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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6页] |
| 作者:振古如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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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刘彻父子二人成为两条不同“路线”的代表（1） ============================================= 于是，刘彻父子二人不知不觉中、无意识间成为了两条不同“路线”的代表。（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刘彻、刘据、卫青、卫子夫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当丞相已经很难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太子的不同意见自然就会突出、会被放大，会成为猜测和担忧。太子身后自然有皇后，如果仅仅是一般的皇后也不要紧。卫皇后的弟弟是卫青；卫青长期担任位在丞相之上、兼掌文武的大司马大将军。如果是一般的大将军也不要紧，西汉以至东汉的国舅爷大都担任大将军。但卫青这大将军是汉军数十年不打仗之后、又统兵打仗数十年的大将军。西汉一般实行非军功不得封侯的制度。这就意味着，除世袭侯爵和极少数因担任丞相而封侯者之外，刘彻在位这数十年间赐封的侯爵，大都又是卫青的部下，甚至是卫青部下的部下。粗略统计，卫青麾下将领被封侯的9人、位至将军的14人，位至两千石的成群结队，刘彻丞相当中的李蔡、公孙贺，就都曾经是卫青麾下。卫青的力量不仅在军中，早已扩散至朝廷各部门以至郡县。如果将太子的不同意见和这种政治力量格局联系起来，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刘彻肯定是考虑到这一层了。他的办法很是耐人寻味——通过卫青给卫皇后和太子捎话。这如果看做让舅舅给姐姐和外甥带话，自是正常不过；但如果视为让小舅子给自己老婆、孩子带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刘彻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 这段话对于理解西汉政治变化很重要。但仅见于《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均无。然《汉书》中类似话语又颇多，例如“庶事草创”，最少有3处提及。《资治通鉴》的作者们应该另有出处。 首先，刘彻清楚自己“变更”了汉兴以来的“路线”，并且认为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又明确认为只是阶段性的、临时的，如果长此以往就是“袭亡秦之迹也”。换而言之，这是说，后世将他视为千古一帝的那一系列举措和成就，在他看来都是“袭亡秦之迹也”。如此说来，此人可谓一肚子明白，这或许就是《资治通鉴》记载这一段话的原因。 其次，这既是让舅舅给姐姐和外甥带话、希望老婆和儿子能够理解自己，也是对卫氏一系讲话，希望卫氏一系能够理解自己，更是直接对卫青讲话，希望卫青放心。也就是说，他不仅认为儿子不大理解自己，也认为老婆和小舅子不理解自己。在皇帝这种特殊多妻制的小环境中，每一后妃及其兄弟就是一个天然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他们对皇帝子女的影响往往大于皇帝。因此，太子刘据持不同意见，意味着卫皇后、卫青在内心、在本质上也是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对这一点可能心照不宣。刘彻这番话就等于是要求卫氏一系理解自己、继续支持自己，也明确向他们许诺、不会废立太子。 但对卫氏而言，这已经是相当明确的危险信号。 卫青的反应是“大将军顿首谢”。礼仪规定，三公和皇帝在朝堂上都是坐而论道；见面和离去时当然要行礼，但皇帝也要还礼，并不是后来那般丞相动辄五体投地。这里的“顿首”，就有点像是规定动作之外的自选动作了，是伏地叩首，是简单的，又是正式的跪拜礼的一种。两人说着话好好的，皇帝说了这番话之后，卫青突然离席而“顿首”，是明确表示自己听明白了；皇帝姐夫不仅是让他传话，也是说给他的，是在政治上打招呼，所以需要以“顿首”表示“谢”。这里的“谢”，在当时、在大多数语境中是谢罪的意思。 皇后卫子夫则立即就听明白了这番话。毕竟数十年夫妻，她的反应更加正式——“闻之，脱簪请罪”，第一时间就前往面见皇帝丈夫、当面请罪。卫子夫住在未央宫，刘彻一般情况住在建章宫，请罪应该是步行前往。两宫虽然挨着，对于步行，距离就不短了。她应该是以皇后的全套正装前往，然后面对皇帝将标志皇后身份的全套头饰逐一摘下。皇后脱簪，是上古宫中的传统礼仪，标志主动请辞皇后，说明卫皇后意识到了问题严重，以这般姿态慎重认错。其本意，自然是请皇帝丈夫放过自己的儿子。 知夫莫若妻，知妻莫若夫。他们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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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刘彻父子二人成为两条不同“路线”的代表（2） ======================================= 但父子之间就不一定了。知子莫若父，一般没有问题；但儿子知父得真正长大了才行，甚至得到父亲去世之后、什么也来不及说了才能真正知父。刘据虽然已经儿孙满堂，但也还是没听明白，反倒以为皇帝老爹是鼓励自己，反而“每谏征伐四夷”，每逢朝廷向外派兵就提反对意见。 父子之间一般不容易认识到对方对自己有了意见；一旦意识到了，会很痛苦。 刘彻没办法了，只好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老子吃苦受罪、让你将来坐享清福，你还不高兴吗？皇帝老爹对太子儿子意见比较大了。 之后，卫青很快去世，父子之间没有了沟通渠道，事情就只有沿着既有趋势发展： 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这一段话在刘彻父子关系变化中也很重要，所概括的是相当长时期的一个过程。刘彻奉行他的一套，一如既往；刘据坚持他的一套，也一如既往，却是经常改变、否定老爹已经决定的人和事。结果是，老百姓很高兴，相关大臣不高兴，皇帝却很高兴。皇后因此劝太子小心，皇帝听说了，反而鼓励太子而批评皇后。这就有问题了，俗话所谓说话说反话，恐或是意见很大又难以沟通的表现。 随后的问题日趋严重了：“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这是在朝臣中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观点”，刘彻父子成为了双方代表。天家父子政治地位悬殊，太子的境遇就很不利。这还是在君主政治早期，如果到后期，太子如此明显和皇帝持不同政见，那就不可能继续待在东宫了。而这次“路线”斗争后来走到巫蛊之祸、父子大战的地步，原因也在其中。 切勿认为这是老皇帝以权谋手段对待太子而弄巧成拙。刘彻毛病很多，但绝非鸡肠狗肚宫斗小人。整个事件中，这一点最值得琢磨——所有参与者中可能只有卫皇后注意到了刘彻的言不由衷，至于刘据、包括刘彻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于如何处理君主集权专制之下的父子君臣关系茫然无知。 他们父子虽说已经是第二对君主集权专制之下的父子君臣，但第一对秦始皇嬴政扶苏父子并没有留下什么成功经验。扶苏和嬴政也政见不同，因为不同意坑儒惹得嬴政大怒，不由分说就打发到北边监军。但嬴政并未因此就否定扶苏的继承人地位，临终还是写信让扶苏回来主持葬礼、继承皇位。嬴政没有料到他的处理已经形成了父子君臣的裂隙，更没有料到居然有人比他还猛，敢于利用这个裂隙假传诏书；扶苏也没有料到有人敢于利用他们父子君臣的裂隙假传诏书，更没有料到有人敢于假传诏书取他性命。于是，赵高成功假传诏书，扶苏被迫自杀。对于秦皇朝的二世而亡，此事无疑有很大影响。但刘彻刘据父子似乎没有注意这个教训。 作为君主集权专制之下的君臣父子，他们走在一条完全生疏又充满荆棘的路上。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集权专制体制对传统人性、传统人伦的严重扭曲，没有意识到集权专制体制对他们而言就是不能论父子、只能论君臣，也没有意识到传统人性、传统人伦对集权专制体制的顽强抵御。客观冷静分析《汉书》相关篇章，总的印象是：作为父子，他们都努力维护父子感情；作为君臣，他们又都努力履行君臣职责；冷静的时候，他们努力维护父子感情；事到临头，又不免被君臣职责无情推动；至于如何防止有人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双方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不知不觉间，这一对天家父子成为了严重对立的两条“路线”、两种“观点”、两个政治集团的代表，最终居然又酿成了一场旷古绝世、空前绝后的天家父子大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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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月初出 2021-06-27 21:47:57 以前的号忘记密码了，专门注册个号来顶楼主，楼主大才，楼主加油 ----------------------------- @振古如兹 2021-06-27 22:17:03 多谢！多谢！待出版了一定告你。 ----------------------------- @白月初出 2022-04-09 22:20:54 好久没来了，特地来顶楼主。视角如此宏大行文这般严谨的文章现在已经十分罕见了。有点担心，天涯早不复往日盛况，楼主文章要多发几个地方 ------------------ 不敢当啊。谢谢了。类似地方还有哪些，还请介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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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一：有人敢于肆无忌惮利用天家父子矛盾 =============================================== 后世天家父子政见不同的有很多，但酿成父子大战的极为少见，打到刘彻父子这种程度的可谓两千年间绝无仅有。（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的刘彻、刘据、江充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彻、刘据父子之间酿成大战，原因有四，有人敢于肆无忌惮利用天家父子矛盾是第一条。其中代表人物是江充。 江充，赵国人，一表人才。此为刘彻用人一大特征，大都仪表堂堂，形象猥琐的一般不会被他看中。 江充的妹妹嫁给赵国太子刘丹，因而成为赵王刘彭祖——景帝刘启之子、刘彻之兄——的座上客。后与刘丹发生矛盾。刘丹仗势欺人，将其父兄处死。他便只身奔赴长安诣阙上书。后来说到江充，大多以此作为他野心的起点。其实，和众多拼死告御状的热血男女没有什么区别，都有益社会公平，都值得尊敬。 但刘彻将这件事情和政治需要联系起来了，特别重视。先是“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然后是“移系魏郡诏狱”，类似指定异地司法审理；再后是由“廷尉杂治”。最后的决定，认为江充“忠直，奉法不阿”，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好比一个原本没有工作的上访户打赢了官司，在得到改判通知书的同时，还得到了一张任命通知书——被任命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兼中直机关纪检委书记。这确实是刘彻的用人风格。 江充此人虽然未曾为官，但政治直觉很好。刘彻不大可能告诉他这一任命的用意，因为刘彻自己也不一定有很明确的主观故意。但江充似乎非常准确又非常坚定地明白了刘彻的用意。将这么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太子拉下马的人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还能是干什么呢？所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刘彻的姑姑、馆陶长公主乘车行驶御用驰道，被他截下。馆陶公主也不是好欺负的，说自己有太后诏书为根据。江充说那只是“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这话其实涉及司法解释权。但要否定江充的解释，就得找皇帝了，长公主显然是没有这个把握，那就只能是江充说了算了。堂堂皇姑只得无奈下车，车骑“尽劾没入官”。 皇姑不敢否定江充的司法解释，还有谁敢呢？从此，相关诏令的解释权就归江充了。执法者负责司法解释，自古以来就很可怕——他说谁犯法谁就是犯法，无从辩驳。古代中国的法治习惯中，司法解释一般情况下都在执法者掌握之中，所以容易发生冤假错案，发生之后还不容易平反昭雪。 随后是“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也被查获。刘据身居最高决策层，了解的情况更多，情知已经不能讨论法律解释问题，径直派人上门求情，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江充则毫不容情，反过来连太子说情一并上报刘彻。刘彻则高调肯定，“人臣当如是矣”。江充更加“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这件事情可能才是江充成为野心家的起点。此人可谓是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在赵高之后培育出来的又一个大野心家。他清醒地注意到了刘彻面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心理需要，决心将这个需要变成自己的政治机会，当然也能说是不避权贵、忠于皇上。他的办法是说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诅咒刘彻——巫蛊，并且越来越多，说社会不满情绪的原因不在刘彻，而在大家。 对刘彻而言，这无疑是很容易接受的解释。集权专制的皇帝必然是日理万机，犯错误的概率必然也随之增高，除非他真的是个神仙。更加刘彻的经济政策是从轻徭薄赋转向重赋于民，社会不满情绪自然越来越大。刘彻作为第一个成功集权专制的皇帝，也就第一次面临了成为专制君主的心理关口——百姓到底是刁民还是顺民？百官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自己到底是天才还是笨蛋？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所有成功的专制君主都必须跨过这一心理关口——坚定不移认为百姓本质上都是刁民、坚定不移认为百官本质上都是奸臣、坚定不移自己天生就是绝对天才，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成为一言九鼎、乾纲独断、唯我独尊、成就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那般天纵英明的伟大皇帝。 刘彻这一期间内外交困，内为疫病所困，外为普遍反对情绪所困。江充又说原因就是巫蛊，否则为何一直生病？于是，刘彻轻松跨过了心理关口，“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决定“以充为使者治巫蛊”，成立了以江充为组长的中央专案组，大治巫蛊。这个专案组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江充实际上势同三公了。 巫蛊之术，是以桐木制成小偶人，上书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祷告诅咒后埋到被诅咒者近旁，在当时认为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严重行为；包括背后朝人吐口水，也属于巫蛊范围。这本是后宫女人的小伎俩，江充借以酿成了震动朝野的政治，第一步就诬陷、处死了丞相公孙贺父子，还有刘彻的两个女儿和卫青的儿子。然后将矛头指向皇宫。 这时，刘彻长期住在远离长安的甘泉宫养病。江充担心老皇帝死后太子刘据继位对自己不利，便指使胡巫檀何欺骗刘彻，说“皇宫中大有蛊气”。刘彻遂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亲信按道侯韩说（韩王信后裔）、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选用了一批胡巫，其中包括许多被俘或来归的匈奴将士。他们先搜查和刘彻关系疏远的一些夫人，未见皇帝不满，立即就对皇后宫和太子宫下手。先指使“胡巫作而埋之”，然后再派人搜查，“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终于，在太子宫中“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江充公开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巫蛊之祸的政治目的大白于天下了。从始至终，并没有刘彻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但事件的每一步又是经他同意、在他掌握之中的。如果一定认为是听信谗言、是误会，那就是他的智力有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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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二：太子少傅石德对天家父子矛盾旗帜鲜明、鼓动太子抢先下手 =================================================== 煌煌太子，卧室都不能保全的时候，刘据的选项已经不多。他征求老师石德的意见。（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的刘彻、刘据、江充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太子少傅石德的意见毫不隐晦、非常明确：“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这是太子老师的建议，旗帜鲜明、鼓励太子抢先下手。说丞相公孙贺父子、皇帝的两个女儿、还有卫青的长子都已经因巫蛊而诬陷致死；皇帝病在甘泉宫生死不知，皇后和太子派去的人又见不到，唯有抢先下手将江充抓起来，否则就难免扶苏的下场。 在全部古代史上、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前的太子老师大都是建议太子出逃，所以，春秋战国时出逃在外的太子也就比较多；之后实行君主专制大一统、无地可逃了，太子老师大都是和稀泥，建议太子忍气吞声或搞点阴谋诡计，所以，后世的老太子给人的影响就或是猥琐小人、或是奸诈之徒。身为太子的老师、毫不隐晦地建议太子公开造反的，极为罕见，石德似有可能就是史上第一人。 这件事情的历史价值在于，这不是一般的太子太傅建议太子造反，也不是一般的功臣后裔建议太子造反，而是一个从自己人当中选择的太子太傅，又是一个以绝对忠诚可靠为刘邦所信任的功臣后裔，更是一个以绝对忠诚可靠的家风著称于世的功臣后裔，却义无反顾、毫无隐晦地建议太子造反。 西汉君臣大都是有故事的人。石德一家有三个故事：一是始封君、祖父石奋，因为忠诚可靠而进入皇亲行列；二是祖父石奋被誉为万石君；三是一家子祖孙三代都曾经担任太子老师。 石德的祖父石奋，也是较早参加秦末大起义的“老革命”。年纪小，一直就在刘邦身边工作，突出特点是“无文学，恭谨无与比”，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皇帝恭敬、对工作谨慎无可比拟。因此为刘邦赏识，特地将她的姐姐纳为美人。西汉的美人为后宫嫔妃的一个等级，俸禄同两千石。石家的这个老姑奶奶，是他家的第一位两千石。石奋因此进入皇亲行列，也享受了相应待遇、和薄昭一样官至太中大夫。无疑，这是刘邦为身边工作人员树立的榜样。 汉文帝时，太子刘启的太傅出缺，诏命群臣推选，群臣都推荐石奋。于是，石奋成为老石家第一任太子老师，可能也是史上为数不多的“无文学”的太子老师。皇家为太子选老师，自然是在全国范围内选，结果却选了一个“无文学”的人。此中可见汉家为太子选老师的首要标准无疑是知根知底、政治上可靠，是这些人当中品行优秀的人，然后才是学问。也可反证后来刘据宾客的主要成分，可以确认都是功臣后裔、都是政治上可靠的自己人，不可能让异己分子混进去。当然，也可见得西汉教育和后世历代皇朝的不同，还没有局限在教授儒家经典、应对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上，而是以培养品行优秀的人为目标。 太子刘启成为皇帝之后，老师一家更加官运亨通。石奋的四个儿子全部成为两千石，父子五人的俸禄加起来正好一万石。刘启为老师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公开称老师为“万石君”。于是，石奋以“万石君”知名天下。所谓万石不仅是凑整，更因为正好是丞相的俸禄标准，主要的寓意在此。 石奋是个自己人+道德楷模型的人物。文化水平不高，但却严格遵照孔子的教导规范自己的言行，退休后也一如既往，对子孙更是严格要求。齐鲁一带的儒生听说了，“皆自以为不及也”。窦太后也极为欣赏，“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郎中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内史相当于皇帝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是再上一个台阶就可以进入丞相行列的岗位。 石奋依靠恭敬谨慎获得重用，孩子们也都恭敬谨慎，恭敬谨慎成为家风。四个儿子中最为狂放的是小儿子石庆，曾任太仆。某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身后问他驾车的有几匹马？他居然是举着马鞭一个一个点着数了一遍，然后才回答说六个。石庆熟读五经，岂能不知天子六驾？谨慎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而已。武帝刘彻册立刘据为太子时，便选中石庆为太子太傅。石庆，就是老石家的第二任太子老师，后来由御史大夫而成为丞相。这一段是老石家最为鼎盛的时期，“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两千石在西汉相当于省部级，老石家子孙同时位至两千石的13人，自家聚会就相当于省部级干部会议开会了。这种现象，自然利弊相连、甚至利大于弊，再说。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石奋一家恭敬谨慎与后世一般所谓恭敬谨慎并不一样——并非只是对皇帝、对权贵恭敬谨慎，对邻里乡亲也是一样恭敬谨慎。石家子孙下班回家，都是到里巷门口就下车，如同在朝堂上一般、一路小跑通过邻居门口，以示恭敬。后世有些有学问的高官，回家的时候都是在村外下马、下轿，步行进村，一则表示不敢在乡亲面前显摆富贵，二则遇到长辈方便行礼，也方便和乡亲们叙叙乡情；就是从石奋一家这里学的。当然，不以尊贵骄人，本就是传统的权贵之家教导子孙的ABC。 石德乃石庆之子，是老石家的第三代太子老师。他能够成为太子的老师，学问自然重要，自己人、政治上可靠、恭敬谨慎的家风、从小就是好孩子、皇帝不担心他把太子影响坏了，显然更重要。 这样一位太子老师能够旗帜鲜明建议太子造反，那就意味着这样的意见在这个三代帝师的、自己人的、政治可靠的、恭敬谨慎的、数代人共同生活的家族中已经成为共识。在整个巫蛊事件的过程中，这一点很重要。数十万中小功臣中，能够取得如此地位的自然少而又少。亦即，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有什么不满情绪，更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一家是因为既得利益的满足而更加恭敬谨慎。能够在这样既得利益得到满足而恭敬谨慎的功臣封君家族中成为共识，在战功累累又不大满足、不大恭敬谨慎的大小功臣封君家族中更应该成为共识。能够在和刘氏皇族命运相连的大小功臣封君家族中成为共识，就意味着早已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成为主流舆论。背后，无疑就是社会各阶层对刘彻治国理政“路线”的长期不满。 这是分析石德意见时应该考虑到的。任何人都不是在真空中生活。他的意见完全可以视为功臣、封君、世家阶层的意见。石德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这种代表性，所以更加义无反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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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三：集权专制体制特有的欺上瞒下已经相当严重 =============================================== 石德的建议固然有道理，刘据应该也知道其代表性。但对他而言，不只是逻辑，也不只是社会舆论如何可以决定的。对方不仅是皇帝更是自己的亲爹。掂量再三，还是父子关系占了上风，“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这是刘据最后的努力，打算努力面见老爹、把事情说清楚、相信老爹会原谅自己。已经被正值皇帝老爹宠信重用的专案组长确认为反皇帝的重大嫌疑犯了，还相信皇帝老爹会原谅自己。这意味着，在他心目中，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什么大问题。（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的刘彻、刘据、江充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可是，刘据几经努力，最终居然没有能够见到皇帝老爹。相关记载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江充将一切渠道堵死，咄咄逼人准备抓捕太子。这在逻辑上不可能。江充只掌握京城监察权力，并不掌握尚书权力和皇帝禁卫权力；刘彻更不可能糊涂到将这三项权力交给一个人；且刘彻不在朝中的时候，惯例是太子刘据主持朝政。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是刘彻在江充没有报告结果之前不愿意先听太子的一面之词。二是刘据的请求根本就没有到达皇帝面前。 刘据不是猥琐小人，而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政治见解又长期主持朝政的、年轻的老太子，见不到老爹、又不愿意束手就擒，只得退而选择石德的建议。 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初九，太子刘据派门客谎称皇帝使者抓捕江充。专案组的副组长韩说是长期在皇帝身边的、明白皇帝这一时间段对江充的信任程度，看出事情有诈，不肯受诏。双方大打出手，韩说被当场打死，章赣带伤逃往甘泉宫。 太子门客伪装皇帝使者于法已经居于下风，被识破之后居然还敢和皇帝钦命的专案组成员打起来，并且将深受皇帝宠信、几乎和皇帝形影不离的副组长打死，这在后世是几乎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可佐证他们大多数一定是功臣封君后裔，自小就有恃无恐，且知根知底、非常清楚韩说一家是怎么回事。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人模狗样、狐假虎威？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显赫一时的皇帝宠臣，就是要借机取他的性命。 刘据立即召集百官宣告江充造反，宣布判处死刑。又亲临现场监斩江充，怒不可遏地大骂：“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随后又将江充手下的众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刘据以为是江充破坏了他们父子关系，固然不错。但父子至亲，能够为人破坏就一定是自身出了问题。 刘据虽然杀了江充，但显然并不认为是自己造反，而是监国太子行使正常权力。 有意思的是，刘彻获悉刘据杀了江充，也不认为这就是要造反，只是认为“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决定派人召刘据前来问话。 这是刘彻的最后努力，也是在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的矛盾中选择了相信父子关系，如同刘据在被迫造反之前首先选择相信父亲、努力向父亲说清楚一样，他也不相信儿子会造自己的反，尽管儿子已经将自己任命的专案组组长、副组长都杀了。 这两处历史记载，都较为真实可信。通过这两个细节，后人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父子二人在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的矛盾中极为痛苦的挣扎。 可惜，刘彻派去的人不敢进长安城，转了一圈回来报告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说太子已经公开造反，还要杀他。 太子儿子求见皇帝老爹没有见到；皇帝老爹召见太子儿子也没有见到。这两个小细节所展示的，是集权专制体制特有的欺上瞒下已经相当严重。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居然敢于如此欺瞒，其他人又该如何？可这样的体制又是谁人搭建起来的呢？！ 至此，父子二人最后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事情就只有在逻辑驱使下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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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四：卫皇后义无反顾支持太子武装对抗 =============================================== 当天夜里，刘据发动大规模兵变。（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的刘彻、刘据、江充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其中关键是得到卫皇后支持，顺利动用皇宫禁卫武装。相关记载很简单，“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 刘彻长期不在长安、在长安的时候也是住在新建的建章宫，未央宫就是皇后卫子夫的家。卫子夫说了什么，未有记载。但中厩车载射士、武库兵、长乐宫卫卒，都属于皇宫禁卫系统，有严格管理制度，绝非一句话可以调动，必须是以制度规定的方式明确表示，应该是出示皇后符玺或是在专用绢帛或简牍上加盖皇后符玺。事出紧急，卫子夫可能真的来不及说什么。但通过这些无声的动作，后人仍然可以感觉到其中的胸有成竹、大义凛然。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记载看，发动兵变这般大事，母子二人居然没有见面商谈而又能一致行动且心有灵犀、配合默契。这只能说明，事情有可能走到这一步、到这一步的时候该怎么办，可能是这母子二人早就商量过的事情，可谓蓄谋已久。 未经皇帝同意而动用皇宫禁卫武装，在卫子夫和刘据看来，自然也还不是造反，而是皇后和太子级别的正当防卫。但在刘彻看来，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皇后和太子造反，是他长期以来对卫氏一系的担忧终于成为现实了。 抛开双方是非、站在中间看，历代皇朝的皇后和太子联手搞点阴谋诡计的不少，如此这般光明正大、联手造反、动用军队和皇帝开打的极为罕见。在历代皇后、太子的漫长行列中，这是一对绝不任人宰割、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母子。 皇后和太子在皇帝跟前是什么样子？又如何对待皇帝？是皇权理念的形象生动的写照。通过这一对与众不同的英雄母子，后人也就可以感觉到当时的皇权理念和后世的皇权理念的巨大差距，进而感觉到西汉社会和后来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同。切勿轻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成为汉人、汉族、咱们的古文明以汉文明为主的思想理念层面的基础。 然而，卫子夫又是女奴出身，一个美丽的女奴。她完全可以肯定是美丽的，不美丽岂能整日里在王公大家跳舞？！不美丽岂能被平阳公主献给皇帝？！她又完全可以肯定是奴颜婢膝的，不奴颜婢膝又如何在王公大家混饭吃？！不奴颜婢膝又如何在刘彻那个顶级公子哥儿身边存在下来？！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全套皇后服饰、亦步亦趋地来到皇帝面前、为儿子求情，如何能说她不是奴颜婢膝？！可她的奴颜婢膝又是有底线的，一旦儿子遭遇危险，立即就像一头母狮一般、张牙舞爪、不计成败、挺身而出、以命相搏。后世历代皇朝的皇后这样在的时候，大都是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或是可怜兮兮地向皇帝求情，敢于和皇帝拼命的极少。 西汉功臣的故事中较为突出的奴隶有两位，一位是卫子夫，再一位便是英布。两位共同的、极其鲜明的特点是，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谁说中国人不知道讲究人格尊严？！所谓气节，就是人格尊严。 奴隶出身的人都能如此这般保持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早已远去的西汉可能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走近过的、可能一直很陌生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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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天家父子大战（1） ======================== 对于汉武帝刘彻父子之间这一次大战，《汉书·武帝纪》只有一句话，“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这是典型的为尊者讳。这是咱们的史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般都不是有意弄虚作假，只是为了维护权贵的尊严，但又是因此而普遍存在。读者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那就极有可能刚一接触史书就被带到沟里去了，且最终也爬不上来。这一记载为尊者讳而形成的漏洞在于，太子刘据是以监国之尊代行皇权，这时的丞相已经远非汉初那样大权在握的执政者、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样的太子和这样的丞相之间能有什么需要一场大战解决的问题呢？这样的丞相又怎么可能和手握皇权的太子打起来呢？但也不能因此而谴责班固。他和后世大多都难免为尊者讳的史家一样，都是无可奈何。 这一场名为太子和丞相之间的大战，其实是一场毫无水分的天家父子大战，惊心动魄、后世历代皇朝罕见。（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刘据传和卫皇后传的不一一加注。） 大致过程如下： ——皇帝刘彻获悉“太子反已成”后大怒，要求丞相率军“捕斩反者”。指责丞相刘屈氂处置不当，说不应该论父子亲情而只应该论君臣大义，但又有两条很具体的要求：一是尽量避免短兵相接，目的似乎在减少双方伤亡。老皇帝怒则怒矣，还算冷静、清醒，似乎知道这是真正的内斗。二是下令“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目的在一网打尽。如此说来，避免短兵相接好像又只是为了抓活的。 ——太子刘据公开宣告，说“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这是在已经无法见到皇帝老爹的前提下，明确主张自己的合法性、否定对方的合法性。此前此后，好些太子曾经遭遇这般局面，大都无可奈何认了怂，唯有刘据，是条汉子，面对亲爹也决不认怂。这也进一步显示了那个时代政治理念的特殊性。 ——太子儿子这话无论本意如何，事实上是将了皇帝老爹一军。这一将很厉害，皇帝老爹只得挪窝、从甘泉宫来到城中建章宫，让城中军民知道他还活着。皇宫三大宫殿长乐、未央、建章，自东向西依次排列。太子刘据以未央宫为据点，皇帝刘彻以建章宫为据点，父子双方在长安城中开打。 ——皇帝老爹一方的主力是“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以丞相为总指挥，中两千石、九卿以下官员一律领兵上阵。一场空前绝后的高规格混战。 ——太子儿子的主力是皇宫禁卫兵力和长安中都官囚徒。少傅石德、太子宾客张光等分别指挥。太子的博望苑，这时自然就是指挥部了。不可忽略，其中成员大多是功臣后裔。他们一定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心潮澎湃，绝不可能自以为这是造反，而是大义凛然捍卫汉家政权。更不可忽略的是，他们都是读书人，是已经被朝廷赏识、已经被社会认可的读书人。尤其不可忽略的是，他们都是西汉朝廷的、中央政府的、程度不同曾经受到皇帝赏识的政策研究室官员。这样一个群体明火执仗和皇帝开打，真正空前绝后。 他们无疑是刘据立场观点、既成局势的主要推动者。但在皇帝已经亲临现场表明态度、自己的行为已经丧失合法性、继续下去已经面临极大风险的时候，并没有哪一个人变成缩头乌龟、躲到后边去，更没有任何一个人临阵变节，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个一个仍然冲在最前线。就此而言，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读书人群体的代表，刘据还是很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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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天家父子大战（2） ====================================== ——太子一方感觉兵力不够，派人持节调动长安附近的胡骑；皇帝一方的侍郎马通连忙赶到胡骑兵营通知“节有诈，勿听也”。其实，父子双方一开始所使用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大红调兵符节。皇帝一方此时才改加黄缨，以示区别。马通奉命重新持节调动胡骑和水军，一并在大鸿胪商丘成指挥下参战。这是皇帝一方获胜的关键一步。 ——太子遂亲自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手持符节召见北军使者任安、调发北军参战。任安已经知道“节有诈”，拜受符节后，回身紧闭营门不出，哪一方也不参与。 这位任安就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那一位，曾经是卫青门下舍人。他这种态度在当时朝臣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看似中立，其实不然。皇帝和太子打起来了，保持中立本身就是一种倾向。这不可否认是太子能够和皇帝在长安城中对峙的重要原因——所有军事长官几乎都曾经是卫青的部下。已经去世经年的卫青，仍然能够帮着太子外甥武装对抗皇帝姐夫。 ——太子无奈，“驱四市人凡数万众”参战。如此记载，同“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的记载一样，也是站在皇帝一边为尊者讳。这里的“驱”，显然有问题。皇宫禁卫主力应该是跟在皇帝身边的，太子一方的主力应该只有皇后的长乐宫禁卫和武库警卫，都是站岗的兵，且数量不多，又是在冷兵器时代，如何能够“驱”得了数万市民？且战斗接近后世巷战，市民等于在自家门口打仗，一转眼就可以跑掉，少数警卫部队手持冷兵器如何能驱使他们为此拼命而不是跑掉？如此记载不合事理，不能成立。 应该考虑的是，他们并不是在真空中生活，他们作为长安市民经济状况如何？他们是算缗、告缗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他们对于算缗、告缗是拥护还是反对？他们在天家父子大战中会站在哪一边？这些问题一旦想到，答案就不言自明。 ——战斗打了五天，主战场在长乐宫西阙广场，“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之前的汉匈战争，一般战役的死伤、俘虏都只是数百人、数千人，上万人的屈指可数。如果是驱使、挟持市民参战，大多数人应该是一触即溃、一哄而散，怎么可能以死相拼？ 参战市民“数万众”，死在战场上的也是“数万人”。这场战斗不是一般的残酷，长安民众更不是一般的坚持啊！ 长安民众为什么坚持？长安民众坚持的是什么？仅凭现有记载，很难看到真相了。但基本的倾向可以确定。 ——七月十七日，太子兵败，逃至长乐宫南面的覆盎门。领兵守卫城门的是丞相司直田仁，其父即赵王张敖宾客田叔。田仁虽然在丞相手下任职，但和任安一样，都是卫青门下舍人出身，都是不愿背叛皇帝也不愿对太子下手，便将太子放了。 丞相司直是刘彻增设的岗位，职在究举不法、监察百官，同时也还负有监察丞相的职责。田仁是刘彻亲自选拔，很受信任。 田仁选择了什么，自己很清楚。 随后赶来的丞相刘屈氂要杀田仁。一起赶来的御史大夫暴胜之阻止，说丞相司直是两千石高官、应该请示皇帝。 这个暴胜之属于刘彻手下酷吏之一，也是个能杀人的，或也有点同情太子。无论如何，太子因此得以逃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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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天家父子大战惨烈收官 ================================== 之后，父子大战进入收官阶段。皇帝展开全面整肃，主要步骤是： ——派人责问暴胜之为何阻止丞相处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被迫自杀。这是首先、立即警告各级官员，必须从严查处、不许殉情放纵。一般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杀鸡吓猴，刘彻不然，他选择杀猴吓鸡。这是刘彻的重要特点，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宰相级的高官，说杀就杀，暴胜之这样刚刚提拔上来更是说杀就杀。 ——派人“收皇后玺绶”。卫皇后交出皇后符玺，选择了自杀。死后，尸体就搁在“公车令空舍”中，应该是某个宫门旁边的空房子。事后，才又“盛以小棺，瘗之城南桐柏”，临时葬在长安城南桐柏亭，只做了一个勉强能够认得出来的简单记号。这个奴婢出身的皇后还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后人只能眺望一个视死如归的美丽背影。古代史上，敢于明火执仗和皇帝武装对抗的皇后，印象中似乎就此一位。 史上皇帝的女人一人得宠而鸡犬升天的，几乎都会被归入红颜祸水一类、被世代唾骂；卫子夫是极少数例外之一，应该是当时就未遭唾骂，也就没有后来的世代唾骂。其中原因，或就是因为卫氏一门对刘彻重赋于民的政策都保持了一定距离，甚至是程度不同的抵制，太子刘据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公道自在人心啊！ ——以在皇帝和太子之间有二心为罪名，腰斩任安和田仁。其实，二心正好说明太子和这些曾经在卫青麾下的将领并未阴谋叛乱。否则，任安统领的是汉军常备精锐部队，怎么可能等着腰斩？刘彻已经昏了头。 ——对在天家父子大战中坚定不移站在皇帝一边的马通、商丘成赐封侯爵，马通成为汉军主要将领，商丘成升任御史大夫、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太子逃亡，隐藏在距离长安三百余里的湖县泉鸠里，后不慎暴露行踪，在追捕中自杀。 ——太子一家被杀的只留下一个尚在襁褓之中、刚刚两个月的太子孙，即后来的汉宣帝刘病己。 ——太子门下的宾客、舍人，大战期间曾经出入宫门、即有可能跟随太子参战的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太子发兵谋反的、即可以确认参战的，一律按谋反罪处以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胁迫的、即有证据证明曾经在太子一方参战的，一律放逐敦煌。这最后一种情况的数量可能很大，或是后来敦煌阶段性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站在太子一边的，杀；没有明确站在皇帝一边的，也杀。对于一般父子，同一人关系密切就等于和两人关系密切。但在集权专制体制下的皇帝父子之间一样有站队问题，站错队一样得掉脑袋。基本手段是“烧铁钳灼”、严刑逼供，导致“民转相诬以巫蛊；外连郡国数十万人”。这时西汉总人口应该还不到4千万，这个比例就很可怕了。 这一次天家父子大战绝非权力之争。是古代史上统治集团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路线”斗争；又是君主集权专制制度第一次在皇家父子关系层面表现出巨大的扭曲能力。 刘据无意之中成为了功臣封君世家的政治代表。功臣封君世家就必然希望、甚至是推动他利用特殊地位出面改变现状。这就是西汉社会几乎普遍同情、支持太子的原因。他们不是为了刘据，而是为了自己。刘据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社会的支持，所以敢于面对皇帝老爹长期坚持不同意见，最终公开武装对抗。而对于太子的武装对抗，不仅太子少傅石德率先倡议，不仅卫皇后破釜沉舟坚决联手，不仅北军使者任安和丞相司直田仁等大量高级朝臣变相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然没有任何干系的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田千秋事后仍然敢于打抱不平、仗义执言。这无疑是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同情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太子刘据等于是为改变不利于民众的政策而舍身取义。 比较之下，刘彻的政策就更不得人心、社会形象就更加难堪。此外，便是中原各地已经爆发了大规模、长时间、极为特殊的农民起义，太子的武装叛乱客观上有内外呼应的可能。刘彻内心始终没有原谅刘据，原因或就是在这里。 自古至今有关记载、论述，大都给人刘彻事后原谅了刘据、甚至给予平反昭雪的感觉。其实没有。他只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摆出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姿态，在宫中修建了思子宫，又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这都是给人看的，是为了缓和社会情绪。事实上，他始终没有给太子、卫皇后平反昭雪，没有恢复相应地位、名义，更没有重新安葬，刘据唯一的孙子刘病己仍然一直关在监狱里，还差一点被杀掉。这哪里能说是平反昭雪？！所谓天下闻而悲之，是老皇帝成功忽悠了天下人、以至后世、直至当下。 后人形成这种印象，和《资治通鉴》的记叙关系很大。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却又持相反看法。《汉武故事》记载：“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寤，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司马光明确质疑这一记载，“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勿捕，此说恐妄也”（《资治通鉴考异》卷一）。这是说，皇帝如果真的是要赦免太子，那就应该通告天下不再追捕太子才对啊！怎么可能还有官吏更加紧急追捕呢？这可能才是司马光对此事的真实看法。《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的专用教材，司马光显然也没有全抛一片心啊。 天家父子大战，是西汉功臣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寻找代理人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努力。随着太子一方的失败，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大功臣维护自身权益的局面也前赴后继地改变为进一步向下寻求支撑、主要依靠中小功臣自身，并且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特殊的农民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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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刘彻后期特殊的农民起义 =========================== 汉武帝刘彻在位后期，爆发了非常特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起义和之前的、之后的起义都有明显不同。（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武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主要特殊表现为： 1、起义的分布非常广泛又始终没有整合起来。已经形成规模并留下姓名的起义领袖有：“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可谓遍布中原。史家认为整体规模不亚于秦末大起义。但又和秦末大起义明显不同，各路义军始终没有联合成为一支军队，甚至没有表现出联合的趋势。 2、起义大规模开始的时间为天汉二年（前101年）秋。大概是刘彻元鼎五年（前112年）酎金事件大规模淘汰大功臣后裔之后十年。当然不能以时间的先后就确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也不能否定这种时间先后中存在因果关系。 3、起义延续的时间很长又始终没有明确军事方向，更没有指向京城。从天汉二年（前101年）秋开始，直到后元二年（前87年）刘彻去世时尚未平定下来。十余年间，整个起义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旗帜、口号，感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更没有要推翻汉家政权。但又一直不能平息。 4、关中、长安城中甚至朝中，极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人和义军有联系。直到后元二年，刘彻还曾诏令各关卡都尉：“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这时，太子刘据已经失败自杀，刘彻还是非常警惕这种联系。那就意味着，最少是刘彻认为朝中还有试图和义军联系的人。 5、更为特殊的是，起义军进攻的重点和朝廷镇压的重点都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吏。义军方面表现为，“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朝廷方面表现为，“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6、征和二年（前93年）太子刘据死后，起义趋向激烈、扩大。征和三年九月，有曾任县令的官员公孙勇等人冒充朝廷使者试图抓捕郡守、控制地方。这种激烈程度最终波及到了刘彻身边。征和四年六月，巫蛊之祸后被重用的汉军大将马通，和刘彻身边的亲信、侍中仆射莽何罗兄弟二人联合谋刺刘彻，几乎潜入皇帝寝室。幸有皇帝身边的金日磾、霍光、上官桀等人偶然发现。 7、刘彻生前始终没有能镇压下去。刘彻对镇压毫不迟疑、非常坚决。第一步：“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犹弗能禁”。第二步：“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第三步：“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给义军提供饮食的一律处死，并实行连坐，最多的时候因此处死数千人。通过这样的办法，“乃颇得其渠率”，多数义军首领被消灭。但“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第四步：制定专门针对地方官员的“沈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将这一系列措施和后来历代皇朝比较，甚至和明清两朝比较，残忍、严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终究无效。 8、刘彻死后突然销声匿迹。刘彻征和四年（前89）轮台罪己、宣布改弦更张之后，再无军事行动的记载；刘彻后元二年死后，执政的霍光也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次大规模起义就此无声无息了。 可见特殊。 和后世的大起义略加比较，就更可见特殊： ——西汉末年推翻王莽新朝的大起义，东汉末年袁绍、曹操等诸侯起义，西晋的八王起义，东晋和宋齐梁陈的起义，程度不同都是富人起义、权贵起义，但目标很明确，一点不客气，就是要改朝换代，且大都成功。 ——宋元更迭之后元末、明末、满清的大起义，就更不同，那都是贫苦农民起义，但也是要改朝换代，也大都成功，满清的太平天国起义主要是领导者胸怀过于狭隘，对内对外都过于狭隘，否则一定成功。 虽然是大规模起义但并非是要改朝换代，是刘彻晚年农民起义较为突出的特殊性，且在全部古代史上也是非常特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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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刘彻后期的农民起义为何如此特殊？（1） ========================================== 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不是一般的贫苦农民起义，而是功臣封君世家阶层为主的富裕农民起义、是60万汉军将士后裔的起义、是西汉功臣当中中小功臣后裔的起义。他们在长期优惠政策顶推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导阶层，又是富裕阶层，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他们手中。刘彻重赋于民、征收财产税，自然是哪里富裕就将重点放在哪里。无论有意无意、无论事实上还是逻辑上，主要对象都只能是他们，经济上等于取消了他们享有的长期优惠政策，政治上等于否认了他们的前辈打江山的功劳，自然会引发普遍不满。在君主社会，前辈打江山的功劳、一般都是功臣后代享有特权的基本根据，功臣后代也就都要比前辈更加重视前辈的功劳，越到后来越是重视，甚至会形成普遍的神经质的表现、哪怕是极其轻微的不规范言行都会被解释为蔑视、否定前辈打江山的功劳并引发极为强烈的报复。刘彻的举措是实实在在的否定，必然引发强烈报复。 第二、不是后世那种编户齐民的小家的、需要聚集过程的起义，而是以封君世家大族为单元的“大家”的、本身就是有组织的、相当于一支军队的起义。不是从小到大的星火燎原，而是一开始就很大的燎原烈火。当时社会结构已经回归了以“大家”为基本单元的小集体社会，农民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封民，他们不起义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普遍起义。 第三、他们的反抗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最初的表现是，“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史记·平准书》）。这样以吃好的、穿好的来表示不满的民，自然不可能是一般所谓贫苦农民。其中逻辑很明白：与其让你搜刮而去，不如老子自己吃了、穿了。这种形式的反抗可能相当普遍。直到数十年后、汉宣帝时，耿寿昌建议增收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萧望之陈述反对理由时还曾提及发生在这一期间的一件事，“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汉书·食货志上》）。这是说，刘彻在位时朝廷增加海产品税，大海里的鱼就不出来了，渔民也就捕不上了；朝廷自行组织打鱼，鱼就更不出来了、渔民就更捕不上了；直到把打鱼的权力还给渔民，鱼才又出来。咱们历史上居然有过政治立场如此鲜明又熟谙人情世故的鱼，真令人称绝，又令人心酸。曾经有人提出两宋以后咱们中国对于全人类有贡献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少的问题，原因或就在这里。 第四、起义不是打家劫舍而是保卫家园，不是为了攫取财富而是为了保卫财富，不是为了推翻朝廷而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起义的直接目的，最初可能只是为了形成一个避免缴纳新增税赋的局面，例如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为此而不惜采用武装起义的手段和朝廷周旋。起义的具体形式甚至可能只是首先宣告起义、类似后世宣告独立的意思，亦即宣告自己已经不是朝廷的编户齐民、也不是某个封君的封民，不承认官府的管辖，也就不再承担朝廷税赋徭役的义务。地方官吏如果聪明、不再征缴税赋徭役，一般也就不再有激烈的行为，双方相安无事；地方官吏如果糊涂或死心眼，那就会攻打郡县、杀戮官吏，以明显的敌对状态达到拒绝承担税赋徭役的目的。 |
| 第174节第2部分连续几次发不出来。再发一次试试看。还不行，就只有跳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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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刘彻后期的农民起义为何如此特殊？（2） =============================== 宏观看这次起义，确实有效抵制了重赋于民、官营经济的沉重盘剥。起义的这一目的，极可能是一开始就达到了。而起义的长期化，又是需要长期保持这个拒绝缴纳税赋的局面。但这个政权毕竟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不是要推翻，而只是希望能换一个代表。所以，起义的规模很大但又不甚激烈，反对皇帝却又同情太子。 第五、起义军和地方官府普遍联手。刘彻重赋于民，不仅对缴纳的民众是沉重负担，对征缴的官吏也是沉重压力。而这一期间的州郡县乡，往往又是大大小小的封君世家的家。其中往往有后世难以想象的、好大一个家。郡县衙门的大小吏员一般都是当地世家子弟，郡县长官也大多是外来世家子弟，基层的政府治理和世家的家族治理往往是一回事。他们既是郡县政权的主体，又是社会主体，又是起义军的主体。在社会结构层面，三者往往是一回事。他们奉命镇压起义，就只能是应付差事。所以，形成了颇为奇特的政治现象： 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 这就有点起义军和地方官吏联手瞒上不瞒下、共同对付朝廷的意思了。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朝中高官、皇帝自然逐渐明白了其中蹊跷。所以，镇压起义就变成了设法对付地方官吏，并紧急出台了专门法律，但难以见效，反而导致“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这个后世经常引用的“天下虚耗，户口减半”，值得多说两句。引用者往往有望文生义、当了真的。其实未见得。极有可能是起义军和地方官吏相互联手、有意形成的桌面上的、官方的数字，是一种特殊的瞒上不瞒下的结果。这个结论的前提无疑是各地方政府上报的人口统计数字。至于实际户口情况，到底是真的减少了这么多、还是有意漏报、少报，那就只有他们知道了，越是上级官府越是弄不清楚。西汉朝廷的主要收入来自人头税，“户口减半”就意味着各郡国应该上缴的人头税减半。人口少了，官营盐铁的销售配额自然也就得较少，朝廷收入就更加减少。朝廷的支出范围已经铺得很大，这个问题就更严重。老实巴交的丞相石庆被迫辞职，主要就是因此。刘彻或许明白其中原因，但他不是轻易认输、更不是轻易认错的人，认为自己的治国理政“路线”是正确的，又咬着牙坚持了十余年。朝廷内外因此而矛盾重重，后来年终上计的时候，各郡国的官员常常因为交不了差而被关押起来；应该是被关押的官员太多了，朝廷甚至不得不新建了专门的监狱。 近现代以来，古代起义被一概而论了：但凡起义就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就是贫苦农民起义。其实，古代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义，被逼无奈的时候都会起义；穷人会起义，富人也会起义；揭竿而起是穷人起义，毁家纾难就是富人起义。西汉这次起义就不是一般的穷苦农民起义，而是富人起义，是遍布全国的中小功臣后裔、封君、世家起义。 附带说明：西汉功臣的故事所以选择类似报告文学的体裁，而不是小说，原因到这里就比较明白了。自此往后，几乎都是群体性事件，在臣民一面、历史记载中干脆就没有主要人物。就故事性而言，自然就差了。如果要增强故事性，可以杜撰一个。思来想去，还是不杜撰的好，努力贴近历史，努力给读者朋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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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刘彻后期的农民起义为何如此特殊？（2） ================================= 连发了几次，居然出来了。据说是机器人审查。那就谢谢机器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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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很帅的8 2022-06-07 16:51:19 支持！ -----------------------------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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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刘彻轮台罪己 ========================== 汉武帝刘彻这般伟大的君主也绝非万能。外敌入侵，好办，征发民众抗击。贫民造反好办，依靠富人、官员镇压。富人、官员造反怎么办？蛊惑贫民对付富人、官员？在政治技术层面，这自然也是可以办到的。但蛊惑这一部分民众对付那一部分民众而自己从中渔利、最终赢得两部分民众的衷心爱戴，那需要极为高超、极为巧妙的政治手腕，更需要极为凶狠、极为野蛮的政治心理，刘彻还没有修炼到这种程度。他束手无策了，只有罢手，承认自己错了。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最后一次巡视东方，终于无可奈何地宣告：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回到长安之后，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派兵加强西域轮台的屯垦。原本可能打算不显山水地转变治国理政路线的老皇帝被逼无奈了，只好公开明确表态：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所谓轮台罪己，是将相联系的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说了。这是以皇帝诏令的方式正式宣布改变长期实行的治国理政路线——改弦更张；之前在泰山的谈话是罪己，后世合起来概括为轮台罪己。刘彻前期没有以民为本，后期也不打算向民众让步，最后的轮台罪己是被逼出来的。但又等于公开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政绩。就此而言，刘彻虽然集权，还不算太专制，且敢作敢当。史上治国理政路线错了的皇帝有的是，能如此公开向天下认错的似惟此一人。 对于加强轮台屯垦这件具体事，霍光执政后，又重新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在具体的边防军事层面，桑的这一建议可能还是必要的。反过来，可见刘彻改弦更张的决心。当然，也可见专制君主的随意，如此大幅度的政策转折，副作用必然很大。 近年来曾有质疑轮台罪己的真实性，恐是多疑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中，《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1977年发现的菱形瓠（77.J.H.S:1）上有133字的汉武帝遗诏：“制诏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其中特别嘱咐皇太子：“善遇百姓，赋敛以理”。这里的皇太子，应该是指刘弗陵；赋敛以理，无疑是承认自己执政期间新增的赋税不合理，和罪己诏中的“糜费天下”、“苛暴”、“擅赋”是一个意思。 将历史典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记载结合起来看，刘彻应该是最终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位五十余年的老皇帝显然打算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画一个句号。史家也都认可这个句号。 班固给刘彻的最后评价是：“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说他改变了汉初形成的治国理政路线，为他惋惜；说如果不改变，一定会成为尧舜那般千古圣王。 司马光的总结是：“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这是说他能公开承认错误、又托付得人，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才是刘彻在两千年来知名度较高的皇帝当中的特殊之处、或者说伟大之处。 还是需要强调，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并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安排的行动。局部的领导者自然是有的、留下姓名的也不少，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中可以肯定没有、就起义过程看也不像是有。整体上可谓是一次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安排的、仅仅是在共同利益、共同愿望驱动下的、不约而同的大起义。就群体行为效能而言，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安排的肯定不如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安排的。这一次大起义为何能取得如此成效呢？就是因为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共同愿望，而且是较为具体的共同利益之上的比较明确的共同愿望——就是针对刘彻的重赋于民，甚至就是明确针对算缗、告缗。而没有能形成全国范围的组织领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独立性都很强，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性都很强。由于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所以能联合行动；由于彼此独立性太强，所以很难形成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这次大起义的突出特点，更是西汉功臣及其后裔的突出特点，待最后总结阶段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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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ation 2022-06-11 18:40:08 楼主多多更新，帖子内容很精彩，很期待 ----------------------------- 多谢这位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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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霍光改弦更张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1） ========================================== 霍光（？－公元前68年），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就也算是卫青、卫子夫的外甥，自小被霍去病带入宫中，在刘彻身边长大，由小郎官、小尚书而成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此人对于西汉政治关系重大，且相对于卫青、霍去病那般大功臣，也能算是功臣后裔，而且是大功臣后裔。刘彻临终，传位于8岁的幼子刘弗陵，擢拔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和金日磾、上官杰、桑弘羊共同辅政。（有认为包括丞相田千秋，综合分析应该不包括，《汉书》中的相应记载只是霍光在宏观的、间接层面的客气话。）（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彻把卫氏一家几乎杀光了，却又选择了和卫青沾亲带故的霍光，而霍光又到最后一刻都还是忠心耿耿。刘彻看人相当厉害。有些看走眼的，极可能是他没有当回事。君主政治的高层和底层是两个世界，低层以为不得了的大事、高层往往以为小事一桩、怎么都行。例如他选择丞相，往往很随意，甚至不大当回事情。在他看来，丞相是个无所谓的岗位，谁都能对付一阵。但选霍光等于是选代理皇帝，他还是很认真的，整个过程都深思熟虑、颇费心思，结果也很成功，对他个人、对天下都很成功。 从前87年至前68年，中国的皇帝其实是霍光在当。这对西汉意味着什么？后世、尤其是近现代多多少少都重视不够。但我们可以从霍光动员李陵回归西汉的过程中体会到当时社会、西汉朝廷、霍光自己的看法，他们还是很重视的，意识到了由于刘彻去世、霍光奉诏代理皇帝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李陵（前134年—前74年），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西汉最能打的将领，留下了一个能说明汉军作战能力、又能说明汉军将领指挥能力、但又非常令人遗憾的战例。 公元前99年秋天，为策应汉军主力、分散匈奴主力，李陵奉命率领5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李陵在汉军中地位并不高，但匈奴方面历来是根据实际作战能力决定重视程度的，由匈奴单于亲率8万骑兵对付李陵率领的5千步兵。双方鏖战8日，汉军一直保持主动，杀伤匈奴士卒万余人，返回至距离边境百余里时，弓箭告罄而援兵不到，终于陷入绝境。最后，李陵决定派人回朝报告情况。自己则坚持到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前文被刘彻淘汰的太常卿中有一位韩延年，做完四年城旦后又以校尉随军出征，这位曾经的正部级高官、就是战死于这次行动中。） 这个结局自然令人遗憾，但一支步兵能打到如此程度，在整个汉匈战争中极为罕见。可李陵最后投降了，这个战例就不好说了，在两宋以后的战争理念下就更不好说了。中原这边后来历代皇朝都极少提起这个战例，更极少提起这个人。唯有匈奴那边，一开始就视为英雄。战争，最难按照计划展开、更难按照政治理念进行，偶然因素影响很大，所谓随机应变、所谓不能纸上谈兵，就是相对偶然因素而言；真正什么毛病也没有的战例极少。如果有，极有可能就是经过裁减、包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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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霍光改弦更张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2） ====================================== 李陵和卫青、公孙贺一样，也是刘彻的卫队军官出身，这事情就影响很大。刘彻又听信李陵已经为匈奴效力的传言，遂将其全族老少一律处死。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打抱不平而被处以腐刑，刘彻后来才认识到是自己部署失当在先、又听信传言冤枉李陵在后。李陵获悉，一怒之下又真的为匈奴效力了，刘彻又以为自己的处理并不错、甚至有先见之明。但是，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在心里为李陵抱屈，其中或就包括最为刘彻信重的霍光。他们都曾经是刘彻身边的少年。 于是，霍光辅政初期，专门派人出使匈奴、动员李陵归汉。带给李陵的话主要是，“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少卿（李陵表字）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汉书·李陵传》）。 这等于是代理皇帝对自己执政后西汉政治局面的概括，言外之意是明确认为之前的西汉不“安乐”。所谓大赦，也就不仅是狭义的大赦，也包括或主要是指改弦更张，说刘彻死后的西汉政局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霍光告诉李陵，现在是自己说了算，你的事情原来是事情、现在已经不是事情，可以放心回来。 改弦更张是刘彻提出的。但他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提出，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就去世了，虚数三年，实际只有一年七个月，期间还有马通兄弟谋刺、择立储君、处死钩弋夫人、选择托孤大臣等等一系列极为劳神费力、又必须他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就这个时间看，他只是提出了改弦更张，推动、落实改弦更张的只能是霍光。 霍光执政期间的历史记载更表明，他和他的执政团队执政二十年的主要工作、主要政绩就是推动改弦更张。改变一个庞大国家的基本政策绝非易事，从无为而治走向征伐四夷不是一日之功，返回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改弦更张一股脑儿记在刘彻名下，对霍光不公平；也是后世政治理念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好事情都记在皇帝名下，坏事情都记在臣子名下。总得后果就是后世越来越高度一致地认为：咱们的皇帝都越来越英明、都是好皇帝；国家没有能治理好完全是大臣的问题，大臣都越来越愚蠢、都是坏蛋。 刘彻死后西汉改弦更张实质是一次政治改革，且在全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其中的干扰基本全部失败，全过程中基本没有反复，预期目标基本全部达成。但当时没有称为变法、改制，只是就事论事；后世也少有认为是变法、改制的，大多也只是就事论事。笔者所见，明确将霍光改弦更张认定为政治改革的，有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汉武帝传记。可惜无从肯定作者，应该是一位对西汉历史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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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霍光改弦更张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以及刘彻在位期间的冤假错案 ========================================= 霍光改弦更张，在政治上可谓是古典版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手段是大赦。从执政伊始的汉武帝后元二年、到执政最后的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霍光执政19年间“赦天下”11次。（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这件事情贯穿霍光执政的全过程，且又是最先开始的，是霍光改弦更张的第一件事情。 大赦原本是每逢皇家大事的应景动作，后来的大赦更类似逢年过节放鞭炮，就是听个响。但霍光的大赦绝非如此，如同他告诉李陵“汉已大赦”并非通报应景动作一样，之后频繁的大赦天下更不可能全部是应景动作。 霍光大赦的实质内容是对刘彻在位期间的冤假错案大面积平反昭雪。 刘彻时“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他谳案，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既到狱，吏责如章告，不服，则笞掠定之。于是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犹相告言。大抵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汉书·杜周传》）。 这是刘彻去世时各级官吏被拘押在狱的情况：两千石级、省部级的官员被关押在朝廷直属监狱的高达百余人；其他被审查的案件每年都有千余件，每件都牵连数十至数百人；囚禁官吏及有关人员总数大约20万。考虑到每人背后都是一户、甚至一族，社会影响面积就很大了，可谓冤狱遍于国中。最初的大赦对象主要是这些人，无疑可以说是古典版的平反昭雪。 这段记载只是说刘彻时“诏狱亦益多矣”，到底有多少呢？ ——诏狱，指奉皇帝诏令关押人犯的监狱，又称中都官狱，是西汉朝廷各部门的直属监狱，由各部门首长管辖。大略而言，这一期间西汉朝廷各部门都有专设的监狱。 ——设置的时间，《后汉书》明确记载为“孝武以下”，那就绝大多数应该是在刘彻在位期间，此前此后都极少、极有可能就没有，到东汉建立后又大部取消。 ——数量，综合《汉仪注》、《后汉书》、《三辅黄图校正》、《历代狱考》等古籍的记载看，极有可能是26所。 ——名称可考的有：郡邸狱、暴室狱、上林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京兆尹狱、掖庭狱、共工狱、导官狱、若卢狱、都船狱、寺互狱、内官狱、别火狱、太子家令狱、未央厩狱、北军狱、东市狱、西市狱，等等。 ——囚禁对象大概五类：皇族及亲属；朝中文臣武将；宫内妇女；京城官署吏卒；地方官吏。收禁对象有时并无严格划分。 有了这样庞大的监狱设施，囚禁人数在20万左右就更为可信了，刘彻在位期间冤假错案的局面也就可以想见了。 如此频繁的、大面积的大赦，又是和平息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后期的大赦对象就转向参加起义的平民百姓了。一般平民百姓犯罪不会集中到京城关押，应该都是关押在当地郡县的监狱。 大赦，总体上是调整社会关系，努力推动社会关系由紧张转向宽松，但又不是大张旗鼓、不是正面否定原来的处理，也就是并非公开宣告刘彻在位期间的处理错了。无论在押官吏还是参加起义的平民百姓，原来的罪还是罪，只是朝廷赦你无罪，这又是和现代史上平反冤假错案的不同之处。霍光戴着脚镣跳舞，挺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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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霍光改弦更张的重点是拐着弯减轻民众负担 ============================== 刘彻在位期间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重赋于民，霍光改弦更张的重点无疑就是减轻民众负担。但办法很是特别。应该是为了避免和刘彻的重赋于民对照过于明显，所以不是直接改变刘彻在位期间规定的税赋徭役标准，而是借口“灾免”——对遭受灾害的民众减免税赋徭役，或是借口喜庆事项与民同乐、大赦天下，迂回实现。（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自霍光执政至去世的20年间，载入正史的通过“灾免”减轻民众负担共13次。具体如下： 昭帝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 始元二年三月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始元五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 元凤二年六月，诏曰：“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元凤三年正月，“罢中牟苑赋贫民”。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元凤四年春正月诏曰：“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 元凤六年春正月，诏曰：“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 元平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宣帝本始三年夏五月，诏曰：“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 本始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 本始四年夏四月，四十九个郡国发生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 地节元年三月，“假郡国贫民田”。 后世历代皇朝“灾免”的传统做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首创者极可能就是霍光。 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农业丰收、粮价下跌，朝廷决定“以菽、粟当今年赋”，那就是由朝廷承担了粮价下跌的损失。（口赋一般收钱，粮价下跌年份如果仍然收钱，民众就得付出较多的粮食，所以，丰年“以菽、粟当今年赋”对老百姓有利，是好事。）这可能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谷贱伤农的记载。 应当承认，霍光和他的执政团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伙实在人。丰收了，不是明诏天下喜庆丰收，而是注意到了谷贱伤农，并且能够由朝廷承担损失，委实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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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霍光带着脚镣跳舞还跳得挺好（1） ============================== 霍光改弦更张的措施，都可谓戴着脚镣跳舞。以上两部分之外，还有如下一些。（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始元六年，派大臣“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这是一件大事。 “五人持节”，不是一人持节带领四人，而是五位大臣分别持节。“持节”，是正式代天子出巡；副使持节是要特别说明的，没有说明就不是副使，而是分别独立持节代表皇帝的正使，亦即同时派出五位皇帝代表。这岂是寻常？！ “行郡国”，就不是共同前往一个区域，而是分作五路出巡全国各郡和各封国。 朝廷同时派出五位皇帝代表、分别前往全国各地、正式代天子出巡，这是少有的大动作。高祖刘邦至景帝刘启都没有过如此举动，武帝刘彻第一次派揭者巡行天下已经是继位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且只是揭者而不是大臣。执政初期派大臣巡行天下是霍光的创举。而如此大的规模，之前历史上可以肯定没有过，之后也较为罕见。 他们的任务：“举贤良”，是将影响一方的在野贤良直接察举为官、纳入体制之中，是惯例、常规动作。重点显然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是直接处理平民百姓、甚至是流民的诉求。而刘彻在位期间，倾向性的、成为社会问题的“民所疾苦、冤、失职”是什么？是算缗、告缗的“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刘彻晚年大起义的参加者。这两方面现象背后都是人，是“犯法”的人和被迫参加起义的人。这是针对算缗、告缗的严重后果和民众脱离朝廷、参加起义而拨乱反正，是全面、大规模调整社会关系。 霍光执政后没有继续镇压而起义很快无声无息，除却这个原因之外还会是什么原因呢？从民众角度看，重赋于民的种种名目都停止了，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坚持起义了。 ——恢复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 针对刘彻在位期间“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的严重问题，霍光直至始元六年才以皇帝名义明确公告天下：“令民得以律占租”（《汉书·昭帝纪》）。但也还不是正面否定刘彻的重赋于民，也不是提出霍光自己的新的经济政策，而是以重申汉初律令的形式正式恢复、重新肯定汉初轻徭薄赋的政策。这显然是以祖宗的政策否定孙子的政策，以免别有用心的人从政治上挑毛病。 ——对外，改变外事四夷，实行睦邻友好。 落实这一政策的重要环节，就是努力动员、帮助李陵那样由于种种原因失陷于匈奴的文官武将回归中原。可惜，全族被诛杀之后、李陵带着对皇帝的满腔仇恨开始真的为匈奴效力。这时虽然有国家、民族召唤，却已经回头无路。但困在匈奴十九年、史上大名鼎鼎的苏武牧羊的苏武，就是因此才得以回归。始元六年（前81年），苏武回到长安，拜为典属国，相当于外交部长兼对外联络部长又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还兼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弹劾海昏侯刘贺的奏章上那个36人大名单中的“典属国臣武”，就是苏武。和苏武前后归来的，还有被扣留在匈奴的汉使十余人。他们能够归来的宏观原因就是“汉已大赦”——霍光执政之后政治上的空前宽松。之前失陷匈奴、长期不能归来的主要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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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霍光带着脚镣跳舞还跳得挺好（2） ============================ 整体上，刘彻死后，西汉的治国理政重新回归了以民为本、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路线。但改弦更张政策出台的先后又显示了霍光一如既往的谨慎，先从正常的、事务性的大赦、灾免开始，凡是涉及公开正面否定刘彻政策的事情，都尽量靠后，努力较少社会震荡。 霍光的执政实践表明，他不仅不赞成而且否定了刘彻的路线，坚定不移改弦更张。但他又是刘彻一手擢拔，不能否定刘彻个人就又是他的底线。否定刘彻路线坚定不移，维护刘彻个人声名也坚定不移，这就是霍光。昭帝死后择立新君的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充分。随后会说到。 霍光，为西汉功臣提供了第三个和平生长期。经过百余年的三个和平成长期，西汉功臣这个打江山的政治集团终于成长为了和平时期的社会主导阶层。 必须说明，霍光能够改弦更张，汉初长期实行以民为本、无为而治是重要基础，所以上上下下都驾轻就熟，自觉性很高，阻力极少。 此外，刘彻轮台罪己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认为：霍光因此“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王船山：《读通鉴论》）。说刘彻临终这件事情办得很有水平，不像有些老皇帝，留下个烂摊子，还留下全套的紧箍咒，继承者非有所更张不能收拾烂摊子，有所更张就得面对紧箍咒，左右为难。不负责任的往往就只能多说少干、混日子，想真正干点事情的就不得不否定前任及其紧箍咒，搞的后来者不好做人；更糟糕的是导致社会基本是非观念混乱、后人无论想干点什么都得大费口舌。而刘彻轮台罪己、改弦更张等于给霍光留了一套超级无敌的挡箭牌，迫不得已必须正面否定刘彻某些政策的时候，就用轮台罪己、改弦更张来抵挡。（后世有认为刘彻轮台罪己是霍光演绎出来的。逻辑上或不能排除，但未见有关历史根据。） 变法、改革就是戴着脚镣跳舞。霍光跳的挺好，根本就没有被列入商鞅、晁错、王安石一类变法者的行列，也就更不会有人指责他有违祖制了，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或许就是如此吧。就此而言，霍光可谓政治上的高手。 霍光自己极为谨慎之外，刘彻的挡箭牌确实很重要，不可或缺。人老成精，皇帝老了、当得时间长了更会成精。细细品味刘彻晚年及霍光执政，感觉许多事情都可能是刘彻生前二人在一起谋划过的。如此，刘彻的胸怀就不是一般的博大了，似乎并没有把任何具体政策、具体业绩和自己绑定在一起，而是真正以天下国家为重，为了天下国家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否定的东西，包括坚持数十年的“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后世有不少很能干的皇帝陷入迷途而至死不能摆脱，说到底也就还是为一己声名所累。 深层而言，这一功劳还是应该归功于整个功臣集团。他们在朝堂上已经没有代言人的前提下，以大起义这样极端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将西汉的历史车轮扳回到了以民为本的道路上。以刘彻晚年轮台罪己为标志，以霍光执政长期改弦更张为标志，他们胜利了。在以后相当长历史阶段，已经没有力量可以挑战他们，哪怕是朝代更迭也很难动摇他们的社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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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盐铁会议原本是朝廷的社情民意座谈会，完全被动地变成了古典版的专题政治协商会议 ======================================================= 盐铁会议，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少有的、甚至可谓绝无仅有的、充分显示中国君主政治特殊性的一次会议。近年来咱们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战争和阴谋诡计的宫斗，也还有政治协商的传统，这就是早期的一次重要表现。（本小节引文出自《盐铁论》的不一一加注。） 这次会议原本并不是关于盐铁的会议，也不叫盐铁会议。事情发生在霍光执政第七年（前81年）。大臣杜延年建议说：“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简约宽和，顺民心，悦民意。”此人乃西汉名臣杜周之子，是霍光的重要执政伙伴，这是以公开正式上书的形式建议霍光进一步改变刘彻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方针，进一步回归汉初以民为本、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就上书的时间和政局变化看，表明霍光的执政地位已经稳定下来了，已经具备条件把执政的重点从巩固自身地位转向全方位改变治国理政方略。就二人关系看，这个内容、这种形式，有可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是试图借助这个座谈会进一步推动这个转变，进一步向全社会明确这个转变。 这时，正好有一批按照惯例察举上来的贤良文学——各郡国推荐选拔上来的后备干部——集中到了长安，准备接受考核、分配工作。霍光遂以皇帝名义诏命，“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了解“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让丞相和御史大夫主持召开一次高级别的座谈会，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这是会议的缘起和准备，完全没有提及盐铁。在准备阶段，这次会议和盐铁没有关系。 这里的贤良和文学是以不同侧重点的标准选拔上来的两部分人，但一般都连在一起说，这里也就没有加顿号。再附带说一句：那个时候的汉语还非常质朴无华，开会、座谈会这般词语还尚未形成，所以皇帝说的是让丞相和御史大夫去和贤良文学说说话。这样表述是不是非常具体而明白、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呢？古汉语中这样一看就明白的表述还有很多。咱们的古汉语啊，大多数时候只是表面佶屈聱牙，其实明白如话。 对于这次会议，自古至今多有讨论，但从政治层面着眼的不多。对传统史学而言，这种严重突破朝廷控制的事情自然不可过于突出；对于近现代史学而言，这种看起来不大像君主专制的事情似也不宜过多渲染。这件事情政治层面的意义或因此而被忽略了。但其主要意义恰恰在政治层面。所以，这里对于盐铁会议的讨论主要从政治层面展开。 朝廷方面参加会议的主要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他们的高级助手，即丞相史、御史。桑弘羊是刘彻推行官营经济政策的主要策划人、又是操盘手，田千秋是刘彻晚年作为富民政策形象代言人擢拔上来的；朝廷一方的主要发言人是桑弘羊。 贤良文学一方是各郡国按惯例察举上来的朝廷后备干部。具体人数是：三辅和太常每一地各贤良二人，各郡国每一地文学高第各一人。共60余人。他们似乎一开始就没有推举主要发言人，后来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主要发言人，相关记载呈现七嘴八舌状态、给人一种谁想说谁就说的感觉。感觉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又谁也不用别人代表，但又谁也能代表谁、谁也可以代表别人，是一个个体综合素质都比较高的群体。与后世类比，西汉的贤良文学相当于明清两朝的贡士和恩科进士，是进士的一种，综合素质也确实应该比较高。且古代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管理体系还远未形成、还比较宽松，贤良文学不仅综合素质较高，也还都比较活跃、自由、开放。 会议刚一开始，贤良文学就明确要求朝廷还利于民。问题很明确，认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要求也很明确，朝廷应该“罢盐、铁、酒榷、均输；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这就把会议的主题从一般性的社情民意座谈变成了围绕盐铁官营的专题政治协商，也能说是高峰发展论坛。 这有点失控，类似政治事故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了完全被动的状态。但霍光并不以为然，居然顺水推舟、顺其自然、继续开了下去，且历时五个月之久，主题真的变成了盐铁官营，流传至今的《盐铁论》就是会议纪要，当时和后世、官方和民间都称之为盐铁会议。推断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霍光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顺着这个议题同样能够达到原定目的，甚至更有利于推动治国理政方略转变，这种形式也更有利于向全社会明确这个转变。于是，就顺其自然、顺水推舟了。在集权专制体制尚未形成之前，朝廷和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都很有限，往往没有力量确保一切工作都按照既定方向运转，随机应变也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政治技术能力。稍加留心，《汉书》中类似现象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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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盐铁会议是朝廷顶级高官和尚未到岗的公务员之间的平等讨论 ========================================= 这次会议平等讨论的氛围超出后世想象。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和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常务副总理，他们的助手自然就是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人物；另一方是从各郡国刚刚推举上来的后备干部，类似刚刚录取、尚未到岗的公务员，等于是最低级别的公务员，且并不一定都安排在朝中任职，被筛选下来的也会由郡县另行选用，亦即基层公务员。就这么两拨人，在一起开了五个月讨论会。 平等讨论，自然就并非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教训或目中无人、蛮横无理的诽谤，但也并非大家都照本宣科、浮光掠影、蜻蜓点水，那背后极可能是并不平等。盐铁会议的双方是非常认真、往往还很激烈的讨论，甚至到了互相让对方闭嘴的地步。 例如这一段，贤良文学直接批评桑弘羊本人。先是引用了一段桑弘羊当年为刘彻谋划的匈奴之策，原文为：“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岂足道哉！”然后就面对面批评桑弘羊说：“上以为然。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之效，匈奴不为加俯，而百姓黎民以敝矣。”说皇帝相信了你，对你的信任超过了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范蠡的信任，从小小的搜粟都尉一步提拔为御史大夫、执掌朝政十多年，可你并没有文种、范蠡那般能力和功劳，反而搞得社会糜烂、到处是问题，匈奴没有低头示弱，天下百姓已经一无所有了。这番话也太不客气了，已经不是面对面的批评，而是面对面的控诉，最后又总结反问道： “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下面这一段是桑弘羊攻击贤良文学，已经是人身攻击了。先嘲弄贤良文学，会议记录将其笑声都据实记载下来了：“嘻！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说你们都是庸碌无为的卑贱小人、就像穿墙打洞的小毛贼，自古就是朝廷的麻烦。接着一步到位，嘲弄贤良文学的祖师爷：“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然后竟然赤裸裸地以焚书坑儒相威胁：“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 桑弘羊长处在经商，得到刘彻赏识的本质是率先提出了以朝廷权力经商的办法，从而为朝廷打造了一条在税赋徭役之外、大规模、无底线剥夺民众经济收益、以远远超越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的路径。他并非读书人、可能读书不多，不知道远古华夏传统政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朝廷不能与民争利；因为朝廷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如果进入市场如同企业一般追逐经济利益，就会成为超级垄断的巨无霸，谁还能和他平等竞争呢？大家都只能听任宰割，同时市场也必然迅速丧失活力、成为死水一潭。他甚至还迷惑不解，朝廷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怎么还能没钱用？为什么就不知道以政治权力经商呢？那岂不是想挣多少钱就能挣多少钱？！所以，他和刘彻可谓志同道合又一拍即合，长期大得重用。 前文曾有交待，当时政治透明度很高，桑弘羊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民众早已恨之入骨，贤良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他，也就形成了以一口对众口的局面。贤良文学积怨已久又不无迂腐之处、往往咄咄逼人，桑弘羊也被逼无奈，不仅出口伤人，居然说出了这般不宜公开宣扬的大实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说我这一套办法不仅在经济上保证了长期战争需要，政治上也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不能让你们这帮平民百姓富裕、强大起来；你们富裕起来了，朝廷还如何用小恩小惠驱使你们？你们强大起来了，朝廷还如何用王法权威控制你们？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实在有失体统了，丞相田千秋就让丞相史说几句，虽然是和稀泥、两面光，却很耐人寻味：“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诸生訚訚争盐、铁，亦非为己也，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二者各有所宗，时世异务，又安可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诸生若有能安集国中、怀来远方、使边境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所以贵术儒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赐之辞，而见鄙倍之色，非所闻也。大夫言过，而诸生亦如之，诸生不直谢大夫耳。”说桑弘羊是为了国家，诸生也不是为了自己，为何都不能好好说话，还互相鄙视、攻击？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御史大夫有不对，诸生也有不对，你们还不赶快给大夫道个歉？！这话自然是两面光，两面光自然是为了两不得罪，可试图两不得罪的前提是什么？那意味着，在丞相史以及丞相心目中，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御史大夫和相当于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的贤良文学，双方是同等重要、是平等的。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我们在解读《盐铁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否则，就有点愧对先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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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西汉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社会，读书做官在西汉可能还不是唯一途径，读书人也不一定都是富家子弟（1） ================================================================= 就事论事、公允而论，贤良文学和桑弘羊之间的互相批评和攻击，直接起因是贤良文学首先当面指责桑弘羊，甚至不能排除是蓄谋已久、就是要找茬出口恶气，进而才形成后世难得一见的平等讨论、自由辩论，后来其实就是吵架、打嘴仗了。 一般而言，后世历代皇朝都不可能出现这般局面。为何？ 后世刚刚高中皇榜的新科进士，一般没有这般胆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自己十年寒窗换来的仕途开玩笑。便是有人孤注一掷，朝廷体制和官场规则也都绝不会允许出现这般当众挑战顶级高官权威的场面。 换而言之，西汉这个时候的中国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的社会。这是后世解读《盐铁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的，并且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否则，极可能就无法正确理解双方。 官本位和君主集权专制的许多东西一样，也是从秦皇朝开始的。但在西汉这个时候，也和秦皇朝发明创造的绝大多数东西一样，都短命而亡了。西汉功臣原本大都是布衣，对秦皇朝的一套本来就不满意，让他们集中训练几天、好好给皇帝磕个头都不干，自然不会继承这一套。所以，从刘邦被迫“悉去秦仪法”那个时候开始，西汉就已经脱离了秦皇朝短暂的官本位，程度不同回归了远古的以民为本。 西汉社会的官民关系、乃至远古社会的官民关系，本质上可能就是盐铁会议那种状态。如果由于什么原因双方激动起来，自然就是贤良文学和桑弘羊之间的那个样子，而不会是长官居高临下表示亲切关怀、民众欢呼雀跃表示无比激动。那是摆拍。大致翻翻《诗经》，好些内容不就是明明白白的讽刺、批评、攻击甚至毫无顾忌地谩骂大小官员吗？这些作品就是因此被才古王朝收集起来的。后人视为民间文学作品，在当时是舆情、是社情民意。老子有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何为“受国之垢”？何为“受国不祥”？那可能就不仅仅是贤良文学那样几句难听话了，应该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讽刺、批评、攻击、谩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再和后世某些国家民众对待国家领导人的不客气态度联系起来，很容易就会明白老子所指的是什么现象了。官者，公仆也；公仆者，民众拿钱雇佣的打工仔也；民众者，官员的老板也。老板认为你活干的不好了，或者就是老板自己不高兴了，把气撒在你头上、批评两句、骂两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一旦想到贤良文学可能是以老板自居，盐铁会议上的一切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也应该注意到，西汉又是已经开始向官本位演进的社会。桑弘羊这一段话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说你们家里穷得连个仓库都没有、粮食摆在房檐下的石头台阶上还都摆不满，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你们这帮穷书生连读书人标配的衣冠都置办不齐全，凭什么对国家大事说长道短呢？！ 桑弘羊此人啊，由巨富子弟而直接成为高官，不识民生艰难或可以理解，但如此当众嘲笑人的穿戴就是人品问题了。或许，他父亲只教会他如何做生意挣钱了、没有教给他如何与别人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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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西汉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社会，读书做官在西汉可能还不是唯一途径，读书人也不一定都是富家子弟（2） ================================================================ 若是在后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当朝宰相给这样两句，一般人大概是面红耳赤、臊眉耷眼、悄悄走开得多。但这是在西汉，贤良文学毫不羞惭，反而是理直气壮、硬邦邦地顶了回去：“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钱都被你们当官的搜刮一空了，我们这些读书人还怎么能买得起全套的、标配的读书人衣冠呢？ 读书人脸皮薄。衣冠不整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本就自惭形秽，桑弘羊这样一说，更是被当众羞辱。这个话题过去之后，贤良文学还又借机还击说：“当世嚣嚣，非患儒之鸡廉，患在位者之虎饱鸱咽，于求览无所孑遗耳。” 双方这番话语背后，潜藏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当时的读书人大多不是富家子弟，反而可能是贫寒子弟。后世直至近现代，往往下意识地以为但凡在旧社会能够读得起书的人，大都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京城的读书人，更大都是大富人家子弟。笔者就曾经这样认为，前文或还有相似表述。看来是绝对化了，这可能也是个不可一概而论的现象。简略说明如下。 春秋礼崩乐坏之前、孔子开办私家学校之前，咱们中国的“学在官府”，读书人、文化人、官员、贵族子弟是外延基本重叠的四个概念，是从四个不同角度概括同一部分人。其中，贵族子弟是基本身份，其余三个都是随之而来的。那个时代就也还没有“读书做官论”，主要是凭借贵族血缘做官。随着礼崩乐坏，有的可能干脆就不必读书，单单凭借贵族血缘就可以做官。至于其中贵族家的嫡长子则官也不必去做，坐等着继承自家的贵族领主老爷地位就是了。 所以，孔子的学生就是中国第一批没有贵族身份、没有官员身份的读书人，是从贵族阶梯上跌落下来的平民，经济状况大都不算很好。所以，七十二贤人中，出身贫贱者为大多数，还有颜回那样很穷的。孔子用以吸引他们的、他们到孔子门下学习，都是为了“学而优则士”——没有出身的优势了，就努力增强学问的优势，以增强自己做官的竞争力。 所以，孔子尤其重视教育质量。齐人子羔，为齐国国君后裔，也到孔门来学习。已经有所成就的子路很喜欢子羔，打算介绍到费邑担任邑宰。孔子说：你这是害人家孩子。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有直接当官的机会，何必一定要先读书呢？孔子虽然已经开始实践“学而优则士”，但社会上还是存在大量“生而优则士”的现象。这对孔子的创业本就是极大威胁，但又无可奈何。这种威胁居然登堂入室了，老先生忍无可忍、只好骂人，说：“是故恶夫佞者。”说他自己一贯讨厌那些花言巧语、尖嘴滑舌的人。 所以，春秋战国做官主要的还是凭借血缘，读书人大多是平民子弟、贫寒子弟，孔孟周游列国、读书人成为游士，都是凭借学问和血缘竞争。秦皇朝做官主要是凭借军功，读书人也还大多是平民子弟、贫寒子弟，有些好不容易竞争得一官半职的还被嬴政给活埋了。西汉初期做官主要也是凭借军功，后来虽然实行察举、要看学问了。但是，那些可以继承祖上封君爵位的功臣后裔，是十年寒窗苦读书呢？还是坐在家里等着继承成为新一代封君呢？所以，西汉需要读书的人、必须下功夫读书的人，大多仍然是平民子弟、贫寒子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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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西汉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社会，读书做官在西汉可能还不是唯一途径，读书人也不一定都是富家子弟（3） ================================================================= 霍山说读书人都是窭人子，那是真正的高官大富子弟嘲笑贫寒子弟，可能有因鄙视而言过其实、有意贬低的成分。他那样的出身，大多数人在他眼里可能都不算富裕。至于大多数读书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可能还是桑弘羊说的更贴近实际，只是没有能力准备全套的读书人标配衣冠，但不能太穷。当时一般族中学校虽然大多都不收学费、多数还供给笔墨纸砚等文具、一般也不影响参加农业生产，但读书人标配的衣冠显然还是得自己准备，家境贫寒的大概就难能齐全了。以这种勉强有能力读书、但没有能力准备全套读书人标配衣冠的状态从乡村来到京城，衣着打扮就很容易遭到桑弘羊和霍山一类人的嘲笑了。二人是顶级的高官巨富子弟，看不起穷人的毛病显然是从小就有，老了也很难改，说起话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个有权有势有年纪的痞子。 桑弘羊说“儒皆贫羸”，和霍山说“儒生多窭人子”，结合一起，虽然还不能因此就肯定读书人都是贫寒子弟，但选拔到朝廷来的贤良文学大多数是贫寒子弟不能否认，整体状况则更可以想见。这样一来，富家子弟、大富人家子弟都干什么去了？ 这意味着，在西汉、通过读书——被选举为贤良文学——做官这样一条道路、即后世的读书做官之路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还只是平民、贫寒人家子弟、小功臣子弟；封君以上的、即中等功臣子弟、尤其是大功臣子弟基本不走这条苦寒道路。 他们走的是哪条道路呢？ 哪条路也不用走。他们的祖上都是享有封土封民的封君，这在当时就是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是系列化的、从朝廷到乡里、各个不同层面都是他们的地位最高，是大多数人、包括一般官吏都很难攀登的社会地位，贫寒子弟、小功臣子弟读书做官就是为了能进入这一层。他们已经不必，他们只需要等着成为新一代封君、成为下一任“土皇帝”就可以了，是严格意义上的坐享富贵、坐享其成。不仅如此，如果父辈在朝中任职，他们还可以继承。例如霍山，他爹霍光死了，他不仅继承了庞大的封邑、成为了新一代封君和“土皇帝”，还顺理成章接着担任了领尚书事。有这样的道路摆在脚下，又何必再去走读书做官的路子？更又何必再去读书？中等以上功臣封君后裔，基本如此。 所以，读书做官在西汉还不是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主要的途径其实是封君子弟的继承，因此被称之为世家。从制约皇权一面看是好事，制约皇权主要依靠他们。从避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一面看也是好事，他们没有捷足先登，等于扩大了贫寒子弟的机会。从社会平等一面看就又是一种不平等，他们作为封君，和封民之间原本就不平等。 有一段时间咱们曾经批判读书做官。读书做官自然也有毛病，但和靠血缘做官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和大字不识就能做官相比，更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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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盐铁论》突出显示了西汉政治的风格 =========================== 西汉政治，淳朴、本真、天然去雕饰，《盐铁论》就格外突出地显示了这一风格。 《盐铁论》是在会议记录基础上形成的。桓宽的整理只是跟着记录走，先后秩序似乎也没有调整，只是每一段落加了一个提纲擎领又保持中性的二级标题，颇为轻松又颇为尊重辩论双方，全文所展示的仍然是会议记录的原貌。 原始的会议记录应该是将会议过程中双方的表情、动作都忠实记录了下来，经整理后仍然保留在《盐铁论》中的还有十余条： ——“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这显然是一开始就话不投机，桑弘羊和贤良文学双方表情都比较凝重。 ——“御史默不对。”这是桑弘羊的助手无言以对。 ——“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这是桑弘羊不好应对了，看着田千秋和自己的助手，向他们求援、想让他们说两句。 ——“御史默不答也。”面对对方的问题，桑弘羊的助手无法作答。 ——“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桑弘羊很不高兴、很生气，又难以回应。 ——“御史未应。”桑弘羊的助手又是无言以对。 ——“丞相史默然不对。”田千秋的助手也默不作声。 ——“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桑弘羊凝视着对方，忧郁、愁闷又迷惑不解。 ——“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贤良曰。”桑弘羊面色有所缓和。 ——“大夫默然。”桑弘羊又无言以对了。 ——“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桑弘羊非常生气，但也还是默不作声。 ——“大夫默然不对。”桑弘羊依然默不作声。 ——“大夫俯仰未应对。”桑弘羊一会儿往上看、一会儿往下看，努力避开对方，仍然不予应对。 ——“御史默然不对。”桑弘羊的助手又是默不作声。 ——“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桑弘羊深感自责、坐立不安，更加无话可说。 他们双方都不装。贤良文学就是对重赋于民不满意，也就毫不掩饰、满腹意见都有根有据摆在了两位顶级高官当面，可谓一点面子也不讲。桑弘羊自然是主要对象，既毫不推诿也绝不认错，坚定不移捍卫自己的政策，威胁、恐吓等等手段都用上了，一点不客气，显然是个厉害角色。田千秋虽然是富民政策定向代言人，但肯定是不想选边站，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丞相史和御史是以职业身份说话，也就非常职业。包括会议记录者和整理者也都不装，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记；记录是怎样的，我就怎样编辑整理，几乎没有任何修饰。于是，两千年之后读《盐铁论》依然犹如相遇淳朴之人，不由自主就想多聊一会儿。 后世类似情况，官方一定是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社会大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有这么回事；知情者也只会私下里闲聊几句，万一有谁不小心扩散出去，官方立即就会宣布为谣言、同时严厉追查。一般情况、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将双方表情也诉诸文字，更不会这样诉诸简牍刀笔，类似后世的出版物一样、白纸黑字传之后世。 不装，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词。这是个褒义词，认为这是一种应该肯定、值得赞扬的品质。反过来，也就是说，装，是应该否定、需要批评的品质。实在说，装，可能是咱们这个社会当中普遍存在、尤其是读书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毛病。如果联系到被改造后的儒家学说、联系到程朱理学的虚伪，真还不好否定，最多只能说是程度不同而已。然而，看看《盐铁论》，西汉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又不是这样。他们双方都不装，丞相和御史大夫不装，贤良文学更不装。他们作为高官、作为被社会认可的读书人不装，其余各阶层社会成员应该也不装。咱们不应该因为后来的装而忽略、否定原来的不装，也不应该因为原来的不装而忽略、否定后来的装。 如此说来，前边说到贤良文学“儒皆贫羸，衣冠不完”，或许不一定完全是家境非常贫寒的原因。前文娄敬见刘邦之前也有类似情节，拒绝换衣服，坚持以本来衣冠朝见至尊。有没有儒生衣冠已经不是事情的关键，而是他认为不应该更换、不值得更换。贤良文学和娄敬的心理可能一样，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有什么了不起？难道还要我焚香沐浴、焕然一新朝拜吗？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本来面目、本来衣冠。后世咱们中国的读书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焕然一新。你不大想换，老娘、妻子也一定会要你换。自家没有，借一套也得换。但在西汉，不仅不是这样，反而是相反。此中可见西汉读书人的风骨，亦可见西汉社会的淳朴。就如实展示西汉社会风貌比较，《汉书》可能不如《盐铁论》。 不装，这个民间社会新创词汇，有可能进入汉语词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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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盐铁会议的前提是基本否定了刘彻的几乎全部内外政策（1） ======================================= 双方的辩论从盐铁之事开始，立即就蔓延到治国理政的几乎所有方面。粗看给人信马由缰、飘忽不定的感觉，好似老牛赶山、走到哪里算哪里，很容易以为双方辩论技巧都还不算高、说着说着跑了题。细看则不然，贤良文学发言的前提是基本否定了汉武帝刘彻的几乎全部内外政策。正面介绍这些内容会有大量重复，也不是一个小节能够完成的，介绍下《盐铁论》各小节的分题吧，桓宽编辑的分题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第一节的分题为“本议”。朝廷问民间所疾苦。贤良文学直指盐铁官营，明确请求废止。桑弘羊说盐铁官营是为了匈奴战争需要，贤良文学径直就转向匈奴战争是否必要。桑弘羊又说也是为了互通有无、方便民众生活，贤良文学说应该坚持以农为本。桑弘羊说也是为了农业生产，贤良文学说你们是为了牟利，话题又转向农业生产。 于是，第二节分题：力耕。第三节：通有。第四节：错币。第五节：禁耕。第六节：复古。第七节：非鞅。第八节：晁错。第九节：刺权。第十节：刺复。接下来是论儒、忧边、园池、轻重、未通、地广、贫富、毁学、相刺、殊路、讼贤、遵道、论排、孝养、刺议、利议。 到第二十八节，分题为“国疾”，贤良文学估计是忍无可忍了，终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建元是刘彻的第一个年号，从前140年至前135年，共六年，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掌握皇权的是他奶奶。刘彻自己执掌皇权，是从元光元年、前134年开始的。这就是公开宣称，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只有他奶奶那六年还算天下太平，他自己掌权就不行了，大政方针不行，具体执行也不行，混乱到了极点。表面是点名批评杨可、江充、张汤、杜周等人，实质是全面否定了刘彻的内外政策，更是当面指责桑弘羊。 之后从第二十九节开始，继续批评刘彻的内外政策及其理念，分题依次为：散不足、救匮、箴石、除狭、疾贪、后刑、授时、水旱、崇礼、备胡、执务、能言、取下、击之、结和、诛秦、伐功、西域、世务、和亲、繇役、险固、论勇、论功、论邹、论菑、邢德、申韩、周秦、诏圣、大论、杂论。 这显然是全面讨论了刘彻的内外政策。中心很明确，就是外事四夷，这是重赋于民的直接起因。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给朝廷留了点面子，只是习惯性的借古喻今，说：“古之用师，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箪食壶浆，以逆王师。”这等于是批评刘彻开疆拓土了。桑弘羊说问题是匈奴不愿意臣服、还骚扰边民，不打怎么办？他们则认为应该走“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的路子，从根本上否定了让周边少数民族臣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两主”者，认为那些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酋长和贵为天子的中原皇帝都是“主”、是平等的。这个称谓不可忽略，说明咱们中国人并非自古以来就以自我为中心，最少是大多数人没有，有的只是少数专心讨好皇帝的官员。讨论到这一步，一方要一统天下、一方要和平共处，这就只能吵架了。到后世、尤其是宋元更迭之后，干脆就不能讨论了，形成了极为畸形的局面——平时以自我为中心、以天朝上邦自居，对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不能平等相待；一旦人家打进来又往往不能抵御而只能俯首称臣，数百年间，少数民族政权入住中原居然出现了两次。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值得自豪、应该继承发扬的事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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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盐铁会议的前提是基本否定了刘彻的几乎全部内外政策（2） ============================================== 贤良文学不仅全面批评了刘彻的内外政策，还分析了其个人原因。他们说：“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自以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婴系颈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俯首。使六国并存，秦尚为战国，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百有余年。及兼天下，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这是说刘彻的问题在于狂妄自大。 他们对霍光执政以来的变化也还不甚满意。刘彻中后期出现的流民问题，这时尚未彻底解决。朝廷一方正面提出，借以指责贤良文学不能为国分忧，只是逞口舌之快：“古者，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民旷于田畴，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租赋不入，抵扞县官。君虽欲足，谁与之足乎？”说昭帝刘弗陵继位以来，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可见百姓都是刁民。 贤良文学则针锋相对，认为：“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灵台》之诗，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若斯，则君何不足之有乎？”说问题还是朝廷取之无道，又已经失信于民，郡县官吏更恃强凌弱、恃富凌贫，百姓不跑又该如何？！ 霍光执政以来改弦更张、经济恢复较快，总体看，温饱可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贤良文学在讨论中提及的两种现象可以佐证，一是全社会的饮食习惯已经由一日两餐上升为一日三餐，二是食肉已经从贵族特权下降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食品。这两种现象都很重要。后世有概括为昭宣盛世的，如果在民众生活层面比较，这一期间确实是古代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性阶段，但不宜归功于刘弗陵、刘病己，应该实事求是归功于霍光的改弦更张。 如此，贤良文学为何还言辞激烈批评朝廷呢？有两个原因。一则，讨论的主要内容其实是控诉刘彻的内外政策，桑弘羊又是主要的始作俑者，有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意思。再则，霍光执政，政治环境大为宽松，人们敢说话了，如果还是刘彻在位，大家一定会是争先恐后山呼万岁、争先恐后称颂皇帝英明、争先恐后歌颂太平盛世、一点意见也没有。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颇具特色的社会政治现象，宋元更迭之后的所谓太平盛世基本都可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后世读史、论史者应该注意。对于那些推行宽松之政的执政者来说，大家批评朝廷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宽松之政，实行宽松之政就是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可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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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盐铁会议的重点是正面否定盐铁官营 ================================== 盐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就社会反响看，又就是西汉这个时候最为严重。为何？刘彻在位期间，盐铁由民营改为官营了，官营的价格最高的时候相当于民营的十倍。反差太大了，意见也就很大。 盐铁问题在两个方面严重危害百姓利益。一是生活。盐，人人得吃；铁器，每个生产者都得用，官营的高利盘剥给百姓造成的负担极大，可能比税赋徭役的压力还要大。二是生产。盐、铁的社会需求量很大，自然就是耕织之外主要的生产经营项目，朝廷垄断了，就又是剥夺了民众的发展权。随着经济恢复，民间积累增加，有了发展的需求。朝廷想挣钱，百姓也想挣钱。 所以，盐铁官营成为社会焦点。当然，算缗、告缗那样重赋于民的苛政已经停止了，才有可能轮到这些问题。 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开宗明义的一段话是： 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这是借助远古重农轻商的理念立论，类似后世大批判从经典作家著述中找根据，哪怕牵强附会也一定得找一段，先用自己的观点加以解释，然后再作为自己的论据。 近现代以来一般认为刘彻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并认为是古代史上有代表性的，但这些刚刚从刘彻治下走过来的贤良文学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朝廷长期是重商抑农的。这很有意思，是个观察角度问题。从国家垄断经营盐、铁、酒榷、均输一面看，成立了自上而下的专门机构、专职队伍，又对全过程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自然是重商。从不许民间经营盐、铁、酒榷、均输一面看，违犯即为犯罪，或入狱或削鼻、或断足或穿铁鞋，严重的时候甚至“劓鼻盈蔂，断足盈车”，削下的鼻子需要用装土的竹筐子来装，砍下的脚需要用车载，自然又是抑商。关键是从哪一面看。 很明显，其中不同并不在于农与商，而在官与民。这时的盐铁已经成为生活、生产必需品，贤良文学的矛头不是也不可能是盐铁，而是朝廷的盐铁官营、是刘彻长期推行的官营经济政策、是批评朝廷。 概括而言，朝廷问的是民之疾苦、教化之要，是想办好事；贤良文学说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就是盐铁官营，是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有问题，想办好事就把盐铁官营废了吧。 这帮民，太不捧场、一点面子也不讲。 贤良文学全方位批评盐铁官营。 在全部古代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对官营经济比较系统的全面剖析。 ——质量问题，“民用钝弊、割草不痛；作剧、得获者少”。农具不锋利，干活不痛快，费劲还效率很低。 ——规格问题，“多为大器，不给民用”。农具都比较大，用起来不趁手。 ——价格问题，“盐铁价贵，百姓不使”。食盐和铁制农具都很贵，老百姓用不起，不用又不行。 ——销售网点问题，“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吏数不在，器难得”。农忙时节，得跑很远的路去买工具，往往耽误农时；销售点上的小吏又常常不在，往返多次还不一定买得到。 ——销售态度问题，“善恶无所择”。买得时候不能挑拣，给你什么是什么。 ——强行配售问题，“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于民”。买不了的，还要强行配售给百姓。 ——组织生产过程中，“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百姓疾苦之”。官营工场经常以行政权力征发徭役补充劳动力不足，甚至强行摊派，每户每丁都得去、轮流去。这样已经包含了百姓无偿劳动的产品，反过来又高价强行卖给百姓。官营的霸道真难以想象。 虽然经过盐铁会议的批判，但自刘彻在位开始的官营，还是成为了伴随全部古代历史的顽疾。到东汉时，已经蔓延至官营兵器工场，导致兵器质量严重下降。东汉崔寔曾经论及：“贪饕之吏竟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窃盗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焠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偏小不足容人。刀牟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汉所以能治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今铠则不坚、弩则不劲，永失所持矣”。（《群书治要?全后汉文?崔寔正论》）说兵器质量下降是汉军丧失优势的重要原因。 官营经济的弊病，两汉时大概已经说尽，后来大多只是重复、罕见新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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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盐铁会议是向自己的朝廷争取权力，是一种我们已经非常陌生、甚或难以理解的政治生态（1） =========================================================== 对于盐铁会议，仅仅感到淳朴就不免失之肤浅了。 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制度，本质是向朝廷争取民营盐铁的平等权力。 有这种要求的，不可能是奴婢，也不可能是大小封君的封民，自耕农也不行。其主体只能是从大大小小的功臣变身而来的大大小小的封君，多数应该是中小封君。他们有自己的封地、封民，百余年来政治动荡对他们的影响又比较小，在优惠政策顶推下、经过百余年积累，富起来了，他们本能地接过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担子，要求朝廷废除垄断，把盐、铁、酒榷、均输的经营权还给民间。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不一定都是他们的子弟，但应该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且多数可能是族中贫寒子弟，争取盐铁经营权的要求可能更为强烈。 这一点需要略加说明。自古以来商人社会地位不高，西汉明诏天下继承了这一点，且大小封君有来自封土封民的高收益，经商的积极性一般情况应该不会太高，参与的也应该不会太多、不会成为主体。如果60万占有封土封民的封君成为经商主体，那就等于说中国社会经济已经成为商业经济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了。经营什么？销售向何方？用什么结算？收入体现在哪里？这是不可想象的。但他们的族中贫寒子弟，即一代一代在继承中被淘汰下来的非嫡长子后裔，在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同时，迫于生活压力而选择经商的开始多起来了，且经商本就是需要一定文化的。例如当时就比较知名的读书人崔寔，河北崔氏大族成员，但自己小家的家境贫寒，开始读书很好，后来经商业绩也不错，族中推举他到朝廷做官，他还有力量摆摆谱，称病不参加考试；朝廷直接给了官，又迟迟不去上任。这一类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春秋战国那些从贵族阶梯上跌落下来的贵族后裔类似，是社会各阶层中的活跃分子。 盐铁之争应该就是他们在经济舞台上的首秀。他们向朝廷争取的是平等的发展权，要求老百姓和官家一样享有经营盐铁的权利。这是要求民营和官营平等，也就是要求民和官、百姓和朝廷在经济上平等。或难以置信？！粗粗看一遍《盐铁论》，信哉不虚。 当然，他们想的可能根本没有如此复杂，而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江山是大家一起打下来的，你老刘家的后人能够经营盐铁求利，我们各家的后人为什么就不能？ 他们是向自己的朝廷争取权力，不是击鼓鸣冤跪求朝廷，也不是揭竿而起推翻朝廷。这可能是这件事情在全部古代政治史上的特殊价值所在。 盐铁之争在君主政治史上是特殊的、新生的社会现象，集中表现为名正言顺地通过合法的平等讨论干预政策、争取权力。各郡国根据朝廷诏令推选的后备干部一般是族中贫寒子弟，但大范围而言又大都是功臣后裔。这是他们在朝廷召开的座谈会上、合法地向朝廷争取权力。作为已经疏远了的功臣后裔，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特权。但越是没有实际的特权，越是要主张理念上的特权、主张自己说话的权力。在他们的理念中，这是他们的政权，他们是这个政权的基础；他们是向自己的政权主张权力平等，不是试图推翻这个政权。 对朝廷而言，这样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霍光不大喜欢读书人，又还能容忍，盐铁会议能够开下来、并且能取得积极成果，这可能是又一层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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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盐铁会议是向自己的朝廷争取权力，是一种我们已经非常陌生、甚或难以理解的政治生态（2） ================================================================= 更为重要的是，霍光是在刘彻留下的政治基础上改弦更张，桑弘羊那样的反对力量应该不小。盐铁会议上言辞激烈的批评，在策略上对霍光是有力帮助。盐铁会议能够开下来，这应该是直接原因。 隋唐以后、尤其是两宋以后，社会政治诉求的表现方式基本是两个极端，不是击鼓鸣冤跪求朝廷，便是揭竿而起推翻朝廷。盐铁之争这种和平、合法的争取，无疑是早期君主政治的重要特殊性，是西汉政权以民为本、最少是阶段性以民为本的重要体现。后世分析我国君主社会的漫长，往往是从消极层面找原因，是不是也有积极层面的原因呢？在早期、西汉功臣封君阶层的这种作用，或许就是之一。这是采用改朝换代之外的手段解决问题的努力，在全部古代政治史上都弥足珍贵，甚至是君臣共治在进步程度上的又一次摸高。 这次从始元六年二月开始的会议，到当年七月宣告结束，直接成果有四： 一是“罢榷酤官”。朝廷明令取消了酒类专卖，将官营经济制度冲破了一个口子。这些榷酤官被罢就是失业了，当时的官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没有重新安排一说。这对于官营经济制度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但同时又规定“卖酒升四钱”，对价格实行行政管制，以避免酒价失控。不单是怕价格太高，太低了也不行，朝廷还是要从中取利的。 二是罢“关内铁官”。主要是在长安周围地区取消了铁器官营，先缓解一下天子脚下的民众情绪。 三是“令民得以律占租”。这是借助民意正式重申、恢复了汉初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又是不言而喻地正式否定了刘彻的重赋于民。 四是任命霍光的亲信杨敞担任大司农，阻断了盐铁官营的操盘手桑弘羊对经济管理的影响，盐铁官营逐渐松懈，这在政治上的影响可能更大。 这四条，都是对霍光的直接帮助。霍光，是盐铁会议的主要受益者。 其间接成果是：到东汉时盐铁官营终于全面放开，一直到中唐，历代皇朝都再也没有能够垄断盐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民营为主，官府只是收税。对于这千余年间的社会发展，这一点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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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盐铁会议是向自己的朝廷争取权力，是一种我们已经非常陌生、甚或难以理解的政治生态（3） =========================================================== 此前已经突出交代，这次会议的基本模式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平等讨论。 能够形成平等讨论，和贤良文学非民非官、亦民亦官的特殊性有关。贤良文学这一特殊性，又源自功臣封君阶层的特殊性——非统治阶级非被统治阶级、亦统治阶级亦被统治阶级，是欧洲的阶级结构模式中所没有的。 再一特征是，将近半年的会议过程中，贤良文学中始终没有形成较为突出的、稳定的领袖人物。留下姓名的只有区区四位：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也只是偶然留下姓名而已，不一定是代表、领袖。 他们都是各郡国察举上来的，可谓各郡国的代表，但并没有从中成长出代表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大都是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盐铁论》中也就记载为贤良曰、文学曰，好像贤良文学这个特定群体真的会说话似的，其实反映了他们没有形成稳定的代表这一特征。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且相近，都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代表权力，没有产生代表的代表需要；另一方面说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确实是偶然的、临时形成的，他们的要求也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真的是他们身后的、散布在各郡国的功臣封君“大家”的要求；进而意味着60万汉军将士的后裔已经由功臣而封君而世家，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阶层了。 对于这种没有形成稳定的领袖、代表的代表的状态，对于这种不能形成稳定领袖的群体，咱们的文化中有一个专用概念——乌合之众。但贤良文学这个乌合之众既能有效代表“大家”的要求，又能和朝廷的顶级高官在一起举行长达半年的政治协商，还能直接影响了朝廷决策，就又不能说是乌合之众。是不是乌合之众，主要原因或许不一定是有无代表，而是每一成员是不是有能力代表自己。 这可能是一种我们疏远已久、非常陌生、甚至难以理解的、但又确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政治生态。这就是在西周古王朝、春秋战国八百年间存在过的封建的政治生态、贵族“大家”的政治生态，又是在自西汉至隋唐的又一个八百年间存在过的君臣共治的正式生态、世家大族的政治生态。这是以“大家”为特征的政治生态，而不是后来习以为常的编户齐民的以小家为特征的政治生态。 还有一个特征或许更少有人注意——这一批贤良文学中似乎没有人因此而获得朝廷重用、成为朝廷高官。 准公务员尚未上岗就参与了这样顶级的政治协商会议，无疑是极为亮眼的履历，更应该成为仕途成功的重要阶梯。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六十多人中，当下并没有哪一个得到朝廷重用，后来也居然无一人进入公卿行列，似也没有人进入两千石行列，甚至也没有哪一个在历史上再留下其他印记。一个群体，整体如此，恐怕不是偶然。 推其原因，当下全部不得重用应该和霍光有关。他是代理皇帝，重用不重用，都占最大的权重。他读书不多，有点讨厌读书人，对于这样还没有上岗就对丞相、对御史大夫一点面子也不讲的读书人，会是怎样的心理不难想见。你们的意见对稳定大局有用、我用了，你们的人、那就对不起了。这是一次零成本的借力打力，此中或也可见霍光的权术。 霍光死后，这一批贤良文学仍然全部不得重用的原因，颇感迷惑。应该也有类似霍光这样的原因。西汉任用官员是各级主官的独立权力，各三公九卿、各将军、各郡县守尉令长都有权力独立选用干部。他们都类似霍光，似没有可能，那就只能是大的政治环境的原因了。霍光死后，西汉的政治环境整体上是由宽松而趋向紧张了。大环境紧张的时候，对于这类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长官们一定是避之唯恐不及啊。 盐铁会议影响深远。 在后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霍光废立到东汉末年那种“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三国志·吕布传》）的诸侯割据，包括三国鼎立、一直到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割据当中，后人会一再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后裔。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很难产生稳定的代表。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代表，不需要别人代表，别人也很难代表。人人都想当皇帝，也就人人都当不成皇帝。这应该是后来数百年诸侯割据的又一原因。后人感觉这一个时期的皇帝普遍水平不高、都当得不怎么样，原因就在于此。如若将后世历代皇朝的皇帝放到这一时期，可能更不怎么样，多数甚至会对付不下来。就政治技术层面比较，这一时期的君主政治，与千余年后欧洲民主制度初期较为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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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伪太子事件（1） ====================== 从这一小节开始，西汉功臣的故事进入霍光废立阶段。 霍光废立，直接的是从伪太子事件开始的。 太子刘据去世第十年、霍光执政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月，有个叫张延年的人假冒刘据出现在未央宫北阙广场、叩响了西汉皇宫的大门，也震惊了长安、乃至天下。（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隽不疑传》的不一一加注。） 大致过程如下： ——“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 黄犊车，小黄牛拉的车；建黄旐，车上插着黄旗；衣黄襜褕，穿着黄色的直裾襌衣，这时富贵人家已经开始穿内衣，这是穿在内衣外面的高档休闲外衣；著黄冒，带着黄帽子；自谓卫太子，自称是太子刘据。这时，衣服颜色已经成为重要的身份标志，黄色虽然还没有成为法定皇家专用颜色，但皇家使用较多，民间已经较少。 ——“公车以闻”。 皇宫各门又是公私车辆的分界线，私家车不准进入皇宫，有资格在皇宫内乘车的需要在此换乘公车，没有资格的需下车步行。刘彻的最后一任丞相田千秋年纪大了，皇帝给了他一辆专车，所以就又称车千秋。管理各门的机构大都配属有若干辆公务用车、就称为某某门公车或公车，这里指管理北阙的机构，他们派人向上报告了这一重大突发事件。 ——“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 这是霍光的应对措施。刘弗陵这一年12岁，且辅政是制度性权力而不是皇帝和辅政大臣互相客气，在皇帝没有正式亲政之前，使用皇帝名义的各种决定都只能是辅政大臣的决定而不会是皇帝的决定。 霍光如此决定值得琢磨：与公，他长期担任刘彻的秘书长兼侍卫长；与私，和刘据算是姨表兄弟，又在皇宫中待了三十余年，怎么可能不认识刘据还需要请内外高官辨认？！辨认之后，如果真的是刘据，他该如何应对？ 这就只有一种可能，霍光掌握绝对可靠信息、知道刘据当时确实是死了，明白此人一定是假冒。但又感觉内外高官辨认更容易为社会各界相信。亦即，他明白社会各阶层的倾向性，知道大家依然同情刘据，如果亲自辨认、直接否定这个假冒太子，担心大家不相信，所以决定公开请朝中高官集体出面作证。这有点情知自己是利益相关者、不宜作为证人出庭的意思。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 长安城中的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早已闻讯而来。 西汉新建的长安城就是皇帝的家，主体建筑是皇宫，然后是高官宅邸和服务设施，居民主要是皇帝一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官吏、仆从、还有提供延伸服务的农工商贾。这时总人口不足20万，其中还包括南北军及其他禁卫部队总数不少于3万人，数万人聚观就可谓是倾城而出了。 当时的聚观类似后世的围观，也是完全自发的行为。就记载行文感觉，吏民聚集的速度很快。当时各种媒体都还没有，只能是口口相传，就堪称神速了。政治博弈中的双方往往非常默契，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但在共同利益驱动下往往能够有更加一致的行动。 如此数量和速度的聚观，对朝廷形成极大政治压力。霍光久在中枢，工作性质是参谋长、秘书长、侍卫长，不可能没有这点预见，只能说明他非常需要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对假冒太子的公开否认。 ——面对未央宫北阙广场上突然而至的“聚观者数万人”，朝廷不得已派“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 这个决定，也只能是霍光的。此时的汉军最高统帅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自己，车骑、前、后、左、右各将军、北军使者、南军中尉都是直接隶属于统帅的独立统兵将领。勒兵阙下，是在未央宫北阙广场列阵陈兵，和聚观者数万人形成对峙。兵自然是长期保卫皇帝的兵，但聚观者也是长期服务皇帝的长安吏民，这就又是自家人之间的对峙，这是京城出现类似对峙的共同特点。就社会情绪看，无疑又是十年前天家父子大战的延伸，是天家父子之间对峙的极为相似的延伸。 这个情况，霍光可能是预见到了。如果仓促派兵，距离最近的是常驻未央宫附近的南军、统帅应该是中尉；派右将军带兵来，显然是有准备。也许是考虑到了较为复杂的历史问题，南北军士卒大多是元从禁军后裔，亦即小功臣后裔，他们在数十年前西汉功臣灭诸吕时是旗帜鲜明站在功臣一边的，在十年前的天家父子大战中又是表面保持中立、其实同情太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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