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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5页]

作者:振古如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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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否决齐王刘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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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盈诸子的合法性被否定，刘邦嫡子一脉等于绝嗣。刘襄的父亲刘肥是刘邦庶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排队，刘襄作为长房长孙就是当然的皇帝。但知情的或比较细心的朝臣都明白，刘襄早在被灌婴大军挡在荥阳的时候就已经被否决了。（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的不一一加注。）
    灭诸吕行动结束后的九月十八日，朝廷派人“以诛诸吕事告齐王，令罢兵”（《史记·吕太后本纪》）。
    灭诸吕的行动十一日就全部结束了。7天后才派人通知刘襄退兵。这意味着，双方都等了7天，也就是互相等了7天。
    互相等就是僵持，无声无息的僵持，互相等了7天就是僵持了7天。
    朝廷在等什么？等刘襄主动退兵，换而言之，希望年轻的齐王能够自觉退兵、能给自己留点面子。
    刘襄在等什么？不言自明。除了自己之外，还能选谁呢？他实在想不出。
    最先失去耐心、打破僵局的是朝廷，命令撤军，就是明确告诉他——别等了。作为率先举起灭诸吕的大旗、最为年长又封国最大的刘邦亲孙，刘襄不仅不能成为皇帝，甚至不能参与善后，且通知的形式是毫无商量的朝廷命令。这委实不客气，表现出明确的居高临下的领导姿态。这是又一次告诉刘襄，无论灭诸吕之前还是之后，长安城中一直有朝廷。
    奉派前往传令的人，是刘章。
    这一手厉害。可能是极其狡诈的表现，也可能是极其诚恳的表现。刘章最初的想法是拥戴兄长刘襄，后来又参加了灭诸吕行动，且在执行层面无疑可谓头功，现在要去通知兄长退兵而不是来长安当皇帝，对刚二十出头的孩子，需要相当高水平的说服，否则就是欺负小孩子了。可惜未见记载。
    刘章遭遇了他这个年龄还不应该遭遇的为难。他只是在诸吕面前是可以轻松取人性命的少将军，在陈周面前，他是孙子辈，面前都是货真价实的大爷。他或可以对付一个大爷，可如何对付所有大爷呢？他如果能够想通，无疑是说服刘襄的最佳人选；如果兄弟二人谈不拢，刘襄等于是众叛亲离；如果兄弟联手拒不退兵，必定是被一锅烩了。这太残酷了，无论如何都是二人成长道路上的一道坎。
    以说服刘襄主动退出的方式否决刘襄，这其实是灭诸吕、选皇帝的关键。刘襄的正统地位、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绝非吕氏可比，也非其余刘氏诸王可比。灭诸吕容易，退刘襄很难。灭诸吕文的不行就来武的，退刘襄则只能是来文的。武的，那就真的是内战了。一旦开战，功臣集团代表朝廷的正当性就会迅速降低，内战就会成功臣和刘邦长孙、朝臣和最大的亲王之间的战争，刘氏诸王会站在哪一边不必讨论；战争就会成为全面内战，西汉的前景就很难预测了。这应该就是汉军车骑一开始就驻扎在荥阳、强力阻止刘襄和诸侯联军继续向西的原因。亦即，陈周应该是一开始就意识到，齐王刘襄这个问题比诸吕问题严重。
    出面和刘章谈话的，只能是陈平。而陈平的谈话，显然是成功了。打算将赵国、梁国册封给刘章、刘兴居兄弟二人，或就是这次谈话中透露出来的，自然是对积极参加灭诸吕战斗的封赏，或也是说服刘章前去说服兄长的代价，也就是说服刘襄主动退出的代价。在当时的地图上将齐、赵、梁三国画出来就能明白，不是半壁江山、也是三分天下了。便是当皇帝，又能如何？这背后是极大的诚意，陈平还真的没有欺负小孩子。
    开战之外，刘襄已经没有选择。刘章到达荥阳之前，迫使刘襄退兵的工作已经展开。
    122 否决齐王刘襄（2）
    ===================
    长安城里的灭诸吕行动刚一结束，灌婴在荥阳一线的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历史记载还算详细：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举兵，使使召魏勃至，责问之。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丈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灌婴兵亦罢荥阳归。
    灌婴听说唆使刘襄起兵的是齐国中尉魏勃，便召来“责问”。魏勃在齐国的实际位置高于国相，应该很有两下子，却顶不住灌将军的目光，只勉强分辨了两句便吓得两腿打颤。这个在齐国以勇著称的人，在灌婴看来是个胆小鬼，便把他放了。
    就事理与上下文看，灌婴所“责问”的，是且只能是刘襄为何不经请示朝廷而擅自举兵。这更说明，灌婴一开始屯兵荥阳，就是非常明确的两手准备，既联合刘襄又防备刘襄——诸吕得手，则联合刘襄杀进长安；陈周得手，则阻止刘襄擅入长安。展开讨论这一预案，自然极有意思，充分显示了功臣集团良好的政治本能和政治上的成熟，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又就有点游离于本故事的主体了，点到为止吧。
    而灌婴所责问的，表面是魏勃，其实是刘襄。
    刘襄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前几天还和他相约“以待吕氏变，共诛之”的灌将军，转眼就杀气腾腾“责问”他为何擅自起兵。擅自起兵、擅杀天子任命的国相，对于诸侯王，都是顶级大罪。刘襄原本以为天下大乱、已经没有朝廷、甚至已经以朝廷自居，没有想到功臣们当仁不让、以行动公告天下——我们就是朝廷。刘襄可以不把小皇帝当回事，也可以不把诸吕当回事，但却不能、更没有力量不把功臣们当回事——他们真的就是朝廷。
    起兵以来这一段日子，对刘襄是一堂政治案例课，真实、深刻、苦涩、无可回避。已经传檄全国要去长安当皇帝的刘襄，只得乖乖退兵。
    刘邦这几个孙子，还真可谓少年英雄，在历朝历代皇族子孙中堪称一流。置身任何一个皇朝，他们成功的可能性都极大。满清的爱新觉罗·玄烨14岁依仗老祖母直接支持突然下手抓了鳌拜，一直歌颂到现在。他们背后真的无人支持、亦真的无人指导；年龄小的不及玄烨，大的也不过20出头，如果成功一定会被传为千古美谈。但这是西汉，他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地饱尝了政治的苦涩，内心一定极为痛苦。后来，三兄弟都可谓没有迈过心理上这道坎。刘襄次年去世。刘章四年后郁郁而终。刘兴居后来成为西汉最先公开兴兵造反的刘氏亲王，失败自杀。
    他们可能至死都没有弄明白，天公地道、明明白白就是轮到自家当皇帝了，为什么就没人支持呢？！灭诸吕的行动，城内城外都是他们先动手，最后为何反而是请别人来当皇帝呢？！西汉的皇帝，到底是谁说了算？是什么说了算？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后人，如果真的试图理解西汉，这是很好的切入点，甚至是极好的文艺作品题材。当然，更是中国历史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君主制度不可一概而论的极好案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公开正式否决刘襄。这个话不好说，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排队，否决刘襄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占理。
    站出来解决这个困难的人选，是刘襄自己准备的——刚逃出来的刘泽。话不多，很厉害：“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说刘襄的舅舅像个戴帽子的老虎，咱们不能刚灭了吕氏再弄个吕氏。作为刘氏一族中年龄最长者，这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刘泽没有能力决定谁当皇帝，但刘襄不能当皇帝却很像是他决定的，他也乐得充当这个角色。
    刘襄被否决了。表面是拒绝强势的外戚，实质是拒绝强势的皇帝。表面上是刘泽提议，其实只能是陈周。
    但陈周又确实有理有节，并没有仗势欺人，更没有因此而损害三人权益。对刘襄，将此前被吕雉削夺的几处封地还了回去。刘章和刘兴居，也都晋封王爵，还确实打算封给他们赵国、梁国。包括那个强势的舅舅驷钧，随后也和诸王的舅舅一起封侯。
    刘襄兄弟有嫡长子继承制的理念优势、又有城里城外率先动手灭诸吕的诺大功劳，且没有能成功问鼎九五，只能说明西汉政治确实特殊。他们没有意识到，后世也往往没有意识到。
    刘襄、刘章兄弟在齐地影响长久
    123 排除淮南王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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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襄之外，还有一位够资格问鼎九五、但也可能威胁功臣权益的人——刘邦的小儿子、淮南王刘长——也立即就被排除。理由是，“以为少，母家又恶”（《史记·吕太后本纪》）。（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刘长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长（前198年-前174年）这年已经19岁，以当皇帝论不能说年少；也不是什么舅舅凶恶，而是他本人凶恶。
    刘长的母亲，就是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张敖送上陪睡的那个美人。贯高谋反，张敖以下诸人都被抓捕，也包括那个美人。美人对狱吏说“得幸上，有身”。报告上去，刘邦没有理睬。美人的弟弟通过审食其找吕后说情，吕后不肯帮忙，审食其似也没有努力争取。美人在狱中生下刘长后自杀。狱吏抱着刘长请见刘邦，刘邦这才后悔，“令吕后母之”。
    因为是吕后养子，刘长不仅得以安然无恙长大，且也如同吕嬃、沾染了吕后表面上的骄狂。这次虽然没有成为皇帝，但知道自己在宗法上的优势，更加神气起来。在自己的淮南国，“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在长安，则“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审食其杀了。“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这是在宽袍大袖里藏了个铁锥、找上门去，二话不说就把副国级的高官、养母吕后最为宠信的、又一定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甚至曾经经常抱着他亲热的审食其打死了，然后又命令随从把脑袋割了下来。
    这种表面上非常情绪化的行为，其实是很理智、有准备的。吕后在世时，刘长“心常怨辟阳侯，不敢发”；现在却敢公开、亲自动手了。打死人后，他“乃驰走阙下，肉袒谢”，对皇帝刘恒说：“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
    这道理讲得，一个比一个蛮横、蛮横到家了。根据这个道理，他可以将有能力帮助他而没有帮助的人全部杀了，首当其冲的其实应该就是陈周。如此逻辑，这干脆就是一个有人生无人养、被骄惯坏了的无知而狂妄之徒。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审食其谁都可以杀，唯独他不可以杀；审食其可能对不起所有人，唯独没有对不起他。
    但刘恒“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免了他。
    此人确实凶恶。更重要的是，他是吕后养子。除刘盈之外，刘邦诸子中和吕后最为亲近。功臣们显然不准备废黜了吕后的孙子而选立吕后的养子。
    自己凶恶再加刘恒纵容，此人后来成为皇族中最为骄横不法的厉害人。“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刘长），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刘长最终居然真的试图谋反当皇帝，事发被废，在押往四川流放地的途中、经过凤翔县的时候发现已经饿死。就这个地方和长安的距离推断，极有可能从离开长安之后就真的没有人给他饭吃。一般骄狂之徒丧失骄狂条件之后，很容易落到任人欺凌的地步。
    能够轻易废黜小皇帝、否决刘襄、又排除刘长，除了西汉特殊的权力结构之外，还有灭诸吕的准战争状态这个特殊条件，功臣们等于是手持刀枪和大家商量。这是吕氏为他们提供的特殊历史机遇。
    至此，灭诸吕的政治后果清晰显现出来：西汉皇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已经没有皇帝；刘氏一族已经没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皇帝；皇权已经完全掌握在陈周领导的功臣集团手中，谁当皇帝只能由他们说了算。
    124 选举代王刘恒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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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王刘恒的都城并不是现今山西代县，而在平遥，当时称为晋阳。母子二人在这里悄悄过自己的小日子，努力与世无争，企盼平安无事。在此之前，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能引人关注。（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不一一加注。）
    吕后毒杀赵王刘如意之后，高后七年，又接连害死了后续的两个赵王。当然，这都是后世史家使用的概念，当时一定有冠冕堂皇的说法，吕后办事情还是比较顾大面子的。
    赵国是比较富裕的地方，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排队，轮到代王刘恒了。这年秋天，“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这是皇太后派人征求刘恒意见，说赵王的位子空出来了，轮到你了。刘恒说，谢谢您老人家亲切关怀，我自愿在这里为大汉驻守边疆。这是刘邦诸子中唯一不愿意到富裕地方，甘心情愿在穷乡僻壤悄悄待着的，其实是以实际行动告诉吕后，我不和你家侄子相争，我认为自己就应该排在你家侄子后边。这应该就是他在吕后称制期间不死不废、能够活下来的重要原因。
    《资治通鉴》中，这件事情记在灭诸吕之前、陆贾见陈平之后，或是注意逻辑关系。陈平也可能因此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苦寒之地的小亲王，感觉这个人知进退。而知进退，其实是政治斗争的ABC。只知一往无前，那就走不了多远。
    陈平不至于是先把皇帝废了再找人，应该是在谋划灭诸吕的时候就有了考虑。所以，选皇帝的操作相当漂亮，滴水不漏。
    废黜了小皇帝、否决了刘襄、排除了刘长；如果不改朝换代，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排序，就应该由刘邦在世诸子中最年长的代王刘恒继承皇位。这可以肯定是一个严密计划的预设结果——水到渠成地将功臣集团的愿望和皇位继承的传统融为了一体，更将维护自身权益和忠于刘邦融为了一体。
    最后决定的形式是一次没有皇帝的大朝会。与会成员推在前排的首先是在世的刘氏老人，刘邦的大嫂阴安侯、刘邦的二嫂顷王后、琅邪王刘泽和其余刘氏宗室成员，主体自然是朝中大臣、列侯、在长安的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主持会议的只能是陈平、周勃。
    会议的主要议题应该是两项：正式废黜后少帝刘弘；正式选举新皇帝。
    正式废黜小皇帝的过程，前文所引“诸大臣相与阴谋”那一段话之外，未见任何有关记载。废黜的理由，也就是前文所列三条。显然都和小皇帝无关，亦即小皇帝并无失德。废黜，对小皇帝、以至对刘盈都不公平。站在皇权至上层面看，是典型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乱。所以，司马迁可能也未曾见到任何书面史料，所听到的应该就只是“诸大臣相与阴谋”那一段话。但可以肯定，大家都是同意废黜的，包括刘氏老人、琅邪王、刘氏宗室成员在内。否则，无法选举新皇帝。刘邦嫡系子孙的继承权，被刘氏皇族、被刘邦的嫡系功臣共同否决了。这哪里能说是“安刘”呢？！
    选举新皇帝，公开提名刘恒的还是刘泽：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
    后来的事情表明，刘恒的舅舅薄昭也不算什么“君子长者”。关键是刘恒本人确实算得“善人”，且力量较为薄弱。
    大家一致通过，刘恒当选皇帝。
    不选强人，而选善人；不是口称国家、天下，而是坦率从“大臣安”出发做选择。这是西汉功臣和后世所有统治集团的重大区别，也是早期儒家思想和后期儒家思想的重大区别，不像后世那么冠冕堂皇、满口道德文章，但却真实、可靠、亦可信。当大臣都不能平安的时候，平民百姓更不可能平安。西汉功臣这份政治远见和权力意识，在之后两千余年、在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集团和推崇颇高的政治家中，所见不多。

    

    

    

    
    125 善人刘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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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的故事，主要是她母亲薄夫人的故事。
    刘恒的母亲薄夫人也是刘邦的夫人之一，但关系疏远，甚至没有进入吕后的情敌范围。她的故事令人感叹。
    薄太后的父亲和魏国宗室女魏媪私通生了她。大起义后，魏媪找人相面，说她将来会生天子，遂送进魏王后宫。当时的魏王是魏豹。天下未定，英雄豪杰竞相逐鹿中原。魏豹遂脱离刘邦独立行动，打算给自己未来的儿子争天下。韩信破魏后，魏豹的后宫悉数被俘，她被安排在织室干活。刘邦看见还漂亮，便召入后宫。
    刘邦大半时间在军中，后宫的女人往往排不上队。其中有两个先排上了的，事后在一起说笑。刘邦问，二人说少年时和她是闺蜜，曾经相约“先贵无相忘”。“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她讨好说：“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刘邦说：“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外戚世家》）这 的结果，便是刘恒。
    此后，她很少再见刘邦。刘邦死后，因祸得福，经常能见到、或试图能经常见到刘邦的女人都遭吕后打击，她则被放出宫、跟着儿子去到代国成为代王太后。这般经历，对他们母子的性格和政治倾向不能没有影响。
    母子二人在宫中不声不响，在朝中无声无息，更谈不到自己的政治力量。代地苦寒，也就谈不上有多大经济力量。
    条件如此，刘恒自然极为低调。吕后要将他改封到富庶的赵国。他的拒绝极可能来自母亲的意见，蕴含着的是早已藏在心底的自知之明——以血缘排队轮到自己了、以实力排队根本轮不到自己。
    母子二人大概真的准备在代地终了一生，没有想到天上掉下皇冠砸在头上了。
    这样一个人当了皇帝，只能成为功臣们的代表。
    后来刘氏诸王一反再反、反复挑战汉文帝刘恒父子，也包含了、或主要是反对刘恒一枝继承皇位。功臣看、天下看、后世看，还是刘邦的儿子当了皇帝，皇位还是姓刘；但在刘氏诸王看来，却是原来根本排不上队、看不上眼的薄姬的儿子逮了大便宜、坐了本应该属于其余诸子的皇位。后世往往视为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之争，是大一统皇朝格式化的泛政治解读。这是一点就透的事情。刘盈和吕后在位十多年，孤儿寡母的，吕后又和功臣集团有矛盾、还不断欺凌刘邦诸王，为何没有人造反？！刘盈和吕后的血缘关系、宗法地位都不可挑战，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都无可否认、找不到反对的道理。刘恒是功臣集团选的皇帝，为何一直有人造反？！血缘关系和宗法地位都还轮不到他，功臣集团认为合适，刘氏诸王认为不合适。

    

    
    第126小节又发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
    还是发不出来。
    还是不行 只有跳过第126小节了
    127 刘恒即天子位
    ==================
    进了长安城、到了代王官邸，再说话的就是陈平了。（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文帝本纪》的不一一加注。）
    这应该是在途中发生的变化，至高无上的皇帝符玺无形之中变作烫手山芋了，周勃赶紧塞给了陈平。周勃在灭诸吕过程中的作用或就如此，看上去皇权在握，如何运用其实是听陈平的；但又一直没舍得交给陈平，直到最后处理不了了才推出去。
    陈平没有和周勃一般见识，更没有要求借一步说话，也不是一个人说，而是和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一起下拜。这大致就是领导灭诸吕的西汉功臣集团高层，就是这一期间的朝廷。
    然后，陈平代表大家说了段话：
    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议，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
    这话不是“议之”，更不是请示。他们已经把小皇帝废黜了，又已经把新皇帝请来了，还和谁“议之”？又向谁请示？这是通报了两个决定：我们认为吕后所立小皇帝及亲王都不是惠帝刘盈的儿子、不宜当皇帝，把他废了；我们认为你合适，决定推选你当皇帝。这是大股东讲话，绵里藏针、不卑不亢，意思很明白——你当不当这个我们大家推选的皇帝？请把话讲在当面。
    刘恒虽然谨慎，但极聪明，或许意识到对周勃过分了，略略客气之后，立即进入程序化推让阶段。
    刘恒说：“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弗敢当。”然后，站到西侧宾客的席位上辞让三次，又站到南面大臣的席位上辞让两次，大臣们也相应坚持三次、两次。当然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做秀。你若真的认为自己不合适，到长安干什么来了？！
    大概是对刘恒认认真真做秀有点不耐烦了，陈平直截了当说：
    臣伏计之，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
    我反复谨慎考虑，还是大王您当皇帝最合适，您还是听我们的吧。所有相关记载中，这是唯一一处陈平明确以第一人称说话——刘恒这个皇帝，确为陈平牵头选立。
    刘恒最后表态说：
    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
    寥寥数语，没有再计较公与私。西汉皇朝的公与功臣集团的私现在是一回事。他已经意识到了他将要当的这个皇帝的特殊性——不是继承而来而是功臣推选而来，并将这一点牢记在心。
    刘恒终于还是从功臣手中接过了天子符玺。
    汉高后八年（前180）闰九月二十九日，君主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功臣推选的皇帝即位——汉文帝刘恒。
    自吕后去世至这一天，这三个月当中，西汉的皇帝实际是陈平在当。他显然是竭力避免留下这般印象，许多原始记录可能就是因此而语焉不详，导致《史记》中灭诸吕的许多表述都是无主句或是“大臣”、“诸大臣”。司马迁应该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相关记载的最后特地加了一句，“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班固也沿用了这句话。
    现在，陈平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对于西汉功臣的和平生长，陈平是萧何之后第二个重要人物。灭诸吕、选择刘恒继位成功避免了又一次政治动荡，开始了西汉功臣的第二个和平生长期。由于随后文景两朝实行了长期的无为而治和大幅度的轻徭薄赋，功臣封君阶层在经济上的成长主要是这一时期。再后是第三个重要人物霍光，是昭帝、宣帝两朝的第三个生长期，主要是社会地位的提高。之后，他们的地位遂难以动摇。到时再说。
    陈平选立刘恒继位后，长安一带下起了罕见的、长达百日的连阴雨，“积霖至百日而止”（《西京杂记》）。苍天不知是高兴还是伤悲，更不知是为谁高兴、为谁伤悲？惟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后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要的时代开始了。

    

    
    128 灭诸吕的未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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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诸吕大功告成、新皇帝已经产生了，后少帝刘弘还在未央宫里待着。（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吕雉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如前所述，功臣集团并没有形成以灭诸吕为目标的新的领导体系，而是借助既有行政体系在运转，陈平本人更是始终保持着勉为其难又极为谨慎的心理状态。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十多年来这个权力就一直在他掌握之中，只是需要每隔五天向皇帝打包请示一次——所以没有什么新鲜刺激的；反而是能不干的事情就不干，能搁着的就先搁着。
    由于他居于主导地位，整个功臣集团就也呈现为这样的状态。灭诸吕过程并没有出现一般混乱状态，长安城中社会秩序大体依然，参与灭诸吕者往往是谨守本分的、甚至比较消极：陈周安排的事情干了，属于本职范围内的事情干了；此外的事情就会搁着，敏感事情更是如此。后少帝刘弘如何处置就属于比较敏感的，陈周没有安排，底下更不会有人主动。
    所以，自灭诸吕至今，朝政已经翻天覆地了——选立了新皇帝、迎来了新皇帝，可皇宫内光景依然、小皇帝还照样待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新皇帝已经来了，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了——需要清宫。
    相关规定是，“皇帝起居，索室清宫而后行”，专职官员称为静宫令；没有静宫令时，属于太仆的职责。太仆也不能擅自行动，需要郎中令或皇帝下令。
    表面看，刘恒来了自然是应该清宫。但问题的本质又不是清宫，而是如何处理小皇帝？是在小皇帝已经被废黜之后如何通知本人，又如何处置？这哪里能算是清宫的范围？太仆夏侯婴自然不会主动。郎中令贾寿直到最后时刻还站在吕氏一边，事后再无记载，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其他人，就不在职责范围内了。如果小皇帝自己不下令，那就得新皇帝自己办了。这倒不是谁有意想要为难新皇帝。而是在非常时期，大家都比较谨慎，无意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然，也能说是整个功臣集团集体的、无意识的难为新皇帝——这个恶人得新皇帝自己来当——没有人主动提这个事。
    这时，刘兴居冒出来了。少不更事、自告奋勇对刘恒说：“诛吕氏，臣无功，请与太仆滕公俱入清宫。”（《汉书·高五王传》）这孩子应该才十来岁，还不明白自家哥仨这一回的窝囊，只是觉得有幸经历了这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自己也应该干点事情，不仅自己主动，还把别人也捎带上了。刘章一贯主动，这次没有，还极可能是一把没拉住，弟弟已经冲口而出了。
    新皇帝不知就里，自然应允。
    夏侯婴也不能继续装聋作哑，更不好再说不属于清宫范围、不是太仆职责一类话了；那等于要把事情推给陈周二人。他内心应该很恼火，但已经一把年纪了，刘兴居还是个孩子、又是孙子辈，只能哭笑不得地领着刘兴居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
    二人进入未央宫，对后少帝刘弘说：“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他们可能都是事到临头、话到嘴边、面对小皇帝的时候，才意识到这话真的不是应该他们来说的。可已经来了，只能继续，命令皇帝侍卫放下兵器下岗，有几个拒不听命，又叫来宦者令给他们下令。
    然后，夏侯婴请小皇帝上车。小皇帝问：“欲将我安之乎？”夏侯婴回答：“出就舍。”小皇帝问的是如何安排我这个皇帝；夏侯婴回答的是让小皇帝到哪里去住。可他又能怎么说呢？这活儿实在不是该他干的事。
    夏侯婴（？－前172年），曾经替刘邦顶罪、坐牢，二人关系很铁。
    起义初期，一直为刘邦驾车，后来成为汉军重要将领，也还一直兼任刘邦的车把式。第一次进攻彭城大败逃跑时，楚军紧追在后，车速太快路又不平，刘盈姐弟数次被颠簸掉下，他又数次下车抱上来；刘邦嫌他耽搁时间、气得要杀他；他让两个孩子“面雍树”（《汉书·夏侯婴传》），面对面搂着自己脖子、攀在自己身上、免得再颠下去，终于逃脱。
    刘盈继位后，他还是太仆。刘盈将诸侯官邸中距离未央宫最近的、北边第一排第一栋赐给他，题曰“近我”。他感动的老泪纵横，觉得刘盈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的心和刘盈的心是贴在一起的。现在，他得将刘盈的孩子撵出宫去了。或许，还有人希望他能把事情办得更彻底一些。老子也不傻。
    夏侯婴将小皇帝送到少府临时安顿，回身带着三十六辆马车的皇帝法驾来到代王官邸，对刘恒报曰：“宫谨除。”我的活儿干完了。
    入夜时分，新皇帝刘恒驾临未央宫。队伍从南司马门进入，行至端门便被持戟谒者拦住了，问刘恒：“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他们应该不是有意难为新皇帝，而是既不认识又未接到命令，是履行本职。当然，也能说是整个功臣集团有意难为新皇帝的具体表现。这些谒者也是长期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一个个都是不太小的小功臣，大多是有自家封土封民的小封君。
    刘恒只得派人去告诉周勃。周勃赶来做了解释，谒者才放下武器离开。
    这意味着，不仅夏侯婴工作不认真，陈周及诸大臣也不大殷勤。刘恒离开代王官邸、前来皇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随行，而是各回各家了——公事公办、到点下班。也许，刘邦在世时就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当时的皇帝行动还不是动辄就前呼后拥一大帮。这也是和后世全然不同的一点。
    刘恒终于进入未央宫。
    他办的第一件事情是，“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然后才连夜下发即位诏书。这无意之中揭示了一个在技术层面标志政治局面比较稳定的现象——他并非因为手握西汉兵权而成为皇帝，而一旦成为皇帝又能迅速掌握西汉兵权。后世历代皇朝——除北宋之外——能够稳定到这种程度的再未见到。陈周以下乃至整个功臣集团虽然不大殷勤，但请他来当皇帝还是真心实意的。
    新皇帝刚刚有点放下心来，可能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他的前任、小皇帝还活着，只是搬了个家。
    刘恒怎么想，后世不知道，历史记载了他怎么做：
    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后少帝刘弘，还有他的三个弟弟，都被杀了。孝惠皇帝刘盈还在世的儿子，全部被杀。汉高祖刘邦的嫡系一脉，绝世。根据这唯一记载推断，做这个决定、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新皇帝刘恒；负责执行的，极有可能是宋昌和张武。

    
    位于西汉诸帝陵墓中的夏侯婴墓地

    
    据说是这儿
    129 未尽事宜的背后是西汉功臣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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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少时读书，每看到这一部分便迷惑不解。既然请人家来当皇帝，为何又如此怠慢？如果到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级官员一定是体己话说得让人张不开口、小殷勤做得让人插不上手，包括新皇帝的一些小癖好也一定体贴入微、考虑周到。越是高官越是如此，宰相级的大人物往往更是阿谀奉承的顶级高手。那样当然不好，把社会风气带坏了，且流毒久远。但如此怠慢似乎也不好，毕竟是皇帝啊。至于后少帝刘弘和他的三个弟弟是不是该杀，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如今白发苍苍了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恍惚那时的潜意识中就是顺理成章、很自然、应该杀掉的感觉。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人，潜意识中为什么就能理解皇帝杀人？为什么就认为小皇帝和他的三个弟弟该死？更为要紧的是，这种潜意识又是从何而来？又是怎样成为一个少年人的潜意识的呢？一念及此，不由打了个寒战。
    随着年龄增长，再看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才渐渐感觉到，西汉功臣的表现可能才是中华古代政治文明的本来面目，可能才是上古君臣关系的本色。基本特征是独立性，臣是相对独立于君的，最少不是完全依附于君。
    简略而言：夏商周三代社会结构总体沿袭远古自然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以小集体一般的部族、“大家”为基本单元的极扁平状态，君的本意就是部落首长，所有的部落首长都是君，每一个小村都有自己的君。如吕思勉所言，就是村长。但又必须明白，这个村长上边并没有乡长、县长、更没有省长、国务院总理管着他。天老大，他老二。所有的村长都是顶天立地，都是一般高，是最小的官又是最大的官。后世那样髙踞金字塔顶端的君主，还无法想象。（严格而论，这时的君并不宜理解为村长，尤其不宜理解为上级任命的基层官员。或许更接近小的群主，群主和成员之间是互相能炒的关系，群主能炒成员——踢出；成员能炒群主——退出。随着发展，说不定会更接近远古的君。）
    此后出现了联席会议性质的部族联盟，例如虞、夏、商、周，就相当于后世的国家。但绝非朝廷，只相当于行会、协会、充其量是董事会；首长就相当于后来的国君，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但绝非皇帝，只相当于会首、会长、充其量是董事长。最初的国君都是兼职的，主要工作还是负责自己的部落。联盟的事情日渐增多，国君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例如大禹治水，就需要找一些人帮忙，就出现了后来的百官，百官之首就是宰相。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君，又是请人来帮忙、不给工资，所以国君要行礼，即拜官，就是最初的君臣关系，是君有求于臣，而不是臣有求于君。中国古代的政治关系，大都发生过颠覆性的变化，这是一例。官员都有自己的“大家”，并不依靠为官生存、是帮忙性质，合不来的时候多数是臣炒君的鱿鱼，君炒臣的很少，概括为合则留，不合则去，就是站在臣的一方说话。咱们的史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在内，对这一段的记载都给人感觉当时已经是中央集权郡县制了，其实是封建。
    后来“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官员成分发生变化、有了工资。但总体而言，官员或来自“百姓”或来自百工，或有自己的“大家”或有自己的手艺，大都还有自己的饭碗，在君臣关系中仍然比较主动。孔子家境平常、饭碗是民办教师，但也还能保持主动，年薪六万石的工作说辞就辞了，还满不在乎、得意洋洋。直到春秋战国，君臣关系基本如此。可以概括为，“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所谓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是说大臣的主要职能就是纠正皇帝的错失，否则就用不着你。
    至于君臣关系整体的制度性的颠倒，成为以依附为基本特征，大臣的主要职能改为奉命行事+拍马逢迎，是秦皇朝建立之后出现的事情。
    西汉功臣集团的特殊性就在于推翻秦皇朝之后恢复了远古的君臣关系、恢复了独立性。西汉的官员整体由大大小小的功臣而来，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作为大大小小的封君，有自己的土地和民众。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催生独立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体现在白马之盟当中的、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明确的权力划分，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独立的。吕氏掌握相权和兵权，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权力，他们灭诸吕、选皇帝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也就无需讨好谁。这是西汉功臣集团和后来类似政治集团的不同，又是君臣共治与君主专制的不同。
    西汉功臣集团的特殊性更表现为思想理念上的独立性。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立判断是非、独立决定政治态度。这是西汉功臣集团非常重要的特殊性，没有人能够长期稳定左右他们的思想理念，那个时代的统治者、除嬴政之外也还没有人想到控制人们的思想理念；整个集团的政治态度是在人人独立判断是非的基础上形成的。功臣们的思想倾向大体相近，因为不是统一形成的，不容易达成绝对的统一也很难被同时动摇。这当然是经济独立性的延伸，但更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子式微、长期没有人说了算的自然后果。在非君主专制状态下，是正常现象。迷惑不解，反倒是不正常。好似自然生成的混交林，看上去七长八短不大好看，使用的时候也性质不同颇多麻烦，但任何一种病虫害都不可能同时毁灭它，生命力极其顽强。
    西汉功臣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理念上的独立性，决定了成为封君、成为社会主导阶层之后的基本政治倾向，又决定了两汉文明的基本政治倾向。中华古文明当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由此而走向了一个发扬光大的阶段。后来官僚阶层渐渐趋向、并最终形成全方位的依附性，动辄五体投地、皇上圣明。那是马屁文明。中华文明岂能是马屁文明？！
    130 古代武装废立典型案例比较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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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诸吕”之类武装废立史上并不少见。一般都是事先推举、甚至强迫一个皇族成员为领袖，哪怕不知人事的婴儿也得找一个抱在怀里；不然便是事后赶紧跪在幸运的新皇帝脚下叩头请罪、等着封赏；或是干脆斩尽杀绝、改朝换代。西汉功臣这次则完全不同：事先干脆不要皇族成员领导，事后既不叩头请赏、也不改朝换代，而是将一直在皇宫里好好呆着的皇帝废了，从刘氏皇族成员中另行推选了一个人来当皇帝。（本小节引文出自《宋书·徐羡之传》的不一一加注）
    如此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又颇为少见。其本质在于：无论政治上还是理念上，皇帝和皇族都丧失了皇位继承的控制权和主动权。这是对君主政治的一大挑战，也是对后来君主政治的一大威胁。所以，灭诸吕事件的本质渐渐湮没在浩瀚史海中了。其实，无论是刘恒的继位还是“文景之治”的形成，功臣集团的作用比刘恒父子重要得多。与此前此后类似政治集团大不相同，他们在政治上是自己的主人。
    后世类似政治集团中，比较典型的是大约6百年后南朝刘宋的徐羡之等人。
    徐羡之（364年-426年），刘宋皇朝的开国功臣。开国皇帝刘裕临终，将17岁的长子刘义符托付给了以他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刘义符继位伊始就对朝政完全撒手，只是吃喝玩乐，将皇宫当作了游乐场。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心换皇帝。不仅不是努力架空皇帝成为权臣，而是因为皇帝不管事就要换皇帝，真不二忠臣。
    刘裕七子。有人推荐了五子刘义恭，他不同意。感觉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也不合适，又先行废为庶人，以保证他选中的事业心很强、最有可能成为好皇帝的三子、宜都王刘义隆能够顺利继位。
    计议停当，徐羡之动手废皇帝。四辅臣之一的老将军檀道济领兵在前，他和另外两位辅政大臣随行在后，杀气腾腾进入皇宫。刘义符头天晚上玩累了，睡在龙舟上。双方短兵相接，皇帝身边的二人被杀，皇帝的手指也被砍伤，才“扶帝出东阁，收玺绶”。这些虽然事情都是军士在办，但他们四人始终在场。然后，他们宣布将皇帝废为营阳王、前往吴郡居住。
    后来又感觉作为营阳王对新皇帝还是有威胁，又派人将刘义符、刘义真一并杀了。刘义符力大，被杀的时候“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击之倒地，然后加害”。以这样近乎打架的方式杀皇帝，后世罕见。其中也可见双方的文明程度、文化水平。
    将新皇继位的障碍扫除干净，徐羡之派人恭迎刘义隆来当皇帝。
    130 古代武装废立典型案例比较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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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隆登基之初，仍将朝政委托徐羡之等人。
    徐羡之很快意识到灭顶之灾将临，一再请求归政。
    但刘义隆和他一样，也喜欢彻底解决问题。皇位坐稳之后，立即明诏声讨：“羡之等暴蔑求专，忌贤畏逼，造构贝锦，成此无端，罔主蒙上，横加流屏，矫诬朝旨，致兹祸害。寄以国命，而翦为仇雠，旬月之间，再肆鸩毒，痛感三灵，怨结人鬼。自书契以来，弃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又痛心疾首的表示，“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诛殛，告谢存亡”。最后公开宣告，“逆臣之衅，彰暴遐迩，君子悲情，义徒思奋，家仇国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肃明典刑”。
    徐羡之仓皇出逃、自杀。
    皇帝又下令“载尸付廷尉”，要求把尸体拉回来，说是让廷尉验明正身，大概是自己要亲眼看看才放心。
    徐羡之等人确实忠于皇帝，为了刘裕的嘱托奋不顾身。陈平等人首先忠于自己，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兼顾皇帝嘱托。他们不是一回事，后果也大不相同。西汉社会就此进入长期稳定状态，刘氏皇族也长期稳定，延续了四百年。刘宋则就此进入极其血腥的杀戮循环，九任皇帝六任死于非命，享国五十九年。政治立场不同之外，政治头脑也不同。徐羡之似乎并不明白自己的目的，也不清楚自己的选择，否则不必仓皇出逃，应该慷慨赴死。相对于陈平的明白、清楚、节制，徐羡之可谓糊涂。但是，并不一定就比当时及后世的大多数人更糊涂，反倒是在古代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很是值得研究。

    
    选择徐羡之等四人辅政的刘裕

    
    据说是刘义符陵前雕塑，这可能是刘义符遗留至今的唯一痕迹

    
    据说是刘义隆陵前雕塑的仿制品，是刘义隆遗留至今的唯一痕迹

    
    徐羡之等四辅臣中唯一留下画像的檀道济，其余三位踪影全无。
    131 古代武装废立典型案例比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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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典型的是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变。（本小节引文出自《明史·成祖本纪》的不一一加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四子、燕王朱棣和已经奉诏继位的皇长孙、建文帝朱允炆打了四年才成为永乐皇帝。真正重要、决定胜败的是发生在这期间的、正史没有记载的、也很少有人注意的一件小事。
    朱棣（生卒1360年-1424年；在位1402年-1424年），起兵前与和尚智囊姚广孝密谋：
    道衍（姚广孝）遂密劝燕王起兵。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对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明史·姚广孝传》）
    朱棣承认民心向着朱允炆，姚广孝则是强词夺理。传统理念中的天道与民心是一回事。但他敢于如此表述，说明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大变化——民心已经无足轻重。他们因此而决心造反。
    但二人并没有秦汉之际那批大策略家的水平，没有意识到在民心已经无足轻重的条件下、应该相应调整造反策略。换而言之，这两人脑子不大好用、比较笨。后世常常将他们吹的神乎其神，其实是一对笨人。当然，问题不在他们，而在社会，社会整体水平下降了。自宋元更迭之后，咱们这个社会的思想水平、谋略水平都和历史发展趋势一样进入长期下行通道，这可谓表现之一。
    朱棣起兵虽然号称“靖难”，自己心里也承认是造反，战略上也就很自然地如同造反一样，类似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大地盘，最后打京城、坐江山。起兵前三年，“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而朝廷方面，开始虽然有较大失利，但总体上“分布颇盛，时时告捷”。朱棣的燕军一直没有能离开北平周围，和明军形成很不利的僵持状态。
    最先启发朱棣意识到“靖难”和造反不同的，是驻守彰德的明军都督赵清。
    燕军进攻彰德，朱棣派人劝降。赵清对使者说：“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国朝献征录》卷之一百八）
    此人留在历史上的可能就这一句话，却是超级大实话，更是后世深入解读靖难之变的钥匙。这话明面上滴水不漏：燕王你如果到了京城，只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臣下我不敢不去，现在我不敢啊。实际上是说，燕王你现在是个反贼，我不能听你的；如果你成为皇帝，我自然听你的。言外之意才是真正要紧的话，你们叔侄二人争皇位，与我们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多大关系，谁赢了我们就认谁是皇帝；但你要来打我，我作为地方官守土有责，就只能和你打了；我不和你真打，是给你面子，但你也不能强迫我投降，那是强人所难。
    朱棣由此意识到了自己的重大战略失策。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对于他和侄子之间的冲突不分是非、没有立场，一开始就不想选边站，而自己长期逐城逐地的争夺反倒把地方官员逼到了侄子一边。
    进一步促使朱棣认识到战略失策的，是南京皇宫跑出来的宦官。朱元璋对宦官管得比较严，朱允炆受身边一大帮正人君子影响、管得更严，许多被责罚的宦官投靠了朱棣，“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
    这就是说，直取南京，战略上正确，战术上可行。朱棣慨然长叹道：“频年用兵，何时已平？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随即决定“俞城不攻，决计趋金陵”。
    朱棣终于意识到老爹打造的明朝和历代皇朝已经不同，造反自然也应该和历代造反不同，果断改变农村包围城市的老办法，越过各行省、州、府，直接进攻金陵。果然，前三年一直离不开北平，最后半年就打进了金陵，其余各地，传檄而定。
    这一战略转变是朱棣胜出的关键。
    在这一场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中，民心向背、朝臣倾向显然没用。除极少数核心成员之外，大明皇朝的各级官员、整个社会基本是坐山观虎斗。朱元璋称帝后，通过反反复复大规模杀戮功臣和废止宰相制度等举措，把君主专制推到了极端、推到了和大家无关的程度。大家平时在政治理念上没有干预义务、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干预权力，到了关键时刻谁还愿意管他们家的闲事呢？！你们谁想当谁就当、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百姓无权过问、也就不过问了。后来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如果能够意识到，明朝可能早就完了。大明皇朝拥有两百万常备军，满洲八旗满打满算、无论如何不足二十万，轻松颠覆，深层原因也在这里。
    西汉功臣为何能够旗帜鲜明公开干预？那是他们的政权、有自己的股份，岂能由着别人瞎折腾？！
    类似故事还很多，就选这两个吧。近现代论者常常将自秦至清两千年历史一概而论、动辄就是两千年如何如何，其实这两千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可一概而论。

    
    朱棣画像

    
    姚广孝
    驻守彰德的明军都督赵清留在历史上的就那一句话，其余踪影全无。
    132 刘恒错认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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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成为汉文帝这一年23岁，陈平50多、周勃60多，此为老少关系。刘恒是刚刚即位的新君，陈周作为西汉重臣已经将近三十年，此为新旧关系。刘恒虽然是皇帝，却是陈周选立的皇帝，此为恩主和受惠者的关系。西汉丞相的制度权力原本就比较大，刘盈、吕后在位的十多年中，丞相实际权力又有所扩张，在君相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吕后去世至刘恒即位期间，丞相又是代理皇帝。更重要的是，陈周背后是强势的功臣集团，而刘恒母子仅仅是穷乡僻壤的一介小王。刘恒即位后，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这每一层关系磨合起来都比较困难，凑在一起，必然曲折、痛苦、折磨。但双方都是精明人，尤其是刘恒、陈平，许多事情都不显山水、不露声色、局外人轻易看不出。所以专章剖析。（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陈丞相世家》的不一一加注。）
    刘恒在磨合中的感觉一开始就不好。试想，未央宫中承明殿上，南面而坐的是一个还很稚嫩的小青年，刚刚来到这里、对一切都很陌生，或许还会有点不知所措、打怵。北面而坐的是两个老头子，当年紧跟在刘邦身后、带领汉军走进这里、看着大殿盖起来、一开始就在这里办公、对一切都很熟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双方感觉哪里能一样！
    但两个老头子并没有欺生，更没有试图将刘恒当傀儡。他们只是谨守丞相本分，该自己的事情自然当仁不让，不该自己的事情绝不越俎代庖。这个时候丞相的权力原本就比较大，且皇帝又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皇帝，他们没有也不必要成为干预皇帝行使权力的权臣。刘恒能够轻松任命宋昌掌握皇宫警卫和京城卫戍兵权、张武掌握内廷大权，是有力佐证。
    刘恒虽然不准备当傀儡皇帝，但并非强势之人，面对的又是自己的恩主，也没有试图越俎代庖、过多干预丞相行使权力。
    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谁也没有想要换掉谁、吃掉谁，但谁也没有准备被换掉、被吃掉，就只能磨合；磨合的过程就比较长、比较痛苦。
    其中，刘恒可谓出师不利。接到当选皇帝的消息时难以判断真假，曾经派薄昭找周勃核实情况。
    薄昭应该只是浮光掠影走了一遭，根本就没有接触到灭诸吕的内幕。对于吕后死后的政局、对于长安城里发生的事情，他和大多数局外人一样，只看到了叱咤纷纭、夺取北军的周勃，没有注意到不露声色、运筹帷幄的陈平，误以为周勃就是灭诸吕、选皇帝的核心领导人。薄昭的误解自然成为刘恒的误解。
    刘恒上任以后，很正常地“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在陈周二人当中，明确将周勃视为第一恩主了。这种误解，在和丞相相处之中必然进一步表现出来。
    陈平一定是感觉到了，应对措施是“欲让勃尊位，乃谢病”——顺水推舟，请求将正相让给周勃，自己改任副相。
    这件事情的时间，记载有不同。综合比对，应该是发生在刘恒即位的第三天——十月初二日。第一天到京，第二天修整，这天新皇帝正式上班。
    君臣一行先到未央宫武库南边的高庙拜谒刘邦神主，然后回到宫中商量一些当务之急。
    首先是丞相班子，主要是谁担任正相。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只能是刘恒。但他又不可能明确提出讨论谁担任正相——陈平从吕后初年就一直是正相；但可能也没有明说是讨论副相人选、接替被免职的审食其。他可能有点为难，以空缺看应该由周勃接替副相，以功劳看又认为不足以酬谢周勃灭诸吕、推举自己当皇帝的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新君即位要选用自己的丞相、最少也得重新任命，这和祭拜天地、追封祖先、大赦天下、册立皇后和太子一样，都是规定动作、新皇帝的基本权力。其中，拜相又是重中之重，新皇行使权力就从这里开始，君臣之间的磨合甚或是博弈也就从这里开始。
    陈平自然明白。通过几天来的接触，心知刘恒已经误会。以这时的局势和相互关系，只要他不主动，刘恒和周勃都不可能开口请他让出正相。但那也就意味着新皇帝第一次行使权力就遭遇挫折，周勃如果确有此意也就胎死腹中了，也就意味着新的最高统治集团刚刚起步就出了问题。他应该是默默地做了一番权衡，主动说自己身体不好，表示愿将右相让给周勃。
    刘恒又感觉不对，以为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丞相撂挑子，“怪平病，问之”。
    陈平立即意识到称病不妥，只得将错就错、给出了一个对方认为是实话实说的回答：“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
    这就是高端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不能讲空头大道理；那是讲给下边听的，在这里讲给谁呢？这样的事情不能是客气；你客气了，算谁不客气？也不能是高姿态；你姿态高了，算谁姿态不高？在这里必须实话实说。如果你一定要说假话、客气话，那就必须说得像真话、实在话一样，否则谁也不会买账。陈平这话前半截是真的，说刘邦在位期间周勃的功劳不如自己，所以位置比自己低；后半截说灭诸吕这件事情，自己的功劳不如周勃，所以应该将正相让给周勃。前后结合起来，听起来都像是真的。
    周勃或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问题。在他而言，张良、陈平出谋划策，他们冲锋陷阵、立功受赏是很正常的事情，从来就是这样。他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从实践中明白其中问题之大、之严重、之危险。
    刘恒显然认为这是一个诚恳的回答，和自己掌握的情况一致。于是，决定拜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陈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灌婴由大将军递补为太尉。
    133 陈平自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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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一定认为他对丞相班子的调整是合适的，符合西汉开国以功劳排队的政治理念，第二天赏赐灭诸吕功臣的公开诏书就更明确拉开了档次。（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孝文本纪》的不一一加注。）
    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汉书》中不包括东牟侯刘兴居，或因后来公开叛乱删除了。这里以《史记》为准，就事理推断也应该有。）
    显然，刘恒心目中，周勃在灭诸吕当中的地位和贡献是陈平不可比拟的，所以拉开了如此大的距离。这个误会，有刘恒的原因，更是陈平有意自贬。分析一下这份诏书就能明白。
    这道诏书，无疑是在灭诸吕功劳登记的基础上写成的。前文曾有提及，从汉军时期开始，西汉就形成了规范的功劳登记制度。这道诏书或可以视为样本：
    “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这是概略介绍背景，不涉及吕雉，是为了避免涉及刘邦。刘襄率先举兵灭诸吕的功劳完全没有提及，因为涉及到了皇帝人选。
    “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这是灌婴的功劳。
    “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产等军”。——这是陈平和周勃的功劳。
    “朱虚侯刘章首先捕斩吕产等”。——这是刘章的功劳。
    “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这是周勃和纪通的功劳。
    “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这是刘揭的功劳。
    这应该就是刘恒看到的功劳薄。此前已经形成误会，功劳薄又肯定了他的误会，更有陈平自己的说法印证。他一定认为，如此调整丞相班子和赏赐功臣，都是一秉大公，是新皇即位的一次成功亮相。其实，不仅对陈平不公，对陆贾、对曹窟、对郦商父子也是不公。
    问题是，周勃文化水平很低、刘恒不在现场，主持排列这个功劳簿的就只能是陈平了。他就是干这个出身的。诏书出台之前，文件运行程序又必须通过丞相，等于他又再次确认了这个排列。这就可以肯定他是有意为之，是将错就错，周勃排第一，单独为一等；自己居第二，和灌婴同为二等。
    陈平为何要这样做？
    论宏观背景。这需要和刘邦的“功人”、“功狗”论联系起来看，需要和当年周勃、灌婴的小报告联系起来看。对于灭诸吕，陈平无疑是比萧何当时更重要的“功人”。但那时萧何上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功人”——刘邦——的权威支撑；萧何又资格最老、是大多数“功狗”的老兄长，自然可以安居第一功臣。如今陈平自己就是最大的“功人”了，上边没有刘邦那般权威支撑，自己没有萧何那般老资格，相对于沛县子弟又是个后来的“新人”。他如果安居灭诸吕的第一功臣，随后极有可能因为某个偶然事件而不由分说就沦为谋君篡位的罪臣。
    论直接原因。社会舆论、朝廷、新皇帝都已经认定周勃为第一功臣。这意味着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水平就是如此，且已经形成共识、形成舆论。如果是刘邦，劈头盖脑骂一通就能解释清楚、扭转舆论；陈平自己却绝无可能，任何解释都无异于争功，反而会遭致道德层面的指责、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
    这是陈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以退为进的自保。危险不是来自皇帝，而是来自和他一起灭诸吕的弟兄们——功臣集团中占据绝对多数的“功狗”。西汉功臣集团中“功人”领导“功狗”的结构，是在刘邦强烈遏制下形成的。没有了刘邦的强力遏制，这种结构就很不稳定，随时可能翻盘。周勃被认定为灭诸吕第一功臣，事实上就是已经翻盘，而且是不知不觉、轻松翻盘。任何事情都需要谋划，打江山阶段的谋划是第一功臣，灭诸吕、选皇帝的谋划就成为第二了，这不是翻盘又是什么呢？！陈平根本就无力阻挡。参与灭诸吕的功臣全数加官进爵，唯有他降了半格——就是顺势而为，为了避免矛盾、避免危及自身。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未雨绸缪。如果等到问题表面化的时候，可能就连自保的力量也没有了。
    至于陆贾谋划、发动的功劳，干脆就没有提及，陈平已经无力顾及，只是后来借助再次收回南越的机会才重新推荐得以复职。陆贾最初的功劳就只能是无私奉献了。至于曹窟和郦商父子，他们的功劳自然不能否认，但和吕氏的关系也不能否认；争论起来，就不免又牵扯陈周和吕后的关系。
    在以文盲为主的功臣集团中，读书人往往左右为难；而要成为领袖，则更不易。组织领导灭诸吕之后，由右丞相、位次第一而降为左丞相、位次第二，就是陈平付出的代价。刘邦绝非可有可无，刘邦从天下英雄中胜出绝非偶然，更绝非只知道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粗人。灭诸吕落幕之后，陈平一定常常想起刘邦。
    134 刘恒拒绝立太子和西汉功臣选皇帝的特殊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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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自己这个皇帝的特殊性。（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文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即位第四个月、孝文皇帝元年正月，有关部门建议立太子，刘恒明确拒绝。双方有一番笔墨来往：
    有司请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也。
    诏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
    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
    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且千岁，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
    上乃许之。
    这里的有司仅仅是按照职能应该出面的部门。兹事体大，涉及灭诸吕、选皇帝的正当性，必须陈平同意，应该就是陈平授意。
    陈平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册立太子这个常规动作，使朝政迅速走向正常，使灭诸吕、选皇帝的成果能够确定下来并长期延续。
    刘恒明确表示拒绝。从人情事理出发，他将自己继承皇位归类于禅让。如此归类还是有道理的，远古禅让的本质确实是选举；且禅让而来的一般都是禅让而去。因此，他的皇位也就不应该以世袭的类型而传子，还把在世的刘氏皇族近亲男性成员逐个数了一遍，认为应该从中选“举有德”者为嗣君。（此中可见当时社会的皇权理念，后世便是推辞也不会这样讲道理。）
    深层而言，刘恒对灭诸吕之后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了清醒认识——自己这个皇帝是功臣们选举的，选举而来的自然就应该选举而继承；没有自己通过选举成为皇帝、且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道理；只要功臣们愿意继续选下去，他就不能、也没有力量把皇位传给儿子。后世理所应当的父子相传，当时可能还不是理所应当，他可能也真的没有敢想。他的基本出发点显然是——天下为公。
    这又是一番后世政治伦理中极少有的道理。君主政治的道理越往后越成为一面道理、权利义务不一致，要求臣单方面忠诚于君，君则可以恣意妄为，怎么说怎么有理、怎么办怎么正确。推而广之，就成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上司可以恣意妄为，怎么说怎么有理、怎么办怎么正确。再推而广之，就是有权有势有力气便是有道理。这样的道理自然只是木匠斧子——只能一面砍，说人的不能论己、论己的不能说人。
    西汉这时还不是这样，无论说别人还是论自己，都是一个道理。对于刘恒当皇帝，他自己、尤其是他妈心里都明白，刘氏宗室几乎都不会赞同、不会高兴、不会满意。他们唯一可以面对宗室悠悠之口的，便是选举——是大家选举，不是我自行，更不是强行。所以，刘恒认为：我通过选举成为皇帝，却传位给自己儿子，这不成道理！又何以面对众人？！刘恒和刘邦一样，潜意识中都还没有形成皇权至上的理念，认为皇帝也应该和芸芸众生一样、尊崇共同的道理、也得讲道理。
    直到有司坚持说，“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说汉的国君虽然称皇帝、是天子、高于诸侯国国君，但本质又和诸侯国相差无几，各有各的祖先，也就应该和各诸侯国一样各继承各的、不可混淆。这个道理讲到这里，就勉强能够说通了，他也才勉强同意。
    刘恒不是客气。哪有皇帝在太子问题上和人客气的？！他可能真的认为传给儿子没有道理，无法面对刘氏皇族。最少也是心里没底！他很清楚，自己的皇位并非来自“父传子”，而是来自功臣们在刘氏皇族中“举有德”。他所担心的不仅是刘氏宗室，更主要的可能还有功臣们。他们是只选了这一回就算？还是准备世世代代一直选下去？他估计可能会世世代代选下去，继续选下去才是顺理成章的，继续选下去才能服众。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世世代代选下去的思想准备，就是上边那一番道理，他可能真的已经想通了。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居然可以世世代代一直吃下去！
    这意味着，对功臣们这一番举动，他考虑得很深刻，可能比功臣们还要深刻；他也很重视，可能比功臣们还要重视。西汉功臣选皇帝，好似一道在历史天空中转瞬即逝的闪电，真正注意到了其炸裂天空般特殊光芒的，可能只有刘恒。不是他觉悟高，也不是思想水平高，而是特殊的权力结构使然，是他在特殊权力结构中的特殊位置使然。由于他既没有后世那般僵硬的皇权理念，又没有力量主动将皇位传给儿子，无意之中注意到了这一道闪电的特殊光芒。
    135 陈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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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皇帝这种皇位继承模式应该延续下来、也完全可以延续下来。他们是在两千年前，而不是在两千年后。在他们之前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传贤、传子两种模式。包括秦始皇嬴政，极有可能也曾经打算传贤，反对者认为他不可以比德于尧舜禹列位远古圣王，才没有实现。但这说明，当时的理念、舆论都是允许的。
    西汉功臣选皇帝没有延续下来的原因，在功臣集团、主要在陈平。
    首先因为他们具备相应的力量。他们认为应该选举的时候就选举，他们认为应该世袭的时候就世袭。废诸吕、选皇帝之后，他们在西汉政局中占据了压倒优势，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定他们的意见。
    其次可能就是他们的局限性了，主要是陈平本人思想水平的局限。对华夏文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了解不够、认识不够，对远古社会选贤与能的政治传统了解不够、认识不够。他们的选皇帝，极有可能仅仅是在策略层面的选择，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的进步意义。或也意识到了，而只是为了自保而戛然而止了，就也和陈平个人有关。他考虑的重点只是需要通过明确肯定的父子相传稳定灭诸吕、选皇帝的成果，没有能够看得更为长远一些，政治上有点近视。
    陈平此举，或也有贵族精神的影响。明晰的权力观念，谁的就是谁的，不要别人的，也不能丢掉自己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对刘邦知遇之恩的最后报答，把几乎就要归属于吕氏的政权夺了回来、又将已经掌握在功臣集团手中的江山还给了刘氏；灭诸吕、选皇帝动摇了刘氏的政权基础，又主动修补、完壁归刘。他会觉得自己伟大了一把、高尚了一把、在精神层面高于众人，有点像是刘氏皇族的恩人了。
    抛开可能性，看既成事实。如果没有陈平和功臣集团此举，西汉极有可能就此陷入频繁的小皇帝继位、外戚执政的恶性循环，如同东汉中后期那样。对古代历史的影响就很难预料了。但可以肯定，西汉将不成其为西汉，东汉会不会出现也将不一定，两汉文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就将不一定。
    灭诸吕、选皇帝的全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陈平。这个平民书生到底想了些什么、想到了哪里，如果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了。后人读史如果不能仔细辨认，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期间领导功臣集团掌握皇权、左右历史走向的是他。刘邦、萧何、曹参去世之后，无为而治能够延续下来、功臣集团能够继续成长，都与他有决定性关系。
    刚满一年之后、孝文帝二年十月，陈平去世。他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时候想到过“得宰天下”，居然真的就“得宰天下”了，而且还组织了一次成功的选皇帝。村民小组长，应该刮目相看。
    刘恒或是意识到了陈平对于西汉朝廷、对于刘氏皇族、尤其是对于刘恒这一枝的重大贡献，“谥为献侯”。孝文帝十一年周勃去世的时候，则“谥为武侯”。刘恒或也意识到了自己即位之初的误会。
    陈平的问题在于有些谋略不择手段。战争年代、兵者诡道，或很难避免，但不能否认副作用。陈平自己有反思、且有较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陈丞相世家》）。
    公允而论，后世历朝打江山的功臣大多没有能反思到这一程度，甚或完全没有反思，更谈不到自我批评。没有反思、没有自我批评，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自然只能是停留在一朝一代、甚至只是自己所处的那一小段的水平上，不可能上升到整个朝代的高度，也就遑论全部中国历史的高度了，也就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这一辈子给中国社会、给中华民族、给中华文明增添了的是什么？减少了的是什么？是野蛮还是文明？是进步还是落后？
    陈平，似乎考虑到了。如此说来，又不算太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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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独孤求败AH1Lv 12 时间：2021-12-08 13:42:52
    看了你像屎一样的帖子，我震惊莫名。。。如果你这样的帖子都能博得眼球，我就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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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周勃“欺负”皇帝两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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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是废诸吕、选皇帝的主谋，自然也就是新的君臣关系中最重要的稳定因素。陈平死后，自然也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外戚世家》的不一一加注。）
    刘恒君臣开始阶段互相之间都是客客气气。最先有点不大客气的是周勃和灌婴。
    有了太子就有了皇后。有了皇后就有了外戚。太子刘启的母亲窦漪房很快成为皇后。窦漪房“有弟广国，字少君，幼为人所略卖，传十余家，闻窦后立，乃上书自陈。召见，验问，得实，乃厚赐田宅、金钱，与兄长君家于长安”。窦少君、窦长君，便是两位新的国舅爷。（必须说明：这类抬高皇亲地位的俗称，包括国丈等，都是后来才有。西汉社会在理念层面并不认为哪个人对国家的贡献就能相当于国家的爹娘，也就没有将某人视为国父、 的意识，也就没有衍生出此类不好琢磨又莫名其妙的俗称。笔者这里本是一不小心用错了，因而意识到这个问题，索性不做修改而借机说明。）
    窦氏弟兄二人都穷困潦倒、不甚识字。大多数人还没有把他们和曾经不可一世的吕氏联系起来。周勃和灌婴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办法也还算人性化：
    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相对于陈平考虑到需要选择一个“善人”当皇帝，周勃、灌婴这是注意到不能让皇室成员中有人能够“以尊贵骄人”，都是从非常基础的层面、非常清醒地考虑防止皇权膨胀。
    如此说来，西汉功臣的政治目光就又可谓长远了。何谓长远？就是能未雨绸缪。而不能是为了多分一杯羹，平时竞相讨好皇帝、成就皇帝的独断专行、帮助皇帝扩张皇权、撺掇皇帝翦除异己，待杀到自己头上来了才大呼冤枉。那哪还来得及呢！或也不是什么政治目光长远，只是社会环境允许他们把自己的担心说出来，后世渐渐不允许了而已。
    这件事情引起了皇帝两口子极为深刻的不满。古代政治是经验政治、欧美国家有判例法，做事情比照前人、看惯例或可谓古今中外通行规则，其实也是攀比心理的另一种表现。此前吕后的兄弟都是先封侯、再封王，窦漪房这两个弟弟，在文帝朝大概一直是接受“再教育”了，到景帝时才封侯。这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皇帝和皇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但二十余年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刘启废立太子后册立王美人为皇后，已经成为皇太后的窦漪房立即催促儿子赶紧为王皇后的兄弟王信封侯：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刘启）让曰：“始南皮及章武（窦长君、窦少君）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汉书·周亚夫传》）
    二十余年过去，窦漪房尚且明确表示“吾甚恨之”、尚且要借机报复，当年心中之恨又该如何？！皇后生恨如此，皇帝又会如何？！
    刘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似乎是不声不响。因为，周勃、灌婴并没有反对两个国舅封侯，只是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这件事。而在当时的朝廷运行机制下，丞相不提，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很难主动办什么事情；唯一的变通办法是暗示亲近大臣提出。但刘恒这时或还没有这样的大臣，便是有、便是能提出，丞相等于已经有意无意打了招呼，结果又能如何？！他只能不声不响，咽下这口窝囊气、吃了这个哑巴亏。因为只能不声不响，或许更恨。
    这就又是周灌考虑不周到了。本是出以公心，为何不心平气和、敞开心扉、说在明处？！事先、当面说清楚，皇帝不一定就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事先不说、事后也不说，等于霸王硬上弓，等于给人下套、抹眼药水，皇帝不仅更加不能接受、不能理解，反而会感到不尊重、蔑视。
    或许，周灌并非考虑不周，更非蔑视皇帝，只是感觉这话实在不好说、不知道该怎么说。两位大将军没有意识到，越是感觉不好说的话、越是一定得努力说出来。否则，就是好心做了驴肝肺，不尊重、蔑视长期郁积在心底，会发酵成为仇恨。窦太后后来对周亚夫的仇恨，就是因此。而这个仇恨，直接影响了西汉政治后来的走向。
    陈平已经去世，周灌无人招呼、运用政治策略不如使枪弄棒，笨手笨脚、失之强硬了，在皇帝两口子看来，这就是明摆着欺负人。君臣之间的磨合因此趋向全面紧张状态——由彼此心知肚明的博弈转变为公开或半公开过招了。大略可以归纳为下面六个回合。
    137 贾谊入朝——刘恒君臣初过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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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18岁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任职河南郡。郡守吴公到朝中担任廷尉，又向刘恒推荐，被召为博士。（顺便提一句：贾谊出生至入朝为官这一期间，朝廷和各郡国还没有力量顾及公办教育，他的学问就只能是民办教育、家庭教育的成果，此中可见战国至西汉期间社会教育的稳定以及西汉初期恢复的速度。）（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贾谊传》的不一一加注。）
    当时朝臣大都垂垂老矣，贾谊和刘恒都还很年轻、又只差3岁，共同语言可能较多。那时读书人几无拘束、普遍思想活跃，贾谊更是其中佼佼者，且涉及领域很宽，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两条建议很快就吸引了刘恒：
    一是建议分拆诸侯王国，又叫割地定制。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建议将诸侯王子孙全部分封为王、侯，一代一代分拆下去，地尽而至；诸侯王国最终就不可能有力量挑战朝廷。严格而论，这办法其实不能算是贾谊的知识产权。春秋时，晋国的六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晋侯，“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但六将军留下的是偶然为之的临时措施，贾谊留下的是系统性的办法和道理。
    贾谊这一套办法没有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否定秦皇朝单一郡县制的同时，并没有退回到西周单一的封建制，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充实提高了西汉刚刚形成的郡国制，避免了单一郡县制统得太死、也避免了单一封建制放得太松的劣势，也就融合了二者的优势，既有助于巩固统一，也有助于社会发展。后来直至隋朝重新推行单一郡县制之前，古代中国长期实行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套折中性体制。自然，期间中华文明的辉煌，行政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就在此。这是贾谊的重要贡献。隋以后，这一套办法被否定了，也就淡化了。
    刘恒心知刘氏诸王对自己不服气，自然很欣赏这个建议并努力付诸实施。之后汉景帝刘启的“削藩策”、汉武帝刘彻的“推恩令”，都源于此。
    咱们中国的郡县制伴随秦皇朝被淘汰之后又得以恢复并终于不可动摇、长期化，在理念层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在政治上，则出于刘恒一枝维护既得权益的需要，并非出于天下国家的需要。而没有郡县制就没有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伴随秦皇朝被淘汰之后又得以恢复并终于不可动摇、长期化，就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刘恒，并非只有以民为本、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一面，还有推动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得以恢复并不可逆转的一面。
    贾谊不是功臣，年龄上只相当于大多数功臣的孙子辈，却因此而深刻影响了西汉政治乃至后世。
    二是建议列侯一律“之国”。
    这一条更是说到刘恒心里了，立即下诏：“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当时太子还不是皇帝嗣君的专用称谓，诸侯王、列侯嗣君都称太子。）明确要求列侯全部到各自的封国居住；在朝中任职的经皇帝个别批准后，可以派太子前往。按照这条建议，爵在列侯的大臣、包括丞相在内，都需要个别找皇帝审批自己的去向。这是要在冠冕堂皇减轻民众负担的口号下，大规模改组政府。列侯在长安都有住宅、平时都住在长安，是刘邦时候的规矩，既是优待功臣也是政治需要——搁在眼皮底下看着。刘恒资格太嫩，看见老功臣便不自在，就想撵远点——眼不见心不烦。这事情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到底怎样对君主制度有利，全看某个皇帝怎样高兴。
    周勃明确反对，但还是作为皇帝诏令正式颁布了。这说明他的相权已经出了问题，又说明他不仅不擅长把话讲在当面，更不擅长把问题放在桌面上解决，而是习惯于在下面发牢骚、打小报告、搞小动作。当然，不是天生毛病，而是长期不善于表达而形成的习惯，是习惯成毛病。
    于是，百余列侯谁也不动，引发了刘恒一朝第一次比较明显、严重的君臣冲突。
    137 贾谊入朝——刘恒君臣初过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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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对贾谊相见恨晚，先用为博士，不到一年，又提拔为秩比两千石的太中大夫。陆贾当年和平收回南越，就是太中大夫，后来再次和平收回南越，还是太中大夫。其中，无声无息又异常清晰地传达出一个政治信息——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不如为皇帝个人做贡献。刘恒这个皇帝还既非集权又非专制，后世集权专制的皇帝又该如何呢？这是咱们的政治中非常糟糕的一点。影响所及、上行下效，就是努力工作不如努力为顶头上司办私事。
    皇帝制度，粗看责任到人了，其实非常容易以权谋私、以私害公。偌大天下，多数皇帝、多数情况下根本负不起这个责任，只是说说而已，又如何责任到人！？而权力是很容易到人的。权力到人了，责任不到人，就很容易以权谋私、以私害公。这还是在西汉、在皇权受到多方面制约的条件下，后世又该如何呢？咱们的国家虽然很大，但却越来越软弱，最后到了任人欺凌的地步，在政治技术层面，皇帝事实上的责权利不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随后，御史大夫的位置空出来了。刘恒把已经担任河东郡守的季布召来，但一月之后才接见，却是对人家说——你回去吧。季布岂是任人摆布之人？当下、当面、很不客气地批评皇帝说：“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史记·季布列传》）这话真一点面子也不讲，也有以窥当时的君臣关系。刘恒真的是个“善人”，不擅长强词夺理，也不擅长以势压人，好半天才想了一句下台阶的话：“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刘恒虽然谨慎，但少年为王、又已经当了五六年皇帝，何至于此？
    季布重义气，但嗜酒；喝醉了谁也管不了。更重要的是，年轻皇帝想破格提拔贾谊，所以打发季布回去。
    当时朝廷机构主要是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便是三公；次一级的是九卿，郎中令、太常、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不一定是九个部门，但负责人习惯称为九卿。朝廷便是这十多个机构组成，负责人合称公卿，就是执政集团。
    刘恒就是想让贾谊一步进入这个集团。那是一个凭功劳做官的时代，主要是凭战功。贾谊洛阳才子，二十出头，无尺寸之功，他自然心里忐忑。但终于还是下了决心，正式提到了朝堂之上。
    这立即就遭到功臣们的强硬反对，“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后世用到“擅权”，一般指臣子对皇上。这里表面是说贾谊对大臣，其实是说皇帝对大臣。带头反对的，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大将军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皇帝之外，这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最高层全体。
    任命公卿虽然属于皇帝的权力，但又是白马之盟约定的功臣权力范围，且最高层全体强硬反对，刘恒只得作罢。对贾谊也渐渐疏远了，后任命为长沙王太傅。
    西汉皇帝打破功臣垄断公卿的第一次尝试，失败。陈平死后君相关系的变化，则才刚刚开始。至于贾谊，可能是到了蛮荒之地的长沙才意识到西汉朝廷到底是谁说了算。后来返回朝中又和刘恒促膝长谈，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时候，可能才万念俱灰。
    政治上的较量就是无形的战争。真不知周勃那二十多年仗是怎么打的，莫非真的只负责冲锋陷阵，谋略部署都是别人的事？他赢了皇帝一把居然还没事人一般？！刘恒虽然还远远不是后来的皇帝，但毕竟是皇帝。
    138 周勃下狱——刘恒君臣再过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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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勃可以肯定是个粗人。刘恒诏令“列侯悉就国”，他的对策是拉着大家一起对贾谊开炮，似乎没有想到这也是对皇帝开炮。他们或许习惯了，在战争年代、对刘邦的用人决策就经常指手画脚，没有想到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不一样，更没有想到开国之君与守成之君不一样。西汉功臣中，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能未雨绸缪的，唯有张良。其他大都得事到临头。周勃则事到临头还茫然不知，甚或还得意洋洋。他们态度如此，诸列侯自然都置若罔闻，他似乎就以为大获全胜了，更加得意。郎中袁盎对他有所批评，他居然当面威胁说：我和你哥哥关系不错，你小子怎么敢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坏话！小小郎中则面对堂堂宰相拒不道歉。这表明周勃在朝臣中的舆论环境已经变化了，可他还是茫然不觉。（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周勃传》的不一一加注。）
    刘恒还很耐心、又很倔强，等了一年，又下了一道诏书，点名要周勃带头，话说得很好听：“前日吾召列侯就国，或颇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明确把问题归罪于丞相不带头。等于要把堂堂丞相撵下去，也等于就用这么个办法把丞相免了。
    这时，距离陈平去世也就一年，周勃糊里糊涂把丞相丢了。
    君臣共事这二年，刘恒应该已经了解了周勃。周勃本就不善于表达，说话办事又不大注意方式方法，事情都未见得有多大，往往使他这个皇帝很不舒服、尴尬甚至难以容忍；除了打仗之外，政治能力显然一般。所以，他这一回的目标很集中，就是周勃。灌婴、张苍也都是列侯，都没有“之国”，自然是经皇帝批准、由“太子”代替了。而且，丞相由灌婴接任，太尉也还由灌婴兼着。就这么一手，周灌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形成的发牢骚组合被轻松拆解。这些办法，不知出自他自己还是宋昌，蛮有效果。
    周勃束手无策。如果皇帝诏令他和灌婴同时之国，他自然可以和灌婴联手拒不奉诏。可皇帝诏令是让他一个人带头之国，让灌婴接任丞相。如果拒不奉诏，就不仅是抗拒皇帝诏令，也是反对灌婴升任正相。他的谋略水平无法破解这个难题，只得乖乖到自己的封邑“之国”。
    周勃来到绛地后，每逢河东守尉巡视，便“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在他内心，和皇帝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这种程度。
    又过了一年，果然有人状告周勃谋反。
    刘恒公事公办，按照程序批给廷尉处理。
    廷尉自然也公事公办，按照程序“逮捕勃，治之”。
    周勃就这么被抓起来了。来到诏狱，“恐，不知置辞”。曾经将兵数十万、叱诧风云的丞相、太尉大人，不知该说什么了，怎一个“恐”字了得！而到这一步才“恐”，就是周勃和陈平的不同。距离陈平去世不足三年，距离灭诸吕也不足四年，周勃走完了从相府到诏狱的路。
    在诏狱中，周勃或许会怀念陈平。若是陈平还在，他无论如何不会到这个地方来；陈平有办法，他除了硬来没有别的办法。他或许会意识到，灭诸吕期间自己那般风光，是因为身后有陈平，是狐假虎威而不自知啊。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颠覆了“功人”领导“功狗”的格局。如果还是“功人”领导，或陈平还在、或身边还能有个 “功人”，又何止于此！他应该想到了自己和陈平的不同，陈平读书很多，对夏商周、春秋战国的事情都知道，缓急时就能从里边找出办法来；自己没有读过书，还看不起读书人，缓急时就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办法，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这极可能是他在诏狱中的重大收获。
    认识到文化重要，对于个人而言，或就是从自在到自觉。这个过程对周勃，可能不是一般的痛苦、而是相当痛苦。因为，他出狱之后，无事可干也没有尝试再干别的，就是督促孙子读书了。他的孙子中有一个叫周建德，汉武帝刘彻时曾经担任太子刘据的老师。刘彻时的太傅已经不是高级荣誉职位，人选都是功臣后裔中读书很好的。这是后事。
    138 周勃下狱——刘恒君臣再过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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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勃在诏狱中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吏稍侵辱之”——狱吏小小欺负了他一把。他没有办法，但有钱，便“以千金与狱吏”。
    这个狱吏显然是个老手，明白世上最公平可靠的交易是公平交易，便是权钱交易也得讲公平，否则一定出问题。他感觉周勃给的太多，但到了嘴边的肉、又实在不舍，便在牍版背后写了一行字，“以公主为证”，让周勃看。这等于是给周勃出了个主意，有点像是搭车销售，凑够千金、不再找钱了。牍版相当于狱吏随手用的记事本，那时纸张尚未发明出来。公主，即文帝刘恒的姑娘，嫁给周勃的长子周胜之为妻，狱吏提醒周勃可以让儿媳妇作为证人出面证明自己没有谋反。
    这般招数周勃自己居然都没有想到，可见其不仅重厚少文，且也不大留心人情世故，真的是个老实人。
    周勃入狱，满朝权贵、包括一起走过尸山血海的战友们无一做声，唯一公开找皇帝为他打抱不平的就是袁盎，当面说明周勃不是谋反之人。唯一书面规劝皇帝应该礼敬大臣、不应该将丞相下狱的，就是贾谊。可见刘邦奠定的“功人”领导“功狗”的格局很重要。他们都是自觉的人而不仅是自在的人。西汉功臣集团能够由功臣集团变身为社会主导阶层、由封君阶层衍生为世家阶层，稳定性和延续性超越所有的皇朝，社会结构的原因之外，这也是重要原因。
    周勃获救，作用较大的是薄昭。周勃刚被抓起来，就把刘恒给他的封赏全部送给了这位国舅爷。二人认识较早。不过，那时是薄昭有求于周勃，现在反过来了。薄昭接受了贿赂，却一直等到很紧急的时候才去找薄太后说情。如同所有受贿者一样，精心显示了自己的重要。而如此对待曾经的恩主，不算厚道，也种下了祸殃。
    真正救了周勃老命的是薄太后。老太太历经沧桑，是个厚道人；刘恒作为儿子，比较孝顺。后世往往用刘太公恭迎刘邦的事情证明皇权至上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只是特例，当时乃至后世相当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刘恒母子这样的。当了皇帝就不认爹娘、在爹娘面前摆皇帝架势，那还是人嘛？！刘恒在这一方面堪称榜样，无论为亲王还是皇帝，娘就是娘，儿子就是儿子。薄太后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君臣之分，在她心目中，儿子当了什么，她就是什么的娘。
    刘恒来请安，她抓下头巾就劈头盖脸砸了过去、很不客气地质问刘恒：“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这是提醒儿子，皇帝符玺当时就在人家手中，若有心谋反，何必等到现在！皇太后这番道理，不就是普通人家老娘的道理吗？这就是西汉的政治理念。皇太后也还是普通人家的老娘，皇太后也还和普通人家老娘秉持相同的政治理念，社会能不和谐吗？这也是西汉和后世不同的地方。
    刘恒或本就没有打算动真的、只是要出口气，又已经见到了周勃的上诉，便对母亲说：“吏方验而出之。”回去便把周勃放了。
    这一回，刘恒赢了。
    周勃出狱后，说了一句话：“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这是周勃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公开话语。从法治层面论，或以为我国很早就是法治社会，贵为丞相、功高于世的大将军在狱吏面前也得规规矩矩，其实只是权治。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是一切行政行为、特别是司法行为制度化、规范化，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将人下狱，狱吏也不能随心所欲欺凌服刑人员。从君臣关系层面论，这和韩信临死后悔没有早点谋反类似，只是不知周勃能不能认识到其中联系。从个人素质层面论，周勃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实在有问题，岂能如此任人宰割？！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自己能力参差不齐——打仗能力很强，其他能力太弱，在大功臣、丞相团队中并不具代表性。
    @三山岳 2021-12-15 21:14:41
    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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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了深莫求 2021-12-17 11:53:10
    楼主写的不错，以前看史记很多说了一半的隐晦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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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样 我也是 开始以为一看就懂 后来才知道什么也没看明白 再后来才逐渐明白 且也未见得就真的明白
    139 薄昭赐死——文帝君臣三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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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太后在刘邦生前虽然不得宠，毕竟是皇帝的女人，该有的待遇都有。薄昭（？-前170年）就得益于此，少年即为郎官，17岁官拜太中大夫，中两千石、相当于郡守一级干部，和陆贾折腾一辈子的结果相当。至于皇帝，他姐姐还轻易见不上，他大概就只是曾经远远地瞄过几眼，但在宫外一定还是蛮威风的。刘恒即位后，又成为正经国舅爷，以外戚封侯、接任车骑将军，就不免嚣张了。类似暴发户，以为富贵之家就是天天大鱼大肉、餐餐高油高糖，很快就会吃出毛病来。周勃不仅是刚刚卸任的丞相、太尉，不仅是皇帝的儿女亲家，更是战功卓著的元老、功臣，是60万西汉功臣景仰的大神。他敢要周勃的巨额贿赂，还有谁的不敢要？！他应该已经忘记了当年向周勃打探消息时的情景。如此得志便猖狂的国暴发户，糊里糊涂把命丢了。（本小节引文出自《资治通鉴》的不一一加注。）
    事情的起因是“将军薄昭杀汉使者”。杀了皇帝派去的一个传话人，大概是认为使者对他礼节不够周到。论罪，等同谋反。
    刘恒“不忍加诛”。可有司按程序依法办理、逐级报上来，他只得按规定赐死。
    薄昭不肯死，他“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派公卿去陪喝酒，说是让他们劝薄昭自杀。
    薄昭还是不肯死，他又“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派群臣穿着丧服去哭丧，薄昭这才自杀。
    这个过程中值得推敲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没有朝臣请求皇帝从宽发落。亦即，从始至终、根本就无人开口为薄昭求情。皇帝的舅父犯罪当斩、皇帝秉公执法决定赐死，满朝公卿居然没有一个人出面讲情，他们的大公无私、不徇私情是百分之百啊！
    但刘恒策划这两次行动有可能包括了这种预想。第一次去的是公卿，即三公九卿、执政集团。这是皇帝让三公九卿去劝自己的舅父自杀！三公九卿、位极人臣、养尊处优，是劝人自杀的角色？！年轻皇帝也真敢忽悠人，后世还真有人相信。第二次去的是群臣，即俸禄在600石以上的朝臣，是倾朝出动。当然可以解读为逼其自杀，是否也包括了希望冒出某个朝臣开口相救的预想呢？
    刘恒“不忍加诛”可以肯定。整体看，他的法治观念并不很强，宽严失当之处屡见不鲜，对和自己有关的人往往是能从宽就从宽。他的郎中令张武贪污事发，他的处理办法是自己出钱退赃、然后就不予追究了。还有一个身边工作人员犯罪当斩，他的办法是派出皇帝使者公开请求从宽发落。对舅父，自然更“不忍加诛”。有了“不忍加诛”的想法在先，之后的行动、在逻辑上是应该设法相救？还是应该派人劝其自杀？薄太后娘家人很少，就这么一个弟弟。对于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唯一舅父，刘恒大概不是不想救，而是没人替他开这个口啊！
    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朝臣开口请求皇帝从宽发落，从正面解释，无疑是大家都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皇帝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从背面解释，岂不就是大家都以实际行动坚决等着看皇帝杀舅父？！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君臣关系不仅出了问题，且已经相当严重。后世演绎成为大义灭亲，是出于对贪污贿赂的痛恨。西汉、尤其是前期，贪贿、尤其是贪污公款并不要紧，更没有成为倾向性问题。因为，西汉前期朝廷财政收入——不含皇帝少府收入——总数不足百万石，主要用于非功臣出身的官吏的俸禄，是量出为入、可丁可卯确定下来的，即财政收入和官员俸禄大致相等；贪污数额稍大一些了就会有人领不上工资。郎中令张武贪污的只能是少府收入、皇帝私费；朝廷的收入，他应该沾不上边。这样一来，皇帝不追究就又有点受害者不予起诉的意思了。略有不同。
    整个事件中可以肯定是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皇帝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唯有薄太后。这老太太是唯一可以名正言顺要求皇帝从宽发落的人，却从始至终没有作声。两汉程度不同影响朝政的太后不少，这老太太尤其值得敬重。
    这一回，刘恒虽然教育了周勃、却折损了舅父。他又输了。
    140 张苍罢相——文帝君臣四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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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昭死后不久，丞相张苍自行去职。（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的不一一加注。）
    张苍（前256年-前152年），西汉功臣中的大知识分子，“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战国时的稷下学宫可谓远古的公立大学，他曾经在那里就学。（有以为是荀子的学生。似不大可能。荀子卒于前238年，此前就已经由齐入楚、并由春申君任命为兰陵县令，且春申君也卒于前238年。荀子离开稷下学宫极可能早于前237年，张苍就还不满15岁。）
    张苍出仕之初在秦朝担任下级御史，后获罪逃回老家阳武。大约是秦二世二年，刘邦路过这一带时投身起义，也是个“老革命”。但又和大多数年轻的“老革命”不同，他和刘邦同岁，也是已经四十多岁、社会阅历丰富的中年人。楚汉相争时，汉军在中原开始占有了地盘，他即开始担任地方官，是西汉的第一批郡守、国相。胜利后担任丞相长史，负责各郡国的审计；当时尊称计相，实际地位相当于副丞相，可以视为史上第一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后来出任淮南国相，又回到朝中担任御史大夫。文帝四年，灌婴死后继任丞相。是文帝一朝、也是西汉前期在任时间最长的丞相。
    张苍被两位大史家看重的事情，似乎和当丞相无甚关系。刚入汉军时犯罪当斩，被王陵救下。担任丞相后王陵已死，但每逢沐浴日，他都如同儿子一般，“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下朝后，先到王陵家里看望王陵夫人、侍候着老夫人吃过饭，然后才回自己家。
    张苍任丞相那年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如果真能穿越历史回到西汉、漫步长安街头，或许就会偶遇堂堂丞相、白发苍苍，正驷马高车而下、恭恭敬敬走进王陵家里、恭恭敬敬侍候王陵夫人用餐。那该会有何种感想？重情重义而不是忘恩负义。这就是当时的人情世态、社会风气，曾经沦为奴隶的栾布如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张苍如此；他们这般个体如此，赵相贯高等人、田横五百壮士那样的群体也是如此。这样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风气会形成普遍的温暖，也会形成局部的压力，甚至是很大的压力。韩信事件后，刘邦所感受的就是这种压力，且始终没有能够摆脱。
    西汉建立后沿用颛顼历，就是张苍的意见。后来，有个叫公孙臣的人来推销五德循环说。自秦皇朝灭亡后四十年，这是五德循环说第一次进入高层政治生活。后世对于其重要性有点夸大了。此人认为汉朝为土德，应该推出新历法、改换服色，并预言某地会出现黄龙为征兆，其实是揣摩刘恒的心理需要。刘恒交给张苍处理。
    张苍自然明白对方心里的小九九，明确指为荒谬、罢免其官。这般处理，有点霸道。不知是中小功臣的特点？还是长期担任计相的习惯？他比前任要严厉。萧、曹、陈对于不同意见不接受就是了，一般不会批驳、更不会免职。周勃要厉害一些，会批驳，但也不会免职。张苍的学问比前任大，威风也大，或是因为战功不多，威不够、权来凑。
    第二年，某地真的出现了黄龙。刘恒便把公孙臣找回来、任命为博士，牵头研究改换历法和服色，想要搞点新朝新气象，目的是为自己当皇帝找点新根据——开始有点不安于功臣选举这一根据了。
    宰相罢免了的人、皇帝又重新用起来，这在远古以至上古的传统君相关系中是很严重的事件。后来无所谓了，丞相可以视若无睹、唾面自干，也可以摆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高姿态来、破格重用此人以取悦于皇帝。但此时还不行。
    张苍于是按惯例办事，自行黜退，告病在家，时为文帝十五年春。
    惯例，如果皇帝并非是要更换丞相，丞相也并非是要借此辞职，这就是一个双方都需要的冷静期，过后可以“痊愈”的名义继续任职；如果一方有相反的意向，这就成为丞相辞职的过渡期。
    不久，张苍推举的一个官员犯了罪，刘恒又以此指责他，他只好以老病辞职，由皇帝改组政府，时为文帝十六年。给刘恒当了十多年丞相的张苍，就这样去职了。这是一位对西汉以民为本、君臣共治、无为而治、对文景之治贡献很大的人。他去职之后刘恒的剧烈折腾可以反证这一点。刘恒在位的前十余年朝政能够风平浪静、太平无事，他的作用和之前的萧曹、陈平一样，不是一般的重要。所谓文景之治，其实是陈（平）张（苍）之治。
    张苍对于战国至西汉这一段历史很珍贵。他亲身经历了战国、秦皇朝、张楚王朝、西汉皇朝四个朝代，经历了魏安釐王、魏景湣王、魏王假、秦始皇、秦二世、陈胜、景驹、项梁、项羽、刘邦、刘盈、吕雉、刘恒、刘启共14位君王，且魏国灭亡时已经30岁出头，是作为成年人又是大知识分子经历了4个朝代、14位君王，可惜未见著述，否则对后人可能大有启迪。
    141 新垣平灭族——文帝君臣五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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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正好出了个自称善于“望气”的人，叫新垣平，既能装神弄鬼又会制作假古董。先是说长安某地有五彩之气，刘恒便下令修筑五帝庙、五帝坛。接着做了个假古董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字，献给刘恒。还说某日太阳会由西向东倒回中天，刘恒便下令改元。此人可能还是读过点书的，又说“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这说法是多少有点根据的，刘恒自然更相信，“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下令在黄河边建庙、准备亲自迎接周鼎再世。此人坚定不移、满怀信心地瞄准了刘恒对权力来源不安于心的政治需要，刘恒对他基本是言听计从，任命为上大夫，赏赐千金。（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郊祀志》的不一一加注。）
    两人互相利用，折腾得很是热闹。功臣们忍无可忍了，有人以假玉杯为证据、上书状告新垣平“所言皆诈也”，是个骗子。
    刘恒依然按照程序、公事公办，“下吏治”。
    但他疏忽了，新垣平不是周勃。
    下边的处理结果很快就报了上来——“诛夷平”。不仅要了新垣平的脑袋，而且灭了三族，一下子杀了个干干净净。
    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的刘恒，终于明白了。陈平虽然摆布自己，却是真心拥戴、真心礼敬、真心客气。周勃、张苍虽然厉害，也还是很客气的，尤其是张苍，更给他留足了面子。二人对他有时束手无策、有时不知轻重，是因为没有陈平那般本领，有点拿捏不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让着皇帝、什么时候该和皇帝动真碰硬。而他这个皇帝，就更是不知轻重了，给两位丞相的结局，都可谓一点不客气。
    新垣平这件事情，是他作为皇帝、在事实上没有丞相的情况下，直接和下边打交道。下边这帮老军爷、小功臣们才是真正厉害的，直截了当就把皇帝非常赏识、正和皇帝打得火热的新垣平“诛夷”了。对照贾谊和新垣平的不同结局，就能明白他们和大功臣的不同，更能明白皇帝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类似这样的事情之前不可能没有，只是陈平、周勃、张苍在前边挡下了。否则，可能早就冲到皇帝面前了。刘恒一念及此，怎能不细思恐极、不寒而栗！
    此后，刘恒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只是“以时致礼，不往焉”。对于鼓捣新朝新气象、寻找继承皇位新根据终于死了心，准备心甘情愿地当一个大臣选举的皇帝。
    二是终于任命申屠嘉继任丞相。张苍称病的年余间，事实上没有正相；张苍去职后的将近二年间，正式的没有正相。这在西汉历史上未曾有过，应该是刘恒有意为之，更是君相关系紧张的标志。他一直拖着不任命正相，是打算“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史记·申屠嘉列传》）。那对他这个皇帝当然惬意。且在国舅爷那里，已经有人烧冷灶了。但他迟迟没有能下决心，最终还算头脑清醒，“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念久之不可”。促使他最终悬崖勒马的，可能就是下边对新垣平这一毫不客气的动作。他终于还是断了这个念想。
    后元二年八月，刘恒终于任命御史大夫申屠嘉递任丞相，暂时打消了挑战功臣集团权力范围的打算。
    142 申屠嘉用权——文帝君臣六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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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屠嘉（？-前155年），可谓中小功臣的代表。垓下大战之前加入汉军，相当于淮海战役之前参加人民解放军，但打仗可能比较勇敢。初为材官蹶张、亦称蹶张士，负责脚踏强弩开弓，相当于重机枪手或迫击炮手，自然也是条壮汉。战后升为队率，是下级军官、作战骨干。平英布后成为都尉，进入中级军官行列。刘盈在位期间担任淮阳太守，进入两千石高官范围。与陈平、灌婴相比进步慢，与大多数汉军士卒相比算是很快的。刘恒即位后大范围赏赐，其中一条是：两千石以上官员中曾经追随刘邦的三十人赐爵关内侯，分别加封六百、五百、四百户。申屠嘉因此成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张苍拜相时成为御史大夫，在汉初御史大夫中也是任职时间较长的。三公九卿无人出面救薄昭，他无疑是走在前列的人物之一，最少是带头抱定主意不开口的一个。新垣平被灭三族，当时丞相空缺、他是御史大夫，那就肯定是坚决依法办理的决定性角色。（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申屠嘉传》的不一一加注。）
    丞相空缺，惯例应该御史大夫递补，刘恒却迟疑不决。表面上张苍只是以老病辞职，并未正式批准；但批准人就是刘恒，大概是知道申屠嘉在薄昭、新垣平事件中的作用，不打算任用的居多。
    刘恒最终拜申屠嘉为丞相、并赐爵列侯，在很大程度上是违心的。申屠嘉可能是西汉第一个因拜相而封侯者，这是破例——违犯白马之盟的约定。刘恒完全可以不这样做。这件事情表明，在名声显赫的大功臣基本去世之后，功臣集团、中小功臣的力量依然很大且不大客气，足以使皇帝做出违心的、涉嫌讨好丞相的选择。
    但更重要的是，以申屠嘉终于按部就班接任丞相为标志，刘恒主动罢手了，君臣之间的较量基本结束，没有转向后世常见的暴力对抗、你死我活状态。这一点对于西汉政治的长期稳定很重要。
    其中原因：
    首先是功臣集团的巨大优势。从朝廷到郡县，各级官员都是功臣或功臣子弟，选拔上来的也大都是功臣子弟，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刘恒只能承认现实。他的皇位本就是功臣集团选举而来。相对于刘氏诸王，他只能依靠功臣集团。无论认识是否足够清醒，他一定感觉到了。
    其次是中小功臣强硬、寸步不让地捍卫自己的权力范围。大功臣名震天下，多数一起步就是高级将领，曾经亲身格斗搏杀的不多，成为大臣后就还比较文雅。中小功臣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本就是刀枪拳脚，成为大臣后就不免粗鲁。刘恒可能是从申屠嘉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来文的、不显山水的博弈，他还能对付两下；来武的、真刀真枪的厮杀，他真不行。
    再次就是刘恒的“善”了。所谓大恩不言谢，是因为没有办法感谢。别人给了你一个皇帝，你能有什么相当的东西可以感谢呢？所以，功臣对所有的皇帝都是问题，有些开国皇帝甚至会大面积杀戮功臣，比较典型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可若是和朱元璋谈一谈，他一定满肚子委屈：寡人没有办法，不杀不行啊。刘恒是个“善人”，不愿意杀，又换不了，只有主动罢手。不和他们生气了，由他们吧！文帝君臣之间的博弈未能发展到你死我活程度，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选一个“善人”当皇帝，深谋远虑啊！
    从最初的头号功臣萧何，到此时的小功臣申屠嘉，西汉建国六十年来的丞相都是功臣，作为功臣集团权力范围、政治地位的标志，不容挑战地巩固下来了。他们的巩固，就是功臣集团地位的巩固；功臣集团地位的巩固，就是以民为本、君臣共治的巩固。而灭诸吕、选皇帝是重要节点。之前的丞相是皇帝的战友，之后的丞相是皇帝的恩主。西汉此后的皇帝都是刘恒后裔，这种关系便延续下去了，子孙后代彼此心知肚明：你们家爷爷这个皇位是俺爷爷他们选举的。
    小功臣出身的丞相也就更加强势。申屠嘉上任就拿皇帝的宠幸邓通开刀：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常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史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直接看，事情不大——皇帝坐朝、和丞相商量事情的时候，邓通在皇帝身边腻歪。刘恒对邓通的宠幸超过了对后妃，赏钱过亿，又赐予铜矿、允其铸钱，邓通因此成为古代富翁的形象代言人。老丞相们或还能容忍，甚至可能是有意留给皇帝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是任何理性的制约自然会考虑到的问题。申屠嘉这样的小功臣大概很早就看不惯了，老子们流血卖命打江山难道是为了你这种东西？！散朝后，立即传檄——书写在专用简牍上、表示紧急军情征召、必须奉命前来的军用文书——将邓通召至相府，一定要杀。邓通脱下帽子、光着脚叩首谢罪也毫不通融。邓通一定是想到新垣平的下场了，吓得要死。而申屠嘉一开口就是“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已经是间接批评刘恒了，更是暗示邓通，皇帝也保不了你。最后是刘恒派人持节——正式代表皇帝——召邓通并向丞相作出解释，才算完事。
    后世丞相，有多少敢于这样对待皇帝身边的宠臣？！两千年君主政治真不可一概而论，其中的剧烈变迁可能是咱们尚未认真注意过的大问题。
    当年萧何被刘邦械系，反倒是多亏刘邦身边的人讲情。解除后，享有带剑纳履上殿特权的老丞相又光着脚、一溜小跑去向皇帝谢罪。
    不是申屠嘉比萧何能耐大，而是灭诸吕、选皇帝之后西汉的权力结构不同了。萧何当丞相时，功臣集团的领袖是皇帝；申屠嘉当丞相时，功臣集团的领袖是丞相。相对于刘邦和萧何为代表的君臣共治，刘恒和申徒嘉为代表的君臣共治又前进了一步，臣的独立性更大，臣对于君的制约更强。当然，他们还是君臣关系。这是刘恒在位期间西汉君臣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汉与后世历代皇朝的重要不同。

    
    未见有关申屠嘉的遗址信息
    143 宦官地位是皇帝地位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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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地位是皇帝地位的影子，皇帝高的时候宦官会更高，皇帝低的时候宦官会更低。申屠嘉敢于如此责罚备受皇帝宠信的宦官，固然说明这个时候的宦官地位不高；但更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当面批评了皇帝，这个时候的皇帝也还远非后世那样一言九鼎、口含天宪的皇帝。如果皇帝一言九鼎、口含天宪，宦官就差不多也是一言九鼎、口含天宪，甚至更加一言九鼎、口含天宪。面对那样的宦官，申屠嘉一定不敢造次。
    史上宦官地位也不可一概而论、变化很大。西汉这个时候可谓最低，两宋也都不高，东汉、唐朝都比较高，对照最为鲜明的可能还是明朝。
    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尊称自明朝起，是朱棣对宦官集团帮助他争夺皇位的回报。此后的太监对皇帝依然是奴才，对百官却上升成为了正式代表皇帝的监督，正派的也威风凛凛，不大正派的就气焰熏天。比较突出的是后来的魏忠贤，大字不识而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群臣望风下拜、竞相谄媚，官场到处为之建生祠，学界有人提议配享孔庙，民间称之为九千岁，时人都以为他要篡位称帝。可十六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很快就被轻易处死。不是明朝的宦官厉害，而是明朝的皇帝厉害。不是明朝的官员窝囊，而是官员和宦官一样都没有任何独立性，双方都是依附于皇帝的；谁距离皇帝更近谁就厉害，反之就窝囊。
    朱元璋设计明朝体制，主观上已经尽可能考虑到了诸权分立、互相制衡。他自己很是得意，后世诸君大都也知道努力保持这一点。但这种分立只是表面的、虚假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权力更加彻底地集中在皇帝手中，制衡也就只能是争宠。随着反反复复争宠和皇帝宠信的反反复复变化，谁距离皇帝最近谁就是天下老二。所谓制衡就完全异化为争宠，这是在君主集权专制条件下实行分权制衡的必然结果。当然，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看又是极为成功的，权力确实更加彻底地集中在了皇帝手中。但这又要求皇帝必须英明睿智。问题就又回到君主政治的起点，如何确保皇帝真的是个天才？又如何确保能够准确无误地将这个天才从数百万、数千万、数亿芸芸众生之中挑选出来？！
    春秋以后，政治理念对于尾大不掉重视过了头。越来越强调集中权力，终于从以民为本走向了以君为本，为执政而执政、以巩固皇权为执政的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目的。强到极点就是弱到极点，秦皇朝因此而土崩瓦解。刘邦认识到了其中问题，试图将以民为本和以君为本结合起来、将维护皇权和维护功臣集团的权益结合起来，最后提出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的君臣共治。灭诸吕、选皇帝又使得皇帝成为功臣集团选举产生，维护皇权和维护功臣的政治地位、经济权益融为一体，推动君臣共治不断进步。因为需要依靠，所以可以制衡；因为能够制衡，所以需要依靠。从楚汉相争胜出、建立西汉到西汉功臣灭诸吕这几十年，对于中华文明至关重要又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精彩纷呈，不知为何没有成为电视连续剧的题材。
    144 刘恒是个好皇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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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屠戮功臣反而需要依靠功臣，也就不可避免受制于功臣，刘恒就只有努力成为功臣满意的皇帝。这可以肯定是刘恒积极参与开创“文景之治”的重要动力；还有直接诉诸于平民百姓、试图通过争取平民百姓的认可而巩固自身地位。如果忽视这些动力，好像只是因为“善人”而成为好皇帝，就不免失之于唯心了。（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刘恒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文景之治”并不仅仅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是中华古政治的全面进步。所谓进步，主要是相对于秦皇朝而言的。且条举如下：
    ——废除苛政、暴政。
    具体主要是废除了连坐制度、通行证制度、肉刑制度、秘祝制度。
    刘恒成为皇帝后第一件涉及全国民众的事情，是废除连坐法。即位的第三个月，他向有关部门提出：
    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历史悠久的连坐法于是从制度层面废除。很明显刘恒个人提出并坚持是主要动因。
    秦皇朝其实是个长期处于暴力管制状态下的耕战营，内部实行严格的、全覆盖的通行证制度，丞相以下所有人未经官方批准都不得随便出行。刑罚也主要是肉刑——责打，不然就是关押、处死。老百姓只是粮食生产机器、打仗机器，动辄就会遭致种种刑法，所以称之为苛法。
    刘恒把这两条都明令废除了。这又说明，自西汉建立以来，这些法令都还在继续实行。布衣君相们不仅没有废除，甚至还觉得不能废除。认为他们的政治进步有限，并非泛泛而论。
    刘恒这一次废止肉刑实际效果也还不能算好，后来景帝刘启又改了一番才见到实效。最底层平民生活状况的名至实归的改善，自古以来就不容易。有些改善，只是嘴上说说，实际动作一点没有，纯属欺世盗名；还有些嘴上宣称改善，实际反而变本加厉、加重负担，令人难以置信。
    秘祝制度是在保密环境下面对老天为皇帝一个人祈福。他下令改为公开为全民祈福，还专发诏令说：
    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祈求老天赐福在今人看来或是扯淡，但在当时却是头等国家大事，秦始皇嬴政遍游名山大川主要就是为自己祈福。刘恒可能是第一个为百姓祈福的皇帝。
    ——广开言路。
    刘恒曾经明发诏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谣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这是明确废除了秦皇朝以言治罪的法令。外出时，只要遇到拦车上书、喊冤，他都会停车受理。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长期坚持，很不容易。
    有了以上两方面改变，整个社会就趋向宽松，上至官吏、下至百姓，各阶层成员就都告别了秦皇朝时期侧目而视、重足而立、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状态。
    在古代政治史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看一朝一代的治理是否进步，看一个皇帝是仁君还是暴君，重点就应该是比较这些具体制度，是更方便百姓生活？还是更方便朝廷治理？
    ——赋役标准整体下降为传统水平的三分之一。
    田赋，刘恒在位23年一降再降，曾经有12年免收全国田赋的明确文字记载；到景帝时稳定为三十税一。
    口赋、即人头税，降低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劳役，由传统的每丁每年一月改为三年一月。
    就降低幅度而言，在古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减负。整体水平，相当于夏商周三千年传统什一而税的三分之一。这应该是通盘考虑的结果，可惜提出者已经不可考。但免收全国田赋出自晁错建议，有明确记载。
    对于刘恒的轻徭薄赋，中外学界都有认为仅仅针对于功臣封君阶层的。拙著《千古兴亡-破译君主社会朝代更迭的密码》一书中也有这般表述。在逻辑上、田赋确有可能如此，事实上也都有明确记载是针对“天下民”或“天下”，即以封君阶层为主体的土地所有者的。但口赋、劳役则不可能——都等于是人头税；而口赋、劳役正是西汉百姓的主要负担。这种误读，还是极左意识形态浸染太深，尤其是迷信机械的五阶段进化模式——不相信两千年前的皇帝已经能够如此体谅民生疾苦。退一步讲，便是完全针对功臣封君，也是史上较早的、少有的善政。西汉为什么能够？后世大多数皇朝为什么不能够？莫非两百余位皇帝当中就出了刘恒这么一个好人？！
    ——坚持和平周边政策。
    刘恒坚持和平周边政策、再次和平收回南越尽人皆知，但往往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下边这个小故事是刘恒自己阐述所以然的：
    高祖有天下，三边（匈奴、南越、朝鲜）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阸，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
    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史记·律书》）
    概括而言就是一句话：兴兵打仗对百姓有什么好处？高皇帝尚且不敢劳民，我更不敢逞这个能！
    两千年君主社会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多乎哉？不多也。这件事情，刘恒个人的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功臣集团整体上虽然“俱欲休息乎无为”，但刘邦死后二十余年无事，国家小有积累，陈武这样一些人已经跃跃欲试。刘恒坚持“无议军”，对于继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很重要。有了这一条，老百姓的负担才有可能真正降下来，才有可能真正与民休息。
    145 刘恒是个好皇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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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恤鳏寡孤独。
    刘恒抚恤鳏寡孤独不是一般的号召，更不是作秀。元年三月，第一次明诏天下：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诏书既下，又追加一道，严厉批评抚恤工作中的官样文章、不正之风。这道诏书很有意思：“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你去慰问，什么东西也不拿，岂非空头人情？！还有拿陈米当慰问品，难道是真心敬老？！随即制定专门法令，“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从此，西汉实行制度化的、全国范围的抚恤鳏寡孤独政策，且长期坚持。中华文明敬老、养老、逢年过节慰问老年人的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以身作则，严以律己。
    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曾经想造一座露台，工匠计算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作罢。
    在位23年间，不是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干脆就没有兴工动土。后世哪个朝代还有这样的皇帝？！
    ——开创考试制度。
    在刘邦率先察举人才的基础上，刘恒曾经两次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其中文帝十五年（前165）的一次有详细记载，亲策诏书极具个人特点和风格：
    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这是在察举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以推动公平。开头一段话是必要性，说自己虽然已经当了十多年皇帝，也还是不够格，又说自己水平不高大家都知道，因而需要大家帮助。接下来“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是享有察举权力的高级官员。“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是3条察举标准。“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是4道考试题。“朕亲览焉”，主考官就是皇帝本人。“兴自朕躬”，这件事和考试题都是皇帝自己提出的。这一期间，正是刘恒和张苍闹别扭、朝中无相之时。刘恒虽然没有自己的政治队伍，但有很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他自己的政治需要和无权无势平民百姓的政治需要就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了，此为政治进步。
    参加这次考试的有百余人。最后被录取为高第的一人，即当时担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五人推举，后被提拔为中大夫。
    这次考试，或可以视为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又是第一次殿试，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较为规范的考试方法选拔人才。刘恒，可谓史上第一个主考官。晁错，相当于第一个状元。
    ——谦虚。西汉的皇帝大都比较谦虚，刘恒为其中之最。概括其诏令，对上天、对百姓、对皇族、对百官、对外族，都很低调。临终安排自己后事的诏书，可谓典型：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秦皇朝规定天下臣民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等等。这是针对性的改革。）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皆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开始两句是对生死的看法，相当达观，令人联想到唯物主义。其次是直接批评大操大办的厚葬之风。再次说自己不是个好皇帝，死了也不值得大家太伤心。然后是对丧事的限制性规定。再后说自己没有提及的，一律照此精神办理。最后是对霸陵的安排，一律使用瓦器，不许装饰金银铜锡；保留原貌，不许大起山陵。两千年前、一个古代君主，能如此对待身后事，中华曾经文明信哉不虚。对照后世、尤其是明清以下竭尽奢华、美轮美奂的皇陵，中华文明的倒退又毋庸讳言，令人无尽感慨。
    刘恒的谦虚，功臣制约之外，刘邦临终将西汉政权定性为君臣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很重要——没有将后嗣君主引上歧途。开国君主如果将打江山完全归功于自己、神化自己，子孙就会变本加厉、包住自己、吓唬百官和民众。长此以往，就把子孙也忽悠了，会信以为真，进而以为自己继承了英明伟大的血统就必定英明伟大，无论英明伟大与否先就摆出一副英明伟大的架势来、贻笑大方。刘恒没有这样。他认为自己只是“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这或可以视为他对社会结构和自己位置的基本看法。且明确认为他这个皇帝是“托于天下君王之上”而不是天下郡县之上，可见前文对西汉社会结构及体制的分析，与刘恒的看法大体一致。
    与仅仅认识到轻徭薄赋相比，认识到这一系列举措对于认识刘恒这个皇帝无疑更全面。而这些举措背后，就是对远古以民为本理念的回归、继承。
    且将史家对刘恒的评语摘要如下：
    司马迁：“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班固：“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司马光：“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资治通鉴》）
    “后世鲜能及之”，应该是司马公纵论千余年皇帝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慨。从兼顾强国与富民的两面看，刘恒完全可以进入我国历史上一流君主的行列。但刘恒的历史知名度，远远不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乾隆。后来，赫赫扬扬不惜代价追求强国的君主日益多，孜孜矻矻自奉以俭关注民富的君主日益少，原因不仅在他们自身，或也和咱们这些草民百姓有关。
    146 刘恒完全可能成为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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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提及，刘恒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派人杀了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这都是刘盈的孩子，是他的嫡亲侄子。他和手下都是当天才到长安，进入未央宫就已经入夜，人生地不熟又黑灯瞎火，能够连夜把人杀了，需要抓得很紧。四个孩子，年龄最大的不过十来岁，最小的应该只有八岁，虽然贵为皇帝和亲王又不过无知少年，无声无息就被杀了。而具体是谁杀的？如何杀的？全无记载，可见主谋者心虚。这种语焉不详的记载，又使得刘恒成为唯一可以确认的、有名有姓的主谋。这个善人的善、这个著名孝子的孝，也就都多了虚伪的或是选择性的一面。
    刘恒怂恿、听任饿死了淮南王刘长。刘长自认为比他更有资格当皇帝，阴谋造反败露，有司裁定处死，他决定从宽流放四川。刘长被装在车子里往四川传送，一路上没人打开封条给饭吃，把人饿死了。具体过程是：
    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
    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
    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淮南国）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汉廷）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餽侍者，皆弃市。（《史记·淮南列传》）
    这是说，沿途各县都不敢打开车封，刘长自己又绝食，遂饿死。刘恒、沿途有关者、随车陪侍者都有蓄意饿死人的嫌疑；有关者和陪侍者应该都不敢自作主张饿死亲王，那就只能是刘恒。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当时就有民谣讽刺他：“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同上）不能确认是他授意、下令，但怂恿、听任难辞其咎，所谓骄纵，就不免令人联想到帝王心术。这个民谣，显然是站在中间说话。后世乃至现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反倒往往是站在刘恒一边说话，其实是站在大一统皇权一边说话。
    刘恒不仅完全有可能成为暴君，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昏君。
    宠信新垣平和公孙臣、宠爱邓通、偏袒张武，这几件事情就都可谓昏庸。还有打算用不识几个大字的小舅子当丞相，等等。如果有足够的权力，他应该也是个能胡来、敢折腾的。
    刘恒也曾经尝试专权。
    对待周勃，就既是专权又是为了进一步专权。之前的丞相如果不是头脑清醒而智慧的陈平，之后的丞相如果不是富有经验而沉稳的张苍、如果不是坚定而鲁莽的申屠嘉，他极有可能走上专制独断的路子。后世有些解读给人感觉刘恒对于权力的腐蚀天生就有免疫力，那是神话皇帝。
    刘恒也处事不公、甚至欺负人。
    西汉史上最初的两次刘氏诸侯王造反都发生在他在位期间。刘长谋反的起因、责任主要在刘长自己。刘兴居造反的起因、主要责任都在于刘恒：
    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意自以失职夺功。岁余，章薨，而匈奴大入边，汉多兵发，丞相灌婴将击之，文帝亲幸太原。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上闻之，罢兵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国除。（《汉书·高五王传》）
    “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是灭诸吕之后陈平等人的考虑，且已经对两兄弟说明。而刘恒“故黜其功”；“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就不仅是朝廷言而无信，更是明明白白欺负人。吕后在位，就是如此对待人家；哥仨灭诸吕立了诺大功劳，刘兴居还自告奋勇去为你清宫，你居然又是这样对待人家？！而且是把哥哥的地盘切下来分给两个弟弟！这也太欺负人了！且是带有戏弄成分的欺负。刘襄、刘章都年纪轻轻就很快去世，孰知不是咽不下这口气？！
    刘恒临终坚持薄葬，缘于中郎将张释之的启发引导：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汉书·张释之传》）
    这是为了避免死后被盗墓而选择薄葬，前文论及社会意义都只是就客观后果而言，并非其主观本意。
    刘恒的法治，则更是功臣集团制约的结果，否则一定无法无天。其子刘启打死吴王太子而完全不予追究，刘长打死副国级的审食其也完全不予追究，就是无可否认的破坏法治。当然，和对待刘章、刘兴居的仗势欺人一样，这都属于皇族之间、老刘家内部的事情，功臣们并不强势干预。还有对邓通的大量赏赐，使用的应该都是少府收入、皇帝私费，在权力结构层面，功臣们也几乎没有办法干预。后世往往只是宣扬他不舍得以百金造露台，忽略了他以万金赏赐邓通。
    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刘恒不仅能折腾、不仅专制，而且敢欺负人。可惜，他直接面对的是强势的功臣集团领导层、类似于后世的集体领导，间接面对的是由大大小小全数功臣组成的新的社会主导阶层、类似于后世的领导阶级。灭诸吕、选皇帝之后又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功臣集团和主导阶层的地位已经不可挑战，留给皇帝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小、权限指引也非常明确，很少能够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折腾不开、专制不成。
    历代皇朝主要政治集团中，西汉功臣集团的政治水平较高。创造了君主政治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主要是他们，刘恒父子在其次。
    147 皇帝的好坏与丞相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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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这个好皇帝，主要是功臣集团制约、引导的结果。他在位期间历任丞相的基本情况，有助于认识这一点。

    汉文帝刘恒一朝丞相基本情况表
    姓名 任丞相前职务 任丞相时间 结局
    陈平 副相 前187-前180；前179 在任病故
    周勃 太尉 前178-前177 免职
    灌婴 御史大夫、太尉 前177-前176 在任病故
    张苍 御史大夫 前176-前165 辞职
    申屠嘉 御史大夫 前162-至景帝时 在任病故

    五任丞相的共同特点是：
    ——提拔。全部是排着队来、由副相而成为正相，且是在刘恒当皇帝之前就已经排好了的。实质上也就都并非刘恒选拔任用，而是从功臣队伍中自然生长起来、早已排好队、轮到了的。唯周勃有皇权干预成分，还弄错了。
    ——在任。除周勃、张苍因用人与刘恒出现摩擦之外，其余没有大问题，可谓相安无事，对于治国理政方略基本没有分歧。其中原因，思想理念、政治需要基本一致是一方面，力量对比悬殊、刘恒没有力量另搞一套、没有长期全面和丞相集团对着来、拧着干的本钱，也是一方面。后一方面，或更重要。
    ——离任。陈平、灌婴死在任上，张苍任丞相12-14年、去职时已经92-94岁，最后一任申屠嘉则成为他儿子的第一任，真正被免职的只有周勃。但在名义上又只是带头之国，是曲线免职不是正面免职。
    刘恒非但没有破坏功臣队伍原有结构，甚至原有顺序都没有弄乱。这就是他和功臣集团的关系——丞相并非皇帝选用而是自己以功劳排队；皇帝反而是功臣集团选举产生。君主的主要权力就是选用丞相，不能选用丞相的君主其实已经不成其为君主，更接近于近现代的立宪君主——执政集团选出或推出丞相，君主在任命状上盖个章就完成任务。中国的君主政治时间尤其长、内容尤其复杂，用单一模式、一概而论的解读，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就会比比皆是。
    实事求是、全面、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皇帝还是弱势一些好。过于强势的皇帝，几乎无一例外、或迟或早都会恣意妄为、酿成灾难，对于统治集团、对于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对于整个社会，都不是什么好事。西汉在秦崩溃之后能够长治久安，主要缘于功臣集团对皇帝的有效制约。
    丞相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制约皇帝，也有被皇帝制约的时候。刘恒的孙子、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就是这样。随后会说到。
    咱们长期习惯从皇帝角度看君相关系，认为皇帝是主动方面，好丞相是皇帝选出来的，坏丞相也是皇帝选出来的。这当然有道理，宋元更迭之后基本如此。但在之前大概不能这样好看，尤其西汉前期这一段，一般是丞相主动，好皇帝是丞相打造出来的，坏皇帝也是丞相打造出来的。
    刘恒对于西汉和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贡献可能是在君臣博弈中能够主动罢手。轻徭薄赋的皇帝其实不算太少，在君臣博弈中主动罢手的真的不多；轻徭薄赋说到底不过是慷他人之慨，主动罢手损失的是皇帝个人的面子。当然，刘恒也是无可奈何。但在无可奈何时能够主动放下，而没有不择手段、孤注一掷将全社会推向全面斗争乃至全面战争，就是更加博大的政治胸怀，甚或可以视为天下为公。真正的政治进步往往是双方都不大满意、又都比较满意的局面，也就并非一方高歌猛进、一方一败涂地，而是无可奈何地相向而行。
    148 置身西汉看皇权弱势及其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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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人看西汉政治，会感觉皇权弱势。这很正常又不正常、很正确又不正确。因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我们对汉初皇权的感觉和西汉人对汉初皇权的感觉，可能不同、甚至是两回事。我们是站在长期君主专制实践的基础上看，又是用经过皇权至上理念长期熏陶的目光看；西汉人是站在君主专制的短暂尝试刚刚失败的基础上看，又是用尚未经过皇权至上理念长期熏陶的目光看；我们以为是问题的，西汉人、包括皇帝本人可能感觉很正常。也就是说，在看待皇权的时候，西汉人可能比两千年后的我们更本色、更正常。对于已经活在当下的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存在经过皇权至上理念长期熏陶而形成的局限性——可能很重要。
    异姓诸侯王面对刘邦屠戮，没有一个伸长脖子等死的，无论如何都要反抗、要挣扎。他们刚刚从天下英雄中原逐鹿的战场上走下来，根本就不认为想当皇帝有什么错误。后世英雄好汉想当皇帝的自然有的是，但能够像英布那样在面对皇帝、即将失败的时候仍然豪气干云、坦率表示就是想当皇帝的能有几人？后世功臣内心觉得皇帝不够意思的有的是，但能够像韩信那样已经被生擒活捉、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仍然理直气壮指责皇帝背信弃义的又能有几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应该无偿为皇帝效忠，也还没有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也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他们和刘邦一起打江山既是共同奋斗又是一笔生意；共同奋斗的大目标是推翻秦皇朝，一笔生意的小目标就是为了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田宅和民户。实现推翻秦皇朝这个大目标之后，刘邦成为皇帝、大家称为大大小小的封君，都实现了自己的小目标，才是革命成功。而刘邦为了自己的小目标而试图否定大家的小目标、收回大家的田宅和民户，那就是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当初一起打江山的时候说好的事情，你怎么能打下江山就变卦呢？！整个西汉功臣集团、大大小小的功臣，在理念上都是如此。所以，在君臣博弈中，刘邦从一开始就输了。
    但刘邦也还远远不是后世的皇帝。后世皇帝想要换太子的有的是，但能够像刘邦那样平静接受失败的有几个？大都是不惜颠覆朝局、糜烂天下。刘邦一辈子留下两首诗，一是最高兴的时候，当了皇帝、衣锦还乡，留下了《大风歌》；一是最伤心的时候，想换太子、终于失败，留下了《鸿鹄歌》。为何？他并不认为立太子是自己一个人的权力，如同自己这个皇帝是大家拥戴一样，立太子也是大家的事，大家不同意，他只能伤感地告诉戚夫人，对不起、亲爱的，我也没有办法了，然后洒下两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老泪。
    大臣也还远远不是后世的大臣。曹参获悉萧何死了，不待皇帝任命即安排下级准备动身。为何？按规则排队轮到自己了。后世哪个拟任丞相敢于表现出这般自信？哪个朝代能有这般确定性？这背后是规则，是皇帝也必须遵守的规则。汉初六十年的丞相，皇帝任命只是表面，实质都是这样自己打出来的、排队轮到了的；而且和皇帝一样是终身制，绝大多数都死在岗位上。终身制，在民主政治范畴内自然落后，但在西汉这样的君主政治范畴内、相对于皇权的随意性却是稳定性。
    君相关系是君臣关系的核心。汉初的丞相和皇帝之间不仅不是后世那样的上下级关系，甚至也不完全是股份制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那般关系，就是君相关系，是几乎无法比喻的、中国特色的君相关系——臣以道事君，君以礼使臣；皇权不是至高无上的，在皇权之上还有公认的道和礼。具体而言，皇帝一旦选择了丞相，丞相就会提出自己的治国理政方略、自己选择任命相府官员，然后每五天向皇帝打包请示一次；皇帝对丞相的请示，一般还只能同意，不同意也不可以强行要求改变，而只能换一个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丞相。因为，下一个丞相也还会提出自己的治国理政方略。这样的皇帝干什么呢？选择一个贤能的丞相，然后垂拱而已、等着盛世到来。垂拱的状态，大概就类似后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这就是原版的中国传统的君相关系，汉初显然是回归了传统。
    不仅君相，直到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也还没有多少皇权至上的理念。后世论及兼并，往往语焉不详、给人一种权贵阶层用强、强取、强迫的感觉，其实、最少在西汉初期，主要是民众自觉主动选择离开朝廷直属范围、离开汉国，转而依附诸王封国。具体原因，随后专节讨论。
    所谓汉初的皇权弱势，只是后世社会、以后世理念、和后世皇权相比较的结果，在当时都是自然现象、正常现象、进步现象。相应，功臣封君阶层向世家大族阶层的成长也是自然现象、正常现象、进步现象。其中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社会结构。秦皇朝短暂的尝试失败了，西汉建立后迅速恢复了以“大家”为基本单元的小集体社会。或者说，秦皇朝的尝试可能根本就没有能改变社会结构，底层社会一直就还是以“大家”为基本单元的小集体社会，西汉建立后只是从不合法状态变为合法状态了。且西汉的“大家”经济上的独立性又源于政治上的特殊独立性，不是传统的开田而耕、筚路蓝缕而来，而是特殊的流血卖命打江山的酬劳，政治上也就比较强势，也就对皇权形成了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正常的、在后世看来是非常强硬的制约。
    此外，还有一个和政治理念完全无关、甚至和政治技术也完全无关的偶然因素、历史细节——刘邦去世较早。君主一方已经成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功臣一方多数还是第一代、老一辈，君臣双方综合力量对比失衡。这种局面，保持了大约四十年。这对于刘邦去世之后皇权更加弱势、甚至对于无为而治，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一因素也是变化的，随着老一辈功臣逐渐去世，双方都成为第二代、第三代了、甚至反过来了，君相关系便也会发生相反变化。
    申屠嘉是西汉最后一位功臣丞相，他死后的君相关系便是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薄姬庙，位于河南省孟津县麻屯镇。相传，文帝时洛阳一带蝗虫成灾，薄太后亲往灭蝗，住在灾情最严重的一道岭上。后人就地修建庙宇，称为“薄姬庙”。
    这可能是西汉功臣之外对刘恒影响最大的人

    
    汉文帝皇后窦漪房陵墓遗址
    这两位可能是对刘恒影响最大的人。
    149 申屠嘉担任丞相的同时，刘恒还选择了陶青担任御史大夫；君相之间的博弈当下是丞相赢了、长远是皇帝赢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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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权比较弱势的条件下如何对待皇帝，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政治艺术、需要高水平的丞相，还需要相应的政治文明程度。（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申屠嘉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汉初最为弱势的皇帝是文帝刘恒，开始的丞相是陈平、执政时间最长的是张苍，都还行，遏制了皇权扩张的尝试，又给皇帝留出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维持了君相之间礼让为国的状态，也就为传统君相关系的稳定延续提供了必要条件。中间一段是周勃，由于两位国舅爷糊里糊涂得罪了皇帝两口子，但还维持了传统君相关系的基本格局。
    最后一段是申屠嘉，本性过于强势、且读书不多、又是真正从刀枪剑戟中杀过来的，说话办事粗鲁，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君相之间礼让为国的状态，也就破坏了传统君相关系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
    刘恒权衡再三、迫不得已任命申屠嘉担任丞相的同时，并非听之任之，包括皇后窦漪房和太子刘启在内，可能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正面博弈，他们肯定是玩不过申屠嘉了。于是，采取了大迂回战术、选择了开封侯陶青担任御史大夫，看似一个闲棋冷子，却是摆了一盘真正的大棋。可谓君主报仇、十年不晚。
    申屠嘉当了七年皇帝往往无可奈何的丞相，陶青更在他身后当了七年常常默默无语的御史大夫。在这七年间，《史记》和《汉书》的纪、传、志中没有留下一个字，甚至连他出任御史大夫的记载都没有，如果没有功臣表和公卿表、如果不是后来出任丞相，后世就无法知道有这么个人。此前此后，何曾有过这样的御史大夫？根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惯例，此人可能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个无所发明建树的御史大夫。
    或正是因此，申屠嘉完全没有将陶青当回事。当回事也不好办，丞相说什么，御史大夫就同意什么，丞相又能将御史大夫如何？他只是将矛头对准了锋芒毕露的晁错。
    嘉为丞相五岁，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适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史记》为“他官”。日本高山寺藏六朝钞本《汉书》为“地宫”。西汉定员严格，冗官尚未成为问题，不可能专为辟出官署。似应为“他官”。）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呕血而死。
    时为公元前155年，西汉君臣权力关系由此猛烈转折——皇太后窦漪房和景帝刘启顺理成章任命御史大夫陶青接任丞相。
    这时距离楚汉相争胜出、正式建立西汉已经将近五十年，第一代功臣大都已经去世，无论在朝的大小官员、还是在野的大小封君，大都已经是第二代。开封侯陶青听起来也是侯二代，表面看还是沿袭了西汉开国以来非功臣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背后却有诸多可疑之处。
    可疑之一：西汉是个功劳社会、等级社会。一切都是以功劳论等级、以等级分配，赐爵、封官尤其如此。侯二代中，最先出任高官的是张良和曹参的孩子，这很对。最先出任丞相的却是个陶青，他是谁？他爹是谁？这不对。
    可疑之二：西汉前期选官大都是功臣武夫及其子弟，非功臣武夫及其子弟是例外，都有记载、有故事。例如张王宾客是刘邦赏识、晁错相当于第一个状元。陶青没有故事。
    可疑之三：西汉惯例，选郡守相高第者为御史大夫。公卿表记载，张苍，以淮南国丞相为御史大夫；申屠嘉，以淮阳太守为御史大夫。陶青，是“开封侯陶青为御史大夫”。这就意味着他的升职，不是因为郡国守相干得好，而是因为“侯”。论侯，就是论功劳、论等级，这就回到可疑之一了，以第一代论、轮不到他爹；以第二代论，轮不到他。
    原因何在？
    149 申屠嘉担任丞相的同时，刘恒还选择了陶青担任御史大夫；君相之间的博弈当下是丞相赢了、长远是皇帝赢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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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青的父亲、第一代开封侯陶舍是个降将。此人原来是秦军将领，在章邯手下冲锋陷阵、一直冲杀在镇压各路义军的最前线，大起义后期投降楚军，楚汉战争后期投降汉军，军功主要是后来跟随刘邦参加平定诸侯王的内战。有考证认为陈胜、吴广、项梁、田儋这些早期领袖的败亡可能都和他有直接关系，参加汉军后的功劳也很大。似不大可能。参加过、经历过有可能，直接的不可能。功臣表上，其封侯的主要功劳是“以右司马从击燕、代”，没有其他；排名则在百名以后，和告发韩信封侯的乐说、平定陈豨封侯的张相如列在一起。粗粗浏览一遍功臣表就能看出，自张相如以下三十余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平定诸侯王的内战中立功封侯。如此排名绝非偶然。且这个排名及其变动从一开始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真有那样亮眼履历、突出功劳怎么会排在这里？
    这是降臣而不是功臣——表面是功臣，实质是降臣。这应该就是陶青被选中的原因。刘恒借此而突破了白马之盟的限制，申屠嘉或是没有注意到严重性，或是没有办法遏制。如果是萧何、曹参为相，皇帝应该不会如此尝试；如果是陈平为相，有的是办法遏制这种尝试。申屠嘉表面强势，实质政治考虑的层次不够高。
    这样本质降臣的表面功臣，和沛县起义的功臣、和入蜀汉、定三秦的功臣、和楚汉战争前期的功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侯二代和一般的侯二代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主要是在功臣集团中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一点，应该就是刘恒选择他出任御史大夫的原因，也就是窦漪房和刘启选择他接任丞相的原因。他担任了丞相根本不可能成为功臣集团的领袖，那在政治上就仅仅是一个个人而不是功臣群体的代表。对付一个个人和一个群体，不是一个量级的事情。
    陶青原本无藉藉名而担任御史大夫、七年而无所建树而成为丞相。这应该就是刘恒和窦漪房两口子精心挑选的结果——他根本没有和皇帝博弈的本钱。
    陶青于是成为西汉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留下传记的丞相。在任五年、留在历史上的事情只有一件，吴楚之乱爆发后、根据刘启授意牵头上书、请求处死了积极主张削藩的晁错，等于是皇帝杀人的白手套。这般丞相已经不能算是高级马仔，只是个低级马仔，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以华夏传统政治理念衡量，陶青这个丞相根本不能算是丞相。丞相和皇帝任职的基本条件不同。皇帝靠血缘；丞相靠贤能。皇帝不贤能，依然是皇帝；丞相不贤能，就丧失了任职基本条件——人家用你用的就是贤能，如果用血缘、用关系，哪里还用得着你？！传统的丞相都是大公至正、大义凛然，主要职责是匡正皇帝。仰皇帝鼻息这样的事情，一个低级马仔就行，又何须万石高薪拜相？！汉初的丞相又特殊，还必须是排名在前的大功臣、能够自动成为功臣集团领袖。陶青两条都不占，就只能任由皇帝母子揉捏，在君相权力关系中无足轻重、处于完全被动地位。
    称职的身居高位者，为天下某事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为天下得人。否则，无论多么成功的事，都可能及身而止、令后人扼腕叹息。
    陶青为相，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强势丞相的报复，甚至就是对申屠嘉个人的报复。这也就是说，西汉政治自此走向皇权扩张、君主专制这件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重大的大事件，直接的主要缘于刘恒夫妻、刘启母子的报复——对于强势丞相受够了、受不了了，一定要换一个弱势的、好说话的、能由着他们说了算的。至于皇权扩张、君主专制这样后世产生的概念，他们头脑中应该还没有。至于皇权扩张、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亦即当时社会土壤中已经潜藏着皇权扩张、君主专制的需要，委实看不出来。
    因为，陶青去职后，周亚夫继任丞相，君相关系又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可能。
    150 周亚夫是西汉前期最后一个传统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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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亚夫（前199年-前143年），更是功臣之后——周勃之子，但并非长子、不是袭爵出身，而是因为带兵能力得到刘恒重用。后世将军在军中见到皇帝时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可能就是由于他而留传千古、尽人皆知的。（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周亚夫传》的不一一加注。）
    过程大致如下：
    文帝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出入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文帝且崩时，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亚夫为车骑将军。
    周亚夫因此而获赏识，也因此而丢掉了性命。这是一个正好处在君相关系变化关键节点上的丞相。可惜，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处在这个节点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缺乏在关键节点驾驭历史的能力。
    刘启继位后，刘恒这一枝眼看就要把皇帝当下去了，吴王刘濞为首的刘氏诸王实在忍不下去了，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发动吴楚之乱。周亚夫受命担任汉军前方统帅，率军出征。
    亚夫至，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亚夫守便宜，不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诏使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韩颓当，韩王信之子，文帝后期来降）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既饿，乃引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王濞。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县，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
    周亚夫深沟高垒坚守数月，最终一战解决问题，战后成为太尉，五年后排队迁升丞相。周亚夫不一般，不仅是功臣之后，自己就又是功臣。
    但他的战法，严重得罪了窦漪房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他的既定策略是坚守避战、待对方兵疲粮尽一举破敌。吴王刘濞看穿了这一招，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全力以赴攻打梁国。梁王刘武一再求救，景帝刘启一再命令相救，周亚夫坚持不为所动。最终为皇帝挽救了江山，却得罪了皇帝的弟弟。而窦漪房又最疼爱这个小儿子，刘武便常常在老娘耳边说周亚夫的坏话。前文曾有交待，他爹周勃已经先得罪了皇帝的娘，他自己又得罪了皇帝的娘的小儿子，问题严重了。
    周亚夫有点像是中国版、古典版的堂·吉诃德，还沉醉在他父亲那个年代，甚至还希望成为超越父辈的、远古圣君贤相那样传统的丞相。但他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传统的丞相，没有去努力成为功臣集团的领袖，其性格又缺乏相应的凝聚力，打仗的时候他知道带着千军万马，但和皇帝母子博弈的时候就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在战斗。
    151 最后一个传统丞相和皇帝母子的最后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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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不久，景帝刘启（生卒前188年-前141年；在位前157年-前141年）册立了王皇后，窦漪房立即催促儿子赶紧给王皇后的兄弟王信封侯。（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周亚夫传》的不一一加注。）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刘启）让曰：“始南皮及章武（窦长君、窦少君）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
    前文曾有交待，这是窦漪房当时只能埋在心里的仇恨。现在可以说出来了，又是君臣权力关系变化的佐证。
    刘启还是坚持原则的。但老娘坚持、并且说明了是要报仇，他便和丞相周亚夫商量。西汉的皇帝自汉文帝以下，真的比较孝顺。
    周亚夫则给了皇帝一个硬邦邦的回答：
    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刘启没有办法，默然而退。
    窦漪房绝非等闲之辈。由文帝的皇后、成为景帝的皇太后、后来又成为武帝的太皇太后，汉初帝、后、丞相中，她在位时间最长，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不得了。这老太太应该是看透了周亚夫的毛病，采取了针对性的办法：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上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免相。
    周亚夫这是按照传统理念形式传统的丞相权力，不知时过境迁。而刘启如此强硬，极有可能是窦漪房事先安排。周亚夫继续按照传统惯例主动辞职，就正好中了对方的套。
    窦漪房和刘启并没有按惯例办事。过后不久：
    亚夫子为父买工官（皇家御用工场）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周亚夫似乎并不明白在陶青那样的丞相之后试图重新成为传统的丞相是要干什么，更没有料到皇帝母子真的会取他这个双重功臣的性命。他虽然为挽救刘恒一枝的皇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始终没有成为功臣集团领袖，又没有和皇帝一家建立起私人关系、没有和皇帝一家成为一伙，一旦身陷牢狱，自己无可奈何，皇帝毫不留情，只能一命呜呼。
    窦漪房厉害，毫不手软、等于将刚刚凯旋回朝的功臣除掉了。她没有免丞相，是丞相自己辞职；她更没有杀丞相，是丞相自己绝食而死。她在君相关系中的权重，似乎比刘邦、吕后还要大一些。其中自然有她个人的原因，无它，就是报复。细细琢磨相关记载，很难说这老太太有什么政治上的、出以公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她甚至不屑于用相关说辞包装自己，就是要出一口恶气。开头曾经说到西汉政治的特点之一是淳朴、真实、不虚伪、不装，并非只是功臣一方如此，帝后一方也是如此；且这种特点既有利、也有弊，既能办好事、也能办坏事。
    此外就是功臣队伍的变化了——尤其是大功臣后裔的综合素质严重下降。周亚夫之子就是代表——“取庸苦之，不与钱”，雇人搬东西为何不给人家工钱呢？！周亚夫可能还是其中好一些的，但也还是明显下降。他没有陆贾的认识能力，也没有陈平的组织能力，甚至也没有周勃的指挥能力。
    以周亚夫既是功臣之后又是功臣而轻易丢掉性命为标志，西汉丞相的地位、作用、结局急转直下，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低潮；西汉政治进入皇权扩张阶段。
    152 汉景帝刘启的母亲窦漪房是西汉第一个专制统治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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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周亚夫的教训和经验，景帝母子变本加厉、更是要将报复进行到底，终于推动西汉政治进入了阶段性的君主专制。（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外戚传》的不一一加注。）
    随后被选为丞相的也还是个侯二代，但也又是个降二代——桃侯刘舍。其父亲本名项襄，是项燕最小的儿子、项梁最小的弟弟。项燕，战国后期楚国名将，陈胜起义曾经以他的名义为号召。项梁，也是项燕之子，陈胜死后领导各路义军，是项羽、刘邦的老上司；他如果不死，可能就没有项羽、刘邦什么事了。项襄于楚汉战争初期就投降刘邦了，但十年后平定英布时才得以以功封侯，也实在刘邦和功臣诸侯王的内战中立功，赐姓刘氏。
    窦漪房和刘启完全依照自己意愿选任的两位丞相都是降将之后，而不再是那些叱咤风云、当仁不让、甚至一不满意就尥蹶子的汉军将领，岂能是偶然？且都是在刘邦和功臣诸侯王的内战中立功，也就都是真刀真枪和功臣打过仗的。从臧荼、利己到韩信、韩王信再到陈豨、英布、卢绾，两位丞相的父辈挨着打过来了，他们还怎么能够成为功臣集团的领袖？不能成为功臣集团的领袖，他们就不过是一介降将而已。西汉相权转向弱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丞相的政治态度是古代政治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本、君臣共治还是君主专制的底线。丞相能不能坚持以民为本，关键看能不能成为功臣集团领袖。如果不能，那就是单枪匹马，就很难维护独立人格而极可能沦为皇帝的马仔，遑论以民为本了。堂堂丞相沦为马仔，大臣能如何？一般官吏还能如何？平民百姓又能如何？
    摆下这一盘大棋的自然是刘恒，最终完成的、在刘启母子当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窦漪房。老太太安居长乐宫四十余年，突出表现有五：
    ——毫无保留地将长乐宫视为自己的家。
    临终时，“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她的女儿。从中可以看出长乐宫和皇太后的关系，好似普通人家奶奶的房间、或奶奶的柜子，奶奶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后世的皇太后，有几人能够如此这般？！
    ——毫不客气地将包括皇帝在内的子孙视为普通人家的子孙。
    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太子，在她面前只是儿子、孙子；不管你是丞相还是太尉，在她面前只是外甥、外孙。西汉皇帝对父母的孝，从她的丈夫刘恒孝顺薄太后开始。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从她以孝管理皇室和外戚全体成员开始。在他们两口子之前，算不上特点。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帝及太子、诸窦，就是皇室和外戚全体成员，这有点在统治集团内部强行统一思想的意思了。皇帝任用儒家子弟当丞相，她一句话就免了。自家侄子窦婴信奉儒家学说，她看不顺眼，立即收回通行证，不准进入长乐宫。她是最高决策者、住在长乐宫，不准进入长乐宫，就是从最高统治集团中除名了。
    西汉实行无为而治并不自窦漪房始。她遇到的问题是，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朝廷手里开始有钱了，大家都跃跃欲试，继续奉行无为而治不那么容易了。所以才需要读黄帝、老子，是通过统一思想约束朝廷行为。这又是窦漪房对西汉政治的贡献。这老太太是以专制手段维护并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不只是专制，也不只是无为而治。
    ——“景帝既不令诸侯王治事，故亦省彻侯之国。盖事权皆在其相，所谓侯国者，与郡邑无异矣。”（《文献通考》）
    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注意到了这一变化。马端临特别说明“先公曰”，是郑重其事，无疑也是赞同的。
    这确实是景帝年间西汉体制的一大变化，诸侯王和诸列侯的封国在政治上确实开始和郡县无异了，西汉的郡国制在政治上能说和郡县制相同了，但经济上还是不同的。
    152 汉景帝刘启的母亲窦漪房是西汉第一个专制统治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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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吴楚之乱完成这一变化，在政治技术看、确实是高招。这也是政治经验丰富者所为，是手持刀枪和人商量事情，如果是在和平时期几无可能。这件事情虽然记在刘启名下，真正的决策者感觉还是窦漪房。对于皇权在郡国制下的憋屈，她经得多、见得广、记得清，知道因何而来，知道从哪下药。
    ——令人羡慕的福泽绵长。西汉几个主要太后的娘家人下场都不好：吕太后一族，被斩尽杀绝；薄太后就一个弟弟，被处死；王太后的侄子王莽取代西汉，最后被义军肢解。窦漪房的娘家后来成为两汉著名的世族大家，直到东汉时，几个著名姓窦的、包括临朝称制、执掌朝政的和帝窦太后，都是她的娘家后裔。这委实应该感谢周勃等老臣给他们奠定了不以尊贵骄人的家族传统，可她、记恨了人家两辈子，最终还是极其凶狠地报复了人家。人啊，真正识好歹很不容易。
    这老太太是一位相当专制的最高统治者。
    和之前西汉列位最高统治者——她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丈夫汉文帝刘恒、小叔子刘盈、婆婆高后吕雉、公公汉高祖刘邦——相比较，甚至可谓是西汉开国以来最为专制的统治者。她是出自本能的、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心安理得地如同治理家庭一般治理国家，是温柔的、老奶奶型的专制。但专制本就只是技术手段，所推行的政治主张本就有多种可能，可好可坏、可以是雷霆也可以是雨露、可以纵横驰骋也可以固步自封、可以利国利民也可以祸国殃民。专制手段如果只能用来办坏事请，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统治者倾向专制呢？！大多数倾向专制的统治者，都是为了办好事情，最起码自己认为是好事情。
    窦漪房就是一例。她在长期战乱中形成的基本政治愿望是安安生生过日子。她的专制手段所推行的，就是这种和各阶层民众愿望比较一致的政治主张，并影响了三代皇帝。西汉开国以来形成的以民为本、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治国理政路线，在刘邦、萧何、曹参、陈平、张苍、刘恒之后，主要是由于她的坚定不移而稳定延续下来，为全社会提供了连续长达七十余年天下无事的宽松大环境。但她不是君臣共治，而是君主专制。咱们中国人总是向往能有一个说了算的人，原因或就在此——只要能懵对人，也行，甚至有可能更好。可问题就在于如何能保证回回都能懵对人。
    自儿子刘启去世、孙子刘彻继位至她本人去世的6年间，西汉的皇帝实际就是她在当。她没有临朝称制，但最重要的东西——兵符，就保存在长乐宫中，在她手边。自然，老太太也就是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握朝廷兵权的女人。吕后表面上临朝称制，直到临终才敢调整统兵大将、还惹出一场大乱。这老太太则是名副其实的兵权在手，但抱定一个老主意——自己不用，更不许别人用；不管该打不该打，就是不能打，不愿意让老百姓再遭战乱。
    她又是第一个给货真价实的皇帝当奶奶的女人。办法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老祖母帮着孙子掌管家务，绝没有换皇帝的想法，但又什么也不放心，也就什么也不放手，全部抓在自己手中。
    这样一来，汉武帝刘彻继位初期的6年，看起来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实际是被老祖母紧紧拉着缰绳的小马驹。老祖母一去世，立即成为脱缰的野马。
    153 汉武帝刘彻全面颠覆了明君贤相、以民为本、无为而治为主要内容的华夏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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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刘彻（生卒前156年-前87年；在位前141年-前87年），超级官四代，祖上留下的条件特别好。（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武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政治上，经过文景两朝努力，在功臣集团的鼎力支持下，刘氏诸侯王的反复挑战遭到反复打压，且当事人大都已经去世，后世皇族成员已经接受了刘恒一枝当皇帝、其余各枝当诸侯王的既成事实，皇位稳定下来了。经济上，自惠帝刘盈至景帝刘启六十年无为而治，朝廷财政积累丰厚。
    近现代看刘彻，屈指可数又不容置疑的伟大君主；当时看，只是一个失了管教的富家子弟，甚至是刚刚富起来的人家遇了个败家子。问题是，这家正好是皇家、此人正好是皇帝。可他这个皇帝又只在旁人面前才是皇帝，在奶奶面前只是孙子；旁人以为他说了什么都算，实际说了什么也不算，就形成了严重的逆反心理。皇权全部掌握在奶奶手中，他也根本不敢向奶奶挑战。为了多少像点皇帝的样子，便向下、在身边设了四个小尚书、把原来丞相的主要权力拿过来了，丞相只有执行权而没有了决策权，相府甚至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
    奶奶死后，他掌握了皇权，但又不放相权，无意之中成了西汉第一个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皇帝。且他奶奶专制而不集权，他则既专制又集权，就成为西汉第一个既专制又集权的君主。如果考虑到秦始皇嬴政和隋炀帝杨广都只对付了十来年，他则稳坐皇位五十余年，之后西汉也还延续了百余年，那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集权的专制君主。
    刘彻可能更没有想到，他这一下子也无意之中轻松颠覆了以明君贤相、以民为本、无为而治为主要内容的华夏文明的政治传统。
    首先是明君贤相。
    华夏文明政治传统的雏形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每一部族成员共同选举最为贤能的人担任部族首领，区域部族联盟从中选举一位最为贤能的人担任区域部族联盟首领，全天下部族联盟再从中选举一位最危险能的担任天下部族联盟首领，于是有万古流芳的尧舜禹汤诸位圣王。西周以贵族制取代部族制，贵族国家的所有权以嫡长子继承制决定，但他们似乎意识到治理国家的能力不能通过血缘传承，于是就通过选贤与能的方式选举家宰、国相行使治理权，于是有光照古今的伊尹、吕尚、管仲、晏子诸位贤相。
    概括为明君贤相。其实不大贴切。无论君相是否贤明，政治都是这样运转，其实是古典版的国家所有权与国家治理权分离，类似君主立宪的宰相制度。
    最先破坏这一传统的是秦始皇嬴政，只是一闪而过。之后，刘邦、刘盈母子、刘恒、刘启母子都是本能地继承明君贤相制度，对政府治理不满意只是设法换丞相，极少越俎代庖、自己上阵，或是没有想到、或是知道自己更不行。
    最先将皇帝和丞相一肩挑、成功破坏了这一传统并严重影响后世的就是刘彻。从前往后看，一塌糊涂；从后往前看，千古一帝。对于后世两千年的专制君主而言，秦始皇嬴政其实是个失败的榜样，他才是成功的榜样，堪称千古一帝。
    其次是以民为本、无为而治。
    他奶奶建元六年（前135）五月二十六日去世，八月份两路大军便从豫章和会稽分别出兵闽越。两个月时间，国家大政方针翻了烧饼。考虑到交通通讯条件，极有可能是一朝权在手就立即翻烧饼。同时，又开始全面准备对匈奴的战争。不到两年之后的元光二年六月，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一直打到前89年轮台罪己结束，然后于前87年去世。粗说打了50年，真不愧武帝。
    刘彻实行了一条与汉初以来以民为本、无为而治全然相反的治国理政方略，班固概括为“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外事四夷。向南吞并东南、岭南、西南百越；向北遏制并击溃匈奴侵扰；向西开拓西域诸国；向东征服朝鲜。
    内兴功利。重点有三：一是长安城里的宫殿建设，后世常常说起的西汉皇宫建筑，长乐未央两宫和长安城墙之外，其余大都是这一时期搞起来的。二是城外的三百里上林苑，规模空前绝后。后世所谓皇家林园，除杨广的二百里西苑，其余大都只相当于这里的一处景点。三是他自己的茂陵，期间少府收入除日常开支外，基本都用于此。他的大兴土木，不是一年、几年、十几年，而是将近半个世纪。近现代以来比较突出他开疆拓土，忽略了他带给全社会的痛苦。但古人不同，很重视。东汉郑玄注释《诗经》，都忍不住捎带了两句，“汉之孝武，疲弊中国，甘心夷狄，天下户口至减太半，然后仅开缘边之郡而已”（郑玄：《毛诗正义·清庙之什》卷二十之四）。司马光则明确概括为，“以宫室罢敝天下”（《资治通鉴》第十二卷）。公允而论，古人比较客观，近现代人则失之片面了。
    客观看待刘彻外事四夷，有两点应该是始料未及：一是没有想到会成为长期战争。他最初的打算很显然是马邑之谋一战解决问题。可战争是双方的事情，有效控制战争需要极其老练的政治高手。他这时候还不行，完全是新手、外行，打着打着、打成了四十多年。二是没有想到巨额财政积累在长期战争面前根本不经用。他原来可能觉得仓库里东西很多，没有想到在战争这个巨大的烧钱机器面前只是杯水车薪，很快就出现了军队后勤保障困难，“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甚至到了不能及时发放兵饷的地步，“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相应，刘彻对于战时财政问题显然也没有预案。为了应付巨量内外支出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先后推出了增收口赋、币制改革、盐铁官营、朝廷垄断商业经营、垄断货物运输、酒类专卖、开征财产税、大规模卖官鬻爵、实行赎罪制度共九项政策，完全被动地、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全面、长期增加百姓负担的道路。（这里叙述的顺序就是当时政策出台的顺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可见事先完全没有通盘考虑。）
    事情开始的时候，刘彻刚二十出头、又不重视丞相意见，考虑不周情有可原，外事四夷一时停不下来更可以理解。但整个社会已经不堪重负的时候，不仅百姓负担沉重，朝中高官的生活也比较紧张了，他的内兴功利、包括巨大的茂陵也依然长期坚持，就太不应该了，缺乏起码的同情心。
    刘彻颠覆了以民为本并非就是以国为本，而是以君为本、以他自己这个皇帝为本。
    各位朋友过年好！
    154 刘彻的经济政策是竭泽而渔、重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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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彻的经济政策上总体可以概括为竭泽而渔、重赋于民。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武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一是全面突破法律规定“律外而取之”。
    《文献通考》的注释中概括谈到这个问题，“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文献通考·田赋考》）。
    律外而取之，并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摊派。后世所谓乱摊派也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还能摊派下去，那还有政府吗？!
    刘彻一朝的赋税徭役都有皇帝和朝廷的正式文书，是完全合法的。所谓律外而取之，是说全方位突破了原来的田租三十税一、人头税七岁起征等各项法律规定，在原有法律规定之外重赋于民。
    二是开征财产税。
    刘彻重赋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算缗、告缗。算缗，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征财产税；告缗，是以检举揭发为主要手段征收财产税。“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堪称恶税、苛政。
    有学者认为仅仅针对商旅之家，恐有问题：
    ——仅仅商贾之家，如何能够得民奴婢以千万数？西汉人口高峰尚不足六千万，这必须是包括所有中家以上才有可能。
    ——财产税是以家庭财产为计税根据的，同样数额的家庭财产，如果对商贾之家征收财产税，非商贾之家则不征收，实际操作中如何区分？且一般小土地所有者多收了三五斗、到集市上卖出，算不算商业行为？实际操作中又如何区分？
    所谓告缗，应该就是因为实际操作困难而推出的办法。最终的具体操作，只能是不分士农工商，一律以家庭财产为准，所以才会形成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结果。这里的“商贾中家”之间，似应该加一顿号，指商贾之家和所有中等收入以上之家；否则就是指中等以上商贾之家了，更不可能。而这时的中家以上，就是中小功臣繁衍而来的封君阶层。刘彻的重赋与民的对象，是且只能是他们。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刘彻大概没有想到，后世论者或也没有想到。
    更为典型的恶税、苛政是人头税，“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书·贡禹传》）。原本每人20钱，后又加3钱；原来7岁起征，刘彻改为3岁起征，等于加征4年。每个幼儿23×4=92钱，就能导致溺婴，又可见平民家庭平时的经济状况。这92钱就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刘彻，不是一般的重赋于民啊。后世，对于这一时期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不是一般的忽略啊。
    三是盐铁官营。
    对盐、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官营制度，核心是官产官销，寓税于价。其中食盐一项，官盐售价相当于成本的十倍。开创了这种隐蔽的、非公开的、极为恶劣的收税模式，国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也剥夺了原来属于民众的经营权。更为重要的是，率先破坏了远古以来朝廷不与民争利的传统，破坏了长期稳定的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关系，朝廷不仅以国家权力经商、不仅与民争利，更为贻害久远的是寓税于价、蓄意混淆税收和利润，以税收的名义牟利，高利盘剥民众，冠冕堂皇的朝廷悄无声息变身成为最大的垄断商家、最大的奸商，是典型的、空前规模的以权谋私。
    从此，我国民众的负担就不仅仅是税费两项了。有些朝代，税费、尤其是田赋可能很低，但朝廷从官营经济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可能很高。我国古代财政所以能够支撑庞大的国家和奢侈的朝廷，就是因为民众在名义税率之外这种超额贡献，类似于经济学上的超额利润、超经济剥削。后世扯着嗓门歌颂刘彻的时候，就是有意无意忘记了这一点。
    四是抑制兼并。其实质是以国家权力禁止老百姓趋利避害、自寻活路。随后专门讨论。
    上文特地说明了刘彻九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顺序，再结合相关史料略加分析就能明白，他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什么逻辑，就是朝廷没钱了、想尽办法弄钱而已，就是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搜刮民财。顾颉刚先生有一段话概括的很是明白：“武帝之世正值汉家全盛时代，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加以四方征伐，花费个干净。用尽之后，只得立下许多苛捐杂税，维持他的奢侈惯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尽，盗贼纷纷起来，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千里。”（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根据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再版，第28页。）这一番话的每一句都有根据，但还有一层没有说到。
    始料未及的、长期而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是刘彻集权专制的直接原因。由于汉初长期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影响，推行重赋于民就很困难，那就无可奈何了、必须依靠强大而集中的权力，哪里还能无为而治呢？！这是逆反心理之外的又一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刘彻的集权专制就由此形成。不是人办事，更不是人根据政治主张办事；而是事办人，事情把人逼到这条路上来了。这并非为刘彻开脱，确实如此。
    刘彻很快成为集权程度、专制程度都很高的特殊皇帝。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尤其是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特别是第二把手，都极为痛苦地品尝到了这一点。
    155 刘彻的第二把手颇为尴尬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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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集权专制下的第二把手是颇为尴尬又颇为痛苦的位置，如果既有独立见解又试图保持独立人格，就更尴尬更痛苦。汉武帝刘彻是第一个成功集权、又长期稳定集权的君主，他的第二把手就最先遭遇这种尴尬、最先品尝了这种痛苦。
    刘彻在位时间长，先后担任第二把手的人就比较多；且他的第二把手极不稳定，随着他的信任转移而转移，一般是丞相，有的时候是大司马大将军，也有的时候是御史大夫甚至别的人。人数太多，这一小节介绍3位有代表性的：卫青、韩安国、公孙贺。
    最先意识到刘彻这个皇帝特殊、默默感觉到痛苦的，可能是距离刘彻很近、位在丞相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
    卫青和姐姐卫子夫，原本都是刘彻的同袍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姐姐卫子夫是歌女，他是骑奴。卫子夫被平阳公主推荐给刘彻、后来成为皇后，他也被刘彻一手擢拔至大司马大将军。（平阳公主，因嫁于平阳侯曹参曾孙曹寿而称，曹寿死后改嫁汝阴侯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夏侯颇死后再嫁已经成为大将军的卫青。以此为视角，可见西汉建立百余年之后的社会主导阶层显然还是功臣封君；主导高层社会的是他们，主导中下层社会的更是他们。60万汉军将士由功臣而封君而世家而社会主导阶层，信哉不虚。）
    卫青为人极其谨慎，极可能是有意识地从不流露自己的痛苦。如果不是下边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甚至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内心世界。
    卫青手下的大将苏建，建议他学习古代名将招贤养士、扩大影响。他可能很早就有考虑，给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列传》）
    魏其侯竇婴、武安侯田蚡都是刘彻亲政初期的丞相，竇婴是窦漪房的家人，田蚡是刘彻的舅父，二人都试图成为传统的丞相、府中宾客甚多，先后被刘彻轻松解决。此二人都曾经叱咤风云，却显然不知道招贤养士的时代已经过去。苏建不仅不知道，还反过来给卫青出主意，不知道卫青比他看得清楚。
    卫青是这个时候的汉军前敌总指挥，麾下更将领众多，一开始就从中汲取教训，一生谨小慎微。司马迁认为霍去病也是如此。两位大将军军事上都有意气风发的时候、霍去病更气吞万里，政治上却都是规行矩步才换得一生平安无事。长此以往，政治心态必然影响军事心态。所以，后世将领、尤其是宋元更迭之后的，大都类似他们，多数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如此，刘彻也还始终保持着对卫青的警惕，甚至直到卫青死后都还继续保持警惕。如果能对他们做一番心理分析，恐怕会很有意思。
    注意到第二把手的痛苦并成功规避的，是韩安国。
    此人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功臣后裔，见多识广、颇为智慧，平定吴楚之乱时崭露头角。田蚡死后，以御史大夫代理丞相，是这一期间的二把手，经常和皇帝一起进出。某日，好像是偶然不小心而“奉引堕车蹇”（《史记·韩长孺列传》），指引天子车驾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脚崴了，遂正儿八经告假休息。
    不久，刘彻考虑丞相人选、打算正式拜他为相，派人去看望。他的表现是“蹇甚”，脚还是疼的很厉害；不能上班，自然也就不能担任丞相。刘彻只好临时拉了一个叫薛泽的充数。
    韩安国对刘彻的了解超过了刘彻本人，有可能是在刘彻之前就意识到刘彻可能选自己担任丞相，便提前采取了这样一个小手段。
    刘彻虽然见事迟，但位置特殊、还是很快就明白了。韩安国伤好上班即被降为中尉——那是由三公之列而降到九卿之列了，类似由国家领导人将为国务院部门负责人了。此后一路向下，再未被重用，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注意到第二把手的痛苦、试图规避而没有成功的，是公孙贺。
    此人乃少数民族世家子弟。刘彻为太子时，他是太子舍人，二人之间有点发小意思；后来又娶卫子夫的姐姐为妻、就成为连襟了，以军功升至太仆。
    石庆死后，他被选为丞相。拜相的场景令人感慨：
    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汉书·公孙贺传》）
    公孙贺鞍马骑射出身，但已经深知丞相印绶的可怕，居然被吓得顿首涕泣。皇帝和左右都感动下泣，可见伤心、可见给刘彻当丞相确实可怕！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是因为主上贤明而自己没有能力，绝不是因为害怕而试图规避。
    公孙贺成为丞相后，儿子又担任太仆，在后来的巫蛊之变中，父子双双都死在刘彻手中并被灭族。
    三位固然谨小慎微，但切勿轻易认为胆小怕死，更勿轻易嘲笑。他们程度不同都有自己的原则，对于治国理政都有自己的考虑，不仅韩安国有，卫青和公孙贺也有。他们以个性色彩鲜明的方式规避担任的是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顶级高官，换而言之，是在刘彻的赫赫皇权面前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顺推千余年、到宋元更迭之后、尤其是到明清两朝，哪里还会有人放着丞相不当呢？！也切勿轻易认定为只是官员操守水平的变化。那样说话不公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156 刘彻的第二把手中充分品尝了痛苦和尴尬的是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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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汤乃长安县小吏出身，因长于刑狱被不断擢拔，官至御史大夫，成为刘彻手下最为凶恶的酷吏。刘彻想要整治的人，无论是皇后还是诸侯王，他都能找到足够的罪证；刘彻想要实施的政策，无论是盐铁官营还是征收财产税，他都有的是办法能够努力执行。最终发展到了“丞相取充位，天子事皆决汤”的地步，成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张汤传》的不一一加注。）
    曾经奉诏续写《史记》十余篇的西汉历史学者冯商认为，张汤和张良同祖，只是司马迁没有记载而不为后世所知。若是，可能是跟随张良进入长安的下级军官、无甚功劳的小功臣，安排在长安县衙担任分管政法的副县长。当时的长安县相当于后世的首都直辖市，下级军官能够在这里当个副县长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刘彻对张汤非常信任，“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
    但刘彻的经济政策本就没有考虑民众生活，再加张汤不择手段强制推行，搞得怨声载道，下边，“百姓不安其生，骚动”；中间，腐败官员又从中渔利；上边，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又未能获得预期收益；朝廷于是更加大力量整治各级官员。大家心怀不满、又不敢公开反对刘彻，张汤便必然地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
    于是，君主政治的内部斗争，第一次表现出了极为残酷又野蛮的一个特征。朝中官员都明白，正面指控张汤就等于反对刘彻，便转而污蔑陷害，说他只是表面拥护皇帝的政策，实际是有意破坏。官员们这样做，又可谓是以张汤之道治张汤之身。最先有意无意搞诬陷的，就是张汤，皇帝怀疑谁，他就能查出谁有问题。于是，刘彻一朝最高政治舞台上的斗争迅速成为围绕皇帝意向的互相污蔑陷害。
    最为典型的是，有3名张汤自己手下的长史举报他，说商贾往往能够成功规避朝廷政策、少缴税费，是他事先通风报信。
    刘彻正值财政压力很大、想出办法来又收不到预期效果的困窘，立即当面询问他说：“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
    张汤没有想到皇帝已经开始怀疑他，还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固宜有。”首先肯定皇帝的怀疑，然后还是老办法，很快就抓了若干给商贾通风报信的官员。
    皇帝怀疑什么就能查证什么的办法终于走到了反面。皇帝怀疑他“怀诈面欺”，亲自安排“使使八辈簿责汤”，先后派了八拨人审查张汤，凡是告发举报的事情逐一审问核实。
    这般审问，就在劫难逃了。“汤具自道无此，不服”。
    刘彻根本不相信。之前怀疑别人都是一怀疑一个准，怎么轮到你张汤我的怀疑就不准了呢？遂安排另一酷吏赵禹审问张汤。
    赵禹根本就没有审查具体问题，也没有审问张汤，只是和他聊了两句：“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皇帝要整治谁你就能整治出谁的罪证来；现在皇帝要整治你了，你又何必多费口舌？
    寥寥数语，轻松击垮了张汤，无奈自杀。他死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难以名状的痛苦。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葬时，“有棺而无椁”。这个酷吏在三公一级高官中又堪称廉吏。
    刘彻获悉，内心也一定是难以名状的痛苦。但他是皇帝，立即向另一个方向采取三条措施：一是“乃尽按诛三长史”，把诬告张汤的三个官员都杀了；二是责令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其罪自然就是没有及时提醒皇帝；三是给张汤之子张安世重新安排了工作、以示抚恤。然后，就放下了。张汤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个张安世，后来成为霍光的重要执政伙伴、昭宣两朝重臣，家中开办有7百余人的纺织工场，成为高官中的巨富。刘彻地下有知，又不知作何感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君主专制制度就建立在天子圣明、皇帝从来不会犯错误的基础上。然集权的皇帝又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出错的概率必然很大，无论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就都需要一个背锅的人。要给皇帝背锅，就得距离皇帝很近。所以，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
    @西风教主 2022-02-15 09:14:08
    前来学习
    -----------------------------
    真不敢当 欢迎讨论
    157 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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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个皇帝的政治技术倾向，丞相的结局是很有意思的角度。
    汉武帝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细说麻烦，又都是大同小异的故事、没甚意思，且列表介绍如下：

    汉武帝刘彻任用丞相结局情况表
    丞相姓名 任丞相前 任丞相时间 结局
    卫绾 御史大夫 前143-前140 免官
    窦婴 太子太傅 前140-前139 免官并当街斩首示众
    许昌 太常 前139-前135 免官
    田蚡 郎官封侯拜太尉 前135-前131 惊惧而死
    薛泽 不明 前131-前124 免官
    公孙弘 以贤良入仕 前124-前121 在职病故
    李蔡 轻车将军、御史大夫 前121-前117 自杀
    庄青翟 御史大夫、太子少傅 前118-前115 下狱自杀
    赵周 太子太傅 前115-前112 下狱自杀
    石庆 御史大夫 前112-前103 在职病故
    公孙贺 太仆、将军 前103-前91 下狱而死、灭族
    刘屈氂 郡守 前91-前90 下狱腰斩、妻子当街斩首
    田千秋 高寝郎而大鸿胪 前89- 任职至刘彻死后

    刘彻在位54年、任用丞相13人，共同特点是：
    ——提拔。以刘彻直接擢拔为主。其中卫绾、窦婴、许昌是他奶奶窦漪房选用。其余十人中，从官员队伍中成长起来、排着队上来的只有庄青翟、石庆二人；此外都是他自己破格提拔，田蚡、公孙弘起自庶民，李蔡、公孙贺起自军中，刘屈氂、田千秋起自中下级官吏，薛泽、赵周是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近乎拉郎配、充数的。
    ——在任。自周亚夫之后直至刘彻时期的丞相，都可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刘彻的“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史记·张丞相列传》）。司马迁明确认为他们整体上不值一提、都不值一记。这是西汉官方读书人的看法。数十年后，霍光辅政，举办古代史上第一次高峰论坛，丞相、御史大夫等顶级高官和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共同讨论治国方针，贤良文学当着在任丞相评价西汉历任丞相，说“高皇帝之时，萧曹为公，滕灌之属为卿，济济然斯则贤矣。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盐铁论·救匮》）。这是西汉民间读书人的看法。两方面结合一起，大概就是西汉的看法。背后就是西汉政治的变化，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丞相的人品问题。
    ——离任。13人中，能算正常离任的3人、能算正常死亡5人。其中：卫绾、窦婴系窦漪房处置；田千秋留任；刘彻任内离任的10位，能算正常离职的只有在职病故的公孙弘、石庆两位，其余8位均为罢免、下狱等非正常离职；正常死亡的只有4位，其余6为均为被杀、自杀、甚至吓死等非正常死亡。
    搞君主专制也并非轻而易举。一般而言，开国皇帝功高威重，容易一些；后继之君大都比较困难，往往需要大动杀伐。刘彻已经是第五代皇帝了，他的丞相大都因此送了性命。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开辟以来一直为天下敬重的岗位，在刘彻一朝不知不觉变得如坐针毡了。
    不仅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前文论及的那些位大功臣的后裔也淘汰殆尽了。

    
    卫青墓

    
    西汉梁王墓出土画像石，韩安国就是在这里崭露头角

    
    公孙贺是古义渠人，大概今甘肃宁县。

    

    
    这是出土的张汤印信
    我们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和张汤本人无关，他死的时候已经有棺而无椁了。
    张汤最为成功的是养了个精明儿子。他为的是皇帝，儿子为的是自己。
    158 大功臣后裔淘汰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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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臣，在这个稿子里指西汉功臣中的两部分人：在《汉书》中载有传记又在朝为官者；或爵在列侯亦即名列功臣表者，单指的时候会说明。这一小节中的大功臣后裔，就是指前一部分人的后裔。到刘彻晚年，就已经大都被夺爵除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下表是具体情况。

    西汉功臣中大功臣后裔情况表
    姓名 后裔情况 备注
    韩信 夷三族。 绝后可能较大。
    韩王信 文帝时子、孙归汉封侯，景帝时因功拜将，武帝时后裔大得宠信，霍光时韩增为执政伙伴，王莽败，乃绝。 后人归汉几乎代代为高官贵爵各有原因。
    英布 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 绝后可能较大。
    彭越 夷宗族。 绝后可能较大。
    吴芮 传国五世，以无嗣绝。 绝嗣但庆流支庶。
    张敖 灭诸吕时废爵除国，汉武帝时两次废爵除国，平帝时王莽继绝世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食千户。 后世可能延续下来，但始终未在朝为官。
    臧荼 叛乱身死族灭，一子逃亡匈奴，一孙女被俘为奴 绝后可能较大
    卢绾 景帝时绾孙归降封侯，传至曾孙，有罪，国除。 始终未入朝为官。
    萧何 后裔多次因罪废爵或绝世、朝廷多次赐封或继绝世，王莽时败绝。 后裔无入朝为官记载。
    曹参 后裔历代多人继承爵位又在朝为官；汉武帝征和二年失爵，汉宣帝元康四年复爵；班固时第八世平阳侯尚在。 大功臣中极少数爵位封国延续至东汉者。
    张良 文帝时子不疑杀人当死赎为城旦、国除；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阳陵公乘张千秋奉诏复家。 一般表述为“复其家”，意为免除全家税赋徭役。
    陈平 文帝时曾孙何坐略人妻弃市；宣帝时长安簪枭（二十级爵制的第三级）陈莫诏奉诏复家。
    周勃 文帝、景帝时两次绝世又继绝世，武帝时周建德坐酎金免官、有罪国除，宣帝时槐里公乘周广汉奉诏复家。 平帝时王莽为大功臣继绝世，复爵、食千户。
    王陵 传至玄孙，武帝时坐酎金国除，宣帝时长安公乘王襄奉诏复家。
    樊哙 灭诸吕绝世，文帝时再立再废，宣帝时长陵不更樊胜客奉诏复家，平帝时王莽继绝世再封千户。 樊哙之后无人在朝为官。
    郦商 武帝时郦终根坐祝诅上，腰斩、国除；宣帝时长安公士郦共奉诏复家，王莽继绝世赐爵关内侯。
    周昌 至孙意有罪国除，景帝复封昌孙左车又有罪国除。
    夏侯婴 武帝时曾孙颇尚平阳公主与父御婢奸，因罪自杀，国除，五世复家。
    灌婴 三次因罪废爵除国又三次再封，两次在武帝期间，是极少数为刘彻看重的功臣后裔。 使酒骂座中的灌贤就是灌婴之孙。
    张苍 建元四年，孙张类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宣帝时长安公士张盖奉诏复家。 窦漪房寻机报复的可能较大。
    郦食其 武帝时，郦平以皇帝名义诈骗衡山王黄金百斤，除国；宣帝时阳陵公乘郦赐奉诏复家。 其子郦疥袭父功为始封君。
    陆贾 后人无记载。 成为逍遥公的可能较大。
    娄敬 无记载。不一定绝世，但可以肯定后裔无人在朝为官。
    傅宽 武帝时曾孙傅偃参与淮南王谋反，身死国除；宣帝时长陵士伍傅景奉诏复家。
    靳歙 文帝时子靳亭“事国人过律”废爵除国，宣帝时长安上造靳安汉奉诏复家。
    任敖 曾孙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后无记载。
    申屠嘉 曾孙任太守时接收前任官员贿赂，废爵灭国。
    叔孙通 无记载。
    季布 无记载。
    栾布 子贲嗣侯，孝武时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表中内容摘自《汉书》功臣表。）

    31位在《汉书》中载有传记的大功臣中，到汉武帝刘彻晚年，有26人的后裔已经被废爵除国，有29人的后裔已经不在朝中为官。总体看，韩王信的孽孙和灌婴后人之外，这一个群体已经被淘汰殆尽。换而言之，刘彻这个时候的西汉政权已经和大功臣无甚关系，君臣共治、共天下在人事层面已经荡然无存。再换而言之，西汉这个政权到刘彻这个时候才名至实归、真的成为后世那样的君主政权、一家一姓的皇朝了。
    这等于是，刘邦打了七年内战没有办到的事情，他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松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将他视为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君主还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注意到他淘汰大功臣后裔的手段，是不是还能这样看呢？！
    159 刘彻淘汰大功臣后裔的小伎俩是让他们挨个担任太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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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诸君中，汉武帝刘彻明显加快了淘汰大功臣后裔的步伐，继承发扬了他奶奶和他爸爸的手段，最为常用的小伎俩居然是——安排在朝中任职的大功臣后裔一个接一个担任太常卿。
    太常卿，这个九卿之一、名义上位列九卿之首的位置，刘彻在位的数十年间却成为了大功臣后裔的专属职位、是他们的梦魇。
    西汉宗庙自吕后开始，由于后世诸君的政治需要而日见隆重、神化，随便谈论宗庙、任何轻微的损毁、任何有违规定的动作、甚至任何异常现象都是有明文规定的罪状——这似乎不能否认是罪刑法定啊；负责管理宗庙的太常卿也就难辞其咎。这属于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的问题。但到底是千斤还是四两，则全在皇帝掌握之中——这还能不能说是罪刑法定呢？！
    《容斋随笔》的作者注意到了刘彻对这个位置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运用，在书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马端临显然认为洪迈概括得很好，在《文献通考》中引用了一大段。这里直接转引如下：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酇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郸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邱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轑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酇侯至牧邱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无论说理叙事，洪迈都是高手，这一段话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先是说，自刘彻亲政后，汉初功臣列侯出任三公九卿的政治惯例已经消失，丞相无爵者封侯只是欲盖弥彰，御史大夫以下则掩人耳目也不屑于了，是不是侯爵已经无所谓，且大都由非功臣后裔出任。唯有太常卿，仍然一定是功臣后裔、侯爵出任，因为是负责管理宗庙园陵的；西汉宗庙园陵逐渐增多，祭祀活动逐渐频繁，事务繁杂，容易出错、好找毛病。自元狩年间至刘彻去世的三十余年间，连续被罢官、夺爵、除国、甚至罚为城旦（筑城劳役）的太常卿达14人。且将相关情况列表于下。

    被刘彻淘汰的历任太常卿基本情况
    爵称与姓名 罪状 始封君或先祖
    酇侯萧寿成 祭祀牺牲不够肥 萧何
    蓼侯孔臧 巡游刘邦衣冠专用天桥有损坏 孔子第10世孙孔藂
    郸侯周仲居 未及时征收祭奠专用的钱币 周昌之弟周应
    绳侯周平 某个园陵的房屋修缮不及时 首任御史大夫周苛之孙
    睢陵侯张昌 没有及时祭祀或少了一次 张耳后裔
    阳平侯杜相 擅自役使舞乐人 早期战死因公封侯的杜恬
    广阿侯任越人 祭奠用酒口感发酸 任敖曾孙
    江邹侯靳石 某个离宫的道路失修、通行困难 郎中骑将靳强，鸿门宴刘邦护卫之一
    戚侯李信成 没有制止丞相车马行驶神道 郎中骑将李必
    俞侯栾贲 祭祀牺牲不合标准 栾布之子
    山阳侯张当居 选举博士弟子有虚假 拒绝参加吴楚之乱被杀的楚相张尚
    成安侯韩延年 未及时送达外国通使书信 战死南越的韩千秋；此后本人也战死匈奴
    新畤侯赵弟 审理案件失实 本人以斩杀被俘西域小王被刘彻封侯
    牧邱侯石德 祭祀牺牲太瘦 石庆之子

    刘彻之后，西汉史上还曾有5位担任太常卿的列侯后裔因种种繁苛规定被处罚，但都只是免官，而不再废爵除国。刘彻这种别有用心的小伎俩，居然成为惯例延及后世，直到西晋时仍然有太常卿因种种鸡毛蒜皮的事情被处罚。
    咱们历史上类似现象还有。后人还往往隆而重之、严而肃之，视为祖制、传统。刘彻地下有灵，一定不屑一顾。
    洪迈将刘彻的做法定性为“武帝阴欲损侯国”、即阴损小人的阴招，是不能否认的准确。如果联系到罢官废爵除国之后、还常常将堂堂太常卿罚为城旦（罚做4年筑城劳役），就更不能否认。试想下，类似后世文化部长的大角色，一个接一个在筑城劳役队伍中相遇，该是何等场面！后世常有将刘邦当无赖，和刘彻相比，应该承认还是个实诚人。
    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一定就进步。更加关键的前提在于，制定法律的是君主还是民主？先民应该是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古代法律所以称之为王法。
    160 刘彻一次淘汰大功臣后裔1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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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淘汰大功臣后裔步伐的同时，汉武帝刘彻又将范围从在朝为官者扩大到全部列侯，进而将爵在列侯、名在功臣表的大功臣后裔整体淘汰殆尽了。（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食货志》和《汉仪注》的不一一加注。）
    标志性的又极为情绪化的事件是：“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汉书?武帝纪》）时间是元鼎五年（前112年）九月，地点或是未央宫中高庙、或是渭北原庙、或是刘邦长陵。这在西汉历史上、在古代君臣关系史上都可谓是大事一件。
    既定的政治趋势之外，这件事情又有自身的直接原因。
    宏观层面的直接原因：刘彻全方位长期外事四夷已经二十余年、进入了非常困难的阶段，突出问题并不是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而是超远距离的后勤保障，“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汉军“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刘彻不得已，诏“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这是皇帝下令、将大大小小所有封君和三百石以上官吏自家的母马全部收归公有、集中到各亭统一饲养、供汉军车骑使用。这一措施的下限明白，只要是有封地封民的封君就算、无论大小；上限，是到列侯还是诸侯王？不甚明白。以刘彻的性格推断，应该是诸侯王以下；再加三百石以上官吏，那其实就是全天下的富人和比较富裕的人，其中主体就是七大夫以上西汉功臣，及10万汉军骨干。（这就问题严重了，随后再说。）
    微观层面的直接原因：齐相卜式上书给刘彻表决心，声称为了支持战争“愿父子死南粤”。刘彻立即大张旗鼓推出这个榜样，“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皇帝大跌眼镜、更大丢面子的是，“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百余列侯都没有反应，更没有一人表示愿意向卜式同志学习、从军报国的。
    刘彻对于他和大功臣后裔的关系状态、程度似乎缺乏起码了解。他又绝对不吃这一套，更不是能咽下这口气的人。《汉书?食货志》紧接其后记载的是： “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到了按惯例祭奠刘邦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大事——106位列侯因贡献的酎金不达标准而被夺爵除国。
    刘邦在世封侯143人，刘盈至刘彻封侯大都屈指可数、又还有零星的夺爵除国、更还有担任太常卿而被淘汰的十余人，这时仍然领有世袭封国的列侯总数应该也就百余人。两相对照，可见刘彻气派。不知他可曾想到，这百余人的祖先就是和他的祖先刘邦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就是西汉的政治基础。
    酎金，乃酎酒和贡金合在一起的简称。
    始于汉文帝刘恒时。“《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
    到刘彻时基本完善。“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
    相应处罚规定为：“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天子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这一制度是西汉郡国制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重要佐证，所有酎金者都是作为天子封建的王侯来祭奠天子的。但又是和西周封建制的区别之一，西周直至春秋，诸侯对周天子的贡献都是象征性的；西汉则是实实在在分享田租税赋。
    大祀当天场景应该非常震撼人心。
    早有准备、蓄谋已久的刘彻应该是虎视眈眈。对酎金缺斤短两、质量参差习以为常的诸列侯这一次自然也是照旧。平时大概就对趾高气扬的诸列侯极为不满的“少府省金”官吏，事先应该又得到皇帝亲自安排部署，查验自然更是严格。这肯定就是一查一个准、谁也跑不了。
    刘彻好像是自策划、自导演、自主演了一场大秀，应该是当场获悉相关情况、当场大发雷霆之怒、当场决定、当场宣布——每查验一个宣布夺爵除国一个。随着被夺爵除国的列侯越来越多，现场的气氛无疑是越来越紧张。待最后106位列侯夺爵除国时，那应该就是紧张到了极点、随时可能爆炸。
    至于宣称朝廷只是按惯例办事、按规定办事、为了维护高祖威严和国家法制、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或特定阶层那样冠冕堂皇的套话，只是后来才说、只是对社会才说。在当场、面对全数列侯，刘彻绝对不会这样说，他就是要诸列侯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厉害。所以，《汉书?食货志》的篇章结构、文字排列准确无误地传递了因果关系。这一事情的起因在当时、在当场就已经昭然若揭、尽人皆知。刘彻应该根本就没有打算保密，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就是要惊天动地，至于被淡化处理，那是后来的事情。
    酎金淘汰与太常卿淘汰的主要不同在于，大量完全凭借血肉之躯杀敌立功封侯的、底层士卒出身的列侯因此而被淘汰了。例如分裂项羽尸体的5位小军官。西汉列侯中，他们所占比例很大。刘彻亲政之前，他们绝少被任用为官，都只是在自家封地当土皇帝。他们对朝政的影响一般不大，但在社会底层、在封国所处郡县却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舆论、杖钺一方。这件事情对他们，好似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这件事情在刘彻看来一定是这一帮侯二代不够意思。无论战争该打还是不该打，汉军已经和周边国家的打起来了，这是真正的国家大事，在朝廷财政非常困难的时候、且本人作为天子已经有相当明确的提示，为什么不能舍小家为大家、做点贡献呢？！带着如此情绪、再加不断增加的外事四夷的军事需要，刘彻在重赋于民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可以想见。
    但在列侯看来又一定是刘彻这个皇帝不够意思。在明确提示功臣封君做贡献的同时，他自己的超大规模陵墓的建设、超大规模的上林苑、超高标准的建章宫一直在照常进行。你自己从小就是个大手大脚、到处烧钱的顶级公子哥儿，凭什么要求我们大家额外奉献呢？！更何况堂堂皇帝居然是如此小人做派！带着这种情绪、又面对不断加重的税赋徭役，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刘三家这个龟孙子也是可以想见的。
    刘彻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提醒才能认识到，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如果耍小聪明，最终一定是天下人都和他耍小聪明，那会被玩死、哭都找不着地方。
    161 站在刘彻后期回顾白马之盟就会明白西汉政治中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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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刘邦。汉初先后8位异姓功臣诸侯王，到刘邦去世时，偏安一隅的吴王之外，其余7位全部被废；削爵为侯的赵王张敖之外，其余6位全部被灭国；逃往境外的韩王信、燕王卢绾之外，其余4位全部灭族、斩尽杀绝。（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不一一加注。）
    但刘邦屠戮功臣还是有底线的：一是手段还算光明正大，都是公开武装解决；二是限制在诸侯王范围内，没有涉及列侯以下功臣。因此，如同白马之盟、临终诏书所强调，功臣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还在、共天下仍然是西汉的政治理念。这话，不是空话。
    刘盈、吕雉在位期间，他们母子作为君主一方和功臣集团的整体关系还有所改善。“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就是重要标志。在西汉历史上、在古代君臣关系史上，这都是大事一件。吕后这个皇帝大多数时间当得不错，唯有临终安排委实是个败笔。
    刘恒在位期间更可谓君臣之间的蜜月。张良、陈平、樊哙、靳歙的后人被废爵除国之外，功臣集团权益没有削弱、甚至还有所加强。且他们都是违法乱纪，如同赐死薄昭一样，整体上属于秉公执法范畴。
    有意识以废爵除国为政治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功臣集团，从景帝母子窦漪房和刘启年间开始。比较明显的是，建元四年以张苍之孙张类“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因参加诸侯丧礼迟到而获罪、废爵除国。这里只说诸侯而没有称名，可能是不知名的中小诸侯；张苍是“老革命”又身居最高层二十余年，张类肯定是没有当回事。但朝廷因此而废爵除国，当时执政的窦漪房就难免寻机报复之嫌了。当然，对西汉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蓄意选择降将背景的诸侯后裔出任丞相。再加逼死周亚夫。这时，大功臣后裔实质上就已经被退出朝堂。这三招都是小招、阴招、权术，当下确实威力无比。
    到刘彻后期的元封五年，朝廷注意到一个现象——“名臣文武欲尽”——大功臣后裔已经被淘汰殆尽，有人提出了这一现象，这句话因而留在了历史上。刘彻的对策却是满不在乎地发了一道诏令：“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本纪》）且不论刘彻是否真的满不在乎，这道诏令说明他也承认“名臣文武欲尽”。
    从刘邦开始、经过刘启母子发扬光大、到刘彻继往开来，汉初列位君主终于淘汰了大功臣后裔。这是自刘邦以来既定政治选择的逻辑结果，但并不是有意识地代代相传、前赴后继的密谋，而是本能。当年赵王张敖谋反案中，刘邦曾经将田叔等十位张敖宾客全部任用为诸侯相、郡守，“及孝惠、高后、文、景时，张王客子孙皆为二千石”（《汉书?张耳传》）。直到刘彻晚年，也只有田叔后人田仁因放跑太子刘据被灭族（随后会谈到），其余并无被处罚记载，那就极有可能还是两千石高官。
    两相比较，“名臣文武欲尽”应该是无意识的本能使然。刘邦的后裔潜意识中、本能地认为张敖宾客后裔比大功臣后裔可靠一些。
    什么本能？皇帝制度趋向专制的本能。这极有可能是咱们的皇帝制度、君主政治的内在的需要。西汉的郡国制毕竟不是封建制或联盟制，当大功臣后裔丧失朝中地位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能及时抵御这种本能的力量。
    这一现象对马端临可能有较大触动，专门谈了自己的认识，等于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总结：
    汉之所谓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予之甚艰，而夺之每亟。至孝武之时，侯者虽众，率是不旋踵而褫爵夺地。方其外事四夷，则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于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己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诸侯，则采贾谊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说，于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泽侯者九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泽之失侯也，诿曰予夺自我，王子之失侯则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罚以夺之，与贾谊所谓一寸之地，一人之众，无所利焉者异矣。禁网既苛，动辄得咎，而坐宗庙酎金失侯者尤众。《食货志》言，帝因卜式上书愿输财助边，下诏褒美，以讽天下，而莫有应者，于是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盖当时国计不给，方事诛求，虽庶人之多赀者，亦必立告缗之酷法以取之，宜其不容列侯坐享封君之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
    以刘彻大规模淘汰大功臣后裔为标志，西汉君主终于背叛了白马之盟、颠覆了共天下。无论刘邦订立白马之盟、发布临终诏书重申共天下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的子孙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叛和颠覆了。
    西汉朝廷自此就脱离了功臣集团。一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朝廷第一次大规模继绝世，大多已经散落民间的大功臣后裔得以奉诏免除全家赋税徭役，共136位。这是刘彻死后、西汉政治改弦更张的一部分，也是汉宣帝重新获取政治支持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执政时，又有一次面对大功臣后裔的继绝世，共117位大功臣后裔得以复爵。但并非复封，封户大都大幅较少。
    不能否认，西汉功臣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直到这个时候仍然还缺乏必要的自觉和足够的理性，糊里糊涂丧失了在朝堂之上、用合法权力维护自己权益的条件。他们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增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162 西汉的兼并和抑制兼并是三方博弈，其中最为主动的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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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并和抑制兼并，从春秋到明清一直在说，其实并不相同。
    又为何夹在这里讨论？从汉景帝刘启母子任用陶青为丞相开始，随着大功臣后裔被退出朝堂、又被整体淘汰，功臣集团在事实上丧失了在朝堂之上、用合法权力维护自己权益的条件。维护自身权益的任务、他们和朝廷的博弈，逐渐重心向下、转变为兼并和抑制兼并。
    春秋的兼并是贵族国家彼此互相吞并，兼并的标的也是贵族国家彼此。西周初年的千余诸侯国到战国只剩下了七雄，就是兼并的结果。明清两朝的兼并，表面看是皇族、权贵蚕食民众的耕地，实际主要是双方争夺侵夺朝廷的税收，兼并的标的主要是朝廷的土地权益。例如明朝，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田土哪里去了？通过种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转移到皇族和各级权贵手中了，收益自然也相应转移了。隆庆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又生一子、高兴，想给左右打赏，写条子要从国库里取钱，张居正无可奈何给皇帝上了一道《请停取银两疏》，说朝廷每岁所入不过250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400余万两，无从措处。张居正变法就是这样来的。
    西汉的兼并，与之前之后都不同，不是两方而是三方：朝廷；诸侯为主的大小封君世家；朝廷的编户齐民。兼并的标的，不是诸侯国家，也不仅是耕地、更不仅仅是民众的耕地，而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及其耕地，是人和耕地同时兼并；其单位是户——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和他们耕种的百亩之田。兼并的手段，并不是封君世家强行掳掠，而是朝廷的编户齐民自行投靠，甚至是自卖本身，是他们的主动选择，所以是三方而不是两方。当然，封君世家也乐于接受并积极提供各种方便。这是双方的自主选择，是古典版的市场行为。
    为何？其中有利可图，对编户齐民和封君世家是双赢，所以双方积极兼并；利益受损的唯有朝廷，所以朝廷努力抑制兼并。
    其中之利从何而来？前文曾经交待，西汉的郡国制又可谓“一国两制”，朝廷的编户齐民与封君世家的封民，税赋徭役负担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
    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税赋徭役负担主要分为三类：
    ——田租：整体三十税一。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定额税。单产、汉初大概在1石-1.5石，田租、平均每亩3.5升-5升左右，每户大约3.5石-5石；中期以后推广了代田法的地方单产大概能到2石-3石，平均每亩田租能到7升-1斗左右，每户大约7石-10石。还有饲草税，具体不详。
    ——赋：算赋，一般15岁至56岁每丁、亦即每户每年120钱；口赋，一般7岁至14岁每人每年20钱；更赋：每丁、亦即每户每年300钱；（应该不含践更。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对此有较为可信的解释。）献费：贡献给天子个人的私费，每人每年63钱。
    ——徭役：更卒，15岁以上、无分男女每人每年一月；正卒，23岁以上男丁每人2年。
    封君世家封民的税赋徭役负担，正面记载未见，间接的应该也是三项：
    ——田租：表面同样三十税一，实则差别很大。嫡子袭爵与非嫡子袭爵有不同，本支绝世由旁支绍封者更有不同，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等等。直到东汉时，还沿袭了这样的规定。基本政策倾向是想方设法降低大小封君的田租标准，以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
    ——户赋：“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值传》）。这里容易有歧义。
    照语义，这应该就是朝廷规定封民对封君的基本义务。所谓食邑，田租之外主要就是得这个钱，有多少户就有多少个2百钱。一般所谓千户侯年收入20万钱，可能就是200×1000=200000这样算出来的。
    照字面，租税一般指田租。田租一般又收的是实物，赋一般收钱。且200钱如果是田租，等于诸侯封君封邑全部改收钱了，如此重大改变不会没有记载。
    所以，200钱应该是田租之外的综合性的户赋。
    但又不尽是义务，封君也因此需要向封民提供荫庇，封君每年向皇帝个人缴纳的献费（63钱×食邑总户数）也出自其中。西汉前期皇帝个人少府收入往往大于朝廷收入，就是因此。天子收入的范围是天下、征缴对象包括诸侯国，朝廷收入的范围是汉、征缴对象不包括诸侯国。
    班固没有正面记载，只是侧面提及，或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宋人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予以肯定，古代史家讨论不多，近现代史家往往否定。或是不能接受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存在这种事实上的基本税赋制度的“一国两制”。
    162 西汉的兼并和抑制兼并是三方博弈，其中最为主动的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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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抛开条条框框、就事论事，可信显而易见。
    假设编户齐民和诸侯封民的负担完全相同且全部上缴朝廷，诸侯封君食租税就没有意义？
    ——徭役。前两节提及的大功臣信武侯靳歙，儿子袭爵后很快就被废除了。原因是“坐事国人过律”（《史记·靳歙列传》），即在其封国内部征用自家封民从事劳役的时间超过了天子的统一规定。可见天子对诸侯封君征用劳役有统一规定。靳歙是刘邦在汉中封侯的“老革命”之一，食邑5300户，因此而废爵除国，可见朝廷对此有严格控制。
    汉初有“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的规定，但为了防止尾大不掉，朝廷对于诸侯封君征收税赋徭役显然都有严格规定，无形之中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是防止诸侯封君经济力量壮大，忽略了经济负担差别对编户齐民的吸引力。
    这个差别很大。
    田租。封爵初期双方无疑都是三十税一，随后应该是普遍拉开了。削弱诸侯是朝廷的基本政策，而降低田租是基本手段。诸侯封君保住三十税一的前提是：每一代都有嫡子且都能正常长大；每一代嫡子都不能有被朝廷处罚的事情，不能出现庶子袭爵、旁支绍封等现象。这很困难，否则何来远古的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五世而斩的说法？所以，西汉中后期，诸侯封君实际执行的田租标准应该是普遍低于三十税一。
    赋钱。编户齐民以五口之家计算，算赋，每户每年120钱；更赋：每户每年300钱；献费，每户每年63钱；口赋，以每户两人计每年40钱；其中变动忽略不计，三项综合每年最少应该上缴523钱。封民，每户每年200钱。二者相差323钱。
    徭役。汉初的长安城和各郡县治所的城墙都等于重建，总的工程量也很大，虽然未见有超出但一般都是用尽每年30天；各封国比照靳歙的情况推断，一般应该也不敢过律。所不同的是，皇帝直属郡县多、面积大、距离远，路途所需时间也就长、成本高。这个差别很大。最初的兼并就缘于此。
    如果考虑到有些诸侯封君主动减轻封民负担，差别就更大。吴王刘濞长期在位，凭借资源优势煮盐铸钱，“百姓无赋”；对于交钱折抵徭役的也只收平价，还按照节令“存问茂材，赏赐闾里”，这种状况延续了30余年。他后来带头发动吴楚之乱，这是重要条件。（参见《汉书·荆燕吴传》）
    这样一来，成为诸侯封君世家的封民对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的吸引力就很大了。封君向皇帝缴纳献费应该是根据正式赐封户数计算的，在此之外每增加一户自然就可以少交63钱，接纳编户成为封民对封君的吸引力也很大。这个时候的老百姓，显然还不大在乎直接隶属于皇帝，而情愿作诸侯封君的封民。诸侯封君的封邑都是自己血汗换来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且在理念上是远古自由迁徙权力、亦即民众自由选择权力的自然延伸，又是远古贵族以民为本理念的自然延伸。从实践到理念都顺理成章。于是，产生了西汉这种功臣封君世家社会特色的兼并。
    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贾谊。此人不仅学问广博，还是个热血青年、政治上较为敏锐，给皇帝上说：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汉书·贾谊传》）
    还有一段更详细一些，《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收录了：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鏹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徵，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最初的兼并就是如此。其中淮南地远千里而县属于汉，就是宋昌所谓犬牙交错，是汉初分封时有意为之，只考虑了有利于朝廷控制，忽略了百姓缴税赋、服徭役的艰难。西汉的兼并，应该就始于此。后世论及，大多讲的是朝廷一面的道理，忽略了民生之多艰。
    后来田租和户赋的差距出现并逐渐拉大，兼并也就愈益成为问题。
    163 文景两朝与武帝一朝抑制兼并的不同
    =================================
    文帝一朝一再减免田租，在实际效果层面、主要的可能就是缩小了汉属郡县与诸侯封君的税赋差距，甚至不排除就有这样的动机。这就有点鹜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意思了。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得到这种好处的情况多乎哉？不多也。
    文景两朝减免赋税徭役，类似在竞争中主动降价、缩小双方价差。就价值取向而言，可以归类为依靠市场解决问题。这种办法显然是有效果的，文景两朝的兼并总体不甚要紧。为何老百姓能够得到这种好处的时候不多呢？历代皇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依靠市场解决问题，而是依靠行政权力解决问题。
    这便是文景两朝与武帝一朝抑制兼并的主要不同。
    汉武帝刘彻时朝廷开支激增，减免税赋徭役的办法自然就不能用了。相反，还得重赋于民。重赋于民，编户和封民之间的经济负担差距自然迅速恢复且猛烈增长，兼并自然也迅速恢复且猛烈增长。武帝一朝的兼并突然严重到了朝廷不能忍受的程度，就是因此。
    朝廷于是推行盐铁官营等等其他各种增收手段。最后不行了，兼并越来越严重，直属朝廷的户越来越少，朝廷只得舍户而征财产、开征算缗（财产税）：每2千钱1算，1算120钱。不论户、也不论一户有多少人；只论财产、每2千钱征收财产税120钱。
    刘彻抑制兼并不是一句话，主要就是这个手段，是双方博弈的结果。这是刘彻一朝社会关系最终全面紧张的直接原因。
    吕思勉对此有毫无避讳的批评：“盐铁、均输、酒酤、算缗等政，皆藉口于摧抑豪强，然其结果皆成为厉民之政，则以自始本无诚意，徒以是为藉口也。”（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608页。）这真可谓诛心之论，明确将抑制兼并视为厉民之政，是真正站在老百姓过日子层面的公道话。
    武帝一朝抑制兼并最为凶猛，兼并也最为严重。田余庆认为：西汉的“豪杰役使”、人身依附关系自汉武帝开始进入显著发展阶段（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这一时期的兼并，主要就是土地和人口以种种形式向封君“大家”集中，以抵御朝廷的重赋于民。
    西汉这种兼并，是中国特色的、世家社会特有的现象，用欧洲理论不大好解释，有些明显矛盾的现象也就只能长期视若不见。例如荀悦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收泰半之赋”（《汉纪·孝文皇帝纪》），引用极为广泛。这里的民自然只能是豪民、即诸侯封君。诸侯封君如果向自己的封民征收超过50%的田租，朝廷直属的编户齐民享受着朝廷1%的田租，又怎么可能自觉自愿成为诸侯封君的依附民？兼并又从何而来？老百姓傻呀？！或诸侯封君强力掳掠？朝廷傻呀？！西汉米价最低的时候每石4-5钱，单产大概1石，二百钱相当于40-50亩的产量，大约占一夫百亩的一半。荀悦这个结论或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这种情况肯定存在，但只能是个别情况、极端情况，整体上不可能和兼并同时存在。
    认为西汉的兼并是中国特色、世家社会特有，是说这种兼并并非只是兼并土地，而是土地和人一起兼并，甚至主要是兼并人。就被兼并一方而言，是穷苦平民卖身为奴，还有不太贫苦的农民带着自家土地投靠成为田客、依附民，主动选择为“豪杰役使”，以规避朝廷税赋徭役。就兼并一方而言，是大大小小的封君、世家将朝廷的编户齐民及其土地收买或接纳成为自家的奴婢、田客、依附民。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不是任何一方的强制行为而是自愿行为。兼并的原因也就不在买卖双方，而是朝廷的税赋徭役太重，这才是西汉兼并难以遏制的真正原因。
    换而言之，西汉不仅有孝惠高后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也有武帝时期的重赋于民。自然，在兼并中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朝廷，所以朝廷竭尽全力抑制兼并。
    相应，西汉主要的经济问题也就不是发生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而是发生在世家和朝廷之间的兼并。
    在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博弈过程中，诸侯封君世家又本能地努力寻找新的政治代表，希望武帝一朝也能出现孝惠高后文景诸朝那样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大臣、为他们说话。
    164 太子刘据的宾客到底是些什么人？（1）
    ==================================
    武帝刘彻在位后期，政治焦点成为皇帝刘彻和太子刘据的矛盾。在双方的斗争、搏杀当中，刘据的宾客对刘据的影响很大、对事情的发展很重要。但刘据的宾客到底是些什么人？自古至今学界长期重视不够。相关记载也颇为模糊、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般读书人，多数读者也下意识地以为就是一般读书人。如是，那就极有可能是错了。（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刘彻、刘据、卫青、卫子夫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皇家子嗣众多，皇帝和诸子之间自然会有亲疏。但刘彻从一开始就很喜欢、很重视刘据。他29岁得长子刘据，在现代不算早，在古代算晚，在皇家算很晚，刘据的降生就成为大喜事，刘彻亲自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以示庆祝：
    ——特命文章大家枚皋、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
    ——为传说中的婚育之神高禖建庙，隆重祭祀，表示感谢。
    ——隆重册立刘据生母卫子夫为皇后。
    ——前122年，将7岁的刘据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又与平定淮南王叛乱一并诏告天下，普天同庆。
    ——公告全国的庆祝措施主要有：大赦天下；对九卿等主要部门负责人、三辅等主要地方长官赐爵右庶长；对天下编户中当年成为户主者赐爵一级等等。
    ——最为隆重、影响很大的庆祝措施是，派皇帝专使巡行全国，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这是由专使代表皇帝巡视全国，慰问所有的基层干部和老人、鳏、寡、孤、独、无业游民。一般形式是分地域集中起来，和皇帝的使节欢聚一堂、大吃一顿，并当场分发皇帝的赏赐，分享国家的喜悦。古代交通不便、只能是陆续举行，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会一直是连接朝野的大事、喜事、舆论热点。如此特殊的处理方式，也使得刘据出生伊始就名闻天下，和全社会各阶层精英、和全国的基层干部形成了某种特殊联系。对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一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就是这一顿饭，一辈子得到过的最高奖赏就是皇帝的这一次奖赏。这怎么能不铭记在心？！在随后的“路线”斗争中，这种记忆、这种联系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作用。
    刘据（前128年—前91年），自7岁成为太子，地位一直很稳定。刘彻可谓史上第一个成功集权在身的专制皇帝，威风大的不得了，朝廷内外人人都怕皇帝。包括奴婢出身的皇后卫子夫，虽然极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平时也是谨小慎微。但刘彻极少在儿子面前发皇帝脾气。朝廷内外，也就唯独刘据不怕皇帝，什么都敢说；丞相也不敢说的，他敢说。
    但对于治国理政，刘据恰恰和和皇帝老爹形成了系统的不同意见，可谓两种“观点”、两条“路线”。这又是为何？
    班固可能考虑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主要编辑刘恕、刘攽极有可能相当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汉书·刘据传》以时间为序保留了这样一条记载：刘据“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资治通鉴》则是在全部巫蛊之祸、卫太子事件之后特地追记了这件事情：“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在随后的点评中，司马光则明确认为这是导致父子二人政见不同的原因，“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他显然注意到了刘彻父子之间的“路线”问题，而没有视为无原则的权力之争、骨肉相残。一般而言，只要没有格式化的先入为主，很容易注意到。但他将事情的原因从“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解读为“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主要责任就从皇帝“使通宾客”变成了“太子自通宾客”，这就有问题了。《资治通鉴》史学巨著，但通篇政治立场鲜明，对于这类问题一般都是站在皇帝一边落笔、为皇帝说话。
    刘彻望子成龙，刘据刚过十六岁就为他设立了名为博望苑的老师、伴读团队，也就是刘据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参谋顾问班子。但应该注意的是，刘据才刚满十六岁，那就只能是皇帝老爹为太子儿子设立而不可能是刘据自己设立。设立的主要工作自然就是选人，这是皇帝老爹的主要职责；选人也不可能是另起炉灶，首先应该是在原有的老师和伴读中筛选，然后才应该是增选，这都只能是刘彻的事情，进入正常运转阶段、随着年龄增长才有可能是刘据自己延揽，但也会太多。概括而言，四十多岁的皇帝老爹为十多岁的太子儿子选老师和朋友，做决定的能是谁？！所以，博望苑宾客的基本成分、主要成员是且只能是刘彻的选择，而不可能是刘据自己延揽。
    165 太子刘据的宾客到底是些什么人？（2）
    =========================================
    如此，博望苑的宾客为何“多以异端”影响太子刘据？
    刘彻和所有的皇帝一样，为太子选择的老师都是正人君子，所教授的又是道德文章、儒家经典，是如何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如何为政以德、垂拱而治。早期的、未经后世皇权至上理念改造的儒家经典，基本政治倾向本就可谓是“异端”，甚至可谓相当“异端”。正人君子+早期的儒家经典=刘据接受的本就是“异端”教育。
    这其实是君主政治的执政理论和执政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在早期帝王教育中普遍存在。皇帝老爹大都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告诉儿子，儒家那一套是用来忽悠别人的，不能连自己一并忽悠了。在后来的汉宣帝刘病己一句“王霸杂用”点破之前，皇家父子之间程度不同都说不到一起，例如嬴政和扶苏父子、刘邦和刘盈父子、吕后和刘盈母子。只是刘彻父子感情更亲近一些、双方都毫无顾忌，不同意见也就表现得更充分、各自更极端一些，问题也就更严重。
    更重要的是，太子的老师、伴读大都是功臣后裔。这是西汉建国以来就形成的小传统——并不仅仅是学问好就可以入选，还必须知根知底，得是自己人，得是自己人当中学问好的人、或是自家孩子当中念书好的孩子，才可以和皇太子一起读书、一起玩儿。汉初刘盈最早的伴读，就是张良和曹参的孩子。这种选人标准是一点就透的事情，只能是他们，而不可能是和皇家没有政治联系、没有历史渊源、不知根底的、只是读书好的一般读书人。
    刘据的老师，有据可查的有如下几位：
    ——石庆，第一代功臣、刘邦身边工作人员石奋之子。
    ——庄青翟，第一代功臣、武强侯庄不识的孙子。
    ——石德，第二代功臣牧邱侯石庆之子、第一代功臣石奋之孙。
    ——赵周，父亲曾任楚王太傅，应该是汉初功臣当中无甚功劳的读书人，拒绝参加吴楚之乱被杀，他因父功封侯。
    ——周建德，第一代顶级大功臣周勃之孙。
    ——卜式，唯一非开国功臣的后裔，实际可谓刘彻自己的功臣，因前文论及的原因而封侯拜相，又因反对更加极端的经济政策而改任太子太傅。
    “宾客多以异端进者”这个话，很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以为都是读书人当中那些容易头脑发热、容易热血沸腾、又容易忽略政治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不然，反倒几乎全部都是政治上非常可靠的自己人，是自己人当中学问好的人——功臣后裔、世家子弟中的学霸。所谓异端，是他们对刘彻重赋于民的政策不满，而不是对西汉这个政权不满。那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傻啊！忽略了这一点谈刘彻父子之争，就只能是皮毛、只能是蜻蜓点水。
    共同的政治基础、可靠的历史渊源、知根知底的自己人，无疑就是刘据容易受宾客影响的主要原因。出事这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长期在朝参政、家中儿孙满堂，不是傻子，岂能不知道自己是和谁站在一起？岂能不知道自己是为谁说话？不仅如此，后来在长安城中和皇帝老爹全面武装对抗的时候，用以发动、组织、指挥数万队伍的领导骨干就是自己的宾客。这是太子刘据成为不同“路线”代表的关键，也是刘据敢于理直气壮代表不同“路线”的关键，更是刘据最终明火执仗坚持不同“路线”的关键。明白这一点，可能也是理解西汉中期、武帝刘彻至宣帝刘病己之间近百年政治的关键。
    从很小在皇帝面前就什么都敢说+期间丞相都谨言慎行、不敢说话+功臣子弟出身的身边宾客的长期一致影响+理直气壮和皇帝老爹意见不同=刘据成为皇帝跟前唯一的不同意见代表。
    自两汉至两宋，君主政治运行的公开透明程度和规范性远远超出后世想象。欧洲话语中的宫廷政治等同于秘密政治，但在中国、在两宋以前，肯定不是，朝廷政治运行的公开程度令后世吃惊。
    于是，刘据在朝廷内外这种特殊性，几乎是同步为长安城中吏民知晓，进而很快就为天下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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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2-04-06 16: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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