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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本义》[第17页] |
| 作者:天行健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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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九回 追归师张郃中箭 传伪诏李平贬官 话说诸葛亮听说曹真通过子午谷向汉中进兵，亲自率兵在成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东龙亭山)一带做好防务工作，等待迎击魏军；同时又命镇守江州新提升为车骑将军的李严带领两万人马前来支援汉中。人称“腹中有鳞甲”的李严，却是很有本领的一个人。李严在镇守江州时，修筑了江州大城。原来的古江州城为战国时张仪所筑，在今重庆市区；李严所筑的大城也在今重庆市区，相当于清代重庆城的东半部，周回16里，约近今7公里。有17个门，九开八闭。俗称有九宫八卦之象。李严还想在江州以西十里的浮图关鹅项岭开凿一条人工渠道，打通长江和嘉陵江。鹅项岭是长江和嘉陵江相距最近的地方，仅仅相隔一公里，地势险峻，如果凿通二江，江州便形成一个孤岛了。李严曾动工开凿。但诸葛亮知道之后，下令停工，才没有凿成。诸葛亮下令停工的原因表面上是爱惜民力，不要劳民伤财，实际上已经觉察到李严私心过重，有割地自尊的苗头。三年前。在诸葛亮率兵赴汉中时，曾要求李严拨出一部分兵力到汉中来，那时李严便百般推托，没有拨出一兵一卒，还乘机要挟，要诸葛亮同意划出巴、巴东、巴西、宕渠、涪陵等五个郡设置巴州，由他来作巴州刺史，当时诸葛亮没有答应。这次诸葛亮派人送去要他带兵来汉中的命令后，李严仍然百般支吾推托，迟迟不带兵前来，在回信中还说：日前司马懿的大将军府派人前来征召他。言外之意是：“你诸葛亮不重用我，司马懿还要重用我哩！”诸葛亮看过了信，不禁怒火中烧，拿着书信的手也发起抖来。但他稍稍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在军情紧急，维持内部的安定团结是头等重要的事，便表奏后主，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督，接替李严镇守江州。李严因为诸葛亮提升了他的儿子，特别是江州的地盘没有落入他人之手，才带兵前往汉中。诸葛亮见李严到来，对他一如既往，把军事上很多重要的任务委托给他。又派丞相司马魏延和关中都督吴懿率兵西入羌中，联结当地的羌人，骚扰魏国的后方。 8月正是雨季，曹真率军循子午谷向汉中进发的时候，下了30多天雨，栈道被雨水冲垮，行军非常困难。大军要边走边修治和开凿道路，战士们都疲惫不堪，加上运送粮食非常困难，冒雨前进的士兵们又要忍饥挨饿，士气就更加沮丧了。大军出发已一月有余，而行程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在魏国朝廷之中，本来就有许多朝臣反对这次出兵，现在更给他们造成口实，一时舆论哗然。太尉华歆、少府杨阜、王朗之子散骑常侍王肃等纷纷向明帝上疏，要求赶快下诏退兵。明帝看过了几位大臣的奏章，觉得在目前的形势下，让曹真等部继续进军，只能造成失败的结局，便只好下诏让他们退兵了。曹真率军回到了长安，司马懿回到了荆州，张郃等也退回到洛阳等地。这次由曹真所发起的伐蜀战争，在付出了巨大的消耗之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曹真急功邀名，一心要通过伐蜀来表现一下自己，但不仅人心不顺，天公也不作美，结果落了一个徒劳无功的下场，反而招致了朝野上下的非议。曹真等部退兵之后，魏明帝也在10月由许昌返回了洛阳。 蜀将魏延和吴懿从羌中返回时，在阳豁(今甘肃渭源东北)和魏国的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的军队相遇。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魏延亲临战阵督战，身先士卒。英勇搏战，士卒们在主帅的拼搏精神的激励之下。无不斗志昂扬，奋勇厮杀，一举将魏军击溃，费曜、郭淮率余兵狼狈逃窜，蜀军斩杀和俘获了大批魏兵，截获了许多粮食和军械。由于这次胜利，诸葛亮表奏后主，提升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吴懿为左将军，进封高阳乡侯。但对魏延的提升，却使杨仪很不自在，常常口出怨言，诸葛亮对此甚为忧虑。恰值留守长史张裔病逝，诸葛亮便对人事作了部分的调整：把与张裔共同留守丞相府的参军蒋琬，提升为留守长史，把在汉中的杨仪由参军提升为长史，加授绥军将军。对杨仪的提升，是因为诸葛亮对魏延和杨仪二人不忍有所偏废，在他们之间搞了一个平衡。 蜀建兴九年 (魏太和五年，公元231)，诸葛亮发动了第四次北伐。他命不久前来汉中的中都护李平 (李严改名李平)留守汉中，主管丞相府的事务，并负责督办粮草和一切军用物资供应前线。诸葛亮在临行前对李平说: “几次北伐，多因粮食不继而退兵，没有达到出兵的目的。看来调运军粮是最重要的事，它决定战争的全局，你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做好这项工作。” 李平说: “丞相只管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丞相的厚望。” 2月，春光中还有一些寒意，诸葛亮率兵从汉中出发，西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这是他在北伐中的二出祁山，整个北伐中出祁山只有这两次。大军到了祁山，把魏将贾嗣和魏平包围在祁山城中。 这时魏军的西线统帅大司马曹真病重，明帝把司马懿从荆州召回洛阳，命他西去长安接替曹真的职务，统率张郃、费曜、戴陵、郭淮诸军抵御诸葛亮的进攻。当时有的大臣怕司马懿兵权太重，反对派他统帅大军到西线去，对明帝说: “诸葛亮的运粮车不多，军粮必然要接不上，用不了多久，就要不击自破;不必派司马懿劳师远征。” 又有人说: “麦子快要成熟了。诸葛亮缺粮，必然要抢割上邽的麦子。我们只要发动军民把麦子割回来，不让它落在蜀军的手里就行了，不必派司马懿到西线去。” 但明帝很信任司马懿，没有考虑这些意见。司马懿率军西进之后，明帝又不断地派兵增加他的兵力。同时敕命司马懿要保护好陇西的麦子。司马懿到长安接替了曹真的职务，曹真就回洛阳养病去了。曹真的病情急转直下，终于在3月逝世。 司马懿在长安，派费曜、戴陵率精兵四千守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亲自率领其余诸军西救祁山，他进至阝俞 麋(今陕西千阳东)，然后越过上邽，向祁山前进。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率大军来救祁山，留王平督率“无当飞军”，继续围攻祁山，自己则率领魏延、高翔、吴班等军绕道直捣上邽，目的是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击破敌人的薄弱环节，截断司马懿的后路。司马懿听到报告，马上派郭淮急驰到上邽救援，自己也随后率主力掩杀过来。诸葛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上邽击溃了费曜的军队，接着又把前来救援的郭淮的军队也打垮了，然后命令士兵抢割麦子，装满了随军的大车小辆，以补充军粮。 当司马懿率军回到上邽的东边时，正好和诸葛亮的军队遭遇。这时蜀军因为打了胜仗，士气很旺盛，而司马懿所率的魏军则因为往返奔波，已经疲惫不堪，又听说费曜、郭淮等军刚刚打了败仗，所以士气甚为沮丧。司马懿不愿意和诸葛亮硬拼，没有交战便率军退到地势有利的地方安营，凭险固守，诸葛亮找不到决战的机会，只好率兵退走。而司马懿见诸葛亮退走，却在后面尾追不放，一直追到卤城(今甘肃甘谷东)，和诸葛亮不即不离，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原来司马懿很惧怕诸葛亮，不敢进行决战，他知道蜀军军粮不足，只要多拖一些日子，诸葛亮就要被迫退兵了。但他又不想放开诸葛亮的大军，而是在后面紧紧尾随，密切地监视着对方，以便寻找进攻的机会，在被动之中争取主动。司马懿的做法其实是很机智的，或者说是相当狡猾的，有如豺狼的尾随没有把握的猎物，是一个保存实力、拖垮敌人，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拴住敌人、不放弃主动权的做法。张郃对司马懿的做法很不理解，主张先停留下来扎营，然后分出奇兵、袭击诸葛亮，而司马懿却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仍然尾追蜀军不放，决心和诸葛亮软磨硬泡，周旋到底，不让他松一口气。而当诸葛亮派人来下战书向他挑战时，他又率军登上高山，安营据险固守。司马懿手下的将领都觉得这种做法太丢人了，几次要求出去作战，而司马懿就是不准。将领们在下面纷纷议论说: “司马公畏诸葛亮如虎，真不怕天下人耻笑!” 这话传到司马懿的耳中，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张郃过去多次与蜀军作战，威震陇右，连诸葛亮都怕他三分，对比之下，司马懿更觉得不是滋味了。到了5月，由于将领们请战的声浪太高了。司马懿只好命张郃去攻打正在祁山围城的王平，自己率领诸将从正面去进攻诸葛亮。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前来进攻，命令魏延、高翔和吴班率军去迎战，一鼓作气把司马懿的军队杀得溃不成军，杀死甲士3000多人，缴获了铠甲5000套，角弩3100张，司马懿率余兵狼狈地逃回了营寨。在祁山进攻王平的张郃也受到了挫折，王平所统率的“无当飞军”非常剽悍善战，张郃猛攻不胜，损失了许多人马，也只好退了回来。到这时，司马懿算是抓住理了，埋怨诸将说： “我说诸葛亮善于用兵，没有十分把握不可轻易和他交战，你们就是不服气，总是要求出战，如今终于落了一个这样的下场！诸葛亮劳师远来，军粮不足，很快便会退兵，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把他拖垮是上计；求战乃是下计，这恰好迎合了诸葛亮的心意。” 司马懿发脾气的时候，过去要求出战的将领们个个都垂头丧气，谁也不敢吭声了。司马懿和张郃等合兵一起，坚守阵地，无论蜀军怎样前来叫阵，也不敢再出来了。 诸葛亮这次北伐，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形势甚为有利，他决心要攻下祁山和彻底击溃司马懿的军队，然后攻占陇右各地，为进攻关中，直捣长安创造条件。但由于军粮紧张，他还不敢强攻祁山和司马懿的营地。留驻汉中负责转运粮草的李平，工作很不力，粮草总是运不上来。特别是进人5月之后，赶上了霪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粮草更运不上来了，使诸葛亮心急如火，望眼欲穿。相持到6月，李平突然派来参军马忠和督军成藩，到卤城来见诸葛亮，说是后主有口诏，敕命诸葛亮马上退兵。诸葛亮不知后方发生了什么事，又加上军粮将尽，只好班师而还。在退兵时，沿途都设置了伏兵断后，以防敌人的追击，然后秩序井然地退走了。 司马懿估计诸葛亮是因为粮尽而退兵，士气必然非常低落，前去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便命张郃率兵前去追击。张郃说: “兵法上说:‘围城必开出路，归师勿追。’诸葛亮善于用兵，必有伏兵断后，追击是不会有利的。” 但司马懿不听张郃的话，反而把“畏敌如虎”的帽子给张郃扣上了。张郃无奈，只好率兵去追，追到木门谷(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这里谷深路险，诸葛亮居高临下，在谷的两侧埋伏下数千名强弩手。张郃一见如此险隘的地势，心里猛然一惊，抬头一看，见谷壁的一棵削皮的大树上写着“张郃死于树下”几个大字，不禁惊呼: “中了诸葛亮之计了！” 话音末落，两边强弩齐发，夹道而射，如同下雨一般。张郃所率的士卒，有许多人被射死，张郃也被飞矢射中右膝，落下了马。停射之后，蜀军从后边掩杀过来，立即把张郃杀死，割下了首级。魏军死的死，逃的逃，损失惨重。 张郃是魏国的名将，熟悉战术变化，善于安排营垒方阵，对于战争形势和战机的判断很准确，屡立战功，刘备和诸葛亮都有些怕他，这次却由于司马懿的错误指挥而丧了命，是魏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却是除掉了一个劲敌，自是非常高兴。司马懿通过张郃之死，认识到诸葛亮善于在退兵时设伏兵，以退为攻，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看来是不能去追的。从此他就更加惧怕诸葛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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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诸葛亮的北伐，在形势很好的情况下，因为军粮不继，又加上李平派人前来传达了后主的旨意，才不得已而退兵了。李平调运粮草是通过东汉武都太守虞诩所开通的从沮县(今陕西略阳东110里)到下辨今甘肃成县西)的漕运河道进行的，在山路上还利用了新的运输工具“木牛”。从客观上说，由于路途遥远，山重水复，运输工作确有很大的困难；但从主观上说，李平的工作不力，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李平恐怕诸葛亮会追究自己的责任，便采取了把水搅混的办法，假传后主的旨意，使诸葛亮退了兵，以缓解粮草供应上的被动局面。等到诸葛亮退了兵，他又耍弄了两面手法，假装吃惊地散布空气说： “军粮供应得非常充足，为什么竟退了兵？” 对诸葛亮反咬了一口。还想杀了督运官岑术，通过杀人灭口的方式，来推卸自己延误督运军粮的责任。后主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退兵，下诏询问李平，李平上表启奏说: “伪装退兵，想要引诱敌人前来交战。”。 当诸葛亮率兵返回时，李平害怕面见诸葛亮，竟向西逃至沮水和漳水一带，假托有病，不回汉中，又想逃到江阳。由于参军狐忠的劝谏，才停止逃窜，在沮水一带和诸葛亮会合了，然后共同回到汉中。 回汉中不久，诸葛亮发现李平的言行破绽百出，经过多方面的反复的查证，终于弄清了他假传圣旨和制造流言、谎奏欺君等等一系列欺诈行为。诸葛亮对李平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非常气愤，便把他唤来质问，而李平却闪烁其词，矢口否认自己的一切罪过。诸葛亮便把他前后所写的亲笔书信、奏疏等完全拿了出来，又采录了一些人的证词，李平在铁证面前理屈词穷，无可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于是诸葛亮便向后主弹劾了李平的罪过，上疏说: “自从先帝驾崩之后，李平就在任职的地方置治家产，好谋取私利，只知安身求名，没有为国分忧的表现。臣在出兵北伐时，想抽调李平的兵镇守汉中，李平千方百计推托诡辩，没有带兵前来的意思，却要求给他五个郡的地方，任命他做巴州刺史。去年臣打算西征，想要命李平督守汉中，李平说司马懿开府理事，派人来召请他。臣知道李平的卑鄙意图是想乘臣出兵之际，逼迫臣答应他的要求而从中取利，因此臣表荐李平的儿子李丰督管江州，给了他崇高的待遇，来换取李平能来汉中任职，以解决一时的困难。李平到汉中之日，臣把很多事务都委托他主管，群臣上下都怪臣对他太优厚了。这实在是因为国家大事还没有定局，汉朝的皇室处在危亡的境地，与其指责李平的短处，还莫如多鼓励他。但还以为李平所想的不过是要求名利而已，不想他竟会如此颠倒是非。如果李平的事拖延不进行处理，必将给国家造成灾祸和失败。这是臣的不机智，愈说愈感到歉疚。” 后面的两句话，表明诸葛亮对于李平的过失，也主动地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后主披阅表章后，交付尚书机构处理。有不少人认为:李平假传圣旨，破坏了北伐的军事行动，又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实属罪不容赦，应该处斩，而诸葛亮觉得李平是先帝托孤的重臣，还应该酌情从宽发落。于是他会同刘琰等22名大臣联名向尚书机构发了一道文书，提出处理意见。文书说: “李平身为大臣，受到浩荡的皇恩，不想尽忠报效，却横生事端，不知耻辱，不干正事，迷惑主上和群臣，违犯法纪，把别人引入歧途；性情狭窄，志向狂妄，像是无法无天了。自己料到坏事己经败露，便产生了疑忌之心，听说大军就要回来，托病回到沮水、漳水一带，大军临近沮水，又要回到江阳，由于参军狐忠的不断劝谏，才停止了逃窜。如今篡国之贼 (曹魏)没有消灭，社稷多灾多难，国家的事惟有和睦团结，才可以取得胜利。这件事不能容忍，若容忍便会危害兴复汉室的大业。兹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等人建议：解除李平的职务，免去俸禄、节传①、印绶、符策②，削除他的爵禄和封土。” 尚书机构根据诸葛亮等22人的建议，经过后主的批准，把李平废为平民，迁徒到梓潼郡(治梓潼，今四川梓潼)。 不久，诸葛亮把李平的儿子李丰从江州调到丞相府中，任中郎参军，与蒋琬共事。这当然是因为在李平被废的情况下，他的儿子在外面掌握一方的军事大权，已经不合适了。李丰到成都任职之后，诸葛亮为了安定他的情绪，给他写信说: “我与你们父子齐心协力扶保汉室，这是神明也有所闻的，不仅是人们都知道啊。表荐都护 (李平)镇守汉中，委任你在江州做都督，都是我自作主张，没有和别人商议过。满以为我的至诚可以使你们感动，保证能做到全始全终，谁能想到中途会离心离德呢！昔日楚国的令尹子文③屡次被罢官，又都被复职了，只要想走正路就会得福，这是顺应自然的气数啊。希望你能宽慰都护，让他多反省一下从前的过失。如今他虽然被免了职，失去了原来的禄位，家中还有奴婢佃客一百数十人，你还在丞相府中作中郎参军，和同僚们相比，还算是上等人家。如果都护能一心思过，你和公琰 (蒋碗)能推心置腹地合作共事，挫折还可以转变为通达，失去的禄位还可以恢复。要仔细地考虑我的劝诫，明白我的用心。现在我不禁对着书信长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流泪哭泣而已。” 诸葛亮的这封信，感情真挚，肝胆相照，李丰读了非常感动。传到李平被流放的地方以后，李平读了也深为感动，不禁热泪盈眶，简直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且说曹植，魏明帝即位后，由雍丘王徙封为浚仪王，不久又迁回雍丘(今河南杞县)。文帝曹丕在位时，他一直在外面的封国里生活，没能担任朝廷的什么军政职务，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经常有愤慨和抱怨的情绪。明帝即位，他似乎见到了一线曙光，又滋生了在朝中出任官职的幻想。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听说大司马曹休上了周鲂伪降的当，与吴人交战败于石亭，很为国事担忧，便给明帝上了一道 《求自试表》，请求明帝能给他一个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正是：不甘寂寞守封土，愿献拳拳报国心。欲知曹植在表章中说了一些什么，请接看下回。 ①节传：皇帝授予的代表权力的信物。 ②符策：皇帝封爵的符契和文书。 ③子文：即斗谷于菟，春秋楚成王时为令尹，相当于丞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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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0回 陈思王鱼山埋骨 吴大帝辽水折兵 话说曹植在表章中首先说自己受国家的厚恩，“却没有德行可以称述，没有功勋可以记载。。……往上一看，愧对我的黑色的王冠；往下一看，愧对我的红色的王服。”表章中又说: “臣窃不自量，立志要为国家效命，或者可以建立一些像毛发一样微不足道的小的功勋，来报答所受的皇恩。如果陛下能够特别颁下诏书，指派臣像锥子刀子那样为陛下做一些小事，让臣在西边受大将军曹真统辖，当上一名校尉，统率一队人马出征；或者在东边受大司马曹休统辖，统帅一个偏师的船队作战；臣必能乘危急之时前进，亲蹈险地，或驰骋舟船，或加鞭策马，不怕突近白刃，直触兵锋，作士卒的表率。即或不能活捉孙权和割下诸葛亮的耳朵，或许尚能俘虏敌人的将领，歼灭那些丑类，必可取得一时的胜利，以洗刷我终身的羞愧，使我的名子能挂在史臣的笔端，我的事迹能列入国史；虽然身首分裂于蜀境，或者头颅被悬挂在吴国的宫门，也是虽死犹生的。如果我的微薄才能不能得到试用，就这样一生默默无闻，只是享受荣华而养肥了身体，活着对国家没有贡献，死了也无损于国家的气运，虚处上位而忝食租禄，像鸟雀一样地混日子，一直混到白了头发，这不过是圈笼里饲养的动物，并不是臣的志愿啊！” 曹植的表章呈递上去之后。并没起什么作用。明帝并没有表什么态。他等得急了，又上了一道 《求自试表》，表中说： “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珍贵，但不是贵在把身体保养得很好，穿着华美的衣服，益寿延年；而是贵在顺应天道来治理万物。爵禄并不是虚有其名的，有功德才能配得上它，才是当之无愧的……所以我才无限感慨地请求试用，一定想要为国家立功。唉，我的要求虽然没有被采纳，也可以使以后的君子能知道我的本意了。” 曹植的两篇《求自试表》，是很值得重视的作品，表现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不想过着锦衣玉食的悠闲生活，而要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就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是无所顾惜的。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室贵族，这种对待人生的价值观念，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两道表章也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气氛，这是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压制人才、摧毁人的创造力，毁灭人的理想的悲剧!明帝终于没有起用曹植，曹植的两次上表，从此就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什么消息了。 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十二月。曹植由雍丘王改封为东阿王。太和五年 (公元231)，他又给明帝上表，要求明帝能重视宗室贵族的作用，不要忘了骨肉之情，又乘机要求明帝起用自己，以便自己能为国家效力。他等了好久，仍然没有被起用；再上一道表章，还是没有被起用。到了冬天，明帝下诏，命诸王在下一年的正月，到京师来朝见。这使曹植产生了幻想，觉得或许还有起用他的希望。不觉到了太和六年 (公元232)正月，曹植和诸王都到了京师洛阳。明帝召见了他们，赐宴款待。在宴席上，明帝说了许多安慰和勉励他们的话，但也只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看不出有把谁留在朝中任职的意思。曹植总想和明帝单独谈一谈，陈述一下自己对当前军国大事的见解，以便能够被起用。但总也没有机会，明帝也不给他这个机会。到了2月，明帝下了一道诏书，以陈国(治陈县，今河南淮阳)的四个县改封曹植为陈王，封邑3500户，曹植只好回去迁移就国了。他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被封为平原侯开始，多次被迁移改封，由平原侯而临淄侯、安乡侯、鄄城侯、鄄城王、雍丘王、浚仪王、东阿王，现在是陈王，20年改封了8次。多年来，始终怀才难展，没有得到朝廷的任用，而且还背着一个“有过”的包袱，事事都是减半待遇，所封的多是一些贫瘠的地方。他经常自伤自弃，郁郁寡欢，常常在酗酒中寻求一些安慰，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坏起来，终于一病不起，在这年11月病逝，终年41岁。他做东阿王时，曾经登上鱼山(在今山东东阿境内)，看到鱼山的景色很幽雅，忽然心血来潮，觉得死后葬在这里还是很不错的，便在这里营建了墓地。在临死前写了一份遗嘱，要求死后葬在鱼山，并且一定要薄葬。死后家属完全按照他的愿望办了。他死后被谥为思王，所以称为陈思王。按照谥法：“追思前过曰思”，这是表示他还能悔过的意思。过了几年，明帝下诏说： “陈思王从前虽然有过失，既然能够克已慎行，弥补从前的过失，而且从少年一直到死，从来是手不离书，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决定收回黄初年间那些参奏他的罪状的表章以及有关文书，凡是收藏在尚书、秘书和中书三府以及大鸿胪的，都一律毁掉。曹植前后所著的赋、颂、诗、铭、杂论等共一百余篇，要抄录和编辑起来，收藏在宫内外。” 曹植生前曾写过一篇《琴瑟调歌》，可以看做是他大半生怀才不遇的命运和受压抑的郁闷心情的一个写照：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深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时，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靡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该，gāi))连。” (可叹我这随风转动的蓬草，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这样倒霉!离开自己的根随风而去，日日夜夜都没有休闲。东西经过了七道田间小路，南北又越过了九块田地的边沿。后来遇到刮起旋风，把我吹入了云间。满以为可以走完登天之路，不料又忽然下到了深渊。狂风把我吹了出来，又回到田地中间。应该向南却又向北，说是向东反而向西。到处飘荡有什么依靠，忽然像是要灭亡，却又生存苟延。飘飘摇摇周游了八条江河，一连飞过了五座大山。频频流转没有固定去处，谁知道我的困苦与艰难？愿意作一棵林中的草，到秋天随着野火被点燃。烧成了灰怎不痛心?但还是愿意虽死也和根相连。) 曹植是古代一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文豪、诗赋家，而他的一生却是一个悲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说: “陈思王文才富丽，足以传留后世。但不能克让远防，终于招到嫌隙。” 陈寿的评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从大的背景上加以透视。文帝曹丕为了维持他的帝位，对诸侯王，也就是对自己弟弟们采取了疏远、隔绝、严加防范、折腾迫害等一系列不信任乃至仇视的方针，曹植是和他争夺继承权的最强的对手，所以对曹植的嫉恨和防范更超过了其他人。明帝曹叡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继续坚持着这一方针，不过在手段上稍为软化一些而已。即或曹植能够“克让远防”，以至确有悔过自效的表现，这一方针也不会有任何松动的。但历史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防范同姓诸侯王的同时，却对某些异姓重臣疏于防范，使其中的司马氏的权势膨胀起来了，后来终于出现司马氏篡位的局面，曹氏的江山社稷终于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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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孙权。他称帝以后，急于向外扩张领土，但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北有强魏，西有蜀汉，实在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发展了。于是便想到了海外和辽东。 先说诲外。东南和南部沿海一带，当时都在吴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和海外发生联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吴黄武七年 (公元226)，西方的大秦 (罗马帝国)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郡；吴国的交趾太守吴邈接待了他，并把他护送到武昌拜见了孙权。秦论回国时，孙权把丹阳郡的“短人”①男女各十人送给他，并派官吏刘咸送他回国，孙权的目的是借此了解一下海外的情况。刘咸没能到达大秦，在半路上死去了。孙权听说海外有夷州和亶（胆，dǎn）州。夷州就是台湾，当时高山族人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和大陆很少发生联系。亶州是传闻之地，不知确实的位置，据说是在东海之中，当年秦始皇派徐福带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长生不老药，就停留在这里了，如今已经发展到数万家，有的人还登过大陆，到会稽郡进行交易活动；会稽郡东部各县的人民，也有入海打鱼，遇到大风，飘流到亶州去的。当然这都是一些扑朔迷离的传说，其真实性如何，谁也说不清楚。孙权对于向海外开拓疆土很发生兴趣，想派出船队去寻找夷州和亶州，还想夺取朱崖（今海南岛），俘获那些地方的百姓，以补充国内人力的不足。他下诏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接到诏书后，便向孙权上疏，指出“到遥远的海外去征伐，风波险恶难测，士兵改换水土，必然要生病，驱使士兵跋涉不毛之地，本来是想增加人力，结果反而损失了人力，本想得利，结果反而有害。”他建议孙权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减少百姓的租赋，不可冒险到海外去征伐。但孙权并没有听从陆逊的劝谏，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干了。吴黄龙二年 (魏太和四年，公元230)正月，孙权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领甲士一万人，乘坐着十多艘大船，入海去寻求夷州和亶州。他们在东海中冲破了惊涛骇浪，经过了许多艰难的航行，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亶州，但却找到了近海的夷州 (今台湾岛)，在岛上抓到了几千人运回。这个船队在海上飘流了一年多，大多数士兵不习惯海上的颠簸生活，得了疾病而死。吴黄龙三年 (魏太和五年，公元231)二月，一行人返回了建业，士兵己经死去了十分之七八，回来时只剩下两三千人。孙权看到所抓来的几千“夷人”(高山族人)，还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兵员数，心中十分懊丧，到这时才意识到陆逊的意见是对的。但他并没有作更多的自我反思，而是迁怒于卫温和诸葛直，竟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把二人拘扑下狱，群臣纷纷上殿保本营救，孙权一概不准，终于把他二人斩了。卫温和诸葛直到台湾，是历史上大陆人大规模地到台湾的第一次明确的记录，从此以后，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文化联系便逐渐多了起来，对台湾的开发逐渐开展起来了。卫温和诸葛直的航行，虽然笼罩着一层悲剧的色彩， 但他们是我国航海史上的先驱，比郑和下西洋要早1270多年。此外，吴国又和扶南 (今柬埔寨)、林邑 (今越南南部)诸国发生了联系。以后吴国的交州刺史又派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等出使南海诸国，还和天竺(古印度)发生了联系。当时吴国和南洋诸国的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航行在南海上的船只，大的长20多丈 (合今4-50米，可载6-700人，载货10000斛(约合今200吨)。 东吴由于其特定的地理条件以及孙权的重视交通海外的方针，在对外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但并没有达到对外开拓疆土的目的，所以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方面来了。孙权很需要辽东的战马，更重视辽东的战略地位，如能控制辽东，可以从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夹击魏国，大大改善吴国的军事地位。 辽东孤悬塞外，名义上是魏国的藩属，实际上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割据势力。辽东太守公孙康死后，由他的弟弟公孙恭继任太守，后来又由公孙康之子公孙渊夺了公孙恭的太守之位。公孙渊利用魏、吴之间的矛盾，在两国之间进行周旋，表面上臣服于魏，同时又和吴国勾勾搭搭。吴嘉禾元年 (魏太和六年，公元232)三月，孙权派遣将军周贺和校尉裴潜，率领船队，带着很多金银绢帛，到辽东去交换马匹，同时也乘机探测一下辽东的虚实。 魏明帝听说公孙渊和吴国勾勾搭搭，心里非常气愤，派遣汝南太守田豫督率青州诸军坐船从东莱（今山东龙口东）入海，幽州刺史王雄率军从辽西渡辽水，海陆并进，征伐辽东。但两路大军出发后，明帝又变卦了，他听到了一些臣僚的进谏，觉得渡海作战没有太大的把握，又下诏命两路大军退兵。 田豫在退兵时，估计到吴国到辽东交换马匹的船队就要南归，如今正是严冬季节，海上的风浪很大，吴军害怕在风浪里飘流，向东边走又没有海岸，必然要沿着成山(即成山角，今山东荣成东北的一个小半岛)的海边走，而成山没有藏船的港湾，这是一个歼灭吴国船队的好机会。田豫考察了成山沿海一带的地势，把士兵驻扎在各个险要的小山和海岛上，他自己上了成山，住在当年汉武帝所修筑的宫殿中坐镇指挥。吴将周贺、裴潜等率领船队、押运着从辽东换来的马匹南归时，果然遇到了暴风，有的船触山沉没，船上的人马在海中溺死了;还有一部分船只被海浪冲到岸边，田豫指挥魏兵杀了过来，这些吴兵死的死、降的降，没有一人逃脱。周贺坐的船也触山沉没，他被冲到岸边，被魏军斩首。残余的吴国船只和兵马在裴潜的率领下，狼狈地退回吴国。这次辽东之行，吴军的船只和士兵损失惨重，用大量金帛珠宝所换来的战马也所剩无几了。 吴嘉禾二年 (魏青龙元年，公元233)二月，辽东太守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到建业，向孙权贡献貉皮和马匹，声称和魏国决裂，向孙权称臣，把辽东作为吴国的藩属。孙权眼看自己梦寐以求的从东、南两个方向钳制魏国的形势竟轻易地出现了，真是大喜过望，好像是在做梦。他隆重地款待了使者，并宣布大赦。3月，宿舒和孙综回辽东，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领兵8000人，号称万人，带着封公孙渊为燕王，授以九锡的诏书，以及赏赐给公孙渊的金银珠宝、奇珍异货、九锡之礼等等，护送辽东的使者，由海路共赴辽东。在出发之前，满朝大臣自丞相顾雍以下多认为公孙渊惯于在魏、吴之间玩弄伎俩，不可轻易相信，纷纷向孙权进谏，主张只派出少数士兵护送宿舒、孙综回辽东就行了，不可出动大军前往，以免吃亏上当;而这时孙权兴致正浓，对于群臣的意见一概不听。在这严重的关头，老臣张昭只好又站出来说话。 原来张昭因为常常直言进谏，和孙权的关系处得很紧张，已经闲居在家中养老，好长时间没有上朝了。有一次，蜀国的使臣前来，在吴国君臣面前大力称颂蜀国的政治如何完美，言外之意颇有蔑视吴国的味道，而在场的吴国群臣却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应对。事后孙权叹息着说: “如果有张公在座来应对，蜀使即使不被屈服也会沮丧的，怎么还能自夸呢？” 第二天，孙权便派宦官为使者到张昭家中去慰问，并邀他到宫中见驾。在见驾时，张昭跪下向孙权赔罪，孙权赶紧制止了他。张昭坐定之后，对孙权说: “过去太后和桓王 (孙策)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老臣总想竭尽臣节，以报答太后和桓王的厚恩，使老臣在身死之后，有可以称述的地方。而老臣的见解很肤浅，违背了陛下的盛意，自以为会从此沉沦下去，直到尸骨长弃沟壑之中，也不会得到陛下的信任了，不想又蒙引见，得以在帷幄之中侍奉陛下。然而老臣的这颗愚鲁的心是用来报国的，我的志向在于对陛下尽忠和有所补益，直到生命结束为止。若是让老臣改变思想，放弃主见，用阿谀奉承的办法来换取荣华富贵，这是老臣办不到的。” 孙权听了张昭的话，也作了一些自我反省，向张昭引咎自责。从此君臣的关系稍有缓和，而张昭仍然闲在家里不上朝。这次张昭听说了派兵去辽东的事，心中非常忧虑，就赶紧上殿向孙权迸谏说: “公孙渊背叛魏国，，惧怕魏国的征讨，才远来结交我国。如果他一旦改变了主意，转而讨好魏国，我们的使臣便回不来了，军队也会受到重创，这不是取笑于天下吗？” 孙权说: “公孙渊主动地向我国称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必须要派兵前往，宣扬国威，以坚定公孙渊的信念。” 君臣二人反复地进行辩难，张昭始终坚持己见，言词非常激烈。孙权觉得无法忍受了，用手按着刀愤怒地说: “吴国的士人入宫就拜孤，出宫就拜君，孤对君的敬重己经达到顶点了，而君却多次在众人面前折辱孤，孤常常担心会失去控制而发生孤不愿意看到的事。(怕失手杀了你。)” 张昭久久地看着孙权，然后无限感慨地说: “臣虽然知道陛下不能听从臣的话，而每次还是竭尽忠诚进谏，实在是因为太后临崩时，把老臣召唤到床前，遗言总是在耳边响起的缘故啊！” 张昭愈说，感情愈激动，不禁涕泪横流。孙权猛地把刀扔在地下，就和张昭相对着哭了起来。但事后孙权还是坚持了己见，按照原来的计划派使者和军队前往辽东。 吴国的船队经过长途航行，在沓(踏，tà))津(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南)停泊。使者张弥、许晏和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等率领吏兵400人，携带着诏书、礼物等随辽东使者宿舒、孙综前往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其余的士兵则由将领贺达、虞咨率领留在船上。不料公孙渊是个反覆无常之人，这时又变卦了。一来是因为看到吴国来了这么多的兵，产生了顾虑；二来是贪图吴国的军资武器；三来是考虑到吴国的国力不如魏国，距离辽东又很远，如果魏国发怒前来征讨，凭恃吴国的援救是没有把握的。基于以上的考虑，公孙渊决定将计就计，乘机把吴国的这支军队吃掉，既可以占个大便宜，又可以向魏国请功。当张弥、许晏等人率领400名士兵走到襄平城外的时候，公孙渊派人先把吴国的中使②秦旦、张群等人以及随从他们的士兵60人接走，以分散他们的力量，然后出其不意地用重兵把张弥、许晏、万泰、裴潜等人和他们所率领的士兵包围起来，吴军寡不敌众，被一举歼灭，张弥等人都被杀死了。在这同时，公孙渊又派将军韩起等率领大军奔驰到沓津附近埋伏起来，命长史柳远派人去诱请贺达、虞咨等将领赴宴，又使人驱赶着马群，拉着货物，请吴国人下船和他们交易。贺达和虞咨不敢离开船队，没敢下船去赴宴，只是派出600人下船交易，而这些人下船之后，，只听岸上金鼓齐鸣，伏兵四起，乱箭齐发，下船的吴兵寡不敌众，被杀死300多人，受伤跳水而死者200余人，其余的人有的逃窜到山谷中冻饿而死，有的归降了。贺达和虞咨在船上看到势头不妙，赶紧下令开船逃走。吴军这次在辽东，一共损失了100O多人;财物兵器无数。正是：吃亏只由贪心起，上当本从利欲生。欲知孙权是否会善罢甘休，请接看下回。 ①短人：一种身材矮小的人，大约是山越人。 ②中使：宫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宫担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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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一回 张子布封门拒君 司马懿闭营免战 话说公孙渊阴谋得逞后，派出西曹掾公孙衍为使者，携带着孙权送来的符节、印绶、礼品以及张弥、许晏等人的首级，向魏明帝上表报捷，说是有意识地引诱吴国的使者和船队前来，然后围而歼之，以表示对大魏皇帝的忠诚。魏明帝虽然知道公孙渊反复无常，对他并不信任，而这次发生的事，从魏国来说，总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不能不乘这机会把公孙渊拉到魏国方面来。于是便隆重地款待了公孙衍，用好话抚慰。12月，明帝派出使者傅容和聂夔(奎，Kuí，)携带着诏书、符节和丰厚的赏赐到辽东，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 孙权上了公孙渊的大当，只气得跺脚捶胸，难以自制，咬牙切齿地说: “孤也算是过了五十奔六十的人了，尝遍了世事的酸甜苦辣，现在却被公孙渊这个无名鼠辈玩弄了，实在令人万分愤恨。如果不亲手截断这小子的头颅抛到大海之中，还有什么脸面君临万国！孤定要亲自去讨伐他，即便是全军覆没，也在所不借。” 但多数臣僚认为现在还不是出兵辽东的时机，纷纷上书劝阻。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在上书中说: “陛下以万乘之尊，却想泛轻舟。越大海，不考虑危险而轻易涉足不测之地，这是臣所困惑不解的。臣听说立志行万里路的人，不能半途而止步；谋画统一四海的人，不能计较小事而损害大局。希望陛下停发六师，以威慑最大的敌人曹魏，早日平定中原，使统一大业能够光照史册。” 尚书仆射薛综也向孙权上书，陈述了出兵辽东的“三不可”： “辽东人习于鞍马，大军一到，自料难以抵御，便骑马四处逃散，很难找到他们的单人匹马，占领他们的空旷之地而加以防守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不可；海上风波险恶，这是二不可；航海容易得脚气病，这是三不可。” 陆逊的弟弟、选曹尚书陆瑁也两次上书，认为征伐辽东是弃本求末，舍近就远，只会弄得军民疲惫不堪，不是万安之计。孙权看过了这些表章，经过多次的深思熟虑，觉得这些人的意见是对的，现在还是应该从大局出发，先把这股恶气咽下去，便打消了出兵辽东的念头。 张昭自从劝阻孙权派遣使者和军队去辽东而和孙权发生口角后，就托病不再出来了。孙权几次派人到他家里去，请他上朝议事，他都坚决不出来。孙权对他这种固执的做法很气愤，便派人用土堵塞了房门，表示让他总也别出来了。而张昭又在里边把门封死，自己也表示了不再出来的决心，只留下个小洞送饭。等到魏国的使臣和军队在辽东遭受重创以后，孙权才认识到张昭的劝谏是对的，自己很对不起他，便赶紧派人把张昭门外的封土除掉，多次派遣使者到他家去慰问，向他道歉，而张昭却坚决不把在里面封好的门打开，使者只能在门外对他喊话。孙权无奈，只好亲自到张昭的府第去;在门外喊他，亲自向他道歉，要求他开门走出来。张昭在里面说: “老臣病体沉重，恕不能出来接驾了。” 孙权命人放火烧门，想要把他吓唬出来，而张昭却在里边端坐不动，宁肯烧死也不出来。孙权见恐吓无效，只好命人灭火，久久地等在门外不走。张昭的几个儿子破门而人，强把张昭扶了出来。张昭见了孙权，跪下来痛哭流涕，孙权也禁不住热泪盈眶，赶紧把他扶了起来，用车子把他载回宫去，在他面前诚恳地引咎自责，张昭从此才不得已又出来参加朝会了。以后张昭又活了3年，死在吴嘉禾五年 (魏青龙四年，公元236)，终年81岁。 再说蜀国丞相诸葛亮，在四次北伐之后，转而采取了劝农讲武，息民养士的方针，为下一次北伐作好准备。他鉴于几次出兵，多因粮食不继而被迫退兵，所以特别加强了粮食运输工作。蜀道艰险难行，特别是山路陡峭狭窄，仅靠人背、牲口驮的办法运输粮食是难以为继的。几年以来，诸葛亮和夫人黄氏就琢磨着要研制出一种新的运输工具，以利于山地的运输。有一个叫做蒲元的工匠，非常善于巧思，诸葛亮便把他请来，共同研制新的运输工具。经过几年的努力，新的运输工具终于诞生了。最初造成的叫“木牛”，上一次围祁山时;便用它来运送军粮了；今年又研制成“流马”，在黄沙城大量制作“木牛”和“流马”，以备运输之急需。 这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运输工具，至今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很难说得清楚。晋人孙盛的《魏氏春秋》，曾记录了木牛流马的形制和规格，但因为文字具有模糊性，至今又没有发现遗物或图纸，现在己经不能把它复制出来了。至于《三国演义》说木牛流马“宛然如活着一般，上山下岭各尽其便。”又说:“将木牛流马的舌头扭转，牛马就不能行动。”把它们说得神乎其神，有些类似现代的机器人了。当然这只是小说家之言，是不可相信的。学者们对木牛流马有许多解释，都是一些推理式的猜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木牛是人力独轮车，流马是人力四轮车。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独轮车，木牛有前辕，前进时人畜在前面拉，还有人在后面推；流马没有前辕，不用人拉，仅靠人在后面推。又有人认为:木牛、流马不是一般的车子，而是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机械化的运输工具。更有人认为:木牛是一种特制的车，流马则是一种特制的船。笔者认为:这种新的运输工具。应该是利用了齿轮原理，带有机械性的运输工具，如果是普通的独轮车和四轮车，便不足为奇了。东汉、三国时期，运用齿轮原理制造机械，己有不少先例。东汉时毕岚制作翻车，是利用齿轮转动来汲水的工具。三国时魏人韩暨制造水排，利用水力鼓风，驱动水轮灌水。另一魏人马钧改进了翻车，又造出了指南针，水转百戏等，都利用了齿轮原理。诸葛亮等人就是利用了已知的机械原理，再加以改进和创新，制作了新的运输工具。“木牛”是一种木制四轮车，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 (约合今300公斤)，但速度不快；“流马”是木制的独轮车，速度较快。它们被形容为不吃草的木头牛和流动的木头马，所以称为“木牛”、“流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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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蜀建兴十一年 (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诸葛亮的健康情况日趋恶化，这是由于多年来过度操劳，因而积劳成疾。虽经多方调治，但因为公务愈来愈重，不能静心休养，病情便难以控制而每况愈下了。由于去年秋天发生了旱灾，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诸葛亮在这年继续采取休士劝农的方针。这年的气候还算正常，粮食生产有所回升，诸葛亮为了给下一次北伐作准备，在这年冬天加强了运输粮食工作，利用木牛、流马和其它运输手段，积极地向前方运送粮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30里的斜谷口，修建了邸阁 (粮仓)，储存粮食。 蜀建兴十二年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二月，诸葛亮在长期准备之后，又倾其国力进行了第五次北伐。他亲率10万大军出斜谷，同时给孙权写了 ，邀其赶紧出兵配合。这时吴国的骠骑将军步骘(至，zhì)接替了陆逊任西陵督，吴、蜀之间的往来文书多通过他来传递。诸葛亮派人把书信送到西陵(吴改夷陵为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郊)，请步骘转递。信中说: “汉室不幸，朝廷的纲纪法度紊乱，曹贼叛逆篡位，一直蔓延到现在。我们两个同盟的国家都想把他剿灭，而至今末能如愿。亮接受了昭烈皇帝托孤的重任，怎敢不竭力尽忠报国。如今大军已经会集在祁山①，狂妄的贼寇将要覆亡在渭水，希望执事②本着同盟的情义，命令将领北征，共同平定中原和匡扶汉室。书信中言之不尽，殷切地希望陛下明察。” 过了一些日子，诸葛亮在行军途中接到了孙权的回信，信中表示正积极准备出兵伐魏，配合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读了信，心中非常高兴。4月，诸葛亮率军进至郿县(今陕西眉县西北)，屯驻在渭水之南，命令士兵在这里屯田。 魏明帝听说诸葛亮又出了兵;赶紧命令坐镇长安的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③大将军司马懿出兵迎击。司马懿奉诏率兵到了前方，诸将多以为应该在渭水北岸驻扎军队，等待迎击诸葛亮。司马懿说: “百姓和仓储都在渭水南岸，那里是必争之地，不能轻易放弃。” 于是便督率诸将引军渡过了渭水，在南岸背水修建营垒驻守。诸将纷纷猜测诸葛亮的意图，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司马懿对诸将说: “诸葛亮若是出武功(今陕西武功西)，顺着山路东进，那就要直捣长安，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场大的决战，实在是值得忧虑的；若是他西上五丈原，那就是要在那里屯田驻守，作持久的打算”。 不久，接到前方斥候的报告:诸葛亮从郿县西上五丈原。司马懿说: “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原来诸葛亮为北伐设了三计:“上计断其后道，中计与之持久，下计还住黄土。”他鉴于每次北伐都因为军粮不继而退兵，在粮食问题的困扰之下，使自己不能施展抱负；这次虽然用木牛、流马运送了不少粮食，储存在斜谷口的邸阁之中，但要长期维持10万大军的食用，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他改变了过去的做法，从郿县西上五丈原，分兵屯田，想要奠定长期作战的基础。诸葛亮的这一招，事先已被司马懿猜中八九分了。 五丈原在今陕西歧山城南40里南斜谷口西侧，是一个狭长的高地，东西宽约2里，南北长约10里，东临石头河，南接棋盘山，西界麦里河，北据渭水，三面是临河悬岸，一面靠山，地形十分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诸葛亮在这里修筑了城池，称豁落城，原下石头河两岸的农田，就是诸葛亮屯垦之处，人称诸葛田。 诸葛亮屯驻五丈原之后，魏国将领们认为：诸葛亮既打算在那里久驻，必然要向周围扩展，争夺一些有利的据点。但诸葛亮究竟首先向哪里扩展，诸将的意见却互有分歧。雍州刺史扬武将军郭淮对司马懿和诸将说： “诸葛亮善于用兵，必然要跨越渭水登上北原(今名积石原，在陕西歧山南、渭河北岸)，然后在北山连兵一气，隔绝秦陇之间的道路，动摇汉夷百姓之心，这对于我军是非常不利的。” 诸将多以为不然，司马懿却很支持郭淮的意见，便命郭淮率兵进驻北原。郭淮率兵到了那里，还没等修建好营垒，大批蜀军便攻了上来，被郭淮击退了。 诸葛亮争夺北原末成，又要进攻阳遂(今陕西眉县渭水之北)，他虚张声势，表现出要向西进攻的样子，以便把魏军的主力引诱到西边去。而这一招又被郭淮看破。对司马懿说: “诸葛亮是想把我军引诱到西边去，然后进攻东边，依我看来，这次他的主攻方向是东边的阳遂。” 司马懿所见相同，便派遣郭淮和将军胡遵率兵进据阳遂。当诸葛亮前来进攻时，魏军己经占据了险要的地势，作了充分的准备，诸葛亮进攻不利，只好退走了。他到五丈原之后，两次进攻都没有得手，又加上病情发作起来，只好暂时停止进攻，率军退回渭水南岸，组织士兵屯田。种田的士兵混杂于居民之间，军纪很严明，不作骚扰百姓的事，百姓们都过着安居的生活，社会秩序很稳定。而司马懿也采取了以逸待劳、按兵不动的方针，在渭水南岸和诸葛亮对峙起来了。 5月，孙权乘诸葛亮在西线出兵之机，也发动了对魏国的进攻，和诸葛亮遥相呼应。他亲自率领几万水军，号称10万之众。进至巢湖口(在今安徽巢湖市)，然后向合肥新城(在今安徽合肥市西15公里鸡鸣山东麓)进发；派遣陆逊和诸葛瑾率兵?一万多人进人江夏(魏江夏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沔口(今汉口)，然后指向襄阳；又派遣孙韶、张承率军进入淮河一带，向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的方向前进。三路军队分头并进，江淮一带战云密布，形势甚为紧张。原来曹操在世时，在军事上采取了“东置合肥，南据襄阳，西固祁山”的重点布局，至今仍然如此，所以这次 吴军东攻合肥、西攻襄阳，都是指向魏国的要害地区。 7月，魏明帝乘坐龙舟，率兵亲征孙权。在行前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率领步骑二万，到西线帮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同时让秦朗带去他的诏书，敕命司马懿： “只可坚壁拒守以挫伤他的锋芒，他进不能达到目的，退而我不与之交战，长久停驻则粮食耗尽，抢劫又不能获得什么，就必然要退走了。乘他退走而追击，以逸待劳，是取得全面胜利的好办法。” 这时孙权的军队在合肥新城被魏征东将军满宠打败，孙权又听说魏帝亲征，不禁顾虑重重。他原先以为魏明帝不会亲自前来，不料竟亲自来了，估计他所带领的军队一定不在少数，再加上吴军的将士有不少人患了传染病，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孙权见势头不妙，只好赶紧率军退走了。进军到广陵、淮阴一带的孙韶和张承，听说孙权退了兵，不敢孤军深入，也退了回来。进攻襄阳的诸葛瑾和陆逊也退了兵。至此东方的战火便熄灭了。魏国的群臣认为:大将军司马懿正在西线和诸葛亮相持不下，车驾应该西幸长安坐镇。明帝说: “诸葛亮听说吴军败退的消息，早已吓破了胆，大将军足以制服他，我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 便率军到了寿春，不久回到了许昌宫。 再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渭水之南相持了100多天。司马懿很怕诸葛亮，不敢走出壁垒作战，再加上魏明帝早已敕命司马懿只要坚守，不可出战，要采取把蜀军拖垮的方针。明帝的意见与司马懿不谋而合，司马懿受到皇帝的支持，就更不想走出堡垒作战了。 一天，诸葛亮又率军前来挑战，司马懿命将士坚守城堡，不许出去应战。他在城堡上向蜀军的队伍中望去，遥见旌旗招展之处有一辆素舆，上面端坐一人，葛巾、羽扇，不时地用那把扇子指挥三军的进止；蜀军队伍整肃，有条不紊。司马懿看到这里，不禁惊叹地说： “诸葛孔明可算是名士了！” 忽然从蜀军中跑过来一骑，上面坐着一名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的军吏，向城上大喊道： “我家诸葛丞相告知司马大将军，如果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指挥士兵出来作战！” 但无论蜀军怎样挑战，司马懿就是不出来应战。诸葛亮无奈，只好下令收兵回去了。他见司马懿总是不出来交战，心中非常忧虑和焦急，病情就更为加重了。他忽然心生一计，采取了激将法，命人送去女人的巾帼(头巾)和服装，并附有书信，大意说：如果你还是个男子汉，就应该出来交战，否则就请你收下这些东西，装扮成女人。司马懿读了这信，真是啼笑皆非，脸上热辣辣的。这时司马懿军中的将士，也经常在背地里讥笑司马懿，说他胆小如鼠，不敢和诸葛亮交锋。司马懿对此也有耳闻，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于是便给明帝上表，坚决要求允许他在战场上和诸葛亮一决雌雄。明帝怕司马懿在舆论的压力下难以控制自己，便派出卫尉辛毗带着符节来到司马懿军中，重申了不许和诸葛亮作战的诏命。辛毗住在军中，以皇帝特使的身分监视和控制司马懿，不许他轻举妄动。 蜀国中监军征西将军姜维听到了辛毗来到司马懿军中的消息，对诸葛亮说: “辛佐治仗节而来，魏军是不会出来作战了。” 诸葛亮说: “是的。司马仲达很狡猾，他是用皇帝的权威来缓解舆论的压力。其实他本来就没有出来作战的想法，他所以坚决地向主上请战，不过是向将士们表示自己的威武而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有制服我军的信心，随时都可以出来与我们交战，何必在远隔千里之外向主上请战呢？” 诸葛亮并没有放过司马懿，仍然不断地向他挑战，而司马懿却总是雷打不动，任你如何冷嘲热讽;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是不出来交战。有一次，诸葛亮又派出使者向司马懿去送挑战书，司马懿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使者。他闭口不谈军事，只是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寝食状况和公务的繁简。使者回答说： “诸葛公整天都是早起晚睡，过度操劳，对部下打二十板子以上的惩罚，都要亲自过问，而每天所吃的还不到数升。④” 使者走后，司马懿对左右说： “诸葛亮快要死了，他食少事烦，怎么能长久地支持下去呢？” 司马懿的估计果然不错，不久诸葛亮的病情急性发作，在军营中病倒了。已经到了8月，五丈原上秋风萧瑟。颇有凉意，诸葛亮命令诸将和左右之人保守机密，不要把主帅卧病的消息传扬出去，以防司马懿乘隙劫营。军中的中下级将领和广大士卒多不知道诸葛亮卧病的事，各营秩序井然，士气正常，魏军的密探也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司马懿还被蒙在鼓里。由于诸葛亮的病情有加无己，夫人和妾把8岁的儿子诸葛瞻、幼子诸葛怀和女儿诸葛果都带到了五丈原看望。诸葛亮见到了多日不见的妻妾和儿女，自是非常高兴，在病痛之中精神为之一振。但又想到自己病势沉重，恐怕死期已近，而子女还没有成人，心中又无限伤痛。这时他也非常想念在东吴的哥哥一家，在病情稍稍平稳的一刹那，提起笔来给诸葛瑾写了一封问候的信，谈到了家中的近况和自己的病情，信中特别倾注了对诸葛瞻的关注之情，写道: “瞻儿现在已经八岁，聪慧可爱，我担心他的早熟，恐怕成不了大器。” 后主刘禅听说诸葛亮病情危重，派尚书仆射李福代表自己来探视。李福到病榻旁见了诸葛亮，询问了病情，转述了后主的安慰的话，然后又代表后主向他咨询重要的军国大计。第二天，李福又向诸葛亮询问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告辞回了成都。但过了几天，李福又返回来了。诸葛亮知道他是忘记了询问自己死后由谁来作后继人的事，才中途转回来的。正是:壮志未酬身将死，后继自有意中人。欲知诸葛亮推荐什么人，请接看下回。 ①诸葛亮这次北伐并没有出祁山，这样说是为了保守军事机密。 ②执事：是对人的敬称，本指侍从于左右之人，意思是不敢直接陈述，而向执事者陈述，请其转达，以表示尊敬。 ③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官名，为雍凉二州最高军政长官。 ④当时的一升，约合今4市两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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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二回 孔明命殒五丈原 魏延魂飞褒谷口 话说诸葛亮在病榻上一见李福便说: “我知道你回来的意思，头几天我们还是没有把一切都谈清楚，所以又回来要求我做出答复。你所要问的事，公琰(蒋碗)是最合适的。” 李福问道: “那么，在公琰之后，谁还可以当此重任呢？” 诸葛亮说: “文伟 (费祎)可以接替。” 李福又问: “在文伟之后呢？” 诸葛亮摇了摇头，就不再往下回答了。原来在诸葛亮看来，在蜀国的官员中，除了蒋琬和费祎之外，就再没有合适的相才了。这反映了蜀国人才的匮乏，所以后人读史读到这里，便禁不住要击节叹息了。这时蒋琬任丞相长史，每当诸葛亮领兵在外时，在后方组织兵员和粮草以供应前方的工作，常常是由他来主持的。由于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受到诸葛亮特殊的器重。诸葛亮在病榻上写了一道密表，交给李福带回。密表中说: “臣如有不幸，以后的军国大事应该交给蒋琬执掌。” 一个宁静的夜晚，诸葛亮似乎有了一些精神，让夫人黄氏把儿子诸葛瞻叫到身边，深情地爱抚了一番，父子两个人谈了一会话。诸葛亮越发觉得儿子很早熟，懂得不少他这个年龄不能懂得的事，又觉得他在聪慧之中流露出一些浮躁的气质，不免有些为之担心。便从身边拿出两篇文稿，对诸葛瞻说: “这是我的两篇 《诫子书》，原来是写给你的哥哥乔儿的。可惜他不幸早逝了。内中的道理，对你也同样是有用的。我在病中稍加修定，就留给你作为今后的座右之铭吧！” 诸葛瞻接过一看，其中的一篇讲的是酒德: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单，dān)，宾有余倦 (眷)，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摆设酒宴，是合乎礼仪和表达情意的，饮酒要得体，要保持常态，礼仪结束便退席，这是最和谐的。如果主人的情意末尽，客人还有余量，可以喝足了。但不要喝到丧失理智。失去常态的程度。) 原来诸葛乔有酒癖，常常喝得有失体统，所以诸葛亮予以训诫。另外的一篇，讲的是立身治学的道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君子的行为，以安静来修身，以俭朴来培养德行。非淡泊[清心寡欲，不贪图功名富贵]不能确定崇高的志向；非宁静 [心情安静，专心致志，不为利禄所动]不能实现远大的抱负。治学需要心情恬静，才智需要通过学习来取得，不学习不能增加才智，没有志向不能成就学业。放纵和懒散就不能励志求精，浮躁就不能陶治性情。年龄随时间而增长，意志随时日而消沉，便像树木枯干落叶一样，难以成材，经常不接触世事，只是消极地死守自己那简陋的居 室，怎么还能来得及呢？) 诸葛瞻仔细地阅读着，诸葛亮问道： “懂吗？” 诸葛瞻回答说: “字全认得，意思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 诸葛亮说: “你长大了便懂了。这是我平生立身治学的经验之谈，以后如能照此去做，定会受益匪浅。” 过了两天，诸葛亮早上醒来，觉得身体非常不适，知道自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大概不久便要离开人世了。他让夫人取来纸笔，强打精神给后主写了一道表章。表章中首先表达了对后主的思念之情，然后简单地谈了自己的病情，接下来说自己未能完成北伐曹魏、匡复中原的任务，有负于先帝和主上，又劝后主要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还特别劝谏后主务要“亲贤臣，远小人。”关于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写道： “臣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会宽裕。至于臣任职在外，没有别的经济收入，日常的衣食都依靠官家供给，不再另外经营什么产业，来增加一点财富。若是到了臣死之日，一定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外面有多余的财产，以辜负陛下的厚恩。” 写完之后，命人交付驿站传送。稍事休息后，又把妻妾，儿女和左右之人唤到床边说: “生生死死，是自然之数，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汉中定军山下，那里是我北伐曹魏的军事基地，使后人不要忘记北伐还没有成功，要沿着我的足迹继续前进，直到奉车驾还于旧都，重振炎汉的江山社稷。要依照山势造坟，墓穴不必太大，能容纳棺材就行了。入殓时穿上平时的衣服，不必用什么器物入葬。” 又深情地看着妻妾说: “我们是丞相之家，位极人臣，但你们自跟随我以来，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连一件多余的衣服也没有，吃的也是粗茶淡饭。你们虽然受了委屈，我们的家庭却给全国的官吏做出了榜样，还是值得的。希望你们今后要继续保持这种俭朴的作风，耕织自给，教子成材，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安心了。” 诸葛亮又命人秘密地把长史杨仪、司马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唤到床边，对他们说: “我死之后，要秘不发丧。以免司马懿前来劫营。要火速退兵，退得越快越好。” 费祎问道: “退兵的次序，应该如何安排？” 诸葛亮说: “威公 (杨仪)在前，伯约 (姜维)次之，命魏文长断后。” 杨仪问道: “如果魏文长不服从命令，又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说: “那样的话，威公、伯约等便应该率领军队先出发，不能因为魏延闹事而影响退军。若是军队退得慢了，魏军杀了过来，是非常不利的。” 诸葛亮这样安排，是考虑到在退兵的关键时刻，魏延和杨仪的不和必然会激化起来，而最危险的还是魏延，所以向杨仪面授秘计，让他带兵先行，魏延断后，一旦魏延闹事，大军已经开走了，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至于杨仪、姜维、魏延的退兵次序，是在杨、魏之间用姜维隔开，以免他们发生火并。 晚上，秋风习习，月照幽林，五丈原显得格外萧瑟凄凉，中军帐灯火闪烁，从外面看来，好像一切还和往日一样，而这时54岁的诸葛亮，已经怀着无力回天的遗恨，匆匆地离开人世了。在临死之前，身体已经完全崩溃，呕出了大量的血，气绝身亡。笔者有诗叹曰： “五丈原上又秋风，旷世人杰殒汉营。 隐居洞见三分势，出山心系两代情。 巴蜀口碑由忠正，汉夷追思在廉明。 鞠躬尽瘁呕血死，犹留骸骨镇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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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杨仪、费祎，姜维等人为了防止司马懿乘机前来进攻，便按照诸葛亮生前的嘱托，秘不发丧，军中仍然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杨仪让费祎去见魏延，传达了诸葛亮生前命他断后的决定，探听一下他的口气。魏延说： “丞相虽然去世了，还有我魏延在。丞相的亲属和府中的官属可以护送灵柩退走，我自当统率诸军继续在这里和敌军交战，怎么能因为丞相一个人去世便废弃军国大事呢？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怎么能接受杨仪的指挥作断后之将呢？” 魏延接着便和费祎商量了一个去留的计划。让费祎把计划的内容写成一个命令，由自已和费祎共同签署，通知各营的将领。费祎见魏延果然不服从调度，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便假意地对魏延说： “我可以回去向杨长史解释一下，他是一名文吏，不大懂得军事，必然不会违背你的命令。” 于是费祎便出门上马疾驰而去。费祎走后，魏延又后悔不该把自己的想法都说给他了，怕因此会引起什么祸患，便立刻骑上快马去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他派出自己的亲信去窥视杨仪等人的动静，亲信回来报告说： “杨仪等人正按照丞相生前的部署，命令各营准备向汉中退兵。” 魏延闻言大怒，便赶在杨仪没有出发之前，率领自己的军队抢先南归了。杨仪和费祎、姜维等人也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护送着诸葛亮的灵柩和家属，向汉中方向退兵。 司马懿听到蜀军撤退的消息，赶紧率兵去追赶。姜维建议杨仪把旗帜掉过头来，金鼓齐鸣，作出向魏军进攻的样子。司马懿还不知道诸葛亮已经死去，还以为是诸葛亮用了诱兵之计，便不敢逼近蜀军，下令退回来了。后来在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谚语：“死诸葛吓走活仲达。”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司马懿，司马懿后悔莫及，只好自我解嘲地说： “我能预料诸葛亮的生，不能预料他的死啊！” 这次司马懿退兵时，沿途观看了诸葛亮扎营的地方，见营垒、井灶、厕所、鹿角、沟堑等等，各种设施严密得当，一切都井然有序，不仅叹息着说： “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啊！” 魏延在途中，所过之处都烧绝了用木材建造的阁道，使杨仪等人在后面退兵非常困难，只好开山凿路，日夜不停地、艰难地前进。魏延在路上向后主上表，说是杨仪造了反；而杨仪也上表说魏延造了反。后主在成都，一天之内都接到了他们两个人告急的表章，弄不清究竟是谁造了反，只好询问侍中董允和留守长史蒋琬。两个人都说杨仪不会造反，而对魏延则持怀疑的态度。 魏延先占据了褒谷口(一名南谷口，褒水入汉水之口。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派兵去逆击杨仪，杨仪命王平在前面抵御魏延。王平在阵前斥责魏延派出的将领说： “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怎么敢这么干？” 魏延的将士们听到王平的斥责，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们都知道魏延没有理，所以谁也不想为他卖命，有许多人在中途逃散了，还有许多人归入后面的大部队。魏延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只和他的几个儿子向汉中逃去。正行走间，忽听后面金鼓齐鸣，蹄声大作，回头一看，原来是平北将军马岱带领的人马追上来了。魏延父子见此情形，不禁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马岱见了魏延，大声地斥责说: “逆贼魏延，还不下马受缚!今天就是你们父子绝命的日子到了！” 事到如今，魏延岂肯受降去见杨仪？语云：“困兽尤斗”，他只有临死挣扎了，于是便率领几个儿子冲入军阵之中，奋力拼杀起来。魏延力气过人，武艺高强，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很骁勇，和他们交战的士兵，无不应声被他们的长矛刺倒。但由于寡不敌众，最后魏延和几个儿子都在阵中丧命，被割下了首级。马岱把魏延父子的首级带回去呈给杨仪，杨仪用脚踢着魏延的首级恶狠狠地说: “庸奴!看你还能不能作恶了？” 不久朝廷下令，把魏延的三族都灭绝了。魏延本来没有造反的心，他只想乘机除掉杨仪，由自己来代替诸葛亮掌握兵权。所以他没有北上降魏，而是南返汉中。他落了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是由于鲁莽和不识大局所致。由于他的闹事，使军队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影响了退兵的正常秩序，是有很大罪过的；但以造反罪而被灭族，就太过分了。 杨仪等人率主力进人褒谷口以后，才开始为诸葛亮发丧。三军将士都戴了孝，护送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汉中，在汉中摆设了灵堂进行祭祀。过了几天，诸葛亮的其余家属、重要亲友等来到了汉中，后主也派左中郎将杜琼捧着诏书到汉中，在灵堂上宣读。诏书说: “君具有文武双全的才能，明智聪慧，笃实忠诚，接受了先帝托孤的遗诏辅佐朕，使快要灭绝的国家得以保存下来，衰弱的朝廷得以复兴，志在平定乱世。于是整顿六军，连年在外征讨。君的智谋和武功非常显赫，威力震慑着四面八方的荒远之地，将要为蜀汉建立殊功，这巨大的功勋可以和伊尹、周公相媲美。为什么竟如此不幸，在大功快要告成时，君竟得了疾病而逝世！朕因此甚为悲痛，心肝像是要迸裂了。崇尚美德，评定功勋，按照生前的行为授予谥号，是为了使君流芳后世，永垂史册而不朽。今派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与君丞相武乡侯印绶，授予君忠武侯的谥号。如果君的灵魂有知，会为得到这样的恩宠和荣耀而宽慰。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因为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有了一个忠武侯的谥号，所以后世称他为武侯。他的殡葬事宜都按照遗言来办，一切从简。诸葛亮墓在今陕西勉县城南十里的定军山下，那里冈峦起伏，雾霭弥漫，花草繁茂，松柏参天，风光非常秀丽，素有“陕南天然公园”之称。因为当年入葬时，墓穴甚小。封土不高，经过岁月的流逝，后人己经不知坟墓之所在。现在定军山下的陵墓为后人所修，只是纪念性的设施，已非原址。 蜀军在汉中休整了一些日子，主力回到了成都。诸葛亮所发动的北伐战争，从蜀建兴六年 (魏太和二年，公元228)的春天开始，到建兴十二年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由于诸葛亮之死而结束，前后经过了七年，俗称“六出祁山”，实际上蜀攻魏共五次，魏攻蜀一次，诸葛亮出祁山只有两次。诸葛亮倾其全部国力与心血进行北伐，最后落了一个身死军中，北伐夭折的悲剧性的结局，无怪乎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出师末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了。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但怎样评价诸葛亮，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诸葛亮在后世得到了“不虞之誉”（没有预料到荣誉），是名过其实了。这话不无一定的道理，因为受传说、演义小说、戏曲等影响，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多为艺术形象，而非实际其人，是过于超凡脱俗、过于神化了。但我们撇开这个不谈，单从史学的科学、客观的原则来衡量，诸葛亮也是一位很伟大的历史人物。实际上，诸葛亮的名声，并不完全是由小说、戏曲等炒起来的，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他就是一位当代名人，以后又广泛地受到历代人士的称赞。陈毅元帅在为成都武侯祠的题词中说： “余意诸葛孔明治蜀留有遗风，千秋公论，不随时俯仰。” 所谓“千秋公论，不随时俯仰”，就是千载以来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看法，不因为时代和政治形势而改变对他的评价。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能够作到这一点，实在是很难得的。 诸葛亮的人格是伟大的，我们主要可以概括为忠、勤、公、廉、明五个字。 一曰忠。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是继承了儒家的正已修身、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忠君爱国等传统观念，能作到身体力行，始终不渝，而其核心则是忠君爱国观念。他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刘备是汉室的后裔，统一天下的大业应该由刘备父子来实现。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辅佐刘氏父子完成统一的大业，则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从初出茅庐，直到死在五丈原军中，他为此整整奋斗了27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在受到刘备的冷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今天看来，诸葛亮的忠君爱国思想，属于封建的道德范畴，固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毕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在封建社会里，爱国和忠君又是密不可分的。魏晋之时，是传统道德动摇的时代，权臣篡位是司空见惯的事，唯有诸葛亮功高权大而不震主，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无怪历代都把诸葛亮作为忠臣的典型而赞颂和敬仰了。 二曰勤。诸葛亮是勤政的典型，一生兢兢业业，不顾个人安逸，唯以公务为先，勤劳尽职，任劳任怨。特别是刘备死后，辅佐后主，重任在肩，军政诸事非常繁忙，最后终于累死了。 三曰公。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是诸葛亮做人的一大特点。《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治蜀能够“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因而使蜀国境内的人对他都能“畏而爱之”，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人怨恨他，这是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 四曰廉。诸葛亮主张“防奸以政，救奢以俭”（以清明的政治来防止贪赃枉法，以崇尚节俭来矫治奢侈之风）。他本人能带头作到廉洁奉公，从不假公济私，谋取私利，死后家无余财。他说： “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路上有挨饿的人，你的马圈中却有喂得肥胖的马，可以说是让别人死去而自己生存，薄待别人而厚待自己。） 这是对贪官污吏的一个有力的针砭。在诸葛亮的以身作则和倡导之下，相对于魏、吴两国来说，蜀国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重臣费祎，姜维等都以清廉俭朴著称，史称费祎“家不积财”，姜维“舍宅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都保持了诸葛亮的遗风。 五曰明。就是明智、开明、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和恢弘的气度。撇开演义小说对诸葛亮的神化不谈，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也是颇有智谋和气度的人物。魏国的傅干说诸葛亮“达治知度，正而有谋”，是概括得很准确的。当然，诸葛亮不是先知先觉，他的智慧是从刻苦的学习中得来的，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正由于诸葛亮具有伟大的人格，特别是他的忠君爱国，敬业勤政，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最为突出，因而政绩斐然。正是：一生辛劳扶社稷，斯人治国有嘉谟。欲知人们如何评论诸葛亮的政绩，请接看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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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三回 蜀相盖棺声名显 魏臣动本忧患多 话说诸葛亮治蜀，政绩斐然，在当代和后世都被人称为“贤相”。袁准称颂他的政绩说： “诸葛亮的治蜀，垦田增加，仓廪充实，武器锐利，储备充足，朝会没有浮华之风，道路上没有醉人。” 袁准是西晋人，距诸葛亮不远，所说当是事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给晋武帝所上的表章上说: “百姓追念他的功德,已经成为经常谈论的话题。到现在梁、益二州①的百姓，称述诸葛亮的话，好像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即使周人作《甘棠》一诗来歌颂召公，郑国人的歌颂子产，也远不能和这相比啊。” 诸葛亮在晚年发动的北伐曹魏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最后并没有达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的，由于诸葛亮之死而退兵。古往今来的论者，对于诸葛亮的北伐有着不同的认识，否定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否定者认为当时蜀国国力不强，自应闭关守险，落得个君臣无事，不应空劳师旅，消耗国力，加重百姓的负担。而肯定者则认为：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强，古代圣王名将无不用征伐奠定基业。我们看待诸葛亮的北伐，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弱小的国家就不能主动地去进攻强大的国家，就应该关起门来坐以待毙。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魏、蜀两国针锋相对，魏国虎视眈眈，我不设法吃掉你，你就要设法吃掉我，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不能不有危机感和紧迫感，都要尽其最大的努力争取主动。 两种意见自然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我们现在来看待诸葛亮的北伐，与其责难诸葛亮不自量力，还不如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精神力量，这对我们是更有现实意义的。那就是：忠于事业和理想，不惜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精神；面对强敌敢于拼搏的精神；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居劣势而不气馁，镇静自若、锲而不舍的精神；因公废私，忘我奉献的精神；受托于人，信誓旦旦，始终不渝的精神。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在其《诸葛武侯》一诗中，热情地歌颂了诸葛亮的北伐，他所佩服的显然也是诸葛亮的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诗曰： “崎岖巴汉间，屡以弱胜强。 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 （处在环境险恶的巴蜀，汉中之间。 屡次以弱胜强。 好像那明亮的长庚星（金星）， 独自出现在天空，光芒照耀一方。） 人无完人，诸葛亮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 首先，他作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有些过于相信自己，对别人却不那么放心，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就影响了下属独立进行工作的积极性，也使自己难以从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全面的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好包办代替，犯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其次，在用人方面，过分重视德，对人有求全责备的倾向。在《出师表》中，向后主推荐人才，说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说向宠“性行淑均”，所强调的都是忠诚老实一类的美德。他用人有时还不善于扬长避短，例如：马谡是一个参谋人才，缺乏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错用马谡镇守街亭，给北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对人才的培养教育也不够，生前对魏延、杨仪之间的矛盾，没有妥善地加以解决，在他死后便出了乱子。 再有，诸葛亮虽然原则性很强，而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得不以和稀泥的面目出现，从而丧失了原则立场。例如：对法正的骄纵，他无可奈何，只好不闻不问；对刘备的伐吴，没敢犯颜力阻；刘备重用黄忠，他出于论资排辈的考虑，怕关、张不服，表示不同意；马超来降，关羽有嫉妒之心，他给关羽写信，说“马超还比不上你美髯公绝伦逸群”，从而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理；如此等等。 古今时势不同，而且诸葛亮有他的困难与苦恼，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指出这些问题不过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而已。 且说诸葛亮之死，蜀汉朝野上下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就连被诸葛亮贬抑过的人，也感到悲痛万分。原长水校尉廖立，被贬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率妻子躬耕自给，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流着眼泪说： “我终于要披发左衽了。” “披发左衽”，是指披散着头发，衣服在左边开襟，是少数民族的装束。廖立的意思是：诸葛亮已死，他要永远沦落在蛮荒之地，被蛮夷的风习所同化了。 原中都护李平，在流放地梓潼郡，听说诸葛亮死了，也悲痛发病而死。因为廖立和李平都知道诸葛亮心地坦荡公正，对人不存私怨，只要诸葛亮不死，他们还有被召回朝廷任职的希望，如今这个希望是完全破灭了。晋人习凿齿评论说： “昔日管仲剥夺了伯氏②骈（偏的二声，pián）邑③三百户封地，而伯氏至死没有怨言，圣人（孔子）认为这是别人难以达到的。诸葛亮的死讯使廖立垂泣，李平悲痛而死，岂止是没有怨言而已呢！水最平而邪恶的人要取法，镜子最明亮而丑陋的人并不愤怒。水和镜子能够真实地反映物性而没有人怨恨，是因为它的无私。水和镜子无私，还可以免除非议，何况大人君子怀着乐生济世之心，广树怜悯宽恕的恩德。法用于不可不用的时候，刑加于自行触犯刑律之人，爵赏并非出于私情，诛杀并非由于私愤，天下能有不服的吗！诸葛亮可算是能正确地使用刑法了，自从秦、汉以来是没有的。” 不过，也有人乘诸葛亮之死，在身后进行攻击的。安汉将军李邈，在随诸葛亮到汉中做丞相参军时，因处治马谡之事与诸葛亮意见不合，被遣回成都，一直对诸葛亮怀恨在心，他向后主上疏说: “吕禄和霍禹未必怀有反叛之心，汉宣帝也不愿意作一个诛杀大臣的君主，只是因为大臣畏惧君主的逼迫，君主畏惧大臣的威势，才产生了邪恶之心④。诸葛亮掌握着强兵，像虎狼一样窥视着江山社稷。常言道：‘五大不在边⑤’，臣常为此而感到危险。如今诸葛亮去世了，陛下的宗族得以保全，西戎得以宁静，举国上下都应为此而庆幸。” 李邈满以为：诸葛亮权高震主，后主一定要畏惧他的胁迫，不过平时无可奈何而已，如今诸葛亮已死，自己的这道表章道出了后主的心声，后主一定会很高兴，自己也就可以因此而加官进爵了。不料后主读了李邈的表章，勃然大怒，下诏把李邈投入了监狱，不久便把他处死了。 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禅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推荐，以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理国事，不久又加官行都护，兼任益州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实际上是接替了诸葛亮的权力。这时由于诸葛亮新死，朝野上下人心浮动，蒋琬在这非常的时期里，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既没有愁容，也没有喜色，言谈、举止、神色都和平常一样，众臣僚在他的影响下，情绪也就逐渐稳定下来，他的威望也逐渐提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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