍了自己的手，这时候就随手揪几片青蓟菜的叶子，放在手心里揉，揉到汁液开始往外出了，叶子成为一个团儿，就把这个团儿按到伤口上，不但能消炎止血止疼，据说还能让伤过的地方不留下疤痕。其时，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由于干活和玩耍的时候不太注意，大人也不怎么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当然交代了一般人也记不住，几乎所有的人身上手上时经常受伤带血的。如果是在地里出血，一般就是用刺儿菜来治。如果是在村里出了血，有的人家会在抓鱼的时候把抓到的鳝鱼血留下来，滴到一张白纸上保存起来，谁出血了撕一块儿贴上去，就算是那时候的创可贴。

还有一种比较受小孩子欢迎的野菜，我们村叫秃噜酸。秃噜酸也是随处可见，叶子没那么多汁液，外表有一层细软的白色的绒毛。嫩的秃噜酸叶子，不但家里的猪爱吃，小孩大人也都喜欢吃。摘一片嫩的秃噜酸叶子，用嘴吹一下，然后放在嘴里嚼，有一种说不清楚像什么的酸味儿，水果似的，口感特别好。

    再晚一点儿，马齿笕长起来了。这也是一种用处很多普遍受到欢迎的野菜，不但是因为这种菜本身干净，更因为食用起来口感好。食用的方法，是在嫩的时候采回去，用开水焯过，晾成干菜，然后泡发了做馅儿。我们那个时候，每年的春天，都会用马齿笕做馅儿，加点蒜包菜团子，也就是玉米面包子。这样的菜团子有一种干菜特有的香味儿，又有马齿笕本身滑腻腻的感觉，咬起来还筋道，口感十足，村里的大部分人至今谈起来都是赞不绝口。当然，这种菜馅儿，一般都离不开大油，或者肥猪肉。这样的吃法，今天在城市里也颇有市场，许多怀旧的老人，会从农村老家带过来晒干的马齿苋。

    那时候农村不发达，过完年，到了春天基本上各家的储存菜都已经吃完了，又没有新菜上市，野菜经济实惠，新鲜有营养又好吃，自然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再者，那时地里既不上化肥又不打农药，野菜吃起来是绝对安全的。

    那时候农村不发达，过完年，到了春天基本上各家的储存菜都已经吃完了，又没有新菜上市，野菜经济实惠，新鲜有营养又好吃，自然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再者，那时地里既不上化肥又不打农药，野菜吃起来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我们去地里挖野菜，最主要的不是为了人吃，而是用来养猪。每年春天，是各家准备抓猪仔的时候，卖猪仔的，也基本上以春天卖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挖野菜，是我们的任务，并不像前边说的吃野菜那样充满乐趣。而且，野菜当中，有许多种人并不能吃。
    筐是那时候人们离不开的工具，如果哪个成年人下地的时候不背个筐，人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人不勤快，不会过日子。小孩子们一般的要求是，每天上午至少一筐头的野菜，下午一筐头菜，或者一筐草。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完成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地里的野菜野草不少，但是架不住人多，所有人都干同样的活儿，需要仔细的去寻找，有的时候走很多路都不能完成任务。毕竟孩子的天性是玩，有的时候几个人作伴出去，不知道见到什么好玩的就把自己的任务忘了。抬头一看天快晌午，自己的筐里只有一点点野菜，再加班也不能达到要求，为了回家后不至于挨打，只好耍点小聪明，在筐的半腰里架上几根树枝，进家门之前用手把筐里的野菜翻腾一下，就显得不像本来的那么少。当然，不能蒙混过关，被毒打一顿的时候比较多。
    在雨季来临之前，地里可以割的青草不多，我只记得有一种芦草，是可以割回去晒干了交生产队的。
    芦草的叶子很像芦苇，只有一点区别，芦苇是站着的，芦草是趴着长的。新鲜的芦草，羊最喜欢吃。一般那个时候，每个家庭会养一两只山羊，让小孩子牵着去放，当然那是小孩子还不能砍草挖野菜的时候。等能拿动镰刀了，就没有了放羊的乐趣，或者依然放羊，但是草和野菜的任务不能少。

    我们村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容易受冤枉背黑锅会这么说：那个人傻得，别人牵羊他拔撅。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家的羊，是在地上楔个橛子拴着去放的，一般不会有人偷。原因嘛，绝不是那时候社会风气好，没有人偷东西。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人们都没有什么没有交通工具，偷了后运不走，根本出不了村。在村里，哪个人，什么时候去过哪里，干过什么，生产队都是掌握的。如果谁家突然多了某个比较大的东西，或者是某个活物，生产队、大队是不会不闻不问的。外来的人，因为口音的问题，就更不敢胡乱作为——只要你跑不到天边，顺着问路的口音就能找到你逃走的方向。

    春荒之五榆钱儿和槐花
    冰雪消融，春风吹拂的时候，村庄里就会有“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场景。这个时候，有两种树上长的东西，成了这里的人们餐桌上的最爱。论起喜爱程度，是超过了所有野菜的。
    美国金花虫传入中国之前，榆树是很受农村人们欢迎的树种。所谓“榆柳桑槐大叶杨”，榆树排在第一位。当能看见垂柳飘拂，万千垂下绿丝绦的时候，榆树的枝子开始变软，枝条商开始鼓起一个个花椒粒那样大小和颜色的鼓包。这些鼓包并不好看，乍看上去像虫子，或者虫卵。不用几天，这些红褐色的鼓包开始露出嫩绿色的芽，渐渐成为一个个铜钱的形状。榆钱之所以叫榆钱，大概就是形状像铜钱。但是，榆钱的质地却是有点像丝绸，摸上去的手感也是柔软的。摘下来，放到嘴里一嚼，嫩嫩的，有丝滑的感觉，还有黏黏的肉头。很多人见了树上一串串的铜钱，都忍不住捋下来直接放进嘴里大饱口福的。
    大多数时候，榆钱被庄稼人用来代替主食来吃。采集一筐榆钱，用清水泡过了，洗干净，拌上玉米面或者白面，加一点盐，一起搓。搓的榆钱出了汁液，与面和盐充分融合以后，铺在篦子上上锅蒸。蒸出来的“拿糕”，榆钱和面充分的粘合，成为一体。吃起来，简直可以用人间美味来形容。有的地方把这种做法叫做“苦累”，我们这里都是叫做拿糕。这样的拿糕，不但比窝头和小米干饭好吃的多，甚至连馒头都比不上，不愧“糕”的称呼。其实那时候很多的野菜都可以这样做拿糕，不过，相比较于野菜那糕的苦味，榆钱做的要更甜，更香。野菜拿糕，吃的时候需要配上蒜泥和醋才好吃。榆钱就不用配这些，直接入口，香甜又筋到，有嚼头，跟野菜做的不论是味道还是口感有天壤之别。
    七十年代后期，榆树上开始生一种叫金花虫的虫子，据说这种虫子是从美国传过来的，专门生长在榆树上，看起来非常恶心。正好这时候，人们的生活开始逐渐变好，就再也没见过有谁吃榆钱了。据说，以前困难的时候，不但榆钱是好东西，就连榆树叶都可算是美味。榆树叶不但嫩的时候能吃，稍老一些也不减口感。甚至，就连榆树老皮里边靠树干的那一层细皮，也是可以吃的。一般人们所谓的吃树皮，主要指的就是榆树皮。古往今来，榆树的榆钱、叶子、树皮，不知道救过多少贫苦百姓的性命。之所以人们把榆树排在各种树的第一位，跟它的对人活命之恩，恐怕不无关系。

    村里的槐树有两种，一种叫刺儿槐，一种叫国槐。刺儿槐的花大，国槐的花小。这里说的槐花，指的是刺儿槐开的花。
    槐花开满树的时候，从远处看，真的可比“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场景。那时候南方人过来放蜜蜂，主要就是收两种蜜，槐花蜜和枣花蜜。相对于枣花蜜的甜，槐花蜜甜度虽略有不足，但有一种槐花特有的清香。榆钱的旺季，榆树上只有榆钱没有榆叶。槐花却是不同，花和叶子似乎同时开始生长。白色的花掩映在嫩绿的叶子之间，微风吹拂，时而绿色盖过了白色，时而白色战胜了绿色。白色的花瓣，长在绿色中带点暗红的花骨朵上，不由得让人想起倒挂金钟。
    槐花也可以直接入口，带丝丝的甜味。但是据说微带毒性，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大量吃的时候，需要用凉水“拔”，跟杏仁的处理方法差不多。“拔”就是泡，大概需要泡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花本身的毒“拔”干净。槐花的吃法，跟榆钱差不多，主要是做拿糕，口味和口感上各有千秋。
    榆钱是榆树的种子，长老了直接掉在地上，落地发芽，可以长出榆树苗。槐花却只是花，开败了会谢掉，慢慢长籽。这两样东西都带有很强的季节性，一旦老了，就不能吃了。

    榆钱



    槐花

    春荒之六寒食
    榆钱和槐花，差不多同时在树上见到。一般这个时候，杏树上的杏花也开了。
    杏花开的时节，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寒食。在当今，大多数人都知道清明节，因为国家把这一天规定成了公休日，是上坟祭祖的日子。其实，清明，跟上坟祭祖，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在国家把清明节作为公休日之前，我们村上坟，一直是在寒食这一天，清明只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普通节气。只是因为清明跟寒食碰巧差了一天，人们逐渐的淡忘了寒食，而只记得清明节。
    相传，寒食的由来，是春秋时晋国晋文公时期的介子推。虽然不见于正史记载，介子推割骨奉君的故事，在民间特别是原晋国统治地区广为流传。晋文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名重耳。在重耳成为晋文公之前，曾经有十九年在列国周游避祸。这十九年当中，始终有一帮家臣对他不离不弃，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介之推就是这些家臣之一。所谓“割骨奉君”，指的是有一次，重耳一帮人流浪到野外，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介子推在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来给重耳煮了吃，也算是救过重耳一命。
    后来晋文公带领这帮人回到晋国，当了国君，经过与楚国的“退避三舍”之战，奠定了自己霸主的地位。随后晋文公大肆封赏功臣，独独忘了介子推。于是介子推带着自己的母亲隐居于今山西介休的绵山。后来晋文公想起来介子推救自己命的事，到绵山寻找介子推。由于找不到人，决定放火把介子推逼出来，谁知道不但没有把介子推逼出来，反而将他们母子一起烧死了。
    得知情况的晋文公大哭一场，在绵山祭奠介子推，并决定以后将这一天设为祭奠先人的日子。在这一天，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全国禁火吃冷食，以示对介子推“不忘初心”。此后，这一习俗沿袭下来。
    另外，与这件事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足下。据说，这是祭奠介子推的时候，重耳对他的称呼。这个词作为对男子的尊称，也一直流传下来。

    我去过介休的绵山，那里山高而且陡峭，壁立千仞。山区的面积也很大，藏个把人确实不好找。现在，那里也一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寒食的发源地，在推广旅游。

    我们村，对于上坟，普遍的说法是，上坟燎草。寒食节的时候，已经是春天，草木复苏，只不过在北方，一般的草都还没长出来，长出来的，也还不是十分旺盛。头一年在坟地长出来的草，这个时候已经枯萎，把他们一把火烧了，可以作为新长出来的植物的肥料。
    寒食虽然是作为祭奠的日子流传下来了，这一天吃冷食的传统，却并没有随之一起沿袭下来。毕竟，家里一天不开火，成年人可能没什么问题，老人孩子是受不了的。
    一年当中，有四次上坟的机会。除了寒食，另外三次分别是大年初二，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大年初二上坟是在早上，其余的都是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
    如果家里的父母都还健在，上坟的时候，出嫁的姑娘是不用回来的。所谓祭祖，主要祭奠的，是祖辈，只要求家里的男子到场。只有家里的成年男子不在家，才可能让女的出马。不过，这里的女子，主要指媳妇，或者家庭的主妇，不包括未出嫁或已出嫁的姑娘。
    只有父母一方，或双方都已近故去的时候，已经出阁的姑娘才会来上坟烧纸。往往这时候，不管年龄大小，都会回娘家。婆家的日子过得好，自己比较顺心的，到了坟上大多是走个过场，烧完纸回家。反之，日子过得不好，或者不顺心的，到了父母的坟上往往会大哭一场。这样的哭，村里人称为“送冤”。意思是，有苦没地方诉，只有向自己的爹娘来诉说。
    每年寒食上坟，经常会见到不少已经出嫁多年的，有的甚至岁数很大，村里很多人都不认识的妇女，在坟地里哭的死去活来。遇到认识的，上去劝一劝，等于有人给递个台阶。如果遇不到认识的，真不知道这些人会哭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上坟时，一般是要带祭品的。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带的祭品都十分简单，不过是馒头油条什么的。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包点饺子带上，摆到坟前的盘子里意思一下，结束的时候就都收走了。后来人们条件好了，祭品渐渐丰富起来，鱼、鸡、点心什么的，直接掰碎了扔在坟上。大概，“齐人有一妻一妾”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这样上坟祭祖了，不然齐人不会捡到能把自己嘴唇染上油渍的东西吃。其实，在我看来，祭品这些，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大家都知道，扔了就算是扔了，亲人或者祖辈们是享用不到的，不然也不会便宜了蒙骗妻妾的齐人了。
    除了祭祖，寒食也是很多人踏青郊游的日子。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不用上坟的人，也是不少的。寒食时节，北方地区才真的告别寒冬，草木萌发桃李盛开，确实是游玩的好日子。
    现在，寒食被清明所代替，成了许多人出游的节假日。似乎，对于先人的祭奠，正在一点一点的淡去。游乐，有越来越称为假日的主要内容南方的趋势。不知是不是现代人平时生活中欢乐的匮乏，许多人不管过什么节，都愿意发一些“节日快乐”的短信微信祝福别人。渐渐地，“节日快乐”，从适合快乐的节日，向端午、寒食这些不适合快乐的节日蔓延。
    不得不说，发这些祝福的人，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收到类似的祝福，却往往会让收到的人为难。说明情况，会显得发的人没文化，双方都尴尬。不说明情况，或者不回复，显得不太礼貌。几年前，我在天涯发过一个这样题材的帖子，点击率或者回复率并不太高。这说明，最近这些年，一些人，和政府，致力于恢复传统文化的努力，恐怕是白费心思了。

    春荒之七烀咸菜
    春天的阳关是最灿烂的，很少阴天，适合晒东西。
    春天也是比较难过的。没有暖棚，不可能有新鲜的蔬菜，家里的餐桌除了野菜，就只有咸菜了——头一年储存的白菜开始长芽，不能吃了，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没有菜吃了。
    灿烂的阳光，晒得最普遍的，是各种酱和咸菜。春天的阳光除了灿烂，还很干净，几乎没有苍蝇蚊子的滋生，晒东西上干比较快。每家的院子里，都会有几个大盆，上边盖了洗的特别白的纹路很稀疏的布，布的下边盖着的，是用馒头，或者豆子做的甜面酱，或者大酱。具体做法记不清楚了，只知道做酱之前需要让馒头发酵，发霉，长出长长的绿色的绒毛出来。之后还需要煮，煮完了之后，团成圆圆的，馒头大小的圆团。最后就是晒，直到酱晒成了黑色，就可以收起来储存了。
    这样的酱团成的团，村里称为酱蛋。当说到某个人性格比较执拗，认死理，一般也会用“酱蛋”来形容，而且用酱蛋的数量，来表示犟的程度。这样的酱，干了以后很硬，每次要吃的时候，用手掰下一块，捣碎了在碗里用温水化开，才能用。所有需要蘸酱的菜，蘸的就是这样的酱。各种馅料里，一般也都需要放这种酱，尤其是带肉的馅儿。

    同样需要晒成黑色的，还有咸菜。每年的春天，几乎每家的咸菜都能晒满院子，成为那时候的一道风景。每年秋天，生产队会分很多芥菜、萝卜、胡萝卜以及它们的缨子，加上自己家院子里种的洋姜，都被腌进了几个咸菜缸。供销社一块钱七斤的盐，都是那种大块的，颜色白里带点土色，不像现在的盐这样洁白。大块的盐被砸成小一些的块，跟需要腌的菜一起装进咸菜缸。那时候讲，十斤疙瘩一斤盐。其实那种大块的盐，咸度是超过现在的盐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腌菜会有多咸。

    春天天气渐暖，缸里的咸菜不再能储存了，否则就会溃烂。这个时候，所有的咸菜被从腌菜的缸里捞出来，控干水分准备烀。据我们村的老人说，芥菜必须要腌透了才能吃，否则会有毒。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我不知道，只知道没有腌好没有烀熟的芥菜普不好吃，有一股辣气味，口感也不好。烀咸菜的做法，有点类似炖肉：在做饭的大锅里，放进了水和炖肉的香料，控干水分的咸菜放进锅里，像炖肉那样炖熟了，然后捞出来晾晒。刚烀熟的咸菜有一股香料的香味，是暖暖的黄色。还没有晒成黑色的时候，吃起来口感很好，既烂糊又筋道，也不是太咸，小孩子们喜欢拿咸菜当零食吃。
    等到烀好的咸菜晒成了黑色，就可以收起来作为储备菜了。新菜下来之前，或者冬天作为补充，这样的咸菜会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天。几乎，每天的早晚两顿饭，餐桌上是离不开咸菜的。据说这样的咸菜，最多可以储存三四年，因为水分已经晒干了，如果不受潮，不生虫，确实不容易坏。不过储存的时间越长，咸菜本身会变得越来越硬，外表糊满了从内部渗出的白色的盐粒，口感不好不说，恐怕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基本上没多少保留。如果时间过长，也变得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即使这样，大部分人家也不舍得扔掉，在勉强能吃饱肚子的年代，这样的咸菜，恐怕只剩下下饭这一个功能了。
    晒咸菜的季节，村里到处飘散着五香香料，混合着各种菜带点甜甜的香味，现在想起来，有点壮观，有点无奈。

    春荒之八青黄
    春天，除了可以采野菜，最主要的，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季节。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也有说谷雨前后的）。棉花、花生也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那时候没有播种机，粮食类的用耧耩，棉花花生这样的，只能靠人工。
    布谷鸟开始叫起来的时候，一场春雨过后，田野里到处充满了泥土和青草特有的清香。年前耕过的土地，潮湿细软，正是播种的好时候。生产队组织所有的劳动力，每人拿一个小铲，拿一个小口袋或者家里的盆子什么的容器，提前将花生的种子每人几斤分好，开始种。为了防止社员在种的时候偷吃，花生种都需要提前在尿盆里过一遍。但这样的措施，显然并不是特别有效。尽管要求大家在种地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口说话，尽管从尿盆里旅游了一圈的花生米会有不好的味道和感觉，仍然会有人偷偷将其送进口中。
    我们村比较重视花生和豆类的种植，目的就是让大伙儿不至于太缺乏营养，因为地多。留待秋后种麦子的留麦地，一般不会超过所有耕地的半数，主要是浇不上水和地力比较差的旱地会因为地力不足留待秋后种麦子，其余的好地，大多会种玉米、棉花、花生、豆子。除了棉花出苗比较晚，其余的庄稼一般种下去三四天左右开始出苗。刚出的小苗嫩绿中带着黄白的颜色，在微风中摇曳，显得弱不禁风。麦苗早已经长到了一拃多高开始拔节，绿色渐渐将土黄色遮盖，春风微微的吹拂下，一闪一闪的很是养眼，整个冬天带给人的视觉疲劳一扫而空。

    唐代诗人王维有首诗这样写：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我们那里也养过蚕，我小的时候还有桑树地，对养蚕还有一点印象，家里的墙上还有蚕做茧以后留下的痕迹。我的记忆中，蚕不但吃桑叶，也可以吃蓖麻的叶子，对于蚕在桑叶或者蓖麻叶子中间沙沙蠕动的情景，还有一丝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上边不让不养蚕了，就只留下桑树。在“麦苗秀”的季节，可以有红的白的桑葚吃，这是我的印象中中除了枣、杏之外可以算是水果的东西，可以等生产队分，也可以偷偷爬到树上摘着吃。现在，桑葚很难见到了，市场偶尔能见到，根本就没有原本的甜酸味儿，据说可能是没有成熟就摘了，然后用糖水泡了卖。

    平原地区没有雉，不会听见雉的叫声。但是有一种类似的会叫的鸟，叫“饿啦”，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村里人都这么叫。“饿啦”差不多有麻雀那么大，飞得很高，叫起来“饿啦饿啦”的，似乎是提醒劳作的人们，中午到了，该回家吃饭了。每年的麦收，是饿啦鸟产卵的时候，偶尔在割麦子的时候捡到饿啦蛋，比鹌鹑蛋小多了，煮熟了味道很好。麦地里也能见到秃尾巴鹌鹑，据大人们说鹌鹑飞不高，起飞也特别慢，如果离得近，可以在它起飞之前追上抓住。但是我那时候还小，跑不快，一次都没能追上，只是偶尔捡到鹌鹑蛋。
    枣花，也在这个时候开了。圆圆的淡绿色微黄的小花，掩映在深绿色的叶子中间，显得细小平淡无奇，没有见过的不会知道这是花，还以为也是叶子，但香味是掩藏不住的。当初春，榆柳桑槐杨树都开始发芽变绿的时候，枣树却似乎并不着急，似乎预示着它的果子的金贵而姗姗来迟。我们村没有过放蜜蜂的，养蜂人都是从南方来的。一个一个的木箱子，在村子旁边的枣林里，蜜蜂在绿色的栆叶间飞舞穿梭，嗡嗡的声音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好奇的孩子把蜜蜂捉来去舔，没有舔到蜂蜜，只曾经被蜜蜂螫了舌头。听人说，蜜蜂蜇过人以后，它的针就会留在人的肉里拔不出来，而蜜蜂自己，也就为自己的反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枣花蜜，也曾经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直到今天，在所有市场可见的蜜产品当中，我仍然独爱枣花蜜。

    春荒之九要饭
    “饿啦”鸟的叫声一般是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听得到，这叫声，不但提示着人们该吃饭了，还预示着，有人要挨饿了。
    之前，每个家庭为了过年，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的人家就几乎是全力一搏，用尽了一年的储存。到麦收之前的青黄不接，有很多的家庭粮食是不能接续下来的。当然，我没有经历过粮食不够吃的年代，小的时候虽然吃的不好，不管用什么东西吧，好歹能把肚子填饱。但并不是村里的所有人家都是这样,有的家庭孩子多，劳动力不足，成为“缺粮户”。“缺粮户”的意思是，一个家庭所挣的工分，不足以保证分到足够让家庭的所有成员吃一年的粮食，或者虽然分到了粮食，但是需要欠生产队的工分，欠债是早晚要还的。或者有的家庭虽然不缺粮，但是主妇不精于算计，不会“过日子”，每次新粮食下来一家人猛吃，不考虑搭配瓜菜等等，这样的人家到了春天也会吃不到头。如果从生产队，从邻居家里借不出来粮食，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所谓的办法，无非是出门要饭。要饭的每人背个口袋，带上个碗，手里柱个棍子。这样的形象，在那个年月是经常能见到的,有的年份还会很多。我们村因为地多，粮食不够吃的家庭少，即使有断了粮的，也能从生产队，或其他人家借出来，所以要饭的很少。但周围地少的村子，每年麦收前这段时间，都会有人家里边不开火，外出要饭。

    要饭的可不像现在电影电视里的丐帮那么潇洒，懒懒的躺在某个地方晒太阳。出去要饭，不是讨钱，是不可能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的。大家都不是很富裕，没有哪个村子有能力，愿意把几个乞丐养起来。要饭的人，需要不停地走村串户，一家一家的乞讨。出门去要饭，一定要走得远，避免见到熟人双方尴尬。如果哪位有兴趣，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在离自己家不远，有可能碰见熟人的地方开口乞讨试试，第一次的心理障碍是很难突破的。大多数时候，要饭所走的地方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哪里有村子，这个村子的民风如何，富裕程度如何，是否有地方可以让自己在晚上栖身，都是未知数，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晚春的时候虽然天气不是很冷了，早晚还是很凉的，一旦错过了村子，要不到东西饿肚子不说，还要在野地里住宿，那个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还真是不好体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情乞讨者，大多数人给的是冷眼。一般人会认为女人的同情心会多一点，要饭的时候喜欢找女人，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孩子们玩要饭的游戏，一般都会说的是“大爷大娘给口吃的吧”，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一般来讲，上了岁数的妇女，她们的同情心仅限于口头上，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并不如男人慷慨。作为家庭主妇，过日子是他们第一要考虑的，对于乞丐，她们也会从过日子的角度去考虑这家人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因为平时不会过等等。
    乞讨的过程中，见人就要赔着笑脸，大爷大娘的喊着，心里忐忑着，大多时候遭受的是白眼。如果别人给半碗剩粥，就自己喝掉。对于到我们那里乞讨的人，大多数有同情心的，就是给半碗棒子面粥。有幸要到半块窝头，自己实在饿了的时候才会吃掉，不是特别饿或者刚喝过粥的时候是舍不得吃掉的，就把窝头装进口袋带回家。不管几天还是十几天，不管要回来的是什么，回到家以后都需要把这些东西晾晒以免发霉，因为你不知道要到的东西是否能足够一家人吃到麦秋。有的人家，把这些要回来的东西晒干以后再上碾子轧碎，每到吃饭的时候重新做一下，勉强度过艰难的春荒。

    小孩子普遍有这样一种体会，就是别人家的干粮比自己家的好吃，尽管原料一样，做法也相同。不管出去干活还是玩耍，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在自己口袋里装上半块窝头或者饼子。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多是用稀粥把肚子填饱的，小孩子活动量大，俩小时不到就会消化完毕。长时间吃自己母亲所做的饭食，见到别人家的就会有一种味道不同的新鲜感，大家会把所带的干粮交换来吃。
    至今，我对一种食物深恶痛绝，那就是小米干饭。读过赵树理写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的，都知道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米烂了，就是说的小米干饭的制作过程。但我们村并不是像小说里说的那样，将小米煮的软了捞起来蒸，而是直接在锅里开煮，直到把水煮干了，饭也就熟了。这样煮出来的饭，锅底有一层锅巴，黄黄的，比较香。大多数人觉得锅巴好吃，我却对这种锅巴痛恨尤甚，发誓这辈子吃不到也不会想它。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大饥荒刚过，基本上是当年收获了什么就一直吃什么，没有别的东西替代。不知道我具体几岁，应该没有超过三岁，那年的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似乎一直都在吃小米干饭，而且家里人似乎也一直在把锅巴给我吃。小孩子太小，锅巴太硬，根本就嚼不动。如果现在的人，能一连三天把小米干饭吃下去而不感到难受——不，不用三天，一天三顿就可以，我就会认为是我自己当时太娇气，虽然当时我才只有两三岁左右。当然恐怕就是这让我深恶痛绝的小米干饭，才让我们家逃过了出去要饭的厄运吧，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每当我跟别人提到以上这些话题，大多数人都会十分不解：你们家条件多好啊，有小米吃，小米多好的东西啊，你还说穷！这时候，我都没法解释，往往都是以苦笑来应对。
    其实当时讨饭的人不是很少，我们村也不是没有，只是大家乡里乡亲的心照不宣，不愿意提起来伤人面子而已。但是我们附近的村子，出去有过要饭经历的，不在少数。2010年清明节回家上坟，老婆遇到了一个儿时的同村同学，俩人说起童年的情况，不经意间谈到了对方儿时要饭的往事，俩人唏嘘不已。说到后来，老婆不停地跟人家道歉：我们那时候小，太不懂事了，你家那么不容易来的干粮（窝头）在那里晒着，我们还要去拿来吃，真是太对不起了。俩人尽管一直在笑着说，但是泪水却始终在脸上没干，就算在旁边事不关己，我的心里也同样酸酸的。

    春荒之十放羊与喂猪
    我的记忆中，有一个阶段，村里家家都养一两只羊。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五六岁，别的活干不了，放这一两只山羊，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
    除了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还有几个，一起放羊。说是放羊，主要的任务就是把羊牵出去，找个有草的地方，拿木橛子把拴羊的绳子固定住，让羊自己在那里啃草。小孩子玩心重，让他们一直牵着羊去放，有点难为他们了。
    生产队放羊的人到哪里放羊，我们是不知道的。只知道生产队放羊的，是一大群绵羊，也不用拿绳子牵。社员家庭养的羊，基本都是拴上绳子放。这其中的道理，实在是不太清楚，大家都那样做。估计上边下达的养羊任务多，生产队完不成，就鼓励农户养。又不能让农户养羊跟生产队养的争草吃，所以就规定了数量。一家一两只，不能多，大人没时间去放，只好拿绳拴上让羊自己去啃。至于羊能不能吃饱，生产队不会考虑，你抽空自己割点草去喂吧，反正人人都得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不能让你专门去放自己家的羊。
    山羊的食量不小，一上午把它固定在一个有限的地方，根本吃不饱。尤其草长的不太高的时候，一会儿羊就会把绳子所限定范围的草啃得精光，更需要每隔一定的时间给它换个地方。所以，放羊，需要不断的游动，不能停在一个地方很久。小孩子贪玩，却经常会忽略了这点。有的时候羊饿的狠了，偶尔会挣脱绳子的束缚，把地上固定的橛子拔起来。
    夏秋季节还好说，地里有草。冬春时节，地里光秃秃的，除了麦苗什么草都没有，放羊的都是把羊赶到麦地里去吃麦苗。据说，麦苗不怕羊啃，啃完了还会再长出来。不过，生产队的干部可能不这么认为，他们见到羊啃麦苗一般都会管，让你把羊牵走，不然就没收。
    不是每次到地里放羊都能遇到小伙伴，这时候就自己牵着羊到处游走，哪里有草往哪里去。大多这样的时候，羊不一会儿就吃饱了。穷极无聊的的熊孩子，总能找出跟羊之间的游戏。一会儿伏下身来，头抵到羊头上，跟羊抵架，大多数时候不是羊的对手。一会儿感觉对羊拉的屎比较感兴趣，把手指伸进羊皮眼儿抠羊粪蛋。来回的路上，也会爬到羊背上，把羊当牛来骑，羊却不像牛那样听话，会把背上的孩子摔下来。天冷的时候，看到羊撒尿，会把鞋脱下来，脚伸到羊尿当中，感觉很暖和。不过，过不了多一会儿，这暖和的感觉就会消失，被更加的凉爽甚至寒冷所代替。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几年，反正上小学那会儿，家庭养羊的不见了，每家每户都开始养猪。
    猪不能像羊那样牵出去放，都养在猪圈里。个别的人家，会把猪圈修的跟家里的厕所连在一起，人拉出的屎通过一个斜坡流到猪圈，直接就被猪吃了。不过，大多数人家不会这样做。据说，猪吃多了人屎，会成为“线猪”。所谓线猪，据村民的说法，就是不管吃多少食都不怎么长身体，身上也不长肥肉，瘦肉会长成一根一根的线。据说，这线，可以在人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做缝合的线来用，伤口长好了，缝合的线不用拆，直接长进人的肉里去。我想，传说就是传说，这样的猪我从来没见过。
    猪圈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直径两三米，深两三米的大坑，是猪拉屎撒尿的地方，是为猪圈。靠近大坑的地方，盖一个低矮的茅草棚子，用砖垒一个食槽，猪吃食都在食槽里。棚子和大坑之间，挖一个斜坡，砌上砖，猪可以通过斜坡上下活动。猪没有人想象的那样听话，下到圈里去拉屎撒尿，大多都会拉倒棚子里，定期需要进到棚子里去打扫。
    大多数人家，喂猪用的是刷锅的泔水。人都不能保证吃的太饱，那刷锅水，大多都是清清爽爽的，实在不会剩下有多少粮食。大家都是把泔水沉淀一下，上边的水倒出来，剩下不管多少，掺一些麦麸子，有野菜的时候掺点野菜，没野菜的时候掺点白菜帮子。掺进去的菜不用洗，但需要剁碎了。给猪剁菜不是太讲究，剁的不用太碎，但是架不住量大，每天三次都要剁。猪的食量很大，每顿喂食都要几十斤，一天三次不能间断，这样活儿就显得多了。
    如果家里只喂了一头猪，相对要好一些，吃的还没有那么多。有的人家喂了两头，这喂猪的猪食，就很成问题了。为了喂猪，需要的菜量很大。生产队分的白菜、萝卜和胡萝卜什么的，加起来也不够。这样家里的人，在有野菜的时候，就需要每天下地挖野菜，否则猪不够吃，长得太慢，养成一头猪可能就会亏本。即使不亏本，别人家一年出栏一头猪，自己家一年半甚至两年才能有一头出栏，大人心里是不服气的。第二年大家就需要加倍努力来弥补。

就因为几个字，一篇就不让发，现在的天涯可真敏感。

    不少人以为养猪很简单，把野菜直接丢给猪吃就可以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虽然猪不挑食，吃的也很杂，几乎地里出产的东西都吃。但是想让猪长得快，这喂食很是有些讲究。除了菜需要剁碎，跟泔水和麦麸子掺的均匀，冬天天冷的时候还需要把猪食加热。猪这方面跟人差不多，吃的太凉了是会生病的。再者，每头猪每顿的食量都有些微的差别，长得越快就吃得越多，但是并不能保证每顿喂食就能让猪吃的干干净净。一旦猪食太冷，冬天天凉的时候，不等到吃完就冻成了冰，下一次就没法喂食了。
    一家人忙前忙后，辛辛苦苦喂一头猪，到了年底长不成个，过年不够杀，还需要买肉的话，那这一年喂猪就算不成功。庄稼人指着喂头猪过年杀了卖点钱，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卖出点价钱。一旦过完了年，大家几乎都不怎么买肉，就只能卖给收购站。收购站给的价钱低不说，还想尽办法压级压称，让农户吃亏。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办法。赶集买肉不敢去，走村串户销售量有限，更卖不出价，里外都是吃亏。
    生产队也集体养过猪，到了年底也会给社员分肉。不过在我们村，生产队养的猪也跟农户一样，长不了太大。大多数到了年底，分肉的时候以上下水为主，搭配很少的一些不太肥的肉，一堆一堆的在大院子里摊开。不管家里几口人，大家一起抓阄，抓住什么就分什么。

    第九章苦夏
    苦夏之一麦收

    二十四节气歌有这样一句：夏满芒夏暑相连。饿啦鸟的叫声响起的时候，一般是在小满，指的是麦粒开始灌浆的时候。过了小满是芒种，就意味着，可以收麦子了。
    农谚说，麦熟一晌。芒种前一个来月开始，老天爷一般会刮干热风。青中带黄的小麦，遇到了干热风的天气，就可能被一个中午的干热风吹的金黄。热辣带有呛嗓子气味的干热风中，微微透着新熟的麦粒的清香。揪一个即将成熟的麦穗，双手来回撮几下，张开双手的手掌用嘴吹一口气，鼓涨饱满的一把麦粒就展现在眼前。放到嘴里嚼一下，满口甜香。或者，把几穗麦穗放到火里稍微烧一下再搓，手里麦粒带着新鲜的麦香味儿和烤香味，会更加的诱人。农民，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重视地里的收成。望着风中滚滚而来的金黄色麦浪，和手中同样金黄色的饱满的麦粒，大家会乐得合不拢嘴。
    在化肥大面积使用之前，这里的麦子收成十分有限。尤其是浇不上水的旱地，和没经过改造的盐碱地，收获更是少得可怜。有一个反应合作化时期的电影叫《槐树庄》，里边说过前后几年的麦子产量。经过了几年的合作化深耕积肥和合理密植，电影里的槐树庄麦子产量终于达到了201斤。这数字，应该是比较真实客观的反应。遇到不是风调雨顺的的年景，旱地、盐碱地，麦子亩产七八十斤都算是多的。我们村西边一里地有个赵庄，村子比较小，旱地多，积肥的数量有限。打深井之前的某一年，望着叫够公粮之后，麦场上剩下的可怜的一堆麦子，村干部仰天长叹：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分？一百多人的小村子，剩下的麦子，一个人半斤都不到，怎么向大家交代？最后无奈的决定，今年的麦子不分了，磨成面炸成油条，让老少爷们饱餐一顿吧。

    反应合作化时期斗争的又一部小说，名字是《金光大道》。里边的男一号高大全，解放前是给地主家当长工的。那时候的长工，为地主家收麦子的时候，全部都是拔麦子，不用镰刀割。我们村的旱地和盐碱地，种的麦子，收的时候跟《金光大道》里说的一样，不用镰刀割。每年的芒种开镰收麦子，首先开的是农民的双手。相对于水浇地来说，旱地的麦子成熟要早一些，因为本来长势就弱。所以干热风一吹，旱地里的麦子早早的就黄了。水浇地的麦子因为水分足，成熟要晚一些，这时候地里还是绿色。
    麦收的时候是初夏，中午的气温已经跟夏天没有区别了，早晚还比较凉爽。生产队组织麦收，一般也会避过能把人晒晕的中午，选择在早晚凉爽一些的时候开始。这时候，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能动，全都需要一起上阵。小孩子贪睡，清早三点来钟被叫起来吃饭的时候，大多会哈欠连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吃完饭，天仍然黑着，不过对面能看见人了。生产队干活的时候，一般是不允许请假回家的，哺乳期的产妇除外。所以这时候，平时不怎么烧开水的人们，也会烧一锅开水，装在陶罐里带着，以备家人在歇工的时候补充水分。
    生产队集合起来的男女老少，下到地头的时候，东方多的启明星高高的挂在天上，天刚刚开始发亮。随着队长的一声“开始”的口令，大家齐刷刷下到地里，前腿躬，后腿蹬，双臂前后一拢就是一把麦子。拔麦子快的，一步一把，双腿交替前进，跟平时的步行从速度上没有太大差距。拔麦子讲究的是，不管多长的地头，一气拔到头，中间不能直起腰来休息。据大人们说，一旦腰累了直起来歇息，第二次更加难受的腰疼会比第一次更快的到来。所以干农活讲究的是：不怕慢，就怕站。刚开始的难受劲，你只要忍住了，习惯了，没几天就适应了，不再那么的让人受不了。实际上，任何人干活都会累，就看你能否忍受住。挺过去了，你以后可能就是个庄稼把式，干什么活都不成问题。挺不过去，时不时的直起腰来歇息，慢慢的会被别人越甩越远。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就会给别人留下懒汉的印象。因为大家是在集体干活，同等的劳力挣一样的工分，队长在安排的时候讲究个公平。每个人分到的任务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速度慢，早早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把式们，就会在地头上坐下来休息，等你。

水浇地的麦子是拔不动的，尤其是上过化肥的地。即使你是壮小伙，对付这样的麦子，也只能用镰割。所以割麦子的时候，当主妇们开始做饭的时候，家里的男人同样会早早的起床，把全家人使用的镰磨得飞快。不管拔麦子还是割麦子，当上午11点左右，太阳升起来，天开始热了的时候，就开始收工了。大家回家做饭，吃饭，午休，准备下午三四点钟再次下地。收麦子是农活的四大累之一，人们的体力消耗很大，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通常麦收全部完成，需要20多天。所以一般的家庭都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家人补充。当然，所谓的好东西，不可能跟过年一样。无非是平时吃窝头喝棒子面粥，这时候蒸馒头喝小米面粥；平时啃咸菜，这时候会发一点黄豆芽绿豆芽做菜，包括平时积攒下来腌起来的鸡蛋，也会每顿饭给每个人煮上一个。
麦收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没有收割机的年代大都在20天左右。这个过程，天气一般都会从旱季过渡到雨季，很多年份，麦子没有收完，就开始下大雨了。所以，村里把麦收称为“双抢”，不但要抢收，还得抓紧下雨天抢耕抢种。人们心里很矛盾，既怕下雨，又盼着下雨。雨下的大了早了，影响麦收，辛苦一年的劳作可能打了水漂。不下雨，或者下的晚了，秋季作物种不上，也会影响收成。在这样矛盾的心情当中忙碌着，往往会顾不上春季作物的管理，不知不觉当中，春天种下的庄稼长得很高了。有一年收麦子的时候，最先到地头的人，跑到地头的沟堰上休息。穿过沟堰看过去，沟堰另一边的春玉米长势很好，达到了人们想象不到的高度。最先到的人们禁不住惊呼，叫好。到后来，演变成了全生产队的所有人不住的欢呼雀跃，叫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比看戏还热闹，十几天割麦子带来的疲劳被一扫而空。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过了四十年，仍然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割下来的麦子被捆成一捆一捆的，躺倒在留有卖茬的地里。生产队会安排专人，把这些麦捆装车，拉到场院里，破捆晾晒。赶上晴好的天气，一天就可以晒干，开始轧场。牲口拉着碌碡，一遍一遍地在铺的厚厚的麦秸上轧过来轧过去。轧完一遍，用木叉把麦秸翻过来继续轧。一点水分都没有的麦秸很快从整跟变得粉碎，麦粒自然就在麦秸下边堆积成厚厚的一层。挑开麦秸，堆麦粒，扬场。这样打麦子的程序，需要重复三遍，分别叫打头场，二遍场，落扬。目的就是尽可能把麦穗上所有的麦粒，全部清理干净，最好是一粒都不剩下。打麦子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脸上，疲劳中挂着微笑。那是幸福的微笑，希望的微笑，对来年充满了憧憬的微笑，尽管来年年景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劳作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最好的年景，我们队每个人可以分到200多斤麦子。我们生产队大概有200多人，300不到。收成最好的时候，全队共产麦子11万斤。这样算下来，几乎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公粮、留提留、留麦种。按每人三百斤（实际没有）算，我们家7个人，最好年景可以从生产队分到麦子2000斤。等到社员地里种什么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第一年，我们家种了8亩多麦子，收获麦子5000斤。交完公粮和各种提留，家里还剩下3500多斤。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家里的主食，开始从棒子面变成了白面。那一年，姐姐已经出嫁，全家人口只有6个了。

    苦夏之二懊热

    麦子收完了之后，酷热的夏天就真的来了。
    一般年份，不等到麦子收完，就该开始到了雨季。收完麦子的麦茬地一般不会晾很长时间，地里掉落的麦穗麦粒不管能不能拾干净，雨一下，就必须抓紧时间翻地种夏茬作物，这就是所谓的三夏大忙了。
    收麦子的时候，学校放两星期的麦假。放完麦假重新开学的时候，正是一年当中天最长夜最短，大人们中午开始有午休的时候。重新开学以后，地里不怎么忙了，因为要避暑，大人们开始睡午觉。小学生们是不敢在家睡午觉的——没有人家里有闹钟，一不小心就会睡过头。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迟到了会被老师罚站，或者直接上棍子。那就只剩提前到学校去，或者在院子里玩，或者在教室睡觉。先不说那时候教室都是长条板凳土台子根本没地方躺，只能趴在课桌上睡。单想象一下，三几十个六岁到十岁的孩子关在一个教室没人约束，没有前后窗不通风，没有电扇，这些人能不能睡得着？
    所以，下坑洗澡游泳似乎就成了最为正确的选择。
    印象中，儿时的夏天，比现在温度更高一些。那时候有报纸和广播，天气预报里，三十八九度四十度的气温，好象是家常便饭。天热的时候，不管大人孩子，身上都会起一片一片的红疙瘩痱子，痒的让人受不了。稍微小一些的孩子，大多剃个光头，头上胸前抹满了白色的痱子粉。大人们白天黑夜的离不开手里的芭蕉扇，男人们脖子里搭一块白羊肚手巾，一边干活一边擦汗的镜头，长久的在印象中挥之不去。
    不上学的时候，家里大人在午睡，对于七岁八岁万人嫌年纪的，和大上一两岁两三岁的小小子们，大人一般都是拘在家里强制午睡。大多数时候，拘是拘不住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睡意。一个是那时候北方的房子只有前窗没有后窗，不通风，只睡在炕席上也出汗出的浑身难受。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孩子正是“费”的时候，无拘无束的出去玩，诱惑力比午睡大得多。没有玩伴来找还好点，只要有一个趁着大人不注意跑出去了，总会有办法把平时的玩伴都召集全，然后大家一起跑出去疯。
    只要三四个小孩子聚在一起，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这个时候地里别的东西都没长起来，各种瓜却已经陆续开始成熟。看瓜的人也有要午睡，不午睡也因为怕晒不愿意离开窝棚，正是扒瓜的小子大展身手的时候。扒瓜或者疯跑累了，出汗了，水坑就会成为大家最终的目的地。

    苦夏之三游泳
    在真正学会游泳之前，小孩子只能在大坑的边缘缓坡泡水，会游泳的到里边的深水区去畅游，令小孩子们羡慕不已。
    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游泳”这个词，只知道叫洗澡。每家的父母，对小孩子下坑洗澡都会再三告诫，绝对禁止。如果知道了孩子私自下坑，都免不了一顿暴打的。因为那时候水多，家里的孩子多，父母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照顾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大的看小的，或者自律。所以，如果哪家的孩子回家晚了，首先可能会想到要去坑里、井里去找——淹死的孩子不在少数。但是，天太热了，水里的吸引力，不是一顿打就能打掉的。
    坑的边缘同样不是那么安全。冬春的时候，坑里水位比丰水期低很多。坑里结冰之前，挑水的人们会在当时的水边，较浅的地方，挖一些比水桶大一些深一点的坑，以方便自己挑水的时候能灌满水桶。夏天水位上涨，这些不大的深坑，就成了不会游泳的小孩子的陷阱，大家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挪到小坑的边缘，玩耍戏水。有人会问，这些孩子也真是，不会远离那些危险地带吗？其实大家是远离不了的：一般人们跳水，都会选择地势比较好的地方，靠近经常有人走的路，挖坑也同样会在这些地方。有人走的地方，相对来讲地势会比较平缓，地面也比较坚硬，到了夏天被水泡过，不会像没人去的地方那样，会有很多的淤泥。而且，有淤泥的地方，人去的少，淤泥里边杂物很多，容易伤到脚。常有人去的地方，坡度缓，水也相对比较浅，所以这些地方是下水的人们的最爱。
    曾经多少次，在戏水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滑进深水坑。也曾经和别的伙伴打闹，被推进深水坑。四五岁的小孩子，大家差不多都是一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喝水、被救的过程中，慢慢熟悉了水性，自己学会游泳。等学会了游泳，被打的机会就更多了。不会游的时候，还只敢在白天人比较多的时候下水，不敢到深水区去，安全性相对大一点。等学会了，胆子也就相应变大，不管有没有大人，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几个人，在什么样的地点都可能下水。

    尽管那时候孩子多，所有的家庭都对自己家的孩子照顾的不那样周到，但要求同样会很严，尤其是对安全的要求。所以在送进学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对老师嘱咐一句：不听话就揍，只要不打死不打残，就是对他好。自然的，老师们也会尽自己所能对孩子各方面负责，尤其是安全，对于私自下坑洗澡的更是不会客气，一律木棍伺候。但是中午时父母和老师午休的时间，学生们尽管也困，睡不着的时候还是会偷偷的跑到坑里。
    其实，那个时候，老师的责任是很重的，尽管钱挣得并不多。有一次，我和别的同学去公社办事，捎带给我们老师领了工资。当时老师已经过了四十岁了，领到手的工资，只有十七块五！我们村是出过举人的，尽管很多人都不认识字，却有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传统。这个时候有了基本上能免费上学的机会，孩子能不能学到东西，大人们并不知道。但是，听先生的话是必须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那个时候，男孩基本上能保证三天不被老师打，就是最听话的学生。
    当然，能真正最听话没有任何违规行为的孩子，显然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不能抗拒炎热天气下，水坑里凉爽的诱惑，主动或者被动的，趁着老师和大人午休，偷偷溜进水坑。对付这样的小子，老师有自己的办法，一个是把组长都设置成女生，让她们监督，报告。等我们把女生都贿赂的不报告了，老师就开始自己出马，上课时先观察。对于那些惯犯，先看看头发有没有湿过的痕迹，再观察谁身上的颜色不正常。对于那些身上干净的发白的，拿指甲在肚子上一划，划出来的痕迹呈不正常的白色，就知道谁下过坑。

老师处罚大家，也有独到的办法。最普遍的当然是教鞭，就是一根手指粗，一米来长的木棍，往屁股或者后背上抽。当然力道是由老师掌握的，一般不会留下血印。还有一种，如果是俩男孩同时犯了错，那么这俩人会被请到讲台上，面对面站立。老师喝令其中一个，扇另一个耳光，然后要求被扇的人打回来。刚开始，大家都不太好意思互相打，谁都不想先开头，开始打了，也不会使劲。在老师的监督下，终究会有一个，架不住老师的淫威而先伸手。刚开始大家是象征性的，你摸我一下我摸你一下，意思意思而已。不过，既然开了头，过程和结果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一旦一个控制不好力道，把另外一个打疼了，最后的结果，大都会演变成暴力的复仇表演。
中国的农村，几千年来其实是和所谓的传统文化没多大关系的。即使是出过举人的村子，同样大部分人并不识字。因而，对于能够不用花学费而学习认字，几亿农民可以感恩戴德几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会谢主隆恩。同样的，那时候农村的师资力量极度匮乏，老师们许多都是高小(小学五年级）毕业考师范，文化水平大概略低于今天的初中学生，教学水平，肯定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以那样的文化程度，在村里进行包括今天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内的工作，绝大多数其实是力不从心的。自然地，老师们会用能想到的各种方法对付和惩罚不听话的孩子，也能够获得家长的理解和认同。即使孩子被惩罚后有所损伤，也不会有家长领孩子去找老师算账，只会对自己的孩子继续进行惩罚。在他们的眼里，这样的老师也是先生，是可以终身为父的先生。

在当时，许多乡村教师完全凭着一腔热血，凭着终于跳出农门不再用面朝黄土所带来的成就感，凭着不负乡亲所托的责任心，在给村里的乡亲们“看孩子”。即使到我上到了初中以后，情况不但没多大改善，反有每况愈下之势。
我初中阶段的老师，大多是返乡知青充当。这些人上学的时候，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疯狂造反斗老师的年代，学到的知识本就有限。经过数年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锻炼，不少人从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原原本本还给了自己的老师，他们自己的水平可想而知。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影响并不是很短的时间，在某些地方，可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教育。当然在今天，可以被人称为老师的人，数量比那时候多了几十倍，学历比那时不知高了多少倍。不过，能从心里认同现在的教学方针，并悉心钻研教育的，合格老师的数量和比例，并不一定会超过当年很多。所谓会教的不好好教，好好教的不会教、教不好，这种恶性循环，不知道还得持续多少年才能得到彻底改变？

    苦夏之四歇凉
    小孩子们可以名正言顺下坑洗澡而不必担心被打，是在吃过晚饭之后。
    彼时的农村，仍然延续着几千年的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家吃完了饭，天还没有黑。我们村的房子一般只有一个小后窗，很小，在堂屋的后墙上。朝前的窗户，平时被纸糊上了，天热了可以打开。因为后窗又小又高，跟打开的前窗之间，产生不了对流风。刚吃过晚饭，被毒太阳晒了一天的屋子里，正是温度最高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睡觉。
    虽然经过了爱国卫生运动，村里的蚊子，和各种飞虫，仍然很多。打开的门窗，除了能缓慢的交换空气，更多的时候是让蚊虫能够进到屋子里来。一般人家，都会头一年的秋后，采集很多的艾蒿，编成一两米长一根的草绳晒干。到了夏天的晚饭后，会在屋子里点燃，产生很大很呛人的白烟，用来熏蚊虫。烟很呛，人根本没办法在屋子里呆，需要等熏烟散了，蚊子差不多熏死了才能回家睡觉。

    当夜幕降临，所有的家庭吃完晚饭收拾完毕的时候，大人们会拿个木凳来到坑边纳凉。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一般大坑周围，是人们活动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数村子是没有广场的，相对来说，大坑周围干净平整，空旷，最有可能产生风。
    天特别闷热的三伏，人们会集体下到坑里洗澡，已清除一天产生的臭汗。大坑里，男女各有自己洗澡的专属区域，一般用较远的距离来进行隔离。耐不了酷热的人们，男孩跟着男人，女孩跟着女人，大家一起到坑里泡着。大人们大都会游泳，会到深水区畅游、嬉戏，小孩子不会游的，在边上浅水处嬉戏练习。人很多，不用再担心安全问题，即使有孩子偶尔不慎呛了水，很快会有大人过来帮忙。

    没有手表和钟表，不知道时间早晚，人们会在水中凉透了的时候回到坑边歇着，等着天凉下去，可以回家睡觉。
    坑的四周，会根据自己家据大坑的远近，自然形成一个一个的零散的小集团。坐着木凳，摇着蒲扇的大人们东拉西扯的摆古。孩子们自然是坐不下来的，有耐心的，从摆古的人们那里听点新鲜故事，或者吓人的故事。坐不住的，不知道跑到哪里藏猫猫去了。
    纳凉的人群，经常会很热闹，不时有一阵阵的笑声传出来，男女声都会有。也经常，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为某个问题争论不休，声音时大时小，时而激烈时而平缓。一般这样喜欢争论的，村民们名之为“抬杠”。抬杠的杠，是古时候葬礼的时候用来搭棺材的架子，说哪个人喜欢抬杠，多少含有一些戏谑的贬义。大多数时候，抬杠的人，并不能真的把事情争出个对错，博周围的人一笑，就够了。人多了，不说不笑不热闹，显得没有趣味，气氛就会比较尴尬。
    就是在这样纳凉的过程中，通过大人的摆古和抬杠，了解了许多的知识，包括村庄的历史渊源，包括过去的传统，包括奇人轶事。其实那时候，很多农村孩子的知识是这样学到的。老人们有的认字，会讲不少古书上的知识；有喜欢看戏的，会讲不少戏曲的故事；有经常出门的，带来一些远方的见闻。还有，那时候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战争题材的，因为战争刚过去。村里哪一座倒塌的房子是谁家的，是怎么倒的，哪个人是怎样受的伤，哪个人怎么英明神武，哪个人胆小如鼠等等，都会是摆古的话题。这些大人们的话题，有的和电影演的差不多，有的差距很大。大多数孩子不怎么走心，记不住，或早就伏在大人身边睡着了。少数愿意听的，会长不少知识和见识。

    三伏天太难过，有的时候下半夜才会起点风，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起风。雨季已经过去了，人们盼着下雨，大多时候很难如愿。远方的天空有微弱的闪电亮起来，更多的时候是“露水闪”，大人们这样称呼，意思是只能带来露水不会下雨。
    不知道那时候人们是怎样把握时间的，反正只要是不下雨的晚上，大家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散去回家睡觉。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早点儿起床下地干活儿，免得等到生产队敲钟了，还没有睡醒，起晚了天热没法下地干活，就没有了工分收入。七几年以后，村里开始有一些人家买收音机了，时间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苦夏之五恼人的青纱帐
    在电影里，诗歌里，华北平原的青纱帐是那么美，美得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抗日战争刚过去二十多年，关于抗战的电影或者文学作品，对于华北的青纱帐，给于了很多正面的描写，赋予了那么多正面的积极意义在里边。
    青纱帐里，确实发生过很多故事，有许多还非常美好。不过它给童年时的我留下的，却大都是不堪忍受的记忆。因为当村里的青纱帐长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盛夏三伏，村里人，没事是不肯进去的。青纱帐长起来的时候，晴天的时候居多，太阳照到没有任何防护的身上，烤的肉都疼。在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下，不需要怎么活动，就会出一身的臭汗。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到密不透风的深庄稼棵里边，就像在身上穿了一层密不透风的棉衣。或许，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因为已经长大快要成熟的高粱玉米，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张带齿的锯，轻轻碰已经汗透的肉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即使你躲开了叶子的锯齿，还会有玉米高粱穗上的细粉，不时落在身上，黏糊糊的抹也抹不掉。这些花粉多了，糊住了身上的汗毛孔，身体内的汗水出不来，就会在皮肤上鼓起一个个红色的痱子。身上的痱子一扎一扎的，那个难受劲就没法描述了。

    农谚说，七月十五定旱涝。意思是，到了七月十五，庄稼已经不再怕水淹，即使再下大雨，也不会把庄稼淹死，这一年的收成基本上算是保住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不会再有大的降雨，气候比较稳定了。
    尽管天很热，青纱帐里很难受，孩子们该干的活儿还必须干。每年到了三伏天，每家的半大孩子，有一项任务，是必须在这个时候才能完成的。顶着毒日头进青纱帐割草，相对于平常来说，可以算是事半功倍。因为，青纱帐长起来以后，已经长高的庄稼，让大人们没事不会再进去。这些罩满了地面的庄稼颗，虽然遮住了阳光，却阻碍了地里水分的蒸发。于是，青纱帐，就成了地里的野草的保护伞。因为不用再除草，也因为“闲人免进”，各种草就如雨后春笋般的长起来，很快就长满了地面。对于下地割草的孩子们来说，这时候，是割草的黄金季节。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比我大十来岁的姐姐带我的时候比较多，对我比较和善，可以说很好。但在那一年的夏天，遇到的一件事，差点让我改变了对姐姐的印象。大概是在五岁左右，一个可以在地面晒熟鸡蛋的中午。因为根本睡不着，午休就起的比较早，估计也就两三点钟的样子。姐姐和她的几个伙伴相约下地去割草，但是天实在太热，大家磨磨蹭蹭的不愿意早点下地，一遍又一遍地下坑去洗澡，希望可以凉快点儿。我也一样，比姐姐他们在水里的时间更长一点儿。

    大概我小时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听话，跟姐姐玩也跟惯了，所以尽管那天心里特别不想跟她下地，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可能姐姐的伙伴看透了我的心意，四五个人几次三番的对姐姐说：他太小了，别热坏了，就别带他去了。但一向比较保护我的姐姐，那次也怪了，似乎铁了心，不管谁说什么，就是不松口。我是多么盼望她说一句“你别去了，回家吧”啊！但是没有。期盼落空的感觉，真的让人失望到伤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下水，最终，我没有能够逃脱厄运，背着筐拿着镰刀，跟姐姐她们一起下地去了。
    四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在这个同样炎热的夏天，坐在空调屋里，我头上脸上的汗不停地淌下来，那感觉似乎真的跟已经进了青纱帐差不多。只不过，缺少了轻纱帐里边的叶子锯锯在身上再被汗水流入伤口的感觉了。

    关于那次的事情，后来四十年以后有机会跟大姐提起来，她莞尔一笑：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儿？尽管那个夏天的事可能真的已经忘记了，但无数个夏天，背着筐走进青纱帐的感觉，相信任何有体验的人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下地割草，不去不行吗？答案自然是不行的。从地里割回来的草，晒干了可以卖给生产队，我印象当中，一斤干草，大概可以卖一毛一二分钱。闲着没事干的孩子，下地割草贴补家用，就是自然地了。力气是自己的，没有了歇一歇就可以回来。
    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那时候的人喜欢受罪呢？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想破脑袋都不会知道那时候的农村人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二十多年以后，当我快忘了这种感觉，驻地的农民深深地给我上了一课——跑道中间的草地需要播种，任务承包给了当地村民，眼见村民们用人拉梨，我非常不解的问：您们家里都没有牲口吗，为什么非得要人来受这么大罪？村民撇嘴，一脸讥笑的看着我：又不是给自己家干活，谁家舍得用牲口？忽然之间，我就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过往，内心非常的震撼。贫穷，不是庄稼人自己的原因；勤劳，也是无奈的选择。当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只有两三个人挣公分的时候，每年秋后分了粮食，要倒欠生产队几十上百元的“缺粮钱。这些欠的钱，需要用下一年的劳动来还债，一年一年欠下去，越来越多。直到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家里劳力多了，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每当过年的时候，劳力多挣得公分多有余粮的家庭，可以给孩子大人买这买那，可以穿“洋布”的衣服，可以放更多的鞭炮以显示自己家的富足，“缺粮户”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酸楚感觉？有多少缺粮的家庭，过年的时候孩子穿不上新衣服，需要母亲们连夜把孩子身上穿的棉衣裤拆了、洗了，用做饭的灶烧上小火，锅里边不放水，靠锅的温度把布料烤干，再连夜做好，第二天拜年的时候能让孩子穿的看着像是新的？所以那时候，即使比较富裕的家庭，即使岁数比较小的孩子，即使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也都也不能闲着。每割一筐青草，晒干了可以有十来斤干草，卖给给生产队差不多可以换一个工分，几乎抵得上一个大人一整天劳作的收入。即使青纱帐再让人难受，你不是也得进去吗？这样说，是否能让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那时候人们的辛劳有所理解了呢？当然那时候我还比较小，割不了太多的草，为家庭做不了多大的贡献。但是做不了“多大”，并不是不做的理由。家，是每个人的家，尽管你还很小，你也有为振兴家庭，脱离贫穷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的义务，不管这一份是大还是小。任何时代，家庭也都不是养懒人的地方，花花公子花花公主，最终都会为自己的懒，付出应有的代价。等到我割草不再需要人带着去的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这时候我就成了家里割草的主力军，因为哥哥姐姐需要由生产队来安排工作，开始挣工分了。七八岁的孩子，生产队上工不要，在外边玩太扎眼，只能把筐背上，下地割草。在三伏天进到青纱帐里，成了这时候的家常便饭，手背上被镰刀割过后的伤口，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年龄段留下来的。

    苦夏之六鬼打墙
    在大坑边歇凉，听过很多故事，记忆最深的就是听鬼故事。那时候村里没电，一到天黑没什么娱乐活动，夏天到坑边，其它时间猫到一家人的炕上，小孩子听大人“摆古”。“摆古”也就是讲故事，往往讲得比较多的是鬼故事。
    我们村不大，但是据说以前比较富，出过举人秀才什么的，算是附近闻名的文化村，大人们大多识字，有人能看懂《聊斋》，讲起来往往很恐怖。听过的故事里最多的就是“鬼打墙”。一般来说，遇到鬼打墙的人都有几个相同或相似的条件，比如都是在晚上，都是一个人，都是遇见了坟地等等。结果往往都是被鬼打墙阻挡走不出去，连惊吓带累的，力尽而死。
    听过鬼故事的人很多，遇到过鬼打墙的人不多，我就是这不多的人之中的一个——疑似，不敢确定。但就以我这疑似的经历，似乎可以解释许多鬼故事里的鬼打墙，我相信能解释的通。
    大概不到十岁的时候吧，反正已经上学了。那年的夏季，地里庄稼已经长起来的时候，一天早晨，遵父母之命，天蒙蒙亮起来到地里打猪草。那时候的小学生，是不放寒暑假的，每天早晨上学前、下午放学后去地里打猪草，几乎是每天的必修课。家里穷，没办法，指着养猪过年能添置点新衣服什么的。那天起得早，为了省时间不耽误上学，就选了个离家不太远的地方，村北的一片坟地的后边。轻车熟路的，很快就打满了一筐，准备往家开拔的时候，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雾了。雾很大，能见度也就是十米以内的样子吧。先前可能干活太专注，竟没有发现。这一要回家，突然发现有点麻烦，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村子的坟场后边是一条有点斜的路，往西北大概三百米左右，有一个十字路口。说是斜路，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基本上变成正南正北的了。往北是通往一个叫温城的村子，大概有三里地；往东通到一条正南正北直通我们村的小土公路，大概有三百米；往西通到另外一个村子，稍远一些，还有转折，往南大概三百米，就到了紧挨着村口的坟场。就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开始了我寻找自己家的征程。
    雾很大，能见度大概在几十米以内。四周的地里全部种的是玉米，且是一个品种，看上去根本没有区别。如果实在平时，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但这天我是大清早出来的，没有见到太阳，等到了十字路口，走了一节感觉不太对，再一次选择又不对的时候，心里就有点发慌了。
    大概，在这个十字路口，第一次发蒙后，就选择了最远的那条路，往北去了。这时候自己还没意识到，自己转向了，也就是找不着北了。回家需要向南走，是一条斜路，只有三百米左右。所以往北走了不久，感觉应该能看见坟场而没有看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走错了方向，于是折返。可能是过于专注的缘故，也可能有点着急，到达十字路口的时候，竟然一下子把刚才已经转向的我，转得更迷糊了。不知不觉中，又沿着第一次选择的错路走了下去，直到再次感觉不对。
    说实话，在几次选择错误的过程中，几次都遇到了在地里干活的人，是其它村子的。每次，这些好心的人都叮嘱我，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南走，不要拐弯。可坏就坏在这“不要拐弯”上，因为前边说了，我们村坟场后过来的是一条斜路，到十字路口时基本变成正南正北了，只是“基本”而已，还是有一定斜度的。所以每次走到十字路口，都不免踌躇一下，到底怎样才能“不拐弯”。几乎每次都在这一踌躇的时候，脑子里原来的方向感又被打乱了。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心里一次比一次着急慌乱。所以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尽管自己感觉很熟悉，但每一次的选择不是向西就是向北，没有一次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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