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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8页] |
|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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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疑问俺扒过所谓的古建筑工程的诸多无稽之谈，特别是所谓的古罗马混凝土，连15世纪初才出现的所谓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也不过是砌筑或抹面用的砂浆，居然成为承受剪切应力的主结构建材，还有所谓的火山灰配合比，折腾俩专业名词骗外行还是可以的。 另外即使是所谓的文献，也是疑问多多的。 随便举个例子，屋大维，就是奥古斯都，凯撒之后第一个罗马帝国的帝王，据说写有一篇35段长的自传，就是著名的安吉拉铭文，这也是李维的罗马史之外又一篇支柱式的罗马帝国历史文献。以前看罗马史的时候，吉本，蒙森，李维还有这家伙以及凯撒的战记，都属于必读。这也是俺的习惯，要质疑某个东东，先要去看个究竟。 然而，这篇所谓的铭文自传出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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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年，奥地利的使节Buysbecche跑到当时土耳其中部安齐拉一座祠庙内发现了拉丁—希腊铭刻，学界称之为“安齐拉铭文”（MonumentumAncyranum），当时这里是奥斯曼苏丹的统治区域，这座所谓的古罗马庙宇就在当地绿教寺的隔壁，安齐拉铭文拉丁文部分分别刻于祠庙门廊两侧内壁的6块大理石上，左右各3块，高约2.70米，宽约4米。行文始自左壁，顶部为序言，以下正文每块壁石各46行；右侧3块壁石各有正文54行。相应的希腊文铭文因刻在祠庙外墙壁上，缺失较多。 当然，这家伙就是抄录了一份回去以后使用中国纸和印刷术大肆传播了。也就是说，这篇文献的出处就是这家伙手里的一份抄本。谁也不知道当地究竟有没有存在那么一座所谓的古罗马庙宇。 问题来了，那里是奥-斯-曼-某-教数百年的中心区域，这寺庙-的隔壁巍然杵着一座1500年前的异教庙宇，且不论所谓古罗马帝国时代出土钢制工具金相检测数据的弱鸡与大规模精细加工建筑石材之间的诡异关系，仅就千余年里的异教寺庙如何进行有效的维修保护就是个大大的死穴，和所谓雅典卫城中那座神庙的六根女神柱真的是异曲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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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靠这篇手抄本等所谓文献编造了大量的罗马帝国历史，那么原始石刻呢？拓本呢？ 1882年卡尔·休曼（CarlHumann）受柏林科学院（BerlinAcademy）委派，到安卡拉取回该处全部铭文的拓本。 果然，要到奥斯曼帝国势力衰微的19世纪晚期，又是德国佬出马，这会子有拓本了。 这几百年里，奥斯曼的异教子孙们特别是隔壁绿教寺的头目们，真的是尽心尽力在保护这些1800年前的异教偶像寺庙啊！ 不管大家信不信，俺都要感动地信了。至少，百余年来诸多中外古典学者都是坚定地信的。 现在去当地，可以参观这座门廊的，边缘齐整、色彩纯洁的大理石墙体，罗马神仙保佑了2000年，对了，还有安-拉-赫大仙的忽悠，不过，庙呢？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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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要补充夸奖一下这位奥地利大使的文物保护意识，某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巴尔干晃悠以后，搬运回来3000篇所谓的古希腊铭文抄本，好事者按其说法也去旅游寻踪，居然找不到那些所谓的碑刻。回来质问，答案是什么呢？ 神父义正辞严地回答，为了预防异教子孙篡改和破坏伟大的古希腊文明，俺亲手把那些碑刻都给砸毁了！当然，记述里再也没有了那些残块的下文，推测是按惯例作为建筑材料废物利用了。 所以，俺真的很佩服16世纪的欧洲大使，不但自己保护了珍贵的铭文，还以实际行动打动了当地的异教子孙们把古罗马铭文和庙宇当作比绿教寺还要崇高的古迹来珍藏，直到19世纪汉斯佬过来还能有完整的拓本，太令人感动了！ augustus-temple就是那座庙的门廊遗址，冒着贼光。网址不能发。 补充一下，这些玩意是在1926年--1930年之间，M.Krecker和HamitZubeyrKo博士主持发掘或是修复，那时候是土耳其共和国时代。臭名昭著的土耳其史观可以学习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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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某教的内容还是比较敏感，发了几次都没了。 一种思想之所以落后守旧，因为见不得公开的阳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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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史学专家的洗地论著也是比较有趣的。 玛丽·比尔德及其《SPQR》古罗马的兴起 玛丽·比尔德的《SPQR》是一部看起来很另类的罗马史。SPQR是一个简称，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是罗马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结构，所以SPQR往往直接指代“罗马共和国”。今天罗马的井盖上还写着SPQR，这成了罗马市的一个旅游特色。但今天井盖上的SPQR不代表“罗马共和国”，只代表“意大利的罗马市政府” 罗马史最著名的著作应该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SPQR》这本书完全不讲罗马帝国的衰亡。全书完全不讲战争权谋，也不讲英雄事迹，只有考证、讨论、和一些作者的个人观点。它止于一个不太知名的皇帝卡拉卡拉，这个终止点也不是很重要，只是玛丽比尔德的个人偏好。她在书中写到，太多人注重罗马到底是怎么衰落的，而忽视了它的兴盛和发展。《罗马帝国衰亡史》写的是罗马的衰落，而《SPQR》写的是罗马的兴起。 玛丽·比尔德是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很多人分不清“读史料”和“历史学研究”的区别，而这本书就是一本非常典型的“历史学研究”著作。她每次援引史料的时候都会指出史料的作者存在的偏见，还会提出和史料态度相反的可能性。玛丽比尔德喜欢用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书里有很多考古学研究推翻历史记录的例子。 比如罗马共和国末期，西班牙地区开始大规模采矿冶金。今天通过研究格陵兰岛的冰层，发现罗马人在西班牙的冶金工业制造了大量温室气体，甚至导致了局部气候变化。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在共和国末期罗马突然国力爆棚。 还有就是斯巴达克斯大起义，今天在庞贝遗址发现了很多墙上的涂鸦，其中就有斯巴达克斯当角斗士时候，老百姓的宣传性涂鸦。这也侧面证明了，斯巴达克斯在起义之前，确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斗场明星。 读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史料的作者和史料年代的差距。李维是奥古斯都时代的人，生活在公元前后。但他写的《罗马史》（或者翻译成《自建城以来》）是从公元前七百多年罗马建城开始写的。七百年的差距对古代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的。所以《罗马史》的前几卷基本都不能当成信史。 罗马王政时代那七个国王，今天的史学界都认为是罗马人自己编出来的。同样，苏埃托尼乌斯的《十二帝王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塔西佗的《编年史》都有这个问题。年代久远导致第一手史料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后世史料的不准确。有时候作者就算是没有偏见和刻意篡改，史料也很难反映出现实。 罗马史并不“均匀”，史料最丰富的时候其实就是西塞罗生活的时代。尽管大文豪西塞罗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自己的书信外传，但他的好伙伴阿提库斯和解放奴隶泰若还是把他的信件都出版了。因为这些私人信件都是保密的，西塞罗不太会掩饰自己的主观看法，而且信件里还有大量的生活琐事。这些都对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有帮助。 过去史学界认为王政时代是不存在的，是共和时代罗马人自己编出来的，但现在考古出土了大量写有Rex的石刻，而Rex就是拉丁语的“王”。然而这并不能证明罗马王政时代的七个王真实存在。原始社会的“王”基本就是部落酋长或者家族族长。 李维的《罗马史》里面，罗慕路斯兄弟带着一群地痞流氓建立罗马城的故事，基本不可信。罗慕路斯这个名字基本上意思就是“罗马先生”，这个名字估计也是杜撰出来的。西塞罗生活的时候罗马老百姓比较信这个，还装模作样地把所谓“罗慕路斯故居”这样的地点保存起来，作为旅游景点。但是有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觉得这些是糊弄人的了。王政时代有七个王，罗马城内有七座丘，罗马七王跟三皇五帝一样，或许就是一种神话传说，完全没有考古学依据。 罗马城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许是几个村落，后来合并为一个聚落。聚落里没什么协调统一，基本跟农村一样，几个大家族的族长商量商量就得了。族长会议渐渐形成了元老院。早期罗马的战争也不是国家性质的，而是私人性质的。罗马人打仗和其他部落一样，没有太多章法，基本就是农村械斗的水平。某个家族的族长跟邻村有私怨了，就开始带着家里男女老少抄起家伙干过去。李维《罗马史》里面用帝国时代的战争推测王政时代的战争，什么左翼进攻右翼，骑兵配合步兵，其实是一种“以今度古”。 罗马的共和制并不像是李维说的，是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推翻暴君以后，一手设计出来的。共和制其实是慢慢演变出来的，而且共和制度一直在变化。比如十二铜表法刚刚诞生的时候非常粗糙，并不像是一个法律文件。那个时候拉丁语并没有今天这么多词汇，所以法律也写的含含糊糊。“如果他叫他来，那他必须得来，他如果不来，那他得找人来。”乍一读完全不知道啥意思，其实意思是：“如果法官传唤证人，那么证人必须出庭。如果证人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出庭，那么必须找到代出庭者。”法律一直在变，共和制度也随之改变。共和制度变到最后，连投票的姿势都做了规定：投票者必须走上投票箱的木桥，伸出右手，撸起袖子，然后用手盖住自己写下的字，单手把票投到投票箱里。这么复杂的规定，想必是经历了无数次作弊以后发展出来的吧！ 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时候，罗马一路扩张到成一个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和今天的世界征服不一样，罗马的征服比较随机。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并没有一个大局观。征服别的城市以后罗马也不怎么管理，基本上只要面子上对罗马俯首称臣，以后打仗的时候跟着出兵就行了。 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后，向东的扩张其实比较平和，往往是东部各国自己打成一团，纷纷跪求罗马帮着自己。甚至出现了两国使者在罗马为了争抢朝贡大打出手的事情。当然也因为罗马对东部各国并不特别管理，所以这些希腊国家并没有罗马化，反而是罗马变的更像希腊了。 老加图对这种希腊风潮很反感，觉得罗马应该是质朴刚健的，不能搞希腊人那一套。“我们罗马人过去只习武不读书，不像希腊人那样满脑子诡辩术！” “我们罗马人过去去剧场看戏都是站着的，只有堕落的希腊人才坐着！”这些所谓的“罗马传统”其实也是当时的发明。“过去站着看戏”这种说法，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没法证明。就像今天的国学和汉服一样，当代人由于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敌意，自己发明出来所谓的“传统”。 罗马对所谓“蛮族”的征服就没有那么文明了。“野蛮”这个词其实是非常主观的，跟自己生活方式不同，就叫别人野蛮，这是古代文明的通病。“宽容”的凯撒屠杀过高卢部落，“贤明”的奥勒留屠杀过日耳曼俘虏。今天看到古罗马的辉煌，不能忘了辉煌背后是对蛮族惨无人道的杀戮。 罗马对被征服国家的管理基本上就是派个总督。但早期的总督和后来的总督很不一样。早期总督基本上就只负责维个稳就行，就连收税这种工作都外包了。后来总督开始什么都管，从练兵到情报收集，到处理民事诉讼，到执行首都政策。也就是这个时候，总督开始权力越来越大。权力越大越容易腐败，这就引起了总督和行省之间的矛盾。 有《SPQR》花了不少篇幅讲同盟战争（Social War），因为同盟战争就是首都人民（罗马公民）和地方人民（拉丁公民）的矛盾引发的。同盟战争前后罗马内乱不止，马略和苏拉党派相互杀戮，斯巴达克斯带着奴隶和一些不满现状的行省人民轰轰烈烈地造反。玛丽比尔德认为这些内乱的根源都是罗马公民和行省人民之间的仇恨。最后同盟战争的结果就是意大利境内全部老百姓免费获得罗马公民籍。 批量发放罗马公民籍的政策，慢慢变成了罗马消除人民内部矛盾的良方。同盟战争以后，意大利境内所以自由民都获得公民籍。凯撒时期，把山内（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行省的公民变成罗马公民。克劳狄乌斯皇帝提出给高卢全境人民全部罗马户籍。 随着户籍的发放，元老院议员也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甚至后来的皇帝都不一定出生在罗马。图拉真生于西班牙，塞维鲁出生在非洲的利比亚。从来没有纯种的罗马人，“罗马”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多民族的抽象概念。《SPQR》最后以卡拉卡拉皇帝收尾，就是因为卡拉卡拉给帝国所有自由人发放了公民籍，这是罗马同化过程的结束。 简单来说，罗马的扩张是通过同盟和杀戮，而罗马的同化是通过发放户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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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从共和制到帝制不是一两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随着罗马的贫富差距增大，军队无法征召到足够的自耕农，而无产阶级又找不到工作。于是军事家马略搞了改革，征召兵改成志愿兵，罗马的“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从此无产阶级涌入了军队。无产阶级需要靠将军发养老金，于是跟将军形成了利益集团。马略、苏拉、庞培、凯撒、屋大维，军阀换了一茬又一茬，一个比一个军权大，而元老院的权威慢慢的荡然无存了。 作者认为庞培其实就已经可以算是罗马第一个皇帝了。他能掌全国的兵去剿灭海盗、征服东方，他当过“一人执政官”，他自掏腰包资助过“庞培剧场”。这种行事方式基本上和后来的皇帝也差不多了。就算是没有凯撒和屋大维，后面基本上也是帝制没跑了。 奥古斯都是个神秘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性格，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相貌。他虽然把自己的“官方手办”发遍了罗马帝国，但雕像的脸估计是美化过的。奥古斯都的雕像只有年轻时候的样子，谁也不知道他中老年看起来什么样自从凯撒被元老院用刀捅成筛子以后，奥古斯都一直很注意自己和元老院的关系（当然更重视自己的安保工作）。奥古斯都面子上永远都让元老院投票做决定，但暗中独揽大权。元老院当然也很配合，因为奥古斯都上台前搞过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规模之大，连西塞罗这样的温和派都被砍掉头和手示众了。自此以后元老院再也没有跟执政者闹过大矛盾，皇帝和元老院互相配合着建立起了罗马帝国。 奥古斯都把国家财政的一半都用来给士兵养老，士兵于是效忠于皇帝，而不是自己的将军。这样，奥古斯都彻底断绝了共和国末期军阀混战的根源。奥古斯都把罗马分成两部分，富裕稳定的地方归元老院管（元老院行省），而穷乡僻壤的地方归皇帝管（皇帝行省）。但关键的东西他不放手，比如大粮仓埃及，比如军队指挥权，比如各种尊称和荣誉头衔，还有就是凯旋式。自奥古斯都开始，荣誉只能属于皇帝一个人。奥古斯都这种表面共和、实际帝制的做派，一直延续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他在死的时候，引用了一句荷马史诗：“如果我表演的好，请为我鼓掌。” 奥古斯都到底在演什么，而真实的他又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没有人知道。 《SPQR》这本书认为，罗马在共和时代的政治结构一直在改变，而帝国时代的改变非常少。如果第二届皇帝提比略穿越到第十七届皇帝康茂德的身体里，他应该也知道怎么治理国家。当然政治改变越少，国家也越能踏踏实实搞建设。今天罗马残存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帝国时代皇帝们建的，其宏伟壮丽远超过共和时代的任何建筑。帝国时代的和平也催生了人口增长、商业繁荣、移民和迁徙。帝国时代没有共和时代精彩，但帝国时代生活水平高。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把罗马帝国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中间有五个好皇帝，这是五贤帝时代。前面的皇帝大多昏庸残暴，后面的皇帝基本也没有好人。玛丽比尔德却不这么认为。她认为皇帝们的普遍性大于差异性，就算是贤帝也会搞恐怖统治，就算是暴君大多也认真负责。 皇帝们的差异往往被历史记录者放大了，有些皇帝更是被直接造谣抹黑。比如提比略，《罗马十二帝王传》里提比略每天绑架很多少男少女给自己口交，然后把他们杀害。这种东西完全没有依据，而且在那个时代，大批量偷运童男童女不被人发现完全不可能。尼禄放火烧罗马更是子虚乌有，他其实在火灾之后很认真地赈灾。尼禄死后，罗马东部的人民拒绝推倒尼禄的雕像，而且后来竟然出现了三次有人假扮尼禄，揭竿而起的事件。如果尼禄真的是暴君，为什么有人会冒充他起义呢？就连“疯皇帝”卡利古拉或许都没有史书里写的那么荒淫。卡利古拉因为妹妹的死非常悲痛，结果被后人编成了和妹妹乱伦。他的著名事迹是派士兵用剑刺海浪，然后让士兵们收集贝壳，“这是和海神波塞冬作战的战利品！”卡利古拉癫狂地喊着。这件事或许也是后人杜撰。拉丁语的贝壳和兵营是同音字，或许卡利古拉劫掠了敌人的兵营，结果被误传成了把贝壳当做战利品。 皇帝往往和人民互相隔离，后人对皇帝个人生活的记录也是猜测居多。况且，皇帝生活荒淫真的会导致帝国崩溃吗？今天人对罗马帝国早期的金币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暴君时代铸造的金币做工精美，纯度很高。罗马帝国搞过几次人口普查，奥古斯都时代结束到尼禄时代结束，经过四代“垃圾君主”们的治理，罗马人口竟然还增长了不少。这些都说明了罗马帝国早期国家之稳定、经济之繁荣。 --（点评）众所周知，环地中海世界在中华铸币工艺传播到位之前，仅有生产效率低下、质量稳定性不足的模具打制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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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代的元老院和骑士阶级大概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比较秀，他们虽然没有生活在共和时代，但很有共和精神，经常跟皇帝过不去，甚至有时候公开挑战皇帝权威。这类人本来也不多，往往会被皇帝拉名单清洗掉。 第二种人对罗马忧心忡忡，敢怒不敢言。他们向往共和时代的“民主政治”（其实共和时代并不民主），但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能私底下议论皇帝的奇闻异事，写史书骂骂他们。历史学家塔西佗、八卦作家苏维托尼乌斯都是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皇帝一手提拔上来的，凭个人能力（或者溜须拍马）治理中央或者地方。这种人里面的佼佼者和皇帝私人关系特别好，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普林尼。但往往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一换，这类人也就没有权势了。 总的来说，元老院在帝国时代，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它是国家的人才库。 富人的生活比较开心，西塞罗和克拉苏都是房地产商，擅长低价买地然后盖完房以后甩手一卖，这么搞了很多次就变成了顶级富翁。西塞罗的房子布满了意大利，有的用来休闲，有的用来藏身，有的当公寓用来赚取租金。他的房子最破的“连老鼠都不敢在底下待着”，最好的修在罗马城的帕拉蒂尼山上。帕拉蒂尼相当于罗马城的CBD，西塞罗借了不少钱才买下这套房。后来因为政治斗争，西塞罗被驱逐，他在CBD的豪宅被推平了。虽然后来国家给他了一些赔偿，但西塞罗还是很伤心：“我买的时候那么贵，为什么最后赔我这么少？” 还有一种富人是在行省放高利贷，比如刺杀凯撒的布鲁图，他放贷的利息高达48%，让同为资产阶级的西塞罗都很震惊。西塞罗在比提尼亚和本都行省（今天土耳其北部）当总督的时候，布鲁图的小伙伴们在那里武装要债，西塞罗不敢掺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富人们靠资本赚钱，而不用工作。西塞罗说，靠体力劳动维生的人和奴隶没什么两样。真正“绅士”的赚钱方法是靠房地产。看来罗马时代的资产阶级，无耻程度也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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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史料记载不多，但考古记录能透露一些事实。西班牙地区出土了一个罗马时代的大型垃圾堆，里面几乎都是橄榄油瓶子。庞贝遗址也有一些小的食品垃圾堆，里面有鸡骨头、鱼刺和没吃完的贝壳。这些大概能告诉我们罗马时代中产阶级的饮食结构。庞贝遗址有很多罗马人生活的痕迹得以保留下来，研究庞贝遗址是研究罗马平民百姓的重要方法。这位庞贝市民在逃离火山喷发的时候，被掉落的巨石砸中了脸。每当你觉得自己不走运的时候，想一想这个倒霉蛋。 古罗马人喜欢在酒馆打桌游。今天的考古记录无法还原出桌游的规则，甚至卡牌都没有挖掘出一个全套的。罗马桌游的类型什么都有，有劝人喝酒的，有模拟历史战争的，还有需要掷骰子赌钱的。古罗马的社会精英们认为游戏使老百姓堕落，游戏养成不良习惯，游戏催生犯罪。但这些社会精英自己也玩桌游，玩儿的时候丝毫不愧疚。克劳狄乌斯皇帝沉迷桌游，沉迷到在马车上搞了一个桌游木板，这样路上也可以玩。奥古斯都也喜欢玩骰子。他经常请朋友们来自己家聚众赌博，如果有人输的分文不剩，奥古斯都会免费把自己的筹码给输家继续玩。 中产阶级和穷人都喜欢去酒馆。今天挖掘出庞贝遗址的一个酒馆遗址，墙上写着一些标语，比如“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样的。还有一幅酒馆壁画，画着所谓的“七贤人”，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万物是水构成的）、雅典的变法家梭伦（希腊民主制度的创始人）等等，然后底下写着瞎编乱造的“名人语录”：“泰勒斯认为拉屎痛快才是幸福”，“梭伦拉屎太使劲把肚子抻着了”……语录下面都画着各种姿势的拉屎小人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罗马中产阶级不仅识字率很高，甚至还懂一些哲学和历史的梗。 书里介绍了一个开面包连锁店的老板，他对烘焙非常热爱。这家连锁店的面包是当时罗马人民的最爱，他死后在墓碑上骄傲地写着他的连锁店规模和口碑。自力更生卖面包，全心全意搞烘焙，这种赚钱的方法难道不比西塞罗更“绅士”吗？ 最后就是要饭的流浪汉们。可惜的是，社会的最底层往往留不下任何生活痕迹，他们死的时候连墓碑也没有。今天找不到体现流浪汉生活的任何史料和考古资料。可悲的是，每个时代的穷人似乎，死了以后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元老院这些社会精英们建议老百姓不要给乞丐钱，然而老百姓并不怎么听。在庞贝遗址的一个壁画上画着一个贵妇人向乞丐施舍，这可能就是古罗马时代对乞丐唯一的记录了。 虽然上面的叙述让人觉得古罗马生活和今天很像，但古罗马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和今天还是大不相同。 首先就是奴隶。罗马的奴隶和后来美国的种植园奴隶很不一样。罗马的奴隶来自五湖四海，什么种族都有。奴隶的工作也是各种各样，价钱也因为工种不一样。比如最低级的采石场奴隶，他们每天要负重劳动，年纪轻轻就会死掉。而最高级的奴隶就是那些会说希腊语、懂不少文史哲学的奴隶。这些奴隶售价最高，罗马贵族会高价把他们买走，给自己的孩子当家教。奴隶有时候也做一些秘书工作，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纪》就是凯撒口述、奴隶写成的。西塞罗有一个亲密的奴隶叫做泰若，他后来被西塞罗解放以后，忠心耿耿地留在西塞罗家。西塞罗死后，泰若活到了奥古斯都时期，很多西塞罗的书信就是泰若整理出版的。 奴隶一般都是来源于战俘和人口拐卖。他们之前在战场上是罗马人的敌人，但后来被罗马人抓走看管在自己家。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但一般情况下奴隶很难联合起来。在尼禄时代，元老院有人提议让奴隶穿统一服装，方便管理。但这个提议没有被投票通过，因为如果奴隶们都穿统一的服装，那他们就知道罗马的奴隶竟然有这么多，进而开始反抗了。不过斯巴达克斯这样的大起义在罗马时代很少，更多的还是像偷西塞罗书的奴隶那样逃亡。奴隶最后一般都会被解放，解放奴隶如果资产足够的话可以变成罗马公民。罗马人解放奴隶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不愿意花钱给奴隶养老。 罗马人时常打骂奴隶，甚至给奴隶起了个俗名叫做“whipping boy”。奴隶如果犯错误就会被重罚。有一次奥古斯都去朋友家做客，朋友的奴隶不小心把盘子打碎了。主人大怒，立刻要杀死这个奴仆。奥古斯都见状，自己假装不小心，摔碎了一个杯子。主人立刻明白了，立即宽恕了这个奴隶。 罗马时代的儿童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医学不怎么灵，医生也比较少，只有有钱人请得起。罗马时代没有疫苗，所以每次流行病都会带走一波婴幼儿的生命。就算是有钱人，也要生五六个孩子来保障至少有一个孩子能活下来。奥古斯都所有的男性继承人都病死在奥古斯都前面，这让皇帝很痛心，最后只能传位给皇后前夫的儿子提比略。皇后莉薇娅把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一个一个地毒死，甚至最后还把奥古斯都毒死，这样能确保自己和前夫的儿子提比略当皇帝。这当然是后世的杜撰。罗马时代儿童死亡率很高，今天人觉得离奇古怪，但过去这是家常便饭。 因为罗马是一夫一妻制，奥古斯都还规定不许婚内出轨，这样的话每个家庭生孩子的重任只能妻子一人完成。生五六个孩子的话，就算是一年一个也得花个五六年。这就让妇女无法像男人一样劳动、当兵、或者涉足政坛。由于当时的医疗手段，妇女难产的死亡率也是奇高无比。罗马时代存在剖腹产，但剖腹产不是为了把孩子拿出来，而是伸进子宫把胎儿搅碎，这样能保障妇女存活。但当时消毒手段也不怎么样，所以剖腹产经常也会弄死产妇。庞培的妻子茱莉娅（也是凯撒的女儿）就是难产死的，庞培为此伤心欲绝。西塞罗的女儿图莉娅也是难产而死，西塞罗在和朋友的信里说，“女儿的死，让我觉得我活着失去了意义。” 西塞罗还打算在罗马城里买一块地，建一个庙纪念自己的女儿。然而就在同一时间，凯撒越过了卢比孔河，开始了和庞培的内战，西塞罗女儿的纪念庙也就不了了之了。 读罗马史没有直接的用处。玛丽比尔德在书的结尾说：“我不再幼稚地认为我们能从罗马文明学到什么，甚至也不能认为希腊文明或者其他任何文明值得学习……那些声称自己借鉴了凯撒用兵方法的将军们，基本上学的也不是凯撒。他们声称的“凯撒战法”，基本也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罗马对的公民籍的态度非常吸引人，但直接应用到今天的移民系统也是非常愚蠢的。况且，就连罗马人对自己的政府该如何工作也有很大分歧，就像今天的人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罗马模式’我们可以传承，要是真那么简单那才好呢。” 我们今天的历史距离罗马实在太久远了，今天对政府、社会、宗教、道德的定义基本也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定型的。罗马之后，所有的所谓“重建罗马”基本都失败了。 最早的重建罗马是君士坦丁大帝，但他建立的罗马和之前的罗马差距实在太大了。他在君士坦丁堡想搞一个元老院，于是告诉建筑师建一个。建筑师不知道啥是元老院，还以为是一个叫做“元老”（Senatus）的人建的一个院。 神圣罗马帝国也重建过罗马，但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诸侯联盟。 最近的一次重建罗马是墨索里尼，这个所谓“罗马”跟古罗马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借开放的罗马之名，行种族主义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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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土地里面撒盐彻底摧毁迦太基？ 迦太基（Carthage）的建城时间比罗马要早，据认为曾有居民七十万人，占地三百一十五公顷（3.15平方千米）。但确实时间无从考据。而现代学者一般采用公元前 814年建城之说。传说公元前814年，腓尼基人泰尔（Tyer）王国（位于现今黎巴嫩南部西南海岸）的狄多（Dido）公主因其兄庇格玛里翁（Pygmalion）在国王死后，排斥公主而独揽大权。为免遭迫害，狄多带着财宝与仆人飘洋过海，在突尼斯湾登陆。她向柏柏人部落首领马西塔尼求借一张牛皮之地栖身，得到应允；于是她便把一张牛皮切成一根根细条，然后把细牛皮连在一起，在紧靠海边的山丘上围起一块地皮，建起了迦太基城。故而迦太基的卫城又叫柏萨意为“一张牛皮”。腓尼基移民横渡地中海建立了迦太基，藉以作为大量贩卖奴隶及海上贸易的中转站。 其内陆地带巴格拉达斯河谷(今迈杰尔达河,位于突尼斯境内)的土地十分肥沃，所以迦太基即使在北非，亦有发达的农业，因此亦出现了奴隶制庄园。 1.盐太贵 英文salary（工资），源自salt（盐），也就是拉丁语中的salarius（盐）。佩特洛尼乌斯记载过，古罗马时代，盐非常珍贵，为了向各地军团输送盐，甚至在道路旁广泛设置护卫军，他们的工资就以盐支付，于是英文中盐一词演化为工资。那时的罗马共和国从来没富裕到遍地撒盐。 2.盐太难做 盐在古代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因为古罗马时期人还只会通过盐井和盐矿来煮盐而不会晒盐，1升卤水10克的盐，还是质地不纯杂质多的粗盐，看看古代盐商的富裕和国家财政对盐税的依赖就知道了，盐业在古代永远都是最赚钱的。 3.盐不好 r> 迦太基人能够出动数万人的军队，可见迦太基人应该有数十万人，为此需要用来供养的土地至少200万亩，要毁灭一亩土地，差不多要一吨盐，要达到毁灭迦太基人根本的目的，罗马人要撒将近100万吨盐……即使得到最便宜的盐，和泥巴一个价,但上百万吨盐的运输晒撒对于当时的罗马的迦太基占领军乃至于罗马国力来说，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迦太基的重要性 迦太基后来是罗马的总督辖区，相当于现在直辖市，地位高于一般行省，还建造了大把所谓古罗马建筑，现在那些遗址就是。如果真变成盐碱地了，那还怎么经营怎么干工程啊？ 象征仪式倒是完全可能，但远未到大规模实施至「寸草不生」的程度，现在看文献记载，战后迦太基城周边的土地是先被集体列入ager publicus后进行分配的，分配对象既包括罗马人，也包括本地人…… 格拉古兄弟的时代就曾计划重建迦太基，奥古斯都继承凯撒的遗志，重建了迦太基。后来的蛮族入侵期间，迦太基是罗马在非洲最重要的基点，西罗马沦陷后，奥勒里安努斯的罗马远征军也是先光复了迦太基，而后光复意大利。迦太基地区同时也控制着北非和西班牙，而且北方的高卢当时气候寒冷尚未开发，罗马没有这两个地区，仅靠意大利本土，根本无法支持庞大的人口，而且征服高卢也是用这两个地区的兵源和粮食。直到北非被汪达尔人占领之前迦太基一直是西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 迦太基被占领之后意大利立刻陷入了饥荒，迦太基作为北非粮食出口的最重要港口，如果都寸草不生了，如何解释其日后作为西罗马帝国粮仓的战略地位？罗马人会蠢到放着大片粮食出产效率远高于意大利本土的农田不开发利用，反而要撒盐摧毁？ 5.撒盐没有用 普通的撒点盐并不能使农田变成盐碱地。如果你的意思是把草原变成盐碱地，然后杜绝草木生长，那么我想说的是，盐碱地所谓的“盐”，指的并不是我们日常食用的食盐，而是化学意义上的盐类。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其PH值是中性的，并不能使土地盐碱化。 6.撒盐的反作用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诺曼校区的生态学家Michael Kaspari也学着往土地上撒盐,但这次,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他的试验田里到处爬满了蚂蚁和其它无脊椎动物。发现,添加少量盐可以促进这些生物的生物量,并且可以促进植物体的分解腐烂。它在调节有机物质分解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影响整个陆地的碳存储。 这件事在古典时期应该是没有任何记录的。近年来R.T. Ridley的To be Taken with a Pinch of Salt: The Destruction of Carthage，就提到罗马文献里面没有出现过任何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撒盐的习俗。【罗马在迦太基撒盐】这个现代流传的版本应该是属于中世纪和以后欧洲人民的以讹传讹。 撒盐这个传统是有的。自古以来在近东很多文明都存在，而且不少也流传到了今天。最常见的就是有些巫师会在家门口撒一圈盐防止鬼怪进入什么的。或者有什么不洁的东西，人们就会往那个东西上撒盐。当然，撒盐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象征性的传统或者一种巫术，要通过撒盐让土地失去肥力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历史上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撒盐】这个梗，应该是中世纪欧洲产生的一个民间传说。因为《旧约·士师记》记载了士师基甸（以色列人的领袖、将领）的儿子Abimelech在攻下示剑（Shechem，今约旦河西岸）之后，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撒了盐。而圣经的影响力你懂的，基本上书里的所有梗都已经嵌入了欧洲人的文化和语言里面。所以“在土地上撒盐”在中世纪的书籍里面就是“征服”的意思。 1297年，意大利中南部城市Palestrina宣布脱离教皇统治，但反叛随后被教皇扑灭。1299年，教皇Boniface VIII命令人在Palestrina上撒盐“就像罗马人在迦太基做的那样”；“我用犁翻开了这里的土地，就像非洲的迦太基一样，然后在土地上撒了盐”。这应该就是罗马人在迦太基撒盐的最早出处，这里教皇应该是搞错了，或者也可能是他想同时玩两个梗（罗马击败迦太基，以及圣经里面的撒盐），但让后世读者会错意，以为罗马在迦太基撒了盐。 19世纪以后，很多历史书籍开始出现罗马人在迦太基撒盐的故事，就是这种中世纪谣传的一种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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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fusui 2021-12-30 22:17:57 1、春秋早期中原各国已经可以炼制铁剑，以铸铁为主。到战国晚期，各国均可稳定控制铁剑中的含碳量，形成表面含碳量高内部含碳量低的钢剑。这些钢剑在湖南（楚）、河北（燕赵）等地均有出土。2、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既长且薄，这不符合青铜武器的形制和特点，因为青铜过脆且不耐冲击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短小厚重。但这种形制符合铁制武器的特点，所以这些青铜剑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殉葬的礼器。3、秦国军队是国家的，武器...... ----------------------------- 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冶铁管理已经相当成熟和严密，对官营手工业有着严格的生产体系和考核标准。铁官生产的产品少部分由铁市官出售盈利,大部分农具、工具和兵器则由官府分配出借,严格管理,定期查验,废旧铁器由官府统一回收。 铁官: 里耶秦简、周家台秦简中均有关于“铁官”的记录。里耶秦简记载的临沅、索、门浅、零阳、上衍、蓬、迁陵等均为秦洞庭郡下属县。“蓬下铁官”为洞庭郡铁官,“蓬”即洞庭郡铁官治所。荆州周家台三○号秦墓中出土的《质日》木牍记载:“己酉,宿兢陵。庚戌,宿都乡。辛亥,宿铁官。壬子,治铁官。癸丑,治铁官。甲寅,宿都乡。”该墓墓主为南郡官署属吏,简文中的铁官应为南郡铁官。 右、左采铁: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大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赀啬夫一盾。”可见此时已设有专管采铁的职官,并需要接受考核。大官即太官,为少府属官;右府、左府及右、左采铁等官职均未见于秦汉史籍中,考课时与大官并举,应同属少府。 右冶铁官: 秦印有“右冶铁官”,说明冶铁也设职官,且有右、左之分。 铁兵工室、铁兵工丞: 秦封泥中还有“铁兵工室”、“铁兵工丞”,从字面来看应是专门为铸造兵器而设,“工丞”系“工室丞”之省称。 铁市长、丞: 秦封泥中有“铁市丞印”,从字面意义来看应为管理铁器流通、买卖之官。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规定官有铁器均需带有标识,以至无论是整器还是残件都很难流入民间,也不可能用来随葬。 然而，制度里面仍然会有例外。从事过生产管理或是工程管理的都明白这一点。 陕西凤翔高庄的秦墓中出土了5把铁长剑，形制相同，尖锋，两面刃，体很长，扁平茎，无首。其中一把通长105、茎长21、剑身宽3.2厘米。 在宜昌前坪发现的战国墓葬里，发现了一把铁剑，长约120厘米，宽3.2厘米，刃尚锋利。这座墓出土的种种秦式器物，特别是一件篆书体铜印，表明墓主人是一位秦国中下级军官。 甘肃秦安上袁家秦代墓出土铁卜字戟一件，铁剑一件，铁长刀一件，铁匕首一件，铁钺两件，铁镞十件。铜兵器则只有一把铜戈和铜镞十一件。从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应该曾是秦代的一名中级军官。不仅如此，在这座秦墓里发现了流行于汉代的卜字戟和长刀。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里补充一点：上袁家秦墓出土的这把秦戟比燕国的四穿卜字戟更简单，结构更结实，还与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卜字戟形制相同，而南越王墓还出土了张仪为秦相时期所铸的铜戈，所以南越王墓的卜字戟应该是秦军南征百越时所携带的兵器。与多地出土汉代的卜字戟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秦和燕的卜字戟基本上成为了汉代卜字戟样式的先驱。 在马家塬战国墓中，也发现了多件铁兵器，其中有铁矛，铁戟，铁剑，铁戈。虽然马家塬战国墓属于绵诸戎的墓葬，但是这些兵器与周边的西戎墓葬出土的兵器比较，明显有别于其他戎人武器的落后风格，反而与秦的兵器风格相合。秦中央政府通过对兵器制造、发放以及保管的控制,保持其对臣属国武装力量的控制。 陕、甘两省中凡属战国时期的秦墓、秦遗址,必出铁器,成为考古界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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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补充一下关于块炼铁工艺的落后与局限性问题： 先看西藏地区的块炼铁产业能力对石构建筑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冶铁业落后，难以提供海量优质钢制工具的前提下，布达拉宫的地基采用了地垄设计，就是厚实的块石砌体作为承重墙，在其上搭设木梁木椽地板等上层建筑结构。其地基小部分是拉萨河冲积土层，大部分是钙质板岩独立山体。墙体表层都是块石、片石、碎石垒砌，里面用砂土与碎石填筑。和欧洲伪造的那些平整的石材构件相比差远了，呵呵。 西藏乃至云贵等地的古代块炼铁水平，也折射出了欧亚大陆同技术背景下能达到的高度。被人乐道的藏刀，也就是代表了西藏地区块炼铁法制作最高水准的器物，都是块炼铁束铁成器，就是一捆块炼铁铁条，拧锻在一起，最后刃口部位锻焊上一条块炼自然钢，形成藏刀那种流水纹理，这是落后冶炼水平下的一种铁兵器工艺代表，毫无技术亮点可言，很原始，但块炼法地区大多如此。 只有中古时期的日本，把块炼法兵刃做到了极致，小作坊小批量精品，仅此而已。这个技术背景下，谈什么大规模平整加工石构建筑或艺术石刻石雕的精细加工? 能凑合维持一个奴隶制或小封建领主政权就很不错了。 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最能看出一个文明地区的技术水平上限在哪里。 而农具或一般生产生活工具的水平，则能看出下限在哪里。 大量汉代铁兵，特别是大刃兵器，就是中尺寸以上刀剑的冶炼加工水平，普遍采用全钢形式，而不是块炼法模式下的只在刃部夹钢或铁与钢的复合结构，这直接反应在生铁炒钢路线下，国家可以大批量获得钢材用于军事战争，而不是吝啬于中高碳刃钢的匮乏。 现在冶金考古界很多认识，就是古代中国核心地区，很可能没有真正经历一定时期的块炼法阶段，而是从冶铜竖炉直接过渡到生铁冶炼，因为两者各方面技术条件差不多，只是矿石来源和燃料比例的变化。 中原冶铁的诞生也是发达冶铜业带来的，是铜铁矿伴生后，从炉渣中开始认识铁的。在春秋时期生铁冶炼开始后没有多久，炒钢就开始应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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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兄有篇小文，摘选一点，有兴趣可以看最后的来源信息。 希腊史是一部伪史吗？ ——浅谈历史与信史的关系问题 希腊作为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长期受到推崇，在从中学到大学的世界上古史中普遍占有最大的比重。然而，近些年来希腊史的真实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学者出版了很多质疑希腊史的著作，中国近年来也出版了何新的《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等著作。但是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普遍的关注和承认，而且里面也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 --俺和师长们也对老何的文章感到疑惑，老何当年也是和俺一样言必称古希腊的，又不是考古相关，如今写了拉拉杂杂一大堆，居然结论十分锐利！ 西方史学界喜欢把文字的产生视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甚至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缪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以是否有可以被广泛辨识的活文字和相关的出土文献作为判断历史是否可信，特别是历史上相关的文化典籍是否可信的标准是可以的，因为这也涉及到历史释读的学术话语权问题。 如果一种文字、一种语言灭亡了，变成了死文字、死语言，那么对于“是伪史还是信史”的判断就成为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例如，要是世界上只有十几个人认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那么，“苏美尔楔形文字如何解读”这种问题的学术话语权就完全掌握在这十几个人手中了。这十几个人翻译出来的典籍，究竟是不是当时人的原意，其他人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判断，也就很难让人信服。很多喜欢历史的人都发现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因此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出自苏美尔，中国则不少人认为这说明苏美尔人的原籍可能是中国某地。其实，这只不过是那些专家用汉语解读苏美尔楔形符号，发现勉强说得通，于是就这么延续下去了。至于他们这种解读是否符合苏美尔人的原意，甚至这些符号究竟真的是文字还是后人的揣测，恐怕也都是难以断定的问题。假如真的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强加上的解读，乃至这些符号并非文字，由于除了那十几个人外的其他人也看不懂，于是仍然没有办法验证。 --俺前面指出的西方业余天才们的所谓“破译”，还有英国亚洲学会鉴定楔形文字的奇葩会议，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光是希腊，就连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是缺乏信史的。因为他们所谓的历史资料，并不是始终不断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十九世纪以来考古学和历史学“再发现”的产物。这种“再发现”究竟是还原了历史还是编造了历史，这在少数垄断史学界的史学家来看其他人都是没有资格解读的。而相关研究的专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否定这个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可信性，因为否定了这些也就否定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相关的研究经费，对于他们自身是极端不利的。比如说，一个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历史学家，最多只是对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个别释读作出质疑，而不可能否定“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本身。否则，他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经费。显然，不会有人干这种傻事，于是，“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变成了苏美尔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尽管其很可能不是历史本身。所以说，19世纪以来“再发现”的历史都很难算是信史。 --不仅是文字，还必须是字母文字，玩注音的，否则就无从破译了。因为表意文字有一个东方的现实范例--汉字，没有哪个欧洲天才，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都不敢在中华子孙的眼皮下面玩什么破译，不论是金石文，还是甲骨文，包括萨珊波斯那样的有与汉字对应出土铭文的文字，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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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是否是一部伪史”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希腊的文化典籍上。质疑者认为，希腊文化缺乏原典，缺乏年代比较早的出土文献，就算是最早的版本也多是在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之后，是缺乏可信度的。这种质疑很有道理。另外，上古的书写材料成本较高，因此，上古文献篇幅普遍比较简短。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原始文献，比如《道德经》只有五千字，《论语》只有一万多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老子，孔子他们不想多写，而是因为在上古书写材料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是尽可能地多写了。春秋战国那个年代，中国的书写材料能够支撑的个人写作是很难超过五万字的。而希腊人所拥有的国土空间和发展水平不可能比中国强太多，但希腊现存的文化典籍都是一些鸿篇巨制，这显然是很可疑的。 --这也是大家普遍质疑的问题。还要包括那些高硬度石料上面刻划整齐、边缘清晰的所谓古文明铭文，呵呵。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文献的内容方面，希腊的很多文献的确带有后人编纂的痕迹。。。。因此，《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分别是十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产物，而非古希腊的文献。当然，即使不是古希腊的文献，也有可能包含古希腊的内容。不能因为《荷马史诗》出现的时间较晚，就断定特洛伊战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明代的《封神演义》中描写商周之际的战争也存在着大量围城战的相关描述，这些描述显然是反映了明代而非商周之际战争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商周之际的牧野之战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们更不能因为《封神演义》描写的是商周年代之事，就认为其是先秦的文献而不是明代的小说。对于《荷马史诗》，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判断标准。 --俺一直坚持，同等标准去衡量，要层累地创造古史，也要用到欧洲身上去，不知顾撷刚老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作何感想？ 也就是说，判断古代文献的真伪应该以古代文献编纂形成的年代，而不是内容的年代为标准。比如伪《古文尚书》编纂形成是在魏晋时期，虽然与上古时代的《尚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伪《古文尚书》是上古时代的文献。再比如宋代形成了《三国志平话》，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我们只能说《三国演义》是明代的而不说它是宋代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希腊文献普遍是伪文献。否则，若是标准不统一，对中国用高标准，对希腊用低标准来进行判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这里还是以文献学源流来衡量，就书论书，欧洲的大量所谓史籍也很难说是反映当年历史的可靠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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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其基本规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像中国最早的诗歌《弹歌》，只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诗经》中的记载先民情况的《雅》《颂》中的一些诗要长些，但也比较简短。《尚书》和先秦诸子的语言也非常简单，越往后越啰嗦。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啰嗦的惊人，是因为其成书年代是19到20世纪，在流传中早已丧失了古典语言的原貌。按照中国《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的标准，《摩诃婆罗多》只能算是19到20世纪的作品。就现存的《荷马史诗》和亚里士多德很多作品的语言风格看，其成书年代不会太早。 --参考俺前述信度文明的一篇帖子，19世纪大英总督在印度考古，靠的不是英国佬编辑的印度史籍，而是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记。 第三个就是“阿拉伯人再传入希腊文献”的问题。质疑的人提出:今天阿拉伯没有古希腊文献的原典。这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阿拉伯再传入希腊文献”的不可信性。阿拉伯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大量描述了印度和波斯的相关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希腊。这表明了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希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阿拉伯人也不太可能专门去保管古希腊异教徒的原始文献。这也与现在阿拉伯世界不存在古希腊原典文献的情况是一致的。 --所谓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可靠性，就那几个阿拉伯游医，不务正业，天天收藏翻译堆成山的异教徒羊皮卷或莎草书，呵呵。 --同样地，还有曾经被不同教派统治过的那些所谓古代建筑遗址，几千年的光天化日之下，半裸的女神柱和赤条条的雕像倒是留存至今，雅典卫城中心的那座清真寺呢？修旧如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希腊乃至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上古时代确实缺乏信史。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世界的信史是在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和325年尼西亚会议尊崇基督教之后，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载体逐渐地形成的。而在这之前的时期普遍缺乏可信的历史资料，总的来说都只是传说而已。至于所谓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一次次“希腊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就好像中国署名黄帝的大量文献并非黄帝时期的作品，而是战国秦汉时期一次次“黄帝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一样。 --在清华简释读之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属于后出，史记的相关记载可靠度不如战国时期史籍，基本成为大多业内学者的共识。俺在某论坛也是认同这个新观点的。 --而根据同仁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特别是耶经文本的演化，所谓“地中海世界的信史是在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和325年尼西亚会议尊崇基督教之后”也纯属伪史范畴。 而在南亚文明世界，因为热带书写材料难以保存等原因，即使是中世纪前期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中国的《大唐西域记》还有翻译过来的汉文佛经等来进行研究，上古时期更是缺乏原典和年代较早的文献。所以，印度的信史时期就更短了。比较清晰的印度历史是在殖民者到来之后，再往前推也只能推到穆斯林统治下的德里苏丹国时期。也就是说比地中海世界还要晚一千年左右。 --包括梵语及其多种文字，也是有说道的。参见俺前面信度文明的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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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古代希腊的一些相关情况的时候，不能靠那些年代不明且真伪难辨的历史文献，更应该靠社会经济领域的资料和分析。像所谓的雅典民主制，有些史学家研究发现，假如公民大会真的如记载所言开地那么频繁，希腊人就会没有饭可吃，因为根本没有生产的时间。因此，雅典民主制很有可能是后人的建构，而不是希腊的真实情况。当然，我们不能说雅典的公民大会一定没有召开过。但至少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断言，公民大会不会像传说中开地那么频繁。 --这就是一些学者质疑西方欧洲出于西方中心论系统性伪造古典史学体系的一部分分析来源。这里依旧不涉及那些所谓考古文物的可靠性。 --文艺复兴那时候，空想的乌托邦也是有市场的，现实例子就是威尼斯等商业、手工业城邦共和国及其殖民体系，古希腊？那是欧洲的便宜老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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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古学资料的年代也不一定正确，因为考古学的鉴定权也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 比如说埃及金字塔被普遍认为是上古年代的产物。然而，80年代以来，关于金字塔的建筑材料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是石头建造的，有人认为是简单的混凝土。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去进行科学的鉴定。这是因为，对金字塔进行科学鉴定的权利都被操纵在圈子里的少数人手中。显然，判断金字塔的具体年代比判断建材要难得多，而如果连金字塔的建筑材料也无法确定，恐怕如今对金字塔具体年代的判定也是大有疑问的。 不过，以此否定整个地中海世界考古学资料的可信性显然也是不合适的。一些非标志性的考古学资料开放性比较高，可信度也比较高。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地中海文明世界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其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可信度大概也就和我国的尧舜禹差不多。 --又回到俺一直说的，最终需要对西方的那些文献与文物进行科技鉴定才行，参考俺前面关于耶稣结婚的莎草书的新闻段子，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古埃及学是伪科学么？呵呵。 --俺曾经说过，很可能存在的仅仅是那个所谓的拜占庭，就是真正的罗马帝国。至于金字塔，呵呵。很多人相信西方编造的高大上古典史学，并非那些看不懂的书卷，而是巍峨矗立的古建筑，问题是，那些是真的吗？即使真实，真正的主人又是谁？ --还是俺的老话，假说并非定论，科学难言主流。真正爱好历史和考古的同仁会明白俺的意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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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世界的信史是在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和325年尼西亚会议尊崇基督教之后，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载体逐渐地形成的。 以上是鹿野兄的原话，《米兰敕令》（拉丁文：EdictumMediolanense，英文：Edictof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 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 --来看看这玩艺从哪儿来的哈。首先是出现的时间。 --最早提到这个《米兰敕令》的是吉尔伯特.布伦内特的一本书《君主们在处置基督教俸给及教会土地方面的权力》，出版于17世纪晚期。到了1768年的《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君士坦丁一世词条中提及。到了1776年，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肯定其为历史的真实。从此成为正统或是主流观点。可惜，吉某的这部书，不能算是史籍，而是带有政治性的故事集。 --1891年德国学者否认这玩艺的存在。此后，从质疑，到争论，到现在的谨慎论述及淡化。具体人物书籍比较多，不提。 --来看看文献源流，所谓《米兰敕令》只有两篇文章涉及，一是拉克坦提乌斯的《迫害者之死》，拉丁文版本的；一是尤西比乌斯的《基督教会史》，古希腊文版本的；然而，和俺前述的桥段一模一样，这个古希腊文版本“无疑”是据拉丁文版本翻译来的，“对于这一点，国内外各时代的学者均无疑义。”先有拉丁文，后有希腊文的。只有一个原始抄本，当然无踪。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著作，来自于据说是大约1420-1430年间佛罗伦萨GuglielminoTanaglia的抄本等多个来源，这几本羊皮书也是一样的存疑。而第一次出版是在1465年，由德国人ArnoldPannartz和KonradSweynheim在意大利印制，据说是意大利出版业出版的第四部书。按鹿野的意见，这些个抄本即使不是后世伪造，也只能认为该著作是15世纪的内容，其中可能有一些传自以前的纪录。 --至于尤西比乌斯的《基督教会史》，几个抄本据说是10-12世纪的，16世纪以后开始出版，17世纪出版本又源自4个抄本，居然都是15世纪的抄本，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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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到了顾颉刚。一位师长的师兄弟也对当年的古史辨派有所论及。作为北大考古系毕业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前辈，张天恩老所长在《中国早期文明路径与文明史观的产生》一文中提到： 有着深厚楚文化基因的西汉学者,不断搜集战国以来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将三种文明的历史进行人为整合,是他们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角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整合、编撰,也必存在有意、无意的删减、嫁接,结果导致了时代越晚的文献,所记载的历史越长久的特殊现象。 恰似曾侯与编钟铭、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记载,但谁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内容是书写者故意编造的历史。 这一现象,当年被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说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46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顾颉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现在只能解释是一种误解,其实是与他们那一代没有见到多少考古发现有关。 不过,现在的学人如仍停留在古史辨的认识层次,再这样无端地怀疑古代历史记载,恐怕就属闭目塞听,不可理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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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无环境史的观点不可取 工业革命以来，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攫取所导致的环境危机，环境史研究开始兴起，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环境史研究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世界古代史领域基本不存在可供发掘和深入研究的环境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唯一一部现存的希腊化时代的游记——公元2世纪小亚细亚旅行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希腊纪行》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希腊各地的历史掌故、建筑特色、神话传说等，却对当地的自然风光、河流山川、物产气候着墨甚少。这一材料择取标准与古代作家的世界观和古代游记体裁的写作传统有密切关联，但其对古代环境问题研究造成的阻碍作用却也是明显的。此外，古代史研究者试图借用环境史视角解释历史变迁所导致的牵强附会，也使得当代环境史学者对这门学科在古代史领域发展前景出言谨慎。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环境退化”的假说，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反面案例。 --（点评）俺以前扒过这个Pausanias号称希腊罗马时代的唯一游记的抄本源流，在中华文明传播来的中国纸和印刷术已经普及的1485年前后的三个手抄本，充满了错漏，均基于一个幸存的抄本，而这唯一的原始抄本据说在1500年以后消失了，呵呵。 --联系中华的《山海经》，那可是把地理与神话一起写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唯一的游记“对当地的自然风光、河流山川、物产气候着墨甚少”呢？除了“古代作家的世界观和古代游记体裁的写作传统”以外，还会有什么可能性呢？注意，这个Pausanias和那些疑似虚构的其它所谓古希腊罗马名人类似，生平模糊，主要载于作品本身，又是唯一的游记，何谈其世界观和游记写作传统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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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地力耗竭”说的破产 在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盛行的年代，当西欧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人和普通游客前往雅典游历之际，现代阿提卡地区的光秃山丘与干旱环境让古典文明朝圣者们大失所望。他们无法将这个并不迷人的地貌景观同名扬地中海的雅典经济霸权与文化艺术成就联系起来。于是，水文侵蚀作用和过度放牧等因素破坏了阿提卡固有的宜居环境的假说迅速风行一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开始引起古典学者关注的情况下，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畜牧业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当地植被环境，进而导致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古典文明衰落的假说应运而生。英国学者瑟古德提出的偏颇观点便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瑟古德宣称：“环境破坏是希腊的光荣所付出的代价。”根据持该观点的古典学者所提出的解释体系，雅典城邦本地经济生产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使阿提卡居民过度开发周边原本丰富的畜牧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致使该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后出现水土流失、植被退化、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从而阻碍了雅典城邦与古典文明的持久发展。部分古典学家还通过对攸波利斯喜剧《山羊》残篇和柏拉图对话《克瑞提亚斯》断章取义式的附会而找到了支持该假说的“坚实”文献证据。 --（点评）只要是具备了基本常识的人也不会认为“现代阿提卡地区的光秃山丘与干旱环境”能够培育出“经济霸权与文化艺术成就”，19世纪的“西欧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人和普通游客”亦然。 --不过，给西方的暴富和学习东方文明科技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古典文明”祖先的那些“朝圣者们”自然有办法。问题是，这个“伟大、光荣”的传统习惯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假说，文献，很熟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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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严肃的考古学与地理学研究表明，近现代阿提卡地区相对贫瘠的自然面貌可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它并非雅典城邦缔造其辉煌古典文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解释雅典古典文明盛极而衰的“环境破坏说”在借助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兴起的东风盛行一时后迅速偃旗息鼓，并且受到《堕落之海》等古代地中海生态史名著的严厉批判。 --（点评）从历史时期的气候学研究和当地遍布的石灰岩山地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果真就是穷山恶水，那么，问题来了，如此贫瘠的地区，何以养育高度发达的文明？古代的商品贸易需要有农业腹地的广大幅员来支撑，粮食的运输贸易更是受到了保存、运力和运输人畜自身消耗的限制，中华文明古代的对外商贸通路上，在没有大规模农业区域的支撑下，例如外海主要水道的岛屿以及欧亚大通道上的那些绿洲，是否存在高度发达的中心文明遗址呢？ --由此，所谓古希腊罗马区域内的人口猜测数量也就成为了所谓专家笔下的橡皮筋，需要少的时候就是精兵强将，寥寥数十万的民众就是文明之巅；需要多的时候就是大国广民，动辄千万上亿，伟大的罗马城没有百万人口都不好意思给人家打招呼。反正，只要“断章取义式的附会”，“找到了支持该假说的坚实文献证据”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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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的作者：吕厚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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