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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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1928京幾战事[第26页]

作者:优游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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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2500楼：

    1926年2月28日，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海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海圻”、“海琛”、“华甲”三艘军舰以及“广利”、“成利”两艘货轮由青岛出港，装载海军陆战旅杨砥中部两千人驶向天津，意欲在大沽、塘沽一带登陆。

    海军陆战旅在北洋时代独此一家，这咖位按说应当是支逼格极高的精兵劲旅，可细论它的血统起源却有几分尴尬，乃是充门面装样子的出身。

    今天提起海军陆战队，必定是身体素质百里挑一，可以哼哼哈嘿单掌劈砖胸口大碎石的好汉。但杨砥中的海军陆战旅和这些全不沾边，而是一群站岗看大门的换身军装改编而成。1914年，海军部卫队更名为海军陆战旅，名义上是个旅，可连一个团千把人都凑不齐，只有两个营四个连，除了继续站在海军部门口看家护院，还守着上海高昌庙、福建马尾两个码头。

    这支不伦不类的海军陆站队站到1923年，迎来了杜锡圭出任北洋海军总司令，此人眼巴巴望着陆上大鳄们分疆裂土，馋得口水直流。痛感海军纵然船坚炮利，浪花里又翻腾不出银子，遂指使杨砥中招募新兵，将海军陆战队扩充为一个旅，下辖步兵八个营，机枪、山炮各一个营。杜令该旅回到自己老家福建登陆抢地盘，接连占领金门、厦门，同时为海军打开了财源，杜锡圭从此有了“海杜”之名。

    湘鄂战争、直奉战争时我们都曾说过，杜锡圭堪称吴佩孚的铁粉。如今吴已成为张宗昌的盟友，杜遂将渤海舰队连同海军陆战旅借给直鲁联军，充作攻击天津的海上打手。但以杨砥中为首的官兵们想法是打架没问题，为张宗昌这个土匪拼命未免太傻了，故而出工不出力，只在海上开炮袭扰国民一军守卫的大沽口。3月8日，海军陆战旅在北塘尝试登陆，国民军一个反冲锋轻松将其逐回大海。遭此小小挫折杨砥中便裹足不前，任凭毕庶澄如何催促也不肯上岸半步。

    国民军不敢大意，为抵御渤海舰队的海上攻势，在本已形同虚设的大沽口中央炮台配置了十门重炮，南炮台附近水域敷设十枚机械水雷。并占领了电报局和电台，关停航标灯，禁止领航员出港。

    上接2504楼：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大沽口便是京幾临海最敏感的火药桶。国民军禁航备战的行动无意中点燃了它，3月9日，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代表列强驻津领事团面见正忙于沧州战事的鹿钟麟，以阻碍船舶交通为由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军拆除对大沽口的封锁，恢复船舶自由出入。次日，驻华公使团首席代表、荷兰公使欧登科直接向段祺瑞执政府施压：“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拆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各国外交代表，就于此种情事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设中政府未能进行完成此种目的，以符《辛丑条约》之规定，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讨论权。”

    段祺瑞将皮球踢给了鹿钟麟，鹿不敢和列强硬顶，被迫于3月11日下令部分解除封锁，允许各国舰船悬挂特别旗帜，由指定水道进出大沽口。12日，国民军再次表态“为尊重邦交条约起见，将以自动的开放大沽口岸”。此外只附带了两个毫不过分的条件，要求列强舰船“不得代为敌军运兵运械。外船入口，不得有敌舰混入”。

    尽管国民军话说得客气，事办得麻溜，日本人仍表示不吃这一套。驻天津总领事馆书记生藤井找到大沽口炮台指挥官、第三十二团团长张瑞堂，通知他帝国军舰要通过大沽口，当天便从旅顺开来两艘驱逐舰，掩护渤海舰队舰只强闯大沽口。炮台上的国民军见状急用旗语招呼，结果招来一通机关枪子弹。国民军以步枪还击，双方你来我往对射了几个回合，日舰悻悻而退。战罢各自清点伤亡，日军包括舰队司令蒲田大佐在内的三名官兵受伤，国民军死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士兵二人，伤士兵八人。

    3月13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罔顾己方挑衅在先的事实，向执政府发出《为大沽口事件抗议书》，指责国民军首先炮击“揭挂帝国军舰旗”的日方驱逐舰。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公使团向执政府代理外务总长曾宗鉴递交通牒，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勒令国民军停止在大沽口的一切军事行动，拆除水雷、地雷等一切障碍物，惩办责任人，赔款五万元，并“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如果这些要求在3月18日正午12时前得不到满足，“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报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各国军舰陆续向大沽口调动。外务部接到通牒后紧急磋商至当日午夜，弄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一方面称该通牒内容“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另一方面又同意将“该通牒所开条款，由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

    鹿钟麟和国民军疲于应付日渐恶化的战局，面对列强的挑衅唯唯诺诺一让再让。段祺瑞的执政府无力也无心给他们擦屁股，除了推诿别无良策。1926年3月的京津地区一夜回到门户虚设的庚子年间，事实上这种任取任与的屈辱感也从未远离过。但麻木的是政客与军阀，一群年青的怒火正在被熊熊点燃。

才发现写本章标题的整段被删了，好吧，就让这段历史沉下去吧，以下省去3000字。。。

    上接2509楼：

    五十一、南口大战（上）

    “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撕下了北洋统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段祺瑞经营半生，残存的一星半点“威望”被淌过铁狮子胡同的血水冲进了阴沟。变相出卖游行队伍的国民军同样令北京民众不齿，以往挣下的好感败得精光。即便可以捂上耳朵装作听不见唾骂声，他们在京城地头上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张胡子的炮弹很快就要落下来了。

    南线直鲁联军对天津的攻势已使国民军难以招架，北线的奉张自然不会错过趁火打劫的时机，恢复了对热河、冀东地区国民一、四军的进攻。

    2月2日，张学良在秦皇岛设立第三、第四军团联合司令部，部署奉军的三路进军：张学良自领第一路，由昌黎攻击滦县；韩麟春率第二路，由抚宁攻击卢龙；万福麟率一个军自冷口出关，与吴俊升、汤玉麟夹击热河的宋哲元。

    败退至滦县的魏益三、唐之道两支国民军首当其冲承受了奉军的打击。魏的国民第四军面对老东家无心作战，向冯玉祥提出后撤要求。冯令其开赴绥远，魏益三颇有底气地一口回绝。当初在奉军时，魏是第二炮兵旅旅长，掌管三十门克虏伯重炮，这几个月虽说跟着郭松龄、冯玉祥一败再败，但只要手里攥着这些大杀器，到哪儿不能混吃混喝?魏益三不愿跑到绥远的穷乡僻壤去，只退至保定静观其变。

    张之江仓促间布下新阵：急调郑金声、刘汝明、佟麟阁三个师外加孙连仲骑兵师北上，连同唐之道师在唐山、滦县勉强组成了一道防线，任命郑金声为前敌总司令。热河方面则由宋哲元率本部第四师外加临时拼凑的张永荣、刘山胜两个师，在朝阳至喜峰口一线抵抗奉军。

    3月3日，奉军进抵滦河北岸，与滦县的国民一军隔河相峙。7日，张作霖派郭瀛洲为代表赴北京会晤李鸣钟，就双方言和事宜下达最后通牒，勒令国民军以放弃整个直隶、热河为和谈前提。此时冯玉祥仍在张家口幕后指挥，但对奉张的蛮横要求不发一言，只推给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相机处理。张之江的根基在察哈尔，李鸣钟最看重自己的大本营绥远，对放弃直隶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但鹿钟麟当了一年的北京警备司令，怎肯轻易让出？加之当时张在廊坊，鹿在津南，李在北京，三人连碰个头都办不到，自然不可能商量出统一意见。

    国民军高层在战和问题上莫衷一是，何去何从悬而未决时，摩拳擦掌的张少帅已失去了陪他们耗下去的耐心，3月11日，奉军发起全线总攻。人心浮动的国民一军完全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双方几乎没有激烈交火，卢龙、迁安、乐亭等地便告易手。张学良于20日攻占滦县，次日又占唐山。国民军各部仓皇退往北京、廊坊一带。

    屋漏连逢夜雨，国民军的噩梦才刚刚开始。2月14日，在吴佩孚的阴影下苦苦挣扎大半年的萧耀南以一种最不甘心的方式让出湖北——吸食鸦片一命呜呼了，吴旋即任命心腹陈嘉谟为鄂督。

    拥有稳定的后方使得吴佩孚重振直军有了切实保障，与此同时，被张宗昌收拾得服服贴贴的靳云鹗自山东回师河南，加入直军对岳维峻国民二军的进攻。2月27日，靳军攻克开封，紧接着又于3月2日、5日连下郑州、洛阳，岳维峻的十余万大军一触即溃，只得率残部逃往陕州方向，河南全境就此重归吴佩孚所有。

    然而眼看再起有望时，吴又犯下用人随意的大错，他置连克三城的靳云鹗于不顾，任命寇英杰为豫督。当初“讨贼联军”起兵时，吴向帐下靳、寇、陈三将均许以督办之职，如今陈嘉谟督鄂，寇英杰督豫，唯独实力最强的靳云鹗督了个寂寞。靳云鹗干望着别人加官进爵，地盘空荡荡的，心头也空荡荡的，吴佩孚只得封其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率王维城、王为蔚、田维勤三个师北进保定，看能不能从国民军那里再抢点儿地盘来安抚他。

    凑热闹不嫌人多，此时又冒出一家趁火打劫的。曾几何时联冯倒吴的阎锡山见国民军大势已去，又投入吴佩孚怀抱，派商震率两个师出兵石家庄，与靳云鹗分路合击保定。

    四面受敌的国民军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言和与投降只不过是抠抠字眼的区别了。3月20日，冯玉祥自平地泉（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出发，取道库伦前往苏联，撒手不管这个烂摊子，是战是降，投降哪家全凭弟兄们自己看着办吧。同一天，张、鹿、李联名通电向各路诸侯服软，表示愿“将所部队伍完全撤回原防地，专力开发西北，不与内争，励行移民实边之策。”

    3月21日，国民军下达总退却令，放弃整个天津及京师以北地区。郑金声、唐之道、韩复渠、方振武等部自各个战场收缩至北京、通州、廊坊、易县一带做最后周旋。同一天，孙岳辞去直督通电下野，并于当晚率卫队回北京，随后辗转赴上海治病，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上接2526楼：

    3月22日，直鲁联军进占天津，李景林背叛过奉张，自感无颜再任直督。张宗昌也不客气，请示张作霖同意后，将好兄弟褚玉璞推上直隶督办的宝座，从此直鲁联军的“直”由李景林换成了褚玉璞。陈嘉谟督鄂、寇英杰督豫、褚玉璞督直均未通过段祺瑞的执政府发布正式任命。北洋集团，尤其是吴佩孚向来以尊王复礼自居，至少在表面上对北京历届朝廷、政府恭恭敬敬，这种无视中央擅封督军的情况搁在以往不可想象，除了段祺瑞威望尽失，也折射出老北洋奉为圭臬的旧秩序已然坍塌。

    3月底，张学良、张宗昌、靳云鹗所率各路“讨赤联军”进一步压向北京。26日，靳部先锋田维勤进抵保定。退守保定的魏益三眼见国民军的大哥们自身难保，又不敢面对奉张故主，索性带着他的克虏伯重炮先降阎锡山，再转投靳云鹗，出任“讨贼联军第三路总司令”。褚玉璞率直鲁联军于同一天进抵廊坊，奉军的穆春骑兵师于29日进抵通州。

    4月1日，四面楚歌的国民军首脑在旃檀寺司令部内开会商讨出路，同志们没时间再扯皮了，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一致同意以尚在掌握中的北京为筹码停战议和。至于谋和的对象是过去半年结下深仇的张作霖、张宗昌，还是两年前的老首长吴佩孚，将领们很快达成共识，决定重返大直系阵营。

    商量完毕，国民军派王乃模为代表前往保定联系直军。靳、田二人自然不想错过这个抢占京城的良机，当即遣使入京回访鹿钟麟。鹿在洽谈中明确表示全体国民军愿重归玉帅麾下，欢迎直军入京驻防南苑，携手抵御奉张。

    谈判虽然顺利，但是否接纳国民军的最终决定权在吴佩孚手里，在靳云鹗看来，这完全是道单选送分题。国民军虽迭遭打击，但仍有二十万之众，且多为直系旧部，善加利用将大大增加吴再度争霸逐鹿的筹码。且吴秀才和张胡子如今虽处在二婚蜜月期，但拿下直隶对于同床异梦的这二位并不意味着皆大欢喜，分赃时少不得又有一番龙争虎斗，留下国民军以作缓冲无疑是明智之举。

    靳云鹗满脸兴奋，将国  民军意欲归降的消息报回汉口查家墩的直军总司令部，幕僚们一片欢腾。这两年大家伙儿跟随玉帅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如今不仅重占武汉、洛阳，眼瞅着还能回北京过把中  央瘾，大直系的春天又来啦。唯有吴佩孚面沉似水，只说了句鹿、张、李要降，必先请段合肥下野，恢复老帅（曹锟）自由，才能言及下一步，同时命令靳云鹗、田维勤不得擅自止兵停战。

    鹿钟麟听了回话，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对于控制着北京的国  民军而言，达成这两个条件无异于举手之劳，可见吴子玉招揽还是很有诚意的。4月9日，鹿钟麟下令解除中  南海延庆楼外的岗哨，被软禁一年半的曹锟得以恢复自由。也不知被灌了什么迷魂汤（事后解释是被鹿逼迫），曹锟似乎忘了杀弟之仇，竟给吴佩孚拍电报，替鹿钟麟说好话：“子玉吾弟：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

    当晚22时，鹿钟麟以声讨段祺瑞屠杀  学生、挑拨战争为名，派出第一师五千官兵包围执政  府与吉兆胡同段宅，并控制全城交通要道与政府机关。段的卫队旅杀起  学生毫不手软，面对国  民军却连枪都不敢放一声。老段带着安福系的官员仓皇逃入东交民巷，4月20日通电下野回到天津租界。这台六上六下的政坛电梯自此彻底熄火，段祺瑞在吃斋礼佛中渡完余生，1936年11月2日病逝于上海。

    干净利落办好了玉帅交待的两件大事，鹿、张、李等国  民军将领以表功的心态联名通电全国，邀请吴佩孚“移节入都，主持一切”，并愿接受其领导：“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本军）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所有祸  国分子分别监视，静待公决。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

    靳云鹗对他们的表现相当满意，只等玉帅同意，二十万人马就收编到手了。怎奈吴佩孚不作不舒服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收到曹锟为鹿钟麟说情的电报，他拿起草草瞟了几眼，只批了个“假电”，便扔进字纸篓。国民军的投诚通电倒是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而后批了四个字，写的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全体缴械”。批完吴抬起头对左右说道，我只答应这帮人办完两件事可以往下谈投降，投降的首要条件当然是先缴械。

    幕僚们平时对吴的指示都是无条件执行，这次却集体傻眼，而后有些急眼了，大帅您这是几个意思？全体缴械岂不是将鹿钟麟他们逼上梁山吗？这帮人走投无路，势必作困兽之斗，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再说魏益三您不是也收了吗?

    吴佩孚慢吞吞答道，你们说的都对，我也知道激怒国民军绝非上策。但鹿钟麟他们与魏益三不同，魏虽是朝秦暮楚的小人，却不曾背叛过吴某，如今也算弃暗投明。鹿、李、张等人原本在我帐下为将，当初跟着冯玉祥反水，背后捅我一刀，如今还有脸回来?依我的本意给他们回电，还得加上“恨不能食汝之肉，寝妆之皮”！再说我已答应和张雨亭联合，怎可又收留这帮乱臣贼子来对付盟友？你们非要我收也行，全部缴械打乱重编，否则免谈。

    眼看大局将定的节骨眼上，却遇上秀才犯犟脾气。张其锽等幕僚苦苦相劝，直至声泪俱下，吴佩孚才同意稍稍让步，提笔将“全体缴械”改成了“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概缴械”。幕僚们面面相觑唯有苦笑，谁让大帅的字典里没有变通只有坚持呢?靳云鹗眼睁睁看着一场到手的大胜被玉帅拒之门外，不禁牢骚满腹，没过多久吴佩孚索性免去了他的副总司令。

    此时正值北伐战争前夜，在第一次国  共合作基础上成立的广州国  民  政府厉兵秣马剑指长江。固执己见的吴佩孚无视南方虎视眈眈的国  民  革  命军，将北方二十万国  民军推向对立，好不容易看到一丝东山再起的希望就此化作回光返照的叹息，而场上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最大的讽刺是吴佩孚本意不肯放过冯玉祥，但他对此事的处置却无形中帮了死对头一个大忙。冯扔下部属临阵开溜，本已逐渐失去国  民  军拥戴。被吴佩孚回绝后，鹿、张、李这群无家可归的孤儿只能回过头，重新奉迎不太靠谱的冯老大为领袖。

    吴佩孚唯一的收获是凭此“义举”赢得了老冤家张作霖的心服口服。张胡子从来不会讲道理，但讲义气却没得说。本来吴佩孚对奉军叛将魏益三的收留使他怒火中烧，紧接着又传来国  民军宣布投靠吴的消息，这厮心都凉了半截。经历了郭松龄之变的奉军元气大伤，全靠外来户张宗昌撑门面，而张宗昌也表示愿奉吴佩孚为盟主。如果吴再收了国  民军，那基本上就没老张家什么事了。不料事态峰回路转，可想而知吴的大义凛然带给张的惊喜与感动，张作霖当即改称骂了几年的吴小二为“二哥”，盛赞他“一切举动无不光明磊落”。并表态今后打仗的脏活累活奉军全包了，两军并肩携手攻向北京。撵走国  民军后，中  央的一切人事安排悉数由直吴做主，奉张无有不从。与此同时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发联名通电，斥鹿钟麟 “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

    4月15日，北京近郊的炮声清晰可闻。褚玉璞指挥直鲁联军已推进至南苑，田维勤的直军亦抵达西苑，张学良、韩麟春则率奉军主力迂回攻击昌平，意欲截断国  民军退往绥远的后路。

    求和无望的鹿钟麟率国  民一军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排着沉默的队列离开北京，成为帝都舞台上又一拨谢幕的过客。出城前鹿向京师各界索要开拔费二百万元。北京银行公会大方地支付了这笔费用，毕竟国  民军驻京一年半，行事虽颠三倒四，军纪上却无可指摘。工人阶级的好朋友唐之道却在此时背叛革  命，他拒绝随鹿撤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率本部第九师留下，降了“讨  赤  联军”。

    上接2537楼：

    放弃北京的国民军有两条路可选，张之江、李鸣钟主张往西北方向有多远跑多远，退守察哈尔、绥远、甘肃。鹿钟麟在这些偏远后方素无根基，故而只想赖在京北地区与敌周旋。

    一番争执后国民军采取折衷方案：张之江以代理总司令的名义坐镇张家口统筹全局。鹿钟麟在怀来设立东线指挥部，率国民一军主力坚守以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为支撑点的京北防线。宋哲元在多伦设立西线司令部，以牵制刚刚攻占热河的奉军吴俊升军团，使其不能南下。徐永昌、韩复渠、石友三各部则扼守晋察交界的平地泉、丰镇（位于今乌兰察布市），以防山西阎锡山袭扰国民军后路。刘郁芬率孙良诚、张维金两个师退入战略后方甘肃。同时派李鸣钟和刘骥绕道赴广东联系国民党北伐。

    当时国民一军只损失了唐之道师，战力保存尚算完整，投降无望反而令他们恢复了战斗勇气。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在河南已然崩溃。国民三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津南大败于张宗昌后，离任的孙岳指定第四师师长何遂为副军长，请他代为收拾残部。该军士气就此一蹶不振，只有第一师徐永昌部跟着鹿钟麟东奔西跑，其余庞炳勋、顾占鳌、门炳岳、梁寿恺、袁廷杰等旅先后投降了奉军和直鲁联军。

    方振武的国民五军倒是不离不弃，主动担负起为国民一军殿后的任务。但所部自肥城倒戈以来一路转战未获整补，撤至南口时只剩数千人枪。

    国民军选择南口为防御支点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过去两年冯玉祥昏招迭出，但却灵光乍现，早早在此挖好一个大坑，等着吴佩孚和张作霖来跳。谁也没预想到，这记伏笔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改写国、奉、直三方命运，乃至整个民国历史。

    南口小镇距北京西北八十华里，位于华北平原尽头的昌平境内，燕山、太行山两大山脉交界之处，乃是直隶通往察哈尔、绥远的咽喉险隘，亦即广袤塞北的门户所在。京张铁路以及中国最负盛名的一段长城从南口蜿蜒而过，奔向西北十里外的居庸关、八达岭，出居庸关再往西北二百余里，便是塞外名城张家口。南口周边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层层环绕，山间仅有羊肠小道穿行。笔者读小学时学过一篇《詹天佑》课文，里面讲的詹工程师绞尽脑汁推火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地形艰险可想而知，实为易守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

    半年以前国奉关系剑拔弩张，为防患于未然，冯玉祥请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为总设计师，先投入三个工兵营，后调来刘汝明师一万五千人。这些西北汉子的精力全都发泄到挖工事上，打造出以南口为核心，经居庸关延申至延庆、怀来的百里防线，以此构筑国
    民军大后方的战略屏障。至1926年4月，南口要塞庞大的军事工程基本完工，包括正面南口火车站、东侧关公岭、西侧凤凰台三大工事群。

    南口要塞的一大特点是在苏联专家指点下，引入纵深地带的防御理念。首先是前沿区，设置于主阵地南口火车站前，挖出一道宽二丈、深一丈五尺的外壕为屏障，外壕前遍插木桩，上覆通了电的屋顶型铁丝网，在外壕与阵地之间则是雷区。主阵地防线由密密麻麻以交通壕相连的掩体和碉堡构成，掩体以钢板盖顶，碉堡由水泥浇筑，每座内配置二至四挺重机枪。国民军将车站前方圆六公里内的障碍物尽皆清除，形成一大片无射击死角的开阔旷野，另有五辆铁甲车沿着铁路来回巡逻。任凭来犯之敌几千几万，敢在这里发起集团冲锋就是白送人头。

    南口制高点位于地势险峻的关公岭，又名龙虎台。顾名思义，其气势自古便有“雄万古而磅礴”的美誉（元代江孚《龙虎台赋》）。国民军将其打造成炮兵阵地，上置轻重迫击炮、山炮、榴弹炮俯视山下，猛烈的火力可轻松覆盖整个战场。再顺着山势，开挖出一条条长短不等的战壕工事，层层环绕护住炮兵阵地，使敌军无法摸上山来偷袭。

    与关公岭相对的是三千米开外的凤凰台高地，连接着南口与居庸关，国民军在这里构筑了遍布步兵掩体的防御纵深地带，彻底封死了出关通路。“讨赤联军”若想绕开南口的铜墙铁壁去捣国民军的老巢，必须舍弃重武器，通过一条湮没在嶙峋山石和杂草野树中的羊肠小道，向北跋涉七十公里才能从古北口通过长城。

    南口工事群的坚固程度冠绝北洋时代，吴佩孚、张作霖都没有想到，一直以来叫苦叫穷的冯玉祥，居然不吭声不出气鼓捣出如此豪华硬朗的防线。按说国民军新败之余士气低迷，“讨赤联军”有不小的机会一鼓作气攻破南口，但他们此时只专注于夺回北京后脆弱而纷乱的同盟里的权力分配，没有人愿意分神操心国民军这帮乱臣贼子是死是活。

    4月16日，亦即国民军撤离的次日，北京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仅由王士珍、赵尔巽等几个北洋元老组织的治安维持会暂时看管。张作霖为回报吴佩孚的有情有义，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给张学良、张宗昌，指示他们不得擅自入城。汉卿少帅谨遵父命，老老实实勒马城外。养子张宗昌就没那么听话了，4月17日，他令王翰鸣率骑兵二百，以维持秩序为名先行进城，次日又令褚玉璞自永定门入京占据了西城。张作霖无可奈何，只得挥挥手说大家都进去吧，奉军、直鲁联军遂于22日涌入北京。

    京城百姓见城头大王旗又换了一茬，本来没当成多大的事儿，好事者还照例围在街头瞅瞅热闹。没多大工夫他们便意识到祸事来了，这两群土匪哪里算得上军队，活脱脱的就是披着黄皮的瘟神。

    不等人马安顿完毕，张学良、张宗昌便派人通知北京商界，强迫市面上使用奉票、山东军用票，开始明目张胆地抢劫。士兵们对拒收的商家轻者一通臭骂，重者拳打脚踢，抢得兴起时连表面文章都省了，看入眼的东西抄上就走。吓得北京满城大小店铺纷纷关门歇业，市面一片萧条。

    张学良多少还要顾及一下自己翩翩公子的形象，好色狂魔张宗昌就懒得遮遮掩掩了，带着手下士兵在京城花花世界里寻芳猎艳，逛完八大胡同的花街柳巷还不过瘾，索性冲进民宅祸害良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张入城后居住于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胡同），没几天宅子里便挤满莺莺燕燕的名妓、姨太，时人皆云老娘胡同变成小娘胡同了。甚至有传言说王士珍的侄女也未能幸免于难，被张的手下在大街上拦住塞入汽车，劫到了石老娘胡同。

    一不小心占了京城，张作霖怪不好意思的，表示仍要信守对吴二哥的承诺，主动提出北京卫戍总司令由直方指定。吴斟酌再三后翻出一件古董——王怀庆，大家可能还记得，两年前的北京卫戍总司令正是王大马桶，也算前度刘郎今又来了。这厮当年在热河被奉军杀得丢盔弃甲，尽管张作霖打心眼里瞧不起手下败将，但不仅没有流露异议，还致电王怀庆表示“极所欣慰”，承诺奉方将全力配合他的工作。

    曹锟恢复自由后，眼巴巴候着好兄弟吴子玉扶持他重登大宝。吴并非不重情义之人，但很清楚三哥的名声碎落一地没法捡了，遂派齐燮元为代表进京谒见曹，劝其不必恋栈，还代拟了一份辞去总统下野的文告，请曹通电全国。5月1日曹锟辞去总统，至于过渡人选，两年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颜惠庆出任总理时，吴与之相处甚是融洽，遂请颜再度出山组成看守内阁。

    嘴上和吴二哥客气的张胡子不乐意了，他和颜惠庆一毛钱的交情都没有，奉军兴师动众出关入京，如果撵走国民军，在中央仍然没有话事权，岂不是为人作嫁白忙活一场?但之前张将话说得太满，对吴的决定不便公然表示反对，只得违心地在明面上表示“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家民生有益，弟毫无成见。”暗地里再找机会下绊子，拆颜氏内阁的台。

    5月3日，孙传芳所掌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名通电，支持颜氏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并请吴佩孚早日北上“主持大计”，这一表态为吴增加了不少筹码。

    颜惠庆于5月13日在怀仁堂就职总理。为平衡起见，他提名奉方的张景惠、郑谦出任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内务总长，并将中央四大财政收入机关中的税务署、盐务署、海关都给了奉系。怎奈张作霖并不领情，指使张、郑二人不得就职，可怜的颜惠庆自上任第一天起便被架空。张学良、张宗昌火上浇油，隔三差五的派人到内阁去为奉军、直鲁联军闹饷。

    直、奉两系桌面上一团和气，桌底下却是暗流涌动。王士珍、赵尔巽等元老约见双方高层张宗昌、张学良、齐燮元，委婉表示单凭你们几员大将镇住京城的局面，分量还差点儿，必须由两大巨头吴佩孚、张作霖齐至北京，坐下来面对面谈个子丑寅卯。奉张表示同意，致电吴佩孚“即请北上，见面一谈，诸事无不可以解决也。”

    吴佩孚却有口难言，他并非故作清高，端着架子拒绝北上，实实在在是后院起火了。

    如果说在纷纭乱世中，非要给吴佩孚找一个朋友的话，那只能是与其门户有别政见迥异，甚至一度拔刀相向的赵恒惕了。五年前的湘鄂战争，大获全胜的吴佩孚放了赵恒惕一马，使赵得以割据自治，推行他的湖南省宪法。一年半前吴佩孚被萧耀南所逼迫，茫茫中原几无容身之地，最落魄时赵恒惕投桃报李接纳了老朋友，吴这才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

    虽说关系很铁，但任凭吴佩孚如何拉拢，赵恒惕也不愿改变自治初衷加入北洋，对南方的国民党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只想守住湖南独善其身，可惜他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所谓不偏不倚只能是一厢情愿。

    1923年8月，被赵赶走的前任湘督、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在孙中山支持下，以湖南省省长兼全湘讨贼军总司令的名义卷土重来，自此谭氏湘军与打着“护宪军”旗号的赵氏湘军展开了拉锯式争夺战。到了1924年11月，他们的另一位老熟人——程潜以北伐军的名义也回来凑热闹。

    面对国民党的轮番攻击，疲于应付的赵恒惕只能通过不断扩军与其抗衡，所部共编为四个师，其中头号主力、驻扎衡阳的第四师唐生智部竟在不知不觉间壮大到了五万人枪，这位刚届而立之年的湘军新秀逐渐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唐生智敢于兴兵发难的底气是料定吴佩孚当下要全力对付北方的国民军，无暇顾及湖南这一摊子事。唐部湘军夺取岳阳后，与直军隔洞庭对峙。唐生智胆子再大，也知道吴佩孚不可能坐视自己踹他家的大门，心头打鼓渐生怯意。4月初，唐生智放弃岳阳撤回长沙，以示无意与吴佩孚为敌，并派欧阳任为使前往查家墩求和，言明湖南愿继续保持“中立”，建议两军将岳阳划为缓冲地带。

    吴佩孚听罢冷笑一声，提笔写了个大大的“北”字，对欧阳说正如你们所见，我原意是向北进兵。接着写下一个“南”字，蘸上浓墨画出粗大的箭头由北而南戳在上面，厉声说道现在我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唐孟潇（唐生智表字），让出岳阳远远不够，识相点儿就立即退出长沙，否则刀兵相见，勿谓言之不预也！

    欧阳任灰头土脸回禀唐生智，唐恼火之余也有几分跃跃欲试的兴奋，吴子玉是何等人物?承蒙他看得起我这个小师长，仗打输了没啥丢脸的，打赢了就是赚到，试问能在战场上干翻吴大帅的天下有几人？下定决心整军备战，打算和吴佩孚掰掰手腕。

    4月19日，吴佩孚不顾幕僚们劝阻，执意对唐用兵，令叶开鑫率讨贼联军杀回湖南，于5月2日攻占长沙。唐生智败退至衡阳，请程潜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牵线搭桥，正式投靠广州国民政府，所部于6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湖南问题自民初以来便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先后难倒袁世凯、段祺瑞，也拴住了吴佩孚。正值北方波诡云谲之际，吴哪有实力去解决唐生智这个烫手山芋?强行大包大揽只是将自己陷入两面受敌，结果一头也搞不定的困境。

    更为可悲的是，无论青云直上还是身陷泥淖，吴佩孚都未背离过维护道统为民请命的初衷。这个笃信忠诚、气节与道义的旧军人最终不得不和狡诈阴骛的张作霖、张宗昌厮混在同一阵营，而他最鄙夷的冯玉祥、唐生智等人，却顺时而动，洒脱地跃入大革命洪流，变身为北洋时代的终结者。

    五十二、守城双子星——南口大战（中）

    视线回到北京，被唐生智搅得焦头烂额的吴佩孚迟迟不能北上，只能通过电报遥控京畿局势，话语权自然不如奉张有力道。内阁谁上谁下不打紧，关键是南口的国民军派谁去收拾。靳云鹗的收编动议被否决后，积极性严重受挫，作战只能指望奉军和直鲁联军。

    张学良、张宗昌稳坐北京城中懒得动弹，郭松龄事件后，张作霖表面上原谅了李景林曾经的背叛，内心实则耿耿于怀，正好借这个机会，将李部当消耗品扔进南口，试试国
    民军的水深水浅。

    这就很令李大侠无语了，过去半年他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连直督都让给了褚玉璞。在天津两度败给国民军后，李麾下的第一军荣臻部、第二军胡毓坤部迟迟得不到补充，只剩六个旅的空架子，总兵力不足万人，都惨到这份上了还不肯放过俺?

    4月20日，憋着一肚子怨气的李景林自西苑出发，经昌平战战兢兢向南口开进。

    直、奉两家纠缠于鸡毛蒜皮的权力分配时，国民军则忙着排兵布阵，在备战中慢慢恢复元气。为稳定军心，国民军高层将没有跑散没被打散的部队升格，提拔了一堆军长，进一步强化了前文所述的东线鹿钟麟、西线宋哲元防御体系。

    上接2567楼：
    鹿钟麟为东路军总指挥，负责南口正面主战场。所属部队为第一军郑金声部，下辖三个师：
    第十师刘汝明部驻守南口
    第十一师佟麟阁部驻守左翼的延庆
    暂编第三师陈希圣部驻守右翼的怀来

    弓富魁为中路军总指挥，针对山西方向防御怀来至蔚县一线，所属部队包括：
    第二军方振武部，下辖原国民五军残部一师一旅
    第三军徐永昌部，下辖原国民三军残部一师二旅
    骑兵第二师孙连仲部

    宋哲元为西路军总指挥，针对奉军防御延庆至多伦一线，所属部队包括：
    第五军石敬亭部，下辖第五师（石敬亭兼师长）的三个旅
    第六军石友三部，下辖第六师（石友三兼师长）的三个旅及第五师第十五旅张自忠部
    第八军韩复榘部，下辖第一师（韩复榘兼师长）的三个旅
    第九军王镇淮部，下辖六个旅
    骑兵第一集团军赵守钰部，下辖两个骑兵旅
    骑兵第二集团军杨兆麟部，下辖三个骑兵旅
    第七军蒋鸿遇部为总预备队，下辖一师一旅

    在南口恭候李景林的是齐装满员的第十师刘汝明部，全师共一万五千人，配置如下：
    第二十八旅张万庆部守卫关公岭
    第二十九旅胡长海部守卫凤凰台
    第三十旅王书箴部守卫南口正面

    刘汝明时年三十一岁，十七岁便投入当时还是营管带的冯玉祥帐下，读书不多打仗不少，从小兵一路升到师长，堪称冯部少壮派将领中的佼佼者。刘汝明带的第十师乃是国民一军的精锐新军，该师由鹿钟麟属下驻京警备旅扩编而成，却丝毫未沾北洋陋习。新兵全是招自察哈尔、绥远的纯朴青年，素质最强，训练最为规范，“一入伍统统要先送教导队。在教导队经过半年严格训练——铁杠、木马、劈刀、打拳、刺枪、长跑、过障碍、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等每天起码有六个小时，讲堂也有四小时；此外还有其他的活动。有了相当基础，才分发到部队继续训练。”值得一提的是，刘汝明带着这支部队番号几经演变，从军阀混战打到抗日战场，七年后凭着手中一口大刀在长城抗战中杀出了西北汉子的威风。

    刘汝明带着这支精兵好整以暇，舒舒服服蹲在坚固的工事里，背后是关公岭上密集的火炮，面对有气无力杀过来的李景林毫无惧色，4月22日打响的南口初战因此也毫无悬念。在国民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李景林白白葬送了几百士兵的性命，而后叫苦连天地磨了三天洋工，勉强撑到25日实在打不动了，率第一、第二军败退回北京。

    李景林自知难以向张作霖交差，找来荣臻、胡毓坤商量说直隶虽大，却无咱们兄弟容身之处，与其窝在人家屋檐下受气，不如把队伍拉出去单干！荣、胡吓了一跳，知道雨帅不肯放过你，可让俺们放下军长不做，陪着你钻山沟落草为寇，这大哥当得也忒不厚道了。出门便向张作霖告发了李的阴谋，张不动声色，只令二人将李盯紧点儿。

    讨赤联军对南口的第一轮攻击无功而返，张学良、张宗昌继续按兵不动，靳云鹗甚至和国民军眉来眼去。原本是帮忙凑凑热闹的另一路人马——阎锡山的晋军遂被推上打头阵的位置。

    整个民国时代，算盘打得最稳也最精的首推统治山西三十八年的阎锡山。其父阎书堂早年间在五台县城里开了家“吉庆昌”钱铺，山西人管这个行当叫“钱鬼子”。阎锡山十六岁进“吉庆昌”，当了一年学徒，耳闻目染间颇得真传，骨子里也是个“钱鬼子”。阎发迹后不改精打细算的本色，每临决断都要将利弊得失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任凭直、皖、奉、国各家的风水如何滴溜溜的乱转，阎老西儿将“鸡蛋上跳舞”这门绝技修炼到极致，基本上不存在看错风向站错队的时候。以往他和冯玉祥之间并无深仇大恨，第二次直奉战争末期，两家曾愉快地携手共击吴佩孚，几个月前国奉剑拔弩张时，阎还向冯表示“弟虽不才，愿从兄后，如有驱使唯命是从”。

    晋军与国民军反目，加入“讨赤”阵营分一杯羹，既是阎锡山扩张的野心作祟，也是出于无奈之举。国民一、二、三军分别占据直、豫、陕、甘、察、绥后，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山西包围得水泄不通，阎老西儿连出气孔都被封死了。晋军命脉所系的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即太原兵工厂）需要大量原材料维持运转，怎奈水路被孙岳卡在了天津，陆路被岳维峻拦截于河南，陷入停工断顿的窘境。非但如此，志大才疏的岳维峻连自己的地盘都保不住，却打起了阎锡山的主意，他被靳云鹗击败后逃入山西，成了晋军的俘虏。早就想将地盘扩张到直、察、绥的阎锡山顺水推舟决定对国民军开战，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配合靳云鹗北进。

    上接2573楼：

    晋军的攻击在山西以东、以北两个方向依次展开。3月5日，商震率一师一旅出娘子关，于东线发起进攻，击败国民二军郑思成部，接连攻占石家庄、顺德（今邢台市），而后与靳云鹗合击保定。

    北京局势将定时，阎老西儿又盘算起了生意经，他见直、奉两家势大，寻思着这笔生意做下来，分到自己碗里的汤汤水水剩不了多少，遂令商震收兵，转向北线大同，在确保雁北地区（今大同、朔州）安全的前提下伺机进兵张家口。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向绥远时,阎锡山仍令晋军给予方便,允许其眷属由山西过境，从而保留了日后与冯玉祥相见的一份人情，京畿地区就由得张作霖、吴佩孚两个大佬去折腾吧。

    论拨弄算计别人的本事，张胡子可以当阎老西儿的教师爷了，岂容他轻轻巧巧溜到一边坐山观虎斗？4月下旬李景林兵发南口的同时，张给阎去电，请晋军在国民军侧后发起攻击予以配合。阎锡山寻思着有漏可捡，遂欣然从命，令商震揣上自己的一大半家当——两个师、四个旅、三个炮兵团，自大同出兵去薅国民军的羊毛。

    商震在民国军界称得上是位响当当的人物，风度翩翩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故而强项是办外交游刃有余，二十年后曾出任中国驻美、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出使不坠上国之威。可惜打仗不是谈判,嘴皮子利索没用，靠的是手上功夫，他的表现就差强人意了。

    晋军出兵之初未遇国民军强有力的抵抗，商震手一抖没控制好节奏，连克阳原、蔚县（均为今张家口市辖县），拆毁天镇（今大同市天镇县）至大同的京绥铁路，阻断了国
    民军与绥远之间的联系。

    看上去赚得盆满钵满，其实这笔生意险些亏大发了。晋军埋头抢地盘抢得兴高采烈，没料到山那边的李景林只打了三天便从南口仓皇败走。等商震回过神抬起头，但见一群恶狠狠的西北大汉围着自己，既然你想打，哥几个就陪你好好练练。

    上接2579楼：

    国民军之所以要转过头来收拾引火烧身的阎锡山，不仅是这厮跳得太凶，更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微妙变化。

    不管张作霖将吴佩孚捧得多高，直、奉合作远非铁板一块，除了两家之间明争暗斗，各自内部的靳云鹗和吴佩孚、李景林和张作霖都已渐生嫌隙。这潭浑水不愁没人搅和，不甘屈居吴佩孚之下，又曾和张作霖大打出手的孙传芳岂肯坐视吴、张联手把持中枢？

    1926年4月，孙传芳派孟星魁为代表北上活动，联络在京的冯玉祥旧部段其澎，再由段牵线搭桥，会晤国民军的门致中、肖振瀛。绕了几个弯后，这几位又组团共赴保定密访靳云鹗。三方约定背着吴佩孚结盟，将张作霖、张宗昌驱出京幾，共建名义上尊崇吴佩孚，实则由孙传芳操盘的全新大直系。事成之后由靳云鹗控制直隶，确保国民军在察、绥的安全。

    此时从南口败退的李景林正想脱离奉系单干，靳云鹗将他也拉了进来，三方变成四方，共同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一、国民军进兵大同，夺取雁北地区。
    二、靳云鹗打着援助阎锡山的旗号，由娘子关入晋，与国民军南北夹击晋军。
    三、田维勤部自保定进军通州，与南口的国民军东西夹击奉军、直鲁联军。
    四、李景林占据天津，截断京奉、津浦路。
    五、孙传芳自徐州出兵山东，给予张宗昌最后一击。

    这个充满了臆想和变数的计划就是几个人关上门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堪称破绽百出。李景林手下的两名军长荣臻、胡毓坤此时已向张作霖告发了他的密谋，而田维勤也不可能乖乖听从靳云鹗的号令。真正能付诸行动的只有国民军负责执行的第一条。

    5月18日，国民军如约对晋军发起强大反击。宋哲元指挥三路大军共八万人马，在东起天镇、西至右玉（今朔州市右玉县）的四百里战线上向雁北地区进军：

    东路由第四军（原第二军）方振武部、骑兵第二师孙连仲部进攻晋察交界的天镇、阳高、灵邱、广灵等县；

    中路第六军（原第八军）韩复榘部自得胜口直取大同正北的古店、孤山（均位于今大同市新荣区），而后主攻大同；

    右路第五军（原第六军）石友三部、第七军蒋鸿遇部自杀虎口向右玉、左云推进，对大同形成合围之势；

    骑兵第一、第二集团军等部分别在战区左、右两侧外围机动，策应以上各路攻势；

    石敬亭率第五师驻扎平地泉为预备队。

    在商震统领下，晋军第二师孔繁蔚部、第三师王嗣昌部、第四师谢濂部、第五旅丰玉玺部、第六旅杨爱源部、第七旅高冠南部分别进驻上述各县、镇，抵御三面来袭的国民军。这些将领大多进退失据全无章法，谢濂身为前敌总指挥，天天呆在司令部里抱着烟枪吞云吐雾，偶尔上次前线身边还跟着窑姐。但就是这货下属的第八团，在天镇顶住了方振武的攻击，成为晋军的两大亮点之一。

    天镇是座黄土高原上的边塞古城，位于大同东北二百里的晋察冀交界之处，人口仅有数千，方圆不过里许，低矮不规则的城墙由黄土砖垒成，被风沙剥蚀得满目疮痍，看上去摇摇欲坠。

    方振武入伙后，国民军一败再败，老方跟在他们后面辗转千里，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是役憋足了劲要好好表现一回。进攻前国民军仔细侦察了天镇的虚实，得知晋军仅有区区一团兵力，满打满算也才八百余人，团长是个刚满三十的愣头青。方振武闻报松了口气，看来这一仗不会有太大悬念。不怪他轻敌，别说方振武了，当时全中国也没几人听说过这个年轻团长的名字——傅作义。

    上接2586楼：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孙吉镇）人氏。在民国多如牛毛的将领中，傅作义算是受系统教育最规整的一位，念完陆军小学再上陆军中学，直至1918年自保定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加入晋军。当时国内的军校莫不是旧瓶装新酒，把老祖宗传下的兵书套上日本德国的操典，就成了条条框框的教材。正因如此，熟读经典的傅作义养成了稳健持重一丝不苟的统兵风格，部下八百官兵的姓名、性格等等他能如数家珍的一一道出，这股子认真劲儿用来守城再合适不过了。

    第八团进驻天镇城后，傅作义带着士兵连同征集来的数百民夫，日以继夜地抢修工事加固城墙，短短几天时间便将这座小城变成了堡垒。傅又向晋军炮兵司令周玳要来一个重炮连入驻城内，万事俱备只等国民军来袭。

    5月18日夜，国民军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对天镇东、西、南门同时展开第一轮进攻。缺乏重火力支持的方振武驱赶着士兵们架起云梯攀爬城墙，晋军居高临下以机枪扫射，雨点般的手榴弹从城头飞出，密密麻麻砸进无处藏身的人群，炸得遍地开花血肉横飞。

    尽管死伤累累，方振武仍不准部下撤退，在城下耗了整整一夜。他并非一昧蛮干要和傅作义硬刚，而是在吸引晋军火力的同时，派遣工兵摸到天镇北门，从一口砖瓦窑往里挖掘坑道，准备埋设炸药包炸毁城墙。

    激战至天色大亮，攻城部队已难以支撑，方振武见白天作业容易暴露目标，只得下令暂停挖坑全军收兵。如蒙大赦的国民军潮水般退去，甚至连满地的尸首伤员都顾不上带走。一名重伤士卒坐在地上哀嚎不已，傅作义见状生了恻隐之心，令官兵以绳索坠下箩筐将他吊上来，派军医为其包扎治疗。这桩善事没有白做，大受感动的伤兵主动供出了国民军在北门打洞的军情。

    傅作义看破不说破，正好将计就计行事。他挑出二百余名精兵，怀揣短枪和手榴弹，打扮成百姓模样，每人发给一把铁锹锄头，吃饱喝足潜伏在城外等着。当晚国民军又来进攻，方振武令步兵围在城下乒乒砰砰乱放枪，工兵继续跑到北门去施工。他们刚刚钻进洞，晋军伏兵眼泪汪汪的跑出来，哭诉俺们都是被姓傅的祸害惨了的当地百姓，愿意帮着国民军打王八羔子。

    这群热心人边跑边骂冲到洞口，扔下铁锹锄头，拔出短枪手榴弹就冲着洞内招呼，可怜国民军的工兵还没回过神来，便悉数被瓮中捉鳖封死在洞里。傅作义得手后不敢大意，沿着城墙根埋下一圈大水缸，缸底开小孔，缸口对着城外，挑选出能耳听八方的士兵，日夜轮班趴上面监听国民军有无风吹草动。

    上接2596楼：

    方振武当不成土行孙，只好抡起铁头硬撞城墙了。他向怀来的鹿钟麟求助，讨来两门重炮，于5月21日发起总攻。国民军将大炮架设在城外十里的马圈庠高地上（位于今天镇县谷前堡镇），集中轰击西北角城楼。两门炮虽然轰不出排山倒海的气势，但弥漫的火光与硝烟仍笼罩了城头，呼啸的炮弹轻易掀开了黄土砖砌就摇摇欲坠的墙体，炸出一个宽达五米的豁口，泻下的沙土堆成斜坡，这下连梯子都不用搭了，方部步兵一涌而入。

    眼看城破在即，傅作义集中全团机枪对着突破口猛烈扫射，将冲入城内的敌军压制得难以动弹，而后亲自挥枪督战。他的这个团单兵素质远在方军之上，白刃冲锋时刺刀一捅一个准，杀得对手节节败退，很快反败为胜夺回了城墙。与此同时，晋军炮兵连瞄准马圈庠高地连打几个齐射，对面的两门大炮刚立下战功便被掀了个底朝天，失去炮火掩护的国民军就此被压回城外。晋军组织民夫扛来麻袋装满沙土，一层层垒在豁口处，以木椽为支架固定住，仅用半天便筑起一座新城墙。

    天镇城下三天三夜的激战，使破门乏术的方振武付出死伤近两千人的惨重代价。他的第四军本就兵力单薄，再折腾下去老本都要蚀光了。请示鹿钟麟、宋哲元同意后，方将主力撤离了这座黄沙漫漫的梦魇小城，只留下一个团监视傅作义的动向。

    晋军的另一个狠角色在大同闪亮登场。国民军对这座战役目标重镇的攻击可谓不惜血本，韩复渠亲率第一师打头阵，宋哲元还将总部手枪团（冯玉祥卫队）、装甲车团等劲旅配备给他，兵力、火力远非方振武可比。

    国民军的攻势最初进展顺利，轻松突破了大同正面孤山、古店阵地。防御古店的晋军第四十四团伤亡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灭，团长杨呈祥被击毙。孤山守军第五旅旅长丰玉玺被俘，所部第九、第十团各损失一个营，仓皇退入大同。战斗间隙收敛阵亡官兵尸体，晋军将大同城内的棺材尽数征用，仍然远远不够,只得用数十辆大车装满横七竖八的尸体运入城内穿街而过，观者无不掩面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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