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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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2页]

作者:振古如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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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随机应变
    =========
    万幸，韩信还没有动作，也还没有其他人有动作，有动作的是刘邦。
    这样的大场面，很难遇到，大多人一辈子也未见得能够遇到。绝大多数人遇到的时候，都只能是被惊呆了、完全不知所措。这时，起作用的就是政治经验了，看谁的政治经验丰富，能够较早清醒过来、反应过来、做点什么。
    双方数万人当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的，自然数刘邦。
    刘邦此人有一大特点，顺势而为。这也是长期当亭长形成的习惯。亭长手下没几个人、更没几个钱，出差靠赞助，喝酒靠赊欠，没有当真和老百姓对着干、拧着来的本钱；但基本工作又就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所以只能顺势而为。官府势力大的时候，顺着官府、说服老百姓让点步；百姓势力大的时候，顺着百姓、说服官府让点步。至于什么时候、如何判断哪一方的势力大，那就是心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顺势而为不止一次救了刘邦。起义之前、作为亭长的最后一趟公差，就是带着全县劳役送往骊山。途中跑掉的人越来越多，继续往前走，到了骊山肯定是没法交差、小命难保。可这帮人，打不得又骂不得，根本就管不住，硬管、也是小命难保。既然都是小命难保，那就只能是既不能再往前走、也不能再硬管。他横下一条心，干脆将剩下的人全部放了，自己准备上芒砀山当“强盗”。没想到有十多人愿意追随他，一不小心便成了“匪首”。如果坚持和大家对着干、强行继续送剩余的人，那就或是大家把他杀了，或是人跑光之后被官府杀了。而顺势而为，却无意之中迈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那是一次，之后还有很多次，今天这又是一次了。
    刘邦明白自己现在处于劣势，要缓解现场局面、既能够保持皇帝的威严、又能够带着韩信安全离开，不仅得表明韩信罪不至死，而且得当下、立刻、公开表明不再牵连任何人。
    他的措施是立即、当场宣布大赦天下。
    这看起来莫名其妙、毫无来由，却是正确的。这种时候，关键是要有一个让步的姿态、首先避免激化矛盾，要给众人一个情绪出口、进而将对立情绪缓和下来。
    顷刻间，专职的大嗓门郎中就正式宣读皇帝的大赦诏书：
    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汉书·高帝纪》）
    大赦诏书两层意思：首先是说给可能封侯又尚未赐封的将领，说事情还在进行中，但凡不满意都不要着急，错了管来回。主要是说给担心被韩信牵连的所有人，韩信罪不至死，你们更胁从不问、既往不究、一律赦免。

    @旧时艳阳 2021-04-15 18:06:16
    进来学习一下。
    -----------------------------
    谢谢

    @ty_古菱花 2021-04-15 21:35:35
    顶一下
    -----------------------------
    谢一声

    21 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
    随后，刘邦的主要工作就是善后了。大多数君主的大多数工作大都如此，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大多数英明伟大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的英明伟大。
    十余日后，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此为削爵，类似由副国级降为正部级。原因，相关人物传记中都未提及。唯《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侯功栏中韩信名下记为，“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侯状栏中韩信名下也记为，“擅发兵废为侯”。
    功臣表，相当于朝廷的原始档案，是基础性史料，极为可靠。亦即，兴师动众、震惊天下的韩信谋反大案，最终的处理结果居然只是因未经请示调动军队而给予削爵处分。
    这无疑就是韩信由王爵降为侯爵的正式罪名了。这极有可能出自陈平建议，甚至有可能是陈平亲笔记下的。这属于护军中尉的职责，更符合陈平的心理要求和行为逻辑。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韩信会造反，他的目标一开始就很明确，要把事情缓下来：不能让汉军内部打起来，更不能让韩信死在自己手中，但又得能让刘邦下了台。
    韩信，战争年代是汉军前方总指挥，调兵遣将是基本职责；“擅发兵”就只能是和平年代的事情。从垓下大战胜利到被人举报谋反，韩信作为楚王在和平年代生活的时间只有10个月，和发兵有关的举措只有一件，就是“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随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也就是说，所谓“擅发兵”，就是指“行县邑，陈兵出入”。
    这个擦边球，真也费尽心机了。字面上，没毛病，未经请示皇帝就带着兵马巡行各县，自然就是“擅发兵”而不是造反。但言外之意，“擅发兵”似乎又多少和谋反挨上了边，又给皇帝找了个台阶。
    脱离当时形势而言，这又是将未经请示皇帝就带着兵马巡行各县说成是谋反，可谓上古版的莫须有。司马迁和班固可能都有点不好意思重复这种假话，《史记》和《汉书》的正文各处都再未提及、更未说明。
    十余天，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收集罪证都来不及，更不可能审理案情、讨论定罪。
    那就是说，刘邦可能什么也没有做。
    他只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韩信本不该抓、更不能杀，但既然抓了就得给个罪名。他很庆幸韩信没有开打，否则真就无法收场了。
    他很感谢陈平的计谋，给他留出了后悔的余地。但又有点埋怨陈平，没有早点提出更为和缓的建议。可自己当时又如何能接受？！每逢这样的时候，他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是滋味，酸酸的，但仅此而已。更何况，陈平还是很客气的，内心对自己也是很尊重的。
    真正丢人败兴是在韩信面前。自己和韩信之间这一仗表面上没有开打，其实还是打了，自己贵为皇帝却是输了，输的干干净净。他仿佛能够感觉到韩信在面对面嘲笑自己，笑自己不是对手。有机会一定要和韩信谈谈，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真的看不起自己。至于当下，稳定军心、稳定江山更重要，只能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了。
    这是那个时代给予韩信的幸运。
    后世历代功臣就极少有这份幸运了。他们一旦被皇帝认定谋反，就只有认罪伏法以证明皇帝英明，拒不认罪证明皇帝冤枉好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代代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吏就是为此而产生的。无疑，这是刘邦这个皇帝和后世皇帝的不同。后世皇帝或也接受了刘邦的教训，无论证据确凿有人谋反、还是疑神疑鬼有人谋反，大都比刘邦更加小人做派，或暗下杀手、例如下毒，或小范围动手、例如酒席宴上掷杯为号。总之，都是不分青红皂白、迅雷不及掩耳、先把人抓起来，然后再慢慢罗织罪名，这样在千军万马面前抓捕功臣的事情几乎无人再敢尝试。
    其次，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始大封功臣，第一批先封曹参等二十余人为列侯。其实，准备工作远未完成，只是迫不得已，无论如何得先开了始、让大家放心。
    两个月内，刘邦疲于奔命：在栎阳接获变事→出发伪游云梦→到陈地诈擒韩信→回到洛阳大封功臣。尽管有驰道，乘车而不是骑马，拉力赛一样的日子也还是很辛苦。这般日子他很熟悉。以前是和敌人，是和秦军、楚军赛跑，这一次却是和自己的老弟兄、和人人自危的情绪、和自己的错误赛跑了。秦皇朝的统治极为残暴、冷兵器条件下的战争极为残酷，但凡敢于起来造反、但凡能够经过长期战争生存下来的老弟兄们、包括那些最底层的士卒，一个个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就丝毫不敢放松。

    22 群体性耦语
    ===========
    有句俗话，怕什么就来什么。为何？怕，说明你感觉要出问题，在潜意识中已经有预感；什么，就是你的潜意识中认为最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可以有意识欺骗自己，但一般不可能在潜意识中欺骗自己。所以，怕什么就来什么。（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张良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诈擒韩信后，刘邦就是这般心理。
    第一批功臣赐封后，汉军的中高级将领们开始聚集在南宫广场上，有坐着的、有站立的，这边一伙、那边一伙发牢骚。一连几日都是如此，人越聚越多，眼看着成了个事。
    关中在推翻秦皇朝的战争中虽然未经战事，但火烧咸阳、火烧阿旁宫那样的破坏也还是很严重。刘邦决定迁都关中事发突然，过去之后才发觉栎阳之外都不能住，栎阳又太小。于是，刘邦和西汉朝廷、汉军将领大多数时候还是呆在洛阳，刘邦就住在南宫。
    汉军将领在南宫广场上聚集，其实就是一场未经刘邦批准的、而且招呼也没有打的、上古的抗议集会、群体性事件。只是还没有形成标志性的、不言而喻的行动，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抗议集会。也还没有形成准确的、约定俗成的概念，让人一听就知道是抗议集会。《史记·留侯世家》记为“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汉书·张良传》记为“耦语”。耦语出自秦律：“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史家注为：“禁民聚语，畏其谤己”。说嬴政担心老百姓骂他，便以法律手段禁止聚在一起说话。比较后来产生的类似概念，耦语颇为形象、也比较中性。
    他们为什么群体性耦语呢？
    从韩信事件中感到了危险。无论后人从韩信事件中感到的是什么，他们感到的是危险。韩信偌大功劳都能被抓，他们那点功劳又算什么？韩信名列诸侯王第一、都能因为“擅发兵”就被废为侯；十多年拼死拼活的，他们谁没点过失，刘邦追究起来谁还有好啊？一旦被追究，尚未到手的封地封民岂不就打了水漂？封地封民打了水漂，十多年流血拼命岂不就付之东流了？！
    共同的危险将大家聚集到了一起，聚集的氛围又放大了危险，放大了的危险又加剧了聚集。
    西汉历史上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还有若干，这是第一件。或会联想到西周时期的万民驱逐周厉王，参与者中也有不少军人。西汉则这一次全部是军人，而且是中高级将领。就职业性质而言，他们应该更鲁莽。但他们并没有西周万民那般鲁莽。动手自然是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但往往是未曾动过手的才动辄就要动手，真正动过手的反倒是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因为，他们知道动手是怎么回事。
    这无疑是西汉功臣这个群体一大特点。有意见归有意见、不满意是不满意，但似乎不会轻易就走极端。这也就意味着，这可能是合法权力，或者说在中高级将领的潜意识中这是应该有的合法权力，甚至可能在他们君臣双方都是不言而喻的合法权力。如果联系到娄敬身为戍卒，提出向刘邦进言就可以见到；再联系到后来吏民上书之地的专门规定，汉军将士和刘邦之间确有可能存在合法的沟通渠道。
    所以，才出现这样完全公开、毫不避讳地堵在皇帝家门口的群体性抗议集会。
    第二个特点是，没有牵头人。随后西汉历史上还有若干次大规模的群体性活动，都没有牵头人。就历史记载习惯推测，应该是确实不知何人牵头。亦即，事后朝廷没有追查。倘若存心去查，总能查出来。亦即，不是没有牵头人，而是刘邦没有追查牵头人。
    无论汉军还是汉廷，最少都没有明令禁止耦语。且刘邦也不同于嬴政，他原本也等于是耦语者。
    但毕竟是皇帝了，诸将堵在皇帝家门口群体性耦语，无论如何感觉很不爽。又是第一次，他可能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把张良请来了。
    张良早已经不参与朝政。皇帝相请，自是问题严重。

    应该加一段
    ===========
    刘邦和张良俯察诸将耦语的复道，就是连接洛阳宫南北两宫的天桥。上边建有遮风避雨的屋顶，类似江南的风雨桥。洛阳宫原本是吕不韦封在此地时为自己建造的，南宫议政、北宫居住。因相距较远、又为洛水分割，建有三条天桥连接，中间的供吕不韦或后来的西汉皇帝行走，两边的是仪仗、侍卫。刘邦即位之初，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里。
    有以为我国城市建筑中第一座天桥。应该不是。最早的天桥可能是下边这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23 张良是个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物
    =============================
    张良（约前250年—前186年），大名鼎鼎，两千年来最为知名的人物之一。不仅他，西汉功臣的主要人物，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周勃、夏侯婴、郦商、灌婴都极为知名。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做个测验，《三国》、《水浒》、《西游记》那般艺术形象之外，西汉功臣的知名度可能无可比拟。（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张良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张良的祖、父两代连续给五任韩国国君当宰相、是显赫的大贵族。到最后，韩国被秦吞并时，他家还有奴仆三百人。
    张良是贵族后裔中的佼佼者。秦兼并六国后，“弟死不葬，翻以家财求客刺秦王”，组织策划在博浪沙刺杀嬴政。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就开始武装袭击秦始皇、打响武装推翻秦皇朝第一枪的，就是他。此人是大贵族后裔，又是大知识分子。显然，大贵族和大知识分子也有造反、闹革命的。
    陈胜吴广起义后，他立即带着自己的百余人前往投奔。途中遇到刘邦的队伍，便参加了进来，是汉军当中仅次于萧何的重要合伙人。
    张良在汉军中，相当于总参谋长又兼总策划人，非常清楚刘邦对主要功臣韩信、萧何等人的真实态度。“革命”胜利后，立即声称要学习赤松子、不食五谷以求得道成仙，从此闭门不出、不问政事。这首先当然是为了自保，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为了避免向老弟兄们下手，甚至可能是预留地步，就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好说话。
    刘邦也没有强留，就是彼此心照不宣。封侯时，刘邦让他自择三万户，或许有试探张良到底有无野心的一层，张良则明确表示自己只有忠心。对刘邦这样的人只有空话不行，必须拿出行动来。张良的行动就是不做官、也不要三万户。
    在和平时期，三位顶级功臣中，刘邦继续保持信任、真正保持信任的唯有张良。而进入和平时期，张良和萧何、韩信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既不做官、也不要三万户，就是主动退居没有造反能力的地步。一念及此，就会感觉更加走近了刘邦君臣，他们的面目也更加清晰。
    当时人物中，张良曾经反反复复纵横中原。笔者专为整理了其一生主要足迹，贴在下边，以飨读者。

    张良一生主要足迹
    ⑴少年时从被秦占领后的韩国京城新郑向东出发→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⑵西至博浪沙中，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⑶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得遇黄石公赠《太公兵法》→陈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行道遇沛公。沛公拜良为厩将→⑷建议项梁册封公子成为韩王，作为韩国司徒和韩王成一起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⑸带领自己的部队追随刘邦进军关中→辅助刘邦下武关、蓝田，占领咸阳→⑹送刘邦入汉中，建议烧绝栈道→⑺向东回到韩国→⑻项羽因张良追随刘邦而不许韩王成留在韩国，张良遂东赴彭城，忽悠项羽兴兵击齐→⑼自己西行归汉、来到关中→⑽辅助刘邦指挥汉军东出关中、合诸侯、占领彭城→⑾汉军大败，随刘邦逃往下邑→辅助刘邦带领汉军在中原和楚军对峙→⑿前往齐地册封韩信为齐王→建议刘邦明确韩信、彭越封地→⒀垓下大战中建议四面楚歌→⒁跟随刘邦平定鲁地→在洛阳肯定娄敬定都长安的建议→⒂和刘邦一起来到临时首都栎阳→称病闭门不出年余→⒃在洛阳帮助刘邦平息汉军将领群体性耦语事件→⒄在长安帮助吕后兄妹稳定刘盈太子之位→代理太子少傅→重新闭门不出→刘盈继位后，被吕后强令进食，但一般仍不参与朝政→⒅出使齐国册封刘襄为第二代齐王→惠帝七年去世。

    张良一生，在中原大地上来来往往18次。便是在两千年之后，这样的人可能也不是太多。
    这是个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物。他一生历经战国、秦、张楚、西汉四朝，又历经韩恒惠王、韩王安、秦始皇嬴政、秦二世胡亥、陈胜、秦嘉和景驹、项梁和怀王、项羽和怀王、韩王成、韩王信、刘邦、惠帝刘盈和吕后共十二代、十五位君王。（说张良行万里路是有根据的，读万卷书是估计；直接的根据肯定没有，间接的根据也不敢说有——当时除秦皇朝朝廷之外，其余各级官府和民间社会还有没有万卷书都很难说。）
    秦汉之际人物中，政治头脑最清醒的可能就是张良了。他在汉军决策层中的作用，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政治倾向而言，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坚持实行军功爵制、坚持以功劳行田宅。他一定明白，只有对秦皇朝的仇恨、没有以功劳行田宅，很难推翻秦皇朝。后世如果以行封建还是行郡县来区分人物政治倾向，他无疑是站在封建一边的。
    对于这个问题，后世已经僵化成为进步与落后问题了，在当时只是利益问题。当然，是最基本的利益问题，是人人都想有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张良曾经领有、曾经失去，又决心夺回，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又见多识广、勘透人心，凡是有可能动摇这个基本政策的，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反对。在刘邦身边的汉军文臣武将中，张良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坚持实行军功爵制、坚持以功劳行田宅、坚持分封。也许，只有他知道，刘邦一直怀疑他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份领地领民。而让他自择三万户，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不是一直想要吗？都在这儿了，自己挑吧。
    张良如果真的自择了三万户，刘邦应该也会真的赐封。但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
    所以，张良拒绝了三万户。
    张良，为了兑现军功爵制、为了维护功臣集团利益而付出了重大牺牲。
    刘邦，可能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相信了张良。

    24 大策略家的策略
    =============
    自垓下胜利、刘邦称帝、来到临时首都洛阳，这是张良第一次出现在汉军将领面前。（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张良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和张良来到南宫和北宫之间的天桥上，居高临下，观察耦语的群体。
    这是跟着他们出生入死打江山的群体，绝大多数是认识的，有些甚至很熟悉。虽然有段距离，但隔空相对、一览无余，刘邦知道大家能够看见他，大家也知道他能够看见大家。
    可大家并不避讳他们的皇帝，更没有人准备走开，依然继续耦语。有些人不卑不亢地看上来，还有些人甚至故意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和后世类似场面最重要的不同是，皇帝出现了，并没有人望风而拜，更没有人山呼万岁，若在后世都可谓大不敬。
    皇帝这个东西，须得自动下跪、衷心崇拜、无限热爱才好使。西汉这个时候的人们，显然尚未达到这个程度。这就使得刘皇帝很为难。
    如果将这个场面想象成为一幅油画，可以提名为《僵持》。一般所谓僵持是两怕，他们双方恰恰是两不怕、谁也不怕谁。
    他们要干什么呢？！刘邦问。
    谋反！张良毫不避讳地回答：
    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
    当年大家一起打天下，现在您当了皇帝，赐封的都是原来关系好的，诛杀的都是原来有仇有怨的。根据摸底统计、按照军功爵制测算，全天下土地已经不够兑现全军将士功劳。大家担心您借口既往过失杀人。这么多年在一起，谁没点过失呢？所以一起讨论准备造反。
    这便是古代史上第一流大策略家的风采。绝非逢君之恶，更绝非拍马逢迎，而是出以公心、直言相告，是面对面批评皇帝。这自然是极而言之。但如果不是功成身退在先，张良此刻还能不能如此一针见血、毫无避讳、极而言之呢？这极有可能真的就是张良主动功成身退的原因。反过来又说明，张良在汉军中的地位绝非仅仅是料敌如神，在内部事务上能够出以公心、匡正刘邦的失误可能更重要，颇有古大臣之风。（倘若在后世历代皇朝，尤其是明清两朝，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还会不会有张良这样的大臣来讲这样一番话呢？便是有人不计成败利钝讲出来，又会是什么结果？皇帝是接受建议的可能性大？还是追查到底的可能性大？）
    这里的“所诛皆平生仇怨”、“以过失及诛”只是没有点名而已，但话是讲在当面的，所指何人，说话的明白，听话的也明白。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却是第一次有人当面指出对韩信的处置已经导致功臣人人自危。
    如此轻松、确定、毫不避讳地说出来，也就不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刘邦只好问道：“为之奈何？”怎么办呢？
    张良的对策脱口而出：“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选择一个你最不满意、大家又都知道你最不满意的人，先封给大家看。
    刘邦很早就有种感觉，自己这几位重臣说不定在哪里学过读心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清清楚楚，一个个都是读着你的心思说话，你这边话还没出口，他们的对答已经等在嘴边了，言不由衷、含糊其辞都用不上。比如此刻，你担心什么张良明明白白，比你还明白，从头至尾没有提及韩信二字，但又毫不含糊地告诉你：汉王啊，韩信这件事情你没有办好。再说其他还有什么意思？！只能照办，立刻、赶紧。
    刘邦立即大宴诸将，公开宣布封雍齿为什邡侯、食2500户，在宴会上又公开督促加快核定功劳、加快赐封。
    宴后，诸将都高高兴兴，说：“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雍齿（?-公元前192年），沛县子弟之一。此人乃沛县世代富豪，和刘邦关系一般。沛县的起义一开始就成为全县性行动，主要是萧何的影响，全县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参加了——绝非只是农民，更绝非只是贫苦农民，雍齿也是其中之一。最初的军官大都是雍齿这般带着自家人马的“大家”子弟。刘邦第一次率领队伍外出攻城略地，安排雍齿留守丰县。雍齿本就看不上刘邦，又阴差阳错成了刘邦的下属，不大甘心，便投靠了陈胜刚刚任命的魏国丞相周市。虽说都是义军，但地盘从一开始就分得很清楚。刘邦回军，丰县成了魏国的，雍齿成为魏国的守将。后来，刘邦不止一次打算杀了雍齿，都由于资格很老、萧何等一帮老人都不吭声而作罢，越往后越是如此，也就没有能杀得了。如今，又正式赐封为侯了。（或有读者弄不明白萧何等人为何容忍这种背叛行为。无它，他们不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行为。）
    因为一个可能谋反的，封了一个曾经谋反的。西汉历史上，因为一人封侯而大宴全体中高级将领的，唯有这一次。刘邦这事情办的很窝囊，但确实稳定了军心。
    随后，陈平也找来了。陈平也在第一批封侯的功臣当中，封在老家、户牗侯。陈平说：“此非臣之功也。”刘邦说：“吾用先生计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陈平又说：“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魏无知乃陈平同乡，陈平投奔刘邦是此人举荐。刘邦只好说：“若子可谓不背本矣！”（《汉书·陈平传》）（刘邦开口便自称乃翁、动辄就给人当老子的现象，被后世严重放大了。就史籍记载看，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对臣子都用尊称，或公、或先生、或爵位、或职务，自称乃翁的极少。）
    这是明明白白、而且毫无商量地为魏无知请封来了。
    刘邦一边决定赏赐魏无知，又觉得陈平好像是有意显摆知恩图报、影射自己忘恩负义。
    韩信这件事情，真的是办砸了。
    此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当下确实稳定了军心。但又办了一件更大的错事，错上加错，直接引发了功臣谋反的风暴。

    25 血缘王取代功臣王
    ================
    在陈县诈擒韩信时，韩信帐下大夫田肯曾经当场向刘邦表示祝贺。话很绕，首先说：“甚善，陛下得韩信”，说韩信抓得好。接着罗列秦地形胜，然后罗列齐地形胜，又说齐地和秦地一样重要、可谓东西秦，最后才说到他的建议：“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汉书·高帝纪》）这个人，后来再未出现。但司马迁和班固对这件事情、这段话却颇为重视，都在刘邦传记中占了较长一段。
    这件事情的疑点在于：在场诸王、列侯、文臣武将多得数不过来；当时是等级社会，在这种场合他根本就不算个人物，怎么能轮得到他出头露面表示祝贺呢？大家都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神来，他怎么能如此冷静？
    田肯这番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反话，像是拐着弯儿为韩信鸣冤。
    此人大概知道刘邦和韩信的矛盾是从请封齐王开始激化的，便拐着弯儿指责刘邦疑心太重、为韩信喊冤，说抓了韩信也不解决问题，关键是除了姓刘的谁也不能为齐王。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建议者，这样之前不知来历、之后不知去向的极少。此人可能是齐人；汉军方面长期在齐活动的唯有韩信。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可能是准备拼了命为韩信喊冤的，准备死一个轰轰烈烈。没想到被刘邦当作重大建议，反而奖励了5百金。
    此人后来再未见踪影。大概是因祸得福、找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置地买房当逍遥公了。5百金，在当时大概能在中等生活水平层面实现财务自由。
    刘邦不可能听不出来田肯话里有话。但在当时不宜追究，只能反话正听、难听话当好听话听、话里有话当话里无话听。事后，极有可能还就是因为这番话，刘邦开始考虑以刘氏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这对于西汉是大事，可能就是太史公和班固都详细记载的原因。
    对于异姓诸侯王、功臣王和刘氏诸王、血缘王的问题，刘邦的考虑和大家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是，刘氏诸王也是诸侯王、血缘王极可能还不如功臣王。刘邦看到的是异姓诸侯王是他姓旁人，刘氏诸王是老刘家自家人。换而言之，就是一般邻家大爷的考虑，溏灰比土热、自家人总比外人要可靠。
    所以，关键并非田肯建议，而是刘邦自己当局者迷，误以为防止诸侯王造反的灵丹妙药了。深层而言是将秦朝灭亡的教训归结为没有实行封建制度、照抄照搬了周公姬旦大分封的历史经验。
    周公姬旦大分封是古代史上的创举。但却存在两个长期而普遍的误解：一是将两次误以为一次；二是将以功劳为根据误以为以血缘为根据。
    武王姬发伐纣之后的第一次分封范围很小，只是商之余民和远古圣王后裔，周族并无人受封。孔孟之后、战国后期的学界领袖荀子可能较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说牧野之战联军获胜的直接原因是商兵临阵倒戈，周族中也就无人因伐纣而立功，无功自然不能受赏。（参见《荀子集解·儒效篇》及王先谦注语。）其实还有一层原因，在这场革命中，只有纣王本人的部族联盟首领、天子的位置被否定了，之外，他的兄弟、子侄和商族的其余大小部族首领程度不同都是反对他的，地位自然不能被否定，也就没有空余出部族首领位置来。无功劳、也无位置，也就无人受封。换一个角度看，功劳和位置又是自然连在一起的。这一阶段分封的根据无疑是功劳而不是血缘。
    之后，姬发很快去世，姬旦掌握了周王朝的最高权力。相对于周族全族无人立功受赏、大家的地位都原地不动的状况，唯有他进了一步，就等于是一人专享了文王、武王两代人的功劳。周族的兄弟子侄、族人都不满意，兄弟中排行老三的管叔牵头发动叛乱，最终酿成三年内战。从理念层面看，管叔坚持的才是以血缘为根据，认为自己是周文王姬昌第三子，应该在第二子姬发死后接掌最高权力；而姬旦坚持的是以功劳为根据，认为自己虽然排行第四，但对于推翻商朝的贡献更大，理所应当接掌最高权力。这场内战就又是血缘和功劳的较量，姬旦最后的胜利就又是功劳的胜利。期间，中原和东方的部族首领跟着管叔叛乱或死或降或亡，空出大量部族首领的位置来，这才有了姬旦主持的第二次大分封。周部族成员只要不是傻子白痴，都成为了不同等级的、占有不同数量领地领民的贵族。（中国的贵族就由此而产生。此前族无贵贱之分，所有的部族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是平等的。）
    周公虽然胜利了，但不得专享功劳却被历代周天子和整个周王族牢记在心、代代相传、竭力避免。
    显然，周公姬旦大分封的根据是功劳，之后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才是以血缘为根据。但嫡长子继承制太突出、太制度化了，导致后世普遍误解，误以为大分封是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进行的。刘邦只是其中之一。
    但刘邦的误解又有限。他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复杂政治实践中、从最底层登上皇位的领袖，虽然相信了根据血缘封建、依靠刘氏诸王才能稳定新生政权，但又本能地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合理。他分封刘氏诸侯王的第一道诏书，就只是一次公开试探，说齐地自古就是诸侯国，西汉建立后改为郡县了，现在看还是和荆楚一般改为诸侯国合适。然后他提名刘贾，话是这样说的：“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汉书?刘贾传》）。这能说是提名，也能说不是提名，是让大家看合适不合适，其余的更让大家提。
    刘贾，说是刘邦的远方堂兄弟。在刘氏诸将中此人应该是战功最多的，但放在诸将中应该还轮不到封王。这应该才是刘邦提名的原因，表面还是坚持以功劳为根据——当皇帝的不能先坏了规矩，但又是以此人探路，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以血缘为根据分封刘氏，看看大家给不给他这个面子。万一大家不捧场，刘贾总还是有战功的，还有回旋余地。如果当真是理直气壮以血缘封王，那就应该首先赐封他的弟弟刘交、他的长子刘肥，不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刘贾。他原本有意以老粗形象示人，说说笑笑、骂骂咧咧就把事情办了，韩信事件之后不得不细心一些。
    这时的诸侯王中，地位最高的轮到韩王信了。
    此人乃韩国国君的孽子，不知生母姓甚名谁的王子。秦末各路义军初起时，都借重六国国君后裔的影响，这帮人便成了香饽饽。他们和义军领袖之间是非常明确的互相利用关系，也就成为了义军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义军领袖对他们无所谓信任，他们对义军领袖也无所谓忠诚，随波逐流、谁控制了自己就为谁所用。刘邦初出关中时声势浩大，中原一带原来项羽分封的诸侯王几乎全数追随旗下、一路浩浩荡荡杀到彭城；彭城大败后又立即整体倒戈回归项羽旗下。在韩国国君后裔中，项羽选择的是韩王成，刘邦选择的是韩王信。刘邦识人确实高于项羽，韩王信的能力比韩王成略强一些，对于汉军稳定占领中原腹地贡献较大。但也属于吃祖宗饭的，也是互相利用关系，也无所谓信任、忠诚。
    楚汉中原对峙时，韩王信曾经和御史大夫周苛一起守卫荥阳。城破，二人一起被俘。项羽亲自劝降，周苛反劝项羽投降刘邦，被项羽烹杀。韩王信，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轻松投降了。随后又跑回刘邦账下，还是韩王，帮着刘邦稳定了原来韩国一带，胜利后成为第一批异姓诸侯王。切勿以为这帮人贡献不大。诸将攻城略地往往需要以命相搏，他们一般只需登高一呼。
    因为赤裸裸的互相利用关系，再加韩信事件之后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地位不稳，韩王信便顺着刘邦的意思领衔上书：建议以原楚国东部53县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原楚国西部36县仍为楚国，封刘邦的弟弟刘交为楚王；以燕代53县为代国，封刘邦二哥刘喜为代王；以齐地73县为齐国，封刘邦庶长子刘肥为齐王。这便是第一批刘氏诸王。客观而论，刘邦这件事情能够顺利办成，韩王信的作用还是比较重要的。
    刘邦显然是照抄照搬了周公姬旦的办法。但他忽略了，武王伐纣，联军的主力是周人，虽无战斗之功，却是全族参与；后来的内战是全族争江山，也就是全族打江山，本质是按功劳分配。汉军的核心、主力都并非刘氏，分封刘氏诸王，就变成功臣打江山、刘氏坐江山了。大家流血卖命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老刘家的老老小小？！这也太敢想敢干了！改变了基本规则又侵犯了异姓诸侯王这个顶级功臣群体的利益而希望稳定政权，岂非南辕北辙？！
    周公的经验虽然是正宗的中国经验，照抄照搬也还是容易出问题。刘邦诈擒韩信又大封刘氏诸侯王，两件事情叠加一起，立即就引发了异姓诸侯王谋反的猛烈风暴。在制度层面，刘邦这是在和天下英雄共同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后又试图实行君主专制，必然遭到天下英雄的顽强抵制、坚决反对。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后来才形成的概念，只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是本能。
    常说史上朝代更迭只是换一个皇帝而已，后世或能这样说，秦汉更迭显然不能。刘邦有意无意要取代嬴政、或多或少有点换一个皇帝的意思。但若是要他推翻秦皇朝之后只换一个皇帝、其余都原封不动继承下来，他肯定不同意。因为，他跟本就不是这样做的。功臣们更不是这样，虽然大多是无意识的，却是本能地坚持我的事情我做主、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从嬴政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绝不是为了再交给刘邦。这可能正是秦汉更迭与后世更迭的重要不同，后世严重注意不够。
    西汉从此不得安宁了。

    @ty_古菱花 2021-04-21 13:46:07
    支持老兄
    -----------------------------
    多谢老弟

又发不出去了，第26节。
再逐段试下。

    26 刘邦蓄意挑动、韩王信率先谋反（1）
    =============================
    西汉功臣中真正率先谋反的人物，就是韩王信（？－前196年）。（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韩王信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他的贵族思维习惯害了他。他以为自己发出的信息是礼尚往来、是等价交换，率先拥护刘氏王就能换得刘邦迟动手甚或不动手。这个他真想错了。韩信牵头拥戴刘邦称皇帝尚且不能换得平安无事，率先拥护刘氏王又算得了什么呢？刘邦通过这件事情接受的信息却是他会俯首帖耳。深层而言，他以为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来等价交换的，没有想到有些人就是来讨便宜的，甚至还有专门来坑蒙拐骗的。刘邦不能说是蓄意坑蒙拐骗，说讨便宜并不冤枉。
    韩王信一定后悔得要死，刘邦几乎是立即就对他动手了。他牵头上书奏请分封刘氏王的时间是汉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最多不过七十天、甚至可能更短，刘邦即明发诏令调整他的封国。
    韩王信的封国位置很好，南北在宛、叶至巩、洛之间，东西在淮阳至汉中之间，真正的中原腹地，大致就是战国时的韩国，是韩王信的祖先留下来的地方，被秦吞并，又在秦末大起义中夺回来。汉五年春，正式赐封给韩王信，都城设在颍川。
    刘邦诏令迁往太原以北、都城设在晋阳。理由堂而皇之，“徙信以备胡”。这显然是托词，而且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托词。这是从富裕繁华的中原迁往贫穷荒凉的北国，是他作为皇帝言而无信，率先破坏了长期战争中形成的既定利益格局。至于韩王信率先拥护刘氏王这点功劳，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刘邦考虑范围。这是下级和上级打交道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下级以为是重大贡献，上级一定会牢记在心；上级以为是正常工作，早就忘在脑后了、甚至根本就没有记在心上。
    如此调整可能出问题，咱们、两千年后能够想到，刘邦、在当时岂能想不到？！他极有可能是有意识主动挑动，而且可能是反复思量、内心煎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与其等着在中原核心区域爆发内乱，不如迁徙到边地主动引发暴乱。
    西汉初年诸侯谋反这把火，是刘邦自己点起来的。
    韩王信则可能是就此下定了决心，更堂而皇之上书说：“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说他的封国地处边境、有戍边之责，匈奴经常侵扰、国都距离边境太远、不利防御，请求迁至汉匈边境的马邑。
    刘邦可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还沉浸在顺利迁移韩王信封国的喜悦之中，轻松同意。人在高兴的时候最好是全身心高兴，不宜做任何决定。
    大约半年之后的汉六年九月，韩王信在马邑被匈奴保卫，刘邦发兵相救。韩王信一边多次派出使节向匈奴求和，一边反复糊弄刘邦的使节。
    刘邦写信责备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这实在有点逼对方造反的意思。
    韩王信于是公开和匈奴联手，反过来进攻西汉。
    汉初诸王都有战争年代沿袭而来的核心军事力量，且当时兵民一体、有民就有兵，韩王信的军事力量可能还不算小，西汉北部就此进入战争状态，一直打了5年。如果是在中原，那就很容易成为全面内战。站在西汉一边看，刘邦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堪称英明。
    汉十一年春，韩王信再次和匈奴联手进攻西汉，在参合坡被汉军包围。领军的樊哙和陈武写信劝他投降。大家都是老熟人，话自然很客气，内容却是毫不客气的最后通牒。
    韩王信在西汉功臣中是一种类型的代表。他的回信自然也客客气气，内容当然是对最后通牒的答复。

    26 刘邦蓄意挑动、韩王信率先谋反（2）
    ============================
    原文如下：
    （原文贴不上来，下边是大意。对付吧）
    先说自己本来已经是闾巷平民了，刘邦擢拔而南面称王，乃一生幸运。再说自己有三大罪状：一是荥阳被俘，没有能像周苛一样宁死不屈。二是马邑投降匈奴。三是投降后又带兵和汉军对抗。然后突然反过来说：春秋时越王勾践的功臣文种、范蠡并没有这般罪行，尚且一死一亡。我获罪于陛下，就只能学习伍子胥了。如今在匈奴活得并不舒畅，想要回去就好似瘫痪者想重新站起来、盲人想重见光明，可惜局势不许啊。
    走投无路的为难尽在不言中。但并未直接指责刘邦，没有提及韩国原本就是祖上遗留，也没有提及又等于是自己打下来的，更没有提及刘邦等于是又夺走了。他只罗列了自己的不对，别人的不对留于别人考虑、留于世人评说。这是传统的华夏文明礼仪、贵族风范。
    或以为韩王信是墙头草？他其实有自己的坚守，政治头脑很清醒，而且是个厚道人。他没有直接用近在眼前、已经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说事，而是用越王勾践对范蠡和文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影射刘邦。借此指责刘邦是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之人，言外之意又是为韩信鸣冤；同时也明确告诉刘邦，第一功臣你都容不下，我跟着你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随后，和汉军战斗到底、死在参合坡战场上。
    韩王信在项羽和刘邦之间摇摆或不是怕死，而是不愿意为刘邦而死、也不愿意为项羽而死。到了需要为自己而死的时候，毅然慷慨赴死了。站在刘邦、项羽一边，自然不能赞赏。
    韩王信率众投降匈奴后住在颓当城，生了个儿子就取名颓当。韩颓当又生子取名子婴。到汉文帝刘恒时，父子二人又率众归降西汉。平定吴楚之乱时，曾经立下大功。子婴的后人中出了两个忠臣。一个名叫韩说，汉武帝刘彻和太子刘据打起来的时候，他坚定站在刘彻一边，被刘据所杀。另一个名叫韩增，曾经和霍光一起拥立汉宣帝刘病己，后来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到王莽时，绝世。
    韩王信的子孙回归西汉、成为忠臣，和他投降匈奴、成为叛臣一样，都是为了自己。这可能是贵族和平民的重要不同。那个时代的平民还没有自己的国，为国捐躯只能是为某个贵族的国或家捐躯。贵族有自己的国或家，为国家捐躯是实实在在为自家捐躯。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能就是如此，对自己的国家和别人的国家分得很清楚。表面相同的为国捐躯，对平民和贵族其实是两回事。对后世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贵族这样的人和贵族这样的思想确实要不得。但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似乎又少不得。不然，偌大一个民族、偌大一个群体，谁当皇帝你都是忠臣、谁掌握政权你都是顺民、谁建立国家你都不惜为国捐躯，天下后世会如何看待？！

这回还行，分两次发完了就是韩王信的一段原话发不出来

陛下擢仆闾巷，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貣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

就是上边这一段，删了“擢仆闾巷”后面的四个字，发出来了

刚试了下，单发这四个字也发不出来。

用拼音发下试试：nan面称孤

就是了。不知是只有我的电脑如此，还是都是如此。

韩王信封国位置变迁图

    27 西汉功臣接连谋反的原因
    =====================
    西汉正式建立不足一年，功臣谋反接踵而至，成为西汉政治历史的突出特点。其中具体原因各有不同，随着事情进展、轮到谁咱们说谁。但韩王信这样的贵族和贵族思想还普遍存在，是整体的、主要的原因。
    此外，整体的原因最少还有五条，集中罗列于此：
    ——推翻秦皇朝的革命非同寻常的彻底。秦皇朝的各级官员，大多数在起义之初就被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胜”（《汉书·陈胜传》），且往往死的很惨。人死了，就没有可能闹复辟。其余就是范阳令徐公、南阳太守齮、秦军将领章邯为代表的路子，加入了新政权。他们加入新政权与后世旧官僚加入新政权不一样，不是前朝的旧官僚变成了新朝的新官僚，而是秦皇朝的打工仔变成了西汉有自己封土封民的小王侯，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愿意闹复辟重为打工仔。西汉也就不同于多数新朝，基本没有前朝复辟势力问题。这自然是好事。然敌存灭祸、敌去招过，内部矛盾也就上升较快。
    ——秦皇朝开创的大一统皇权观念完全没有扎下根来、甚至可能相反。秦本土风平浪静、毫无障碍地过渡成为新政权稳定可靠的根据地，刘邦依靠这个根据地的支持屡败屡战、从楚汉之争中胜出，就是最好证明。秦本土如此，遑论六国。后世对这一点注意不够、甚至严重忽略，常常有努力表明秦皇朝的大一统很受老百姓欢迎的。可能有理论根据，但肯定没有史实根据。否则，秦皇朝就不会迅即土崩瓦解。至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等等专门用于维护君主专制的纲常伦理，还没有形成。
    ——起义队伍的联军性质。陈胜、吴广率先撞开武装推翻秦皇朝的大门后，立即获得广泛响应，“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胜世家》，数百人的自发起义更遍及中原六国。推翻秦皇朝的起义军，就是这样一支始终没有形成严密组织领导的联军。各路义军内部也是由众多独立自发起义的小队伍组成的，内部的山头更多。项羽的楚军如此，刘邦的汉军亦如此。刘邦麾下的主要将领，大多是这样独立自发的起义领袖。
    ——西汉功臣没有将胜利归功于刘邦个人的倾向。将胜利归功于最高统治者个人，是君主政治、皇权至上思想的衍生产品。西汉政治的本质并非君主政治，皇权至上思想更没有建立起来，也就缺乏相应氛围，且也不是事实。韩信被刘邦诈擒、贬为淮阴侯之后，越来越多的认为刘邦对待功臣言而无信、忘恩负义，这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倾向。因为，他们都是功臣。
    ——刘邦有意挑动。大家是为了推翻秦皇朝组合起来的，秦的残暴统治和百万秦军是有效的粘合剂。秦皇朝被推翻后，粘合剂没有了，原本天然的独立性就会自然转化成为无组织状态、成为对最高领导者的威胁。敌人消灭的越是彻底，威胁越是严重。这时，理念上需要一个联合的理由、制度上需要一套联合的办法。否则，君臣之间的博弈只能愈演愈烈。而刘邦所做的恰恰相反，想要成为秦始皇差不多的皇帝，所以有意挑动，想抢先下手解决那些不可靠的诸侯王。他还需要实践的反复提醒才能明白过来。
    这最后一条可能是最为主要的，比贵族和贵族思想还普遍存在更重要。亦即，这是西汉功臣诸侯王大面积谋反的主要原因。如果以《矛盾论》分析，在汉初君臣的矛盾中，刘邦是主要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韩王信，没有刘邦挑动，他大概不会造反，更不会和匈奴联手。
    正是因此，刘邦并没有从韩王信叛乱中意识到危险，反而还继续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继续沿着既有逻辑前进，并且开始努力显示皇帝的尊贵，希望大家能够正儿八经将他当（dàng）皇帝。

http://img3.laibafile.cn/p/m/321320493.jpghah
汉殿论功图

    28 叔孙通制礼仪的主要原因是刘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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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虽然羡慕嬴政，一开始没有打算完完全全模仿嬴政，可以说还是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常理而言，他不会、也不应该一板一眼模仿已经被天下人同仇敌忾、弃之如履的皇帝。后来的变化，有些或是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叔孙通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称帝的时候，大家不能接受秦皇朝的繁琐礼仪，遂决定“悉去秦仪法”，西汉最初的朝廷礼仪也就一如草莽。大臣们在朝堂上往往过于随便，甚至“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里的“妄呼”，就是直呼刘邦姓名、甚或是小名。其中许多人都是从小就喊着刘三和刘邦一起长大的，喝醉了也不免搂着肩膀再喊两声。刘三毕竟已经不是刘三，老弟兄们太无上下之分了，刘邦不免“患之”、“亦厌之”。于是有叔孙通制礼仪。古来大都这样解读。
    这种解读或距离太近了。稍稍拉开一点才能看得更完整、更清楚。
    大臣过于随便的现象不应该是这时才有而应该是一开始就有。刘邦为何这个时候才不能忍受？
    大臣过于随便的现象不应该是越来越重而应该是越来越轻。刘邦为何越来越轻的时候反而不能忍受？
    叔孙通这时只是博士，非大朝会，非皇帝召见或皇帝允许，这一级的官员一般见不到皇帝；他能见到皇帝意味着皇帝愿意见他。
    逻辑而言，叔孙通制礼仪发生在田横之死、讨伐臧荼、诈擒韩信、韩王信叛乱之后。在这一系列性质相近实践的反复刺激下，在越来越严重的言而无信、忘恩负义舆论的包围中，刘邦思想上会不会产生增加皇帝威严的需要？潜意识中，他应该需要大家更加尊重他。所谓制礼仪，类似后世的新兵站军姿。汉初朝臣，大都是百战归来、军功赫赫的大功臣。新朝成立的时候站会儿军姿，大家都不干。现在，除了刘邦本人，谁有力量让这帮人再站军姿？！
    这应该是叔孙通制礼仪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叔孙通个人的原因。
    为什么是叔孙通（？- 前194年）主办？
    他原本是秦皇朝的博士，曾经在秦皇朝的朝堂上亲身体会过朝仪制度的赫赫天威，别人都没有见过。这般逻辑粗看顺理成章。略一琢磨就不对了。
    汉初功臣中，亲身体会过朝仪天威的并非只有他。最少还有一个，张苍，秦时为掌管文书档案的柱下御史。工作地点在大殿之上、是皇帝上朝时的工作人员之一，应该比叔孙通见得多。且这个时候的份量比叔孙通要重得多、是西汉的第一批地方官，说话更方便。
    还有萧何，全面接管了秦皇朝的档案材料。当时朝廷礼仪是重要制度，应该包括在其中；倘若想办，翻出文书档案照着来就是。此外，秦皇宫的大量工作人员应该还在，长安去咸阳不远，萧何应该有所接触乃至留用。他如果想要办这个事情，更名正言顺，也更方便。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张苍、萧何没有这个积极性，如同刘邦称帝时他们都未置一词一样。这一点，后世大都忽略了。
    为何忽略？潜意识中，我们认为当时所有官员、西汉功臣的所有人都赞同叔孙通制礼仪，进而认为所有人都赞同刘邦当皇帝。
    我们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潜意识？两千年来，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相应，两千年前、没有接受如此教育的西汉功臣也就没有如此潜意识。
    叔孙通为何有这个积极性？他需要这个进身之阶。他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自逃出秦廷、加入汉军之后，武不能上阵杀敌，文不能运筹帷幄，甚至也不能筹集粮草，在战争环境下百无一用，颇为尴尬。他原为秦廷博士，刘邦照惯例用为博士。他最迟是秦二世二年就投身义军了。战争年代、十年时间，还是博士，岂止是慢？！跟随他的弟子们早已不能忍受，牢骚满腹。他自己迫不得已，甚至找了几个敢拼命的小毛贼引荐给刘邦以为贡献。他真的太需要一个机会了，勉强能派得上用场的又只有这个长处，刘邦称帝之时就曾提出这个建议。那个时候刘邦还不需要，现在终于需要了。
    于是，对之后历代皇朝、对之后两千年中国影响重大的一幕出现了：
    （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叔孙通将其弟子、若干鲁国儒生、皇帝侍从集合起来扮作群臣演仪，费时月余。刘邦看了说“吾能为此”，下令群臣学习。
    在这件事情中，刘邦的位置是南面为君、自然容易接受；如果北面为臣，他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接受？！
    汉七年（前200）十月，在维修一新的长乐宫中，按照新的朝仪举行了第一次大朝会：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从秦皇朝继承下来的朝廷礼仪到底是些什么？刘邦为何就能“知为皇帝之贵也”？看看朝臣的规定动作就会明白：
    ——引以次入殿门。大臣进入宫中如同士卒一般列队，根据官职高低依次行进。这就此成为中国官员共同行动时自觉遵守的基本规则。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排队，次序都是老师确定好的，谁若是乱了次序，自己就会赶紧站好；再不老师就会批评、甚至直接提溜过去。
    ——趋。行进方式是一溜小跑。
    ——尽伏、皆伏抑首。待着不动的时候必须趴在地下、低着头。
    ——以尊卑次起。言行必须根据官职高低依次进行。
    ——无敢欢哗失礼。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趴在地下还得低下头。保持这种规定姿态，还如何理直气壮说话，遑论平等！这一套东西的本质就是以制度性的规定动作剥夺了人的尊严，使得大臣在皇帝面前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之后两千年历代皇朝基本如此，甚至更过分。
    对于之后的中国历史，这是影响重大的一天。
    《资治通鉴》概括这个过程说：秦吞并六国后，将各国典章制度收集起来，采择其中尊君抑臣的集中一起，形成了秦皇朝的朝仪。叔孙通制定朝仪大抵就是照搬秦皇朝的，只是删减了其中需要皇帝亲自动作的大部分规定，皇帝基本只需安坐受礼。

叔孙通制礼仪

    29 司马光批驳叔孙通
    ==================
    叔孙通办这件事情惹恼了1300余年后的司马光。老先生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大张挞伐，在《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后面写了一大段话：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本小节引文出自《资治通鉴》卷十一的不一一加注。）
    然后又批评刘邦乐颠颠接受了这一套，“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又说刘邦曾经接受陆贾的建议，还算明达、可教，如果能得大儒而佐之，应该可以建立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可惜了。
    接下来，老先生猛烈抨击叔孙通：“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说叔孙通只是继承了尊君抑臣的朝廷礼仪这一套糠粃，导致夏商周以来传统制度之精华就此沦陷而沉没，贻害直至北宋。
    司马光反感这一套真发自内心又恨恨不已，依世、谐俗、取宠，直接指责叔孙通的人品。最后凛然宣告，如果是自己，绝不委己而从人，“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司马光何来诺大火气？
    这一套朝仪的目的是尊君抑臣，核心是大臣动辄对皇帝伏地叩首，是根据政治权力调整礼仪规范，从根本上违背了华夏文明敬老尊贤的传统礼仪内涵，是偏离、甚至背离了华夏文明最珍贵的东西。（借此机会再说一遍，远古中国、华夏文明的传统礼仪的基本内涵是敬老尊贤，因为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且也是相关典籍、传说都可以证明的。相应，后来礼仪的基本内涵成为尊君抑臣，也是因为咱们的社会转向以官为本了。）
    所以，司马光明确认为，这一套后来沿袭两千年的朝廷礼仪，只是传统文化的糠秕而绝非精华。叔孙通如果能够借西汉建立之机根绝这一套糠粃，司马光垂垂老矣，也就不必动辄就给北宋朝廷那一帮老少寡妇、小皇帝下跪叩头。
    老先生几乎已经被后世定型为保守、保皇了，但他也不想给人伏地叩首啊。不仅不想给人伏地叩首，理念不合他都不干，宁可赋闲西园、著书立说，满腔不平大概淤积已久，便一股脑儿发泄在了叔孙通头上。
    人生而希望平等，自古如此。说中国人生来就愿意下跪叩头，真正胡扯！司马公这般饱读诗书的标准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政治上和司马光对立的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嘲叔孙通》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认为叔孙通的动机就是“贪君赐”。
    后世往往以为西汉的体制已经蛮不错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却是这样一种看法。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尖锐对立，对叔孙通的看法却高度一致，一个说他“取宠”，一个说他“贪君赐”。通过这种一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北宋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一般政治倾向。
    尽管司马光、王安石非常不满，但叔孙通制订的西汉朝仪还不是完全绝对一边倒，君臣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相见，还是要互相行礼的，例如丞相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给丞相还礼，然后大家坐下说话。也还算比较文明。后来影视作品经常展示的丞相狗一样趴在地上行礼如仪，君主神一样坐在上边欣然受礼，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野蛮。相当多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歌颂满清皇朝的那些，程度不同、有意无意，是将野蛮当文明展示。当然不能说是不知羞耻，却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知野蛮。
    公允而论，叔孙通并非只知阿谀奉承。但他有幸遭逢西汉革命而不能抓住机遇推动政治进步，反而继承发扬了秦皇朝的一套礼仪、为害当下并贻害千秋，历史作用确实落后。他逃离了秦二世胡亥，又主动趴在刘邦脚下；自己主动趴下了，刘邦或刘邦的子孙迟早也会成为胡亥，更何况刘邦已经选择了称皇帝。
    进步，需要机遇。倘若司马光置身西汉，应该会另有一番作为，后来两千年中国人也就有可能不必动辄伏地叩首。姿态肯定决定思想，趴在地下说话和站直了说话，肯定不一样。如此而言，司马公的批评又不过分。
    对有幸遭逢历史机遇者，叔孙通是一面镜子。两宋以前的传统文化特别鄙视逢君之恶、阿谀奉承，道理就在于此。
    叔孙通也是西汉功臣之一。所幸只是极少数且不占主导地位。否则，西汉肯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再说一遍，自古至今论及此事，基本都是批评叔孙通。这不公平。如果没有刘邦需要、没有刘邦允许，何来叔孙通制礼仪？！
    再说一遍，尽管如此，叔孙通制订的西汉礼仪中仍然有皇帝向朝臣还礼的规定。尤其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尤其是三公，他们相见是互相行礼，三公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起立还礼，还要有司仪在一旁高声宣示：皇帝为丞相起，然后大家坐下说话。在路上相遇也是一样，三公下车行礼，皇帝下车还礼。后来元明清那种彻底剥夺朝臣人的尊严、甚至当庭杖责、随意杖责的规定，这个时候的朝臣还无法想象、更不可能接受。宋元更迭之后官僚阶层的社会地位，可谓是用人的尊严换来的。后世君主常有指责官吏为非作歹、寡廉鲜耻，殊不知官吏的廉耻自元朝开始就已经被剥夺干净了。

司马光老先生画像

好像不能跟帖了

    30 韩信无意之间又贬低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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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被刘邦贬为淮阴侯之后，由于彼此特殊的心理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双方还有来往。（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能够轻易生擒韩信，实在是侥幸，人已经被押在车上了他还有点不敢相信。考虑那么复杂！结果那么容易！他很想弄明白韩信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被自己抓了？更想弄明白的，还是那个埋在心底的老问题，韩信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单干？有没有想过谋反？自己到底是识破了韩信还是冤枉了韩信？是自己更厉害，还是韩信不精明、有点傻？如果是，韩信那些令人羡慕不已的好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如果不是，又为何被自己生擒活捉？他心里痒痒。
    韩信则是这个时候才明白，垓下大战时刘邦、包括张良对自己的误解有多严重。
    他们都缺乏直接指挥数十万大军的经验。直接指挥数十万大军，和直接指挥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全然不同。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指大部队。小部队用不着，说走就能走，吃住问题，买也可以、征也可以、借也可以，万不得已抢也可以；人少，客观条件都还允许。大部队不能说走就走，人太多了。怎么走？分几路？到哪吃？到哪住？粮食从哪里来？住到什么地方？都必须周密计划、提前安排、派出人马打前站。稍不留心，部队在路上就可能挤作一团、走都走不开，还打什么仗？！吃的问题更严重，战时一般都是在局部地域集中大量部队，可能抢都没有地方抢，饭都吃不上，遑论胜负？！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刘邦直接指挥的部队，最多的时候不过三万人，且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有萧何替他周到安排。张良短暂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过百余人，更没有这种经验。韩信带兵，则是从数万到数十万、近百万，一开始就是大部队，一开始就得考虑吃饭问题。吃饭、有的时候比打仗还重要。更何况吃饭和部队人数增长并不成比例，人多到一定程度，吃饭就可能比打仗还重要了；有的时候，能吃上饭、能按时到达就是胜利。所以，韩信带兵特别注意粮草先行，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刘邦和张良的位置已经太高了，没有人能想到他们不懂这些行军作战的常识，也就没有人敢指出这一点。韩信到这个时候还希望能解释，以为这是可以说开的事情。
    两人都有需要，就很容易找到机会、凑到一起。
    大概是在长乐宫修缮完成、刘邦搬进去之后，请韩信来宫中闲聊。两人都有意，话题很自然就谈到诸将的带兵能力。又都是重要当事人，就有点像赛后复盘，兴致越来越高。
    一个一个数下来，刘邦果然兴致勃勃地问：“如我，能将几何？”
    韩信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便毫不客气地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他以为刘邦一定会问为什么，那他就可以展开解释，委婉说明垓下迟到的原因。是不是能够冰释前嫌他已经不大看重，韩信真的不是斤斤计较之辈，但这事情事关自己的人品，必须说清楚。
    未曾想，刘邦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感觉当面受辱，是当面蔑视寡人！突口而出的是反问：“如公何如？”
    韩信心目中的帝与王可能真的没有区别，也就没有意识到和皇帝说话应该注意什么，更没有意识到已经话不投机了，居然随口回答了一句：“多多益办。”这固然是实话实说，却完全疏忽了对面是皇帝，又是早已经心生芥蒂、此时又感觉当面受辱的皇帝。韩信啊，和平时期、处于下风位置还是这样和皇帝说话，战争年代、正在风头上的时候又该如何？这样得罪刘邦、能让刘邦记一辈子的话大概不会仅此一例。
    刘邦已经不是战争年代的刘邦，已经不必因为正值用人之际而忍辱吞声，终于能够直抒胸臆了。他话锋一转、笑嘻嘻地、仿佛撩逗幼童一般、目不转睛地盯着韩信反问：“多多益办，何为为我擒？”
    韩信差点被噎死，好一阵才缓过劲来，涌到嘴边的话又是不宜当面出口的。他家虽然贫困，但从小接受的是贵族教育，对人要以礼相待，有理也要让三分，不能出言不逊，不能让人下不了台。无可奈何，只得拍了一个迟到的马屁：“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刘邦确实可谓善将将，但伪游云梦不过是背信弃义、欺诈而已。刘邦的问话，有点仗势欺人、得乖卖脆的流氓无赖腔调。假如是在楚汉战争胜出之前，他肯定不会这样说话。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绝对不会把韩大将军抓起来。刘皇帝，得意忘形了。
    必须说明，刘邦本不是这样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心底里有那么一点点。长期以来，外部的对手自然是项羽，内部的对手其实就是韩信。长期知道技不如人，长期担心取而代之，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如今居然胜利了，居然在内外两个战场都胜利了。他一直想高兴一把、庆贺一下。哪里还有比在对手面前高兴、庆贺更畅快的事情？！所以，刘皇帝一不小心放纵了一下、得意了一把，可谓偶尔露峥嵘。对人的尊重，需要发自内心且从小养成，否则就难免偶尔露峥嵘。
    韩信立即抽身而去。自那以后公开拒绝参加朝中的任何活动，再未和刘邦打过照面，更没有任何交谈，背景也不给他当了。一生心血、满腹豪情，居然奉献给了这样一个无耻之徒。
    之后，刘邦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了新的判断，可能不是不行，而是缺乏自信。他决定试一把，征发三十万大军，亲自带兵平定韩王信，时为汉七年十月。
    刘邦如果能够听韩信把话说完，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在冷兵器时代，北部——中原皇朝和北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边境不适宜大兵团作战。自春秋战国至明朝，凡是中原皇朝占优势的时候、还有咱们一再炫耀的那些战例，咱们和对方一样，都是数千、最多三两万人的精干部队，例如霍去病、例如李陵、例如窦宪。凡是少数民族政权占优势的时候、还有咱们不大提起的那些战例，咱们都是大兵团，刘邦这一次30万，刘彻马邑之战也是30万，明英宗朱祁镇土木之变那一次20万、还有说50万的，类似战例，还有很多，别说打仗，吃饭喝水都很容易出问题。
    刘邦这一次虽然不是吃饭喝水出了问题，却还是以自己的指挥实践证明了韩信的判断。

    31 皇帝决心要证明自己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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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王信是在常年战争中生存下来的诸侯王，也懂得诱敌深入、找个适宜发挥自身优势的地方摆战场。或许，这些本就都是军事常识。韩王信运用非常熟练，且战且退，一路退往汉匈交界地带，以逸待劳等着刘邦大军。（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更是经过常年战争锻炼的，虽然节节胜利，并没有轻易冒进，而是先后派出十拨侦察兵，一直深入匈奴境内。当时双方来往频繁，匈奴人不是抓侦察兵，而是利用侦察兵。“匿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畜”。十拨侦察兵回来报告，都说匈奴尽是老弱病残、很好打。
    刘邦更并非轻信之人，又派娄敬出使匈奴。
    娄敬回来报告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胔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 娄敬这话很有道理，把老弱病残摆在明处给你看，精兵强将一定在暗处等着你。
    但刘邦急于证明自己。派娄敬前往，潜意识是希望能够证明自己判断正确，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情况就不由自主地不愿意相信。这是所有强势君主都很难避免的问题，总是希望助手、参谋、咨询人员都能证明自己正确，能证明自己正确的就愿意相信，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就不愿意相信。有些君主强势过了头，身边助手、参谋、咨询人员的功能就急速趋向单一，只是努力证明君主正确、英明、伟大，且证明的过程会急速脱离实际，和是否真的正确、真的英明、真的伟大完全没有了关系。这就很危险了。
    且30万大军已经到达广武，刘邦就更不愿意相信这个情况，大骂娄敬：“齐虏！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军！”说这是诅咒汉军，把娄敬械系在广武，继续率大军前进。（械系，不是关押在监狱，而是用沉重的木制刑具枷、杻、钳、锁等把人犯控制起来，限定行动范围。这样成本较低，不用房子、不用看守、不用管饭。直到近现代，周边土司大多还采用这种司法手段。）
    刘邦亲率30万汉军行至平城东北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突然被匈奴和韩王信的联军包围在山上。
    这里应该就是对方预设的战场。
    汉军陷于绝境，一连七日，无法突围。天寒地冻，粮水俱断，20-30%的士卒被冻掉手指，丧失作战能力。大兵团行动，一线作战士卒一般只能占到总数的一半左右，其中又一半被冻掉手指；且冷兵器战争，刀枪、弓箭都是手持兵器，冻掉了手指，继续作战已经不可能了。
    此种局面责任在谁呢？《史记》和《汉书》都没有提及。史书中没有提及，是因为在实践中没有提及，亦即这一重大失误当时并没有追究责任，也就是没有被视为重大失误。谁有这么大面子？20-30%的士卒被冻掉手指、丧失作战能力，还能黑不提白不提？
    唯有刘邦。那就是说，不仅领导责任在他，直接责任也在他，决定进军时间、地点的极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古代统兵大将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是有道理的，不能只是武夫，也不能只是君王。所谓领兵能力，这就是重要一条。数十人、数百人、上至上千人，突遇这种情况都可以临时想办法，找个背风山洼、挤到百姓家里都行；数十万人，那就只能硬扛着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惨状。韩信说他最多领兵十万，显然是客气了。
    传说的办法是陈平密计解决了问题。派员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并送上一张美女图，说汉有美女如此、容貌天下无双，已派人驰归迎取、准备献给单于以求解围；单于见此女必大好爱之，阏氏必日以远疏，不如乘其未到帮汉军解围，汉则不献此女矣。这听起来近乎儿戏，但联系此前此后情况看，还真有可能就是如此。
    刘邦和汉军主力终于逃脱绝境。
    到广武，当即赐封娄敬两千户。如此晋升侯爵，在汉军中绝无仅有。后来陆贾单车万里收回南越，也只是中大夫、并未封侯。可见刘邦重视。
    回军路过曲逆。此地秦末在册3万余户，现在实有5千余户，城市规模、房屋完好程度相当于洛阳。刘邦当即决定将陈平改封于此。汉朝建立很长一段并未重新统计户口，赐封一直以秦皇朝档案数据为准，战乱后实有户数一般不到三成、少的只剩一成。所谓万户侯，实际领民只有1-3千户。陈平原来封5千户，实际不过千余户。现在的5千户听起来还是5千户，实际就比有些万户侯还多，甚至比有些小诸侯王还要多，极有可能比萧何、张良都多。所以，陈平后来在西汉功臣中是个富翁，出手很阔绰。更可见刘邦对陈平这一回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
    皇帝真的想要帮谁，有的是办法，你自己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就行了。皇帝真的想要治谁，那也有的是办法，你自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是了。皇帝制度就是对皇帝最为有利的制度，皇帝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这还是君主制度初期的皇帝，后来的就可以想见了。咱们的君主制度格外漫长，这肯定是原因之一——皇帝和紧跟皇帝的人都好处太大了，轻易舍不得放弃。
    白登被围对西汉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对匈奴政策。刘邦自此再也没有尝试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面对匈奴变本加厉不断骚扰，被迫采用了给单于送女人的办法——陈平密计解围可能并非传说——即和亲。战争解决问题的长处是可能一劳永逸，短处是一旦失败对方也一劳永逸，可以决定相当长时间的强弱格局。
    白登被围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改变了北部边境的基本局势。在此之前，互有胜负，总体上是中原诸侯国——春秋时齐国为首的联军、战国时赵秦燕三国的胜面大——保持心理优势，不是什么严重问题。自西汉直至明朝，虽然也互有胜负，但总体上是北部少数民族政权胜面大，保持心理优势，大一统中原皇朝就此背上了一个包袱。这种局面，实事求是，缘于西汉、缘于刘邦。
    汉军还是汉军，刚刚从楚汉战争中胜出；汉将还是汉将，此次跟随刘邦带领汉军主力的有灌婴、靳歙，都是个人战斗能力极强的骁将，还有带领侧翼大军的樊哙、周勃等，早已名震天下，总的指挥水平和战斗能力应该不会有大变化。刚刚打下一座江山、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的汉军将士，糊里糊涂就被人家包了饺子，而且到了难以还手、难以突围的地步。刘邦的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显然都有问题。
    刘邦太急于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了。一个人没有证明自己的欲望，不行；过于了，也不行。一般人的欲望会有芸芸众生制约，不可能无限膨胀。皇帝的欲望没有人能够制约，皇帝自己的权威只会助长而很难克服，只有敌人制约。否则就会一直膨胀，中外历史上都有曾经想要称霸世界的统治者，就是一直膨胀的结果。一个国家摊上这样一个皇帝，那就是国家命运之中的大劫。一个皇帝想要证明自己的时候，就要格外谨慎。
    刘邦这回膨胀受阻对西汉来说是好事，但对他女婿赵王张敖就是灾难了。

    32 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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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登被围之后，刘邦被迫打消了在军事上证明自己的想法，将平定韩王信的军事交付于樊哙，自己还是发挥优势——将将。但心里的窝囊气总得有个地方发泄出来，没有等得回到长安，在途中就催生了赵王张敖谋反事件。（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张耳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张敖是老赵王张耳之子。张耳（前264年－前202年），最初是战国后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门下的宾客，后来以侠义闻名担任魏国的外黄县令。秦皇朝建立后，和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联手开展抗秦活动，在当地影响很大，官府曾经悬赏千金缉捕。春秋战国天子式微，相当多数诸侯国国君也式微，维系社会秩序的在理念层面就是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就是这样的侠义之士。张敖和孔鲋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贯穿战国、秦、西汉的侠义之士，又是反抗秦皇朝的“老革命”，可能比陈胜、吴广还要早一些，后率先投奔陈胜，负责经营燕赵，成为秦末义军中最大的山头。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中，出自张耳这个山头或曾经是张耳麾下的就有7人。
    秦最后兼并六国之前、亦即刘邦担任亭长之前的20岁至30余岁之间，曾经多次前往追随张耳，为门下宾客。刘太公说他年轻时不务正业，主要就是干这个了，有点像是当时的地下党、革命者。沛县至外黄数百里，多次往返跋涉，信念之坚定绝非一般。后世突出了他在咸阳街头见到秦始皇嬴政、想当皇帝的一面，忽略了他很早就有反皇帝的一面。
    楚汉战争之初，张耳丢了地盘又投靠刘邦，韩信占领赵地又成为赵王，既是刘邦的面子也是借助他在当地的影响。死后张敖继位，又成为刘邦的女婿、以鲁元公主为妻。
    张敖（前241年―前182年），真心感激刘邦，恭敬过了头。刘邦从平城返回路过赵国，张耳从早到晚光着膀子端饭送水，还选派美人陪睡。
    刘邦，既是皇帝又是恩主还是老岳父。这每一种身份自然都可以摆摆谱，心里还有无处发泄的窝囊气，加在一起就过了头，叉开两腿坐在席上，呼来喝去、还骂骂咧咧，一点不把张敖放在眼里，忘记了人家已经是赵王、是主人。
    赵都邯郸，很早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甚至走路步态都让外地人羡慕不已、视为时尚、试图模仿，留下了邯郸学步的寓言。主客之间、尤其是上层社会主客之间，可能有一套习惯的礼仪，亦如后世所谓规矩大。
    张敖、刘邦二人两个方向的过头加在一起，在赵人看来，就是侮辱人。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赵国的丞相贯高等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刘邦以为自己才是在这里的主人，只是以宾主之道看，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说张敖：“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王杀之！”皇帝对赵王无礼，就要杀了皇帝。这种想法在后世几无可能，回家关起门来发两句牢骚足矣，在这时却是理直气壮。当然，这个丞相一定是赵王任命的，而不是刘邦任命的。但原因应该不尽在此。
    张敖咬破手指、以盟誓的形式郑重其事表示反对，说：“君何言之误！且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口。”他这理念在后世看来已经接近大逆不道。皇帝帮过你家，你就不能反对；如果没有帮过呢？！但此时大家也还是不能接受。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张敖自己可能真的无所谓，或清楚刘邦是何等样人。贯高等人忍无可忍，互相商量说：“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背德。且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汙王为？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这位贯高，是张敖未遂谋反案的真正主角。或有以为张敖幕后操纵，是不了解这个时候的君相关系。
    这时的君相关系，更接近后世的内阁负责制。君的权力主要是选用丞相，拜相之后一般不干预丞相施政，不满意随时可以换人。
    张敖的问题是知情不举、也没有换人，因此说他怂恿或参与也行。
    贯高并非意气用事、说干就干，而是准备好了才干，是要真干。
    第二年，刘邦从东垣返回又路过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馆舍中布下伏兵。
    刘邦来到、准备休息了，无意问起：“县名为何？”有人告知。刘邦说：“柏人者，迫于人！”或是长期战争中养成的本能机警，遂连夜而去。
    贯高的预谋落空。
    汉九年，贯高的仇家听闻此事，“乃上变告之”。这里的变，应该也是变事。

白登之战经过图

白登之战战场遗址

    33 燕赵多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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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张敖谋反事发，皇帝兼老丈人刘邦同样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立即派人抓捕张敖，并命令“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不许有人跟随，目的可能就是防止有人为张敖开脱、甚至顶罪。
    张敖身边的宾客、谋士“皆争自刭”。（可见田横五百壮士自杀，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亦可见当时自杀或已经有了一定程式。否则各自自杀就是了，无需争抢。）
    贯高非常气愤地责问：“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大家都死了，谁为赵王说清楚呢？！
    张敖被押往长安。“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因为只有家奴才能跟随，贯高等人都自行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以家奴身份跟随张敖来到长安。其余被株连的更多，包括张敖送给刘邦那个美人。
    这可能是刘邦第一次遭遇刺杀，望风捕影、案子搞得很大。
    这10余人原来都是张耳的宾客谋士，张敖的年龄和他们的孩子差不多。他们的行为，既是当时社会道德观念驱使，也有情分的作用。是义而非忠。
    一行人跟随张敖到了长安，又跟随进入监狱。贯高立即主动对狱吏交待：“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
    狱吏不相信。对贯高“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用专用刑具打了数千下，又针扎、火烧至全身无可继续之处。
    刘邦的皇后、鲁元公主的生母吕雉获悉此事，感觉女婿不像是会谋反的人，向刘邦说情。刘邦怒斥说：“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无可避讳，这就是刘邦对坐天下和女人关系的真实看法。也不必因此就认为刘邦流氓无赖，当时乃至后世权贵大概如此。这番话更可见刘邦对争天下的警觉之高，张敖他都怀疑，韩信又该如何？！
    负责审理案件的廷尉为贯高感动，汇报给刘邦。
    刘邦也被感动，说：“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
    中大夫泄公说：“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赵国社会崇尚敢作敢当、重情重义；贯高，正是这样的楷模。泄公和贯高是一个村的，比较了解，以老乡身份私下去核实情况。
    贯高已经不能独立行走、甚至不能起身，躺在舆床上，抬头问：“泄公邪？”
    泄公遂如旧时一般寒暄、攀谈，然后问张敖之事到底如何？
    贯高回答说：“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然后将具体过程一一道来，在一五一十为张敖洗雪的同时，也一五一十将自己告发了。
    泄公据实报告，刘邦立即赦免了张敖，但仍然降为列侯。这也和对韩信的办法相同，可能是他的既定策略——对确有可能谋反、或虽无可能谋反但对自己确实构成威胁的王侯，找点事情削爵一级，缩小地盘、削弱能力。这自然不地道。但与后世动辄大张旗鼓罗织罪名、以朝廷名义斩草除根相比，又不能否认还算宽厚。
    刘邦对中原社会的道德风尚、文明礼仪自然了解，又曾为侠客，或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贯高为人极为欣赏，又派泄公一一相告，说明张敖已经释放，并决定赦免贯高。
    贯高欣喜并再次相问：“吾王审出乎？”
    泄公确认，又说：“上多足下，故赦足下。”（“多”用在这里，是肯定、赞扬、信任的意思。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这样用。）
    贯高凛然相告：“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言罢，坦然“乃仰绝肮，遂死”，仰面朝天、自己把自己扼死了。“当此之时，名闻天下”。
    这是一帧原版的中国先民道德风尚的缩影，有可以理解有难以理解，尚未被大一统皇权至上观念浸染，高于各种利益纠葛，能够被不同政治力量共同尊重，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潺潺而下，浸润炎黄子孙的心田，滋养了中华文明。
    那个时候的人们讲究的不是忠，而是义。后世往往将忠义连在一起、混为一谈，其实是两回事，忠是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义是双方面的、是有条件的。如果西汉已经形成了明清那般皇权至上的忠孝理念、已经是那般令人窒息，两汉文明能不能建立起来就可以肯定是个问题。如果没有两汉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宋文明，中华文明岂不就是秦皇朝+元明清？！那该是何等景象？！那岂不就是从现有中华文明景象中除去两汉、唐宋的内容，再加重秦的内容？！细思恐极，真令人不寒而栗。
    韩王信和赵王张敖，两件谋反案一真一假。韩王信谋反是真的。为何？担心成为第二个韩信。张敖谋反是假，只能说是贯高谋反。但刘邦显然相信是张敖谋反。为何？担心他学习韩信。两件事情，韩信都没有参与，但又真真切切就在其中。

    34 刘邦幸臣陈豨出任代相之前向韩信登门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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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十年后九月，代相陈豨造反、形成相当于内战的大规模叛乱。这一次不仅不是刘邦有意挑动，而且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已经成为淮阴侯的韩信。
    陈豨（？―前195年），也是较早独立起义响应陈胜、吴广的义军领袖。秦二世元年率领所部5百人在山东菏泽一带加入刘邦集团。因为后来谋反，他的功劳被蒙上了历史的尘埃，只是功臣表中还有寥寥数语。西汉功臣中这样的功臣有的是，不只是樊周滕灌等留下传记的若干位——有兴趣的读者朋友略加比较就能明白，只有拂去历史的尘埃才有可能辨认他们的风采。
    陈豨加入汉军初期的作用，类似郦商，常常负责小规模独立活动。萧何经营关中，他的部队可能担任留守。楚汉相争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没有在中原前线。他的战功，主要就是起义初期、入关中、出汉中、平定三秦这一阶段，战争规模还不大，功劳也就不大。虽然也是汉军的方面统帅，第一次分封诸侯并不在其中。但和刘邦关系很好，中后期的工作主要是担任刘邦的高级信使，被军中视为幸臣。
    刘邦白登突围之后将樊哙留下。樊哙和周勃都属于汉军的主力机动兵团，不可能长留代地。回到长安后，就选择陈豨担任代相。陈豨因此被赐封侯爵。刘邦特别说明，“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史记·高祖本纪》）。这是公开或有意宣称——陈豨很可靠，功劳或不太够，因军情紧急需要重用而封侯。
    刘邦没有意识到，陈豨和韩信的关系也不错。汉中拜将时，诸将大多是丰沛子弟，资格、关系很硬，大都有点反感韩信、不买账。陈豨是当时还为数极少的非丰沛子弟，自然不反感。后来担任高级信使频繁来往，刘邦和韩信对彼此的真实态度可能很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就将二人之间的是非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几乎是本能地同情韩信。
    这是刘邦身边工作人员这个特殊功臣群体的一大特点：大都独立性较强，保持了独立的是非标准，不迷信刘邦；无论大事小事，刘邦的决策和他们的是非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能有独立的判断。在刘邦和功臣集团博弈的全部过程中，将一再表现出来。
    推而言之，这更是整个西汉功臣集团的一大特点，又是西汉不同于此前此后历代皇朝的思想层面的原因。其历史渊源，自然就是春秋战国那个伟大的时代了——天子式微、诸侯国君也式微，上古中国贵族“大家”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独立性更加趋强，经济权益独立、政治要求独立、思想意识独立。所谓兼并，只是经济独立、政治独立的自然表现；所谓百家争鸣，只是思想意识独立的自然表现。秦皇朝实行专制统治，虽然试图全方位扼杀这种社会独立性，但时间短暂、并没有能够成功。秦崩溃之后，又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先是表现为各路义军将士的特点，后来又表现为汉军将士、西汉功臣集团的特点。
    陈豨要独立应付匈奴了，上任前来到淮阴侯府上，作为刘邦的亲信近臣、向已经被刘邦降为淮阴侯的韩信登门请教。这种事，在后世历代皇朝多乎哉？不多也。

陈豨画像

此人可能是个背政治风波淹没了的功臣。

被政治风波淹没

    35 韩信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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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被削爵为淮阴侯、住在长安，并非软禁。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可能还没有此类不阴不阳、小人做派的名堂。韩信传记中，有两件事情反映了他这一段的生活状态。（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韩信、卢绾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一是还能和皇帝讨论问题、打嘴仗。例如二人讨论带兵能力，那需要相应的环境、氛围。如果是被软禁，便是刘邦想讨论，韩信会不会捧场呢？
    二是称疾不朝，但还能公开自由串门。“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韩信在汉军将士心目中，确如战神，樊哙的恭敬几近军人本能。但他如此对待樊哙的恭敬，也可见其性格上的毛病。这是在称病不能上朝、不愿意跟在刘邦身后当背景的前提下，还能公开自由串门、还串到了刘邦的连襟家里。后世或可谓宽松，其实只是享有列侯应有的权利。亦即，韩信成为列侯就享有列侯的权力，不是只有列侯名义的被软禁的囚犯。说明这一点很有必要，不然后世读者几乎一定会将这一期间的韩信视为软禁中的囚犯。这个真的不是。
    最初的西汉长安城乃新建的单一行政功能城市。城中建筑只有两类，皇宫和群臣居住区。群臣居住区分为里，每一里50至100户，有单独的围墙和大门。最多时达160个里，这时肯定还远没有那么多。韩信的淮阴侯府邸就在其中，唯不知是原来的楚王府换了招牌，抑或是降为淮阴侯后也换了房子。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韩信拉着陈豨的手在庭院里散步，转了一圈，又是一圈。
    幕后策划造反的谈话本就很困难，且韩信又是西汉这个新政权的重要打造者。三秦、三晋、燕赵、齐鲁是他直接指挥打下来，龙且率领的楚军主力是他直接指挥消灭，最后消灭项羽的垓下之战也是他直接指挥，随后又分兵占领吴楚。大半汉军、大半战争、大半中原都是他呕心沥血，西汉不仅是刘邦的，也是他韩信一生功业。下决心摧毁岂是容易？
    更何况，他清楚汉军和西汉靠什么组成，就是他在汉中向刘邦提出的“与天下同利”，简而言之就是攻城者得城、掠地者得地。在这种基础上打造起来的政权，只要能保持必要弹性，稳定性几乎无可比拟，想要摧毁谈何容易？亲身经历了摧毁秦皇朝战争的摧枯拉朽，亲眼目睹了那个庞然大物的土崩瓦解，他对如何摧毁一个政权有非常直接的理解。秦之所以土崩瓦解，因为那确为皇帝一人独有，好似独脚巨人，一旦皇纲解纽，势必轰然崩塌。汉则与天下同利，好似百足之虫，没有了皇帝，下边还有60万小皇帝；逻辑上得把60万个小皇帝全部推翻才能推翻西汉。韩信，可能是较早意识到西汉这一优势的。
    韩信出身时虽然已经是平民、常常食不果腹，却是颇为典型的精神贵族。家中长辈都早早去世，他其实是个孤儿，除却长辈言传身教的贵族理念之外，并不知晓社会上已经增添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与人相处，就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的一生功业，起自刘邦汉中拜将，对刘邦始终怀抱感恩之心。他很早就明白刘邦不信任自己，甚至有点理解刘邦的不信任。为了让刘邦放心，能做的他都做了，不能做的、只要不是严重影响战争胜负，他也做了。
    刘邦第一次收精兵，他宁愿相信是大局需要而不是汉王心胸狭小。再则本钱也确实是人家给的，自己大发了，人家收回本钱、再收点利息理所应当。何况分兵拱卫汉王、加强中原前线也确为战争需要。他真心实意将麾下精兵全数送走，以致兵出燕赵其实是一帮未经训练的老百姓。井陉一战其实是将未经训练的老百姓撵上了战场，可谓不教而战，非置之死地必然一哄而散；不能战斗，遑论取胜？！
    第二次在修武，他和张耳都是在装睡。张耳已经60出头、早晨醒得很早，他也早就跟着在半睡半醒状态。刘邦进帐喝令士卒不许报告，他们都听到了。统帅大军，兵符印信岂能轻易让人夺走？！他等于是耳听着刘邦将兵符印信拿走的。装睡之人自然不会被惊醒。事后张耳还抚慰他。
    第三次在齐。张良来封自己为齐王的同时征调手下军队，有点像是一笔生意，自然不能不给。
    第四次在定陶，堂堂汉王等于是明抢硬夺了。
    他理解，汉王谋略不如自己，手下士卒再不如自己，如何能睡得着？！且虽然夺走了兵符，但又封自己为楚王了。是楚王啊！所以，他积极主动牵头上书拥戴刘邦称帝。
    他一开始就没有、后来也始终没有试图和刘邦平起平坐的念头。他韩信不是那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所以，自己昧着良心、违背做人的道德将钟离眛的人头奉送给刘邦，居然还是被“擒”了，居然还是成为了淮阴侯，和麾下的将领们站到了一起。刘邦、刘邦，你欺人太甚！士可杀，不可辱！
    每逢这样的时候，就会想到南昌亭长那个老婆。那时自己落魄、在亭长家里蹭饭吃，本是感谢不尽。你给是情分，韩信感谢；不给是本分，把话讲在明处，韩信自会拜谢而辞，何以当面羞辱？士可杀，不可辱！他一直怀疑是亭长在背后指使，真正小人。
    自己这一辈子，或许命犯亭长？！
    成为淮阴侯之后，他不止一次设想过：刘邦如果能悄然登门、拱手道歉、当面给自己认个错、说两句肺腑之言，他可以连这个淮阴侯也不要了，学习张良、甚或更进一步，干脆做个闲云野鹤、给皇帝一个彻底放心。
    讨论诸将带兵能力之后，他知道不可能了。那副得意洋洋的小人嘴脸一直在眼前，那句“何为为我擒”的小人得志言语一直在耳边，如同夏日里盘旋在耳边的一只苍蝇，挥之不去。
    作为军事大家，他非常清楚造反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手握数十万大军，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三分天下。这一点，不止一人看出，也不止一人曾来游说。现在，则几乎谈不上获胜的把握，真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然所谓威武不能屈，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不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自从成为淮阴侯，他考虑过无数次，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
    这一生坎坷、满腹委屈，向谁说？又如何说？
    韩信终于站定了，仰天而叹：“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我能和您说两句话吗？我有话想和您说啊！
    这是真正名震天下、气吞万里的大将军，何至于此？又何来此言？每每读史至此，都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曾经是名震天下的大将军、虽然近在咫尺，韩信并没有看着陈豨说话，或是多少还有点没有把握，不愿意看到被当面拒绝。这个时候的韩信，又是自己的聪明智慧之外一无所有了。如今的一无所有和当初的一无所有，岂可同日而语！
    没有想到，陈豨应声回答：“唯将军命！”
    无论后来成败如何，有陈豨这一回答，落魄之中的韩信就已经感受到了人心的温暖。仅此而言，韩信虽然不幸却又是非常幸运的。后来中国历史上类似命运的大将军不绝于史，但能够在困厄之中感受到人心温暖的真屈指可数。人心不古，斯言诚哉。
    韩信，只有在谋划、指挥战争的时候才是韩信。
    他如同面对泱泱大军下令一般，全无废话又异常明白地说：“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
    寥寥数语，没有空话，完全是客观的可行性分析，而且是以自身实践为案例的可行性分析。这也是经历使然，他长期担任汉军前方统帅，一般不考虑也无权过问战争是不是该打，只负责如何克敌制胜。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往往如此，他们也因此而大都只是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
    陈豨回答：“谨奉教！”

    36 陈豨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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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豨上任，并没有马上造反。一般而言，造反需要的不只是主观愿望、力量，还必须有相应形势。韩信所预测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刘邦会将陈豨逼到这一步。（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陈豨造反，又是比较典型的嫡系和非嫡系矛盾的爆发。秦末大起义之初，黄淮海平原一带数百、数千一股的独立起义队伍难以尽数，他便是其中之一。加入汉军后，刘邦信任他不假，但他并非丰沛子弟、又不是刘邦亲戚。后来参加汉军的人往往以为他是嫡系，其实那一拨也不是，是个单干户。
    陈豨上任之初，以赵相又兼管代国，相当于明清的直隶总督又兼管塞北。刘邦废立太子失败后，将爱子刘如意册封为赵王，又任命御史大周昌为赵相。陈豨干得好好的，地盘减少一大半，还是富庶繁华之地，剩下的就只有塞北贫穷苦寒之地，自是不高兴。但形势仍然不到造反地步。
    继续逼迫陈豨的是周昌。
    周昌为人耿直但心胸不大，后任看着前任不顺眼的不稀罕，但他太过分了。
    陈豨老家那一带原属魏国，有志之士都仰慕信陵君魏无忌。陈豨权倾一方，也学着养士。有一次回乡路过邯郸，“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陈豨和手下很熟悉邯郸，可能也很随意，大概也没有想到去拜望一下新任赵相。
    周昌气不过，便向刘邦告了一状，“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老子们的江山，你显摆的是个什么劲儿？！这是功劳不甚大的一般嫡系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只许自己显摆，自己显摆理所应当；不许别人显摆，别人显摆就看不下去，就要想办法灭了人家。周昌是因兄长周苛壮烈牺牲而进入高层的，自己并无甚战功。如果是个真正功劳大的，一般反倒不会这样。当然，陈豨也就不会在别人已经接任后还如此张扬。这俩人，犯得是前后任出问题的一般错误，互相尊重不够。但陈豨有意显摆虽然不好却也还在情理之中，周昌告状那就不是嫉妒而是陷害了。这是周昌这个正直人的不正直之处。
    接着就是刘邦自己逼迫了。
    周昌这一状显然是告响了，“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
    这时的刘邦，似乎已经进入草木皆兵状态，说谁谋反他也相信，立即下令审查陈豨手下的经济问题，借以打击陈豨。刘邦的诏令自然义正辞严，但陈豨不傻、众人不傻，大家都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
    汉十年七月，刘邦借父亲去世而召陈豨回朝。
    陈豨则毫不客气称病推诿，九月公开造反、自立为代王，完全控制了燕代两地和赵国的相当一部分。比较政府治理、凝聚社会或控制社会的能力，陈豨强于周昌。自春秋战国以来，燕代始终是赵国的势力范围，这可能是第一次反过来了。
    以陈豨造反为标志，此前，多多少少都有点刘邦有意玩火；此后，就转向疲于奔命努力灭火了。
    这是有意公告天下的亲信、近臣造了反，舆论层面就非常被动。
    为了尽快平定、一举平定，刘邦郑重其事行使天子权力、发出羽檄通知各诸侯国出兵。到了邯郸一看，“未有至者”——各诸侯国居然都没有出兵。这令人难以置信，《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没有，但《汉书·高帝纪》中有，班固增加应该有根据。综合分析，应该分两种情况：有根本不准备出兵的；有尚未到达的。无论如何，局面很严重。刘邦不得不拿出争天下的草头王本领、几乎突破了一切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无底线地、不择手段地和陈豨周旋。
    其中有些手段，周昌都看不过眼：
    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上嫚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又求：“乐毅有后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问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
    依靠这样一些手段，直到第二年冬天，才大致稳定下来。到第三年冬天，刘邦病死前夕，樊哙所部才将陈豨消灭。
    陈豨打仗可能不太行，毕竟如约造反，没有形成预料局面的直接原因，是韩信失约。

    37 萧何出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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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韩信事件为标志，西汉内部政治关系迅疾进入激烈斗争阶段，极为凶狠残暴。
    陈豨造反之后，刘邦的当务之急自然是防止里应外合，最有效的防止手段就是把有嫌疑的人杀了。这个时候，最有可能和陈豨里应外合的自然是韩信，最有效的防止手段就是把韩信杀了。
    这是一般争斗和攻伐经验丰富的人都能想到的，也就是韩信面临的前景。站在韩信的立场上则反是，就是抓住机会、里应外合、杀了刘邦。
    至于是刘邦杀了韩信、还是韩信杀了刘邦，自然是随机的、偶然的。如果将他们视同丛林中即将开始撕咬的野兽，那就看谁更凶残、更不择手段！
    刘邦走的时候本是要韩信随军的，带着韩信他应该最放心；韩信也应该跟着刘邦，跟着刘邦他最安全。韩信不可能想不到这一层。但他已经横下决心，和陈豨谈话就是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和这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的家伙拼个你死我活，也就舍弃了这个对双方都合适的选项，称病留在了长安。
    韩信的结局此时就已经确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刘邦走后，韩信如约行动，派人和陈豨的家臣商量具体方案。大略内容是：1、谎称刘邦诏令、赦免长安城里的官徒奴。赦免官徒奴，是当时战争中快速补充兵员的常用手段，容易蒙哄过关。2、借助韩信的威望急速将官徒奴整编成军。3、这些行动都以刘邦在邯郸前线需要为借口，公开合法进行，只要足够快。4、率领这支军队突袭吕后和太子。5、具体时间等待陈豨的消息，选择一个晚上开始行动。
    当时长安城中官徒奴可能数量较大。粗略回顾一下秦汉之际以奴、以徒为军的记载，就会明白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后人唯一难以理解的是，陈豨造反的消息已经公开，为何还一定要等陈豨的消息才开始行动？要等待的又是什么消息？必要性在哪里？但《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为“部署已定，待豨报”。这一等待，就夜长梦多了。
    韩信府上有一舍人犯了家法。当时不同等级的封君家里都豢养有数量不等的奴、仆、舍人；对他们的管理一般都依照家法，但罪至处死的时候还是得要报告官府或请官府执行。此人的罪行可能比较大，韩信将他关起来，准备根据家法杀头。此人便设法向吕后上书，“告淮阴侯信反”。后来，居然还就是因此保得性命并获封列侯、食邑二千户，即《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赫然在列的慎阳侯乐说。西汉功臣食邑多数不够两千户，可见这一举报对刘邦的价值。前文认为举报韩信谋反的变事可疑，此人此事是主要反证。
    刘邦的皇后吕雉，随后会成为西汉君臣博弈中的重要人物。此时刚刚走到政治舞台前列，突出特点是嗜杀，对待政治对手动辄就杀，且往往是大人物，最先死在她手里的两个人都是诸侯王。可对于主要对手戚夫人，刘邦生前始终未见她有任何挑衅行为。或正是因此，对别的能杀的人就格外心狠手辣。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现象，和通常所谓发火类似。不同在于，常人发火，摔个盆、砸个碗，顶多摔个门；皇后发火，就要杀人，而且是杀诸侯王。
    对于这样地位的人物，是她的独立决定还是刘邦在背后操纵？夫妻之间的事情，别人很难说得清楚，何况后人！但封侯的权力绝对属于皇帝；乐说事后被封为慎阳侯应该是刘邦的决定，也就是刘邦对韩信之死的真实态度。且这仅仅是对告发者的赏赐，对决定处死者、自己的皇后，皇帝是否也会有所赏赐呢？这有点涉嫌阴谋论了。笔者不赞成动辄以阴谋论猜度古人，好像古人全都是阴谋家。若是，他们的后人又该如何呢？
    吕雉获悉韩信谋反的时间应该是汉十一年正月。她的第一反应是，把人抓来杀了。她极有可能已经这样决定了，只是在派人前往捉拿的时候才想到，“恐其党不就”。韩信及其党羽、家人不就范怎么办？或是奉命捉拿韩信的官员提出了这个假设。这也说明，刘邦留在长安、守卫皇宫的部队并不多，面对韩信的家人并没有必胜把握，又说明韩信利用官徒奴的方案如果能够付诸实施、成功概率还是很高的。
    吕雉决策的一般特点是，自己想不出多少办法来，但知道让别人想办法。这次找的是萧何。萧何对她相当于父执，实际地位又高于她，不知她用什么办法请出了萧何。后来有出戏写这一段，说是刘邦出征时将斩蛇剑留给了她作为授权标志。这有点以元明清的皇权猜度汉唐宋的皇帝了，当时的皇帝本人尚且没有偌大权威，留把剑未见得有用。
    萧何和韩信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可能是第一个听韩信讲述胸中韬略的，可能也是第一个明白韩信乃帅才而非将才的，所以直接建议刘邦拜为统帅诸将的大将军，所以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萧何最少是用了两天时间才将韩信追回来。在当时汉中的地理条件下，那是非同一般的不辞劳苦，也因此使刘邦相信了韩信的才能，韩信也因此从一个尚未显露出任何特殊才能的中下级军官一步登上拜将坛成为汉军前敌总指挥、前方统帅。
    萧何对韩信是非同一般的恩主，韩信对萧何的大恩也是念念不忘。西汉丞相在皇帝面前有制度性的独立权力，并非唯命是从的马仔，堂堂丞相不可能因为皇后相请就帮着她杀诸侯王，更何况是名震天下的韩信。但《史记》、《汉书》都是这般记载，说吕雉“乃与萧相国谋”，其中缘由——萧何为何成为同谋——难以确认。
    萧何对付韩信的办法是，“诈令人从帝所来，称豨已破，群臣皆贺”。谎称有人从邯郸前线回来报捷，说汉军已经击败陈豨，吕后准备大宴群臣、庆贺胜利，请韩信赴宴。
    这办法听起来很不错，其实根本不可行。刘邦在朝，韩信尚且长期不朝、不从；刘邦不在，他怎么可能去捧这个场？！
    吕雉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可行不可行。如同所有蛮横而无能的君主一样，无论大臣提出什么办法，都是请大臣自己兑现。
    真正的大人物处理具体问题，往往反应慢。自从坐镇关中，萧何就相当于安西都护、陕甘总督、西北局书记，已经很少处理具体事务。可能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请他想办法只是托词；不论他想什么办法，最终是必须得负责把韩信弄到宫里来、送到刀下来。这不就是逼着他杀韩信吗？！
    丞相大人无可奈何了。自从韩信出事，他就担心会有麻烦，却没有想到居然是得亲自参与杀人。当然，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和韩信联手，轻松控制关中、颠覆汉朝。他或是没有想到，或是想到了、感觉风险很大且不可控。最大的可能是想到了、又感觉有点像是自己推翻自己、否定自己的一生功业。
    对于这件事情，后世长期、普遍难以理解，于是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无奈感叹。问题可能是长期、普遍把萧何成就韩信的动机搞错了，包括韩信自己；以为萧何推荐韩信是为了人才，包括韩信也以为是为了自己。实事求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推荐韩信是为了汉军摆脱困局，摆脱困局是为了和项羽争天下。为什么把这个动机搞错？后世下意识地以为江山是刘邦一个人的，真正为江山着急的自然只有刘邦一个人。但萧何显然以为这江山也是自己的，推荐韩信是为了夺取政权，参与杀害韩信是为了巩固政权。萧丞相不糊涂，糊涂的是后人。当然，他肯定不赞同他杀，他有的是杀人之外的办法，只是事已至此，无可奈何。
    萧丞相，终于还是乘着他的牛车向淮阴侯府邸而去。

    37 萧何出面（2）
    ============
    汉初丞相乘牛车，并不是全部汉军、整个西汉范围内已经找不到可供丞相乘用的几匹马，而是长期战争马匹损耗本就严重，楚汉战争中汉军又建立了汉军车骑，萧何只得把马匹全部收拢起来，以保证前方需要。自己乘用的可能也一并送往前方了，乘牛车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是表忠心。自楚汉战争初期汉军大败彭城开始，刘邦对他就一再表示怀疑，他也不得不一再表示忠心。但以参与杀人表忠心，这还是第一次。
    离开长乐宫，拐上后来称为朱雀大街的天街，驶往淮阴侯的府邸。
    丞相的牛车一如既往的缓慢而威严，车上的丞相却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牛蹄叩击着夯实过的黄土路面，发出沉重而悠长的声音，每一下都像叩击着丞相的心。
    仅凭皇后、一个吕雉，是否就能将堂堂丞相、名闻天下的萧何逼到如此地步？后世历代皇朝可能，西汉则不可能。这可以肯定是韩信之死当中的一个问题。刘邦出发之前应该给吕雉留下了足以使萧何就范的办法。这也就意味着，韩信之死，有可能是刘邦临行之前、面对韩信拒不随军的时候就已经推演过的事情。
    韩信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可能一般。在项羽帐下、他已经是项羽身边的执戟郎中；在刘邦帐下，曾有萧何、夏侯婴多次推荐，长期不能崭露头角可能就是因此。成为淮阴侯、身居长安，身边没有了成建制的、高水平的大夫、郎中，许多具体事情就得亲自办理了，就很容易出疏漏。由于自己的疏漏、也由于吕雉接报之后行动迅速，有人举报这件事情他可能一直不知情，甚至有可能是萧何上门的一瞬间才意识到。如果事先知道，以他的性格，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会束手就擒。
    可当萧何上门的时候，除了束手就擒，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韩信对萧何始终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乍一见萧何上门，自然是本能的亲切、喜悦。可丞相大人却是来动员他出席庆功宴的，说虽然在病中，还是勉强去一下好。他已经长期不参与朝廷的各种公开活动，刘邦其实是默许了的。且丞相亲自上门相请，意味着必须去。实质而言，他是朝廷时时提防的对象；体制而言，不过是百余列侯之一、在朝中没有任何职务、并不重要，有什么事情必须他到场呢？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来，他立即就肯定了。
    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丞相亲自上门相请是个明确信号——丞相已经加入了吕雉的壁垒。他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皇宫、吕雉，而是丞相、朝廷，直接的是丞相长期经营的关中，间接的是天下。如果手中能有几万兵马，他并不在乎天下、更不在乎关中，也不在乎有没有后方供给兵员、粮草。楚汉战争时，萧何供给的只是刘邦所部，他手下的人马，从几万至几十万，都是他自己解决，也始终不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兵员粮草，还谈何指挥千军万马？！但这都需要兵马、时间，哪怕是一两万人或三五千人也行，哪怕是三五天或半天也行。现在是刻不容缓、间不容发。他相信，丞相不是一个人来的。战争需要知己知彼。长期的战争，养成了分析判断对手决策的习惯。一旦站在对手的立场上、一旦设身处地为吕后想一想，他就完全释然了。
    两人走出府邸，登车，驶上长安街头，驶向长乐宫。
    如同萧何没有想到和韩信联手一样，韩信似也没有想到和萧何联手。这种刘邦最为担心的局面，一点影子也没有出现，之前没有，现在则更不可能。
    这也反映了西汉功臣在和刘邦博弈中的突出特点——无组织、无领导。他们的领导就是刘邦，一旦领导反戈相向，被领导自然群龙无首、有一个比较被动的阶段。对于君臣之间的博弈，他们是后知后觉者。

    37 萧何出面（2）
    ==============
    汉初丞相乘牛车，并不是全部汉军、整个西汉范围内已经找不到可供丞相乘用的几匹马，而是长期战争马匹损耗本就严重，楚汉战争中汉军又建立了汉军车骑，萧何只得把马匹全部收拢起来，以保证前方需要。自己乘用的可能也一并送往前方了，乘牛车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是表忠心。自楚汉战争初期汉军大败彭城开始，刘邦对他就一再表示怀疑，他也不得不一再表示忠心。但以参与杀人表忠心，这还是第一次。
    离开长乐宫，拐上后来称为朱雀大街的天街，驶往淮阴侯的府邸。
    丞相的牛车一如既往的缓慢而威严，车上的丞相却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牛蹄叩击着夯实过的黄土路面，发出沉重而悠长的声音，每一下都像叩击着丞相的心。
    仅凭皇后、一个吕雉，是否就能将堂堂丞相、名闻天下的萧何逼到如此地步？后世历代皇朝可能，西汉则不可能。这可以肯定是韩信之死当中的一个问题。刘邦出发之前应该给吕雉留下了足以使萧何就范的办法。这也就意味着，韩信之死，有可能是刘邦临行之前、面对韩信拒不随军的时候就已经推演过的事情。
    韩信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可能一般。在项羽帐下、他已经是项羽身边的执戟郎中；在刘邦帐下，曾有萧何、夏侯婴多次推荐，长期不能崭露头角可能就是因此。成为淮阴侯、身居长安，身边没有了成建制的、高水平的大夫、郎中，许多具体事情就得亲自办理了，就很容易出疏漏。由于自己的疏漏、也由于吕雉接报之后行动迅速，有人举报这件事情他可能一直不知情，甚至有可能是萧何上门的一瞬间才意识到。如果事先知道，以他的性格，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会束手就擒。
    可当萧何上门的时候，除了束手就擒，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韩信对萧何始终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乍一见萧何上门，自然是本能的亲切、喜悦。可丞相大人却是来动员他出席庆功宴的，说虽然在病中，还是勉强去一下好。他已经长期不参与朝廷的各种公开活动，刘邦其实是默许了的。且丞相亲自上门相请，意味着必须去。实质而言，他是朝廷时时提防的对象；体制而言，不过是百余列侯之一、在朝中没有任何职务、并不重要，有什么事情必须他到场呢？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来，他立即就肯定了。
    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丞相亲自上门相请是个明确信号——丞相已经加入了吕雉的壁垒。他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皇宫、吕雉，而是丞相、朝廷，直接的是丞相长期经营的关中，间接的是天下。如果手中能有几万兵马，他并不在乎天下、更不在乎关中，也不在乎有没有后方供给兵员、粮草。楚汉战争时，萧何供给的只是刘邦所部，他手下的人马，从几万至几十万，都是他自己解决，也始终不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兵员粮草，还谈何指挥千军万马？！但这都需要兵马、时间，哪怕是一两万人或三五千人也行，哪怕是三五天或半天也行。现在是刻不容缓、间不容发。他相信，丞相不是一个人来的。战争需要知己知彼。长期的战争，养成了分析判断对手决策的习惯。一旦站在对手的立场上、一旦设身处地为吕后想一想，他就完全释然了。
    两人走出府邸，登车，驶上长安街头，驶向长乐宫。
    如同萧何没有想到和韩信联手一样，韩信似也没有想到和萧何联手。这种刘邦最为担心的局面，一点影子也没有出现，之前没有，现在则更不可能。
    这也反映了西汉功臣在和刘邦博弈中的突出特点——无组织、无领导。他们的领导就是刘邦，一旦领导反戈相向，被领导自然群龙无首、有一个比较被动的阶段。对于君臣之间的博弈，他们是后知后觉者。

萧何墓遗址

    38 韩信之死
    ===========
    长安城这时还没有城墙、建筑也还不多，城市格局就显得相当开阔、大气，和八百里秦川、和横亘南天的秦岭浑然一体。那时人类的力量本来就还很不大，刚刚成立的国家囊中羞涩也还不敢挑战自然，城中建筑大多依山就水，没有破坏原有自然风貌，好像只是在自然景观之间增加了若干精致的建筑小品。城市整体也依山傍水，仿佛天成山水中一处淳朴而得当的小公园。（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韩信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走向人生最后一幕的韩信，身在长安街头，心绪却飘向了齐鲁大地、无可躲避又无法驱赶地想到了武涉。
    那时他刚刚战胜项羽手下头号大将龙且，项羽派武涉前来建议自己独树一帜，和项羽、刘邦三分天下。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在莽莽天下、茫茫人海中可以算是个人物了。
    武涉先是说刘邦背信弃义、不可共事：“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后世论及楚汉之争多是站在刘邦一边看、站在胜利者一边看，这番话是站在对面看、站在失败者一面看。两相对照，可能更贴近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
    武涉的重点是劝韩信和项羽联手：“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这显然是站在齐国、在韩信的位置上坐北而面南，看着中原战场上左边的项羽、右边的刘邦说话，真可谓是呼吸之间摇动天下。
    这个武涉，较早注意到了刘邦和项羽不同的政治取向。
    韩信政治上可能确实迟钝，更多的还是考虑做人的道德。他给武涉的答复是：“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当时，他正在请求刘邦赐封自己为假齐王。这就是他当时的心理，真心感激刘邦，没有丝毫拥兵自重的想法，只是形势需要，且也感觉理所应当。而刘邦接到请求时的态度，他可能直到此刻都茫然不知。
    那时韩信觉得自己很高尚，有点像是从小就很仰慕的那些圣贤。如今武涉居然言中，真的到了虽死不易的地步了，心中很是凄凉、懊悔，但又努力驱赶着凄凉、懊悔，不愿意在这样的心情中给自己的人生谢幕。
    可思绪不由人，又不由自主飘向蒯彻。那也是汉四年，他已经成为齐王，印象中天气已经冷下来了。但眼前已经是长乐宫，已经来不及回想蒯彻那一番谈话了，只是恍惚看到蒯彻绝然而去的背影，因凄凉而心生懊悔，又因懊悔而倍觉凄凉。
    长乐宫原来是秦皇朝的兴乐宫。萧何维修装饰了一番劝当皇宫，正式的皇宫未央宫在长乐宫西侧，还没完工。
    长乐宫最为醒目的标志是十二铜人。秦兼并六国之后将天下百姓手中的兵器全部收缴，“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矗立在尚未完工的阿旁宫，是阿旁宫、甚至是整个秦皇朝的标志。阿旁宫已经建成的部分被项羽烧了，但铜人无恙，萧何移过来，矗立在长乐宫，又成为长乐宫、甚至是汉皇朝的标志。十二金人大小轻重不一，最小的也有三丈高、二十四万斤重，移过来的时候又擦洗打磨了一番，在太阳照射下光芒四射、居高临下、威风凛凛。
    秦末天下英雄初起时，大都是揭竿而起、斩木为兵，就是因为秦皇朝把天下金属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但萧何把十二铜人从秦的阿旁宫移到汉的长乐宫又是为何呢？刚刚建立的大汉皇朝岂不就和秦皇朝一样了？秦皇朝鱼肉天下，不推翻是无天理。项羽主约不信视天下为无物，无疑也应该推翻。但自己领衔推荐为皇帝的刘邦，越看越不如项羽了。自己倾一生心血的事业，利耶害耶？对耶错耶？
    韩信在懊悔而又凄凉、清醒又极为挣扎的状态下走到了最后。
    十二铜人不能守秦，焉能守汉？！萧何之器小也。韩信突然想对自己的恩公揶揄一把，定睛看时，萧何已经不在旁边，长乐宫执戟郎中已经将他团团包围。
    嘿嘿，果真是天与弗取，反受其咎！
    韩信死了。如何而死不能确定。至于他的族人，《汉书·刑法志》有明确记载：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刑法规定，凡夷三族皆具五刑而死，依次为：切除鼻子，切除双足，打死，割下头颅，剁成肉酱；当场谩骂诅咒者，先割舌头。韩信和彭越的族人都是如此而死，彭越最终是成为若干小罐肉酱分送诸侯王了，韩信又能如何？！
    太史公对韩信总体同情，但又认为韩信没有能“学道谦让”，而是伐功矜能、咎由自取，等于说皇帝可以恩将仇报、大臣不该以直报怨。两千年来诸位史家中，太史公算得客观公正了，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该如何解读历史呢？！咱们、后世芸芸众生心目中的历史，就是通过这般解读搭建起来的。
    韩信也和大多数历史人物不同。后世历代皇朝、官方从来未曾追封，关羽那般不断推高最终无以复加的追封更从来没有。韩信对于官方确实有危害，关羽对于官方确实有帮助。韩信从此也就只是生活在平民百姓的记忆中。传说，韩信死后，吕雉将其头颅函送刘邦。刘邦正在返回途中、经过山西灵石城南二十里的一道山岭，遂将韩信头颅葬于岭上，当地人随即将此地称为韩信岭。韩信遂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平民百姓的记忆，获得了绵延至今的追忆、同情。那道山岭至今仍然称为韩信岭，横亘在黄河边上、无声无息又无休无止地仰望着无边无际的天空、陪伴着万古奔流的黄河。

这就是韩信岭，韩信墓在上

《灵石县志》记载:“韩信岭在县南二十里。汉高帝远征，吕后杀信未央，乃遣人函首送帝，值帝还兵此处，葬其首级于岭上，后人即其墓庙祀之。”

传说随从军士每人捧土一掬即堆成墓。
现存韩信墓丘方圆30米，高10米，墓外原有砖切围墙，内有1米多宽的通道，墓前现遗存有青石刻“汉淮阴侯墓”碑一通。墓前建有韩信庙，祠庙坐北朝南，始建于金明昌年间，元代时曾修复三次，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又扩修祠庙，现存初创建的三孔砖券拱型十字窑（正殿），其它建筑物毁于战火。

    其庙门楹联是：
    西望关中，百战十年空鸟兔；北临绵上，千秋一例感龙蛇。
    还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据说最初也是提在这里的：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

    此地自古即为南北交通必经之地，历代过往文人墨客多有题咏。
    其中有名臣于谦，当时为明朝监察御史、巡查山西时途经此地，题诗一首：
    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
    功成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
    汉帝规模应豁达，蒯生筹策岂忠良，
    荒坟埋骨腰山路，驻马令人一叹伤！
    于谦一定没有想到，他也会成为后人叹伤的对象。

    39 迟到的辩护
    ============
    汉十一年正月，韩信尸骨未寒，刘邦回到长安。
    他自然能知道韩信如何而死，反映是“且喜且哀之”，然后问吕雉，“信死亦何言”？
    吕雉便将韩信最后的话原封不动转述给了刘邦：
    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悔之晚矣。表明韩信当初确实没有谋反，临终虽然已经根本来不及了、却是真的决心谋反。
    刘邦立即派人把蒯彻抓来，准备烹杀，并责问他：“昔教韩信反，何也？”
    蒯彻，《史记》、《汉书》都记为蒯通，是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名字。咱们不是刘彻的臣民，自然还称蒯彻。他的回答，显然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可殚诛邪！”
    首先以各为其主为自己辩护；然后一针见血指出，所谓谋反无非就是想当皇帝，当时天下人像你一样想当皇帝的人多了，你能都杀了吗？！这是又一次有人当面指出以谋反处死韩信有悖情理、韩信事件可能导致功臣人人自危。
    刘邦听了，居然赦之。
    应该就是这一次，蒯彻将当年动员韩信那一幕复述了一遍。两人那番并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对话，因此而留在了历史上。
    蒯彻当时是韩信帐下谋士，但二人尚无深交，话也就比较委婉，是从为韩信相面开始的，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
    韩信问：“何谓也？”
    蒯彻直入主题：
    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汉王将数十万众，距巩雒、岨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荥阳，乘利席胜，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三年于此矣。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罢极，无所归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之时，两主悬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心腹、堕肝胆、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天下孰敢不听！足下按齐国之故，有淮、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图之。
    韩信还是从私人恩怨层面考虑，应付了一句嘴边话：“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
    蒯彻则更加认真地动员：
    始常山王（张耳）、成安君（陈余）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黡、陈释之事，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大夫种存亡越、伯句践，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烹；敌国破，谋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此二者，宜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
    话到如此程度就不可应付了。韩信回答说：“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先生就说到这里吧，我考虑考虑。
    几日后，蒯彻又来劝说：
    听者，事之候也；计者，存亡之机也。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计诚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蠚；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贵能行之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无疑臣之计。
    韩信犹豫再三，终究“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多，汉不夺我齐”；能够以齐王终老一生、传之子孙足矣，便向蒯彻说了一番感谢的话。
    韩信真的没有打算和刘邦争天下。
    韩信的话虽然发自肺腑，蒯彻仍然佯装发疯、绝然而去。
    蒯彻，可能是当时人物中最为了解韩信者，也就是最为同情者。他的话，是为自己辩护，又是为韩信辩护：“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但韩信并未努力争当皇帝，始终是为刘邦打天下。在蒯彻这样的读书人看来，韩信有大恩大德于刘邦，是个难能可贵的、真正的忠臣；刘邦把韩信杀了，就是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

临淄蒯彻墓

蒯彻墓还有，这一处靠谱一些。他后来是到齐国相府、在曹参手下干事，还引荐了若干人。曹参任汉相后，蒯彻似没有随到长安来，那就是终老临淄的可能较大。

    40 迟到的明白
    ==============
    自己能当大爷，为何一定要当孙子？！
    刘邦心中的疑团就在于此。假如他是韩信，一定自己干，根本就不会等到“革命”胜利。所以，自从韩信轻松占领燕赵开始，他就认为这小子是在装，是韬光养晦，和自己斗心计、耍手腕。所以，他不相信韩信，而且也不讳言不相信，几乎是公开地不相信，每到危急关头，首先就是把韩信的兵权夺过来，甚至总是采取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赌命的时候，哪还顾得了好看与否？！
    刘邦很早就开始防备韩信。当年派郦食其说和田横，就有避免韩信过于壮大的考虑。与其让韩信占了齐地，真不如还让田横占着，只要不与自己为敌就算。而韩信乘机攻破田横、占领齐地，就是识破、并轻松破了自己这一招。更可气的是，小子居然还一本正经请封假齐王，有他妈的这样戏弄人的吗？所以，他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刘邦一直以为是自己费尽心机，总算棋高一着，最后赢了。谁知道对面干脆是个傻瓜！这他妈的赢得好不叫人恶心！忽然想到二人讨论领兵能力、想到韩信所谓“陛下善将将”，那简直就是面对面吐到自己脸上了。一念及此，他差一点就要抬起手来擦一擦。这个傻瓜！
    刘邦不能理解。照蒯彻说，韩信就是知恩图报，不忘他刘邦拜将之恩。可那不过就是三两万人马，他早就连本带利收回了，哪能没完没了了呢？！韩信不识数啊！后来两次夺取韩信手下兵马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偷偷摸摸，就是担心韩信理直气壮、面对面、硬邦邦给他一个不行。早知如此，就让韩信把兵符印信给自己送来了，那该有多么风光！多么体面！多么威风！
    刘邦真的不能理解。当年项梁还给过五千人马，那时自己拢共不够万人，那五千人马可就比后来的数万还重要了。要照韩信这个道理，项羽是项梁的嫡亲侄子，自己和项羽争天下不就也是忘恩负义了？那该怎么办？你叔父给过我五千人马，我就该把天下乖乖让你坐？去你妈的！老子还没傻到那个份上！
    刘邦为何不相信、不理解韩信？因为他自己的皇权思想还没有成为本能，但也没有真正的贵族理念。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君主政权成功稳定下来的人，思想还是建立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的，任何虚无缥缈、把握不住的东西他都不会当真。推翻暴秦、战胜项羽，明摆着是大家的功劳，怎么能说是我刘邦一个人提三尺剑的丰功伟业？！若论个人，推翻暴秦功劳最大的是项羽；战胜项羽功劳最大的就是韩信。硬说成是我刘邦一个人的，这不是哄鬼吗？只有傻子才会信以为真。所以，当韩信领衔、亦步亦趋推举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认定韩信是在装。大半个天下是你打下来，你自己不当皇帝，趴在脚下推举老子当皇帝，你他妈癔症了？！若论报恩，他认为韩信早就报够了。至于韩信为什么装，他一直弄不明白。唯其不明白，所以更加不相信。
    现在他信了，韩信干脆就是个傻瓜。同时也相信，韩信最后的谋反也一定是真的。幸亏韩信是最后才想到造反，如果早一点，哪里还能有他刘邦的天下呢？！他数次夺韩信兵权，汉军中人人皆知。特别是最后一次在定陶夺军之后，韩信反而回报以带头上书拥戴他称帝，更是尽人皆知。而他称帝，就是在韩信麾下数十万将士注视之中。当时心里还洋洋自得，感觉自己实在高明。如今看来，韩信不仅是帮他打天下的头号功臣，也是帮他坐天下的头号功臣。而数十万汉军将士可能一直就是这样看。在大家心目中，他刘邦、就笃定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了！这该如何是好？
    公允而论，刘邦和后世历代皇帝相比已经算是相当难得的好领导，能够坚持承认功劳、坚持按功劳分配；尤其是承认自己不如萧何、张良、韩信那番话，后世哪里还能听到？！但这种话，战争年代说出来容易，和平时期就很不容易。君主政治要求君主必须是脑力、精力、体力都最强的超人，否则就得打造这样一个超人。将一个普通人打造成为脑力、精力、体力都最强的超人，参与打造者作为知根知底的人，就必然是自掘坟墓。打造成功之日，就是自我埋葬之时。韩信，亦可谓第一个自我埋葬者。
    韩信，说到底是能力太强、功劳太大，比顶头上司刘邦高出太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他越是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刘邦越是不能相信。
    后来，这成为一个历史悠久、任何一个皇朝都不能避免的问题。后来的人们也在残酷而心酸的实践中学聪明了，大家都争着韬光养晦、尸位素餐、装傻充愣，以确保君主真的成为脑力、精力、体力都最强的超人。可这样一来，大家竞相贡献的就不是聪明才智、而是呆傻蠢笨，且越到高层越是如此，而咱们的政治体制又是自上而下运行的，社会还如何进步？只有傻子才贡献聪明才智、聪明人都贡献的是呆傻蠢笨，中华古文明越到后来越是落后、甚至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极可能就是深层原因。而君主也形成两类，一类内心知道自己只是个假超人，治国理政就还不至于太遭；再一类真的以为自己是个超人，那就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劫。刘邦就是第一类，所以西汉不算太糟。
    刘邦虽然明白过来了，但也不可能公开为韩信平反昭雪、宣布自己错了，更不会拱手将江山让与某个正确的人。那需要大圣大贤或真正的书呆子或韩信一样的傻瓜才能做到，他都不是。
    且也不必归罪于刘邦，他担不起，现在也更顾不上。他正火烧火燎地想到一个要命的问题：韩信这个傻瓜都要谋反了，还有谁不会谋反？！尤其是萧何。

刘亭长

    41 萧何是个古典版的精明人
    =========================
    秦皇朝的君主专制虽然只延续了十来年，制度的合力却已经培育出了第一批精明人，好似在层层巨石重压之下曲里拐弯顽强生长的小草。他们对制度的漏洞和上司的缺陷都非常清楚，更明白制度的强大，绝不会慷慨激昂地为了改进制度而挑战任何一位上司，更不会义愤填膺地为了完善社会而批评制度，只是清醒冷静地利用上司的缺陷和制度的漏洞而努力完善自己、同时努力造福乡邻。他们不同于后世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不做无谓的牺牲而已，但内心对于是非、黑白、好坏、邪正、清浊、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始终有清醒的判断。例如萧何，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冲上推翻秦皇朝的第一线。（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的萧何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萧何（约前257年—前193年）。司马迁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后人有多种解释，解读为从来也不害人、因没有办过冤假错案而成为主吏掾，可能更贴近。在秦皇朝严苛暴虐的政治环境中，官吏在本质上就是替朝廷害人的。能够做到不害人，能够赢得不害人的名声，极不容易。
    所以，萧何在沛县的人缘很好。他曾经在全泗水郡的干部考察中名列第一，上级准备提拔使用，他坚决拒绝了。
    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一般的郡县守令和主吏大都性命难保，甚至有积极主动参加起义也还是被杀了的。萧何却很自然地成为起义组织者。亦即，在沛县民众看来，他是推翻秦皇朝的最为合适的领导人。
    既被秦皇朝视为优秀干部，又被百姓视为推翻秦皇朝最合适的领导人。二者原本不可能集于一身，萧何却做到了。而沛县百姓的目光又是准确的，萧何在利用制度漏洞的同时也放大、突出、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制度的不合理。他内心一点也不喜欢、甚至非常痛恨这个制度。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冲在推翻秦皇朝的第一线，但也仍然不会拿生命去危险。
    秦皇朝延续的时间太短，精明到这般程度的还为数不多。所以秦皇朝的郡县两级官吏大都为秦皇朝殉葬了，活下来的就是第一批精明人。因为对制度漏洞非常清楚，他们的改进措施往往针对性很强。例如西汉建立时萧何设计的吏民上书制度，就是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百姓的。随后专节讨论。
    刘邦成为沛县起义领袖的原因主要是，起义之初，“萧曹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萧何如果能够少一些算计、多一些勇敢，自然就是这支义军的领袖，刘邦就只能是他麾下的一员将领了。但那也就不是萧何了。
    萧何能够在秦皇朝极端专制的君主制度环境下顺利成长，在刘邦这种比较开明的君主制度环境下更一帆风顺。由于是他将沛县义军一把手让给了刘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并且始终保持了这样的地位。刘邦后来对他的各种任命、赐封，本质上都只是追认。推翻秦皇朝、和项羽争夺江山，他是真诚的、竭尽全力；在这个过程中避免风险、为自己打好基础、使自己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他也是真诚的、竭尽全力。大多数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韩信；他却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且明白二者矛盾时如何取舍。为公与为私，在他这里结合的几至天衣无缝。所以，一辈子几乎都是顺风顺水。
    萧何太聪明了。唯有刘邦知道如何、也有权力对付他这种聪明。参与谋杀韩信，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逼到了犄角旮旯里、被动到了毫无回旋可能的地步。帮凶，那实在不是他应该担当、更不是他愿意担当的角色。从此，他进入了人生低潮。
    假设秦皇朝能够再延续一些时日，萧何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后世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似顽强的但又过于渺小的小草，没有能力顾及天下、国家的是是非非，只能是一门心思寻找、利用、甚至扩大制度的缝隙、以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上午更了的一节怎么又没显示？

    42 刘邦始终不能放心的是萧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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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对萧何，知根知底。沛县起义初期，萧何其实已经组织起来、已经成为领袖，自己这个沛公其实是萧何让来的，后来才成为砀郡长、武安侯，又成为汉王、皇帝。如此追根溯源，这个皇帝岂不就是萧何让来的？！萧何或许也会这样想，那就一定后悔的要死。
    后来萧何推荐韩信成为大将军，又坐镇关中掌握兵员、粮草。刘邦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危险，直到彭城大败、兵打光了，萧何从关中输送而来的时候，才感觉可怕。大将军为丞相推荐；兵员粮草又在丞相掌握之中，这太可怕了。如果萧何和韩信联手，哪里还有他立锥之地？而在他和萧何之间，韩信听谁的，又何须问？！他一直担心，哪一天两个人会携手而来、笑呵呵地请他让座，那他还真就只能笑呵呵地站起来、立在一旁听吆喝了。
    从此，无论军情如何，刘邦始终有一只眼睛盯着萧何。
    他对萧何的不放心第一次表现出来，就是彭城大败之后。一边依靠萧何输送兵员、粮草在中原与项羽相持，一边数次派使节回关中慰劳丞相。
    萧何在关中已经建成了完整的政府机构，也有出谋划策的。其中鲍生对萧何说：“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萧何依计行事，将全族兄弟子侄数十人悉数派往刘邦身边，是从军，也是人质。刘邦大为高兴并记在心中，胜利后大分封时特别加以封赏，萧氏一门十余人悉数成为有土有民的封君。
    刘邦可谓用人也疑、疑人也用的高手。将萧何视为第一功臣是真心，该如何赏赐就如何赏赐；怀疑萧何也是真心，该如何防备就如何防备。战争年代有怀疑，还是以相信依靠为主；胜利后、特别是韩信事件之后，自然不能不用，但以怀疑为主。
    在燕代前线获悉韩信被杀，刘邦最先想到的就是萧何。立即派出持节使者回到长安，“拜丞相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这是加官进爵之外，相应提高了警卫规格，给萧何配备了一个加强的警卫营。当然是对参与杀害韩信的报酬，但也是不放心。
    众人都来相府祝贺，惟召平担心，对萧何说：“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召平资格很老，对军中人事了然于胸。萧何立即又依计行事。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萧何身边的谋士都和萧何差不多，充其量不过是钻制度空子、为自己打算，绝无谋反可能。刘邦对这样的人都不能放心，心理可能有点问题了。但他的办法也有与人为善的一面，晋封为相国，就是将能给的全部给了，确保对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以换取对方的忠诚。这是刘邦和后世君王的重要不同——不仅依靠帝王心术，更主要的是以心换心、等价交换。至于韩信，实在是功劳太大了，等价交换就得把皇帝给人家，那他就舍不得了。
    刘邦接到萧何以全部家财充公的报告，先是大喜，转眼就高兴不下去了。好似下棋，自己费尽心机想了一招，对方立即就看出来了。看出来就看出来，你看出来我也得这么走，脸不红心不跳，我就是得看着你。刘邦无师自通，极可能是古来第一个统一集中警卫权力的皇帝。所谓集中警卫权力，事实上就是将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全部管控起来了，俯首帖耳，自然是高官显贵；试图抗衡，眼睛一眨就是阶下囚徒，官邸顷刻就成监狱，警卫立地变作看守。

    42 刘邦始终不能放心的是萧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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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每逢率军出征就对萧何不放心。汉十二年秋，英布反，刘邦又率军出征，萧何的职位已经无可再加，便经常派使者回长安问询相国在干什么。
    萧何一如既往，“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这是又一次将全部家财充公。身边谋士认为这已经不够了，提醒说：“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这属于自虐。萧何也还是依计行事，刘邦也还是大为高兴。
    刘邦对萧何最不放心的是能得民心，他当亭长时对这一点就深有体会。萧何自污已经是不惜代价了，他也还是不能放心。
    刘邦平定英布回到长安，又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槀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此处械系也是戴木制刑具在街头示众。这是将堂堂丞相械系街头了，但千万不能以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不平等，就看一个人。管不住皇帝的法律再多也只是王法，而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
    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
    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相国大人休要再作秀！你是贤相、我是暴君！我是为了成全你，行了吧？！刘邦最后这句话最能说明他和萧何的关系，既不相信、又玩不过、还离不开。
    无论谁谋反，刘邦都是首先注意萧何。萧何要谋反太容易了，比韩信容易得多，他不能不防。但他最能够相信、重用的，又还是萧何。所以，萧何无论怎么做，都不能使他真正放心；他无论如何怀疑，都不能不依靠萧何。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博弈中，老伙计的情分耗尽了。他伤重临终时，居然没有想到再见见萧何；萧何，居然也没有想到再见见他。
    数百汉军高级将领、数十万返乡汉军将士，有多少人能想象到率领他们历经千难万险、成功打下一座江山的两位领袖，最后居然是形同陌路了。但他们幸运的是，两位终究没有拔刀相向，没有拿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开玩笑。萧何始终没有打算取代刘邦，刘邦也始终没有打算动摇萧何。如此，这两位又能说是相忍为国、顾全大局的典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历代开国君相大略比较一番，他们两位大概能算是为数不多的全始全终者。当然，不是唯一，更不算最好。）
    刘邦临终，吕雉询问丞相人选：“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史记·高祖本纪》）这话的前提是，只要萧何活着，丞相就轮不到别人。这不仅是他们夫妻的共识，更是全体汉军将士、整个西汉社会的共识。他明白，自己这皇帝自然是自己打出来的，萧何那丞相更是人家自己打出来的；他活着动不了，他死后更没人能动得了。这个局面他真无可奈何，到死都无可奈何。

    43 最冤的是梁王彭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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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异姓诸侯王中，梁王彭越最不可能谋反，也没有谋反。（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彭越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彭越（？—前196年），本是秦末一个小的“群盗”头子，带着一伙人藏身在巨野泽中做些无本营生。作为“群盗”，他的资格可能比陈胜、项梁、刘邦还要老一些。没有震动天下，可能真的只是秦二世胡亥所谓鼠窃狗偷的“群盗”，并不攻州占县，更不试图推翻秦皇朝，政治上危害不大。这也正是张良、张耳、孔鲋、陈胜、吴广等率先抗秦义士之大义所在。彭越也并非不义之人，只是比较精明，为自己考虑多、为天下考虑少，没有如同张良等人那般不计成败利钝挑战秦皇朝。
    大起义爆发后，有人建议他，“豪杰相立畔秦，仲可效之”（彭越又名仲）。彭越似乎早有考虑，说：“两龙方斗，且待之。”一年多后，中原烽烟四起、秦皇朝的郡县政权土崩瓦解，秦皇朝和义军的胜败已经明朗，他才率众起义。如此精明的人，哪里会轻易谋反？！
    起义后，载之史册的战斗就是曾经帮着刘邦攻打昌邑，多数时间还是盘踞在巨野泽中，收集散兵游勇。秦皇朝被推翻、项羽大分封时，所部人马已经万余。他这种样式的起义领袖，项羽当然看不上、也就没有能进入分封行列，一时不知所属，成为刘邦后来所谓不书名数者。万余人马形成如此状态，无疑是项羽失策。随后，齐相田荣自称齐王、率先背叛项羽，派人送来一枚将军大印，他好像就加入齐国阵营了。项羽派兵来攻，他大败楚军，颇有点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意味。到刘邦纠合诸侯进军彭城时，他已经有3万人马，又正式投靠刘邦，由齐国的大将军而被任命为魏王豹的国相。刘邦彭城大败，50余万人马丧失殆尽后向西败退。他的3万人马还好好的，还能就地坚持，比前秦淝水大败后的慕容氏武装还要厉害。如此战争经历者，哪里会轻易冒险？！
    楚汉战争中汉军的基本战略布局是：
    ——刘邦率领少量汉军在中原和项羽主力长期对峙。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战争的重要特征是易守难攻，地形地貌对攻守双方的影响都很大，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兵法·谋攻》），就是经验之谈。所以，当时条件完全允许，刘邦也能够做到。
    ——萧何坐镇关中，为汉军经营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韩信千里迂回，自三晋、代至燕赵、齐鲁，在楚军战略后方攻城略地、消灭项羽主力。
    ——彭越在楚军直接后方开展游击战，汉军刘贾部也参与其中。
    刘邦整体实力不如项羽、屡败屡战又最终胜出，是韩信率先提出的战略正确，项羽在战略上首尾不能相顾。刘邦直接兵力不如项羽而能够在中原成功对峙，攻守不同之外、就是有彭越的游击，项羽在战术上也首尾不能相顾。项羽和刘邦在荥阳对峙初期，彭越就乘机占领了外黄等十七城，并经常袭击项羽的辎重。项羽亲自带兵来战，他敌进我退；项羽一走，他又敌退我追，并缴获粮草资助刘邦。此人可谓上古的游击战专家。他的梁国封地，大致就是当年的游击区。自己打下来的基本归自己所有，他并不吃亏，也就没有造反的动机。这是他和韩信的不同，也是刘邦首先怀疑韩信而后才怀疑他的原因。
    彭越的年龄和刘邦相近、或稍长于刘邦，两人来往较多，在异姓诸王中算关系较好的，也没有造反的情绪。
    刘邦平定陈豨时，曾经下令诸侯王出兵。彭越正病着，便派手下将领带兵前往。
    刘邦大怒，派出使节专程前来责备。
    彭越有点担心，打算亲自前去谢罪。手下将领扈辄建议说：“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擒，不如遂发兵反。”这一建议的根据是，担心去了就被抓起来，很显然是鉴于韩信的教训。这件事情和张敖的手下鼓动张敖谋反联系一起，可见当时社会对于造反确实比较随意，这无疑又是刘邦担心、疑心的根据。彭越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但也没有去谢罪，只是继续称病。
    之后，梁国的太仆——汉初各诸侯国官制与汉廷完全相同，此人应该也是彭越的车把式——获罪，彭越准备杀他。他便逃到长安，控告彭越和扈辄谋反。刘邦也还是二话不说，立即派出皇帝使者突袭抓捕彭越。
    彭越毫无防备，被逮至洛阳。有司的结论是：“反形已具，请论如法。”
    刘邦决定贬为庶人，押送四川青衣居住。

定陶梁王台遗址

    43 最冤的是梁王彭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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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越留在史籍上的最后一件事，是途中遇到从长安前往洛阳的皇后吕雉。这时的彭越已经只是一介平民，也就回归了平民和官家打交道的常态。他向吕雉“泣涕，自言无罪”，请求作为庶人、能够回老家昌邑居住。吕雉答应了。彭越心中或还涌起了对皇后的深深感激之情。
    吕雉带着彭越回到洛阳，却对刘邦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
    刘邦如何表态，史籍无记载，但最少是默许了。需知，吕雉对戚夫人恨之入骨，刘邦在世始终不敢流露一丝不满，没有刘邦明确默许或是正式同意，哪里真的就敢擅杀诸侯王！
    吕雉随后安排彭越的一个舍人告彭越又准备谋反，廷尉奏请灭三族。经刘邦批准，汉十一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洛阳示众，身体被做成肉酱赏赐诸侯王。
    洛阳的城墙，秦皇朝统一拆毁天下城垣的时候已经被拆毁，彭越的头颅也就不可能是高悬在城头。城垣之外，最高、最醒目的就是南宫宫门，正对着南宫广场，即前不久汉军将领群体耦语的那个地方。
    彭越的脑袋可能就是挂在那里，默默地面对着来来往往的汉军将领、西汉朝臣；来来往往的汉军将领、西汉朝臣也就都不免会抬起头来、默默地看上一眼。
    刘邦这就太不够意思了。他岂能不知彭越是何等样人？！
    彭越如果真要造反，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抓？！还是在自己家里被人抓走？！他就是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精明人，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刘邦抓韩信，他也是在现场的诸侯王之一。诸侯人人自危，唯独他高枕无忧。后来几年，只要刘邦在长安或洛阳，他都按规定前往朝见。两人一个山东的、一个安徽的，都上了年纪，说不定还聊得很投机。汉九年、汉十年，他都规规矩矩朝天子。汉十一年，就被抓了。
    彭越向吕雉求情，表明被抓之后，根本就没有再见到常在一起聊天的老朋友，又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先后被屠戮的功臣中，或是真的谋反，或是确有不满情绪，唯有彭越、极可能是牢骚都没有发过的，却死得最惨。他从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的乱世之中安全走过，死在了自己参与打造的和平年代。
    《史记·吕太后本纪》明确记载：刘邦“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出头露面的自然是吕雉，但下决心的一定是刘邦。否则，他这皇帝岂不就是傀儡？守成之君可能有傀儡，开国之君如何能是傀儡呢？彭越之死的记载就比较全面客观了，是刘邦两口子联手打造的一起冤案。
    一定要杀，杀了就是，又何必那般残酷？！杀了之后，还不许收尸，下令，“有收视者辄捕之”。这两口子可能已经进入一种疯狂状态，理念层面的敌人似乎已经很多又很明确，而且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和这样的敌人血战到底。
    他们这种状态，成就了义士栾布。

    44 义士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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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布（约前238年－前145年），彭越落草为寇之前的朋友。后来到齐国打工，又被人略卖至燕国为奴，因替主家报仇而获臧荼赏识，用为燕军都尉。臧荼被刘邦打败，栾布被俘。已经成为梁王的彭越亲自向刘邦求情，“请赎布为梁大夫”。（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的栾布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彭越被捕时，栾布作为梁国的使节正在齐国出差。回来后立即赶到洛阳，郑重其事、亦步亦趋来到南宫广场，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大义凛然：“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郑重其事向已经去世的彭越汇报工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事死如生，然后才哭着祭奠已经去世的彭越。这里的祠，应该是没有来得及准备正式祭品，拿着随身的贵重物件以表心意。
    有意往枪口上撞，自然被抓起来，押送至刘邦面前。
    刘邦骂他：“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反明矣。趣烹之。”
    “方提趋汤”——小吏提溜着他向烹人的汤锅而去。（这意味着，皇帝驾前常备烹人汤锅。想来实在恐怖。）
    栾布看着刘邦说：“愿一言而死。”
    刘邦问：“何言？”
    他回答说：“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壹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传之万世。今帝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苟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之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
    这是第一次有人当面、直接、毫不隐晦地指责刘邦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讲义气，潜在的前提是平等。如果理念上认为双方地位不平等，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还谈何义气！
    刘邦虽然已经是皇帝、又不止一次被人指责背信弃义，但心底里对一切舍生取义的行为都颇为欣赏，当场释放栾布并用为汉之都尉。
    栾布后来名满天下，在燕赵一带被奉为神；后来又被司马迁、班固载入史册，但并未再有其他壮举，应该就是这一件事。由于春秋战国的长期影响，这时在社会理念层面地位最高的是信义，还不是后来的忠孝。栾布成为史上知名义士，深层原因怕是当时人人心中有此大义、人人向往如此大义，或就不知不觉放大了栾布的义举。这对后世理解这一期间社会比较重要。
    近年来时兴架空穿越。如果他们三位来到两千年之后的中国、或大明皇朝或大清皇朝，会是何等情景？一时兴起，权且杜撰几句。
    彭越，自然更难逃谋反之罪，但可能不会被做成肉酱了，或算一丝丝进步。头还是会被砍下来的，可能不会挂在午门广场，而是挂在菜市口得多，或也能算一丝丝进步。如在明朝，砍头之前会先行梃杖若干，一把年纪的王爷被脱了裤子打屁股，那就不能算是进步了，是不可否认的退步。如在满清，大概是凌迟处死得多，剐三千六百刀，然后再把头挂在菜市口的旗杆上，这也不能算是进步，更是不可否认的退步。
    至于栾布，回京之后，首先应该是径直来到菜市口面对彭越头颅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热血沸腾痛斥其罪恶行径，表示坚决划清界限；其次应该是刘邦获悉立即召见，栾布来到紫禁城长跪不起、痛哭流涕、悔恨不已，然后又当面揭发彭越当年的大不敬言行；又其次是刘邦派人代栾布起草《大忠觉悟记》，由栾布到各衙门、各行省现身说法；最后，栾布说不定会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负责引导社会风气、终成一代名臣并配享孔庙。
    如是，是不是很倒胃口，有令人作呕的感觉？！
    穿越架空，很有意义。
    话说回来。刘邦释放栾布也可能不仅是欣赏义气，杀韩信、彭越已经导致功臣人人自危肯定也是问题。这是第一次有人面对面、直截了当指责他。刘邦应该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了问题严重，释放栾布也许是有意弥补。
    但已经无济于事，他点燃的这把大火已经引燃天下。

彭越游击形势图

    45 淮南王英布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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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布、又名黥布（？—前196年），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很早就和逃亡的骊山徒一起成为江中群盗，有可能比陈胜、吴广起义还要早一些，只是没有公开明确打出推翻秦皇朝的旗帜。（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英布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但应该不是不敢，而是没有想到得多。造反、推翻秦皇朝也得先想到才行，还得先喊出来才行，那就首先是个知识产权问题、是个政治主张问题。然后才是如何造反、怎样推翻、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等等技术问题。这就是陈胜、吴广的伟大之处，是他们在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之处、首创精神。当然，也就是英布的不如之处，具体事可能很早就开始干了，就是没有想到先喊一嗓子。其中不同在于政治意识。
    英布和彭越也不同。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他立即响应，和秦皇朝的番阳县令吴芮联手起义，并被吴芮选为女婿。陈胜死后，成为项梁部下，并和项梁、项羽、刘邦等人一起成为第一批被楚怀王封爵的义军首领。后来项羽破釜沉舟救赵、一战威震天下，最先渡河的就是英布的部队。“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项羽那些威震天下的好仗、胜仗，一线指挥、直接带兵冲锋陷阵的大都是他。所以，项羽大封诸侯的时候，他作为项羽的部将，和各路诸侯一样被封为王。
    建立秦皇朝的伟大，最近几十年咱们已经说尽说绝、说过头了。推翻秦皇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却显然是说得不够。且不仅仅是农民起义的伟大，而是全社会各阶层民众大起义的伟大。最先揭竿而起的是陈胜、吴广，能说是农民；成功将各路义军组织起来的是项梁，成功带领各路义军消灭了秦军主力、推翻了秦皇朝的是项羽，都是大贵族后裔；首先占领咸阳的是刘邦，是基层小吏、平民；直接战功最大的应该就是英布，是身处社会最低层的奴役。
    此人心机不多。项羽杀楚怀王熊心，就是派他前往。他也毫无二心、追着撵着把熊心杀了。但政治底线又很清楚，推翻秦皇朝阶段，他每战奋勇争先、十分积极主动，之后就明显消极被动了。项羽进攻齐鲁诸田，他就只是应付差事。楚汉战争开始后，又很明显试图置身事外。
    梳理英布处理政治事务的原则，只分是非对错而不计成败利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平民百姓的淳朴原则。当然，是那个历史阶段的平民百姓，后来平民百姓的原则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渐渐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了。古代中国社会，哪哪都不可一概而论啊！
    英布背楚向汉，像是被刘邦手下谋士随何忽悠了。这一过程，司马迁的记叙很是形象生动，译为白话文反倒像兑了水。原文如下：
    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
    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
    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
    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
    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扫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兵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
    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
    于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王杀之，故间行与何俱归汉。
    从项羽手下的九江王而成为了刘邦手下的淮南王，封地从现在的安徽六安至南昌、衡山一带。无论九江王还是淮南王，他所凭借的都是自己的赫赫战功。
    刘邦抓韩信，他也在现场，心机不多也还是被惊醒了。待见到用彭越做成的肉酱，遂决心造反。刘邦没有如同对待韩王信那样，没有单独挑动、直接逼迫他。他造反，是自己主动。这一回，不是先做江中群盗了，而是先宣布造反。这无疑是政治上的进步，推翻秦皇朝的伟大实践教育了他。
    准备过程中，被手下官员贲赫获悉，乘驿站马车赶往长安举报他，说：“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建议刘邦抢先派兵抓捕。

    46 刘邦的心机与迟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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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真的有人谋反了，刘邦偏偏没有立即相信、更没有马上带兵出征、甚至也没有请人来商量，而是请了病假。“先黥布反时，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面对接二连三的谋反，刘邦身心俱疲了，有人造反也无所谓了。谁也不准来，来了也不见。这是很重要的、也是被后世忽略的变化。
    英布反了，不仅皇帝刘邦不急，丞相萧何也不急，军师张良本就不出门、更不急。一连十余日，大家就很着急了。无奈之际，周勃、灌婴牵头找樊哙想办法。
    樊哙一贯责任心很强，既是老功臣又是刘邦亲戚，“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领着大家闯进皇宫、一路闯到了刘邦卧室。
    刘邦正枕着一个宦官休息，这也是刘邦的一般姿态。与韩信四脚朝天的姿态类似，都是在板凳、马扎、椅子、卧榻、沙发都尚未出现的环境中，在席地坐卧习惯下的常态，只是作为皇帝、阔气了太多——枕着一个活人，等于是一个可以自动调节、自动跟随的枕头。
    对于皇帝这种姿态，大家显然并不稀奇，只是赶紧说自己的话。
    樊哙满腔热情、痛哭流涕说：“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
    刘邦这才笑着起来办公，但不是立即派兵，也不是召集诸将讨论对策，而是郑重其事、派人请丞相萧何前来相商。
    刘邦此人，表面无可无不可、甚至像是有点没注意、谁在跟前说话就听谁的，其实是在茫茫人海中历练出来的、心机颇深。若真是个没主意的，如何能在秦末天下英雄大争之中最终胜出？那岂能是偶然？！
    刘邦是需要找谁商量的时候就找谁商量。自己倾向肯定的时候，找肯定的商量，让肯定的意见从对方的嘴里说出来；自己倾向否定的时候，找否定的商量，让否定的意见从对方嘴里说出来。这样，一则确实可以坚定自己又完善自己，再则对方会感觉受信任、受重用，三则努力增加英雄所见略同，努力减少英雄所见不同。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这套办法，感觉越来越好用，便坚持下来、形成了习惯。刘邦用人也疑、疑人也用，天下英雄、尤其是读书人大都归拢到他的大旗下，这是重要原因。
    有的时候，他还真就是谁来说什么就信什么。有问题的，往往立即就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给人无可无不可的感觉。例如对六国后裔，郦食其提出重新赐封册立，他觉得有道理、就准备颁发印玺；张良郑重其事坚决反对，他又意识到不能那么办，就赶紧把刻好的印玺全部烧了。还有对陈平，周勃、灌婴来打小报告，他就责问魏无知、陈平；魏无知、陈平说得有道理，他就进一步重用陈平。这样一来，事情往往能办好，充其量是双方互相有意见，但都不会对他有意见。办好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办坏了的事情，也就大都有人背锅。例如杀韩信、彭越，就是老婆替他背锅。不仅当时多数人归罪于吕雉，事后两千年间多数人也还归罪于吕雉。
    对于诸侯王谋反，开始的时候，他不请萧何商量，是知道萧何会有理有据反对出兵；不请张良想办法，是知道张良会客客气气坚决拒绝。所以，只能找陈平想办法。
    现在主动找萧何商量，那就意味着他自己的想法开始动摇、开始变化了。
    果然，萧何提出的是反对意见。明确认为：“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三点：1、英布应该不会这样，仇家诬陷的可能更大。2、先把贲赫抓起来审问清楚再说。3、同时派人前往淮南国秘密调查了解、弄清情况。
    很显然，这是创始合伙人+丞相的态度。你不征求我的意见便罢，事情还不到紧要关头，我也不会主动找你；你若征求我的意见，那就是你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了，我自然一秉大公、实事求是、毫不奉承。
    于是，刘邦派出皇帝使节前往淮南国。
    回头看，当初有人上告韩信的时候刘邦如果就请萧何相商，会是什么结果？可以肯定，萧何提出的应该就是类似看法和建议，甚至会更坚决、更稳妥、更和缓一些，事情自然也就不至于到后来地步。
    这可以肯定就是刘邦现在请萧何相商的原因——之前想除掉某些人，现在看除掉的代价太大了——他的思想正在酝酿变化。
    可惜，萧丞相百密一疏。没有想到，彭越事件之后，皇帝使节光临已经成为要动手、抓人的信号。人人自危条件下的君臣关系，已经不能以常理行事。

六安闹市区的英布墓

    47 薛公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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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国的都城在淮西群山深处的六安。（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英布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皇帝使节刚一进入淮南国，英布立即在六安城中以贲赫全族祭旗、果断公开宣告造反。这一回，他懂得师出有名的重要了。
    刘邦还是亲自带兵平叛。但汉军主要将领几乎都带兵参战，包括已经担任齐国丞相的曹参。刘邦自己只是挂帅，似乎不再过问具体指挥。
    这一回帮助他下定决心打的，是夏侯婴门下宾客薛公。（此人是汝阴侯、滕公夏侯婴的臣。透过这一人物关系，亦可窥得当时的社会结构，还是更接近春秋战国的封建社会而不是秦皇朝的郡县社会。）
    薛公曾任楚国令尹。惟不知他担任令尹的楚国，是战国的楚国还是秦末大起义之后陈胜建立的张楚。推断应该是楚国。如果是张楚，那就是曾经担任或陈胜、或项梁、或怀王熊心的丞相，就是推翻秦皇朝的顶级“老革命”了，比刘邦的资格还要老，不应该成为夏侯婴的门客。作为楚国的丞相，那可能就是西汉功臣中在战国时地位最高的，在诸侯国高层经历了战国后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这是此人作为西汉功臣的突出特点。
    英布公开造反，萧何的办法不能用了，刘邦只得拿出老办法，又召集诸将开会：“布反，为之奈何？”诸将又还是老意见：“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英布打仗虽然没有韩信那么智慧，但勇猛在韩信之上。刘邦曾经亲身经历，也就没有敢打必胜的信心。
    夏侯婴回到家，请薛公商量。战国后期，秦步步紧逼、楚节节后退，原来几乎领有江南半壁的楚国，已经退缩到淮南一带，薛公应该熟悉。这也可反证薛公确实是楚国后期的丞相。
    没料到，薛公开口便唱反调：“是故当反。”说英布实在应该造反。
    夏侯婴明知而反问：“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
    薛公回答说：“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
    夏侯婴其实也是这般看法。西汉功臣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除了刘邦一家子之外，都是这般看法。薛公把话说明了，夏侯婴只得表示赞同。薛公这才讲出自己的对策。
    夏侯婴感觉很有价值，立即请刘邦召见。
    薛公见到刘邦，开口还是先分析英布造反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一句话，“布反不足怪也”，等于面对面告诉皇帝，你那样对待韩信、彭越，英布造反是完全正常的反应。
    这是当时官场和后世的重要不同，越是对高官贵胄越不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捧场话也很少。水平高低的分别不在阿谀奉承或一针见血，而在于既能一针见血又能避免形成对立情绪、进而说服对方。这也是刘邦的幸运，所听到的多是一针见血而少有阿谀奉承，否则哪里还能有他屡败屡战的辉煌胜利呢！
    刘邦应该是接受了薛公的分析，最少是没有当面否定，不然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谈话了。薛公作为刘邦的臣子的臣子，等于是当面归罪于刘邦了；而刘邦作为薛公的君主的君主，最少是没有当面否定对方的批评。两相比较，舆论倾向显而易见。这就是刘邦面临的舆论局面。
    薛公先把是非说清楚了，然后才从政治立场出发讨论怎样对付英布：
    薛公对曰：“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骊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
    薛公认为，最有利于英布的策略是：宣告独立而不急于进攻西汉，首先吞并东西两边的吴、楚两个诸侯国，然后吞并齐国和鲁国，继而燕赵两国可以传檄而定，这时也还不急于进攻西汉，而是进一步巩固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域、固守其所，形成和西汉对峙的有利局面。
    这就是韩信当年轻而易举便能实现的局面，也就是刘邦最为担心的局面，刘邦自然也就很容易接受薛公的分析。
    同时，这也是又一次有人当面向刘邦指出功臣人人自危的问题。且这个人是夏侯婴的宾客、又是夏侯婴推荐。而夏侯婴无论担任什么职务、爵位多高，都始终是他的御者，是距离最近的亲信。夏侯婴从自己提意见发展到推荐别人来提意见了，刘邦应该更加感觉到了这种舆论的普遍；但当务之急又是平定英布。这种两难心理自然也就带到了战场上。

    48 英雄的英布
    ===============
    由于刘邦的两难心理，在蕲西前线——安徽宿县以西的大平原上出现了颇有意思的一幕。
    两军对垒，刘邦和英布隔垒相望、隔空喊话。
    认识变化了，姿态也就会变化。刘邦摆出一副长者口吻、聊天风格，既居高临下又好像事不关己的第三方，以乡村干部经常充当的和事佬姿态、有意避开主要矛盾说话：
    何苦而反？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要造反啊？！好像英布反的不是他刘邦这个皇帝，而是别的什么人。
    身为当事人而如此问话，这就明显涉嫌讨好英布了。英布造反并不只是竖起一杆大旗、说说而已，准备和刘邦要一个高价。他没有那么多心机，要干就是真干，宣告造反后，立即就向荆国发动进攻，不仅打垮荆国的军队、占领了荆国，而且杀了荆王刘贾。荆国是刘邦册封的诸侯国，刘贾是第一个刘氏诸侯王。事已至此，刘邦哪里还能不知道英布何故而反！
    这样公开在两军阵前讨好对方，刘邦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他感觉英布心机不多，如果顺着鸣冤叫屈，我这个皇帝就是负责主持公道的，那就是还承认我刘邦是皇帝，事情当下就能挽回。只要他能偃旗息鼓，要什么刘邦都好商量，甚至向英布认个错都是可能的。这应该是刘邦预设的谈话流程，那他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没料到，英布根本就不接这个茬。而是以平等当事方的态度、直接面对当事的另一方、针对刘邦试图回避的主要矛盾回话说：
    欲为帝耳！
    我就是想当皇帝啊！
    这才是真正造反的！毫不隐晦、理直气壮、旗帜鲜明。
    刘邦试图导演的一出大戏没有能上演，直接破口大骂。长者口吻、聊天风格、和事佬姿态顷刻无影无踪。
    这就是刘邦制造韩信冤案的社会效应。秦末豪杰并起，想要称王、甚至称帝的人几乎到处都有。项羽分封之后，开始退潮。楚汉之争结束后，几乎已经回归平静。刘邦冤杀韩信、彭越，等于给所有曾经怀揣过帝王梦想的人敲响了警钟、推动这股潮流重新泛滥起来。既然曾经想要称王称帝就有性命之忧，那就干脆再做一回皇帝梦吧，万一实现了呢！刘邦应该骂自己。
    英布好像没有再还口。小小淮南王、在两军阵前、把堂堂皇帝气得跌回到了市井街头骂架的水平。他已经赢大发了。
    近距离欣赏这场顶级谈话的是双方将士。
    英布一方自然是纵情开怀大笑，数万人一起纵情大笑，那该是何等豪迈？！何等气壮山河？！
    刘邦一方必定是憋着不敢笑出声来，数万人一起憋着不敢笑出声来，那又该是何等尴尬？！何等难以名状？！
    此地距离陈胜、吴广率先起义的大泽乡，距离刘邦啸聚为盗的芒砀山，距离项梁叔侄聚众起义的古会稽，都在一望之间。整个江淮平原、黄淮平原，更是每一郡、每一县甚至每一乡里都曾经有英雄豪杰聚众起义。秦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在别的地方是访古、是传说；在这里却是刚刚过去的壮阔现实，脚下就是群雄逐鹿的主战场；双方将士，有点像是刚刚换了服装的群众演员。在他们看来，刘邦的问题非常可笑，英布的回答则气吞山河。
    后来两千年，这样的场景在这块土地上将不止一次重现。但双方将士的表情却渐渐变成了和皇帝高度一致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此刻双方将士的或纵情大笑、或憋着不笑也就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又越来越珍贵。
    英布没有想到普遍的不安、不满情绪可以借助，没有能联系天下豪杰、迅速扩大反抗范围以分散对方兵力，一开始就形成了以淮南一隅对天下的不利局面，双拳难敌四手，自然兵败。
    这一战相当激烈。刘邦一方的主要将领曹参、灌婴、郦商都上了战场，刘邦自己更是为流矢所伤而终于不治身亡。
    兵败之后的英布，被大舅哥、吴芮之子、第二代长沙王忽悠到番阳，为向刘邦表忠心将他杀了。一代豪杰，如此殒命，其内心真的还是个普通人、善良人。
    六安民众纪念这位从自己身边成长起来的英雄好汉，在城中为他修筑了陵墓。虽然不大、虽然已经只是一处杂草丛生的土丘、虽然几乎没有辅助建筑、虽然周边触手可及就是普通民居、大排档、小商铺，却历经两千余年风雨而保存至今。此中可见悠悠人心。

    49 刘邦的发小、燕王卢绾造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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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绾（前256年—前194年），在西汉诸侯王中是个过渡型人物。（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卢绾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在他之前，诸侯王都是天下闻名的头等功臣，自己的封国都是自己打下来的，封王在程序上都有点追认的意思，在本质上都是因功而封王，是功臣王。在他之后，诸侯王都成为了刘邦的兄弟子侄，封国全部是刘邦赐予的，封王在程序上都是完全绝对的赐予，在本质上都是因血缘而封王，是血缘王、刘氏王。（自西汉以来，一直就称之为异姓诸侯王、刘氏诸侯王。行文至此，才意识到这两个概念涉嫌混淆是非，更准确一些，应该称之为功臣诸侯王、刘氏诸侯王才是名副其实。后文一律如此。）
    卢绾，既非功臣王也非刘氏王，是个关系王。
    卢绾和刘邦，不仅是同县、同乡、同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还是一起在村小学读书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在刘邦的“革命”队伍中，其地位一开始就和萧何、曹参相当，亲信程度则有过之。大家的爵位、官职都是功劳换来的，唯他是因为和刘邦的关系特殊，且汉军中人所共知，在汉中时就成为将军，第一次进入中原进攻项羽时就官拜太尉。在当时社会理念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都能接受，刘邦也还能将这种关系控制在大家能接受的程度之内。
    刘邦最初封异姓诸侯王时就打算封卢绾为王，但“群臣觖望”——大家不同意，原因就是功劳不够。战争刚刚结束，他或也还没有力量勉强大家。张良说他“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汉书·高帝纪》），应该就包括这一尝试。后来选择卢绾出征平定燕王臧荼，明摆着就是送一份功劳。当皇帝的把事情办到了这个份上，大家终于顺着他的意思推荐了卢绾，牵头推荐的便是当时还是楚王的韩信。
    卢绾也就成为了第一个表面看是因为功劳而封、实质是因为关系而封的诸侯王。后来看这个关系王其实又是个过渡王。
    卢绾应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谋反。陈豨叛乱，他主动发起进攻；手下有谋士和陈豨遥相呼应，他主动上书请处以灭族。但半年不到，他就主动和陈豨联手了，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陈豨兵败、手下有将领投降，刘邦得以知晓。
    促使卢绾转变的，就是韩信被杀。他也很早就知道刘邦对韩信的真实态度，甚至比别人知道的更清楚。韩信被抓、由楚王降为淮阴侯，他可能认为是迟早的事，或多少还觉得理所应当、不过分，自己更没有感觉到危机，所以还能积极主动参与平定陈豨叛乱。但韩信被杀，就太过分了、感觉到大事不好了。
    韩信之死，在丰沛嫡系中也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应，这可能是刘邦始料未及。
    刘邦对卢绾，确实不一般。获悉卢绾和陈豨联手，并没有马上确信无疑，更没有或抓或杀，而是派人召卢绾回长安。卢绾称病拒绝。他又派出两位亲信前往动员——御史大夫赵尧正值刘邦信任期间，是副国级的刘邦亲信；辟阳侯审食其是吕雉亲信，资格比赵尧可能还要老。
    卢绾先是称病不见。
    两位亲信，可能是第一次遭遇如此一点面子也不给的待遇，立即开始分别找燕国官员谈话。燕国的官员则纷纷避而不见。（在后世历代皇朝，除中唐藩镇割据时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两位委实欠考虑。卢绾的名义地位和实际份量都不是他们所能企及的，也根本不会认为他们敢于自作主张如此对待自己，反而认为是吕雉、甚至是刘邦事先安排。

不知道是不是卢绾

    49 刘邦的发小、燕王卢绾造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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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卢绾横下决心，立即找来自己的亲信、从自己习惯的角度、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危机：
    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王）耳。往年汉族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
    卢绾在政治上水平不高但非常成熟，可谓低水平成熟——具备直接抓住事情关键的能力，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天下国家，甚至不论是非对错，只计成败利钝。他所关注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这一段时间谁在刘邦跟前说了算？由于刘邦的多面性，他又长期担任刘邦的秘书长，知晓这一点的重要。在低水平政治考虑层面，这还确实就是关键环节。
    卢绾对朝政的基本判断是：这一段刘邦病重，在刘邦跟前说了算的是吕雉；而吕雉影响刘邦的重点是想方设法诛杀异姓诸王和大功臣，为儿子继位做准备；臧荼杀了、韩王信杀了、彭越杀了、韩信杀了，异姓王只剩他和吴芮、张敖；吴芮不值得杀，张敖是人家女婿；那就只有自己了。
    一念及此，卢绾便派人——而不是亲身前往——正式通知两位皇帝使者：因病不能奉召前往长安。
    两位使者从进入燕国到离开燕国，始终没有能得见卢绾。燕王的气势，确实不一般。
    副国级的亲信使者请不动，那就必须正国级出面了。当时正国级干部只有一位——皇帝刘邦。卢绾等于宣布造反。使者只好回朝复命。
    当着皇帝使者的面宣布造反，又放皇帝使者回京复命。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卢绾才能办得出来，表面是大丈夫，其实是关系户。
    直到这时，刘邦仍然不大相信卢绾会造反。适逢有匈奴降者，说曾经见到卢绾驻匈奴的使者。他这才相信，派樊哙率军讨伐；自己已经伤重不起了。
    卢绾虽然反了，但和别人造反还是不一样。他没有主动和汉军开战，也没有主动逃亡匈奴，而是将自己的家眷、族人、基本队伍数千人聚集在长城脚下，盘踞在一处汉军和匈奴都控制不到的地方，想等刘邦伤好后亲自入朝谢罪。虽然已经公开造反，似乎还是有把握得到刘邦谅解；便是得不到谅解，骂娘也要面对面骂一回。这可能就是关系户、发小的特殊性。
    没有料到刘邦很快驾崩了。他这才慌忙逃亡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后来死在匈奴。（汉景帝年间，卢绾孙卢他之又率众归降，封为亚谷侯。）
    刘邦晚年伤病严重，心情也长期不好。大多数情况是焦虑，严重时常常陷入悲伤状态，甚至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如果说韩信和韩王信谋反程度不同都是他蓄意逼反，陈豨、卢绾等人谋反就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共同推翻秦皇朝、又战胜项羽的老弟兄们一个接一个成为敌人了。这真的不是他想要的，更不愿意投入这个新的战场，但已经很难有其他选择。一次接一次的搏杀中，输了自然不高兴，赢了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潸然泪下，甚至会有意识地借着某个由头嚎啕大哭一番。直到去世，一直是这种状态。

    50 刘邦连襟樊哙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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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哙（前242年—前189年），沛县街市杀狗的屠户，但并非街头小商小贩。
    当时的狗肉是高等级副食品。能够吃得起肉的，被称之为肉食者。将《左传》、《礼记》、《孟子》的相关记载联系起来看，食肉可以肯定是重要的贵族等级特权。当时称呼肉食者，类似后来称呼有钱人、当官的，也类似当下称呼老板。屠户所经营的是特权商品，也就并非现在的街头小商小贩，而是相当于经营黄金、珠宝、名表、豪车、高档酒店的富商大户，或自家资金雄厚，或和掌握大量资金的人关系特殊，总之是有影响的人物。著名的侠客聂政、高渐离、朱亥，都是屠户，在当地都是人物。
    吕太公将大女儿吕雉嫁给亭长刘邦后，又将小女儿吕嬃嫁给了樊哙，樊哙和刘邦就是连襟了。这意味着屠户和亭长的社会地位可能大略相当。樊哙在义军中最初的地位是舍人而不是曹参等人的中涓，也可佐证屠户的社会地位。
    樊哙又是汉军高级将领中唯一从芒砀山开始追随刘邦的老人。刘邦起义之初，除小弟刘交外，刘氏近亲中并无人追随。在主要功臣中，就是樊哙和吕雉的兄长吕泽两位；还有稍后一些加入的、戚夫人的父亲和兄长。虽然都属于外戚范畴，但都并没有如同后世概念化的外戚那般行事。打江山时的汉王自身也没有多大权势，后来的皇帝刘邦也远非后来的皇帝那样权势无边；而外戚的权势和皇帝的权势永远成正比。
    樊哙更只是自觉地多担了一份责任、义务。
    在武将中可谓最勇猛，有“先登”记录8次，3次是封侯、成为高级将领之后。
    又在武将中最先干预非作战事务。汉军最初占领咸阳乃不战而下，秦王宫中积攒数百年的温柔富贵都原封不动好好的，刘邦进入秦王宫就不想走了，最少是打算住一阵。大家都一筹莫展，就是他和张良一起硬生生拖了出来。
    鸿门宴上，他也是在帐外候着的随从之一。项庄舞剑常常意在沛公，大家都很着急又无可奈何，就是他撞开项羽帐前警卫、闯到酒席宴上、站在刘邦身边、面对项羽讲了一番既是替刘邦表忠心、又是为刘邦诉委屈的话，刘邦才得以借机逃脱。以项羽当时权势，或接受樊哙意见或取了樊哙脑袋，全在一念之间。樊哙这一遭，实在是把脑袋掖在裤腰上为刘邦排忧解难。
    还有一次，就是英布造反之后、刘邦请病假之时，带领诸将强行闯至皇帝寝宫、强烈要求皇帝坐朝理政。
    樊哙固然可靠，也有和刘邦利益对立的时候。刘邦的太子是吕雉所生嫡长子刘盈，后来想要改立戚夫人所生三子刘如意，就酿成了废立之争。（随后另行介绍。）对刘邦而言，两人都是儿子；对樊哙而言，刘盈是嫡亲外甥，刘如意就是旁人一个。樊哙在废立之争中始终没有表态。没有表态，就是很明确的表态；可如果表态支持刘如意，又有谁信？！
    于是，刘邦伤重不起、派出樊哙率军征讨卢绾时，有人举报樊哙和吕氏结成一党，准备“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
    无论真假，这都是一个重要信号。樊哙和樊哙所带领的部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刘邦嫡系。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谋反已经从非嫡系将领扩展到了嫡系将领。如果是诬告，那就是诬告者认为刘邦已经从怀疑非嫡系谋反扩展到了怀疑嫡系谋反。都很严重。
    且对刘邦而言，他原本真正关注的就并不是真假，而是谁有这个条件。一旦考虑到这一层面，樊哙谋反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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