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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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7页]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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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故事有时候细细考究起来，还是有点意思的：

    （涉及旅游利益，不必猜测具体地方）
    某地的仿古建筑某某石柱，它是整根花岗岩雕刻而成的，高16.9米，直径有1.8米，重量达到200吨。石柱最顶端的四只猛兽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也象征着要把教义弘扬到四面八方。下面刻有象征和四种动物，分别为狮子、牛、马及大象。
    这根石柱是从东南沿海某地山区里开凿出来的，现在见到的已是第三根，前面两根在开凿加工过程中断裂了。石柱是手工雕凿的，用坏的榔头就可以用5吨的卡车装一卡车了。石柱路经三个省才运到这里，仅保险费和一些附加费用就达到一千万。花岗岩的拉伸强度很小，抓住一头则会被自身的重量拉断，在装过程中是十分困难的，很容易就拉断。最后动用了三辆超过一百吨的大吊车，在专家的精心指导下才顺利装吊完成。
    在开凿、断裂的过程中颇多奇异之事，若不是沐浴焚香虔诚祈祷，第三根无法成功。运输途中，开道车夜晚翻车跌入山沟，居然5人安然无恙，连车子都在山民用拖拉机牵引回道路后继续前行，一直开到目的地。

    不去讲那些奇妙的因缘故事，是因为下面说的是当事人的自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两根，为防止出意外，甲方要求某地的矿主在矿点必须备两处石料。沐浴焚香虔诚祈祷自然是有的，但第一根开凿出来后入厂加工，由于比较大，就是半露天，手工和小机械都用了，然后，就断裂了。经分析，是因为下雨导致加工面温差变化而爆裂，后来第二根就搭设了遮雨棚以及其它措施，搞定。最终全重没那么重，具体就不提了。
    开道车翻车也是有原因的，主车重载自然慢行，前车慢慢开道，时间久了容易疲劳，于是一个拐弯就下去了。巧合的是，此地山沟多坡坎，灌木杂草泥土松软，没有滚到沟下，半途就卡住了。山民们也帮忙。
    吊装过程，自然是科学计算，精细操作，一次成功，没有啥插曲的。

    最后，该景区的老总的确是精益求精，成熟景区的某琉璃图壁，完成后始终不满意，最后敲掉，重新设计，由北方某地重新烧造。
    新景区的某区域，原设计建筑物较为密集，建成后发现不够美观，于是和总包方、专业分包方一番斗争，最后硬是拆除了数幢建筑，才有了现在的疏密有致，曲径通幽的禅意。

    对于西方那些历史故事的研究，在学术上也是要挖掘其真正的根源的。不能埋首于故纸堆里做翻译匠和文抄公，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
    例如地米斯托克里在希波战争中的事迹在不同描述中的矛盾，很可能是因为本身事迹的虚构性，类似烽火戏诸侯的典故。
    还有如雅典城邦在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和银矿的发掘与枯竭，根本就是缺乏考古实证的后世传说故事。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银矿，所留的洗矿遗址和近代矿址一致，没有像我国湖北、山西等多处商周先秦时期的古代矿冶遗址那样完整的采矿、洗选、冶炼、制造和人员生活的遗址，前者的牵强附会可能性不能排除。
    银矿的桥段可能是为了解决编故事时候战费不足的漏洞，然后就枯竭了。

    看到观网上有一位网友点评《破解古埃及：一场激烈的智力竞争》作者（英）莱斯利（英）罗伊·亚京斯。颇有道理，特地引述一下，以资同好参考。并感谢原作者PP。

    （原书）把关键的一点点对照表，淹没在冗长的故事情节里，这不是严谨治学，而是对“破解”的人的赞歌。还是老问题，信息的编码，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把已经存在的信息，编制一套新的编码方法，翻译过去就行了。问题在于：Ａ编码的方向，是用现代已有的东西，往古老的方向去编制；另一个编码方向Ｂ，老老实实的破解，因为古、今的编码是二套，太难了，是天书级别，最多是个大概，不可能把二套编码一一对应起来。Ｂ的关键是根据信息学的原则，绝对有无法破解的部分，你做不到一一对应，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是客观规律。只要看一下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对照表，只要前三个符号看完，你就会发现是假的。这三个符号是：男人、女人、男女。这第三个符号是二个字（男＋女）的并排来表示一个意思：人。这就奇怪了，古埃及里没有“人”这个符号，一讲到人，一定是：男＋女！二个符号并列书写来表示“人”。很浅显的，这里有二个问题。一、不符合人对世界的认知。幼儿先认识到爸妈爷奶都是一类的人，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父、母，又后来才知道男、女。人类先认知到的概念，而且广泛使用，居然古埃及人不为它编制一个code！反而不厌其烦的为一个更常用的书写二个符号（男＋女）来指代一个更为常用、简单的“人”这个记号。转码，到低是现代的编码转到这个所谓的古埃及符号对照表，还是真的需要破解从古到今的转码？只学过一点英语的人就都知道，每提到一个人，就会自动区分这个人是男是女，不是he就是she。文言文“他”这个字不用指出性别，这是因为中国人在长期的习惯中，对二性的包容因素和对“他”这个词可以指代更为广泛的“人”的这个文字逻辑。大家看清楚没有，he和she的英语文字语法逻辑，居然和古埃及形象符号的前三个符号，惊人的一致！这就是现代向古埃及“文字”进行编码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古埃及学者，不要去拾人牙慧，学一些数据库的技能，把现代西方各种时期、各种语言进行编码整理，然后再和这个古埃及文字的编码，进行比对。就好象生物基因的比对一样，找出西方不同时期不同的语言，与古埃及文字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果符合一个长期的语言进化史，那古埃及真有可能是西方文明正统。
    不过，如果可以做得出来，西方人早做出来了！而不是通过什么语音演变啦啥的证据。数据库就一个证据：相似度多高，以大数据呈现、排出进化顺序。排除古埃及文字与现代西方语言的近亲关系，这是西方应当解决的问题。这本《破解古埃及：一场激烈的智力竞争》，反而说明，古埃及文字与现代西方的语言文字，有极强的近亲关系！！！重要的事情要有三个感叹号。另外，字母及表音文字，极易编码断裂，不同的断点，数据库更容易识别。莎士比亚的原文，才四百年，已经有部分内容，现代专家有不同的解释派别，互不兼容，也就是说莎士比亚原文的部分内容，已经无法完整破解。如果能天衣无缝的破解，那么可能性是什么？？二、为记录一个“人”这个符号，需要刻画“男＋女”二个符号，古埃及人吃太饱吗？不然就是古埃及真的是资源太多，随随便便汗牛充栋。这种编码方式，是极其低效的编码方式，只要是人类，就会改进，就会有版本１版本２……文言文为啥短小？因为做到有效编码基础上，尽量高效，当时资源不够啊。

    --点评：这一点分析比较细，俺以前是从侧面论述所谓古埃及文字是近代欧洲人蓄意伪造的假文字，包括注音文字的译音变化传承，相关石刻碑铭在工具与工艺上的原真性，相关莎草书、羊皮书在保存条件、建筑载体上的质疑，以及相关人员的个人特征等等。

    --联系中埃联合考古，对100年前高卢佬在此的伪造证据毫不怀疑，全部考古过程没有对建材工艺、加工痕迹、保存状态以及土坯地坪、砌体的问题予以任何检测分析。仅仅是拿着欧洲人伪造的字典去翻译欧洲人伪造的铭文，再来个测量绘图，写个日记抒情，呵呵。

    --顺便提一句，这据信是3000年前留存至今的古埃及战神寺庙的土坯地坪下面居然是尼罗河的冲积层，熟悉软土地基的工程业内兄弟们都明白，在这种水文条件和气候环境下的盐碱危害以及不均匀沉降会是个什么概念，还得呵呵一下子。

    所谓的神话难以和历史去对应。关键是这些神话究竟是不是所谓那个时代的记载和演绎，没有铁证！
    英国佬19世纪整理了印度的两大史诗和四大吠陀后将其断代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没有历法，何谈历史？所以神话只能推测，难以科学断代。
    补充一下，一直说耶经考古学，那里面的硬伤一言难尽。动机却是赤裸裸的。
    没有证据，俺只能把这些美丽的故事作为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编造或是篡改的故事或小说。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很早就在阿拉伯地区的民间口头流传，约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出现了早期的手抄本，到了12世纪，埃及人首先使用了《一千零一夜》的书名，但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才基本定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经产生，便广为流传，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传到了欧洲。《一千零一夜》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世纪初，法国人加朗第一次把它译成法文出版，以后在欧洲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转译本和新译本，一时掀起了"东方热"。1814～1818年，也门谢赫主持发行了第一部阿拉伯文印本，即加尔各答头版本；之后，德国东方学家哈比希特根据突尼斯抄本印行了12卷本（后4卷为弗兰希尔续印），称博尔斯伦本。1835年开罗发行了官方订正本布拉克本，被公认为原文印本中的善本，许多阿拉伯本子和外文译本都以此版本为依据。《阿拉丁和神灯》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都未收入这一原文版本。

    --俺大学时候看了纳训版，后来看了李唯中版和一两种英译版。可以说在看情色小说。不过不会阿拉伯语。可以看到，最早发行的还是要到18世纪初，19世纪初，也门发行了第一部阿拉伯文印本。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奈比亚·阿波托教授，在埃及古代书籍里发现了两页《一千零一夜》抄本残篇，经鉴定为9世纪的抄本。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抄本。在伊斯坦布尔发现过13、14世纪的抄本残篇。此外，在巴格达、阿勒颇、撒马尔罕、突尼斯等地也都有发现，只是年代较晚，多为15～18世纪抄本。这些抄本的故事大致相同，但内容常有出入，篇幅也不尽相同。
    主流学术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一千零一夜》抄本据认为成稿于14世纪的叙利亚,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由于在内容与风格上的统一,因此被学者推为“善本”。从这份14世纪叙利亚抄本衍生了三份年代较晚、但内容相近的叙利亚抄本,以及另一批埃及抄本。埃及手稿包含大量近代材料,虽然凑足了一千零一夜,但风格参差不齐,跟最古的十四世纪叙利亚手稿相去甚远。这批埃及抄本的编者随意修改、增订原来的叙利亚抄本,虽然故事增多了（包括〈辛巴历险记〉）,但引起了风格上的歧异。
    根据这分“足本”手稿,1835年有人在埃及城市布拉克(Bulaq)出版了第三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1839至1842年,再有人根据该埃及手稿的一个抄本,并参照之前的加尔各答本、布雷斯劳本,在加尔各答出版了第四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通常称为“第二加尔各答本”。
    由于“布拉克本”和“第二加尔各答本”所收的故事最多,百多年来各地的翻译者多以这两版本作为翻译的文本。19世纪较为名的西方译本,要数英国探险家、翻译家伯顿爵士(SirRichardFrancisBurton)的16册“全译本”(TheArabianNights),这个译本包括大量以至过量的情欲描写,跟同时代的保守版本大为不同。伯顿的译笔跨张,爱用古字,字里行间极力营造异国情调。
    在象征派诗歌鼻祖马拉美(StéphaneMallarmé)的鼓励下,生于开罗的法国医生兼文人马尔迪鲁斯(JosephCharlesMardrus)重译了《一千零一夜》,于1898至1904年间出版,这个版本收录的故事比加朗的多得多,而且保留了所有情欲的描写,以“足本”、“原味本”自居。

    --对15世纪以前的抄本断代存疑。而15世纪以后的抄本亦然，那时候印刷术已经相当普遍，不能排除这些故事本来就是如同阿凡提故事一样的民间说唱，而抄本有可能是古董商的创作。出版本就是基于外国老故事框架上大肆演绎的坊间小说，颇具畅销书的特征。

    这部作品的故事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波斯和印度。有学者指出，波斯故事集可能源出于印度，原文为梵文，后译为古波斯文(巴列维文)，最后才译成阿拉伯文。二是来自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朝时期流行的故事，特别是哈伦·拉希德和麦蒙两位哈里发当政时期的故事。三是埃及麦马立克朝流传的故事。大致可以估计，《一千零一夜》成书的上限，即它的早期手抄本开始流传的时期，约在公元8、9世纪之交，即中国史籍称作黑衣大食的阿拔斯朝前期；成书的下限，人们根据故事集内容的增补、衍生、变异，各种手抄本的比较，认为到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才在埃及基本定型。此时阿拉伯帝国灭亡已有300多年了。
    《一千零一夜》的书名，出自这部故事集的引子。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日晨即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最精彩处，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她下一夜继续讲。她的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她白首偕老。

    --故事里套故事的框架，此萨桑国可能是波斯，可能是阿富汗故地等，更大的可能只是虚指，但可能暗示了故事的最早来源地，在印度到中国一带。阿拉丁就是中国的居民。辛伯达也是要到东南亚一带溜达的。

    --这里要提一下波斯故事集《九亭宫》，故事框架与《一千零一夜》一样，形成年代可能还要早，其引子是中国南部的藩属国的国王与公主的故事。

    阿拉丁的故事是法国翻译家安托万·加朗编入《一千零一夜》一书的。有一名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阿拉伯说书者说了阿拉丁的故事，加朗在聆听之后加以吸收润色。加朗的日记（1709年3月25日）记录他遇见了名叫犹合那·狄亚卜（Hanna，汉那）的马龙派信徒，由知名法国旅行家保罗·卢卡斯从阿勒颇介绍至巴黎。加朗的日记还说，他的“阿拉丁”译本在1709–10期间完成，编排于《一千零一夜》第九和第十册，并于1710年出版。加朗的版本依据的主要是叙利亚手稿,但他自由地删改原文,以配合当时的文学口味与道德尺度。加朗的版本一纸风行,欧洲各国的出版商纷纷据此转译、改写,推出各种语言的《一千零一夜》。
    约翰·佩恩所作的《阿拉丁和神奇神灯及其他故事》于1901年在伦敦出版，详细说明了加朗和他称为汉那的人的接触，又提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典藏着两份“阿拉丁”故事的阿拉伯语手稿（其中还有两个另外“插入”的故事）。其中一份手稿是18世纪晚期来自叙利亚的杂乱手稿。更有趣的是，另一份手稿为东方学者阿尔芒·皮埃尔·柯欣所拥有，那是1703年完成于巴格达的手稿。在19世纪末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了此份手稿。

    --如果描述属实，这也算是欧洲改编东方故事的现实例证了，只不过改编的是传说故事，而不是历史典籍。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丁与神灯〉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这两个有名的故事,首次出现在加朗的译本中,在叙利亚抄本或任何别的抄本中都没有这两个故事.据加朗说,这两个故事是由一个阿拉伯基督徒口授,再由他笔录的.加朗的版本问世后,两度有人声称发现〈阿拉丁〉的手稿,但经过检验,证实都是从加朗的法文“反译”回阿拉伯文的膺品。

    --这段内容请诸位自己研判吧，别的那些印刷术普及以后的抄本呢？呵呵。

    实际上，这些一夜一夜的故事不是英国淑女在火炉边坐在沙发里念的故事;是满脸纹路和横肉,在商道上和巴扎里混了大半辈子的穆斯林老头讲给艰苦营生的路人们听得...口述文学,用词不雅,多有重复.....
    “纤细的腰身让人不觉清瘦；丰隆的胸部让人不感臃肿；略凸的腹部裹在衣裙下面，恰似书中折叠的书页藏而不露，惟其微微的起伏与石榴般饱满的双乳那轻轻的摇摆彼此呼应。”
    落魄的王子被迫与假扮的国王发生同性关系，譬如王子说说不要这种丑行，宁愿贫困也要维护尊严。国王说你逃不掉了，这注定要发生，这是安拉的安排。王子又说你都有那么多女人了，（为啥还要搞个男的），放过我吧。国王又说话虽如此，但比起那些女人，我还是比较爱慕你。王子听了，知道逃不掉了，就要国王保证，虽然要干这样的事儿，但“只做一次，从此以后，你别再来找我”，说这样也许安拉会原谅我的丑行......一边念着“一切无能为力，只盼安拉解救”，一边“极为害羞的脱下衣裤，伤心的流下泪水。”国王见状十分高兴，让他上床，并保证今夜之后再不会有这样的丑事发生。说完翻身紧紧拥抱和亲吻王子，四条腿彼此交缠在一起。国王对王子说：“你用手揉搓我两腿中间那东西，也许他会挺立起来”，王子哭到：“我一生从未做过这种事。”国王说我命令你，你必须作，王子只好作，“心儿紧张的怦怦直跳”，王子发觉国王的两腿像丝绸那么柔软像奶酪那么细腻，感到一阵愉快和舒适，便用手摸遍国王全身，直摸到国王两腿间，并暗想也许国王不男不女，是个中性人。.......

    --前面是某爱书者的评论，这个是戛梅禄王子和白都伦公主的故事片断，嘿嘿。

    --阿拉伯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大量描述了印度和波斯的相关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希腊。这表明了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希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关于一神教破坏土著宗教或原始崇拜的案例很多，不仅是沙漠绿教，还有亚伯拉罕三大教之一的基督教：

    基督教摧毁希腊文化编年纪事

    译序：基督教早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因为其自身的排他性和不宽容，在罗马帝国确实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其受迫害程度远远不像教会、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无限夸大的那样。罗马帝国最讲究的是效率，如果要对基督教进行系统的挤压，可以说，很短时间内就会把基督徒杀得一个不剩，至少，天主教会的那些所谓的殉难圣者的名单不知道会比现在长多少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以生存，完全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而基督教得势后对异教的迫害，可以说已经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而且，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基督教为消灭所谓的异教文化像样地道过歉。教会无限夸大自己所受的迫害，实际上已经是在篡改历史。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一方面是看未被基督教的有色眼镜歪曲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史为鉴，明白我们今天所应作和所应避免的。

    以下一段编年纪事以希腊文化区为主，其他地区的事件基本没有涉及到，因而只是基督教血腥历史的一斑而已。即使从这一斑，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基督徒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就是基督教如何能成为一个主流宗教。如果也有几百年的时间像基督教一样“传教”，现代的任何一个邪教也一样会成为世界主流宗教。
    324年
    康斯坦丁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官方宗教，下令关闭Dydima和小亚细亚的阿波罗神庙/卜算圣所，将异教的祭司们折磨致死，将所有的异教徒从Athos山上驱逐，摧毁那里所有的希腊神庙。
    326年
    康斯坦丁皇帝听其母亲海伦的唆使，摧毁Aigeai和Kilikien的Asklepios神庙以及耶路撒冷、Aphaka、Mambra、腓尼斯和Baalbek等地大量的阿弗罗狄忒爱神庙。
    330年
    康斯坦丁皇帝为了装饰自己的新国都NovaRoma（君士坦丁堡），大量掠夺希腊异教神庙里的财富和雕像。
    335年
    康斯坦丁皇帝下令关闭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的大批异教神庙，把所有的魔术师和算卦人钉上十字架处死。新柏拉图哲学家Sopatros殉难而死。
    341年
    FlaviusJuliusConstantius皇帝（康斯坦丁皇帝的儿子）迫害所有的算卦人和希腊文化者，众多的希腊异教徒被捕或被处死。
    346年
    君士坦丁堡新一轮的大规模异教徒迫害。著名演说家Libanios被作为魔术师放逐。
    353年
    FlaviusJuliusConstantius下旨对任何偶像的宗教崇拜者处以死刑。
    354年
    皇帝下新旨关闭所有异教的神庙，一些神庙遭受亵渎，被转变为妓院或赌场，异教祭司被处决。
    354年
    FlaviusJuliusConstantius皇帝另下新旨，命令摧毁异教神庙、处死所有偶像崇拜者，帝国境内不同的城市首次有图书馆被烧毁。被关闭的神庙附近出现了第一批石灰厂，一大部分异教建筑被加工为石灰。
    357年
    FlaviusJuliusConstantius皇帝下令惩罚任何（星象之外的）算卜行为。
    359年
    基督徒在叙利亚Skythopolis建立第一批死亡营，用于折磨和处决全罗马帝国被捕的异教徒。
    361-363年
    异教徒皇帝FlaviusClaudiusIulianus于361年12月11日在君士坦丁堡宣布复活异教信仰，重新出现宗教宽容。
    363年
    FlaviusClaudiusIulianus皇帝于6月26日被谋杀。
    364年
    FlaviusIovianus皇帝下令烧毁Antiochia图书馆。同年9月11日，皇帝下令将所有崇拜祖先的神或做算卜的异教徒全部处以死刑。当年皇帝签发的另外三个御令（分别为2月4日、9月9日和12月23日发布），命令没收异教神庙的所有财产，对参加异教宗教仪式的人处以死刑，包括在私人范围内参加这种仪式的人。
    365年
    11月17日，皇帝签发御令，禁止异教军官指挥基督徒士兵。
    370年
    皇帝Valens下令在整个东罗马帝国对异教徒进行迫害，在Antiochia，除了众多的异教徒，前总督Fiustius以及祭司Hilarius和Patricius被处死，东罗马帝国许多城市大量书籍被烧。前皇帝Iulianus所有的朋友都受到排挤，哲学家Simonides被活活烧死，另一位哲学家Maximus被杀头。
    372年
    皇帝Valens命令小亚细亚的总督，消除一切希腊文化追随者和希腊智慧的文献。
    373年
    算卜方法再次被禁止。为了贬低异教徒，引入了pagani（乡巴佬）这个概念。
    375年
    基督徒在希腊的Epidauros关闭Asklepios的庙。
    380年
    通过FlaviusTheodosius皇帝在2月27日签发的御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他要求“所有臣服于朕的恩宠与宽怀下的各民族，均应保持罗马人通过神圣的使徒彼得所得到的宗教的信条”，称所有非基督徒“令人恶心、异端、愚蠢而盲目”。他在另一个御令里把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称为疯子，并威胁惩罚所有偏离教会教条的人。米兰主教Ambrosius开始摧毁当地所有的神庙，基督教神甫带领狂热的人群冲击Eleusis的Demeter神庙，试图公开打死神庙长者Nestorius和Priscus。95岁高龄的Nestorius关闭了Eleusis的秘教，宣布人类的精神黑暗时期到来。
    381年
    5月2日，Theodosius剥夺返回异教的基督徒的所有权利，东罗马帝国各地都有图书馆和神庙被抢劫或焚烧。12月21日，Theodosius宣布，即使参观希腊神庙也要被惩罚。在君士坦丁堡，爱神阿弗罗狄忒的神庙被转成了妓院，Helios和Artemis的神庙被改修成了马圈。
    384年
    Theodosius皇帝命令地方官MaternusCynagius，一个狂热的基督徒，与当地主教合作，摧毁希腊北部地区和小亚细亚的异教神庙。
    385-388年
    MaternusCynagius在其狂热妻子的鼓励下，与主教“圣”Marcellus一道转战全国，关闭并摧毁了数以百计的希腊神庙、神龛和神坛，其中包括Edessa神庙、Imbros的Kabeirion、Apamea的宙斯庙、Dydima的阿波罗神庙以及Palmyra所有的庙。数以千计的异教徒被关进Skythopolis的死亡营，殉难而死。
    386年
    6月16日，Theodosius皇帝下令，凡维修被关闭的异教神庙的，都要受处罚。
    388年
    Theodosius下令禁止公开谈论宗教问题。年老的演说家Libanius给Theodosius写了著名的"ProTemplis"这封信，呼吁对仅存的少数希腊神庙给以尊重并免以摧毁。
    389-390年
    所有非基督教的纪年方法遭到禁止，沙漠里狂热的隐居者成群结队冲入中东和埃及的城市，摧毁神像、神坛、图书馆和异教神庙，公开打死异教徒。亚历山大城的教父Theophilos开始大规模的异教迫害活动，把Dionysos的神庙转变为教堂，烧毁城市的Mithra圣地，摧毁宙斯神殿，在把异教祭司用石头打死之前公开嘲笑他们。狂热的人群亵渎异教圣像。
    391年
    2月24日，Theodosis皇帝颁发新御令，不仅禁止参观异教神庙，而且禁止观看被砸毁的异教圣像。全帝国新一轮的异教徒迫害。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异教徒在哲学家Olympius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经过巷战后退守Serapis神庙。基督徒经过暴力围攻后冲入神庙，摧毁建筑，烧毁了其中著名的图书馆，亵渎了圣像。
    392年
    11月8日，Theodosis皇帝禁止一切非基督教仪式，称这些仪式为“异教迷信”(gentiliciasuperstitio)。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异教迫害。Samthrake的秘教聚会点被解散，其祭司被活活打死。在塞浦路斯，当地主教“圣”Epiphanius和“圣”Tychon摧毁了岛上几乎所有的神庙，被打死的异教徒数以千计。阿弗罗狄忒在当地的秘教点被解散。Theodosius皇帝的御令里说：“不听从Epiphanius神父的人在这个岛上没有继续生存的权利。”在Petra、Aeropolis、Rafia、Gaza、Baalbek及中东的其他城市，异教徒奋起反抗皇帝和教会。
    393年
    Pythic、Aktic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被作为希腊“偶像崇拜”禁止。基督徒关闭奥林匹亚神庙。
    395年
    7月22日和8月7日的两道御令掀起了新的异教迫害。FlaviusArcadius皇帝的宦官兼宰相Rufinus指挥Alarich手下受了洗的哥特人军队冲进希腊，受基督教神甫的鼓励，这些野蛮人洗劫了大批城市（Dion,Delphi,Megara,Korinth,Pheneos,Argos,Nemea,Lykosoura,Sparta,Messene,Phigaleia,Olympia等等），打死大量的异教希腊人或将其贩卖为奴，烧毁了所有神庙。他们也洗劫了Eleusis的圣殿，将其祭司和Mithra教长老Hilarius活活烧死。
    396年
    12月7日，Arcadius皇帝颁发新的御令，命令把信奉异教当作叛国罪加以处罚。仅余的少数异教祭司和长老被关进牢房。
    397年
    “摧毁它们！”Arcadius皇帝下令，必须摧毁剩余的所有异教神庙。
    398年
    Karthago第四次教会会议决定，禁止任何人，包括基督教主教，研究异教书籍。Gaza主教Porphyrius摧毁了他所在的城市几乎所有的异教神庙，只有9座神庙幸免。
    399年
    Arcadius皇帝7月13日重发御令，命令立即摧毁主要是在大陆地区残存的所有异教神庙。
    400年
    主教Niketas摧毁在Vesai的Dionysos神庙，为这个地区所有的异教徒施洗。
    401年
    基督徒在Karthago聚众闹事，活活打死异教徒，摧毁神庙和“偶像”。在Gaza，当地主教Porphyrius（后世也被封了圣）指使他的追随者私刑处死异教徒，摧毁仅余的九座异教神庙。Chalkedon的第15次教会会议决定，所有与异教亲戚保持关系的基督徒（即是死后也）全部被开除出教。
    405年
    君士坦丁堡教父JohannesChrysostomus派遣穿灰衣的教士成群结队手持棍棒和铁棒去摧毁巴勒斯坦地区所有城市里的“偶像”。
    406年
    JohannesChrysostomus向富裕的基督教妇女募捐，从财政上资助毁坏希腊神庙的活动。他下令摧毁Ephesos著名的Artemis神庙。在Salamis和塞浦路斯，后世被封圣的Epiphanius和Eutychius继续从事迫害异教徒和彻底摧毁异教神庙与圣地的活动。
    407年
    皇帝重发御令禁止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行为。
    408年
    西罗马帝国皇帝Honorius和东罗马帝国皇帝Arcadius共同命令，异教神庙里所有的雕像必须摧毁或搬走，私人收藏异教雕像也被禁止。多个地方主教再次发起异教迫害和焚书运动，同情异教徒的法官自身受到迫害。在阿尔及利亚的Calama，“圣”奥古斯丁屠杀数百名奋起抗议的异教徒。
    415年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基督暴徒在主教Cyrillus的挑动下，在复活节前几天袭击美丽的著名女哲学家Hypatia，将其活活撕碎。暴徒抬着她的尸体碎片在亚历山大城游街示众，然后在一个叫作Kynaron的地方把她和她的书一齐烧掉。8月30日，北非开始对所有异教徒祭司的新一轮迫害，他们不是被钉上十字架就是被活活烧死。
    416年
    “雅”号“上帝之剑”的Hypatius在Bithynia消灭最后一批异教徒。12月7日，君士坦丁堡解雇所有的非基督徒军官、国家官员和法官。
    423年
    6月8日，皇帝Theodosius二世宣布，异教徒的宗教都是魔鬼信仰，所有坚持异教信仰的都要被关进监狱并受刑。
    429年
    雅典Akropolis的雅典娜神庙被洗劫，雅典异教徒遭受迫害。
    435年
    11月14日，皇帝Theodosius二世颁发新御令，命令对帝国内所有的“异端”和异教徒处以死刑，只有犹太教作为非基督教被承认合法。
    438年
    1月31日，皇帝Theodosius二世颁发新的反异教御令，指责其“偶像崇拜”导致刚刚爆发的瘟疫。
    440-450年
    基督徒摧毁雅典、奥林匹亚和其他希腊城市所有的纪念碑、神坛和神庙。
    448年
    皇帝Theodosius二世下令烧掉所有的非基督教书籍。
    450年
    阿弗罗狄忒城（Aphrodisia）所有的神庙被毁，当地所有的图书馆被烧，城市被改名为十字架城（Stauroupolis）。
    451年
    皇帝Theodosius二世颁发新御令，重申“偶像崇拜”要被判死刑。
    457-491年
    帝国东部有零星的异教迫害活动，其中，医生Jacobus和哲学家Gessius被处决，Severianus,Herestios,Zosimos,Isidorus和其他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关押。传教人Konon及其追随者在北爱琴海的Imbros岛消灭最后一批异教徒，在塞浦路斯，宙斯的最后一批崇拜者被杀死。
    482-488年
    小亚细亚反皇帝和教会的绝望起义失败，异教徒的大多数被消灭。
    486年
    埃及搜出更多的异教“地下”祭司，他们被关押、示众、严刑拷打，最后被处决。
    515年
    洗礼成为每个人的必须，对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也这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Anastasius下令屠杀阿拉伯城市Zoara的异教徒，并摧毁当地神祗Theandrites的神庙。
    528年
    Jutprada(Justinian)皇帝禁止在Antiochia举行的替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下令（通过火刑、钉十字架、喂野兽或钉铁钉）处死一切行“巫术、占卜、魔术或偶像崇拜”的人，禁止（“受希腊人亵渎上帝的愚蠢之苦”的）异教徒从事教学。
    529年
    Justinian皇帝禁止雅典哲学院，并下令没收其财产。
    532年
    狂热教士、宗教裁判团成员JohannesAsiacus开始征伐小亚细亚异教徒的征战。
    542年
    Justinian皇帝特许JohannesAsiacus到小亚细亚的Phrygia,Caria和Lydia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在长达35年的征战中，他在被摧毁的异教圣地的旧址上修建了99座教堂和12座修道院。
    546年
    数以百计的异教徒在君士坦丁堡通过JohannesAsiacus被杀。
    556年
    Justinian皇帝命令极端宗教裁判者Amantius到Antiochia搜索、拷打并消灭该城最后一批异教徒，烧毁所有私人图书馆。
    562年
    雅典、Antiochia、Palmyra和君士坦丁堡大批异教希腊人被捕、游街示众、被拷打、监禁，最后被处决。
    578-582年
    基督徒在帝国东部到处拷打异教希腊人并把他们钉上十字架，Heliopolis(Baalbek)的最后一批异教徒被消灭。
    580年
    宗教裁判者进攻Antiochia的秘密宙斯庙，祭司们自杀，其他异教徒被捕。所有被抓的人，包括副总督Anatolius被严刑拷打后送往君士坦丁堡受审。他们被判死刑，要被狮子撕碎，只因为野兽没有兴趣，他们被钉上了十字架。基督暴徒们随后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进一步毁坏他们的尸体后把他们扔到垃圾堆。
    583年
    Mauritius皇帝治下再次出现异教迫害。
    590年
    基督教控告者在东罗马帝国各地“揭露”异教“密谋”，掀起新一轮的拷打和处决。
    692年
    君士坦丁堡的Penthekto教会会议禁止和Kalende,Brumalia以及Dionysos等有关的异教节日的残余。
    804年
    希腊Lakonia的MesaMani地方的异教希腊人成功地抵御了君士坦丁堡教父Tarasius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努力。
    850-860年
    Lakonia的最后一批异教希腊人被亚美尼亚“圣者”Nikon强行洗入基督教。

    译后记：
    这篇编年纪事的德文版由德国网友根据VlassisRassias2000年在雅典出版的《毁灭他们！》一书整理。

    补充一点关于伊斯兰的保护：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根据伊斯兰教的齐米（dhimmi）制度，作为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可享受有限度的自由，例如信奉原有宗教的权利，但是待遇有如二等公民。基督徒及犹太人不被视为与穆斯林平等，前两者指控穆斯林的供词不会被法庭接纳。基督徒及犹太人被禁止携带武器或骑马，他们的房屋与宗教建筑也不能高过穆斯林的，不准穿绿色衣服，宗教活动也要顺从穆斯林的规定，此外还有其它法律上的限制。违反这些法令的人可被处罚，轻则罚款，重者可被处死。
    普通百姓被允许仍旧保持自己原有的宗教。但是他们需要缴纳人头税或称为人丁税和十一税。著名的贾比亚条约就记载了这种情况。许多学者记载了这一发生在政府耶路撒冷时发生的事件，以下是其内容：
    “以至仁至慈主的名义，这是一份为爱丽亚人民签订的条约。”这是安拉的仆人、“信士的长官”对爱丽亚人民的恩典。他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房屋受到保护，他们的教堂、十字架以及建造教堂和佩戴十字架的人都受到保护。你们的教堂既不会被改成住宅，也不会被毁坏，里面的十字架和居民的所有财产都会得到保护。你们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不会有任何限制。犹太人可以和基督徒一起在爱丽亚生活，在此居住需要象在其它城镇的人一样缴纳人头税。希腊人和强盗将离开这里，但他们在遭到安全的落脚处之前，还可以在这里享有安全通行权，。当然，如果他们中有愿意留下来的，也要象其它人一样缴纳人头税。如果爱丽亚人中有愿意与希腊人一起离开的，可以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但要放弃他们的教堂和十字架。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前，他们的安全会得到保证。城镇里的外来人如果愿意缴纳人头税也可以留下来。当然他们也可以和希腊人一起走，但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去。他们在收获之前不用交纳任何税。只要愿意缴税，安拉、他的使者及其继承人和虔信者便会保护他们并与之成为盟友。
    “见证人哈立德-伊本-韦立德、阿穆尔-伊本-阿绥、阿卜杜拉-拉赫曼和穆阿威叶。”
    以上就是关于顺民的最初描述，也是对其的定义，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地位、享有的权利和应该遵守的义务。

    顺民或称保护民除了缴纳赋税之外[x]，还要负担12项义务，其中包括6项必须做的和6项鼓励做的。
    前面六项包括：不应侮辱《古兰经》、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不能迎娶穆斯林妇女；不能企图使穆斯林改教或损害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不能帮助敌人或包庇间谍；只要违反其中一条，穆斯林就会撤回对他的保护；他就会成为叛徒并因此丧命。
    六项鼓励做的是：衣着区别于穆斯林，他们穿有希亚尔——衣服上的黄色补丁和赞纳尔（即腰带）；他们的房屋不能高于穆斯林的房屋；不能按他们的木铃，不能大声读他们的经文；不能在公共场所喝酒，不能让别人看见他们的十字架或猪；他们的亲人去世时，哀悼和埋葬必须默默进行；他们不能骑马，只能骑骡子或驴。[xi]
    但是这一种待遇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犹太人以及所罗雅斯德教徒的，即被称为“有经人”。对于无信仰者，他们则只能在皈依和宝剑中选择一样。
    三、战争中被俘虏的沦为奴隶，可以改宗成为穆斯林，获得自由[xii]。婚姻上有限制，即准许穆斯林迎娶非穆斯林女性以壮大穆斯林的队伍，于是与女奴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禁止非穆斯林迎娶穆斯林女性。
    四、对于新穆斯林，虽然有别于从开始就皈依安拉的穆斯林，但总体还是有很多照顾的政策。他们需要缴纳人头税或者称为吉兹亚。土地被分为两个等级，欧斯里亚（也就是需要缴纳十一税）和哈拉吉耶。第一类土地被分配给那些最开始就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的居住地被穆斯林清理后土地在被征服后在这些皈依者之中重新分配；第二类土地分配给接受条约的顺从者。[xiii]
    实际上为了让更多人皈依伊斯兰教，保护费和人丁税通常占土地收入或者财产收入的1/2，典型胡萝卜+大棒政策。
    多神教徒则一般面临屠杀，只有改宗的“叛徒”才能活下来。

    伊斯兰教的所谓“宗教宽容”，是指用武力征服了一片异教徒土地后，将不是基督徒、犹太教徒的其他人杀掉，然后穆斯林当一等人，基督徒、犹太人当二等人。

    二等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很多屈辱的条件要服从，比如要交特别的人头税，房子不能超过穆斯林的，教堂不能盖新的不能翻新，不能娶女穆斯林等等。
    一般穆斯林连这个也做不到，而是征服后直接摧毁掉教堂，把异教徒当奴隶卖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就干过不少这种事，直到十九世纪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土耳其人还把几万反抗的希腊人卖为奴隶。

    土耳其人在东南欧收“血贡”，强制性的在东南欧的基督教地区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克罗地亚等征用年龄在4-7岁的年轻男孩女孩，将他们送到君士坦丁堡，男孩强制性的实施割礼，并加入伊斯兰教，待其长大后编入土耳其军队，将其彻底同化为土耳其人，之后再利用他们血腥屠杀、弹压自己的父母兄弟；
    女孩则在10岁左右就成为土耳其平民和贵族的女奴，为他们生儿育女。

    建立顺民制度标准的人是奥马尔二世，他对顺民的条款如下:
    我们不会在居住的城市或邻近地区建造新的修道院或教堂，也不会修葺沦为废墟或坐落在穆斯林领地的修道院及教堂。
    我们的大门会向行人和游客敞开。我们会为途径我们地区的穆斯林提供三天的食宿。
    我们的教堂和居所不会庇护或隐匿任何密探。
    我们不会公开展示我们的宗教，也不会劝人皈依。亲族中如有人愿意归顺伊斯兰，我们不会阻止。
    我们会向所有的穆斯林表示尊敬，当他们想坐下时，我们会从座位上起身致敬。
    我们不会模仿他们的穿着，企图与他们相似。
    我们不会骑马或骆驼；也不会随身配剑或携带任何其它武器。
    我们不会将阿拉伯文刻在我们的印章上。我们不会售卖发酵的饮料（酒）
    我们会修剪前额的头发（一种羞辱的标志）。
    我们会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同样的装扮，包括绑特定的腰带。（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穿着特殊的服饰）
    我们不会在道路上和穆斯林的市场里展示我们的十字架和书籍。我们在教堂里会轻声拍掌。我们在出殡时会保持低声。我们不会将已分配给穆斯林的奴隶据为己有。
    我们的房屋不会高过穆斯林的房屋。
    任何有意攻击穆斯林的人都将失去本条约的保护。

    以上摘录不能完全描述顺民的世界.伊斯兰统治了所有的公共区域，政府是伊斯兰的，教育是伊斯兰的，衣服是伊斯兰的，文学是伊斯兰的，只有顺民屋内的陈设不是伊斯兰的.一位顺民的言语不能在法庭上用来攻击一位穆斯林，而犯罪触犯顺民的案件却很少被提及。

    顺民身份的出现。一半以上的基督徒消失了。一半的印度文化不见了，一半的佛教徒不见了，索罗亚斯德教也消失了。阿拉伯语代替了其他语言，法律，风俗，名字和历史销声匿迹。当拿破仑侵略埃及时，他发现埃及的阿拉伯人根本就不知道关于金字塔和寺庙的任何事情。伊斯兰抹掉了法老五千年的传统。
    首先是圣战，然后是顺民制度，紧接着便是当地吉玛文化的消亡。这些事件成为之后1400年的模型。顺民在伊斯兰中成了二等公民，并且还要缴纳沉重的人头税。只有犹太人，基督徒，还有一些琐罗亚斯德派的人可以选择成为顺民.佛教徒，印度教徒和万物有灵论者者只有选择死或反叛。
    埃及人就是被宽容成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人打出沙漠，消灭了多少教堂，直接把波斯人“宽容”成了穆斯林，把拜火教“宽容”没了。
    至于奥斯曼土耳其，不说也罢，看看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土耳其人干了什么就知道了，看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人的遭遇就知道了。

    阿拉伯人入侵时，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是最后投降的。投降协议上明确写着，修道院的一半必须要交给阿拉伯人建造清真寺，在这次入侵行动中，阿拉伯人的这种要求几乎是一种例行条件。
    一边有人向上帝祈祷，另一边有人诵读《古兰经》的奇特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穆斯林就向基督徒购买并随后彻底摧毁了另一半天主教建筑。

    好，问题来了，所谓的古希腊建筑是如何被伊斯兰保护了1400年的呢？这就是建筑的传承？

    顺便提一句，凡是拿所谓雅典卫城中的伊瑞克提翁神殿南侧廊台的六尊女像柱（Caryatids）来证明辉煌的古希腊建筑文明的主儿，都可以试试扛一尊维纳斯杵到随便哪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的首都中心大清真寺门口去。

    对希腊的当年历史再说道说道：

    在穆斯林居于统治地位的多民族国家，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盗匪被尊为希腊独立的先驱。后人为他们隐去了很多劫杀自己人的情节，塑造成类似罗宾汉、梁山好汉的形象，在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故事中，加入和夸大反抗奥斯曼的事迹。这是近现代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对有关记述的一种普遍现象，希腊盗匪的历史作用具有多重性，既反抗奥斯曼，又祸害普通百姓，既促进国家独立，又阻碍国家现代化。当然如果只是盗匪闹革命，前途并不光明。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是因为当时欧洲民族主义的传播。

    --（点评）穷山恶水出刁民，那时候的希腊区域盗匪为患，奥斯曼政权又逐渐衰落，正好是欧洲列强下手的时机。

    希腊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首先来自希腊人中的商人团体。借助海上贸易，他们很容易与西欧频繁接触，他们将独立意识逐渐传播给盗匪、地主、教士、学者、学生，以及政府体系中的军人、官员等所有对现实不满的希腊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手串思考民族的未来，并希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多年酝酿培育，部分希腊人的民族主义升至国家主义，在军事上借助盗匪的武装力量，终于在1821年打响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第一枪。1822年起义军宣布希腊独立，起草宪法。

    --（点评）那会儿就有颜色革命了，只不过用的是手串。西方，商人，盗匪，起义，路线图饶有趣味，这时候是有领导群体的。

    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奥斯曼帝国还没有沦落到面对起义军不堪一击的地步，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英法两国间几百年的世仇，因拿破仑时代的终结开始和缓。俄罗斯与奥斯曼接壤，纷争不断。三国都想瓜分奥斯曼的利益，因此对于瓦解和削弱奥斯曼达成共识，而支持希腊独立是最有效的办法。

    --（点评）事实上是篡夺了希腊的独立，西方通过商人和盗贼下手搞地方武装独立运动，最后索性出手搞殖民地政权。见下面叙述，这里先谈动机。

    英国人积极参与到希腊独立运动中来。与法国武力输出启蒙，以及后来苏联武力输出革命、美国武力输出民主相似，英国是长期武力输出独立。换一个角度讲就是支持分裂，最大限度地肢解其他国家，扶持傀儡，以期获取最大利益。当然这是在英国不能实现殖民的前提下，对自己的殖民地则是另一幅面孔。在希腊独立问题上，法国与英国高度一致，当然不甘人后，也是出人出力。在迫使奥斯曼承认希腊自治未果后，1827年10月，俄英法三国联合舰队与奥斯曼、埃及（奥斯曼附属国）的联合舰队展开纳瓦里诺海战，后者几乎被全歼，这是最后一场完全用帆船来作战的重要海战，此役过后奥斯曼帝国遭受沉重打击，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力急剧下降。

    --（点评）列强着急啊，索性自己出马了，呵呵。问题是对待自己的殖民地时候是个什么嘴脸？请去看当年英国强盗炮决印度反抗军首领们的老照片。

    战争仍在继续，1829年希腊政府将纳夫普里翁定为首都。奥斯曼已经无力回天，1830年4月被迫承认希腊独立。1834年希腊政府迁都雅典时，已经拥有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半岛南部和爱琴海西部岛屿。一切看上去比较顺利，都是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混乱，因为希腊不是美国，而更像法国。独立过程中，希腊各政治派别、起义军争权夺利，互杀不断，死亡人数比奥斯曼屠杀的还多。为平息纷争，1833年希腊各方同意接受西方列强为他们选定的巴伐利亚的世子奥托作为国王，实现了脆弱的平衡。但政局稳定一段时间后，是又一轮的利益争夺，内斗屠杀。

    --（点评）注意此时新政权的地盘，比现在的地方小一截。“死亡人数比奥斯曼屠杀的还多。”然后西方列强就是救世主，选定了德国佬的一个小家伙当国王，问题是那几位独立运动的领袖是怎么死的？咱中华当年军阀混战，也来几个列强救世，选个东海那面倭王手下萨摩藩的公子当新朝的皇帝？这嘴脸，呵呵。

    脱离奥斯曼的统治，并没有立刻给希腊带来和平幸福。作为一个小国，长期属于三国委员会执政，德国佬就是个傀儡，不可能享有真正的独立。新希腊的成长过程极具典型性，处于地缘政治的交锋之处，新的内乱外患几乎无法避免。当时列强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侵略扩张及建立殖民地一直都在进行，支持希腊独立不过是其中的另一种形式。但在当时的对外宣传中，借助古希腊重新获得的崇高历史地位，希腊作为欧亚大陆摆脱旧帝国统治，获得新生的第一个独立国家，其示范作用非常显著，鼓舞了巴尔干地区一批小型的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当然巴尔干火药桶也因此而来。

    --（点评）所谓的希腊，就是一个列强从奥斯曼嘴里挖出来的殖民地，只不过伪造历史找理由罢了。

    另外，再提一下所谓古希腊建筑与文物的源头，英国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学者增多。他们更加注重历史研究，对于古希腊时代及对后世的影响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有各类人到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出访、经商、研究、旅游。驻奥斯曼大使额尔金爵士购买或偷盗雕像，诗人雪莱感慨“我们都是希腊人”，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试想时光倒退几百年，英国人还在竭尽全力抢劫西班牙船队上的货物时，即使免费赠送古希腊雕像估计都没人要。这些破石头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又不是基督教的圣物，更何况还要为此当盗贼、花钱买、掏运费。

    --（点评）俺以前已经提过，在18-19世纪的一堆英国“二代”的时尚就是编造历史和探险盗宝，这方面有的是论文与记载，看看那些家伙的出身或历程就明白了。
    --问题来了，这些破石头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又不是基督教的圣物，更不是伊斯兰教的宝贝，都属于古代异教徒的偶像，是谁在保护？这里还不提大理石的自然风化侵蚀。

    希腊遭受奥斯曼帝国占领长达四百年，但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的古代历史文化。
    当十九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从希腊撤走后，独立的希腊清除了奥斯曼统治时代的一切伊斯兰文化遗迹，全面恢复东正教文化。
    唯独在与土耳其接壤的边远山区穆斯林聚居区域，许可有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存在，把他们隔离在希腊主流文化之外。
    一幅所谓雅典卫城图画，据说绘于1821年，那里面描绘了高大上的希腊古建筑，柱廊的中央赫然矗立着一座清真寺，附近穷山秃岭，稀稀拉拉的奥斯曼伊斯兰风格的民居，符合当时仅仅万把居民的雅典城市状况。
    此后的希腊首都雅典全市没有一座清真寺﹐直到2012年新清真寺建成。

    --（点评）清除一切！一神教的斗争便是如此，即使存在所谓的古希腊，后来的政权、族群和宗教变迁，带来的不是爱与宽恕，而是血与火。按此记述，基督徒希腊毁灭文化的罪恶比穆斯林奥斯曼要严重得多，为什么西欧列强就不保护伊斯兰文化和古建筑呢？

    --上述边远山区的穆斯林也不是什么受保护，那地方要到一次大战时期才被列强从土耳其手里抢过来的，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这时候才算是希腊的地盘，然后就是一场奇怪的大火，老建筑一扫而空，法国驻军在法国学派建筑师的规划下出手重建。
    --现在那里大把的所谓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据说创建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哦。

    --还是俺的老问题，雅典当年所谓古希腊神庙中央的清真寺和周边那些伊斯兰建筑在哪里？修旧如旧还是保护古建筑？

    俺多次提到文抄公翻译匠的问题，也说过所谓辉煌的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经济考古成果和所谓历史记载难以符合的问题，下面来看看不同意见的对比：

    最近看到一篇论文《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的几个问题》作者是历史学博士、讲师。
    【摘要】古典时代雅典进出口贸易主要依靠海上运输。雅典进出口货物类别多样,数量可观,既包括农副产品,也包括矿产品及手工制品。海事贷款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的基本前提和主要融资形式,也是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具有明显的生产性特征。就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海上贸易融资而论,芬利古代经济模式需进行必要的微调。

    --具体就不引述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就是一堆翻译，考古的佐证极少，包括所谓在爱琴海区域当时唯一的彩陶供应点就是雅典，留存至今的彩陶、银币的大规模窖藏的可靠的考古发掘阙如。
    俺只能说，大家都在玩嘴皮子。你那些一年多少塔兰同的财富就不储藏？
    中华自海贝时代绵延至今，陶瓷、钱币窖藏考古不绝于世，这才是发达的文明。
    至于啥海事贷款，那是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之类的城邦政权商业家族的事情，又是一个造爹的事例。

    伪史的内容还是要学习的，不少支持者与反对者根本不看学术专著或是传世文献，未免浮躁。

    斯巴达与雅典经济实力

    在古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收入的主要来源都是农业（芬利模式），希腊虽有像雅典这种例外，但其他城邦还是无法摆脱这个规律。
    斯巴达是个认为从事手工业可耻的城邦，其经济基础也是农业，其主要领土拥有3000多平方英里，位于美塞尼亚、阿尔卡迪亚、拉哥尼亚，相比贫瘠的阿提卡、尤俾亚，伯罗奔尼撒拥有更多的农牧资源。普鲁塔克记述道，拉哥尼亚在来库古时期是以小地产为主，平均每块地产有90亩地，总共有30000块这种地产，其中9000份附属于斯巴达，每份地产每年需要缴纳165蒲式耳谷物（席代岳版本的名人传直接把82米底姆诺斯说成是82蒲式耳......）和适当比例的油和酒，也就是1485000蒲式耳谷物加上油与酒。但这里说的只是缴纳的数量，土地的耕作者也是要吃饭的，如果每块土地住着一家四口或五口，每人每年消耗约6蒲式耳谷物，这样还要增加27万蒲式耳~21万蒲式耳谷物，取25万这个数，斯巴达在来库古时期就能从拉哥尼亚获得约175万的蒲式耳谷物以及大量的油和酒。
    斯巴达还有在第一次麦西尼战争后获得美塞尼亚领土，虽然这部分领土并有史料记载相关产量和面积，但美塞尼亚适于耕作的低地地区都被斯巴达人攫取了，往高估计，美塞尼亚的年粮产粮能有200万蒲式耳谷物和大量的油和酒，往低估计应该也有150万蒲式耳谷物以及油和酒，取中间值175万，加上拉哥尼亚的年产量，那就是350万蒲式耳谷物以及数量不明的油和酒，足足是雅典人消耗的两倍，除此之外，斯巴达的经济来源还要算上阿尔卡迪亚地区的收入，尽管该地没有多少种植业资源，但却有许多牧场以及适合葡萄、橄榄生长的地区。

    雅典在极盛时期的年产粮量和年进口粮食量是多少呢？根据《希腊世界》一书，分别是40万蒲式耳和120万蒲式耳的谷物，总共是160万蒲式耳的谷物。
    雅典虽然适宜种植谷物的耕地非常稀少，但却能大量种植橄榄和葡萄，雅典人拿着油和酒以及手工制品与外人交换谷物，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雅典的橄榄和葡萄产量多于斯巴达，毕竟领土面积差距过大（斯巴达的领土足有雅典的三倍）。但雅典的优势在于三个地方，众多良港、银矿和提洛同盟成员的贡金。
    劳利昂银矿是雅典重要的财政来源，大约每年能为雅典增添50塔兰特的财富，雅典就在发现了劳利昂银矿后立刻利用它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并用这支舰队对抗波斯，已足以看出银矿提供的收入之大。
    那同盟贡金有多少呢？每年600塔兰特。1塔兰特大约是26公斤白银，6250德拉克姆，能买大约10万公斤小麦（由于使用的是罗马共和国末期时的价格表，所以比实际上贵），也就是约3800蒲式耳的小麦，那650塔兰特能买到的小麦就是约260万蒲式耳小麦。（帕特农神庙花了雅典人800塔兰特白银来修建）
    斯巴达缺少良港，导致了斯巴达手工业和商业的不发达，而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离不开良港助力。雅典发达的工业可以被粮食进口量与各种考古证据佐证，色诺芬称约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手工业者在公民大会里是多数派，农民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对于工商业的收入，如此计算，雅典从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2年间用于市政工程的总开支为8000塔兰特，平均每年是530塔兰特，减去买粮食花剩下的同盟贡金和银矿收入，约剩250塔兰特，可以买95万蒲式耳的小麦。
    现在来统计一下，260万蒲式耳加上95万蒲式耳为355万蒲式耳小麦，雅典人好像并不比斯巴达富裕，但由于市政工程的修建资金来自工商业部分的主要是捐赠，这也就意味着250塔兰特实际上只能代表雅典工商业产值的一小部分，如此看来，雅典还是比斯巴达富裕，但却不是富裕那么多。

    正是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斯巴达才能成为伯罗奔尼撒乃至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虽然农业资源非常丰富，但使用的货币是铁条，贸易效率十分低，而且其工业也不算出色，所以即使斯巴达有那么多的农业财富，也难以将其转换成其他资源，而雅典本身就比斯巴达富（光卫城里的存款就6000塔兰特）。

    对应的，来看看前些年徐松岩教授的《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徐教授是国内古希腊史的著名专家了，其牵头的古希腊历史三部曲译著都有拜读，虽然俺如今也是质疑所谓古希腊历史的，但不影响俺认同他的学术研究，反正就书论书，抄过来就好，说得不严谨，还有翻译呢。

    如在公元前427/426年的近2000塔连特的财政收入中，仅属国贡金一项即达1500塔连特[阿里斯托芬：《马蜂》，659；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传》（Plutarch’sLives,Aristides）,XXIV,3；《牛津古典辞书》（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牛津1984年版，“提洛同盟”（TheDelianLeague]。雅典人的这种巨大的收益，并不是得自其产品的销售利润，而是得自其广阔的海外领土，得自对广大属民的赤裸裸地奴役和掠夺。
    然而，有的学者为说明城市工商业是城帮经济的主要部分，居然把“城邦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说成是清一色的奴隶主和贵族，并且以城市居民为主，以工商业者居多[吴高军：《古希腊城邦经济初探》，《求是学刊》，1991年第1期。]。这些同志心目中的希腊城邦中竟然不存在自力谋生的小生产者。看来，这种所谓“以城市工商经济为主”的城邦，充其量不过是他们臆造出来的乌托邦而已。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古希腊社会普遍重农鄙商，城邦时代的思想家们把工商业视为“粗俗的技艺”，把工匠、商贩的劳作蔑称为“贱业”，这恰恰是城市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反映（下文将进一步论及）[色诺芬：《经济论》（Xenophon,Oeconomicus），IV，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9a25—29。]。
    公元前5—4世纪与7—6世纪相比，希腊人耕种和开拓的土地的面积虽明显扩大，但农牧业技术和设备并未取得相应的显著进步。耕田，播种，收获，打谷，这一切在色诺芬时代与赫西俄德的诗中所说的大致相同，畜牧业仍然以饲养山羊、绵羊为主[芬利：《古代世界的技术发明与经济进步》（TechnicalInnovationandEconomicProgressintheAncientWorld），芬利，前引书，第176—195页；杜丹：《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第32—47页。]。因此，同古代世界许许多多奴隶制强国一样，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经济的巨大增长，主要不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技术，而是建立在以暴力开疆拓土，奴役和剥削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的分布情况作出如下估计：在总共4.2万公民中，居住在阿提卡乡村的约2.8—3万人，在海外领土上约有1万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躬耕田亩的农业生产者。而在长住城市2000—4000公民中，绝大多数也是土地所有者，其中少数人因贫困流落城市；其他多数人就象伯里克利、尼基阿斯那样，以自己在乡村的地产或矿产为主要财源。
    可见，在雅典城邦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形式和主要来源。农业条件较差、工商业相当发达的雅典尚是农本之邦，那么完全否认农业在希腊其他大多数城邦经济中的主要地位，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引申出来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西方某些史家（尤其是“现代化”派学者）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把近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和经济术语应用于古代，片面夸大西方古代社会经济中工商业成份和商品经济因素，认为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的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之间只有量的而无质的差异。这种论点在国际史学界影响深远，并波及我国史学界（尤其是东西古史比较研究）。

    --这方面俺早就指出，那些所谓的历史说法推测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乃至17-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翻版和伪托。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在西方史学界掀起一股反对把古史现代化的思潮，以M·I·芬利和A·H·M·琼斯为代表的这派学者的观点也得到日益广泛的肯定，但仍有人习惯地夸大古代希腊社会经济中的工商业成份，毫无根据地把希腊人称为“商业民族”或“工商业民族”[左文华：《也评（希腊城邦制度）》，《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古代东西文明的巨大差异，提出东西古国经济结构“迥异”说。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把工商业发达的城邦混同于工商业城邦，以为希腊城邦大都是工商业城邦，从而严重曲解了城邦的经济结构。雅典等少数城邦的工商业和商品经济意识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一度较大（尤其在公元前4世纪）[伯克：《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国力的恢复及海上贸易的作用》（E.M.Burke,AthensafterthePoleponnesianWar:RestorationEffertsandtheRoleofMaritimeCommerce），《古典时代》（CiassicalAntiquity）,第9卷（1990年）第1期，第1—13页。]。问题在于工商业经济占较大比重并不意味着以工商业经济为主，并不意味着农业已处于次要的、辅助的地位。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与工商业城邦并非同一概念，如把二者混为一谈，正象把现代农业发达的工业国等同于农业国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农业是古希腊城邦的主要经济部门，是绝大多数公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而也是城邦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工商业则不然。公元前4世纪，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雅典的财政危机，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大为削弱的事实。看来，所谓古代东西方早期国家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的说法，是脱离历史实际的。

    --即使是按所谓的历史记载，雅典的衰微还是因为战争的失败，抢不到钱了。

    第二，随意夸饰希腊城邦的经济水平，抬高其历史地位，贬低古代东方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历史地位。有的学者把古希腊城邦经济与“东方古典经济”尤其是古代中国经济加以比较后断言：“就雅典等大多数城邦来说经济已达到古代世界繁荣的顶峰”[吴高军：《古希腊城邦经济初探》，《求是学刊》，1991年第1期。]。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希腊城邦中任何一邦的经济水平，都超过古代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无怪乎这些学者把希腊城邦经济的衰落，当作古代奴隶制趋于衰落的标志[吴高军：《古希腊城邦经济初探》，《求是学刊》，1991年第1期。]。如此便把他们心目中的“工商业城邦”推到古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这种全盘否定农业国的历史的历史观，也是很不科学的。
    在古希腊诸邦中不存在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城邦即工商业城邦，更不存在以“城市工商经济为主”的城邦；希腊民族不是什么“商业民族”或“工商业民族”，公民以乡村居民为主，以农业生产者居多，工商业并非城邦经济兴衰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传统上所谓的“工商业城邦”乃是一不科学的概念，它实际上不过是那些工商业得到较充分发展的城邦而已。古希腊大多数或一部分城邦为“工商业城邦”的说法，人为地扩大了古代东西方早期国家经济结构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忽视甚至抹煞了它们以农牧业为主，以工商业为辅，以自然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还是老问题，钱币，辅币，金融业，汇兑，呵呵。根源就是，欧洲中心论，以今造古，忽悠世人。
    --看看两种意见的交锋，还是不错的。都是学术论文哦。如果他们所依据的那些文献根本就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伪造的玩艺，呵呵。
    --还是要可靠的考古佐证。以后有空继续扒皮西方在历史与考古上的种种劣迹。伪造的空中楼阁早已遍布疮痍，随着欧洲话语权的衰落，必将成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一段罪证。

    鹿野：历史教科书中的希腊民主制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节选：

    教科书中对于雅典民主的过分推崇实际上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的一个体现，并不是什么历史的真实，这种书写是不合适的。

    当前从中学到高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均把希腊民主制度视为人类民主制度的开端，进行大吹特吹。尽管也谈到一些所谓民主的局限性，诸如妇女不能享有民主权利等等，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希腊地带，特别是雅典的所谓民主制度充分肯定，认为是古代各文明中的最先进的制度。例如，《课程标准》中的要求是“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再如，各版本教科书普遍强调，雅典民主制度是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中先进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调动城邦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雅典城邦的繁荣。

    然而事实上，所谓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素来就有的，而是经历了近代学者不断推动才形成的。
    大体说来，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对于希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崇尚，甚至即使希腊地区的人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希腊人，而认为自己是罗马人。
    至于西欧地带，更是受到基督教会严密的统治，所谓希腊只不过是一些只言片语的传说。

    第一个推崇希腊的时代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也就是14到18世纪这五个世纪里边，希腊文化日益得到推崇。但是，以当时的历史学与考古学水平来看，我们恐怕很难说他们对于希腊的推崇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再发现。
    不过这一时期，西欧人对于希腊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崇尚，大多数学者对于他们的评价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希腊学，主流是通过虚构出一个民众暴政的魔影，来逼迫旧贵族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

    第二个推崇希腊的时代是十九世纪，这个所谓历史学的世纪与考古学的世纪里边，学者对于希腊的热衷近乎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言必称希腊由此而来。而关于希腊史的书写，诸如爱琴时代，荷马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大事记与年代断限，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
    同时，这一时期对于希腊主要是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由批判转向歌颂，其实是反映了后世人对于未来社会的一种憧憬和构建，与历史的真实相去更加遥远。我们只要简单看一下，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流行的，也就是主要在十九世纪时期生成的。
    。。。。。。
    这个体系的构建是相当的凌乱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所谓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没有源头的，突然冒出来的，似乎人类历史的起始点就具有了贵族与平民的划分，而没有一个不分贵族与平民的史前时代。第二个方面是，对于雅典民主的推崇似乎有一些莫名其妙，因为如果要是对照史前时代的部落来看，雅典民主并不特别发达，相反的可以说是特别落后。在上古时代的部落民主中，妇女也是享有和男子类似的权利的，并且没有什么贵族与平民，奴隶公民的区隔，岂不是要比雅典的民主还要高等的多吗?为什么仅仅推崇雅典的民主，却不推崇史前部落民主呢?

    对照一下近代西方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所谓雅典的民主制度与近代西方的政治变化，特别是对于十九世纪人们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几乎完全一致。早期的雅典梭伦改革对应的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派掌权，而皮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对应的自然是法国大革命高潮的雅各宾派专政，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类似于七月王朝下的静悄悄的变化，所谓伯里克利时代自然就是构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所谓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理想国，一种对于历史的影射书写罢了。与其说他们书写的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历史事实，不如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普遍观念。正因为如此，贵族与平民差异种种残余的保留，私有财产的巨大差异，男女之间不平等，才在这种历史理想国的书写中表现了出来。

    如果是我们摘掉有色眼镜去观察所谓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话，大体可以得出：

    首先，雅典的民主制度很多是虚构的，不真实的。譬如说，如果雅典人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话，那么势必影响到生产。在上古时代，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要是在农闲时期偶尔召开公民大会或有可能，但是如果要是不分农忙和农闲定期地召开公民大会，则明显的是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编出来的。今天一些研究希腊史的西方学者考证发现，如果要是真的按照教科书中所写的希腊历史那样，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即每年开四十次以上，基本上每周一次的话，那么雅典人就不会有饭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多高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其较之原始社会的部落民主来看，带有明显的落后性。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神权统治。即使是推崇雅典民主的西方史学家所写的作品中，那些希腊的先贤们也大多受到神权的控制，诸如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便是受到渎神罪的审判而被处死。从这一点来看，所谓希腊的民主制度同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世俗权力较之中世纪尚有不如。

说的比较客气。用白话说，这所谓的古希腊文明是欧洲集中在19世纪制造的，在文艺复兴后那一段，还不如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冲击和影响大。

问题在于，当看到中华历史的悠久后，欧洲采取的是蓄意伪造自己祖宗的恶劣手法，和那些神棍的伪造如出一辙。自己那鬼地方啥都没有，就去西亚北非拉郎配，旧约的片言只字就演化出高大上的文明，利用近代工艺技术打造的建筑被伪造成所谓的远古文明，并利用各种手法和欧洲的传统硬凑到一起。

    鹿野：罗马真的是法治国家吗？——浅谈教科书中的罗马史

    当前，中学与高校的教科书中非常推崇罗马文明，认为罗马是人类法治的源头。然而，这种说法事实上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人教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的相关介绍(课本大体与此相同)：

    罗马法指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7世纪古代罗马制定和实施的全部罗马法律，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1)早期阶段：罗马在国家形成的初期，没有成文法典，只有未经政府明确承认而被一般人接受并默认为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之规则的习惯法。由于习惯法没有固定的成文形式，因此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法律制度上的局限在司法制度落后的古代又往往会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精确，无形中就为法官故意压迫平民，袒护贵族提供了方便。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平民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就曾主动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编纂成文法。公元前450~前449年颁布的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就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取得的成果。
    (2)发展阶段：从法律内容来看，起初罗马法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不能享受此法的保护，被称为公民法或者市民法，内容主要是有关罗马共和国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及一部分诉讼程序的问题。公民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的主体范围狭小、内容保守、形式主义色彩浓厚、保留大量氏族残余等。
    (3)继续发展和完成阶段：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地区的扩大，罗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民法不足以解决帝国疆域内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罗马逐渐出现了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这就是万民法。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之后，为了对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帝国前期的皇帝都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罗马帝国的哈德良皇帝、戴克里先帝、东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二世都曾组织人力进行过法典的整理和编纂工作。7世纪的查士丁尼皇帝励精图治，希望重振罗马帝国的国威。他设立专门委员会编纂罗马法，形成了包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总论》《法律汇编》《新敕令》四种法律文献在内的法律汇编，统称为《民法大全》，这是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的标志。
    罗马法的核心内容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罗马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提供了思想渊源，为资产阶级战胜教会和世俗的封建势力提供了理论武器;(2)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3)为近代欧洲大陆国家立法提供了范本。
    我们可以看出，教科书中对罗马法的概念就是混乱不堪的。它指的既不是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法律，更不是东罗马帝国的法律。如果要是说罗马法包括整个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到东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律，那么也可以自圆其说，可是教科书中硬是把罗马法的截止年限算到了公元七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前期。这种算法显然是不伦不类的。为什么要这样计算呢?是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东罗马帝国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很难算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所以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压。可是，在推崇罗马法治的时候，又会发现罗马的主要法典都产生于东罗马的查士丁尼时代，如果要是不把这个时代包括到罗马法的里边儿的话，就没法说罗马是一个法治国家了。所以，在定义罗马法概念的时候，就仅仅包括了东罗马前期，而不包括东罗马后期。这显然是一种粗暴的近乎无理的意识形态宣传品。可惜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品却被当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全盘采纳。

    如果要是我们摘掉有色眼镜的话，就会发现教科书中的宣传是完全与历史事实和逻辑相悖的。氏族习惯法并不独存在于罗马，而是几乎所有的部落国家普遍存在的。而成文法的形成，也同样是各民族普遍都存在的一种形态，而非罗马文明的独特贡献。诸如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法经》与后来秦汉时代的《秦律》和《汉律》，等等等等。所谓罗马法在产生的年代上这个古老文明中差不多是最晚的，而且内容上也和其他古老文明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特别突出罗马法的作用，完全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构建，而与历史的事实相去甚远。

    而教科书中把罗马说成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的源头，更是荒谬无比。近代资产阶级法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着罗马法的幌子，但是其具体的内容与罗马法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为减少阻力而鼓吹的托古改制而已。这就好像近代中国康有为喜欢宣传孔子，一部分革命党喜欢宣传黄帝，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孔子与黄帝有多少内在的相同之处。把托古改制的宣传口号当作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低级错误。

    如果要是我们抛弃宣传认真的看一下罗马政治史的话，就会发现罗马与近代资本主义法学所勾画的法治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罗马所宣传的法，其实只是一种治民的工具，对于上层社会是几乎没有影响的。其法律较之上层政治的影响可能尚不及中国等一些其他的古老文明。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一直到东罗马帝国，始终贯穿的都是一种以践踏法律的军事政变为基础的军事独裁统治。其政治稳定性较之中国远远不如。例如，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形成过像汉唐宋明这种长期稳定的长命王朝，其统治最长的安东尼王朝只不过存在了不到100年时间，经历了六位皇帝的统治。而且，和中国长命王朝实行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不同，罗马继承方式主要是以过继的养子作为继承。总的来看，整个罗马不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或者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而已。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之下，谈何法治呢!

    即使是对于不问政治的下层民众来说，罗马的法治也只不过是一种虚幻。我们不要忘记，所谓法西斯其源头却恰恰是来自于罗马，这种大棒加斧头的法西斯统治如果说是法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实行的是法治。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这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们所宣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一种真实的平等，而是一种基于财产基础的平等。他们通过律师辩护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不同财产的人享有的权利不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相比之下，古代罗马与近代的法西斯，只不过是加上了一些武力与强权的因素罢了，其不平等的程度未必比完全基于财产的现代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更高，何况财产也同样可以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可是，这尽管比较接近于“法治”的历史事实，却恰恰是那些拼命鼓吹罗马法治的自由主义学者不愿意看到与极力回避的。

    总之，古代罗马的法律制度形成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东罗马帝国时代，相较之其他的古老文明并不是特别的发达，而甚至由于军事政变的频繁与政治上的不稳定，其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与其他的古老文明比起来尚有不如。特别强调罗马文明是近代法治的源头，其实只能体现出教科书编写者严重的西方崇拜症，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按欧洲那些所谓史籍的记载：
    叙拉古位于西西里，由科林斯人于734BC建立，211BC被罗马人吞并。
    在古代，叙拉古一直被视为西西里岛的首城，在古典希腊时代，更是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城市和希腊最大的城邦。
    在老迪奥尼修斯当政时（405BC-367BC），叙拉古城面积达20平方千米，与未来的罗马、君士坦丁堡相当，城内人口20万以上，本土人口50万，统治着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所有希腊城邦与包括西库里人在内的部分意大利人部落，并在亚得里亚海控制着一系列据点，治下人口200-300万，超过之前的雅典帝国（150万）、伯罗奔尼撒联盟（100-120万）和迦太基（120-150万）。

    --伟大的叙拉古，50万人口，其中20万城市人口。西西里岛内陆农田，沿海城邦属于工商业城邦。

    根据AlanBowman的说法，即使通过很简单的手段也可以推导出极高的城市人口，假设二世纪四十个诺姆的首府平均10000人（事实上俄克喜林库斯城的人口至少有30000人，阿尔西诺伊城的人口至少有45000人），亚历山大里亚普遍被接受为50万人，而孟菲斯和托勒密的人口被记载为15万，两城市人口之和这里保守估计为25万，加起来为115万，这还不算其余城市和大型城镇，如果按照罗马时代埃及人口300万人的“低估值”中低估值，这些城市人口就已经占埃及总人口的37%了，远超1801年英国25%的城市化率（按照5000人口的城市人口下限）。至于更低的标准，早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埃及的法尤姆（阿尔西诺伊）地区的150个村庄平均人口为600（至少有3个村庄人口超过3000），可以对比一下前面提到的中世纪德国平均人口不足500的“城市”。
    如果按照5000人口以上的居民点才算做城市的标准，那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共拥有最少7388500的城市人口，而如果1000人口以上的居民点就算座城市，那城市人口至少将达到1000万（考虑到仅意大利就有400个、北非有600个、小亚细亚有百余个的情况，1500个小型城市的估算无论如何也算得上保守了），在对帝国人口5500万的低估值的情景下，其城市化率将至少达到接近20%，远高于1800年的欧洲的城市化水准，而在罗马帝国人口六千万的情景下，仅计算5000以上人口的城市的城市化率，也将接近1800年的欧洲整体水准，与十七世纪后半叶欧洲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相当，而这还仅仅只是二世纪罗马帝国城市人口的下限，正如前面的例子，如果尽可能乐观的估计罗马的城市人口，其规模可能还会增加一倍以上，在那种场景下，即使罗马人口高达吉本所说的一亿两千万，城市化率仍旧至少与19世纪欧洲相当。因此人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两个选择，或者在维持“低估值”的同时认可罗马的城市化率达到近现代水准，或者提高对罗马总人口的估值。
    2013和14年SaskiaHin，甚至在其著作和论文中认定即使是目前最高的人口估值，也没有超过罗马意大利农业的承载能力。
    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还曾提到自己认为罗马高卢在极盛时代人口达到2000到3000万，还认为高卢的城市化率达到10%，当然这只是他的估计，也并没有给出可靠的依据。
    当时的意大利居民平均身高已经达到意大利20世纪中期的水准。根据《古罗马的医生》一书中的介绍，罗马人也继承了希腊人的传统，有一定的公共医疗保障或者说救助系统，在城市中拥有领薪水并免除所有税务的公共医生（medicussalariarius），安东尼庇乌斯规定，这类公共医生小城市中应有5位，拥有法定议会的稍大的城市7位，大城市和省会10位，罗马城14个城区每个城区一位，他们主要为无钱看病的底层居民上门免费治疗，并有专门的”考试评审委员会“依据被治愈的病人评审，如不合格将被解职。
    而关于罗马人的预期寿命，在阿非利加行省的墓碑上也有如下有趣的信息：约三成罗马人活到了70岁以上！甚至120岁以上也不算十分稀有。

    --伟大的希腊化，光荣的古罗马！工业革命后期的欧洲城市化率！
    --当然这只是他的估计，可靠的科学考古佐证呢？？？
    --如今的所谓叙拉古，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基本不变，现代条件下的人口仅仅12万。
    --拿所谓的古建筑来佐证虚构的古代文明，欧洲的经验还是比较足的。欧洲的牛皮实在太多太大，该戳破看看了。

    罗马最著名的城市标志和象征“母狼育婴”

    传说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特洛伊王子逃到意大利半岛，建立了阿尔巴城，世代相传。后来，一个名叫努米托耳的国王被其弟阿木留斯推翻，他的儿子被杀，但他的女儿为战神所爱，生下一对双胞胎罗穆路和瑞穆斯。阿木留斯将这对双胞胎兄弟放入篮子中丢入台伯河，被一只母狼发现并收留抚养，不久，又被一个牧人收养。他们长大以后，杀死仇人，救出外祖父，创建了新的城市。后来罗穆路杀死了瑞穆斯，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为“罗穆路”，据说“罗马”是由"罗慕洛"的音演变而来。这一天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后定为罗马建城日，并将“母狼乳婴”图案定为罗马市徽。
    对这个故事的记述，散见于当年的许多诗集文献。拉丁诗人奥维迪奥所著的《古罗马大事记》第二册中写到：“一只刚刚分娩的母狼来到被遗弃的两兄弟身边，用尾巴轻抚着婴儿幼嫩的身体。”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在其史诗巨著《埃涅阿斯纪》中也曾提到过这段故事。后人还把母狼哺育两个婴儿的情景制作成雕像，以纪念这位城市缔造者的传奇式经历，“母狼育婴”图案也由此成为罗马的著名城徽。

    --（点评）维吉尔的地位，可以参考古典时代留存下来仅有的三份插图古典文学抄本，其中两份分别是《梵蒂冈维吉尔抄本》和《罗马维吉尔抄本》。
    --另外一本就是《安布罗斯伊利亚特》，是一份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据说5世纪羊皮泥金装饰手抄本。该抄本收藏在安布罗斯图书馆，故名。一般认为该抄本的书写于约493-508年之间的君士坦丁堡。这个时间是由拉努奇奥·班迪内利（RanuccioBandinelli）推测出来的，因为这份手稿上大量运用绿色，而这正是该时段的流行风潮。这也是那时候判定手抄本年代的多种标准之一。这之后手稿被切割出了数份细密画。这份手稿是现存最早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之一。而且还是古典时代唯一留存下来的插图本荷马史诗。科技检测？你想多了。

    千百年来，“母狼育婴”作为罗马最著名的城市标志和象征，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谁都没有对雕像的来历产生过怀疑。直到2000年该雕像在经过修复后向观众展出时，仍然被理所当然地冠以埃特鲁斯时期作品的名号。1997年起，政府将“母狼育婴”雕像的修复任务交给一位名叫安娜玛丽亚卡鲁巴的精通文物修复的历史学家。经过对青铜艺术品多年的细心研究和对比，卡鲁巴如今终于弄清了这件作品的真实年代。远古时期的古希腊人、埃特鲁斯人和古罗马人在制作较大型的青铜器时，都是将器具的各部分分别铸造，然后再把它们组合焊接起来的。
    直到中世纪时，人们才掌握了将整件大型青铜作品一次浇铸成型的技术。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技术，这一时期每座教堂里的无缝巨钟才能够发出完美的声响。卡鲁巴在对“母狼育婴”雕像鉴定后得出结论：母狼的身躯虽然庞大，却是一次浇铸成型的整体，因此就其时间来讲应该成于中世纪之后。如果再根据雕塑工艺的质量和风格来判断，可以将时间精确到加洛林王朝和罗马式艺术风格时期之间。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人们以前对这件作品的来历所作的各种推测，一时间全都不攻自破。母狼身下两个男婴的形象则要出现的晚得多。专家们一致认为是1471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将母狼雕像送给罗马之后，有人另外添加上去的。

    --（点评）殷墟前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后（司）母戊鼎，重达832.84公斤。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在商后期铸造后（司）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这些比所谓的古罗马母狼要早得多。

    --按：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SixtusIV)于1471年把这座所谓的公元前5世纪青铜雕像捐给了这家博物馆，跨越2000年的文物如何流传的呢？完全可以猜测，根本就是梵蒂冈教宗一手伪造了所谓古代青铜雕像，借以彰显罗马帝国的正统传承，所对抗的恰恰是当时伪造所谓古希腊的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共和国，顺便还可以抢夺东方正教在小亚细亚罗马于1453年亡于奥斯曼之手后转到毛子地盘的话语权。

    --顺便再扒一下这个PopeSixtusIV，那一年他刚刚上台，原为热那亚方济会会士，通过买卖圣物神职和收取高额税收而使家庭和教皇国致富。他还唆使威尼斯向费拉拉进攻，其间变节，认为威尼斯反教皇国而向其下禁令（1483年）。他资助艺术和文学，修缮罗马城，修缮梵蒂冈城，始建了西斯廷礼拜堂，并以自己的姓氏命名。1478年，西克斯图斯四世设立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办案极其严酷，这在西班牙和拉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继续扒皮梵蒂冈伪造罗马的动机：自教皇尼古拉五世（1397-1455）起，重归罗马的教廷就在维护教廷权威上下足了功夫，继任的教皇们无不致力于此。到了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时代，赞助艺术、建设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以象征罗马的辉煌，成为教皇的不二选择。与其前任一样，西某继续维护着圣彼得的权威，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教皇作为圣彼得的传人，是基督教最高决策者。罗马作为教廷所在地，是第二个耶路撒冷。西某所委托的一系列工程，目的都是要回到强盛的古罗马帝国。

    如果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考证的话，我们会发现“母狼育婴”的故事本身其实也站不住脚。自19世纪晚期以来，这种说法就已经被许多史学家的系统批判所否定。例如，考古学家认为，在帕拉丁山丘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的遗迹，其时期应该不超过公元前8世纪中叶，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罗马诞生时间的传统说法。但这时的罗马绝不是什么城市，只是由一些简陋小屋组成的若干村落而已。罗马城市的建立，应该是当年散居在附近的各部族逐渐融合发展的结果。所谓母狼救起两兄弟以及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故事，不过是人们虚构的一段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点评）不超过公元前8世纪中叶，简陋小屋组成的若干村落。按：所谓《埃涅阿斯纪》，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军队攻陷后离开故土，历尽艰辛，到达意大利建立新的邦国的故事。这一区域按照高大上的特洛伊文明，应该有所谓的阿尔巴城，这村落？伟大的特洛伊筑城技术被英雄吃了么？要不就是特洛伊工匠被用油纸包好埋藏了500年？抱歉，中国纸还要过2000年才传来。
    --这故事，还是编出来对抗所谓的古希腊吧？

    尽管如此，今天的罗马人仍然无法割舍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情结。在许多生性浪漫的普通罗马市民眼中，喜欢“母狼育婴”的理由很简单：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传说，远比那些枯燥生硬的历史事实要有趣的多。或许，这正是“母狼育婴”的故事能够长久以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最好解释。

    --（点评）不谈前述的政治原因，忽悠群氓也是要技巧的。欧洲个人伪造古代文献也是有案例的，例如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出生在教皇辖地一个偏僻落后的城镇雷卡纳蒂。注意是什么地方。父母都是没落贵族，笃信天主教，思想保守，作风专横。、他从父亲和家庭教师接受启蒙教育，10岁开始利用父亲丰富的藏书，刻苦自学，积累了广博的知识，精通希腊、拉丁文和英、法、西班牙等现代语言，17岁已经是语言学者，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自学天才，惯例了。1815至1816年，他从学术研究转到文学写作方面，翻译了摩斯科斯的田园诗、荷马的《奥德修纪》第1章、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2章以及传为荷马作品的《蛙鼠之战》，创作了《海神颂》，假托译自新发现的希腊文抄本。那时候，这天才几岁啊？
    --是翻译还是再创作，欧洲自己明白。

    卡比托利欧广场很漂亮，可以从罗马废墟那边的小路爬上去的。
    广场南面是罗马神殿博物馆CapitolineMuseums，门票9欧,正中是罗马市政府,对着市政府的台阶就是著名的米开朗琪罗台阶。
    新宫里据说有很多展品，门票13元，可以用romapass免费进入前两家博物馆，折扣价是11欧。
    卡比托利欧广场门前有三尊雕像，中间为智慧之神，右边母狼与双婴是象征罗马城的台伯河，而左边的埃及人面狮身像，即为尼罗河，栩栩如生。
    特别提醒一下,高高地矗立在市政厅门前的那座“母狼育婴”雕像是一尊复制品，真品就在卡比托利欧广场南侧的维拉尼亚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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