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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16页]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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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被称作犍陀罗的原史时期，此时犍陀罗墓葬文化兴盛，流行屈肢葬、火葬和二次葬（fractional）。据考古调查得知，巴基斯坦西北的斯瓦特河谷、迪尔（Dir）河谷、白沙瓦山谷等区域都有大量类似的墓葬。然而在近年发掘的一例墓葬中，墓主人手腕上的小提包里发现了一枚中国唐代乾元重宝铜钱。纳西姆·汗教授强调这一发现十分值得重视，它提示了往后对疑为犍陀罗墓葬文化时期的坟冢应多加甄别分析。

    --（点评）20世纪，欧洲专家就已经为所谓犍陀罗文化定性，说是古希腊文明改造了当地佛教文明，关于犍陀罗佛教造像的最初时间和所谓亚历山大希腊化的有趣时间差，还有石窟仿照当地木构建筑而不是所谓古希腊石构的问题，俺已经扒过了。
    --这个段子是这位教授所云，他是犍陀罗文化考古的专家，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的墓主随身带着乾元重宝，这可不是中国那几次被盗大墓的已经筛选过的土堆。懂的人，自然懂，呵呵。

    说了佛像，还有可能是更早的石窟建筑。

    阿旃陀石窟

    该石窟等大多数大规模的印度佛教石窟集中在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带，多为德干暗色岩，属于中生代火山喷出玄武岩，但不是很致密。最早期的石窟是火山角砾岩，风化严重。

    极其短暂的修造高潮，其后是废弃的。
    “英国军官约翰·史密斯意外发现了隐迹于灌木中的这处石窟”。
    三藏法师如果是探险废弃100多年的热带古迹，此段记述里似乎缺乏相关的感慨和踪迹。
    “城东不远有窣堵波，基已倾陷，余高三丈。”，“伽蓝十余所，多已圮坏，少有僧徒，学无专习。天祠八所，异道杂居。”，“此大伽蓝为天火所烧，摧残荒圮。”，“傍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高百余尺。其旁精舍，有青石立佛像”等，均引自《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二十三国》原文。
    另外，对于西域记里面所提这座古建筑的地理位置是否对应马邦的这座石窟，还是有异议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分析认为，阿旃陀石窟内没有480年以后继续开凿和修缮的痕迹。也就是说，石窟被彻底的废弃和遗忘了。
    如果此说可信，玄奘法师公元637年那次游历是不可能访问该地的。

    欧美学者主持了作为其殖民地的印、巴的重要的早期佛教遗址的考古发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了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的“西来说”，同安特生彩陶“西来说”遥相呼应，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

    这些还是后期最辉煌的石窟建筑，最早期的洞窟艺术更是和所谓希腊化毫无传承。
    该石窟早期的建筑结构模仿的是当地木构建筑形制，这是多年来的考古论点。
    和同期西方所谓希腊化时期的梁柱结构以及柱式、基础结构无关。
    欧洲所谓的希腊化建筑艺术很有可能是为黎凡特古建筑形制伪造了个古希腊的爹，借以夺取西亚古代文明的话语权。

    还有，所谓阿育王柱，也是19世纪英国佬发现的，还是根据我国佛教典籍硬凑的。这些石柱是否原物，还是个谜。
    1837年，J.Princep成功地解读这些碑文，称为所谓的阿育王法勒，这又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还要吐槽一下所谓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孔雀王朝版图，基本上是YY。
    相关石刻与铭文文字不一，解读存疑，断代更是一团糨糊。

亚历山大·卡宁厄姆（1814-1893），又译亚历山大·康宁汉姆，英国军事工程师、考古学家、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早年在英国驻印度工兵团服役28年，1837年在佛教圣地鹿野苑发掘、对其雕塑品进行精细的素描。1850年发掘古印度遗址桑奇大塔。1854年继有关达拉克的一部考古著作后，又发表了《比尔萨佛塔》一书，为第一部试图依据佛寺建筑考证佛教史的著作。1861年以少将军衔从军队退役，1871年刊行《古印度地志》，辑录公元三世纪的阿育王法令多篇，1879年完成《巴鲁特佛塔》一书，1885年从考古队退休，专门从事钱币收藏，1887年受封爵士。

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工兵团服役28年，造假水平不会差

    中国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继在英国出版。对照两本著作透露的信息，卡宁厄姆确认了遗址的身份，宏伟的圆顶建筑是一座佛塔，是纪念佛祖觉悟后第一次讲经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鹿野苑。英国人的考古发掘，中国的历史资料——古印度的历史从此被一点一点的剥开，一千多年璀璨夺目的佛教历史开始重现。此后，卡宁厄姆并没有停止，他以翻阅了无数次的《大唐西域记》为指南，在印度的土地上展开了长达25年的考古发掘，挖掘了一座又一座重要的佛教遗址。
    1861年，卡宁厄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菩提伽耶（BodhGaya），找到了大菩提寺的遗址。他在日记中写到：“发掘工作很单调，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阅读中国人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对那棵著名的菩提树以及周围的佛像和庙宇，记载的都很详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的遗迹，书中的描述和发现结果非常吻合。”今天的大菩提寺是卡宁厄姆根据玄奘的描述修缮而成的，甚至连装饰图案和建筑材料也来自于《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信息。同年，卡宁厄姆在印度比哈尔邦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这里曾是古印度的文化中心，也是拥有一万余人的佛教大学。

    奇怪了，所谓古代印度两大史诗四大吠陀，居然每天读中国人的《大唐西域记》来考古？
    “今天的大菩提寺是卡宁厄姆根据玄奘的描述修缮而成的，甚至连装饰图案和建筑材料也来自于《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信息。”这一点是要害。装饰图案和建筑材料也来自于《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信息，说明当时不列颠工程师已经无法从遗址中找到装饰与建材的细节，作为工程同行，现有的大菩提寺的原真性问题已经昭然若揭。

    @土和楂 2022-09-12 11:55:58
    知乎：这一段“埃及伪史考”有什么问题吗？
    答主：白开水
    https://www.zhihu.com/answer/704450958
    关于埃及亚历山大这座城市的地质条件，记得铁马兄有很具体的关于建筑建造工艺（好像是地基）的论述。只是记不得是在老文还是这一篇里了。
    能不能再说一下，谢谢！
    -----------------------------

    说过了，外行拿论文都看不明白。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工程问题

    地质方面不是俺的专业。不过一些文章可供参考。例如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变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与长江三角洲的对比，距今7000a时海平面约位于现今－10m，距今5000a时约为－5m，距离2000a时已接近现代。海侵强度和范围受古地貌和区域沉降的影响呈现出东北部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
    对比相关图例，从剖面图到平面演化图，这几公里长的巨型图书馆难道建筑在砂岩山脊上么？看现代图例，多点状分布高地，沙坝如何建筑巨型建筑？这碳酸钙胶结的沉积砂岩在海水的侵蚀下属于什么样的基岩？基岩上建几公里长的建筑，还是地震带，基础如何处理？
    无论是莎草片子还是羊皮书，都是怕潮湿的。这海边的大房子，这些玩意解决一下防潮问题。要不要去亚历山大港试试？一个大晴天，亚港湿度57%，开罗19%。汛期，开罗湿度77%，白天海风可是朝内陆吹的，一边看书一边吹海风，盐分，潮湿，呵呵。亚历山大主要有两个季节，从十一月至四月是冬季，温度最低为7℃，平均温度在13~18?℃?；五月至十月是夏季，温度基本在21?℃以上，七月和八月最高温度可达30?℃?，同时空气最大湿度可达95%。莎草片子受潮会如何？羊皮书又会如何？化学药剂鞣制的皮革在梅雨季节会怎么样啊？写完字隔三差五往上头涂抹油脂，好玩不？
    庞贝柱旁边的孔索加法陵墓(Kom El-Shuqafa Monuments)，这是公元2世纪罗马人开凿在地下岩层里三层石墓？那根花岗岩石柱纯属假货，古罗马时期的块炼铁工艺无法支撑砂岩大规模精细开凿雕刻的技术与工程量，而花岗岩大规模精细加工，那是机械高速切削的产物。这座石墓也是伪造的。还石墓，碳酸钙胶结的沉积砂岩在海水的侵蚀下的渗水问题呢？海边潮湿环境下的风化问题呢？注意，这是碳酸钙胶结，金字塔都由于潮湿有裂缝了，定陵渗水还有钟乳石呢！还2000年前古罗马，骗工程界的外行也是够了。俺还怀疑这又是混凝土的杰作呢！
    再来看据说是在原址建造的新亚历山大图书馆，要比所谓的古代图书馆小得多，直径才160米的建筑。那是，既没有地方，这载体也变成电子档和中国纸了，还有空调湿度系统，大学图书馆项目的资料也看过的。由于既没有原馆的实物形象或遗存物品,?也没有任何其他参考物,?重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宗旨在于引起人们对辉煌的亚历山大时代和图书馆在保存与传递东西方知识中的角色的联想。白皮一贯如此，再过一百年，就可以说这是古代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会儿有电子文档了吧？
    但在施工过程中，由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坐落在一片沙水混合的泥滩上，为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题。谁说是碳酸钙胶结的砂岩型基岩山脊的？站出来。
    最开始的工程就是在地面挖掘一个巨大的坑洞，如右上角图所示。但由于该地块靠近海岸，海水的倒灌成了困扰建筑师的首要问题。基岩挖坑，这可是大工程！不考虑基岩开挖的巨大工程量，却在琢磨海水倒灌，咱工程界的就明白了，这是沙坝还是基岩？
    为了防止海水倒灌，首先要将巨坑用圆形墙围护起来，其次，在施工期间，用水泵不停排水以确保工地的水被彻底排干。接着，600根桩被打入地下58米深，这一基础结构使图书馆至今能够稳如泰山。看明白了么？凡是软土地基干过施工的，都明白，呵呵。58米，为什么？乃家在基岩上挖坑还要打桩？
    建筑南面为完全不开窗的弯曲墙面，以灰色花岗岩饰面，既是阻挡风沙的屏障。这说明，当地虽然在海边，但撒哈拉沙漠临近，风沙的影响还是要注重的，那么2000年前呢？
    知乎的相关作者对工程一窍不通，这是俺的定论。不服的话，请自己去建筑专业找在校生扫盲。最后奉劝一句，在相关领域，别在俺这儿蹦跶。徒增笑尔。

    亚历山大图书馆根本不存在。
    因为：
    1.撒谎造假是西方shi学的传统，拿道听途说流言神话冒充历史是大多数西方shi学家的一贯所为。
    例如，在Vergina发现的墓，被希腊靠估发掘者捏造说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亚历山大的父亲）的墓。现在大家几乎都明白，这是希腊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为争夺亚历山大正统而搞出来的，事情已经有演变成丑闻的趋势了。
    2.所谓的希腊人，有着“欺骗天性”，这是布克哈特说的。布克哈特说希腊人观念中存在“说谎的权力”，有发“伪誓”的风俗，没有信守诺言的习惯，滥用权力，盗用公款。（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3.所谓的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推行“希腊化”的说法，是德国shi学家德罗伊森（1808-1884）杜撰出来的，是没有根据的臆造。Tel Dor遗址的发现没有展示希腊化因素增加的迹象。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争吵的论坛，马其顿人贴出来的资料除了某些断章取义以外大多是货真价实的，优势一边倒，“马其顿更是自始至终都宣称自己是希腊人”是真正的老黄历了。这个马其顿当然与古代马其顿没关系，只是他们给出了大量资料证明古代马其顿没有搞希腊化，希腊城邦全灭亡了，只有马其顿时代，没有什么希腊化时代。
    4.所谓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方面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西方靠估学家们却好大喜功经常乱报，例如最近一次是2004年底，BBC报道“Library of Alexandria discovered”，说一支波兰人和埃及人的靠估队找到了所谓亚历山大图书馆，但后来发现，遗址建成的时期比传说中图书馆要晚很多。
    总而言之，所谓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几乎可以肯定是子虚乌有之物。

    所谓古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推行希腊化的说法，本身只是十九世纪德国人的发明，根本没有多少依据。

    The term "Hellenistic" ...was coined by the historian Johann Gustav Droysen to refer to the spreading of Greek culture and colonization over the non-Greek lands that were conquered by Alexander the Great in the 4th century BC...
    “希腊化”一词。。。。。。是德国shi学家德罗伊森（1808-1884）杜撰出来的，用于表示西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和文明向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非希腊地区的扩散。

北大世界史女博士最近针对青铜器研究史又开始给洋砖家涂脂抹粉了，可惜，这位对冶金考古一窍不通，扯的尽是一堆垃圾。

    1861年，身为少将的四十七岁的卡宁厄姆从军队退役，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他出任了新成立的印度考古局局长。这一头衔对他来说虽然多少有些徒有虚名——他只有两名助手，但他欣喜若狂。康宁汉姆决定沿着玄奘的足迹进行考古挖掘。在他看来，《大唐西域记》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书中提供了佛教所有圣地的位置、方向、距离和主要标记等准确信息，甚至对它们的布局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康宁汉姆带着他那规模不大的考古队和助手们一起上路了。此后的二十五年里，康宁汉姆追寻着玄奘当年的足迹，在整个印度不停地奔波，挖掘和验证这位中国高僧所记录的所有重要遗址。
    1865年印度考古局解散，1870年重建，这时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职位。接下来的15年里，卡宁厄姆在北印度的废墟中展开了许多次考古发掘。最后一个佛教圣地的发掘是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佛陀的出生地。尽管以现代考古发掘的标准衡量，康宁汉姆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粗糙。但是他把玄奘当年所看到的，后来却被印度人自己忘记了一千年的历史展示给世人，他使佛教在印度重见天日，实在是功莫大焉。

    --（点评）问题来了，为什么卡爵士不用阿三的两大史诗和四大吠陀以及亚历山大远征记之类的西方所谓的古代史籍去考古呢？一定要用中国古人写的游记？游记比所谓史诗、专著还可靠？中世纪的游客来天竺么？
    --“书中提供了佛教所有圣地的位置、方向、距离和主要标记等准确信息，甚至对它们的布局也做了详细的描述。”从亚历山大到继业者，还有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各种游记，为什么没有记载上述信息？
    --“康宁汉姆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粗糙。但是他把玄奘当年所看到的，后来却被印度人自己忘记了一千年的历史展示给世人”方法有些粗糙？全盘按中国高僧的记录造个新的么？被印度人自己忘记了一千年？那更遥远的两大史诗和四大吠陀的可靠性还剩下什么？

    洋专家的辟谣文作了通报，俺来分析一下：

    原文引自“中国兵马俑受古希腊启发？别逗了”
    作者是美国布朗大学古希腊与古罗马研究副教授约翰娜·哈尼克。

    中国的考古发现很少引起全球关注，但最近在中国西部省份新疆对一具远古干尸DNA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的时代，就已经有西方人到达了中国，这一发现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点评）以前俺就说过，欧洲的话语权在于对中华的海量可靠考古发现不予关注，即使是关注，也大多局限在专业层面。种族主义就是根源，以下还有证明的。
    --白种族群，西方人，这个概念混淆的颇具欧洲造谣媒体和伪造史学之风采。话说，小河墓地的白种族群是多少年前啊？俺说过的，中华大地上哈密以东区域自新石器时代以降，至今没有发现群体性白种族群的遗骸，别胡思乱想了。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去冬今春在发掘后，推翻了立柱上面可能有屋顶的推测，并得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所有的木柱都是死者拥有的纪念物。
    ″多棱形的上粗下细的木柱可能象征男根，桨形立柱则象征女阴。″考古人员说。）和古希腊立柱没啥关系的。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穆舜英研究员在古墓沟以东约100公里的罗布泊北侧（小河墓地东北约200公里）发现铁板河墓地，著名的“楼兰美女”在此出土，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白种女性干尸，据测定也在距今3800年左右。那时候，古希腊在哪里啊？

中国兵马俑具有古希腊特征的言论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但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对这一观点表示质疑，甚至十分不屑。这一言论扩散两周之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张卫星（音译）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证明古希腊人与制作兵马俑的工匠之间有任何关系。

--（点评）业内基本上都是你懂的。这媒体不是胡闹么！

    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以及艺术史专家们都非常渴望能在世界各地发现古希腊对当地艺术与建筑曾产生影响的痕迹。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除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不可能具备创造出体现高超技术能力与美学价值的艺术品的能力。
    在西方，古希腊建筑及艺术通常是作为杰出的西方文明成就受到尊崇的，而且古希腊艺术形式与技巧被西方人认为大幅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古希腊人在帕特农神庙等建筑上使用了多利亚圆形石柱，从上到下刻以凹槽，这堪称天才设计。这种石柱采用了高超的建筑技巧，从下到上逐渐收缩、下粗上细，但收缩不是简单的直线式，而是在中间略微膨胀，形成一条可以感觉到的曲线，这样的石柱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又高又直的印象。

    --（点评）不就是欧洲种族主义么！关键不是找爹，还要蓄意伪造哦！非常渴望、认为大幅领先？那些喜欢说中国人念叨祖先文明的慕洋犬还可以出来遛遛。所谓的古希腊工匠拿什么工具加工这么多石头？注意毁坏后的重建时间往往很短哦！另外，所谓的帕特农神庙等建筑纯属欧洲英法俄德四家联手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伪造，原来巴尔干半岛一带基本上是奥斯曼的伊斯兰风格建筑。别忘记俺说过的齐米制度！

在亚洲，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品也被强行打上了古希腊烙印。西方人为了解释古代犍陀罗（Gandhara）雕像中体现出来的完美人体比例和优雅仪态，便创造出了“希腊式佛教艺术”（Greco-BuddhistArt）这一概念。欧洲人认为，古代犍陀罗雕像是如此精细复杂，是因为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大帝以及随行的古希腊工匠曾到达过犍陀罗国，并对当地的艺术形式与技巧产生了影响。欧洲人认为，这是古代犍陀罗雕像何以如此精细复杂的唯一解释。艺术史学者迈克尔·法尔瑟（MichaelFalser）展示了“希腊式佛教艺术”（或者“具有希腊精神的佛教艺术”）这一概念是如何被英国殖民者引入印度的。在西方，此类东方艺术作品（大多为佛像）基本被认定受到了古希腊的影响，并暗示是欧洲人对东方人进行早期教化的例证。

--（点评）还就是欧洲种族主义么！那些喜欢说中国人念叨祖先文明的慕洋犬可以继续遛，不要停。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探险家和人类学家们都是通过古希腊文明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和解释其他文明的。他们发现，与古希腊的风俗类似，中国人也将死者亲友奉献的祭品在死者葬礼上烧掉，便解释为受到古希腊人的影响。同样看到在黑海东北海岸聚居的切尔克斯高加索人（Circassians）的家庭组织形式与古希腊人相似，也将此解释为受到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此外，旅行者和考古学家们也落入了“直接外部影响”（directoutsideinfluence）理论的窠臼，并以此来解释所看到的东方文化现象。他们认为，除此以外便无法解释那些“原始低等的社会”（primitivesocieties）是如何掌握如此复杂高超的艺术技巧的。

--（点评）看来南棒子的学风就是这么来的。中华燔祭的考古发现在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四周，冢前经常发现有大面积红烧土以及红烧土质的建筑构件，有堆筑的圆形石堆，这应是在冢外附设的祭祀遗迹，长时期的火烧痕迹表明了燔祭贿神的动机。红山文化祭拜的时候，欧洲所谓的古希腊又在哪里啊？那些吹嘘古希腊的欧洲和慕洋犬遛累了可以休息的。撒谎时间长了骗倒了自己，呵呵。

1871年，德国探险家卡尔·毛奇（KarlMauch）深入非洲内陆，希望能找到《圣经》中记载的盛产黄金与宝石之地俄斐（Ophir），发现了津巴布韦王国首都大津巴布韦的废墟，这个王国从11世纪到15世纪曾经兴盛达几百年。毛奇非常确定，非洲当地人不可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建筑物，于是便自信地宣称津巴布韦王国的都城大津巴布韦是由示巴女王建立的，大津巴布韦就是圣经中记载的俄斐，示巴女王不但建造了这座都城，而且还将这里的黄金献给了所罗门王，用于建造耶路撒冷圣殿。

--（点评）俺以前说过，不同国家的欧洲在也门和埃塞俄比亚都“发现”了示巴女王的古城哦，这里还有个津巴布韦。妥妥的耶经考古学阿，如假包换！问题是至少三个女王古城，哪一个是真的？注意时间，1871年，那时候不仅是乱编历史，还有乱造假古迹的，俺说过法国学派及其“丰功伟绩”的，相关批评还是英国学派开山祖师的手笔哦。

    无论我们何时谈起其他社会的文化成就，我们总认为那是受到距离当地遥远而发达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在中国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及津巴布韦的例子里，欧洲学者们如果不将其与古希腊影响联系起来，似乎就很难理解为何欧洲文明以外可以孕育出如此发达的建筑和艺术成就。这一思维定势也使欧洲人戴上了有色眼镜。古希腊的雕塑当今是博物馆和私人藏家追求的热门藏品，而欧洲人却认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也许也很渴望能将有古希腊特征的东西放进自己的陵墓吧。这种对古希腊文明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的幻觉是有代价的。它会使我们忘记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可以为我们提供无尽的灵感和启发。在古代世界，中国人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跨越亚欧大陆的旅行，他们曾到达古罗马的帕尔米拉古城。但你能说这座古城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建立起来的吗？
    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将这种常见的文明偏见颠倒一下。1668年夏天，一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史学家到达了雅典。就像德国探险家卡尔·毛奇在大津巴布韦那样，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地居民都是异教徒，大搞偶像崇拜。这位奥斯曼土耳其历史学家认为，希腊人不可能建成如此宏伟的城市。他在《旅行日记》中会这样写道：雅典的建立都应归功于先知所罗门和示巴女王。

    --（点评）古罗马的帕尔米拉古城？呵呵，难说是哪一个古罗马。1668年夏天，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前已先后占领塞浦路斯、突尼斯等地，当年还征服了克里特岛。巴尔干半岛本来就是帝国的穷乡僻壤之地。住在雅典的地方帕夏会纵容当地居民大搞偶像崇拜？呵呵，大马士革弯刀不是拿来宣传民主的哦。这位英国副教授依旧没有逃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所谓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地方，哪来的辉煌文明？

    关于黑非洲的文明还是有话可说的，且不提近年来尼日利亚3000年前的冶铁遗址的特别之处，先看看黑非洲文明在欧洲眼里的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研究，都没有像非洲黑人文明的研究那样遇到那么大的思想障碍，经历那么长期的争论。
    首先是不承认。在欧洲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非洲黑人没有历史、没有哲学、没有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非洲分成三部分，一是“非洲本土”，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即通常所说的黑人非洲；二是“欧洲的非洲”；三是“亚洲的非洲”，即指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埃及。他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非洲黑人没有“通达哲学的能力”，因为“黑人的精神意识十分微弱，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他甚至断言：非洲黑人“既不能进步，也不能教育，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中”。著名英国历史学家费奇在评论黑格尔的观点时指出：“他所代表的观点已成为19世纪历史正统的一部分，甚至在今天也不乏追随者。”戴维·休姆就是一个，他说：黑人“没有精巧的制造者，没有艺术，没有科学”。巴兹尔·戴维逊评论说：“按照这种说法，非洲人从来就没有发展过自己的文明”。
    非洲文明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思辩的问题，只要不存种族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世界上有一个独特的非洲黑人文明存在。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麦罗埃文、斯瓦希里语文、豪萨语文、瓦伊文等）、文学、史学、宗教和其他著作存留，而且有大量精湛的艺术、音乐、舞蹈、建筑和医学、科学技术遗存。
    从19世纪中叶起，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考古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868年发现了大津巴布韦遗址，德国地理学家宣布“这是远古时代文明人的创作”。1897年，英国远征军占领贝宁城，掳回了大量的雕刻品，轰动欧洲，导致“艺术”这个词同非洲联系在一起。1907-1914年，考古学家把麦罗埃文明展示在世人面前，1931年诺克文化的发现，更使欧洲学者为之瞠目。这么多文明遗址的发现，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确实存在一种非洲黑人文明吗？但是，且慢，那些带有偏见的人又挑起了一场争论，难道这么高的艺术、冶金术和建筑术，黑人能创造得出来吗？

    --（点评）中国源远流长还要被欧洲和洋奴疑古一番，何况压制为奴的黑人？

    传播主义论出笼了。继黑格尔之后，一些欧洲（主要是德国）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含米特人带来的。这就是“含米特理论”。
    凡是在黑非洲发现一处古代文明遗址，马上就会出现一种外来人创造的喧闹。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毛奇考察大津巴布韦遗址后，一方面说，它是古代文明人的创作，同时又说，这是外来人建造的，“土人”未曾参与；山上的王城是仿照莫里亚山上所罗门王的庙宇建造的，山谷中的“椭圆形建筑物”是抄袭示巴女王在耶路撒冷住过的宫殿式样。但是，埃及考古学家戴维·兰道尔-麦基弗和英国考古学家格·卡拉-汤普逊证明：大津巴布韦和其他同类型的遗址，起源于非洲，从建筑式样上看，没有东方和欧洲任何时期式样的痕迹；从住宅特征看，毫无疑问是非洲的；从艺术和制造类型看，都是典型非洲式的。

    --（点评）耶经考古学和德国欧洲之间的约定。欧洲中心论=欧洲种族主义

“诺克祭祀小像”及其冶金遗址的发掘，马上又出现了一个传播论。一些欧洲学者认为，西非的炼铁技术是从麦罗埃和卡尔他热（位于今突尼斯）引进的。即使反对“外来说”的戴维逊对此也摇摆不定。他一方面说，“诺克小像等艺术品的起源”都可以和那些纯粹属于非洲远古时代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品，即画在塔西里山塞法尔岩石上的男女坐像联系起来，是尼格罗人的创造。另一方面，他又说，美索不达米亚把冶铁技术传给埃及，埃及再传给库施，库施则“不断地、不可抗拒地传到了西方和南方各地。由于这个极端重要的铁的传播问题，使库施对于非洲南部起了地中海文明在几个世纪以前对欧洲北部所起的作用”。

--（点评）尼日利亚的冶铁遗址在时间上和工艺特征上都具有黑人文明的特色，传播？呵呵。

    19世纪90年代初的学术大争论，欧洲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双重需要，断然不允许非洲独立产生文明的观点出现，欧洲为了维护自己的种族优越性，在发掘现场得到不利证据后，竟然发狂到了破坏考古现场，以让考古结果满足于既定结论的地步。
    前面提过的卡尔·毛奇(Karl Mauch)听说了关于南部非洲有高度文明的传言，并在1870年发现了大津巴布韦遗址。
    出于种族主义偏见，欧洲人认为当地非洲人无法建造这样巨大的建筑。
    卡尔·毛奇认为大津巴布韦是示巴女王的城市，并称之为“黄金之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白人不认为黑人是大津巴布韦的建造者，认为他们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的文化。

    最初的考古很野蛮。考古学者要挖出废墟的最底层，认为可以在那里找到这是外来文明证据，进而证明白人早已统治过南非。
    因为如此，许多并不能证明外来文明的文物都被遗弃了。
    塞希尔·罗德斯(Cecil Rhodes)挖掘大津巴布韦只为寻找黄金和钻石，并掠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欧洲人毁坏了许多遗迹和建筑。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大津巴布韦文明的历史所知甚少，尽管有口传的历史，但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点评）破坏，伪造，例如上述的欧洲盗宝分子，还有从法国学派到墨索里尼的建筑伪造者，当然还有巴列维和萨达姆。

    19世纪90年代初，英国人罗得斯的考古队与英国科学促进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遗址科学研讨会。他们所研讨的正是卡尔发现的大津巴布韦。他们聘请了研究远古时期文明的专家詹姆斯·狄奥多尔·本特。
    本特期待能找到津巴布韦与古代各种外来文化（如《圣经》中提到的那些）联系的证据。但自一开始，他就陷入失望中。
    因为津巴布韦，在他看来，似乎是纯粹的非洲文化，并不十分古老。他这样写道：“我对这地区的废墟古物没有多少信心。我认为，它们都是本地的。”
    但是，当他挖到4只用皂石雕刻的栖息在高大雕刻柱子上的大鸟时，开始转变他说话的腔调了。
    这样的艺术珍品，在他眼中，似乎弹奏着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弦音——亚述、希腊、克里特、腓尼基等古国的弦音！一句话，绝不是非洲的！
    1892年，本特写了一本名为《马绍纳的城市废墟》的书，在描述这片废墟完全不同于它周围环境的地貌时，他写道：“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这片废墟是最著名的──古老、雄伟、神秘；高高耸立，与周围的原始小屋和粗犷的大自然形成鲜明对比。”

    本特的继承人是发掘津巴布韦遗迹的官方考古学家理查德·N·霍尔。此人在此遗址考古的时间是从1902年至1904年。
    他的发掘方法具有破坏性。他总是急于把遗址上的废墟恢复到他认为的“原来”模样。所以，他鲁莽无情地把12英尺厚的泥土和石头从地堡的内部搬运出去。
    这无疑是一种破坏：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本特的相符，即津巴布韦是由从阿拉伯或近东来的北方人所建造；正如霍尔所指出的：是由远古社会的更加开化的民族所建造。

    --（点评）考古还是伪造？实际上是犯罪。种族主义，还有希腊化的无耻伪造呢。

    今天大津巴布韦遗址是非洲人自己建造的已成了学术共识，大津巴布韦遗址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古代遗迹。

    欧洲这段宁肯破坏考古现场也要得出欧洲至上论调的学术造假卑鄙行径，也被永远的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补充一个西方考古的可爱逻辑：

    小河墓地的人说的语言一直是个谜，但梅维恒博士认为可能是吐火罗语（Tokharian），印欧语系中的一个古老分支。塔里木盆地发现过用吐火罗语写的手稿，这种语言曾在公元500年到900年在该地区用过。虽然在东方出现，对比印度和伊朗的咝音类语言（Satem），吐火罗语更接近与欧洲的颚音类语言（Centum）。这个结论是基于数百个词汇的拉丁语与梵语（Sanskrit）发音的区别。小河墓地的人们生活在距吐火罗语最早记录的2000年前，但其中呈现出“一种清楚的文化连续性”，梅维恒博士说。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埋葬方式上——与帽子一齐埋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公元后前几个世纪。

    --（点评）用帽子随葬就是文化连续性，所以相距2000年的族群和文化就可以说同一种语言，那么这2000年里的语言变化考虑了没有？“对比印度和伊朗的咝音类语言（Satem），吐火罗语更接近与欧洲的颚音类语言（Centum）。这个结论是基于数百个词汇的拉丁语与梵语（Sanskrit）发音的区别。”这个对吐火罗语的折腾也是居心叵测的种族主义表现。别忘了伊朗语类似梵语，所谓的古波斯帝国楔形文字代表的语言类似希伯来语，当年某爵士是如何以自己学习过伊朗语来“破译”所谓的贝西斯顿铭文的？当然，欧洲一贯如此，尽管自己连莎士比亚时期的近代早期英语都无法全部“破译”，呵呵。

    按老杨教授提倡的建筑考古学，从建筑材料上正是检验古建筑发展历史的抓手之一。在工程实践中涉及文保建筑的修复工作，了解了建材的风化情况和建筑维护的过程，所以才对某些古建筑遗址提出疑问。
    古建筑的修缮是个老问题，须知修旧如旧的概念晚出，即使是19世纪称雄的古建筑修复的法国学派，其宗旨又是什么呢？那正是伪造、篡改古代遗址的高潮时期。再说，还有宗教变换带来的破坏，不论是所谓的罗马帝国还是后世的阿拉伯、塞尔柱、威尼斯还是奥斯曼，面对古代的异族异教偶像是保护、修缮还是毁灭？在某文保建筑修缮时，秉持的是保持历史轨迹的最新理念，正好去该单位调研，听取了相关报告，是和某大学的合作成果。欧洲当年？那是一个创造古希腊文明的年代，包括建筑。
    欧洲当年修缮和重建依靠的建筑图样传承是什么？大理石、石灰岩在地中海气候下的风化情况？雅典卫城中间的清真寺呢？修旧如旧，那只是欧洲中心论外面的幌子。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山西南禅寺考古的相关报告。
    至于古埃及和两河，那些建筑是欧洲“重建”的，无法认同如此做法和破坏古建筑遗址有什么两样，包括施里曼的破坏性挖宝行为和牵强附会，那是考古历史上的耻辱。
    古埃及这些建筑倒是不错，还有个问题是断代测年和符号释读，这里俺没有用“破译”，还有出土青铜器的稀少以及花岗岩加工刻字工具的问题令人疑惑。请以客观来看待西方1799年以后的考古历程，还有比这更早开始的耶经考古学，著名的五大论证，呵呵。

    如果看看相关论文，就会明白中国古代的三合土并非现代混凝土。
    至于所谓的古罗马砂浆，按西方宣称的80%以上的火山灰掺量，加上低温烧制的石灰，其工程性能不必赘述了，呵呵，忽悠外行的玩艺。
    看过所谓古罗马建筑十书英文版，其梁柱结构、建材应用和现存罗马城里的所谓古罗马拱券结构、无筋素混凝土承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就是牵强附会之间的漏洞。遑论那些阿基米德镜子反光烧敌舰、伽利略比萨斜塔做实验之类的传奇故事了。

    至于皮爵士，大学时候看过其一点著作，当时对其比较考古论还是认同的，该理论至今还是考古界的重要方法论。但是，那是基于真实文物的前提。老皮也是欧洲中心论的建设者之一。历史学是证史，考古学是补史乃至建史，两者不可硬凑。两河和古埃及的高度文明在西方的阐述和掩盖背后还存在完全不同的解读，请抛开耶经等晚出的文献传说，重新审视这些地域的古文明，或许会有新的展示。

    补充一点，没有历法的历史就是传说。
    1582年欧洲的格里高利历是比较可信的较为统一的欧洲历法，然而对比300年前的郭守敬牵头测量、计算、研制的大元授时历，那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孤独医生的遗稿副本，哪里能够反映出历法修订的浩瀚工程？
    在那以前的诸多欧洲编年史、教会史要么抄本晚出，要么就是传说故事。
    还好，几百年的编造可以搞定文献、钱币、雕塑和建筑，却搞不定风化的建材和文明的基础--农具、财富窖藏和冶金技术的文物体现。
    当然，像斯坦因还是谁那样，在喀什的古玩市场上买俩所谓的古罗马金币，就可以认为那个古罗马（注意俺的用词）对古代中国有交往了。

    另外，不要简单把中华史籍记载的大秦、安息等和西方所谓的罗马等简单联系，这些只是19世纪欧洲砖家的谎言。
    实在庆幸，生在中华，不论是古代文字的释读，还是古代历史的考古，我们有自己的话语权，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

    话说中华文明让西方人来胡说八道由来已久。
    以下摘选自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老前辈的文章: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见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

    过去帝国主义号称考古学家们在我国所调查的材料，由于他们抱有偏见，调查研究也不深入，错误是很多的。而对佛教艺术不够深入的人们，又常引用他们的学说，以致形成了更大的错误。二十世纪初年英国的斯坦因（Stein）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在我国新疆的丹丹乌里克、诺羌的磨朗等寺院遗址中所发见的佛教壁画，有的是牵强附会，有的是强拉西方的古代神话于佛教艺术的题材中，以致混淆了许多人的观念，因而有极待纠正的必要。
    据当时斯坦因的记录:
    以这些壁画的构图和色调为最近于古典的作风……把我的心情引回到埃及托勒密同罗马时期木那伊墓中所得画版上绘的希腊少女及青年美丽的头部上去了[附注13]。
    接着他对这七幅有翼神像的解释:
    就希腊式佛教美术造像中，所看到的某种青年有翼的形式而言:磨朗护墙版上这些画像之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翼的爱罗神（Eros）为其直接的祖先……但是这些天使之成为真正中国境内佛寺里的装饰画像，却不难于解释，犍陀罗派希腊式佛教雕刻所有从有翼的爱罗神抄袭来的画像，实在用以代表佛教神话中，借自印度传说，普通称此为犍达婆（Gandharvas）的一班飞天[附注14]。
    首先我们要解决这几幅画像的时间，然后再探讨它的题材问题。根据斯坦因的记载，一九○七年一月在磨朗遗址的小堡垒中，发见了大批的西藏文书，他认为是第八、第九世纪的。至于发见这几幅壁画的外方内圆的小窣堵波，事实就是用土堆起的小支提窟。与焉耆西克辛明屋南大寺前面的圆形小支提窟、敦煌莫高窟沙山上的方形支提窟（天王堂）、安西瓜州口南山脚下的圆形支提窟的形制，大致相同。那些用土坯堆起的小支提窟的创作时间，都约在五代、宋初的阶段内[附注15]。当然这磨朗遗址西边的小支提窟，也应在同一时间以内，不会创作太早的了。
    再以磨朗窣堵波中发见的有翼神像和同一处发见的释迦牟尼与六个弟子像的画风来看，用笔方面，已不是晋、南北朝以来，“紧劲连绵”、“风趋电疾”、“钩戟利刃森森然”[附注16]的线条，而是唐代以来“弯弧挺刃”、“其势圜转”、“勾绰纵掣”的笔法了[附注17]。这样的画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三、四世纪晋、十六国时代的作品。斯坦因所以这样来往上推，是为了把这作品的题材，附会到希腊的爱罗神上去。其实壁画创作的时间，与以上所提到的支提窟的创建时间，是完全相同的。

    --（点评）斯坦因之流当年的所谓考古，动机昭然阿！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还有在喀什古玩市场上购买的不知来源的两枚所谓古罗马金币，用来证明所谓古罗马与中华西域的交往，典型的钱币考古，这又是一摊烂泥。

    关于有翼神像的题材问题，我们认为还要从佛教艺术中去寻找，也就是要从印度、健驮罗与西域各地的艺术中去寻找。因为有翼的神像，在巴基斯坦塔克西拉（Taxila）曾发见过。英国的马夏尔（SirJohnMarshall）所著的《健驮罗佛教艺术》一书中（图21一25），认为是“提婆”（deva）天神。在新疆的拜城克子尔、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等早期石窟的窟顶正中的壁画中，多画出有翼的神像。而敦煌、莫高窟中唐以后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在宝池前的伎乐舞人，正中的舞蹈者，其一就是与这几幅画相同的有翼舞人。这样的舞容，与日本流传唐舞中壹越调的迦陵频舞十分相似。。。。。（略）
    因此推想斯坦因所发见的有翼神像，如果不是如马夏尔所提出的“提婆”像，就很可能是唐代以来从天竺传入，在佛教法会前表演的一组“伽陵频舞”，而不是希腊的爱罗神像。如要追溯这有翼神像的来源，与其说是渊源于希腊，还不如说是渊源于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很难想象在佛教的支提窟中，有希腊神话中的“爱罗神”画像。

    --（点评）时代，题材，都和所谓的希腊化不搭界的，古希腊，亚历山大，希腊化，古罗马，一脉相传的神话，至少在中华西域，撑死也只是一种假说。因为，我们有不断的文明传承！

    我们还要说一下，斯坦因认为有翅膀的，就是犍达婆——飞天。这种名词的解释，是非常笼统的，根据《妙法莲华经玄赞》卷二解释乐神云:。。。。。。（略）
    中国的石窟造像，八部护法中在窟顶天空中的有:“虚空夜叉”和“天夜叉”、“乾闼婆”、“紧那罗”等三种。它是八部中的三部。虽然在天空中，但是从没见过刻画有翅膀的（敦煌莫高窟285窟北顶的人首鸟身人，是“千秋鸟”，也不是以上三部的形象），这三种形像，尽管一般统称作“飞天”，其实，乾闼婆是乐神，只是“飞天”的一种；并不是“飞天”都叫作“乾闼婆”。真正的乾闼婆，也并不是有翅膀的。

    --（点评）还好，斯坦因没说那是胜利女神。话说从维纳斯到胜利女神，其材质风化和发现过程都有着奇特的疑问。

    最后还要提一下，丹丹乌里克和磨朗等地发见的壁画和塑像，是否如斯坦因所说的:
    壁画同塑像，都很清楚的显示一种在西元初几世纪流行于印度极西北部的希腊式佛教美术作风。这种美术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今白沙瓦县的古犍陀罗（Gandhara）地方，以及印度、阿富汗边境的佛教寺院遗址里，发见了很丰富的雕刻，因而大白于世……
    在时间上，比之印度西陲开始使用希腊美术以画造佛教圣传自然是后多了。但是希腊风格仍然反映得甚为清楚[附注27]。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指出的，犍陀罗的佛教艺术是在古代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吸收希腊艺术的精华，在犍陀罗自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与希腊艺术还有区别。把它说成是希腊式佛教美术，根本上是不通的。
    关于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了中国早期石窟艺术，这点我们基本上是承认的。但是从以上两处发见的壁画，以及丹丹乌里克佛寺中下半截的塑像来看，如果说到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这应当说只是帝国主义学者的偏见而已。
    我们首先要承认，尽管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也有许多壁画，如玄奘所记的迦毕试国:
    今此伽兰，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容貌服饰颇同东夏[附注28]。
    而今阿富汗巴米羊大佛窟中，仍有残毁的壁画断片。但大部分应当说在八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而被破坏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佛教造像而看不到壁画了。
    从这几幅壁画的画风来论，时间并不见得早，约当中原的唐代（见上面的考证）。
    假设说，今天克孜尔早期石窟的壁画，曾受到犍陀罗的影响，但晚到八、九世纪，在唐代加强与西域友好关系后，有些是汉人开凿的窟，有的是汉工匠的创造（库木土拉石窟看到的最清楚），在几百年的发展变化中，基本上是接近了汉民族的艺术风格，而不是什么犍陀罗的艺术了。
    因而我们虽然不能看到较完整的犍陀罗壁画，但是也可以与新疆天山南麓各石窟，以及中原敦煌莫高窟等处壁画的风格作比较，这批残画，它已经接近了唐代。所以就不能说有浓厚的犍陀罗艺术风格，而应当说是有浓厚的汉民族的艺术风格了。
    关于塑像方面，根据斯坦因已发表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二十九图）下半截的天王像，长甲及膝，而且是锁子形的，下着长韧靴，与中原各石窟造像来比，应属于中、晚唐五代阶段的天王形象[附注29]。这完全与中原各石窟汉民族形式的天王形象相同。怎样也不能说是受到犍陀罗塑像的影响（关于中国石窟艺术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将另写文章论述）。斯坦因的所以这样提出，就是因为他根本上不了解中国历代雕塑艺术发生与发展的规律。
    总之，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内容极为复杂，它不只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有艺术的价值，它不只反映了每一时期的佛教徒信仰，而且反映了艺术史的发展规律。但是过去帝国主义者，主要在掠夺我们的文物，又在反动社会学——种族独尊论、地理学派的学术思想上，为殖民主义者来服务，就要把我们东方的文化渊源，牵涉到与西方有关（真正与西方有关的，我们并不否认），以便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张本。今天，我们对佛教艺术学科的认识水平已有所提高，就不能再受他们的欺骗，再不能忍受他们歪曲事实的学术思想。要实事求是的，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而予以有力的纠正。

    --（点评）该文较早，主要从时代和题材以及佛教艺术发展上反驳了斯某硬凑古希腊艺术东渐的论调。然而，从如今的考古资料和学术意见来看，不能排除犍陀罗艺术风格是波斯化或者古印度上层种姓化的佛教造像艺术，这两点分别为伊朗和印度学者所提出。有可能真正的小亚细亚古典时期建筑与造像风格就是如此，见叙利亚帕尔米拉遗址的顶戴缨络装饰的造像，至于那些赤条条的胴体展示，怀疑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创作品。
    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某些学者在欧洲的虚假意见和文物基础上叠床架屋，一心一意鼓吹所谓希腊化对东方的影响，以至于某位科技史专家连倭国学者有关天文学是亚历山大东征传播到中华的高见也来引用一二。

    西方关于希腊化健陀罗佛像的源流假说主要有五种，泰勒的希腊说只是其中一种，五种的追溯源流主要还是两个源头，一是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二是中印度的秣菟罗文化北传。
    但是雕像断代很难，根据风格断代，就是我们考古常用的老办法，可靠性不提了。否则还要现代测年法作甚？按日本学者田边胜见意见：犍陀罗佛教艺术，包括佛和菩萨像的产生年代，虽有许多著名学者进行过调查，但至今仍不甚明了。这是因为大多数雕像缺少年代题记，有些有年代题记，但不确切。
    日本专家也有认为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的。
    按，奥萨姆-塔卡塔在佛像起因一书中提出的希腊化导致佛像起源的理由不少，但其断代建基于名家J-马歇尔爵士的名著健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断代证据，多数人附和而无反对。然而，上述证据并非地层学或是考古材料，而是前述的根据风格断代，预设条件就是，有希腊化特征的“饮酒的场面”等等世俗的、无佛陀的浮雕及圆雕形象应该是希腊化早期创造出来的，后来才逐渐演变。简而言之，就是希腊化特征越明显就越古老。这个假设不做评论。
    从马歇尔到斯鲁姆贝尔格到普冈切科娃，有着差不多的希腊化健陀罗源流推测意见。然而，佛和菩萨像几乎同时出现在贵霜时期的健陀罗和秣菟罗这一情况，却为专家们所忽略。问题在于这三位名家依据的考古材料有的数量不足，有的年代较迟，过于波斯化，有的改造为伊朗艺术。
    按照西方史学观点，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期，佛教已经传入健陀罗，其后才有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时期，然而，这段时间都没有产生所谓的健陀罗佛像。要到贵霜时期才出现。

    （点评）--具体不赘述了，简单一句话，假说非定论，而已。俺前面各层的材料与评论，已经说明，所谓希腊化子虚乌有。
    --至于安息与帕提亚，大夏与巴克特里亚是否对应，尚无可靠定论。更不要提希腊化在中亚的三大佐证，柱式，雕像和钱币了，都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的，前述日本史家观点可供参考。当然，加上中华联合考古的佐证，所谓帕提亚、巴克特里亚也均是谎言。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2-10-06 20:51:34
    西方关于希腊化健陀罗佛像的源流假说主要有五种，泰勒的希腊说只是其中一种，五种的追溯源流主要还是两个源头，一是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二是中印度的秣菟罗文化北传。
    但是雕像断代很难，根据风格断代，就是我们考古常用的老办法，可靠性不提了。否则还要现代测年法作甚？按日本学者田边胜见意见：犍陀罗佛教艺术，包括佛和菩萨像的产生年代，虽有许多著名学者进行过调查，但至今仍不甚明了。这是因为大多数雕像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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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俺的老话，所谓亚历山大远征抢劫时候带去的古希腊工匠，首先要在油纸包里休眠百年，一批穿越到秦始皇那里学习陶俑烧造技艺，顺便给裸体像穿上衣服，然后就继续休眠几百年，到公元一世纪晚期指导北印度两个地方的造像艺术，一开始还是泥塑，对不住，烧造陶俑的技术忘记了，还是得改石刻才有希腊化的传统么！

    对马丘比丘遗址谜团的怀疑

    马丘比丘在奇楚亚语（Quechua）中为“古老的山”之义，考古学家无法得知它的原始名字，于是借用了附近一座山名，称其为马丘比丘。

    --（点评）无名遗址，文献阙如。

    马丘比丘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也因此是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绝佳的地理位置使马丘比丘成为了理想的军事要塞，它的位置也因此曾经是军事机密。
    由于独特的位置、地理特点和发现时间较晚（1911年），马丘比丘成了印加帝国最为人所熟悉的标志。
    人们认为马丘比丘是印加统治者帕查库蒂（Pachacuti）于1440年左右建立的，直到1532年西班牙征服秘鲁时都有人居住。在被西班牙征服后，这里成了Manco印加反抗军的要塞。

    --（点评）问题来了，西班牙军队和该遗址的关系如何？这是个关键。其他的认为都是假说和推测。

考古发现（加上对早期殖民文件的解读）显示马丘比丘并非普通城市，而是印加贵族的乡间休养场所（类似罗马庄园）。围绕着庭院建有一座庞大的宫殿和供奉印加神祇的庙宇，以及其他供维护人员居住的房子。据估算，在马丘比丘居住的人数，在高峰时也不超过750人，而在没有贵族来访的雨季就更少了。

--（点评）没有印加文献，西班牙文献却又有记载，居住人数不多，推测可能是一座军营，西班牙建造的要塞，原址是印加抵抗者据点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西班牙军队可能是真正的建设者。劳动力可能来自印加民众，下场难说，西班牙美洲殖民史不乏奴役当地民众建造军事据点的记录。

    印加王国选择在此建立城市，可能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地质特点。据说马丘比丘背后的山的轮廓，代表着印加人仰望天空的脸，而山的最高峰“瓦纳比丘”代表他的鼻子。印加人认为不该从大地上切削石料，因此从周围寻找分散的石块来建造城市。这些建筑全部用大块花岗石砌成，石块之间结合紧密，不用任何黏合材料，全是石匠们使用简单工具拼接垒筑而成。一些石头建筑连灰泥都没有使用，完全靠精确的切割堆砌来完成，修成的墙上石块间的缝隙还不到1毫米宽。磨光的规则形状的墙，以及美妙的接缝技巧，墙上石块和石块之间的缝隙连匕首都无法放进去，让人简直无法理解印加人是究竟如何把他们拼接在一起的。
    建筑用的庞大数量石块究竟是如何搬运的至今是个谜。还有，虽然印加人不使用圆形，但却利用了斜坡。据信他们让成千上万的工人推着石块爬上斜坡。可惜的是印加人并未掌握文字的技巧而没有留下任何描述文字。
    整个遗迹由约140个建筑物组成，包括庙宇、避难所、公园和居住区。这里还建有超过100处阶梯——每个通常由一整块巨大的花岗岩凿成。还有大量的水池，互相间由穿凿石头制成的沟渠和下水道联系，通往原先的灌溉系统。至今没人明白印加文明（公元前8000年）能够把重达20吨的巨石搬上马丘比丘的山顶。多少年来，考古学家对这个神奇的古城产生了众多的猜想。秘鲁科学家认为印加人并没有在悬崖峭壁上搬运巨石，而是在山巅就地取材的。他们在选定的山巅就地采集岩石制作砌块，在山顶开出了一片9万余平方米的开阔平地，垒筑古城。然后把剩余的石块、碎砾全部扔下了山崖，在山巅留下了这座奇迹般的古城。

    --（点评）印加人按照欧洲的考古发现，仅仅有比较粗陋的青铜器，能够支撑花岗岩的精细加工？请联系俺前面提到的论文，工具的材质与硬质岩石大规模精细加工以及铭刻之间的关系。这样开山以后的石材垒砌水平，不是什么谜团，而是工业革命的成果。
    --按照欧洲的套路，深度怀疑这座遗址原本很可能是西班牙人19世纪晚期废弃的军事据点，有混凝土的存在，花岗岩的大规模精细加工在19世纪科技水平面前的难度。

马丘比丘的再现，是根据耶鲁大学教授海蓝穆宾汉姆HiramBingham在1911年的一篇报道。Bingham想出了“失落的印加城市”这个吸引人的名字，并用作他第一本书的书名。把马丘比丘的发现归功于他，以及当地的文物的去向，都还是争论焦点。宾汉姆说，“我们所收集的都已经安全地运到纽海文（耶鲁大学校址），其中包括当时建造和居住在马丘比丘人的遗骨，青铜器和壶钵陶器等”。海勒姆·宾厄姆将5,000件古文物带回了耶鲁大学。在秘鲁政府长期要求之下，这些文物至今仍然未被归还。被宾汉姆拿走的部分文物一直到21世纪初，才第一次在美国展出。2002年，其他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探险家留下的足迹被人发现，这些发现显示海勒姆·宾厄姆当初为了成为公认的马丘比丘发现者而故意掩盖了这些痕迹。

--（点评）这是个探险家、盗宝者和骗子，典型的欧洲嘴脸。那些所谓印加文物是否在该遗址出土，只有这个家伙自己明白。

    所谓玛雅文明，也是有不少疑点的。欧洲出于各种原因，对原始遗址的篡改比较严重，还有伪造的嫌疑，请看下文：

    比较出名的是玛雅纪年柱，在科潘遗址的金字塔前面像兵马俑一样密集矗立，按当地岩石材质，应当是石灰岩，加工难度不如硬质岩石，即使是石灰岩，用脆硬的玛雅燧石工具进行大规模精细加工，难度很大。
    为什么中华石刻的兴盛需要钢制工具？不仅是硬度，还有韧性。
    玛雅人只能制作燧石和黑曜石的斧子、投枪和匕首，这两种石材一个是变质石英岩，一个是火山玻璃，硬度很高，但是很脆！不信的可以去看这些工具的加工特点，刃口一块块敲砸的痕迹就是其基本特征。这就是工具材质的致命限制，也是决定材料加工乃至文明程度的真正基础。

    另外，玛雅政权的变化与战争、热带雨林气候的侵蚀，对这些石灰岩作品的影响呢？露天的石灰岩石柱，热带的雨水中能撑几年？埋在土壤里，也差不多，高温淋溶作用不是吃素的。

    顺便提一下，所谓古代波斯大流士时期的贝希斯顿铭文，是石灰岩摩崖石刻，但其选择的位置也是可疑的，异教徒偶像公然展示，下面成排的奇怪符号，千余年来此地和路过的绿教徒是把这当作真主的圣迹还是魔鬼的偶像？提示：不得以物配主。在当地多地形雨的气候条件下，现在可以看到石刻的一些地方有岩层水渗出的侵蚀痕迹，风化情况也是一样可疑。

    新的全球史考古强调了对比，看看中华处于青铜时代初期的石峁古城群落遗址，由于原始青铜器具极少，主要是石器工具，所有的已发现城墙均为天然砂岩毛石砌筑，空隙由草拌泥填充。这里不要看时间，要看工具水平，就是文明的基础。
    远远脱离了可靠的工具水平的所谓文明遗址，不要拿什么外星人科技来忽悠，基本上可以判定其是伪造的货色。

    石峁古城近期考古发现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数量20余件，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
    --（点评）按其粗犷的加工手法，符合铜石并用时代难以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的立论。

    CorinneC.Deibel（美国俄勒姆大学学者）分析了石峁和新华遗址出土的50件龙山晚期玉器的材质。分为软玉、蛇纹石（含水的富镁硅酸盐矿物，摩氏硬度：2.5～4）、方解石（天然碳酸钙，摩氏硬度：3）3大类矿石。石峁玉器中88%为软玉、2件为方解石、1件为叶蛇纹石。新华玉器中，36%为软玉（均为透闪石）、14件为蛇纹石、1件为方解石、1件为绿泥石（层状结构硅酸盐矿物，摩氏硬度：2～2.5）。所有石峁样品及新华（除一例外）样品，均源于白云石矿源，可能为同一产地。“古玉出土者，以陕甘为最上，冀、鲁、豫、晋以及皖北，徐、杨等处次之”。与石峁玉刀质料及器形相同的器物在米脂、靖边和延安也屡有发现，距石峁不远的新华龙山遗址亦出有玉斧玉璧，可见这种质料的矿物在陕北是不难得到的。

    --（点评）符合俺前述的中华老玉器基本上是软玉材质的立论，标明硬度的几种玉石的硬度数值比软玉还要软得多。

    石峁玉器辨矿选料、设计构图、解剖碾磨、钻孔抛光等都已有相当高的造诣。玉质坚硬细密，攻玉制器必须借助水和硬度大于玉的细砂（俗称解玉砂）作介质，根据需要利用不同的工具反复进行琢磨。尽管器物在成型前都经磨光，可在一些玉器上还是能观察到“开料”与琢制的痕迹的。如SSY13号牙璋从柄末到刃口有一条纵贯器身的棱线，该棱线两侧的面高低微有差别，从而把器身平面分为两个台面，棱线并不端直而呈弧形弯曲；同样的例子在SSY73号玉刀（图版肆，5）上也可看到，而且弧度更为明显，这无疑是转盘磨具留下的痕迹；SSY77号墨玉圭亦留有长长的弧线台痕。凡此，纵然不是“开料”的痕迹，也应是加工琢磨时打下的“印记”。从石峁出土玉器上的弧线痕迹推断，石峁人也用转盘工具磨造玉器，这转盘虽非金属制成，然有水和解玉砂的作用，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的。
    就其钻孔来说，观察孔痕，扁平体薄的器物孔眼都很光圆，不过孔壁都经过进一步的磨研加工，有的孔却呈上口较大，下口较小，孔壁剖面呈斜坡形，如SSY8号牙璋和SSY45号玉戚的大孔，SSY46号玉戚的大孔以及SSY74号玉圭的孔都具这种形状，这是使用“桯钻”留下的痕迹，因为圆棍状的“桯钻”在蘸沙浆不断钻进的过程中，其头端由于玉石和解玉砂的共同作用迅速磨损而变细，因而钻出来的孔就形成那种上口大下口小的斜坡状孔壁。尽管玉器仅厚0.5—0.6厘米，桯钻还是变的越来越细，钻孔也就随之越来越小了。对于厚0.3厘米以上者，必从两面起钻，孔径对接处往往留下小小的台面。更薄些的器物，则从一面钻入，待将穿透时，从另一面敲开，在孔径周围留下细小炸裂纹，工艺比较先进。SSY38—40三个玉璜的孔一面圆满另一面则不甚规则，盖其时没有把孔钻穿，而是在将透未透时把那薄薄的一层底口敲开的。原来这三件玉璜都是由残玦改制的，钻孔接近断茬，钻孔不透到底，是为了玉器不被卡伤。良苦的用心显示了匠人丰富的钻孔经验。

    --（点评）“厚0.3厘米以上者，必从两面起钻”，再次验证了中华攻玉路线的智慧与难度。
    如此工艺，工具损耗厉害，所能制作的以片状器形为主，圆雕难度更大，可以慢慢打磨抛光，却无法制作出如欧洲所谓古代石雕那样的器形和体量。
    这就是俺之所以引述其它论文归纳的论点“只有中华文明创造的生铁炼钢工艺带来的大批量优质稳定生产的钢质工具才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工艺的发展，包括石刻铭文和石雕、石质建筑构件”的证据之一。
    当然，石峁玉器的质地和制作工艺目前尚在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论证。

    介绍一下美术考古专家的意见：

    通过对石峁雕像群组雕像类型、造型、雕技、风格、内涵及发展脉络等相关问题的梳理、分析并对照、比勘于其他相关文化遗址文化遗物之时代特征等相关内涵，其时代区间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或稍晚一点历史区间，基本与此前诸家在脱离石峁雕像文化元素环境下所进行的相关讨论结果吻合。

    --（点评）注意时间新石器晚期，夏商之际或稍晚。这根石柱带有商代风格，是否是商人镇压之物？当时就直接埋藏的？这样似可以解释在商代有极少数陨铁工具的条件下动用国家的实力打造这么一根石柱放置在此的缘故。

    另外，石峁玉雕人像穿孔特征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艺术中心藏商代玉蟾蜍穿孔特征类同，但前者穿孔偏在下部、后者穿孔偏在中部，前者形态自由、率意、拙稚、原始，后者形态相对对称、规范、成熟，前者时代应早于后者、凿空方法有前后承接关系等现象亦可佐证。

    --（点评）工艺与风格的传承。

    石峁雕像群组所凸显出的性质、风格，基本与此前学界对应石峁遗址相关遗物所做出的主体分析判断吻合。其文化属性，虽与河套地区内蒙、山西、陕西结合部有诸多、密切的联系，但更多的则表现出一种与殷墟地区、关中地区、陇东地区以及更远的川、鄂、苏等地区有着更为密切联系、呈集群式聚集、个性浓郁的地域性特质。

    --（点评）注意文化的关联。天下，玉器。

    类同三星堆青铜神像及秦岭北麓周至商代青铜神像与城洋地区商代青铜人像的石峁雕像群组FⅠ—SMYC15遗物之发现，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对于探讨三星堆文化越过秦巴山地北传与石峁文化南下与三星堆等先进聚落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开启了新的思维想象空间。

    --（点评）和俺以前引述的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或是推测为夏禹一系的关系相关论文可以联系来看，三星堆的源头在陇东，齐家，马家窑，直至石峁，是否属于黄帝之后，鲧，大禹一脉呢？

    通过对石峁雕像群组人像器官特征的观察、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石峁石雕人像及玉雕人头像集中显示人像器官脸部多扁平、头部较大、眉骨粗壮、鼻梁宽扁（亦有较高者）、颧骨较高、吻部前伸、眼眶较高等典型蒙古人种（Mongoloid）特征，故其应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一结论对深化研究华夏民族的融合历史以及族源、族属、结构、内涵、特质等，标定了脉络清晰且相对系统完整、直观具象的形象标尺与民族学研究参照系。
    此一判定，与近年韩康信、谭婧泽、张帆所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一书认为“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性质，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的结论应该是契合、类同的。

    --（点评）再遇到哪个ID扯什么石峁、齐家都是西方白人啥的，就请破费买几部相关学术论著开开眼，扫扫盲，别老是路边摊上拾掇小段子。呵呵。
    --引述自美术考古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宏才的论文《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

    看看我国玉器时代早期的考古佐证和推测：

    2016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邓聪的《东北亚史前玉玦研究新进展》以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玉器起源探索》均赞同杨虎和刘国祥等先生的推测，即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应是日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渊源。从8000年前开始了东北亚的玉器革命，其后向东亚东边沿海地区发展和传播。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直径6厘米最大的玉玦，为世界最古老的玦王。

    --（点评）直径6厘米，这才多大啊！所以俺前面一直强调的是，大规模精细加工硬质石材！这才是关键。

    通过玉玦开口剖面的微痕观察以及模拟实验的手段，认为兴隆洼文化的玉玦的制作过程中运用到了砂绳切割技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甚至是香港等地区,都曾发现过砂绳切割技术,都有可能是受东北亚的影响。邓聪提到了在香港出土的玉玦中的砂绳切割痕迹，是与良渚文化南下岭南相关。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玉器出现较晚,且距离长江下游空间太远,因此并没有发现同样技术。

    --（点评）这是中华玉器的早期加工技术，拿这个技术加工石碑，石像乃至摩崖石刻和石块城墙，那是白痴。

    从兴隆洼出土的玉器来看，玉玦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从玉玦的加工痕迹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已经有了桯钻、管钻、皮绳线具、片切割、抛光等成熟的制玉技术。
    从目前所遗存下来的、诸多玉玦的外形来看，特别是红山文化出土的早期玉玦，有很多玉玦的外部周边位置上，还留有原石的形状特点和没有被打磨下去的原石所带的痕迹。并且，在红山文化时期所制作出来的玉玦基本上都是根据原始玉料的大小所决定的，在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玉玦多数都呈椭圆形，就是因为它多数都是根据玉石原有的形状来确定的。通过对所有红山出土玉器的观察与分析，红山玉器器型较大的玉件少之又少，基本都是些精小的玉件。而且，根据红山文化玉器所使用玉材的硬度、润度以及细腻程度，都可以证明所使用的玉材基本上都是河磨料。所以在红山文化的墓葬中出现了即使是在一个墓葬中的一对玉玦，也会有尺寸大小不一致和玉质不一样的状况。
    红山文化玉玦所有打孔的工具归结起来有两种：桯钻和管钻。而且，桯钻和管钻带动解玉砂的旋转速度越慢，痕迹应该是越为突出的，呈现出我们现代快速和坚硬的工具所不能模仿的一种工艺特征。到了红山文化晚期，随着治玉工具的发展和完善，当时应该已经出现了砣具，而这个时期制作出来的玉玦开口，则呈外宽内窄的形状，就是用砣具由外向内切割而成的结果。
    红山文化玉玦在制作过程中的工艺是朴拙的，制作出来的玉玦方圆规整，边缘平滑。而这恰恰凸显出了其在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特点，红山人除了有可能使用硬木、骨器等工具，最关键的是这些工具是借助于解玉砂一起来完成的。红山文化时期使用这些原始工具来琢磨玉玦，不仅是红山人对人类早期使用工具上的一种发明创造，也充分地表现出了红山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而且，这些工艺为辨别红山文化玉玦的真伪留下了科学的依据。

    --（点评）“呈现出我们现代快速和坚硬的工具所不能模仿”、“为辨别红山文化玉玦的真伪留下了科学的依据。”同理，来鉴别一下那些所谓的古代文明硬质石刻，特别是那些所谓古埃及的浮雕，呵呵。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远古时代，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原始人用玛瑙和石髓等坚硬的细石制作出来的刮削器，有很多人都会把这些坚硬的细石器看做是当时制玉的工具，我也查阅了很多出土数据和文献，发现这很有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在当时，这些坚硬的细石器应该与渔猎部族是有关系的，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切割动物皮肉和日常渔猎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或者它们就是箭头一类的狩猎武器。
    日本人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在1935年对红山前后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在1938年时发表的《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里面特意说到箭头多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在所发掘的女性墓葬中却没有发现，而这些石质和骨质的箭头应该是代表男性身份的象征。比如说死者生前应该是猎人或者是一名武士。另外，如果用它们来加工硬度较高的玉材，这种坚硬的细石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大，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反而不如使用硬度较低但是韧性较好的材料，比如用动物的皮革制成的皮绳或者是植物纤维合成的绳子。
    玉玦的玦口就是用皮绳由内向外拉切而形成的，很显然，玦口上下两面是凹凸不平整的皮绳拉切的痕迹，但是上下也是非常吻合的。而这，正是皮绳在拉切过程中的最好实证，这种拉切的痕迹，也是判断红山文化玉玦制作工艺的主要方法之一[5]。

    --（点评）“坚硬的细石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大，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反而不如使用硬度较低但是韧性较好的材料”，太脆太小，和玛雅文明的工具材质是类似的，这玩艺连加工小型玉器都不适宜，遑论大规模精细加工硬质岩石？
    --主要内容来自《研析红山文化玉玦制作的步骤及使用的工具》作者：辛学飞

    --顺便提一句，在我国东北新石器考古遗址中，燧石和黑曜石的细石器并不少，列入遍布东北亚的石叶石镞文化。日本学者近年来提出了“黑曜石之路”假说，和玛雅是否有关系还有待于研究。

    辽宁玉猪龙，高7.2厘米，宽5.2厘米。佩饰，材质为岫岩软玉，质地细密，硬度较高，呈白色。体蜷如环、肥头大耳、圆眼有皱、口露獠牙，头尾之间的缺口未完全断开，头部有一圆形钻口，穿绳后，佩作耳坠。该猪龙通体抛光，浑厚圆滑、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是红山文化同类玉器中形体较庞大、形制最规则的一件。
    C形玉龙用整块墨绿色软玉雕刻而成。龙背重心处对穿一孔，体蜷曲呈“C”字形，昂首扬颈、弯背卷尾、吻部前伸、鼻端截平、梭眼上翘、头似猪首、颈鬣上卷。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
    采用线切割和片切割的方式，常见的线切割多表现在玦口和玉箍形器内孔上。一般简单常见的有透雕、宽槽、粗阴线、打洼等工艺，线拉工较少，纹饰一般用玛瑙或石英工具加水和解玉砂磨制而成。
    钻孔使用桯钻和管钻。一般有单面钻、双面对钻和倾斜对钻三种表现形式方式。由于加工工具原始，转速较慢，所以在钻孔的过程中就完成了打磨，所有孔道上都可看见不规则的螺旋痕迹，包浆自然。玉器的打磨、抛光十分讲究，多呈蜡状光泽。

    --（点评）注意“红山文化同类玉器中形体较庞大、形制最规则的一件”，尺寸，材质，加工工艺和痕迹。
    --同期红山的建筑用石材均为天然毛石。
    --琢玉工艺做小件已经是费了很大成本了，在那时候奢望大批量的建筑石材的加工，小心考古专家的质疑：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

    在瓶窑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四周发现有宽约40到60米，用较纯净的黄土由人工堆筑而成，且底部铺垫石块作基础的城墙，我发现，城墙底部铺垫的大多是棱角分明的人工开采石块，其上堆筑较纯净的黄土城墙，不仅没有发现相对较有规律的夯土层(莫角山礼仪性建筑遗址曾发现有夯土层和夯窝)，而且几乎看不见良渚文化时期的包含物。
    良渚古城墙最大的特点是其底部都铺垫有石块作为墙基，每块石头大小较为一致，而且大多棱角分明，质地也较为坚硬，显然是经过人工开采并搬运而来。
    然而，人工开采石头，在各种金属工具和炸药盛行的近现代也并非易事，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原始社会，开采石块谈何容易？
    所以先民一般都是利用裸露地表且大小不一的天然石头或鹅卵石来制作石器，花大力气开采石块来用作普通的城墙基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尽管良渚之时先民已经掌握开采玉矿的技能，即“积薪烧之”，高温后泼上冷水，可使矿石爆裂的方法(详见拙著《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但玉器毕竟是珍贵之物，体型小数量也少，这与铺垫石块宽约40到60米，周长660米的城墙基础有着天壤之别。
    如某某石窟的性质与年代，当时也被炒得热火朝天，先后出现了所谓先秦时代的屯兵洞、练兵场、粮仓、地下宫殿多种说法，本人曾撰文论证，主张是唐宋至清初之时的采石场(见《浙江日报》1999年6月11日)，现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针对以上质疑，良渚研究院开展了细致的考古工作：

    地质考古，把城墙下垫的石头，一共10526块，一块块编号，登录石头的质地、大小、尺寸，还有磨圆度，到古城外的山头上，一个个去对照。
    就是通过石头的磨圆度，最终，找到了它们的出处——古城北墙石料来自城北的大遮山南坡；南墙石料来自城南的大雄山北坡。
    一块石头，山上采下来，棱角分明，叫棱状石头；从山上滚下，棱角磨掉一些，是次棱石头；落入到小溪沟里，变成次圆石头；要是进了大江大河，那就是圆乎乎的鹅卵石了。
    考古人员一块块检查下来，发现当时的良渚人建城墙用的都是次棱石头、次圆石头，也就是说，都是到山脚下、溪沟里捡回来的。
    一个地方捡回来的石头，也不分大小，全部堆到一个地方，所以每小段城墙的石头基本上都是一个出处。
    最轻的一堆石头600公斤，一般1.2吨左右。放到当时的环境来考虑，这么重的石头怎么运？
    独木舟太轻，分量不够；那只有竹筏，考古队特意去了趟双溪漂流，来回做了几次实验，20根竹子拼在一起的双筏，刚好可以撑得起1.2吨的石头。
    甚至，考古队还来回演算了石头的总重量、运送时间，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古城城墙的石头根基，在当时，如果八万人一起动工，一天就可以完成。

    仅仅考古发掘已知的情况计算，整个良渚古城基础工程的土石方总量就超过1000万立方米，其中仅宫殿区土石方量就达211万立方米，接近埃及大金字塔的工程量。假设参与建设的人数为1万人，每3人1天完成1方的工作量，每年工作365天，则需要连续不断工作8年多时间。

    --（说明）前述内容主要是新闻，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浙江省文物保护科技项目《良渚古城铺底垫石的鉴定与石源研究》的成果之一《浙江良渚古城墙铺底垫石的特征与石源分析》
    摘要：本文用地质调查和考古学的方法,对良渚古城墙铺底垫石进行块度、形状等测量和石料岩性鉴定,并考察古城周边山体露头及冲沟滚石的岩性特征,判断铺底垫石的来源与产地。研究表明,铺底垫石普遍为次棱角状、次圆状,指示它们绝大部分经过短距离的搬运,采自古城周边山坡脚和山涧冲沟。铺底垫石共有11种岩石类型,与古城周边山体出露的岩石基本相同,说明它们来自瓶窑镇及其周边的丘陵山体。铺底垫石的性质与来源确认,对了解良渚古人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活动范围,及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组织结构等深层次研究有重要意义。

    作为工地搬砖一员，对古建修缮以及建材领域略知一点，下面给一窍不通的扫扫盲：

    花岗岩就是火成岩的一种，硬度达摩氏5-7级，那是要用今天的合金钢钎，还要花大力气，抡18磅大锤才能顺着岩缝把它们凿开的。石块那种锋利的呈放射状的棱线只有如此才能产生，这里最起码要能使用经过“淬火的铁器”。自然风化和火烧开裂是决不能产生这样锋利的棱线的。
    手工精细加工花岗岩、玄武岩、辉绿岩、闪长岩等？乃不是在搞笑？

    人类的一切生产工具或兵器的制作，必须是先有了制作的原材料后才可能产生制作工具的冲动。有可以凿开花岗岩的材料，才会产生需要的工具。清《武康县志》载明万历《禁石宕文》说当时“各据山头，广招石匠，斤椎斧伐，日夕无休”。明清的武康县乃采石大县，“武康石”曾赫赫有名，因此武康采石可代表当时中国较先进的水平。武康今属德清县，与今“良渚古城”不过30公里。
    顺便提一句，武康紫石，那是火山凝灰岩，硬度、脆性不及花岗岩，加工性优于花岗岩。

    英国查尔斯·辛格等主编的《技术史》以及李约瑟研究所的成果，西方到19世纪发明了平炉和转炉，有了鼓风机和焦炭，相关技术来自中国，才炼出现代意义上的钢。

    火成岩并非良渚玉器制的透闪石、蛇纹石(硬度才2-3级)可比。可以作科学实验考古，一个人日以继夜划10年也划不开半块火成岩，也产生不了那种锋利的棱线。
    注：用火烧，再泼水，使之开裂，这只是下料的工艺，与表面平整修削以及凿刻无干。

    现场的一块石头多个侧面的风化效果相差很大，正面被铁器凿开的断裂面显得很新，风化层(俗称土锈)极薄。而其它侧面表现出物理风化的效果远远大于其被埋入土后的化学风化效果，在自然界，物理风化效果往往大于入土后的化学风化效果。
    但在埋藏的玉石器上可常见土壤中酸碱腐蚀形成的“树根沁”，可在这块石头的“新面”上看不见任何可称在土壤中5000年形成的化学风化效果。这说明这块石头开采后被人类曾暴露在空气中使用数百年，经日晒雨淋。其风化程度与宋代采石场遗石的风化程度相仿。
    根据此种类比，这块石头开采时间的上限不可能超过宋代，可能开采后被用作护堤石，暴露在河堤上。后来这块石头又被凿开埋入地下当铺底石，这块石头最后一次开凿时间的下限可能在清初。

    青铜器当然更不足以凿石。汉唐人以铁錾淬火使錾头变硬后凿石，多找的是摩氏4级以下的石头，用“切割法”，开出来多是条石(然后沿着石缝顺势用铁锲、锸撬)，所以凿痕往往一条紧挨着一条很整齐。今唯一可以肯定的徐州汉代采石场石壁(石灰石)就是如此。附近彭城汉陵现存的“黄肠石”也是条石可证。浙江龙游石窟就是软质的红砂岩，那上面留下了整齐的凿痕也可证(林华东研究员论证为唐至清代的采石场，至今“勾践屯兵洞”之类无稽之谈已经烟消云散)。余杭寡山石窟凿痕也是如此整齐，笔者下洞探查亲见。离“良渚古城”一溪之隔的瓶窑南山元代造像处，曾是宋代的采石场，至今佛像旁边还留有整齐的凿痕。从凿痕我们可以推知工具和取石的形状。中国唐代发明的黑色火药，对打孔崩石来说威力实在太小，根本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中国古代采石的传统习惯一般都不会采用。
    我国北方确有史前“石城”，如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群和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是用自然风化的层理状砂岩堆积，用黄泥在石间粘补，碎石塞缝。许多墙底宽不足1米，顶宽才0.6米，残高最高也不过1米多，根本不存在人工开采的石头(《考古》1984年第2期，内蒙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报告》)。

    前面提过的良渚研究院的相关报告简介，良渚人建城墙用的都是次棱石头、次圆石头，都是到山脚下、溪沟里捡回来的。
    问题来了。所谓古埃及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和加工工艺把从砂岩到石灰岩到各色火成岩加工到那些文物的水平的？
    外行就是外行，把那些假货都啃了，也看不明白的，呵呵。

    再来看玛雅古抄本，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玩艺。什么草纤维涂布石灰、鹿皮书之类的暂且不提：

    玛雅抄本是前哥伦布时期玛雅文明的文献，是以玛雅文字写在脱毛榕木的内树皮制成的纸上。这些抄本是由专业抄写员在神明的任命下写成的。玛雅人于5世纪开始制造自己的纸张，罗马人也是于同时代造纸，但玛雅人的纸张更为耐用及适合书写。这些抄本一般都是以最后存放的城市来命名，留存下来的以德累斯顿抄本最为重要。

    --（点评）在印度的气候下，贝叶经超过500年的遗存在什么地方，是西藏高原。玛雅这种气候，上述的玩艺如何存放？还是不断的转抄，而且只能是祭司来干！什么抄写员阿，这是文艺复兴造出来的概念！欧洲中世纪少得可怜的藏书基本是教会里少得可怜的拉丁文掌握者抄写的，再虔诚的抄写者也敌不过自然规律和乱七八糟的抄本内容实证！还“罗马人也是于同时代造纸”，这句话，俺就呵呵了，欧洲宣称的所谓莎草和羊皮载体，都据说比这个时间段早得多，罗马造的是什么玩意？

    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尤卡坦时期，就已经有很多玛雅抄本存在，但后来被西班牙征服者及祭司大量销毁。而所有在犹加敦的文献却被迪亚哥·德·兰达（DiegodeLanda）主教于1562年7月下令全面销毁。这些文献，加上一些石刻及碑刻，都是玛雅文明现存的主要书写纪录。不过，它们所记载的肯定较石刻或其他铭刻的更为广泛。1540年有记载指出在危地马拉高原发现的文献中，记载了玛雅超过800年的历史，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lasCasas）发现的一些玛雅抄本，但被传教士所烧毁。最后被破坏的文献是于1697年在危地马拉的塔亚沙尔被破坏。由于所受到的破坏，很多有关玛雅文明的重要资料都被抹煞了。

    --（点评）俺以前引述过美国玛雅符号破译大拿-原美术女硕士的高足张禾教授的科普文章里面就有这个主教、检察官、刽子手和种族灭绝分子的内容。

    现时只存有3份抄本，或是4份抄本碎片：

    一、德累斯顿抄本

    现存放在德国德累斯顿图书馆内。它是有最详细解释的刻本，亦是非常重要的艺术作品。很多部份记载了各类仪式，其他则有关天文学。这套刻本是一本有39页长纸的书籍，每页都是双面记载。这有可能是在西班牙入侵前写成，后来辗转到了欧洲，并于1739年由德累斯顿图书馆所购下。它的复制品自2007年10月就在危地马拉展览。金星周期是玛雅文明重要历法，而大部份有关资料都可以在德累斯顿刻本中找到。玛雅人可以非常准确的计算金星周期，在德累斯顿刻本中就有6页来计算金星的位置。这种准确性是因超过很多世纪对金星的观察而获得。金星周期如此重要，是因玛雅人相信它与战争有关，并择日进行加冕或开战，当金星上升时，就是开战的时候。玛雅亦可能有观察其他的天体，如火星、水星及木星。

    --（点评）又是一份市场上溜达出来的传世品，真伪难说，还是双面书写，这是什么时候的？18世纪买下的？可惜，为公众所知要到19世纪！见下文补充。就算是15世纪初的作品，这些内容也是令人怀疑的，符合欧洲的一贯套路。历法专辑，很重要，不然就没法去给古文明断代了，问题是，从文物到“破译”，哪一个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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