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远去的村庄[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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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远去的村庄[第7页]

作者:59285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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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几个人打听的村子离我们村并不是很远，就是我姑姑的村子，只是需要穿过一个村，拐几个弯就到。汗章哥自己表达的时候没事，就怕别人跟他对话。几个人由于心急，就想干脆利索的问完趁天没黑赶到那个村。结果越是着急，汗章哥越是不能清晰的表达；汗章哥越是不能清晰表达，那几个人问的越是着急。这下可好，等到双方问答完毕，摩托车熄火时间长了，凉透了，再发动可就踹不着了。
    县里的几个工作人员好一通忙活，直到天黑透了也没能把挎斗发动成功。后来我们村的村干部知道了，也是着急得不行，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把摩托车修好。最后无奈，派了两个人给要办事的干部领路，步行去了大郭义。当夜，村里点着了汽灯，跟县里来的司机修车，忙活了一夜也没能修好。到底第三天县里派人来，才把车修好开回去。从那以后，汗章哥多了一个传奇：汗章哥指路，忙三天。
    汉章哥活了八十六七岁，直到他躺在炕上动不了的时候，还有许多人怀念他的开心果的“事迹”。

    人事之十宣传
    据父母说，我小的时候记事比较早。早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没印象，他们也说不清。
    家里的屋子里，墙上贴的有伟人像，两边是两条语录。从我记事开始，就记得伟人像被自己家养的蚕，爬到上边脱茧留下的痕迹。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条语录的第一句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某天，母亲、哥哥和我在家闲着没事，哥哥逗我，指着语录的第一个字问我：你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吗？我那时候估计四五岁，当时村里有没有学前班，我也还没有上学，本来是不认字的。感谢中国的象形字提示了我，看了一会儿，感觉这不就是个“人”吗，于是脱口而出：人。母亲和哥哥肯定了我的说法，于是我“无师自通”的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字。
    尽管那时候村里既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满村子能让人看见字的地方实在不少。满大街的墙上，到处写满了大字标语。每个不同的时期，墙上的标语会及时更新不同的内容。
    负责为村里写大字标语的，是个村里人称为“白先生”的老头，当时有七十来岁了。白先生并不姓白，而是村里人对他的尊称。据说，他曾经参加过前清的秀才考试，因为当时年龄太小，并没有考上。等到成年了，前清已经被推翻，秀才考试被取消。后来白先生当了老师，教出了很多学生，可算是桃李满天下，在全县都有一定知名度。
    白先生长的干瘦，显得精神矍铄。一缕白色的胡须，跟山羊的没啥区别，估计就是因为这把胡子，才被人称为白先生的吧。村民都这么叫，也没见白先生不高兴。村里哪家娶媳妇或者过白事，白先生带上笔墨为人家写帐。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九九顽叟”。有一次，有村民问他这名字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八九七十二，我都七十五了，往八十上奔了，就只能叫九九了。

    一般人在墙上写大字标语，都用粉笔提前打好框，往里边填石灰调成的色。白先生不用这么麻烦，都是用不同规格的毛刷，蘸上石灰水直接在墙上写。我印象中，白先生这样写出来的，都是标准的印刷体，正规程度堪比教科书。不管需要些多大的字，都是一气呵成完成。村民，包括村干部，都很尊敬他。所以，虽然同样是地主成分，却从来没见过白先生与其它人一起被批斗，也没人把他当成四类分子。据说以前，白先生家里条件非常富足，他本人早慧，所以能在不到十二岁就参加县里的童子试。可惜，他只赶上了大清最后一届的童子试，没能考取秀才。我上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就是白先生曾经的学生。
    我的所谓记事比较早，还包括，我大概不到三岁的时候，就记得大街上村里的小学旁边有两尊塑像。学校没有院墙，紧邻大街。两尊像一男一女，面向北跪着。男的个子稍高，用了一个半截的牛角，按在鼻子的部位。这就是在当时全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叛徒内奸工贼，“大鼻子”苏修在中国的代言人。村里墙上的大字标语，大都跟这个大鼻子有关。
    墙上的字是石灰水写的，掉色很快，当然内容似乎更新的更快。所以，尽管那时候白先生75岁，基本上不用下地干活，但因为宣传任务的需要，白先生左手提水桶右手拿毛刷在墙上写大字的形象，经常能在大街上看得见。也因而，白先生的形象，在和我差不多大不少孩子的记忆中，都非常深刻。
    村里的小学校没有院墙，孩子们随便到院里玩，不少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是被哥哥姐姐带着去上学的。老师和学生在教师上可课，门口就经常出现一两个，或者三五个鼻涕头，在教室门口或者院子里，自己玩或几个一起玩的场景。除了上课，学生们在院子里排练节目的时候会很多，所以没有人担心院子里这些孩子会出什么意外。我就记得几个哥哥姐姐，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唱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是我最早学会唱的歌，严格来讲，是听会的，没人教。
    除了学生们唱歌跳舞，村里的大喇叭也每天都会放一些类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这样的歌。小孩子们从小，耳边每天都响起这样的歌声，渐渐地自己就学会了。
    除了歌，大喇叭放的更多的是样板戏。有整段的，也有选段，还有一句一句教大家唱的。孩子太小说话不清楚，不知道到底唱的是什么，互相之间用“尼姑尼姑山，娘们娘们军”来代替称呼，很多人都会哼哼。

    人的兴趣爱好，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不管是否喜欢。每天这样耳濡目染，自己会了，就习惯了看和听。之后，再接受其它方面的东西，可能会受到头脑中固有的东西的排斥，自觉不自觉的以头脑中已经成型的标准来评判。
    那时候，经常会有最新的最高指示发下来，让全村所有人学了标语和大喇叭，很多时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自动的承担起了宣传推广最高指示的任务。来不及排练和演出，老师们发明了一种最快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宣传。每当天黑了，社员们开始吃晚饭的时间，老师会安排一些同学提前吃完晚饭。然后，大街上每隔一段距离一个，站几个记性好的学生。每个胡同口和胡同中间，根据学生总数的不同，安排不同的人数。大街中心的一个，是所有人的消息来源，点一盏煤油灯，手拿一张报纸，大声喊着读出来。每读一句，远处听到的同学同样大声喊着跟读，于是一个一个传下去。
    这时候会出现很有意思的场景。大人们在家里吃晚饭，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外边喊，喊的什么内容，对他们吃饭影响不大。传读最新指示的同学，可能自己也听得不是很清楚，根据自己的理解大声喊着往下一个人传读，最后传出去的内容有没有走样，似乎没什么人关心。一篇文章读完，这天的传读宣传算是结束，嘶哑着声音的大家收摊回家。

    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种宣传的方式，反正从我记事开始，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后来我上了学，也开始接被安排完成的宣传任务。每当报纸上有什么新的文件精神，大家开始“上夜校”：每人提一个家里的煤油灯，所有人到教室集合，一个人先把需要喊读的内容念一遍，大家有个初步的印象，然后开始分工，喊读。
    很多时候，如果报纸上是特别重要的内容，大队第二天上工前会集合社员学习。所以，这样形式的喊读宣传，有多大的效果，是比较难以说清楚的。不过，参加喊读的每个人，都会很认真，很兴奋，感觉自己是在完成老师交给的神圣任务。

    偶尔，会有公社或者县里的宣传队，来到村里，村民们称为“唱戏”。“唱戏”大多是在晚上，偶尔也会在白天，形式跟以前的剧团到村里唱戏差不多，内容当然会有天壤之别。大多数时候演的，都是当地的艺术形式，所谓的“表演唱”，样板戏都很少。好话也怕重三重，村民更多的是喜欢传统的唱戏，样板戏也大多能接受。形式简单内容单纯的那些表演唱，一般人都看的索然无味，整场表演难得碰到几个叫好的，更别说掌声了。

    人事十一代销点
    我们村的大街，在村中心拐了个弯。也就是说，整个村子没有一条穿村而过的大街。拐弯的原因是，大坑占了半个村子，大街对着大坑，到了坑边，不得不拐弯。大坑东边有一小块空地，是大队部，其中有三间屋子，就是供销社的代销点。
    代销点全称是供销社代销点，说白了就是个村里的小卖部。代销点正门门口两侧写着四个字的对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没有横批。小孩子们经常打趣，念成“发展母鸡，保障公鸡”。三间屋子，里边一间是营业员宿舍，营业员吃住都在里边。外边两间用砖砌成了柜台，柜台里边，是砖垒成的货架，零零散散摆放着一些货物，包括火柴，蜡烛，电池，盐，煤油，水果糖等日常生活用品和一些简单的文具农具。
    代销点紧挨着大队办公室，门前是个小广场，装了一副篮球架。不上工的时候，大人孩子都会来这里玩，算是村里的一个活动中心。小孩子们在广场玩，大人们大多会进到代销点里边。谁家的饭做好了，家里的大人不在家，一般都会在这里找到人。
    冬天冷的时候，村里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大多会在这里的墙根下晒太阳，村里人称为溜墙根。村里有砖的房子不多，土改的时候，没收的地主家的青砖瓦房，大都已经拆除了。像大队办公室和代销点这样，一长溜的砖墙又朝阳的房子，真的不好找。太阳好的时候，溜墙根的老人，有的时候会有十几位。那时候的人营养不良，农村人普遍显老，超过六十岁，甚至有的五十多，就都弯腰驼背，走路都不利索。这些人溜墙根的时候，看着眼前欢蹦乱跳的孩子，浑浊的眼珠也常常会有了一丝光彩。

    到了冬天，小孩子们会在这里，玩一种我们村称作“挤罗罗塞”的游戏。大家贴墙排成一排站立，两头的用力往中间挤，中间的使劲后背贴墙，尽量保证自己不被两头的人挤出队伍。寒冷的冬季气温极低，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感觉没那么冷，甚至会因为全力互相挤而大汗淋漓，很有抱团取暖的意思。
    有时来玩的孩子不多，只有两三个，大家也会玩“翻身掉猴”。俩人背对背站立，双臂互相交叉，其中一位弯腰让另一位仰面向上，然后问：天上有嘛？另一位答：有星。再问：星里有嘛？答：有灯。问：灯里有嘛？答：有油。二人一起说：翻身掉猴。然后交换姿势，另一位弯腰，二人交换原来的问答。

    代销点也收废品，包括废金属、废旧纺织品和废纸。另外，代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收各家的鸡蛋。一般家庭养着十只以下的鸡，每隔十来天，家里的女主人，就会把家里积攒的鸡蛋送到代销点换一些钱。时间太长了不行，鸡蛋会坏掉。送到代销点的鸡蛋，营业员会用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捏起来，放到耳朵边摇晃，如果能听到声音，说明鸡蛋“哗啦”了，也就是坏了，就不收。
    火柴和盐、煤油，都属于生活必需品，谁家都离不开，隔一段时间就要买。这样，代销点不仅是男人们喜欢来的地方，女人们也都离不开。东家长西家短的，让代销点成了村里的消息集散地。尤其黄昏的时候，各家的烟筒开始冒出炊烟，代销点门庭若市，开始热闹起来。

    偶尔，白天天不好的时候，不用上工，很多人也会来到这里。村里有几个我父亲那个岁数的人，有一些才艺，以前闹社火的时候是主角，闲暇的时候，会在这里秀一下自己的技艺。
    白先生的三儿子，算是村里多才多艺的人，以前在公社里当过会计，后来因为成分问题回到了村里，我叫他栋哥。栋哥特别健谈，人也长得高大修长（当时的感觉，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体斜倚在柜台上，两腿交错着，一只脚放在另一只的脚踝处，驾着一把二胡在悠闲的拉着。说他“悠闲”的拉着，并不是因为我听懂了他拉的曲子，只是记得他两眼微闭，脑袋随着节奏左右不断摇晃，非常享受的样子。
    栋哥的二胡拉的怎么样，我当时太小，没有分辨能力。等到自己能欣赏并分辨音乐的好坏，代销点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再也没有见过栋哥拉二胡那样的形象。后来我问过他，他的技艺到底如何，他十分谦虚的说，他曾经到县剧团参加过招聘，没有被选中。不过他确实是多才多艺，拉二胡的时候还不算多，更多时候他是拿一盘象棋放在柜台上，跟别人杀得难解难分。栋哥赢的时候居多，村里很少有人是他的对手，往往会好几个人商量着跟他下。据说后来他参加县里的象棋比赛，获得了冠军，可见他的象棋水平确实不是普通村民可比。白先生五个儿子，各个都有文化，算是我们村的诗书之家吧。
    经常在代销点秀才艺的，还有一个吹箫的，一个吹笛子的。不过，这俩人的技艺可能还不如栋哥，因为栋哥经常点评他们，他们却从来没有点评过栋哥。

    代销点是村里人的活动中心，也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很多的村民之间的纠纷，也就发生在代销点门前。经常，会在傍晚，发生不少骂战的大戏。一般的骂战，是文戏为主，天黑看不见了，在别人的劝解下就散了。偶尔，文戏也会发展成武行，会见到大人孩子互相撕扯着，从广场翻滚到大坑的边缘，或者滚进大坑里边。
    代销点的房子西边，是大坑的北沿，有一个很大的土堆，是生产队拉来垫牲口圈的土，有两米来高。土堆算是村里的制高点，正对着村里向北的大街，全村开大会的时候大多会安排在这里，尤其是批斗会。放电影的时候，也会把银幕架在土堆下边。
    代销点的营业员，相对固定，我只记得有两位。之所以会换人，因为前边那一个病死了。什么病不记得，只记得有一次跟着母亲在队里铡草，不知道谁无意当中翻出一个锈迹斑斑的犁铧，我拿到代销点换了一些糖果，分给铡草的那些人吃。
    代销点是每一个孩子都会光顾的地方。开始上学以后，练习本、作业本、铅笔都是需要经常买的。一般都是每学期开学前，家长领着来到代销点，买上几张纸，一两只铅笔。白纸四分钱一张，买来后自己叠成三十二开，用针线缝好，就是练习本和作业本。铅笔不带橡皮的三分，带橡皮的六分，大多数人都是用三分的。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开学，没提前准备好，当天早晨才发现没有铅笔和本子。母亲知道后，手边却没有现钱，从罐子里摸了一个鸡蛋，带我来到代销点，换了一张纸和一根铅笔。当时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营业员“三哥”笑着对母亲说：婶子，换成别人，一个鸡蛋，可换不到这两样啊。从那时候我才有印象，一只鸡蛋最多值6分钱。
    代销点是供销社的代销点，生产队结束以后，供销社的经营是一天不如一天，渐渐的被私营超市所取代，代销点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寿终正寝了。

    人事十二看电视
    第一次看电视，是76年9月12号，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说，永远也忘不了。
    之前，根本没听说过电视这个词，村里根本没电。偶尔电影队来放电影，都是自己带着柴油发电机。发电机不怎么好用，经常坏，看电影的人们就耐心的等着他们修发电机。
    76年，哥哥已经高中毕业。有天晚上，天上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吃完晚饭，哥哥要出门，说是到公社的供销社看电视。第一次听到“电视”这个词，感觉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纳闷，于是说了声：我也想去。犹豫了一会儿，哥哥答应了。
    本来，俩人年龄差距较大，平时是不怎么一起玩的。大概这天他并没有联系到别的伙伴，感觉有些孤单，就答应了带我一起去。外边下着小雨，我们找了两条装粮食用的空口袋当雨衣，就出门上路了。
    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人家有雨衣。只有当过兵的，才会从部队带回来那种褐色胶皮的雨衣，宝贝的不行，根本不会往外借。许多人家都有以前时代人们常用的油纸伞，这时候大多已经损坏，不能用了。也有一些人家有以前留下的雨布，黄色的，跟油纸伞材料差不多，这时候留存下来的不是很多。所以，一般人下雨天出门，大都是用粮食口袋避雨。空的粮食口袋是粗布织成，比一般的布厚很多，可以挡住不是太多的水。整条口袋一米左右长，四十厘米左右宽，口部圆形，底部有两只角。将一只角塞向另一边的角，跟另一边的角重叠，就可以让口袋的角部位变成三角形，可以戴在头上，口袋的身体，也就披在了人的背部。这样做成的口袋“雨衣”，小是稍微小了一些，只要雨下得不是太大，还是可以护住头部和身体的主要部位的。

    外边的天很黑，没有照明设备。好在哥哥上了几年学刚毕业，路还算比较熟，雨下的也不大，路上积水不多。我们俩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六七里地，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
    公社供销社在中学的对面，隔一条柏油马路。电视机就放在供销社的门口，对着马路正放着节目，不少人已经在柏油路上冒雨站着看了。晚上出门的人少，更没有什么车，站在马路上，不会有什么危险。
    第一次看见电视，心里多少有点兴奋。电视机不大，估计是十七英寸，黑白的。看电视的人不少，应该有二十来个，我的位置在后边，上边的画面看的不是很清楚。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天，电视上是不可能有什么节目的。全国正处在一片哀痛之中，出现在电视里的，是各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到灵前吊唁行礼的镜头，都说了什么我根本听不清，也不可能记得住。
    因为时间和节目的特殊性，更因为下雨，也因为长大以后第一次单独跟哥哥一起出门，这次看电视的经历我印象特别的深。至于看的节目，就只有外国人和外国军官鞠躬行礼这一个印象。
    这之后没多长时间，东边的村子买了个大电视，据说还是彩色的。每天晚上吃完饭，这个村会把电视搬到大街正中央，他们自己村的人早早占好了中间位置，像平时演电影那样放好凳子。周围村子来看稀罕的，围在屏幕的两头看“小电影”。

    之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小电影，因为这是一台投影电视，外表跟放电影看起来区别不是很大。投影确实是彩色的，比一般电视机大很多，屏幕两边都能看。当然，相对于电影屏幕，尤其是所谓的宽银幕电影来说，投影的屏要小很多。所以，人太多的时候，好多人根本就看不清，更听不清。
    那时候的电视节目非常有限，除了新闻联播，一般也就是放点解禁的戏曲。对于大多数孩子们来说，里边放什么节目，根本是无所谓的。一般人，都是从老人那里听说过一些老的戏曲，除此之外，就只有在电影里看过的现代样板戏了。这些扮相漂漂亮亮，唱起来咿咿呀呀根本听不懂的老戏，总比晚上早早上炕睡觉，或者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有意思得多了。因而，这些村子里的人，每天仍然是像放电影那样热闹，前去观看。每天天一黑，这个村子里的大街上就开始人声鼎沸，那场景，前边说演电影的时候都有叙述，不再多说。
    不知道东边村子的投影放了多长时间，反正后来就不再像放电影那样搬到街上让所有人看了。已经被电视勾起了兴趣的孩子们，就像身上有了馋虫，感觉浑身不舒服，到处找电视看。刚开始是到供销社去，后来供销社发现人太多，受不了，也不放了。

    这时候我开始上初中了，有了不少新认识的同学。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学校留的作业仍然不多，晚上没什么事，还真不太可能老实的在家待着。于是满世界的打听，哪个村里有电视看。后来，我们村南边的村子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听说后，每天晚上约几个同学一起去看电视，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
    南边村子的电视，在他们村大队办公室里。办公室很小，就是普通的农户家的房子，装不下多少人。每次去看，里边都挤得没有站脚的地方。也有不少人在外间屋，通过两间屋之间的小门观看。现场基本上都是十多岁的男孩，小一点的孩子被挤得受不了，即使仍然在屋里，大多数时候恐怕都是“矮子看戏”，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然，就得提前去，占据有利地形。
    不大的小房子里，每天晚上塞进去二三十个孩子，虽然挤得浑身难受，有的时候只有一只脚站立，所有人还是津津有味的在那里观看。尤其是放美国剧《加里森敢死队》期间，这两间小屋最为繁忙。不但有很多男孩子，也会有不怕挤的女孩子加入。虽然不是一个村的，许多人都不太熟悉，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再后来，学校的功课开始紧了，电视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稀奇，这样到外村看电视的时光，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人事十三买工分
    ??????? 时间到了1975前后，村里的人口多了，再加上购进了一些农业机械，十二马拖拉机，机器虽然不多，也能解放一些村里的劳动力。相对于以前，村里的劳动力不那么紧张了，相对的，各地对人口流动的控制比以前松一些了。
    ???????这时候县城和公社的企业得到了一些发展，比以前需要的工人多起来。不过，有编制的工人数量得到控制，不好随意增加，于是一些企业就开始在村里招临时工。临时工的好处是，不用占编制，工资挣得少，还比正式工听话，吃苦耐劳，企业比较好管理。村里那些在外边有后门的家庭，纷纷找关系，把孩子送到厂子当临时工。一者可以挣点工资，补贴一些家用；二者，万一将来有机会成为正式工，可以跳出农门呢？当然前提是，企业用的临时工也不能太多，不能影响生产队的劳动，更不能影响农户家里分粮食。因为临时工只能领20多的工资，其它工人待遇一概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买工分制度，开始在各地生产队流行起来。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村工分分值大概是四毛钱一天，也就是说，出去当临时工的，需要每月把自己20元的工资收入，交给生产队12元，这样你就具有了和其他劳动力分同样多的粮食，柴草，蔬菜的资格。算下来，除了正常的公分，当临时工的家庭，一个月有8元的额外收入，对家庭相当划算。
    ????????不过，临时工干的工作，比正式工要累一些，基本上都是些正式工不愿意干的活儿。对于大部分农村人来说，力气是自己的，付出后，一晚上就歇回来了。所以，临时工们虽然累，但是管饭比家里吃的好，又有8元的额外收入，很多人对买工分仍然趋之若鹜。不过因为没有关系，能出去当临时工的农村人，仍然算是凤毛麟角。再到后来村里更富一些，分值更高了，买工分的临时工就不划算了。

    人事之捡车票
    农业时代，农村人有机会来城市，不捡点东西，会认为自己在犯罪——因为城市人不会过日子，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扔，满大街都是宝贝。
    最先来到城市的一批农村人，是村社企业的业务员。1970年以后，上边鼓励农村社队办企业。这些企业小的可怜，大多数都是弥补国营厂子生产的空缺，以给村里增加点经济收入。之前国家投资建的厂矿企业，都是大型的，每年产值几百万几千万的，许多小零件的生产人家看不上，后来就有了地方国营，有了集体企业。农村的集体企业投资都很小，像我们村，买上两台热压力机，生产液压密封用的胶圈胶垫，一年有个几千元的赚头，多少贴补点社员的工分分值。企业能有多少业务，全看派出去的业务员能订到多少钱的合同。业务员们，享受着每天六毛钱一天的伙食补贴，到了城市里却发现，如果自己吃饱了、吃好了，最后回家后一报帐，自己家里还要倒贴伙食费，还不如在家干农活。别人出差都说能挣钱，自己出趟差，怎么还赔钱呢，是不是自己太笨了？
    出差次数多了，跟同行们打交道多了，慢慢自然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进城跑业务的业务员，在村里多多少少也得算体面人，穿的最起码也不能像老农民。这样的人在城市的大街上捡垃圾，肯定有点不太好看。但是，路边的公交站周围，总是被人仍满了一指宽的的小纸条，都是那些坐公交车的城里人，下车以后随手扔掉的，一般没人捡，卖废纸也不值钱。那时候城市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敢乱扔垃圾罚死你，打扫卫生也不像现在这么及时，这么仔细。但是农村业务员们出差回到生产队，报销的时候，这些妥妥的都是交通费啊。虽然一张只有四分五分，可架不住多。一张一张攒起来，一天捡上个四五十张，回队报销的时候，就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收入了。
    于是那时候的城市里，经常可见这样的现象：提着黑皮包，穿着一身旧中山装的农村人，在打扫城市人多的地方的公交站台周围的马路。有城里人不解，问他们捡这东西干啥，他们尴尬的笑笑：卷。。。。。。卷烟。其实，这么窄的小纸条，卷烟根本就不够用。再说了，这些提着黑色人造革皮包的业务员，明明口袋里都揣着大前门呢。
    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社队企业纷纷倒闭，变成业务员自己家的以后，才不再见到了。

    人事之老伙头
    老伙头，本名明哲，很高大上的名字。之所以叫他老伙头，是他自嘲的称呼。因为他自己说，黑山阻击战的时候，他是炊事班的班长。那时候，部队的炊事员又叫伙夫，他这个班长，自然就成了伙头。
    老伙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胖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年轻的时候应该气质不凡。不过在我小的那个时候，他一身肥肉，很白，不太像普通的庄稼人。事实上，他确实不能算普通的庄稼人——在村里，他是有一些特权的。他的特权就是，一般不去地里干那些重活累活，也不用整天风吹日晒，平时在菜园子里当工头，冬天到油坊里炒棉籽。这一点，跟前边说过的另一位荣军——立三他爹，是截然不同的，大概跟二人平时的为人有关吧。
    平常不下地的时候，老伙头喜欢在大街上，自己家门口放一张竹躺椅，躺在上边看《聊斋志异》，对旁边炒成一锅粥的下象棋群体视若无睹。时间长了，我不由的好奇，问他：别人下棋下的那么热闹，你一个人在这里看《聊斋》，这是你这个岁数的人看的书吗？老伙头对我嗤之以鼻：嗛，你小孩子懂什么！这书你又看不懂。
    老伙头躺在躺椅上看书的时候，他那又白又肥的肩膀和小臂上，两道长长的疤又深又红，非常显眼。我问他：你这是刺刀捅的吧？他告诉我，这两道疤，是从肉里取子弹拉开的。因为当时条件不好，缝合后感染，才落了这么深的两条沟。这也是他在村里特权的由来。因为伤势恢复得不好，所以他虽然当时只有五十来岁，也干不了太重的活。加上上边每年给他发一些伤残补贴，老两口又没有孩子，他才长成了又白又胖的样子。后来看电影《辽沈战役》，里边有一个炊事班班长往阵地送饭，结果阵地上一个人都没了，班长跪在地上拿勺子打了菜往地上撒，我心里一下子就想起了老伙头。事实上，老伙头遇到的战斗，应该比电影里的更加惨烈，否则他一个炊事班长，不可能有两枪的伤疤。

老伙头的家，在大街正中间，对着两个生产队的院子分界的地方。他们家往南几十米就是大坑，不下地干活的时候，不管冬天夏天，出来玩的大人孩子都喜欢聚在老伙头的家门口。这里，东家长西家短，是村里消息集散地。这里，吵吵嚷嚷，是吵架拌嘴的集中地。但是老伙头却闹中取静，不为外物所扰，基本不会参与任何纷争，也不会胡乱打听别人家的事。许是因为管菜园，或者还有别的原因，老伙头的人缘很好，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家跟别人起争执。老伙头脾气也好，深得小孩子们喜爱与尊重。谁在街上玩的口渴了，不愿意回自己家喝水，跑到老伙头家院子里，掀开缸盖，拿舀子舀了水就喝，都不带跟他说的。
老伙头在村里很受人尊敬。平时村里的小孩对村里岁数大一点的人的称呼，基本上都是小名+称呼，而对老伙头，村民们非常一致的要求自己的孩子，称呼他大名+称呼。也因此，村里所有孩子，根本没人知道他的小名是什么，更没有人喊他给自己的绰号。村里大人能识字的不少，可是能读书看报的，却没有几个。大概，这也是他受人尊敬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他受人尊敬，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处事公正，也从来不会随便取笑别人。他管菜园，管给社员分菜，从来没有听说哪个人因为分的菜质量、数量方面的问题找他的麻烦。村里的人大都是一姓，多少年前都是一家，平时没什么乐子，最多的就是互相打趣，冷嘲热讽，拿别人的缺陷取乐。对于这些，老火头从来不会参与，跟人聊天都是一本正经的，别人开一些低俗的玩笑，他从来不会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看书，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偶尔给大家将一些书里有趣的故事，非常受小孩子欢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伤的原因，老伙头两口子没能生孩子。等到我能像老伙头一样读《聊斋》的时候，村里人再聚在一起闲聊的，已经不多了。离开的时间长，老伙头哪一年去世的，我就不清楚了

    人事之高考
    我们村小学只有四个年级，五年级需要出村上。二三里地虽不算太远，走路去，也比在本村上学辛苦了很多。正好这一年夏天阴雨连绵，需要出村上学的我们，可是清闲了不少。因为雨势太大时间太长，虽然邻村离得并不远，因为俩村之间一条水渠，渠上的两座桥都被冲垮，本来那时候没有暑假的我们，被动的开始放了暑假。恢复上学后，原来每到年底就开始升中学，这一年却不行，学制要改了，需要多上半年，到第二年夏天才能升初中。
    高考恢复的消息是突然之间来到的，之前没有一点消息。之前也有农村人去上大学，但我们村好长时间没有。因为那时候上大学是先推荐，后考试，考试资格竞争的厉害，后门不够硬的，根本争取不到那个推荐的名额。所以当高考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村里可以说是群情汹汹，许多有两三个孩子的人都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组团，一起复习备考。因为这一年的高考，之前十届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参加。但是时间紧张，许多之前毕业的人，知识都忘的差不多了——用我们村的话说，课堂上学的那些东西，就着黏粥（有的地方叫糊涂）都咽下去了。

    对于高考的恢复，我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最多的就是考试作弊。因为大中专分开考试，村里有学习成绩不怎么过关的，纷纷找成绩比自己好的人帮忙。成绩好的人考大学大专，中专考试的时候就有不少已经考完的人，躲在考点厕所里，等着考试的人上厕所的时候给他们递答案。当然，能成功的人并不多。姐姐因为帮同学做答案，同学被抓，导致自己后来已经到来的录取通知书被作废。公社官员、学校的老师，因为参与高考作弊，有7个人被上边纪律处分，这还只是我们这一个公社，其他公社不知道有多少。最典型也是最出名的一个，是我们临县的县长，因为帮助自己女儿高考被降职，在我们这一代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看来，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上边非常的重视，也处理的非常严格。这为以后的考试，可以说定下了一个较好的基调。
    当然，录取通知书被作废的，在我们公社并不是我姐一个人。这一届高考，因作弊被抓的人非常多，没能达到录取线的，自然没什么影响。成绩达到录取标准的，不管成绩多少，统统被取消录取资格。除了被上边作废的，还有些人是自己作废了录取通知书，这里边包括我们村的村支书——他属于“老三届”高中生，当时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家庭负担较重，参加考试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十年前所学的知识吧。
    据说，这一年高考，全国录取了二十几万人。相对于全国十届高中生，这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虽然我没达到参加高考的年龄，但这种情况，显然对我们后来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之前，高中是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不单单是学制延长了半年，初中高中都开始是三年制了，无形当中，让我们的上学的时间增加了两年半。当然，以后高考考上了，延长的那就更多了。

    第十一章嬗变
    我们的村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像上边说的这样贫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人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安贫乐道，体现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否则，“投机倒把”这个词就不会出现了。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有一部电影《青松岭》。这部电影公映是在七零年代中期，说的就是农村里安贫乐道，严格按照党的要求不越雷池一步的正面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时刻想着用投机倒把的方式发家致富的钱广之间矛盾斗争的故事。
    其实，这样的矛盾，体现于合作化过程的始终。电影《金光大道》、《艳阳天》也有类似的主题。而这种矛盾最集中突出的时候，是在七十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农村开始变化，合作化与贫穷思想受到严重挑战的时期。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谁穷谁光荣。没文化的农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穷，怎么就光荣了，有什么光荣的？穷，说明没本事或者不努力而已，谁说穷光荣，你去过穷日子吧。佛说，我不入地狱，谁爱入谁入。尽管大家都斗过地主，大多数农民，除了那些天性好吃懒做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样挣钱。不说发家致富吧，最起码日子能过的相对宽松一些，富裕一些。
    当然，普通的农户，除了养头猪，养一两只羊，加上鸡屁股银行，没有其它可以想到的收入。生产队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村民们开始熟悉一个陌生的新词：副业。今天，作为全省民营企业产值第一的县，如林的私营规模企业，前身基本上都是那时候生产队的副业。每个生产队，都会有一些有点文化，见过世面的人，不用下地干活，常年穿梭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城市厂矿。去的目的，是看看是否有机会为生产队的副业厂子揽点零活。

    有些机器设备的零部件，是国营企业不愿意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这些赚钱不多的小东西，就会成为生产队副业主攻的目标。最后收入多少，都能成为队里年底分红的补充。毕竟，有的地方比较富裕，每个公分分值达到了一块多甚至两块多。那些分值只有几毛的地方，干部们整天面对社员的冲天怨气，压力也不小，总得为乡亲们生活改善想点办法。仅靠农业，解决出路问题比较难，这是农村几乎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
    在当时，周围的村子，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是从一台热模橡胶轧胶机开始的。把天然橡胶放进各种橡胶制品的模具里，加热，就成了各种形状的胶圈，胶垫，及所有机械上用到的用来进行液压密封的胶制品。这些小东西，后来行销全国，甚至走出了国门。
    随着改革开放，生产队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生产队的副业，也大都被一些有头脑有实力的，主要是以前的那些跑副业的业务员承包下来。这之后，经过了价格双轨制，经过了国企改革，经过了政策法规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过程。凡是能经历了种种变化，顶过几十年大浪淘沙而成为适者，最后能存活下来的，大多成了后来的“万元户”。这些万元户们，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后来有很大一部分成了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发展成了现在的规模企业，成了能经历风雨见彩虹的大鳄。

    嬗变之一柳条儿
    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万元户”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工业机械进入人们的生活之前，人们所能想到的增收的方式，只有照着土地用劲。在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时候，农民们能想到的致富办法不多，要么家里养殖，要么向自然讨要，从野外采集，或者采摘。
    村里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蝉蜕是一种药材，供销社也会收。不过，真的到供销社去卖蝉蜕的，没有几个。大家时间有限，被生产队安排的满满的，几十个蝉蜕才能凑够一两，卖给供销社的收入实在太低。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一个夏天的业余时间，辛辛苦苦收集的知了皮，只卖了不到一块钱，之后兴趣就不大了。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村里的很多人家开始买收音机。尽管大家手里的现钱都不是太多，一些必要的花费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交通工具，自行车，尽管贵，大家还是想方设法置办。必要的娱乐活动，也是大家的追求，尽管日子仍然艰难。那时候的收音机，都是木头外壳的，很大的一个匣子，村里人叫“戏匣子”。村里的大喇叭除了广播通知，经常也会播一些新闻和样板戏，但是不如自己家的可以自己调台。尽管那样的大个戏匣子要好几十块，还是不少人家会购置。
    收音机里关于政治运动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少了，除了样板戏和新闻，渐渐有了一些让村民发家致富的信息。其时，农村家庭的生活用具，基本上都是来自大自然：盛放饺子的盖帘，用的是高粱杆最前端，现在人们还在普遍使用。锅盖是用高粱杆外皮儿编的，透气性很好，就是比较容易脏，很难清洗。捞饺子用的笊篱，用细柳枝去了皮编成的，家里边经常用的到。

    从收音机里第一次知道，能编出笊篱的细柳枝，还能够编一种叫“工艺品”的东西，编好了用来出口外国。供销社开始收柳枝了，价格还不算太低，不少人和我不约而同的，打起了柳树的主意。
    不过，我们村的周围，垂柳很少，基本上看不见春风吹拂下垂下的绿丝绦。坑边和道路两旁的柳树并不少，只是它们的枝条，大部分是又短，分叉又多，可以用来作为编织材料的并不多。大家都瞄上了细长没有枝杈的枝条，采集起来能得到的量就十分有限。
    而且，采柳条本身也不是个轻松活，大家没有专用的工具，采集的时候需要爬到树上去。嫩枝一般长得离主干都比较远，从树上爬上爬不但是辛苦，还会有些危险。
    好不容易采到合适的枝条，要趁着湿的时候去掉外皮。稍微干一些，给柳枝去皮就变得很困难。而且，干了的枝条，外皮变成黑色，并且把里边的枝条也染成黑色，就没人要了。趁着还没变干，把柳条的外皮去掉，省时省力，效率最高。

    每到春天，大人们为了哄孩子，会掐一根柳树的嫩枝，两手的手指向相反的方向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把外皮拧松，把整根纸条的外皮脱下来，做一些柳笛。做柳笛的枝条要稍微粗一些，拧下来的皮要截得整齐，将最外层的绿色皮用牙齿咬掉一点，留下里层的白皮才能吹的响。做柳编用的枝条非常纤细，拧松外皮的时候，稍不注意就会把枝条拧断，让自己的辛苦付诸东流。所以，采集到合适的能用来编工艺品的柳条，并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废品率可能会高于成品率。真正的干上这个活才知道，这个钱不好挣。
    这一年的春天，辛苦了很多天的成果，卖了三块钱。这是第一次挣到能够让我自己支配，父母没有收归公有的资金，高兴地不知道怎么花才好。踌躇了很多天，不知道咬了几次牙，最终，花了九毛钱，买了三本之前只能借着看，并为此饱受别人白眼的连环画，一直宝贝的不舍得借给别人。
    由于信息相对现在不发达，供销社每年会收购什么东西人们很难知道。其时，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单位还是个人，对于做广告还是比较陌生的，销售基本靠喊，收购也一样。供销社卖东西收东西，就是在各村的大喇叭里喊，听不到的就会错过。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改革开放之初，某地供销社，当年购进了许多大家庭用的大铁锅。随着经济的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这些大铁锅成了滞销品，多少年都卖不出去。供销社负责人对这批积压货很是犯愁，又占地方又占资金，总想找个机会处理掉。有个年轻人灵机一动，在赶集的时候写出一副大字的广告：本店新进一批最新高科技fe锅，可治疗缺铁性贫血等多种疾病。。。。。。没几天，积压的大铁锅被抢购一空。
    采集柳条的收入，很是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充满了小小的成就感。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准备明年大干一场，一定能有更多的收入。结果第二年，当我拿着更多晒干的柳条，兴冲冲的赶到供销社，准备去卖的时候，却发现，今年供销社不再收购柳条。这一年的辛苦，和满心的期待，算是付诸东流了。

    嬗变之二养兔
    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曾经从地里抓过一只小野兔，试图像别人家养家兔那样，把它养起来。不过，这只半大野兔，在我家不吃食，没几天就死了。
    最早看到别人家养兔子是在什么时候，实在没有印象了，反正很早。最早我的两只种兔，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也已经记不清了。因为母亲过日子比较细，买的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是找别人要的刚出生的小兔子。
    那时候，有养兔的人家，给兔子修的圈，特别简单。在地上挖一个直径六七十厘米的圆洞，一米多深，里边垫上砖，砖上边铺上干草。兔子活的比较娇气，尤其怕潮湿，圈里需要保持干燥。而且，兔子的天性，喜欢自己挖洞，一是为了避光，二是为了保护幼崽。在很多人家的兔子圈里，都能发现兔子自己，从圈的底部向周围挖出来的小洞。兔子掏的这些小洞，有的很长很深，人下到大洞的底部，很可能看不见里边的兔子。
    有了兔圈和兔种，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在圈上边盖一个破锅，防止下雨进水。然后，每天割来新鲜的野草野菜，饲喂，定期打扫兔圈，这就算开始养兔子了。印象当中，对于养兔子这件事，父母的态度是不闻不问，只要不耽误正常的劳动任务，不花家里边的钱就行。至于他们有没有帮我喂过，或是指导过，一点印象也没有，大概家里其他人对这个也不怎么在行。
    对兔子喂食，也有些讲究。从地里挖的野菜，并不能直接扔给兔子吃。大多数时候，去地里挖野菜，都起得很早，挖回来的野菜会带着露水。这样的菜，兔子吃了，会胀肚子死掉。需要把菜带着的露水晾干，才能喂给兔子吃。

    我养的兔子也和别人家的一样，一天一天的越长越大，慢慢的开始在兔圈底部自己掏洞。我以为，我的兔子要准备产子了，心里暗暗的兴奋，对它们伺候的更加精心，期待着第一窝小兔子的降生，能给我带来更大的成就感。

    我养兔子的收入，是四块五毛钱，之后再没有养过了。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因为我养兔这件事，是半途而废，无疾而终的。那时候，大概我已经上初中了，养的兔子已经长到了一两斤大，基本上到了成年，开始有怀孕产子的迹象。有一天早晨，照例起来准备喂兔子，掀开兔圈的盖子发现，两只兔子都不见了。
    有类似经历的人，可能会有相同的体会。人，对于自己从小伺候大的小动物，心里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如果突然失去了，心情会很失落，很伤感。眼见兔圈里的兔子没有了，兔子自己掏的洞里也没发现，我开始心里发毛，心急如焚的，开始四处寻找。从院子里，找到了院外的胡同，渐渐地扩大寻找的范围。
    我们家离生产队的院子很近。生产队刚散伙，院子里原本的很多房间，门窗已经被人拆掉，在里边放柴草。我走进生产队的大院子，耐心的一间屋一间屋的寻找。当走近一间放柴草的屋子时，在远处就能听见，屋里有干草的“簌簌”的响声。我以为终于找到了走失的兔子，加快脚步向门口跑过去。
    一进门口，并没看见兔子。只见一个黄褐色颜色的动物，大概是受到了我的惊吓，顺着草堆边缘，飞快向旁边的墙爬过去。于是，小说或者评书里，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成为了现实。说时迟那时快，手疾眼快的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想也不想朝那动物打过去。

    说实在的，由于心急，也由于砖头有点大，我的力气不足，砖头打偏了。那时候我的岁数还小，也就是十二三岁。整块的砖，本来就不利于投掷，投出去基本上没什么准头。这一砖头偏的有点离谱，本来是照着屋子中间的地上扔过去的，出手以后，砖头朝着另一面的墙中间飞过去。不过，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小说评书里经常出现的另外一句话再一次体现了——歪打正着。砖头打到墙上的时候，爬的飞快的黄色动物正好赶到，惨叫一声落下来。
    这是一只黄鼬，也就是黄鼠狼，很大，连头带尾一尺半长。我这打歪了的一砖头，正好打在了黄鼠狼的头上。尽管当时黄鼠狼还没死，显然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奄奄一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了。
    据说，黄鼬这种动物，在受到攻击无路可逃的时候，会放出很臭的屁，让追击者受不了。这次，显然还没来得及放屁就被砖头击中，想放屁都来不及。看着受伤了的黄鼠狼，为没能找到自己的兔子，心里惆怅了片刻，带着些微的失望，提着黄鼠狼的尾巴回家了。
    平时，黄鼠狼这个坏家伙，虽然在村里常见，却很少有人能够捉住活的。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就是说的这家伙。家里的鸡窝，经常被他们光顾，半夜的时候鸡叫的特别惨，一定是在被黄鼠狼拽着走。不过人们都听说过，黄鼠狼的皮，很是值一些钱。古时候文人用的毛笔，以“狼毫”较为名贵。狼毫，就是指黄鼠狼尾巴上的毛。一尺半长的黄鼠狼，算是很大的了。后来，这个受伤的家伙被父亲剥了皮，卖了四块五毛钱。这也算是对我养兔子的补偿吧，我养的兔子，再也没有找回来。
    其实兔子的娇气，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在地面上挖的兔子圈，也存在很多风险，很有可能被黄鼠狼、狐狸、獾等动物偷袭。估计，我养的兔子，有很大的可能是被入侵者给抓走了。后来我们村里的人们，开始大规模养殖长毛兔、獭兔。这些养殖户对于兔舍的要求很高，都是特制的铁笼子，里边垫上木板。冬天天冷的时候，不少人都把兔笼子，搬到自己居住的，有采暖设施的屋子里去。这样做，尽管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却能保证所养兔子的成活率，和生长的速度。当然，这样养兔子，我那时候的结果不一样，收入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短暂的养兔经历，成为我充满趣味的永远的回忆。

    嬗变之三承包
    生产队时期下地干活，根据本人身体情况不同，分工不同的劳动项目，挣不同的工分。没有特殊情况的男劳力，棒小伙，称为全劳力，挣十分，干最需要力气的活儿。男人岁数大一些，力气没那么大了，仍然是全劳力，同样挣十分，干活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其他壮年妇女称为半劳力，挣八分，小孩子十五岁以前挣六分。
    生产队的公分只这样划定，却难保人们没意见。跟全劳力们一起下地干同样的活儿的时候，经常听一些妇女们叨咕：大家都是凿地（给幼苗地除草，我们那里叫凿地），凭嘛全劳力挣十分，俺们挣八分？男人们不服：打坯推土上河工，你们去行吗？女人们乱哄哄的反击：上河工还管饭呢，你现在上河工了了吗？大家干一样活的时候，凭嘛你们十分俺们八分？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斗嘴斗不过女人，只好用“好男不跟女斗”来安慰自己。
    确实，农村的好多活，不像是打坯盖房上河工那样需要力气，很多时候队里安排的伙计，不分男女和大人孩子。之前我们这样的男孩子一直挣六分，等到了十五岁，根据身体状况，该调整到九分了。但是我从小身体比较弱，即使到了十五岁，身体仍然不强，很多活干不了。有一件事，让我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周末的时候参加队里干活，安排的是耪地。那是我第一次拿起锄头，之前都是用锄草的那种我们村称为“凿”的小锄，不用费很大力气。耪地的锄不一样，是给地松土的，用的时候锄头一直在土层下面，双手拉着长长的锄把，低头用力后退着走。第一次参加耪地，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锄，一点技巧都不掌握，眼看着已经长起来的棒子地里，别人蹭蹭蹭几下就没影了。我和一个比我大两岁估计也是第一次耪地的女孩，不管怎么努力，速度就是上不去。还没到地头一半的时候，实在是感到丢人，扛起锄头回家了。

    不单单是我，许多男孩子存在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个比我大十二三岁的，名字叫大雪（小名）。前两年，我回老家，正赶上村里有人家办丧事，我和大雪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帮忙干活。有两个年轻人跟大雪开玩笑，笑话他太胖。大雪激动了：胖？你知道我原来什么样吗？告诉你，湘宁知道吧，现在胖不胖？我俩十三岁，考师范没考上，下学了，到生产队干活。大人们逗我们，让我俩一起站到磅秤上，你猜我俩多少斤？我们俩，十三岁的小伙子，98斤！可以想象，两个加起来98斤的“大”小伙子，能有多少力气。
    生产队时期，集体管理有一些好处：每个人每天干过什么，去过哪里，基本上村里都能一清二楚。村里哪天来过哪些外来人，都来干什么，上边也能心里有数。相对来说，那时候的农村，发生各类案件的概率要小一些，发生之后破案的可能性大一些。不过这些好处，跟弊端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农民的主业是种地，能提高人的积极性，多打粮食才是最终目的。生产队集体劳动，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只要跟队长关系好，跟记工员关系好，出工不出力也是挣那么多公分。这样的管理模式，对农业生产不利，这一点是大多数社员的共识。
    生产队散伙之前，有那么一两年，实行过承包责任制的探索。这种探索，既是全国的大形势所迫，也是社员们的普遍共识。改变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状，是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产出，让社员们能分到更多的粮食。这种需求，倒逼着社队干部不断地寻求更好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

    我们村实行的承包方法是，耕种和收获，还像原来那样，集合所有人一起干。毕竟，种什么，种多少，交多少公粮，基本上还是上边说了算。而且，像耕地，播种这些活，一家一户不太好干了。其时，村里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农用机械，机械虽然简单，可是从耕地、播种、收割这几个方面来看，效率是大大的高于人工的。生产队就那么几台拖拉机，播种机和收割机，承包给谁，其他人都会有意见。
    而在庄稼的管理期，队里按照地块的大小，和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将庄稼的管理承包给家庭。社员们不再像原来那样每天敲钟集合，然后上工，而是自己安排时间。这样做，下地时间更为灵活，不必像原来那样，来得早的，在大街上等着来的晚的。往往，一等，就等到了太阳老高，再下地干活，大家都受罪。同时，这样做，也省去了队长每天对上工的每一名社员的监督，提高了一些生产的效率。以前需要十个人干的活，承包给家庭后，可能两个人一天就完成了。
    不过，这样的承包制显然弊端比集体劳动更大。仅举一个曾经发生在我们生产队的例子，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有一天，大喇叭广播了这样一条消息：二队全体社员，马上到***地头集合。集合好了的社员，就见队长抱着一大抱棒子苗从地里走出来，放下棒子苗又进去好几趟。然后就质问承包者：你们自己说，你们干的活怎么样？损失这么多快长成的苗，需要赔多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当时我的心里很是震撼，这样的方式不行，还不如大呼隆！
    大家都知道，不管你的活干的怎么样，最后，都不太会影响你从生产队挣的工分，和分得的粮食。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承包方式，仍然是干多干少一个样，最起码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这样的承包方式，仍然被大多数社员非议。
    因为已经上初中，不再放农忙假，家里承包的地里的活儿，基本上都是要周末的时候参加。实行承包制的这两年里，报纸和广播里，经常讨论农村的出路问题。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们，心里也都有着自己的算计。有一点是大家都明白的，小岗村已经把土地分给社员自己经营，我们这里，恐怕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嬗变之四豆腐脑
    据家里的大人说，在我出生之前的某个年代，村里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绰号。比如岁数大的叫“老黄忠”，年轻的姑娘叫“穆桂英”，小伙子叫“薛仁贵”等等。
    刚开始听母亲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不理解。因为对于传统观念很重的农民来说，给人起绰号，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除非那个人是全民敬仰的大英雄，才会像《说唐》、《岳传》、《水浒》里的人物那样有绰号。对于村里的普通百姓来说，大英雄那是别想，那就还有一种可能：讨人嫌、万人恨，大家才会给他起个难听的绰号，背后偷偷的叫。
    后来我书读的多点了，终于想明白了。有那么一个阶段，全国人民基本上不分男女老幼，都会投身到国家倡导的一项大的生产活动当中。生产队，估计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小学同班同学当中，有一个男生，比我大六岁。尽管在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中间，已经十四五岁的他，犹如羊群里的骆驼，但平时他却老实的够呛。即使是最受气的同学，也敢把他骂一顿。如果不是他太高大，打不到他，你就是打他，他都不敢还手。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家成分高，他爸经常被村里开会批斗。
    同学当中，罕少有人称呼他的名字。据说，他小的时候，被老鼠咬过。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把老鼠剩，作为他的名字。尤其骂的时候，更是一句一个老鼠剩的骂。他连怒都不敢，更别说还嘴了。用现在的一个词来说，少年的他，可谓活的十分憋屈。
    他的母亲有个绰号，叫貂蝉。没错，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当中那个绝世美女。不过，这个跟四大美女同名的女人，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绝美容颜，反而有点难看。老人们说不清楚，到底是先有了貂蝉这个名字，还是先有大炼钢铁。说不清无所谓，丝毫不影响村里的女人们拿她来打趣。

    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上边对于家庭副业的管制开始松一些了。这一点，从赶集就能看出来。初中需要到公社去上学，公社所在地，每五天一个集。相比于很小的时候，集上的东西明显见多。比如，原来集上没有卖肉的，这会儿有了。原来集上炸油条的就一家，这时候不但多了三四家，也从原来的只卖油条，开始连油条豆腐脑一起卖。
    上课的间隙，不少同学喜欢到集上转一转，在各种卖零食的摊贩前流连，不停地咽吐沫，就是没钱买。尤其是油条摊前边，看着赶集的人在边上的长条桌上喝豆腐脑，白白嫩嫩的豆腐脑被舀进碗里，配上绿的韭菜花酱红的辣椒酱，心理充满了向往：这该是什么味道呢？什么时候也有幸能喝一碗呢？
    这样的向往，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现实。
    我们村不大，就百十来户，村里除了公家办的代销点，别的卖什么的都没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中间悄悄地流传：“貂蝉”他们家开始卖豆腐了，还有豆腐脑，村里谁家要，可以给送到家去，也可以直接在他们家喝，跟集上的味道差不多。
    刚从课本上学过鲁迅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里有个人物，叫豆腐西施。于是在我们中间，“貂蝉”被悄悄地改了名字，也叫豆腐西施。豆腐西施家的豆腐，不光用钱可以买，还可以用粮食换，什么粮食都可以。
    在我以前的记忆中，生产队收了玉米，直接在场院里，用大木棍子打着脱粒，给社员家里分玉米粒。不知道从何时候起，可能是玉米的产量增加了，生产队不再安排打棒子，而改成直接给社员分玉米穗。分到社员家里的玉米穗，没有场地能让大家像是在场院里那样，拿大棍子打，各家只好利用业余时间，一穗一穗的，用手把玉米粒捻下来。

    这个时候，村里的粮食产量，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每家分的玉米穗都很多，要把这些穗子都捻完，需要很长的时间。秋收的时候没空，大多数家庭会把捻棒子的时间，安排在晚上，或者是冬天的空闲时间。这之前，很多人家会在院子里用砖临时搭一个圆囤，把玉米穗放进砖囤里。砖囤四周透风，上边也不封顶，随时可以从里边拿出来。
    自从知道了豆腐西施家可以用粮食换豆腐脑，小伙伴们开始打起了自家院里玉米穗的主意。星期天，几个人相约，每个人棉衣里边揣上几穗玉米，一起来到豆腐西施家。不知道最早是从谁开始的，反正对于馋嘴小子们的到来，他们一家心知肚明，热烈欢迎，立即开始准备碗筷招待大家。
    其实，当时他们家的卫生条件并不好，碗筷什么的都不怎么干净。不过，馋坏了的小伙伴们，根本顾不得这些，被豆腐脑的香味勾起的馋虫，只想快一点喂饱。有时候去的人多，豆腐脑还没有煮好，大家连说笑都不太顾得上，一副猴急的表情。
    细想起来，两个玉米穗换一碗豆腐脑，他们家并不能挣到多少钱。前去喝豆腐脑的小伙伴们，也感觉很便宜。不过，便宜与否，都不是大家所关心的。吃饱喝足的小伙伴们，再三叮嘱豆腐西施，不要把大家来解馋这事说出去，免得家里大人知道了大家不好看。完全想不到，这个时候各个家庭的条件都已经不是当初，十三四岁的孩子，拿家里几穗玉米这样的事，大家都还是能承受的起的。再说，他们家巴不得多做生意，才不会多嘴破坏自己家的生意呢。被斗争了几十年，他们全家人，根本没有多嘴多舌的习惯。
    总共去豆腐西施家喝过几次豆腐脑，我已经记不清了。后来上了高中，需要住校，就再没有去过了。不过，好像豆腐西施他们家做豆腐，时间并不长。随着全民经商的大趋势到来，大家都开始出门找财路，卖豆腐这种本小利薄的生意，村里没有人能看得上了。

    嬗变之赊销
    赊这个字，现在年轻人见得少了。
    农业时代的中国，不管城市农村，经常出现赊??的现象，就是别管我想买的是什么东西，好比说东西值五块钱，我现在没钱，东西我先拿走用着，等约定的时候到了，我还你五块五，这就是赊销。
    去农村卖东西的，大都是无照经营的小商贩，一般是不会赊销的，卖的东西一般也不值得赊销。除非一种情况，卖东西兼术士的，喜欢赊销。
    我见过赊销的小贩，以卖剪子和卖鸭子苗的比较多。这种赊销，往往伴随着他们对某一件事的预言。比如卖剪子的，比国营商店卖的便宜一些，卖鸭子的，比普通商贩卖的贵一些。
    卖鸭子苗的一般是春天来，别人的鸭苗一毛两个，他的要两毛钱仨。现在不要钱，秋后再来收。如果今年下不了八场暴雨，就按别人的价格，一毛钱两个。如果今年下够了八场满坑的雨，就按两毛钱三个的价格收。
    具体最后赊销的人收费情况怎么样，因为当时我是小孩子，没买过，并不了解结果。从年年有人赊销看，情况应该是达到了预期的吧。不然，怎么年年都会遇到去村里赊剪子，赊鸭子的呢？

    当然，赊销，好多时候伴随着一些社会上的流言。流言，也叫小道消息，特点就是流传的过程中，内容会不断的发生细节上的变化。就拿上文说的赊鸭子的来说，往往，每到有来赊鸭子的小贩，当年往往会流传着各种雨量大的传言。某一年，当这样的流言被我们几个初中生听到后，我并没有当成一回事的去接力。但是没过几天，我弟弟向我询问：你和“小点（同村同学的小名）”真在路上见到一个老太太，说今年要下七七四十八场雨？这样的问话，真的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这样的赊销和传言，后来又有所变化。比如，小店里卖水果罐头和红布的，长时间销量不理想，怕货物过期，就会在社会上偷偷传播这样的流言——今年本命年的人，必须穿红裤头，吃某种水果罐头，必须是家里的某位亲属送。如果一个人有三个姐姐，或者四位表哥表嫂什么的，往往会受到好几份同样的物品。当这样的流言流传开来，即使你心里不相信，也抵不过社会的压力，按照流言买上物品去送礼。
    其实，这样流言式的促销手段，到后来一直也没有消失。大家对于前些年社会上“抢盐”风波，应该是记忆深刻吧？随着中国社会受教育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流言的判断能力，应该也是不断提高的。所谓谣言止于智者，流言式的促销，按道理来说市场会越来越狭窄。不过，凡事都是相对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到任何时候，销售都是一门值得研究的高深学问，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赊销”、流言促销的变种，需要靠大家自己去判断真伪。

    嬗变之六全民经商
    当生产队成为过去式之后，最初的几年，收入剧增的农民心里有着不小的满足感。但是两三年以后人们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自己的物质需求开始成倍的增加了，种地所带来的收入，远远抵不上需求增加需要付出的资金。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借点钱买下生产队的各种机器设备呢？
    人就是这样，欲望，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能吃饱饭，可算是人们最大的追求。吃饱饭不再是问题之后，人们想住上更舒服、更宽大的房子，想吃上之前吃不到的东西，想到外边的世界去看看。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尔萨斯的需球层次理论，人在最低层次的需求解决了之后，就会产生更多的、高层次的需求。
    ? ?? ?活人是不能让尿憋死的。村里的人发现，生活当中仍然入不敷出的原因，基本上是原来许多凭票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不需要票也能随便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不单单是持续时间很短的满足感，还有成倍增长的更多的物质上的需求。种田的把式们，一方面在继续提高土地产量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放到田地所经营的的品质上。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以前为生产队跑副业的人家，开始向他们咨询学习。

    事实上，中国从明朝开始已经认识到，财富的增加仅靠农业，早晚会遇到瓶颈。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工业是不二的选择。
    生产队散伙的时候，工业在我们的农村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还很薄弱。高中毕业的学生们，没办法成为“非农业”，最大的愿望是到“社办厂”，也就是公社所办的集体企业上班。原来生产队的副业散伙了，但是存在的时候所维持的业务关系还在。业务员们通过这些业务单位，获得了比原来更大量的订单，以及比原来集体的时候更大的财富收入。有许多年轻人开始自费跟他们出门，长见识，学业务。所以没用几年，我们附近几乎所有村子，出门跑业务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到后来，几乎家家都有业务员，原来被人羡慕了许久的国营、集体企业的工人们，受到了启发，也开始转变方向，为自己家的企业干活了。
    不少人可能还对一个词有些印象：皮包公司。开放之初，这个词含有些许贬义，说的就是许多人开的公司没什么实力，就只有一个人，提个皮包，人走到哪里，公司就在那里。经商刚开始，皮包公司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贬义，全国这样的公司，恐怕数以千万计。
    当时我们村有这样一句话：是人不是人的，都提个包出门跑业务。这些所谓“跑业务”的，基本上都是皮包公司。皮包公司的总部，就是公社成立的总公司，村里人把总公司，称为副办室，全称“副业业务办公室”，负责给这些皮包公司开发票，办税。也就是说，生产队虽然散伙了，公社的职能仍然在。

    我们这里这些“皮包公司”，大多数经营的仍然是之前生产队的副业——橡胶，当然，这也仅限于我们这个县的一部分地区。经过我的观察分析，我们县里的人们经商，从地域上可以分为三大块：橡胶密封，橡胶轮胎，铝合金制品。县外的其它地方，几乎也大都以地域划分行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以为就是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某一个人从事某个行业挣了钱，会带动他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又有亲戚朋友，一个带一两个，师傅带徒弟式的从事相同的行业，也因此造就了江浙一带后来的富庶。不过，那是后来的事。
    ? ?? ?我们村里的这些皮包公司，以及所带动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刚开始的时候为农民们带来了农业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冲击着农村人的传统观念。许多暴富起来的人们，不可避免的具有了人们普遍会有的“暴发户心态”。
    可能，现在的大多数人，对于“暴发户心态”，并没有直接的感官。我想，用几个我们村的例子，就可以让大家对这种心态，有一个直观地了解。
    1986年，当我还在学校里，每月只有十三元津贴费，营团职的领导，七八十块钱的时候。这一年过年，年前十来天的功夫，我们这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有25辆铃木100进村，每辆价格接近7000.7000元，在这个年代，在村里盖四间砖瓦房，差不多越快够了。
    前文说过，男扮女装到吴家“相亲”骗酒喝的三文，是我们村两个业务员始祖之一。这一年过年，他们家仅买鞭炮这一项，就花了4000多。业务跑的好的几户人家，家里的地都不种了，把地借给（不是租，是无偿给人家种。）邻居家。

    吹气一般膨胀起来自己信心的庄稼人，抛弃了原来的农业观念，闲暇时无所事事，开始赌博，花天酒地，寻花问柳等，原来村里所没有的现象增多了。当时有一句民谣：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福禄哥两口子在家打麻将，忘记了做中午饭，结果下午，上五年级的儿子要出村去考试。没办法的情况下，福禄嫂给儿子下了指示：自己拿个碗倒点醋，早晨腾过的馒头还不凉，蘸着醋吃就行了。暴发户心态带来的是家庭的不稳定，一掷千金的做派，和不思进取的赌徒心理。他们相信，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挣了就是花的，现在花完了下次还可以挣来。毕竟，有眼光，有长远观念的人，不会是大多数。
    ? ?? ?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让一个人相信别人的话是很难的。但我们必须相信的是，许多事是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的，违背了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全民经商潮也是这样，当三十年过去之后，再看我们村，那种遍及全民的皮包公司，全民经商的场面早已经不见了。人们重新创造了一个名词：转型期，皮包公司、全民经商，成为了转型期的特殊现象。
    我们国家的许多事都是这样，存在一个从没有任何规范，到逐渐规范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如大浪淘沙，能够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的，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而与之相反，不能适应这个过程的，是大多数。他们往往因为不能像以前的很多人那样一夜暴富，或者虽然暴富过，却没有珍惜当初的财富和机会，又跟许多农民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其中的原因，跟价格双轨制，跟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是息息相关的。懂得利用规则，尤其是利用规则的缝隙的人，在第一次的全民经商大潮当中，掘到了第一桶金。掘到了第一桶金的人很多，能认识到规则的缝隙会越来越小的人，却不是很多。很多人以为，自己这样挣钱，以后会成为一种常态。只有极少数的清醒者知道，规则的缝隙会越来越小，最终所有的人都会回到规则之内。国家在所有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等等，会越来越完善，从而留下的缝隙也就越来越小。就像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的香港黑帮电影演的，打打杀杀只能攒下第一桶金，或者为攒下第一桶金打下基础。真正的长久发展，必须回到规则之内，脱离之前黑帮的轨道。
    村里这些明白人，未雨绸缪，提前将自己的事业，经营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类型。他们把自己最初挣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进行投资，建造自己的，符合国家政策法律，也符合工业经营规范的工厂。这些工厂，有很大一部分，经受住了之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顽强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多少年以后，很多人都成了真正的企业家。而那些以为可以一直靠打擦边球，靠规则漏洞致富的，大部分最后都付出了代价，成为了给企业家打工的人。
    这个适应过程过程是痛苦的，艰难的，不少人都在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更多的，原来不屑于出门打工的人们，开始从头做起，一边回头去种自己家那几亩地，一边农闲的时候，到生存下来的企业去挣个零花钱。那些能够保持平和心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发展的，成了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硕果，也成了很多村民打工寻找的对象。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会酸酸地说：要不是当初。。。。。。。。

    嬗变之拍卖
    拍卖这件事，是发生在全民经商之前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八一年，那年我还在村里，所以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看过周立波写的小说《暴风骤雨》，对其中“分马”的情节记忆深刻。记忆深刻的原因，是正在学这篇文章的前后，我们村里有了一场类似分马这样的场景。所不同的，分马，是发生在土改时期，农民从地主家分财产。而我们村的拍卖，却标志着集体化时代的结束。
    合作化，公社化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家的农具无偿的捐赠给了集体。现在，生产队走到了尽头，该解散了，生产队的财产，已经不能说清楚当初的来源，到底是大家捐赠的，还是生产队置办的。既然不能说清楚，那就大家花钱，买回来自己家接着用。
    ??
    在分田到户之前，有那么一两年是实行承包制种地的。后来大概是形势所迫，终于走到了合作化的尽头，生产队散伙了。地分到了各家各户，生产队的所有财产，农具，也该结束它们在一起的命运了。
    ?? 我们队的所有小型农具，按照以前队里经常采用的办法，根据大概的价格搭配起来，按生产队农户的总数分成堆儿，用抓阄的办法确定归属。所以，这家分到了犁，那家分到了耙，种地的时候还是需要互相借用合作生产。但是对于比较大型的物件，就不能那样分了，总不能一匹马一头牛一挂大车几家同时拥有吧？何况，这时候生产队已经买了几辆12马的拖拉机，连带着县农具厂生产的小型收割机播种机等等。于是在我们村，第一次听说了“拍卖”这个词，也见识了一场不是特别正规的拍卖会。

    被拍卖的东西很多，包括几十头大牲口，几挂马车，几辆拖拉机和几台柴油机及水泵，小型的播种机收割机。拖拉机的价值最高，一般人家根本买不起，车头和车斗都被分开来拍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一辆比较新的12马拖拉机头，拍卖定价800元。在当时来说，一般农户，对此只能望洋兴叹。
    全队社员集合到生产队的大院子里，基本上按照家庭为单位，围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拍卖的组织，仍旧由生产队长和小队会计进行。队长说了一些场面话，然后说明了拍卖的方法，拍卖会开始。
    整个拍卖会的过程，并没有正式拍卖会那样正规，也没那么复杂。所有物品的起拍价，之前由队长和会计，加几个社员代表，估计了一个大概值。最先拍卖的是牲畜，牛马大概是二三百元一头。每当牵出一匹牲畜，队长问：这头牛，抵价***元，谁要？如果只有一家想要，基本上就会以起拍价成交，很少出现正式拍卖会那样竞价不休的局面。毕竟，大家都是乡亲，大多数人是一个家族，偶尔自己相中的物品被别人抢了先，也只能心里暗自叹息一下，瞄准下一个。
    牲畜的拍卖进行的很顺利，每当队长报出一头牲畜的价格，现场会出现一小会儿短暂的安静。这时候各个家庭的人员就开始聚在一起商量，开小会。毕竟，二三百元，对每一个家庭都不是不是小数目，不但需要夫妻之间商量，多数家庭还要征求家里稍大一些孩子的意见。往往，几个家庭还没商量出个结果，别的家庭先商量好了，喊一声“我要”。其他因为意见分歧还没商量出结果的家庭，即使想要，也只好怪自己倒霉，下手晚了。除非以前有矛盾，且矛盾还比较大的，才会出来跟人家抬价。大多数人家一见有人抬价，都不会接着往上抬，谁家都知道，不能跟钱过不去，你愿意要你要，我再看别的。

    其实，分到各个家庭的这些牲畜，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还都需要两家合作。因为像耕地、耙地、拉大车这样的活计，一头牲口干不来，一般的人家，根本没能力买两头。即使能买得起，也得合计一下，买了之后能否养得起。
    所以，尽管牲畜和农具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村民们却自觉地组成一个一个的小型“互助组”。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仍然处于牲畜作为农业主力军的时代，一家一户的生产，根本没办法进行。除了耕种和拉车需要牲畜合作，像抢种抢收等活，还是需要的人多一点才能行，天时不等人，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因而，这些小型的“互助组”，大部分并不局限于两家，三四家四五家的都有。
    真正的竞价，出现在柴油机水泵拖拉机这些大件物品上。这几样大家伙，价格基本都超过了500元，能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家不多，第一天根本就没有拍卖成功。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传统意识里普遍比较内敛，讲究的是低调，不露富。真正能要的起这些大物件的人家，也就是那么几户。尽管家里能拿出大几百元，谁家往外掏的时候都会心疼，没那么痛快。

    第一天拍卖完了牲口、农具，这些对大物件有想法的人家，晚上就开始串联，私下达成了协议。于是第二天拍卖的时候，就出现了冷场，没有一家抢先出手。这是几家聪明人想出来的策略，如果大家抢，物品肯定升值，导致大家多花钱。反过来因为没人出价，东西不可能流拍，必然会降价重新定价。
    真正有实力独自拿下“大型”机械的，并没有那么多户。毕竟，大家都是从贫穷时代过来的，上千元这样的大数，能拿得出的家庭，真的不多。有几样机械，都是两三个家庭联合起来竞买。至于买下来以后的使用，先买到手以后再说。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矛盾和纠纷什么的，也只能到时候再说。
    拍卖进行到最后，有实力的几户或几组家庭，基本上都以低于底价的钱买到了自己满意的东西。标价1000的800买了，800的700买了，皆大欢喜。其他社员乐得看戏，反正也与自己没关系，卖了钱也不会分给大家。至于这些拍卖的钱干啥用，当时似乎并没有人去想，即使想了，也不会说出来——钱款，肯定是干部们说了算，怎么着也不会分给全体社员，何苦得罪干部们呢？
    ??
    几年以后，县信用社开始追讨当初生产队所欠贷款。我们村周围的村子，几乎都是全村人出力，每个人分摊几百元不等的债务。这件事，导致周围村子的很多人，对村干部有很大的意见，有的村子还险些酿成骚乱，颇有些民怨沸腾的意思。而我们村，就用这次拍卖会所得，偿还了那笔贷款，让全村人感到欣慰：毕竟，当初集体的财产卖到了每家每户，拍卖所得没有被村干部们瓜分掉。至于那些贷款当初是怎么欠下的，其它村子的集体财产是怎么处理的，有谁会去深究呢？

    嬗变之集中经营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算不得是历史的倒退，也不能算是什么高明的改革。只不过，就当是中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这应该算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毕竟，责任制最根本的目的，是多种经营形式的适应性，是农村生产力和劳动力的解放。
    像我们村这样的地方，每个人平均有几亩地，在全国来说应该算是地多的。有不少地方，人均土地不足一亩，把所有农村劳动力拴在土地上不准流动，既不利于农业生产，更不利于工业化的进行。就像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的几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农村大量的劳动力绑定在没有多少产出的土地上，是巨大的浪费。之前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不足，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量较大，本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各种资金的引进，一方面粮食征购量的下降使得农民不再仅仅维持在温饱，有了一定的剩余；另一方面，外资的引进，带来了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出口。之前一家六七口人五六亩土地，三四个人经营，现在一个人就够了。两方面的促进，各自都是正能量，起到了负负得正的效果。
    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尽管一开始增加的不多，也带动了社会消费的巨大增长。比如原来，城市自行车要票的时候，农村一百七八十元的价格，让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只能对这种巨无霸望洋兴叹。城市里流行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农民也都是非常渴望的。穿惯了自己家织布做成的衣服被褥，那种拉人的不舒服感觉，怎么会有的确凉衣服好穿？等等消费品在农村的兴起，带动了国家工业品的巨大输出，相应地增加了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改开初期来说，这种巨大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就当时来说，引进外资建了许多的工厂，基本上生产的都是出口型的产品，客观上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可对国内的老百姓生活，影响并不是太大。真正让中小型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就是这些内需，是满足国内普通人生活需求的产品。这样的厂子多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星火燎原的过程，是技术和生产经验普及，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看来，甚至比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对国内的长远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更大。当然，高校扩招，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这话，扯得有点远了。
    回到原本的话题：不得不说，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模式，劳动效率是十分低下的。经营的盲目性，也会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模式的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基本上可以说为零。所以，承包责任制实行的时间不长，其弊病就逐渐显露出来。期间，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口规模过大，造成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大面积抛荒，应该就是弊端之一。
    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村庄，视野和知识量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这时候的欧美农业，普遍实行的是农场制。几千上万亩的土地，一两个人就可以伺候了。相对于我们一家一户几乎是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其效率自然是千倍万倍。尽管如此，西方各工业强国，每年仍然对农业给予大量的补贴。印象最深的，法国200个农民，就可以到巴黎的国会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国家的农业政策。只不过就当时来说，无论是从生产能力，还是资金来说，我们的农村仍然不具备那样规模经营集中经营的条件。只有在北大荒等个别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采取与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同的政策。

    @592851055 2021-07-16 10:38:38
    我们这里这些“皮包公司”，大多数经营的仍然是之前生产队的副业——橡胶，当然，这也仅限于我们这个县的一部分地区。经过我的观察分析，我们县里的人们经商，从地域上可以分为三大块：橡胶密封，橡胶轮胎，铝合金制品。县外的其它地方，几乎也大都以地域划分行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以为就是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某一个人从事某个行业挣了钱，会带动他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又有亲戚朋友，一个带一两个，师傅带徒弟式的......
    -----------------------------
    之前搞了30年，农户家里连一百多元一辆的自行车都买不起；包产到户5年，可以买7000元一辆的摩托车。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了。

俗话说，过犹不及。在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强行采取所谓先进的生产模式，并不代表就可以发挥出先进生产模式的威力来。就像西汉一样，无为而治，反而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效果。采取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生产方式，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生产方式是能够自我调节，逐渐选择与其相匹配的模式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村这样广大的平原，土地的集中规模经营，肯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当然，形式会有各种不同，公司制也好，生产队制度也好，到了一定的阶段，肯定是要淘汰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模式的。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绝不是一家一户独立经营，而是诞生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而且，就当是来说，也只是权宜之计。随着工业和农机的发展，后来出现了从南到北走遍几乎全国的，联合收割机收割队。收割队从云贵川开始，最后到黑龙江结束。这本身，应该就是集中经营模式的探索。毕竟，联合收割机的出租，如果仅限于每村一户的话，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与本文的主旨，距离有一些远了。

    嬗变之渐行渐远?

    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试图将原来我们的村庄全方位的描述下来。写的过程中，越写越感觉，自己真的力不从心。毕竟，自己的水平，比原来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不管视野还是文笔。
    前几年，曾经有一轮“城镇化”开始启动。到现在，村子旁边，还留着当时为了盖楼挖的地槽。在长满荒草的地槽面前，我长久的踯躅，思索，惆怅。也许，我们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切，都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朵浪花。甚至，许多人和事，连一点涟漪都没有留下，就被人忘记了。毕竟，在宇宙和地球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也只是其中的一点涟漪而已。
    ? ??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妄自菲薄，或者妄自尊大。只要我们还生存着，就应该不断思考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遵循规律办事，否则不管你多大的英雄，曾经多么辉煌，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即使当时的历史可以由你操纵写就，但和时间相比，你仍然是渺小的。被蒙蔽的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受蒙蔽，总有觉醒的那一天。即如许多历史的铁案，多少年以后都会受到清醒者的质疑，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应该以不会影响别人的生存发展权利为底线，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哪怕你再强大。
    相比较于改革开放之前，最近这十几年，村里的大学生，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当然与高校扩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村人对教育、对文化的重视。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村里没有出过一个本科生。这些年，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在村里变得并不罕见。

    这些考上大学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人再回到本县工作，有几个，甚至连父母也一起带到城市去。区别于南方某些地方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发达了以后就大兴土木修建祖宅甚至家庙祖坟，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似乎故乡的情节更淡一些。毕竟，我们这个村子的历史并不长，只有几百年，历史文化的祭奠并不丰厚。
    也许，这些没有多少历史遗存的村庄，最终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消失。更大的可能是，新农村建设，会让农村社区化，城镇化。不管最终会变的怎样，我们的村庄始终在变化。笔者文章开头所描写的土坯加秸秆的建筑，在村里几乎已经绝迹。而全新结构的房屋，也有不少在长久无人居住的情况下变得破败。
    也许，这些跟不上历史发展步伐的村庄，会像许多所谓的传统文化艺术手艺一样，有一天会走进博物馆。真有那样一天，应该算是国之幸事。毕竟，历史发展的脚步，浩浩汤汤，任何潮流不能阻挡。历史，不应该变成包袱，背在我们民族的背上，加重我们前进的负担。
    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短文《蝜蝂传》，文中的蝜蝂喜欢见东西就背起来，最终导致自己累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不能像蝜蝂那样，该进博物馆的很多东西，没必要花大力气重资金去抢救。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优胜劣汰”。不适应新的历史形势，不能与时俱进的很多东西，后人只能到博物馆里边去凭吊欣赏，又有什么不好呢？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几千年。相对于宇宙，相对于地球，这几千年，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没有人，没有事物可以永恒，即使你有地球那么长的生命。
    ? ?? ?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一朵浪花，即使最终都会变成一粒尘埃。每一朵浪花，在它存续期间，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我的村庄，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尽管，这精彩，能让人欣赏的时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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