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本义》[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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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本义》[第15页]

作者:天行健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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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是老大，甘夫人生。刘永是老二，刘理是老三，二人皆穆皇后生。

    再说魏、吴之间的战争。在这年年末，吴将孙盛引兵万人进驻中洲②，以为江陵的外援。到了第二年，就是魏黄初四年 (吴黄武二年，公元323)五月，魏将曹真命张郃进攻孙盛，夺取了中洲，对据守江陵的朱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2月，曹仁以步骑数万攻濡须，事先声言要攻羡溪 (在濡须东30里)，东吴的濡须督朱桓信以为真、分出兵力奔赴羡溪应敌，分兵走到半路，朱桓才接到曹仁向濡须进攻的消息，赶紧派人去追回分兵，但已经晚了一步，分兵还没有回来，曹仁的大军便开到了濡须。这时留在濡须的吴兵只有5000人，诸将看到魏兵人数众多，声势浩大。都有些恐惧，情绪非常低落。朱桓开导他们说:
    “凡两军交锋，胜败首先在于将领，不在士卒之多寡。诸君想必对曹仁这人早有所闻，他的用兵行师能比得上我朱桓吗？兵法上说：‘客倍而主人半’(客军要超过主军一倍)，这指的是在平原作战，双方都没有城池可守，而且将领的才能和士气相同的情况说的。如今曹仁既非智勇双全的统帅，他的士卒又非常怯懦，再加上千里跋涉，人马疲惫不堪；而我军据守濡须坞的高城，南临大江，北靠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啊。就是曹丕自己前来，尚且不足为忧，何况是曹仁这些人呢！”
    诸将听了朱桓的一番话，情绪才稳定下来，把怯懦畏敌的心情变成必胜的信心了。他们要求马上去迎敌，朱桓却下令偃旗息鼓，表面上装作虚弱的样子，以诱敌深入。曹仁果然以为濡须坞守备虚弱，不堪一击，便命他的儿子曹泰前来进攻，又分遣将军常雕督率诸葛虔、王双等部乘坐油船去袭击中洲③。散骑常侍蒋济对曹仁说:
    “贼军据守两岸，船队列阵在上游，我军进攻中洲，是自投地狱而走上失败的道路啊！”
    曹仁说:
    “朱桓及其部曲的妻子都在中洲，我军攻中洲可以动摇朱桓和他的将士的士气，也许可以逼使他前来投降。”
    便没有改变进攻中洲的部署。曹仁又亲自率领一万人留在橐(陀tuó)皋(今安徽巢湖巿北)。以声援曹泰等军。朱桓为阻止魏兵进入中洲，派遣别将引水军猛攻常雕等人的油船，朱桓则亲自引兵抗击曹泰，曹泰部因为轻敌，士气涣散，被朱桓军击溃，烧营退走。朱桓又引军乘战船去进攻常雕、王双的油船，和事先派去的水军相配合，对油船发动围攻，吴军作战勇猛，又熟悉水战，一举将魏军的油船完全击溃，斩了常雕，活捉了王双，魏兵被杀的和落入水中溺死的共有1000余人，大江中漂浮着许多空荡荡的油船，还有船桨、旌旗、武器、尸体等伴随着浪花中的血污顺流而下，真是一派凄惨景象，魏军在濡须一带的进攻便以失败而告终了。
    再说江陵方面。由于魏将张郃从孙盛手中夺取了中洲，被围于江陵的朱然内外联系断绝，处境非常危急。孙权派诸葛瑾、潘璋等率兵去解围，都被魏将夏侯尚击退。江陵城中的士兵多数得了浮肿病，有战斗力的不过只有5000人。魏军在城外堆起了土山，开凿了地道，立起了楼车，箭头像雨点一样射入了城中。吴军将士都大惊失色，朱然却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冷静，丝毫也没有恐惧之感，还指挥将士，在敌人防守松懈时，出城攻破了敌人的两个营寨。
    早春二月的长江，江水又浅又窄，魏将夏侯尚用船把士兵运送到江渚 (江中露出的小块陆地)上驻扎，在江面上设立浮桥，可以南北往来。人们多认为这种做法很好，对攻克江陵非常有利，侍中董昭却认为这样做很危险，进行劝阻，而夏侯尚却固执已见，仍然这样干下去。董昭无奈，只好向坐镇在宛城的曹丕上书，陈述利弊得失。上书中说:
    “武皇帝 (曹操)智勇过人，用兵时却知道惧怕敌人，不敢像夏侯尚那样轻浮。用兵谁都愿意前进，不愿意后退，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前进时，还必须考虑到退路。平地上没有什么险要之处，退兵尚且很困难，何况是深入到大江之中呢。如今夏侯尚屯兵于江渚之中，这太深了；架起浮桥而渡江，这太险了；人马只在一条路上通行，这太窄了；三者都是兵家之所忌，夏侯尚却都干出来了。如果敌军前来进攻浮桥，把浮桥截断，则江渚中的精锐士卒便难以退出来，他们就不再为魏所有，而要为吴所有了。再加上大江里涨水的时期快到了，一旦江水暴涨，江中的陆地便要被淹没，就是敌人不来进攻，也难以保全自己，为什么处在危地而不知忧惧呢？臣在私下里为此非常担忧而废寝忘食，望陛下明察。”
    曹丕读了董昭的上书，觉得他的见解非常透彻而深刻，便马上颁发诏书，命夏侯尚等赶紧从江渚中退出。他们奉诏刚刚撤出，吴军便在诸葛瑾和潘璋等人的指挥之下，从浮桥的两头攻了上来，如果夏侯尚等从江渚中晚撤出一步，就必然要被歼于江中了。魏将石建、高迁等最后引兵退出，士卒多被吴军杀死，他二人好歹算是逃出来了。吴将潘璋已经作好了荻筏④ ，打算用来烧浮桥，因为夏侯尚等部已经从江渚中退了出来，潘璋才取消了烧浮桥的计划。
    过了十来天，江水果然暴涨，江中的陆地都被淹没了。曹丕在宛城听到了前方的报告，不禁对董昭的预见大为佩服。后来见到董昭时说:
    “你对这件事的分析，怎么这样全面和透彻？就是张良和陈平复生，他们考虑得也无以复加了。”
    这时在大江南北流行着传染病，魏军患病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士卒大量死亡，还有很多人卧床不起，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加上江水暴涨。北方人不熟悉江南的航道，曹丕只好下令退兵，江陵之围也就解除了。
    这次魏国伐吴的战争。主要在洞口、濡须和江陵三个地区进行，因为主攻方向在江陵方面，所以称为“江陵之役”。从魏黄初三年 (吴黄武元年，公元222)九月到次年 (公元223)二月，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尽管双方互有胜负，还是魏军的损失大，对于魏国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战争。这时曹丕才认识到刘晔、贾诩等人当初的话是对的，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但表面上仍然不肯承认失败，在退兵的诏书中仍然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恰当地夸张了这次战争的“胜利”。诏书中说:
    “孙权残害人民，蹂躏江东，朕以为贼寇的凶焰不可令其增长，所以分命猛将三路出征。征东 (曹休)诸军与孙权的党羽吕范等水战，斩首四万，俘获船只万艘；大司马（曹仁)据守濡须，其所擒获也不下万人；中军 (曹真)、征南（夏侯尚)围攻江陵，左将军张郃等舳舻南渡，攻击南渚，贼兵落水淹死者有数千人。又挖掘地道攻城，城内外雀鼠也不能出入，江陵城已经成为俎上之肉了。而贼军中发生疫病，恐怕要传染给我军。昔日周武王伐殷，回师孟津；光武帝征隗(奎kuí)嚣，还军南平；都是因为能知天时而善于估计敌情。况且成汤网开一面⑤，天下人都称赞他是仁爱的君主。如今朕也撤去围攻江陵的军队，来缓和一下他的必死的局势。朕决心要暂且停止征发力役，减免戍卒，使士民休养生息，让他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江陵之战结束之后，曹丕又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皇室内部的斗争中，这一直是困扰曹丕的一个大问题。曹丕继承王位以至称帝之后，曹彰、曹植等人有不满情绪，皇室内部的矛盾一直被曹丕视为心腹之患。其实曹彰、曹植等人过去虽然都有觊觎帝位的想法，但后来在曹丕的威慑之下，都自知力不从心，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也都就范了。虽然难免还有一些不满情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曹丕过于神经质，一直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似乎不好好整整这些人。天就马上要塌下来似的。黄初二年 (公元卫221)七月，曹丕下诏：把一批宗室诸侯进爵为公，这些人都是曹丕的皇弟，其中有鄢陵侯曹彰、宛侯曹据、鲁阳侯曹宇、谯侯曹林、赞侯曹衮、襄邑侯曹峻、弘农侯曹干、寿春侯曹彪、历城侯曹徽、平舆侯曹茂等。临菑侯曹植是曹丕所最嫉恨的，曹丕借口他在自己称帝时痛哭过，这次没有给他进爵。曹丕对各诸侯国的监视很严，在各国都设有监国谒者，专门监视诸侯的行动。曹丕嘱咐临菑国的监国谒者要特别注意网罗曹植的罪状，随时向他奏报。这人秉承曹丕的意旨，对曹植的监视自然就特别严密，曹植虽然有所察觉，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每天借酒浇愁而已。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借着酒胆，带着几名侍从的老兵，闯进了监国谒者的住所，指着这人的鼻子叫骂了一番。这人抱着“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宗旨，暂时忍气吞声，以笑脸相陪，说了许多好话来安慰曹植。曹植离开之后，这人便立刻写了一道奏章，交由驿站传出，奏章中说临菑侯“醉酒傲慢，任意胡作非为，带兵威胁和谩骂使者。”曹丕接到了这个奏章，真是如获至宝，打算乘机把曹植除掉，便把奏章交给执法的官员，让他们给曹植议罪。这些人都很能体会皇帝的意图，都主张不能轻饶了曹植，轻则“削除属籍，降为布衣”，重则“赐死”，“令其自裁”。消息传到卞太后耳中，她又惊、又惧、又气愤，马上把曹丕唤到自己的宫中，连软带硬地把他训诫了一番，要他念及手足之情，不要把事情做绝了。曹丕不敢和母亲顶嘴，唯唯而退。
    曹丕在夜里做了一个梦，觉得很奇特，不知要应在什么事情上，便把善于占卜和圆梦的术士周宣召到宫中，向他陈述自己的梦境说：
    “孤梦见自己在磨铜钱，想把上面的文字磨掉，却愈磨而文字愈亮，怎么也磨不掉它，这是什么兆头呢？”
    周宣对曹丕的心事本来是了如指掌的，所以很容易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他故作深沉，脸上泛起一片愁云。而又似有所思，良久默不做声，使曹丕产生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曹丕不肯放松，打破了这沉闷的空气追问下去，周宣才慢慢地回答说:
    “这是应在陛下的家事上了。陛下想要做的事情而太后不听，所以想磨掉铜钱上的文字反而愈磨愈亮。”
    这些话正道出了曹丕心中的秘密，使他不禁暗暗称奇。周宣因此得到了曹丕的赏识，被任命为中郎，隶属于太史机构，凡是卜筮、星象、望气、圆梦等事都要向他咨询。
    曹植的事由于母亲出面干涉，曹丕也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帝王，他正在大力提倡忠、孝、悌、友等伦理道德，当然不愿意承担对母不孝、对弟不友的罪名，只好对曹植从轻发落，把他贬为安乡侯，由县侯降为乡侯。下诏说:
    “曹植是朕的同母弟，朕对于天下人无所不容，何况是曹植呢！因为是骨肉之亲，所以宽宥而不诛，改封为安乡侯。”
    由于卞太后的要求。这年又改封为鄄城侯，恢复了县侯的爵位。黄初三年 (公元222)，皇弟鄢陵公曹彰等11人都进爵为王，曹丕又拗不过母亲的意见，曹植也被晋爵为王。但曹植又受到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人的诬告，罪名无非是对皇帝有不敬之言、不满朝政、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等等。曹丕根据这两个人的奏章，下诏命曹植赶紧进京辩白。正是：同胞兄弟无情义，冷酷莫过帝王家。欲知曹植进京吉凶如何，请接看下回。

    ①永安宫：在今重庆市奉节县治。
    ②中洲：即江陵附近江中的百里洲。
    ③水中的小岛称中洲，这是濡须中洲，不是江陵的中洲，前文和后文所说的江陵中洲，与此不同。
    ④荻（狄，dí）：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
    ⑤网开一面：传说商王成汤在野外看到扑鸟人四面张网，怕把鸟扑尽，便下令撤去三面的网，只许留下一面网。这个典故又作“网开三面”

    第六0回曹子建洛水作赋
    刘玄德永安托孤

    话说曹植接到进京辩白的诏命，带着满腹冤屈，一腔悲愤，经过长途跋涉，从今山东鄄城到了河南洛阳。在拜见曹丕以前，写了一首诗，题为《当墙欲高行》，以表达自己的忐忑不安的心情：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愤愤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龙要升天凭借着浮云，人若出仕做官要有人从中荐引。众口一词，可以使金属熔化；谗言传来三次，慈母也就不亲①。可恨世间的俗人，不能辨别假和真。我愿披心置腹亲自向君王辩申，无奈君门有九重深，路途遥远，渡河又没有渡口可寻。)
    曹植上殿，诚惶诚恐地拜见了兄皇曹丕，曹丕向他询问列举的罪名，曹植为自己作了一番解释和辩护，曹丕也就不加深究，对他训诫了几句，宣布赦免了他，曹植也就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断地叩头谢恩。这次曹丕召曹植进京，本来不想处治他，不过是在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使他死不了，也活不好，在无休止的折腾中逐渐消磨他的锐气，而最后曹丕又以宽宏大度的姿态出现，又要使他感恩戴德，可谓用心良苦了。
    曹植在回国途中，渡过洛水，在洛水岸边的馆驿中留宿，写作了有名的《洛神赋》。洛神就是宓（伏）妃，根据古代传说，他是伏羲氏之女，溺死在洛水，成为洛水之神。曹植在《洛神赋》的自序中说：自己写此赋是因为过洛水时想起了宓妃的故事，受到了宋玉《神女赋》②的启发而作。《洛神赋》的内容是:曹植路过洛水，在馆驿中留宿，在精神恍憾的梦境中，看到洛神前来。他惊叹洛神的高洁美貌，洛神也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终于因人神殊途，洛神只好和他分别了。临别时把“江南之明珰(戴在耳上的明珠)”赠给曹植说：“虽潜处于太阴③，长寄心于君王。”洛神忽然不见了，曹植感到无限的惆怅。
    关于《洛神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是曹植为了怀念自己的嫂子甄氏而作。甄氏原是袁绍的儿子袁熙之妻，曹操破邺城后，曹操把她给曹丕做了妻子。那时甄氏23岁，曹丕18岁，曹植仅仅13岁。曹植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据说他被甄氏的美貌所倾倒，由于没有把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美人争到手，一直在害着单相思。甄氏嫁给曹丕后，由于她姿容艳丽，性情又温存贤惠。格外受到曹丕的宠爱，生了曹叡(同睿ruì，魏明帝)和东乡公主。曹操死后，曹丕把父亲的宫人完全据为己有，淫乱日甚。称帝以后，身边有山阳公 (前汉献帝)送来的两个女儿，再加郭贵嫔、李贵人、阴贵人等都受到宠幸，而甄氏这个比自己大5岁的女人，因为年纪渐渐大了，姿色渐渐衰退了，也就逐渐被曹丕冷落了。最受宠爱的是郭贵嫔，她不仅容貌艳丽，而且很有谋略。曹操为魏公时，她被曹丕娶了过来，经常给曹丕出谋划策，曹丕和曹植争夺太子之位的胜利，也有她的一份功劳。甄氏本是曹丕的正妻，曹丕称帝后因为宠爱郭贵嫔而没有立皇后，郭贵嫔为了要作皇后，在曹丕面前进了许多谗言。百般地诬陷甄氏，甄氏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六月被曹丕赐死，满怀悲愤地自杀了，终年40岁。死后并没有正式发丧，而是披头散发地被装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郭贵嫔还用糠塞满了她的嘴，以发泄对她的愤恨。这次曹丕入京时，甄氏己经死去一年了。
    据说曹植写作《洛神赋》的经过是这样的：曹丕这次接见曹植时，把甄氏遗留下来的玉镂金带枕赐给他，曹植回国时渡过洛水，在馆驿中住宿，枕着这枕头入睡，在梦中忽然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走了进来，嘴角上还带着糠末，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甄氏。只听她悲悲惨惨地说:
    “本来托心于君王 (指曹植)，怎奈没能如愿以偿，这个枕头是我陪嫁的东西，从前给了五官中郎将 (曹丕)，现在送给君王，以慰君王之心。本应与君王欢聚，畅叙情怀，只因我被郭氏以糠塞口，披头散发，不愿以此面目重见君王。”
    说着便忽然不见了。少顷又派来一名侍女，向曹植献上一颗明珠，曹植用玉佩作为回赠，让侍女带了回去，侍女便飘然而逝。曹植在馆驿中醒来，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便提笔写了一篇赋，名为《感甄赋》。后来明帝曹叡看到了这篇赋，觉得有损于母亲的名声，才命曹植改为《洛神赋》。
    “感甄”之说是唐朝出现的，人们对此多持怀疑态度，而宁肯相信曹植的自序，认为《洛神赋》就是写的宓妃。人神恋爱是古代辞赋中常用的主题，作者往往都有所寄托，或把神比喻为君王，或把神比喻为一种美好的事物，寄托自己的理想。曹植从洛阳出来，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大约是通过和洛神宓妃的爱情描述来表现自己的人格与价值，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吧？
    且说曹丕因为卞太后袒护曹植，心里对她很忌恨，而碍于母子关系，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但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便在这年9月下了一道诏书说:
    “妇人干政是致乱之本。从今以后，群臣有事不得向太后启奏，后族之人不得出任辅政的官职，也不许分封给土地。要把这道诏书传之后世，若有违背者，天下共诛之。”
    卞太后见了这道诏书，只是冷笑了几声，没有说什么。她不想干预国家政事，也不想利用自己的家族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但不管你下什么诏书，她还是要保护自巳的儿子，决不容许曹丕对曹植作得太过分了。她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女人，常常对自己的家族和亲戚们说:
    “你们一定要生活得俭朴一些，不要希望得到什么赏赐而过上骄逸的生活。也许你们要怪我对待亲人太薄了，而我从来就是这样作的。我事奉武帝 (曹操)四五十年，已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不能由俭变奢了。你们有违犯国家法令的，也不要指望我会出来讲情，我不但不会给你们讲情，反而会要求罪加一等哩。”
    曹丕颁发不许妇人干政的诏书不久，便立郭贵嫔为皇后。在这以前，中郎栈潜曾向曹丕上书进谏，说郭贵嫔原是妾，“以妾为妻，使贱人暴贵”，是不合礼制的，这样做惟恐“乱自上起”，但曹丕并没有听从他的劝谏，也没有征求太后的意见，还是把郭氏立为皇后了。

    到了魏黄初四年 (公元223)，魏吴江陵之战结束后，曹丕在3月回到洛阳。卞太后非常想念曹彰和曹植，便示意曹丕，让他下诏召两个弟弟来洛阳，因为按照当时的规矩，诸侯王是不许随便入朝的。曹丕不便违背母亲的意思，只好下了诏书。这次被召来京的，除了任城王曹彰和鄄城王曹植之外，还有他们的异母弟白马王曹彪。5月，曹植带领随从的官属和卫士走到轘辕关，考虑到自己是对皇帝有过失的人，便把随行人员多数留在关东，只带两三个卫士微行人关，打算到洛阳先见姐姐清河公主，拜托她在曹丕面前为自己求求情，然后自己再向曹丕谢罪。但守关官吏派出的快骑走在了曹植的前面，把曹植入关的消息先向皇帝作了报告。曹丕接到报告，便赶紧派人在路上拦住了曹植，把他迎入洛阳的传舍（驿站，类似今之招待所）之中，让他在这里等候皇帝召见的诏命，不许自已擅自入宫。曹植在传舍中住了多日，不见有诏书宣诏，，心中非常焦急，便给曹丕上了一道表章，还附有两首诗，表白了自己急于要朝见皇帝的心情，诗中有“迟奉圣颜，如渴如饥”的句子。曹丕读了曹植的表章和诗，下诏对他进行了嘉许，说是“辞意甚佳”，但对于曹植朝见一事，仍然没有表态。曹植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便主动地入宫去谢罪。
    卞太后听说曹植已经入京多日，但始终没见他入宫，很是放心不下。还听到一个传言，说曹植已经被逼自杀了。她万分悲痛，赶紧来见曹丕。走到金殿之上，正赶上曹植光着头，赤着脚，背着斧锧 (治，zhì)④，主动地前来谢罪。曹植跪在地上抽搐地哭泣着，曹丕坐在上面绷着脸皮，不和他说话，又不赐给他帽子和鞋袜。太后一见这种情形，不禁站在金殿的门旁哭了起来。曹丕见母亲来了，赶紧起来把她迎接入座，也只好命弟弟起来，命人解下他背在身上的斧锧，赐给帽子鞋袜，让他穿戴起来。曹丕对曹植安慰了几句，曹植表示今后一定要对皇帝效忠。君臣兼兄弟之间的这一场不愉快的，富有戏剧性的会见，到此便结束了。以后是母子、兄弟姊妹之间的团聚，在一种极端压抑的气氛中暂时享受一些天伦之乐，自然都不在话下。
    有一个有名的传说，说是曹丕想要杀曹植，便找了一个借口，让曹植在七步中作诗一首，如果七步不能成诗，便要杀死他。不料曹植应声成诗曰:
    “煮豆持作羹，漉豉(lùchǔ，鹿尺)⑤以为汁。萁(奇，qí)⑥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煮豆子作羹汤，豆瓣儿滤出了汁。豆秸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着说:‘本是同根所生，相煎熬为什么这样急？’)
    这首诗，一般流传的是四句，比较简捷通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长期以来，这首《七步诗》一直脍炙人口，但它并没有见于史书的记载，也没有收入《曹子建集》中，而是首见于南朝刘宋人刘义庆 (公元403—444)的《世说新语》，这部书是小说家之言，而且在时间上大约晚出200年左右，所以并不可靠，是后人的附会。但不管是否实有此事，也不管《七步诗》是否为曹植所作，而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艺术概括，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古代君王的冷酷和残忍，亲骨肉之间也难免相煎相残的实际情况，千载之下一直是震撼人心的，很具有典型意义。
    任城王曹彰在5月和曹植、曹彪同时来洛阳，和母亲以及兄弟姊妹团聚之后，6月便死在了洛阳。史书上记载说：曹操死后，曹彰曾问过玺绶在哪里，有觊觎王位之意，曹丕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这次到京师后，曹丕迟迟不召见他，他非常愤怒，在传舍中暴卒。“暴卒”是突然死亡，可能是非正常死亡。《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曹彰和曹丕在卞太后的宫中下围棋，一边下棋一边吃枣。曹丕事先把毒药放在一部分枣的蒂(尾部)中，他自己能够辨认，选择没有毒的吃，而曹彰什么枣都吃，便中了毒。太后赶紧命人取清水解救，而曹丕已经事先命人把井边的汲水工具完全毁坏了，没有办法汲水。太后不见有人汲水来，急得光着脚跑到井边亲自汲水，因为没有汲水工具，也是毫无办法。这样便拖延了抢救的时间，曹彰终于中毒而死了。曹丕还想杀曹植，太后听到消息后愤怒地对他说:
    “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许再杀我的鄄城王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大，但曹彰被曹丕害死大约是事实。曹彰膂力过人，武艺高强，曹丕认为他的危险性更大，对他的忌恨要超过曹植。
    曹植给曹彰送了葬，便和曹彪共同离洛阳返国了。曹植回鄄城不久，曹丕把他从鄄城王徙封为雍丘王。魏国对诸侯的频繁迁徙，也是一种防范的手段，是怕他们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就会根深蒂固，容易和地方势力相结合，增强割据一方的实力，对朝廷不利。曹植接到诏书以后，只好上表谢恩，选择一个吉日良辰，率领家属、官属和士兵等启程，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就国。但到了雍丘后，又被监察诸侯国的官员所诬告，自己免不了又要上表辩解，请罪等等，着实地折腾了一番。好在他已经折腾惯了，倒不怎么在乎了，似乎这种折腾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
    再说刘备。夷陵之战失败之后，不仅重新控制荆州无望，军事实力也大为削弱。日夜忧思，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十二月，终于病倒了。虽经太医多方调治，始终没有见效，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汉嘉太守黄元素来和诸葛亮不和，早有反叛之心，听说刘备在白帝城病重，怕一旦刘备去世，诸葛亮会对自己不利，便窥测时机，准备造反。蜀章武三年 (魏黄初四年，公元223)二月，刘备急召诸葛亮到永安宫，黄元听说诸葛亮东行省疾，便开始造反了，烧了临邛城(今四川邛崃市)，向南进军。益州治中从事杨洪赶紧向太子刘禅奏报，刘禅派将军陈曶（忽，hū）、郑绰带兵去讨伐，在南安峡口(在今四川乐山市)击败了黄元，黄元率残兵逃走，被他的亲兵所缚，送往成都，刘禅下令把他斩了。
    诸葛亮到了永安宫(在白帝城)，见刘备躺在病塌上，旁边有吴皇后和鲁王刘永服侍，急忙叩拜于床下，刘备忙命他起来，赐坐，诸葛亮询问了病情和治疗情况。从此诸葛亮便在永安宫中住了下来，常和太医商讨医疗之事，对病情的变化和医疗过程都予以关注。在刘备的精神好一些时，也和诸葛亮商议一些军国大事和人事间题。有一次，刘备问诸葛亮说:
    “你以为马谡这人怎么样？”
    诸葛亮回答说：
    “‘马氏五常’都是杰出人才，尤以季常 (马良)和幼常(马谡)最为突出，可惜季常在联合五溪蛮时被害了。至于幼常，臣以为他才智卓越，通晓兵书，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应予以重用。”
    刘备摇摇头说：
    “此人虽然通晓兵书，却缺乏实际作战的经验，而且主观武断，自以为是，常常是言过其实。他与战国时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些相似，这样的人是不能重用的，丞相一定要记下了。”
    诸葛亮对刘备的话还不太理解，觉得他似乎是把马稷估计过低了，但当时又不好提出反对意见，只好在表面上唯唯从命。
    又有一次，刘备和诸葛亮谈起魏延和杨仪不和之事。刘备说：
    “魏文长勇冠三军，杨威公办事干练，都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但威公性情狭隘偏激，文长鲁莽暴烈，二人的不和愈演愈烈，总是国家的一大隐患啊！”
    这时李严任尚书令，经常出入永安宫，办理一些重要的政务，起草和发布诏命等，事务繁重，职责不轻。诸葛亮觉得此人的办事能力很强，只是性情有些古怪，私心太重，不能和人开诚相处，不怪人们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但诸亮从公务出发，对他还是很尊重的，很注意和他搞好关系，而李严对诸葛亮的友好表示似乎并不买账，神态的深处总是蕴藏着一种敌意。有人在背地里对诸葛亮说：
    “李严想要成为托孤之臣，以后能够控制国家的政局，所以对丞相来永安存有疑忌之心。”
    诸葛亮这才恍然大悟，觉得这种说法虽然还算是一种流言，还难以证实，但无风不起浪，对于李严这人必须特别提高警惕。
    进入4月以后，刘备的病势急转直下，一天比一天沉重，到了下旬，刘备知道自己己经无力回天了，便把诸葛亮和李严召到御榻之前，嘱以后事，让李严为诸葛亮之副，辅佐太子治理国家。刘备对诸葛亮说:
    “君的才干比曹丕高出十倍，必然能安定国家，成就大事。若是太子可辅则辅之，若是他实在没有做君主的才干，君可自取（自立为帝)。”
    诸葛亮听了这话，立刻出了一身冷汗，涕泪横流地说：
    “臣怎敢不竭尽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一直持续到死呢！”
    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话，心情更加激动，不禁老泪横流，君臣二人泪眼相对，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刘备命人拿来纸笔，要给留守成都的太子刘禅下一道诏书，作为遗嘱。由刘备口述，诸葛亮执笔，斟酌成文：
    “朕起初不过是得了痢疾，后来又并发了其他杂症，大概是难痊愈了。人活到五十便不算夭亡，朕年已六十有余，还有什么遗憾呢。朕自己不再伤感。只是挂念着你们弟兄。射援⑦君到这里来，说丞相惊叹你的才智大有长进，果能如此，朕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有贤德才能服人。你的交亲德行甚薄，不要效法。可以读《汉书》、《礼记》、闲暇时博览诸子、《六韬》和《商君书》，能够增进人的才智。……”
    到了4月24日，刘备自己意识到快要咽气了，把鲁王刘永和诸葛亮都召到床边，对刘永说：
    “我死之后，你们兄弟对待丞相要像父亲一样事奉，和他共同治理国家。”
    又对诸葛亮说：
    “丧事要从简，不可铺张浪费；哀悼活动要有节制，不能误了国家大事。”
    刘备的气息愈来愈微弱，过了片刻便闭气身亡了，终年63岁。
    诸葛亮、刘永、李严以及吴皇后等见刘备已死，都号啕大哭了一番，然后诸葛亮提笔给太子刘禅写了一道奏疏说:
    “伏念大行皇帝⑧施行仁政，树立恩德，覆照天下。苍天不予怜悯，患重病卧床不起，在本月二十四日突然升天，臣妾们号啕大哭，就像死去父母一样。根据遗诏，诸事要由嫡长子（刘禅)主持，服丧期间的仪容举止要有节制，百官进行哀悼，满三天脱去孝服，到安葬时再按照礼制行事。郡国的太守、相、属国都尉、县令、县长等，也在三天后脱去孝服。臣诸葛亮亲受诏命，畏惧先帝的神灵，不敢违背。请宣示臣下奉行。”
    刘禅接到诸葛亮的奏疏，免不了要大哭一场，然后发布文告，宣称要按照遗诏的内容办理，开始在成都发丧。5月，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镇白帝城；诸葛亮、刘永等扶梓官⑨回成都。吊祭之后，先停放起来，组织人力物力营建陵墓。诸葛亮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随即扶立17岁的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历史上称为后主。改年号为建兴，实行大赦。正是：西蜀后主易先主，从此大政托孔明。欲知刘禅即位后有哪些措施，请接看下回。

    ⑩这是用的“曾参杀人”的典故。曾参是孔门高徒，品德很高尚。据说：曾参的母亲听到他杀人的谣言，开始时不相信，但谣言传来三次，她也相信了。
    ?宋玉：战国辞赋家，《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会神女之事。
    ?太阴：指冥神所居之处，阴间。
    ?斧锧：古代腰斩的刑具。斧是刃物，锧是垫座。
    ?漉，过滤，豉，一种豆瓣酱。这里指豆瓣。
    ?萁：豆子的秸杆。
    ?射援：当时任丞相祭酒。
    ?大行皇帝：皇帝新死，还没有谥号时，称为大行皇帝，表示一去不复返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表示他有大的德行。
    ?梓宫：皇帝或皇后的棺材，由梓木制成。

    ?

    第六一回孔明刀笔斥魏臣
    邓芝利口动吴君

    话说刘禅继位之后，给刘备议定谥号为昭烈皇帝，历史上称为先主。尊吴皇后为皇太后，宫室称为长乐宫。立张飞之女太子妃张氏为皇后。继续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封武乡侯。按照当时的制度，列侯分为县侯、乡侯和亭侯。武乡原是琅玡郡内的一个侯国，西汉时也称为武乡县，在今山东境内，具体地点不详。当时常常把被封的人封到他的故乡为侯，以示荣耀，因为诸葛亮是琅玡郡人，所以封到郡内的武乡县，武乡侯是县侯而不是乡侯。尽管这地方属于魏国的辖区，也可以挂一个虚名，遥领其地。诸葛亮自追随刘备以来，一直没有被封过侯，只是在刘备逝世后，才由后主封了武乡侯。刘备在世时，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都封了侯，诸葛亮为什么没有封侯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刘备时被封侯的多为武将，有表彰军功的性质，文臣如麋竺、法正、许靖、李严等重要人物，也都没有封侯。二是，这也与一个时期以来刘备对诸葛亮不太信任有关。同为武将，赵云在刘备时便没有封侯，地位在关、张、马、黄之下，也是不太受到尊宠的表现。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诸葛亮在刘备时没有被封侯，总算是一种不太公正的待遇，而诸葛亮本人对此却表现得很淡泊，并没有影响他对刘备的忠诚和工作热情，这种高风亮节，是很值得称道的。
    近一二年来，蜀汉的重臣名将多有凋谢，除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法正之外，麋竺、许靖等也都离开了人世。在现有的臣僚中，和诸葛亮共同接受遗诏的托孤之臣中都护李严，被加官光禄勋，封都乡侯，继续镇守白帝城。此后李严就一直领兵在外面镇守，未能与诸葛亮共同掌握朝政大权，他因此很嫉恨诸葛亮，尽管诸葛亮很尊重他，他却总是与诸葛亮明和暗不和。根据诸葛亮的提议，赵云升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中护军掌管禁军，总管诸将，并主管武官的录用升迁，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官职。此外，中军师，卫尉刘琰封都乡侯，江州都督费观、屯骑校尉、丞相长史王连，中部督向宠，镇北将军魏延，关中都督吴懿等都封了亭侯或都亭侯。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封关内侯，调任蜀郡太守。
    到了8月，刘备的陵墓营建完毕，称为惠陵，把他安葬在那里。后主的生母甘夫人，原来死在公安，就葬在那里，刘备病重时，派人到公安去迁葬，回来时灵柩还没有到成都，刘备便逝世了。这次由诸葛亮启奏后主，和刘备合葬在惠陵，追谥为昭烈皇后。惠陵在今成都南郊公园内、武侯祠旁，除甘皇后外，后来穆皇后 (吴皇后)也合葬在那里。
    办完了刘备的丧事，诸葛亮新组成的丞相府正式开府治事，主要僚属有丞相长史王连、主簿杨颙、东曹掾蒋琬、令史董厥、门下督马忠、从事中郎射援、宗预等。诸葛亮对下属要求很严格，特别强调内部团结和集思广益的重要性，主张重大问题要通过大家共同献计献策来解决。他在一次对下属的谈话中，回忆起过去与徐庶、崔州平的交往，以及和董和、胡济的共事，具体地阐明了集思广益的观点:
    “在一个官署里共事，应该要集众思、广忠益、如果为了躲避小的嫌疑，难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给事业造成贻误和损失。在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否定了错误的意见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好像丢掉了破烂的鞋子而得到珍宝珠玉一样。但苦于人们不能尽心尽力，不能做到言无不尽，惟有徐元直（徐庶)没有什么顾虑，能够开诚布公，提出自己的主张。另外，我过去任军师将军，和董幼宰 (董和)在左将军大司马府中共事七年，我办事有不合适之处，他就一再给我指出，甚至可以反复十次。假如大家能学习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样殷勤负责，对国家竭尽忠心，我就可以少犯错误了。”
    又说：
    “过去初次结交崔州平，常常听到他指出我的得失；后来结交徐元直，不断地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从前和董幼宰共事，能做到言无不尽；以后又有胡伟度(胡济)协助我做事，多次提出劝谏，制止我的错误做法。尽管我生性鄙陋，素质不高，不能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但我和这四个人始终是亲密友好的，这也足以表明我对于能够直言相劝的人是不疑忌的。”
    诸葛亮的这番谈话，后来被称作《与群下教》，是一篇很有名的古代文献。从中可以看出他主张集思广益、鼓励直言、虚心纳谏的思想与作风。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带有民主性的作风，也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风气，确实是很难得的。
    再说魏国君臣，他们听到了刘备逝世的消息，认为这是诱使蜀汉臣服的机会到了，于是便发动了诱降的攻势。诸葛亮开府治事以后，先后接到了从魏国送来的几封书信，分别是由司空王朗、司徒华歆、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几名老臣写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向诸葛亮陈述“天命”和时势，劝他举国称藩，也就是要诸葛亮胁迫后主刘禅放弃帝位，象当年孙权一样受封为诸侯王，使蜀汉成为臣服于魏国的地方政权。诸葛亮对这种政治攻势非常气愤，他不给这些人一一回信，而是写了一篇题为《正议》的文章，算是对他们的总答复。除了抄送魏国之外，还抄录多份，在蜀国的士大夫中传阅。文章说：
    “过去项羽起兵，不以德义为本，虽然占据了中原地区，俨然有帝王之势，却终于如同自投热汤锅里一样，落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永远成为后世的戒鉴。曹操不接受项羽的教训，重走他的老路，本身仅能幸免于覆亡，子孙应该有所戒备。而你们几位先生却以那么高迈的年龄，接受曹丕的伪命而致书于我，有如陈崇、张竦(耸，sǒng)称颂王莽的功德，怎么能够侥幸地避免大祸临头呢!昔日世祖①创立基业，指挥数千名衰弱的士卒奋战，在昆阳城外摧毁了王莽劲旅四十余万，可见道义之师讨伐凶逆，不在人数的多少。到了曹孟德时，以其诡诈的伎俪，率领数十万人的军队，到阳平关去救张郃，被打得势穷智竭，仅能自己逃脱，使他的精锐之师丢了脸面，遂丧失了汉中之地。深知帝位不能随便篡夺，军队还没有退回到邺城去，便在洛阳忧愤而死。子桓(曹丕)更为荒淫无道，接下来竟篡夺了帝位。纵然你们几位先生像苏秦、张仪那样大逞其诡辩的辞令，像马雚兜②那样进献邪辟的言论，想要诋毁唐尧，讥讽大禹和后稷③，也只能是白白浪费文辞，糟塌笔墨，这是大人君子所不作的。又《军诫》上说:‘万人必死 [抱定必死之心]，横行天下。’昔日黄帝轩辕氏率兵数万便制服了四方，平定了海内，况且我国以数十万兵力，遵循正道而讨伐有罪之人，怎么可以干犯呢！”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是义正辞严，立场鲜明的，表现了他不畏强敌，自立自强的骨气，也表现了他辅佐后主，兴复汉室的坚定意志，对外挫败了这些魏国老臣的攻势，对内统一了蜀国臣僚的思想认识，坚定了立国的信心。《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情节，大约就是根据这一史实渲染而成的。其实诸葛亮并没有在两军阵前骂过王朗，王朗也不是被骂死的。在这以后王朗又活了5年，在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才逝世

清代学者卢弼考证：诸葛亮应为县侯而非乡候，说见其所著《三国志集解》，为多数学者所认可。

胡济生卒年代不详，史无明文。与诸葛亮、姜维都共过亊。大约与姜维年龄相仿。

胡济給诸葛亮提过什么具体意见，诸葛亮没说，史书也没记载，谁知道啦。总不能像经常在这里发帖的某人全凭主观推论吧。管你有无记載，我认为应该是真的，就是真的，此外都是狗屁。

    在刘备逝世前后，蜀汉的南中地区出了乱子，对蜀汉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南中地区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居住着叟、青羌、僚、濮等少数民族，总称西南夷，又称夷越。自从秦始皇以来，这个地区就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西汉时期，在那里设立了4个郡：牂牁(脏柯zāngkē)郡(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越巂(随，suí)郡④ (今四川西昌地区)、益州郡(今云南中部)⑤、永昌郡 (今云南大理、保山、临沧等地区)，总称为南中四郡。西南夷内附后，使这个地区加强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使这个区的少数民族受到汉族的军阀、官吏、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他们不断地发动起义，进行反抗。此外，在蜀汉的西边还居住着西羌、白狼夷等少数民族，总称为西戎。西戎并没有发生过大的骚乱，倒是南方的夷越情况比较复杂，是蜀汉政权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一向很重视,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定蜀后,就派邓方去治理南中,任命他为朱提太守,不久又提升为安远将军、庲(来,lái)降都督，镇守南昌县（今云南镇雄）。南中地区又称庲降，庲降都督是镇守南中的军政长官。邓方为官清廉，在夷汉人民中很有威望，不料在刘备称帝那年死在南昌。刘备又以别驾从事李恢为庲降都督，兼领交州刺史。李恢到任后，把庲降都督的治所从南昌县迁到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市)。由于邓方和李恢二人先后在南中都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夷，汉人民对蜀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信任的。但地方上的“大姓”和“夷帅”却互相勾结，总是蓄意发动叛乱，以便割据一方，脱离蜀汉政治的统治。所谓“大姓”和“夷帅”，都是南中的首领人物，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大姓”是汉族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先人进入南中地区的时间较为久远，现在他们在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方面己经在不同程度上少数民族化了，不过他们毕竟是汉族人；而“夷帅”、“夷王”则是少数民族的首领，本人是少数民族。
    在刘备生前，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夷王高定(又作高定元)起兵围攻新道县(今云南绥江)，被犍为太守李严赶走。刘备死后，高定乘机再度发动叛乱，杀了郡将焦璜，在越巂郡称王。益州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晋宁东)大姓雍闿也杀了太守正昂，与高定相呼应。诸葛亮又派司金中郎将张裔为益州太守，他来到益州郡治滇池县上任，雍闿不承认这个新任的太守，还蓄意要除掉他。诸葛亮命中都护李严给雍闿写信，向他晓喻利害，进行说服争取。李严写了一封长达六张纸的信，雍闿看过之后，只给李严写了一张纸的回信，在信中很傲慢地说:
    “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今天下鼎立，有三个朝廷，因而使边地之人困惑不解，不知谁是正统，无所适从。”
    雍闿拘捕了新任的张裔，请巫师做法，假借鬼神的话说：
    “张府君好比一个葫芦，外表虽然光滑，内里却非常粗糙。他是外光里坏。”
    雍闿问道:
    “那么应该杀了他吗？”
    巫师回答说:
    “这人还不值得一杀，可以把他缚送到吴国去！”
    于是雍闿便命人把张裔缚送到吴国境内，张裔进入吴境后，东藏西窜，处境非常困难。
    孙权听说蜀汉治下的南中出了事，采取了支持叛乱的方针，遥署雍闿为永昌太守，又派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让他进驻交、益两州的交界处，准备乘机接管益州。由于孙权的插手，南中的局势便更加严峻和复杂了。
    益州太守张裔被缚送入吴后，诸蔼亮派越巂太守龚禄驻守安上县(今四川屏山)，遥领益州郡政。永昌郡(治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北)在益州郡之西，由于益州郡被叛军所盘踞，永昌郡便和成都隔绝了。这时正值永昌郡的太守离任，郡里的功曹吕凯和府丞王伉率领吏民用武力封锁了郡境，抗拒雍闿的进人。雍闿几次带兵前来，以吴国永昌太守的名义发布檄文，要求吕凯等归附孙权，迎接他进入永昌郡。吕凯发出檄文回答，指出雍闿“世受汉恩”，应该亲自集合部众，率先去平定叛乱，“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为什么竟做了东吴的臣仆，背本而就末呢?
    雍闿是汉初什方侯雍齿的后代，所以吕凯说他“世受汉恩‘。但雍闿对于吕凯的告诫丝毫也没有动心，仍然千方百计地想要进入永昌郡治不韦县，而由于吕凯、王伉等组织军队严密防守，雍闿始终末能攻打进来。
    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人民群众，对雍闿的叛乱并不是从内心里真正支持，多数是被迫胁从的。他们看到雍闿迟迟不能进入不韦县而想退回益州郡，便都动摇起来，不愿意追随他了。雍闿为防部众离散，便指使和他共同发动叛乱的孟获去欺骗夷、叟等少数民族群众说:
    “官家要向你们征发胸前满是黑毛的乌狗三百头，螨(满，mǎn)脑三斗，三丈长的青木冈 (钢，gāng)木三千根，你们能办到吗?
    孟获所说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办不到的。因为乌狗的胸前一般都是长的白毛，胸前长黑毛的很难找；螨是一种寄生在人、畜体上的小虫，脑很小，怎能凑足三斗？青木冈木是一种乔木，一般高不过二丈，三丈长的也无处去找。少数民族人民受了孟获的欺骗，竟信以为真，已经参加叛乱的便不想退出来，没有参加的也纷纷参加了。牂牁太守朱褒也早有反叛之心，也乘机发动叛乱，和雍闿相呼应，叛乱的规模便愈来愈大，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
    尽管南中的形势非常严峻，诸葛亮还是慎重而冷静地对待了这个问题。他考虑到：这时国家经过夷陵惨败，元气末复，又值大丧之际，首先需要整顿军政，稳定人心，所以就不想马上出兵南中去平定叛乱，而是采取了“务农垦谷、闭关息民”的方针，给以后的出兵平叛奠定基础。他又想：南中大姓和少数民族虽然已经互相勾结起来，但他们之间各怀心腹事，矛盾重重，而且手下的士卒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并不足为虑，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孙权的插手其间。不过，孙权虽然想乘南中动乱的机会捞到一些好处，而他最担心的还是魏国，因而进一步修复汉、吴联盟，还是有基础的。如果汉、吴两国的气氛能够缓和，孙权插手南中的热情自然便会降温了。诸葛亮想来想去，觉得修复汉吴联盟的事是当务之急，必须马上着手实行。
    一天，尚书邓芝拜会诸葛亮，谈起国家大事，邓芝说:
    “如今主上幼弱，初登帝位，应该派遣使臣到东吴去，和东吴重修旧好。”
    诸葛亮笑着说:
    “这件事我已考虑很久了，不过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已，今天才算找到了。：”
    邓芝忙问:
    “这个人是谁？”
    诸葛亮说:
    “就是你邓君啊！”
    邓芝说:
    “既蒙丞相对我如此信任，我一定要不辱使命，使汉、吴双方捐弃前嫌，共同对付曹魏。”
    刘备逝世，后主即位这年——即蜀建兴元年 (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十一月，以邓芝为首的蜀国使团到了武昌，带去良马200匹，锦1000端⑥，还有一些地方特产，送给孙权作礼物。吴国的主管官员安排邓芝一行人在传舍休息，而他们一连住了几天，却迟迟不见孙权派人前来召请。原来这时孙权的心情很矛盾，他有进一步修复吴蜀联盟的想法，又怕魏国会怪罪下来，重开战端，慑于魏国的威力，还不敢轻易地和蜀国修好。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接见蜀国的使臣，怎么开口谈话呢？只好暂时回避一下了。邓芝等得急了，便写了一道表章，通过主管官员呈递给孙权。孙权打开一看，只见那上面表达了渴求拜见的心情，还写着:
    “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
    孙权从这话里产生了好奇之心，猜不出邓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下令召见了邓芝。邓芝上殿之后，首先献上了礼物，接着双方少不了要说一些互致问候的客套，还是由孙权转入正题说：
    “我很愿意与蜀重新联合，但蜀国小势微，主上幼弱，惟恐会被魏国乘机灭掉，我不过是为此犹豫而已。”
    邓芝回答说:
    “吴、蜀共据有四州之地，大王乃是当世之英主，诸葛丞相也是一时之俊杰。蜀有关山之险，吴有三江之阻，把两国的长处合起来，如唇齿之相依，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今大王若是继续臣服于魏，魏必然要上召大王入朝，下求太子入侍。如果从命，就等于父子都成了俘虏；如果不从命，魏必然以此作为口实，出兵前来征伐，蜀也会乘机顺流而下。这样一来，江南之地便不再归大王所有了。”
    邓芝所说的，确实都是客观的情况，所以孙权听起来，也不觉得这是外交辞令。孙权沉吟了一下，才慢慢地说:
    “你的话很对。你在表章上所说的此次前来不仅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其中的涵义，孤明白了。孤要进一步和魏国决裂，和蜀国联合。”
    以后孙权又几次召见邓芝，两个人谈得很投契，孙权在邓芝的开导之下，坚定了与蜀国重修旧好的决心。邓芝又按照临行前诸葛亮的叮嘱，要求把张裔放回来。原来张裔被雍闿派人押入吴境之后，在民间东逃西窜，孙权并没有见到这个人，孙权派人四处查找，才找到了他，放他回了蜀国。张裔回蜀后，诸葛亮留他在丞相府做了参军，又兼领益州治中从事。
    到了第二年，就是蜀建兴二年 (公元224)的夏天，孙权以吴中名士张温为辅义中郎将，派他报聘 (回访)于蜀，以郎中殷礼为副使，共同前往。张温到成都后，拜谒了后主和诸葛亮，转达了孙权要和蜀国重修旧好的意思，后主和诸葛亮都很高兴。张温才思敏捷，能言善辩，蜀国士大夫趋之若鹜，争相与之交往，只有长水校尉秦宓 (密mì)⑦不服张温，没有去拜访过他。当张温要启程东归时，诸葛亮和百官都在南门外为他饯行，惟有秦宓没有来。诸葛亮为了使张温和秦宓互相熟悉一下，同时也考虑到秦宓或可用言语压倒张温，给蜀国士大夫争回一些面子，免得张温认为蜀中无人，便几次派人催促秦宓前来。张温间诸葛亮说：
    “秦宓是什么人？”
    诸葛亮说:
    “是益州的学士，此人学识渊博。奇才也。”
    及至秦宓到来，张温为了考察他的学识和口才，二人便进行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正是：东西奇才今相会，唇枪舌剑比高低。欲知二人进行了哪些对话，请接看下回。

    ①世祖：光武帝刘秀。
    ②马雚兜：传说中尧的谗臣。
    ③后稷：周族的始祖，名弃，舜时为农官，因而又称为后稷。
    ④巂：古读随（suí），今读西（xī）。
    ⑤益州郡和益州不是一个概念，益州是州名，州治在成都，益州郡是益州下面的一个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东。
    ⑥两丈是一端，一端是半匹。
    ⑦宓：也读伏，（fú），在这里读mì。

    第六二回魏文帝征吴无计
    武乡侯治蜀有方

    话说张温为了考察秦宓的学识与口才，首先问道：
    “秦君学习吗？”
    秦宓回答说：
    “五尺①童子都要学习，何况是鄙人。”
    “天有头吗？”
    “有。”
    “天的头在哪个方向？”
    “在西方。”
    “为什么？”
    “《诗经》上说：‘乃眷西顾’，以此来推论，知道天的头在西方。”（秦宓这么说，意在提高西方蜀汉的地位。）
    “天有耳朵吗？”
    “天在高处向下面听。《诗经》上说：‘鹤鸣于九皋（沼泽池），声闻于天。’若是天没有耳朵，怎么能听到？”
    “天有脚吗？”
    “有。《诗经》上说：‘天步艰难。’如果没有脚，怎么走路？”
    秦宓引经据典，对于张温的提问，真是对答如流，虽然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但也可以表现出秦宓不仅熟读经典，而且反应非常敏捷，在场之人无不暗暗叫绝，忍俊不已。特别是在问答中，有时又一语双关地涉及到国格问题，就更加精彩了。张温又问：
    “天有姓吗？”
    秦宓回答说：
    “有。”
    “姓什么？”
    “姓刘。”
    “怎么知道姓刘？”
    “天子是天的儿子，天子姓刘，天当然姓刘。”
    “太阳不是从东方升起吗？”
    “虽然从东方升起，却没于西方，到西方来睡觉，可见西方才是太阳的家。”
    张温见秦宓博闻强记，答问应声而出，怎么也难不倒他，也就自认服输，不再往下问了，心里对秦宓非常佩服，暗暗想道：
    “蜀国确有人才，不可轻视。”
    到了秋天，诸葛亮又派邓芝出使吴国，重申了两国结盟、共拒曹魏的意思，孙权也对此作了积极的响应。有一次，孙权在和邓芝的谈话中说：
    “若是天下太平，吴、蜀二主分治天下，不是一件乐事吗？”
    邓芝坦率地回答说：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果灭魏之后，大王不能深识天命，吴、蜀的国君各修其德，臣僚各尽其忠，那时便都要提枹（俘,fú 鼓槌）击鼓，开始一场新的战争了。”
    孙权大笑说：
    “邓君如此诚实坦率，实在是太难得了。”
    在邓芝回蜀时，孙权让他给诸葛亮带回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把邓芝和过去出使过吴国的丁宏和阴化作了比较说:
    “丁宏掞(善shàn)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惟有邓芝。”(丁宏言辞浮艳，阴化言不尽意；使两国和解连合的，惟有邓芝。)
    诸葛亮读了孙权的信，对邓芝能够取信于孙权，促进了吴、蜀关系的改善，感到非常满意。邓芝和张温等人互访之后，两国的信使往来不断，镇守荆州的陆逊，成为吴、蜀联系的一道桥梁，吴国有什么事需要随时向蜀国通报或需要办理的，孙权常常命令陆逊就近和诸葛亮取得联系。又刻了印章放在陆逊处，孙权给后主刘禅以及给诸葛亮写的书信，总是先送到陆逊那里，由陆逊看过之后，经过他的斟酌修改，再盖印封好，发往蜀国。这位火烧连营、重创刘备的吴国将领，现在一变而为和平天使了，这个巨大的反差，反映了吴、蜀关系的巨大变化。
    魏主曹丕听说吴、蜀重新修好，非常气愤，在这年八月，亲自乘坐龙舟率水军大举伐吴，沿蔡河、颍水，入淮水到寿春，九月，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吴国安东将军徐盛向孙权献了一个“疑城浮船”之计，从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到江乘(今江苏句容北)一线，沿江几百里立起战车和木桩，围上苇席，加上彩饰，远远望去好像一座座楼台拔地而起；同时又把很多战船浮在江面上，表现出舳舻成群，防守严密的样子。曹丕从广陵西望大江，只见江边楼台林立，大江中船舰众多，心中非常害怕。这时又正值江水大涨之时，北方人不熟悉长江的航路，曹丕只好下令退兵了。退兵时遇到大暴风，曹丕所乘坐的龙舟几乎被狂风巨浪吞没。他叹息着说：
    “吴国不仅踞有长江之险，而且还有人才。魏国虽然有武骑千群，也是用不上的，看来吴国是不容易征服的。”
    曹丕还在退兵途中向三公下诏说:
    “长期进行战争，是道家之所忌；穷兵黩武，古人一向引以为戒。何况连年有水旱之灾。士民渡日艰难，而劳役和兵役都比过去倍增，进不能灭贼，退不能安民，却只是增加了士民的负担。房顶上漏雨，住在下面的人是知道的；国家的困境，朕何尝不是了如指掌？但迷途知返，所走的错路还不算太远；知过而能改，也就算没有过了。现在朕决心与民休息，就让刘禅栖于高山之上，孙权沉于九渊之下，朕都置之度外，不去管他们了。车驾在本月中旬到谯郡，淮、汉的各军也全都撤退回来，用不到腊祭 (十二月初八)的时候，都可以西归了。”
    曹丕的这道诏书，是在为自己征吴无功而还进行辩解，争回面子，以便平息舆论；但也有引咎自责的意思，他对于休养生息，安定内部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态废也变得谦虚一些了。
    这时蜀汉的南中地区警报频传，但诸葛亮并不主张马上去征伐，而是利用魏、吴关系恶化的时机，继续采取“闭关息民”的方针，以恢复和加强国力，为平叛奠定物质基础。
    诸葛亮治蜀，以“安民”为本。为了做到“足食足兵”，积极发展社会生产，更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要的地位上。他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政策，同时注意不夺农时，让农民能有一定的积蓄。诸葛亮还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修，专门设置堰官管理都江堰，征发1200名壮丁进行维修和保护，还在成都西北角上修筑了一道九里长堤。由于他对水利事业的重视，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陆海”，人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诸葛亮也很重视手工业的生产。蜀锦是蜀汉境内最负盛名的特产，还远销吴、魏以及国外。诸葛亮设置“锦官”进行管理，因此成都又有“锦官城”之名。此外，他也很重视盐、铁生产，设置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等官职，实行盐铁专营，不仅促进了盐铁的生产和流通，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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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很强调法制，人称“科教（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官吏不徇私舞弊），人怀自厉（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守法纪），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论者又认为：诸葛亮用法严峻，但并没有人怨恨他，对他都“畏而爱之”，这是因为他“用心平”和“劝戒明”的缘故。“用心平”是说他在执法方面能做到公正无私；“劝戒明”是说他注意宣传法制，使人们能够知法守法。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很强调“举贤任能”，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家有辅臣，就像房屋有柱子一样，柱子不可细，辅臣不可弱。柱子细了，房屋便要毁坏；辅臣弱了，国家便要倾覆。什么是好的辅臣？他特别强调一个“直”字。“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土为贤”，“举直错诸枉（提拔正直的人，废弃邪曲的人），其国乃安。”但要到哪里去寻找“直士”呢？他认为：“直木出于幽林（密林），直士出于众下。”人君选拔人才，必须到社会的底层去挖掘，“或有怀宝迷邦（怀才不遇），匹夫同位（与普通百姓地位相同）；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忠心归附国君），朋党相谗（受到结党营私之人的谗害）；要像尧、汤、周公那样，把这些隐没无闻的人提拔上来。”要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他认为官吏危害百姓，主要有五种情况，称为“五苦”或“五害”。“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假公济私，凭借权势做坏事），内侵于官，外采于民（对内贪污公家的财物，对外盘剥百姓）”，这是一苦。“法令不均，扶强抑弱”，弱者“无罪被辜，以致灭身”，强者“重罪得宽”，这是二苦。迫害投诉之人，毁灭证据，隐蔽案情，这是三苦。地方官员横征暴敛，攀结上级，这是四苦。买卖官职，截留赏金和罚款，这是五苦。凡官吏有此五苦或五害者，都应该严厉查处。这反映了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和对官吏的严格要求。
    诸葛亮在“闭关息民”的时期里，还抓紧时间编制和训练军队，为平定南中叛乱和以后的伐魏战争作好准备。他主张：用兵之道要“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就是要先制定一个方案，确定用兵的谋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认为一个好的军事统帅，应该“审天地之道（认清天时地利等客观形势），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熟悉武器的性能和配备情况），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观察敌军的意图和动向），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掌握主客场的情势），知进退之宜（知道进退的最佳时机），顺机会之时（掌握战机），设守御之备（准备好守御的工事，物资等），强征伐之势（强化作战的声势），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考虑战争的胜败和将士的生死）。”他还认为：治理好军队，一要靠教化（思想教育），二要靠习练，“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三要靠法纪，“有制（法纪）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他把士兵是否有法制观念和纪律，看成是头等重要的事，甚至比将领的能力更为重要。
    诸葛亮“长于巧思”，很注重武器的改良和阵法的运用。他改造了连弩，连弩是一种利用机械原理同时射出多只箭的器械，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弩，称为“元戎”，以铁为箭，箭长8寸（约合今5.5市寸左右），一个弩机可以十箭俱发。1964年已经在成都地区出土了蜀汉时期的铜弩机，可以作为实物的佐证。诸葛亮注意运用阵法，他常用的阵法称为“八阵图”，是行军和打仗时的队列以及宿营时的防御部署。阵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八阵”、“十阵”等不同的阵法，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继承了古代的阵法而有所改进和发展的。后来在四川和汉中等地有许多八阵图的遗迹，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其中有的是后人附会伪造的，有的可能是诸葛亮训练士卒时所用的示意图形，相当于现在的教具，沙盘之类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诸葛亮拥立后主即位以来，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国事方面，每天早起晚睡，忙碌得不可开交。主簿杨颙看到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甚至是应该由主簿管理的一些文书帐簿也要亲自查对，便向诸葛亮进谏说：
    “治理国家有常规，上下之间的职权不可相侵。我可以用治家给明公打一个比方：这里有人让奴（男奴）耕地，婢（女奴）做饭，鸡报晓，狗看家，牛负重载，马行远路，各守其职，生活上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主人只是雍容自在地高枕而卧，饭来张口而已。如果他一旦改变做法，不再把职责分出去，想用自己的体力去干所有的事，每天忙于各种细碎的工作，必然会弄得身体疲乏，精神困倦，终于会一事无成。这难道是因为他的本领不如奴婢、鸡犬、牛马吗？不过是因为失去了作家长的章法而已。因此古人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作而行之的是士大夫②。所以丙吉身为丞相，不问横道的死尸而问牛喘③；陈平④身为丞相不知道钱谷之数，说是自有主管的官员；他们实在是很明确自己的职责啊。如今明公身为丞相，却亲自校阅帐簿，整天忙得汗流浃背，不是太辛苦了吗？如果这些事丞相都要管，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
    诸葛亮听了这话，对于杨颙的忠告表示感谢，说是今后要力求改正。但他虽然这么说，以后在行动中却没有明显的改观。原来诸葛亮这人，做事非常严密细致，富有敬业精神，为了国事勤勤恳恳，不辞辛劳，这是他的优点；但缺点也就伴随而来了，管事太多太细，不但会分散自己抓大政方针，关键问题的精力，而且也会挫伤主管官员的积极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犯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当然，诸葛亮所以如此，是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和责任感，下属们对此还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蜀建兴三年（魏黄初六年，公元225）的春天，诸葛亮准备亲率大军去平定南中的叛乱。因为经过将近二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和内政都上了轨道，军队也经过了休整和补充，武器粮草等已经准备充足，和吴国的关系也有了改善，觉得出兵南中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朝臣中也有人反对诸葛亮亲征南中，反对最力的是丞相长史王连，他向诸葛亮进谏说：
    “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丞相为全国所仰望和依靠，不可冒险亲征。”
    诸葛亮原来想派别的将领去南征，但想来想去，觉得诸将的才能都不能当此重任，还是自己亲自挂帅有把握一些，虽说征途艰险，但为了报答主公的知遇之恩，托孤之诚，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就把自身的安危放在脑后了，而王连却屡次劝阻，言辞非常恳切。诸葛亮一时难以决断，犹豫了好长时间没有出兵。
    这时在蜀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主要是长水校尉廖立散布了许多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廖立，字公渊，武陵郡临沅县人。刘备在荆州时，征聘为从事，年龄不到30岁时，便被提升为长沙太守。诸葛亮在荆州时，孙权的使臣曾问诸葛亮说：
    “在荆州的士大夫中，哪些人是经国创业的良才呢？”
    诸葛亮回答说：
    “庞统和廖立都是楚地的良才，是可以辅佐主上成就大业的。”
    当时诸葛亮把廖立和庞统相提并论，足见对他非常器重。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孙权派吕蒙进攻荆州的南部三郡，身为长沙太守的廖立在长沙弃城逃回成都，当时刘备也没有太责备他，仍然待之如初，让他出任巴郡太守；刘备做汉中王，调任为侍中。廖立虽然很有才干，但性情骄傲，私心太重，权势欲很强，好挑拨事非，行为和言论很不知检点。刘备死后，身为侍中的廖立守护灵柩，在梓宫之侧借故报复杀人，当时诸葛亮因为正在大丧之际，内部情况复杂，为了稳定局面而没有处置他。后主即位之后，群臣的职位普遍提升，廖立转任长水校尉。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仅次于诸葛亮，职位却排在李严之下，因此愤愤不平地对诸葛亮说：
    “为什么不拜我为卿，却只是拜官五校⑤，在诸将之中？”
    诸葛亮说：
    “正方（李严）也没有为卿。你安心地做五校，以后有了功勋，自可继续晋升。”
    但廖立总是想不开，不免常对别人品头论足，也经常在众人面前发牢骚。有一次，当着丞相掾李邵和蒋琬发起牢骚来，除了表白自己有才干不得重用之外，还把刘备、关羽以及当今蜀国的几个有名的士大夫逐个地贬抑了一番。他对二人说：
    “大军就要南下了，你们要好自为之。”
    接下来评论刘备说：
    “昔日先帝不先去取汉中，却和吴人去争夺荆州的南三郡，最后三郡还是落入了吴人之手，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无功而还，汉中也没有到手，而且魏将夏侯渊和张郃还深入到巴郡，几乎丧失了一个州。后来取得了汉中，又忽略了荆州，使关羽兵败身亡，接着又在上庸覆败，失掉了大片领土。”
    又评论关羽说：
    “关羽只是倚恃自己有个勇猛的名声，治军却没有什么办法，再加上为人骄傲莽撞，所以前后打了不少败仗，丧失了许多军队。”
    还评论其他人说：
    “向朗，文恭都是一些平庸之辈。中郎郭攸之不过是一个盲从别人的人，不足以和他规划大事，而这样的人竟做了侍中。王连为国家经营盐铁，盘剥百姓，大事聚敛，百姓至今还疲惫不堪。……国家不任用贤达而任用俗吏，统率万人的将军都是不懂事的小子。”
    蒋琬说：
    “现在国家的军队简练精干，部伍分明，怎么能说将领们都不懂事？”
    廖立抬头看着屋顶，翻着白眼，愤怒地喝道：
    “何足挂齿！”
    事后李邵和蒋琬把廖立的话向诸葛亮作了报告，诸葛亮觉得事情不大好处理。平心而论，廖立对刘备、关羽等人的评论，并非不实之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别人不敢随便说罢了。对于向朗、文恭、郭攸之、王连等人的评论，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蜀汉政权人才缺乏、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但根据封建社会的法令和行为规范，随便指责“先帝”和关羽这样已故的重臣，是不能容许的；而且他对向朗以下诸人的评论，不免失于偏激，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却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为了抬高自己，不惜贬抑别人，此风是不可长的。何况廖立非常狂妄，竟在梓宫之侧随便杀人，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果不加查处，必然难以维护法制，也会影响内部的团结，助长争权夺势之风。于是诸葛亮便向后主上了一道表章，指出：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褒贬）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持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羊乱群还能为害，何况廖立处于高位，中等以下的人怎能识其真伪呢？”
    后主在朝堂阅过表章之后，询问群臣应该如何处置廖立，有几个大臣认为：单是诽谤先帝和梓宫之侧随意杀人这两桩大罪，就应该处死。正是：只为狂傲干众怒，一场大祸要临头。欲知怎样处治廖立，请接看下回。

    ①五尺：合今3.45市尺。
    ②坐而论道：掌握大政方针。作而行：作具体工作。
    ③丙吉是汉宣帝时的丞相，出行时看到因私斗而横在路上的死尸而不问，看到牛喘却详细询问。他说：百姓私斗是长安令，京兆尹所管的事，现在是春天，还没到天气太热的时候，牛却喘起来，这是节气失常，恐怕会发生灾害，三公执掌调和阴阳，这是我分内应该管的事。
    ④陈平：西汉初年的丞相。
    ⑤五校：两汉及三国设屯骑，越骑，步兵，射声，长水等五校尉，简称五校，各率禁军千人，享受将军的待遇。

    第六三回廖立放言徙北郡
    孔明麾师定南疆

    话说有些大臣在朝议中主张处死廖立，后主问诸葛亮说:
    “相父以为如何？”
    诸葛亮说:
    “按律应该问斩，但念及廖公渊是先帝旧臣，可以从轻发落，罢官为民。”
    后主就按照诸葛亮的意思，命尚书草诏说：
    “三苗乱政，舜对他宽大而流放；廖立狂妄惑众，朕不忍加刑，立即迁徙到不毛之地。”
    于是便把廖立流放到汶山郡(治绵虒，今四川汶川西南绵虒镇)。廖立虽然性情高傲，目中无人，对诸葛亮却从来没有微词，尽管诸葛亮弹劾了自己，也没有什么怨言。到了流放地以后，率领妻子躬耕自给，始终是安分守已的。
    到了3月，诸葛亮听说魏王曹丕又在积极准备伐吴，魏、吴之间的战争又迫在眉睫，认为这是进军南中的好机会，而丞相长史王连也死去了，再也没有人劝阻自己亲征了。于是奏明了后主，开始南征。以步兵校尉向朗接替王连为丞相长史，留守成都，总管后方的政务，并负责调运粮草支援前方；以弘农太守杨仪为参军，随从诸葛亮南征。
    诸葛亮领兵从成都出发时，文武百官都来饯行，事后各自回府，惟有参军马谡依依不舍地继续送行。刘备在临终前曾嘱咐诸葛亮不可重用马谡，而诸葛亮还是很重视他，经常和他谈论一些军国大事，用兵之道等等，二人谈得非常投契，有时是日以继夜，都不感到疲倦。这次诸葛亮率兵离开成都，由水路向南中进发。马谡上了诸葛亮的大船，在江上送行。诸葛亮很诚恳地对马谡说:
    “幼常，我们共事多年，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我常常感到收益不小。今当征伐南中，任重而道远，还希望能惠赐良谋。”
    马谡见诸葛亮如此诚恳地向自己征询意见，便毫无保留地谈出了自己的安定南中之计，对诸葛亮说：
    “南中的地方大姓和夷帅，倚恃其道路的偏远和地理条件的艰险，长期以来没有真心归附朝廷，即或今天把他们平定了，明天还是照样要反，若是以后丞相倾国北伐曹魏，他们知道朝廷内部空虚，反叛就更为迅速了。如果把他们斩尽杀绝以除后患，既不是仁义之师的做法，也不容易在短时期内作到。用兵之道应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我只是希望丞相能够服其心而已。”
    马谡这一番话，正合诸葛亮的心意，不禁连连点头称是。马谡在江中送了几十里路，才辞别了诸葛亮，坐着小船回去了。马谡所提出的“攻心”战术，和诸葛亮《隆中对》中“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针是如出一辙的，所谓“攻心”、“心战”等等，也正是“和”、“抚”二字的妙用，对诸葛亮又有了进一步的启发。
    这次南征之役，共有三路大军：一路是门下督马忠率领的东路军，由僰（博，bó）道(今四川宜宾市)直趋牂牁郡(治故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南)，进攻朱褒；一路是庲降都督李恢率领的中路军，由原来的驻地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市)向叛乱中心益州郡方向前进，直抄雍闿、孟获的老巢；一路是诸葛亮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这是西路军，从成都经岷江水路到僰道，从这里沿金沙江到安上(今四川屏山)，然后舍舟登陆，由旱路进入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内；约定三路大军最后在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东)会师。诸葛亮的主力所走的这条道路荒僻难行，诸葛亮命人10里立一石人，以为标志。这时夷王高定已经撤出永昌郡北进，正在调集兵力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南)、定筰（昨，zuó）(今四川盐源)、卑（班，bān）水(今四川昭觉东北)等地筑垒防守。诸葛亮的大军到卑水后便不再前进了，他并没有马上去进攻高定，而是在这里扎下营寨，等候高定的军队完全集结起来之后再一举全歼之。高定一面调集军队，准备和诸葛亮决战，一面赶紧派人通知益州郡的雍闿、孟获，要求他们马上发兵支援。雍闿和孟获带领人马北上，和高定会师后，雍闿和高定意见不合，互不信任，发生了内讧，结果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叛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对官军非常有利。高定把军队完全集结起来时，诸葛亮认为全歼的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夷人的士卒虽然剽悍，但作战没有什么章法，好像一盘散沙，各队伍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合呼应，特别是高定和孟获各怀心腹事，更谈不到配合作战了，结果被诸葛亮一举击溃。高定率残兵逃回他的老巢越嶲郡治邛都，孟获率残兵逃回益州郡。诸葛亮乘胜追击，麾兵越过大凉山，又一举攻下邛都，俘获了高定的妻子，高定仅仅率领几名亲兵逃脱了。诸葛亮本来以为：高定已经溃不成军，老巢被捣毁，妻子也落在了官军的手里，他已经走投无路，一定会来投降而给自己和妻子留一条生路的，不料高定又纠合了散兵和夷人两千多人，杀了俘虏的官军，祭神盟誓，誓与诸葛亮决一死战，不等诸葛亮前来进攻，就主动去挑战，终于被完全歼灭，高定本人也被斩了，诸葛亮乘胜收复了越嶲郡。
    这时东路军马忠也打败了朱褒，占领牂牁郡，正按照原来的部署，向益州郡进兵。中路军李恢也由平夷向益州郡前进。各县的叛军纠合起来，把李恢包围于昆明(今云南晋宁东北)。李恢的军队比敌人少一倍，又和诸葛亮断绝了联系，形势对他很不利，昆明危在旦夕。李恢是建宁郡俞元县(今云南澄江)人，他利用自己和叛军都是本地人的关系，派人去和叛军联系，诓骗他们说:
    “官军的粮食已尽，诸葛丞相正准备退兵，我久离乡里，现在得以乘机回来，就不想再回到北方去了，想和你们共图大事，因而以诚相告。”
    叛军竟相信了他的话，对昆明的包围就有些松驰了。李恢乘敌人不备，出其不意地突然出击，大获全胜，叛军纷纷溃逃。李恢不仅摆脱了被包围的困境，而且还和诸葛亮的西路军以及马忠的东路军取得了联系。到这时，高定、雍闿、朱褒等叛乱首领都已败亡，中路各县的叛军已被肃清，所剩下的只有盘踞在益州郡的孟获了。诸葛亮、李恢、马忠等三支军队从西、中、东的不同方向共同挥师前进，对孟获形成了合击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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