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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第4页]

作者:振古如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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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秦皇朝焚书坑儒是传统道理、也是中华文化第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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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书坑儒之前，秦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秦皇朝博士队伍的构成、秦始皇刻石的内容、扶苏的劝谏等等可以表明，且也是各阶层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而力量较小。
    秦始皇嬴政从巩固自己权力出发建立的第一个以君为本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政府，在本质上和早期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不能相容，他自己的性格更受不了儒生们指教，他们之间的冲突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有焚书事件：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严苛的法令之下，周王朝的史书、《秦记》之外的各诸侯国史书，早期儒家的著作和诸子百家著作，一一化为灰烬。司马迁对于三代的记载模糊而失之于传说，资料缺乏应该是重要原因，就是秦始皇焚书的直接后果。遗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基本典籍，都是以鲁壁藏书、遗老记忆那样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东一简西一牍地保存下来的，西汉建立后才逐步收集、整理。其困难程度，似超过南北朝之后隋唐的偃武修文。
    如果秦皇朝真如秦始皇所设想的那般万世不竭，中华文明的基本典籍还能不能见到？！中华文化又该是何种面目？！更重要的是，马恩列斯的伟大著作还能不能允许进入中国？！毛泽东思想还能不能允许出现？！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现象还能不能成为壮丽现实？！咱们对秦始皇焚书的危害可能严重认识不足，对于秦始皇的评价显然顾头不顾尾。（每逢看到过分推崇秦始皇嬴政，就会想到这几个问题，心里就着急，想提醒注意。今天终于说出来了，终于尽了一份匹夫之责。）
    秦对中原文化也有继承，宫殿建筑就相当完整而恭敬地继承下来了，“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尚未完工就被焚毁的阿旁宫，还真有可能是远古建筑文化的结晶。咱们中国的官家喜欢大房子、好房子，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焚毁六国史书和百家著作而写放六国宫室，无疑是秦皇朝对中原文化的态度，是选择性继承。其原因，在于秦之无儒——自身没有文化。
    战国后期，先秦大学问家荀子入秦考察，和秦相范雎有一番谈话。范雎问对秦的印象如何？荀子先说了一番客气话，接着就说如果以王道衡量就差得太远了。范睢问为什么，他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说：
    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
    荀子说秦国几乎没有文化教育事业，没有古代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文化人啊！没有文化教育就没有王道，没有文化人就没有人主张王道。单一崇尚王道、任用贤人可以称王，王霸兼顾、贤否并用可以称霸，没有文化教育就哪一样也做不到，哪一样也做不到就会灭亡，这就是秦国的短处啊。
    荀子厉害，目光独到。先秦诸子百家20余位代表人物中确实没有一个秦国人；从秦惠文王用张仪为相开始、到秦始皇用李斯为相的21位秦相中，17人是客卿；且秦国“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一个散文作家”（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4页。）。可谓一片文化荒漠。
    这样一个政权吞并六国、又对远古中华文明实行选择性继承，必然是一场灾难，各阶层民众奋起推翻可谓人间正道。

    
    80 早期儒家思想是推翻秦皇朝的批判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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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古中国，以讲道理为职业的人，包括巫师、乐师在内，社会地位一直很高，因为本质上都是以指教大大小小的贵族为职业。焚书坑儒，是他们第一次被打下马来又踏上一只脚，随后的选项只能有两个，或将学术方向改为专业拍皇帝马屁；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们的选择是第二个，陈胜、吴广率先登高一呼后，绝大多数读书人立即义无反顾投奔义军、和秦皇朝血战到底。至于第一个选择，还需要更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更为窘迫的社会环境。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并非只是农民的起义。这个起义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知识阶层参加，而且是当时主要的读书人群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是后话。这一回或可谓是秀才造反、三年大成。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位。
    孔鲋（约前264年-前208年），孔子第八世孙，即鲁壁藏书的那位。
    当时“天下”主要的读书人群体集中在齐鲁一带，他即为领袖。秦焚书坑儒后，带着百余弟子潜往嵩山，或有点上山打游击的意思。陈胜起义之初，就带着弟子“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做了张楚王朝的博士。他极有可能是不计成败的第一批响应者之一，最后和陈胜一起牺牲在战场上。“革命”坚定性，显然强于彭越。经学世家、年近六旬，何以如此义无反顾？
    司马迁分析说：“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很容易联想到后世因为不能忍受剥削压迫而投身革命。不是只有劳动者因为不能忍受剥削压迫而投身革命，文化人也同样会因为不能忍受剥削压迫而投身革命。当然，宋元更迭之后的文化人一般不会投身革命，元末大起义队伍中、明末大起义队伍中有学位的文化人就极少、极少，居然没有超出个位数。这绝非偶然。再说。
    叔孙通，孔鲋的学生，秦皇朝的博士，相当于秦皇朝官方文宣、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陈胜起义之初，就带领儒生及弟子百余人逃出咸阳、前往薛地、可谓严格意义上的穿过大半个中国投奔义军。这百余儒生及弟子的主要成分是秦廷的博士、待诏博士、博士弟子，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或中央文宣系统工作人员整体投奔起义军，可谓空前绝后的大事件。他们到达薛地时，陈胜已死，正值义军领袖很不稳定的阶段。他们的处境应该不会好，但义无反顾坚持了下来，之后追随项梁，由项梁而怀王、而项羽、而刘邦。他没有张良、陈平、郦食其那般满腹韬略，在制礼仪之前一直不得重用，但仍然坚持到了胜利。
    重要的是，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这两部分人投身义军不可能事先商量，只能是不约而同，是因为志同而道合。亦即，这可能是读书人群体共同的政治倾向。个别投身义军的读书人，知名的前文曾有列举，不甚知名的如隋何、召平、田肯等，《史记》、《汉书》的缝隙里有很多。与后世推动朝代更迭的起义队伍相比，秦末大起义显然读书人较多。
    大起义之初，社会各阶层对秦皇朝的不满，普遍概括为一个“苦”字，只是感性的；后来普遍上升为“暴政”、“暴君”，形成了相对于仁政、仁君的理性认识，并延续两千余年。这应该是运用早期儒家思想的结果。这种改变，极有可能就出自于义军中的儒生。切勿轻视这一仁政和暴政、仁君和暴君的区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真正可以取而代之的概念。
    秦末大起义和早期儒家思想的关系，或可以视为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这种政治上的有效性，又推动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更加普遍地为社会各阶层接受，更推动了早期儒家思想社会地位的大提高。

    
    孔鲋知名度最高的事情还是鲁壁藏书，大泽乡起义初期就带领学生参加义军的知名度不算高
    为什么不高呢？历代君主皇朝显然是不愿意人们知道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也曾经揭竿而起，近现代以来则是受极左潮流影响不愿意人们知道知识分子也曾经很革命。
    81 刘邦祭孔是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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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95年，刘邦征讨英布班师途中办了一件大事，“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儒林传记、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礼记·王制》）。大牢即太牢，这时指一只整牛，为祭祀天子的礼仪；少牢指一只整羊，为祭祀诸侯的礼仪。以牛猪羊各一只为太牢是后来的规矩。曲阜孔庙有一套明代彩绘绢本《圣迹之图》，其中的《汉高祀鲁》图描绘刘邦祭祀孔子的场面，图中所绘就是牛猪羊各一。无论一只牛还是牛猪羊各一，都是祭祀天子的礼仪。
    后世帝王祭孔是模仿，刘邦祭孔是开创——最先认为并明确表示孔子的地位等同天子。他虽然已经是皇帝，并不自以为高于孔子，更不自以为能领导孔子。他掌握的是权力，孔子掌握的是道理；他的权力仍然尊重孔子的道理。这种理念，不可能是成为皇帝之后形成的，而只可能是在民间形成的，是潜移默化的。意味着在刘邦作为平民、包括担任亭长的社会环境中，孔子已经达到了天子一般地位。后世往往突出他不大尊重读书人的只言片语，其实只是乡村干部嘴边的玩笑。刘邦还是读过书的，和卢绾是同学；还能作诗，在古代起义领袖中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刘邦读书时候的教材是什么呢？《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西汉的基础教育概况，“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西汉建立以来，并未见颁布相关规定的诏令。推断而言，这种情况应该是从战国开始的，刘邦上学时应该就是这一套内容。其中先圣礼乐，应该就是孔子、孟子的著述。亦即，在汉武帝刘彻“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很久以前，社会基础教育的教材就已经是《论语》、《孟子》等等。《论语》、《孟子》非常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普遍社会需要的过程中、由担任教师的孔孟之徒分别共同努力逐渐成文的。这就涉及到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主流道理、又变身为官方道理的过程。
    刘邦祭孔，就是这样来的。《汉高祀鲁》图右上角有简短说明，“鲁岁时奉祀孔子塚，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书，至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见原画提记）。这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刘邦作为皇帝以官方身份祭孔之前，当地社会、民间对孔子的祭祀已经延续两百余年，刘邦祭孔也是建立在民众自主选择基础之上的，严格而论又不能说是他的原创。
    还有一点或也很重要。刘邦的家乡沛县，在春秋时期大部分时间属于宋国、在战国时期大部分时间属于鲁国，属于楚国的只是最后几十年。宋、鲁都是文明古国，社会生活笼罩在较为浓重的古文化氛围中，早期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萌发的。
    刘邦祭孔是在民间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自然表现，再加原本平民的社会地位，就形成了他的政治理念当中平民倾向的一面。楚汉相争时，他在广武前线就曾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两军对垒、你死我活又物资紧张，这真的很不容易，当时就很得人心。楚汉相争胜出后，又诏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要求将散落各地战场上的士卒尸骨先用简单的小棺材送归故乡，再由县衙门出资、地方官主持、以诸侯礼仪隆重安葬。古来乃至此后的战场亡命者，大都是白骨横旷野，好一点的也不过在战场附近草草集体埋葬。
    两千年前的战死士卒能够留下姓名、战后能够礼送回乡隆重安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后来的多乎哉？不多也！大战过后，社会残破，经济非常紧张，能够如此大范围、高规格的安葬，需要对平民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文明的起点，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什么？就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天地之间人为贵。后世所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就又是一套理念了，细一琢磨，唯有无尽感慨。
    刘邦祭孔，标志权力对道理的尊重。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没有统一的最高权力，基本社会实践就是道理高于权力，自然形成了道理高于权力的理念，任何人都得讲道理，包括周天子、诸公侯也得讲道理。传统理念中的有理走遍天下，最迟就发端于这一时期，或应该更早一些。秦皇朝否定了这个理念、改为有权走遍天下——没有官方的批准文书，包括丞相在内、任何人都哪里也去不了。所谓暴秦、暴政，本意就是说以暴力行政、是说国家统治者就可以不讲道理。但秦皇朝时间太短且社会对立情绪严重，老百姓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信奉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理念，道理高于权力。刘邦只是顺其自然，恢复了这一点。道理高于权力与权力高于道理的不同，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不同之一。
    刘邦祭孔并非作秀，目的是在共同的思想领袖面前宣布政治和解。对于在长期战争中绝嗣的一些诸侯国君，诏令安排守冢民户若干，免除赋役，专事看守祭祀。其中包括秦始皇嬴政——他的敌人；也包括最先起义的陈胜——他的领导；还包括项羽——先是战友、领导后是敌人。政治上的敌我，已经放下了。后世胜利者，少有这般胸怀。还有魏安厘王——他在感情上可能觉得自己更多的是魏人；还有信陵君魏无忌——那是他年轻时的政治榜样。他的祭孔，又有点像是理念层面的祭祀。后人只注意到了他以秦始皇为榜样，忽略了他也以信陵君为榜样、又是最先祭孔的皇帝。倘若有人只是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刘邦以秦始皇为榜样，那就意味着可能距离太近了、没有能完整清楚的看到过历史上的刘邦。

    
    汉高祀鲁图，现在还能看得到。
    82 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道理上升为官方道理是西汉功臣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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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功臣集团由布衣而君相，没有也不可能继承秦皇朝的道理，而是本能地将早期儒家思想这个民间道理带上了最高政治舞台。刘邦从泗水亭长而成为大汉皇帝，有意无意间又以皇帝的权威弘扬了平民的道理。刘邦是第一个祭孔的皇帝。此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才有了不绝于史的万古衣冠拜素王，也才逐渐形成了早期儒家思想在两汉的政治地位。万古衣冠拜素王，是古代政治文明极为重要的中国特色。
    西汉在道理层面对中国历史的主要贡献，就是早期儒家思想从民间上升到了官方。因为来自民间，西汉初期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理念就是一回事，后来也还比较接近。这是君臣共治的思想基础，对西汉直至两宋的历代皇朝形成了长期深刻影响，是中华文明早期辉煌的重要原因。
    刘邦率先祭孔，并没有神化孔子。他是将孔子视为人来祭祀的，虽然是圣人。保存至今的大量西汉画像砖石，常有孔子见老子的题材——那意味着他们认为孔子也是需要学习的，圣人也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的。后来以至近现代，这样的题材就极少见到了，孔子已经成为生而知之的神了。其中不同，就是早期孔子与后世孔子的重要不同之一。
    刘邦率先祭孔，更没有独尊儒术。祭孔之前，儒家思想只是在民间各种道理中占据主流地位而已。刘邦祭孔，只是标志官方的认可，民间的主流道理变身为官方的主流道理了。当时的人们可能根本无法想象独尊某一种思想，道家思想——不是道教——在西汉就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汉社会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极为反感，在思想文化上是自觉和周王朝、和三代社会、和华夏文明的基本渊源相衔接的。而在周王朝、三代社会、华夏文明中，“专”、“独”一开始就是贬义词。说某人“专”、“独”，意味政治上的否定。
    近现代对儒家思想一概而论，往往从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说起，有意无意把早期儒家思想和君主专制绑定在了一起，容易造成片面忠于君主、约束百姓的错觉，更容易忽略其原本高于君主、约束君主、曾经帮助民众推翻君主专制的进步性。
    早期儒家思想如此不等于后期亦如此，早期皇帝如此更不等于后期亦如此。因为是民间道理，对皇帝确实不方便，后来的皇帝也就不约而同努力改造儒家思想。但手段又并非焚书坑儒。早期儒家领袖除叔孙通等少数外，从董仲舒到韩愈大都仕途坎坷，就是因为虽然和朝廷合作但又大都努力拒绝改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先民经济上并不依附于皇帝。管不住胃就很难管得住思想，思想改造也就远远没有后世那么容易，改造的过程就比较漫长。
    朝廷方面的努力改造而不是焚书坑儒+儒家方面的虽然合作但又努力拒绝改造=早期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但又并非排他性的独尊。
    社会影响深刻而广泛的儒法之分这时还不甚明显。对这种观点贡献较大的司马谈、刘歆、班固都还尚未出生。后来被标签为儒家或法家的人物，自己更浑然不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这种标签说话办事。这就又更有利于古代思想文化的长期多元状态，也就延续了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一直到两宋之前大致如此。（所谓多元，绝非是说基本的是非、黑白、好坏、对错可以有多个标准。那就等同于诡辩了，等同于混淆是非、黑白、好坏、对错了。）
    早期儒家思想正在从民间道理变身为官方道理的过程中，后来对儒家思想的长期改造又尚未开始，更还没有成为统治手段。这可能是古代史上民间道理、社会主流道理、官方道理最为接近的一个阶段，有点后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状态。社会各方面都想得差不多，自然容易和谐。
    进而言之，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流的、权威的是非观念是以各阶层民众的是非为是非，所以稳定，所以繁荣，所以思想成果充分涌流。后来渐渐以统治者、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了，一个人的是非观念自然不如一个群体的是非观念稳定、更不如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是非观念稳定，容易形成换一个皇帝就换一套是非观念的现象。是非观念不稳定是最基本的不稳定，同样的言行，今天正确、明天错误，今天旌表、明天斥责，就不容易稳定。
    这比独尊儒术要重要得多
    83 一点说明：秦汉之际的民、这里讨论的民和后世编户齐民的民、和人民民主的民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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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是一个有必要说明的问题。为尽可能引起大家注意，单列一个小节。
    前文多次提及，春秋战国的中国正处于由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变化的过程中；秦皇朝的转变过于猛烈、没有成功，西汉建立后又回归了，更多地还是等级社会。
    等级社会中的民，是等级社会中的一个等级、处于社会中间位置，上边有天子诸侯大夫士、下边有隶臣妾奴仆。秦皇朝建立后向阶级方向改变，统一成为编户齐民了，但不包括各个等级的奴仆，奴仆还是奴仆，这在相关典籍和出土史料中可以看得很明白。西汉建立后向等级方向回归，主要是上边，重新成为大大小小的封君、类似贵族的世家大族。
    本书所讨论的民、西汉的民，主要的就是指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君、类似贵族的世家大族，还有那些只得到了封地、没有得到封民的、但也享有免除税赋徭役特权的、由一般士卒变身而来的小土地经营者。
    封地、封民之外，民与非民还有一个醒目标志——爵位。西汉的爵位由军中扩展至民间了，民（户主）都是有爵位的、高低不同；隶臣妾奴仆都是没有爵位的。因为民都是有爵位的，也就是有等级的。亦即，西汉的民是一个有等级的社会阶层。这在官府都有详细登记。
    因为不包括隶臣妾奴仆，本书所讨论的民、西汉的民，和后世的编户齐民的民、和现代人民民主的民，并不是一回事。
    横向比较，可能和欧美国家民主革命时期的民较为接近。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大大小小的有产者，大多当然也是劳动者，那就是有产的劳动者，不同于无产的劳动者。有欧美学者认为远古中国的以民为本是近现代民主的雏形，或就是因此。
    西汉的以民为本、包括春秋战国以至夏商周的以民为本，主要的就是以有产的劳动者为本。至于如何以无产的劳动者为本，先民尚未想到、也就更没有可能做到。
    说明就算，恕不展开。
    综合以上18个小节的内容，西汉的政权性质、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和秦皇朝相比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制度倾向也就不可能是“汉承秦制”（《后汉书·舆服》），主要方面都可谓是创制天下。
    本书所讨论的民、西汉的民，和后世的编户齐民的民、和现代人民民主的民，并不是一回事。横向比较，可能和欧美国家民主革命时期的民较为接近。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大大小小的有产者，大多当然也是劳动者，那就是有产的劳动者，不同于无产的劳动者。有欧美学者认为远古中国的以民为本是近现代民主的雏形，或就是因此。
    84 三老制度（1）
    ==========
    从这一小节开始讨论西汉的制度创新，大致以时间为序，先说三老制度。（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远古社会结构为超扁平状态。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直到夏商两个古王朝，社会基本单元都是以血缘为单位的、在人类繁衍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大小不同的部族；向下、血缘家庭尚未成为社会单元，向上、部落联盟尚未成为社会实体，部族所以又是唯一社会单元、唯一社会实体。最初的三老，就是大小不同的部族的首领，吕思勉视同村长，但又必须注意到都是顶天立地的村长，下边没有村民小组长，上边没有乡镇、县、市、省、国家各级领导人。部族本身就是大小不同的国，即小国寡民的国；三老既都是村长，又都是“国家”领导人。三老作为部族的治理制度、最早的社会治理制度，又是自然形成的社会自治制度。
    西周古王朝实行封建贵族领主制度，只是把贵族制度覆盖在了三老制度上边，大名鼎鼎的姜子牙称之为“因俗而治”。春秋战国诸侯互相兼并，有的国变大了，有的国消失了；消失了的国就成为大国的县或郡，这就形成了最初的金字塔结构，自然形成的超扁平结构开始被行政化的金字塔结构取代。最先完成这一变化的秦皇朝在国家层面最先强大起来，吞并了六国，随即在中原各国强制推行以郡县制为核心的行政化金字塔结构。中原民众不能接受这一套，揭竿而起，强大的秦皇朝土崩瓦解。西汉建立后的制度建设，很自然、就从重新建立三老制度开始。
    汉二年（前205年）二月，第一次东出函谷关和项羽争天下之前，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后方建设，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关中全面推行三老制度：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
    刘邦认为自己的封国应该是在关中，现在终于占领、且准备作为根据地，需要既能稳定又能发展、对战争提供足够的支持。恢复重建三老制度，应该出于刘邦自己的考虑。汉军中的出谋划策一开始就等同于攻城略地、克敌制胜，都是功劳；功劳直接联系田宅，都有详尽可靠的登记确认。每一谋略出自何人，如同每一城池是谁攻占、每一股敌人是谁消灭，都清清楚楚。三老制度未见出自某人建议，再加刘邦的经历，应该是刘邦自己的考虑。
    讨论这件事情，需要和秦皇朝的县以下行政设置加以比较才能明白。
    三老是传统的封建贵族领主国、家的乡村自治组织负责人，中原各诸侯国大都如此。秦是后起的诸侯国，特殊一些。秦孝公十三年（前349），秦“初为县，有秩史”。秩史，县以下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大概分为县衙门和乡里两类。吕振羽认为，从丞相到亭长，秦的“各级官吏，都由皇帝任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3页。）对照《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记载，吕振羽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秦国的县之下没有实行乡村自治，而是建立了直达乡里的行政机构，乡级官员中虽然也有称三老的，已经和有秩、啬夫、游徼、里典等一样，都只是官府任命的、领取定额俸禄的行政官吏。
    秦皇朝建立之后，将这一套办法推广到了中原各国。刘邦担任亭长的过程是，“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韩信也曾有“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的经历。“试吏”、“推择为吏”，秦皇朝显然有一套基层官吏录用办法，对家庭财产是有要求的。刘邦家境还可以，可以被推荐，通过考试、被录用了。韩信已经穷得一贫如洗，没有被推荐的资格，也就没有进入官府选择、考试的范围。其中“试”与“推择”的权力显然都属于官方。
    刘邦可能很早就意识到了其中弊病——他这种不务正业、和朝廷离心离德的人只有在朝廷的筛选中才可能瞒上不瞒下、蒙混过关，如果由乡民集体推举则根本不可能——所以才以三老制度取而代之，以免像他这样的人混进来危害朝廷。
    84 三老制度（2）
    ============
    刘邦推行的三老制度，主要内容是：
    ——三老由乡民推举而不是朝廷任命。在秦本土范围内，这是赋予乡民自治权；在中原各诸侯国，这是恢复、确认传统的乡民自治权。
    ——人选要求50岁以上，能够自我约束、有威信。这是对乡民权力的限制，不能推举那些心性尚不成熟的毛头小子。像刘邦那样不守本分、不事稼穑、想靠当侠客混饭吃的人更不能用。
    ——每乡设一名。
    ——从乡三老中选择一人为县三老，参与县政。县三老和县令、丞、尉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等协商关系。这是和之前三老的重要不同，也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乡民推举+平等协商=三老制度更接近于后世的基层社会自治。
    ——三老不承担“徭戍”，等于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刘邦那些年亭长真没有白当，堪称乡村治理的业内人士，深知利弊，每一条都有很强针对性。
    这套办法将秦皇朝的郡县制退了一步半——乡以下改行乡民自治；县一级实行乡民参与管理；郡以上实行完全的行政治理。优势在于，用乡村自治制度将自然生态社会和人工生态社会较为平缓地衔接起来，同时也就把郡县政府和乡村社会衔接起来、把行政系统和社会自治系统衔接起来，减少了朝廷政策和乡民利益直接冲突的可能，留出了乡村社会自我调整的空间，又降低了行政成本。朝廷对乡村的治理和乡民对朝廷的诉求，就有可能比较顺畅地衔接起来。反过来，对双方又都是底线：朝廷的治理，如果三老不能接受，乡民则更不能接受，就不宜推行；乡民的诉求，如果三老不能同意，朝廷则更不能接受，就不宜坚持。这是以温和的、协商的基层自治取代了秦皇朝自上而下的集权专制，最终将秦的、旧政权的本土轻松改造成为了汉的、新政权的根据地。
    其具体改变有四：
    ——将秦皇朝的官府考试录用乡官改为乡民推举，任用权力由官方转归民众，这是自治与否的关键。
    ——通过县以下自治将基层社会和朝廷的联系由直接改为间接、由行政命令改为官民协商。
    ——朝廷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因此成为简单的赋役关系，除此之外朝廷一般不大干预；农民负担也大致稳定了下来，只要不是太重，一般的朝廷都可以混个一两百年。
    ——县三老尤其惠而不费。作为乡三老的一员由乡民推举，作为县三老由上级政府选任；既是民又是官，由乡民推举则必须对乡民负责，由政府选任又得考虑对官方负责，以双重身份将朝廷和乡民自然联系起来。
    后人有将乡村自治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其实只是行政官吏不下县。以乡绅为主体的乡村自治制度和以官吏为主体的郡县制度虽然有不同，但又都是君主制度的一部分。当然，前提是理念上不宜把君主制度局限为君主专制。也不宜认为县以下没有君主任命的官吏就不是君主制度，就效能而言甚至是更加有效的君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君主制度。如果从朝廷到乡里一切都由君主任命的官吏管起来，像秦皇朝那样，郡县制可能早就把君主制度扼死了，西汉或也难逃土崩瓦解、二世而亡。乡村自治，是刘邦君臣对中国特色君主制度的重大贡献，是西汉和秦的重大不同。
    三老制度很重要。秦的本土因此而成为刘邦稳固的战略根据地，屡败屡战而最终取胜项羽。
    百余年后，西汉在汉匈对峙的最前线设置居延县，地方官仍然接到了朝廷“县置三老”的诏令。对居延汉简颇有研究的近现代历史学者陶元甘认为：“边塞之地亦有三老。盖边地本有移民，自应设置乡官，居延简中常见。”可见三老制度确实推行到了全国并且成为稳定的基层制度。
    三老制度大概是最为中国特色的制度。
    85 轻徭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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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史上，率先全面大规模轻徭薄赋的是西汉、是刘邦君臣。（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食货志和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对于西汉轻徭薄赋，长期以来的主要视角是客观层面、经济状况。经年大战之后，天下极端穷困，“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这种知名度极高又几乎已经僵化的视角和叙述，潜意识中给人灌输了一种被迫而为之的感觉。这肯定是原因之一，但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而忽略了其他原因就有失公允。秦皇朝是经过更加长期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嬴政称帝、胡亥继位都没有轻徭薄赋，反而变本加厉，又该如何解释？西汉轻徭薄赋是战争结束、建国伊始就开始了，有经济压力的一面，也有正面否定秦皇朝横征暴敛的一面。对于西汉布衣君相、平民政权的主观努力，后世注意不够，对于其历史意义则更注意不够。
    孟子曾经研究夏商周三代古王朝的税赋水平。“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春秋战国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水平，秦则更为沉重。西汉“十五而税一”，是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延续三千年的什一而税，更是第一次改变了税赋发展趋势。这是西汉和秦皇朝的不同，是刘邦和嬴政的不同，更是平民政权和贵族政权的不同。在古代税赋史上，是划时代的转折。后世有个别历史阶段对横征暴敛的秦始皇嬴政推崇过高，对轻徭薄赋的刘邦君臣重视不够，真不应该。
    降低朝廷税赋的同时，刘邦也降低了皇室供养。称帝之初，对皇室贡献没有统一规定，很快就成为社会问题，“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各地竞相向百姓多征多收、向皇帝多做贡献，甚或还有报告说百姓都衷心“热爱”皇帝、自愿多做贡献的。亏得刘邦就是干这个事情出身的，对其中猫腻清清楚楚，没有陶醉在一片“热爱”当中。汉十一年春二月专为做出限制性决定，“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首先限制时间，不准随时来献；同时限制标准，不准随意来献。这既是对皇室费用的限制，更是对郡国官吏作风的限制。这里的63钱或如同十五税一，极有可能也是在传统标准的基础上同比例降低了，只是已经很难寻觅渊源。
    刘邦的轻徭薄赋又比较人性化。例如“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有点间接给生育妇女两年产假的意思，是优惠政策。或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西汉轻徭薄赋，汉文帝刘恒的历史知名度很高。综合比较，可能还是刘邦这个时候更不容易。后来的二十税一、三十税一以至减免、长期减免，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忽略了这个起点，对刘邦君臣有失公允。
    西汉的轻徭薄赋成为传统，可能缘起于刘邦，更可能缘起于萧何。西汉成为全国政权之前，萧何长期独立治理汉中、关中，税赋制度很可能就是十五税一；相对于秦皇朝大大减轻了，所以才能顺流与之更始、清静而民自定，实行无为而治，才能将秦的本土建立成为汉军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西汉成为全国政权之后，可能只是沿袭、继续。可惜，尚未见到相关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只能是推测。
    86 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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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九年（前198年）春二月，赵王张敖谋反案审理终结，贯高及下属田叔等10人舍生取义、慷慨赴死传为美谈。刘邦也为他们的侠肝义胆感动，集体召见了一次，原本可能只是打算抚慰一番，结果发现“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刘邦喜出望外，将10人一律“拜为郡守、诸侯相”。这可能是汉初于功臣之外、面向社会选用的第一批高级官员。汉初郡国守、相职位一共50余个，刘邦一下子选用了10人，还都是毫无功劳的外人；且50余个郡国守、相不可能正好空缺10位，应该是专为调整的，朝野影响可以想见。（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这10人都是读书人、地方官出身，与军吏出身、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官员相比，可能更有板有眼。其中田叔，先后任汉中郡守、鲁国国相，司马迁称赞他“义不忘贤”，在《史记》西汉部分中是极少数位不至公卿而单独立传者之一，可以想见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
    或许是这10人普遍干得不错，刘邦受了启发。汉十一年春二月，颁布诏令公告天下：“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此中可见刘邦已经接受了“共天下”和偃武修文的执政理念。）
    这次行动的规格很高，丞相和御史大夫等分别负责，各诸侯王、国相、郡守亲自选拔；要求很具体，必须注明被选拔者的行状和基本情况，各地负责派车送到长安丞相府；失察者，撤职。这可能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面向全社会各阶层的选贤任能，后来的察举、选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在此基础上，或也可视为文官制度的早期探索。列入《汉书·循吏传》的官员，大多是通过这个渠道上来的。
    刘邦此举的历史价值，需要和他坚持“功人”领导“功狗”、坚持文化领导文盲的既定思路联系起来看。随后会说到。在战争年代，他显然是试图在全社会文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支有文化的军队，而建立西汉后，则已经有点古典版的干部队伍知识化的意思了。
    西汉的江山是60万大大小小的功臣打下来的，背靠60万功臣而面向全社会选拔贤人、士大夫担任地方长官，不仅需要文官制度的理念，更需要有点天下为公的理念，需要功臣群体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始终风平浪静，是西汉功臣政治进步的重要表现。
    西汉的选举（察举、推举）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视为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看，又显示了儒家思想进步的一面。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保守，是就其维护等级制度而言，忽略了其并不坚持以血统为根据，而是主张以才德为根据确定社会等级。和有教无类一样，都是不能否认的、早期儒家思想带给古代中国的、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社会进步。
    87 上书制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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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中期，朝廷决定将家赀3百万以上的天下豪富迁往茂陵。
    游侠郭解家产不足3百万，但社会影响远超一般豪富。郭解托大将军卫青说情，皇帝不准。当地县掾杨季主遂决定迁徙郭解，居然被郭解的侄子砍掉了脑袋。杨季主家人到长安城里告御状，郭解手下事先等在北阙附近，待最后关头冒险把上书人杀了。北阙是未央宫的北大门，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他们为何在这里冒险杀人？
    北阙是朝廷规定的天下士民上书之地，到这里上书真的能够送到皇帝御案之上，而且很快。
    中国的君主制度，有等级森严的一面，也有注重君民联系的一面，且也是历史悠久，亦可谓传统。三代古王朝就有固定设施谏鼓、谤木，还有流动的、派人敲着木铎发布号令、征求意见，等。这些传统，后世历代皇朝最少在表面上大都继承下来了。承上启下的就是西汉，在皇帝居住的未央宫设置了专门的士民上书渠道。
    未央宫作为长安城的主体，位置最高，取居高临下之势，把赫赫威严充分具体化了。但又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专门的士民上书渠道——未央宫北阙。
    阙，也是古已有之，是王宫大门两边的建筑，最初称为观。原本是供人臣朝见圣王之前稍微停留下的地方，“思其所阙”（《太平御览·居处部七》）——再想想自己准备说的还有什么欠考虑的。起初应该不大。阙成为巨大的、和王宫相当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从秦皇朝开始的。咸阳、阿房那般巨大的宫殿，其阙真不知该会有多大。咱们中国但凡官家驻地都有巨阙为门，皇宫又称为天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萧何筑未央宫就是向秦皇朝学来的，兴建了两处巨阙——东阙和北阙，又称苍龙阙、玄武阙。东阙是皇家、宗室来往之门，又是诸侯朝觐之门。北阙是朝臣谒见之门，又是士民上书之门。
    这个上书渠道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君主和臣民之间的联系制度：
    ——独立于行政渠道之外。天下士民都可以越过各郡国直接向皇帝上书，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力阻拦。事实上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切勿以为君主政治就不需要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由于民众自身拥有的政治权力不足以制约行政权力滥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就必不可少，也是历史悠久
    ——没有身份限制。天下士民都有权力向皇帝上书。所以，一般表述为士民诣阙上书。事实上赋予了平民百姓一项政治权力。是受王法保护的，当然也就受王法限制，只能请求官家帮助你制约行政权力，不能你自己随意制约行政权力。
    ——负责这个机构、掌吏民上章，是公车司马令的主要职责。这个机构属于皇宫的中官系统，各级行政部门都无权干预。
    ——皇帝身边最初设置的四员小尚书之一的户曹尚书专门负责庶人上书事务。这时的尚书还职级很低，但一开始就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岗位。
    ——前文所谓变事，就是上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书的形式大概分三种：亲至阙下，例如著名的东方朔和壶关三老；因驿上书，通过国家驿站系统传递上来，例如告发韩信谋反的变事；乘传上书，乘坐驿站系统的专用马车前往长安，例如告发英布谋反的贲赫。
    ——免费接待上书人员，宫中提供食宿。费用应该是出自少府，有点皇帝自己拿钱接待自己客人的意思。皇帝的财务也公私分明，皇帝也不能随意支配国家的钱，这是西汉开创的一大善政，可惜后来坚持的不好，到元明清就流于形式了。
    ——设置了专门的北阙监狱，因上书获罪的会被直接下狱。司马迁的外孙、对《史记》的保存、流传贡献至关重大的杨恽，最后就是被关在这里。
    87 上书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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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实践，后有制度，然后才被习惯称为阙下上书、诣阙上书。这个渠道在战争年代、在未央宫建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能保持畅通。
    西汉历代皇帝对这个渠道都比较重视。以专制集权著称于史的汉武帝刘彻，就曾用两个多月时间看完了东方朔上书的数千斤竹简，东方朔就是通过这个渠道成为皇帝身边官员。有平民因上书而获封侯爵。也有官员因上书而获罪，自杀或被杀。（或问，有人借机骗吃骗喝骗车坐到长安旅游怎么办？全部西汉历史上，未见类似记载。）
    因为长期有效，“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书·梅福传》）。
    当然，也是因为长期有效才出现于阙下杀上书人的事情。
    更是因为长期有效，诣阙上书事实上发展成为西汉民众的集体政治权力。西汉历史上曾经有过数次大规模的士民集体诣阙上书活动，最少有两次规模达到“数万人”，包括有人冒充卫太子的一次。当时的长安人口，可能只有20余万。这些大规模活动最后都和平、依法解决，士民没有提出不合理要求，朝廷也没有违心让步或用暴力解决问题，背后或就有上书制度长期稳定、有效、已经取信于民的原因。
    汉元帝以后，阙下上书几至泛滥，甚至出现“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汉书·楚元王传》）的现象。上书被接受后，上书人就食宿在公车、等着皇帝发落。这是上书人太多了，临时安置到北军军营，北军军营也人满为患了。
    这件事是萧何主办。他兴建未央宫时，明确北阙为士民上书之地，形成了社会底层直通皇帝的上书制度。如同刘邦改革乡村治理制度与其乡村工作经历有关一样，萧何改革上访制度或也与其县衙工作经历有关。自然，模仿秦皇朝兴建壮丽宫室的是萧何，改革上访制度的也是萧何。
    88 郡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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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朝廷事少，令后人难以置信。
    曹参（?—前190年），长期担任齐相，萧何死后接任汉相。一般情况下的工作状态是：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用人，“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对待一般事务，“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和皇帝之间，则五天见一次面还往往“无所请事”。概括而言，根本没有日理万机那么回事，不仅不禁止上班时间饮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堂堂丞相还带头在上班时间饮酒。
    之前萧何的工作状态应该也差不多。但萧何谨慎，可能有事没事都规规矩矩坐班，且也不至于在上班时间饮酒。曹参长期独立带兵、又不在刘邦怀疑范围，不做那个样子，没事就喝酒，影响自然很大。
    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汉惠帝刘盈。感觉“相国不治事”，便给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说了一段话，“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考虑到老臣的面子，还嘱咐曹窋回家“无言吾告女也”、以自己的口气问问即可。
    沐浴日（中国传统的星期天），曹窋回到家中，以自己的语气给老爹说了。曹参先是“怒而笞之二百”，然后才说：“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
    随后上朝时，刘盈便责问曹参：“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你怎么打曹窋啊？那是我让他问你！西汉皇帝五日一朝，相当于每“周”和诸丞相、相关大臣集体办公一次，是当皇帝的主要工作。
    曹参立即免冠谢罪，然后胸有成竹反问皇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刘盈只能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
    曹参又问：“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刘盈也不客气地回答：“君似不及也。”
    曹参随即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刘盈说：“善。君休矣！”好，别说了，您继续喝吧！（在曹参看来，西汉的基本制度是刘邦和萧何共同制定的，而不是刘邦一人。笔者对西汉制度建设的分析，和曹参的看法相近。）
    曹参为相，可能就是这样当下来的，所以留下了“萧规曹随”的成语。老百姓也编了段子称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司马迁和班固可能都很向往这种状态，段子就留在了历史上。（在西汉老百姓看来，西汉的法令主要是萧何制定的。他们对功臣集团在西汉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显然比笔者评价要高。）
    曹参的事少，是头脑很清醒的选择。当时，诸侯国各自为政，他在齐国无为而治并非受西汉朝廷指导，和萧何在汉无为而治一样，都是独立选择。西汉的无为而治更多的可能是不约而同、逐渐形成，并非在统一行政指令下发生的改变。
    丞相事少如此，皇帝更可以想见，后世习惯了的日理万机作为常用形容词在西汉君相这里用不上。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刘盈不仅平时无所事事，每隔五日上朝时丞相也“无所请事”，自己闲的不好意思了、想找点事干干，反倒让叔叔辈的丞相教训了一通，只好继续闲着。
    同样是皇帝，秦始皇嬴政就很辛苦，“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要看重达一百二十斤的简牍、看不完不能下班。
    其中不同，在政治技术层面主要就是行政体制。秦是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西汉是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有相当封建色彩的郡国制。
    89 刘邦虽然称皇帝，自己直接领有的也还只是原来汉王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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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能说明西汉行政体制、又不大为后世注意的历史现象。所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小节。
    汉初全部50郡，9个诸侯王国占35郡，隶属于汉——刘邦的、皇帝自己的——只有15郡，其中还包括诸列侯和公主们的食邑。后世或有疑惑。
    这就是以功劳行田宅的结果，且夏商周、春秋战国本就如此，传统政治理念理应如此。直到元朔二年（ 前127）、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大致如此。且推恩只是分拆诸侯国，是个体变小了而不是总量变少了，更不是整体没有了。终西汉一朝基本如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到汉成帝时诸侯王国总数达到两百以上。诸王国领有的总户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135万3千；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增加到189万2千。
    如果联系大量功臣食邑户数一并考虑，汉初乃至整个两汉的行政体制显然不能说是汉承秦制，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春秋战国的联盟制。比较贴切的，似乎还就是“郡国”。这个概念是西汉创造，或就是为了表明汉制和秦制的不同，如果能够摆脱格式化的束缚，应当承认还是准确概括了西汉行政体制的特征。
    为何只有15郡而不是14郡或16郡呢？如果不能意识到或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对于西汉郡国制就可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找一份当时的地图，把9个诸侯国大致画出来就恍然大悟，剩下的大致就是汉，又就是原来的秦本土，即通常所谓关中（包括巴蜀、汉中）。无疑，刘邦封给自己的，是秦本土、是关中。他对自己的分封，仍然是以“先入关中者王之”为基本根据的。楚汉战争胜出，就封地而言，他只是为自己讨回公道而已。这也就是说，西汉虽然已经实行皇帝制度、刘邦虽然已经称皇帝，但最少在初期、并没有像秦始皇嬴政那样一统天下。（汉属郡县还有穿插在各诸侯国之中、之间的，但数量较少。）
    据此可以确认，最初的西汉并不是建立了一个后世认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朝廷只是要求最初隶属于汉的15郡“奉汉法以治”，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余郡，其余各诸侯国都是“从王治”（《史记·五宗世家》），甚至因俗而治；诸侯王都是独立纪年、自为法令、自置官吏，官制与汉相同。后来诛杀功臣诸侯王，另立刘氏诸侯王，只是用刘氏取代了功臣，“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而“不用汉法（《史记·吴王濞列传》）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直到百年之后，在社会理念层面，汉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仍然是以并立为主，对皇帝的尊重更接近于西周的尊奉天子。西汉建立之初，汉廷和各诸侯国的关系，显然是模仿了周天子的王畿和各诸侯国的关系。
    后世直至现在将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和政府称之为西汉社会、西汉皇朝。但汉初自称并非如此，汉只是指刘邦直属的15郡，其余各诸侯国各以其名称之。合在一起称什么呢？还是西周、春秋战国时候的——天下。这在《汉书》中可以明白看出。改变是后来的事情。

    
    这是项羽分封图，刘邦分封其实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90 西汉实行郡国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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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直至近现代长期反复突出诸侯制的弊病，其实郡县制也有弊病，未见得比诸侯制小。且西汉实行郡国制，并不是西汉建立后的制度选择，而是在战争年代就已经逐渐形成的一种利益格局，是既成政治现实。
    刘邦对此应该有清醒认识，所以还是延续了战争年代形成的利益格局，实行了以诸侯制为主的郡国制。这是西汉实行郡国制的直接原因。
    在治理技术层面，郡国制的基本特征是将秦皇朝的单一行政治理改变成为了自治为主。自治为主=官府事少。所以，萧何、曹参才能无为而治。西汉的无为而治，主要是这样来的。不是萧曹想要无为而治就能无为而治。
    官府事少=机构少=官吏少=税赋轻。西汉的轻徭薄赋也是在郡国制的、自治为主的基础上形成的。汉初每年运送到长安作为朝廷官吏俸禄的粮食不超百万石。朝臣中有食邑的都不再领取朝廷俸禄，需要吃皇粮的主要只是六百石以下中下级官员直至百石、斗食小吏，且以人均350石测算，长安城中官吏总数应该不超3千人。这和一些专门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且以每年运送粮食不超百万石测算，将皇帝献费、劳役一并考虑在内，总的负担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低水平。
    对于郡国制、对于汉和诸侯王国以并立为主的关系，近现代人往往很难理解，感觉不如郡县制那样正常。但在当时恰恰相反，人们觉得郡县制很不好理解、不正常，从大起义一开始就将其淘汰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地恢复了诸侯国、形成了郡国制。深层原因主要有三：
    ——尊重劳动的传统所有权理念。中华先民对于国、家（部族）所有权的理念和土地所有权的理念是一回事，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的，建立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基本开发权利的不可动摇的尊重基础上，核心、本质是尊重劳动，谁劳动谁所有，任何组织、任何权力都不能动摇、不能侵犯、更不能取代。秦皇朝建立后的“令黔首自实田”等举措，是史上第一次全面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对六国民众、尤其是对六国贵族而言就是要否定这个权力，所以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严重的敌对心理。
    ——夏商周三千年古代政治文明的影响。古代国家无疑在这一期间形成。但夏商只是部族联盟国家、西周只是封建诸侯国家，完全不同于后世的君主专制国家。
    西汉政治无论技术还是理念，都更接近于三代。基本行政制度并非继承了秦皇朝短暂尝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是更接近于西周封建制和春秋联盟制的郡国制。他们自己概括为“伐秦继周”（《汉书·律历志》）。推翻秦皇朝的英雄豪杰们，当然不可能认为人类社会必须经过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专制阶段，自然也就不可能重新选择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专制，更想不到后世子孙会重新走上秦始皇那样的君主专制道路，也就更想不到暴君嬴政居然会被吹上了天。史籍记载明明白白，只要能摘下大一统皇朝格式化和欧洲格式化的有色眼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军功爵制的影响。前文多有论及，西汉功臣普遍认同。事实上、大概而言，就是谁打下哪里、就将哪里分封给谁，是刘邦打江山的基本策略。其利在于屡败屡战、最终胜出，其弊在于同时逐渐积累形成了既定利益格局，西汉的功臣食邑本质上就是这样来的。在非民主政治的范畴内，战争手段形成的结果，很难用非战争手段改变。刘邦只是试图将功臣诸侯王调整为刘氏诸侯王，结果还是轮着打了一遍，从汉六年打臧荼开始，到最后打卢绾，等于打了七年内战。推翻秦皇朝，三年；楚汉相争，五年；调整功臣诸侯王，七年。他如果试图否定全部既定利益格局，西汉就注定灭亡。
    西汉功臣食邑总体上是对战争年代将士们既有封赏的确认。是用生命和鲜血交换来的，已经成为政治现实，已经成为西汉皇朝的政治基础，已经不是可以根据利弊调整的选择。所以，刘邦最后和功臣订立白马之盟、向天下发布临终诏书，就是公开明确再次确认既定利益格局。
    影响广泛的“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过于大而化之了，失之牵强。郡县之制，所以能够“垂两千年”，恰恰是因为不断地“改”。西汉这一“改”，就是早期的、重要的、所以能够“垂两千年”的一次。
    91 宰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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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较早讨论宰相制度的，是汉文帝刘恒和陈平、周勃。（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陈平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事情发生在刘恒由代王成为皇帝、开始熟悉工作的过程中。他先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抱歉不知。他又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周勃又是不知，就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了。他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曰：“各有主者。”大概也是不知道具体数字。刘恒立即追问：“主者为谁乎？”陈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刘恒又立即追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陈平回答：“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刘恒乃称善而罢。
    对于“主臣”，古来有两种解释。一为惶恐，认为是陈平惶恐而口不择言，好似周昌的“期期”一般，被史官照样记了下来。二为主管任用群臣。
    惶恐之解，恐是不通。论年龄，陈平比刘恒大近三十岁；论资历，陈平是在朝中二十余年的老臣，刘恒是刚刚从偏远封国入朝继位的新君；论二人关系，刘恒是陈平领导功臣集团从刘氏诸王当中选择的皇帝，实际地位高于后世的辅政大臣。他们刚刚开始合作，可能惶恐的只能是刘恒，陈平何来惶恐？
    “主臣”的本意就是主管任用群臣。一则，合于事理。刘恒问的是丞相职责，陈平回答的应该也是丞相职责。二则，最先做如此解释的是三国曹魏的学者孟康。此人和曹丕关系不错，长期参议朝政，曾经推荐丞相，或因此而注意到人事在曹魏是皇帝大权。所以，他解释为，“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也”（《史记·陈丞相世家》集解）。说在用人权力层面，西汉丞相的职能相当于曹魏皇帝的权限。三则，符合远古对宰相“帅其属而掌邦治”（《周礼》）、“总御众官”（《周礼注疏》）等传统解读。四则，符合汉初君相关系实际。
    这最后一条很重要。西汉初期的宰相，更接近于虚君立宪国家的首相。朝廷运转机制可以概括为：皇帝领导宰相→宰相领导相府。其机构设置，当时尚未出现六部，相府就是政府。后来分属六部的职能，这时分属于相府诸曹。且相府工作人员都由丞相选用，政府工作就完全在丞相领导下了。例如张苍，开始只是相府长史、俸禄一千石，听起来官不大，但相当于常务副总理；后来顺理成章成为御史大夫、丞相。
    西汉这种接近于内阁制的宰相制度，首先是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惯例。起义伊始，萧何将首领让给刘邦之后，自然成为二把手、总管家。进入咸阳，别人争抢金玉珠宝，萧何则接收了秦皇朝丞相、御史两府的文书档案。刘邦封为汉王，萧何就是丞相。楚汉战争长达五年，基本模式是刘邦率军在中原，萧何经营后方在关中。一般做法是，来得及请示就请示，来不及请示就先斩后奏，形成了丞相领导政府的惯例。刘邦尽管越来越不放心，也没有办法。楚汉相争胜出后，功臣叛乱接踵而来，刘邦频繁四出征讨，大多数时间不在朝中。以《汉书·高帝纪》为准，自汉五年夏五月称帝至汉十二年夏四月去世，一共86个月，刘邦有45个月不在朝中。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他这个皇帝也就只能是国家元首兼汉军统帅，丞相才是政府首脑。
    其次，政治理念上是对秦皇朝皇帝专权的否定，是向远古传统的国君和执政关系模式的回归。宰相制度，是最古老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之一。三代古王朝的王、春秋战国的国君，都只是国家元首，宰相才是政府首脑。圣君贤相，有圣君必有贤相，几乎每一位圣君身旁都有一位贤相，几乎已经成为传统政治故事的基本模式。当然，每一位昏君身旁也都有一位奸相，也几乎成为传统政治故事的基本模式。他们的故事，一开始就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深入民间、成为传说。汉初诸相，几乎都自觉以贤相为榜样。摒弃秦皇朝那一套之后，也只能以他们为榜样。
    班固说，刘邦死后，“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汉书·高后纪》）。为何？有宰相负责。
    将上述六个方面改造联系起来，就是由于政权性质、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变化之后所引发的政治技术层面的变化——大致就是汉初的政治体制。
    92 秦汉政治体制大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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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秦汉的制度关系，“汉承秦制”一说影响广泛，其实很难成立。（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作为西汉主要创立者之一的刘邦应该不能接受。推翻秦皇朝、第一次进入咸阳、第一次对关中父老发表公开讲话，主旨就是非常明确的除旧布新、改天换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汉二年二月，开始认真经营关中，采取的第一条措施是，“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改天换地的意识清醒而一贯，身为主要当事人之一，他应该很难同意“汉承秦制”。
    最先系统记载西汉历史的司马迁，对西汉制度留下了明确看法。对制度变迁的总体看法是，“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对制度建设的具体看法是，“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
    第一部西汉史的作者班固，如前所述，在司马迁的基础上将西汉制度建设概括为五个方面，“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所以，认为西汉在制度上是“创制天下”。
    就社会基础而言，秦建立在长期兼并战争完全吞并诸侯国、重新建立的郡县制的基础上，汉建立在秦末大起义推翻秦皇朝、重新建立的郡国制的基础上。基础全然不同，汉又如何能承秦制？！
    试将秦汉两朝体制列表比较如下。这种比较仅仅是政治技术层面的，内容都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

    秦汉两朝政治体制比较表
    朝代 西汉 秦
    国家元首 皇帝。 皇帝。
    行政首脑 丞相总天子之旨总理万几；天子五日一听事。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二级行政单位 相对独立的诸侯国+直属行政郡。 直属行政郡。
    三级行政单位 三老参与的行政县+列侯食邑。 行政县。
    乡村治理机构 乡民推举三老的乡村自治。 朝廷任命的基层官吏。
    经济关系 封君所有为主、朝廷和民户所有为辅的多重所有制。 统一属于朝廷所有。
    技术特征 君臣共治，分层自治。 君主“独制于天下”。

    与秦皇朝皇帝“独制于天下”的狂妄的、极端集权的体制相比，西汉的体制是谦逊的、多元的设计，在理念上是向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方向的回归，并非普天之下、大小事情都砸给皇帝，而是从皇帝到乡民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是：在以功劳行田宅的基础上，各阶层各得其所、各负其责、自己管理自己，努力追求全社会内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自下而上的全面发展。
    在政治技术层面，西汉体制的特征是自治——自下而上的、尽可能的自治，更接近自治体的联邦而不是秦皇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93 咱们对于秦汉制度关系的认识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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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猖獗的影响，咱们在过于推崇秦始皇嬴政的同时，对秦末大起义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
    一是对大起义的政治进步认识不足。局限于打倒皇帝做皇帝、换汤不换药的成见，忽略了推翻第一个君主皇朝的基本事实、忽略了秦皇朝作为君主专制的第一次尝试彻底失败的基本事实，也就忽略了推翻暴政、暴君的政治进步，更忽略了社会各阶层民众坚决反对、顽强阻击君主专制的基本政治态度，倾向于秦始皇嬴政的立场而不知不觉游离了各阶层民众的立场、甚或站到了对面。
    二是对大起义的社会普遍性认识不足。将起义局限为农民起义，忽略了其余社会各阶层，更忽略了其余社会各阶层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的领导作用。
    三是程度不同地讳言秦皇朝的失败。
    仅以近现代各种中国通史相关章节的标题为例，大致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为界，之前基本都是客观表述、秦的建立与失败一并说，例如：
    ——雷海宗概括为“专制一统之初试与失败”（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目录第3页。）。
    ——钱穆概括为“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及其覆灭”（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目录第4页。）。
    ——尚钺概括为“秦帝国的建立及其崩溃”（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目录第1页。）。
    雷海宗是海外学成归来的史学家，钱穆是中国自己养成的史学家，尚钺则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史学家。他们的史学思想或有不同，但对这个问题看法明显一致，因为他们都是论从史出，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
    之后就开始变化了，随着极左意识形态日趋猖獗，程度不同地、越来越明显地推崇秦始皇嬴政。共同特点是：突出秦的建立而淡化秦的灭亡，对秦的建立浓墨重彩而对秦的灭亡轻描淡写，甚至只说秦的建立不说秦的灭亡，有意无意忽略了秦皇朝迅即失败这个重要史实。试举一例吧：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之一，作者大都是各阶段、各领域公认的专家，治学态度大都比较严谨，但也仍然可以看到相应的痕迹。对于秦的建立比较突出，概括为第四卷上册综述部分第二章的标题：“秦封建皇朝的建立”；对秦的灭亡，则概括为同一部分第三章第三节第六小节的标题：“刘邦入关与秦的灭亡”。这一部分的作者为秦汉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邹贤俊先生。就该部分相关内容看，邹先生显然已经在努力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了，但也还是留有痕迹。
    其余则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说秦皇朝的吞灭六国、一统天下，少说甚至不说秦皇朝的土崩瓦解、迅即灭亡，给人感觉秦皇朝好像真的万世一系了。恕不一一列举，自尚钺《中国历史纲要》至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之间的相关著作，基本如此。极左意识形态猖獗时期的“革命史学”，尤其如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看，很有意思。
    “汉承秦制”的观点或就是因此而更加凸显、更加权威。感觉就是为了证明秦始皇的伟大，为了证明秦皇朝奠定了后来两千年历代皇朝的制度基础、奠定了中华古文明的制度基础。这不是事实。
    94 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少管事，也不是抓大放小，而是从下到上各管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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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至今论及西汉必论无为而治，又大多只是论其然而没有论其所以然。无为而治不能凭空而来！不是随心所欲！不是某个白发老翁提醒！更不是主观愿望问题，不是谁想无为而治就能无为而治、谁不想无为而治就能不无为而治，更不是有人提醒就能无为而治、没人提醒就能不无为而治。那也太唯心主义了，又太不唯物主义了。
    刘邦君臣为何能无为而治？嬴政君臣为何不能无为而治？十余年间，施政风格出现如此绝然对立的巨大变化，不是主观愿望问题，更不是个人情绪问题，是社会基本单元不同了、制度不同了、社会结构不同了。换而言之，由于政权性质、社会形态、主流道理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变化，西汉才有可能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不是尽量不管事——不管事还何需政府？像曹参那样弄一帮人天天喝酒啊？！
    也不是少管事——多少根据什么、如何界定？
    更不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小又根据什么、如何界定？
    这些观点都曾经流行一时，说起来振振有词、写成高头讲章头头是道，其实都是脱离行政实践、缺乏行政经验的牵强附会、想当然，根本无法操作。任何曾经尝试区分多少、大小的人都会立即就意识到这一点。这个看似完全正常、非常正确的办法，其实并不正常、也不正确。若是真有人照着来，就只能是想当然、长官意志，结果必定乱了摊子。
    例如曹参对于大小的认识。离开齐国前夕，嘱咐后任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任者反问：“治无大于此者乎？”曹参说：“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曹参乃狱吏出身，知道此事重要，说如果干预不当，奸人就无存身之地了。后任显然认为是小事情，曹参显然认为是大事情。若是二人讨论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就只能是各说各的，硬要统一、就可能打起来。
    西汉的无为而治是从下到上各管各的事。下边是乡村自治——民众推举的三老牵头、乡村社会自己管理自己；中间是诸侯王和列侯管自家封邑的经济社会事务，行政事务归郡县管理——主要的也是自己管理自己；留给上边的事情就不多了，皇帝和丞相只需要管理“天下”层面的事——无论大小，只要是“天下”层面的事都是他们管理。自夏商周以来就是如此，这可谓远古中国的政治传统；是自然形成，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有英国学者认为：真正的无为就是在自己名分下的有为。此人应该是注意到了无为而治的自治本质。
    后来强推编户齐民制度，古代社会由自组织状态进入被组织状态，有效治理社会的前提是得先将社会组织起来、形成行政体系，否则就是一盘散沙。这就谁也不可能无为而治了，无为而治也就只能渐行渐远。没有了现实意义就更重视不够、研究不够，两千年来只是人云亦云，给后世造成了少管事、管大事的影响。又有脱离古代政治实践者、书上来书上去，将无为而治的渊源又错误地归于黄老的影响。
    这就又涉及到意识形态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了。粗略而论，以两宋、程朱理学的出现为拐点，此前中国古代政治中、官方并没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只有和全社会相同的道理，亦即，在思想理念层面，是社会影响官方、而不是官方影响社会。这就更说远了。
    一定要找一个源泉，无为而治在理念层面与其说缘于黄老，不如说缘于民本思想，是兼具儒家和黄老的。道家讲“无为”，儒家讲“无所为而为”，本质是相通的。进而言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自治理论也是相通的。
    何为无为而治？就是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普遍自治状态。
    无为而治，可能是咱们比较珍贵的政治文明遗产。两宋之前咱们长期领先，真的不是因为皇帝都是圣人，而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无为而治——能够发挥各方面、各层次的主观能动性；两宋之后长期落后，也真的不是因为皇帝都是坏蛋，而是办法不对头，专制集权只能发挥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便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
    无为而治，和上个世纪曾经反复提出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少在技术上都是相联、相通的，所以可能是咱们比较珍贵的政治文明遗产。
    95 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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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初年，割据一方的隗嚣感觉割据不是长久之计，派马援考察中原，准备选择一个明主。马援归来，对刘秀评价较高。隗嚣问比刘邦如何？马援说，刘秀为政很具体，不像刘邦那样“无可无不可”。这是刘邦去世已经两百余年后，后人、站在皇帝对面、无意之中随口说出，是经过历史筛选、沉淀之后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对刘邦施政风格以至性格特征的概括。拙著《千古兴亡——破译君主社会朝代更迭的密码》曾经论及，感觉没有说透。借此机会，再说两句。（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刘邦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这种执政风格，近现代人讨论不多，但古人讨论不少，且有多种解读。其中苏洵将这一看法又引深了一步，说刘邦“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苏洵：《高祖论》）。
    苏洵这可谓是个古典版的管大不管小。或可以帮助我们走近“无可无不可”。让我们回顾一下刘邦从泗水亭长到西汉皇帝这一生中的一系列决策，看看是不是“明于大而暗于小”？是不是“无可无不可”？
    这就等于为刘邦简编一个大事记了，也有助于不太熟悉者了解刘邦。

    刘邦一生（西汉建立前后）决策情况表
    决策内容 缘起 备注
    为县送徒骊山，因逃亡较多皆解纵所送徒，带领少数追随者上山为“盗” 本人 凡未注明或不能确认者，一律视为刘邦本人
    成为沛县义军首领，三千人 萧何、曹参、沛县父老
    投靠接掌陈胜余部的景驹 本人
    途中张良率百余人加入 张良
    攻占砀山，得六千人 本人
    往见取代景驹的项梁，得卒五千人、将十人，部下兵马过万 项梁 这是刘邦从众多起义首领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一步
    参加项梁主持的薛地会议，共同拥立怀王熊心 项梁
    项梁死后，被熊心任命为砀郡长、封武安侯 怀王熊心
    根据熊心安排，率军进攻关中 熊心及诸老将
    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余人，并之 推断应该是刘邦和萧何、张良共同决策
    接受郦食其建议，占领陈留为战略支点 郦食其
    郦商率四千人加入，部下兵马过两万 郦商 在陈留三月，因其库兵，食积粟，总兵力达到三万
    赵别将司马卬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 本人 此为刘邦先入关中、独占关中的重要一仗
    战雒阳东，军不利 本人
    改变绕过宛西急入关中的战略 张良
    改一路强攻为“约降” 南阳陈恢
    拒绝赵高分王关中的提议 本人
    采用疑兵计，顺利占领武关、蓝田 张良
    拒绝诸将诛杀秦王子婴的意见 本人
    占领咸阳，悉除秦法，与父老约法三章 推断为刘邦和萧何、张良
    战胜“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诱惑，回军霸上 樊哙、张良
    接受建议沿函谷关向东设防、阻止项羽大军进入关中 未记载姓名 不自量力的重大失策，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鸿门宴逃过一劫 项伯、张良、樊哙
    被封为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 萧何 避免了重大失策
    南下汉中，烧绝栈道，以麻痹项羽 张良
    拜韩信为大将军 萧何
    全面实行军功爵制、决心和项羽争天下 韩信
    杀出汉中，传檄而定关中，并占陇西 韩信
    迷惑项羽，得以稳定占据关中 张良
    除秦社稷，立汉社稷、轻徭薄赋、推行三老制度，开始建设关中根据地 本人、萧何
    高举为义帝复仇的旗帜开始楚汉之争 新城三老董公
    陈平来投，当天用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又力排众议拜护军中尉 本人
    率领诸侯联军占领彭城，随即被项羽回军击垮，仅得与数十骑遁去 本人
    依托下邑收拢队伍、遏制败局 吕泽、韩信
    派人争取彭越、英布 张良 试图挽回败局的重要决策
    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兵复大振 萧何
    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楚汉对峙 萧何、刘邦
    分兵韩信占领魏地、代地 本人
    分兵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 韩信
    设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 本人 关外的第一批地方政权
    准备分封六国后裔以制约项羽 郦食其
    否定分封六国后裔建议，坚持军功爵制 张良
    以汉军力量实施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 陈平
    荥阳被围，诈降得以逃出 部将纪信
    退据成皋，再退宛、叶，拉长战线、分散项羽兵力 辕生
    项羽再次围攻荥阳、成皋，与夏侯婴仓皇出逃，强行接管韩信大军， 本人
    接受建议在修武和项羽对峙，派兵潜入项羽后方游击 郎中郑忠
    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罢守兵与汉和 本人
    大败楚军，收复成皋、再占敖仓 本人 重新赢得战略支点
    楚汉相持广武，被伏弩射中，强起劳军、稳定军心 张良
    韩信占领齐地又大败楚军，册封韩信、英布为王 张良、陈平 形成刘邦在西，韩信、英布在南北、彭越在东的有利态势
    楚军无力再战，汉军也无力再战，主动派人议和 本人 双方鸿沟为界、中分天下
    楚军解兵东归；汉军违约再战 张良、陈平
    固陵大败，就地筑垒固守，被迫明确韩信、彭越封地 张良
    垓下十面埋伏、战胜楚军 韩信
    安葬项羽，汉王为发丧，哭临而去 本人
    定陶再夺韩信兵权，重新册封韩信、彭越等诸侯王 本人
    称帝 韩信等七诸侯王
    颁布返乡汉军将士安置办法 刘邦、韩信、张良
    逼迫齐王田横自杀 本人
    改定都洛阳为定都长安 娄敬、张良
    征讨燕王臧荼 本人
    误读变事，认定韩信谋反 本人
    伪游云梦、诈擒韩信 陈平
    开始改异姓功臣王为刘氏血缘王 田肯、刘邦
    赐封雍齿为侯，稳定诸将情绪 张良
    调整韩王信封地，引发韩王信叛乱 本人
    征讨韩王信、三十万汉军白登被围 本人
    逃脱包围 陈平
    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娄敬
    建成未央宫，正式迁都长安 萧何
    赵相贯高谋刺，侥幸逃脱 本人
    徙天下豪富十余万口至关中 娄敬
    不择手段平定陈豨谋反 本人
    杀韩信 吕雉、萧何
    规定诸侯献费定额 本人
    重用赵臣，颁布招贤令 本人
    杀彭越 吕雉
    和平收回南越 陆贾
    平定英布叛乱 薛公
    回故乡，免丰沛税赋徭役 本人
    祭孔；为前朝君王安排守冢民户 本人
    械系萧何 本人
    解除萧何械系 王卫尉
    废立太子失败 群臣
    试图平定卢绾叛乱 本人
    转变治国理念，实行偃武修文 陆贾
    与功臣集团上层缔结白马之盟 群臣
    临终诏书，向中小功臣托付新政权 本人

    根据上表统计，刘邦一生、西汉建立前后比较重要的决策88次，除去明显共同决策、又不能确定谁的意见为主的4次，计为84次，明确出自部下建议的53次，占63%；出自刘邦自己的31次，占36.9%。
    还有4次、根据文字记载都算作刘邦自己的31次当中了，但就当时实际情况推断，应该是很明显的集体决策。分别是：沛县起义初期，投靠短暂领导义军的景驹；起义初期以3千义军攻占砀山，得6千人；西进途中为确保独占关中，主动阻击同为义军的司马卬部；对峙中原期间，双方都无力再战时主动派人议和。如果从总数和刘邦自己数中分别减去这4次，则因为总数80次、部下建议53次、刘邦自己27次；比例分别为66.25%、33.75%。
    可以确认，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
    96 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的大略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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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浏览一遍刘邦一生的重大决策，苏洵的“明于大而暗于小”显然不能成立。53次缘自功臣建议的重大决策中，足以影响刘邦命运的重大事项有的是。其中有些甚至是一旦失策就会一败涂地、无法挽回的，例如：项羽大分封时、准备和项羽火拼；接受郦食其建议、准备分封六国贵族后裔；韩信请封假齐王、准备和韩信火拼；准备废立太子，等等。“明于大而暗于小”，很难说是刘邦的长处。
    但“无可无不可”，确实是刘邦的长处。同样一件事情，某甲说得有理就听某甲，某乙说得有理再听某乙，他的一生中，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少。例如被项羽封为汉王时，诸将受不了纷纷要火拼，他就准备火拼；萧何劝阻、说当汉王比火拼强，他就去了汉中。
    对“无可无不可”自然不可定位过高，也就是谁说的对照谁的办而已。但谁来拍板、确定对或不对呢？后世直至当下看，不言而喻是刘邦。就实际情况看，并不一定，例如废立太子、能说是刘邦拍板？！类似事情还有，这就是他们的特殊，可能是一种古典版的集体领导。刘邦一生的重大决策60%以上缘自功臣就是有力佐证。自沛县起义至建立西汉，基本如此。称帝之后，刘邦有意无意要改变这种决策模式，这也是他和功臣之间矛盾的重要起因。
    让我们再看一下上表中的数据，应该也能证明这一点。称帝之前，重大决策57次，其中缘自刘邦本人的17次，占29.8%；称帝之后，重大决策31次，其中缘自刘邦本人的14次，占45.1%。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认为西汉是古典版的集体决策机制，虽然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但应该会有相当部分读者不能接受，会以为他们不可能那样进步。这个道理正面说起来很费劲，反过来一想就明白。如果是刘邦个人决策，那就意味着推翻秦皇朝、战胜项羽、建立西汉这历史性的丰功伟绩真的就是刘邦一人独具慧眼、英明决策，刘邦就真的是神仙、救世主了，这一段历史就真的是刘邦一人创造的了。这显然不能成立。再反过来一想就更明白了，不是西汉的古典版的集体决策不可能，而是后世那些位未卜先知、神仙一般的皇帝的英雄事迹极可能有假，是我们下意识地将皇帝神话了。
    这种古典版的集体决策机制的形成，可能缘于义军的联军本质。各路义军都是众多小股独立起义联合而成，刘邦的汉军更是如此。秦末豪杰整合的基本模式还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合，就是要能够接受大家的意见。大家选择刘邦，就是应为他能够接受大家意见，大家既能一展抱负，又能得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果说到刘邦个人对西汉功臣的积极影响，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无可无不可”、就是古典版的集体决策。
    再换一个角度看。与后世开国皇帝比较，刘邦的奋斗过程——几乎每一步——都是大家帮助他、大家出主意、大家想办法的过程。后来的开国皇帝就真成神了，尤其是唐宋之后、明清两朝，一个个都成为了真的真命天子，他们的奋斗过程——几乎每一步——都成为了他帮助大家、他乾纲独断、他力挽狂澜的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比较下。如果不能确认他们真的都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那就不能否定是中华古政治文明的严重倒退，或也是中华古文明由先进转入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真命天子并非贪天之功，而是贪了历代功臣之功、民众之功。
    秦汉之际的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僵化的君主专制大一统理念。平民英雄们始终没有将刘邦神化，我的事情我做主、该自己说了算的一般都理直气壮、当仁不让，还远远没有形成动辄请旨、越是有把握的事情越是要请旨的政治陋习。刘邦自己的皇权思想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成为后世那种高度集权、乾纲独断的皇帝，也就只能“无可无不可”——让大家说了算，换个角度就是他自己总结的，能用人。刘邦啊，真的可能认真思考过自己为何成功这个问题。
    后来形成稳定的施政风格、性格特征，则是政权性质、社会形态、政治理念、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表现为西汉政治的整体风格是无为而治，表现为刘邦的个人特征就是“无可无不可”。二者相加是什么呢？
    96 刘邦一生重大决策的60%以上缘自西汉功臣的大略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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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共治。
    就史论史，西汉的体制已经不能说是君主专制而是君臣共治。在政治技术层面，与秦制相比，避免了过分集权的缺陷；与联盟制相比，避免了过于分散的缺陷。对于统与分的体制难题，是早期的一次成功探索。当然，没有统一的理论指导，也不是刘邦个人创造，而是你一言我一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自然形成，是合力，相对于合成谬误，可谓合成正确。换一句话，就是西汉功臣集体智慧的结晶。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西汉综述部分撰稿人、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其泰教授可能注意到过这个问题的，认为“汉初政治与秦又有根本性的不同”（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开元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刘邦称帝与秦始皇称帝“有根本上的差异”（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三联书店，2000年，第135页。）。两位都用了“根本”一词，应该不是偶然。
    西汉体制的特征是君臣共治而不是君主专制，是分层自治而不是中央集权，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直到隋唐乃至两宋，在古代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西汉布衣君相的这一套而不是秦始皇嬴政的那一套，中华古文明辉煌的制度基础在汉而不在秦。所以，咱们这个人种被称为汉人而不是秦人、语言被称为汉语而不是秦语、民族被称为汉族而不是秦族。这不是哪一代人、更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两千年来各阶层民众的共同选择、亦即历史的选择。
    何谓历史的选择？不是一朝一代统治者的选择，也不是一朝一代某一个阶层选择，甚至也不是一朝一代各阶层民众的选择，而是历朝历代各阶层民众的共同选择，亦即民族的智慧。
    西汉统治集团成员大多来自各阶层民众当中，这是事实。与来自贵族阶层的统治者相比，他们组成统治集团，是开辟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使各阶层民众当家作主。如前所述，底层民众整体上是他们的封民；他们作为封君和封民一起，在自己的封地上组成了大大小小的世家大族。这种社会结构，与秦皇朝的郡县制相比较，更有利于激发责任心和积极性。这可能是两汉至两宋中华古文明长期辉煌的主要原因。而世家大族对土地和民众难以遏制的兼并，又是期间皇朝更迭较为频繁的主要原因。
    对于刘邦，后世常称之“无赖”，其实是个误读。这话出自刘邦本人。他在未央宫大宴群臣为乃翁祝寿，半开玩笑地对刘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里的“赖”，许慎解曰“利也”。“无赖”，在当时话语中是“无利入于家”、家里靠不上、不可依赖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刘太公当年曾批评他对家庭贡献不如二哥；现在做了皇帝，对家庭的贡献无可比拟，不免小小得意一把。但并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点，刘邦内心很清楚。
    刘邦在起义之前，是个工作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目光比较敏锐的乡村干部，如同当下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乡村干部一样，从代表民意层面衡量，非有此种经历，很难企及。刘邦的成功，主要或就缘于此。换言之，当时大多数亭长如果机缘合适，都可能成为皇帝。
    大多数普通基层干部如果机缘合适都有能力担任最高领袖，最高领袖在大家看来非神非圣也非无赖，还是个普通人，那个时代在古代史上反倒可能是一个不普通的时代，中华古文明的基本面貌就奠定于这个时代。
    后世应该感谢刘邦及其子孙，更应该感谢西汉功臣及其后裔。没有刘邦及其子孙，中国可能不会那么早就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庞大国家；西汉两百年的作用比秦十余年的作用要大得多。没有西汉功臣及其后裔，这一期间直至隋唐两宋千余年间的中国可能不会那么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令人自豪。他们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联起手来，于是有了璀璨的中华古文明。
    以上——从第66节至此，大略讨论了西汉的政权性质和制度建设，是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为顺畅地认识西汉功臣和他们的君主之间的博弈、搏杀、斗争、战争。下边继续，进入西汉功臣灭诸吕阶段。
    66——96共31个小节，大略讨论了西汉的政权性质和制度建设，随后继续他们的故事。
    97 吕雉和刘邦长期分居还能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吕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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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从小就不是安安生生在家待着的人。他上芒砀山的时间，最迟是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甚至可能还要早一些。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和吕雉进入长期分居状态。随后，下山领导起义、进入长期战争状态。吕雉一直在家，后来又被项羽扣留成为人质，到楚汉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才被放回来，又一直待在后方，到前202年正式建立西汉后才算结束。双方分居十年，但刘邦称帝后，吕雉依然成为皇后、地位还一直很稳固。又是在战争年代，和后来历代开国皇帝的婚姻状况略加比较就能明白，这委实不易。（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祖高后文功臣表》的不一一加注。）
    其中原因，社会理念的制约可能比后世要重要得多。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离婚一说，只有休妻，是西周以来长期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的一部分，但又有保护正妻的一面。所谓“七出”——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就是说女方没有这七种错误男方不许休妻；犯下七种错误的，还有“三不出”的规定——无去处的、曾经为公婆守孝三年的、和男方一起由贫贱而富贵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但在这一方面还有所加强。前文曾有提及，管仲帮着齐桓公成为天下盟主的葵丘之会上订立的五条盟约，相当于当时的联合国宪章、国际公约，第一条就是“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孟子·告子下》）。这个规定很厉害，不仅不许废嫡立宠，正妻死了也不许将侧室转正。所以，整个春秋战国以至两汉历史上，休妻的记载屈指可数。
    此外，吕雉兄长吕泽功劳较大可能是主要原因。亦即，不是吕氏兄弟依靠吕雉这个皇后而发达，而是吕雉依靠吕氏兄弟的功劳而巩固皇后地位。吕氏并非后世那种因为女人嫁给皇帝而鸡犬升天的外戚——这是他们和后世历代皇朝一般外戚的重要不同，也是后世论及灭诸吕时容易忽略的。而对外戚现象的解读，近年来更因为宫斗剧走红而程式化了，灭诸吕所以需要从这里说起。
    前文曾经提及，吕泽（？-前199年）在西汉功臣中属于功劳较大之列，最少不小于、甚至有可能高于曹樊周灌。
    吕泽和吕释之兄弟二人参加“革命”的时间都很早，都是“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应该是沛县起义时就参加了，且地位较高，不是中涓也不是舍人，而和萧何、张良、周苛、周昌等人一样，是社会地位和刘邦平等的宾客。
    吕泽又是少数第一批封侯的功臣之一。应该是在汉元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进入汉中期间。当时被封侯者，可以确认的只有曹参、樊哙、周勃、靳歙、夏侯婴这几个人，吕泽就已经名列其中——“入汉为侯”，且极有可能是领衔的。这说明，他在推翻秦皇朝这一阶段的功劳最少和曹参等人相当。吕释之没有跟随入汉中，而是“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即吕太公和刘太公，是回去看家了，到汉六年大封功臣时才被封侯。兄弟二人封侯的时间距离，可以反证吕泽封侯没有太多亲戚因素加分。
    吕泽在汉军将领中，是较早的独立方面统帅。汉军第一次分兵，是出关中、进攻项羽之前，留下了郦商、陈郗所部经略关中，但人数应该不多，汉军总数这时应该在3-5万之间。进入中原、进军彭城之前第二次分兵，留下了吕泽所部，驻扎在砀郡的下邑一带，负责汉军侧后安全。这可能就是一支较大的大部队了。进入中原之后，联军已经急剧膨胀到50余万人，汉军也应该有相应扩张；且吕泽所部已经设置了大司马等高级军官。
    刘邦占领彭城后忘乎所以，日日“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汉书·高帝纪》）。随即被项羽率3万精兵回军杀败，50余万联军风流云散。刘邦仓皇逃跑，一路逃到下邑才得以喘息。“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史记·项羽本纪》），吕泽可谓挽救了“革命”。
    97 吕雉和刘邦长期分居还能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吕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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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泽在关键时刻，能够舍命掩护刘邦。刘邦一生最危险的时候，是汉三年、在荥阳被楚军包围，城中粮食将尽。突围的办法是，纪信假扮刘邦、和两千女子夜出东门诈降吸引楚军，刘邦在数十轻骑护卫下从西门逃脱，城中留下周苛和魏豹坚守。但《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博成侯冯无择封侯的功劳主要有两件，其中之一是“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卫悼武王即吕泽。刘邦能够突出重围，纪信、周苛两部分的作用之外，还有吕泽所部的“力战”——或断后或从其它方向突围掩护。这样联系起来，就比较接近实战了。相关记载都是说楚军将士全被吸引到东门去看假皇帝和两千女子了。楚军久经战阵、曾经多次击败秦军主力、对汉军又长期处于攻势，围城部队如果轻易就被吸引、移动，那还是一支军队啊？！这一仗应该相当惨烈，极有可能是汉军多支队伍多方向拼死突围、刘邦随机应变选择薄弱方向冲出，吕泽率领的部队肯定是其中一支。
    吕泽手下有若干爵位较高的将领。第一批赐封的西汉十八诸侯之中的阳都侯丁复、曲城侯虫达，可以确认都曾经是他的部将。其中丁复食邑七千八百户，仅次于曹参、周勃，属于最多一类。虫达是带着37人投奔汉军的，也是早期的小股义军，汉军占领咸阳时已经担任二队将，但也还是吕泽部下。还有冯无择，高后元年封侯。他们的历史地位显然受到了灭诸吕的影响。冯无择之子冯代袭爵，还是吕氏一党，灭诸吕时被杀。丁复、虫达的功劳也只有在功臣侯表的字里行间才能寻觅。
    吕泽本人更是如此。《史记》、《汉书》中均无传记，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其名下功劳栏中有一项综合性功劳——“佐高祖定天下”。这就和萧何的“佐上定诸侯”、和张良的“常计谋平天下”、和陈平的“出六奇计定天下”属于一类了。但萧、张、陈都是文臣，武将中获如此评价的似唯此一人，曹参、周勃都没有这样全局性的较高评价，或可据此推断吕泽的功劳。吕雉在世时，甚至还有更高的评价，“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史记·荆燕世家》）。由此推断，有关吕氏的记载可能经过两次修改：吕氏执政期间有所推高，灭诸吕后又遭严重贬低。
    吕泽的功劳尤其如此。前文两次说应该不低于曹樊周灌，甚至有可能高于他们。理由是：对刘邦而言，吕泽的可靠程度超过曹樊周灌等人，重用程度自然也会超过，功劳一般也就应该超过。有研究西汉历史的学者认为，吕泽论功劳完全可以封王，未封是吕氏一族和刘邦之间有某种保证吕雉地位的协议或默契。好像是说刘邦给了吕氏一个二选一，或吕雉为后、或吕泽为王，似有道理。
    刘邦成为汉王，始终没有正式册封吕雉为王后。刘盈是正式册封为王太子的，时在汉二年彭城大败回到关中后，但没有同时封王后的记载。汉四年，吕雉被项羽释放回归后，也未正式册封王后。或不是疏忽，可能是由于戚夫人原因而地位已经不稳的征兆。但吕泽，还有樊哙，都已经是汉军最高级别的将领，这个权重刘邦不能不考虑，吕雉终于还是保持了正妻地位。刘邦称帝后，刘盈由王太子而成为皇太子的同时，又有“尊王后曰皇后”的记载，吕雉或是没有正式册封过的王后，但皇后是正式册封过的。当时刘氏尚未封王，吕泽如果再封王，吕氏的势力就可能对刘邦构成威胁。吕泽确有可能因此而未能封王。刘氏这时无人封王，是因为功劳不够。吕泽未能封王，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可能是一笔交易。
    吕雉成为皇后且地位一直很稳固，吕泽功劳较大又有特殊付出极可能是重要原因。当然也有限，所以，刘邦在世期间吕雉从来未曾和戚夫人争宠。相应，她的皇后也就平安无事，随着刘邦去世，终于熬成了太后。所有这些背后，都有吕泽的身影。从废立之争中尤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行事沉稳、心思缜密、在汉军中影响较大的高级将领。吕氏一族的主心骨显然是他而不是吕雉，后来遭遇灭族之灾应该和他去世较早有很大关系。如果吕泽在世，吕雉和吕氏一族应该都不会一再莽撞行事，也就有可能不会遭遇灭族之灾。
    98 吕雉未遂政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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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这种政治体制虽然不错，每逢皇位更迭却会自动形成很大漏洞——新皇帝如果不是功臣集团领袖，就很难继续保持对功臣集团的控制。（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刘邦和吕雉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开国皇帝大都是在战争中自然成为功臣集团领袖然后才成为皇帝，一般没有问题；后世天子可以继承皇位，却无法继承功臣集团领袖地位。这时，丞相等原来在功臣集团中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功臣就会自然成为领袖；以丞相为领袖的功臣集团，就可能游离于、甚至对立于新皇帝。
    由于大一统的皇权至上理念尚未建立起来，西汉这一问题尤其严重。直到文帝年间，贾谊还能看出，诸王和皇帝之间，“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汉书·贾谊传》），名义上是君臣，实际大家互相都是以兄弟相待。功臣集团则由于战争年代形成的权力格局、再加白马之盟的约定，始终有效控制着朝政军务，且几乎人人“习兵事、多谋诈”（《汉书·文帝纪》）。给这样一帮人当皇帝，刘邦尚且困难，吕雉和刘盈就更困难。
    吕雉（生卒前241年-前180年；实际代理皇帝前194年-前187年；正式称制前187年至前180年），在刘邦死后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汉十二年（前195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刘邦去世。之后一连四天，吕雉居然一直“密不发丧”。
    皇帝已经死在长乐宫中了，朝中文武、长安士民、全国民众都不知道。
    吕雉能够做到“密不发丧”，首先表明君臣关系已经很不正常——刘邦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吕雉及极少数亲信，朝中重臣都不在现场。皇帝临终没有想到再见见重臣，重臣也没有想到再看看临终的皇帝。其中主要的自然是丞相萧何。推断而言，二人应该都想到了，但都没有动作——丞相没有想到再去见见临终的皇帝，临终的皇帝也没有想到再见见丞相，改朝换代、生死与共的两位顶级战友已经形同陌路。
    其次是吕雉不知厉害。秘不发丧等于不宣而战。仅凭这一条，功臣们就可以反手轻取她的性命。她却以为是机会、以为自己的胜算很大。
    吕雉秘不发丧准备干什么呢？
    发动政变。
    98 吕雉未遂政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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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雉在长乐宫中和亲信审食其一起密谋，准备抢先下手。她认为“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这很有可能是刘邦临终之前两人经常谈论的问题，认为是头等大事。刘邦未见得说明原因是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她可能也只是注意到君臣关系已经很不正常，不满情绪很明显、面积很大。功臣们对刘邦已经明显不满，对她和刘盈孤儿寡母又如何能够买账？！所以，她考虑将诸将“尽族”，斩尽杀绝。
    首当其冲的——无论吕雉是否能够意识得到——就是丞相萧何。当时朝廷体制下，“事少主”者，主要的、经常的，就是丞相，其余朝臣大都并不经常、更不直接和皇帝打交道。认为诸将“心常鞅鞅”，首先就是认为丞相“心常鞅鞅”；担心功臣对孤儿寡母不买账，主要就是担心萧何这个第一功臣不买账。如果丞相没有“心常鞅鞅”，其余朝臣“心常鞅鞅”也问题不大，最少不必以“尽族”的极端方式处理。而“尽族”，杀丞相、杀诸将，在当时体制下，就是政变，而且是大规模政变。
    切勿以为“尽族”这个办法不现实。用这个办法成功解决最高权力更迭危机的还真不少，古代、现代，中国、外国，都有，而且几乎都是“尽族”。只有把资历和自己差不多的那一茬人全部杀掉，才能心安理得、大放宽心坐在最高位置上。君主政治一旦进入这种疯狂程序就会形成争先恐后、自相残杀状态，“尽族”很容易，换一茬官吏更容易。
    但对吕雉而言很不现实。这倒不是因为汉初各级官吏几乎都是功臣而难以“尽族”，而是因为没有能落得一官半职、只能在自家封邑当个小封君的中小功臣更多；一旦杀起来，就只能一路杀下去。后世有的皇帝杀功臣，杀得收不了手，就是因此。而首当其冲的萧何，刘邦尚且动不了，她哪里能轻易杀得了呢？！吕雉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有点二。
    吕雉对于刘邦这支队伍也了解、也不了解。她随军的时候刘邦已经是半个“天下”之主，汉军的规模已经很大。她没有亲身经历队伍的发展壮大，也就不清楚已经隐藏在统一旗号背后的、往往很微妙的队伍结构。但曾经主谋策划处死韩信、彭越这般名震天下的统帅，使她忘乎所以。她这时又已经不是需要听皇帝吆喝的皇后，而是可以吆喝皇帝的太后，难免头脑发昏。她极可能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如果身后没有刘邦、没有萧何等人，她哪里是韩信、彭越的对手啊！现在刘邦死了，她要杀萧何，依靠谁呢？
    吕雉可能也不清楚嫡系和非嫡系的不同。历来谋反，非嫡系很难成功，因为和统治者之间一开始就缺乏互信，彼此都有防备。嫡系和统治者之间则较少防备，又知根知底、知道对方哪儿最疼，一旦出手就是直击要害，成功率很高。刘邦部下的非嫡系已经被铲除殆尽，现在的诸将基本都是嫡系。一旦杀起来，到底是谁杀谁，就很难说了。
    吕雉依靠的人也不行。审食其，曾经陪着她在项羽军中当过人质，以为可靠。但从未治过军、打过仗，哪里是干这种事情的角色！（有将此人视为吕雉男宠、老情人的，不知根据何在。当时一起沦为人质的还有刘太公，审食其需要当着老公公和人家儿媳妇形成那种关系！可能性不大。）
    吕雉更不清楚，随着刘邦去世，西汉的权力中心已经按照沛县起义时就已经形成的权力阶梯自动转移到萧何手中。长期以来，大家都很清楚，刘邦下来就是萧何；刘邦去世，大家就会自觉以萧何为中心、服从萧何领导。这是西汉功臣队伍的重要特征。西汉政权所以能长期稳定，这是重要技术原因。对于这种结构，想要插队、后来居上很不容易、很危险。无论她是否意识得到，她的主要对手，是且只能是萧何。
    萧何等一批老功臣的宅第和皇宫大都只隔一条街，等于是门对门，只是大小悬殊。吕雉“秘不发丧”这几日，他们都只是不动声色地待在自己家里，或会偶尔抬起头来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长乐宫、想一想刘邦那个有点二的老婆到底想要干什么。
    99 萧何四两拨千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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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雉秘不发丧，和秦始皇嬴政死后赵高秘不发丧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大臣。秦的大臣，看着赵高一伙改诏篡位，看着嬴政的尸体腐烂发臭，看着胡亥取代扶苏，看着赵高一伙倒行逆施，看着自己亲手建起的高楼坍塌了，始终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汉的大臣不然，汉的土地和民众是皇帝和大大小小功臣共有的，封给自己的那一份干脆就是自己的，政权安危关系每一个功臣的基本权益，他们不能听之任之。（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攻伐与争斗的一般逻辑就是丛林规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方阴谋已经败露，功臣集团就应该抢先下手。他们想要先下手很容易，拱卫皇宫和长安城的南北军还在手中；长安城这时还没有城墙，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他们选择的却是派人劝说对方放弃秘不发丧的举动，等于要求对方打消发动政变的想法。这好似有人要刺杀你了，你派人去劝说对方不要杀。这不免给人一种小儿科的感觉。但他们却都是实实在在久经沙场的。古今中外政变史上，鲜有如此。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西汉政治的特殊性。
    劝说的全过程如下：
    人或闻，以语郦商。郦商见审食其曰：“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跷足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这里的“人或闻，以语郦商”值得琢磨。古人惜墨如金，这七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直接的，好像是交待郦商事先并不知情。但《史记》、《汉书》中类似情况多了，一般并不交代，应该记为“郦商闻，见审食其曰”，甚至直接写“郦商见审食其曰”。如果仅仅是为了交待郦商如何知道，“人或闻”与不交代几无差别。如此，这一句话的重点就不在“人或闻”，而在“以语郦商”，不在郦商因此“人”之“闻”而获悉相关消息，而在郦商因此“人”之“语”而采取相关行动。亦即，郦商见审食其，可能不是自己的主意，更不是自己主动。就其经历看，他也不是爱管“闲事”的人，也不具备相应的资格和威望，之前杀戮异姓诸侯王、废立太子之争，都未出头露面。在如此关键时刻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出头露面，应该是此“人”或提醒、或建议、或动员的结果。亦即，此“人”是决策者，郦商是执行者。此“人”如此重要，又为何没有录下姓名？可能有意隐姓埋名了。后人无根据、不确定，太史公存疑了。
    郦商（？-前180年）在汉军中资格很老，又不是一般人可以提醒、建议、动员的角色。他也是率先相应陈胜的独立起义领袖之一，时间因不迟于刘邦在沛县起义，且队伍规模不是一般的数百、千人，而是4千人。刘邦进军关中路过陈留，他和兄长郦食其带着自家队伍加入。此时刘邦的队伍主要是四部分：沛县起义的3千人、攻占砀山的6千俘虏、项梁拨给的5千人、遇刚武侯夺兵4千。独立起义将领带领大规模成建制队伍加入，郦商是第一位，随即成为汉军中最先独立统兵作战的方面大员。这时，韩信、陈平都尚未加入；樊哙、周勃还默默无闻。西汉统治集团如果视为一个董事会，刘邦、萧何、张良、吕泽是创始合伙人，郦商则是他们之后的第一大股东，且年龄最少比他们大十多岁。
    吕泽、刘邦已经先后去世，如今有资格指点郦商的，就只有萧何、张良了。
    张良和吕雉兄妹的关系更好。他如果想管这个事，应该是直接找吕雉，而不是通过郦商传话。刘邦死后，他更加闭门不出、很少过问朝政；有据可查的出门参政只有一件，齐王刘肥死后，作为惠帝刘盈的特使前往齐国、册封刘肥之子刘襄为第二代齐王、继承王位。对于这件事情，他可能是有意识没有参与，既没有参与吕雉政变，也没有参与功臣平息政变。这也符合胜利之后他的行为逻辑。
    萧何则不然。是老丞相、又是尽人皆知的第一功臣，刘邦死后自然成为功臣集团领袖；随后“事少主”的主要就是他，吕雉母子能不能顺利坐到皇帝和太后的位子上、能不能安稳，主要就是看他，吕雉所担心的，首先、主要就应该是他。他如果不“心常鞅鞅”，别人“心常鞅鞅”，吕雉母子也不一定看得到。皇帝刘邦去世，居然对他这个丞相也保密，他本能地、自然地会考虑到这些。他和吕后的私人关系或没有多少过不去，但刘邦死后两人面临的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政治上的对立已经不可避免。换而言之，这首先就是他的事。他可以不杀人，但又如何能保证不被杀？且萧何善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解决问题。汉中、关中原本都是嬴氏统治数百年的秦国本土，萧何经营期间并未杀戮，就“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么一条，成功改造成为了汉军的可靠根据地。所以，萧何的可能更大一些。
    99 萧何四两拨千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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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选择郦商？自郦商加入汉军开始，攻占陈留、下南阳、入关中、入汉中，两人一直在一起共事。重入关中后，萧何坐镇栎阳负责关中政务，郦商率军经略陇西。这可能是他们关系较为密切的一段。胜利后，萧何除相府事宜外绝少过问宫中事务；郦商则离开长安、到栎阳去负责警卫太上皇。两人都不大爱管闲事，应该是能聊到一起的。且郦商既不是刘邦嫡系，又不是非嫡系，哪一拨也不是；在刘邦和异姓诸侯王的激烈搏杀中，是个局外人。发动政变，是天大的机密；前往说破天机的人，无论嫡系非嫡系，都可能首先被杀。郦商资格太老了，又是个局外人，且年龄又比吕雉长大约三十岁，像是长辈，吕雉应该不会杀到他头上。
    尽管如此，郦商也没有直接闯长乐宫，而是找到了审食其府上。“秘不发丧”，在事实上、逻辑上都意味着政变已经箭在弦上，双方已经处于你死我活状态。此去劝说是让对方放下已经举起的刀枪。对方如果不能接受，他的老命就会成为政变爆发的标志。真正经历过生死的人，一般并不轻易涉险。到审食其府上，安全系数要大得多。
    郦商和审食其的谈话非常智慧。开门见山说破了对方密谋，然后完全没有涉及是非对错等等道义问题，只是展开了一次逻辑关系清晰的兵棋推演：目前汉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一在荥阳，一在燕代，获悉朝廷对诸将动手，必然联手杀回；朝中诸臣都久经战阵，都掌握一定权力，都有相当数量家兵，必然联手对抗；“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跷足待也”。
    面对面谈话，郦商给对方留足了面子。完全不同于戏台上、影视中的骂阵，甚至没有指明是谁会“亡”。但对方已经明白——费尽心机的未遂政变，已经失败。但这种方式又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你杀不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杀你，并不反对你继承皇位。这番话当然不一定是萧何口授，但一定是两人商量过的。
    审食其当即进宫向吕雉汇报。吕雉当即决定发丧——公开发布刘邦去世的消息——承认失败，取消政变密谋。
    朝廷内外立即恢复正常。先是为刘邦治丧，然后是太子刘盈继承皇位，吕雉也正式由皇后成为太后，事实上是她继承了皇位。
    一场剑拔弩张的政变悠然掀过，好像完全没有发生。对于主谋策划这一场“反革命”政变、试图取诸将性命的吕后，萧何为首的功臣集团不仅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完全彻底没有追究。这需要相当博大的胸怀，又需要对朝廷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有效掌控，有力量做到我不杀你、更有力量做到你杀不了我。这都是萧何所具备的。
    吕后不敢相信能有这般好运气。给刘邦送葬，是刘邦死后她第一次出宫。眼前便是萧何，身后便是浩浩荡荡的“诸将”，一路上可能总觉得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冲过来取她性命。那几日太煎熬、太难忘，直到十多年后她自己临终时还又浮上心头。实在是自己心里有鬼。其实，从此她才真正进入安全状态，没人打算谋她的性命，更没人打算影响她当皇太后，但也只能当皇太后。
    君主社会史上皇位继承给人的影响总是或打或杀、依靠暴力才能解决，其实多数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这就是第一次，不仅没有开打、甚至也没有开杀，后世注意不够。更注意不够的是，双方的主要目的都已经达到：吕雉、刘盈顺利继承皇位；萧何等功臣权力依旧。萧何和功臣集团胜利了，太子和皇后也胜利了。所谓和平，可能就是没有失败者、大家都胜利了才可能和平。否则，只是一方将另一方完全、彻底消灭干净。
    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权力范围在事实上达成了相当明确的默契——将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拆分为两个了：以吕后为代表的新君在宫中、在皇族，一般不干预宫外事务；以萧何为代表的老臣在宫外、在朝政，一般不干预宫中事务。
    之后，戚夫人结局惨不忍睹，吕后在宫中几乎为所欲为；但对宫外朝政，又“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应该就是因此。汉朝后来形成明确的中朝和外朝、宫中和府中这样相对均衡、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就始于此。进而言之，这一阶段的“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物稼穑，衣食滋殖”，也缘于此。
    咱们中国人一般认为实现和平安宁的前提是有一个最后说了算的人，西汉恰恰是从没有一个最后说了算的人开始走向长期和平。

    
    据说是郦食其、郦商兄弟墓，位于开封杞县。两墓冢东、西相对而立，残高约7米，墓后有东汉延熹六年建立的郦生祠，还有县令董生命县人苌照为文立碑。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重修。

    
    汉中马道河镇西沟河，据说萧何追韩信就是追到了这里

    
    汉中城固萧何墓
    100 萧何将西汉社会从长期战争引入长期和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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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萧何四两拨千斤，是说他不动声色地化干戈为玉帛，将君臣权力关系从剑拔弩张引入相对平衡，将朝政国务从矛盾重重引入平安无事，将西汉社会从长期战争引入长期和平。
    西汉历史上这一次拨乱反正几乎是毫无过渡又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提醒更没有任何宣示、立即就转向了和平状态。后世史家鲜有提及，有必要略加展开说明。
    对于西汉建立之后刘邦和诸侯王之间的七年战争，一般没有概括为内战、更没有联系起来概括为长期战争。笔者如此概括的原因、亦即这场内战的具体情况，前文已经交待，这里再集中大略回顾如下：
    ——汉五年七月刘邦亲率大军征讨燕王臧荼，九月又率大军征讨项羽旧部利几。距离称帝刚过半年。
    ——汉六年十二月兴师动众擒韩信。虽然没有打起来，却是不能否认的军事行动、战争状态、震动天下。
    ——汉七年十月，韩王信叛乱战争开始。期间，30万汉军被匈奴和叛军联合包围，被迫开始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匈奴和叛军联合行动，是在事实上已经参与中原内乱，采用和亲政策强行区分开来，客观上不能否认是为了攘内而先安外、集中兵力解决内部问题。可见汉初的内部问题比匈奴侵扰更严重。
    ——汉八年冬，刘邦亲率大军于东垣攻击韩王信所部。
    ——汉十年九月，陈豨叛乱战争开始。
    ——汉十一年春，樊哙、陈武经过长期努力战胜韩王信。
    ——汉十一年冬，刘邦亲率大军于燕代攻击陈豨所部。
    ——汉十一年秋，英布局部叛乱战争开始，随即占领刘贾的荆国。
    ——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击败英布所部。
    ——同月，周勃大军终于战胜陈豨所部。
    ——汉十二年二月，樊哙、周勃共同率军平定卢绾局部叛乱。
    ——汉十二年四月，刘邦伤重不起。
    刘邦称帝至去世的七年间，显然一直陷在和诸侯王的内战当中。联系到这一过程就会明白，陆贾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绝非无的放矢，也不是一般性的探讨治国方略，而是对刘邦七年治国理政实践的概括，是面对面批评皇帝。
    刘邦死后、吕雉决定发动政变，竖起来看、联系起来看又显然是马上治天下的惯性延伸。而萧何悄无声息平息政变则无疑是转折——西汉社会由此才真正结束战争状态、进入长期和平状态。
    100 萧何将西汉社会从长期战争引入长期和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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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转折有必要展开交待。为说明问题又节省篇幅，将惠帝刘盈和吕后在位期间的朝廷大事列表如下：

    汉惠帝、吕后期间朝廷大事记
    时间 事件 影响范围 影响趋势
    汉十二年四月 吕雉秘不发丧决定政变，萧何悄无声息平息内乱 宫廷 负面
    汉十二年五月 刘盈即位，恢复十五税一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元年十二月 吕后毒杀赵王刘如意 宫廷 负面
    孝惠元年夏 吕后残害戚夫人 宫廷 负面
    惠帝元年正月 开始修筑长安城墙 汉属郡县 中性
    惠帝二年十月 齐王刘肥被迫献城阳郡给鲁阳公主 宫廷 负面
    惠帝二年夏 旱灾，范围可能较大 天下郡国 负面
    惠帝二年七月 相国萧何去世，曹参继任 天下郡国 中性
    惠帝三年春 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 汉属郡县 中性
    惠帝三年春 匈奴冒顿单于挑衅，吕后忍辱负重、坚持和亲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三年五月 册封闽越君摇为东海王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三年六月 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诸王列侯 中性
    惠帝三年七月 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四年十月 册封鲁元公主女张氏为皇后 宫廷 中性
    惠帝四年正月 对推举为孝弟、力田者免除本身徭役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四年三月 废除秦皇朝遗留的挟书律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五年正月 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 汉属郡县 中性
    惠帝五年夏 旱灾，范围可能较大 天下郡国 负面
    孝惠五年八月 曹参去世，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天下郡国 中性
    惠帝五年九月 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六年十月 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天下郡国 中性
    惠帝六年六月 在长安城西设立交易市场 天下郡国 正面
    惠帝七年八月 刘盈去世，少帝刘恭继位，吕后称制 天下郡国 中性
    惠帝七年九月 吕后授意陈平提请诸吕入宫任职，诸吕用事开始 宫廷 负面
    惠帝七年冬十月 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 宫廷 中性
    高后元年十月 王诸吕遭王陵抵制，陈平接任右丞相 宫廷 中性
    高后元年 御史大夫赵尧撤职，任命亲信任敖接任 宫廷 中性
    高后元年正月 废除夷三族罪、妖言令 天下郡国 正面
    高后元年二月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天下郡国 正面
    高后元年五月 册封刘盈其余五子为王侯 宫廷 中性
    高后二年春 重新确认列侯功劳以定朝位 宫廷 正面
    高后三年夏 汉水流域水灾，流民四千余家 局部 负面
    高后四年夏 少帝刘恭被废杀，后少帝刘弘继位，吕后称制 宫廷 负面
    高后四年 封吕氏四人为王、六人为列侯 宫廷 负面
    高后五年春 南越王赵佗重新独立称帝、侵扰长沙等地 局部 负面
    高后五年九月 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预防匈奴侵扰 局部 中性
    高后六年、七年 匈奴两次寇狄道，掠二千余人 局部 负面
    高后七年正月 赵王刘友被饿死于王府 宫廷 负面
    高后七年春正月 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皇后。 宫廷 负面
    高后七年五月 封刘氏在世老人为王侯 宫廷 正面
    高后七年六月 赵王刘恢被迫自杀 宫廷 负面
    高后八年春 中官首领悉数封为列侯、关内侯 宫廷 正面
    高后八年夏 江水、汉水流域水灾，流民万余家 局部 负面

    大略分析如下：
    ——期间无战事。全部15年间、43件大事，与兵戈有关的只有5件，分别是正常调防、局部侵扰、预防匈奴侵扰、两次匈奴侵扰。秦末大起义以来的长期战争状态、刘邦称帝之后事实上的内战状态，悄然远去。
    ——43件大事中，局限在宫廷范围内的18件，只影响局部或汉属郡县的9件，15年间朝廷行为影响天下郡国的只有16件。这一期间对天下是无为而治，有为的又只是宫廷，基本不影响百姓生活。
    ——影响天下郡国的16件事情中，只有两次旱灾有可能对和平生活形成负面影响，其余都是有助于和平生活的正面影响。亦即，这15年间，除宫廷之外，西汉社会生活只有天灾没有人祸。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十五税一。
    刘邦颁布十五税一虽然是史上第一次，但应该是很快就暂停了，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实施，内战就开始了。此时恢复的决策者应该是萧何，百姓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才享受到新政权经济上的实惠。其次便是增设了一个专职的二千石岗位负责引导社会风气，工作性质类似中央文明办主任，更是和平时期才会考虑的事情。
    ——这个大事记又等于吕后劣迹榜，吕后称制其间的坏事基本都在其中，下一小节专门讨论。
    相对于刘邦称帝之后连续不断的局部内战，这个大事记所展现的则是和平景象。后人如果不仔细揣摩这一段西汉政局，往往会以为原本就是如此。其实大不然，是萧何拨乱反正的结果，只是由于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萧何治理关中期间的所谓“顺流与之更始”，所谓“清静无为而民自定”，一般所谓垂拱而治，或就是这种状态。
    真正的政治高手在于能够防患于未然、曲突徒薪、未雨绸缪，能够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出了问题能够战而胜之、焦头烂额之后又堂而皇之庆祝伟大胜利，那就次一等了。这也意味着，刘邦晚年接二连三的内部矛盾、诸侯谋反，宏观而言、整体而言都是他自己找事。
    萧丞相不简单。打江山萧何自然不如刘邦，坐江山刘邦真不如萧何。西汉的幸运在于，二人之间的权力更迭较早，给萧何留出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后世论西汉的建立，基本说法是刘邦提三尺剑如何如何；西汉人论西汉建立，基本说法是“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这可谓是后世与当时最重要的不同，而最先这样说的是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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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西汉功臣的第一个和平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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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汉功臣而言，萧何四两拨千斤的这个历史转折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个和平生长期。西汉建立后大规模遣散了军队，但很快就又重新征发，规模不亚于秦末大起义和楚汉战争，一直到刘邦去世时，仅樊哙和周勃率领的两支汉军就达30万。据此推断，汉军将士真正脱离战场、享受和平生活是从刘邦去世后才开始。刘邦死后这十多年，是他们的第一个和平生长期。
    由于较为长期的和平，之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都开始发挥作用。主要有：
    ——以功劳行田宅，在和平时期等于是确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培育新的经济主体。60万汉军将士开始成长为新的经济主体，换而言之就是60万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刘邦提出并坚持功人、功狗论（随后会有介绍），在和平时期等于是确认并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人们贡献聪明才智。
    ——三老制和郡国制，等于全方位多层次向下放权。
    ——轻徭薄赋开始稳定。刘邦提出十五税一后，由于战争需要应该是又重新实行了什一而税甚至更重。战争需要是刚需，只要陷入战争状态，那就只能是需要多少征收多少，史上的横征暴敛大多是这样来的。汉军和秦军一样都需要吃饭。西汉初期这几年，税赋应该是和秦皇朝相差无几，只是没有秦皇朝那样大兴土木、也就没有大规模征发劳役。
    ——无为而治，换一个角度就是朝廷全方位放弃垄断、鼓励充分竞争。后来所谓兼并，就是竞争迅速进入失控状态并转而蚕食朝廷权益。
    这些，就是后来所谓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西汉君臣自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市场经济。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办了两件有利经济发展的事情：一是以功劳行田宅，等于将社会基本单元从小家恢复成为了“大家”，二是实行无为而治，等于赋予了“大家”充分的经济自由。
    于是，社会经济迅速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很快——在惠帝、吕后年间——即出现了“衣食滋殖”的景象。到文帝年间，就出现了“背本趋末”、即开始重商轻农的景象。到景帝年间，更出现了“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的景象，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即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在这些自古至今反复引用的物的现象背后，是且一定是人的变化——大大小小的西汉功臣成长为大大小小的封君、成为经济主体、社会主体，白马之盟所规定的功臣集团的政治地位成为了稳定的、难以逆转的社会现实。
    若问刘邦在位为何不能实现和平？刘邦希望成为和嬴政差不多的皇帝，功臣集团不希望他成为那样的皇帝，双方政治取向不一致，还怎样和平？
    刘邦死后，萧何为何能轻而易举实现和平？他自己不想当皇帝、更不想当嬴政那样的皇帝，又能阻止别人成为嬴政那样的皇帝，朝廷的政治取向能够顺应功臣集团的政治愿望、新的权力结构又能满足吕雉的政治要求，就是和平。
    传统政治讲究顺，就是这个意思。顺流与之更始，清静无为而民自定。只要能不和老百姓拧着来、对着干，就是顺、就是万事大吉。
    后世将无为而治记在吕雉母子名下，将文景之治记在刘恒父子名下，这对萧何不公平，且也忽略了无为而治和文景之治的政治原因，容易误导后世。政治可能还真的是经济的生命线。
    和平藏无限天机。

    
    感觉这张可能更像
    102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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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后七年正月，出现了异常天象，“日有食之，既，在营室九度，为宫室中”。日全食食甚时正好在表示皇宫的位置。吕后很讨厌，说“此为我也”，在心理上被击倒了，再加年老体弱，遂进入走向死亡阶段，也就如同这个阶段的大多数老年人一般、进入反反复复总结一生的阶段。（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五行志》和吕雉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吕后这一生，在政治上其实是从刘邦死后才开始的。她秘不发丧，表面是担心功臣们不把刘盈当皇帝，其实是担心不把她当皇太后、不让她在皇宫里说了算。经过一番无声无息的博弈，她终于放心了。安葬了刘邦，立即就成为大汉皇宫、刘吕两家一手遮天、专横跋扈的大家长。有些事情不免越出皇宫、涉及朝政，但其程度又是随着丞相的变化而变化的。前文中《汉惠帝、吕后期间朝廷大事记》，大致就是刘邦死后的吕后行迹、甚至劣迹榜。班固概括为“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就是说吕后只是在两个皇宫大院里折腾，对朝政、对社会生活可以说没有实质性影响，更没有很大影响。
    吕后称制这一段从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两点：皇权不稳定但相权非常稳定；皇室不稳定但社会非常稳定。从时间上，吕后称制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萧何、曹参、刘盈相继去世，王陵、陈平和她自己相继接任为标志，之前主要是报私仇，在皇宫大院里折腾；之后主要是王诸吕，试图控制朝政。
    所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由于制度制约。
    汉初朝廷运行机制以相府为枢纽，皇宫和朝廷各部门、和各地官府的联系都是通过相府的。不能越过相府，就无法直接干预社会生活。但皇权毕竟是最高权力，相权又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制约，在这一阶段较为充分、也较为成功。
    其次是由于丞相的变化。
    萧何是老丞相、第一功臣，地位和影响都仅次于刘邦。刘邦尚且不能动摇萧何，吕后更不能。曹参是韩信之外的武功第一，对萧何都有点不大服气；韩信、刘邦、萧何相继去世，他更谁都不在乎。萧曹不干预皇宫事务，就是对吕后的尊重、客气。吕后则将自己严格限制在皇宫范围内，不越雷池一步，也是对萧曹的尊重。君权和相权互相尊重，就是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到王陵、陈平就不行了。王陵资格很老，功劳不行；陈平功劳很大，资格不行。吕后的权力开始越出皇宫，向朝政扩张。总体看刘邦死后、吕后称制这一段，双方关系呈两怕状态，前期是吕后怕丞相多一些，后期是丞相怕吕后多一些。换而言之，丞相强一些，她就弱一些；丞相弱一些，她就强一些。
    第三，吕后自己也有变化。
    通过刘邦死后秘不发丧的博弈，她可能感觉到了西汉政治的一些本质特点，意识到自己手里的刀只能高高举起来吓唬人，真要打起来、最可能送命的反倒是她自己。
    刘盈去世，她自己直接掌握皇权之后的高后二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弟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这粗看是为列侯排座次，实质上有点作为新的最高统治者重新赐封列侯以上大功臣的意思，是和大功臣套近乎、修复关系。
    这件事情陈平很认真。汉军战争年代的战功登记，经过重新整理、更加规范了。后世、至今看到的功臣表，应该就是这次整理之后保存下来的。
    吕后小处很聪明。表示了对功臣的敬意、修复了关系，又将资格和她差不多的刘氏女眷、萧何的夫人等一并封侯。之后，才真正迈开了扩张皇权、干预朝政的步伐。
    102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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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吕后的欲望可能真的很大。
    她和丞相的相处之道是：你们要办的事情我不管，我要办的事情你们也不能管。为了避免丞相干预，凡是决心要办的事情都是一步到位，丞相如果不准备废黜皇太后就很难否决。有些资格不够老、基础不扎实的朝臣，就很容易成为她的牺牲品。例如刘邦最后任用的御史大夫赵尧，一句话就免了。文臣往往对她持批评态度，她对文臣也就格外不客气，文臣也都有点怕她。相对于刘邦的无可无不可，就是专制；相比后世掌握皇权的女同胞武则天、叶赫那拉氏，还不算太专，甚至能说不专。
    第五，吕后也办过好事。
    吕后名声不好，百余年后司马迁听到的还都是她的坏事，《史记·吕太后本纪》基本就是一册吕后劣迹榜。但太史公据实记载、并非有意贬低，一些地方就还是有意保留了吕后办的好事，甚至有对西汉历史影响较大的好事。
    孝惠三年（前191）春，匈奴首领冒顿来书挑衅：
    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汉书·匈奴传》）
    长期内战刚刚平息，如果再来一场大规模外战，确实有可能“摇动天下”。季布考虑的是国家，樊哙讨好的是吕雉。但冒顿的正式外交文书全然是一付流氓腔，说咱俩都单着、不如合伙过日子吧。吕后能够咽下这口窝囊气，就算得女中豪杰。更重要的是，能将天下安危置于个人荣辱之上，就堪称后世统治者的榜样、值得后人尊重。咱们的大多数统治者都是将个人荣辱置于天下安危之上的，往往为了个人一口气、丢了国家二亩地、枉死了百姓好子弟。
    最后，吕后在史上女主中能够算是比较好的，制度、人事的制约之外，还有思想观念的制约，甚至有迷信的作用。吕后很迷信。
    被日食击倒之后转过年来、高后八年三月上巳节，吕后“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橶高后掖，忽而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作崇。遂病掖伤而崩”。这等于说吕后是被自己的幻觉吓死的。幸亏，否则无所畏惧，那就可能成为史上女主中比较糟的一个了。
    迷信这个东西，无论愚弄被统治者还是吓唬统治者，都有用，双方也就都舍不得撂下，咱们文化中的迷信或就是因此而长盛不衰、生命力格外顽强。
    吕后的坏事情，知名度较高的是残杀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对朝政影响较大的是王诸吕，分述如后。

    
    据说这是吕后复原图
    103 周昌辜负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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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临终，私事放心不下的就是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但他的安排太上心了，结果适得其反。（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周昌传》的不一一加注。）
    刘邦的安排缘于符玺御史赵尧的建议。
    废立之争失败后，他明白问题非常严重，情绪也非常低落，常常独自悲歌、老泪纵横，以至于宫内宫外、上上下下都知道，多处记载可以互证。汉九年正月，刘如意改封为赵王，恐是应该前往封国了，他更不知如何是好，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控的悲伤状态。
    符玺御史是负责监督符玺郎工作的，事情不多但常在皇帝身边。赵尧人又年轻，同情老皇帝，便试着问：“陛下所为不乐，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刘邦像个悲伤不已的普通老头一般，毫不避讳地回答说：“我私忧之，不知所出。”赵尧建议说：“陛下独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刘邦说：“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赵尧推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周昌，说：“御史大夫昌，其人坚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严惮之。独昌可。”
    刘邦欣然接受，召周昌来谈话：“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周昌居然哭了，说：“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刘邦则一句话说到底：“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我知道，这不仅是从天子之臣成为了诸侯之臣，更是把你降了级，可我实在担心如意母子，除了你谁也办不了这个事啊，你就为我做个牺牲吧。
    全部《史记》、《汉书》中、堂堂大汉皇帝如此低眉下眼求人的，唯此一次。关心则乱，刘皇帝这一遭是真正关心了。
    于是，天子的御史大夫周昌成为了赵国的丞相，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改任了某个中等省的省委书记。御史大夫，由赵尧接任。刘邦还说：“无以易尧。”只能是他。这就近乎儿戏了，赵尧也未见得想到能有此等好事。关心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在情理之中，但不惜以用人行政为代价，就是乱了朝纲、近乎昏君了。陈豨横下决心造反就是后果之一。
    周昌（？-前192年）在诸臣中以刚直不阿著称。他和从兄周苛一起，追随刘邦之前都是秦朝的泗水郡卒史、相当于市政府的干事，俸禄百石。与萧何一样，是汉军中为数不多的公务员出身。刘邦成为汉王后，拜萧何为丞相的同时，拜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汉三年，周苛坚守荥阳被俘、据不投降，被项羽烹杀，刘邦遂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大家对他都很客气。
    周昌知名度较高的事情发生在他和刘邦之间：他碰巧休息时间（沐浴日或散朝后）入宫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皇帝对他也“惮”让三分了。随后才是废立之争中、当面以不奉诏抵制皇帝，赢得皇后跪谢。
    应该就是这些原因，刘邦也相信周昌能够保刘如意母子平安，不惜代价托付周昌。
    周昌却是完全彻底辜负了重托：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属臣赵王，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诏。”太后怒，乃使使召赵相。相至，谒太后，太后骂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昌既被征，高后使使召赵王。王果来，至长安月余，见鸩杀。
    刘如意之死，《西京杂记》小有不同，记为：“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軿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两相比较，后者似更可信。但《史记》也记载为“饮药而死”。两位大史家应该另有根据。但均为吕后指使，没有问题。
    随后，戚夫人也被制成“人彘”惨死。吕后确实残忍，如果不是萧何和功臣集团的强有力制约，“尽诛诸将”那样的事情还真的有可能，西汉政治斗争必定会进入更加残酷的状态。
    戚夫人之死，近年来反复渲染，知名度很高。戚夫人不可视为一般的宠妃，而是和刘邦同甘苦、共患难、资历不亚于大多数西汉功臣的“老革命”。功臣集团为何听任吕后如此草菅人命？
    功臣集团，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推断而言。萧何职在丞相，历来就不干预宫中之事，又有和吕后的默契在先，且长期在后方、与戚夫人应该无甚交往。张良，已经站在吕后一边。在朝功臣，就是周昌了，刘邦生前已经将此事托付于此人。这或又是萧何、张良没有干预此事的原因。
    周昌为何辜负了重托？下一小节专门讨论。
    此事还有一个疑点。有疑为戚夫人之父者名戚鰓。《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他“初起从为郎，以都尉守蕲城，以中尉侯，五百户”。中尉领北军，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此人“以中尉侯”，即非功而侯，亦即非功而中尉，和刘邦的关系应该不一般，有可能确实为戚夫人之父。但此人在北军中尉任上直至汉惠帝四年去世，那就是身为首都卫戍区司令看着自家女儿惨死在宫中了，而吕后又等于是当着首都卫戍区司令的面把人家女儿残害至死了，这又不大可能是戚夫人之父。
    历史记载中的吕雉、戚夫人显然都有重大缺失，单凭现有史料很难弄清楚了。
    104 周昌为何辜负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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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周昌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他能够制约刘邦的主要原因是刘邦和大家一样、讲的是同一套道理；没有想到吕后和大家不一样、讲的是另外一套道理。周昌已经很努力了，直截了当指出吕后“欲召赵王并诛之”，背后的道理是：普通人尚且不能随意诛杀、你怎么能诛杀王子呢？但吕后和他讲的道理是：你不知道我想杀他吗？为什么不给我送来？吕后显然已经不是当年跪谢周昌的皇后了，周昌显然也没有遇到过如此上司和如此道理，不知所措。
    其次是赵尧的建议本身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他认为将周昌任命为赵国国相就能够制约吕后的报复、就能够有效保护戚夫人母子。在当时体制下、在刘邦这样的皇帝之下确实没有问题，但如果换一个皇帝呢？这是个刻舟求剑级别的错误。
    刘邦接受了赵尧的建议，就也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级别的错误。
    周昌还是周昌，但吕后不是刘邦。
    周昌能够强势抵制废立太子，赵尧乃至后世往往认为原因在周昌，其实在刘邦。
    在君臣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的基本政治格局中，功臣们理直气壮，能说话、敢说话。周昌兄弟在汉军高层中牺牲较大、也就是贡献较大，就更是能说话、敢说话。但必须的前提是，皇帝一定得买这个账。刘邦亲身经历了大家共同打天下的过程，甚至可能亲眼目睹了周苛被烹后剩下的森森白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买这个账，并且努力作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如果是他，赵国的丞相公开指出皇帝这是蓄谋杀人、又三次拒绝让刘如意奉诏前来，可能也就真的算了。
    但吕后不行，一定要坚持到底。为何？她没有和大家共同经历这个过程。她为何信任审食其而不信任其余诸将？她只有她那个小圈子的共同经历，没有整个汉军这个大圈子的共同经历。这是君臣关系中的一般现象，圈子很重要哦。当然，诛戮功臣到最后都是一个圈子里边的事情，但那是权力斗争、和这个事情性质不同。
    刘邦死了，吕后不是刘邦，周昌还如何能保护皇子？！
    刘邦没有意识到周昌只有在他这样的皇帝之下才有可能保护心爱的小儿子，他的托付在后人看来就太不靠谱、甚至可笑。刘邦若地下有知，怎一个悲字了得？！他如果还能够像战争年代那样咨询张良、陈平，应该不至于此。刘邦在和平年代昏招迭出，娇妻幼子都不能周全，疏远了重臣谋士、往往独自决策，肯定是原因之一。
    由于吕后不是刘邦，周昌也就不是周昌了。
    周昌没有能够保护刘如意，有两种可能：一是明知已经保护不了而只是作秀，试图保持自己刚直不阿的形象。二是试图努力保护，到了真的需要以富贵前程、身家性命为代价的时候，舍不得了、动摇了。综合分析，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他并没有以自己的动摇去换取什么东西。此后的经历、结局很简单，“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
    刚直不阿的周昌羞愧死了、窝囊死了。据科学研究，在影响健康的种种心理状态中，羞愧最为严重、足以致人死命。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有耻且格，不能是无耻之徒。
    刚直不阿，和咱们这个民族世代崇尚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都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变化了，不仅刚直可阿、富贵能淫、贫贱能移、威武能屈，全社会甚至可能反过来崇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君主专制条件下，社会风气一般都是且只能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风气的放大版，社会风气出了问题是且一定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风气出了问题。
    喜欢为古人作诗的南宋徐钧注意到了这一点，为周昌作诗就谈这一点：“廷争废嫡见操持，故仗刚强托爱儿。三召归来竟无语，此时何不更期期？”
    这便是周昌人品变化留给后人的启示。如果吕后在位时间更长一些，那后人在吕后称制期间就可以看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五行志》）成为普遍现象。
    所幸，吕后之风程度有限。吕后轻松杀掉戚夫人母子，并未因此就错误估计自己的力量，没有广泛株连、没有再搞出一个反太子团伙来；王诸吕则更非常耐心。
    一直没有能知道周昌坟墓在哪里？有知道的朋友说一声。
    105 吕后王诸吕，遭遇王陵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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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后元年（前187）十月，在朝堂上，吕后公开正式向丞相提出了王诸吕问题。（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王陵传》的不一一加注。）
    这个时间应该是动了脑筋的。西汉这时仍然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就是元月，是新年期间，甚至可能就是元日、过年这一天，是个大家都说好话、好说话的日子。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情，她一般会事先派人给丞相打个招呼。选这个日子又没有打招呼，是她感觉有把握，或还以为能听到两句打抱不平的话。老太太心里真的很憋屈。
    王诸吕，指吕后将自己的娘家兄弟侄子封为王侯。这个想法，洛阳大封功臣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对刘邦“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不满意的，也有她，甚至是最不满意、牢记在心的，最少也是之一。她对于大封功臣不会有意见，那都是战功换来的，她的两个兄长也在其中。她的不满应该在搭顺风车的那帮人。刘氏一族基本是悉数封侯；她的家人只有父亲吕公一人封侯，两个兄长封侯都是凭借个人功劳，和她没有关系。她吕雉，论地位是皇后、论功劳曾经身陷敌营沦为人质，为何不考虑她的族人？这对她太不公平。
    但刘盈的太子都岌岌可危了，太子不保就是皇后不保。太子的事情她都没法去向刘邦求情，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她满腹冤屈无处诉，只能咽下这口气。刘邦死后，也还没有提出。萧何、曹参哪里会把她放在眼里？不必反对，来个不吭声，她就一点法子没有。只能等，萧何死了、曹参死了，儿子刘盈也死了，皇后熬成了太后、又熬成了事实上的皇帝，才把问题提出来。
    为了这一天，她等了十五年，从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等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常说女人心里存不住事，这个女人自然不寻常了。
    双方见礼，大家坐下说话。
    吕后先问右丞相王陵。
    没料想，王陵一点面子也不给，硬邦邦地回答说：“高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这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而是旗帜鲜明、毫无商量、坚决反对，搬出白马之盟对付她，等于一开口就上纲上线、面对面指责太后“违宪”。
    她不高兴了，又不能直接挑战白马之盟，也就没法反驳王陵，转而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
    两人很给面子，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这是说，刘邦当皇帝封老刘家子弟为王；现在太后您就是皇帝，封老吕家子弟没有什么不可以。
    公允而论，这是相当有理有节的回答。但立场不同，理解就不一样了。吕后以为是支持自己，很高兴；王陵以为是阿谀奉承，很不高兴。
    散朝后，王陵理直气壮责问陈周：“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乎？”
    陈周更不能直接挑战白马之盟，但陈平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扬长避短说：“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打嘴官司，我们是不如你；但要办实事，你肯定不如我们。
    王陵真还无言以对。
    王陵（？-前181年）是刘邦的发小，少文任气、好直言，家为沛县富豪，可能是沛县民间社会行侠仗义的大哥。春秋以降，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刘邦起义之前一直视他为大哥。在他们的关系格局中，主角是他。沛县起义后，他单独拉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盘踞在南阳一带，不愿意追随小弟刘邦。楚汉之争开始，项羽把他母亲带走，胁迫他归楚。他派人去看望，母亲嘱咐他善事汉王，为避免他犹豫当场自杀。项羽愚蠢，又烹其母尸体。他这才坚定追随刘邦，但又怕人说前倨后恭，便一直努力保持两人原来的关系格局。丰沛子弟中，刘邦和雍齿矛盾较大，他反倒很说得来。刘邦认为他在曹参之后可以和陈平合作为相，主要是借助他在丰沛子弟中的威望。
    刘邦在世，他走的并不是很近。刘邦死后，反倒有意高举刘邦旗帜、捍卫刘邦“路线”了。他不是想要当旗手，而是侠客崇尚的行事风格，或也多多少少有点心理问题。丞相之间原本应该各说各的，皇帝决断就是了，可他就要当面指责别人阿谀奉承。所以，陈平反唇相讥，说他是嘴炮。应该承认，他的反对绝非可有可无，吕后就是因此而认识到了王诸吕的条件还不成熟、自己那套办法也不行。所谓主张公平正义，就是指这样奋不顾身当下坚持正义；没有了这样的行为，就是没有了公平正义。至于等到不会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再提出来、即所谓迟到的正义，有句俗话很合适——马后炮。
    公允而论，吕后王诸吕并不太过分。她所争取的其实是一个比照皇帝的待遇，在君主政治范畴内还是站得住脚的。丞相们的分歧在如何看待吕后。如果视为皇后，王诸吕自然违反白马之盟；如果视为皇帝，就如同刘邦封刘氏诸王。刘邦死后，吕后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王陵还当人家是沛县刘三他老婆，且又知道刘三和老婆关系不是太好，如同功臣们喝高了就忘记刘邦是皇帝一样。陈平投奔刘邦的时候，刘邦已经是汉王，吕后在她面前一开始就是汉王老婆、后来又成为皇帝老婆。在他而言，这是皇帝老婆又名正言顺代理了皇帝，为自家兄弟子侄要求一个比照皇帝兄弟子侄的待遇，自然不过分。

    

    
    后世历代皇朝祭祀谁不祭祀谁，都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树立榜样。
    106 吕后成功王诸吕的幕后策划可能是陈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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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后视陈平为自己人。刘邦临终让陈平去杀樊哙，陈平没有杀而是带回长安，也还是惹下了樊哙之妻、吕后之妹吕嬃。刘邦已死，吕嬃肆无忌惮试图报复，不断告刁状、蛊惑吕后杀陈平。（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的吕雉、陈平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遭遇这个糊涂女人，那是陈平一生最危险的时候。甚至不敢回家而请求留在皇宫担任宿卫，恐是担心樊哙两口子不管不顾先闯到家里取了他性命：
    吕嬃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嬃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嬃之谗也。”
    面对告刁状的吕嬃和被告刁状的陈平，吕雉直截了当要陈平入伙，入了伙就什么事也没有；不入伙自然就什么事也可能有。
    这确实是吕后的行事风格、思想理念，不论是非，只论利益。对待周昌就是如此这般，对待陈平也是如此这般，对待其他人可以想见。后边会说到陆贾辞职，原因也可以想见。
    陈平已经很难有其它选择。这件事情，构成了刘邦死后陈平和吕后关系的基础。（将这里的“顾君与我何如耳”，和斥责周昌的“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联系一起，如出一辙又栩栩如生，颇为符合吕后的性格逻辑，亦佐证两部史学巨著的可信程度。）
    吕后王诸吕遭遇抵制后的应对策略，与秘不发丧相比，沉稳多了，一个月后才逐渐推出应对措施：
    ——免了王陵的右丞相。这在惯例上，是皇帝对丞相不奉诏的正常选项之一。但又安排为太傅，名义上还是提拔了。可王陵又根本不吃这一套，就此不上朝、重大朝会也不出席，等于只是自己生闷气，实际上没有力量再计较。她也没有再计较，其实也是没有力量再计较。（自刘邦死后至景帝刘启母子在位期间，西汉的君相关系基本如此，有点像兄弟姐妹生气吵嘴打架，很热闹，但在正常情况下又谁也收拾不了谁。）
    ——任命陈平接任。这是一种递补的办法，表示尊重原有权力格局，更是信任陈平。
    ——任命审食其担任左丞相。又说明“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这一手颇有心计。代理皇帝任命一副丞相，还声明只是挂个名、不干预丞相的工作、只是她的大管家，谁好意思反对？这在事实上又形成了陈平独相的局面，似有不得罪陈平的考虑，至于后来的“公卿皆因而决事”，应该是她没有想到的效果。
    ——将那个给刘邦出主意的御史大夫赵尧撤职。这是杀鸡吓猴。不能都是不疼不痒，必须动点真的。赵尧不是王陵，她也敢动这点真的。
    ——追封兄长吕泽为王。这当然是“欲以王诸吕为渐”，更重要的是输戏不能输了过场，不能让朝臣以为自己输给了王陵。但她还是很冷静的，吕泽是刘邦生前所封最早的列侯之一、功劳很大，又是皇太后的哥哥；且已经去世。她等于是新皇登基，选这样一个人追封为王，很难有人能说出什么来。
    106 吕后成功王诸吕的幕后策划可能是陈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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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又采取了长时间、大纵深的迂回战术。
    ——再追封自己的父亲吕公为王。代理皇帝封死去的父亲和哥哥为王，还都是刘邦生前赐封的列侯，尽管“非刘氏”，谁好意思反对？
    ——将自己的外甥、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儿子封王。此人自然也“非刘氏”，可他姥爷是刘邦，他姥姥是吕后，他姐夫是孝惠皇帝，他姐姐是孝惠皇后，他祖父、父亲都曾经是赵王。在君主政治范畴内，这个“非刘氏”封王的人选可以称绝，真不好反对。
    ——将刘盈其余诸子、后少帝的弟弟全部封王。皇弟封亲王，更是礼所应当。
    ——转了这么一大圈之后，她授意朝臣提名封吕泽的儿子吕台为吕王。这是吕氏第一个活人封王，可又有些袭封的意思，大家只能遵命了。老太太煞费苦心，终于成功迈出了王诸吕的第一步，突破了刘邦的禁令，更战胜了丞相们的反对。这是第一次实实在在的利益转移，从原来刘邦庶长子刘肥一枝的齐国70余城中切出一城转移到了吕氏一族手中、封给了吕王。刘肥一家自然不满意，但在大家看来并不过分。
    ——试探一下之后又立即收缩。将老刘家的男男女女悉数加封，刘太公的小妾封为王后；刘邦的本家兄弟刘泽封为琅邪王；刘邦庶长孙、第二任齐王刘襄的弟弟刘章、刘兴居封为朱虚侯、东牟侯。赵王的位置空出来了，那是个富裕地方，她先派人征求代王刘恒的意见。刘恒不去，才封给最亲信的侄子吕禄。这是又一次实实在在的利益转移，将原来刘氏的一个封国整体转移到了吕氏一族手中。但刘氏一族已经无话可说，以亲戚论，吕后的侄子也是刘邦的侄子，儿子不去就轮到侄子，无可挑剔。
    ——通过这样一番眼花缭乱的迂回，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王诸吕的目标，“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
    老太太成功的关键在于，表面大刀阔斧封了一群王侯，实际步步小心并没有损害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封诸吕为王、为侯，大多是调整原有刘氏诸王的封国，既得利益受损的是刘氏诸王这个群体。但被调整的刘氏诸王都是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在这个意义上，王诸吕和杀刘如意母子是一个逻辑，还是女人们之间的事情。老太太敢对刘邦宠爱的戚夫人和刘如意下手，哪里还会在乎其余诸子！没有直接杀头就是宽宏大量了。旁人在看王诸吕的时候可能忘掉这帮人，老太太不可能忘！但她只是精准报仇，绝不伤及无辜，更不意气用事，该谨慎的时候还是相当谨慎，丝毫没有触动诸列侯的封土封民，更没有触动一般封君的食邑。这样一来，对整个功臣集团而言，王诸吕与否都是虚的，除了王陵那个倔人，并没有谁一定要和老太太过不去。所以，直接违反白马之盟的王诸吕，通行无阻。
    这一套谋略，通过长时间、大纵深的反复迂回，将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法、合理甚至值得同情了，将人们反对的事情变得不反对或不公开反对了，可谓滴水不漏。与此前“秘不发丧”那种头脑发热相比，技术上的可行性显而易见。在理念上，又是以社会各方能够接受为前提的，与“秘不发丧”那种霸王硬上弓相比，政治上的成熟显而易见。这不可能出自吕后本人，也不是审食其能够提出的，张良、陈平的可能较大。
    就谋略的迂回特征以及与吕后的关系看，更像是张良。但张良去世于高后元年，有可能给个基本思路，随后窗口指导则不可能。（张良去世时间记载不一。这里以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为准。）
    陈平内心对于吕后王诸吕可能有一定同情；程序上则一定是同意的。在操作层面，无论封王封侯，丞相如果就是不同意，皇帝就没有办法付诸实施。《史记》、《汉书》都有陈平对吕后“伪听之”的记载，就是因此。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两位大家或还曾在相关档案上见到过陈平的笔迹，一定是同意的，甚或还很积极。且后来灭诸吕前夕，陈平自己也曾经谈起这件事情，说“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这里的大臣，不仅包括他自己，甚至主要的就是他自己。
    就吕后和陈平的关系看，无论张良是否还活着，吕后都会要陈平想办法。而陈平无论是否真心入伙，都已经很难有其他选择。
    吕后王诸吕，办法可能来自西汉两大策略家、来自在全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一流的策略高手，岂能不成功？！
    一般决策都有漏洞，破解的办法就是找到漏洞，破解的水平高低就看能否找到漏洞。
    107 吕后的临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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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后的关键失策是临终安排。（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吕雉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她可能有点误解，以为陈平已经完全被收服或是真心入伙，可以任意摆布。刘盈去世之后，派张良的儿子去走陈平的后门，说儿子死了、孙子还小，一个人在皇宫大院里很害怕，希望能任命两个侄子为将军、分别统领南北军。
    陈平至少是在表面上已经加入吕氏一伙，这一手就很不好对付。表面上，堂堂代理皇帝开了口，丞相一般不能不给面子。且所谓南军、北军，只是因军营和未央宫的相对位置而名，南军就是皇宫禁卫部队、北军就是长安卫戍部队。这等于是皇帝要求更换警卫部队负责人，丞相如何能不同意？实质上，这是要夺京城兵权。同意，则丢了京城兵权；不同意，必须有相应的准备。陈平显然没有相应准备，只能同意。丞相同意了，太尉周勃自然也只能同意。于是，赵王吕禄统领了北军，梁王吕产统领了南军。
    吕后可能信任陈平，但更信任自家侄子；陈平或也是这样考虑、这样理解。吕后夺取兵权的努力，就从这里开始；而夺取相权的努力，则是从审食其担任副相，“公卿皆因而决事”开始。
    最终，积累成为非常重大的变化：周勃虽然还是太尉，已经“不得入军门”；陈平还是丞相，已经“不得任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这个局面的轻松实现鼓励了吕后。临终横下决心留下遗诏：“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相国，统领政务；上将军，统领军队。对二吕，是实至名归；对陈周，是公开正式剥夺权力。同时任命副相审食其为太傅，也是明升暗降、是将他掌握的一部分相权也拿走了。同时又册封吕禄的女儿为后少帝皇后，这是控制了皇帝。她不一定想要以吕氏取代刘氏，但要以吕氏一族完全掌握最高权力、控制朝廷则很明白。
    相应，就是相印和将印的转移。吕后无意之中利用了功臣集团事实上的无领导状态。萧何、曹参死后，陈周谁也不能自动成为功臣集团领袖；有些人以陈平为领袖，有些人以周勃为领袖。对于吕后，陈平无法独立抵制，周勃也无法独立抵制。她应该是在逐步试探、逐步进逼中感觉到了意料之外的容易。当遗诏下达时，陈周都只能交出大印。
    刘邦对萧何尚且不敢如此，老太太自视过高了、片面了。她可能没有想到，西汉的丞相从萧曹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她免了王陵，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吃豆腐——捡软的欺负，王陵确实没有和她抗衡的实力。但陈平、周勃不是王陵。
    她可能只想到二人是因为她的选择而位极人臣，最少在形式上是如此。没有想到的是，且不论打江山的功劳，代理皇帝这十多年，为她服务的主要就是这二人。相国和上将军，是高于丞相和太尉的、带有相当荣誉性质的顶级高位，二人干了十多年，突然来了两个年轻的领导，是光荣还是羞辱？！且二人掌握大汉皇朝这两枚大印十多年了，什么说法没有，就这么拿走，会如何反应？更何况他们不是两个人，背后是整个功臣集团、是几乎全部文官武将。后来的灭诸吕，在陈周交出大印的一刹那其实就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她或许想到了。因为她明白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并且做出一系列收买人心的决定：“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此人相当于皇帝的生活秘书；“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这是宫中各部门负责人，关内侯食邑数百户；“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这是对诸侯王和朝中官吏。临终，又谆谆告诫侄子们，“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当年为刘邦送葬时的严重恐惧感至今犹在，作为重要经验传授给了侄子们。
    她极有可能是想到了——如同当年“秘不发丧”的对象只能是萧何一样，所谓“大臣恐为变”，还能有谁？只能是陈周。或如同高居庙堂的弄权高手一般，目的达到的时候，就是被利用者已经没用了的时候，自然会被看穿，也是必须付出的最后代价，也就无所谓了。但其对侄子的临终嘱咐又很可笑。在冷兵器条件下，高大的皇宫围墙，对军事防御确实有用。她的可笑在于，以为占据了皇宫就能掌握皇权。这就又如同混迹街头的小骗子了，能骗一把是一把，本就不考虑长远。也许，高居庙堂的弄权高手和混迹街头的小骗子在技术层面本就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只是敢不敢以混迹街头的本领高居庙堂。咱们的庙堂之上，一直不乏这样的人物，有些很快就被识破，有些类似吕后这样临终自己捅破，有些大伪大奸则始终不破，需要世人慢慢识别。
    高后八年（前180年）七月三十日，吕后去世。
    108 吕氏诸王的愚蠢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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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权在握的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上手就做了两件比较愚蠢的事情，等于自己屁股还没坐稳，却公开向功臣集团发起了挑战。
    第一件，盗取朝廷秘藏兵书。
    这件事情后世鲜有论及，记在《汉书》表、志部分：
    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汉书·艺文志》）
    经张良、韩信整理的这部分兵法图书数量很大。仅《艺文志》留下书名的就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4大类、53家、790卷。而张良、韩信联手整理的时间，韩信身为楚王的那一年顾不上，那就只能是“天下既定”后、韩信由楚王成为淮阴侯直至被杀的那几年。亦即，韩信作为淮阴侯的那几年也不是白吃饭的。刘亭长精明，人尽其用啊！
    编定兵书的保存。原本就是国家机密图书；又经过张良、韩信筛选，应该会更加机密；且古代兵书本就有很大神秘色彩，在我国成为公开图书的历史并不长。
    保存地点。在未央宫大殿西北的石渠阁。“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道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三辅黄图》）。（这是以石渠阁的基础兼做地下排水管道，既是系统工程又是环保工程。再有人宣扬发达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咱们就可以趾高气扬、不屑一顾地告诉他们，咱们祖上两千年前就有了。但也要有勇气承认，两千年后只要出了紫禁城、北京大街上就还是垃圾遍地、污水乱流。）
    保存机关。应该是西汉朝廷的博士、待诏博士、博士弟子。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图书馆、档案馆，图书应该和直接使用的人在一起。
    盗取的时间，应该是吕后去世之后。按照吕后嘱咐，吕产、吕禄都待在宫中准备对付大臣们。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准备打仗，先找两本兵书看看虽然有点临渴掘井，但也很正常。大名鼎鼎的张良，满腹韬略来自黄石公兵书的传说当时就已经尽人皆知。先看着兵书学习打仗，再到战场上学习打仗，也是军事家的一般成长轨迹；只在书本上学或只在战场上学的，都是极少数。别人因此而产生警觉就也正常了。
    盗取的方式。应该是派人公开抬走的。盗取只是灭诸吕之后胜利者定性。一个相国、一个上将军，从皇家图书馆中拿两本书看看，怎么能说是盗取？！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力，或也因此而没有想到需要保密。
    这个时间和方式结合起来，就成为他们准备动手的信号了。这个信号可能通过石渠阁的工作人员透露了出去，在读书人当中威信很高的太中大夫陆贾可能最先获悉。
    第二件事，二吕果真如吕后嘱咐，未给吕后送葬。
    吕后的葬礼是满朝文武参加的国葬。大队伍行动缓慢，沿途仪式很多。二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吕后近亲，居然没有出席，从第一天开始就被人们关注；随着葬礼进行，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自然成为超越葬礼本身的特大新闻、成为焦点、又是疑点。
    如果有人将这个疑点和盗取兵书结合起来，那就和刘邦死后吕后秘不发丧属于同一性质了，等于要动手的信号。
    客观而论，吕后死后诸吕的一系列举动可能都只是为了自保。这样的举动在战争年代也确属一般反应。在战争条件下，这是一种本能。如同丛林中的猛兽一旦发现别的野兽靠近，第一反应就是张牙舞爪冲出去，不能有任何犹豫。这是战争的规则。否则，就极可能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被谁砍的。所以，世世代代都祈祷和平、诅咒战争。可惜，萧何已经不在，朝中已经无人具备那般以四两拨千斤、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双方所能做的都只能是照战争规则办事、准备打仗。
    一旦打起来，事情就会按照打的逻辑展开、按照丛林规则办事。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即所谓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咱们的政治文明程度，也就只是远古贵族政治期间比较高，因为都是一家一姓，好像一家人打架，多数时候下手也还知道注意轻重，轻易不能把对方打坏，更不能打死，所以有许多后世看上去很愚蠢的、又是双方共同遵守的战争规则，其实和日内瓦战争公约差不多，只是早了数千年。后来就不行了，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政治文明问题，但越来越找不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靠打，往往是血流漂杵、你死我活才能解决问题。
    深层而言，又是刘邦消灭功臣诸侯王以来、西汉内部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以刘氏诸王取代功臣诸王为标志，刘邦不知不觉走到了以刘氏一家为目标而巩固政权的路子上。既然天下是刘氏一家的，整饬非刘氏功臣在理念上、技术上就是必然，而且一定会由外围至核心、从非嫡系到嫡系。他的反思，只是由于功臣诸侯王的强烈反弹以及废立太子遭遇功臣群体抵制，自己反过来感到了威胁。吕后执政，思路一样，只是目标调整为吕氏，所以匿丧不报，准备翦灭嫡系功臣。因为，刘邦的嫡系并非她的嫡系。而未能实施，表面是由于郦商说破阴谋，本质是嫡系功臣力量过于强大，再加萧何的威望和智慧。此后，只是由于吕氏力量不够+吕后寿命不长=未能清洗功臣。吕后如果长寿，必然重新清洗功臣，因为她只相信吕氏一族。
    吕后临终将政权交付吕产、吕禄。二人又持相同思路，且资历太浅，更刻不容缓，必须立即动手，否则必然惶惶不可终日。二吕的行为看上去愚蠢，在他们而言又是无可奈何。
    二吕的选择在后世看来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智，因为他们看到的功臣集团和后世看到的不一样。后世看到的是本质的、强大而独立又久经战阵的政治集团，他们看到的是表面的、在吕后面前规规矩矩甚至走路已经颤颤巍巍的一帮老臣。老虎不发威、只当是病猫了。
    109 陈平和周勃的恩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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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吕即将开打之际，功臣集团正值领袖断档状态。这时功臣中位置最高的就是陈平、周勃。但二人谁也无法独当此任。陈平能力没有问题，但不是从沛县起家的老伙计，资历有问题。周勃资历没有问题，但应付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两人有矛盾。（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陈平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事情发生在陈平参加汉军初期。
    汉二年（前205年）三月，汉军初出关中、第一次进军彭城途中，陈平从项羽帐下逃来，通过老乡魏无知求见刘邦。
    前文曾有交待，刘邦接待投奔者的习惯做法是，一律先请吃一顿。对权贵、对成功人士、对富裕阶层，这自然无所谓、不值一提、甚至不屑一顾。但对平民百姓、对穷途末路者，这在生理上、心理上都很重要，甚至会终身难忘、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当时诸侯纷纷来归，一般的投奔者更已经络绎不绝，作为数十万大军最高统帅还能坚持这一惯例已经很不容易，但只能是席间寒暄两句，已经无暇逐一交谈。这一次也是一样。
    陈平和刘邦，在鸿门宴上曾有一面之交。当时，刘邦寻机出帐、正准备不辞而别，项羽吩咐帐下都尉陈平出帐召唤。刘邦遂不好意思不辞而别，便说：“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史记·项羽本纪》）樊哙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刻，还讲什么礼节？于是不辞而别。陈平似没有执意难为，多少有点把刘邦放走的意思。
    刘邦并未认出陈平。陈平亦未提及此事。
    和同一天投奔者一起吃过饭，刘邦只是习惯地说了一句，“罢，就舍矣”。就这吧，各位先休息。（和陈平同一天投奔者，《史记》记为七人、《汉书》记为十人，或是当时书写习惯导致的误读。）
    陈平当即表示：“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
    刘邦于是留下陈平，两人交谈甚欢。结束时，刘邦问陈平在项羽那里是什么级别？陈平说是都尉。刘邦当即“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级别还是原来的，但岗位大不同了，参乘是和刘邦同乘一辆战车的高级警卫兼参谋、护军负责监督管理汉军将领。当然，这两个岗位都不止一人。
    诸将闻讯一片哗然，都说：“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与共载，使监护长者！”这是一般群体中常见的反应，不算稀罕也不为过分。
    但刘邦的应对就比较特殊了。陈平投奔刘邦的时间是汉二年三月，地点是汉军进军彭城途中、在修武；两个月之后的汉二年五月，彭城大败后，刚刚逃至荥阳、收集散兵、稳住阵脚，又任命为韩王信的亚将驻军广武。这就成为事实上的方面大员了，份量高于一般丰沛子弟，提拔速度甚至高于韩信。西汉顶级重臣中，这是唯一刘邦自己识别、破格提拔的一位，又可谓极少数真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一位。
    这样一来，嫉妒陈平的就不是原来那帮老人，而是汉军的方面大员、高级将领了。陈平好似两个月之前刚刚战场投诚来的，他们好些人可能还认不准，一转眼就和自己平起平坐了。
    周勃、灌婴作为他们的代表，便带头打陈平的小报告。对刘邦说：“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重点攻击陈平的人品，在家靠哥嫂养活，刚到汉军中就接受诸将馈赠，根据送钱多少安排任务，是个贪财之人。
    @莫我知兮 2021-10-09 15:16:13
    刘邦与吕氏集团的关系在史书中非常诡秘。封了王的吕泽之在《史记》中没有《传》，怎么也说不通。唯一的解释是刘氏军功集团政变成功后，对在楚汉战争中出力甚多的吕氏集团的功绩全部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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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历代皇朝中类似现象越来越多，或也能算是一种中国特色。
    109 陈平和周勃的恩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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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嫉妒，从周、灌口中说出，刘邦就不能不闻不问了，遂责问魏无知。
    魏无知以退为进，回答说“有。”刘邦进一步责问，魏无知才反驳说：“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
    魏无知以退为进的回答当下非常有力、使刘邦认识到了陈平的能力，但无意之中等于肯定了陈平的品质问题。受金，应该是当时高级军官的通行做法，陈平自然也不例外。盗嫂，根据清人郭嵩涛《史记札记》考证，西汉以前还没有以奸淫为盗的说法，盗就是经济上的，盗嫂是说陈平长期依靠哥嫂养活、等于盗窃了哥嫂的资财；和受金一样，都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男女问题。后世以奸淫为盗了，世人又愿意往这个方向理解，遂成为陈平难以洗刷的品质问题。
    刘邦又责问陈平。
    陈平回答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
    刘邦当即郑重其事表示感谢，并进一步“厚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
    典护军相当于总政干部部的处长。护军中尉相当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副部长。这两个岗位都不止一人。护军中尉又尽护诸将则只有一人，是典护军和护军中尉的领导，负责所有汉军将领的监督管理，相当于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部长。后来又成为仅次于张良的谋士，等于又兼任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最后一个兼职，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没有正式任命。张良只相当于总参谋长；陈平相当于总政主任兼第一副总参谋长，在汉军中的实际地位其实是略略高于张良的。
    刘邦态度明确如此，“诸将乃不敢复言”。
    刘邦可能通过这件事情注意到了文武之争。与后世历代义军相比，汉军将领当中有文化的比较多，但文盲也还是多数，嫡系丰沛子弟更大多数是文盲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但刘邦并没有利用狭隘无知争取多数支持，更没有利用狭隘无知挑起内部矛盾自己居中控制。他的办法是对狭隘情绪给予当头棒喝，态度明确、强力遏制。之后，始终坚持这样的态度。史上开国皇帝中，这一点堪称进步。胸怀一般是由见识和眼界决定的，见多识广易宽阔，反之易狭隘。
    楚汉之争胜出后，又有一件类似事情：
    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不仅使用了如此刺激性的概念加以区分，事后更明确表示“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公开、亲自对文武之争给出了结论。
    从陈平之事的“诸将乃不敢复言”到萧何之事的“群臣皆莫敢言”，不仅表明这种狭隘情绪是刘邦以最高之尊压下去的，更表明强力遏制、威权压制在功臣集团中的必要。否则，汉军、功臣集团就只能成为文盲军队、文盲集团。

    
    陈平墓俯瞰

    
    陈平墓入口
    110 西汉功臣集团一大特征——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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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在秦末各路义军中，是汉军一大特征，更是汉军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
    对照范增在楚军、在项羽麾下的结局就能恍然大悟，楚军容不下读书人。而汉军，始终保持了总体有文化并崇尚文化这一特点。百余年后驻防居延前线的汉军燧长（相当于哨长，介于班排长之间），基本都“能书会计知律令”（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亦即，汉军的班排长都“能书会计知律令”。这个太厉害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需知，二十世纪国内战争的各方军队，一般都还不到这个水平，一个连能有一两个识文断字的就不错了——文书和指导员，班排一层很难做到。
    萧曹之间“及为将相，有卻”（《史记·曹相国世家》），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里代表大家说话的功臣，可能就是曹参。韩信之外，他的战功最高。这种问题、这种场合，功劳最高的不先开口，其余人哪里还敢做声？但二人又都可谓知道适可而止，萧何临终仍然推荐曹参接任；曹参接任后仍然继承了萧何的既定政策，传为美谈。
    古代的文武之争，或就始于西汉。
    之前廉颇蔺相如的将相之争，只是个别现象。西周以降，传统兵役制度并非常备军而是临时征发，每十户一乘战车，以大大小小的贵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组织起来，自家军队自家统领，大大小小的贵族——公侯、大夫、士——就是全军将士。那时官员尚不分文武，也就不会产生群体性的文武之争。直到春秋战国，官员还没有制度性的文武之分，文事武事都以贵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进行，都由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导。直到秦皇朝，将领一般都还是贵族出身、都是文化人，庶人、奴婢、文盲基本不能涉足其中。
    史上第一批庶人、奴婢、文盲将领就出现在秦末各路义军军官之中，其中幸存者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但布衣可以成为将相，基本只是这一代人，之后和西汉的其他问题一样呈回归倾向，军队一般以世家封邑为基本单元，世家子弟自然就是将领。东汉比较明显，二十八宿大都是文化人。三国、两晋尤为突出，将领大都是率自家部曲起家，将士称为主公。他们一般都有文化，有些甚至很高，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甚至有周瑜那般音乐专家级的。南北朝时，南方的刘裕、北方的高欢是庶人出身、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也还是世家子弟、文化水平较高的。
    武将就应该五大三粗、以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为生，武将的概念就等同于粗人、文盲，并且以粗人、文盲自居，还看不起文化人，进而认为文盲最高贵、有文化的人很愚蠢，是宋元更迭之后的事情，是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几经融合之后的事情，且越往后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如同中华古文明一样，咱们留在历史上的轨迹也是异常清晰的由先进而落后。
    文盲占多数的军队中，这个问题一般都比较严重。有文化的将领为了能合群，甚至会竞相以粗人自居。因为刘邦强力遏制，西汉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比较好的。文武之争虽然露头，并没有形成文盲功臣对文化功臣的群体性制约和压倒性优势，反而很快形成了文化功臣领导整个功臣队伍的局面。这对于西汉功臣集团的进步性、对于西汉政治的进步性，都很重要。
    西汉功臣之家大都没有三世而衰或五世而衰，反而繁衍成为了长期稳定十余代、数十代的簪缨世家，超越朝代更迭而长盛不衰，其中相当一部分武将后裔成为经学世家、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化大家。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喜，他本人只是冲杀在最前线的汉军骑将，是肢解项羽尸身的五名小军官之一，而他的后人当中，就出现了被称为关西孔子的杨震，还有被曹操杀了的文化名人杨修。他们应该感谢刘邦的强力遏制、应该感谢队伍当中那些有文化的兄弟，将他们引领到了崇尚文化的道路上来。西汉功臣集团因此形成了又一个重要特征：以文化人、读书人为首并形成传统，读书人是稳定的领导核心。
    但刘邦的明确态度和强力遏制，也无意之中导致了功臣集团的领袖断档。汉十二年二月，刘邦伤病已经无望时，和吕后之间有一次著名谈话：
    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高祖本纪》）
    这个人选和顺序就是看谁的功劳最大、又看谁能够驾驭功臣集团，选择的其实是刘邦之后的功臣集团领袖。开始很明确，不必讨论，吕后也清楚，刘邦死后就是萧何；萧何死后就是曹参。这个顺序很清楚，没有异议，也没有疑虑。后来的进程也是如此。萧何死后，曹参闻讯即准备启程到长安接任汉丞相，就是因为功臣集团内部顺序太明确了、轮到他了。这是在刘邦主持下、大家共同排好的，没有人能插队，更没有人敢插队，只能是他。当然，这也导致西汉前期的文臣武将年龄严重老化。
    再往下就有问题了。曹参死后功臣集团的领袖不明确。吕后所问，主要就是问曹参之后该谁。刘邦提出了陈平、周勃，却没有明确先后。这事有点可疑。刘邦岂是不敢在陈周之间断先后之人？刘邦在世，陈周之间一直就是有先后的、很明确。周勃指责陈平，就是出于对后来居上的嫉妒；对于绝大多数汉军将领，陈平都是后来居上者，周勃之所以敢于近乎公开的指责陈平，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有意见。
    被刘邦压下后，周勃只是敢怒不敢言，甚至怒也不敢很明显——刘邦对诸将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而有效的。他内心的不满更只有一股脑儿倾斜到陈平头上。自那时起，两人再无公开冲突。但面和心不和，对立情绪可能更严重，也就很难合作。不能合作势必影响二人能力素质方面的互相弥补，无形之中也就放大了各自的缺陷。别人未见得没有类似缺陷，只是没有被放大而已，许多领袖就是因此而错失了人才。刘邦识人、用人的水平确实比较高，没有因此看低二人，一直还很重用，只是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能控制、调和二人矛盾。提名王陵应该就出于这一考虑。但汉军毕竟不是沛县民间社会，王陵更已经不是大哥，不能担此重任，自己反而早早退出了。
    于是，曹参之后功臣集团领袖陷于断档状态。陈平和周勃谁也不能自动成为领袖，也就谁也很难制约吕后，反而还得竞相亲近、依靠吕后。吕后执政后期较为专断，临终又敢于孤注一掷做出那样的安排，这无疑是重要原因。
    领袖断档，亦即无组织、无领导。这是萧曹死后功臣集团的基本状态。调解陈周矛盾，推出领袖，成为应对诸吕的当务之急。但这件事情本就属于领袖职能，在领袖缺位状态下，谁来担此重任呢？
    111 陆贾主动化解陈周恩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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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赋闲在家的太中大夫陆贾自觉承担了这个重任。（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陆贾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陆贾担任太中大夫可能不足一年，刘邦去世了。他和吕后的合作，一开始就不好。或是他看不惯吕后，或是吕后看不惯他，或是互相看不惯。本传有一句“陆生自度不能争之”。这样他既看不惯又不能“争之”的事情最少有两件：
    一是吕后不顾大局，下令对南越实行铁器禁运。
    这不仅违反陆贾和赵佗的协议，更是严重忽视民间长期形成的传统经济关系，等于主动将南越视同外国，有点意气用事。但当时的炼铁技术究竟先进到何种程度？是否需要行政壁垒加以保护，都很难断定，也就不好判断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有效性毋庸置疑，赵佗作为技术落后一方、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力量解决问题，又是生产生活必需，就像是被人掐了脖子，只得一边表示强烈不满、一边多次派人请求解除禁令，反复无效，最后一手便是重新宣告独立、再次称帝，并且不断派兵骚扰长沙等地。
    陆贾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了。但又很难说话。支持吕后，等于激化双方矛盾；反对吕后，等于支持赵佗独立，那就有点里通外国了。
    二是吕后作风专断，与刘邦相比可能很明显，令人难以忍受。
    一般大臣，只要不损害自己利益，可能无所谓，且多数在宫外上班，接触不多，眼不见心不烦。他是有自己思想的人，且是在宫中、在皇帝身边上班；刘邦死了，就得在吕后身边上班了，感觉难以忍受，待不下去了。
    长期君主专制留给后世一个极为糟糕的遗产，把思想问题直接等同于政治问题，只要和皇帝想的稍有不同就是大不敬、甚至是犯上作乱。其实未必。自己的思想如同自家的孩子，不可能和别人家的完全相同；如果一定完全相同，那就或是血缘出了问题、或是经过痛苦的整容、或是唱戏一般扮上了。真正自己呕心沥血考虑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完全绝对和皇帝想得一模一样？！如果皇帝真的认为自己的思想绝对正确、表述也天衣无缝，凡有不同都是异端邪说，有自己思想的人就会感觉被人扼住了咽喉、呼吸困难。专制其实是有自己思想者的专属痛苦。皇帝越是绝对正确，有自己思想者越是痛苦。
    刘邦的真正伟大并不仅仅在于宽松、包容，更在于“无可无不可”——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陆贾这样的人就如鱼得水，也发自内心的敬重刘邦，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吕后并非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更多的时候只是本能，也并非总是很残酷，有的时候还是很温柔的，是一个温柔的老奶奶，非常关心自己的子孙，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张三李四，无论高兴低兴，一举一动都得照她说的来，她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有幸成为一国之君了，便如同治家一般治国。所以，古人认为牝鸡司晨是一种灾难。她们并不是天生坏蛋，更不是有意识不许别人思想，只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甚至自己的本能都天生正确、绝对正确，家里人自然应该都照着来。专制者一旦获悉被视为专制，内心大都很痛苦、很委屈，觉得众人都是不识好歹、自己则是好心当了驴肝肺。
    因此，吕后和西汉功臣中读书人的关系大都不好，好似命中相克。对陆贾——因南越形成对立情绪；对娄敬——因和亲形成对立情绪；包括年轻御史赵尧——因推荐周昌形成对立情绪；对整个群体——因残杀韩信、彭越形成对立情绪。
    吕后执政不久，陆贾“乃病免家居”，正式称病辞职了。
    在君臣关系的理念上，当时读书人奉行的虽然还是春秋时期的合则留、不合则去，真正能做到的已经不多了。西汉功臣中，真正能够实践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韩信、陈平之外，便是陆贾，使人联想到傲视君王的古之士大夫风范。而韩信、陈平又都是在项羽账下合则留、不合则去，在西汉、在自己参与打造的朝廷中还能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似乎唯有陆贾一人。那就可谓独领风骚了。
    而吕后听之任之，没有追究，又是因为陆贾声望正高。论武，单车万里收回南越；论文，寥寥数语改变了刘邦的执政理念，朝中文武都心知这是有真本领的人，无论立场如何，都极为敬佩。
    所谓古之士大夫风范，不仅得文化水平较高、思想水平较高，道德水平也得比较高。陆贾辞职，恰恰为自己增添了道德风采。
    111 陆贾主动化解陈周恩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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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因此而对陆贾颇为欣赏，称赞说：“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说陆贾结局最好，原因在敢于坚持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然，既要坚持己见、保持独立人格，又放不下官场的好处，那是不行的。
    但从社会整体一面看，一个社会既希望有人敢于坚持原则、又不能保证这样的人生存下去，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必定越来越少，阿谀奉承之徒必定越来越多。后世明朝官场中这一现象较为突出，就是因此。
    陆贾也有读书人的毛病，往往故意、专门傲视君王，辞职之后更是如此。他的战功可能不多，食邑也就不大。长安以西的好畤土地肥沃，便在那里安家了。又将赵佗馈赠卖出，膝下五子每人给了2百金，各自成家立业。西汉10金以上即为中等富裕家庭，300金以上则为豪富。陆贾的孩子就都是中等偏上的富人了。他自己，则选择了非常招摇的生活方式：
    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女（汝、你）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它客，率不过再过，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
    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小乐队，不是一般的超前啊！但这些，或大都是有意做给别人、甚至是给吕后看的。本人不伺候你，日子也逍遥自在。
    逍遥归逍遥，依然本能地关注朝政。他的《新语》，是在皇宫中、在刘邦身边、以立马草诏那样的方式写出来的，写一篇给刘邦看一篇，刘邦看一篇就称善一篇，刘邦称善一篇左右就呼万岁一篇。他在刘邦左右、在皇宫工作人员中的威信陡然提高，尤其是石渠阁那帮年轻书生。他们真心仰慕，人人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他们和他的关系很好，他辞职之后，应该更好，或许还会有人时不时拿自己的文章来请教一二。
    应该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陆贾获悉了呂产、吕禄盗取兵书的消息。他经过长期战争熏陶，而且是在决策机关、参谋岗位上、以分析敌情为主要业务的长期熏陶，几乎是立即就和二吕缺席吕后葬礼联系起来，从军事的、战争的、克敌制胜的角度加以分析，意识到了背后的非同寻常，更意识到了功臣集团一方最大的缺陷——没有领袖。
    以天下为己任，是优点也是缺点，能成就人也能耽误人。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谓人微言轻，就都是从避祸角度考虑的。所幸，西汉社会组织结构还很不严密，社会理念还比较宽松，陆贾几乎是下意识地自觉主动承担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担。
    也许，他根本就不认为是什么重担。他亲身经历了西汉功臣队伍形成的全过程，明白眼下能够成为领袖的只有陈平和周勃。他和二人都很熟悉，知道二人积怨的由来，知道主要责任在周勃，认为化解二人积怨应该周勃主动。所以，决定先找周勃。
    陆贾乘着自己那辆走过大半个中国的驷马高车，带着10名侍者，浩浩荡荡来到太尉府上。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太尉大人在心理上却是非常明确地拒他于千里之外了。好似看见上门借米的邻居，非常亲热、没完没了地打哈哈、开玩笑，就是不让对方张嘴。陆贾每每尝试进入正题，他总是立即岔开，不仅不接话茬，而是一句正经话不说，根本就不让陆贾进入正题。陆贾只好告辞。
    陆贾离开太尉府，直接来到丞相府。他原本官不大，辞职了就只是一介庶人，却是这里的常客。门官兵役见他下车，都只是远远地深鞠一躬，不拦不问也不引路。径直走进相府大堂，陈平一人在堂，正在沉思中。他进门、走近，陈平居然都没有察觉，便拱手作揖相问：“何念深也？”如此专心在考虑什么呢？

    
    陆贾与赵佗雕塑
    112 陈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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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末至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百姓大展身手的伟大时代。相对于刘邦由亭长（镇长兼公安派出所所长）成为皇帝，陈平则是由里宰（村民小组长）成为丞相，基础比刘邦低两级、结果比刘邦低一级；更不容易，更有成就感。
    下面是简略的陈平年谱，原是为准备这个稿子而草草编制，起草时感觉直接用在这里也挺合适，省了介绍笔墨，遂删减一番贴在下边：

    陈平简略年谱
    出生：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前后。这个时间为笔者推断，根据是：陈平最初参加起义在陈胜旗下魏王咎所部，陈胜起义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九月，魏咎自焚于秦二世二年六月；且陈平参加义军之前，已经读书、游学、帮助乡人筹办红白喜事、娶妻、担任里宰等。男子二十而冠，可以娶妻；担任里宰一般是娶妻之后的事情。陈平参加义军时应该在25岁左右。
    出生地：魏国阳武县户牖乡。魏国乃四战之地，春秋战国时人才辈出，李悝、乐毅、西门豹、吴起、商鞅、惠施、尸子、庞涓、张仪、白圭、石申、信陵君、尉缭子、孔鲋、张耳、陈余等，或出生在此或曾在此地活动。这是陈平的生活环境。
    家境：“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不是奴仆，也不是与人佣耕而是“有田”，应为平民；当时一般耕种能力为一夫一妇田百亩，低于一般水平应为贫民，且所居“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应该是从贵族阶梯上跌落下来已经有若干代的平民子弟。
    秦二世元年九月之前：在本乡读书、帮助乡人办理红白喜事、娶妻、担任里宰。
    中原一带教子读书在战国时已经形成风气，甚至有抵买田宅供子弟读书者。陈平的兄长所以“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其嫂对大小伙子吃闲饭有意见，发牢骚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兄长“逐其妇而弃之”。（将相关信息联系一起分析，对陈平盗嫂一说，可能还是郭嵩焘的解读更可信。）
    “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乡里可能已经有相对固定的帮办红白喜事的自愿者组织，陈平即为其中成员、且以早到迟退表示自己帮助之诚。自古以来，这就是贫穷人家子弟和乡邻的相处之道——没有钱就多出点力气。
    成年后因家贫而不能及时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本县张姓富人看重陈平，许配孙女并给予经济资助。出嫁时，又嘱咐孙女“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陈平兄长这时也已经重新娶妻。
    担任里宰。里中社时分肉食甚均，父老称赞：“善，陈孺子之为宰！”陈平年轻气盛，回答说：“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此一抱负不可谓不大。后来长期成功担任汉军护军中尉，或就得益于此时经验。
    秦二世元年九月之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
    秦二世二年六月之前：“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自信并顽强争取社会认识，无疑是陈平一大特点。）
    秦二世三年冬十一月之后：“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
    汉元年冬十二月：“从入破秦，赐平爵卿”，成为项羽身边工作人员。
    汉二年初：殷王司马卬背楚归汉。奉项羽命率领原魏王所部前往平定，被任命为都尉、赐金二十，成为项羽麾下原魏王所部的首领。
    不久，殷王再次背楚归汉，项羽决定诛杀定殷将吏。陈平遭遇人生第一次危机，封金归印，仗剑逃亡。
    汉二年春三月：通过魏无知引荐得见刘邦。拜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
    汉二年五月：汉王屯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遭周勃、灌婴等诬告，遭遇人生第二次危机。刘邦“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
    汉三年冬十二月：汉军被楚军围困于荥阳城。献计，以黄金四万斤成功离间项羽君臣。（战国后期，尉缭子曾向秦王嬴政建议以三十万金收买六国将相。陈平或受启发。）
    汉三年四月：荥阳危急，刘邦请和无效。陈平再施离间计，项羽的主要谋士范增被迫辞职。
    汉三年五月：帮助汉王从荥阳成功逃脱。
    汉四年冬十一月：和张良共同建议刘邦封韩信为齐王。
    汉四年九月：楚汉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如约释放刘太公、吕雉，引兵东归。和张良共同建议刘邦毁约再战，终至楚军垓下灭亡，改变了楚汉之争的结局。
    汉五年秋七月：以护军中尉参与平定燕王臧荼叛乱。
    汉六年冬十二月：献计诈擒韩信。封户墉侯，强烈要求刘邦封赏自己的引荐人魏无知。
    汉七年冬十月：以护军中尉参与平定韩王信叛乱。刘邦率汉军误入平城被匈奴包围，献计成功突围。改封曲逆侯，食邑五千户，为西汉功臣中唯一尽食一县者，且是实封，可见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
    汉十年九月：随刘邦平定陈豨。
    汉十一年七月：随刘邦平定英布。
    汉十二年春三月：奉命带周勃赴燕代前线撤换并斩樊哙，变通处理。
    汉十二年夏四月：刘邦临终将陈平列入丞相后备人选；遭吕嬃挑拨，陷入人生第三次危机；获得吕后信任，被任命为郎中令。
    惠帝五年八月：萧何、曹参相继去世，吕后拜为左丞相。
    惠帝七年八月：刘盈去世，吕后称制，帮助吕后任命诸吕掌管南北军并居中用事。
    高后元年：拜为右丞相，帮助吕后王诸吕。
    高后二年：奉命重新整理功臣功劳，以功次定朝位。
    高后七年十二月：吕后临终任命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和太尉周勃同时进入赋闲状态。

    以上为截止于吕后去世的陈平一生。
    陆贾进门之前陷入深思的陈平在考虑什么，也不言自明——他陷入了人生第四次危机，且是最严重的一次。
    113 陈平成为功臣集团领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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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年轻时一表人才，老了依然仪表堂堂，一边起立拱手为礼，一边随口回答：“生揣我何念？”先生以为我在考虑什么？（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陈平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这种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可见二人关系。
    陆贾直入正题：“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
    真人面前不能说假话。陈平毫不迟疑地正面回答：“然。为之奈何？”是啊，你看我该怎么办？
    陆贾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
    没有寒暄，没有试探性的周旋，直接进入主题、进入了核心议题。
    陈平不愿意承认，内心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以奇谋妙计名闻天下，居然给吕氏做了嫁衣裳。张良家二小子来传话，说吕后想要让二吕执掌南北军，他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军队岂是单凭一个头衔就能掌握的？！吕后决心王诸吕又没有办法，在他则易如反掌、甚或有点卖弄心理。直到吕后的临终诏书颁下，才意识到上当，可已经是哑巴吃黄连了。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他陈平干什么？周勃干什么？居然只字未提。那就还是丞相、还是太尉。头上有了相国、上将军，丞相、太尉不就成了长史、司马？！这岂非是让两个老头子如同侍奉她一般侍奉她的侄子？他们岂不就是事实上的皇帝了吗？！这老太太居然敢这么玩人！你也太不把陈平当人了！
    成事不说。问题是该怎么办？束手待毙？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和命运抗争。俯首称臣？更不是他的选项，且对方又如何能够相信？！那就只有拼死一搏？
    他立即习惯性地将双方力量梳理一番、又将可能的策略梳理一番、再分别推演一番选定胜算最大的一套。当他又习惯性地起身、准备去向刘邦陈述的时候才意识到，刘邦已经不在、萧曹已经不在，吕后也已经不在，头上已经没人了，他需要自己做决定。拼死一搏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策略，而是领袖。
    不知不觉中，局势将自己推到了这一步。但是，那帮几乎都曾经参与中原逐鹿的草莽英雄们，能不能接受自己？
    陈平长期担任护军中尉。那是直接影响所有将领命运的职位，容易为人，也容易惹人。在他看来，和里宰分肉一样，要在公平。公平并不是绝对平均，那极可能导致不公平；也不是将战场上的一招一式逐一核实，那是办不到的，且情势往往不允许。公平首先是公开，一场厮杀下来，谁多一些，谁少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公开，是遏制不公的唯一利器。公开了，当事人都没有意见，一般而言就是公平。所以，别人看来很难，在他而言轻车熟路。
    113 陈平成为功臣集团领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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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见功夫的是处理杀项羽的功劳。
    汉王战前有令，杀项羽者赏千金、封万户侯。项羽最后却是在千军万马中“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史记·灌婴列传》）。
    这个功劳记在谁头上，久拖不决，成为难题。
    分记5人，大家认为是开玩笑：人已经自杀，他们争抢尸体、还自相残杀数十人，不追究就是从宽，记功岂不贻笑大方？干脆作罢，刘邦不同意。分摊全军，那和作罢一样。最后倾向灌婴。5人都是灌婴车骑部队将卒，灌婴的功劳簿上自然会有“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一条，但这个意见是要登记为灌婴个人的直接功劳，即记为灌婴“身斩项籍”。那时还没有此种风气，灌婴更是坚决反对。
    陈平最后的意见是：就分记5人。此言一出，哄堂大笑。
    他的理由是：能够抢到项羽尸体，一定厮杀在最前列。此言一出，一片叫好，灌婴尤其喊得响。
    消息传出，全军一片叫好，车骑将士更是赞不绝口。
    对照《史记·项羽本纪》应该恍然大悟，项羽一生最后的搏杀是在汉军重重包围中，和身边将士一起“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自己“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余创”。最后一刻，身边将士应该已经全数战死，他孤身一人面对汉军千军万马，其中的吕马童是旧相识，两人还聊了两句。吕马童不好意思，转身告诉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羽又对吕马童说：听说汉王千金、万户侯购我的人头，我把这份功劳送给你吧。言毕，自杀。这个场景表明，这5个人确实是始终冲杀在汉军最前列、和项羽及其身边将士格斗到最后的人，功劳自然应该属于5人。
    这件事情的处理，对高级将领只是一件功劳，对下级将士则事关自身及后代富贵与贫穷。此后，他无论走到哪里，将士们都是远远站定、恭敬施礼。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无论对谁，他都不开后门、不卖人情，也就将人情卖给了全军将士。所以，他在军中人缘很好。
    他所担心的在高级将领、朝臣。周勃、灌婴当年那个小报告，对他伤害最深的并非盗嫂受金而是“反复小人”。刘邦死后，他和吕后的关系，无意之中又坐实了这一点。他没有丰沛子弟的本钱，不能像王陵那样直接和吕后叫板。他家中只有30亩田地，没有贵族之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本钱；又一辈子都不愿意向人低头，努力想要能保持自己的人格；每有违心附和别人，都是在心头插了一把刀，一滴一滴流下来的，就是平民子弟向上攀爬时心里的憋屈。
    只有拼死一搏，才能证明自己。但拼死一搏，就必须成为功臣集团的领袖。这个难题似乎无解了。这便是陆贾进门时，他苦苦思索的。

    
    114 陈平对陆贾一直保持特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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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不太看重单车万里收回南越。南越能够不做任何抵抗尝试而单凭一番言语就回归中原，陆贾那番言语其实一般，能讲那样一番道理的人多了；关键是赵佗那样的明白人不多，赵佗可谓是真正目光看得远、算盘打得清。否则，再有一个陆贾也不行。
    陈平内心佩服的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那个水平，他陈平自愧不如。他很早就感觉刘邦称帝之后的办法有问题，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也就说不出来。获悉陆贾和刘邦谈话、尤其是听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那个话，那个感觉真正是醍醐灌顶。再听到二人谈话大意、又看到《新语》，真就五体投地了。
    刘邦死后，他改任郎中令，太中大夫算属下，两人交往更多起来，才了解了这个真正的读书人！陆贾谋略水平似不如自己，但见识确实比自己高，比萧何、张良高，比刘邦也高，只是机遇不好。陆贾称病辞职，就是自己经手的事。陆贾不只是公开表明个人态度，更是增加了反对吕后的力量，他从吕后的言语中感觉到了。没有这样不计后果、挺身而出不买账的人，朝局、国势还谈何正义、谈何清明？！这应该就是以身许国吧！这应该就是所谓国士吧！自那以后，他就吩咐门上，陆贾上门直接请进、不必通报。
    陆贾上门，是要他陈平挺身而出。其中包含三个前提：1、陆贾不仅不认为他陈平是吕氏一伙，而且坚信他是反对吕氏的。2、表明朝臣大都还明白他的真实立场，他有可能被大家接受为功臣集团领袖。3、需要他主动向周勃伸手、化解既往恩怨。这每一个前提的前提又是信任，是伯牙子期一般浓情厚意。尤其是陆贾能明白自己的真实立场，他不由心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更心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情。对于主动伸手的建议，他不由想起了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周勃不愿做廉颇，那我陈平就当一回蔺相如好了。不，比蔺相如还要心胸开阔，不是避让，而是自己主动上门、重金为周勃拜寿。
    两人商量定了这件事情。陆贾又将事先考虑好的如何对付诸吕的具体谋划和他一一商量。他边听边想，陆贾的谋略水平似也不亚于自己，已经相当周全，甚至准备以闲云野鹤身份、驷马安车周游朝中公卿，做一番摸底、准备。这确实必要。而以陆贾的声望，又是极为合适的人选，必然广受欢迎。
    陆贾告辞时，陈平送到大门口，边走边又觉得哪里不对。陆贾此去，就是率先上战场了，自己作为领袖不能这样送别第一个上前线的壮士；且周游朝中公卿，或伴手礼或宴请，所需开支不是一笔小数。这是为朝廷、为国家，没有让人家单枪匹马而上的道理，更没有让人家个人负担的道理。而他陈平，从此刻起，就是朝廷、就是国家了，他应该承担这笔开支，更应该向满朝公卿表明态度。差一点就忽略了，他不禁哑然一笑，自己还真还不如吕后，刘邦一死就能立即以朝廷、国家自居。
    陈平当即叫来相府长史，吩咐“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饮食费”（《汉书·陆贾传》）。他要陆贾乘相府车马、带相府奴婢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亦即带着他陈平的明确态度、作为他陈平的代表公开遍访满朝公卿。陈丞相当真比较阔，该花钱的时候也还真有一掷千金的豪迈。
    这事如果陈平想不到，陆贾大概也不会提，这一大笔开支或就准备自己负担了；陈平想到了，他也不推辞、不言谢，鞠躬为礼，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马，扬长而去。
    事不宜迟，陈平也立即前往太尉府拜寿。
    115 陈平、周勃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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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勃（？-前169年），沛县人，可能曾在秦军服役，为“材官引强”。当时弩为重武器，操控者统称“材官”，负责拉弓者称为“引强”。周勃应该身高力壮。后在沛县城中以编筐编篓为生，又在八音会中吹箫，有红白喜事和大家一起挣俩小钱。沛县起义时最先参加，可谓首义元勋。当时记功，最先攻上城墙为“先登”，冲锋在前为“最”，退却在后为“殿”，所部将士最先攻占目标为“多”。他的传记中，有三次“先登”、三次“最”、一次“殿”、三次“多”。冷兵器时代，基本作战样式是双方士卒作对厮杀，活下来的才有可能记功。那他就不仅能打，还必须会打。所以，最先被选拔为指挥中军、宿卫刘邦的虎贲令，进入汉中拜为将军，从此成为汉军高级将领。平定韩王信叛乱之后，为太尉。（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的吕雉传记、陈平传记、周勃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将近二十年的老太尉，突然被收了将印，不得入军门，心情、立场可想而知。但他没有处理此类政治问题的经验，不知如何是好。他明白陆贾来干什么。但他认为，这种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营生，不是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哪里是和书生们商量的事情？！所以，他只是打哈哈。可又知道此人真正有种，敢于面对面给吕后一个不伺候，内心还是很尊重。陆贾告辞，他亲亲热热拉着手、一直送到大门口。
    看着陆贾离开太尉府，他当下就后悔了。他知道陆贾会去哪里，觉得自己可能错过一个机会，想要叫住陆贾，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喊出来。立即吩咐家人，此后看见陈丞相家人一律笑脸相迎，又吩咐门官，若是陈丞相差人上门，立即带来相见；如果丞相本人来到，立即大开中门、全家相迎。
    和陈平的关系已经成为他的心病了。二十多年相处下来，他知道是自己不对。他家在楚国沛县，陈平家在魏国阳武，两国虽然相邻，两县却相隔数百里，谁也不认识谁，他哪里知道人家和嫂子长短的事情！且他的本意只是说陈平堂堂男子汉靠兄嫂养活，他真看不起这种人，心里又正不服气，就像憋不住的屁一样直通通放了出去。忘记了同样一句话从汉军大将嘴里说出去和从沛县街上小生意人嘴里说出去不一样，更忽略了在下边议论和向汉王禀报不一样，尤其没有想到有人将盗嫂说成是奸淫、私情，坏了人家名声。更让他心里难受的是，随后长期交道下来才知道，陈平还真不是那种不规矩人。可这种事情，人们偏偏还都愿意听、愿意信、愿意传，说不定数百千年后还会有人议论。陈平、陈平一家子一定恨死自己了。他很早就想去登门谢罪，可万一陈平不接受、不给面子、不愿和好，自己一国太尉、一把年纪、儿孙满堂，该如何转身？又该如何出门见人？
    所以，陈平上门，“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的时候，太尉府就像过年。5百金相当于5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这是一份厚礼。府中上下脸上都笑开了花，来客也不分上下高低，一律放开吃喝。
    寿星周勃和拜寿的陈平只是在席间转了一圈，就再未露面。
    116 陈平、周勃联手推出和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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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权旁落、成为摆设，促使陈平、周勃义无反顾、一拍即合。
    两人在后堂商量对策，一致认为上策是和平解决，不能把朝局搞乱，更不能把自家江山打烂。但要想不动刀兵就必须刀兵在手，必须先把兵权拿回来，最好能让吕禄自愿交出将印。派谁去和吕禄商谈呢？功臣中，老将军郦商的儿子郦寄和吕禄私交最好。但已经是两辈人了，二人谁也没有把握。当即派人请郦商前来赴宴。
    郦商已近八十岁了，且有病在身，一般已经不出门，人情来往都是孩子们出面。但太尉相请、又说明是丞相相邀，心知不是为了凑热闹。
    郦商来到，径直请入后堂，又派人找郦寄过来。
    陈平三言两语，心平气和将惊天动地的打算说了。不是征求意见，也不是商量，潜台词、前提是认为你们父子应该参与、必须参与、也一定会参与。大家都从战争年代走过来，都心知肚明，这种事情一旦说破就只有两种选择，不能同仇敌忾，就是你死我活。史籍中有陈平、周勃“使人劫郦商”的说法，或就是由此而来。
    郦商一把年纪、久在朝局，哪能想不到二人用意何在？！或只是没有想到当下就进入实施地步。对方没有征求意见、也没有商量，他也就不必多余说同意与否，只是说事关重大，请陈平逐字逐句交待清楚，要儿子逐字逐句记下，只能传话，不可自己胡说、坏了大事。
    于是，陈平逐字逐句讲了一番话：
    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籓，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
    这就是陈周二人商量的和平解决方案，最大限度考虑了吕氏一族利益。首先将吕雉抬高到和刘邦共定天下的位置，又承认、肯定王诸吕的合法性，对吕氏可谓仁至义尽。这是一笔交易，吕后和刘邦、吕氏诸王和刘氏诸王自然不可并列，承诺并列是为了和平换取他们手中的权力。郦商应该同意，朝中诸臣也应该同意。他们认为，以二吕为首的吕氏一族更应该同意。
    太尉府寿宴之后，郦寄依计而行。
    吕禄最初同意，“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但吕氏其他成员意见不统一，“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
    吕禄又对利害估计不足，还四平八稳、消消停停过日子。他和郦寄关系确实不错，居然还“时与出游猎”。路过姑母吕嬃家，吕嬃大发脾气说，“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说着又“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怒不可遏地说，“毋为他人守也”。
    吕后一辈老人大都已去世，吕嬃就是吕氏的老家长。她可能没有想到，吕氏最初只有三人封侯，好似在原始股中所占份额较少。吕后王诸吕，是作为刘邦老婆侵蚀刘邦包括刘氏诸王的“股份”；刘邦已死，或还勉强行得通。但掌握相权、兵权，那就是侵占功臣们的一份，是刘邦也未曾尝试的事情，是破坏长期武装斗争形成的既定权力格局，就真的是自作孽了。
    陈平方案的目光和胸怀不亚于当年面对秘不发丧的萧何，吕嬃却比吕后差了太多，和平方案失败了。
    和平，并非没有矛盾、冲突、斗争，而是能够长期、稳定、可靠地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这是高水平的政治博弈，对双方的政治水平都要求较高，必须双方都有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素质和愿望才行。或双方政治水平都低，或一方高、一方低，都只能回归暴力。而暴力手段则类同打架，几乎是最为本能的、原始的政治手段。长期使用暴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必然导致一个群体的政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严重倒退。
    西汉功臣为官，与之前的贵族为官和秦皇朝的武夫为官、与之后的读书人科举为官都不同。他们大多是自觉投身“革命”，是自己抛头颅洒热血在战场上拼命换来的，这个江山有他们的“股份”，掌握相应的政府权力等于是“红利”。他们和刘邦是君臣，更是战友；对西汉朝廷是政府官吏，更是“股东”。这是西汉和秦的本质不同，也是西汉对后世中国的主要影响。刘邦最终明白了，所以平安渡过危机。吕后开始不明白，但面对萧何抵制也明白了，也有惊无险。诸吕不明白，又拒绝了和平方案，就是自取灭亡——吹响了灭诸吕的号角。
    117 第三方率先动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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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臣集团和吕氏一族剑拔弩张之际，第三方——刘邦的庶长孙、齐王刘襄兄弟——率先动手了。（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五王传》、《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不一一加注。）
    第一代齐王刘肥，即刘邦的外室曹夫人所生的刘邦庶长子，汉六年（前201年）封为齐王。“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是最大、最富裕的诸侯国。“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这种划分标准，是相对于长期战乱、户口混乱的状况，要求流动到周围各郡国的齐人都回归齐国。作为齐国独享的优惠政策，其中或就有刘邦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女人的感情因素，但对其他诸侯国就不公平了。所以，刘邦死后，齐国立即就开始被切割。
    第一次是孝惠二年（前193年）。齐王刘肥来朝。宫中欢宴，刘盈以兄长相待、安排刘肥上座。吕后大怒，令人端来两杯酒放在两人面前。刘肥端起一杯向吕后祝寿，刘盈也端起一杯相陪。吕后慌忙将刘盈的碰翻。刘肥也不敢再饮，称醉而去，事后得知确是毒酒，担心走不了了。手下人给他出主意说：“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刘肥依计而行，主动上书请求将城阳郡割让给鲁元公主，才平安返回齐国。
    第二次是高后元年（前187年）。吕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第三次是高后七年。吕后又“割齐之琅邪郡封刘泽为琅邪王”。
    在吕后看来，可能还是比较公平的，齐国实在太大了，切割之后，吕台、刘泽都也还只是一郡之地的小王，齐国还是最大的封国。她也意识到刘肥会有意见，便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刘肥死后，立即请张良前往齐国册封其长子刘襄为第二代齐王，同时册封其次子刘章为朱虚侯，又将自己的侄女、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为妻；其三子刘兴居到年龄后即封为东牟侯；又安排兄弟二人都担任皇宫宿卫。
    但已经无济于事。王孙封侯是理所应当；皇宫宿卫也是闲职，只是名义；老吕家的女儿都有点张狂，刘章更未见得领情。
    刘章（前200年－前176年），出生即为皇孙、严格意义上的皇孙，年少气盛。
    一日宫中宴饮，吕后命他为酒官，他便请求说：“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吕后同意了。酒酣耳热时，他又说：“请为太后言耕田。”以嫡庶关系论，吕后是他的正牌祖母，便笑着说：“顾乃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他便唱道：“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吕后这就笑不起来了，默然无声。席间，诸吕中有一人不胜酒力而悄悄离席，他居然追上去“拔剑斩之”，然后向吕后报告说，逃酒等于逃兵，“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全场大惊，但“业已许其军法，亡以罪也”，只能不了了之。当然，这个姓吕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只能是和吕后关系疏远的，但毕竟是一条人命。“自是之后，诸吕惮章，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邦死后任人宰割的刘氏一族似乎又强势起来。刘襄兄弟则自我感觉更好。
    117 第三方率先动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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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后一死，刘襄兄弟立即动手。
    刘章可能较早就获悉了诸吕准备动手的密谋。当即派人潜往齐国，建议刘襄发兵长安，他和刘兴居里应外合，“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这是陈周方案之外的又一套方案。形成时间似早于陈周，且是独立于陈周的，目的很明确——拥立齐王刘襄当皇帝。
    齐王刘襄（？-前179年），更是说干就干，“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
    齐相召平获悉，立即发兵包围王宫。中尉魏豹出面忽悠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豹请为君将兵卫卫王。”召平信以为真、便将指挥权交给魏豹，魏豹立即反手领兵包围了相府。老资格的召平犯了如此低水平的错误，无奈自杀。
    刘襄遂任命舅父驷钧接任国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下令征发齐国兵役。
    琅邪郡已经不属于齐国。刘襄又派祝午忽悠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为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刘泽在刘氏一族中算是有点战功的，但能够封王也还是因为姓刘，又沾了吕后大迂回王诸吕的便宜。这时也有点异想天开了，高高兴兴“驰见齐王”，立即被扣留。刘襄又下令征发琅邪国兵役。
    刘泽上了当，立即反过来忽悠刘襄说：“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刘襄自己就是这样想的，自然也信以为真，“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刘襄随即攻占已经属于吕国的济南，然后发兵西向，同时传檄各路诸侯王。时为高后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距离吕后去世不足一月：
    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或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以危。寡人帅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这是公告天下，我刘襄要去长安灭诸吕、当皇帝了。如果是在后世、例如明朝，刘襄成功的概率极大。但在西汉不行。刘襄兄弟和吕氏一族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为天下真的是他们老刘家一家的。
    功臣集团虽然已经有了领导，但并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系统。这是西汉功臣灭诸吕整个过程的重要特征——并非完全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还有刘襄兄弟这般另搞一套的。这对一般领导可能是麻烦，但对陈平反而是好事——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养成了极为高超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118 大将灌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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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王刘襄发兵，呂产、呂禄的对策是派遣颖阴侯灌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灌婴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灌婴马上奉命率军出发了。这使二吕形成了对基本政治局势的严重误判，以为已经能够有效掌握皇权、调动汉军。他们忽略了，灌婴所统帅的车骑全军或乘战车、或骑战马，没有步兵，可谓古代的快速部队，是汉军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从中原对峙到垓下决战，都在最前线，难免骄狂，根本不是他们能够调动的。灌婴则更不是他们能够调动的。名义上是他们派遣，实际执行的是陈平、周勃的命令，是陈平随机应变的结果，包括马上奉命率军出发都可能是陈平的意思。
    颖阴侯灌婴（？-前176年），睢阳贩缯者。这个地方、这个职业，都有必要交待。
    缯，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为丝织品总称。不是布衣，亦非布衣——平民百姓——能够穿着使用，自西周以下一直是贵族特权。汉初，朝廷还正式通令全国，商贾“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汉书·高帝纪》），重申了这一特权。
    缯，王法明文规定，是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高档商品。贩缯者，即经营丝织品，也就不可能是沿街买布的小商贩，也不是经营一般布料的小商店，而相当于中等以上城市才有的、专营毛呢丝绸羊绒的、中低收入者轻易不会上门的大商家。灌婴，也就不是走街串巷的布贩子、小商人。
    睢阳，今商丘一带，是古老的商业中心，临近秦末各路义军初期的活动中心，也可以说就在其中。但灌婴并非起义初期就投身义军，而是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九月、起义爆发已经一年之后才参加。当时，陈胜已经牺牲，义军再次大规模扩张，在雍丘大败于章邯，项梁又牺牲，各路义军同时收缩。灌婴于这时投身驻军在砀郡的刘邦所部。这个时间、刘邦所部，绝非随意，又非小商小贩的计较。
    灌婴投军后，立即以勇猛闻名全军。到汉二年（前205年）四月，十足时间只有两年半，已经从普通士卒跃至列侯。期间，“疾斗”、“战疾力”、“疾力”、“疾战”的记载4次。
    汉军彭城大败之后，在荥阳和楚军对峙，很难抵御楚军骑兵，决定组建汉军骑兵部队，众人推荐来自秦国本土的两名骑士为将。二人说：“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汉军车骑可能是以秦人为主体的。可见汉军成分广泛，最初的万人之外，其余应该来自中原各诸侯国，最后的60万人也就应该是遍布中原各诸侯国的。）
    于是，灌婴成为汉军骑兵统帅。这又意味着，他很有可能参军之前就“善骑”，亦即，自家有马。当时的自家有马，好似当下家有高级轿跑一般，就更不可能是小商小贩了。此后，灌婴进入汉军高级将领行列，但仍然还有多次“身得”、“身虏”这样亲上战场、亲身格斗、亲立战功的记载。此人可能是汉军将领中最为勇猛者。
    从最初称为郎中骑兵到后来称为车骑，汉军骑兵一直是皇帝直接调动的独立部队，灌婴一直是这支队伍的统帅，带领这支部队几乎踏遍天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般从刀山火海中博得一身功劳的英雄，哪里是坐享其成的二吕能够调动的？！

    
    济宁市的灌婴墓遗址，已经只有遗址而没有坟墓

    
    济宁市的灌婴墓遗址，已经只有遗址而没有坟墓

    
    济宁市的灌婴墓遗址，已经只有遗址而没有坟墓
    119 功臣集团从一开始就是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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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和《汉书》的灌婴传中都明确记载，“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亦即，在长安城中灭诸吕的行动开始之前，二吕表面上是相国、大将军，但汉军的指挥权已经不在他们掌握中，或是从来就没有能够掌握。（《资治通鉴》选用了《史记·吕太后本纪》的记载，略有不同。这里依灌婴传记。）
    二吕和刘襄兄弟都没有意识到，站在对面的，不仅是对方，还有一个既有长期战争经验又有长期执政经验的功臣集团。对对方，他们或都有胜算；对功臣集团，他们都不是对手。
    而以陈周为首的功臣集团，则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两手准备：一边“灭诸吕”，一边严密戒备各路诸侯趁火打劫。灌婴出征的目的也就同样是两手准备：既联合诸侯王又防备诸侯王。
    这时已经拥兵指向长安或已经到达荥阳一线的，不仅有齐王刘襄，可以确认的最少还有楚王刘交。
    刘氏诸王中，刘交这一枝很有意思。从这一次开始、但凡有诸侯王对朝廷的军事行动，他们都会参加，但从来不当头，有点顺大流的意思。而功臣集团也不把他当头，无论准备联合进军还是命令退兵，陈周都是对刘襄，好像没有他这个人。刘交，论血缘是刘邦同父异母弟，与刘襄和刘邦距离差不多；论资历长期担任刘邦的秘书长，刘氏一族中更无人可比；论交情，和汉军高级将领、包括陈周应该都很熟悉。但自从封为楚王后，对于朝政就处于特殊状态，说不参与，什么也少不下他；说参与，又什么也不出头。其中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顺便交代一笔。
    灌婴率军前出至荥阳停下。这里是楚汉相争时汉军长期抵御楚军、最终转弱为强的旧战场。这应该是灌婴和陈周商定的部署，甚至就是陈周的命令，是充分认识到内外局势严重性——准备应付长期内战的战略安排，同时向各方传递一个再打起来汉军依然获胜的强烈心理暗示。这种战略目光显然是二吕和刘襄兄弟都不具备的，他们的胜负也就可以预期。
    灌婴大军在荥阳不前进也不后退。派人通知已经拥兵前来的刘襄等诸侯王，“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表面上，这是要求联合。但汉军精锐、打遍天下又最终消灭项羽的车骑已经驻扎在当面，这个要求就不是可以商量的，其实是要求各方接受统一指挥，事实上取消了刘襄以及任何一路诸侯王率军杀进长安的主动权。和东汉末年董卓进长安之后的局势略加比较就会明白，这一战略安排对防止天下大乱非常重要。如果听凭诸侯王杀进长安诛灭了“不当为王者”，可就真的天下大乱了。
    刘襄等人原本以为已经天下大乱、已经没有了朝廷。面对灌婴大军、接到灌婴通知或才明白，朝廷不仅还在，而且还在有效行使权力、在对他们这一帮诸侯王发号施令，并且派出汉军车骑驻扎在了当面。
    灌婴，就是当年和周勃一起打陈平小报告的那位。能够如此行动，可见其胸怀和头脑，可见其成长，也可见陈周联手的必要性。
    120 灭诸吕其实没有打起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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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西汉政局处于高度紧张中的短暂平静。吕氏诸王以为大权在握、咄咄逼人，打算等灌婴杀败刘襄后，再向功臣动手；刘襄在等着发兵杀进长安；刘章兄弟在等着兄长兵临城下；灌婴准备等陈周一声令下连兵杀回去；陈周则在等待一个有理有节的时机，似乎不愿意抢先下手。（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和《汉书》吕雉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率先打破平静的，是吕产、呂禄。九月初十早晨，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国归来，急匆匆赶到呂产府中，报告沿途情况说，“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又埋怨呂产，“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然后催促呂产赶快进入皇宫、据宫自卫。
    这表明，陈周的和平方案确实曾经为诸吕所知。此人发现灌婴和齐楚两国已经联手就赶紧回来报告，无疑是站在诸吕一边，而埋怨吕产没有能尽快到封国去，又是赞成和平方案的——这无疑就是陈周和平方案的社会基础，如果不是吕嬃愚昧确有可能成功。但此人此时又建议呂产据宫自卫，则等于向对方发出开战信号。诸吕一伙的行动逻辑有问题，且也未考虑向对方传递的是什么信号。他们和功臣集团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随后的整个行动更明显存在这个问题，却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
    贾寿汇报的时候，曹参的儿子、代理御史大夫曹窋正在和相国呂产商量事情。言者无意，似缺乏起码的警惕；听者有心，却具备足够的警觉。太史公对这一场面的记载可谓神准，说曹窋“颇闻其语”，听了个够够的、完完全全都听上了。然后，不待二人行动、曹窋已经托故离去，“驰告丞相、太尉”。感觉不像是乘车，而是骑马。当时高官一般乘车，他心知事情紧急、人又年轻，可能是骑着驾车的马沿着天街疾驰而去。这是灭诸吕的马蹄声第一次打破了长安城的宁静。
    历史知名度极高的西汉功臣灭诸吕的战斗打响。
    陈平、周勃获悉后，立即行动。
    周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直接进入北军驻地，没有得逞；应该是被严格执行管理制度的士卒挡在营门之外了。
    或皇帝符玺，或大将军印信，必须取得一个才能进入北军营地。在宫中掌管皇帝符玺的是襄平侯纪通。纪通和曹窋类似，也是个侯二代，其父是秦末大起义初期投身义军的“老革命”，汉军由汉中再入关中、定三秦时战死在好畤。胜利后追封为襄平侯，纪通在陈周面前是侄子辈。
    于是，陈平命令纪通持皇帝符玺谎称诏命送周勃进入北军，同时命令郦寄和典客刘揭以皇帝名义游说吕禄交出将军印信，这是两手准备。
    郦寄和刘揭便去忽悠吕禄，说皇帝有意“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一直当郦寄为兄长，没有想到大哥会骗自己，便将大将军印信交出。
    周勃于是得到了皇帝符玺和大将军印信。随后一段时间，这两件极端重要的东西一直在他手中。当时社会误以为周勃是灭诸吕的挂帅人物，或就是因此。
    周勃立即手持皇帝符玺和大将军印信进入北军驻地，以完全合法的身份对全军将士发出号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将士应声“皆左袒”，一律解开军服、袒露左臂膀，表示服从号令、站在刘氏一边。
    或由于这件事情画面感较为强烈，后世一直较为重视，被视为灭诸吕的关键了。其实不然。周勃这个办法，只是针对北军曾经被吕氏控制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简洁而有效的临战整训，也是一次兵意测验，万一军中有少数倾向吕氏者则又是有效震慑。周勃于是迅速顺利控制了北军。但双方并没有真打起来，北军也就基本没有用得上。
    120 灭诸吕其实没有打起来（2）
    =========================
    鉴于尚未控制南军，陈平急召刘章前往协助。
    刘章欣然受命。他和曹窋、纪通如此积极行动，可能都有陆贾事先思想摸底、组织准备的作用。
    周勃命令刘章控制南军军门，命令曹窋控制皇宫，不许呂产进入。
    呂产不知吕禄已经放弃北军，还打算进入皇宫，被曹窋阻拦。没有真刀真枪经验的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只得在宫门徘徊。曹窋担心不能阻拦呂产，飞马报告周勃。
    周勃命令刘章：“急入宫卫帝。”刘章请求带兵。周勃拨给千余士卒。
    下午饭时分，刘章带兵来到未央宫，呂产已经进宫。刘章挥兵追捕。呂产四处躲藏。突然刮起大风，呂产的随从乱作一团，不敢抵抗。呂产独自跑到郎中府的厕所中，被刘章追杀。
    后少帝刘弘在宫中得到消息，派出持节使者慰问刘章。如此正式，其意自然在表明政治态度。这意味着，小皇帝也不知道现在谁是朝廷，甚或以为就是刘章。刘章不是朝廷，自然也没有意识到该如何应对，为了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反而试图借机夺取皇帝使节。对方不肯，刘章干脆连人抓到战车上，载着手持皇帝使节的使者，一路通行无阻，从未央宫进入长乐宫，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然后，向周勃复命。
    整个灭诸吕行动中，这是唯一一支走上长安街头、进入皇宫的军队，刀剑在手、弓箭在腰，来而复去，行色匆匆。长安居民都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后世有些讲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周勃带着军队为了灭诸吕打了一仗，其实根本没有打起来。夺取兵符、进入北军，只是为了控制军队；控制军队只是为了避免对方使用军队；他们则根本无需使用军队，所以才会提出和平方案，也确实可以说没有使用军队。
    周勃闻讯大喜，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第二天，又“捕斩吕禄”，派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
    久经战阵的老军人们，杀得很干净。包括樊哙的儿子樊伉在内，他虽然不是吕氏一族，但他妈是吕嬃。樊哙在惠帝年间就已经去世，如果在世，不知会如何选择，也不知会是如何结局。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们或难免你死我活了。同样为吕后封王，吕通就是被杀，张偃则只是被废，不同只在姓氏、只在血缘。都说政治残酷，血缘有的时候比政治还残酷。进而言之，又都不是，而是暴力手段。无论政治问题还是血缘问题，一旦不能以和平手段解决而是进入暴力解决模式，最终都难免残酷。这也就更说明陈周首选和平方案的理智和珍贵。
    吕氏被灭族了。死的比较惨的正是吕嬃，“笞杀”，是被打死的。这个女人、偌大年纪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把吕氏一族害了，也把自己害了。她反对和平方案，反对二吕去当逍遥王，坚持吕氏一族独掌军政大权这个不切实际的目的，自己送了性命，还连累了全族。她也极有可能是被吕后误导了。吕后有意摆出一副专权的架势，妹妹和侄子们都误以为朝廷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她的手中，也都努力坚持专权。殊不知，这个时候的专权还很不容易，也极少。
    战斗结束了。整个过程中，周勃一直在北军大营，陈平可能始终没有走出相府，冲杀在第一线的是刘章、曹窋、纪通等侯二代。换而言之，是一帮小孩。在如此力量对比条件下，吕氏试图独掌军政大权，太不现实。
    这便是著名的西汉功臣“灭诸吕”。因刘邦身前说过一句“安刘氏者，必勃也”，后世乃至近现代常常定性为“安刘”。就整个过程看，功臣们不仅是“安刘”，也是安自己，甚至主要是安自己，是为了安自己而“安刘”。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刘邦成为皇帝，根本上因为是功臣集团领袖。政权属于功臣集团，皇帝只能是、必须是功臣集团领袖，必须和功臣集团是一伙，否则姓刘也不行。
    121 废黜小皇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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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如何产生是君主政治的核心技术，能够充分展示政治关系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充分展示政治文明的真实水平。
    在紧张的“灭诸吕”过程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强调：1、周勃派刘章率军前往皇宫时，下达的命令是“急入宫卫帝”，亦即“灭诸吕”行动的公开名义是保卫小皇帝。2、刘章率军进入皇宫杀掉吕产后，小皇帝曾派人持节慰问。这在逻辑上是接受并感谢保卫。这当然是小皇帝的态度，但更多的可能是警觉，是提醒功臣们，我这个皇帝还在皇宫里呆着，你们擅自进入皇宫、把相国杀了，事先不请旨、事后不上奏，你们还当我是皇帝吗？你们准备如何对待我这个皇帝呢？
    这是这次行动的最大难题。
    如果或事先请示、或事后汇报、或胁迫小皇帝参与、或强行以小皇帝为旗号，那小皇帝就是行动的领袖，就得继续当下去，灭诸吕就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且这个人是吕后的选择，整个行动就等于是为了吕后选立的皇帝而废黜了吕后任命的相国、上将军，政治上就不大清楚。
    如果杀掉小皇帝，那就意味着改朝换代。西汉朝政军务、各郡国政府都还好好的掌握在他们和整个功臣集团手中，何必改朝换代？换皇帝？！此时已经很容易，问题是谁来当皇帝？
    如果杀掉小皇帝而又不准备改朝换代，那就是无可否认的弑君、谋逆。他们对吕氏尚且首选和平方案，自然不会有此种选择。
    这样一来，就只能有一种选择了。
    事先不请旨、事后不上奏。
    这应该是陈周在行动之前就经过缜密思考的决策，甚至是整个行动中最重要的决策——只当没有这个皇帝。
    有皇帝而视若无皇帝，逻辑而言小皇帝肯定是当不成了。
    所以，灭诸吕成功之后出现了这样一幕：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史记·吕太后本纪》）
    这一步是且只能是陈平、周勃事先谋划好的。这里的“诸大臣”应该是他们安排人有意吹风，甚或就是他们本人。这是从血统上否定小皇帝的合法性。这种风，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就可以吹的，更不是随便谁吹了就能顶事的。
    121 废黜小皇帝（2）
    ====================
    于是，功臣们一致决定废黜后少帝刘弘。理由：
    ——小皇帝不是惠帝刘盈亲子。这是从血统上否定了其合法性。吕雉之前耍小聪明，为了等自己的外甥女张皇后生子，并且为了保证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既是嫡子、又是长子，刘盈和其他女人生了孩子都没有对外公开、不打算认账。未料到，张皇后始终没有能生出孩子。刘盈去世后，为了皇位继承，只得把刘盈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抱出来、重新确认为刘盈之子。要认就都得认，一下抱出来六个，不免让人怀疑。这种怀疑，此时成为从血统上否定小皇帝的有力根据。其实，各方心里都清楚，这六个孩子都是无可置疑的刘盈亲子、刘邦嫡孙。道理很简单，无论皇室还是民间，抱养孩子常见，可哪里能有一下子抱养六个的事情呢？！事理、逻辑，是最可靠的测谎器。
    ——小皇帝为吕雉所立，是为了“强吕氏”。这是从政治上否定了其合法性。或许小皇帝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甚至可能和前少帝一样，对吕后也很有意见。他虽然是刘盈之子、刘邦嫡孙，但又是吕后嫡孙，更是吕后选立，在政治上必然被视为吕氏一族。血缘，温暖的时候很温暖，残酷的时候也很残酷。
    ——小皇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等他长大能管事的时候，咱们就没命了。这最后一条才是真正的理由。他虽然是刘邦嫡孙也只能被废。不仅他，所有小亲王也一律被废。这个决定，记载中都是大家商量的结果。但最终拍板的，也只能是陈周，且主要是陈平。
    如果没有吕雉之前的小聪明作为铺垫，小皇帝和诸小亲王就都是不可置疑的刘盈亲子、刘邦嫡孙。如果不改朝换代，谁、有什么办法、用什么理由能这样一句话废黜呢？吕雉政治上的近视帮助功臣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政治上的近视往往很要命。当然，这又进一步揭示了灭诸吕的本质，以“急入宫卫帝”开始，结果却是废黜皇帝。这哪里能说是“安刘”！
    再联系当年的废立之争，就可以看得更明白。当时坚持维护刘盈的太子地位，显然不是为了吕后，虽然吕后曾经跪谢；现在决心废黜刘盈之子刘弘的皇位，也不是为了后来的刘恒，虽然刘恒当了皇帝。
    功臣们是非常清醒地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无论做何选择，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为吕后也罢，安刘也罢，都只是后人从大一统皇权至上理念出发的、想当然的揣度，甚或是有意牵强附会、忽悠旁人。
    小皇帝废是废了，并没有人公开宣布，也没有人去把他从皇宫中撵出来，更没有人把他杀掉。事情办了一半，又搁下了。
    这在灭诸吕的全部过程中也是重要特征——每一个人都是只干应该自己干的事情，而且只干到应该自己干的程度为止；不是自己应该干的事情、超出自己的程度，是便宜不会轻易去沾，是麻烦更不会轻易去揽。合起来，整个功臣集团便也是如此——政治上非常有节制。此可谓有理有利有节。

    
    这是惠帝刘盈的安陵，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经踪迹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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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1-11-13 0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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