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37页]

万年历购物网址日历小说 | 三峰软件天天财富小游戏视频推荐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首页日历2024 日历2025 日历2026 日历知识 | 每日头条视频推荐数码知识两性话题情感天地心理咨询旅游天地 | 明星娱乐电视剧职场天地体育娱乐

日历软件煮酒论史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春秋战国三国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哲学厚黑学心理学 | 文库大全文库分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仙家六爻佛门风水钓鱼双色球戒色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足球 nba 象棋体操

首页 -> 煮酒论史 ->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 -> 正文阅读

[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37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首页上一页[36] 本页[37] 下一页[38] 尾页[5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洛塔尔古城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仓储区建筑遗址。
    仓储区位于洛塔尔古城西南角，建造在高于地面5m的平台上，总长约49m、宽约40m，平台上再建若干个烧制砖基础墩，顶部设有保护货物的木质顶棚。仓储区用于粮仓及其它货物的储存。
    来自身毒河流域各地的货物，在这些仓库里包装、整理并加盖封印后，装船起锚。码头附近还有专门为装卸工人做饭的大型厨房。

▲ 仓储区（洛塔尔古城遗址）

当时的洛塔尔，俨然是一个国际商贸中心。来自于两河、尼罗河流域以及中亚的商品，在这里兑换成身毒河流域的粮食、棉花、布匹、陶器、农具及宝石制品，再远销世界各地。那时洛塔尔的贸易繁荣程度，绝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其它古代文明，可见哈拉帕文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考古发掘证实，洛塔尔经红海及波斯湾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 仓库基础（洛塔尔古城遗址）

    在洛塔尔的考古挖掘中，还出土了不同种类的文物，包括：珠子、印章、封条、贝币、象牙、陶器、工具、砝码、动物及人偶、红铜及青铜器等。
    考古还发现，洛塔尔曾率先使用一种独特的串珠制造技术和冶金技术，后为世人沿用超过4000年的时间。

    ▲ 印章（洛塔尔古城遗址）

▲ 赤陶（洛塔尔古城遗址）

公平开明的社会治理
考古发掘的墓地中，随葬物品的多寡，一般能够揭示该部落、族群的社会状况。然而，身毒河文明在此方面却让人一头雾水。这里的墓地，可见小心排列的遗骨，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营养状况更好，似乎所有人都享有充足的食物和均衡的供给。而且，墓葬中没有太多能反映个人优劣状况的随葬品，这里也没有任何盗墓行为的痕迹。随葬品中，大多为一些简单的生活器具、陶器以及花哨的装饰品，缺乏大型铜器、玉石礼器等等高价值器物。未见王级甚至贵族大幕。也就是说，此地没有富人与穷人、仕人和平民的显著差异，呈现的是一个众生平等的社会现象。这里的人貌似重生不重死，考古发掘甚至看不人们对来生或死后世界有什么希冀。

    身毒河流域的所有大型都邑，均设有卫城和下城，显示了社区居民的身份区别。但是，不管是仕人居住的卫城还是黎民居住的下城，家家都有井和庭院以及卫浴和完善的给排水设施，房屋的建材均为标准规格的烧制红砖。这是难以置信的，因为烧制砖为高等级建材，在同期的其它古代文明中，只能用于王宫及神殿的建造。
    最令考古学家惊异的，是各大都邑的排水系统。其完善程度就连现今世界上著名的现代都市也未必能全部达到。比如，市民二楼冲洗式厕所的水可经由墙壁中的土管排至下水道，有的人家还有经高楼倾倒垃圾的垃圾管道。从各家流出的污水在屋外蓄水槽内沉淀污物再流入有如暗渠的地下水道，地下水道纵横交错，遍布整个城市。从挖掘结果看，这是一个十分注重市民生活公共设施的城市。
    除了完善的公共设施之外，还有不少通向印度河乃至阿拉伯海的港埠，这是国内外广泛而积极的经济活动的表现。

考古发掘显示，古印加文明宫殿、神殿林立，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国王陵墓密布、庙宇遍布，同时代的各文明，阶级分化明显、贫富差异悬殊。
与其它同期文明不同，哈拉帕有能力但却没有建设恢宏的宫殿和庙宇，民宅建筑格局也无大的等级差别；随葬品无显著差异，也未见豪华陵墓。说明身毒河流域的社会形态较为开明、公平；其政治结构，主要基于氏族部落元老的唯贤是举；大政方针实行广泛的民主集中制；其社会管理，则是基于宗教和道德的自律，而不是国家强力机器。这与东亚后期的周王朝，有许多类似之处。

    自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山海经?海外西经》有关身毒河流域社会状况的描述，并非仅仅是上古先民美好的遐想，而是真实的历史再现。
    《山海经?海外西经》：“此諸夭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这是一片物华天宝的沃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没有挤兑、没有杀戮，人们自由自在，歌舞升平，其乐融融；“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这里应有尽有，百味俱全，只怕你想不到，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享甜蜜生活；这里族群众多，尽管图腾各异，却能互不侵扰，和谐共处。
    “諸夭之野”，俨然一片世外桃源，恰如美好、理想的原始公社，更是温馨、祥和的大同世界。

    不过，据此就断定、“哈拉帕文明就是上古一个美妙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笔者看来，尚依据不足。
    在涉及哈拉帕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的问题上，西方大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南亚原住民“达罗毗荼人（拉丁：Dravida）”。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
    哈拉帕文明，是在BC1900年左右突然衰败的。而达罗毗荼人的存在历史，不比哈拉帕文明的成熟时期晚，至今他们仍然生活在南亚次大陆，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人口已达2.17亿（2017年统计），几乎占到整个南亚人口的25%。现今南亚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诸语言的各民族，包括泰卢固人、泰米尔人、马拉雅兰人以及坎纳拉人等，都是达罗毗荼人，也作德拉维达人。创造文明的人还在，而所创造的文明却丢失得毫无踪影，从文字、习俗到文化几乎没有任何传承。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常理。

据考证，达罗毗荼人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大致在BC4000～3000年左右就已经抵达身毒河流域。这个时期，大致处于哈拉帕文明成熟的前夜。上古，一个恢宏的文明，是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来支撑的。强壮、便于驱使又具某种能动性的弱势群体，恰如牲口一样，正是统治阶层眼里最佳的生产资料。
按笔者推断：达罗毗荼人，主要来源当为非洲腹地的尼格罗人，是大部通过征召，少部通过诱拐、买卖，强制或半强制进入身毒河流域，从事农业、采矿、冶金、物流等重体力劳动的“壮劳力”。类似于19世纪中叶，被诓到北美“淘金”或修筑铁路的所谓“华工”。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
    《岭外代答?卷三》，生动揭示了古代“文明人”，是如何通过卑劣手段、获取成千上万廉价“劳动力”的。
    在身毒河流域，这些“壮劳力”，享有名义上的自由，也得到形式上的尊重；但没有资产，有的只是维持基本温饱的衣食。中国典籍中时常出现的“昆仑奴”，实际上指的就是达罗毗荼人。

    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学篇》第五十六条写道：“友人邹沉帆撰西征记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朝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
    《往五天竺传·波斯国》又云：“波斯人常往狮子国取宝物，又往昆仑国取金。”
    《往五天竺国传》，是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在723年~727年间、前往印度诸国巡礼，先后游历南亚次大陆东、西、南、北、中，再经中亚返回长安后所作。这里的狮子国，即僧伽罗，也作锡兰，即今斯里兰卡；昆仑国，当指身毒河流域各国，彼时作为当地传统手工艺品的黄金首饰，曾大量出口至中亚、西亚。

    古代达罗毗荼人是何种体貌特征？
    玄奘《大唐西域记》载：“三摩呾咤国，周三千余里，滨近大海、地遂卑湿，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穑滋植、花果繁茂，气序和、风俗顺，人性刚烈、形卑色黑。
    又，那补罗国、荼建那补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膏腴、稼穑滋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犷暴。”
    [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西域僧锁喃嚷结传>记载：“西域东天竺国有国，名主活，近名高昌。……经喝杆国，行一月至恭御城，人民乌黑，多习波罗门种，三千里过白水城，多外道幻术，不敬僧，东行五千里过呾罗斯城，其人圆晴黑面。”
    目前，南亚达罗毗荼人比较典型的特征为：大眼、宽鼻、厚唇、方脸、黑色卷发、皮肤深褐或近黑，面相柔和、身材壮硕。

▲ 现代南亚达罗毗荼人

据考证，稍晚的殷商时期，昆仑奴便已经出现在东亚。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杨希枚先生，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殷墟西北岗区祭祀坑出土的110具人类头骨进行测量分析，认为其中30个头骨就是属于昆仑奴的。
[宋]吴淑《事类赋注》卷二十“象”条、引《三国典略》云：“周军逼江陵，梁人率步骑，开枇杷门出战。初，岭南献二象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负之以楼，束刃于鼻，令昆仑驭之以战。杨忠射之，二象反走。”昆仑奴参战，首见于此。

自秦汉始，各朝代都有涉及昆仑奴的记载。至唐代，昆仑奴的蓄养达到高潮。在长安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里，许多有地位的仕人、富商均以“昆仑奴，新罗婢”为标配，并据此作为炫耀地位和身份的资本。
从唐代出土的壁画、人俑以及其它史料的记载来看，昆仑奴的标志性造型为：卷发、跣足、肤色黝黑、体型健硕、孔武有力，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斜披帛巾，腰缠番裙，佩璎珞，戴脚环，着臂钏，饰手镯。这也很符合吠陀时期、南亚达罗毗荼人“佛奴”的时尚范式。

▲ 驭象昆仑奴壁画局部（甘肃瓜州榆林窟第十七窟）

东亚出土的陶俑、壁画及史料记载显示，“昆仑奴”呈现的、绝大多数是被奴役的形象，他们除从事牵马、引牛等仆从活计外，还从事牲畜饲养、驯狮驭象、乐伎舞蹈、家务杂役等劳作。
由于在唐代盛行蓄养“昆仑奴”，毕竟有梵天“佛奴”作范本，所以在民间还流行以“昆仑奴”塑像为冥器的风尚。如陕西礼泉县郑仁泰墓、咸阳底张湾唐墓、西安南郊嘉里村唐裴氏小娘子墓等，均有数量不等“昆仑奴”陶俑出土。

    彩绘黑人立俑
    1985年，陕西省长武县郭村、唐墓出土。长武县博物馆藏。
    彩绘黑人立俑，表现的是一个卷发、跣足、厚唇、圆脸、体型壮硕、面相柔和、皮肤黝黑的“昆仑奴”形象。从上身裸露、下着“合曼”、斜披巾帛、佩项珠、戴脚环、饰手镯的造型看，整体呈现的是南亚吠陀时期的文化特征。
    【扩展知识】
    合曼：[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解：“梵语也。遮形丑之下裳，如此方之褌袴。一幅物，亦不裁缝，横缠于腰下，名曰合曼也。”

▲ 彩绘黑人立俑（陕西省长武县郭村唐墓出土）

郑仁泰墓昆仑奴陶俑
郑仁泰墓昆仑奴陶俑，陕西礼泉县、唐代郑仁泰墓出土，残件，高29cm，白胎；通身施黄釉，满头黑色卷发，浓眉大眼，面带微笑；颈戴项圈，上身斜披一条红巾，下身着红色“合曼”；赤足、上身裸露，身体侧倾，双腿粗壮，体型健硕。出土时双肘残缺。

▲ 昆仑奴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唐代为何盛行蓄养“昆仑奴”以及塑造“昆仑奴”冥器？我们可从佛教经典里找到准确的答案。

    甘肃瓜州榆林窟。
    这里共有43个洞窟，洞窟内的壁画从唐到清、各代均有开凿和绘塑。其中，第17窟是唐代佛教壁画。画中文殊菩萨顶华盖、骑白象与其他三位掌经幡、撑华盖的菩萨一道，前往布施；画面下方正中，一昆仑奴高举戒鞭，正专注于替文殊菩萨驭象。
    昆仑奴，卷发、跣足、肤色黝黑、体型健硕、孔武有力，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斜披帛巾，腰缠番裙，佩璎珞，戴脚环，着臂钏，饰手镯。

▲ 驭象昆仑奴壁画（甘肃瓜州榆林窟第十七窟）

    这是甘肃瓜州、榆林窟第25窟的盛唐壁画。
    画中文殊菩萨顶华盖、骑青狮与其他三位掌经幡、撑华盖的菩萨一道，前往布施；画面下方正中，一昆仑奴手持缰绳，正奋力替文殊菩萨引驾。
    昆仑奴，卷发、跣足、肤色黝黑、体型健硕、孔武有力，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斜披帛巾，腰缠番裙，佩璎珞，戴脚环，着臂钏，饰手镯。

▲ 驭狮昆仑奴壁画（甘肃瓜州榆林窟第二十五窟）

    《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金冠玉佩辉青目，云服珠瓔惹翠霞，狮子骨崙前后引，翻身却坐宝莲花。”
    文殊菩萨赴法堂，“狮子骨仑前后引”，用的就是昆仑奴来作驭夫的。
    古代东亚对昆仑奴的使用，未必一开始就是世俗性的奴役，很有可能是与佛教东传相伴而来的。因为，佛教史与昆仑奴的关系，在初传阶段就已构建了密切的联系。

从东亚考古资料看，昆仑奴的典型范式为：卷发、跣足、肤色黝黑、体型健硕、孔武有力，上身赤裸，下着“合曼”，斜披帛巾，腰缠番裙，佩璎珞，戴脚环，着臂钏，饰手镯。他们更多是出现在大唐“西天”佛教经典的叙事图语之中，且往往作为文殊菩萨座驾的驭夫、也就是“佛奴”而存在。
佛法所谓的“西天”，实指南亚次大陆、佛教肇始之地“犍陀罗”，也就是古代身毒河中下游流域的塔克西拉（Taxila）。唐代睿智释家十分清楚，“西天、昆仑”到底在哪里。由于身毒河中下游流域的的达罗毗荼人大多体壮如牛、忠于职守，向以看家护院著名。所以，替文殊菩萨驭狮、驯象的“佛奴”，在唐代俗化后、便演化为来自“身毒河中下游流域的奴仆”，简称“昆仑奴”。

唐代，“昆仑奴”后被泛化，不仅单指出自达罗毗荼族群的“佛奴”，也指西域各国向大唐奉献的官奴“贡人”，继而进入仕人、富商宅邸的家奴，不管是尼格罗人（Negroes，非洲属）、尼格利陀人（Negrito，中南半岛属）、达罗毗荼人（Dravida，南亚次大陆属），但凡是肤色黝黑的仆从，一律以“昆仑奴”谓之。
彼时的长安城，达官贵人们着了魔似地追捧黑奴。一时，“昆仑奴”的蓄养，渐成风潮，以至最终影响到语言文字体系，某些唐人甚至将一切涉黑之物，皆指作“昆仑”。比如：

    唐代高僧义净，根据南下见闻所撰《南海寄归传》就写到：“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黑色人所住之国名”。
    《旧唐书·林邑国传》也道：“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唐]释、慧琳，俗姓裴，疏勒国人，长安西明寺僧。自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至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耗二十三年精力撰《一切经音义》百卷。他是一名博学高僧，“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关于“昆仑”的地与人，《音义》作过训话式的解释。该书卷六一道：
    “《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驻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碟，恐铁热生火，累木访而作之，板箔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

    同书卷八一又释“昆仑语”也云：
    “上音昆，下音论，时俗语便，亦曰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服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即有僧祇、突弥、骨堂、阁蔑等，皆鄙贱人也。国无礼义，抄劫为活，爱啖食人，如罗刹恶鬼之类也。言语不正，异于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
    堂堂博学高僧，漠视“昆仑奴”梵天“佛奴”的原始本义，不仅将“甚黑、裸形”的“南海洲岛”人冠以“昆仑”，就连他们善使的航海帆船也一并以“昆仑”谓之。犍陀罗“佛奴”的黑色侵彻力大到如此程度，竟然将释家弟子弄得“青红不辨、皂白不分”，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北宋地理学家朱彧，陪父亲朱服游宦（时任安抚使兼市舶使)广州时，在《萍洲可谈》中写下了自己关于“昆仑奴”的所见所闻：“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缘此或病危，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

▲ 唐·白釉彩绘牵马陶俑

就冲朱彧的一句“绝有力，可负数百斤”，那些认为“昆仑奴”就是南海诸岛“矮黑人”的论调，就可以休矣!
“矮黑人”，学名尼格利陀人，他们的名称来源于西班牙文，有“小黑人”之意。是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一个类型。他们的身材矮小，男子平均身高1.5米左右，女子高1.4米，肤色褐黑，头发略带鬈曲。与朱彧《萍洲可谈》“绝有力，可负数百斤”的描述，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昆仑奴在唐代世俗社会的大量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上古南亚的达罗毗荼人，从始至终，都是身毒河流域的下层“苦力”。作为“生产资料”，他们只是哈拉帕文明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而并非哈拉帕文明的主创者和规划师。
昆仑奴性格淳朴（性淳）、力气大（绝有力）、水性好（入水眼不眨）、吃苦耐劳，只要文明的要素比如文化、技术掌握在正统族群手中，“出力者得食”的诱惑以及希冀“来生转世”的原始宗教的洗礼，便至昆仑奴逐渐养成对正统的依附心里，主人一般不担心昆仑奴造反或逃逸。昆仑奴这种“自觉认命”习性，当是南亚吠陀教义的基础以及后世种姓制度的源流。

    身毒河流域掌握着文明要素的上层族群，巧妙地盘剥、驱使达罗毗荼人，以至后世中国人将其看作“昆仑奴”。可见，哈拉帕文明并非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至少对达罗毗荼人是如此，尽管他们也是文明的参与者、甚至是生产力低下时期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远古，我们那些西迁的持蛇、鸟、鱼图腾的华夏先民，也干过系统性奴役他人的不光彩活计，这是国人包括笔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么到此，如何解释身毒河流域、考古发掘所呈现出的大同景象呢？我们只能说，哈拉帕文明的温馨、祥和与公平，只在上层正统族群中有效。正如“美式民主”，只在白人社群中有效类似。

    儒家曾经为我们描述过一个、以“禅让”为主旨的理想社会，她由BC2700多年的轩辕氏一直传至尧、舜时期。但这个理想世界，过于飘渺，不见扎实的根基，甚至“禅让”大典的社稷宗庙也犹如天庭一般，它更像某种虚幻的神话和乌托邦的济世理念，东亚的所有发掘，找不到与此对应的考古遗迹。
    正如前述、我们对创造哈拉帕文明的主人到底是谁的推断，如果正确的话，社会治理权力的“禅让”，当是在上古身毒河流域演绎并发扬光大的。因为分配的公平性，难以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服务的公益性，不可能产生特权阶层。主政者面临的，只是道德的约束和无偿的付出，这些都是“禅让”得以为继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当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哈拉帕文明的创造者为西迁的东亚华夏先民的史实上。否则，哈拉帕文明与儒家的济世理念就扯不上关系。
    是否如此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通过东亚与身毒河流域的文化比较，进一步坐实两地的文明传承关系。

横亘在中国与印巴次大陆之间的喜马拉雅山，一直被认为是一道地理屏障和文化障碍，阻决了东亚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人文交往。然而，像出现于两地的海贝以及彩陶等考古学资料证明，穿行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北的众多河谷，实际上恰恰是一条条文化通道。

在身毒河流域的彩陶纹饰中，我们发现哈拉帕文化中一些很有特点的图案，这其中有一种就是“鸟啄鱼”。这是一种构图，一者为鸟（或鹳或鸭或孔雀等），一者为鱼。鸟嘴里衔着鱼，从而形成一幅鸟啄鱼的叙事图语。
下面是身毒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彩陶上的鸟啄鱼纹图，发掘于洛塔尔（Lothal）遗址和凯奇-麦克兰（Kech-Makran），年代约在BC2300~2000年。

▲ 鸟啄鱼纹赤陶（洛塔尔古城遗址，BC2300~2000）

▲ 鸟啄鱼纹赤陶（凯奇-麦克兰古城遗址，BC2300~2000）

    实际上，这还不是身毒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鸟啄鱼彩陶纹，更早的则来自于美赫尕尔文化后期，这是目前南亚次大陆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鸟啄鱼纹赤陶（美赫尕尔遗址，BC7000~2600）

    鸟啄鱼纹彩陶，我们并不陌生。在之前，有关东亚鱼图腾部族迁徙史的论述中，多次涉及。
    在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仰韶文化（BC5000~3000年）中，河南省汝州市阎村出土的庙底沟类型《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与陕西宝鸡出土的半坡类型《凫鱼纹》彩陶壶，便绘有鸟啄鱼的纹饰。
    “鸟啄鱼”纹饰，属于文字初创前、仰韶文化时期、典型的族群争斗叙事图语。鸟代表的是东夷鸟图腾族群（如少昊氏）、鱼则象征西戎鱼图腾族群（如鲧氏）。

▲ 左：《鹳鱼石斧图》；右：《凫鱼纹》（仰韶文化，BC5000~3000）

    彩绘寓意十分明确，鸟喙叼鱼，鸟图腾部族征服了鱼图腾部族，建立起了新的崇鸟王权。
    不管是黄河流域的还是身毒河流域的“鸟啄鱼”彩陶纹饰，揭示的均是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以鸟为图腾的、持庙底沟泉护类型子文化部落，同以鱼为图腾的、持半坡类型子文化部落之间的生死决斗，最终以“有鸟氏”大败“有鱼氏”告终。
    身毒河流域的“鸟啄鱼”彩陶纹饰，也许是对远古黄河流域鱼、鸟相争的祭奠；而从美赫尕尔早期为鱼图腾部族构建的文化看，更多的则是黄河流域鱼、鸟相争在身毒河流域的余绪。

▲ 鹳鱼鹿纹岩画（阿尔泰山，时代不详）

通过前哈拉帕阶段（BC7000~3300年）至哈拉帕成熟阶段（BC2600~1900年）文物契刻、纹饰等叙事图语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华夏先民在古身毒河流域演绎的历史脉络。
身毒河流域的远古及上古史，舞台上的主角分别是：鱼图腾的鲧、禹世系北狄部族；蛇图腾的共工氏、轩辕氏西戎部族；鸟图腾的虞舜世系东夷部族。

远古的身毒河流域，社会形态是不同部族、聚落野蛮生长的原始公社。
BC7000~3300年的前哈拉帕阶段，是以伯鲧为代表的鱼图腾部族的主场。此时的伯鲧遗族，在身毒河流域，创造了以美赫尕尔文化为代表的、灿烂的远古农耕文明。她们从东方带来农作、烧陶和蓄养等生产技术，并开始驯化野生六棱大麦、单粒小麦和二粒小麦；BC4800~3500年间，鱼图腾族群受陶器烧制衍生出的铅、锡、铜冶金技术的启发下，开创了青铜冶炼技术。这些，都为后续身毒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发展，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储备；BC3000~2800年，从考古学范畴上看，在蛇、鸟图腾的共同夹击下，鱼图腾的鲧系势力式微，聚落由美赫尕尔转移到相距8km的Nausharo城堡遗址；BC2800~2600年，鱼图腾鲧系势力被彻底逐出美赫尕尔，在相距8km的Sibri墓地延续了一段时间后，鱼图腾文化痕迹彻底消亡。之后近千年的时间，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至BC3000年左右，聚落联盟中心开始出现在身毒河流域，社会进入城市、国家文明阶段。此时，蛇图腾的轩辕氏兴起，崇蛇文化大行其道，这为后世吠陀文化及南亚其它宗教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轩辕氏凭借宗教及政治感召力，在身毒河流域主宰了800年之久，这是《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昭示其国祚绵长的真实意涵。

这800年，轩辕氏在家族内部是如何传位、正统是如何延续的，由于历史久远，记忆模糊，叙事错位，演绎出众说纷纭的热闹景象，以至大儒们将其附会成1.2万年千的原尊黄帝，并将那个时代的颛顼、少昊等一并扯了进来。但轩辕氏的末代部族联盟首领为“挚”，倒是清晰明了的。“挚”继位后不久，就因为“才干平庸、纲常失记”，未能治理好国家，权力便被“禅让”给了唐尧。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不咸不淡地来上一句：“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这已经在暗指，帝挚丰墙峭址，根柢未深，尧是凭实力“挣”得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大位。

    唐尧的上位，结束了轩辕氏“姬”姓家族的统治，开启了“伊祁”家族的天下。
    《宋书?符瑞志上》引《竹书纪年》卷上云：“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长身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
    尽管统治者的“姓、氏”发生了变化，但宗族并没有易位。据《竹书纪年》的描述，唐尧系“赤龙感”孕育而生，显然其依然秉持先祖轩辕氏的蛇图腾。
    按《尚书?虞书?尧典》：“帝曰：‘朕在位七十载’”以及“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的记载，唐尧国祚近98年。古人寿命不长，按20年执政周期，禅让至丹朱时，近百年的国祚至少也传位了五代人。

    之后的虞舜登临大统，则比较微妙，也十分值得玩味。
    《史记?五帝本纪》曰：“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朱丹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一个高尚的君王，大度地将权杖交给了虞舜。于是，《史记?五帝本纪》又曰：虞舜“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一个慷慨授权，一个谦卑推让，不是“伊祁”家族贤德，虞舜都不好意思揽权。美哉、善哉！
    东汉末年，刘协三让帝位，曹丕则三辞权柄，好一副温良场景。你若不了解历史，一定会被这哥俩的高尚美德感动得热泪盈眶。

权力的禅让固然美好，但在贫富分化，阶级、特权萌发的唐尧时代，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禅让制，当然有。在生产力低下、劳动没有剩余价值的时代，族群首领不会有多余的财富可供分享，甚至多余财富分享的预期都没有，有的只是对族群发展壮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年老体衰的首领，将权力禅让给年富力强的同族姐妹（母系社会）、兄弟（父系社会）拟或晚辈，是十分普遍和正常的社会实践。至阶级社会出现的过度期，聚落开始向城市化发展，部落联盟随之形成，联盟首领由各部族“长老会”成员推举，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不过，禅让制至此已进入尾声。实际上，轩辕氏末代联盟首领“挚”的隐退，就在昭示禅让制的名存实亡。
至此，氏族内部的禅让已不过如此，而氏族之外的禅让，则更无可能。

《孟子?万章章句上》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至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至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既然是唐尧禅让，虞舜心安理得接受即可，为啥避让？说明，此时的社会形态，已然走到权力“父子相传”的时代，让一让可避“逼宫、篡位”之嫌。天是啥？是实力、是道行。天道酬勤。

虞舜的实力、道行从何而来？
尧在位的时候，多参考“四岳”的意见，甚至让共工和驩兜部落参加会议。而舜所信用的，除伯夷是个管祭的空头职务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东夷氏族部落首领。特别是‘八元’和‘八恺’，‘尧不能举’，舜则举而委以重任。在所谓四‘凶族’中，除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外，浑沌（即驩兜），梼杌（为鳏），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炎帝后裔），他们全被虞舜加罪驱逐了。如此文治武功，谁人不会跽蝉？只要威慑力够强，不用夺权，权力自会找上门来。丛林法则，向来如此。

    《孟子?万章上》道：“而（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
    《韩非子?外储》也云：“舜逼尧”。
    《古本竹书纪年》亦载：“舜囚尧于平原，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续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比起后世权利更迭的人头滚滚、血雨腥风，虞舜的夺权已经是恭良温和、波澜不惊了。

    何为“德衰”，“德”是个什么东东？
    这里的“德”，并非普通意义的社会道德。否则，你如何评价、用特殊手段登上皇位的李世民。残杀太子、幽闭老爹算“德衰”还是“德盛”？
    励精图治、勤政节俭的朱由检，明末时一根白绫吊死在煤山的歪脖树上，皇权旁落，死前左脚裸露，右脚只穿一只红鞋。这算“德衰”还是“德盛”？

    德，甲骨文象形为：描边十字+臣字目，目上有引线。
    《说文解字》：“升也。从彳?聲。多則切。”怎么个升法？没说。
    俺解德字：会意，十字路口，让人看得清方向，使能走正确的道路。本义，道路指示牌。引申为心灵路标，行为的社会规范或准则。故此，表示路的“道”与指示路的“德”常常并用，所谓“道德”本意就是道路标识，是人们抵达目的地的正确导引。

▲ 道德——道路指示牌

“德”用于国家行为的描述，则表示国家的代表者——君王所执大政方针、路线政策的指导思想。适合国情、顺乎民意，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备这样指导思想的，则为“德盛”，否则即是“德衰”。所以，“德”是指国家行为的规范、准则，而不是指君王个人的品格、私德。历史上，但凡有大作为的开国或盛世帝王，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人”。既是“好人”，又是“好皇帝”的十分罕见。

虞舜篡位，“私德”存疑，但不妨碍他“公德”的遂行。相反，历史上虞舜的国家大政方针、路线政策的指导思想或说国家构建的公德，一直被后世哲人们津津乐道。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虞舜五个上古帝王。共计4652字的篇幅，黄帝篇仅占12.75%；司马迁手头帝尧的资料较多（“然《尚书》独载尧以来”），但《五帝》的编撰，帝尧篇也只占28.93%；到了虞舜篇，其事迹洋洋洒洒、竟占到《五帝》总篇幅的41.66%。厚此薄彼，史太公的偏心不加任何掩饰。

    登临大统后，虞舜之“德”，体现在一系列重大政治举措和路线方针上。
    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举用早有贤名的“八恺”、“八元”，使“八元”管教化，“八恺”管土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适度用兵，巩固国本。攻击“四凶”，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将“四凶”族放逐到边远荒蛮之地，创造安宁的周边环境。
    整顿纲纪，减轻刑罚。要求人民“行厚德，远佞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孝敬长辈，和睦邻里。“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宽大黎民。
    倡导礼乐，注重教化。框定祭祀礼仪、封山拜禅。祭祀上苍、天地四时、山川群神；《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修订历法，统一度量。加强历法修订，统一度量衡。
    巡狩四方，体察民情。虞舜各地巡守，祭祀名山，召见诸侯，考察民情，安定四方臣民；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改绩，明定赏罚。注意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
    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对行政官员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考察三次后，罢免昏庸，提拔贤明，激励从政热情。

    虞舜集团这种开明的国家管理模式，在身毒河流域考古发掘所呈现社会形态上，也有充分地体现。
    考古发掘显示，古印加文明宫殿、神殿林立；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国王陵墓密布、庙宇遍布；甚至同期的东亚大地，从各地文化遗址逝者的墓葬状况，就能轻易辨别出尊卑之分。同时代的各文明，阶级分化明显、贫富差异悬殊。
    与其它同期文明不同，哈拉帕有能力、但却没有建设恢宏的宫殿和庙宇，民宅建筑格局也无大的等级差别；随葬品无显著差异，也未见豪华陵墓。说明身毒河流域的社会形态较为开明、公平；其政治结构，主要基于氏族部落元老的唯贤是举；大政方针实行广泛的民主集中制；其社会管理，则是基于宗教和道德的自律，而不是国家强力机器。这与东亚后期的周王朝，有许多类似之处。

    在虞舜治理下，古身毒河流域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尚书》也云：“德自舜明。”
    《史记》更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国家大政方针、路线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君王“德”的精髓，也是虞舜“德”文化的精神之魂，它成为上古、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捩时期的重要推手，也是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之一。故此，舜帝称得上是中华统治者道德文化的鼻祖。

虞舜的“德行”，在身毒河流域大行其道，根植民心，以至“德”被泛化为个人的良好品行，“修身养性、积德行善”甚至成了后世吠陀教义的根本。
现在看来，唐代，高僧西天取经、社会佛教盛行，倒像是唐朝人玩了一把“出口转内销”的游戏。

    虞舜极力推崇“德”，而“德”理念最形象化的表达，当为三星堆“四瓣组合青铜眼形器”。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眼形器，分为菱形眼形器、钝角三角形眼形器与直角三角形眼形器三种类型，总计71件。迄今为止，除在古埃及壁画及陶器造型中、可见“眼形器”纹饰外，这种青铜材质的“眼形器”在世界上还属绝无仅有，它的面世自然惊艳了国际考古界。
    菱形眼形器，整体形态很像一只抽象化了的大眼睛。眼眶被简化为菱形，中央的凸圆表示瞳孔，两侧的三角表示眼睑。这种长逾半米的眼形器，三星堆共出土了29件，另出土有钝角三角形眼形器23件，直角三角形眼形器19件。

    下图为三星堆出土的三种不同的菱形眼形器类型。
    A:整体型，长57.2cm、宽23.6cm；
    B:两瓣型，每瓣长54.8cm、宽12.7～12.8cm；
    C:四瓣型，每瓣长27.8～29cm、宽12.4～13.2cm。

A型眼形器的器形为完整的菱形。眼形器整器四周为直边，呈斜坡形。中部眼球呈圆形凸起，周围下凹，使“眼球”显出“纵目”的视觉效果。其左右眼角处各起棱脊，布列于眼形器四角的小圆孔即是起安装固定作用的。
B型眼形器为两器一组，拼合则构成为菱形眼形器。其形制为菱形眼形器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二分之一，呈钝角三角形。周边斜平，中部凸起的眼球呈半球状，拼合后形成完整的眼球形状。

▲ 青铜眼形器与组合型青铜眼形器（三星堆文明）

C型眼形器为四件一组，拼合为菱形眼形器。器形为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对剖后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四个单件合拢后，其间形成纵、横垂直走向的“V”形沟槽。
这种由四个单体拼合的眼形器以及B型眼形器，到底与完整菱形的A型眼形器，有没有象征意义上或功能意义上的某种差别，专家们现在还很难作结论，需作进一步研究。

▲ 四瓣组合型青铜眼形器（三星堆文明）

    笔者认为，青铜眼型器，当为虞舜“德”理念的物化表现形式。古蜀先民期望通过青铜载体，将“德”这种精神层面的信仰，物化为礼器，供人祭奠膜拜。
    尤其“四瓣”菱形青铜眼型器，恰似“德”的甲骨文“叙事图语”。分开的四瓣，构型出的正是“十字路口”；而眼型器就是直白的“臣字目”。甲骨文的“德”，不过如此，再形象化不过了。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三星堆甚至石峁古城出土的大量青铜、石刻眼型器，是“以物载德”，当为后人对虞舜“德行”的祭奠，也是后世遗族对先祖的祭祀礼器。

在古三星堆，虞舜“德”理念的物化表现形式还不止“青铜眼形器”。在青铜纵目面具上，我们依然可以领略上古先民的深邃思想内涵。

    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众多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夸张，体量最大，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青铜面具。
    面具高64.5cm，宽138cm。
    宽颐，广额，长眉；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达16cm；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并向上高耸，似有飞扬之势；高鼻，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阔口，唇缝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耳前发际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
    另有两件大小不一、但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纵目面具，尺寸分别为：高22.5cm，宽42.5cm；高80cm、宽132cm、重100kg。

▲ 额饰遗失的纵目青铜面具（三星堆文明）

另一类型的青铜纵目面具，额中錾凿方孔被置以勾云形脑门条饰，高数十cm、约头长的两倍。
推测，前面三件、额中留孔的青铜纵目面具为残件，而额中錾凿方孔被置以勾云形精美条饰的此件，当为整器。也就是说，前面三件、额中留孔的青铜纵目面具，应当安置类似勾云形条饰，方属完整构型。

▲ 具额饰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文明）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些青铜面具神情静穆、威风八面、正气浩然，似有看穿寰宇、摄人心魄的强烈震慑力。
这些青铜面具均为薄唇、阔嘴、高鼻纵目，人种特征与现代东亚人明显不同。视乎在昭示后人，上古三星堆主人体貌的独特性。

    显然纵目青铜面具，是古蜀先民的大型礼器，且仅用于隆重祭祀大典。
    《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孔传：“华，谓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
    《楚辞·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一说，舜目重瞳，故名。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张守节，正义：舜“目重瞳子，故曰重华。”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华，字都君，有圣德”。
    “重华”旧喻帝王功德相继，累世升平。故,后亦用以代称帝王。
    又因虞舜皓若星辰，“重华”也成了岁星的别称。

笔者认为，青铜纵目面具所表现的，正是倡导“德政”的重华形象。古蜀先民，期望通过虞舜纵目造型，彰显“德行天下、气贯长虹、引领众生”的宏大叙事主题。
“纵目”，表重华“舜目重瞳”、透视寰宇；勾云形脑门条饰，表通达天庭、畅游星空。整体构型，则表“重华”为纵横大地、上下天庭的指引者。在这里，“德”不再是十字路口的二维标示牌，而是升华为遨游宇宙空间的三维灯塔。

    若笔者的推断成立，三星堆困扰业界的千古谜团、则可迎刃而解。比如：
    三星堆为什么满满的鸟文化元素？是否在昭示古蜀正统的鸟图腾属性？
    东海汤谷帝俊、羲和的“十乌扶桑神树”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长江上游的古蜀？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纵目面具为什么都是高鼻深目？三星堆时代古蜀正统的人种特性为什么与现代东亚人明显不同？
    既然青铜文化、黄金文化、权杖、人种特性与当时的东方格格不入，为什么出土的玉琮、斗玑、牙章等又呈现东方玉文化的典型特征？
    三星堆文明，明显表现出以东方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为辅的独特个性，能将东、西方两种文化如此完美结合的，到底是一些怎样的神秘族群？他们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他们在上古都经历了些什么？

    以上问题暂且按下，让我们回到身毒河流域。
    此时，身毒河流域的主人已经更迭为鸟图腾的东夷势力，代表人物就是虞舜。
    虞舜涉足正统不久，搞了一大动作，那就是剪除所谓的“四凶”。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天下咸服”言之尚早。天下岂有“杀父之仇”无以相报的道理？
    这位提倡“以德治国”的道德先驱，不知是否清楚，自己嫡传后裔正处于一个世界性动荡时期，或者说，是一个比拳头、讲究“丛林法则”的时期。此时，虞舜的“德行”，是“衰”还是“盛”，正面临着历史与现实、严格且无情的检验。

冤有头，债有主。仇家有了，欠债者也有了，作为伯鲧的后人、鱼图腾族群的代表、后世大禹所要做的，就是青铜大砍刀直接向虞舜嫡传后裔的脑袋上招呼就行了。
于是，距今4千多年前，古身毒河中下游流域，一场鸟、鱼族群的生死较量和惨绝人寰的亲缘搏杀，就此展开。

    身毒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也许可以对这场血腥杀戮加以佐证。
    公元前20世纪左右，一场巨大的灾难摧毁了整个身毒河文明，所有古城、聚落、港口被废弃，创造这些伟大文明的主人不知所踪。
    哈拉帕文化就此衰落，其中尤以摩亨佐·达罗为甚。发掘中除燃烧的残迹外，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男女老少的尸骨，整座城市辉煌不再，一片废墟，犹如恐怖的“死亡之谷”。故此，在摩亨佐·达罗未发掘之前，当地人将其冠以“死丘”的晦名。

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房屋里，留下了不少像是被杀戮的男女老幼的遗骨。例如，在下城南部的一所房屋里，发现有13个成年男女和儿童的骨骼横躺竖卧，杂乱无章。在这些人中，有的还带着手镯、戒指和项链等，显然是突遭杀害的；还有一个头盖骨上留有146mm长的刀痕，这大概也是被入侵者用刀剑砍杀而死的；在街头、井旁，也都发现有横七竖八的尸骸，有些尸骨上留也有刀痕，有的四肢扭曲、呈痛苦的挣扎状。在下城北部的民宅中，也发现有成堆的死者遗骸，其中还有两根待加工的象牙，显然是象牙雕刻匠人的一家遭遇灭门惨祸。

▲ 集群尸骸（摩亨佐?达罗遗址）

与此同时，哈拉帕文化其它地区的城镇、聚落也遭到了或轻或重的破坏。在哈拉帕卫城遗址的上层，有明显的原生文化衰败迹象。特别是在这里，还发现有哈拉帕文化与新的外来陶器类型并存，但明显已不占有重头分量。这表明，入侵者占据了哈拉帕文化区域并成为新的主人。

哈拉帕文明，支撑起一个庞大帝国，面积覆盖整个身毒河中下游流域，富庶而强盛。就目前已发掘的上百座城镇推算，总人口不下百万，岂是一个率众流窜的“四凶”子弟、轻易就能撼动的？
上述认知，也许可以站得住脚。但问题是，在大禹的金戈铁马还未踏上身毒河中下游流域时，虞舜集团实际上、就已经受到神秘力量的恐怖重击。伯鲧后人的寻仇之举，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末路穷途下的虞舜，已是被逼迫到悬崖边上穷寇，后世大禹所要做的，就是照其后屁股蹲轻轻一脚，仇敌立马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什么样的神秘力量，能够将富庶而又强盛的哈拉帕帝国一举击垮？
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还得从从身毒河流域的考古遗迹中，寻找可信的线索。

由摩亨佐·达罗发掘出的人体遗骨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十分离奇的状态下死亡的。换言之，死者并非按常理埋葬于墓中，而是暴尸于工作、休息或生活场所，突然而惨烈。
人体遗骸大都是在居室内被发现的，你压我叠、横七竖八，场面恐怖，惨不忍睹。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少死者还双手捂脸、呈现出保护面部的奇异姿态，似突遇强光拟或难以直面恐怖。

▲ 集群尸骸（摩亨佐?达罗遗址）

    在下城南部的一座房屋内，人们发现了13具成年男女和儿童的遗骸。这些遗骸横躺侧卧，杂乱无章。有的死后还戴着手镯、戒指、脚环、臂钏和项链等高价值配饰。
    在街头、井旁，也发现不少尸骨，有的死前呈现出痛苦挣扎状。
    仔细观察，许多人体遗骸，所呈姿态令人费解。如有的人好像是正沿街散步、有的人是正在家休息、有的正在工作，似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遭飞来横祸。

▲ 集群尸骸（摩亨佐?达罗遗址）

    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在同一时间段猝死的。在通常的古文明遗址中，除非发生过洪水、地震和火山爆发，否则不会出现大量猝死的人群。经考察，摩亨佐?达罗当时并没有发生过上述事件。
    如果不是洪水、火山爆发和地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力量、令这些人瞬间死去呢？这是一个谜。
    考古学家们提出了流行病爆发、集体自杀和外敌入侵等假说，但均站不住脚。无论是流行病还是集体自杀，都不能解释在死亡前“瞬间”，人们还在井边从容地浣洗衣物、在浴池悠闲地泡澡净身。
    外敌入侵倒是难以避免，但是死者身上佩戴的首饰、象牙、青铜器皿等高价值物品，为什么不取作战利品呢？

首页上一页[36] 本页[37] 下一页[38] 尾页[5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煮酒论史最新文章

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2-03-21 22:14:15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印度仙家六爻佛门风水古钱币交流专用钓鱼双色球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中国女排足球 nba 中超跑步象棋体操戒色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利物浦队托特纳姆热刺皇家马德里尤文图斯罗马拉齐奥米兰里昂巴黎圣日尔曼曼联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