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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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1928京幾战事[第27页]

作者:优游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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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2600楼：

    阎锡山慌了手脚，急令傅汝钧继任第五旅旅长，与大同镇守使张剑南共同指挥遭受重创的两个团，外加迫击炮、山炮各一个营，死守大同。列位看官可能还记得，一年半前傅还是曹锟卫队旅的团长，在保定被徐永昌所俘，因拒绝与国民军合作辗转投奔太原。故而阎老西儿丝毫不担心这个“外来户”的抵抗决心。但时间是会冲淡仇恨的，困守孤城的傅汝钧开始犹豫要不要放下旧怨和国民军谈谈?

    韩复渠并不愿强攻，国民军素来以信奉基督教闻名，韩遂请出城外教会医院的英国教士为中间人，进入大同劝说张剑南和县长李圻，二人同意开城门投降。张找到傅汝钧商议，傅不敢做主，只说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决定。

    会上张剑南、李圻将战局说得暗无天日，警告军官们继续守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傅汝钧尚未作声，第十团团长李生达拔枪而起，枪口直指张剑南，冷冷说道：“敢言降者当与共毙！”第九团团长肖维翰、迫击炮营营长段树华随即响应，带着军官们厉声高呼背叛百帅（阎锡山表字百川）、背叛山西者格杀勿论！当即拘禁了张、李二人。傅汝钧见状赶紧撇清自己，表态愿与大同共存亡，并下令强驱百姓上城头助战，以此绑架全城军民陪着死守。

    国民军着实时运不济，在天镇傅作义处刚碰了个头破血流，大同又冒出一个李生达。这位保定五期的高材生战前仅仅是个营长，第十团原团长张荫梧在孤山负伤，李生达临时代理，阴差阳错却成了主角。说句题外话，李生达在民国军界的名头自然不如傅作义响亮，但那是因为他死得太早（1936年）。中原大战后，常凯申从阎老西儿手下挖角，名单上第一位便是时任军长的李生达，其身价由此可见一斑。

    李生达的昂扬斗志自有底气支撑。古城大同雄踞塞北已逾两千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守军兵力虽嫌不足，囤积的弹药粮草却用之不竭，尤其是太原兵工厂的高科技招牌产品——仿德制m18长柄手榴弹堆积如山。说它是高科技，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兵工厂普遍用不起价格高昂的黄火药，只能用爆炸力平平的黑火药造手榴弹。阎锡山帐下有位留日专家叫张恺，他埋头实验室大搞技术革新，在德国火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种命名为“恺字炸药”的黄火药，填充的手榴弹威力不比日本、德国货逊色，成本仅为4毛钱一颗，扔出去炸开就是一大片。“又干又脆，一炸粉碎”的广告从北洋时代一直打到解
    放战争，太原兵工厂鼎盛时期甚至创下过日产十万颗的神话。

    言归正传，晋军在城内统一思想的同时，城外的韩复渠也没闲着，接连攻取洪寺堡、大同车站等处，基本肃清了大同外围晋军。傅汝钧被迫退守内城紧闭四门，国民军士气大振，追杀至城下。

    几乎与天镇一模一样的剧情再度上演，韩复渠统领的虽是国民军头等主力，但站在厚重的城墙下，也憋不出高方振武一筹的新花样，无非是架云梯、挖地道这些老套路，区别仅在于加料加得更足，声势更为浩大而已。

    国民军先架云梯蚁附登城，晋军连推带炸将其一一摧毁。韩又派工兵连摸到北城门墙根，埋下十二箱炸药，炸开一个宽达数丈的缺口，第一师大刀队冒着硝烟冲杀入城。

    李生达亲临突破口，指挥晋军展开三段式反击,先以迫击炮营狂轰国民军后续部队，再组织投弹连将手榴弹铺天盖地扔出去，其中有个哥们儿玩嗨了，一口气抡了三十箱。这种砸法别说手榴弹，就是土坷垃也招架不住啊。趁着国民军被砸得晕头转向，李生达派出敢死队，用麻袋装土封住突破口，钉些门板木栅栏在上面，就这么把城墙补好了。

    国民军连夜从西北两面向城内挖掘地道,打算从地底下钻进城，杀晋军个措手不及。怎奈李生达早有防备，沿用傅作义听墙根的办法，挖掘深沟，埋下一口口底部钻孔的大瓮，听到动静便对挖过去，屡屡将对手拦死在地道内。

    久攻不下的国民军又出动装甲车团，所谓的装甲车其实就是张宗昌惯用的铁甲车，只能沿着铁道线开，架上火炮在城外耀武扬威地巡逻。同时还从张家口调来几架飞机，早晚对着城内投弹扫射，可惜这些招数除了吓唬守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傅作义、李生达这对“守城双子星”开挂扬威，将天镇、大同打造成晋军牢不可破的支点。怎奈阎锡山手下就这俩人能打，其余将领太不给力，由于整条战线蜿蜒曲折过于漫长，在善于机动作战的国民军多点攻击的压迫下，晋军仍显得左支右绌。时值雨季，两军在泥水中挣扎苦斗，昏天黑地杀至5月下旬，雁北防御体系的晋军其余各部纷纷败下阵来，左云、右玉、怀仁、应县、阳高等十三县相继失守。

    焦头烂额的阎锡山雪片般给吴佩孚、张作霖发报，催促直军、奉军火速援晋，并恢复对南口的攻势，以分担晋军压力。

    盟友有难吴佩孚从来都是古道热肠，当即下令靳云鹗率王维城、王为蔚两师由保定入晋增援。前面说过，靳与国民军已有密谋，接令正中下怀，一面调兵准备西进，一面发电给宋哲元联络夹击晋军事宜。

    好在天不灭阎，太原电报局无意中截获了这封密电。阎锡山读完背后飕飕发凉，马上给吴佩孚去电，玉帅您这是要唱一出假途伐虢吗?

    吴佩孚当时主要精力仍放在湖南的唐生智身上，对北方“讨chi”事宜只管在大方向上发号施令，具体执行则由靳云鹗全权负责。尽管吴很清楚靳对自己“联奉讨chi”的策略有所不满，但也没料到这厮居然会勾结国民军犯上作乱。接阎电后吴佩孚半信半疑，绕过靳云鹗向田维勤核实真假，田想取靳而代之也不是一两天了，立即回禀确有其事。

    这下轮到吴佩孚背后飕飕发凉了，他顾不上再和唐生智纠缠，只令叶开鑫固守长沙，任命杜锡珪为留守司令处理湖北事务，自己则于5月26日带着卫队旅乘火车北上。中途吴在郑州、开封、洛阳逗留三天，视察寇英杰统领的河南直军，所见各部尽是军纪废驰作风涣散，士兵们松松垮垮，站没站姿坐没坐相。吴佩孚大皱眉头，叹一声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当年洛阳练兵的虎贲雄威不再了。

    5月31日，吴佩孚抵达石家庄召开军事会议，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三名师长以及归降不久的魏益三等直军将领出席，靳云鹗未被允许参加。会上吴以靳“顿兵不进，贻误戎机”为由，免去其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及第十四师师长等本兼各职。念及自己落难时靳的拥戴之功，吴佩孚并未赶尽杀绝将其治罪，只说了句你不愿联奉击冯，就先到一边歇着，还给他封了个陕西督办（靳未赴任）。

    为打消阎锡山的顾虑，吴特意邀请他出席石家庄会议，当面保证直军以击败国民军为唯一目的，绝无假途伐虢之意。但阎老西儿戒心难消，只推托道玉帅的美意心领了，晋军自己能顶住就不劳烦贵军，实在顶不住了再请你们出手。

    吴佩孚真心想帮忙，阎锡山不敢放他入晋，只能寄希望于奉张出兵。张作霖确实对山西没多大的“领土野心”，但并不急于替阎锡山灭火。晋军和国民军先拼个你死我活，他乐得在一边看热闹。当然这话不能挑明了讲，张胡子扮出一副体贴的样子，向阎老西儿建议道，百川老弟勿忧，贵军战事若是吃紧，不妨暂且后撤到雁门关一线，构筑好防御工事固守。本军将以吴俊升的骑兵出击察北，占领多伦以威胁张家口。待吴截断国民军的退路，贵军再行出击，届时咱们两家南北夹击，必可歼敌于雁北。

    阎老西儿又开会又拍电报，忙活半天谁都指望不上，砸锅卖铁掏家底的亏本生意他是万万不肯做的，于是晋军在第一道战线上只保留大同、天镇这两颗钉子。商震于5月27日率主力退守长城，以雁门关为支点，向东延至平型关、西抵阳方口（今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构筑起一条长达三百里的防线。

    在当时局势下，晋军后撤不失为上策。国民军虽夺得十余座县城，但歼敌有生力量于雁北的作战目标却落了空，只抢来一堆价值不大的地盘，反而不得不分散兵力照顾这些坛坛罐罐，以致于对山西腹地攻击的力度大为削弱。此外大同、天镇两根硬刺扎得国
    民军背上生疼，屁股都没擦干净便继续冒进，纯属不自量力的轻率之举。但他们也顾不得这许多了，韩复渠留下一个旅监视大同,自己率两个旅的主力南下，连同划归其指挥的石友三部攻击雁门关。

    晋军的坚壁清野使得国民军的全部补给都必须从张家口运来，战线拉长后难以为继，不少士兵每天只能靠几个土豆充饥。此外国民军作战本就擅长机动奔袭而拙于攻坚，加之发起雁北攻势前，为防背后的奉军，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重炮留于南口。号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雁门关岂是浪得虚名，自古便是“三晋锁钥”的山西咽喉所在，峰峦叠嶂山势峻峭，道路盘旋崎岖，国民军的短板在攻击地势险要的晋军防线时暴露无遗。
    1926年端午节前两天的6月12日，石友三的第五军向雁门关外围支点——海拔2400米的草垛山发起攻击。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坏事做绝。石友三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烂到骨子里的货色，两年后这厮一把火烧光了千年古刹少林寺，抗战爆发又因当汉奸落了个被活埋的下场。这些虽是后话，但石阴险自私的丑恶嘴脸此时已在军阀混战中渐渐成型。第五军下辖一师一旅，主力第六师为石友三的基本部队，为保存自家实力，他将战前划拨而来的第十五旅张自忠部推上头阵。

    张自忠虽带兵有方，但接手第十五旅的时间并不长，且自出征以来已大半个月未获休整，再强的部队也被折腾得快散架了。士兵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快过端午节了吃不上粽子只能啃土豆，一个个自然是牢骚满腹，战斗力大打折扣。

    第十五旅推进至雁门关十里开外的广武镇（今山阴县旧广武古城）时，遭遇晋军王嗣昌师炮火的猛烈阻击。张自忠下令全旅占据周边山头的有利地形与敌对峙，自己率两个营向草垛山鱼贯潜行，怎奈刚刚摸到山脚便暴露了目标。

    草垛山上守军是晋军第一旅第一团团长杨效欧指挥的一个营，以机枪火力封死了进攻通道。奇袭不成的国民军强行仰攻，因队形无法展开而难以突破，杨以两个连的兵力居高临下发起反击。伤亡数十人后，张自忠被迫回撤至马邑（今朔州市朔城区）待援。此时理应顶上的石友三不进反退，率第六师后撤至五十里外的神头（今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将第十五旅孤悬在岌岌可危的前沿阵地，这路国民军的攻势就此戛然而止。为推卸责任，石友三向韩复渠告状，倒打一耙指责张自忠“贻误战机”，韩与石是多年的盟兄弟，闻报自然深信不疑。

    6月6日，实力派大佬张作霖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姗姗而来，乘专列抵达天津。

    这些天吴秀才、张胡子虽称兄道弟一团和气，但直奉两家的幕僚们都担心以主公的暴躁脾气，见面一旦话不投机说翻脸就翻脸。双方决定派代表在天津开个预备会议，先把军事、正志的大事敲定，两巨头北京正式会晤时，只需握手签字走个过场便可。

    6月7日，直、奉代表张其锽、郑谦等人面对面坐下开始磋商。讨论军事行动时双方没有多费口舌便达成共识：下一阶段由奉军主攻多伦，直军主攻南口，直鲁联军负责稳定京畿后方。双方均承诺不与国民军单独媾和。

    但讨论本应无关痛痒的正志问题时，两家竟因内阁总理这个傀儡职务纠结起来。奉方也不跟直方假客气了，坚持说颜氏内阁曾于明果十三年（1924年）发布对张作霖的通缉令，倘若雨帅入京时颜惠庆仍在位，那不成自首了吗？我方绝不同意颜惠庆继续执政。原本预定于9日结束的会议因此被拖到11日仍是悬而未决，双方只得休会，张其锽回到保定向吴佩孚请示。

    吴佩孚平生最看重名节，觉得奉张为顶“通缉犯”的帽子较真，虽然伤脑筋但也不无道理。他决定后退一步，同意颜氏内阁于张作霖进京前总辞职，但坚持新总理人选仍须由己方指定。

    6月19日，张其锽、郑谦在北京继续开会。得益于之前攻打天津时海军的助力，经过两天讨价还价，奉张勉强认可由吴佩孚推荐的杜锡珪出任总理，开了快半个月的预备会议终于圆满结束。22日，提线木偶颜惠庆召开了上任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内阁会议，随即宣布辞职，由杜锡珪接任。

    抛开勾心斗角不谈，这场看似不大的扯皮风波折射出吴、张对当前战事都没有什么紧迫感。阎老西在雁北已经火烧眉毛了，这二位还有闲心打了十天太极，何况一场行将摧毁整个北洋的风暴已在南方酝酿。

    挣足面子的张作霖终于动身进京了，临行前他还顺手处置了一个反骨仔，免去李景林本兼各职，将其所辖荣臻、胡毓坤等部重新纳入奉军。李大侠被迫于6月29日通电下野，从此结束了飘忽不定的军旅生涯，可以一门心思发扬光大国术了。

    6月26日晚17时，张作霖抵达北京下榻顺承王府。次日吴佩孚离开保定，在长辛店逗留一晚，于28日晨入京。原本吴佩孚令王怀庆将行辕依旧设在四照堂，以示不忘宏图初心，完成未竟之功。后考虑到太过高调容易引起奉方误会，临时改为王怀庆寓所。刚刚坐定便闻报张作霖驱车来访，吴佩孚迎出大门。

    于公于私，吴、张过往都无交情可言，只有结不完的梁子。二人上次见面还是六年前，直皖战争结束后在天津曹家花园举行直奉峰会时。彼时张作霖逞大帅之威，眼里只有曹锟，觑“区区师长”吴小二若无物，言语间极尽嘲讽之能事。接下来便是四年多视若仇雠的争斗，结果是两场大战各赢一场，吴、张都在对方身上成就了自己的巅峰时刻，也都经历了部下背叛带来的沉重打击。盛衰成败皆是白云苍狗，现在他们不得不坐在一起，应对共同的敌人。

    见面后张作霖一口一个“二哥”，热乎得丝毫看不出以往的芥蒂。下午吴佩孚登门顺承王府回访，张作霖降阶相迎，主动提出想与二哥结拜兄弟，吴自无不从。择日不如撞日，张作霖令人摆好香案供上关公神像，二人烧黄纸换兰谱结为八拜之交，吴佩孚为兄张作霖为弟。在场的张学良、张宗昌等一干将领连声道贺。张作霖乐呵呵的嚷着大家一起来，拖上众人合影留念。盟弟制服笔挺，盟兄手拄战刀，两位大帅并立前排中央，身高近两米的张宗昌象根电线杆戳在后排，鹤立鸡群抢了不少风头。

    吴、张会晤随即在钟南海怀仁堂举行，天津预备会议已将重要事项谈妥，两位大佬并未再费口舌，仅仅密谈了半个小时便告结束，内容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会谈结束后吴佩孚并未留在北京，当晚便带着全体随员直奔长辛店，准备于次日视察参战直军各部。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尽管不存在安全方面的顾虑，吴佩孚对奉张占据下的北京始终有一种抗拒。曾几何时，他雄踞这座城市发号施令呼风唤雨，如今却只能以过客身份来去匆匆，这个心结不是磕头拜把子就能解开的。

    张作霖率奉军将领们前往火车站，齐齐整整为玉帅送行。直军对南口国民军的攻击即将开始，张作霖长揖预祝盟兄马到成功，吴佩孚拱手答谢：“全仗贤弟洪福。”他急于通过一场大胜来立威，更没有张作霖那种逡巡不前坐看风景的龌蹉心思。6月29日，吴佩孚亲临门头沟、易县等处视察直军各部，下达了对南口的总攻令，自信满满地宣称十天内解决国民军。

    拿下靳云鹗后，吴佩孚已经调整了直军部署，于6月6日将各部编为四军。吴自任第一军总司令，田维勤、王为蔚副之，担任进攻南口的主力；刚刚复出的彭寿莘为第二军总司令；另一个过气督军阎治堂为第三军总司令；齐燮元为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为副司令。

    怎奈这些部队太不给力，四个军里有三个都是空架子，只能指望兵力充足的田维勤、王为蔚。田奉命率部出长辛店，经门头沟向南口进攻，王为蔚部自良乡进军从旁配合。魏益三等部则自涿州出击，沿正太线向晋北推进，以减缓阎锡山压力。临行前吴佩孚特意向田维勤许诺，只要打赢这一仗，察哈尔都统就是他的。

    田维勤朝思暮想取靳云鹗而代之，终于等来了出头的机会，打了鸡血似的兴冲冲上路。他自己的部队原本只有一个师（番号不详），带着还不算吃力，接手靳的兵马后一下子多出四个旅，而这些新丁全部来自在河南、直隶收编的国民第二、第三军，就没那么听田的招呼了。更何况田维勤在靳云鹗与国民军达成合作意向后向吴佩孚告密，现在又带着他们去进攻昔日同袍，这些部队更是怨气冲天。出京刚走到白沙河（今昌平区沙河镇）就有一个团宣布阵前倒戈，驻怀来的国民军第三师第九旅许骧云部南下接应，顺势夺取白沙河，打乱了直军的第一轮进攻。

    田维勤灰头土脸，张作霖在一边看着呢，吴佩孚也面上无光，他也不掂量掂量手下这群虾兵蟹将能不能打，只一昧督促各部不歇气地猛攻。结果田的部下越跑越多，7月12日，第三十九旅陈鼎甲部在GC党员许权中策划下发动兵变，全旅复归国民军，几天后第四十旅的两个团跟着也跑过去了。整条战线被拆得七零八落，别说攻下南口遥遥无期，就连自保都勉为其难。

    在一边冷眼观战的张作霖将吴佩孚的尴尬看在眼里，不禁感叹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这哪里还是两年前大战山海关的那个凶猛对手，奉军对直军的评价是“乏补给，缺战斗力，军纪也不堪言，绝难恃，仅可虑”。

    此外魏益三率偏师攻击晋北国民军方振武部也没讨得便宜，短短半年时间魏已是国
    民军、晋军、直军三易其主，正好可以改名叫“魏易三”。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与方振武颇有几分同病相怜，何苦拼个你死我活？作战自然是保存实力为先，只有气无力地打打太极拳。阎锡山本就抗拒直军入晋，现在对吴佩孚更加失望，直言其“不足有为”。

    1926年六七月间的北中国战事就此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连环扣。晋军在雁门关拖住国
    民军，国民军在南口迟滞直军，直军则因吴佩孚的自尊虚荣作祟，不肯放手将战局主导权让给最强大的奉军，四大集团彼此掣肘纠缠不清。

    在吴佩孚看来，唐生智连叶开鑫都斗不赢，微末道行不足为虑。殊不知前度败将此番卷土重来，多出“铁四军”、“钢七军”这对左膀右臂，端的是虎虎生威。“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的曲调响遍三湘大地，只不过歌词改成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在这雄壮的旋律伴奏下，唐生智指挥三个军捷报频传，于7月9日、10日连续击败叶开鑫的湘军第二、第三师，攻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一鼓作气收复长沙，叶开鑫败走岳阳。唐生智随即宣布解散湖南省议会，废除赵恒惕留下的《湖南省宪法》，标志着湘省正式结束为期六年的“自治运动”，纳入GM郑府统治范围。
    原本作为南北缓冲地带的湖南易主意味着争夺湖广的天平完全倒向了GM郑府。倘若岳阳再失，吴佩孚的大本营——湖北将直接暴露在北伐军枪口之下，一不小心吴大帅就会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进入七月后，湖南方面的告急电报一天数封飞向保定直军总司令部，张其锽、蒋方震带着幕僚们苦劝吴佩孚速回武汉，主持对北伐军战事。怎奈对冯玉祥刻骨铭心的仇恨让吴佩孚钻进了死胡同，他脸色铁青地宣称：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南返。

    毕竟是刚刚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结拜兄弟，张作霖抄着手看够了吴佩孚的笑话，也该下场活动活动筋骨了。此时奉军在察哈尔方向的攻击获得突破性进展，第六军团司令吴俊升率汤玉麟、阚进玺、汲金纯、万福麟、穆春等部击败王镇淮的国民军第九军，于7月2日一度攻克多伦，兵锋直指张家口。宋哲元不得不亲率主力从雁北抽身回援，虽夺回多伦，但国民军的战线被扯得愈发零落。张作霖见时机已然成熟，主动向吴佩孚提出奉军愿承担起攻击南口的重任。吴心有不甘，怎奈手下人不争气，只能悻悻给奉军让道。

    拿到战事主导权后，张作霖心态有了微妙的变化。身处北洋集团外围的距离感，以及出身土匪的尴尬，使得奉张以往无论多么强势，也只能奉别人为中枢之主，自己当个打工人。如今京幾已入囊中，吴秀才一蹶不振，张胡子距问鼎北洋仅有一步之遥，他决定通过给国民军以致命一击来修成正果。为此奉张改变了之前仅驱使直鲁联军冲杀在前的策略，将奉军主力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第四军团拉上去，力求毕其功于一役。

    奉系对进攻南口早有筹划，7月2日，四员大将张学良、张宗昌、韩麟春、褚玉璞在张作霖授意下，齐聚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由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先行攻击南口正面，以消耗国民军实力，张学良、韩麟春指挥第三、第四军团随后跟进。

    7月8日，徐源泉的攻击尽管出动了白俄军和铁甲车队，仍不出预料地在刘汝明的铜墙铁壁前撞得粉碎，现在有请少帅登场为南口战役划上句号。

    半年时间过去了，张学良还没能从郭松龄之死的阴影中走出，当时他尚未结识温柔可人的赵四小姐，唯有通过鸦片烟排解郁闷，沉迷于吞云吐雾不能自拔，好在军中事务自有韩麟春帮衬打理，倒也没误什么大事。此次出兵便由张学良坐镇北京遥控，韩麟春任前线总指挥，在南口正面战场投入了最精锐的两个军：

    第十军于珍部，下辖：
    步兵第四旅刘翼飞部
    步兵第三十七旅赵鸣皋部

    第十一军赵恩臻部，下辖：
    步兵第六旅刘伟部
    步兵第十二旅富双英部
    步兵第四十六旅陈琛部
    骑兵第六旅武汉卿部

    配备给南口前线的军团直属部队包括：
    炮兵司令邹作华下辖的野炮团三个、山炮团一个、重榴弹炮团一个
    工兵团柏桂林部
    辎重兵团牛元峰部
    坦克车大队吴荫棠部

    除了投入重兵攻击正面，奉军另以第九军高维岳部进攻南口外围的延庆、昌平、十三陵，该军下辖：
    第二十七旅王瑞华部
    第二十九旅戢翼翘部
    第三十四旅刘震东部
    骑兵第八旅郭希鹏部

上接2645楼：

    艳阳高照时，从北京起飞的奉军轰炸机也嗡嗡叫着来凑热闹，一颗颗呼啸的炸弹有如晴空惊雷落在国民军的头顶。虽说炸不死几个人，但心理上的威慑仍是相当见效。

    7月20日，奉军再克多伦，国民军的察哈尔防线濒临崩溃。吴俊升的第五军团以第八军万福麟部为先锋，绕过张家口南下，会同高维岳的第九军直扑延庆，与国民军第十一师佟麟阁部激战。延庆若易手，国民军退往察哈尔、绥远的通路将被切断，奉军由外及内对南口的包围圈合拢在即，鹿钟麟急调陈希圣师前往增援，勉强守住延庆不失。

    在奉军四个军的压迫下，国民军已是朝不保夕，为支撑部下继续战斗，鹿钟麟不得不散布一堆蜚短流长的消息鼓舞人心，例如吴佩孚、张作霖因内阁人选已势同水火，张宗昌吞并了李景林弄得直鲁联军人心惶惶，阎老西儿又在盘算着倒北洋的戈等等。。。撑到7月底，鹿钟麟说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打电话问刘汝明兄弟你还行不行?不行的话就将第十师后撤至居庸关、八达岭，接下来再考虑去绥远避避风头。刘自我感觉尚好，又有陈希圣、佟麟阁两师协同作战，遂向鹿保证南口阵地如金城汤池，再坚守一段时间不成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师已经在延庆被奉军拖住，无暇顾及南口。

    虽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但真正值得国民军望眼欲穿的唯一希望还是北伐军。7月17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抵达长沙，与唐生智共同指挥湖南战事。北伐军剑指岳阳，就连坐山观虎斗的孙传芳都坐不住了，于27日急电吴佩孚，请他速回武汉坐镇，主持南方战事。

    吴佩孚不是不想回去，但一根筋的他非要看到南口战事的结果才肯动身。张作霖决定给盟兄面子，尽快结束这场拖了三个多月的拉锯战。31日晚，张学良、张宗昌亲临前线督战，给参战各军下达了总攻令。

    总攻令可以说对国奉双方而言都是解脱，不论是主攻的东北胡子还是死守的西北汉子，两边都是旱鸭子，早已被雨季泡在战壕里的胶着折磨得不成人形，是到痛痛快快拼杀一场，做个彻底了断的时候了。

    1926年8月1日晨，奉军利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由第十、第十一军组织六个步兵旅，在北起新店、白羊城（位于今昌平区）,南至安家庄、清水涧（位于今门头沟区）的五十华里战线上同时展开，向南口方向发起攻击；第八、第九军继续围攻延庆、昌平；张宗昌令直鲁联军第五军军长王栋率两个师在战场外围的青白口（位于今门头沟区）策应。田维勤则以四个旅的兵力向怀来进攻，切断南口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

    奉军首先要面对南口前沿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和雷区，对此除了用炮火开路别无良策。邹作华集中全部轻重火炮将对面阵地犁了几遍，山呼海啸的炮弹摧毁了包括铁丝网在内的几乎所有地表工事，就连刘汝明的指挥所也被夷为平地，刘咬紧牙关仍不撤离，顶着炮火坐在高台上继续指挥。第十师的士兵们则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趴在掩蔽部里，抱着脑袋捂着耳朵紧贴地面，大气不敢出，似乎在火药的浸染下，浑浊的空气都会让他们窒息。

    国民军的炮兵被完全压制，铁丝网也被炸得干干净净，唯一能阻挡敌人靠近的只有雷区，不料这道屏障又被老天爷给消了。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亲自督战，担任主攻的步兵第四旅刘翼飞部向南口主阵地发起进攻。他们冲到第一道堑壕前惊喜发现，连日的倾盆暴雨象拔萝卜似的将国民军埋下的地雷一颗颗冲刷出地面，只需捡起来扔掉了事。难以逾越的死亡地带变成坦途，奉军士气大振，蜂拥涌向山腰的第十师第三十旅步兵阵地，不过他们忘了对手还有两样利器——头顶上炸不穿的钢板和大雨浇不熄的轻重机枪。

    第三十旅旅长王书箴在国民军中可算作另类，乃是吴佩孚第三师培养出的军官，故而战术素养极高。王令全旅官兵不得轻举妄动，五百米。。。三百米。。。一步步将奉军放近。等到敌人进抵主堑壕不足百米时，沉默许久的国民军爆发了，数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吐出火舌，突突的连发夹杂着哒哒的点射织就的雨幕倾泻而下。

    无遮无挡的奉军士兵迎头撞进这道死亡帷幕，在子弹的呼啸中成片倒下，如同一地枯枝败叶被泥石流席卷着挣扎翻滚。未被击中的如无头苍蝇四下乱窜，只想找个藏身之处，抱着头苟延片刻。也有士兵回过神来转身就跑，却被督战队逼着继续往上冲，成群结队倒在半山坡上。即便有些许侥幸者冲进守军堑壕，也被大刀无情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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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军的冲锋先是以排为单位，后改为连、营，到了下午见第四旅久攻不克，于珍遂命令赵鸣皋率第三十七旅加入战斗，采用人海战术，投入整团兵力往山上猛扑，将士兵的生命一拨又一拨填了进去，战至天黑仍填不满这个无底洞。在山下观战的刘翼飞四十年后依然清晰记得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自己部下的惨相：“阵亡官兵尸体累积山腰,暑气蒸熏,臭味冲天，战场情况极为凄惨。”

    第十一军军长赵恩臻指挥两个旅强攻关公岭，国民军第十师第二十八旅张万庆部拼死抵抗，以白刃战接连击退奉军的多次猛扑。于珍、赵恩臻苦战五天，难越雷池一步，只得无奈地向张学良、韩麟春报告说确实啃不动。与此同时田维勤草鸡依旧，对怀来的攻击难有寸进。8月1日总攻开始时，“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曾信心满满地向各军下达死命令，必须于3日结束战事，战至10日却是一无所获。

    他们对面的刘汝明同样饱受煎熬，应付奉军的多点攻击耗尽了第十师的全部兵力。尤其是王书箴旅已减员过半，屡屡请求师部增援。刘不得不将卫队营、辎重营等师属部队统统调给他，以致于手边连一支预备队都没有。即便如此国民军的前沿兵力仍是捉襟见肘，刘汝明不得不下令每门火炮都只留下炮手，驭手充作步兵进堑壕厮杀，这使得国民军的炮兵丧失了机动能力。

    包括南口、雁北在内，国民军整场战争的后勤补给全靠察哈尔、绥远两地支撑，尤其是距离更近、更为富庶的察哈尔占了大头。奉军围攻延庆的同时也切断了这条补给线，第十师只能靠战前储备的弹药物资勉强维持作战所需，激战至今炮弹已然告罄，手榴弹也消耗殆尽，有些士兵只剩下几发子弹，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刀队。

    8月12日，奉军的进攻终于有了起色，战车队队长吴荫棠亲自上阵，率两个中队的十二辆法国制雷诺FT-17轻型坦克，冲着关公岭侧翼的东沙河滩国民军第二十八旅的阵地碾压而来。这款坦克虽然皮薄力弱，上面仅有一门37毫米短管火炮，但毕竟也是一头钢铁怪兽，声势上已经吓倒了没见过世面的国民军士兵。他们急忙扔出手榴弹一通乱砸，误打误撞居然摧毁了三辆，但剩余九辆依然冲倒石墙碾过鹿砦壕沟。跟在后面的奉军步兵趁势呐喊冲锋，给予慌乱的第二十九旅以大量杀伤。张万庆虽勉强保得阵地不失，但所部也是筋疲力尽，关公岭防线摇摇欲坠。奉军又拿下了为南口提供电力的铁路机厂，使得防区内的电网全部失效。

    战至8月13日，直鲁联军攻克南口以东十五里的十三陵，奉军攻克南口东北八里的虎峪村，从三面步步压向第十师。刘汝明的后路只剩下西北方向居庸关一条通道，随时有被合围的危险。

    8月15日晨9时，鹿钟麟打电话通知刘汝明，张家口已不可守，顺庆也准备放弃，第十师必须在三天之内经居庸关、张家口退向绥远。放下电话鹿的司令部便撤离了怀来，顺庆的第三、第十一师亦定于当晚西撤。刘判断战场局势，认为仓促撤退必将被奉军追杀，命令三个旅坚持到天黑再有秩序的且战且退，不料延至下午15时，南口正面阵地便被奉军突破，留下断后的王书箴被俘，后被张宗昌枪杀于北京。刘汝明带着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旅连同第三十旅残部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步行到居庸关上了去张家口的火车，堪堪逃出生天。此时全师一万五千人正好还剩个五千的零头，但编制未乱，可说是虽败犹荣。

法制雷诺FT-17轻型坦克

    8月16日，察哈尔以及自南口战区败退下来的国民军各部开始从张家口往绥远总撤退，由于组织无序，沿途后勤保障点设置不及，全军给养没有着落，军纪崩坏不可收拾。运气好的部队坐着火车，一路上磕磕碰碰翻掉好几列，官兵死伤惨重。跑得慢的则骑马骑骡骑牛骑驴的都有，甚至有人骑着大绵羊上路，沿途百姓讥之为“杂种骑兵”。全军士气低落有如惊弓之鸟，陈希圣的第三师有一个团在晋北竟被两百土匪缴械，以致于全师动弹不得。

    包括国民一、二、三军在内的大约四万败兵撤至归绥，同时也将失败的沮丧和混乱塞满了这座草原上的城市。各部一时来不及整编，满城大街小巷尽是散兵游勇，一言不合就打砸抢，往日“不扰民”的优良风纪荡然无存。百姓家家关门闭户，对这支曾经的“革命军”躲瘟神般唯恐避之不及。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还等着冯老总留苏归来收拾大局，遂以雷霆手段治军整风，由鹿、宋亲自出马，各带一支手枪队，鹿奔新城绥远，宋奔旧城归化，沿途但凡看见骑驴骑牛的，包袱里装着老百姓衣服物件的，一律当街格杀。二人带着执法队枪杀数十名乱兵后，归绥恢复平静，国民军也走出了混乱。

    8月15日下午，奉军第三十七旅赵鸣皋部占领南口，当晚万福麟率第八军进占国民军放弃的延庆，19日吴俊升进入同样已是空城的张家口，历时近四个月的南口、察哈尔战事以奉军的胜利落幕。大战过后，奉系（包括张宗昌在内）完全控制了直隶、热河，又抢得察哈尔全境，毫无疑问成为最大的赢家。但对吴佩孚而言，这场战术上的胜利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他本就不多的部队损失惨重，还白白消耗了所剩无几的场上时间。

    直军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自曝其短，导致吴佩孚战后丧失了不少话语权。为笼络奉张，吴向杜锡珪内阁保举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怎奈两个小张都让他碰了软钉子，代表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坚辞不受杜阁褒奖：“本军系奉上将军（张作霖）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并要求屁股还没坐热的杜锡珪辞职，由张宗昌的表哥孙宝琦取而代之。

    此时北伐军正向洞庭湖推进，岳阳旦夕不保，吴佩孚眼看着后院的大火就要烧穿房顶了，实在没有心情再陪奉张耗下去，于8月21日带着两个师急急南下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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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南口战事，我们再来交待一下雁北方面的结局。攻取察哈尔后，张作霖意欲穷追猛打，提出借道山西向绥远进军。阎锡山想也不想便一口回绝，精于算计的他深知没有永远的敌人，说不定哪天又会和冯玉祥钻进同一条战壕，遂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与国民军的对峙，非但留足人情，还狠赚了一笔。

    国民军自察哈尔撤往绥远时，留在雁北的韩复榘、石友三、方振武等部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方的立场还算坚定，二话不说率部启程同往绥远。韩的部队离京绥线近在咫尺，完全可以顺势坐上火车西撤，但他与商震有旧，心想带着这支精兵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何必跑到绥远鸟不拉屎的塞外去受罪？鹿钟麟的参谋长吴锡祺在撤退途经大同时遇到韩复榘，催促他火速转进，韩推托道部队给养困难，待解决后方可动身。

    韩复榘的结拜兄弟石友三和他心意相通，但二人中间还夹着一个碍事的张自忠。前面说过，张受韩、石排挤，所部第十五旅被孤悬于马邑一线，独自承受晋军的强大压力。8月中旬，阎锡山为配合奉军的攻势，向雁北国民军发起反攻，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共计三个旅，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击马邑，张自忠不支而退。韩、石非但不发兵增援，反而严斥张作战不力，强令其反攻夺回马邑，否则军法从事，韩甚至将执法队派到了张的旅部门口。

    第十五旅自两个月前在草垛山受挫后，兵力上未得到任何补充，只剩下五个不满编的营可以参战，且弹药严重短缺。张自忠接到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有仰天长叹，情知韩、石已动杀心。想想自己在国民军中向来不受待见，如今冯玉祥远在苏联未归，更没必要死扛着受这两个腌臜货的窝囊气。

    8月19日（或20日）晚，正在黄水河北岸与晋军对抗的第十五旅张骏团突然接到张自忠命令，撤出阵地渡河待命。渡过黄水河后已是次日凌晨，张自忠神情凝重地来到该团，令官兵们在沙滩上集合架枪休息。随即叫上张骏和骑兵营长李兆瑛，带着充当向导的村民，在六名马弁的保护下走入茫茫夜色，往晋军第十八旅阵地方向而去。

    张自忠每战必定亲临前沿侦察敌情，故而部属们对这一举动见惯不惊，默不作声跟着旅长。没想到一行人走到敌军哨位前仍不止步，对面的子弹嗖嗖飞过来了。张自忠令马弁拿出白旗高高举起，叫道我们是来联系停战的。张骏被惊得手足无措，张自忠告诉他全因韩、石逼迫，才不得以出此下策。

    第十八旅旅长芦丰年对张自忠慕名已久，接到部下报告后大喜，单骑前往前沿迎接。二人见面互敬军礼，张神情黯然但不减镇定气度：“我是张自忠,投降来了,你相信不相信?”芦笑道当然相信，随即电话通知商震。商却并不相信张的诚意，让张自忠先把部队划拉过来再说，结果张只带过来骑兵营、卫队连，其余四个步兵营遣散回家。阎锡山大失所望，随随便便封了张自忠一个督办署少将参议，张骏则被任命为上校谘议，都是不掌兵的闲职。

    多年后张自忠回忆投晋经历，自认这是“平生最堕落的一个时期”。持平而论，军阀混战无须以国战的标准苛求自己，所谓“投降”不过是将部队番号由国民军变更为晋军，与气节全无关系，何况要说跑，他们的冯总司令跑得比谁都早。

    韩复榘、石友三原本觉得张自忠碍事，现在张先投晋了，二人顿时省心不少，没过几天便约起滞留晋北的陈希圣，三个师一并投降了晋军，阎锡山将韩部编为晋军第十三师,石部为第十四师,陈部为第十五师。

    这些部队原本在国民军中可不是什么杂牌，全是第一军的精锐主力，阎老西儿算是捡到一大堆洋落。国民军拆散架了，张之江等将领无心再战，只得一边向晋军求和，一边放弃归绥，继续往包头方向撤退。经此大败，代理总司令张之江威望尽失，鹿钟麟、宋哲元、石敬亭等高级将领都不服他，眼巴巴盼着跑到莫斯科去镀金的冯玉祥早点儿回来主事。

    9月17日，在五原县政府门前空地上，临时搭建起两米高的土台子，由ZZ部副部长刘伯坚主持GM军誓师大会，宣布集体加入GM党，效忠广东GMZF。GM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登台向冯玉祥授北伐军军旗，委任其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总司令宣读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GM党之主意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到帝国主义，求中国之ZY独立，并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此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读完以后振臂高呼：“从今以后，老子真正赤画了！”

    尽管冯玉祥离开了半年时间，但不得不承认他与底层官兵打成一片的凝聚力依然无可替代，尤其在GM军最为困顿之时。站在台下的军官们“服装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而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一个个却是站姿笔挺地听冯玉祥训话，眼中放出狂热的光芒。

    誓师仪式结束后冯玉祥犒赏三军，抬来大筐半生不熟的黑面馒头，就着大锅煮的白菜萝卜，美其名曰“GM饭”。虽然在场的全是军官，但食不果腹已经苦捱一个多月了，捧着这些清汤寡水都能蹲在地上狼吞虎咽。

    GM军菜里能见油腥，全靠五原城内一位叫王同春的老先生，他开掘了一条至今仍在河套地区发挥作用的运河——义和渠，浇灌出田地万顷，放牧的牛羊遍洒大草原。当时王同春刚刚去世，冯玉祥派人上门做他儿子王英的工作，王少爷慷慨捐出肥羊数万只，GM军这才解决了吃肉问题。

    弟兄们填饱肚子士气大振，冯玉祥遍发告示搜集散兵游勇，流亡在塞北各地的官兵纷纷归队，一月之内聚起了十万大军。苏联援助的装备也陆续运抵五原，GM军急速恢复了战斗力。

    商震兵不血刃进占绥远并出任都统，晋军从此改称为晋绥军。也许是胜利冲昏了头，阎锡山做了平生最大的一桩亏本生意，他担心降军生变，不敢把其放在山西，遂令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驻扎归绥、包头。为笼络三将，阎又自掏腰包两百万元给他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和冬装。

    怎奈留不住的始终要走，北伐军在两湖势如破竹的胜利鼓舞了这群冯玉祥旧部，跟着冯老大干革命还是有前途的。9月20日，石友三自包头亲赴五原面见冯玉祥，得到冯既往不咎的承诺，只要众将“诚心向善”，回来后继续当军长。

    石友三谈妥后通知了韩复榘、陈希圣，三个师整整齐齐开赴五原，重归国民军帐下。临走韩还对晋方代表硬气说道：“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的，你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阎锡山气得七窍生烟，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强装大度了，托人给冯玉祥带话：“本来是为焕章暂时收容韩等，现在可以归还故主了！”同时派商震与国民军联系，约定两家罢兵休战。晋军在绥远仅保留少数驻军，大部分主力则调回山西，并将五十万现洋、一万套军服送到五原。我们说阎老西儿从未判断错过风向，此时他已经在考虑是否要为日后加入GMGM军做铺垫，毕竟俺老阎可是正经的同盟会老革命出身。

    阎锡山结束对抗主动示好，使国民军不再有数面受敌之虞，险恶处境得到极大改善。此时甘肃又传来好消息，刘郁芬率蒋鸿遇、张维玺、孙良诚、吉鸿昌等部击败了北洋政府任命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对兰州的进攻，巩固了国民军对甘肃的控制。

    后方既定，东山再起的冯玉祥意欲重启争霸模式，有两条反攻线路可供卷土重来的国
    民军选择：

    一是向阎锡山借道晋北，原路折返京畿，夺回南口后与北伐军会师燕山脚下，和奉张轰轰烈烈大战一场，鹿死谁手做个最后的了断。

    这幅蓝图虽然勾勒起来热血沸腾，但北伐军何时能打到华北还是个未知数，冯玉祥并不想独自去扛张作霖的重炮坦克。何况远离西北大后方的风险也不是刚刚恢复元气的国
    民军所能承受的，阎老西儿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在背后捅上一刀。

    第二个方案是在苏联大使馆里的李大钊拟定的十六字方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当时西安正在进行一场已逾半年的围城战，攻方是受命于吴佩孚的刘镇华所部十万镇嵩军，守城的是国民二军第十师李虎臣部、国民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号称“二虎守长安”。冯玉祥若依托甘肃出兵西安，击破刘镇华便可一举平定西北。届时国民军再重走当年出潼关逐鹿中原的老路，与北伐军会师河南。

    这条步步为营的迂回路线占尽天时地利，且因对手孱弱，获胜几无悬念。唯一的问题是西北过于偏远，如此一来国民军将不能主导北伐大局，成为消灭北洋集团的决定性力量。但当时的冯玉祥和他未来的盟兄弟常凯申正处在合作伊始的蜜月期，谁坐天下并不那么急迫。

    10月21日，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统领十余万大军，分七路陆续自陇东平凉等地出兵。战至11月27日，和李虎臣、杨虎城里应外合，击退刘镇华解西安之围。

    国民军征讨镇嵩军，平定陕甘，标志着“西北军”集团初步成型。以五原誓师的东山再起为契机，善于变通的冯玉祥重新站上风口浪尖，开启了他军事生涯的最后四年辉煌。有人起高楼就有人塌房，不复往日威风的老古董吴佩孚正在一步步被时代所抛弃。

    8月25日，吴佩孚亲率第八师刘玉春部、鄂军第四师陈德麟部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北伐军已于8月19日夺取平江，22日攻占岳阳，此时正向湖北挺进。兵败如山倒的北洋将领们无心再战，坐着汽车、马车、洋车，拖家带口大包小包地潮水般涌入汉口租界。

    吴佩孚怒不可遏，不顾舟车劳顿，立即在陈嘉谟的督办署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鄂省防务，任命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李倬章负责收拢自湖南败退的各路残军坚守汀泗桥、贺胜桥等要隘，并急调田维勤、魏益三率军南下。

    这不能不说是曾经麾下战将如云的吴佩孚一大悲哀，刘玉春资历、战功俱是平平，搁在以往的直军中完全排不上号，如今却是一堆将领里难得对吴忠诚不贰的一位，不重用他还能用谁呢?

    8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北伐军集中“铁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叶挺独立团共计万余兵力攻击汀泗桥，刘玉春、李倬章指挥宋大霈、董政国、余荫森、孙建业诸将，率两师两旅共二万余人迎战。

    虽占据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为大帅当兵吃粮的北洋军遇上为信仰而战的北伐军，顷刻间沦为乌合之众。初生牛犊的黄埔学生们打起仗来个个有如天神附体，不管信奉SM主意还是GC主意，其坚贞岂是吴佩孚灌输的老掉牙的忠君报国三字经可比。直军如同惊弓之鸟从湖南被撵到湖北，士兵们还没想明白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为谁卖命?枪一响便迷迷糊糊扔下武器继续夺路而逃。唯一坚持抵抗的刘玉春师，战死团长三名，连长三十四名，相当于全师被打残了。

    吴佩孚闻报后命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了八个大刀队分赴前线各要口督战，一日之内处决畏缩不前的团、营长达九名之多，斩首士卒更是不计其数，杀得人头满地翻滚。屠刀之下直军战线稍有稳定，但也只坚持了一晚上，战至27日上午9时，汀泗桥终告失守。

    8月28日上午，北伐军钢、铁两支劲旅齐头并进，陈铭枢、张发奎率第四军，夏威、胡宗铎率第七军兵分两路抵近武汉最后一道门户——粤汉铁路上的贺胜桥。

    此处地形不算险要，铁路桥从梁子湖、黄塘湖、白泥湖三大湖区的簇拥中掠过，有如一道彩虹。桥南是大片起伏的丘陵，灌木杂草蔓延其中，浅处及膝，深可没顶，很方便北伐军进攻时隐蔽前进。

    30日拂晓总攻开始，由第四军进攻贺胜桥正面，叶挺独立团气势如虹，沿铁路左侧发起攻击，张发奎率第十二师于铁路右侧平行推进。第七军从旁策应，扫清贺胜桥外围北洋军。

    南北两军都不藏着掖着了，各自倾其所有，口径不一的轻重火炮齐齐上阵对射，大大小小的炮弹雨点般落在贺胜桥以及周边星罗网布的湖泊水潭里，远远望去，激起的簇簇白色水柱有如战场上繁花盛开。

    若单论战况之惨烈，贺胜桥之役尚不及汀泗桥。此战之所以重要，一是武汉城外的最后一道防线，二是久疏战阵的吴佩孚亲自出马了。

    说起来贺胜桥也曾是吴佩孚的“铭功之地”，五年前湘鄂战争时，他坐镇此处，谈笑间大败赵恒惕。现在吴大帅当然没有这等从容心情了，他深知贺胜桥乃是平生最输不起的一战，遂不顾左右劝阻，坐上专列带着刘玉春、陈嘉谟上阵厮杀。直军除大刀督战队外还组织了机枪督战队，一排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前线，但见有官兵后退，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向退却者扫射，积尸累累，血流成河”。

    在贺胜桥战场上，回光返照的吴佩孚找回了昔日横刀立马的感觉，他将手中的指挥刀换成一把大刀，置身于炮火硝烟中半步不退。怎奈直军官兵们认不得什么大帅了，他们眼里只有如狼似虎的北伐军，被杀得股栗脚软潮水般向后狂奔，跳水逃命者数以千计。

    吴佩孚眼中喷火几近疯狂，边喝止边挥舞大刀，亲手斩杀包括少将旅长霍堂在内的溃兵百人，首级悬挂于电线杆上示众。片刻之后他身上的藏青色军服便被部下的鲜血染得腥红，散发着恐怖的死亡气息。败兵们堵不胜堵杀不胜杀，被砍急了调转枪口便对着吴的指挥车开火，打死几名副官、卫兵。随从们见大势已去，架起玉帅上车就走，吴佩孚掷刀于地，长叹一声下令不再阻拦败军，颓然退回汉口査家墩总部，令刘玉春、陈嘉谟死守武昌。

    刘玉春收拢跑剩下的残军退入武昌，计点兵力尚有三万余人。而后跑到查家墩跪在吴佩孚面前，涕泗横流劝道大帅万金之躯不可久留险地，请速速北上河南暂避，武昌战事就交给末将。

    吴佩孚心有不甘，坚持留在汉口督战。昔日运筹帷幄的吴大帅如今也只得病急乱投医，一方面连发急电催促孙传芳赶紧沿江西进援鄂，另一方面明知靳云鹗早生异心，也不得不重新启用他为武（昌）、（汉）阳、夏（口）警备总司令。同时任命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为湖北省长，与高汝桐共同防守汉阳。吴佩孚本人跟三班倒似的，白天坐镇查家墩，夜里渡江入武昌亲自指挥各部布防。

    对阵双方都很清楚，围绕武汉的争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山是否就此易主。刘玉春立誓与城共存亡，部署重兵把守十座城门。城上架设电网，备足石灰、棉花、煤油、炸药包、手榴弹。为确保每处城墙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守，大量百姓被驱赶上城巡防。

    9月2日，常凯申亲临武昌城外南湖指挥，任命李宗仁为攻城总指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总指挥,并调来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增援。北伐军选定七座城门同时发起攻击，由第七军攻击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第四军攻击宾阳门、通湘门,第一军第二师攻击武胜门、忠孝门。

    9月3日凌晨3时，攻城各师分别组织以十二人为一小队的“奋勇队”，扛着由长达二丈重百余斤的毛竹捆扎而成的云梯冲向城墙。奋勇队蚁附而上，遭遇城头火力的猛烈打击,子弹手榴弹倾泻而下，梯子上的士兵有如枝头摇摇欲坠的树叶，被刮落在城墙下的血泊中。叶挺独立团由第一营全营担任奋勇队，营长、GC党员曹渊率先攀城，中弹高呼“GM军万岁”而死，三名连长全部牺牲。

    北伐军强攻两次，伤亡惨重一无所获，又用上了埋炸药轰城,浇火油焚烧城门,挖地道偷袭等招数，均被守军一一破解。激战至9月5日，双方转入僵持。

    武昌围城战打响后，吴佩孚被阻断于汉口，只能隔江指挥，不料躲这么远都险遭大难。9月6日晨，他正在查家墩司令部内听取部下报告，忽闻一阵尖啸，几颗炮弹自汉阳龟山上的直军炮兵阵地飞来，砸在院前荷花池里，只差几十米就将总部一锅烩了。幕僚们吓得面无人色，最初还以为是误炸，旋即有人来报刘佐龙接受了常凯申GMGM军第十五军军长的任命，率部阵前倒戈献了汉阳，令其弟炮兵团长刘鼎申调转炮口猛轰直军。

    汉阳失守，吴佩孚所在的汉口危若累卵，失去继续坚守的价值。当天便由卫队团护着总部文武百官，登上火车仓皇北上信阳。临行前吴佩孚举起望远镜，久久眺望烽火中的武汉三镇，预感到这方他曾经无比熟悉的战场，连同曾经的无限风光再也回不来了。尽管还将勉力扑腾几下，这位北洋“最强者”的军事生涯就此进入垃圾时间。

    吴佩孚走后第二天汉口便落入北伐军之手，武昌成为一座孤城。武汉商会愿筹款二十万元为守城北洋军的遣散费，且征得北伐军同意，保证北洋军将领平安出境。陈嘉谟同意接受这个条件，却为刘玉春所阻，非要死守待援以报玉帅知遇之恩。

    武昌环城外围战前均为繁华之地，民宅商铺极多，还有些楼房可供北伐军登上屋顶与城上守军对射。刘玉春下令扫清城外射界障碍，向这些房屋喷洒煤油，而后放火全部烧光。烈焰熊熊数日不熄，死于枪炮与葬身火海的平民数量难以统计。

    长达四十天的围困，城内近二十万来不及疏散的居民成了刘玉春愚忠的牺牲品。守军将全城物资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填自己的肚子。被搜罗一空的百姓半个月后就断粮了，他们先吃野菜、蛇鼠、猫犬，而后以草皮、树根、芭蕉叶、观音土充饥，倒毙在路边的饿殍多达两千余具，大街小巷笼罩着死亡的苍凉。

    9月21日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城内有一大户人家不愿错过良辰吉日，竟赶在这天办起了婚事。办席时厨师连个白菜帮子都找不到,端上桌的大餐名曰“麸子羹”，亦即用平时喂猪的糠粃煮成的糊糊。消息传出，几条街上认识不认识的都来道贺，饿红眼的人们挤破了新郎家的门槛，就为了抢得一碗猪食。

    9月中旬，久攻不克的常凯申、李宗仁率第一、第七军各部转向江西战场，留下陈可钰、张发奎指挥的第四、第八军继续围攻武昌。张发奎决定再次发起强攻，突破点选在城东的通湘门，主攻任务交给了叶挺独立团。

    叶挺将两节废弃的货车车厢围上钢板,再钻上射击孔,改装成铁甲车。9月30日夜间，独立团用一节火车头牵引着铁甲车，装载一个连和黄埔军校工兵营驶至通湘门外。借着车上机枪的掩护，冒着瓢泼弹雨突进城门洞埋设炸药。守军在通湘门部署重兵,又垒起沙袋顶住城门，爆破并未成功，冲入城门洞的独立团官兵伤亡殆尽。

    10月1日上午,刘玉春以两千兵力冲出通湘门、中和门、保安门，破坏北伐军挖掘的地道，进行鱼死网破的反击，一度夺取铁甲车。叶挺独立团奋勇拼杀，以战死五百余人的代价将出城之敌歼灭。“攻武昌之役居首功者无疑是叶挺,他确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张发奎口述自传》）

    通湘门之战虽未能破城，但彻底摧毁了守军的士气。在城头上指挥的刘玉春记录下了让他叹为观止的一幕：“南军军令之森严与士气之勇敢,不能不使玉春为之心折也。南军中有张发奎一部称为铁军者,一日以一团来攻,激战久之,竟至无一人还者。明日又至,仍复如前,盛气不为稍挫。”（《百战归田录》）

    自此武昌守军只能龟缩在城中等死，驻守宾阳门的豫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不愿毫无意义地为刘玉春陪葬，拒绝带着弟兄们继续熬下去，打开城门投降了唐生智。10月10日凌晨2时，唐部第八军第三十九团王东原部率先自宾阳门入城。守城北洋军只有刘玉春的第八师两千余人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余者尽皆放下武器。

    当天下午，第十二师在文华书院擒获刘玉春，押送到第四军军部。陈嘉谟试图化装逃跑，过江时被认出来抓了个正着。北伐军组织记者参观采访这对败军之将。陈嘉谟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刘玉春神色平静侃侃而谈，坦承自己犯下“殃民危害地方”之罪，只求速死。北伐军佩服他的硬气，宽大为怀将二人释放回家。

    吴佩孚翘首以盼的孙传芳五省联军自始至终不曾有一兵一卒出现在武昌城下。使人不得不怀疑孙传芳意欲隔岸观火，待吴佩孚与北伐军拼个两败俱伤，再取而代之。也有人认为他是“孙郎”、“孙郎”的被叫上瘾了，打算穿越回三国时代，真正当个割据江东的小霸王。

    这些说法实在冤枉了孙传芳，他不是不想来湖北救火，而是自家的地盘江西也烧了个通透。早在接到吴佩孚的告急电报前，孙已委派浙军总司令卢香亭率中央陆军第二师前往九江组织援鄂军，并令江西督办兼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邓如琢、中央陆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浙军第四师（原中央陆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等部助战。

    北伐军见两湖将定，遂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决定以“两个拳头打武汉、江西”，于9月3日由朱培德、王柏龄、程潜等将领指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军共计五万余人，兵分三路，自湖南、广东向赣州、萍乡、南昌进军。

    9月10日，程潜率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部直逼南昌，在赣北修水全歼五省联军的头等主力第四师，孙传芳的心腹大将、因在徐州擒获施从滨而成名的谢鸿勋身负重伤，送至上海后不治身亡。

    9月19日，程潜部兵临南昌城下，所属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团长张轸率精兵二百名，在工人、学生的接应下，从漳江门的一处缺口潜入城内。此时守军中唯一拿得出手的部队是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其余只能靠两个宪兵连、两个警备连不足六百兵力把守七座城门。这些虾兵蟹将不明来敌虚实，慌里慌张弃城而逃。

    次日程潜在全城百姓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中进了南昌。王柏龄以第一军代理军长的身份，带着第一师的孙元良、薛岳两个团也进了城，王还没下马便给总司令部的常凯申发电报，大言不惭夸耀道破城头功应记在本师头上。换个人程潜还能据理力争，但王柏龄乃是黄埔二号人物（军校参谋长）、蒋总司令最信任的亲密战友，第一师更是诸军只敢仰视的党军之花，第六军被抢功也只得忍气吞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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