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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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3页]

作者:振古如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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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樊哙墓

    至今中国至少有十几座樊哙墓：
    ——孟津。嘉庆版《孟津县志．卷之三．建置》：“汉武侯樊哙墓在县西樊山下，按：哙，沛人，从高祖定天下，曾以将军守广武，食平阴二千户，后封舞阳侯。今樊山下有冢，传为哙墓，山盖以哙得名也。”因为樊哙“食平阴二千户”，古代平阴即今孟津县，所以孟津县有樊哙墓、樊山和樊家岭村。樊哙墓在孟津，不仅孟津县志有记载，而且其它地方也有认同，如清修《南阳府志》：“孟津县志樊哙墓在相留。”相留，是孟津县的一个村名，清代时称“相留堡”、“相留保”，清代时的樊家岭村就属相留保管辖。
    ——四川宣汉县有樊哙镇，并有樊哙墓。
    ——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之一》“樊哙墓，在县北五十九里。按《汉书》：‘樊哙，沛人，封舞阳侯。’”以上引文中所谓“县”指今徐州，徐州古称彭城郡。
    ——元骆天骧撰《类边长安志．之一》：“汉樊哙墓在樊川南原上樊乡，乃哙食邑。”
    ——清代顾嗣立《元诗选．壬集》中，选有马炼师臻《徐州写望．并序》诗：“舟人云，州有三百六十山，四时无草木。樊哙墓凡七处，莫知孰是。”“三百六十徐州山，骨立天风不受寒。樊侯古冢七抔土，飞沙野蔓斜阳残。舟人指点向余说，侧望淹留寸心切。欲酹清樽吊古祠，衮衮长河流不歇。”序中说，仅樊哙墓在徐州就有七处，“莫知孰是”，说明樊哙墓在哪里？古人也没有定论。
    ——据清代《咸宁县志》记载，樊哙墓在今西安市附近的神禾原。
    ——《魏书．地形志》中说，樊哙墓在荥阳县东。
    ——另说陕西商州雒南县西南十里大渠川之阳也有樊哙墓。
    ——清修《山东通志．之十二》中说，山东平原县有汉樊哙墓，“在县南一里有大塜，相传以为樊将军墓。”
    ——清修《山西通志．之二十六》中说，樊哙墓在山西省赵城县，“汉樊哙墓，相传在樊村里，塜高一丈五尺，周四十歩，有碑记。”
    ——《明一统志．之八》中说，樊哙墓在湖北省黄冈县西北，“哙食舞阳而薨，葬此。”

西汉大功臣中，唯有樊哙墓如此，前人也少有论及，更难说原因何在。
樊哙去世于惠帝六年、吕雉也还在世，应该是隆重安葬甚至陪葬高陵才对，最少不应该出现不能确认坟墓位置的情况。既然出现了，那就存在死后被降低地位的可能。原因应该是政治动荡的影响，灭诸吕前后樊哙的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51刘邦临终无心中招
    =================
    刘邦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日子。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后来又长期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变化——原来一直是和戚夫人住在一起，最后阶段却是和皇后吕雉住在一起了。（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自起义以来，他身边的女人一直是戚夫人，战时在一个军帐，进入长安后先是共同生活在长乐宫，后来又一起搬往未央宫。长乐宫则成为吕雉的居所，后来一直成为西汉皇太后的居所。
    戚夫人似乎不大干政，就是个女人。这可能就是她能够长期稳定和刘邦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她唯一上心的事情，除了和刘邦生活在一起之外，就是努力使自己的儿子刘如意成为太子，自刘邦称帝以来就反复努力，这时已经失败，遂转向消极。
    而在这一竞争中胜出的吕雉则转向主动。刘邦在平定英布时受伤，返回途中突然严重起来，吕雉遂主动前往迎接，水到渠成、将刘邦迎到了长乐宫。
    对于这件事情，《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非常一致又都很简单：“上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
    然后紧接着便是刘邦和医生的对话：
    医入见，上问医。曰：“疾可治。”于是上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
    再后紧接着又是刘邦和吕后关于后世丞相人选的谈话。
    或是如此记载有意无意引导的关系，后世一般关注的是刘邦如何对待医生、自吹我命在天，更多关注的是刘邦对后世的安排，注意到这一变化的极少。
    这件事情的缘起何在呢？
    吕雉本人，不大可能。就其日常行事看，依靠权力多而依靠心智少，似缺乏必要能力和心智。
    吕雉的兄长吕泽，无疑具备相应能力和心智，但这时已经去世。
    其余具备为吕雉出谋划策条件的就只有张良了。张良这时已经为吕雉兄妹出谋划策、成功稳定了太子刘盈的位置，也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且这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影响重大的办法，也很像出自张良。
    真正有价值的计谋首先在于能够想到，执行起来大都很简单，越是能出奇制胜的越是如此。这个办法就是如此，想到皇帝丈夫在途中伤情突然严重、身为妻子应该前往迎接。一旦想到，其余水到渠成。
    十多年来，自己一直不冷不热的老妻迎到途中来了。设身处地想想，刘邦能怎么样？至于回到长乐宫而不是未央宫，已经由不得他了。吕雉或是给他说一声，或是直接告诉夏侯婴，他都只能笑一笑，既感激又尴尬地笑一笑。
    所以，刘邦最后的日子，是在长乐宫中，是和吕雉在一起。这就多多少少真的有点宫斗的意思了。咱也不着意避讳，是怎样就怎样。
    后世大多没有注意到，当时人极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太明显、太事关重大，远在汉匈交界的卢绾都注意到了。卢绾最后和左右讨论谋反的时候，注意到了朝中这一重大变化：“ 病，属任吕后”。皇帝病中，和吕后住在一起并信任吕后。就是这个变化，促使卢绾下决心谋反。
    也因为这个变化，樊哙谋反不了了之。

刘邦

    52 樊哙谋反不了了之
    =====================
    对于樊哙谋反，多数人都可能不大相信，刘邦可能是相信的多。他的儿子，除刘盈是婚姻结果、正妻所生之外，唯有刘如意还能算是婚姻结果、侧妻所生，其余大都是的结果。来日无多之时，他牵肠挂肚的，主要就是刘如意母子，而最大的威胁，除了吕雉就是樊哙。自己死后，双方如果发生冲突，樊哙会站在哪一边是明摆着的事情。且樊哙又正好带兵在外。这些都明摆着，告状的人其实只是提醒他注意。
    但所告是樊哙和吕氏结党谋反；相信樊哙谋反就等于相信吕氏、相信自己的老婆谋反。刘邦可能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了，接受了陈平的建议。而陈平的建议也已经和对待韩信谋反不同，已经没有了必须顺着刘邦的压力，也已经没有人动辄就大喊大叫把小子抓回来活埋了，大家可能都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了——谋反者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了，下一个说不定就要是自己。所以，陈平给出的是一个大事化小的办法——由他带着周勃前往军中换将，而不是出兵征讨。
    刘邦自然也采纳了这个办法。把周勃叫来当着二人宣布了命令，还加了一句“即军中斩哙”。这到底是冷静的决定，还是维持皇帝面子的情绪化发泄？就指定陈平前往执行看，有可能是后者。陈平参加汉军以来，一直和他待在一起，就他的用人风格而言，不可能想不到陈平会如何执行这一命令。
    但这并不意味要从轻发落。刘邦无法排除樊哙对刘如意母子的威胁，也就无法排除樊哙谋反的可能，只是很难再下决心用杀头的办法解决问题了。从功臣诸侯王杀到自己身边来了，他疑虑、动摇、不知如何是好了，开始考虑调整政策。这种政策继续下去，迟早会杀到刘氏诸侯王头上。刘邦这时还没有这种必要、也想不到，但他的老婆吕雉后来却是杀了不止一个刘氏诸侯王。
    更重要的是，这是在长乐宫，吕雉就在身边。她当然不可能直接干预。在刘邦下达命令的时候，她可能只是若无其事地看了陈平一眼，也可能只是若无其事地将陈平送出大殿，挥挥手，什么也没有说。如果陈平看她的面子，这就够了；如果不看，多说也无益。谁也不傻。高层的人情，往往如此，不言而喻、心知肚明而已。说出来，将对方逼到不答应就惹人的地步，自己也就不是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个敌人了。这样的办法，在高层、不到无可奈何比较少见。
    陈平带着周勃前往军中换将，然后将樊哙带回长安复命。尚未回到长安，刘邦已经去世。
    于是，樊哙谋反不了了之，西汉功臣谋反的风暴也戛然而止。
    如果刘邦不死，事情按照既有逻辑发展下去的可能更大。曾经跟着刘邦打江山的功臣、凭着自己的功劳封侯食邑、敢和刘邦吹胡子瞪眼睛的那一拨人大概会以不同形式排除干净，换上一批没有任何资本、在刘邦面前只能乖乖听话的新人。切勿以为刘邦蓄意除掉老伙计，他真的没有打算完全比照秦始皇嬴政那样当皇帝。他只是希望多少像点皇帝的样子、巩固来之不易的皇位，也希望能和老弟兄们和好如初，可老弟兄们一个个是真的要造反啊！

这一节前日发过一次，又没显示。这一次显示出来了，不知什么原因。

    53 西汉功臣谋反的突出特征是大都不冤枉
    ============================
    天下事，开始阶段一般是人办事；一旦开始就往往是事办人了。惯性力量很大，会推动事情按照既定趋势发展，改变这种趋势往往需要极大的力量，需要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能够扭转历史车轮的伟人、英雄，否则就需要积累、甚至需要某种偶然的触发。西汉政局中，这种力量就还在积累。
    西汉君臣的博弈，暂时只能还是按照既定趋势发展。亦即，刘邦如果能多活几年，樊哙大概很难善终，吕氏一族、包括吕雉本人，也极可能都会因谋反而死。不一定是刘邦冤枉他们，更大的可能是他们都可能谋反。
    这是西汉功臣一大特征。咱们从头大致捋一遍：
    ——韩信，开始确实冤枉，后来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策动陈豨谋反了。如果不是偶然泄密，虽然不一定能推翻刘邦，但占据关中和刘邦抗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他能够占据关中必须的前提是，萧何或与他合伙或被他杀掉。这又可见萧何杀韩信的必然性。且刘邦在楚汉之争中能够胜出，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关中、有韩信。一旦没有了关中、没有了韩信，他的胜负几乎可以肯定。
    ——陈豨更不冤枉，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如果不论是非对错、公平正义与否，只论他和刘邦的个人关系，是他对不起刘邦。反过来也就意味着陈豨叛乱是出于大义、公义，是起义而不是叛乱。
    ——真正冤枉的是彭越。他真没有谋反。一个游击战的老前辈，如果蓄意谋反，如何能轻易被擒？！但如果不是被杀，他最大的可能是如同韩信后来一样真的谋反。如此说来，刘邦两口子肯定认为杀他又不冤枉。
    ——英布更是实实在在发动了叛乱。他后悔了拥戴刘邦称帝、决心自己干一把。但他打算当的那个皇帝，应该也还是个诸侯联盟长。唯有一点令人迷惑，此人打仗是高手，在推翻秦皇朝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一直打得很好，叛乱之后面对刘邦却可谓一战即溃。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他始终只是一员战将、方面统帅，先在陈胜、项梁麾下，后在项羽、刘邦麾下，并没有战略层面的经验，叛乱后的战略布局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刘邦又是组织天下重兵围剿、在战役层面又形成了压倒优势。其中，仅曹参率领先期参战的齐国军队就达车骑十二万。他在战略、战术层面就都处于略势了。他身边哪怕有一位薛公那样的谋士、或是能早做准备而不是仓促起义，战争也一定长期化。
    ——卢绾只是明白得迟了些，说他谋反也不冤枉。
    ——至于樊哙，站在刘邦立场上，和后来吕雉杀害刘如意母子联系起来看，再和他老婆吕嬃决心和功臣集团战斗到底的狠劲联系起来看，就会明白刘邦并没有冤枉他。面对项羽和刘邦，他一定和刘邦站在一起；可面对刘如意母子、刘邦和自家妹子，他能和谁站在一起？！
    ——在诈擒韩信之前谋反的燕王臧荼、项羽旧部利己。这两人都不能算是刘邦的功臣。利几尽管是被吓得谋反但也毕竟是谋反，并不冤枉。臧荼虽然没有谋反，但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或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他真的随时都可能放炮竖旗、宣告独立、反戈相向。站在刘邦一面看，先把他拿下还是有道理的。
    如此再看西汉功臣，特征就更加突出：所有人或迟或早、或主动或被动都要进攻或反抗，几乎没有憨憨等死的。还是那句话，他们程度不同都有点类似韩信，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说到底，他们就是要有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嬴政想拿走不行，刘邦想拿走也不行。

    54 后世历代功臣谋反，从隋唐开始、突出特征是大都很冤枉
    ========================================
    站在西汉看后来历代皇朝，从隋唐开始，功臣谋反的突出特征就是大都很冤枉。咱们也从头粗粗捋一遍看：
    ——西汉之后是东汉。刘秀对功臣问题的处理可谓最好，他没有杀戮功臣，功臣也没有谋反。
    ——三国。蜀汉、东吴整体上均未杀戮功臣，且皇帝也没有相应能力。曹魏的功臣问题和历代皇朝又不同。荀彧为代表的一批，一开始就是为了挽救东汉皇室并不是为了建立曹魏，后来大都被杀；正义与否另论，多数并不冤枉；他们多数也是大义凛然、慷慨赴死。郭嘉为代表的一批，一开始就是以建立曹魏为目标，大都全始全终。曹操在这一方面也可以算处理较好的。
    ——两晋。主要问题不是皇帝杀戮功臣，而是司马皇族成员差不多都想当一把皇帝。
    ——南北朝。虽然一边是汉族世家政权、一边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朝政基本特点大致相同，皇帝对功臣大都保持高度警惕，功臣大都想当一把皇帝；互相杀得鲜血淋漓，皇帝和功臣大都很难寿终正寝，又大都并不冤枉。
    ——隋朝。开国功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都没有谋反言行，但政权刚刚稳定下来、杨坚就对他们不满意了。杨广继位后，他们只不过发了两句牢骚，就都被冤杀了。通常所谓功臣问题，是说开国皇帝大都会杀戮功臣，开国功臣又往往含冤而死，基本特征是冤。作为稳定的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并不是从西汉开始，而是从隋唐开始。常常有认为历代皇朝都是如此、所有的皇帝都杀戮功臣，那是一概而论、以偏概全，是抹黑中国历史。
    ——唐朝。开国功臣刘文静、裴寂等人，对建立唐朝的贡献比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要大，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被冤杀。凌烟阁二十四人主要是李世民称帝的功臣而不是唐朝建立的功臣，是李世民忽悠人，被忽悠了的就瞎凑热闹。当然，李世民还算开明，除张亮、侯君集等人之外，他的功臣大都下场不错。
    ——北宋。石守信等人刚刚帮着皇帝拿下江山就被集体撤职，只落得个保留待遇，大家还得五体投地、感谢皇帝“生死而肉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这其实也很冤枉，只是没有冤杀而已。
    咱们的看法也就此开始变化。皇帝对功臣，能不杀就是好的，能够让他们安享天年就是皇恩浩荡。开国皇帝也大都只是在打江山阶段和大家论兄弟，一旦称帝就端起架势论君臣了；刚刚还和皇帝肩并肩冲锋陷阵的兄弟们，一眨眼就得五体投地山呼万岁。天理何在？
    ——元朝。体制特殊，基本不存在冤杀功臣现象，反倒是皇族之间、功臣和皇帝之间反复搏杀，从进入中原一直到退出中原，基本没有消停下来。
    ——功臣问题真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标志性的问题可以说是从明朝开始的，最具代表性的当然也是明朝。跟着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几乎都被杀了，他们的亲信将士、家人、仆人也几乎都被杀了，有统计的杀了4.5万人。他们几乎都没有谋反言行，死到临头也大都没有反抗，往往是在刑场上高呼吾皇万岁、拼尽最后一丝气息向决定杀自己的皇帝表明自己的耿耿忠心。他们是古代史上最冤枉的、也是最窝囊的一批功臣。
    ——满清。功臣分为三类。一类是摄政王多尔衮为代表的一批。多尔衮自己就是真皇帝，他谋谁的反？！是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母子当年人在屋檐下而委曲求全，事后又觉得受了委屈而公报私仇。后世大都只是站在皇权立场上说话，有失公允。二类是吴三桂为代表的一批，为满清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其实没有谋反，而是以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为代表的满族权贵背信弃义、将他们逼反了。后世评价往往很矛盾，一方面指责他们当汉奸，一方面又指责他们没有能始终如一、好好当汉奸，是坚定不移站在皇帝立场上说话。三类是鳌拜为代表的满族功臣。他们更没有谋反，只是对小皇帝玄烨不大尊重，玄烨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
    这三部分人其实都很冤枉。他们就是建立满清皇朝的主要功臣，把他们杀了，坐享其成的爱新觉罗·福临一枝才能在乾清宫放下心来。他们又是最冤枉的，前朝功臣大多还能被后世认为冤枉、有点民间社会给予平反昭雪的意思，他们直到最近的影视作品中都还是反派。那一系列影视作品的社会作用太遭，偏偏大都还拍得挺好，又摊上了若干好演员，社会作用就更糟了。
    满清皇朝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忽悠天下的本领相当厉害，搞得天下人神魂颠倒、不知利益所在。他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愚昧落后内容的继承发扬、创新发展居功至伟。
    古代功臣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一个阶段，以西汉功臣为代表，多多少少都有谋反举动，站在大一统君主专制一面看并不冤枉。隋唐两宋为一个阶段，功臣基本都没有谋反的举动，皇帝也不算太过分，双方都还算温和。元朝特殊、不论，明清两朝为又一个阶段，主要是皇帝对功臣太过分，站在大一统君主专制一面看也是冤枉的。其中原因绝非偶然，而是和两千年君主社会不可一概而论联系在一起的，背后是政治体制不可一概而论，又是政权性质不可一概而论，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不可一概而论，是看有没有一个既是君主政治基础又能相对独立于君主的社会主导阶层。这正是西汉功臣的价值所在。
    公允而论，历史上的屠戮功臣，在明清两朝是标志性的政治问题，在其余皇朝只能说是存在这种现象，西汉则应该承认是君臣之间的博弈、搏杀、斗争、战争，而且是从个别发展成为群体。而最终的结果，是刘邦后悔了，也能说是他失败了。他的后悔，是从废立太子的失败开始的。

电视剧导演心目中的西汉功臣

    55 刘邦废立（1）
    ================
    刘邦的正妻即吕雉，生有一子叫刘盈，即刘邦的嫡长子。汉二年（前205）六月，刘邦第一次挑战项羽盟主地位大败而回，应该是为了鼓舞将士信心，在栎阳立刘盈为太子，定陶称帝之后改立为皇太子。（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的刘邦、吕雉、张良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盈的储君位置从一开始就不稳定。刘邦自秦二世元年起义后常年征战，直至成为皇帝、又直到去世的十多年间，身边主要的、公开正式的夫人一直是戚夫人。吕雉一开始并没有随军，后来又被项羽扣为人质，直到汉四年后九月，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时候才被放回，多数情况又留在后方。
    戚夫人也生有一子，即刘邦诸子中排行老三的刘如意。戚夫人常年跟在刘邦身边，刘如意也就常年跟在刘邦身边；刘邦宠爱戚夫人，也就宠爱刘如意，甚至有这样的记载，说“（刘盈）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
    最先产生废立之意的极有可能是刘邦本人，戚夫人只是顺势而为，最多也就是抢抓机遇。
    正常情况下，戚夫人母子的胜算应该很大。结果却一败涂地，性命都没有保住。其中原因，不在戚夫人母子，也不在吕雉母子，在于废立太子之争不知不觉转化成为了刘邦和功臣群体之争。韩信事件之后刘邦的威信严重削弱、功臣队伍中蔓延起一种有意识和他对着干的情绪，虽然不是有组织有领导而是自发的、但又相当普遍，他也就已经没有力量将废立的愿望变成事实。
    且将这个过程梳理如下。
    刘邦自己喜欢刘如意，戚夫人又一直吹枕头风，遂决定废立太子，并且有意放出口风说，“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刘盈已经被视为不肖之子。
    （咱们中国的父母既重男轻女又望子成龙且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对待子女的不公平悠久而普遍，往往有根有据、理直气壮。咱们的社会中又有无条件的孝顺理念，碰巧不被父母喜欢的那一个，其辛酸几乎就无处倾诉。刘盈幸好是嫡长子，又遇上了刘邦和功臣集团之间的对立情绪。否则，他的一生会很可怜。）
    刘盈的太子之位，直接关系到吕雉后半生的荣华富贵、甚至生死。但她不是找刘邦闹，显然知道难能有效；也不是设法陷害戚夫人，宫廷内一切陷害的前提都是皇帝宠信，在她和戚夫人之间，这不是她的优势。她最初的反应基本是一筹莫展。因为，刘邦极可能根本就没有和她商量，而是视为公事、直接和大臣们商量。她无论同意还是反对，在开始阶段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表现出来。
    刘邦废嫡立宠，开始遭遇的问题是，“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事情刚提出来，大家都反对、劝阻，没有人表示支持，也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对；也就没有能使刘邦回心转意。
    这是刘邦君臣为了废立太子过招的第一个回合。时间应该在称帝之后。随着刘邦称帝，吕雉封为皇后、刘盈封为皇太子，戚夫人及刘如意在这场竞争中输掉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回合。这种局面可能促使她向刘邦提出这个问题。
    遭致群体反对的直接原因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权威性。在中原各诸侯国，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维系社会的基本制度已经实行八百余年了。秦国本土自商鞅变法以来社会风气下降、道德水平低下，突出表现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坚持的不好，历代秦王大多很随意，越到后期越是随意，社会不满情绪也就很大。陈胜起义时以“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为发动，就说明了这一社会情绪已经到了可以借助发动起义的程度。西汉从中原入主关中，带着文明人的优越感，普遍认为嬴政没有能将皇位传给长子扶苏是导致秦皇朝覆灭的一大失策，不知不觉间、又提高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权威性。
    深层原因就是刘邦的威信出了问题。大家原本对刘邦就谈不上盲目服从，而刘邦称帝之后先逼死田横后通缉季布，又立即就向臧荼、利几、尤其是向韩信动手，大家普遍认为他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不满已经形成。又因为是无组织、无计划、无领导的不满，无意之中就形成了一致和他对着干、有意找茬的局面。如果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对，或还不至于此。

    55 刘邦废立（2）
    ==============
    刘邦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战争年代，他的意见被大家反对并不稀罕。但当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时，才感觉到事情不对了。最先出面反对的是御史大夫周昌。
    周昌和兄长周苛，属于丰沛集团，但又不是丰沛人。原本是秦皇朝泗水郡政府的小吏，素来和刘邦关系很好，遂参加起义。楚汉相争中、荥阳对峙时，周苛被项羽俘虏、据不投降、被活活烹成一具白骨。周昌因烈士子弟、后来成为御史大夫，以敢于直言著称。对刘邦而言，是绝对的自己人。
    周昌态度极为强硬。刘邦让他说，他口吃，盛怒之下说不出来，便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成语“期期不可”等就由此而来。值得琢磨的应该是其形成过程，不仅得是小御史照样记下来，而且得是照样整理存档，还得照样传出来，中下级官员、读书人才能照样看到、才能觉得有意思而借用，随着借用频繁而形成约定俗成、有助于交流的成语。这背后是西汉朝廷高层政治难以想象的公开和透明。）
    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不奉诏就是拒绝将皇帝的意见作为朝廷正式文件下达，是制度赋予丞相的特殊权力，亦即制度性抵制。（两宋以前的丞相程度不同都有这种权力，后世发达国家的责任内阁制度就有与此类似之处。）
    遇到这种情况，皇帝的办法只有两条，或采纳丞相的意见，或罢免这个丞相。周昌等于把刘邦逼到了只有废丞相才能废太子的边缘上，刘邦显然不准备因此罢免周昌；且周昌只是副相，正相萧何还没有表态。在如此大事上对皇帝的意见一直不表态、始终没有表态，那就是一种很明确的态度了。
    皇帝要换太子，大臣们普遍反对、丞相不表态、副相公开表示不给下文件。刘邦只能欣然而笑、暂且放下。
    吕雉闻之，跪谢周昌说：“微君，太子几废。”没有你，太子几乎就被废了。（皇后跪谢副丞相，在后世历代鲜能见到，意味着西汉时的跪谢，不仅可用于臣对君，也可用于君对臣，不大像是君臣之间的专用礼节，更像是后世的拱手、握手等社会通用礼节。）
    这是第二个回合，为汉九年（前198）正月之前的事情。
    刘邦征讨英布归来伤重不起，更亟不可待要换太子。张良劝说，无效。叔孙通又引经据典讲了一番，然后慷慨激昂表态：“今必欲废嫡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刘邦回答说：“公罢矣，吾特戏耳！”（《汉书·叔孙通传》）说你算了吧，我就是开个玩笑。这只是给叔孙通一个台阶下，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情。这是第三个回合，为汉十二年十一月之前的事情。

惠帝刘盈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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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刘邦废立失败（1）
    ====================
    就在刘邦决心实施废嫡立宠的时候，张良事先准备的办法见到了奇效。就是第四个回合。
    刘邦第一次公开提出废立太子时，吕雉束手无策。有人给她出主意说，自胜利之后就闭门不出的张良，在刘邦面前还是很受信任。吕雉便请长兄周吕侯吕泽出面相请。
    吕雉能出面跪谢周昌而不能出面相请张良，意味着她感觉皇后的面子请不动张良，认为长兄的面子比自己这个皇后要大，又意味着吕泽的面子不是缘于国舅爷的身份而是缘于和张良是老战友、缘于自己的功劳。那是一个功劳比血缘、比关系、比皇权都更重要的时代，换而言之，那是一个比后世历代皇朝都要公平一些的时代。
    此事存在疑点。
    《史记》、《汉书》均记为吕泽，《资治通鉴》记为吕释之，《通鉴考异》也只说“当为”，未说明原因。反复比对，还是吕泽的可能性大。吕泽的功劳和地位最少不低于曹樊周灌，权力和实力可能比他们还要大一些。吕释之则要低很多，大起义以来主要在沛县为刘、吕两家看家，还把刘太公和吕雉让项羽逮走了，无论如何都是严重影响声望和前途的重大过失；就时间线看，和张良也无甚交集。且有吕泽在，吕雉托吕释之在逻辑上说不通。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是：强请张良想办法、准备这件事情在汉五年（前202年）二月至汉九年（前198年）正月之间；使用张良办法、实施这件事情在汉十二年十一月之后；吕泽死于汉八年至汉九年（前199年）。如果以实施时间推算，就只能是吕释之。这可能是《资治通鉴》改动的原因。此外，司马光他们认为，废立太子的事情在册封刘如意为赵王的时候已经解决，也是原因。
    笔者以为吕泽可能性大。原因除以上之外，更主要的是，如果吕泽在刘如意封赵王——汉九年春正月（前199年）——之前就已经去世，被封为赵王的极可能就会是刘盈了。这件事情如果仅仅是在吕雉和戚夫人之间看，刘邦更宠爱谁是明摆着的事情，功臣们的选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那样一致——没有一个人站在戚夫人一边。设身处地想一想又理所应当——后世往往是在吕雉和戚夫人之间选边，而功臣们是在顶级功臣吕泽和几乎没有什么功劳的戚夫人父兄之间选边。这就不仅能说得通，而且是能够当面说给刘邦、甚至反复劝说刘邦的。不一定对，欢迎指正。
    吕泽（？-前199年），是汉军中最老的功臣之一、又是最大的功臣之一。在他们兄妹关系中，是吕雉借助吕泽，不是吕泽借助吕雉。随后会说到。
    吕泽和张良的关系显然不一般。他的办法是“劫”、强行将张良请到了家中，并且理直气壮指责张良：“君常为上谋臣，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这一番言语的前提是我吕泽的事情就是你张良的事情，应该也只有吕泽那般老资格大功臣才能说得出来。吕释之常年在沛县看家，充其量是个一般列侯，张良是刘邦也始终客客气气的大军师，他如何能这样说话！
    正因为是资格、功劳都相近的吕泽，张良才只是解释说：“始上数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形势不同了，事情不同了，别说是我一个人，大家都出面也没有用啊！张良这是实在话。
    吕泽无可奈何，不容商量地说：“为我画计！”我不管，你得给我想个办法。这显然是凭资格、凭特殊关系强人所难；且吕雉、刘盈的事情就是他吕泽的事情。
    张良是谋略大家，天下有事会本能地想到对策，好似高手看人下棋会本能地想到如何应对，是不是说出来则要看自己的意愿。对于刘邦的废立，他不仅可能早就想到了对策，而且显然是愿意参与的。名满天下的谋略大家，岂会轻易因“劫”而为人“画计”？！
    张良的建议是：
    ——首先说明，“此难以口舌争之”。这是谋略家的冷静，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讲道理可以解决的。刘邦就是喜欢刘如意，是当爹的偏心。当家人不讲理，老天爷不下雨，什么道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次建议请人。时有四位著名隐士、古之逸民，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四先生，人称商山四皓，或是四位远古部族联盟首长的后裔，西汉建立初期就“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刘邦颇为看重，又一直请不动，田横事件之后可能就未再强求。张良的办法是，“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应该能够请来，作为太子宾客；关键时刻或许有用。
    吕雉兄妹立即以太子刘盈的名义将人请来，悄悄地住在吕泽府中。好似对新式武器严加保密一般，是用军事手段对付刘邦了。

    56 刘邦废立失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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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布造反时，刘邦情绪低落、消极应对，曾打算让刘盈挂帅出征。四皓建议说：“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皆不肯为用，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他们建议吕雉到刘邦面前去哭一通、对刘邦说：“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辈），乃令太子将，此属莫肯为用，且布闻之，鼓行而西耳。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强为妻子计。”
    吕雉颇有女中豪杰之风，随军之后面对戚夫人的存在，和刘邦似乎长期处于半冷战状态，所以面对废立危机也没有能直接出面。四皓或不知就里，从一般夫妻关系出发、建议吕雉以小女人手段对付刘邦，这可能无意之中又帮助吕雉缓和了夫妻关系。
    刘盈这一年11岁。刘邦果然被打动了，说知道这小子不行，还是老子亲自出马吧。
    第二年，刘邦从前线归来、伤重不起，更加坚决要废立太子。其中或有戚夫人的原因，主要还是他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基本看法没有变。张良直接出面反对，刘邦不接受；张良“因疾不视事”、重新闭门不出，也无济于事。叔孙通以死相争，刘邦也只是应付、更不当回事。紧要关头，吕雉兄妹将秘密武器拿了出来。
    刘邦在未央宫大宴宾客，太子刘盈作陪，身后跟着四个“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宾客。这极有可能是四皓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刘邦得知原委，颇为吃惊地问：“吾求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
    四皓回答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
    这等于说是被刘盈感召而来。仁弱的刘盈能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刘邦内心极为震撼，只得顺水推舟说：“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皓影响如此之大，后世或难以理解，司马光他们就是因此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不同，当时是“大家”社会，后世是小家社会。后边说到再展开解释。）
    接下来四皓离开的一段，颇有意思：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雉真乃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箭矢），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
    刘邦把戚夫人叫到现场来，让她更直观地看到废立太子已经很不现实、希望她能够理解自己。他们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有明确预感，又已经无计可施。
    刘邦留在史上的诗歌一共两首，一是傲视天下的《大风歌》，再便是这首无可奈何的《鸿鹄歌》。这位在秦末天下群雄逐鹿中胜出的大汉开国皇帝下定决心废立太子，终于又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了，委实伤感又无可奈何啊。
    刘邦熟谙人情事故，岂能想不到四皓如何能来到刘盈身边？！群臣如此团结一致站在吕泽一边，是人人自危后群体的、本能的、下意识的自卫反应，甚至是有意识挑战刘邦、帮助刘盈。他无奈放下，或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众怒难犯。
    或问，刘邦为何不干脆废了吕雉？理念层面，嫡长子继承制已经形成了有力约束，春秋战国凡是废后的国君都会遭到“国内外”口诛笔伐。实践层面就是吕泽的功劳和地位了。他和吕雉、刘盈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尽人皆知。还有樊哙，是吕雉、吕泽的妹夫，也就是刘盈的姨夫。吕氏一族的力量，刘邦不能不考虑。对刘邦而言，吕雉和戚夫人都是女人、刘盈和刘如意都是儿子，双方身后是谁就很重要了。
    太史公在这一段记载最后特意加了一句，“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说最后促使刘邦罢手认输的是张良建议请四皓。太史公应该是注意到了这次废立之争的特殊性——皇帝败给了群臣、皇权败给了民意，而且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皇帝和皇权败给了无组织无领导的群臣和民意。

图片怎么发不了

刘盈安陵又一

刘盈安陵又二

    57 刘邦废立失败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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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刘邦废立失败的深层原因，在道理、在人心。
    古代思想发展史上，西汉大致处在一个讲究公道自在人心的阶段，前期尤其如此。在社会道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民间的道理，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左右判断是非标准的，是芸芸众生的直觉，即通常所谓天理良心、良知、公道。这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芸芸众生特别厉害，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的观念、为皇权服务的一整套官方道理都尚未形成。
    对于刘邦和韩信二人之间的是非，社会舆论是用一把尺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衡量的，认为韩信为刘邦打下了大半个江山，刘邦将韩信抓起来就是忘恩负义；韩信后来策动陈豨谋反也是因为刘邦背信弃义在先，而刘邦两口子联手杀了韩信、又灭三族，就更是恩将仇报。细细品读《史记》所有相关记载，这就是太史公判断是非的基本观念，并因此而对韩信抱着深切的同情。这又意味着，韩信去世已经百余年之后，西汉社会舆论仍然对韩信抱着深切的同情。
    所以，刘邦把韩信抓起来之后，在社会舆论上立即就陷入被动。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就都是为了努力改变被动局面。可惜，斗争是双方的事情，韩信真的谋反了、进而被杀了，刘邦虽然赢了，却又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所谓社会舆论，就是社会主导阶层对某个问题的基本一致的看法、并且有效影响了其余各阶层，又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基本一致的看法，形成千夫所指、众口一词的局面。
    这个时候西汉社会的主导阶层就是由功臣集团变身而来的封君阶层，即参与推翻秦皇朝又追随刘邦战胜项羽集团的汉军将士。在政治上，他们是刘邦的自己人。自己人一致同情韩信，这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刘邦自己也同情韩信。刘邦获悉韩信死讯之后“且喜且哀之”，其中“且喜”，自然是站在皇帝立场上的暗自庆幸；而“且哀之”，又无疑就是作为普通人对韩信的本能同情。大家不是皇帝，自然没有“且喜”的一面，那就只有“且哀之”的同情了。这种同情背后、支撑这种同情的，就是一致认为刘邦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包括刘邦本人潜意识中无疑也是这样认为的。
    自周平王东迁、天子式微之后直至西汉，春秋战国的五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没有最高统治者，是一个以联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维系整个社会的就是管仲君臣在葵丘之会上率先创立的、规范诸侯行为的盟约。孔夫子极为钦佩、赞赏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不依靠武力，依靠什么呢？就是自觉遵守共同契约、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共同理念，就是齐国作为力量最强大的盟主能够率先自觉遵守共同契约、率先自觉诚实守信、率先自觉知恩图报。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并将取得民众信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因为当时的盟主和大小国君在本质上都是依靠信用治理国家的，信用是基本政治手段。粗粗梳理一番《左传》就会意识到，数百年间解决诸侯国家复杂“国际”纠纷的主要手段就是“盟”、是“约”，而“攻”、“伐”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辅助手段，是达成“盟”、“约”的手段。
    改政移风、上行下效。数百年下来，信义——诚实守信、知恩图报成为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基本是非观念，社会成员都能自觉以信义自律，个别如豫让、群体如田横五百壮士那样的信义之士就是这样来的。相应，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也成为全社会所唾弃的行为，忘恩负义是最糟糕的人品，说某一个人忘恩负义就是基本否定。被当时周边社会、被后世历代羡慕、向往的古代社会风尚，就是信义所维系的。
    后来，随着古代政治的变迁，忠孝渐渐取代了信义成为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基本是非观念，不忠不孝成为最糟糕的人品，社会风尚也越来越为志士仁人殷忧不已。信义是双向的、有条件的、是互相制约的，忠孝是单向的、无条件的、是不能互相制约的。由于能够互相制约，讲信义的社会不至于严重走偏；由于不能够互相制约，片面讲忠孝的社会却极有可能不知不觉走到沟里，还着急爬不上来。例如两宋，尤其是明清两朝。
    由于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社会风尚，西汉社会舆论同情韩信、认为刘邦忘恩负义。且这种舆论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而是无组织无领导的自觉、自然、自发形成的，绝大多数人都发自内心认为刘邦做得不对，是天理良心，是良知，是公道。从张良、陈平、蒯彻、季布到夏侯婴的宾客薛公，这一认识逐渐逼近了刘邦，刘邦也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了——人人自危缘于自己忘恩负义，人人自危的背后是大家认为自己有可能对所有人都忘恩负义，自己的威信，悄无声息地动摇了。
    崇拜君主是君主政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历代皇朝都神化君主、尤其是开国君主，就是努力打造对君主的崇拜。崇拜君主，就是天下臣民发自内心认为君主真的英明伟大、未卜先知——统一思想就很容易；只要形成了对君主的崇拜，就是君主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皇帝怎么说就怎么是，大事会成为小事、有事也会没事，治理国家就会比较容易。而君主的威信一旦动摇，就是君主的崇拜被破坏，不论皇帝说什么，大家都会先考虑他说的对不对。这就大事不好了。任何君主都是芸芸众生一般爹娘生养、肉眼凡胎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英明伟大、未卜先知；大家一旦开始考虑他说的对不对，就会发现他的许多错误。这样一来，没事也会有事、小事会成为大事——统一思想就会很不容易，治理国家也会很不容易。
    崇拜君主本质上是一种普遍愚昧状态，君主专制在本质上就是依靠普遍愚昧运转的，在普遍愚昧状态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当皇帝很不容易。春秋战国是一个长期百家争鸣、七嘴八舌的时代，没有形成普遍愚昧状态，反倒是动辄就有读书人指教君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皇帝就很不容易，嬴政不容易，刘邦更不容易。刘邦在废立太子之争当中遭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废立，是古代中国标志性的政治现象。既然涉及到了，随后几节就将古代废立之争粗略比较一番，以说明西汉的特殊，也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可一概而论。

刘盈安陵又三石狮子是这些年新增的明显不是西汉风格

    58 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废立之争比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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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之君的威信一般都很高，刘邦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就更高。废立太子，在君主政治范畴内、在逻辑上，不过就是自己打下了江山自己决定传给谁，是自己处分自己的东西，无可非议。但刘邦却遭到了功臣集团的群体抵制和社会舆论的公开反对，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其威信遭到了非同寻常的严重损害。但就根本而言，又意味着西汉功臣集团和西汉社会舆论并不认为刘邦是自己处分自己的东西，并不认为西汉这个江山是刘邦个人的。
    废立之争的比较，就是看皇帝意志和嫡长子继承制发生矛盾的时候，是皇帝个人说了算，还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个制度说了算。
    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漫长过程，又是和君主政治的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的大问题。大略分为三个阶段：西周至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满清。
    这一小节讨论第一阶段。
    ——古代中国的传统的天下、国、家的权力从一开始就都是有限权力。
    严格而论继承，始于西周。在此之前，即夏商两个古王朝，政治权力更迭的基本样式不是继承而是选举，只是候选人产生的范围有变化，大致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某一氏族→某一部族→某一区域部族联盟→“天下”部族联盟、即黄河中下游所有部族的联盟。所谓家天下的家，是以氏族或部族为基本单元的“大家”而不是后世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元的“小家”。研究先秦史的徐喜辰先生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中有明确阐述，恕不展开。
    周公姬旦提出嫡长子继承制，核心是对继承权力的限制。限制对象就是包括周天子在内的各级贵族君主，主要的限制措施就是对继承人如何产生做出了明确规定，天子、诸侯、所有贵族君主都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许随意选择继承人。春秋所谓礼崩乐坏，政治层面主要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执行情况越来越不好，有君主废嫡立宠，更有庶子挑战嫡长子。所谓天子式微，主要就是周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维护嫡长子继承制。春秋五霸的作用，主要就是帮助周天子维护嫡长子继承制。所以，管仲君臣第一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第一条就是“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孟子·告子下》）。就是从两个方面重申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对古代政治的影响，可能比后世想象的要大。
    ——秦始皇嬴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秦皇朝，但在潜意识中并没有摆脱封建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制约。
    嬴政并没有尝试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甚至可能就没有想到过嫡长子继承制可以挑战。他不大喜欢长子扶苏、父子之间有点理念不同，临终也还是毫不犹豫将皇位传给了扶苏。他的失败只是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比他还猛、敢于挑战嫡长子继承制，因而疏于防范、给赵高留下了可乘之机。
    ——陈胜、吴广率先撞开了武装推翻秦皇朝的大门，但对于秦皇朝的皇位继承又和嬴政立场一致。
    最初策划起义时，他们就提出，“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史记·陈涉世家》）。这是以为扶苏打抱不平来号召百姓、发动起义。这个办法的前提有两条：百姓都信奉嫡长子继承制；百姓都认为自己对皇位继承有发言权；进而认为继承皇位的应该是扶苏。其中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将这个背景和西汉功臣对刘盈的态度联系起来，就能明白刘邦在废立之争中遭遇到的是什么。

    58 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废立之争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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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之后率先间接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的是他的孙子、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刘启的原配薄皇后无子，便严格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办事，立庶出长子刘荣为太子，薄皇后死后又考虑立刘荣生母栗姬为皇后。但栗姬等不及，鼓动大臣出面拥戴自己。刘启当即诛杀该大臣，将刘荣废为临江王，改立王美人为皇后、又立王美人所生皇子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栗姬和刘荣双双自杀。
    表面而言，刘启并没有违反嫡长子继承制，因为改立王美人为皇后在先，再立王美人之子就成为立皇后之子了，还能说是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的模范。但嫡长子继承制的本质是，无论老婆孩子，一律按制度排队；如同幼儿园小朋友，一旦排好就不许插队。刘启又可谓是严重违反。不幸的是拥戴栗姬的那位大臣，就这么一句话就被杀了。刘启已经不是刘邦，刘启的大臣还想成为刘邦的大臣，那就是要命的教条主义了。教条主义，自古就可以取人性命。
    ——西汉正面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的是汉武帝刘彻，最终失败。
    刘彻很早就册立了皇后卫子夫所生嫡长子刘据为皇太子。后来，卫子夫老了，卫子夫的弟弟、大将军卫青也死了，太子刘据又在功臣后裔支持下公开反对刘彻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政治路线，父子矛盾越来越严重，终至酿成内战，刘据被迫自杀，子孙也几乎被刘彻杀光。
    刘彻自以为大权在握，将皇位传给了自己宠爱的幼子刘弗陵、委托亲信霍光辅政。但朝中大臣和大大小小的功臣变身而来的大大小小的世家大族普遍倾向刘据，霍光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也只是勉强维护了刘弗陵一朝十多年的稳定。刘弗陵死后无子，霍光选择继承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朝臣和社会赞同，最终还是选择了刘据唯一的孙子、差一点被刘彻杀掉的刘病己继承皇位，才算恢复并保持了朝局稳定。
    这时，刘彻和刘据去世都已经十多年了，大家还是为刘据讨回了公道。刘彻之后长期稳定继承西汉皇位的，最终居然是刘彻决心要排除的刘据一枝。
    刘彻和他委托的霍光都输了。奈何！（这一段也是这个稿子的重要内容，随后展开。）
    ——古代史上第一个成功废立太子的是汉光武帝刘秀，也大费周章。
    刘秀年轻时先娶了南阳阴丽华为妻。到河北建立根据地，又娶了世家大族女子郭圣通为妻，郭圣通生长子刘强。他称帝时准备立阴丽华为后。阴丽华坚辞不就，遂立郭圣通为皇后、刘强为太子。后来阴丽华生皇子刘庄，十多年后，他才改立阴丽华为皇后。为此而采取的变通手段有：将郭圣通所生的另一个皇子封为中山王、并赐予最大的一个封国；改封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对郭圣通的兄弟、堂兄弟全部从优加封；郭圣通父母死后给予国葬；郭家最终成为东汉四大外戚之一。同时，刘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根据主动坚决辞去太子，他才改立刘庄为太子。
    这一系列变通手段的目的，是竭力避免正面挑战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郭圣通母子能够勉强接受，更是为了朝臣和世家大族能够勉强接受。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皇位继承的干预进入失序状态。
    东汉后期，如同对朝政的干预一样，世家大族对皇位继承的干预也进入失序状态，也可以说他们对朝政的干预主要就是对皇位继承的干预。他们之间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就乱了朝纲、乱了天下。无论哪一集团的干预，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背后都是世家。消极的如八王之乱，积极的如中原世家南渡建立东晋。期间历代皇朝基本是靠刀枪解决继承问题，但操刀的往往不是皇帝，而是世家。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皇位上待过的共84人，57人不得善终，占68%，委实是乱。但极有可能是试图改变、试图进步过程中的混乱，是改变和进步的代价。

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不仅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59 隋唐两宋元明废立之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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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废立之争层面，这六个皇朝形成一个阶段。
    ——史上第一个正面成功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的是隋文帝杨坚。
    杨坚成功推行君主集权制度、又从制度层面消灭了世家阶层，所以有力量正面挑战嫡长子继承制。他废黜了嫡长子杨勇的太子之位，改立嫡次子杨广为太子。
    但代价太大了。隋朝短命而亡，社会舆论层面的深层原因就是普遍认为杨广杀父弑兄、皇位来路不正。这个舆论的背后主要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在起作用，社会普遍认为杨广当皇帝没有合法性。
    而杨广面对这个巨大压力，竭力想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当好皇帝、不断折腾，又搞得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实践反而证明他不仅不应该当皇帝、也没有能力当皇帝，自然也就当不成了。他当不成，连带隋朝也短命而亡。
    ——唐朝，进入皇权和嫡长子继承制长期博弈阶段，是拳头大的说了算。
    李世民实力较强杀了兄长、战胜了父皇，继承了皇位。但他和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又发生矛盾，只得违心传位给九子李治。唐朝的皇位继承基本是靠实力解决问题，繁衍成为中唐、五代的乱象。但如果摘下大一统皇朝的有色眼镜去考察，其中或也有积极一面。
    ——两宋，中国特色的君主政治走向成熟，皇位继承基本实现制度化。
    赵匡胤兄弟之间的第一次皇位继承之外，两宋长期稳定依靠文官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有不同意见大都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皇权、兵权、宦官权力一般情况下都很难干预。
    两宋皇位继承中屡屡出现孤儿寡母，类似两汉，但基本没有遭遇挑战、更没有出现两汉后期那种糟糕局面，背后的原因不仅是皇位继承的制度化，更是中国特色君主政治已经接近虚君共和的表现——决定朝政倾向的主要是丞相。两宋都不止一次出现皇帝不变、丞相变了朝政倾向就改变的现象；皇位已经不那么极端重要，争夺也就不一定你死我活。参与竞争皇帝失败后也还能当个逍遥王，一般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
    ——皇位继承自元朝开始陷入长期全面严重倒退。
    这种倒退，是整个古代政治文明倒退的一部分。孟森认为，惟元朝无制度，颇为中肯。元朝的皇位继承，既非蒙古的一套又努力继承蒙古的一套，也非中原的一套又努力学习中原的一套，目的是实现完全绝对的皇帝个人说了算，所以粗疏而无制度。因为皇帝本质上是靠暴力、靠拳头说了算，皇位继承也就只能是野蛮的暴力统治、完全是拳头大的说了算。
    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死后，选择了真金幼子铁穆耳为储君，真金长子甘麻剌自然不满。忽必烈死后，忽里台大会（皇族及部落首长会议）开了三个月还不能做出决定。最后，受忽必烈委托、手握重兵又长期参与朝政的玉昔帖木儿当面威胁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元史·博尔术传》）忽必烈生前已经把太子印玺交给铁穆耳了，你是宗室诸王的老大，你不说话还等什么啊？忽必烈委托的另一重臣、吞灭南宋的元军前方统帅伯颜则是“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诸王股栗，趋殿下拜”（《元史·伯颜传》）。甘麻剌这才很不情愿地表态：“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统”（《元史·甘麻剌传》）。这个表态其实是个交易，而且是依靠忽必烈的权威和实力才逼出来的交易——我的地盘你不能动，你当皇帝我不管。
    后继诸君没有相应的权威和实力，就只能完全靠拳头说话、鲜血淋漓、混乱不堪。从1294年开国皇帝忽必烈去世到1333年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继位，40年间换了10个皇帝。
    ——明朝的皇位继承，除第一次的靖难之变外，整体是比较严格地执行嫡长子继承制。而靖难之变属于另一种类型。随后会说到。

忽必烈是最先立皇太孙的

    60 满清将皇位继承的政治倒退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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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皇位继承中较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诸子夺嫡。由于二月河先生和电视剧演员的精彩演绎，此事已经名满天下。唯诸公演绎精彩、没有站在中间而是一边倒，就有失公允了。在皇位继承变迁层面、在历史的而不是小说或电视剧层面，这件事情值得探讨之处在于，几乎默默无闻的四阿哥胤禛为何胜出？占有压倒优势的八阿哥允禩为何失败？
    两人的着力点不同。
    允禩着力的重点是朝臣、皇族。其生母地位低下，他从小为人乖巧、长大待人随和，凭借相应口碑获得父皇喜爱，也就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且卓有成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无意之中，在基本政治判断层面已经输了。浩大的舆论几乎左右了玄烨，他也弄巧成拙。明朝以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基本实现了皇帝乾纲独断，更何况是玄烨这样一流的皇帝。且玄烨少年继位曾经被人左右，留下了深刻心理创伤。一念及此，原来正确的、值得表扬的事情就都是别有用心、利用皇帝了。一入此境，任何有利于允禩的舆论都等于陷害。只是当时参与者和后世叙述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允禩在朝臣和皇族中的威望还是很高。此人在前清皇族中较有才华，相关文艺作品大都只是顺着康雍两代皇帝的角度看、被带到沟里去了，换一个角度、反过来一想就会明白。如果在汉唐宋，此人真还有可能继承皇位。
    胤禛着力的重点是皇帝老爹。他少年时被皇帝老爹评价为“喜怒不定”，形成长期重大心理压力，一直坚持面向老爹、努力改正。康熙四十一年正式央求乃翁，“近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恳请“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老爹终于同意，“十余年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记载”（《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五）。他虽然为这个魔咒式的评语付出了十余年努力，但也因祸得福，养成了一切面向皇帝老爹的习惯，也就在无意之中把握了高度集权君主专制的要害：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天下、百官、人心都只有和皇帝一致的时候才算数，一旦不一致就自动丧失正确性和有效性、迅即归零；搞定皇帝就等于搞定一切，否则就一切努力都等于零。如果在汉唐宋，此人登上九五之尊的可能几近于无。
    胤禛成为雍正皇帝后，受制于老爹不能杀戮兄弟的限制，又必须捍卫自己的皇位，只好把杀头之外的手段全部用上，骨肉相残格外冷酷无情，成年的兄弟几乎都未能善终。一场内乱下来，中原的继承制度和满族的继承传统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雍正自己琢磨的秘密立储——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人都完全不可置喙、根本不能与闻。皇位继承正式成为君主个人的专制权力，中国古代皇位继承的政治倒退制度化了、政治文明的倒退制度化了。这一倒退的影响极为深远，完全绝对靠老皇帝一个人选择继承人，皇位继承越来越风平浪静，继承人则一代不如一代。
    就政治文明、政治进步比较，满清的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全部古代史上可谓最落后的一类，前些年却被大张旗鼓演绎的英明伟大、光芒万丈，把是非、黑白、好坏全丢到一边去了。
    且将玄烨废立与刘邦废立大略比较如下：
    ——西汉的皇帝更多的是董事长，满清的皇帝才是皇帝。刘邦废立太子，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认为是朝廷公务，大家都有发言权。玄烨废立太子，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认为是皇帝家事，朝臣在本质上没有发言权；要发言就只能悄悄的，就是搞阴谋诡计了。
    ——西汉的朝臣更多的是股东，满清的朝臣本质是奴才、汉臣甚至低于奴才。对股东而言，谁当太子就是谁当下一任“董事长”，自然有发言权，说错了也没事。对奴才而言，谁当太子只是谁当下一任主子、是主子的家事，推举只是皇帝让大家猜心思，猜不准就不该多嘴，猜不准又多嘴就难免被割舌头了。
    皇位继承办法是君主政治权力运转体系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全然不同甚至绝然相反，君主政治的早期和后期在政治体制上就很难视为一回事。

爱新觉罗.允禩画像

    61 陆贾的理念和刘邦的转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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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了古代的废立之争，就可以想见废立失败之后刘邦的状态——无可奈何。戚夫人有一个侍女名叫贾佩兰，戚夫人死后被吕雉放出、成为扶风某人之妻。她给人们闲说宫中见闻时曾经说到：“见戚夫人侍高祖，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西京杂记》卷三）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记载，戚夫人说的是什么很明白，值得琢磨的是刘邦的状态。（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刘邦、陆贾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汉初的未央宫还是个空旷的巨大院子。好些建筑都是后来才有，这个时候比较热闹的只是承明殿附近那一片。多数时候，刘邦和戚夫人就住在这里。
    其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相传秦子婴所献白玉传国玉玺。其中珍宝，有南越王赵佗所献一株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名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其中摆设，有刘邦起义时斩白蛇的那把剑，经过精心装饰。其中专用设备，有一种夏天用的七轮扇，大皆径丈，一人运之，满堂寒颤，还有后来考古发现的博山炉、冬天可以置于被褥之中的香炉等等。
    刘邦喜欢吃的东西，据说是烤肉。每天上午烤鹿肚、烤牛肝各一块，两壶酒，是他的朝食标配——当时饮食习惯还是一日两餐。说是当年私放劳役，劳役们曾经送给他这样两块肉，后来成为一生最爱。
    刘邦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席地而卧，也不是很不礼貌的距坐，而是席地而坐。在没有桌椅、沙发，席地而坐的时候，几、案就很重要，既是办公桌，又是餐桌，又是茶几，又当沙发、椅子的靠背、扶手。这后一个很重要，席地而坐，前后左右都没有依靠，几、案就自然被用于此。皇帝的几案是玉石的，冬天怕凉，会加一个绨锦的垫子。公侯的几案是竹制的，冬天加一个一般材料的套子。一个物件，发展到等级分明的地步，足见常用、重要。刘邦和戚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西京杂记》卷一）。那就一定是靠着几案的，否则，四下无靠，六十岁的人、坚持不了多大会儿。
    刘邦常年征战，“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晚年经常复发，废立之争失败后可谓身心俱疲。就是在这般状态下，“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他考虑什么呢？迫在眉睫的自然是自己死后刘如意、戚夫人怎么办？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意识到了废立之争背后针对他本人的普遍而严重的对立情绪。这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时候，陆贾从南越国出使归来了。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楚人，应该是秦末大起义初期投身义军的读书人。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刘邦率军入秦攻取峣关时，“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在战争期间，未见其他功劳，表面看有点类似叔孙通，其实并不同。战争要求读书人的，首先是直接克敌制胜的谋略，如张良、陈平。他的长处不在以谋制敌，但在以理服人。他真正显露头角是在胜利之后、进入和平时期，讲道理开始成为主要政治手段。比较重要的功劳有二。
    第一个是赤手空拳、和平收回南越。秦末天下大乱，南海龙川令赵佗乘机割据岭南，独立于中国。汉十一年（前196年），陆贾奉诏持节出使，赤手空拳，单车万里，说服赵佗接受册封为西汉的南越王。这在国家发展史上堪称大功一件，在领土问题上则可谓空前绝后、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广袤岭南因此而没有成为漠北、西域那般历史性的国家安全难题，更避免了借助地理阻隔长期脱离中国版图。相对于后世曾经在漠北、西域打过胜仗的若干将领，陆贾的贡献更大。咱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长期有点焦头烂额座上客、曲突徒薪无人问。这或许也算咱们一个毛病，有点像是老太太看戏，热闹的就是好的。
    陆贾归来后，刘邦大为高兴，拜为太中大夫，是在皇宫上班的高级参谋，相当于刘邦的政治秘书。（太中大夫也称中大夫，有储备干部性质、有些闲人也养在这里，是一个无定员群体。）

    61 陆贾的理念和刘邦的转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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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的工作岗位，才有了陆贾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这个理念和三老制度同样，深刻影响西汉、更深刻影响后世历代皇朝，都可谓中华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普遍以天下为己任。陆贾参加义军可能比郦食其、比陈平都要早一些，此时才得以进入刘邦的核心参谋班子，有些意见可能早就憋在心里了，急于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刘邦：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陆贾显然是视为当务之急了，常常给刘邦讲述《尚书》中关于偃武修文的篇章。如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受前人启发而本能地尊重前人，说话往往引经据典。刘邦虽然读过书但成绩应该一般，《尚书》有些地方诘屈聱牙，他着急听不明白，所以骂人。当时，大一统君主政治一言九鼎的思想环境尚未形成，阿谀奉承、争相颂圣还未成风气，读书人和国君一般都还可以平等讨论。陆贾便不大客气地一句大白话顶了回去。
    这是早期参加汉军的读书人——还有张良、郦食其等人——的共同特点，极少违心奉承刘邦，往往是针锋相对，有的时候甚至像吵架。而刘邦也还往往能够接受这样的意见，这无疑是他们在楚汉相争中最后胜出的重要原因。
    陆贾这一问，可能是四千年来屈指可数的、影响炎黄子孙命运的、历史性的一问。这一问，把刘邦问清醒了，也把陆贾的思路问清楚了，以一段大白话、不足一百字，把自己的基本观点概括了出来的。偃武修文的理念，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通俗表述不胫而走，继承发扬了远古以来的民本思想、又成为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伴随后来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重要执政理念，也是君主政治的重要中国特色。
    刘邦则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从平民成为皇帝，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又是一个惯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忘本的过程，从马上得天下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马上治天下的路子，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平民百姓的对面。陆贾引导他站在君王的对面看历代兴替，又不知不觉回到了平民百姓一面；一旦回到平民百姓一面，就觉今是而昨非——如何巩固政权不言而喻。历代君王被读书人带到沟里的不在少数，陆贾则是带刘邦迷途知返、并登上上了一个新高度。
    陆贾能够如此，又源于西汉功臣顽强抵制所形成的大环境。陆贾的新理念，对西汉又更为重要。在此之前，刘邦坚持惯性思维、用打天下的办法治天下，导致了和整个功臣集团的全面紧张。从此改为下马治天下，又为缓和君臣关系提供了可能——双方想的一样了，就能重新走到一起。

陆贾持节图

陆贾与赵佗

    61 陆贾的理念和刘邦的转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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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班固特地将陆贾的《新语》列为西汉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司马迁总结西汉制度建设，原本为四个方面，“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再次总结的时候，特地增加了“陆贾造《新语》”一条，应该不会是无缘无故。萧何制定的是基本行政条令，韩信的是兵役制度和汉军还乡士卒安置办法，张苍的是具体行政规章，叔孙通的是朝廷礼仪，陆贾提出的是什么呢？执政理念。显然，班固认为，这个执政理念对于整个西汉历史非常重要，值得加上去。且提出这个理念并非刘邦组织安排、刘邦一开始还不能接受，而是陆贾主动提出、又认真坚持才得到刘邦赞同，所以概括为“陆贾造《新语》”，或有点明确知识产权的意思。
    陆贾偃武修文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坐天下的合法性表面来源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可以形象概括为马上得天下；但本质来源于民众拥护，唯有偃武修文、下马治天下才有可能顺应民心。统治者如果手执钢刀、身怀利器坐江山，百姓倘若同样手执钢刀、身怀利器，很容易打起来；百姓如果赤手空拳，那就是双方不平等，统治者不免杀心自起，随时随地都可能实行暴力恐怖统治，最终只能是走向暴力恐怖统治，遑论顺应民心、长治久安？！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政治上不及格。
    这种理念，和三老制度一样，从政治主张层面看，是西汉为以民为本增添的新内容，是以民为本的组成部分。从政治技术层面看，都是为了使民众能够接受君主政治、是对君主政治的极为重要的适应性改造。咱们的君主制度在秦皇朝之后能够重新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在西汉之后能够形成君臣共治这一重要特色、宋元更迭之后虽然走向君主专制也还能创造若干盛世，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比较而言，这种理念可能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观念的重要内容。不同于欧洲的国家观念首先说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手段，古代中国、尤其两宋以前首先是看能不能偃武修文？！看朝廷能不能放下暴力手段？！而能不能放下暴力手段又是实行仁政德治的基本前提。
    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这样通俗而形象的表述，对于偃武修文理念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千年至关重要。这一表述能够形成，刘邦的责问和陆贾的反问同样重要，是互相诘问、平等讨论的结果，否则可能就没有这样两句话了。思想如同精钢，只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后来君主一言九鼎、君臣之间的平等讨论越来越少，皇上越来越圣明，无论说什么都是口吐莲花、都被吹嘘的天花乱坠；优秀思想成果就越来越罕见，甚至完全站不住脚的歪理邪说、混账道理都会捧为经典、贻笑大方、贻笑后人。
    后世解读陆贾这一理念，往往忽略当时社会背景，好像陆贾是个大学教授、办了个一对一的高级培训班给刘邦上课。这就脱离了西汉建立后君臣之间长期博弈这个最重要的实践，忽略了陆贾这一理念的直接针对性。建立西汉后，刘邦几乎是立即就陷入了和诸侯王的长期内战。陆贾这一番话及其《新语》，所针对的无疑就是西汉建立后刘邦以马上治天下的错误实践，所代表的无疑就是汉军将士对刘邦既不满又不舍的复杂情绪，是在面对面批评刘邦而又被刘邦诚恳接受了。这其实是春秋战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随后直至去世的短短数月间，刘邦为了修补君臣关系、巩固西汉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补救措施，无疑就是陆贾偃武修文理念的启发。
    有两点需要说明：1、最先提出偃武修文的是伐纣胜利之后的武王姬发。但那个时候还是部族社会，有事举族以战、战罢各自回家是惯例、常规、生活模式。陆贾生活在君主制度社会中，是作为君主政治的执政理念提出来的。2、随着偃武修文从部族社会的生活模式变成君主政治的执政理念，民本思想也开始了相应的改变。有机会再说。

永寿陆贾墓

    62 动摇刘邦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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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和诸侯王的七年内战有一个共同特点——大都是亲自挂帅出征。注意到人的应该不在少数，最先公开捅破这一点的是信武侯周緤（?-前175年）。
    刘邦率军出发征讨陈豨时，周緤前来送行，哭着说：“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 皇上，自推翻秦皇朝以后您就很少亲自带兵上阵了，现在动辄亲自上阵，是手下没人可用了吗？
    因为能够和皇帝说话而激动地流下泪来。这在后世常见，个别时候甚至成为正常现象，甚至竞相流泪、竞相激动。但在西汉功臣中极为少有，影响中似乎唯此一人。或是因为上年纪了，但内容也还并非奉承拍马，而是拐着弯儿提意见。感觉这个时候流行的可能真的不是动辄颂圣、阿谀奉承，而是给皇帝提意见。中国历史上曾经流行给皇帝提意见，这令人非常难以置信，也许又只是沧海桑田一般变化的之一。
    此人留在史上的事情就这一件、就这一句话。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他是否真的以为刘邦手下无人可使？
    此人起义初就在刘邦身边，长期担任专职参乘，类似老资格的警卫参谋，或也兼夏侯婴的替班，年龄有可能比刘邦和夏侯婴都要大一些。当时的战场，以战车为基本作战单位，大军统帅的车，就不仅是战场指挥部，也是独立的作战单位。统帅的警卫参谋、车把式，也就不能只是司机、警卫，同时必须是勇猛的战士、高级参谋，一般都会成为亲信将领，直接的功劳不一定很大，但绝对可靠，大都见多识广、比较睿智。
    这样一来，他是否真的以为刘邦手下无人可使就不是问题了，而是话里有话、是明知故问，是个会说话的。
    而刘邦更会听话，且始终保持了这种能力，还能听明白这一类不大好听、话里有话的话，还明白是忠心。他的反应是，当即“赐入殿门不趋”。周蝶此后在朝堂上就不必一溜小跑了，这是和萧何同等级的礼遇。刘邦这也是告诉周蝶，我明白了，知道你是好意。
    但刘邦还是自己带兵出发了。他不是没人可用，而是谁也不敢相信。派别人带兵平叛，万一平叛的人也反了，双方联起手来，岂不麻烦？！战争年代，大都是他自己坐镇中军、诸将带兵征战四方。胜利之后，则几乎全部是他亲自带兵平叛，唯一的、最后一次派樊哙前往，就有人报告樊哙也反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啊。
    在周緤之前，夏侯婴当然很早就触及了这一点。他和刘邦情感距离更近、大多数时间都跟在刘邦身边，但仍然有自己独立的是非观念，在季布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或正是因为他跟在刘邦身边的时间可能更多、更敢说话、经常推荐干部，话说多了不值钱。这也可能就是他虽然很早就向刘邦提出了不同意见，只是救了季布、并没有能改变刘邦政策理念的原因。但他的话，和其他人向刘邦提出的其他意见一样，都是一根一根的稻草。
    周蝶虽然也在刘邦身边、也是最为可靠的人，平时很可能话少，提意见的时候就更少，甚至可能是说好听话的时候多。正是因此，他这番话可能成为了动摇刘邦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邦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了陆贾的意见、转变治国理念，和这一根一根稻草的铺垫应该有较大关系。领导当到了这种程度，身边秘书、司机、警卫都提出反对意见来了，无论如何都会有所反思。
    不能否认，秘书、司机、警卫能够提出这样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反对意见，前提条件又是刘邦还能够听得进反对意见。后来历代皇朝对皇帝亲信、近臣干政防不胜防，也还是经常出问题。而刘邦这个时候显然还没有类似规定，亲信、近臣所提出的又大都是出以公心的意见。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个用人问题、队伍成分问题。刘邦身边是些什么人，说明刘邦的用人，更说明西汉功臣的成分。
    周緤和夏侯婴、陆贾的三番话，和《史记》、《汉书》中所有关于西汉的事情一样，都不是司马迁、班固亲见亲闻，或是从朝廷档案中看到的，或是口口相传下来的。无论如何，这样三番话能够流传下来，可以推测刘邦身边工作人员对刘邦屠戮功臣的一般态度。
    韩信事件以来，刘邦和整个功臣集团上层的关系已经远离了战争年代同甘苦、共患难、双方心里都很踏实的状态。功臣一方人人自危，皇帝一方人人怀疑。刘邦越来越直接地注意到了君臣之间强烈的对立情绪，明白了自己对君臣互信的损害有多么严重。更重要的是，整个功臣集团中渐渐蔓延开来一种舆论，大家或明或暗都认为是他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这对曾经试图成为侠客、或许已经自诩为大侠的刘邦，会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个周蝶又是个长寿的，刘邦死后还活了二十年，经过惠帝、高后、活到了文帝年间。西汉功臣中类似这样的人物很是不少，也是影响西汉政治走向的因素之一。有闲可以集中统计下，应该也有点意思。

周緤后来改封为蒯城侯

    63 白马之盟——君臣之间的平等契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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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蔓延在整个功臣集团中的舆论压力，更由于偃武修文理念的启发、甚至可能就是出自陆贾的直接建议，刘邦决定和列侯以上主要功臣订立白马之盟。
    秦末起义伊始，各路义军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是要推翻秦皇朝、吸引人才的主要办法都是军功爵制，所不同的就是看谁能够在义军将士心目中建立政治信用——使大家相信他说话算话、胜利之后一定能如约兑现军功爵制。天下英雄于公是要推翻秦皇朝，于私就是要以性命博富贵，最为看中的就是这一点，不能白白流血流汗，更不能白白丢了性命。这就是刘邦能够得天下的最为主要的直接原因——在战争实践中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信用，韩信、陈平等天下英雄就是因此而纷纷去项羽而投刘邦。
    当年战胜项羽后在洛阳南宫置酒庆贺，刘邦曾经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他得天下的原因主要是，“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这说的是天下英雄为何能为他所用，他当时强调萧何三人说的是自己能用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双方又都明白，与天下同利、能够保证大家用功劳换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民众才是第一位的。从名震天下的头等功臣到无人知晓的一般士卒，大家都不是为他刘邦打江山，而是为自己打江山。而他对待韩信，就是不能否认的失信背约、威胁到了大家的既得权益。
    而这又是刘邦心里有点委屈的地方。他对韩信等人是不放心，可也绝对没有准备对大家都不讲信用。但现在也没有可能把这些年走过的道路重新走一遍，想要恢复重建自己的政治信用，当时所能想到的对策是和大家订立盟约。
    盟约，是春秋战国以下中原各诸侯国社会共同的、基本的政治手段。（日本有学者对此有专门研究。）秦皇朝官方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民间社会还是依靠盟约处理民间的问题。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维系九百戍卒的手段就是“为坛而盟”（《汉书·陈胜传》）。刘邦反对项羽的基本口号就是“违约”，说项羽没有兑现怀王“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刘邦已经是皇帝仍然试图通过双方平等的契约恢复重建政治信用，而不是诏书、圣旨，那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在当时社会看来，契约的作用仍然高于诏书、圣旨，信用仍然高于皇权。
    何为盟约？就是双方共同签一份保证书，就是书面的赌咒发誓、拉钩承诺“一百年不许变”。后世君臣之间哪里还有这样的事情呢？！拉钩和抓阄一样，千万不要小看。其政治前提是双方平等。在双方平等的前提下，没有了抓阄，用什么求得最后的公平？！没有了拉钩，又如何表示说话算话呢？！

    63 白马之盟——君臣之间的平等契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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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白马之盟，史籍无集中记载，但有多处提及，且将主要信息归纳如下：
    ——白马之盟是西汉赐封功臣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之一。
    班固曾经列举西汉赐封功臣的重要举措，“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这些措施是发生在若干年间的一系列事，而不是发生在某一个时间一件事，白马之盟是其中之一。
    “申以丹书之信”：即多数功臣传记中都有的“剖符定封，世世勿绝”，是赐封功臣的基本形式。丹书的内容即封爵之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这里的国，指诸侯封国。赐封的时间应该是从楚汉相争胜出之后开始，大规模分封是汉六年韩信事件之后开始，直到刘邦去世，共赐封143人。
    “重以白马之盟”：认为白马之盟的作用是提高了赐封功臣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时间应该在平定卢绾叛乱至刘邦临终之前、即高祖十二年初。（时间记载不一。平定卢绾、异姓诸侯王消失之后的汉十二年更合乎逻辑，不可能面对异姓诸侯王而大张旗鼓订立如此盟约。）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两次。一次是刘邦在世期间，应该在汉六年之后；第二次是高后二年。这里的叙述顺序应该是指第一次。两次的不同主要是，第二次没有了韩信、张良、陈平。一般论及都是指第二次，第一次的人选和顺序，除萧何、曹参之外，大多已不可考。也就意味着，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忽略、淡化，不大为后人知晓了。
    “尽差列侯之功”，是将所有列侯的功劳重新登记、排座次，正本藏于宗庙、副本交付有司，完善了相关基础资料，又明确了功臣和西汉社稷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也是吕后称制期间。
    ——白马之盟是个盟约，结盟双方是刘邦和功臣。
    史上最先提及白马之盟的，是吕后称制初的丞相王陵，“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书·王陵传》）。
    很明白，结盟的双方，一方是皇帝，一方是百余列侯、功臣集团上层。
    ——白马之盟的形式是，“刑白马歃其血以为盟也”。
    在结盟当场杀了一匹白马。汉初匹马值百金；白马更珍贵。刘邦和功臣歃血，是双方都各喝一小口，或都含于口中，或都涂在脸上，互相表示都说话算话，是平等盟誓而不是大臣向皇帝宣誓效忠。就作用而言，刑白马和拉钩是同一性质。
    ——白马之盟的性质是君臣双方平等的政治契约。
    后世解读白马之盟的内容，越来越片面，普遍解读为“非刘氏不王”，似乎只是为了巩固刘氏天下。表述较为全面的，可能是大功臣周勃之子、汉景帝刘启的丞相周亚夫。他反对刘启随意封侯，作为根据当面向刘启重申白马之盟的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刘启闻言，“默然而沮”（《汉书·周亚夫传》）。周亚夫的表述应该是较为接近盟约原文的，甚至可能就是原文。“非刘氏不得王”，是对功臣的要求；“非有功不得侯”，是对皇帝的要求；合在一起，是双方平等的权力和义务。
    秦皇朝的崩溃、楚汉相争的胜出、异姓诸侯王的谋反风暴使刘邦明白，他不能像嬴政那样抛弃诸侯制，也不能原封不动沿袭诸侯制。他作为皇帝固然不放心，功臣们更不放心。他必须采取措施，使双方都放下心来。白马之盟，就是主要措施，将双方共同的目标和平等的权利义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约束双方行为的最高政治契约，千余年后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宪章就与此类似。这是中华先民政治智慧的重要结晶，是刘邦和西汉功臣的伟大创举。他们终于在厮杀到底、某一方被消灭干净之前找到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内部政治问题的办法。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文明进步，在古文明史上很重要。

    64 白马之盟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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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将白马之盟的内容粗粗分析如下。
    ——明确了西汉的权力结构，为刘氏皇族与功臣集团划定了权力边界。
    皇族的边界是当皇帝、做诸侯王；功臣的边界是封侯、担任丞相以下各级长官。这套办法其实也不可靠。但没有其他办法，恢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就意味着重蹈暴秦覆辙，在当时还不可想象。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规定双方必须尊重对方权力边界。
    功臣要尊重皇帝和皇族的权力，非刘氏不得想着封王，更不能还是动辄就想当皇帝；皇帝要尊重功臣的权力，非有功不得擅自封侯，当然更不得屠戮功臣。
    后世突出非刘氏不得为王，是突出了制约功臣的一面，淡化了非有功不得封侯、制约皇帝的一面。其实，这两面都很重要，就经常性而言，制约皇帝的一面更重要。后世君臣矛盾的起因，大多是皇帝封赏不公。近现代往往片面强调制约功臣的一面。但在西汉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主要是制约皇帝的。
    昭帝刘弗陵时的一幕充分展示了这一点：重臣金日磾的两个孩子都是刘弗陵的玩伴，金日磾死后长子袭爵，另一个不高兴，刘弗陵想给另一个也封侯，执政霍光不同意。刘弗陵笑问：“侯不在我与将军乎？”霍光回答说：“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汉书·金日磾传》）其时距离订立白马之盟已经百余年。
    在西汉统治集团的理念和实践中，白马之盟主要是制约皇帝的。
    ——规定了双方共同享有的制约措施，“天下共击之”。
    功臣违约，皇帝可以领导“天下共击之”；皇帝违约，功臣们可以组织起来“天下共击之”。不是单方面的权力。
    ——直接政治目的是重申功臣权利。
    这也就是刘邦的苦心，试图恢复重建君臣之间的互信。
    ——白马之盟形成的制约机制有效维护了刘氏皇族权益，也有效维护了功臣集团的权益，双方结成了巩固的政治联盟。
    后世常常羡慕汉朝能够延续四百余年，深层原因是刘氏皇族和功臣集团及其后裔之间、还有功臣集团及其后裔和他们的封民之间，都能够和谐共存四百年。不考虑政治和谐而希望政权巩固，只能是守株待兔。至于依靠暴力巩固政权，就更只能南辕北辙。
    ——白马之盟是君臣共治的政治基础。
    秦皇朝的建立，是古代政治体制从联盟转向帝国、君主从盟主转向皇帝的一次失败的尝试。通过白马之盟，西汉又从帝国转向了联盟、君主又从皇帝转向了盟主，君臣共治成为了长期稳定的政治体制。这是刘邦君臣为西汉、也是为中国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后世常常以为君主皇朝就是皇帝口含天宪、乾纲独断，最少西汉不是这样。西汉自然已经不是春秋战国，但也并非秦皇朝和后世历代皇朝；它有君主专制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基本的是君臣共治。
    将明确君臣之别、扩大等级差距的叔孙通制礼仪和忽略君臣之别、淡化等级差距的白马之盟联系起来，后世就能感觉到西汉朝廷这一期间的变化，也能感觉到刘邦心中的变化。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刘邦有君主专制的一面，也有君臣共治的一面，有君主专制压倒君臣共治的时候，也有君臣共治压倒君主专制的时候，至于什么时候、哪一面占据上风，因时、因势而已。领导者不能是情绪的俘虏，更不能是意识形态的俘虏。刘邦做的并不算太好，包括张良那样与世无争的人都对他有意见，但在历代君主这个群体中，已经是比较好的了。
    白马之盟的作用超出了刘邦的想象。一直到西汉末年大起义，各路义军普遍选择刘氏后裔为首领以号召天下，最终刘秀成功建立东汉，都是以白马之盟为政治根据。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刘邦不能未卜先知，他不知道白马之盟能有多大效果，他还得继续努力。

白马之盟这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若是站在秦皇朝、后世历代皇朝的基础上看，根本就不可能。

    65 刘邦的临终诏书达到了一生政治进步的最高点（1）
    =====================================
    刘邦试图通过白马之盟恢复重建君臣之间的互信可以确认。否则，已经高高在上成为皇帝若干年之后就不必又主动放下身段、和自己的臣子拉钩。但对拉钩的预期效果，他并没有把握。
    他可能直到临终前夕才真正注意到，自己和重臣之间已经没有了正常的、必要的沟通。
    萧何，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一本正经，始终没有进入无话不谈状态。自他一时兴起将萧何械系示众，二人之间就已经只是君臣关系而没有了老伙计情分，也没有再见面的记载。
    张良多年闭门不出，其实是想摆脱直接利益关系、和他保持一种关键时候能说话的状态，但废立之争说了话没有见效，就又闭门不出了。
    两位创始合伙人、顶级重臣的态度，是他试图成为嬴政那般皇帝的重大代价，更是他终究不能成为嬴政那般皇帝的重要制约。
    陈平，在他临终之前的一段时间不在朝中。
    其余重臣或已经死了，或被他杀了，剩下的就都是非奉诏命不能擅自前来的了。樊哙那样敢于闯宫的只是极少数人，且也只是偶然为之。
    这意味着，刘邦去世时，身边并没有朝中大臣，而只有吕雉和宫中仆从。这种局面，不可能是临终时命令大臣离开长乐宫，而只可能是自他伤重不起时就已经形成的局面，是刘邦晚年君臣关系的形象体现。
    对刘邦对于君臣关系的损害，后世可能估计不足，对于功臣集团的强烈反弹可能更估计不足。原因就是多次提及的、对于当时和后世政治理念的不同认识不足。
    还有一个严重影响刘邦心情的变化，前文曾有交待。起义之后的十多年，他都是和戚夫人住在一起。而伤重不起、临终这一段，却是和吕后住到了一起、生活在长乐宫。伤病缠身的刘邦，不免情绪更加悲观、低落。
    于是，在自感来日无多的时候，刘邦又向功臣集团全体——从诸侯王到一般士卒，重点是一般将士为主体的中小功臣——发布了一道公开诏书。
    刘邦去世于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道诏书发布的时间为三月。就时间和《汉书》的记载顺序看，可以视为刘邦的临终诏书：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
    原文就是当时的大白话，且串讲如下：
    从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说起，是准备总结一生，也是作为皇帝准备向功臣群体嘱咐后事。刘邦称帝并没有十二年，这是从称汉王、成为对全天下有影响的诸侯王算起。
    第二层，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当时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概念，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和一般所谓山东豪杰，都是指全社会各阶层精英。用在这里是代称参加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全体将士，是直接对大家喊话，说自己一生就办了两件事，和大家共同打天下、共同重建天下；潜台词是说，这个天下不单单是我刘邦一个人在坐，你们大家也都在坐啊。
    第三层，从有功者上致之王到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扼要罗列从诸侯王到一般士卒在新政权中享有的份额，是论证第二层，用事实说明这个天下确实是大家的而不是我刘邦一个人的。
    第四层，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是对第三层意思的概括——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潜意识中是老皇帝针对功臣对立情绪、针对社会舆论压力为自己辩护。说我对韩信他们几个人可能有点不够意思，但对你们大家、对全体功臣真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自己应得的那一份不都还好好的吗？！你们凭什么将我刘邦视为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之人？！

    65 刘邦的临终诏书达到了一生政治进步的最高点（2）
    ======================================
    第五层，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赋予全体功臣一个权力，我死以后，只要有人敢于违背天子命令擅自起兵作乱，大家就可以共同起兵讨伐他、诛灭他。
    第六层，最后一句。明确发布诏书的目的，要求公告天下、公之于众，将稳定汉政权的希望、将自己的子孙直接托付于中小功臣。全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没有辜负大家，大家也不能辜负我。
    刘邦终于找到了在掌握政权条件下将功臣集团继续联合起来的理由和办法：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这样的皇帝虽然也称皇帝，但和后世历代皇朝、尤其是和宋元更迭之后明清两朝的皇帝比较起来，已经只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这无疑是刘邦一生政治进步的顶点。
    刘邦或许还能回忆起来当年在定陶称帝前夕和韩信打笔墨官司的话，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如今不知作何感想！从要当名副其实的皇帝到强调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就是他称帝之后的思想变化轨迹。能够有这样一个变化，是他的幸运——他有一帮特殊的臣。
    诏书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刘邦本人。萧何、张良这期间和刘邦没有见面，陈平不在朝中。文臣中接下来就是陆贾他们几位了。陆贾的文采要好很多，习惯引经据典。这道诏书不仅意思是刘邦的，文字也极可能就是刘邦原话，身边郎中略加整理而成。细细品读，甚至能够感到刘邦的无奈和委屈，以及冷静反思之后的深刻自信。
    刘邦此举是托付江山也是托付少年天子。后世托孤，对象大都是朝廷重臣、大都是多人。较早正式托孤的汉武帝刘彻，对象是长期统领尚书和禁卫大权的霍光为首的四到五人；较迟的满清咸丰皇帝奕坾，对象是长期在御前参政的肃顺为核心的八人。就形式看，刘邦可以说没有托孤。就实质看，刘邦的托孤可谓独辟蹊径，不是某个重臣或某些重臣，而是全体功臣，重点是中小功臣。
    刘邦是在平定陈豨叛乱过程中注意到了中小功臣可以依靠。之后直到英布造反，基层政权和各阶层精英都一直比较稳定，始终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他可能因此而认识到了汉和秦的不同，全面兑现军功爵制、胜利之后返乡的60万将士无意之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导阶层。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土有民的小皇帝，顶不济的也都是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又不必承担朝廷赋税的逍遥公。他们不一定忠于汉政权，但一定忠于自己的家业；而维护新政权和维护他们自己的家业其实是一回事，他们何必谋反？！只有登高一呼而没有天下响应，谁还能够造反？！后来刘氏诸侯王谋反而又都很快失败，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于是，他满怀信心向分布在天下各郡国的中小功臣发布临终诏书，将新生政权托付给他们。
    后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刘邦此举大获成功，尤其是西汉被推翻后，又能以东汉重新崛起。清人赵冀曾经注意到，说西汉末年各路义军，“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 （《二十二史札记》）。这里的民心，就是在西汉功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世家阶层的愿望。他们是社会主导阶层，他们的愿望就是民心。依靠他们巩固西汉政权，是刘邦晚年最大的成功。
    具体而言，刘邦又不能算很成功。他一直担心功臣集团上层出问题，后来出问题、真正威胁到刘氏政权的却是他老婆吕雉一族。反倒是萧何、陈平和周勃组织领导功臣集团两次平息未遂政变、灭诸吕、选皇帝，挽救了西汉政权，又将西汉推向了辉煌。当然，功臣集团能够成功，绝不仅仅是白马之盟和临终诏书的作用。那不过是刘邦给自己开的两剂后悔药。而政权和制度都弹性较大——才是功臣集团能够成功的深层原因。
    为便于更轻松地走近西汉功臣随后的故事，下面分两个部分讨论西汉这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制度。66节至83节，讨论政权性质、社会形态、意识形态；84节至96节，讨论制度建设。讨论这两个问题，自然需要从政权建立说起、从鸿门宴说起。这就有点倒叙了。特此说明。

    66 鸿门宴的前因（1）
    ====================
    鸿门宴是秦末义军内部政治斗争的拐点。
    之前主要是推翻秦皇朝，内部斗争自然有，但处于次要地位、还当真是服从推翻秦皇朝需要的；之后立即转变为楚汉之争。不是主次关系转变，而是完全成为楚汉之争。这也和秦皇朝的特殊性有关。后来历代皇朝被推翻之后都会有大大小小、反反复复的复辟尝试，唯独强大无比的秦皇朝，一旦被推翻就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没有过任何复辟尝试，好像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过它们这么一档事。所以，推翻秦皇朝的战争能够迅速、完全、几乎毫无缝隙、毫无余地地转变成为楚汉战争。
    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鸿门宴——秦皇朝刚刚被推翻，起义军内部的斗争立即激化并迅速达到第一个高潮。
    分为三个小节讨论，前因、过程、后果。
    鸿门宴的前因。
    首先是刘邦不自量力、草率行动、不买项羽的账，公开挑战项羽在推翻秦皇朝的战争中形成的事实上的天下盟主地位；其次是项羽公开试图吃掉刘邦，然后又背约、否决了刘邦已经到手的关中王。是双方在推翻秦皇朝之后、张楚政权正式建立前夕、项羽正式成为天下盟主前夕的最后一次博弈。
    公元前207年农历十月至前206年农历四月期间，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部的新丰镇鸿门堡村附近，发生了一桩改天换地的大事件——以项羽为首的各路义军推翻秦皇朝之后，在这里建立了取代秦皇朝的新政权。
    这一时间段在古代史上特殊。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来，咱们中国可以确认是有准确纪年的，而这一小段却好像没有。秦汉都是以十月为岁首，前208年的农历十月至前207年的农历九月是秦二世三年，十月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皇朝灭亡，也就不可能继续秦的纪年，史上也没有秦二世四年或秦子婴元年。而刘邦是明年（前206年）二月才被封为汉王，汉的纪年不可能早于这个时间。后来将这一时间段记为汉高祖元年的一部分，是胜利者的追记、涵盖。
    这一时间段又还是有纪年的。非秦、非汉，而是张楚。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表明——从陈胜起义称王、建立张楚政权开始，中原各地所使用的就已经成为张楚的纪年。当时社会显然是视为一个新政权、一个朝代的。
    这个政权的开国领袖，就是率先发动秦末大起义的陈胜。之后是秦嘉和景驹，然后是项梁和熊心，再后是项羽和熊心。熊心，前期称楚怀王，此后称义帝。开国时间，能说是陈胜称王的时间，也能说是项梁推举熊心的时间，但那都还只是局部政权、起义军政权。
    张楚作为全国性政权，事实上的开国时间，就是这里讨论的这一段。开国的标志性事件并非新皇登基大典，而是分封十八路诸侯。主持分封的并非楚怀王熊心，而是事实上的盟主项羽。
    项羽（生卒前232年-前202年；在位前207年-前202年），在古代政治史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于：作为推翻第一个大一统皇朝的义军领袖，并没有打倒皇帝做皇帝。他没有继承或是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只是将自己封为西楚霸王、领西楚九郡。亦即，他给自己的政治角色是十八路诸侯之首，领地大一些，在治理自己封国的同时捎带着负责处理诸侯国家之间的“国际”事务。他将熊心封为义帝，封在当时还比较荒蛮的长沙一带千里之地，表面看类似周天子，事实上是个小诸侯。他把中国重新分为22个诸侯国了。这些诸侯国才是分别领有天下的政治实体。而他建立的这个新政权并非实体，没有专职领袖，没有专职官吏，也没有专属的领地领民。

据说是在这个地方

    66 鸿门宴的前因（2）
    =====================
    切勿以为这个政权不正规。远古圣王时期、最初的中国、夏商周三代古王朝差不多就是如此，春秋时期的中国则基本如此。亦即，这才是中华古文明传统的政治体制，又可谓最古老的中国政治特色。项羽这个选择可以说是继承华夏文明、回归传统中国。
    义军首领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是历史事实。他们推翻了秦皇朝，并没有如同后世那般再建立一个新的大一统皇朝，而是建立了一个接近于春秋联盟制的联盟国家。项羽作为领袖，并没有试图成为新皇帝，而只是准备以诸侯之首充当接近于春秋五霸那样的联盟国家盟主。对于这个秦始皇嬴政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又傲视天下、独步古今的岗位，他显然是打算作为兼职、第二职业，自然也就没有准备因此向天下臣民征收赋税、摊派劳役。在后世看来，这或许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新政权，但他们自己则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改天换地的伟大历史责任，尤其是项羽。
    知名度极高的鸿门宴，就是项羽角色过度的节点，后人甚至能够感觉到他微妙的心理变化。
    项羽原本决心要杀刘邦。秦末各路义军中，承担主要战略任务的始终是项羽。楚怀王最初决定分兵进军关中、和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时，项羽也希望率军前往，怀王和诸老将却选择了刘邦。这确实不妥。既然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竞争性约定在先，就不应该再指定人选。项羽后来有意见也有道理。
    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再挥师西向，刘邦已经轻松占领咸阳，并且在函谷关一线向东设防——防御项羽。这一举动非常过分、愚蠢至极。
    项羽大怒。派英布领兵一鼓作气攻占函谷关，挥军进入关中，直逼刘邦所部。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密报项羽，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更大怒，下令全军“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第二天一早开饭、一举消灭刘邦。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在霸上。”项羽的军师范增又作了一番比较靠谱的分析：“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刘邦末日将临。
    项羽准备杀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刘邦就是一个。
    直接原因是项羽叔父项伯和张良联手相救，建议刘邦第二天一早拜见项王主动认罪、检讨。刘邦也拜托项伯先向项羽表明臣子之心。项伯则又劝说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于是，项王同意了，两番“大怒”烟消云散，一道“击破沛公军”的命令也自然取消。
    一夜之间，双方的政治立场、军事力量自然不可能变化，变化了的只能是双方的认识、心态，且主要是项羽的认识、心态。项伯建议刘邦的前提是：项羽已经是王，而你刘邦是臣；王对你不满意了，你自然应该前去谢罪。项伯劝说项羽的前提是：你已经是王，而刘邦是你的臣子；臣子先破关中，是为你立下了大功，你应该表彰嘉奖。
    项伯这个逻辑能够被双方接受的原因是——两人都正值角色变化的节点。刘邦从起义一开始就是张楚的臣子，项羽现在行使的是张楚的权力，就不能否认自己是项羽的臣子，尽管很勉强。项羽认为自己应该是王、已经是王，自然希望刘邦俯首称臣，也就不能否认臣子为自己立下的大功，尽管很犹豫。
    一方面是对刘邦向东设防怒不可遏，一方面又是同意刘邦前来谢罪，刚刚成为天下盟主的项羽有点吃不准天下盟主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范增等人也还是杀心不死，刘邦的性命就也还在危险之中。

    2021-06-23
    雨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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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鸿门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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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刘邦一早来到项羽军中，百余随从和领兵大将樊哙都被留在帐外，只他和张良允许进入项羽大帐。这显然不是会谈架势，更不是平等会谈的架势。（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项羽、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他如何进入、以何种礼仪面见项羽，史籍均无记载。但自从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开始，项羽就已经是事实上的各路义军统帅。刘邦是作为下级前来向上级承认错误来的，置身项羽军中、面临赫赫威严，他应该会选择上下关系明确的礼节，否则还谈何认罪？！史籍中他称呼项羽为“将军”，或许是史家为尊者讳。此时各路义军上下都已经是称“项王”，他的军师张良也已经是称“项王”，他是前来请罪的，难道向不明上下的将军请罪？！但史籍已经如此记载，咱们知道就是了，也权且如此引用。
    刘邦开口便是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时人谈话，确有互相称臣、以示谦让的习惯，但刘邦此时应该不是谦让，而是向项羽称臣。如此自称应该是真实的。
    项羽满不在乎，回答道：“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毫不否认已经部署大军准备动手，并将原因完全归之于对方，这都是明明白白居高临下。然后留刘邦吃饭，以示接受谢罪。
    宴席的座次是，“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这自然是项羽一方的安排，项羽自居君王，视刘邦为臣子。这可能是项羽第一次将自己定位为君王。刘邦虽然尴尬，性命可能无忧了。
    范增看出了项羽的变化，一再示意提醒，“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一刻，他坚持在君王的定位上。
    范增无奈，安排项羽从弟项庄说：“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项庄拔剑起舞，锋芒反复指向刘邦。项伯亦即拔剑起舞，借机掩护刘邦。刀光剑影回旋在刘邦身边，项羽却视若不见。这一刻，他显然又游移到了义军将领的定位上。如果项庄一剑杀了刘邦，也就杀了。
    危急之间，张良急中生智，提醒樊哙全副武装闯到宴上，“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对于这样已经不仅仅是不礼貌的行为，项羽只是本能地“按剑而跽”，还颇为客气地问：“客何为者？”张良说是刘邦的参乘，他便赐酒赐肉。这一刻，他的自我定位又向君王游移了。
    樊哙喝酒吃肉将罢、理直气壮又不失尊重地指责项羽：“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这极可能是其他各路义军下属将领中第一次有人当面指责项羽，但前提又是将项羽的角色定位为“大王”。这无疑提醒、坚定了项羽君王的自我定位。项羽好似被挠到了痒痒肉，略略有点痛但主要是舒服，刘邦已经性命无忧。
    起义以来这些年，发生在项羽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变化太大。起义当时杀太守殷通，他只是叔父项梁的跟班、杀手；巨鹿大战之前杀大将宋义，他也只是义军主力部队的次将；杀20万秦军降卒，他也不过是各路义军的前敌总指挥、一将而已。鸿门宴上，他虽然没有想要成为嬴政那样的皇帝，但少年时取而代之的愿望已经实现，他颇为直接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和正在成为各路义军的、全天下的盟主、王中之王。置身如此剧烈的角色变化之中，这个刚25岁的年轻人难免有点晕。他明白自己应该有所变化。但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该变多少，似拿捏不准。
    鸿门宴是推翻秦皇朝之后抗秦联军内部的重要博弈。刘邦俯首，就没有将领敢不称臣。项羽容得下刘邦，其他将领就都可以放心。于是，项羽轻松分封各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成为各方公认的新政权领导人。与后世改朝换代的义军内部非经互相杀戮不能推出领袖相比，项羽是在推翻秦皇朝过程中打出来的、自然形成的领袖，自然掌握了最高权力。
    项羽不是秦皇朝那般皇帝，也不是西周王朝那般天子。就分封期间言论看，他认为熊心原来的作用仅仅是“主约”，他要取代熊心的也仅仅是“主约”。后来刘邦在广武当面列举他的十大罪状，重点之一就是“主约不信”，即身为盟主办事不公。两位主要当事人对项羽身份的定位相同，是更接近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那般伯、霸。

    @老东2011 2021-06-24 15: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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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关注欢迎讨论

据说就在这个房子里

    68 鸿门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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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秦皇朝的英雄们面临的并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他们推翻了大一统君主专制的秦皇朝，并没有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君主专制的新皇朝，也没有恢复已经淘汰数百年的封建诸侯制，而是打造了一个新体制。后人戴着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忽视了数百年的联盟制，更过于突出秦皇朝的大一统君主专制，并和封建诸侯制直接衔接起来——中间不过是乱世，自然认为他们的选择非统一君主即封建诸侯了。但英雄们并没有欧洲历史模式的束缚，他们不会忽略，并且认为推翻秦皇朝之后向联盟制方向回归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项羽、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欧洲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似乎也没有将欧洲历史模式奉为圭臬，可也将项羽建立的新政权忽略了——认为是刘邦“既没有尝试恢复不合时宜的封建秩序，也未重建取代封建秩序的革命性的秦始皇体制”。（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620页。）但他显然注意到了推翻秦皇朝之后新政权的特殊性。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那一代英雄共同的价值观。从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到刘邦分封的功臣诸侯王和百余诸侯，直至各路义军将士，基本政治愿望都是要有自己的领地和领民——这是王侯将相的本质。项羽和刘邦称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天子、皇帝、伯、霸都行，关键是得能保证他们拿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领地和领民。刘邦和项羽，都只能顺应这一愿望。推翻新皇朝之后的新政权，必须是能满足这一要求的新体制。
    历史不是舞台，历史人物也不是演员——他们身后没有导演，手中没有剧本。封建诸侯制结束之后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有君主专制大一统皇朝一种选择；后世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皇朝，更并非一蹴而就。
    从公元前207年农历十月推翻秦皇朝、分封诸侯、建立联盟开始，一直到前202年农历十二月兵败垓下，咱们中国实行的不是君主专制，而是类似秦皇朝之前两千年那样的联盟制；领导中国的不是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而是类似夏商周那样封建制的大一统古王朝、类似春秋那样的联盟政府；领导人不是皇帝，而是盟主。
    刘邦从沛县起义开始就一直是张楚之臣，所属军队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但他建立西汉，又是楚汉相争胜出的结果。这就涉嫌作为楚臣背主自立、甚至弑主而立了，西汉文献中所以试图否认张楚政权的存在。但刘邦集团从沛公军到汉军再到汉国又到汉朝、刘邦个人从沛公到汉王又到汉帝，基本的根据又就是怀王之约，就又不可能完全否认，只能是模糊、淡化。这就形成了史籍上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张楚王朝。
    后世君主专制大一统皇朝占据了主导地位，更渐渐淡化了项羽建立的新政权、突出了被他们推翻的秦皇朝。但在秦汉时，恰恰相反。太史公当时就将项羽列入从远古圣王到历朝天子的本纪范围、明确视为正统，并且留下了政治倾向明确的记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项羽曾经是咱们这个“天下”的领导人。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范围，并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宽厚，而是向后人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在秦汉之间还有一个政权。取代秦的是楚而不是汉，汉取代的是楚而不是秦。刘邦和项羽之间、后来成为楚汉之间的斗争这时还是次要的，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更是次要的，他们共同推翻了秦皇朝、建立了张楚王朝才是重要的。
    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事实上没有、道理上也就不应该垄断中国古代历史。现代中国是全部中国历史的继承者而不能仅仅是君主专制大一统制度的继承者，也就更不应该否认其他各种制度、包括张楚王朝是古代历史的一部分。
    通行的历代纪元表中，今后或许会增加张楚王朝一行。

一边发一边改了一遍，初稿40万字、180小节，改下来50万字、223小节，篇章结构就这个样子了。增加较多，打算将修改后的目录重发一次。

    西汉功臣目录2
    ================

    导言

    1 牵头拥戴刘邦称帝的是韩信，又是史上拥戴第一人，可谓始作俑者
    2 韩信原本没有想到让刘邦称帝
    3 韩信为何又主动牵头拥戴刘邦当皇帝？
    4 刘邦自己为何也选择称皇帝？
    5 “悉去秦仪法”的登基大典
    6 两种大一统
    7 最后的贵族
    8 最后的贵族之最后的战斗
    9 娄敬帮助刘邦认识到了自己这个皇帝和西汉政权的特殊性
    10 季布逃过一劫更多缘于当时社会环境较为宽松
    11 燕王臧荼可能是社会制度转换期间的第一个枉死鬼
    12 变事
    13 韩信谋反可能是一桩无头公案
    14 刘邦用人也疑、疑人也用
    15 刘邦最为重用的、最不信任的都是韩信
    16 临时首都栎阳和无计可施的对策会议
    17 陈平的对策
    18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19 群体性骚动
    20 随机应变
    21 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22 群体性耦语
    23 张良是个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物
    24 大策略家的策略
    25 血缘王取代功臣王
    26 刘邦蓄意挑动、韩王信率先谋反
    27 西汉功臣接连谋反的原因
    28 叔孙通制礼仪的主要原因是刘邦需要
    29 司马光批驳叔孙通
    30 韩信无意之间又贬低了皇帝
    31 皇帝决心要证明自己很可怕
    32 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谋反
    33 燕赵多义士
    34 刘邦幸臣陈豨出任代相之前向韩信登门求教
    35 韩信策反
    36 陈豨造反
    37 萧何出面
    38 韩信之死
    39 迟到的辩护
    40 迟到的明白
    41 萧何是个古典版的精明人
    42 刘邦始终不能放心的是萧何
    43 最冤的是梁王彭越
    44 义士栾布
    45 淮南王英布造反
    46 刘邦的心机与迟到的变化
    47 薛公献计
    48 英雄的英布
    49 刘邦的发小、燕王卢绾造反
    50 刘邦连襟樊哙谋反
    51刘邦临终无心中招
    52 樊哙谋反不了了之
    53 西汉功臣谋反的突出特征是大都不冤枉
    54 后世历代功臣谋反，从隋唐开始、突出特征是大都很冤枉
    55 刘邦废立
    56 刘邦废立失败
    57 刘邦废立失败的深层原因
    58 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废立之争比较
    59 隋唐两宋元明废立之争比较
    60 满清将皇位继承的政治倒退制度化
    61 陆贾的理念和刘邦的转变
    62 动摇刘邦的最后一根稻草
    63 白马之盟——君臣之间的平等契约
    64 白马之盟的主要内容
    65 刘邦的临终诏书达到了一生政治进步的最高点
    66 鸿门宴的前因
    67 鸿门宴的过程
    68 鸿门宴的后果
    69 楚汉相争并非无足轻重
    70 张楚功臣集团和西汉功臣集团比较
    71 陈婴起义与秦末大起义的领导集团
    72 楚汉相争的结局是平民胜出
    73 军功爵制对于秦末社会很重要
    74 西汉复员军人安置办法的本质是言而有信、全面兑现军功爵制
    75 西汉功臣分享了天下土地和民众
    76 西汉功臣无意之中打造了一种“共天下”的社会形态
    77 古代中国传统道理的DNA是以民为本，最迟在三代古王朝时期已经成型
    78 早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是春秋战国各阶层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
    79 秦皇朝焚书坑儒是传统道理、是中华文化第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80 早期儒家思想是推翻秦皇朝的批判的武器
    81 刘邦祭孔是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的标志
    82 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是西汉功臣的历史贡献
    83 一点说明：秦汉之际的民、这里讨论的民与后世编户齐民的民、人民民主的民并不相同
    84 三老制度
    85 轻徭薄赋
    86 选举制度
    87 上书制度
    88 郡国制度
    89 刘邦虽然称皇帝，自己直接领有的也还只是原来汉王的领地
    90 西汉实行郡国制的原因
    91 宰相制度
    92 秦汉政治体制大略比较
    93 咱们对于秦汉制度关系的认识失之偏颇
    94 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少管事，也不是抓大放小，而是从下到上各管各的事
    95 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
    96 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的大略分析
    97 吕雉和刘邦长期分居还能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吕泽
    98 吕雉未遂政变
    99 萧何四两拨千斤
    100 萧何将西汉社会从长期战争引入长期和平
    101 西汉功臣的第一个和平生长期
    102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
    103 周昌辜负重托
    104 周昌为何辜负重托？
    105 吕后王诸吕，遭遇王陵抵制
    106 吕后成功王诸吕的幕后策划可能是陈平
    107 吕后的临终安排
    108 吕氏诸王的愚蠢首秀
    109 陈平和周勃的恩怨
    110 西汉功臣集团一大特征——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
    111 陆贾主动化解陈周恩怨
    112 陈平其人
    113 陈平成为功臣集团领袖
    114 陈平对陆贾一直保持特殊的尊重
    115 陈平、周勃联手
    116 陈平、周勃联手推出和平方案
    117 第三方率先动手
    118 大将灌婴
    119 功臣集团从一开始就是两手准备
    120 灭诸吕其实没有打起来
    121 废黜小皇帝
    122 否决齐王刘襄
    123 排除淮南王刘长
    124 选举代王刘恒当皇帝
    125 善人刘恒的故事
    126 刘恒进长安
    127 刘恒即天子位
    128 灭诸吕的未尽事宜
    129 未尽事宜的背后是西汉功臣的独立性
    130 古代武装废立典型案例比较之一
    131 古代武装废立典型案例比较之二
    132 刘恒错认恩主
    133 陈平自贬一级
    134 刘恒拒绝立太子和西汉功臣选皇帝的特殊历史价值
    135 陈平的局限性
    136 周勃“欺负”皇帝两口子
    137 贾谊入朝——刘恒君臣初过招
    138 周勃下狱——刘恒君臣再过招
    139 薄昭赐死——文帝君臣三过招
    140 张苍罢相——文帝君臣四过招
    141 新垣平灭族——文帝君臣五过招
    142 申屠嘉用权——文帝君臣六过招
    143 宦官地位是皇帝地位的影子
    144 刘恒是个好皇帝之一
    145 刘恒是个好皇帝之二
    146 刘恒完全可能成为坏皇帝
    147 皇帝的好坏与丞相的打造
    148 置身西汉看皇权弱势及其缘由
    149 申屠嘉担任丞相的同时，刘恒还选择了陶青担任御史大夫；君相之间的博弈当下是丞相赢了、长远是皇帝赢了
    150 周亚夫是西汉前期最后一个传统丞相
    151 最后一个传统丞相和皇帝母子的最后的战斗
    152 汉景帝刘启的母亲窦漪房是西汉第一个专制统治者
    153 汉武帝刘彻全面颠覆了明君贤相、以民为本、无为而治为主要内容的华夏政治传统
    154 刘彻的经济政策是竭泽而渔、重赋于民
    155 刘彻的第二把手颇为尴尬而痛苦
    156 刘彻的第二把手中充分品尝了痛苦和尴尬的是张汤
    157 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
    158 大功臣后裔淘汰殆尽
    159 刘彻淘汰大功臣后裔的小伎俩是让他们挨个担任太常卿
    160 刘彻一次淘汰大功臣后裔106人
    161 站在刘彻后期回顾白马之盟就会明白西汉政治中发生了什么
    162 西汉的兼并和抑制兼并是三方博弈
    163 文景两朝与武帝一朝抑制兼并的不同
    164 太子刘据的宾客到底是些什么人？
    165 刘彻父子二人成为两条不同“路线”的代表
    166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一：有人敢于肆无忌惮利用天家父子矛盾
    167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二：太子少傅石德对天家父子矛盾旗帜鲜明、鼓动太子抢先下手
    168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三：集权专制体制特有的欺上瞒下已经相当严重
    169 天家父子大战的原因之四：卫皇后义无反顾支持太子武装对抗
    170 天家父子大战
    171 天家父子大战惨烈收官
    172 刘彻后期特殊的农民起义
    173 刘彻后期的农民起义为何如此特殊？
    174 刘彻轮台罪己
    175 霍光改弦更张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
    176 霍光改弦更张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
    177 霍光改弦更张的重点是拐着弯减轻民众负担
    178 霍光带着脚镣跳舞还跳得挺好
    179 盐铁会议是古典版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正面批评朝廷
    180 盐铁会议是向自己的朝廷争取权力，是一种我们疏远已久、非常陌生、甚至难以理解的政治生态
    181 伪太子事件
    182 伪太子事件背后为刘据打抱不平的社会情绪
    183 为刘据打抱不平的社会情绪转化为灵异事件、借助眭弘倾向明确的解读卷土重来、涌入朝堂
    184 霍光废立之一：汉武帝刘彻确实曾经打算杀了嫡亲曾孙刘病己
    185 霍光废立之二：霍光选择刘贺继位就是为了避开刘病己
    186 霍光废立之三：废黜刘贺的社会舆论从何而来？
    187 霍光废立之四：提名刘病己的三位大臣都是在废黜刘贺、局势已经明朗之后
    188 霍光废立之五：霍光重新选择刘病己是无可奈何
    189 大忠似叛
    190 霍光挑起史上最早的大礼议之争
    191 霍光在刘彻去世16年之后才想起上庙号是政治需要
    192 胁迫刘病己改立皇后这事霍光难辞其咎
    193 霍光在兄长霍去病去世50年之后才想起续香火是预后非常不好
    194 霍氏一族被斩尽杀绝，刘病己背后有高手指点
    195 刘病己背后的高手极有可能是张安世
    196 霍氏一族被斩尽杀绝，深层原因在霍光自己
    197 西汉政治上的进退到汉宣帝刘病己在位期间基本稳定下来
    198 汉元帝刘奭期间开始出现后世熟悉的、频繁激烈的内斗
    199 西汉中后期政治变化之一：从陈汤的功劳几乎不保看汉元帝刘奭的优柔寡断
    200 西汉中后期政治变化之二：尚书（外戚、宦官）强势背后是皇权高度集中
    201 西汉中后期政治变化之三：从萧望之、贾捐之的结局看朝臣的整体弱势
    202 西汉中后期政治变化之四：从贡禹等四丞相的工作表现看士大夫的矫情
    203 西汉后期的突出特征是兼并日趋严重又不能有效抑制兼并
    204 王莽是在全社会拥戴的基础上迈开了取代西汉皇朝的步伐
    205 王莽轻易成功登顶的背后是功臣后裔
    206 王莽轻易迅速跌落的背后还是功臣后裔
    207 推动王莽轻易登顶和轻易跌落的，在理念层面都是隐藏在天命、天象背后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远古政治传统
    208 隐藏在天命、天象背后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传统，本质是人的愿望和要求，是试图以暴力起义之外的方式干预最高权力更迭
    209 推动两汉更迭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中间阶层、富人、文化人
    210 度（duó）田风波中的少年刘庄不是无师自通可能是郅恽事先讲给他的
    211 新政权建立后是度田而不是以功劳行田宅、不是均田，是东汉的突出特点
    212 东汉继承西汉土地制度、延续西汉土地关系的背后是西汉功臣封君阶层超越朝代更迭而变身成为世家阶层
    213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一：恢复重建了传统的、自然生成的、以“大家”为主要形态的社会基本单元
    214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二：恢复重建了传统的、自然生成的、以双重所有为主的田赋制度
    215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三：恢复重建了传统的、自然生成的、以“大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216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四：恢复重建了传统的、自然生成的、“大家”的社会主导阶层地位
    217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五：恢复重建了传统的、自然生成的、君臣共治的社会
    218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六：恢复重建了传统的、自然生成的一套以民为本、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社会治理模式
    219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七：对统分矛盾的成功探索
    220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八：从一日两餐到一日三餐
    221 西汉功臣的积极贡献之九：丝绸之路
    222 西汉功臣的消极作用
    223 西汉功臣主要是根据本能创造历史

    附1：通过《四民月令》看封君世家内部形态
    附2：薛氏一族八百年变迁

    @白月初出 2021-06-27 21:47:57
    以前的号忘记密码了，专门注册个号来顶楼主，楼主大才，楼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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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多谢！待出版了一定告你。

    69 楚汉相争并非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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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汉相争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并非无足轻重。双方上百万军队拼死搏杀五年岂能无足轻重？！（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项羽、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项羽分封的背景是推翻秦皇朝的革命大功告成、战争结束，诸侯各归封地，将士复原回家，分封的前景是中国已经从短暂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大一统国家回归为传统的诸侯制联盟大一统国家，将在兼职盟主西楚霸王项羽的主持下各自为政、进入和平时期。后来劝说韩信三分天下的观点，当时应该是具有很大代表性的主流观点。此前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大致都是这样的，封建的、诸侯的、联盟的大一统才是中国的、传统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秦皇朝昙花一现的郡县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反中国的、反传统的、逆历史潮流的。至于否认封建的、诸侯的、联盟的大一统也是大一统，进而上升到统一与分裂层面的解读，那是后来的事情。
    可惜，主持联盟不是力气活。项羽力能扛鼎，却没有能成功挑起这副重担。他努力了，鸿门宴就是努力的重要标志，但胸怀与策略都还是有问题。对义帝熊心，只注意到对方没有“被坚执锐”，忽略了人家“从民所望”的广泛号召力。对辽东王韩广，只注意到臧荼功劳较大，忽略了臧荼是韩广属下，且韩广的燕王又是当地民众推举；他将臧荼封为燕王、将韩广逐往辽东，韩广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对齐国田氏兄弟，则是明显不公道。主持联盟，努力公平尚且难免出问题，有意不公几乎就是自戕。
    其中最为不公的，是对刘邦。只注意到对方没有参与消灭秦军主力，忽略了人家孤军深入、破关中、下咸阳，又有怀王之约在先；最初居然只打算封给巴蜀之地，那就只是蜀王或巴王，是个蛮夷大长老了。
    已经理所当然准备当关中王的刘邦如何能咽下这口气？！手下将领也都劝他和项羽拼了，幸亏萧何冷静劝阻：
    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于是，刘邦通过张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史记·留侯世家》）自己感觉已经吃了大亏的汉王，居然还得请客送礼才得以落实。自然，也就和项羽结下了深仇大恨。
    项羽分封将罢，内部矛盾旋即爆发。先是韩广拒不东移被臧荼攻杀；后是田荣打跑齐王田都，又攻杀胶东王田市和济北王田安，自立为齐王；之后则是项羽率领的楚军和刘邦率领的楚军——后来才称为汉军——之间的长期内战，即楚汉战争。
    项羽最终战败，暴虐嗜杀是重要原因。主要有：襄城，坑杀全城平民；城阳，处决全城平民；新安，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咸阳，大肆烧杀劫掠；破齐后，坑杀田荣降卒，逼反齐国。其中共同点是战胜之后屠杀平民、降卒。不能否认其中有当时兵民一体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项羽和嬴政类似——他们都是世代贵族，平民的生命在他们看来可能真的无所谓。
    相应，楚汉战争带来的变化就更深刻。并不仅仅是刘邦战胜了项羽。后世过于突出刘邦，动辄就是高祖提三尺剑如何如何，刘邦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看。他反复强调的是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宏观一些看，楚汉战争确实是一场阶级斗争，但不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而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甚至可以看作东周平民撵走周厉王以来平民阶层最重要的胜利。
    无论是嬴政的迅速成功和失败，还是项羽的迅速成功和失败，都是贵族最后的挣扎。建立在世袭制基础上的贵族的先进性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消耗殆尽，已经不可救药，新的平民政治集团已经崛起。

    作者：送你个桃子Lv 10 时间：2021-06-27 13:53:08
    通常那些开国功臣大多数是不能善终。
    黑名单 | 举报 | 261楼 | 埋红包 | 点赞 | 打赏 | 回复 | 评论(2)
    振古如兹：黑名单举报 2021-06-28 11:25:43 评论
    大概以宋元更迭为分界，之前有但不大要紧、甚至能说还在正常范围；明清两朝确实可谓大多不能善终，最为典型的是明朝，绝大多数不能善终。
    送你个桃子： 2021-06-28 12:20:25 评论
    评论振古如兹：明朝的朱元璋这方面确实厉害，还有西汉的汉高祖也是半斤八两，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战国卫鞅，白起、吕不韦等等
    =====================================================
    欢迎讨论。咱们各抒己见啊！我读史所见：刘邦杀功臣不超两位数，朱元璋杀功臣不下五位数，此为不在一个数量级；西汉功臣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有谋反的言行，明朝功臣基本没有，此为性质有所不同。53、54两个小节所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西汉功臣谋反的特征是大都不冤枉，后世历代功臣谋反、从隋唐开始大都很冤枉。至于战国诸功臣，一般视为个案，古来史家似少有列入屠戮功臣的范围。我以为：以范蠡、文种为代表的春秋后期至战国的功臣是个过渡，之前自伊尹至管仲、狐偃等极少有被杀的，基本不存在屠戮功臣问题；之后自高颎至多尔衮极少能得善终，屠戮功臣成为标志性问题。

    70 张楚功臣集团和西汉功臣集团比较（1）
    ================================
    考察社会变迁的性质或也应该实事求是，要考察过程、要看哪些人从中受益，不能只是比照着某种理论和模式生搬硬套。
    推翻秦皇朝，六国各阶层民众起义的共同口号是推翻“暴秦”、“暴政”，这在社会公平正义层面是无可置疑的进步。但在政治上，项羽建立的新政权是个贵族政权。如果以机械的五阶段进化论而言，那就又不能说是社会进步，甚至能说是退步。
    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亦即张楚功臣集团，是取代秦皇朝的最高领导集团，他们的成分可以说明这一点。

    张楚功臣集团基本情况表
    姓名在秦项羽分封备注
    项羽楚人、大贵族后裔西楚霸王，领九郡盟主，主持分封
    刘邦楚人、亭长汉王，领巴蜀汉中率先占领咸阳
    章邯秦国上将军、贵族雍王，领咸阳以西率秦军主力战败投降
    司马欣狱吏、秦军长史塞王，领咸阳以东秦军降将
    董翳秦军都尉、贵族翟王，领上郡秦军降将
    魏王豹魏国贵族西魏王，领河东
    申阳楚人、不明河南王，领河南张耳部将
    韩成韩国贵族韩王，领韩地
    司马卬赵国旧将、贵族殷王，领河内
    赵歇赵国贵族代王，领代地
    张耳大梁士人、贵族后裔常山王，领赵地
    英布六安平民九江王，领淮南
    吴芮番阳县令、贵族衡山王，领长沙
    共敖楚国贵族临江王，领南郡怀王直属部将
    韩广上谷小吏辽东王，领辽东
    臧荼韩广手下燕王，领燕地
    田市齐国贵族胶东王，领胶东田儋之子
    田都齐国贵族齐王，领齐地部分
    田安齐王建孙、贵族济北王，领济北
    陈余大梁士人、贵族后裔成安君，领南皮三县
    梅鋗不明侯，领十万户吴芮部将

    实际分封21人。项羽为盟主，陈余和梅鋗低于王爵，一般称为十八路诸侯。可见时人并不将项羽视同于一般诸侯。
    全部21人中，贵族和贵族后裔14人，小吏3人，平民1人，不明身份3人。不明身份的申阳和梅鋗可能也是贵族或贵族后裔；司马欣虽然小吏出身，但之前为秦军长史，均不论。可以确认为贵族或贵族后裔的14人，占19个诸侯的73.7%，占全部分封21人的66.7%；如果考虑申阳、梅鋗、司马欣，则为17人，占全部分封21人的81%。
    秦末大起义是贵族领导的，起义的胜利又是贵族的复辟。后世有认为嬴政代表新兴、进步，项羽代表腐朽、落后，就是以机械的五阶段进化论的格式化认定。只是忽略了秦王族和失败的六国王族一样，和项羽也一样，都是贵族。战国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是秦国胜出，秦国贵族受益。如其他六国胜出，则其他六国贵族受益，彼此彼此，类似后世朝代更迭，主要是胜负之分，似谈不上多少进步与落后。政治斗争不一定都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更不一定都有社会意义，有的时候就是毫无进步与落后之分、毫无社会意义的权力之争，双方都可谓是草菅人命。
    秦皇朝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只是以暴力强加于社会、并完全依靠暴力维系。当陈胜、吴广偶然冲决这条暴力绳索时，全社会立即就以原有的贵族采邑为基本单元蜂拥而起。表现为，“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史记·陈胜世家》）。这些不可胜数的起义的领导者，主要的并非陈胜、吴广那般贫苦农民，而是如娄敬所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史记·娄敬传》）。齐诸田，楚昭、屈、景，都是齐楚两国的老贵族。刘邦也是起义领导者之一、且已经成为皇帝，娄敬这番话是当面讲给刘邦的，无可置疑。

据说这里是垓下遗址

此地名为虞姬湾

70小节（2）怎么又显示不出来

    70 张楚功臣集团和西汉功臣集团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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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五年楚汉战争幸存下来、进入西汉统治集团、在史籍中留下传记的西汉功臣共31人。他们在秦与在汉的个人情况变化，充分显示了楚、汉两个政权的不同。

    西汉功臣集团大功臣基本情况表
    姓名在秦在汉备注
    刘邦楚人平民、亭长皇帝汉军最高统帅
    韩信楚人平民、贵族后裔楚王汉军前方统帅
    韩王信韩人、贵族韩王汉军方面将领
    英布六安平民淮南王独立起义、率军归汉
    彭越山东平民梁王独立起义、率军归汉
    吴芮番阳县令、贵族长沙王独立起义、率军归汉
    张敖士人、贵族后裔嗣爵赵王独立起义的张耳之子
    臧荼不明，燕将燕王独立起义的韩广部将
    卢绾沛县平民、富户长安侯，后封燕王刘邦发小
    萧何沛县主吏酂侯、相国西汉第一功臣
    曹参沛县狱椽平阳侯、齐相、汉相沛县子弟，汉军主要将领
    张良韩人、贵族后裔留侯率先抗秦，刘邦主要谋士
    陈平阳武平民、读书人曲逆侯、护军中尉、丞相由楚归汉，刘邦主要谋士
    周勃沛县平民、吹鼓手绛侯、太尉、丞相沛县子弟、汉军将领
    王陵沛县平民、富户安国侯、丞相独立起义、率军归汉
    樊哙沛县平民、屠户舞阳侯、太尉沛县子弟、汉军将领
    郦商高阳平民、疑为富户曲周侯、将军独立起义、率军归汉
    周昌泗水郡卒史汾阴侯、御史大夫沛县子弟、汉军将领
    夏侯婴郡车夫、县吏汝阴侯、太仆沛县子弟、汉军将领
    灌婴睢阳贩缯者颍阴侯、车骑将军、丞相睢阳富户，汉军将领
    郦食其高阳平民、读书人其子郦疥袭父功封高梁侯刘邦前期主要谋士
    张苍秦廷柱下史官北平侯、相府主计、丞相高级知识分子，汉初文官
    陆贾楚人、书生太中大夫刘邦后期主要谋士
    娄敬齐人、书生建信侯、郎中刘邦后期主要谋士
    傅宽韩人、不明阳陵侯、齐相、代相独立起义、率军归汉
    靳歙鲁人、不明建武侯，骑都尉汉军将领
    任敖沛县、狱吏广阿侯、上党太守沛县子弟，汉军将领
    申屠嘉梁人、强弩手郡守、御史大夫、丞相汉军下级军官
    叔孙通鲁人、秦廷博士稷嗣君、太常、太子太傅高级知识分子
    季布楚人，平民侠客郎中、郡守项羽将领，后归汉
    栾布梁人，略买为奴都尉、将军臧荼、彭越将领，后归汉

    其中，刘邦等6人在秦为县乡小吏，韩信等3人为贵族后裔，韩王信等2人为贵族，黥布等4人为底层平民，卢绾等3人为中小地主一类富裕户，陈平等4人为平民读书人，周勃等3人为工商业者，张苍等2人为朝廷官员，臧荼等4人身份不明。
    以当时名义社会地位归类：贵族和贵族后裔5人，占16.1%；其余26人皆为布衣，是平民，占83.8%。
    以当时实际社会地位归类：2贵族和2朝官属于中层以上，除韩王信外，都是县以上官员，占13.4%；6小吏、3贵族后裔、3富裕户、4平民读书人、3小工商户属于平民阶层，共19人占61.3%；4底层平民、4不明身份者为最底层一类，共8人占26.7%。也不绝对，韩信虽是贵族后裔，但已食不果腹，也可以算最底层一类。平民以下社会底层最少27人，占87.1%。
    以文化水平归类：叔孙通为秦廷博士，张苍曾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吴芮是县令，韩王信和张良是贵族，萧何是县衙门主吏，张敖、郦食其、陈平、陆贾、娄敬、韩信是民间学有所成者，这12人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占38.7%；刘邦和卢绾是同学，王陵和郦商家里比较富裕，还有曹参，能算初级文化水平，5人，占16.1%；其余没有文化或较低的14人，占45.2%。
    以职业归类：2朝官、6小吏和县令吴芮为国家干部或事业人员，占29%；卢绾等3人和韩王信类似后世的地主，占12.9%；3贵族后裔和4读书人，即古代所谓游食者，占22.6%；其余11人是体力劳动者，占35.5%。
    以地域归类：一般所谓丰沛子弟，包括刘邦本人在内11人，占35.5%；其余分布在中原六国。
    毋庸置疑，两个功臣集团的不同，在贵族与平民。

第70小节中有两张表复制粘贴之后就只有表中内容没有表格了随后琢磨下怎样转换如能转换就再发一次

着急学不会再说吧

    71 陈婴起义与秦末大起义的领导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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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能说明秦末大起义领导集团社会性质、且形象而生动的，是较早起义的陈婴。
    陈婴，秦时东阳县令属下小吏，工作性质和曹参相同。大泽乡起义时该县数千人聚集响应，强请陈婴为首领。很快又扩大为两万人，乡里少年便请他称王，陈婴也有点动心。
    这里的乡里少年打算请陈婴称王、和陈婴也有点动心，背后都是一种新理念——人多势众就可以称王。这种理念和陈胜的理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显然是一回事。这说明，这种新的理念不仅已经出现且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得到承认。但还是没有成为主流。这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陈婴的母亲持有的理念。
    陈婴母亲劝阻陈婴说：“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陈婴遂坚辞不就，对大家说：“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史记?项羽本纪》）
    这支两万人的队伍于是投奔了当时只有八千人的项梁。（一定会有读者联想到两千年后武昌首义将士强推黎元洪。相距两千年又何其相似乃尔！真无限感叹。）
    项梁和项梁这样的老贵族，大多数可能就是这样成为起义领袖的。
    除陈胜、吴广等少数贫民之外，秦末大起义领导层的主体是贵族。他们几乎是一开始就自然成为各地义军的领导。秦皇朝尚未最后灭亡，六国复辟的局面已经形成，胜利也就自然成为贵族的胜利，新政权也就自然成为贵族的政权。

    72 楚汉相争的结局是平民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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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楚汉相争的结果是——平民为主的西汉功臣集团取代了贵族为主的张楚功臣集团，成为新的最高统治集团。西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百姓建立的政权，西汉的历史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幅平民百姓挥洒的巨幅画卷，是形象生动的各阶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所谓人民创造历史，是说全部历史都是人民创造的，古代历史自然也是人民创造的；而不是说古代历史是一个个皇帝创造的，现代历史才改为人民创造。（这点认识应该不言而喻。但社会认识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相对最近数十年来拼命歌颂皇帝的社会认识现状就更非如此。所以，借此机会强调。人微言轻，绝不指望自己这寥寥数语能够改变什么，只是聊表寸心而已。）
    西汉平民创造历史，只是就出身而言，并非说他们已经清醒理智地按照某种理论或模式打造了一个政治平等的平民社会。这个真的没有。他们对秦皇朝有共同的不满，对于推翻秦皇朝之后的社会有本能的共同向往，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共同的伟大理想。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更多的还是以贵族为榜样。前文曾有交待，刘邦集团中的曹参、周勃、灌婴等人，起义之初的身份是中涓——为刘邦家里打扫卫生的侍从，接近宦官、奴婢；樊哙、审食其是舍人——相当于门客；明确为客、社会地位和刘邦平等的只有萧何、张良、周苛、吕泽等人。刘邦显然是比照着贵族和领民的关系处理自己和下级的关系。他的翻身当家做主人，更多的是自己模仿贵族、自己成为贵族，麾下将领大都只是成就了他个人的翻身当家做主人，一般平民百姓就更谈不上了。
    历史反复证明，平民并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比贵族进步。项羽是贵族，推翻了秦皇朝并没有继续当皇帝而是选择了盟主；刘邦是平民，取代了项羽并没有继续当盟主而是又选择了皇帝。
    但他们是一个平民政治集团毋庸置疑，他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毋庸置疑，他们将会本能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社会毋庸置疑，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政治现象。
    大一统皇朝格式化导致对古代历史的一系列误解。影响较为深远的是，以为君主集权专制的大一统皇朝以及皇权至上的理念，都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都和古代历史一样悠久。这肯定不是事实。“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史记·娄敬叔孙通列传》）；“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这是司马迁、班固都明确赞同的观点，两位又都特别说明这在当时就是古人之言。这意味着，这两句话背后的政治理念，自三代至两汉，有可能是尽人皆知的社会共识，没有谁认为国君就一定比平民英明伟大，反倒是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经过秦末天下英雄联合推翻秦皇朝的伟大实践之后，更成为社会共识。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西汉功臣建设新政权很重要，对于我们认识这个新政权也很重要，对于认识两千年君主社会的发展变化则更重要。
    以上是对西汉政权性质的粗略解读。

秦汉东阳城遗址，或有陈婴足迹

    73 军功爵制对于秦末社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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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政治层面，周公姬旦是咱们中国富于创新精神的老前辈，许多成果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较为突出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是社会制度，又是政治制度，还是政治策略，自西周以来成为社会共识、基本规则。长处在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短处在于干得好不如生得好、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自春秋以来大家竞相挑战，但不是抛弃而是改造。晋国的赵简子率先改为根据军功赐爵，各国逐渐引进推广。秦国能够在兼并战争中胜出，就是全面彻底实行了军功爵制，“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一颗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亦即贵族武士的脑袋，可以换田一顷、宅九亩、一个仆人、还有当官的资格。这诱惑力绝非一般。但都是在贵族范围内——有资格取人首级者、有资格被人取首级者，都必须是贵族。贵族制度的束缚可见根深蒂固，商鞅这般大改革家也难免。
    率先突破这一限制的，可能是跟着贵族上战场牵马坠蹬、提供服务的领民——打起来不免一起打，被打的时候不免一起被打——即战争实践改变了规则。秦军中形成的具体办法事实上并不区分甲首与否，只要是人头就算，实行“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史记·鲁仲连列传》）。秦国原本有多少贵族，中原各国大略都知道；如此数量，就肯定是杀了大量平民。秦国因此被中原社会称之为“尚首功之国”，汉语中首级这个词本意就是如此。平民的解放、最先取得和贵族平等的权力是在战场上——享有同等杀人、计功的权利，也享有同等被杀、被计功的资格。真正的进步往往既不好看、也不好说，但极端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战国各诸侯国攻伐频繁，秦国这一套办法也就不可阻挡地推广开来。
    秦末大起义一开始，各路义军都自觉使用这一手段。军功爵制这种贵族特权无形之中变成了平民的普遍权力，建立大一统皇朝的工具无形之中变成了推翻大一统皇朝的工具。不仅中国历史往往如此，其他国家历史也往往如此。
    最早运用到朝代更迭战争中的是蒯彻。秦二世元年，刚刚起义的陈胜派将领攻略燕赵。蒯彻先以军功爵制诱惑范阳县令徐公投降义军，又诱惑义军将领接受徐公投降，然后再诱惑义军将领推广徐公模式，燕赵三十余郡县轻松脱离秦皇朝。此人谋略水平似不低于张良、陈平，只是未遇英主。
    整体比较，用得最好的还是刘邦。秦二世三年进军关中途中、占领南阳时，南阳太守的舍人陈恢越城来劝，指出硬打必定两败俱伤，“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这可能也是个蒯彻一般角色。刘邦立即封南阳太守为殷侯、封陈恢为千户，南阳数十城应声而下。刘邦进入咸阳后，占领关中各地的基本手段是以原来秦国官吏为向导、派出义军将领前往各郡县宣布约法三章。其中原因，除了秦本土民众内心早已抛弃秦皇朝外，就是军功爵制运用得好。
    最先建议刘邦将军功爵制上升到基本战略高度的就是韩信。汉中登坛拜将之后，韩信和刘邦有一番长谈，先是列举了项羽的匹夫之勇、背信弃义、暴虐嗜杀等缺陷，然后建议刘邦：“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史记·淮阴侯传》）刘邦熟谙人情世故，立即就对军功爵制更加重视起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重入关中时，派出诸将重新夺取关中各郡县，公开口号就是，“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
    最先帮助刘邦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是张良。郦食其对于利用旧贵族争取民心看得过重，建议刘邦重新分封六国国君后裔。张良高调反对，一针见血指出：“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刘邦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实行军功爵制应该是面向天下平民而不应该是恢复贵族制度，赶紧把刻好的六国大印全部烧了。
    最先活学活用的是郦食其。此人并不固执己见。汉三年秋，他主动请缨、单人匹马说降齐国，打动田氏兄弟的就是以功劳行田宅，说刘邦的基本政策是，“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史记·郦生列传》），明确告诉田氏兄弟，军功爵制在刘邦那里已经上升为与天下同利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诱惑力太大了。如果不是蒯彻蛊惑韩信捣乱，郦食其一定成功。
    军功爵制在有效凝聚汉军的同时也奠定了汉军的利益格局。

据说这是赵简子

    西汉诸人中，对军功爵制认识最为深刻、视为基本战略的是这两位

    74 西汉复员军人安置办法的本质是言而有信、是全面兑现军功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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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西汉后，刘邦对于是否全面兑现军功爵制多少有所动摇——到了动真章的时候有点舍不得了。但战争刚刚结束，在前方统帅韩信和总参谋长张良的明确坚持下，还是颁布了古代史上第一套复员军人安置诏书。主要规定有七条：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自中原六国参军的汉军将士自愿在关中安置者免除税赋十二年，返回原籍者免六年。（另有骨干军事力量三万人统一留在了关中，分给渭北无主膏腴之田，号“元从禁军”；老不任事，以子弟代，又称为“父子军”。）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这里的“不书名数”，似乎不是指没有户籍，应是指未曾册封、没有旗帜名号的小股起义者和散兵游勇。刘邦决定不视为群盗土匪、不镇压扫荡，还复故爵田宅。如此胸怀，历代皇朝建立者中似不多见。而能考虑到这一部分人，又是刘邦在政治上成熟之处，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样子。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长期战争、社会极端贫困，这个数量可能较大，这是以国家权力帮助解放。可能不包括世代为奴者，亦不可能强制。东汉建立期间也有此类现象，是否可以视同近现代的解放奴隶，未可轻论。但这是平民本能的同情心、进步性的重要表现，又未可轻视。
    ——“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对下级军官和一般士卒实行大赦，无罪又无爵及爵位不到大夫者，一律赐爵大夫。亦即，一般士卒最低赐爵大夫，汉军将士全数成为爵在大夫以上的功臣。这一条很重要，是汉朝实行军功爵制和秦朝实行军功爵制的重要不同。
    ——“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对原来爵在大夫以上者，一律加赐一级，以维护军功爵制的公平和严肃。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爵在七大夫及以上者，一律既封土又封民，成为封君。
    ——“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爵在七大夫以下者，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
    颁布安置诏书的同时，还以诏令的形式同时下达了落实办法：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这样一来，军功爵制终于在整个汉军当中兑现了。刘邦终于在这个最大的问题上做到了言而有信，60万幸存将士最大的担心终于得以放下。
    就是在此基础上，刘邦在洛阳南宫置酒庆贺“革命”胜利，让大家讨论胜利的原因。大家认为，“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他认为是自己能用人。双方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又是一回事——他想的是自己的江山是怎么来的，大家想的是自己的封邑是怎么来的。
    韩信当年的建议，张良、郦食其当年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全体汉军将士的共识。

对于胜利的原因，刘邦和功臣双方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又是一回事——刘邦想的是自己的江山是怎么来的，功臣想的是自己的封邑是怎么来的。

    75 西汉功臣分享了天下土地和民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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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汉军长期全面实行军功爵制、坚持“与天下同利”，受益者的绝对数量很大。辩证法讲质量互变，这种数量上的不同，不仅是秦汉军功爵制的不同，更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无意之间改变了社会形态。且将这一改变剖析如下：
    第一、缘于秦末大起义的普遍性、自发性。
    秦末大起义和后来改朝换代起义的不同点很多，甚至可谓不是一回事。
    后来的多是某一个地域的。例如元末主要是黄淮一带，明末主要是陕西、河南一带；秦末则是遍布中原六国，是普天下的大起义。
    后来多是某一阶层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的起义；秦末则是所有各阶层精英普遍参加的，平民、官吏、贵族后裔、农民、奴仆都有，包括原来六国统治集团那样的大贵族阶层。
    后来的多是因为饥荒等经济原因；秦末则是因为反抗暴政这样的政治原因，随即迅速蔓延成为被兼并者反对兼并者、被统治者反对统治者、被占领者反对占领者、被侵略者反对侵略者的大起义。基本模式是陈胜登高一呼而天下响应，各郡、各县的起义大多是自发、独立发动，中原六国范围内数百、数千一股的义军到处都是。
    汉军就是在此基础上整合而成，起义的普遍性和自发性决定了汉军将士政治倾向和基本诉求的代表性和独立性。
    第二、缘于西周以来的贵族阶层整体上已经消亡。
    自春秋以来，经过战国长期兼并战争、三年推翻秦皇朝的战争、五年楚汉战争，贵族阶层整体上被碾压殆尽，剩余的又被迁徙到了关中。自西周以来他们一直稳定承担的社会主导阶层功能也就无法继续，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空白。对于汉军将士变身而来的功臣封君阶层则是历史机遇，自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成为社会主导阶层。
    第三、缘于田赋制度的回归重建。
    远古中国其实没有单一的土地制度，而是将土地和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田赋制度。这可能也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注意的中国特色的现象。
    传统的田赋制度从井田制八家各有私田百亩、共耕公田百亩而来。每一个百亩和每一夫一妇组成为一个田赋单位——户；一般不单论田或单论夫，那没有意义。户的数量，领主所掌握的长期只是最初册封的名义数字，准确的一般都不知道，尝试统计则往往会惹出麻烦。这是一种由部族制度发展而来的、粗疏而模糊的、宽松的、以封建贵族领主所有为主、天子和封建领民所有为辅的田赋制度。
    春秋战国的兼并无论规模大小，都只是一定数量的户在新老贵族领主之间易手，并没有改变田赋制度。军功爵制赐爵的数百、数千以至数万户，就是这样的户，不只是人。
    咱们中国的土地制度，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双重所有或多重所有的田赋制度，贵族领主和天子、领民对于同一块耕地享有不同层次的、互不排斥的权利，而不是欧洲那种绝对的、互相排斥的公有、国有或私有、民有的土地制度。这是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中国特色。
    秦皇朝建立后“令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制度，因为最主要的变化是否定了贵族领主的所有权，被当时社会理解为单一的土地公有、国有了，落实情况并不好甚至可能很糟，在推翻秦皇朝战争中又被自然否定。
    前文曾经谈到，楚汉相争胜出后，西汉在洛阳大封功臣，遭遇了将天下土地全部拿来赐封功臣都不够用的问题。这并非是要在普天下否定土地私有、剥夺私有土地，推行土地国有，而是否定了当时社会理解的秦皇朝的单一土地公有、国有，回归了传统的以贵族领主所有为主的、天子和领民所有为辅的田赋制度。标志性动作就是以功劳行田宅，其实是以功劳行户——一个成年劳动力和他的一家人以及百亩土地。由于原有的老贵族阶层已经被长期战争碾压殆尽，也就不仅是恢复了田赋制度，而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重建了新的贵族阶层，即由60万汉军将士变身而来的功臣封君阶层又进而衍生成为世家阶层。这是翻天覆地的社会重构。
    于是，西汉的土地制度如同其他制度一样，向封建方向回归。土地和民众重新成为双重所有的，形成了一种类似封建贵族田赋制度的世家田赋制度。土地总体属于大汉国家和皇帝，具体属于大大小小的功臣封君；民众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更是封君的封民。封民和皇帝是间接的从属关系，和自己的封君是直接的从属关系，且有通财共产的一面而更重要。

75 西汉功臣分享了天下土地和民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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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汉军将士全数成为有土有民的封君或小地主。
    《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载有以爵位赐田宅的一般规定。赐田规定为，“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夫五顷；公卒、士伍、庶人各一顷”。赐宅基地的规定以30方步（1步6尺，大约1.3米）为1宅，各等级的数量与赐田相同，大夫也是5宅。（《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2页。）汉军还乡将士安置诏书中明确规定汉军下级军官和士卒最低赐爵大夫，就是相对于这里的“五顷”、“五宅”的，那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是空话。
    史籍与出土文献两相对照，汉军将士返乡后，一般士卒、大夫最少也能得到一份田宅——耕地5百亩、150方步的宅基地一处。按照一夫百亩的平均耕作水平，经营这5百亩耕地，最少需要雇佣4个成年男丁或出租4百亩，就相当于——但并不等同于——后世的中小地主了。七大夫以上的，安置诏书明确规定“皆令食邑”，得到的是多少不等的户，既有封土也有封民，就是大大小小的封君、土皇帝了。
    第五、汉军将士分享了全国的土地和民众，成为社会主导阶层。
    垓下大战时汉军参战人数为50余万。没有参战的曹参所部，一般在10万以上。最少还需部分兵力留守关中。汉军总数应该在60万人以上。
    我国史上军队官兵比例在1:10至1：1.15之间，且将汉初比例估计为1:5。且将汉军下级军官和一般士卒变身为中小地主的粗估为50万人，共占有耕地2.5亿亩。中上级军官变身为大小封君的大概为10万人，以每人占地50顷折算，共占有耕地5亿亩。再考虑到皇室成员、诸侯王的宫殿和园林占地，总数还要大一些。西汉末年全国耕地总数为8.27亿亩。前文多次论及的天下土地不够兑现军功的问题，应该是根据秦廷土地档案测算的结果，是客观表述而并非极而言之。由此可见，幸存的汉军将士、亦即西汉功臣极有可能确实分享了当时的全部耕地。
    以上只是测算，军功爵制的主要形式是食邑，既封土又封民。封君所得到的，原则上是包含一顷耕地、一个成年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为一户的若干户。其中：
    ——汉初赐封的143位列侯食邑总数，根据相关资料测算，大约30万户、159万人。
    ——关内侯至七大夫如果以10万人、每人封土50顷、共5亿亩测算，大约500万户、2200余万人。这当然都只能是档案数字，战后各郡县户口实际数字，汉初朝廷还不可能掌握。但这个数字又是可以佐证的。
    ——七大夫以下一般士卒的2.5亿亩耕地，大约控制200万户、900万人。
    总数：列侯食邑30万户、159余万人+七大夫以上功臣食邑500万户、2200余万人+七大夫以下一般士卒约200万户、900万人=730万户、3259万人。再加功臣自身60万户、大约300万至500万人。西汉功臣领有或控制的总数为790万户、3559万至3759万人。
    专家估计，西汉初期的总人口只有大约1500万。功臣得到的食邑户数就只能是秦朝留下来的档案数字，号称而已，实际户数往往只有一到三成。这三方面数字互相佐证，又都是比较可信的。唯有极少数、如陈平那样的特殊功臣才有可能得到名副其实的实封。因此，刘邦才需要在颁布安置诏书的同时下发落实办法。因此，大大小小的功臣都会竭尽全力兑现。因此，一定有相当一部分功臣最终也没有能够全部兑现，而那是因为已经没了——他们不知不觉地领有、占有、控制了全“天下”的土地和民众。

    76 西汉功臣无意之中打造了一种“共天下”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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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功臣领有、占有、控制了“天下”的土地和民众，也就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他们作为封君、雇主和自己的封民、雇农结合起来，组成了经济、政治联系都比较紧密的大大小小的家族,又在朝廷封爵制度的保护下世代相传，成为大大小小的世家。后来相当长时期内，秦皇朝留下的郡县制只是一层外壳，但也没有完全回归西周的封建诸侯制。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基本单元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的世家。大的，可以包括若干个县以至郡；小的，可以只是一个乡、里，甚至更小的自然村落。主持朝政的衮衮诸公来自他们之中，主持乡里大酺的苍髯老者也来自他们之中，一个新的社会主导阶层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一直是类似的“大家”——部族大家，贵族大家。秦皇朝强行改变成为以一夫一妇的核心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家社会。西汉以功劳行田宅，封君食邑成为基本单元，又改变了社会结构、恢复了“大家”社会。
    对于这种社会形态，最先给予理论概括的可能是张良，称之为“共天下”。
    汉五年冬十月，刘邦令韩信、彭越率军前来围攻项羽。二人未能及时到达，项羽又回军大败汉军。刘邦问张良：“诸侯不从，奈何？”张良借此机会讲了一番大道理：
    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也。
    眼看就要胜利了，一直不给人家分地，不来也在情理之中。你如果能和大家“共天下”，必定应声而至。封韩信为齐王，并非您本意，韩信也不敢当真。梁地本也是彭越打下来的，您因为魏豹的缘故只给了个相国；后来魏豹死了，彭越早就等着当梁王，您也迟迟不做决定。您如果能将两地封给两人，项羽这次一定彻底失败。
    中国古代的道理大都是这样讲出来的，抽象的理论专著很少。如果只有理论专著阐述的才是道理，许多重要的道理就会被忽略了，不仅有西汉这里张良的共天下和陆贾的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上至远古有周公姬旦的以民为本、姜尚的因俗而治，下至中古有李世民、魏征君臣的载舟覆舟，再至近古有北宋的君臣共治，等等。还有很多，已经被忽略了。
    在张良这里，分地=以功劳行田宅=“共天下”。这里的“共”字，在古汉语中指共同持有。颜师古的注解则更明白，“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汉书·高帝纪》注）。这是明确认为，封建、分封、分地就是共有，亦即普遍的、均衡的私有才是共有。对于中华先民这个重要的辩证认识，咱们可能严重忽略了。
    张良对于西汉“共天下”的实践和理念都很重要。最先提醒刘邦坚持面向平民以功劳行田宅的是他，推动刘邦首先给韩信、彭越兑现的是他，最终推动刘邦通过还乡汉军将士安置办法落实以功劳行田宅的是他和韩信。唯其因此，他可能是唯一确切知道这套办法和刘邦的想法有多大差距的，所以胜利以后不做官、不要三万户，以明心迹、以求自保。
    对于“共天下”，刘邦一开始只是被张良、韩信等人推着走，内心还是羡慕嬴政那样的皇帝，还是在“共天下”和家天下之间挣扎，在“共天下”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间挣扎，并且尝试向老弟兄们争权夺利，因而陷入了长期激烈的内部斗争。真正认识这一点，显然是发布临终诏书的时候。临终诏书就是建立在“共天下”的理念和既成事实之上的。共有天下决定了共有皇权，共有皇权就是相对皇权、有限皇权，只能君臣共治。他改变不了“共天下”的理念和既成事实，也就无法成为嬴政那样的专制皇帝。
    从韩信请封假齐王时对于“共天下”的怒不可遏，到垓下大战中对“共天下”的被迫接受，再到因为“共天下”杀了韩信、彭越又和诸侯王陆续开战，又到临终诏书以“共天下”团结功臣集团共同守护西汉政权，就是刘邦的心路历程。
    张良的“共天下”，应该也能算作一种古典版的中国特色的道理。两千余年后，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曾经有无数庄稼汉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流血牺牲。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会不会和张良的“共天下”有某种联系？！
    以上是对西汉社会形态的粗略解读。

古代少见群体图像，这是现代作品

    77 古代中国传统道理的DNA是以民为本，最迟在三代古王朝时期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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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为古代中国的传统道理始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那就肯定错了，甚至可谓数典忘祖。逻辑而言，中国社会的历史有多长，古代中国的传统道理就有多久。近年来有句话很潮，说真理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前提自然是为了增强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但真理迟到的那一段岂不就是没有道理、不讲道理的社会了吗？局部的、一小段，确有可能。整体的、长期的没有道理、不讲道理，那还是人类社会吗？远古中国没有过这样的阶段。我们可以确认，中国社会的历史有多长，古代中国的传统道理就有多久。
    咱们中国的传统道理经历了一个沧海桑田的过程，到西汉建立的时候为止，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古代中国传统道理的DNA是以民为本，最迟在三代古王朝时期已经成型；
    早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是春秋战国各阶层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
    秦皇朝焚书坑儒是传统道理第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早期儒家思想是推翻秦皇朝的批判的武器；
    刘邦祭孔是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的标志；
    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是西汉功臣的历史贡献。
    每一阶段一个小节分述如下。本小节即为第一阶段。
    古代中国的传统道理，最迟应该在夏商周三代古王朝时期就已经成型。
    在传统道理发展史上极其突出的百家争鸣，在三代古王朝时期就都有渊源，不可能是到了春秋战国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最初所谓“家”，只是指世代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大家”、指家族，而不是指专家学者。
    其保存，集中的大概就是《尚书》中的表述，分散的就是《逸周书》、《竹书记年》、《左传》、《诗经》、《国语》、《战国策》当中的表述。应该都是经过焚书坑儒而硕果仅存。
    其标志性内容，可以大略概括如下：
    ——以民意当天意，遵从民意就是遵从天意。
    ——将民众当神主，敬民就是敬神。
    ——民众的地位重于国家，更重于国君；国君地位相对而非绝对。
    ——注重民意、取信于民、因民而顺治。
    ——慎刑、慎罚。
    ——爱惜民力。
    ——劝民、导民和听民并重的思想等等。
    ——当然，也意识到了民意对国君的危险性。
    ——最终，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孔孟之道。孟子的表述，往往令人感觉已经非常接近于甚至已经是民主思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一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区间，中国还没有皇帝，这一期间的道理也就肯定不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在政治上和后来的道理也就肯定不是一回事。长期以来，咱们只是通过批判孔孟之道而间接批判三代，基本没有意识到历史大河源头那极可能完全没有君主专制污染的涓涓清流。
    因为社会实践中还没有皇帝，又因为是各“家”分别负责，这一期间的道理就不仅不是以君为本的而且是以民为本的，权力观念就不仅不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概括而言就是自“家”的事情自家说了算，大家的事情大家说了算；任何一个自“家”都不能独断专行大家的事情，任何一代“大家”也不能越俎代庖任何一个自“家”的事情，这似乎就和无为而治接上了。以民为本理念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是无为而治还能是什么呢？！
    这或可以视为三代以上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道理的DNA。

这可能是对远古中国传统道理影响影响较大的一位

    78 早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是春秋战国各国、各家、各阶层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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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为早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始于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那也肯定错了，甚至可谓欺师灭祖。最早祭孔的皇帝，就是汉高祖刘邦，后边会说到。
    早期儒家思想能够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主流道理，是春秋战国各国、各家、各阶层民众长期自主选择的结果。所谓各阶层民众，就是从最高层的各国、各家统治者到最底层的奴婢、仆役，都在内。所谓长期自主选择，首先是说完全自主而不是被迫。后世中国被迫选择的事情多了，但在当时还没有皇帝，也就没有哪一个人具备相应的手段和权力。因为是各阶层自主选择，过程也就很漫长，大致是从孔子的论述形成到秦汉之际、大约三百年。这也反过来说明，这件事情只能是各国、各家、各阶层民众长期自主选择，当时并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有如此长寿、如此权力、如此耐心，也没有哪几个统治者能够如此前赴后继。
    春秋战国五百年，社会的突出特征是礼崩乐坏。原本就只是宗主而并非皇帝的周天子又严重“式微”，说话没人听且自顾不暇。春秋五霸以盟主身份代行宗主权力，又都只能各领风骚一阵子。战国七雄竞争惨烈，谁也没有能力成为盟主，最终成为七个政治上独立的、但又仅仅是政治上独立的君主国家。
    就是在这“天下”无“主”的五百年间，早期儒家思想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民间的主流思想。这是且只能是全社会各国、各家、各阶层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因为，任何一个诸侯国、任何一个国君都没有这种独立的权力、更没有这个独立的能力。孔子、孟子，只是最早的民办教师；《论语》、《孟子》，只是他们自编的民办学校教材；早期儒家思想，只是由孔孟提出、经儒生传播的一家之言。他们更没有能力强迫社会接受，而只能是被各国、各家、各阶层民众自主选择、自觉接受而成为民间道理。相关事例很多，不赘。
    而能够被民众自主选择、自觉接受，又是因为其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的，既呼吁仁政也呼吁忠孝，既教育君王也教育百姓。所以，早期儒家思想很快成为价值标准，成为权威道理，孔子因此被称为素王；早期的儒生们或风流倜傥、坐傲王侯或周游列国、指教诸侯。
    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是且只能是高于君主、约束君主而不是片面忠于君主、约束百姓。当时那么多君主，他们忠于哪一个呢？早期儒家思想的基本政治立场是且只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的，所以才能被各国、各家、各阶层民众选择、接受。这是传统道理DNA的自然延伸。
    钱穆先生有一番话或有助于咱们理解这一现象：
    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数之思想家，正所谓先知先觉，先得众心之所同然。然后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以彼少数思想家之心灵，发掘出多数心灵之内蕴，使其显豁呈露，而辟出一多数心灵之新境界。某一时代思想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同时成为显学的还有墨家思想，表现为崇尚侠义的社会风尚，也是相对于礼崩乐坏、“天下”无“主”的。
    无论理念还是实践，贵族都已经无力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儒家思想解决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判断公平正义的理念需要；墨家思想、侠客义士解决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主张公平正义的实践需要，二者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韩子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史记·游侠列传》），就是站在官方角度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站在平民百姓角度，那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豪杰。
    春秋战国社会秩序、尤其是基层社会，主要就是靠这两部分人维护的。相对于孔子成为素王，战国四公子就是顶级大侠。他们的声誉和孔子一样，突破各诸侯国的范围、超越各国国君而名满天下。司马迁所谓刺客、游侠次之；张耳、刘邦都曾经在这个队伍中。
    侠者的出现和儒者一样，是官方力量已经不能有效维系社会的自然结果。反过来，官方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又一定会遭到打压。
    最初的儒者和侠者，往往会走到一起。例如张耳和孔鲋，在战国后期是光明正大、影响一方、声名远播的大人物。秦皇朝建立后，突然成为违法犯罪分子了。官府通缉他们，就是要收回权力。
    后世有所谓中国人不可一日无君的说法，春秋战国五百年没有统一的君主，却成为了古代第一个黄金时期，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许多对中国人的毛病一概而论、恨铁不成钢的说法，都只是针对秦以后两千年而言，如果针对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往往是以偏概全。）

第78小节重复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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