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本义》[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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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本义》[第16页]

作者:天行健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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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诸葛亮率军穿过了人烟罕至的山岭，由会无(今四川宁南)渡口东渡泸水（金沙江）。泸水在深山峡岭中奔流，水流甚急，波涛汹涌，内中杂有礁石，旁有峭壁，上面雾霭朦胧，笼罩着瘴气。据土人说：这种瘴气在三、四月出现，毒性很大，人冲着它，轻则头昏，胸闷，呕吐，重则可以致死。到了5月，伏气上升，便没有事了。诸葛亮制作和征用了很多牛皮船，木筏等，在土人的向导下，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冒着危险，才渡过了泸水，这就是后来在有名的《出师表》中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渡江后，便到了朱提郡的堂琅县，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在这里进入汉武帝时唐蒙所开的南夷道，直达孟获的老巢建宁郡治味（妹，mèi）县(今云南曲靖)，与孟获在滇池之东的南盘江一带相拒。孟获是汉族人，南中有八大姓：焦、雍、娄、爨（窜，cuàn）、孟、量、毛、李，都是汉人，其中爨、孟二氏势力最大。这些大姓由于长期在南中与少数民族杂居，在风俗习惯甚至心理状态方面已经少数民族化了。诸葛亮和孟获两军在南盘江一带进行了一场激战，诸葛亮考虑到孟获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化的汉人中很有影响，事实上少数民族也把他看成是自己的首领，为了贯彻和抚政策以及马谡所提出的“攻心为上”的方针，便向各军下令说:
    “不许伤害孟获，一定要把他活捉来见我。”
    孟获用兵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麾军一战，孟获的军队便被打得溃不成军，孟获本人也被活捉了。士兵把孟获五花大绑起来，押入诸葛亮的帐中，诸葛亮赶紧下位亲解其缚，连说:
    “将军受惊了！”
    然后命人安排座位，让孟获坐下。诸葛亮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孟获，只见他高高的个子，面目粗壮黝黑，浓眉大目，披发虬（求，qiú）须①，戴一顶铁头盔，上边插着两根孔雀毛，两只耳朵挂着很大的骨环，身着象皮甲，足登短皮靴，看上去俨然是一个蛮夷的酋帅。这时诸葛亮想起了《晏子春秋》上的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纸，zhǐ），水土异也。”这些南中大姓原为汉人，现在却都“披发左衽”②，类同蛮夷了，岂非水土和风化使然吗！诸葛亮笑着问孟获说:
    “将军既已战败，可愿服膺王化，共享太平吗？”
    孟获翻着眼皮，狠狠地说:
    “南人朴实，作战勇敢，今日之败并非气力不支，也不是武功不佳，而是被你那变来变去的军阵搞胡涂了。可否一观军阵，也好长长见识？”
    诸葛亮满口应允，当即摆下军阵，带领孟获前去观看。只见军阵上旌旗招展，队列整齐，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矛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只听金鼓齐鸣，军阵变化多端，或如金龙摆尾，或如波涛起伏，忽合忽散，亦进亦退，使人眼花缭乱，捉摸不定，把个孟获看得呆了。看完了军阵，诸葛亮带领孟获信步走入帐中，问孟获说：
    “你看我的军阵如何？”
    孟获说:
    “极尽变化之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八阵图吗？”
    诸葛亮说:
    “正是八阵图。”
    孟获说：
    “过去不知虚实，才打了败仗，今日蒙丞相恩赐观看军阵，实在是非常荣幸，如果早见此军阵，我是一定可以取胜的。”
    诸葛亮见孟获有不服之心，便笑着说:
    “将军如果不服，我可以放将军回去，我们再较量一番如何？”
    孟获说:
    “好，一言为定！”
    孟获被放回之后，又调集兵力和诸葛亮再战，结果孟获又战败被俘了。诸葛亮又放了他，约定双方再来交战，直到孟获心服为止。孟获赶紧跪下说：
    “丞相是天威啊，我算是心服口服了，今后我们南方人不再反了。”
    这就是诸葛亮擒纵孟获的事，后来在传说中加以渲染，说是“七擒七纵”，成为有名的“七擒孟获”的传奇故事，而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七擒”之说不见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的记载，而是出于东晋人的记载③，它的真实性并不大。清朝乾隆年间编写的《通鉴辑览》说：
    “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这太没有见识了。对于蛮夷固然应该使之心服，但屡抓屡放，简直如同儿戏一样。一纵再纵就很过分了，何况是七次呢！即或孟获如同几案上的肉，已经不足为虑，而这就像放出鹰和老虎来试试一样，终究不是善策。那时诸葛亮所急于要作的，是平定南方以后北伐曹魏，岂有屡纵屡擒，耽误时日之理？所以我们知道诸葛亮必然不会这样作的。”
    这个分析是很合乎情理的，而我们另外还要补充一点：本来抓住了孟获，战争便基本上结束了，而七擒七纵，又打了这么多的仗，双方必然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拿这么多人的性命去换取孟获的“心服”，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后人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心理，很多人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现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诸葛亮的以和抚为基础的民族政策，在古代是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仅历来受到汉族有识之士的赞赏，也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至今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东南亚一带，对于“七擒孟获”的故事仍然是津津乐道，实际上是对于诸葛亮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的称颂。不管这个故事的有无真假，它作为一种古代开明的民族政策的艺术化、典型化的表现，还是有着很大的感染力的。
    孟获归降以后，与诸葛亮在味县的明月社盟誓，立有会盟碑两块，碑文为诸葛亮所撰，背上有篆文曰：“此碑如倒，蛮为汉奴。”因为这两块碑是南中各族归附蜀汉政权的象征，所以当地的蛮夷和大姓长期地注意保护它。
    诸葛亮率兵继续向益州郡治滇池前进，一路之上又消灭了一些地方叛军的残余势力。7月，诸葛亮、李恢和马忠三路大军在滇池胜利会师。诸葛亮进入南中地区已经好几个月了，由于军务繁忙，再加上在险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长途跋涉，他非常疲倦，已经达到了身心交瘁的程度，面目看上去更加清瘦与衰老了。现在战事已经胜利结束，总算稍为松了一口气，望着那浩瀚而清澈的滇池，心情稍为平静和舒畅一些了。滇池又名昆明池，泽水，为云南第一大湖，这一带景色秀丽，风情奇异，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人充满着新鲜和神秘之感。这一带的少数民族有穿鼻、聃（丹,dān）耳等奇特的风习，穿鼻是把直径1尺（约合今7市寸）的金环穿入鼻中，下垂过腮，君长则用绳系其环，走路时用人牵着绳。也有人用花头金钉两枚，从鼻两边穿之，使其透出鼻孔。聃耳就是垂耳的意思，把面颊和耳边的皮掀开，分成数支，用绳捆之，状如鸡肠，下垂到肩。在深山密林之中，动物甚多，有象、犀牛、猩猩、孔雀等等，还有一种动物叫貊（莫，mò）也写作貘，形状象熊，颜色黑白相杂，吃竹子，就是大熊猫。还有一种貊，似熊而黄黑色，形体较小，就是小熊猫。诸葛亮和将士们都非常喜欢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山林中发现此物，没有人用箭去射，而是和它保持着和平共存的关系。
    这次平定南中的战役，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三月出兵以来，只用了大约5-6个月的时间，便把长达3年之久的南中叛乱平定了，可谓非常迅速，这表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是“攻心”战术的一个成功的例证。诸葛亮为了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防止再度发生叛乱，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一是改划郡县，安置得力的将领镇守。
    把庲降都督所管辖的南中地区的五个郡划小，增设云南、兴古二郡，一共划成建宁（益州郡改）、越嶲、云南、永昌、牂牁、兴古、朱提等七个郡，由平叛有功的李恢、吕凯、王伉、马忠等出任太守。郡区缩小，比较便于统治，而且所设的太守又多是平叛中的重要将领，对南中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声威又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二是把大姓、夷帅和南中各族的强劲士卒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减轻对蜀汉政权的威胁。
    把原被大姓、夷帅控制的强劲的青羌兵一万多家迁徙入蜀，编成五部战斗力非常强的军队，号为“飞军”。后来北伐曹魏时，参军王平所统帅的五部，就是这一支军队。青羌兵中编余的一些比较赢弱的人，则分配给大姓作部曲，同时还鼓励大姓自己出金帛招募，而他们的部曲在上面都归五部都尉统管，官府可以随时征调他们的部曲作战，其部曲在实际上已经纳入了地方部队的编制，这就大大削弱了大姓和夷帅反抗政府的实力。
    三是把拥护蜀汉政权的大姓和夷帅代表人物吸收到蜀汉政权里来。
    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掌握监察大权；他的同族人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建宁大姓爨习官至领事等等。由于这些人的合作，增强了与地方势力以及少数民族的团结，巩固了蜀汉政权的统治。
    四是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在基层不留外地人，不留兵，把基层政权交给夷人的首领统治。
    这只是基层的民族聚居点，至于郡守和一些重要的县的县令，县长等则是由中央委派的重要官员来担任，而且是带领重兵镇守的。在基层保留了他们的部落组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照顾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既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开支和运粮之劳，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摩擦，对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比较开明的政策。
    五是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逐渐改变南中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
    后世关于诸葛亮在南中地区引导人民发展生产、传授生产技术的传说很多。如说诸葛亮教人牛耕，修水利，煮盐，采矿等等；佤族人民说诸葛亮赐给他们祖先稻种，佤族从此才有了稻米，而且盖房子，编竹箩等等，都是诸葛亮所教的；傣族人民说：傣族佛寺大殿的屋顶，是仿照诸葛亮的帽子建造的；有不少地方把铜鼓称为诸葛鼓。这些传说的具体情节虽然未必完全属实，但可以从大的背景上反映当年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南中地区的巨大影响。
    六是用封建伦理道德对夷人进行教化。
    南中的夷人迷信鬼神，诸葛亮便参照他们的习俗画了一幅画。画中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这是要他们首先懂得尊卑上下的关系，以利于维护蜀汉政权的统治；其次画的是神龙生夷人的传说，这是表示尊重夷人的传统观念，以利于夷汉人民的团结。又画郡中的官吏巡行安抚各地，以及夷人牵着羊、背着酒、带着金宝去诣见官吏的情况，这是宣传官爱民，民拥官的上下和睦的景象。诸葛亮命人把这画复制多份，赐给南中各族的首领，他们对这画都很重视，在各地悬挂起来，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总之，诸葛亮在南中地区所施行的民族政策，目的虽然是为了加强对南中的控制，以利于蜀汉政权的统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民族的习俗，帮助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各族人民对诸葛亮非常崇敬，至今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还亲切地称他为“孔明老爹”，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轶闻佳话。
    这年秋冬之交，诸葛亮率兵北返，途中停驻在汉阳县(今四川高县)时，县令领着一个人前来拜见，这人名叫李鸿，是新从魏国投降过来的，被安排在汉阳为县吏。他久慕诸葛亮的大名，特地随县令前来拜谒。诸葛亮这时很想了解魏国的情况，对李鸿的前来很感兴趣。经过一番交谈，诸葛亮知道了许多魏国的事，特别是得知孟达降魏之后，对刘备和诸葛亮没有杀死他的妻子很感激，至今还有怀旧之心。诸葛亮心里一亮，随即产生了一计。正是：鸟恋故枝人怀旧，借机可作大文章。欲知诸葛亮心生何计，请接看下回。

    ①虬须：卷曲的胡须。
    ②披发左衽：不束发，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这是少数民族有别于汉族的习俗。
    ③“七擒孟获”的故事，见于东晋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常璩的《华阳国志》，二者内容基本相同，文字稍异。

15页已有两天打不开了，不知何故？

    ③

    第六四回诸葛恪名噪江左
    魏文帝命丧东都

    话说诸葛亮听说孟达还有怀旧之心，非常高兴。李鸿和县令拜辞出去以后，诸葛亮对身边的永昌从事费诗、参军蒋琬说：
    “回成都之后，应该给孟子度写信，和他取得联系。”
    费诗愤怒地说:
    “孟达小子昔日事奉振威（刘璋）不忠，后来又背叛了先帝，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给他写信怎么值得呢！”
    诸葛亮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听了费诗的话，只是沉默不语，而没有表态。原来按照诸葛亮的计划，平定南中以后，下一步便是北伐曹魏了，孟达现在魏国任新城太守，屯兵于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地当汉中通向荆州的咽喉要道，他想利用孟达为内应，配合伐魏的军事行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着棋，但这时还不便泄露出去，所以只好沉默不语了。
    诸葛亮率凯旋之师回到成都附近时，已是隆冬季节了。朝中的文武百官走出数十里前来迎接，诸葛亮在人群中看到了黄门侍郎费祎，首先和他热情地打招呼，并让他和自己坐在一辆车上共同进入成都。在出迎的官员中，有许多人都比费祎地位高，而诸葛亮却单让费祎和自己同车，使费祎实在感到受宠若惊，众官员也都不得不对费祎另眼看待了。原来诸葛亮即将进行北伐，要和吴国进一步搞好关系，想要把出使吴国的艰苦任务交给费祎来承担，所以对他格外重视。诸葛亮在车中对费祎说:
    “文伟，我要进一步修复汉吴联盟，想要烦你东行，那就要多受颠簸之苦了。”
    费祎说:
    “既蒙丞相信任，我只当效犬马之劳，不要说什么旅途颠簸，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诸葛亮回到成都之后，首先进宫觐见了后主，启奏了此次平定南中的经过。后主大喜，深表慰劳和嘉许之意，赐给他金鈇（夫，fū）钺①、曲盖②、羽葆③、鼓吹，还有虎贲（奔，bēn）④60人。
    孙权虽然最初插手了南中之争，想要乘机捞到一些好处，但因为他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魏国方面，还不想使吴蜀关系恶化。不久前，邓芝等聘吴，双方关系进一步缓和，现在又看到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已经无隙可乘，所以便把伸入南中的手缩回来了。诸葛亮回成都不久，孙权便派来了使臣，对平定南中表示祝贺，给后主送来了两头驯象作为礼物。这两头象形体硕大，憨态可掬，还会表演一些动作，非常逗人喜爱。
    吴国的使臣回去之后，诸葛亮启奏后主，以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以宣信中郎董恢为副使。费祎和董恢等人出发之日，诸葛亮率文武百官在成都城南的长星桥摆酒，为之饯行。费祎望着桥下锦江的滔滔流水，感慨地说:
    “万里之路，始于此桥。”
    然后便与诸葛亮和百官辞别，乘船出发了。后来这座桥便被称为万里桥，现在的老南门大桥就是它的故址，现存之桥为清康熙50年（公元1711）重建。
    费祎到武昌后，拜见了孙权，转达了后主和诸葛亮的友好情意，并且和吴国的臣僚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费祎发现吴国的君臣很难对付，孙权性情诙谐，谈吐中常常夹杂着一些锐利的嘲讽之辞；诸葛恪和羊道都是多才善辩之人，常常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诸葛亮的侄儿诸葛恪，才思非常敏捷，最善于诙谐，在江东名噪一时。费祎在吴期间，听到了许多有关他的有趣的传闻。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长子，字元逊，在少年时代就以才华出众、机智幽默而为时人所称道。年方弱冠（20岁）孙权和他交谈，见他聪明机智，很惊奇地对诸葛瑾说:
    “蓝田生玉⑤，真不虚也！”
    立即拜官骑都尉，不久又任太子中庶子，转左辅都尉，辅佐太子孙登，是东宫中的重要僚属之一。有一次，孙权大宴群臣，让人牵着一头驴走进来，在驴脸上挂着一个题签，上面写着“诸葛子瑜”四个字，在座的臣僚一见，无不开怀大笑，有人甚至把嘴里的酒饭都喷出来了。原来诸葛瑾生就一张很长的脸，所以孙权搞了这么一个恶作剧，为了助一助大家的酒兴。这时诸葛恪也在席中，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给父亲争回面子，便跪下向孙权请示说：
    “请赐纸笔，增加两个字，是否可以？”
    孙权允诺，命人取来纸笔，诸葛恪在标签下添了“之驴”两个字，读起来便成为“诸葛子瑜之驴”了。孙权和一座之人都欢笑和赞叹起来，孙权只好把驴赐给了诸葛瑾。
    诸葛恪曾把一匹好马献给孙权，把马耳朵刺伤了一个地方作为标记。献马时，武昌左都督范慎嘲笑他说：
    “马虽然是个畜生，也是秉承天地之气而生，如今你伤残了它的耳朵，岂非有损于仁道？”
    诸葛恪回答说：
    “母亲对于女儿是最疼爱的了，却穿破她的耳朵给也戴上明珠，这怎么是有损于仁道呢？”
    范慎听了这话，竟张口结舌，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回答了。诸葛恪作为太子孙登的左辅，经常和太子在一起相处，彼此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可以无所不谈，也常常互相开玩笑。有一次，太子戏谑他说：
    “诸葛元逊可以吃马粪。”
    诸葛恪回敬他说：
    “愿太子能吃鸡蛋。”
    孙权在一旁说:
    “人家让你吃马粪，你却让人家吃鸡蛋，这是为什么呢？”
    诸葛恪回答说：
    “二者的出处相同而已。”
    孙权一琢磨，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有几只白头的鸟聚集在宫殿的前面，孙权不认识这种鸟，问诸葛恪说：
    “这是什么鸟？”
    诸葛恪说：
    “是白头翁。”
    座上的张昭年纪最大，已经白了头，以为诸葛恪是借题发挥，嘲弄自己，便很不高兴地说：
    “诸葛恪是在欺骗至尊，没听说有叫白头翁的鸟。既有白头翁，就该有白头母，何不让他再把白头母找来。”
    诸葛恪说:
    “鸟兽未必都有相对的名子，比如鹦鹉又叫鹦母，何不让张公再把鹦父找来。”
    张昭不能回答，在座的人也都觉得很好笑，但为了尊重张昭，谁也没敢笑出声来。
    孙权大宴群臣，命诸葛恪代替自己为群臣斟酒，要求斟到哪里，必须一饮而尽。斟到张昭面前，张昭已经有些醉意，推辞说：
    “年纪大了，不胜酒力，不能再喝了。”
    诸葛恪还是给他斟上，张昭不肯喝，说道：
    “这不是养老之礼啊！”
    孙权对诸葛恪说：
    “卿如果能说得张公理屈词穷，他就必须喝下去。”
    诸葛恪便对张昭说：
    “昔日师尚父（姜太公）年高九十，还跟随武王伐纣，秉旄仗钺，亲临战阵，还没有告老。如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怎么说不合养老之礼呢！”
    几句话说得张昭无言以对，只好硬着头皮把酒喝了下去。
    这次费祎使吴，诸葛恪不过才23岁。孙权在宴请费祎时，搞了一个恶作剧，事先告诉群臣：
    “费祎到来时，大家只管伏案吃喝，谁也不要起来打招呼，看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费祎来了，孙权停止吃喝，表示欢迎，群臣却都伏案吃喝着。费祎先是感到有些尴尬，后来灵机一动，用嘲笑的口吻作了几句诗说：
    “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凤凰来了，麒麟吐出口中的食物来迎接，那些无知的驴子和骡子，却照旧伏下头来吃东西。）
    大家挨了骂，面面相觑，不知如何答对，而这时诸葛恪却站了起来，用几句诗回答说：
    “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已经栽下了梧桐树，来等待凤凰。来了个什么燕雀，自称是凤凰来翔？何不用弹丸射它，让他逃回故乡！）
    费祎听了，只好苦笑了两声，而孙权和众臣僚都开心地大笑起来。费祎坐定之后，孙权和群臣纷纷向费祎敬酒，杯觥交错，谈笑风生，场面很热烈。用过酒菜之后，又吃了饼。费祎涌起了文思，向侍者索取纸笔，写了一篇《麦赋》。写完之后，在座上传阅起来，人们都夸奖他笔力不凡。诸葛恪随即写了一篇《磨赋》，文字更为奇妙，而且寓有以我之磨，磨碎你的麦子的意思，以此压倒了费祎，占了上风。费祎虽然感到自己又吃了亏，但对于诸葛丞相这位令侄的惊人的才华，却暗暗地惊叹不已。
    总的说来，尽管东吴的臣僚们很难对付，费祎还是能够机智地来应付他们的问难和挑战，辞气和顺，说理透彻，不卑不亢，终于使吴国君臣都不敢轻视他了。孙权常常用好酒来招待他，看他有了一些醉意，便向他询问蜀国的一些重要国事，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机密的信息。这时费祎虽然没有大醉，也表现出醉意朦胧的样子，并不马上作答，而是回到住处后才慢慢地斟酌着逐条用文字来回答，既保守了国家的机密，也没有和吴国伤了和气。
    有一次，孙权在喝醉酒之后对费祎说：
    “杨仪和魏延都是牧竖小人，对国家虽然有一些鸡鸣狗吠的作用，但既已委之重任，就不应该毫不留心。如果一旦诸葛丞相去世，是必然要发生祸乱的。你们这些人昏昏愦愦，不能防患于未然，难道不知道终究是要坏事的吗？”
    孙权的话并非虚谈，可谓切中要害，但费祎作为一名使臣，为了维护国家的体面，只好回答说：
    “杨仪和魏延的不和，不过是出于私愤，并没有韩信、黥布那种难于驾驭之心。如今正在从事扫除强贼（指曹魏），统一华夏的大业，要靠有才能的人来建立功勋和开拓事业，如果为了根除后患便废弃这两个人而不用，那就好像因为有风波而废弃舟楫一样，并不是良策啊！”
    在费祎回蜀之前，孙权把自己常用的一口宝刀赠送给他，费祎答谢说：
    “以臣之不才，怎能承担如此厚意？不过刀是讨伐叛逆，禁止暴乱之物，但愿大王努力建立功勋，共同兴复汉室的基业，臣虽然愚昧无知，终究是不会辜负东方的关照的。”

    费祎此次使吴，诸葛亮还委托他办一件私事，就是把侄儿诸葛乔带回成都，为自己过继。如今诸葛亮已经45岁，还没有儿子，过继之事已经酝酿很久，后主和孙权都支持这件事，诸葛瑾也很同意，这次才落实了。诸葛瑾有三个儿子：长子诸葛恪，次子诸葛乔，三子诸葛融。诸葛乔今年22岁。费祎偕诸葛乔回到成都，已经是岁末了。他向后主和诸葛亮报告了此行的经过，他们都很满意。为了表彰费祎出使吴国的成功，诸葛亮表荐他升任了侍中之职。诸葛亮夫妇对诸葛乔的到来非常高兴，诸葛乔原来字仲慎，“仲”字表示他排行老二，现在已经过继到这里为嫡子，所以诸葛亮把他的字改为伯松，“伯”是老大的意思。诸葛乔仪表堂堂，谈吐大方，他的西来给诸葛亮的家庭带来了很多欢乐。
    再说魏文帝曹丕，在魏黄初五年（公元224）九月，从伐吴前线退兵时，虽然下诏表示要休兵养士，与民休息，但不久便忘了自己的承诺，到了第二年，就是诸葛亮出兵南中那年的二月，又要起兵伐吴。群臣诸将很多人都反对，但没有人敢于直谏，只有宫正⑥庞勋在朝会上向曹丕面谏说：
    “王师屡次出征都是徒劳无功，这是因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凭山依水，有难以攻拔的形势啊。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陷于危地，臣下无不破胆，那时宗庙险些要倾覆，成为百世的戒鉴。如今又要劳师远征，每天耗费千金，消耗了中原的实力，增长了吴虏的威风，臣是窃以为不可的。”
    曹丕一心要去征吴，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对庞勋的劝阻大为恼火，把他贬为治书执法，俸禄由一千石降为六百石，命他随军出征。庞勋为人正直，敢于直言极谏，曹丕很不喜欢他。曹操在世时，庞勋曾任魏郡西部都尉，曹丕的妻子郭夫人的弟弟任曲周县县吏，因为盗窃官布被庞勋查办处死，因而曹丕一直很恨庞勋。第二年在退兵之后，便寻找一个借口，网罗了罪名，把庞勋处死了。人们无不为庞勋叫屈，这是后话。
    曹丕以尚书令陈群为镇东大将军，随车驾督率诸军；以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镇许昌，总管后方的军政要务，并负责供应前方的粮草。3月，曹丕、陈群率军离开洛阳。7月，到谯县，听到了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消息，曹丕非常惊讶，没想到诸葛亮这么快就结束了南中的战争，心里很不是滋味。8月，魏国的水军从谯县循渭水入淮河。10月，到了广陵故城(今江苏扬州市)，濒临伐吴的前线。随军的尚书蒋济向曹丕上表说：
    “现在已经到了冬天，淮河和长江的支流小水快要结冻了，水道就要不畅通，不可再轻易前进了。”
    而这时曹丕伐吴的兴致正浓，并没有听取蒋济的劝谏，仍然继续进兵，士卒10多万，旌旗飘扬数百里，到了江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声势浩大，大有渡江作战之势。
    孙权听说曹丕又发大兵前来，赶紧命令沿江守将严阵以待。这年冬天特别寒冷，时隔不久，支流小水便都结了冰。曹丕临江兴叹说：
    “唉！上天就是这样把南北隔开了！”
    于是只好下令退兵。吴国的镇北将军孙韶派遣大将高寿等率领敢死之士500人偷偷过了江，埋伏在魏军退兵的路上，在夜里空袭曹丕的车驾。由于魏军将士力战护驾，曹丕才幸免于难，副车和羽盖都被孙韶缴获了。曹丕在这次战役中吓得魂不附体，在路上有一点风吹草动，也以为又是吴兵杀过来了。
    在退兵途中，因为水路结了冰，几千只战船行进非常困难，有的地方还要破冰前进，有时要前拉后推，行进非常缓慢。想尽了种种办法，费了很大的气力，好容易退到了精湖(在今江苏宝应南30公里)。水愈来愈少，前后的船只断断续续地滞留在几百里的地方，行进更加困难了。曹丕想烧掉一半船只，以免落入吴人之手，而蒋济则反对烧船，他请曹丕先回去，船只交给自己来处理。于是曹丕率领一部分将士从旱路回去，把水军和船只交给了蒋济。蒋济利用开凿水道，筑堤挡水等办法，总算使水军循着淮河支流退到了谯郡，和曹丕会师。
    魏黄初七年（公元226）正月，曹丕在退兵途中打算先到许昌休整一下军队，但率军走到许昌附近时，听说许昌的南门突然崩坏了，心中不禁产生了忌讳，觉得这是个不详之兆，便没有进入许昌，一直返回洛阳。
    5月，曹丕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下诏立22岁的曹叡（同睿，音瑞，ruì）为太子。曹丕共有9个儿子，曹叡是长子，字元仲，为甄夫人所生。幼年时就聪明伶俐，曹操高兴地说：
    “看来我的基业可以传到第三代了。”
    对他特别钟爱，常常让他跟随在左右，在朝会和宴会时，也让他坐在身边。他年龄渐长，好学不倦，识见渊博，特别留心于法律。15岁封武德侯，后又晋封齐公，平原王。他的生母被郭夫人谗害含冤而死时，他已经18岁了，心中对此一直是非常沉痛和愤愤不平的。郭夫人作了皇后之后没有儿子，曹丕让曹叡把郭后当作母亲来事奉，郭后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曹叡本来对郭后非常痛恨，但看到她很受父亲的宠爱，在宫中很有权势，也只好在表面上装作孝顺的样子，郭后对他也表现出很慈祥的样子。但这一对母子之间都有难言之隐，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曹丕看出了曹叡因为生母之死而有怨恨之情，所以迟迟没有立他为太子，而想立徐姬所生的京兆王曹礼。有一次，曹叡跟随曹丕外出狩猎，遇到一只母鹿领着一只小鹿，曹丕射死了母鹿，让曹叡再把小鹿射死，而曹叡却垂弓不射，对父亲说：
    “父皇已经杀了母亲，儿臣不忍心再杀它的儿子了。”
    说着便哭泣起来。曹丕见此情景，也感慨不已。他既觉得曹叡有仁爱测隐之心，又联想到曹叡的感情有双关的涵义，不禁思念起死去的甄氏，在心中暗暗地叨念着：
    “我既然已经杀死了母亲，为什么还要废掉儿子呢！”
    于是便决定要立曹叡为太子。回宫之后，把这想法告诉了郭后，郭后因为曹叡已经和自己形成了母子关系，对自己很“孝顺”，也很同意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曹丕又有些犹豫，直到病重时才正式宣诏立曹叡为太子。
    曹丕的病愈来愈严重，他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便把太子曹叡和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等三名重臣召到崇华殿南堂，向他们托付后事，要求他们辅佐太子登极，治理好国家，并且对曹叡说：
    “这三位顾命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朕死之后，你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他们，如果有人说出挑拨离间的话，也一定要慎重对待，不可有什么怀疑。”
    曹丕又下诏：
    “命主管官员把后宫的淑媛，昭仪以下的妃子都遣送回家，不要再留在宫中。”
    5月17日，曹丕卒于嘉福殿，终年40岁。曹丕的殡葬事宜，是完全按照他留下的《终制》办理的。黄初三年（公元222）十月，曹丕命人在首阳山(就是洛阳北之芒山)的东侧圈定一个地方为寿陵，作为自己死后的葬埋之地，同时写了一篇《终制》，就是关于处理自己死后丧葬事宜的遗嘱。正是：不惑之年撒手去，留下《终制》告后人。欲知《终制》的内容如何，请接看下回。

    ?鈇钺：大斧，天子赐与此物，表示授与生杀大权。
    ?曲盖：仪仗用的曲柄伞盖。
    21羽葆：用鸟羽装成的车盖。
    22虎贲：侍卫勇士。
    23蓝田山在今陕西蓝田东南，出产美玉，这话比喻贤父生贤子。
    24宫正：就是御史中丞，是掌管监察的长官。，

    六十五回孟子度谋画西归
    诸葛亮筹措北伐

    话说曹丕的《终制》规定：因山埋葬，不封不树（不封土丘，不种树木作标记），不立寝殿，不造园邑，不修神道。《终制》说：
    “葬者藏也，不过是藏在土里看不见而已。人死之后，尸骨已经不知道痛痒，陵墓中也不是精神栖息的宅第，棺椁不过是足以使骨头腐朽，衣服被褥不过使肉腐朽而已，所以我才在这不长庄稼的地方营造坟墓，打算使后代人不知道这个地方。”
    又规定：
    “坟墓中不要放苇子和木炭，不要埋藏金、银、铜、铁器物，全部使用陶器，以符合古代殡葬时用涂车（泥车），刍灵（用茅草扎成的人马）的制度。棺材只漆刷三遍，口中不要含珠玉，身上不要穿金缕玉衣，不要照搬这些愚昧的习俗。”
    《终制》中还说：
    “从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墓葬。自从汉末丧乱以来，汉朝的诸陵无不被发掘出来，为了取得金缕玉衣竟焚烧了尸骨，死后还要受火焚之刑，不是令人非常痛心吗！这个灾祸是由于厚葬和封树所引起的，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戒鉴吗？”
    曹丕的这篇《终制》，是古代的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尽管他的出发点，是防止后人发掘陵墓，但在反对厚葬，提倡殡葬制度改革方面，是和曹操一脉相承的，和汉代的厚葬之风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当时会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曹丕是魏国名义上的第一代君主，事实上的第二代君主，因为曹操虽然在名义上没有称帝，但他是事实上的创业之主。曹丕生活在三国鼎立，天下形势错综复杂的时期，他虽然不如乃父曹操那样大有作为，但总算维系了魏国的基业。在政治上，规定宦者为官不得超过宫中的诸署令，不许妇人和外戚干预政事，这就防止了东汉以来宦官，外戚专政局面的重演。在选拔人才方面，规定取士不要限定年龄，不管老幼，要看他的实际能力。此外，如轻刑罚、薄赋税，禁止百姓复仇私斗，营建陵墓和殡葬力求简易俭朴等等，都是比较开明的措施。对诸侯王的严格控制，虽然看起来有些过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国家的集权和统一，防止地方分权和动乱的作用。他很重视文化教育，诸如兴办学校、网罗学者讲学和著述等等，使魏国的文化空气明显地超过了吴、蜀两国，这是他统治魏国最具有特色的地方。但作为一个专制的封建君主，他的劣迹和缺点也不少，如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不听劝谏，妄杀大臣，残害兄弟，大兴土木，荒淫游乐等行为，也遭到了时人和史家的非议。在军事方面，他有穷兵黩武之心，而无运筹取胜之略，几次伐吴都以劳民伤财，空烦师旅而结束，对吴、蜀两国只能处于守势。
    曹丕仅仅作了七年皇帝便早逝了，他作为一个皇帝，不算是上乘的；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是不合格的；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汉献帝建安时期（实际上是曹操统治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时代，文人辈出，作品丰富，而这个时代的出现，是和曹操、曹丕的奖励文学、提掖文士分不开的。曹丕称帝以后，在他身边仍然聚集着一批出名的文人骚客，延续和发展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其次，作为“三曹”之一的曹丕，他自己的文学成就也是很突出的，他的《典论》中有《论文》一篇，是系统成篇的文学批评著作的鼻祖；他的诗歌《燕歌行》二首，是七言诗的创始，对以后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传世的《魏文帝集》收诗歌40首，辞赋30篇。总之，作为皇帝的曹丕是“死而速朽”了，而使他“死而不朽”的倒是作为文学家、诗人的曹丕。古代史家对曹丕的评论，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代表，他说:
    “文帝的天资富于文才，下笔成章，博闻强记，才艺兼精；如果再加上一些宽宏大量的气度，在公平、诚实方面再进行修养，立志提高一下自己的道德水平，那么和古代的贤君相比，又有什么太大的距离呢！”
    陈寿的话含蓄而客气，如果我们把它说穿了，就是“多才而少德“的意思，这大体上还是公允的。
    曹丕逝世以后，太子曹叡在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三位顾命大臣的辅佐之下即了皇帝位，就是魏明帝。他即位以后，宣布了大赦，尊卞太后为太皇太后，郭皇后为皇太后。过了几天，又追谥生母甄夫人为文昭皇后。6月，把文帝曹丕的灵柩安葬在首阳山(在洛阳北)的寿陵。
    8月，孙权乘魏国正在大丧期间，亲自率领5万大军去进攻魏国的江夏郡(魏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吴军舍舟登陆，把魏国的江夏太守文聘包围在石阳(合湖北应城市东南)。孙权攻城甚急，文聘指挥将士奋力坚守。羽檄飞驰到洛阳，魏国的朝臣们都主张赶紧发兵去援救石阳。明帝说：
    “孙权熟悉的是水战，对于陆战并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他所以敢于舍舟登陆向我军进攻，是乘我方的不备。如今他已经和文聘形成了相持形势，兵法上说：‘攻守之势不同，两者要有一倍的差别，’孙权是不敢久攻不退的。”
    便没有发兵去援救石阳。
    在石阳被包围之前，明帝派治书侍御史荀禹到南方边境一带去劳军。荀禹进入江夏郡境之后，正值石阳被围，便赶紧在境内征发了各县的兵，加上自己所带领的步骑1000人到石阳城附近的山中扎营，夜里在山中燃起了篝火，以恐吓敌人。孙权望见山上的火光，知道魏国的救兵已经到了，又不知虚实，便赶紧下令退兵。文聘率兵出城追击，大破吴兵而还。在孙权围攻石阳的同时，吴将诸葛瑾、张霸等也率军进攻襄阳，魏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击破了诸葛瑾，在阵前斩了张霸，杀死吴军1000多人。孙权派出的进攻寻阳的别将，也被魏征东大将军曹休击破。孙权的这一次挑衅行动，便很快地以挫败而告终了。
    再说蜀国丞相诸葛亮，听说孙权乘魏国大丧期间发动了进攻，对此非常关注。他所关注的，倒不是魏、吴两军谁胜谁负，而是双方发生战争这件事的本身，这标志着孙权在魏国新君即位之初，并没有与魏国改善关系的动向，而是关系更加恶化，已经是积重难返了。这种大环境对于蜀汉的发动北伐，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诸葛亮这时正在筹划着北伐，他计划先率兵到汉中，作为北伐出兵的前沿基地。命令镇守永安(白帝城)的前将军李严留守后方，总管后方的防务，并负责征发和供应前方的军粮和一切军用物资。李严接到命令后，便从永安移屯江州(今重庆)，留下护军陈到镇守永安。
    李严到江州不久，派人给诸葛亮送来，诸葛亮拆开一看，不禁紧锁眉头。原来信中的主要内容是建议诸葛亮应该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想：李严的权势欲很大，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同时也是想探一探自己的志趣，也许还想乘机挑起什么事端，这是必须提高警惕的。如今国事维艰，强敌虎视，自己怎么能妄自尊大，贪图荣华呢？晚上，他在灯下给李严写回信说:
    “我和足下已经相处得很久了，可以不再多作什么解释。足下在来信中教诲我要称王建国，还告诫我不必拘谨，所以我对此不能保持沉默。我本是东方的一名下等士人，误蒙先帝起用，在臣僚中处在最高的位置，俸禄赏赐很丰厚。如今讨伐贼寇还未见功效，还未能酬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却要像齐桓、晋文那样称王称霸，妄自尊大，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能灭了魏国，斩了曹叡，辅佐皇帝陛下还于旧都，当与诸公共同提升，虽然是十锡都可以接受，何况是九锡呢！

    诸葛亮写了信，觉得心里豁亮多了。他这时念念不忘的是联系魏国新城太守孟达为内应的事，所以把回信交给江州来人带回去的同时，让来人告诉李严给孟达写，来争取他。李严得到通知后，便给孟达写了信，派人送到上庸。内称:
    “我和孔明都受到先帝的嘱托，忧国忧民之心很深重，责任很重大，想要得到良好的伙伴，共图大业。”
    过了几天，诸葛亮也给孟达写了，差人送到上庸。信上说：
    “去年南征，在年末才回来，恰巧在汉阳和李鸿相会，得知足下的消息，不禁慨然长叹。得知你仍然保存着平生的志向，岂是徒有虚名，善于叛离旧主的人呢！唉，孟子，这实在是因为刘封侵凌了足下，损伤了先帝对待士人的恩义。……想到你表明心迹的话，回忆我们平生的友谊，不禁留恋地翘首东望，因而送去了这封书信。”
    孟达先后读到了李严和诸葛亮的书信，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下去。他降魏已经五年多了，开始时魏文帝曹丕对他非常重视，又和桓阶、夏侯尚等重臣交谊甚密，一时之间在魏国还是混得很不错的。及至曹丕逝世，桓阶和夏侯尚也相继死去，孟达便在魏国失去依靠了。他感到朝臣之中有人在暗暗反对他，特别是魏兴太守申仪一直和他不和，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申仪也是蜀国的降将，而他俩在魏国的关系却非常紧张，简直是形同水火。由于种种原因，孟达近来已经产生了举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归蜀之心，但还有些犹豫不决。这次读到了李严和诸葛亮的信，觉得自己的时机到了，从此以后，便暗中和诸葛亮、李严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准备乘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时机公开叛魏，在新城配合蜀军行动。孟达还暗中派人随信给诸葛亮送去纶帽一顶，玉玦（决，jué）①一块，以表示自己的情意。
    蜀建兴五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二月，诸葛亮在丞相府召集重要的谋士和将领吴懿、费祎、蒋琬、马谡、邓芝、赵云、杨仪、魏延等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北伐曹魏的战略。诸葛亮首先发言说:
    “先帝在世时，虽然在颠簸流离之际，也无时不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已任。如今先帝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应辅佐，实现先帝的遗愿，切不可固步自封，偏安于巴山蜀水之间。当年先帝三顾茅庐时，我在对策中曾提出兵出宛、洛与秦川(今陕、甘秦岭以北、陕西西南渭水平原一带地区)同时并举，夹击曹魏，与其主力进行决战的设想；但那时是以‘跨有荆、益’为前提的，如今荆州已失，两路夹击已不可能，直出宛、洛进行决战为形势和实力所不许，只有兵出陇右和秦川二者可供选择了。”
    诸葛亮说到这里，镇北将军魏延马上发表意见说:
    “依未将看来，应以兵出秦川为便捷。听说魏国镇守长安的是安西将军夏侯楙（茂，mào），他是曹操的女婿，娶了清河公主为妻，此人只是凭着姻亲关系而窃居高位，性情怯懦而没有谋略。丞相如果能拨给我五千精兵、五千背粮食的壮丁，让我直出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循着秦岭东进，再从子午谷(今陕西西安至洋县的山谷)北进，不过十天便可到达长安。夏侯楙听说我突然率兵到来，必然要坐船逃走，长安城中便只剩下御史和京兆太守了。等到魏国调集大军从东方来反攻，还需要二十天左右的时间，而丞相率兵出斜谷前来，也可以先期到达这里，这样咸阳以西便可一举而定了。”
    诸葛亮听了魏延的话，微微一笑说:
    “文长的设想虽然威武雄壮，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出褒中，转道子午谷直捣长安，这条道路虽然比较近，但谷道艰险，运输不易，还容易受到敌人的抄袭，一旦失利，退兵困难，就可能全军覆没，有去无回，这太冒险了。就是侥幸取得一时的成功，河右诸郡的魏兵也会从后面对我进行包抄，等于钻进了人家的口袋里，这太被动了。”
    马谡插话说:
    “如此说来，只有兵出陇右是最佳选择了？”
    诸葛亮摇着他的羽毛扇说:
    “是的。当今之计，不如兵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占领陇右，然后再寻找机会，东入秦川，谋取长安。这条道路不仅在地形上容易进退，而且水陆的粮道都很畅通，再加上天水(郡治冀县，今甘肃甘谷东)等诸郡盛产麦子，可以就地解决一部分军粮。另外，渭水流域五丈原(在今陕西眉县西斜谷口西侧)一带土地肥沃，又可以作为屯田久驻的基地。所以这次北伐，应该重点考虑夺取陇右，同时也要在秦川的边缘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五丈原一带立稳脚跟，寻找东进的好机会；而直捣长安，则需要特别慎重，不可贸然从事。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条风险不大而又可以长期坚持的稳妥之计。”
    在座之人听了诸葛亮的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都说：“丞相深谋远虑，考虑得很周到。”但魏延仍然不服气，悻悻地说:
    “丞相何其怯耶？”
    参军杨仪一听这话，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圆瞪着两只眼睛说：
    “魏延口出狂言，目无主帅，应按军法处治！”
    魏延按剑大吼道:
    “杨仪搬弄是非，该当何罪！”
    诸葛亮见二人又要斗起来，急忙命令他们马上坐下，然后开导他们说:
    “召开这样的会，是为了集思广益，共商北伐大计。言者无罪，你们不必争吵了。大家都想为国家建立功业，目标是一致的，应该作到精诚团结。内部的不和，只是对敌人有利啊！”
    诸葛亮见二人坐在哪里稍为稳定下来了，便针对魏延的话头说：
    “勇敢不是蛮干，慎重也不等于怯懦。兵者凶器，将者危任，人命之所悬，成败之所系，祸福之所倚。如果不谨慎从事，不是把国家的前途，三军的性命当作儿戏吗？为将要有五善四欲，诸位都清楚吗？”
    大家都说:
    “愿闻其详。”
    诸葛亮说：
    “五善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力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是：战欲奇（出奇制胜），谋欲密（智谋要保密），众欲静（治理军队要文静稳重），心欲一（思想始终如一，不动摇）。这里处处贯穿着一个慎字，将帅如果有骄躁之气，五善四欲便无从谈起了。”
    众人听了，都连连称善。这时魏延虽然在内心里仍然不服气，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诸葛亮在准备北伐的过程中，听说有一部分士大夫反对出兵北伐。为了使大家能够统一认识，在一次朝会时，诸葛亮在后主面前和文武百官讨论了北伐之事。多数人同意出兵北伐，少数人果然持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
    “我国处于西南偏远之地，国小势弱，难以与曹魏抗衡。应当闭关守险，休养生息，保全境内的安定，落得个上下太平无事；不应当劳动师旅，加重百姓的负担，消耗国家的实力。”
    诸葛亮针对反面意见，语重心长地说：
    “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我也很想作一个太平丞相，不想轻易地动用干戈，消耗国力，加重百姓的负担啊！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切事情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来进行的。今试为诸君提出以下的几个问题，请仔细地考虑一下：曹魏占有中原之地，实力远远超过于我，对我虎视眈眈，无日不在窥伺时机，以图长驱入川，吞并巴、蜀。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能够长期闭关自守，平安无事吗？此其一也。既然与曹魏的作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呢？采取攻势，主动权在我，可以发扬我之军威，鼓舞我之士气，激励我之民心；可以进入敌人的领土，使敌人疲于奔命。如果采取守势，则主动权在敌人，一旦开战，敌人就要突入我之国土，我就要被迫在内线作战，不用说被敌人鲸吞，就是被慢慢蚕食，我们的国土还能所余几何？百姓怎能安居乐业？这不是要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吗？在战争上，攻守之势是常常变化的，攻可变守，守可变攻。北伐即或不能短期内完全成功，起码也可以达到以攻为守，蚕食其边缘土地，在敌人境内设防的目的。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转化为全面决战，长驱进入长安，洛阳了。此其二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我们的既定方针，如果只是偏安于西南一隅而不图进取，坐视敌人的强大而不加遏制，那么兴复汉室何日可以实现？还于旧都岂非是一句空话吗？此其三也。出于以上几方面的考虑，现在就应该北伐曹魏，不能再犹豫彷徨了。”
    由于诸葛亮说得有理有据，分析得清晰透彻，反对的人也都无言以对了。后主说：
    “相父之言甚合朕意，望众卿协力同心，取得北伐的成功，早日诛灭逆贼，使朕能还于旧都，中兴汉室的基业。”
    诸葛亮在临行之前，对人事作了精心的安排，以兼顾出征与留守两方面的需要。相对来说，蜀汉方面人才比较缺乏，诸葛亮对此不得不煞费一番苦心。随诸葛亮赴汉中的主要有护军讨逆将军关中都督吴懿、镇东将军中护军赵云、镇北将军魏延、车骑将军刘琰、扬武将军中监军邓芝、丞相长史向朗、参军杨仪、马谡、李邈、牙门将裨将军王平等。以魏延为前部督，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留守成都的主要有射声校尉留府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负责丞相府的事务；侍中郭攸之，费祎、黄门侍郎董允等留在后主身边，主持宫中事务，让他们起到规谏后主，拾遗补阙的作用。中部督向宠统管禁军。
    阳春3月的一个夜晚，四周很安静，诸葛亮想到此次北伐责任重大，情况复杂，心潮起伏，深夜难寐，披着衣服起来，点上了灯火，在临行前给后主写了一道表章，就是彪炳千秋的《出师表》②。正是：出师一表传天下，千秋万代见忠诚。欲知《出师表》的内容如何，请接看下回。

    （1）玉玦：一种环形有缺口的佩玉。
    （2〕还有一篇《后出师表》传世，所以此表又称《前出师表》，但后表的内容与情调不似诸葛亮所作，不少学者疑其为伪作，本书不录。

    第六六回孔明情寄《出师表》
    孟达痛失上庸城

    话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首先指出天下和蜀国的形势，劝谏后主要奋发振作，广开言路，不可阻塞忠谏之路：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先帝创立基业，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逝世了，如今天下三分，而益州人力疲乏，财政困难，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啊。然而侍卫之臣在朝中毫不懈怠，忠诚的将士在外面舍生忘死，这是由于怀念先帝生前对他们的厚恩，想要报答于陛下啊。陛下实在应该广开言路，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志士们的精神，不可妄自菲薄，引用一些不合适的话，以致阻塞了忠心进谏的道路。）
    接着便指出了执法和用人方面应该注意的事，特别告诫后主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忠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宫中和诸官府中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升降赏罚，不应该有什么区别。若是有作恶而触犯律条，或是忠诚善良的，都应该交给主管部门议定对他们的处罚或赏赐，以表明陛下处理问题的公正和严明，不应该有所偏私，使宫中和宫外的官府有不同的法度。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黄门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心地忠贞纯正，所以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遗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不分大小，都应该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施行，必然能够弥补漏洞，大有好处。将军向宠，性情和善公正，通晓军事，过去先帝试用他时，就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都同意推举他为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都应该和他商量，必能使军中和睦，优劣的人员配备得当。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当和臣议论起这些事，没有一次不为桓、灵二帝的失误而叹息和痛心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身殉节的臣僚，愿陛下能亲近和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便可以指日而待了。）
    接下来，诸葛亮以饱含深情的笔墨，自述身世，表明心迹，决心要北定中原，以报答先帝和尽忠于后主：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命，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臣本来出身于平民，在南阳郡亲自耕种田地，只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闻名和出来作官。先帝不嫌弃臣的卑贱，亲自屈尊来访，三次到草庐中来看望臣，向臣咨询当前的天下大事。臣因此甚为感激，便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命。后来赶上战败①，臣在兵败的时候接受了委任，在危难的关头承担了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小心谨慎，所以在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自从接受遗命以来，日夜为国事忧虑操心，唯恐难副重托，治理国家没有成效，辜负了先帝的知遇之明。所以在五月渡过泸水（金沙江），深入南中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兵器铠甲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励和督率三军，北定中原，或许能竭尽自己的一点愚钝的能力，扫除奸凶，兴复汉室，使陛下能够迁回旧都洛阳。这是臣为了报答先帝和效忠陛下应当尽到的职责啊。）
    最后，申明自己和其他重臣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再次叮咛后主要采纳忠言：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邹，zōu）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至于权衡利弊，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便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允的责任了。愿陛下把讨灭逆贼，兴复汉室的任务委托给臣，如果做不出成效，就请治臣的罪，以奉告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听不到弘扬德政的忠言，那就责备郭攸之、费祎和董允等人玩忽职守，揭发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开动脑筋，来征询好的谋略，明察和采纳好的意见，深切地追念先帝的遗诏，果能如此，臣就感到受恩非浅而不胜感激了。现在就要远离陛下，在写这份表章时，不禁泪如雨下，不知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东方快要发白了，外面起了风，窗外的树枝沙沙作响，诸葛亮在停笔时，表章上已经沾满泪水了。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古代著名的政论性作品，也是汉魏散文的典范。说理透彻，情感真挚，充分表现了他的忠贞为国的博大胸怀和开明的政治思想。他向后主刘禅上的这道表章，既以臣子对君主的角度出现，也以长者对后生的角度出现，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自然流畅。既表现了臣子对君主的肝胆相照，无限忠诚；又表现了长者对后生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可谓情真意切，娓娓动人，有很大的感染力。归根结底，这里集中体现了诸葛亮对刘氏父子的一个“忠”字，他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付之诚，要竭尽全力地完成刘备未竟的大业，所以在出屯汉中之前，把自己的一颗赤诚的、火热的心完全掏出来了。我们在千载之下读《出师表》，仍然能够逼真地感受到诸葛亮“临表涕零”的那种心情。过去有一种说法：“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落泪者非忠臣，读李密《陈情表》②而不落泪者非孝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通过诸葛亮在表内对后主的语重心长的告诫中，也反映了在这个21岁的年轻君主身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第一是宠信内官，对宫中和官府中的官员不能一视同仁，对近幸不能用法令来约束。后主性情懦弱，没有主见，身边有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一些奸佞小人，经常进献谗言，扰乱视听，只是由于诸葛亮经常向他提醒，并不断地对黄皓等人进行训诫，他们才没有兴起大的风浪，但这毕竟是诸葛亮在临行之前非常担忧的事。第二是不能采纳忠言。第三是用人不分忠奸贤愚，有“亲小人，远贤臣”的倾向。第四是好逸苟安，不思振作。正因为有这些问题，诸葛亮在临行前不放心，才在表章上谆谆告诫。所以《出师表》中所谈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很有针对性的。
    后主读过表章后，批准了诸葛亮出兵汉中的计划，又颁发了一道讨伐曹魏的诏书，以增强北伐的声势。诏书中首先指出了曹氏父子篡位窃国的罪恶，然后说：
    “诸葛亮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把天下托付给他，以辅佐朕。现在授与他掌旄钺的重任③，赋与他不用请示而自行决定一切的全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之众，指挥大军奉行天意惩罚逆贼。消除祸患，平定叛乱，收复旧都，就在此一行了。”
    诏书中又指出这次北伐的正义性，认为曹魏步项羽的后尘，“陵上虐下”，“天人所怨”，必然要失败；蜀汉的大军“所向必克”。诏书的最后是号召曹魏的宗族、官吏和军民投降的一些话：
    “有能弃邪归正，携带酒食以迎接王师的，按照国家通行的法制进行赏赐，封赏的大小，各有一定的品级。也包括曹魏皇室的宗族、旁支、中央和地方官员，有能权衡利害，认清逆顺的形势，前来投降的，一律既往不咎。……如果执迷不悟，要帮助叛乱之人，不遵从王命，就要连他的妻儿都斩尽杀绝，绝不宽赦。要广泛地宣扬国家的恩宠和威势，宽赦他的元帅，拯救他的苦难的百姓。其他都按诏书律令办理，丞相要布告于天下，使其符合朕的心意。”

    在诸葛亮离开成都之前，家中出了一件大喜事：他的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④，孩子身体健壮，五官端正，两眼炯炯有神，非常惹人喜爱。诸葛亮在47岁时得了儿子，自是欢喜不尽。给他起了一个名子，叫作瞻，寓有高瞻远瞩之意。这时过继的儿子诸葛乔已经24岁，拜官驸马都尉，这次出屯汉中，诸葛亮让他随军同行，一来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二来也可以让他得到锻炼。
    诸葛亮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率大军离开了成都，到了汉中地区，在沔阳县(今陕西勉县东)的石马城一带扎了营。稍事休息，就进行紧张的练兵活动，演习八阵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今陕西勉县定军山西北麓有一块开阔的平地，周长约一万米，称为诸葛坪，就是相传诸葛亮曾在此练兵而得名。坪中有石垒的八阵图遗迹，据说就是当年诸葛亮练兵时所用的队列示意图形。
    再说魏国君臣听说诸葛亮屯兵汉中，有大举攻魏的迹象，不禁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应该先发制人，派大军前去迎击。明帝问计于散骑常侍孙资。孙资说：
    “过去武皇帝（曹操）征伐汉中，袭击张鲁，在阳平之役陷入困境，在汉中历尽艰险。常对人说：‘南郑简直处在天然牢狱之中，斜谷道是五百里石穴’，这是形容它的地形险恶。武皇帝用兵如神，看到蜀贼栖于山岩，吴虏窜于江湖，还掉过头来躲避开，不白白地消耗将士的力量，不泄一时之愤，这就是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现在如果到汉中去讨伐诸葛亮，道路既很艰险，所用的兵力又很可观，估计用在前线的精兵以及在后方转运粮草和镇守南方四州以遏制吴国水贼的士卒，加起来要用十五、六万人，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征发，这会造成劳民伤财，天下骚动的局面，实在是陛下应该深加考虑的。守战双方所用的人力要相差三倍，出兵汉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今日之计，应该分别命令大将据守各个险要之处，其威力足以震慑强寇，使边境宁静下来，将士安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原日益强盛，吴、蜀二虏必将自行疲弊。”
    魏明帝认为孙资的话很有道理，便决定不去主动进攻汉中了。其实，孙资的采取守势，以逸待劳的主张，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他对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形势却估计不足，认为只要据守险要之处威慑敌人，便可以作到“边疆宁静，将士安睡，百姓无事”，却是估计错了。这也是当时魏国君臣的一种轻敌的表现，他们认为蜀国国小势弱，未必会对魏国发动强大的攻势，因而在诸葛亮出兵驻守汉中以后，准备是不充分的，明帝只是命令驻守在边境一带的各将领加强防守而已。6月，明帝又任命抚军大将军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诸军镇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以加强南方的防务。
    且说诸葛亮，在汉中训练士卒，调动粮草军械的同时，又暗中派使者到上庸通知孟达相机起事，到时候他要派兵策应。但这时孟达又动摇了，在接见诸葛亮的使者时，表现出心虚胆怯、畏首畏尾的情绪，态度非常暧昧。使者回汉中向诸葛亮报告了孟达的情况，诸葛亮对孟达的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很失望，又怕他变卦之后会成为祸患，便利用魏兴太守申仪和孟达的矛盾作起文章来。派遣郭模去诈降魏国，路过魏兴郡(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故意向申仪泄露了孟达准备反魏的消息。申仪早想置孟达于死地，这回总算抓住了把柄，便马上向明帝上表揭发。明帝还不大相信孟达会反叛，但也不能不防，便赶紧下诏命镇守宛城的司马懿全权处理这件事。孟达听说事情已经泄露了，只好丢掉幻想，酝酿起兵。司马懿为了暂时稳住他，就先给孟达写了，派人送到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孟达拆开书信观看，只见那信上说：
    “过去将军背弃刘备，托身于国家，国家把镇守边疆和图取蜀国的重任委托给将军，对待将军的诚意可以说像太阳一样光明磊落。蜀人不论贤愚，没有不切齿痛恨将军的。诸葛亮想要离间将军与国家的关系，唯独苦于没有办法。郭模所泄露的话，不是一件小事，诸葛亮岂能轻易地让它泄露出去？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孟达读过了司马懿的信，陷入了沉思。司马懿的意思是：郭模把事情泄露给申仪，完全是诸葛亮的阴谋，不要上诸葛亮的当。孟达虽然难以判断是否真是这样，但他却不禁犹豫起来了，而司马懿却乘孟达犹豫不定的机会，悄悄地向上庸进发了。在进军途中，诸将对司马懿说:
    “这时孟达既痛恨申仪，又对诸葛亮产生了怀疑，未必会公开起兵了，我们应该先观望一下再说。”
    司马懿说：
    “孟达这人反复无常，没有信义，应该赶紧去征讨。”
    司马懿率兵走在半路上，觉得自己已经争取了时间，现在应该逼迫孟达公开反叛，以便师出有名，一举歼之。于是派参军梁几先到上庸去见孟达，让他入朝面见皇帝，以表明心迹。孟达心里有鬼，怎么敢入朝见君？想来想去，只好下了最后的决心，宣布起兵反魏。但他还不知道司马懿正在向上庸进军，以为司马懿还在宛城，给诸葛亮写信说:
    “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这里一千二百里，他听说我起兵，必然要上表报告天子，文书往来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那时我的城防已经巩固，粮草已经准备充足了。我处在深险之地，司马公必然不亲自前来，派别的将领前来，我是不怕的。”
    但孟达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起兵八天之后，司马懿的大兵已经开到了上庸附近。孟达又给诸葛亮写信，要求赶快出兵救援，在信中惊呼道：
    “我起兵八天，司马懿便兵临城下，何其神速啊！”
    蜀、吴都派出偏将去救援孟达，诸葛亮派出的蜀军进军到西城县安桥，吴军进军到木阑塞(在今陕西旬阳境内)，都被司马懿派兵挡回去了。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水边上树起栅栏保卫城池，司马懿率兵渡水破坏了栅栏，直趋城下，从八面攻城。经过16天战斗，从年末打到第二年正月，孟达的外甥邓贤和大将李辅等打开城门投降，司马懿率兵长驱而入，孟达被擒获斩首，传首京师。
    诸葛亮听到孟达失败的消息，心情不免为之沮丧，北伐战争不能指望他的配合了，决定马上从汉中出兵伐魏。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正月，也就是孟达刚刚失败不久，诸葛亮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曹魏的战争。他扬言要从斜谷道攻取郿县(今陕西眉县西北)，派出镇东将军赵云和扬武将军邓芝领兵进据箕谷(山谷名，在今陕西勉县褒城镇北)作为疑兵，而自己则率主力进攻祁山。祁山在今甘肃礼县城东20公里，西汉水在山前流过，山势险峻陡峭，是通往天水、汉中的咽喉要道。山上有城，就是祁山堡。山的北麓有九个小丘，相传诸葛亮攻下祁山之后，在这里扎营九座，后人称为诸葛九寨。
    魏明帝曹叡果然上了诸葛亮的当，以为赵云、邓芝是主力，派大将军曹真调集关中的兵马屯守郿县，以便堵截赵云和邓芝。这样诸葛亮便用一支偏师把魏军的大部分兵力牵制在东线，使他在西线顺利地攻入了祁山城。在诸葛亮兵威的震慑之下，陇右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都向诸葛亮投降，后来成为蜀国名将的姜维，就是在这个时候投降的。
    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父亲姜冏（窘，jiǒng），原是郡里的功曹，在和羌、戎作战时，因为保护郡将而战死。当时姜维年纪很小，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活。长大以后，在郡里任小吏，后因父亲为国捐躯，赐官中郎，作了郡里的参军。诸葛亮兵到祁山时，天水太守马遵以及姜维和诸郡吏，正随从雍州刺史郭淮在外面视察防务。他们在途中听到了诸葛亮攻下祁山城的消息，姜维建议马遵应该赶紧回去防守冀县，而马遵听说陇右各地的郡县纷纷投降了诸葛亮，对姜维和诸郡吏都不敢相信了，又考虑到冀县位置偏西，不安全，便丢下了姜维以及诸郡吏，伙同郭淮在夜里偷偷地逃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去。他为了活命，干脆就置冀县于不顾了。等到姜维等人在早上醒来，马遵和郭淮两人已经走远了。姜维等人随后赶到上邽，而马遵却对他们疑虑重重，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在城外怎样呼喊也无济于事，只好又回到冀县去，而冀县却已经被蜀军占领了。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到诸葛亮的大帐中去投降。诸葛亮久闻姜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收了姜维心中非常高兴。他和姜维进行了几次长谈，发现这个27岁的青年将领颇具胆识，精通兵法，果然名不虚传，便更加满意了，于是便任命姜维为仓曹掾，加拜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正是：蜀汉名将多凋谢，且喜后继又有人。欲知这次诸葛亮伐魏的结局如何，请接看下回。

    ⑥指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在长阪一带被曹操打败。
    ⑦李密，字令伯，西晋人。幼年父母亡故，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晋武帝要召他作官，他写了一篇《陈情事表》，通称《陈情表》，表示要在96岁的祖母身边尽孝，不能应召作官，辞意真切感人，流传甚广。
    ⑧旄：旗杆顶上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指军旗；钺：大斧。旄钺是军权的象征。
    ⑨《三国演义》说诸葛瞻为黄氏所生，是不正确的。这年诸葛亮已经48岁，黄氏也应该40多岁了，生儿子的可能性很小。诸葛亮在《又与李严书》中说自己“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没有多余的衣服）”，可见诸葛亮是有妾的。

    第六七回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下发赚曹休

    话说姜维归降之后，诸葛亮给留守成都的张裔、蒋琬写信说:
    “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察他的才能，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等人是比不上他的。此人是凉州最卓越的士人。”
    信中又说:
    “先让他训练虎步监中营①的士兵五六千人。姜伯约非常通晓军事，既有胆略和义气，又深明兵法。此人心存汉室，而才能又超过常人，训练完军队之后，应该让他到宫中去朝见主上。”
    再说魏国朝廷听说诸葛亮兵出祁山，陇右三郡失守，内外群臣都非常恐慌，而年轻的明帝却镇静自若地对群臣说：
    “蜀国凭恃山川之险，他国内的防务本来是很巩固的，而诸葛亮不知闭关息民，却亲自出来冒险。兵书上说：‘善战者致人’（善于作战的人引诱敌人前来），如今他竟自己来了，不是正合乎‘致人’之术吗？他贪图三郡，知进而不知退，正是我们歼灭他的好时机，只要我们能把握住时机，是一定能打败诸葛亮的。”
    明帝这样说，并不是心里真有什么把握，不过是在安定朝野上下的恐惧情绪而已。他马上派出步骑几万，由右将军张郃统领，兵发陇西，去迎击诸葛亮的大军，明帝也亲自前往长安坐镇。
    诸葛亮听说张郃领兵前来，决定先派出一支先锋部队来迎击，而这支先锋部队的主将，应该由哪位将军来担任呢？连日以来，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已成为军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人认为：诸葛亮一定会派久经战阵的将领魏延或吴懿来担任，他二人也认为非自己莫属，不料诸葛亮却违背了众议，起用参军马谡来统领先锋部队，以裨将军王平为副将，随同马谡带兵去把守陇右通往汉中的咽喉要地街亭，迎战魏将张郃；同时派高详领兵屯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今甘肃秦安东北)以为声援。临行之前，诸葛亮召见了马谡和王平，特别叮嘱他们说:
    “街亭是陇右通往汉中的咽喉要地，对整个战局的关系非常重大。此次前去镇守，迎战魏将张郃，必须要小心谨慎，千万不可轻敌。行军作战要重视人马的用水，必须要近水扎营，同时不可频繁地调动军队，以免使他们疲惫不堪，丧失作战的锐气，这两点一定要牢牢记住。”
    马谡当即慨然表态说：
    “丞相只管放心，丞相的教导我一定铭记不忘，决不辜负丞相的期望。”
    马谡和王平镇守的街亭，就是街泉亭的别称，俗名汉街城。西汉为街泉县的治所，东汉废除街泉县，此地属略阳县管辖，在今甘肃庄浪东100里的陇城乡与张家川龙山乡接壤处。马谡和王平率兵来到街亭一带后，巡视了这一带的山川地势，王平主张据守城池，马谡却要在距街亭10里的南山上扎营，说这样可以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王平告诫他说：
    “临行之时，丞相叮嘱要近水扎营，城池近水，而且非常坚固，还是据守城池是最有把握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山上没有水，如果我军被张郃包围在山上，切断了水源，人马怎能坚持下去？”
    马谡很不以为然地说:
    “兵法上说：‘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于死地而后生。’王将军何其怯耶？”
    于是便不听王平的劝告，一定要在山上扎营。将军张休、李盛、黄袭等慑于马谡的权威，不敢提出异议，附合了马谡。于是大军便弃城舍水上山，在山上扎了营。马谡还频繁地调动军队，弄得士卒疲惫不堪，怨声载道。不久张郃便率军到了街亭，见蜀军没有据守城池，而是舍水上山，高兴地说:
    “天助我也！”
    他马上引兵占据了城池，下令切断了山上的水源，把蜀军围困在山上。蜀军的人马在山上没有水喝，有米也做不成饭，处境非常危急。被围困了几天，将士们又饥又渴，都支持不住了，士气非常颓靡沮丧，当张郃指挥魏军发动进攻时，蜀军毫无抵抗能力，一下子便被魏军击溃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阵前丧命，没死的也溃不成军，有的被俘获，有的四散逃走了。马谡既没有实战经验，胆子又很小，在军队被击溃以后，不知收集残兵有秩序地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却丢下士卒，自己逃跑了。张休、李盛见主帅临阵而逃，也随后逃出了战阵。王平和黄袭坚持了一下，不能挽救败局，也只好退兵。在退兵时，黄袭难以集合残部，队伍紊乱，被魏兵追杀，士卒多有伤亡。只有王平所指挥的一千人，在退兵时仍然保持着整齐的队列，鸣金击鼓，旗帜高扬，秩序井然地行进着。张郃率兵来追，见这支队伍不象败退之兵，误认为是一支伏兵，便躲开了他们，没有继续追下去。王平在路上又从容地收集了诸营的溃兵，返回了大本营。
    在列柳城的高详，由于孤军无援，也被魏国的雍州刺史郭淮击溃了。在街亭失守的同时，魏将曹真在东线也对据守箕谷的赵云和邓芝发动了进攻。由于这支蜀军是偏师，兵力很薄弱，也被曹真打败了。但赵云在撤兵时却能沉着镇定，把军队组织得秩序井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后来诸葛亮问邓芝说:
    “在街亭退兵时，马谡、张休、李盛、黄袭等部兵将离散，谁也顾不了谁，而赵云在箕谷退兵时，一开始兵将便没有失散，这是为什么呢？”
    邓芝回答说:
    “赵云军纪严明，临危不乱，能够组织将士有秩序地撤退，他亲身在后面断后，军资武器都没有丢弃，兵将怎能能够失散呢！”
    诸葛亮听了，不禁连连点头。
    街亭的失守，打乱了诸葛亮北伐的全盘计划，从陇右通往关中的通道被阻断了，使蜀军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境地，迫使诸葛亮不得不放弃已经取得的陇西三郡，下令迁移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百姓1000余家，并驱赶冀县男女数千人入蜀。军队裹胁着这些百姓，退回了汉中。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俗称“一出祁山”，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了。
    《三国演义》中那段脍炙人口的“空城计”的故事，说的就是诸葛亮“一出祁山”时的事。但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是很成问题的，它不见于《三国志》的记载，而是出于东晋人王隐所著的《蜀记》。据该书记载：西晋初年，有个叫郭冲的人，曾经谈过诸葛亮鲜为人知的五件事，称为“郭冲五事”。而这五件事的真实性都不大，裴松之都一一地予以批驳了②。“空城计”为郭冲五事之一，故事情节与《三国演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是演义的“空城计”故事的原型。郭冲之说和演义的情节与史实都有抵牾，我们姑且不论，单从人物关系来说，二者都把诸葛亮的对手说成是司马懿，其实在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司马懿还是荆州都督，正在镇守宛城，并没有来到陇西，不可能在战场上和诸葛亮相遇。单从这一点来说，“空城计”的故事也不可能是真实的，更不必说其它的情节了。
    诸葛亮退回汉中后，追究了这次街亭败阵的责任，下令把马谡、张休、李盛等收扑入狱，命丞相长史向朗审理。向朗平时与马谡很要好，同时也知道诸葛亮与马谡情谊深厚，便在审理中尽量为马谡开脱，他猜测这样一定会符合诸葛亮的心意，不料诸葛亮却对向朗的作法大为恼火，以“知情不举”的过错，把向朗免官遣送回成都。参军李邈听说诸葛亮要斩马谡，进谏说：
    “昔日秦将孟明视与晋军战于崤（萧的二声，xiáo）山，兵败被俘，又被释放回来，仍然为秦穆公所重用，因而秦穆公能够独霸西戎。楚国令尹子玉与晋战于城濮，兵败，楚成王怒而杀之，楚国因此二世不振。马谡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只能赦之，不能杀之。”
    诸葛亮不答应，李邈就力争不已，诸葛亮便命他离开汉中，回到成都去。从此李邈就恨起诸葛亮来了。
    马谡在狱中，风闻自己难以获赦，便向士卒索要了纸笔，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给诸葛亮写信说:
    “明公看待我如同儿子一样，我看待明公如同父亲一样，希望能本着尧舜时期杀鲧而起用禹的精神，使我们平生的交谊不因此而有所亏损，我纵然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马谡所引用的典故，说的是尧舜时期鲧（滚，gǔn）因为治水失败被杀，他的儿子禹继续被起用治水，获得了成功。他的意思是要求诸葛亮继续照顾他的后嗣。诸葛亮读到这封信之后，便派人到狱中向马谡传话：“丞相一定会妥善地照顾将军的妻儿家小。”马谡听了这话，马上就泣不成声。他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是悔恨，是悲痛，也是感激，其中当然也夹杂着眷恋和惜别之情。不久诸葛亮便传下命令，把马谡斩了。马谡死时只有39岁，他平时有一定的威望，军中十万之众都为他的死而流泪。在办理丧事时，诸葛亮亲自前往灵堂祭奠，想起了平日与马谡的交谊，又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先帝之言而错用了马谡，不仅导致了北出祁山的失败，并且使马谡也因此丧失了性命。想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

    过了两天，蒋琬风尘仆仆地从成都来到汉中，他是为了要求赦免马谡而来的，但这时马谡已经身首分离了。他以非常失落和惋惜的心情对诸葛亮说：
    “昔日楚成王因为城濮之败杀了成得臣（令尹子玉），晋文公听了，高兴地说：‘莫予毒也已。’（再没有什么人能威胁我了）。他如此喜形于色，道理是很清楚的。如今天下未定而杀了智计之士，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诸葛亮一闻此言，马上泪如雨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蒋琬说：
    “公琰，我与马谡恩同父子，是忍着巨大的悲痛斩了他的。他有一定的才能，而且忠于国家，这样的人才实在是不可多得。但他在战场上违背了节度，战败后又弃军逃跑，使三郡得而复失，北伐转胜为败，对国家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不斩了他，将何以服众？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由于他的法纪严明。如今四海分裂，正在交兵，如果法纪废弛，怎么能够讨伐魏贼呢！如果我不斩马谡以谢众，就是开了一个废弛法制的恶例，以后别人再违犯法纪，又将如何处置？岂不是因为怜惜一人而误了大事吗！”
    蒋琬听了诸葛亮的这一番话，就不再说什么，唯有长叹而已。诸葛亮又说：
    “马谡的事，我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现在省察起来，我的错误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知人不深，用人不当。我违背了先帝的遗旨，错用了马谡，这和当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孝成王以只能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是相似的。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知人之性是最重要的，看人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实质。有外谦而内骄者，有外智而内愚者，有外勇而内怯者，马谡就具备这三大缺陷，是不能让他领兵独挡一面的。其次，像街亭之战这样关键性的战役，如果我能亲自临阵指挥，就不会造成如此惨痛的结局，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啊！当然，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不可能事事躬亲，但最关键的环节，还是应该亲临指挥的。”
    诸葛亮在斩马谡的同时，还斩了将军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赵云在箕谷战败，但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知道：赵云的战败，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作为一支引诱敌人的偏师，当然不会取得什么战果，能够整军而还，就算作得很出色了，所以对他的处罚很轻微。赵云的军中还有剩余的绢帛，诸葛亮命他分赐给将士，以示安抚之意。赵云却说:
    “军事失利了，怎么还能颁发赏赐呢！我要求把这些东西都存入赤岸的府库，等到十月作为冬赐之用。”
    诸葛亮对赵云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由衷地感到钦佩。
    王平在战场上没有附和马谡的错误意见，又临败不乱，整军而还，受到了诸葛亮的表彰，从此更受到器重，由裨将军提升为参军，统领五部“飞军”，兼督管诸营事务，又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王平，字子均，巴西郡宕渠县(今四川渠县东北)人。原为曹营中的军官，是刘备征汉中时投降过来的。他是行伍出身，认识不了十个大字，写东西要由别人代笔，而所口授的内容却很有条理。自己不能读书，常常让别人给他读《史记》、《汉书》诸纪传，能够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在谈论一些历史典故时，也往往能够不出大格。能严格遵守法度，说话没有戏言，从早到晚都是正襟危坐，看上去还颇有儒将的风度。但马谡却认为他胸无点墨，平时很看不起他，在战场上就更不接受他的意见了。
    诸葛亮处治了马谡等将领之后，自己又主动地承担了这次战败的责任，向后主上表说:
    “臣以微弱的才能，窃据了不堪胜任的职位，亲自秉持旄钺以激励三军。不能用法规训导部下以严明法纪，致使部下临阵惊慌失措，以至出现了在街亭违背命令的错误，箕谷戒备不严的过失。罪过都在于臣用人不当。臣没有知人之明，办事又多有不明智的地方。按照《春秋》的原则，军事失利应惩罚主帅，臣身为主帅，自应承担罪责。我自己要求降职三级，来惩罚我所犯的罪过。”
    后主读了诸葛亮的表章，觉得不好违拗他的意见，只好下诏撤销了他的丞相官衔，贬为右将军，仍然代行丞相的职务，实权并没有什么削弱，只是在名分上被贬抑了。时人都认为：诸葛亮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严于律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过了一些日子，有人劝诸葛亮继续出兵伐魏，诸葛亮说：
    “这次我大军在祁山多于敌军，却不能破敌，反而为敌所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由于兵少，而在于我一个人的失误。现在我想减兵省将，明罚思过，寻求一个变通之道，以利于将来。如果不能这样，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用！从今以后，凡是忠心为国的人，只要能以我的失败为戒鉴，则大事可定，曹贼可灭，功业可以跷足而待了。”
    在这里，诸葛亮又一次表现了勇于责己的高风亮节。于是他把自己的过失布告于全国，同时还奖励有功劳的人，即或有些微小的功劳，也不予以遗漏；表彰为国牺牲的烈士，抚恤他们的遗属；厉兵讲武，精兵简政。这样，蜀国又有了一番新气象，这次失败的沉痛心情便转化为一种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了。
    魏、蜀两国在陇西交战的前后，魏、吴的边境地区也不是平静无事的，也常常发生一些军事冲突。魏国的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镇守九江、庐江二郡，他在魏太和元年（吴黄武六年，公元227）进攻屯兵于皖县(今安徽潜山)的吴将审德，把审德斩首。到了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公元228），也就是魏、蜀发生街亭之战这一年，吴将韩综、翟丹等先后率军投降了曹休。孙权对沿江一带的失利非常恼火，想直接去进攻曹休，又觉得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心生一计，给鄱阳太守周鲂下了一道密令，要求他秘密地查访为北方所熟知的著名的山越宗帅，授意他伪降曹休，把曹休的大军引来，然后一举歼灭之。周鲂接到密令后，给孙权写信回报说：
    “山越宗帅这样的小人物，是不能倚靠的。万一事情泄露出去，便不能使曹休上当。请求至尊能允许臣派自己的亲信给曹休送去笺书，引诱他出兵前来。一定会让曹休落入我们设下的罗网之中，把他的六军囊括无遗，一网打尽。”
    孙权认为周鲂的计谋可行，便同意了，派人通知了周鲂。孙权和周鲂为了引诱曹休上当，便故意制造假象。孙权经常派出郎官到鄱阳(今江西波阳)向周鲂责问各项事务，周鲂在迎送郎官时，常常在府门外下发谢罪③。这些情况早被曹休的密探看在眼里，经常向曹休报告，曹休便以为孙权经常责难周鲂，周鲂就要大祸临头了。接下来周鲂便派出自己的亲信董岑和邵南以投降为名去见曹休，呈递上周鲂的七道笺书，内容大略为：孙权对自己很不信任，已经快要受到究治，现在实在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只好以鄱阳郡归附魏国，希望大司马出兵皖城前来接应。曹休看了笺书，联系到密探所报周鲂下发谢罪的情况，便信以为真，向明帝上表奏报，然后选择了一个吉日良辰，率步骑10万奔向皖城。魏明帝又命镇守宛城的司马懿出兵江陵，豫州刺史贾逵出兵濡须口，以牵制吴军。魏、蜀的陇西战争刚刚结束四个月，魏、吴的边境上又紧张起来了，而这是孙权设计把敌人引诱来的。
    8月，孙权亲自到皖城坐镇，以陆逊为大都督，授与黄钺，统率六军和中军禁卫，代表孙权行使指挥权。孙权也亲自拿着鞭子来见陆逊，象征着要亲自为他赶车的意思，以表示对他的尊重。孙权又以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督，各督率三万人马作为两翼。陆逊亲自率领主力为中路，三路大军密切配合迎击曹休。周鲂也率领鄱阳的郡兵，配合大军作战。
    魏国的臣僚们对当前的战局有种种议论，前将军满宠向明帝上疏说：
    “大司马曹休虽然聪明果断，却缺乏用兵的经验。现在他进军的道路，背后是湖，旁边是江，易进难退，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絓（挂，gua）地’，会象罗网一样把大军挂住，难以回旋。进了无强口(在今安徽庐江西南)之后，应该特别加以戒备。”
    但奏章还没有呈递上去时，曹休已经率军到了皖城一带。、他听说吴军已经大举出动，皖城的布防非常严密，知道是中了周鲂的诱敌之计，不禁又羞又怒。本来应该马上率军退回，但他自恃兵马众多和精锐，便决心与吴军决一死战。曹休的人马和陆逊、朱桓、全琮的人马相会于石亭(今安徽桐城西南)，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陆逊调度有方，吴军作战非常英勇，曹休没有什么指挥作战的经验，这次本来是想接应周鲂，侥幸取胜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已经失去了信心，又加士卒们长途行军非常疲惫，刚一和吴军交战，便被击溃了。正是：鱼儿吞钩因钓饵，大将折兵为伪降。欲知吴军战果如何，请接看下回。

    ④虎步监有左、中、右三营。
    ⑤见裴松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
    ⑥史书上所说的“下发谢罪”，是披散着头发谢罪的意思。古代男子蓄长发，平时把长发束在头上，谢罪时披散下来。在戏曲舞台上，男人在倒霉或犯罪的时候，便把头发披散下来，并有甩发的动作，周鲂的下发谢罪，就是这个样子。《三国演义》上有“周鲂断发赚曹休”的情节，说周鲂割下头发，送给曹休，乃是一种附会。

    第六八回取边郡孔明北征
    贺帝号陈震东行

    话说曹休所率的魏军被吴军击溃，狼狈溃逃，陆逊指挥吴军在后面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夹石(今名北峡山，在安徽桐城北)，共斩杀和俘虏魏军一万多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一万多辆，曹休军中的军资器械损失殆尽。事后曹休心中非常懊丧，向明帝上书请罪，而明帝因为他是宗室重臣，并不加以过问，反而派人前去慰劳安抚，还赏赐他许多东西。曹休更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终于忧愤成疾，第二年便死去了。
    再说蜀国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吴之间发生了石亭(今安徽桐城西南)之战，关中的魏兵大批东调，认为是一个北伐的好机会，便再一次出兵伐魏。12月，率军出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包围了陈仓(今宝鸡东)。上次诸葛亮出祁山失败之后，魏国大将军曹真已经料到下次诸葛亮要兵出陈仓，以切断关中和陇右的联系，所以早已派部将郝昭镇守陈仓，修缮了城池，加强了防务。由于陈仓城池坚固，防守严密，诸葛亮屡攻不下，便想方设法诱使郝昭投降，派郝昭的同乡太原人靳详去说降。靳详到了陈仓城外，向城上喊话，要求郝昭上城搭话。等到赦昭出现在城楼上的时候，靳详首先喊出一些问候的话，然后才转入正题说：
    “诸葛丞相率大军到此，陈仓孤立无援，何不归顺汉国，共享富贵？”
    赦昭在城上回答说:
    “魏国的法令，你想必是知道的；我的为人，你也是很清楚的。魏国对我恩德深厚，我的门户很大，族属繁多，怎能献城投降而横遭灭族之祸呢！你不必再说什么了，我只有一条必死的决心而已。你回去替我谢谢诸葛丞相，然后请他来进攻吧！”
    靳详只好回营，把郝昭的话向诸葛亮转述了一番。诸葛亮听说郝昭坚决不降，心里非常愁闷，但他还是死不了这条心，第二天又把靳祥唤入帐中，向他面授机宜，命他再去说服郝昭。靳详到了陈仓城下呼唤郝昭，当郝昭在城楼上出现时，靳详说道:
    “如今你的城中兵力不多，救兵又迟迟不能到来，是难以抵挡诸葛丞相的大军的。守城不降，只会落个玉石俱焚，空自破灭的下场，望足下三思！”
    郝昭在城楼上厉声地说道:
    “上一次我对你说的话，算是我的最后的决定了，不必再白费唇舌了。我是认识你的，可是我的箭并不认识你！”
    说着便下令向城下乱箭齐发，靳详只好抱头鼠窜而归，向诸葛亮回报。诸葛亮听了非常气愤，自恃有数万大军，而陈仓城中的士兵只有几千人，又考虑到魏国的救兵不能很快地到来，便指挥将士对陈仓城发动了猛攻。诸葛亮命令士兵把云梯、冲车等攻城工具树立在城下，让士兵纷纷向城墙上爬。郝昭命士兵用火箭射云梯，云梯都燃烧起来，云梯上的士兵有的烧死，有的摔死了。郝昭又命士兵用绳子系上石磨砸冲车，冲车也都被砸坏了。诸葛亮又命人搭设百尺高的架子，命士兵在上面向城中射箭，又用土填塞护城的壕沟，想要集中优势兵力直接攀援登城。又挖掘了地道，郝昭就命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横截了地道。就这样昼夜交战，双方相持了20多天，诸葛亮用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
    魏国大将军曹真在长安接到陈仓告急的战报，急忙派遣将军费曜等率军前去救援，魏明帝又把屯兵于荆州方城的张郃召回洛阳，对他说：
    “本来想要让卿在荆州辅助司马懿训练水军，相机伐吴，不料诸葛亮围攻陈仓，西方又吃紧了。这次又要命你到陈仓去救援郝昭，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出发。”
    于是明帝给他增拨了南北军三万人，又派武卫、虎贲等近卫兵作他的侍卫。大军出发时，明帝亲自到河南城(在今河南洛阳市西郊涧水东岸)置酒相送。他问张郃说:
    “这时派将军前去，大概是迟了一步吧？诸葛亮会不会攻下陈仓呢？”
    张郃回答说：
    “诸葛亮悬军在外，军粮不足，我算计他的军粮已经吃不上十天了。大约不等臣到陈仓时，诸葛亮已经退兵了。”
    张郃的预测果然是正确的，诸葛亮猛攻陈仓20天没有攻下来，魏将费曜等人率领援军开到了，诸葛亮军中粮食已尽，只好退兵回了汉中，而这时张郃的援军还没有走到陈仓。
    诸葛亮退兵时，魏将王双要去追击，郝昭说：
    “诸葛亮善于治军，进退有序，不可轻易去追击。”
    但王双心中不服，擦拳摩掌，一定要去。郝昭只好说：
    “既然要去，一定要小心谨慎，适可而止，不可贪功冒进。”
    王双哪里听得下去？急忙率领所部，在蜀军后面紧追，想不到在中途中了埋伏，被斩于阵前，士卒大量被杀，余兵狼狈地逃了回来。郝昭感叹地说：
    “我知道诸葛亮善于在退兵时占便宜，他退兵时是追不得的。”
    走在路上的张郃，又被明帝调回京师，拜征西车骑将军。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就这样无功而罢了。只是在退兵时斩了王双，还给这次失败的战役涂上一层淡淡的胜利色彩。
    新年到了，诸葛亮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欢乐情绪，除了在精神上承受着两次北伐失败的沉重压力之外，家中也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年仅25岁的过继儿子诸葛乔在年末病死在汉中。诸葛乔的体力很弱，本来应该回到成都休养，但诸葛亮在第二次北伐时，发动诸将子弟督运粮草，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和大家“同荣共辱”，不能有什么特殊化，只好忍痛打消了让诸葛乔回成都休养的想法，让他督率五、六百名士卒在山谷中转运粮草。北伐大军退回汉中之后，诸葛乔的羸弱之躯已经累得难以支撑，旋即一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幼子诸葛攀。对于诸葛亮来说，这个打击也是很沉重的。国事家事都不尽人意，他带着沉重的失落感渡过了49岁的新年。
    蜀建兴七年（魏太和三年，公元229），诸葛亮又进行了第三次北伐。他鉴于前两次的失败，这次采取了就近蚕食的办法。这年年初，派陈式率军进攻武都(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自己率军在后面策应。魏雍州刺史郭淮从陇西出兵，前来迎击陈式，而诸葛亮的大军却出其不意地突然在建威城(今甘肃西和北)出现，对郭淮采取合击形势。郭淮感到自己的兵力薄弱，非常恐慌，率兵退走，蜀军便取得了武都，阴平二郡，从此这两个郡就处在蜀汉政权的控制之下了。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二郡与汉中郡连成一片，既解除了汉中郡侧面受敌的形势，也成为进攻陇右的前沿堡垒，在战略上是非常有意义的。诸葛亮凯旋回汉中，马上给后主上表，派人送到成都，奏明了这次北伐的经过。后主派出使者带着诏书前来慰劳，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之职。诏书说：
    “街亭之役，罪过在马谡身上，而君却引咎自责，深深地贬抑了自己，我不好违背君的意愿，只好把君降低到现在这样的职位。君去年显示军威，斩了王双；今年征伐，郭淮逃走，招降和安抚了氐、羌等族，兴复了武都，阴平二郡，威风震慑了凶暴的魏军，功勋显赫。如今天下动荡不安，首恶曹魏还没有铲除，君接受了重任，肩负国家的重要职责，却长期地贬抑自己，这就不足以表彰君的丰功伟绩了。现在恢复君的丞相之职，君不要推辞了。”
    诸葛亮跪听宣读，三呼万岁，然后盛情地招待了使者，并上表谢恩，表章由使者带回成都。

    再说吴国。在这年年初，群臣又酝酿起拥戴孙权称帝的事来，纷纷上书劝进。有人引证了过去在吴郡一带流行的童谣：“黄金车，斑斓耳，开昌门①，出天子。”’说这是孙权要当天子的征兆。4月，夏口、武昌都报告说有凤凰、黄龙出现，认为这也是孙权应该称帝的征兆。这时魏、蜀两国的统治者早已称帝多年，而且都传到了第二、三代，孙权认为自己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接受了群臣的劝进，4月13日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的南郊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孙权在历史上称为大帝，追尊父亲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亲吴氏为武烈皇后，哥哥讨逆将军孙策为长沙桓王，孙登为皇太子。
    孙权称帝后，文武百官都加官进爵。在朝堂举行的庆贺宴会上，孙权在文武百官面前极力称赞周瑜当年大破曹兵的功勋，说是自己今天能够当上皇帝，应该归功于周瑜。张昭举起笏板，想要乘机歌颂一下孙权的功德，不料还没等他开口，孙权就板着面孔说:
    “张公不必说了，过去我若是采纳了你的降曹之计，今天已经成为乞丐了。”
    张昭闻言，顿觉羞愧难当，马上出了一身冷汗，伏在地上不住地叩头谢罪。张昭是吴国最有资历的老臣之一，是孙策临死前的顾命之臣，在拥立和辅佐孙权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人忠诚正直，在朝廷中很有威望，孙权也一向对他很敬重。他在孙权身上只有一个短处，就是在赤壁之战以前曾经劝孙权投降曹操，反对周瑜和鲁肃抗击曹操的主张。孙权对这件事始终念念不忘，现在又提起这笔旧帐来了。其实孙权在这个场合使张昭下不来台，还有更深一层的背景。张昭到了晚年，常常以顾命老臣的特殊身份，不留情面地对孙权直言相谏，而孙权由于事业的发展和权势的增长，已经不大爱听不同的意见了，对张昭逐渐失去了好感。现在发生的这件事，使张昭产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过了几天便以年老多病为名，向孙权退还了绥远将军的印绶和所统领的官属和士卒。孙权改任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但这只是个荣誉性的官衔，并没有什么实权，不作什么事。还被改封为娄侯，食邑万户。张昭虽然交出了实权，也算是一个悠哉游哉的万户侯了。他在家里无事可干，便以读书和著述来消磨时光，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和《论语注》等。
    孙权称帝不久，便派出使臣出使蜀国，向后主通告吴主称帝之事，建议吴、蜀两国各自承认对方的帝号，天下百姓可以共同尊奉吴、蜀两个皇帝。后主召集群臣商议，所有的人几乎都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再和他结盟便是“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可以承认同时有两个皇帝出现呢！应该和他断绝关系，进行征讨。后主犹豫不决，赶紧颁下诏书，把诸葛亮从汉中召回成都商议。诸葛亮接到诏书后，日夜兼程，驰回成都。在朝会上，他倾听了众臣僚的意见，然后对后主和群臣说：
    “孙权有僭逆之心已经很久了，我国所以不计较这些而和他结盟，是为了取得犄（机jī）角之势③以对付曹魏。如今若是公开和他决裂，他必然非常仇视我国，我国就要移师东征，和他决一雌雄，那就要等到兼并了吴国之后，才可以谈到北伐中原。吴国还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将相也都很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征服的。如果我们两国出兵相持，把双方都拖垮了，就会使北方的魏贼占了便宜，这不是上策。昔日孝文皇帝对匈奴低声下气，先帝（刘备）和吴修好结盟，都是通权达变，有远大眼光的作法，而不是像匹夫小人那样，为了发泄一时的气愤而不顾大局啊！”
    这时有人插嘴说：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认为孙权只满足于鼎足而立，他的愿望已经满足，没有登上长江北岸和魏贼作战的想法了。他既然不能和我国协力讨伐魏贼，和他结盟又有什么用呢？不知丞相对此有什么高见？”
    诸葛亮说：
    “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因为眼下他的力量还不能和魏贼相抗衡，所以才局限于江南一隅而自保。孙权之不能渡长江，犹如魏贼的不能渡过汉水一样，并不是力量有余而见利不取啊。如果我国的大军去讨伐魏贼，孙权是不能端坐不动的。就是他真的按兵不动，只要和我国有着和睦的关系，我国在北伐时也可以没有东顾之忧，这对我国也是大为有利的。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和他计较什么僭越之罪了。”
    诸葛亮的这一番洋洋洒洒的议论，把为了共同对付曹魏而要作出必要的妥协以维护蜀吴联盟的道理，阐述得非常清晰透彻，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恢弘气度和远大的眼光，后主和群臣都被他说服了，当即召见吴国使者，后主用好言欢迎他的来访，表示两国共同承认帝号，向孙权称帝表示祝贺。吴国的使者在成都期间，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诸葛亮为了进一步搞好蜀、吴关系，以有利于北伐曹魏的战争，便奏明后主，以尚书令陈震为卫尉，出使吴国，庆贺孙权登极称帝。第二天，诸葛亮辞别后主，回了汉中；陈震也率领一部分随从人员和士卒，向吴国进发了。到了武昌，拜谒了孙权，表达了蜀国对孙权称帝的祝贺，孙权非常高兴。根据孙权的提议，陈震代表蜀汉政府和吴国达成了“中分天下”的协议，也就是吴、蜀两国除了各自保持现有的领土外，还约定了共同分割魏国领土的范围：豫、青、徐、幽四州属于吴国；兖、冀、并、凉四州属于蜀国；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以东属吴国，以西属蜀国。孙权命解烦右部督、建武中郎将胡综写了一篇盟书，陈震代表蜀汉政府与孙权登坛歃血为盟，当场宣读了盟书。盟书指出：曹氏父子篡夺汉朝政权，皇纲失序，汉、吴两国负有剿灭曹魏的重任，因而相约分割其土地，并再次歃血为盟，昭告神明。盟书的最后说：
    “自从今日汉、吴既已结盟之后，齐心协力，共同讨伐魏贼，有危难互相救助，有灾祸互相照顾，共同分担灾祸和喜庆，好恶相同，不能怀有二心。若有侵害汉国的，吴国就讨伐他；若有侵害吴国的，汉国就讨伐他。两国各自守卫自己的疆土，不要互相侵犯。盟约传到后代，作到始终如一。凡是各项约定，都按盟书所写的去办。诚实守信的言词并不华丽，实在是出于友好的情意。如有背弃这盟约的，必将首先招致灾祸，自行混乱；若是怀有二心，制造不和，蔑视天命，神明的上帝就要惩罚他，责难他，山川百神就要查办他、诛灭他，使他丧失民众，国运不能长久。伟大的神灵，请明察吧！”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由蜀、吴两国灭亡魏国，中分天下的设想，还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通过这一盟约，表明孙权已经坚定了联蜀反魏的决心，使吴蜀联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对于吴蜀两国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也证明了诸葛亮承认孙权称帝的策略是正确的。陈震回蜀之后，诸葛亮对他此次出使吴国外交活动的成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启奏后主，封他为城阳亭侯。
    9月，孙权把吴国的首都从武昌迁回建业(今南京市)，这标志着吴国的防务重点由荆州转移到了江东，以蜀国为主要防御对象的时期结束了。孙权率臣僚、宫人等回了建业，留太子孙登镇守武昌，陆逊拜官上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又兼任右都护，留在武昌辅佐太子，并兼管荆州和豫章、庐陵、鄱阳三郡。他执法严明，在朝野上下很有威望。
    诸葛亮在汉中，听说孙权迁都建业，心中很豁亮，因为这标志着吴、蜀之间的敌对情绪进一步缓和了。但诸葛亮因为对吴外交成功的高兴情绪并没有保持得太长久，又被一件悲痛的事情打断了。镇军将军赵云年事已高，箕谷之战之后，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终于一病不起，死在了汉中。赵云的逝世，使诸葛亮非常悲痛，办完丧事后，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怅然若失，想起了赵云的忠正勇猛和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以及与自己的深厚友谊，怎能不使他异常悲痛呢！赵云遗下赵统和赵广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军中为军吏，诸葛亮一看到他们，便想起了赵云，而想到他因箕谷之役被贬，临死前还没有为他恢复原职时，自己又觉得歉疚。后来赵统官至虎贲中郎将，赵广官至牙门将，这都是后话。
    从今年春天诸葛亮发动第三次北伐，取得武都、阴平二郡后，蜀军已经休整了将近一年，有人产生了和平麻痹的思想，认为魏国不会主动地前来进攻汉中，而诸葛亮却说:
    “我曾经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魏国有一股主战势力，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加强汉中的防务，防备他们可能发动的进攻。”
    诸葛亮基于这种考虑，在这年12月在汉中郡治南郑的外围修筑了两座城池，一座名为汉城，在南郑西边的沔阳县((今勉县东)；一座名为乐城，在南郑东边的成固县(今陕城固西北)。到了第二年，即蜀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八月，魏国的三路大军果然向汉中打过来了。
    原来魏国的大将军曹真，在不久以前被魏明帝提升为大司马，赐给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殊待遇，成为魏国地位最显赫的大臣。曹真飞黄腾达，名声大振，权势压倒了群僚，使他自己大有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的感觉。在志得意满的同时，也就更加骄傲和武断起来。他求功心切，为了使自己能够大显身手，产生了主动前去伐蜀的念头。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司空陈群的反对，陈群在朝会上出班启奏，认为汉中地势艰险，进退都很困难，现在军粮又没有准备好，因而出兵汉中断不可行。在明帝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曹真率主力从长安出发，由子午谷南进；司马懿从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出发，向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前进；张郃等诸将则由斜谷指向汉中；三路大军约定在南郑(今汉中市)会师。
    听说魏军大举来犯，蜀国朝野上下非常惊慌，而诸葛亮却泰然自若地对左右说：
    “曹真的出兵是不会得手的。子午谷险峻难行，现在又是雨季，更不容易前进了。而且在魏国的朝臣中，必然会有人不同意曹真西征。只要他在行军中遇到挫折，反对西征的人必然要建议魏主下诏退兵。所以曹真的西征很可能中途夭折；即或不夭折，他的军队也会疲惫不堪，不会有什么锐气，是容易击破的。但我们还是应该作好迎敌的充分准备，这就叫有备而无患。”
    正是：大兵前来何所惧，自有成竹在胸中。欲知诸葛亮如何布防，请接看下回。

    ①昌门：吴县的西郭门，是吴王夫差时所修建。
    ②犄角之势：互相配合，以夹击敌人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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