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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秦汉史（pdf.转载）[第3页] |
| 作者:安昊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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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建设 (一)兴修水利 到武帝时期，兴修水利形成了一个高潮。全国各地修筑了许多沟渠，其中以关中六辅渠和白渠所得灌溉之利为最大。 元光中，郑当时为大司农，他向武帝建议穿漕渠以解决漕转关东粟的困难。原来关东漕粟由渭中西上，要通过九百余里的水道，费时六月才能完成。 故郑当时建议引渭水穿渠起自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这条渠道缩短了漕运距离，又易于漕转，三月即可完成。他又以为“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令齐人水工徐伯主持其施工开凿事宜。“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大获漕运之便，亦颇得灌溉之利。 其后河东守番系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 ①《汉书。食货志》。 ②《史记。河渠书》。 ③《史记。河渠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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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五千顷。 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武帝“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不过，后来因黄河移徙，渠田不利，耕者不能偿种，于是废掉，给予移徙此地的越人，稍收其税，人之于少府。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今山西大荔东)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今山西大荔 西)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徵(今山西澄城南)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 穿渠得龙骨，故名日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龙首渠的做法就是后世的坎儿井，这一技术在汉代就推广到西北地区。井渠法是水利工程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 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诸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国关中地区除六辅渠和灵轵渠外，还有成国渠、沣渠和白渠。 从上述看来,武帝一朝，在全国广大地区如今山东、安徽、甘肃、陕西等地均有规模大小不等的沟渠、陂池水利工程的建设。其中尤以六辅渠、白渠之灌溉量为大，而白渠居第一。 元鼎六年(前111年)，左内史兒宽奏请穿凿六辅渠。六辅渠是修建在关中原郑国渠上流南岸旁的六条支渠，用以灌溉郑国渠所灌溉不到的高仰之地。六辅渠，当地人亦称为六渠或辅渠。 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中大夫白公奏请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 ①《史记，河渠书》。 ②《史记，河渠书》。 ③《史记，河渠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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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栎阳，注入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日白渠。”白渠渠口起自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尾入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注人于渭水。白渠是用抬高渠口水位之法，用以溉灌高仰之地的。白渠修成之后，民得丰饶，因而作歌颂日:“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番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 之口。”② (二)治理河患 汉时，黄河常泛滥成灾。文帝时，黄河决于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东溃金堤。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春,黄河改道,从顿丘(今河南濮阳北)东南流。夏,黄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决口，经瓠子河,东南注人巨野泽(今山 东巨野、郓城之间)，流通于淮、泗。受灾地区达十六郡之广。 武帝发十万人堵塞决口，塞而复坏，无济于事。此后二十余年中,黄河下游常受其灾,农业歉收，而梁、楚之地尤甚。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又征发数万人堵塞瓠子堤决口，他还亲自到瓠子决口视察，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背负薪柴参加堵口工程。因东郡薪柴不足用，又把淇园之竹运来，用以堵口。 这一次终于成功， 把瓠子决口修复，并筑宫于瓠子堤坝上，名日宣房宫。不久，黄河又于馆陶(今河北馆陶)决口，这一次治河没有采取堵口的办法，而是挖了一条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人海，屯氏河广深与大河相等，这是因势利导之法。 屯氏河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有时小被水灾，而奂州以南六郡却无水患。此后直到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前，六七十年间黄河下游无甚大水患。可见此时对黄河的治理还是成功的。 三、西北屯田 汉武帝经营西北，除了采取军事行动之外,还开置屯田，且耕且守，二者相 ①《汉书，沟洫志》 ②《汉书，沟洫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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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元狩四年(前179年)，于漠北大败匈奴之后，“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 食，地接匈奴以北。”令居在今甘肃兰州以北永登一带。自令居东至朔方郡沿边塞一线往往通渠屯田，这里面就包括了著名的北假屯田。北假在今内蒙古库布齐沙漠以北，包头西北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元狩以后，汉始大规模经营河西走廊，同时亦开始了河西大规模屯田。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 武帝经营西域，亦同时实行屯田，屯田区域主要在轮台、渠犁等地。“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③ 汉自武帝开始的西北屯田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屯田卒除了耕垦积谷而外，还参与作战，是一支重要的边防力量;屯田卒又是开发边疆的先锋队，其通渠屯垦及拓荒之功为进一步开发边疆创造了基础;屯田积谷为边 防军政提供了物质条件，减少了内地向边方转运粮秣等给养之费;尤其重要者是把内地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推广到边疆，提高了当地生产力水平，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如代田法、井渠法皆随西北垦殖事业的发展而传至 边疆。 四、农业技术改革 武帝时，农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革，这就是代田法的运用与推广。 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根据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又总结吸收了当时劳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史记，平准书》 ③《汉书，西域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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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崔实在《政论》中还提到赵过教人用耧犁。他说:“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人下种，二人挽耧，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贫民无牛怎么办?故平都令光曾教赵过以人挽犁之法，赵过任搜粟都尉期间奏请以 光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这种组织以人挽犁的耕作法，也能大大提高劳 动生产率，提高耕作质量，从而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民相与庯挽犁，耕作量为“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垦辟。”赵过还将人力相与庸挽犁之法进行过试验，他组织离宫卒在“宫墙”弃地上运用此法进行耕种，结果是“课得谷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用“二牛三人”的“耦犁”耕作,更能较大幅度增产，“一岁之收常过缦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以改革生产工具和改善耕作动力组织形式以及改革田间耕作技术为核心的代田法，使农业生产过程在整体上得到了改革，这是一项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蹠耒而耕及缦田耕作无疑能大幅度增产，尤其适应于旱作区。汉朝政府大力推广此法,“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 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同居延汉简中有关于代田的记载，证明当时的广大西北地区确已实行了代田法。 ①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3页。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牵引二 牛，共二牛三人。”亦可通。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食货志》 ⑤《汉书，食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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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武帝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昭宣中兴” 一、武帝后期社会危机的加深 汉武帝长期外事征伐，内兴功作，劳民而伤财。自元光二年(前133年), “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海内虚耗”。”除了战争消耗之外，内兴功作之费亦不可计量，更加武帝炫耀性的大量赏赐，耗财无数。 武帝好神仙，为求神仙而令郡国除道，缮治离宫别馆，名山神祠，都付出了极大代价。武帝多次巡游全国，到处祭祀名山大川诸神。 为举行封禅大典，先举行了“振兵经旅”的活动。“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这又是毫无意义的惊人消耗。 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尽管武帝采取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与财政措施来解决“用度不足”的问题，但最后的灾难仍然是要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人民除了负担沉重的兵戍徭役之外，还要负担极重的租赋征敛，生命财产都蒙受很大损失，因而在武帝晚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 徐乐曾向武帝上书指出当时就已存在土崩之势，他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 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 社会危机严重的征象首先表现在流民的大量出现。元封四年(前107 ①《汉书，五行志》 ②《汉书，西域传，渠犁》 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徐乐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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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中流民的出现，除了由于天灾人祸所致而外，更深刻的原因便是导源于刻剥之政。武帝曾责备当时的丞相石庆说:“问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重赋与徭役不已造成民多流亡。 《盐铁论，未通》也说:“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现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细民不堪忍受官吏刻剥之政，便只好流亡远去，成为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破产无业流民，这是严重的社会危机。 武帝后期在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 小群以百数，掠掳乡里者不可胜数。” 汉武帝急派专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前去督责“犹弗能禁”，又派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以虎符发兵按军兴之法前去镇压，“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又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之后才得其首领。 而其“散卒失之，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这些起义者的具体情况，因文献阙文,不得而知。只知道天汉二年(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同武帝派直指使者暴胜之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镇压，并诛杀一批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吏。在镇压这些起义者之后，汉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沈命法”: “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拂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制定此 ①《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 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 ③《汉书，酷吏传》 ④《汉书，酷吏传》 ⑤《汉书，武帝纪》 ⑥《汉书，酷吏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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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欲督责地方官吏严加镇压，然而小吏畏诛，虽遇“有盗弗敢发”，反使“盗贼寝多”。实则，因社会危机加深，民穷困无聊，起为“盗贼”，虽镇压亦无济于事,因为造成“群盗纵横”的社会根源没有消除，这种严重的社会现实,迫使武帝晚年不得不与民更始，对内外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二、轮台“哀痛之诏” 班固指出:“孝武之世，图制匈奴，通西域，设酒池肉林以飨四方之客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筅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 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轮台“哀痛之诏”发布于武帝死的前二年，即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末年，悔征伐之事，故下诏罪己，改弦更张。 征和年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请遣屯田卒至故轮台以东，“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而武帝非但没有批准，反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他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围这就是著名的武帝征和四年轮台“哀痛之诏”。在这个诏书中，武帝不但罪已，而且指责了桑弘羊等“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的兴利之臣。武帝首先否定了“远田轮台,欲起亭隧”的扰劳天下之请。更重要的是全面调整国内外政策，规定今后的总方针为“禁苛 ①《汉书，酷吏传》 ②《汉书，西域传赞》 ③《汉书，西域传，渠犁》 ④《汉书，西域传，渠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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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止擅赋，力本农”，于边事则止修武备而已。这个方针的核心任务为转向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与民休息，思富养民。自诏书下后，由是不复出军,并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改革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代田之法重视农业生产。 轮台诏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与作用，武帝下此诏，其意也是真诚的，不管其做出的程度如何，但毕竟是付诸实行了，这对于已处于濒临土崩之势的西汉统治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西汉统治由此转危为安。继起的昭、宣二代君臣以此为基础，并秉承此旨意，继续与民休息，遂使社会出现中兴之局。汉统治之所以危而复安，社会由动荡而中兴，这与汉武末年之断然改悔，下诏罪己，改弦易辙是分不开的。 三、霍光辅政与昭宣中兴 武帝病重，立刘弗陵为太子，年八岁。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殚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同受遗诏辅少主，而政事壹决于霍光。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异母弟。霍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人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霍光长女为左将军上官桀之子安之妻，上官安之女为昭帝皇后，因而上官安亦封为骠骑将军。自武帝时，上官桀已位至九卿，位在霍光之上。 此时,上官父子并为将军,又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为上官安之女，霍光乃其外祖，而反专制朝政，上官桀为要与霍光争权，因而极力反对霍光。燕王旦以昭帝兄自居，心怀不满。桑弘羊自恃“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 子弟得官，亦怨恨光。” “于是上官桀、安及桑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欲令盖长 公主置酒请霍光，乘机伏兵格杀之，废昭帝，迎立燕王且为天子。此阴谋被发 ①《汉书，霍光传》 ②《汉书，霍光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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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继续执行缓和阶级矛盾的宽政。 昭、宣时期的宽政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重视农业生产，劝课耕桑。昭、宣二代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懂得“以农桑为本”，在他们的治理下，使“耕桑者益众”。不少地方官吏都以劝民农桑为务，如宣帝时龚遂为勃海太守，他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事田作，便以身作则，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树榆、百本殚、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劝民春夏必须至田野耕作，秋冬“益蓄果食菠芡。”“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南阳太守召信臣亦务在富民，为民兴利。他“躬劝耕农，出人阡陌，止舍离乡亭,稀 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 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 以防分争。 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么“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黄霸为颍川太守，选择良吏，宣传宣帝诏令，“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⑧ (二)减轻徭役。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减少了对外用兵，因而省减了兵戍徭役。宣帝甘露四年(前54年)，由于匈奴单于称臣，“以边塞无寇，减戍卒什 二。”这一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令边郡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日常平仓，民便之。”如此既可防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利于稳定物价;更因为常平仓特设于边郡，屯粮以给北边，因 ①《汉书，循吏，龚遂传》 ②《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③《汉书，循吏，黄霸传》 ④《汉书，食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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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以大省漕转之役费。内地漕转之役亦大为减少。如昭帝始元六年(前81 年)，减少漕运三百万石，用以休息民力。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因民被水灾，又下诏减省四年转漕。宣帝五凤中，耿寿昌以为原来每年漕运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须用六万人。 他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籴谷足供京师，这样可以节省关东漕卒过半，“宣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漕事果便”，大省徭役。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下诏:“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 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郡国宫馆，勿复修治。”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令自今以后免除“诸有大父母、父母丧”之家的一切徭役。 (三)减轻赋税。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因“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而“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始元四年(前83年),废止了往日“令民共出马”的规定,“诸给中都官者”也减少了。元凤二年(前79年),“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又免除了这年马口钱的征收。元凤四年(前77年)，下诏:三年以前民所欠更赋全部免除勿收。又免收当年和下年的口赋。 元平元年(前74年)，诏令减免口赋钱十分之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 “租税勿收。”本始三年(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早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勿收事”，尽本始四年而止。”本始四年(前70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下令免除受地震灾害严重地区的租赋。神爵元年(前61年),宣帝行幸河东,祠后土，下令“行所过毋出田租”。”五凤三年(前 55年)减征口钱。甘露二年(前52年)，减民算赋每算减收三十钱。甘露三年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宣帝纪》 ③《汉书，昭帝纪) ④《汉书，昭帝纪》 ⑤《汉书，宣帝纪》 ⑥《汉书，宣帝纪》 ⑦《汉书，宣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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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1年)，免征当年田租。 (四)安辑流民，赈贷困穷。民穷愁无聊，便要流亡，而流民的大量出现，对统治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故统治者常采取赈赡穷乏及招引流民回归乡里的一些措施，用以安定社会秩序。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三月，派遣使者赈贷贫民无种食者。 秋八月，又下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元凤三年(前 78年)，罢中牟苑赋与贫民，令民得以耕垦就食。并派使者“振困乏”。下令“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宣帝本始四年 (前70年),因为收成不好，遣使者振贷困乏之民，又令太官损膳省宰，使乐府减乐人，令其归就农业。并令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人谷长安仓，助贷贫民。 又减省了运谷人关的手续，规定凡“民以车船载谷人关者，毋得用传”。地节三年(前67年)，为鼓励地方官吏招徕流民回乡里，下诏对劳徕不怠，使流民自占八万余口的胶东相王成进行嘉奖。 又令“池御未幸者，假与贫民”，对于回归乡里的农民借给公田耕种，贷给口粮和种子，并免除算赋和徭役。地节四年(前66年)，赈贷郡国被水灾民。又降低盐价。神爵元年(前61年)，下令免收赈贷之物。 (五)慎重刑狱。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针对当时掠笞系囚以及因饥寒病死狱中的情况，下令郡国每年上报因掠答及病死系囚的名、号、爵、里，由丞相御史对地方官根据这个项目加以考课。元康二年(前64年)，下诏日: “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 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 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以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元康四年(前62年)，下令对于年八十以上的老人，只要不是诬告杀伤人罪，其他皆 ①《汉书，唱帝纪》 ②《汉书，唱帝纪》 ③《汉书，昭帝纪》 ④《汉书，宣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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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罪。五凤四年(前54年)，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宣帝时，设置廷平四人,平理刑狱，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任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宣帝还常亲临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② (六)重视吏治。昭帝、宣帝时期的统治者,为了不致“官逼民反”,都比较重视吏治。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派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巡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始元六年(前81年)，“诏有司问郡国 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 宣帝由于“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一亦知民苦官吏之邪枉。自霍光死后，宣帝亲理朝政，“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宣帝注重并善于综核名实。每拜刺史守相时，则亲临问其施政，然后考察其所行，并以与其所言相对照，“有名实不相应者，必知其所以然。”“宣帝很重视吏治，本始元年(前73年)，“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 谨牧养民而风德化。”⑧元康四年(前62年)，“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观览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才异伦之士。”五凤四年(前54 年),“遣丞相御史椽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国宣帝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为了使吏“毋侵渔百姓”，而增加勤事小吏的官俸。神爵三年(前59年)下令“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宣帝虽“数申诏 ①《汉书，宣帝纪》 ②《汉书，刑法志》 ③《汉书，昭帝纪》 ④《汉书，昭帝纪》 ⑤《汉书，循吏传序》 ⑥《汉书，循吏传序》 ⑦《汉书，循吏传序》 ⑧《汉书，宣帝纪》 ⑨《汉书，宣帝纪》 ①《汉书，宣帝纪》 ①《汉书，宣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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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然而在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如意，因而黄龙元年(前49年)下诏日:“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 他认为地方官吏所“上计薄,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因而令“御史察计薄，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宣帝总是在力求了解下情，务使吏治清明。因此他很重视二千石官吏的选任。常说道:“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对于卓有治绩的二千石官吏即郡国守相，则以玺书嘉奖,增秩赐金,或加官晋爵。 因此,“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⑧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皆为宣帝一朝著名循吏，“所居民实，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① 《汉书，宣帝纪》 ② 《汉书，循吏传序》 ③《汉书，循吏传序》 ④《汉书，循吏传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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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汉后期阶级矛盾的加剧和新朝代汉 (公元前48年公元25年) 第一节阶级矛盾的发展 一、土地、奴婢问题的日趋严重 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皇朝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也走向激化。武帝晚年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因而有“轮台罪己之诏”的颁布。他辞世之后，当权的霍光等人小心翼翼地继续其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后世史家就以“昭、宜中兴”概括了这近四十年比较稳定发展的历史。 不过，“昭、宣中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汉皇朝百年来积累的矛盾,宣帝以后的元、成、哀、平时期(前48年一公元5年)的五十多年间，西汉皇朝就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迅速激化中走向灭亡。而其中变化的关键是元帝统治时期。从指导思想上看，元帝开始改变武 帝“内法外儒”的传统，而纯任儒术。 还在他为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议:“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结果受到宣帝的斥责:“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不幸而言中。元帝继位后，其任用的高级官吏绝大部分都是儒生。他们与元帝一起、全面改变 ①《汉书，元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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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以来的政策。如基本上放弃打击豪强和商人的政策，缩减官营事业。初元五年(前44年),罢“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又实行奖励高利贷的政策、对地主贵族的复除政策、卖官鬻爵以及大量赏赐勋戚贵宠的政策等，从而使商人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在对外关系上，则采取收缩政策。初元三年(前42年)，罢珠崖、儋耳二郡。由于元帝时政策的变化，一方面促使政治日益腐败，进一步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地主阶级的力量迅速扩张，加快了其内部的分化。 贵族官僚地主、儒家地主、世家豪族以及商人地主等，彼此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分化组合，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武帝以来的政策。如基本上放弃打击豪强和商人的政策，缩减官营事业。初元五年(前44年),罢“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又实行奖励高利贷的政策、对地主贵族的复除政策、卖官鬻爵以及大量赏赐勋戚贵宠的政策等，从而使商人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在对外关系上，则采取收缩政策。 初元三年(前42年)，罢珠崖、儋耳二郡。由于元帝时政策的变化，一方面促使政治日益腐败，进一步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地主阶级的力量迅速扩张，加快了其内部的分化。贵族官僚地主、儒家地主、世家豪族以及商人地主等，彼此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分化组合，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促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首先是土地问题。本来，经过秦末农民战争以及汉初的政策调整，西汉前期的编户齐民大都得到一小块土地，再加上当时人口较少，封建剥削较轻，军功地主和豪族地主的贪欲多少受到一些限制，所以土地问题并不突出和严重。但是，由于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和标志，因而不断增加土地就成为各类地主和富商大贾刻意追求 的目标。兼并种凭借政治经济势力的强买和变机霸占一一成为他们获取土地的主要手段。而势小力薄，在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天灾人祸冲击下不断破产的小农，就成为土地兼并的牺牲品。 这样一来，封建土地私有化的不断加深与土地的不断集中相表里，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除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暂时对土地兼并有所抑制之外，封建统治阶级自身采取的任何政策和措施都无法阻止这一倾向的发展。 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已经觉察到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所引起的潜在危机，惊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希望汉武帝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但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注意。由于汉武帝及其 ①《汉书，元帝纪》 ②《汉书，食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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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没有采取任何限制兼并的措施，昭、宣之后土地兼并更加剧烈地发展。甚至皇帝也带头兼并土地作为自己的私田。谷永在一次上书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汉成帝“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官”。 皇帝带头，诸侯王、列侯、公主、外戚、功臣在其封地和封地以外的地方群起效尤，竞相兼并土地，“田宅无限，与民争利”。佞臣董贤二十二岁被任命为大司马，一次从哀帝那里获得二千顷土地的封赏。 外戚王莽之家,一门十侯，五大司马，获爵位者几十人,一次次的封赏使大量的土地成了他们家的私产。元始三年(3年)，王莽一次就得到二万九千六百顷土地的赏赐。 而在此前一年，他为了献媚元后，曾带头拿出三十顷土 地以“赈济贫民”,可见其土地数量之多。除了通过封赏这种“合法”途径获得土地之外，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强占、贱买等种种非法手段，千方百计地攫取土地。如王莽的叔父、红阳侯王立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 除皇帝、贵族和外戚等占有大量土地外，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权势和财力，大量兼并土地。成帝时丞相张禹就是一个特别热衷于兼并土地的官僚商人地主的典型。《汉书，张禹传》说他“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到他年老时，又看中了平陵肥牛亭地方的土地，汉成帝竟答应了他的请求，下令“平陵徙亭它所”，将这块土地白白送给了他。遍布乡野的中小地主，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包揽词讼，侵吞小民，兼并土地。 力量不断膨胀的富商大贾，更利用他们经营工商业和高利贷获得的大利，勾结官府，广置田宅，“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土地兼并日益剧烈的结果，是大量农民的破产。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除沦为地主的奴婢、依附佃农，受其役 ①《汉书，五行志》 ②《汉书，哀帝纪》 ③《汉书，孙宝传》 ④《汉书，陈汤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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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外,就是大批地变成流民。西汉后期，流民问题，史不绝书，始终是令统治者头痛的社会问题。因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一方面激化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人，激化了封建国家与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 与土地兼并和农民的大批破产相联系，奴婢问题也是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秦汉两代都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虽然封建的生产关系已在社会经济领域占了主导地位，但是，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的奴隶制残余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不仅封建国家在官营工商业和军事徭役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而且在皇室、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那里，也役使 着大量的奴婢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 西汉后期，畜奴和买卖奴婢的现象更为严重，“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中，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再加上封建法律日趋繁密苛酷，因犯罪而被罚做官奴的人数也不断增加。这个时期奴婢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史籍中找不到明确的记载。 翦伯赞的估计是数十万"，胡寄窗认为应在二百三十万左右，还有人估计更多一些，总之是一个相当可观的 数字。历史记载中提到的某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所占有的奴婢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 如王氏五侯“僮奴以千百数”。王商“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同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奴婢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服最重的苦役，吃最粗劣的食物，可以随便买卖，生活与生命均无保证。 根据汉朝法律，主人只要向官府事先打个招呼，就可以任意杀死自己的奴婢而不用偿命。西汉后期，越来越多的农民因“犯罪”或破产而变成封建国 ①《汉书，王葬传》 ②翦伯赞:《关于西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③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0页。 ④《汉书，元后传》 ⑤《汉书，王商传》 ⑥《汉书，史丹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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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奴婢，必然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方面，这些奴婢的相当部分不事社会生产而为剥削阶级从事家内杂役，使社会必 要劳动力减少，势必相应增加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非破产农民的剥削。 另一方面，又使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服役纳税人数减少，严重地影响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更重要的是，奴婢的大量存在和不断增加构成了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盐铁论未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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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奢侈淫乐与政治的腐败 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发展和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汉皇朝把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加到还未破产的农民头上。汉武帝以后，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国家的财政开支迅速增加。 例如，汉初“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 石”，到武帝时就增至六百万石。哀帝时官僚总数达十三万零二百八十九员”，开支势必远远超过武帝时的总量。与此同时，后宫嫔妃和外戚中封侯获爵者不断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势必也要增加。 所有这一切开支，自然都加到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汉代农民所负担的田租，虽然从景帝二年(前155 年)规定三十税一后没再变动,但是,西汉后期，由于“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加上地方官额外的敲诈勒索,“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实际上农民所交的田租远远超过三十税一。“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 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已也。”圆这说明，田租仍然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田租完全按规定征收，真正得到实惠的也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因为大量农民破产后变成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盐铁论，未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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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或奴婢，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通常超过十分之五。王莽改制令中讲的“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就反映了当时地主对佃农剥削的真实情况。东汉的荀悦在《汉纪》中则进一步指出，西汉减轻田租实际上便利了豪强富人对土地的兼并:“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 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为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愈侈，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田租之外，汉代劳动人民还要交纳算赋和口赋，由于它们数额较大并且是不问财产多寡的单纯人头税，吃亏的自然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了。 除此而外，昭、宣以后的西汉政府还经常有临时性的加征摊派，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就搞了不少名目的临时苛捐杂税。后来，汉成帝在罢免他的丞相职务时，宣布他的罪状是:“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填及园田，过 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① 按照汉代徭役制度的规定，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封建国家服徭役一月，一生服兵役二年。由于贵族、官僚及其他权势之家都享有免役的特权，而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又可以通过人粟、人钱买爵得到免役的权力，即使一般中小地主也可以交纳更赋而逃脱徭役。 这样，汉代的徭役在实际上就大部分落到了贫苦农民的身上，“常有更赋，罢癃咸出”。更严重的是，西汉后期的统治者越来越不按政策办事，官府往往任意拖长服役的时间和年龄，有的在边境地区连续服役三年以上也得不到轮换。 依照规定，五十六岁应该免除徭役，可在居延汉简 里，居然可以看到五十六岁以上服役的老兵。武帝以后，虽然同匈奴的战争规模缩小，但终昭、宜之世，却一直没有停止下来。元帝时经过“昭君和蕃”，尽管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可是与边境其他少数民族间的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不少青壮年男子长期出征，战死疆场，如珠崖之役，“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 ①《汉书。翟方进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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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越到西汉后期，兵役徭役就越发成为广大农民谈虎色变的沉重负担。 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汉律》,是封建国家和整个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工具，鲜明地体现着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专政的本质。因此，即使封建国家大力表彰的那些所谓“循吏”也不过是严格按照地主阶级的法律办事而已。 汉武帝一朝及其后，经过张汤、赵禹等人损益的汉代法律，律令愈益繁密，刑罚更加酷烈。从中央到地方，酷吏贪官，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罗织罪名，贪赃枉法，严刑逼供，草管人命，杀人如麻。元帝时，丙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千余万”。“安定郡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 成帝时的将作大将陈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栎阳令“冶行烦苛，适罚作使者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 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汉元帝自己在其诏书中也承认法律的繁密苛酷给百姓带来很大危害:“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因触犯那些多如牛毛的律令而被治罪。“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 “对此，以荒唐淫侈著称的汉成帝在其诏书中也发出了“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圆的悲叹。但是，由于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汉皇朝用以对付农民的刑罚当然不会减轻。此后，汉成帝接二连三 ①《汉书，贾携之传》 ② 《汉书，两吉传》 ③《汉书，王尊传》 ④《汉书，陈汤传》 ⑤《汉书，薛宣传》 ⑥《汉书，刑法志》 ⑦《汉书，刑法志》 ⑧《汉书，成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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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诏书所反映的，恰恰是冤杀无辜这一现象的日甚一日的发展，“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今大辟之刑千有氽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岂不哀哉!”② 西汉后期，整个统治集团奢侈淫乐、腐化堕落之势已不可遏止。“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同的汉元帝，耽于声色，大小政事都委任宦官石显，赏赐石显的钱财竟达一万万。后宫的嫔妃已达三千人，增加到十四个级别。皇帝不能遍幸，只好请画工图形，以便其按图召见。嫔妃们为了得见“圣颜”，千方百计贿赂画师，“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 宫人大增，费用自然也要增长，“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元帝)齐三服官作工务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工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汉成帝的荒唐奢靡更是超过其父。他以歌伎赵飞燕为皇后，委政事于外戚王氏一家，自己终日追逐声色犬马。 宫内的娱乐、园林、美女玩腻了，就昼夜微服出游，“与群小相随，鸟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臣子们奏事时往往找不到皇上。为了死后的享受，他下令停止已经营十年，花费巨亿的初陵，在霸城东二十里的低洼之地营建昌陵，“取土东山，与粟同价”，“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赵邑,并治宫馆,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 成帝荒唐一生，连个儿子也没有，由藩王而继大统的汉哀帝，其荒淫无耻较之成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的郎官董贤，就因为胁肩谄笑，媚颜十足，几年之内被提升到位列三公的大司马。为了表示 ①《汉书。成帝纪》。 ②《汉书。刑法志》。 ③《汉书。薛广德传》。 ④ 《西京杂记》卷二。 ⑤《汉书。贡禹传》。 ⑥ 《汉书。谷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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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厚爱，哀帝不仅为之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府第，还在初陵旁边为他预修了豪华的陵园。皇宫的器物他可以任意取用，国家武库的兵器他也可以随意拿来武装自己的卫士家兵。他经常与哀帝同枕共眠，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 到哀帝去世，董贤夫妇在王莽的威逼下双双自杀时，从他家搜出的财物达四十三万万，相当于全国一年赋税收人的一半。 以诸侯王、列侯、外戚、公卿官僚等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集团，一方面凭藉权势，拼命兼并土地，聚敛财富，一方面竞相挥霍享受，肆意淫乐。例如成、哀时期，外戚王氏一家贵倾朝廷。曲阳侯王根贪邪不正，“藏累巨万，纵横恣意”, 修建了皇宫般的宅第，游观射猎之时,猾奴被甲护卫，于离宫住宿,令水衡供应 饮食，征百姓修缮道路。 他的弟弟王凤也是“绾第僭于京师，嫱姬丽于宫掖。 瑰赂南金，弥玩于王府;缇绣雕文，被饰于土木，高廊洞门，极夏屋之盛，文马朱轩,穷车服之靡,自古擅骄,未有如斯之例!”“王氏五侯“争为奢侈,赂遗珍宝， 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王立父子甚至还“藏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 一般官僚地主，也竞相效尤。大官僚张禹妻妾成群，“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国,晚年牙齿脱尽，全靠人乳为生。史丹也是僮奴成群，妻妾数十，“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拥有巨资的富商大贾更是一股推波助澜的势力。 如成都的罗裒、临淄的姓伟、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赀亦至千万”。京师长安及近郊的杜陵、长陵、平陵等地方的樊嘉、挚纲、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孙大卿等，也都是资财千万的大商人。罗哀不仅垄断了巴蜀的盐井之利，而且还通过贿赂王根和元后的外甥淳于长，“依其 ①王嘉:《拾遗记》 ②《汉书。元后传》。 ③《汉书。元后传》。 ④《汉书。张禹传》。 ⑤《汉书。史丹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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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这些富商大贾一面通过种种手段大量吮吸着人民的膏血，一面过着奢靡淫逸的生活，败坏着社会风气。连荒淫之极的汉成帝也不得不发出这样无可奈何的哀叹:“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广务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觳，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而欲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显然，包括皇帝在内的不少统治集团的人物也都看到了本阶级加速腐化的趋势，但谁也没有办法 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因为剥削阶级的本质使他们无力自拔。但是，统冶阶级的加速腐化就意味着剥削的加剧，意味着劳动人民苦难的加深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 三、“七死”、“七亡”笼罩下人民的苦难与反抗 汉武帝以后，在土地兼并剧烈发展，封建剥削日趋沉重，封建法律更加繁密苛酷的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自然是每况愈下。就在号称“中兴”的宣帝统治时期,不少地方已经出现“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食”的悲惨景象。 元帝继位以后，劳动人民的处境更是艰难。初元二年(前47年)，元帝在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灾异并臻，连年不息。..锏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御史大夫贡禹在奏疏中更具体地指出:“农夫父子，暴骨中野,不避寒暑,摔草耙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蘖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 贼”,“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今关东连年饥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成帝纪》 ③《汉书。魏相传》 ④《汉书。元帝纪》 ⑤《汉书。贡禹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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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成帝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蜂起，多于《春秋》所书。”“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 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月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连汉成帝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统治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灾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漓道路,疾疫死者 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谏大夫龚胜在一次上书中,直言不讳地说，百姓贫困的原因是由于“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 北地太守谷永则进一步指出:“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但是，这时的西汉皇朝犹如一个病人膏肓的垂危老人，尽管不少人都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来限制统治阶级的贪欲，因而也就无法改变这种严峻的局面。 到哀帝统治时期，“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漓道路”目，更是年复一年的重现。司隶校尉鲍宣在一次上书中，以凝满血泪的笔触，描绘了劳动人民在“七死”、“七亡”的苦难境遇中绝望挣扎的情景: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 县官重贵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逃，六亡也;盗贼劫略， 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 ①《汉书。匡衡传》 ②《汉书。谷永传》。 ③《汉书。薛宣传》 ④《汉书。龚胜传》。 ⑤《资治通鉴。成帝元延元年》 ⑥《汉书。孔光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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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 治，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今贫民食菜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 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① 鲍宣这个声泪俱下的陈奏，给我们留下了一幅西汉末年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图画。鲍宣不仅是一个诚实而清醒的臣子，更是地主阶级和汉皇朝长远利益的真正代表。 他衷心希望在当时握有最高权柄的汉哀帝，运用自己的威权，惩处那些贪残的公卿守相，给百姓一个喘息之机。身为忠于刘氏皇朝的封建官吏，鲍宣只能提出这样的解救办法。但是，他看不到，贪官污吏的总根子就是汉哀帝。作为刘氏皇朝中腐朽势力的集中代表，他根本就无意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劳动人民为了从“七死”、“七亡”中求得生存,就只能采用暴力手段铤而走险了。 从元帝开始，史籍中就常有“盗贼并起”、“盗贼不禁”的记载,说明农民起义已经不断出现，至成帝时形成了一个高潮。 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建始三年(前30年)。这年夏天中雨水较多，七月的一天,质上的一个小女孩呼喊着大水到来的消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到了宫室重地的未央宫。随着她的呼喊，官吏百姓纷纷跑上城墙。这场虚惊透出的是人心思乱的消息。 建始四年(前29年)，距首都长安咫尺的终南山上，以俪宗为首的数百人的起义队伍，树起了反抗的战旗，搅得京师日夜不宁。成帝任命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率千余人的“迹射士”跟踪围捕,历时一年,仍无法消灭起义军。后来改任王尊为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督责兵卒戮力围剿，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河平三年(前26年)九月,东郡茌平(今山东东阿附近)侯母辟兄弟五人 ①《汉书，鲍宣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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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起义。他们自称将军，率义军攻破县城，焚烧官府，逮捕官吏，夺取印绶。一时间，搞得东郡惶惶不安。 阳朔三年(前22年)六月,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多人起义。他自称将军，指挥义军夺取武库兵器，杀掉官吏。他们采取游击战术，转战九郡，将围捕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西汉政府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等中央大吏督兵围剿，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鸿嘉三年(前18年),益州广汉郡(今四川金唐)爆发了郑躬领导的起义。郑躬自称“山君”，率起义军夺取兵器，攻破官府，释放囚徒。所到之处，吸引了不少贫苦农民,第二年，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转战广汉郡四个县，使官军疲于奔命。后来，起义军在广汉太守赵护和益州刺史孙宝剿抚并用的两手政策下归于失败。 永始三年(前14年)十一月，尉氏(今属河南)儒生樊并等十三人起义。 他们以奇袭手段杀死陈留太守，释放囚徒,夺取武库兵器，俘获一大批官吏,使全郡为之震动。但很快失败了。十二月，山阳(今河南焦作附近)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义。他们自称将军，攻杀长吏，转战十九个郡国(一说四十个郡国)，使东郡太守、汝南都尉等朝廷命官都做了刀下之鬼。 这次起义虽然于第二年即被镇压下去，但他们“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匹夫与上争衡”“的反抗精神却使统治者心有余悸。 此后不久，地处首都西郊的右扶风鄠县(今陕西户县)爆发了梁子政领导的起义。他们占据终南山，与追剿的官军坚持了好几个月的战斗。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接二连三发生起义的时候，长江流域的江夏(今湖北新洲)、南郡(今湖北江陵)也燃起了反抗的怒火。更使西汉统治者胆颤心惊的是祸起肘腋。京师贫苦市民的年轻一代组织起来，袭杀官员和官军，使一些官吏士卒一夜之间横尸街头。为了给自己壮胆，每逢夜暮降临，长安城头枹鼓 ①《汉书，梅福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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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害怕遭袭击的官军一夕数惊，惶恐不安。 成帝死后，更加荒唐的汉哀帝在动荡不安中登上汉皇朝的宝座，西汉国势更是江河日下。 建平四年(前3年)正月,不少地方突然出现了“祠西王母”的活动。百姓三五成群，每人持棄一束或橄(麻秆)一支，辗转相传，道路之上，数以千计的男女,有的披发赤足，闯关越墙，着魔般行色匆匆地赶路。有的坐车骑马，日夜奔驰，经过三十六个郡国，将禀或橄传至京师。这年夏天，京师及附近的百姓 纷纷聚会里巷阡陌，敲锣击鼓，歌舞呼号，祭祀这谁也说不清来路的西王母。① 这一颇具神怪色彩的事件说明，人民中郁积的反抗怒火可以借助任何事情喷发出来。在哀帝统治的六年中，虽然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缺乏记载，但遍布全 国的零星起义却愈来愈多，不胜枚举，“盗贼浸多，岁以万数”。 元寿二年 (前1年)在汉皇朝统治腹心的三辅地区，农民起义军居然把汉武帝的茂陵也纵火焚烧了，其时，熊熊燃烧的大火映红了几十里外的未央宫，使统治者颤傈 不已，惊恐万状。不久，活跃于陇西(今以临洮为中心的甘肃南部地区)、北地 (今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地区)、西河(今陕西、山西交界地区)的数支起义队 伍，“越州度县,万里交结，或从远方，四面会合，遂攻取库兵，劫略吏人”，统治者费了很大力气，也未能完全把他们消灭，仅能阻止他们会合成更大规模的起义而已。 汉哀帝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即位不过六年就死去了，幼小的平帝继位，政权落到王氏外戚集团手中，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元始三年(3年),阳陵(今西安北)任横等人起义,他们夺取兵器,攻破官 府，释放囚徒，使长安为之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其他地方 ①《汉书，哀帝纪》师古注认为西王母即元后寿考之象，恐不确 ②《后汉书，梁统传》 ③《后汉书，梁统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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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的斗争却预示着更大的反抗风暴即将来临。对此，申屠刚在一次上书中忧心忡忡地说:“今(指平帝即位时)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窍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乃至讹言，积弩人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①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虽然次数多、地域广、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但从总体上观察，还是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规模小，最大的不过万人，坚持时间最长的也仅仅年余。各支起义军大都囿于自己所在的地方，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始终未能形成一支或几支足以推翻西汉封建统治的军事力 量。 第二，他们的斗争目标主要是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还没有提出推翻西汉皇朝的口号，更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与之对立或取而代之的政权。他们自立的最高名号是“将军”和“山君”。这说明大规模起义的条件还不够成熟。 这些起义虽然一一失败了，但它们杀掉了一批在地方上为害酷烈的贪官污吏和地主富豪，局部地改造了地方的封建官府，从而使压迫剥削有不同程度的减轻，如孙宝在益州，肖育在南郡，都实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这些起义也推动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 不管王莽的“新政” 应该如何评价，它的出现无疑是受了农民起义的推动。而且还应该看到，所有这些失败的起义，都是以后新朝大规模农民起义风暴的前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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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信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则鼓吹通过易姓改制即建立一个新皇朝来摆脱危机。 还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董仲舒就已经觉察到土地和奴婢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限田限奴的建议，但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到西汉后期，土地和奴婢问题的 严重性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多次上书，建议大量 遣散宫女，并将国家控制的诸宫奴婢十万余人“免为庶人”。”元帝仍置之不理。哀帝刚继位，大司马师丹就提出了限田限奴的建议。哀帝大概想给臣民一个与民更始的好印象，立即发出诏书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 于是师丹与丞相孔光等人一起，经过斟酌损益，拿出了一个限田限奴的方案: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搬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④显然，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奴婢占有者利益的方案，它在承认和照顾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承认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前提下，要求对土地和奴婢的拥有量加以适当的限制。 这个方案一公布，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时田宅、奴婢价为减贱”，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如果这个方案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至少可以延缓土地集中和奴婢增加的速度，使尖锐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但它却遭到当时宗室贵族及哀帝外戚丁、傅等新暴发户的极力反对，“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官僚 ①《汉书，贡禹传》。 ②《汉书，哀帝纪》 ③《汉书，哀帝纪》。 ④《汉书，哀帝纪》。 ⑤《汉书，食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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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和富商大贾也群起反对。哀帝本来就缺乏改弦更张的诚意和勇气，现在面对一片反对之声，只得下了一个“且须后”的诏书，将这个方案束之高阁。 此后，哀帝不仅只字不再涉及土地和奴婢问题，而且以一次赏赐宠臣董贤二千顷土地表示了对那个改革方案的完全否定。这说明，尽管朝野不少有识之士看到土地和奴婢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予以解决，但由于当时反对的力量异常强大，“积习已久，强者怙之”，看来由刘氏皇朝的执政者进行改革之路是难以走通的。 与此同时，以贡禹、谷永、薛宣等一大批臣子提出的诸如抑制外戚、惩罚奸佞、裁汰冗员、轻徭薄赋、节俭省刑、奖掖廉吏、拔擢贤才等建议，也通通变成了纸上具文。 面对刘氏皇朝的日益昏愦腐朽和劳动人民日益激烈的反抗，一部分儒生出身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帝位，以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是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在经济上有很大势力的富商大贾也对刘氏皇朝失去了信心。 他们希望通过一次和平的改朝换代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汉代中期以后，在朝野一部分人中便产生了“改制”的思潮。这种思潮与战国以来开始流行、中经董仲舒加以系统完善的“天人感应说”、“五德终始说”和“三统三正说”结合起来，在舆论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影响。 还在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春秋学家、符节令眭弘就借泰山莱芜山南“大石自立”和昌邑与上林苑“枯柳再生”之事,上书朝廷,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 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② 当时秉政的大将军霍光看到这个要昭帝自动下台让位的上书后，立即指使廷尉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将眭弘杀掉。汉宣帝时，儒生出身的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哀帝》。 ②《汉书，眭弘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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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盖宽饶以其廉洁的品行和雷厉风行的政风赢得了朝野的赞誉。他见宣帝倚重刑罚，任用宦官，十分不满，上书指责宣帝“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征引《韩氏易传》大胆提出了“让位传贤”的建议:“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当宣帝将其上书交朝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时，执金吾一口咬定盖宽饶是讽喻宣帝将皇位传给自己，当然是“大逆不道”。尽管有人出来为他说情，但盖宽饶最后还是落了个“引佩刀自刭北阙下”的下场。大概是眭弘和盖宽饶的惨死使后来人接受了教训，他们不再鼓吹“异姓受命”，改而宣传由汉朝皇帝自己来一次“再受命”。 “再受命”虽然可以使汉朝皇帝易于接受，但其中隐含的那个“汉朝气数已尽”的观念仍然时刻使他们面临杀头的危险。元帝在位时，以治《齐诗》闻名被征为郎官的儒生翼奉，曾多次为元帝推衍灾异。 有一次，他委婉地建议元帝用迁都的办法“与天下更始”:“今汉取天下，起于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后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虽有成王之明，然无周召之佐，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疫疾，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动，天气混浊，日光侵夺。 繇此言之，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无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 “元帝虽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因为他处处为汉祚的绵延献计筹策，也没有责怪于他。汉成帝继位后，齐人甘忠可撰写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在其中鼓吹“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他招收门徒，传授自己的学说。后来被中垒校尉刘 ①《汉书，盖寬饶传》 ②《汉书，翼奉传》 ③《汉书，李寻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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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告了一状，结果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致死。但他的几个弟子夏贺良等人依然私下传授这套理论。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经司隶校尉解光、黄门侍郎李寻和甘忠可弟子、时任长安令的郭昌等从中说项，久病乱求医的汉哀帝召见了夏贺良。 夏建议他“改元易号”再受命: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决定试一试，于是下了“改元易号”的诏书:“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 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日陈圣刘太平皇帝。”过了一个多月，哀帝的宿疾如故，而因为建议被采纳而忘乎所以的夏贺良又提出更换当朝官吏的建议，遭到大部分朝官的激烈反对，哀帝也因其法术不灵而产生怀疑，下诏收回改制的成命，同时将夏贺良一伙交“廷尉杂治”。 夏贺良及其党徒皆被冠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被杀掉。夏贺良与汉哀帝共同导演的这幕“再受命”的喜剧仅仅一个多月就偃旗息鼓。至此，通过刘氏皇帝自己“再受命”而改变运气，摆脱危机的希望也在不少人心目中破灭了。人们转而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易姓变号”的改朝换代上。恰在此时，在汉代政坛上新起的王莽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 第二节王莽改制 一、王莽代汉 王莽(公元前45年一一公元23年)，字巨君，济南人，是战国时齐国王族 ①《汉书，李寻传》 ②《汉书，李寻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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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田氏的后裔。由于他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所以其家族在元、成时期成为最显赫的外戚贵族。 在汉成帝时期，王氏家族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形成 了势倾朝野的当权集团。这就为王葬代汉铺平了道路。而王莽幼孤，颇爱读诗书，结交儒学名士，好为“激发之行”，又使他在统治阶层中负有盛名，成为朝野注目的可以代汉的人物。 绥和元年(前8年)，当他三十八岁的时候，击败了有可能执政的王家外甥淳于长，代其叔父王根秉政，做了大司马大将军，掌握了汉皇朝的实权。后来，虽然由于哀帝的继位使他在与丁、傅外戚集团的斗争中一度受挫，被迫蛰居六年,但到元寿二年(前1年)哀帝死去,他又东山 再起，重新当上大司马大将军。 接着，他一面立九岁的汉平帝作为傀儡，一面清除政治上的反对派，“附顺者拔擢，忤恨者族灭”,大权在握，成了事实上的汉朝皇帝。之后，他利用当时今文经学泛滥形成的对“天命符瑞”的迷信，精心导演了一幕代汉自立的闹剧，由事实上的皇帝变成了真正的皇帝。 元始元年(1年)，王莽胁迫元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成王初期的权力。第二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安排为汉平帝的皇后，进一步用双重裙带关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禄位。元始四年(公元4年)，他又讽喻元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再以“加九锡”的封赏使他具有了近于皇帝的威仪。 元始五年(5年)十二月,王莽为了扫清他登上真龙宝座的障碍,以进寿酒为名鸩杀了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选择了二岁的孺子婴为帝位继承人。紧接着,王莽又援引“周公践祚”的古例,挟持元后封他做“摄皇帝”。第二年五月，再晋为“假皇帝”。十一月，他借着梓桅无赖哀章献上的符命，将“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于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元且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新”，完成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的代汉之所以顺利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刘氏皇朝的腐 ①《汉书，王葬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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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无能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向往。而王莽在执掌汉朝大权后的所作所为，又使他几乎成为社会各阶级所瞩望的代汉人选。 西汉在文、景、武几朝对食封的同姓诸侯王和军功地主采取削弱打击的政策，虽然对巩固和加强西汉皇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给商人地主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汉元帝以后，西汉皇朝开始走下坡路。 经济上占有相当优势的商人地主势力也日益想在政治上大显身手。这种情况引起了儒宗地主和官僚豪强的不满。他们时刻准备对富商大贾进行反击。王莽正是作为这个集团的代表而执掌西汉朝政的。而王氏外戚集团几十年辅政的结果，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之成为西汉末期的政治重心，从而为王莽的代汉创造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王莽当政的汉平帝时期的五年中，西汉皇朝相对地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宁。这一时期，王莽虽然事事专权，但却不像丁、傅外戚集团和董贤那么昏愦无能和贪婪侈靡。他对地主阶级的各个集团和阶层，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大都采取了安抚或收买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在历经哀帝当国的混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几乎都把稳定封建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王莽。而王莽在平帝时的一些行政措施，也的确给了他们这种希望之光。所以，即使对王莽口诛笔伐的班固，对他这一时期的活动也发出了有节制的赞美之词:“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在西汉一代，朝廷通过察举、征辟、荫子等办法选取官吏，这种权力一般都操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手里。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在太学学习的博士弟子也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但因名额较少，且立为学官的又仅仅是今文的五经，这样，不少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就不易跻入汉皇朝的庙堂。王莽当政以后，把古文经立为学官，大量增加博士弟子员名 ①《汉书，平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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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了新朝皇帝的宝座。但是，他究竟能将这个皇帝位子占据多久，却不取决于他的手段如何高明，而是决定于他对西汉皇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人的愤怒来源于对王莽背叛“臣子事君以忠”的封建道德信条。 其实，王莽篡汉本身并不构成什么罪恶。他的新朝所以成为一个短命王朝，是因为他制定的一系列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恰恰对这些矛盾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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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莽的“新政”及其失败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立即依照《周礼》等儒家经典设计了一套披着复古外衣的改制蓝图。主要内容有王田奴婢政策、五均六篼之法、币制改革、官制改革和制礼作乐等。 (一)王田奴婢政策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颁布了实行王田奴婢政策的法令: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 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诗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 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 ①白居易:《放言五首》《全唐诗》卷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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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祖考虞帝故事。 王莽在诏令中指出了西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赋役剥削严重，奴婢与牛马同栏的悲惨社会现实，说明他对面临的社会矛盾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希望通过改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由于王田奴婢政策本身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失败又是必然的。从战国时起，中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通过授田制和军功赐田等方式逐步向土地私有制转变。 此后，土地的私有化程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因而出现了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庄园经济。到西汉末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是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王莽的王田制，实质是要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这个制度的基本要点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禁止土地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退出超额部分，无田农民按一夫一妇授田百亩。 这个制度表面看起来似乎可以解决当时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但实行起来却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 第一，王田制尽管对大土地所有者作了妥协，规定只要 男口盈八，土地就可达到或超过九百亩，但王田政策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因为无论如何，那些膏腴万顷的大地主，总要有一部分或大部分土地被收归国有的。 第二，从春秋末年起，田亩制度有很大变化，已不再 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了。如赵过的代田就是二百四十步为亩，还有四百八十步为亩的。而且，田亩是按阡陌计算并设立疆畔道路的。所以，即使按一夫百亩计算并分配土地，也无法恢复井田制。何况，井田制到这时已是人言言殊,莫得其究竟了。 第三，王田制缺乏相应的执行机构,核实土地和户口，进行土地分配。按照王莽的诏令，大户要把多余的土地自行分给九族邻里乡党，而他们的户口中往往包括族人、奴婢和依附农，无法核实有多少男口;核实了也无法析户析产。别说是奴婢了，依附农也是难以自立的。还有不少农民，土地 ①《汉书。王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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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百亩，要不要补足其差额呢?第四，土地和户口是封建赋役制度的依据，改变田制就要相应地改变赋役制度。在王莽的王田制中，这些问题是没有解决、也是无法解决的。 总而言之，王田制在实行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不可克服的 矛盾将使王莽束手无策。最重要的是，到王莽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土地占有情况十分复杂，想凭一纸命令重新授田，势必引起难以平息的混乱，给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而土地不准买卖的规定更难以行得通。 因为自从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后，土地买卖就成为它的必然伴侣。一方面，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占有土地的欲壑是永远无法填满的，购买(这种购买往往与政治特权相结合，表现出强购，低价购进的兼并色彩)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获取土地的方式。 当王田政策公布之后，他们在奋力抵制的同时，必然是力图迅速卖出多余的土地。另一方面，拥有一小块土地 的编户农民在赋役和高利贷的重压下走向破产的命运又是必然的。在荒年恶岁，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以抵偿债务;而在另外的情况下，他们中的有些人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又希望购进一些土地。 王田政策公布后，一时地价低廉，他们中的殷实户自然愿意乘机买进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的法令，既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满，也使部分农民产生反感。因此，这一条款在实行过程中几乎遇到来自所有阶级和阶层的不满与反对。 最后，由于王田制中有“男口不盈八”之类的灵活规定，就给执行政策的各级官吏以上下其手、营私舞弊、贪赃 枉法的充分机会。这也不能不给政策的执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从现有史料看，王莽的王田政策曾一度推行。地皇二年(21年)，公孙禄在批评王莽的政策时就指出:“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由于王田政策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强制推行的结果是引起了 巨大的社会动乱:“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警警然，陷刑者众”，“农商 ①《汉书，王莽传》 ②《汉书，王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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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尽管王莽一开始就以严酷的法令惩办反对王田制的吏民但由于这个政策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再加上整个地主阶级的反对，这个政策很快就终止执行了。 从政策条文看，王莽的奴婢政策只对私奴适用、与官奴婢毫不相千。王莽实行这个政策的主观意图，是阻止劳动者主要是农民的进一步奴婢化，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不足，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 但是，这个政策同样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改奴婢为“私属”，不准买卖，实质上是冻结现状，承认奴婢存在的合法性，最多不过是将奴婢改变为农奴而已。而且，在奴婢政策中并未规定奴婢后代的身份，他们的后代仍然是要当奴婢的，只不过世代奴婢改名世代“私属”罢了。 一方面承认奴婢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禁止奴婢买 卖，这与王田政策一样是行不通的。既然土地集中的问题无法解决，就不能阻止农民脱离土地，而在使用奴婢仍然合法的情况下，也就无法阻止破产农民沦为奴婢。而且，由于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像兼并土地一样热衷于奴婢的追求，在奴婢政策颁布之后，又必然使他们要求调整自己所拥有的奴婢数量。 这样，奴婢买卖反而较平时更加兴旺。纵使法令禁止买卖奴婢，公开的买卖也必然转化成秘密的黑市交易。这从因买卖奴婢触犯刑律人数之多就可充分反映出来。 奴婢所有者因王莽的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归怨王莽，奴婢也因这个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其境遇而对王莽没有好感。所以王莽在始建国四年(12年)宣布废除王田政策的同时，也取消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 历史证明，一方面,王莽限制私人扩大奴婢占有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十分酷烈的法令制造大量的国有奴婢，“吏民抵罪者浸重”在新朝统治下，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因触犯王田奴婢、五均六篼、铸钱等法令被罚作官奴。所以王莽事实上不仅没有取消奴隶制残余，反而使之扩大化了。 ①《汉书，食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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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王田奴婢政策，集中反映的是他作为封建帝王的利益，本质上是宗法地主的利益。它基本上是脱离实际的复古主义的空想，在实际上还不如一定程度的限田限奴方案更有现实意义，更不如西汉政府曾实行过的“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等措施对生产的发展有利。 由于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豪族地主的利益，因而在他们看来王莽是“逆子”;它同样更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所以在他们眼里王莽是灾星。 这样，王莽自己就把自己孤立起来，当初拥护他上台的几乎所有阶级和集团都开始怀疑和反对他了，王莽也逐 渐由踌躇满志变得一筹莫展。 三年以后，始建国四年(12年)，代表豪族地主的区博上书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 王莽眼看王田奴婢政策事实上业已破产，也只得下诏 加以废止:“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这表明，王莽在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只得老老实实地向土地兼并者和奴婢所有者屈服了。 明代学者邱浚对王田奴婢政策的失败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说:“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议，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性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恩格斯指出:“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一斗 ①《汉书，王莽传》 ②《汉书，王莽传》 ③《大学衍义补》十四《制民之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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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 王莽设计的王田奴婢政策，尽管至今还引起某些历史学家的赞叹，但由于它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其失败是必 然的。 王莽实行王田奴婢政策，本来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不仅激化了新皇朝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也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原来拥护他代汉自立的剥削阶级的集团和阶层，看到王莽复古主义的狂想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因而逐渐对王莽产生离心倾向。后来在反对王莽的起义队伍中，混入一大批刘氏宗室贵族、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的代表，对王田奴婢政策不满是主要原因。 广大农民和奴婢通过王田奴婢政策的推行和废止，也逐渐认清了王莽的真面目，从而打消了对他的幻想，开始酝酿对王莽的武装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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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均六篼之法 在颁布王田奴婢政策的第二年，王莽又颁布了他的城市经济政策:五均赊贷之法。五均是由政府对工商业经营和对物价进行统制与管理。它的执行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些地方设立五均司市师，其主要任务是: 第一，平抑物价; 第二，以成本价格收购滞销的重要民 用商品，使生产者不致受损; 第三，经管赊、贷两种经济活动。王莽这些对工商业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后来发展为六筅:即盐、铁、酒由政府专卖，铜冶钱布由国家铸造，山林湖沼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政府办理。 总起来看，这些国家对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主要内容都是汉武帝的工商政策中所固有的，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剥削，将工商利润收归国家。政策本身并不错，但执行的结果却证明它是一个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搜刮政策。这是因为, 王莽任用的主持这些事业的官员，绝大部分是原来的大工商主。如拥资五千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22一2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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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临淄姓伟、家资十万的洛阳张长叔、薛子仲等人， 都当上了经办六笼的羲和命士，进一步打破了汉初禁止工商业者做官的法令。这类人本来就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哄抬物价并以高利贷对人民进行掠夺的老手，而今穿上政府官员的服装，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巧取豪夺。 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愈到后来，五均愈成了官僚、豪富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手段，六莞更成了剥削人民的工具。例如六篼规定的税收名目之繁多、制度之繁琐，就创下了空前的历史纪录:“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廓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红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人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因这其中有些税收项目是针对工商业者的，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更多的则是榨取劳动人民。农民因无力耕种要交税，离开土地的流民要交税，凡到山林湖池畜牧、打猎、渔采者,养蚕纺织的妇女，手工匠人、小商贩，以至巫、医、卜祝、方技等人，都要取其赢利的十分之一交税。 由于这些人本小利微，这种税收对他们来说是不堪负担的。相反，对那些本大利丰的富商大贾就有利得多。天凤四年(17年)，王莽正式设立羲和命士，专门监督五均六筅的执行。同时，还下令重六莞之法:“每一篼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由于法令繁苛，“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 蝗虫相因。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 ①《汊书，王莽传》 ②《汉书，食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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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人人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殊不知，这实际上等于给了各级官吏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的特权。实行这种俸禄制度，不仅王莽国库里的钱粮布帛越积越多，而且官吏的口袋里也愈装愈满，但遭殃的却是劳动人民。 俸禄制度所展示的王莽新朝，犹如一面大吸血网。王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饕餮者，他手下的官僚是大小不等的中小型饕餮者，群起劫掠，锱铢必尽，他们加给劳 动人民的，只能是日甚一日的苦难。 公正地说，王莽在代汉前办了一些好事，他看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奴婢问题的严重，注重吏治，发展教育，统一度量衡等，都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但是，由于王莽的政策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些政策因用人不当而变质，因而先后宣告失败。 王田奴婢政策因受到来自各个阶级的反抗早已停止执行，因而土地兼并只能更加剧烈地进行，私奴婢增加之势无法遏止，官奴婢又因苛酷的刑罚而大量增加。五均六莞在富商大贾摇身一变而来的羲和命士等的主持下，变成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无情的劫掠，而频繁的货币改革则几乎变成了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和工商业者的明 火执仗的抢劫。 所有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加速了农民同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加速了破产农民的奴婢化，导致市场交换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度混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样一来，必然使西汉末年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广大劳动人民除了以武装反抗死里求生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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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恢复“和亲”政策后,汉匈之间就出现了“城关不闭、牛马蔽野、边境晏然”的局面。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凿通西域以后，加强了汉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欧亚之间各国人民传播文化和友谊的国际通道。 汉与东北、西南诸少数民族也都建立了和平友好的交往。这种民族关系，对于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扩大和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可是，王莽上台伊始，就继承历史上“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诬蔑少数民族首领称王是“违于古典,谬 于一统”。出于专制主义和民族自大狂的需要，不惜诉诸武力把污辱和征伐 加在周边少数民族头上。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派出十二个五威将，分别到匈奴、西域和其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对其首领更换名称、印绶。如把西南的句町王以及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的国王一律降为侯。他们到匈奴单于庭，授单于新的印信，把“玺”改成“章”。单于看了很不满意，执意索回旧的印玺。 五威将陈饶当场把旧玺椎碎。单于大怒，出兵进犯内地，从此开启了王莽朝廷与匈奴持续多年的战争。而由王被贬为侯的西南、西域等诸国的首领，都先后宣布脱离新朝，并乘机骚扰边境。从此，新朝与周边民族就处于战争之中。可是，当那位在匈奴制造事端的陈饶回到长安以后，却得到了王莽加封的“威德子”的褒奖。 王莽对周边民族轻开边衅，使他吞下了一枚致命的苦果:长年的边陲战争严重削弱了王莽的力量，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是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莽之召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① 始建国二年(10年)冬,王莽更匈奴单于名为“降奴服于”,极尽污蔑之能事。同时在东西绵延三千多里的边境上分六路出兵，对匈奴进行全面的讨伐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王莽共募天下的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从全 国各地征调军需供应，自江淮一直到北部边防前线，道路之上，监督行军和运《读通鉴论》卷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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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的使者，出征的士卒,运送军需物资的役夫,络绎不绝。这一不义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空前的浩劫。三十万大军屯驻边境，勒索钱粮，抢劫财物，搅得那里鸡犬不宁。而王莽派到边郡监军的中郎将、绣衣执法等人，又与带兵将领互相勾结,索取贿赂，劫掠百姓，大肆敲剥,更使那里雪上加霜。 内地各郡县则催征军需，锱铢必尽，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逼得家破人亡，纷纷投入流民队伍，酝酿着反对王莽的起义。 天凤六年(19年)，已经进行了十年的对匈奴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而为了继续这场不义战争，王莽再次下令在全国大征兵，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起名“猪突稀勇”，作为前锋遣送边境。 同时下诏征收天下吏民财产的三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勒令公卿至郡县官吏都按俸禄差别保养军马。这样，王莽就借战争之机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劫掠。 与对匈奴进行战争的同时，王莽也挑起了与东北、西域和西南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在东北，他指使严尤诱杀了高句骊侯驺，更其国名为下句骊，又破坏了与夫余、秽貊的友好关系。 在西域，由于王莽政策的错误，再加上匈奴的威胁利诱，绝大部分国家都投靠了匈奴。西汉中后期一百多年中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关系，至此被彻底破坏。 从此以后，直至东汉前期六十年间，内地通向西域的道路绝而不通。王莽对东北、西域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同样给各族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终年征发，民不堪命，青壮年战死在前线，老弱妇幼辗转沟壑。以对益州句町用兵为例，开始，“出人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接着，又发动二十万人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士卒饥馑，三岁余死者数万”。“财物的征敛和损失更是惊人，“赋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罗后来更“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十四，空破梁 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②《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③《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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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坚持了数年之久的斗争。以上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她们构成了新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 天凤四年(18年)，琅邪人樊崇在城阳国的莒(今山东莒县)聚众百人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青、徐等地，不到一年即发展成上万人的大军。不久，琅邪人逄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等也率领一支义军来归，接受樊崇领导，队伍扩大到数万人。 这是新朝末年最纯朴的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规定了最简单明了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也没有显赫而复杂的官号和爵级，“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汎相称日巨人”。“地皇三年(22年)，他们 杀死王莽派到东方率兵围剿他们的太师羲仲景尚，接着，又与王莽派遣的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指挥的十多万官军对战。 樊崇为了使义军战士在与官军作战时易于识别，下令全军官兵一律将眉毛染成红色，由此，这支起义军在历 史上就被称为“赤眉军”。廉丹、王匡统帅的官军纪律败坏，所过之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关东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首民间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由于人心向着赤眉军，赤眉军在与官军的战斗中连连获胜。无盐(今山东东平县境)一战,杀死廉丹,王匡落荒而逃，十数万官军土崩瓦解。 接着，赤眉军攻莒城，战东海(今山东郯城)，转而挥军南下西进,与莽军激战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沛郡(今安徽濉溪)、汝南(今河南上蔡),获得一系列胜利。之后,经郾(今河南郾城)、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据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 稍事休整后，又千里远袭，攻克鲁城(今山东曲阜)。 再转军西向，攻破濮阳。这时，王莽新朝已宣告灭亡。 从公元17年到23年，五年之中，赤眉军转战青、徐、豫、兖数州,屡破强敌，迭克名城，基本上消灭了新朝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绿林军与河北诸路起义军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②《后汉书，刘盆子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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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朝官军的战斗，在推翻新皇朝的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自己也发展成百万人的大军。 但是，由于新朝已经灭亡，各支起义队伍失去了共同 的斗争目标，后来，赤眉军与绿林军由互相猜忌发展到互相火并，开始了新末农民战争中令人痛心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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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林起义与新莽政权的覆亡 在南郡(今湖北江陵)和南阳郡(今属河南)之间,有一座绿林山,附近劳动人民大都依阻山泽,靠渔采为业。天凤元年(14年)以后,这里久旱不雨,百姓困苦不堪，群人野泽，掘凫茈而食。新朝官吏不仅不予赈济，反而强征山泽 之税。天凤四年(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县境)人王匡、王凤乘机鼓动起义，被推为领袖。不久,马武、成丹、王常等人也加人起义队伍。他们以绿林山为根据地，四处出击，吸引大批贫苦百姓，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地皇二年(21年)，绿林军与荆州地区的官军在云杜(今湖北京山)、竞陵(今湖北潜江)、安陆等地数次大败官军，获得大批战利品，队伍发展到五万多人。地皇三年(22 年)，正当王莽派遣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率军扑向南阳的时候，绿林山下疾疫流行，近半数义军战士染病死去。 为了求得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起义军分成两支离开绿林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渡汉水，在南郡一带活 动，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印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七月，平林(今湖北随县境)人陈牧、廖湛等领导千人起义，拉起一支队伍，称平林兵。 从此，三支义军互为犄角，纵横驰骋于荆州所属的南郡、江夏和南阳三郡，使前来围剿的官军疲于奔命。不久，以刘玄、刘缤和刘秀等为首的南阳地主武装也加人了起义军。地皇四年(23年)正月，起义军在清阳(今河 南新野县境)等地大败官军，基本上掌握了南阳一带战场上的主动权。 二月，各路义军为了协同作战，共同推翻王莽政权，决定建立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的首领应该属谁?起义将领与南阳地主集团发生了分歧。南阳地主集团欲立工于计谋、有较强能力的刘缤为皇帝。农民领袖虽然也同意立汉宗室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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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帝，但不愿受南阳地主集团的代表刘绩的控制，他们选中了懦弱无能的刘玄。刘缩、刘秀为首的南阳地主集团很不高兴，故意寻出理由加以反对:“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 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不如且称王以号令，王势亦足以斩诸将。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必不奇吾 爵位;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张卬拔剑击地定音。他们共推刘玄为天子，在清水河畔举行登基仪式，建元更始，任命刘良为国三老、王国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缤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皆任为九卿将军。 绿林军内部立皇帝的斗争，反映了农民领袖与南阳地主集团的矛盾，也埋伏下了日后更始政权内部分裂和火拼的种子。更始政权建立之后，挥军北上，向王莽统治的腹心地区进兵。四月，王莽派遣他最得力的爪牙大司空王邑去洛阳，与司徒王寻一起，纠合郡兵四十多万，号“虎牙五威兵”，扑向绿林军，妄图在河南地区一举消灭义军。 这时候，王凤、刘秀等率领的一支义军，由南阳北上，连破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叶县东)和郾城。五月，王邑、王寻督兵从颍川出发,会合严尤、陈茂两支官军，兵锋直指义军据守的昆阳。由于莽军来势汹汹，人数且十倍于义军，有些义军将领缺乏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要求分散弃城南逃。 只有刘秀沉着坚定，他分析形势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 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小财物邪!”“刘秀说服了义军将领，使之坚定了据守昆阳的决心。然后，他安排王凤、王常率九千人坚守昆阳，自己则与五威将李轶率十三骑勇士,乘夜色冲出南门，到南方搬取援兵。王邑、王寻、严 尤等指挥十万大军包围昆阳后，严尤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攻克不易。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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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领袖在宛城，应对昆阳取守势，集中兵力攻下宛城。这样，昆阳就会不战而降。严尤的战略思想虽然很厉害，但骄傲轻敌的王邑根本听不进去。他得意洋洋地说:“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 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于是指挥莽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钲鼓之声闻数十里。”他们或掘地道，或用撞车，轮番猛烈攻城。 城中“积弩乱发，矢下如雨”，连打水都必须“负户而汲”。但小小昆阳，犹如一枚钢钉，屹立不动，紧紧吸住了十多万大军。刘秀等到定陵和郾城以后，决定把这里征募的全部义军开赴昆阳参加决战。当有的义军将 领要求留下部分士卒看守财物时，刘秀说:“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 若无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 “六月，刘秀率援军驰赴昆阳。他自率步骑千余人为前锋，向王邑派出的数千莽军奋力冲杀。刘秀一马当先，呼叫着冲进敌阵，斩首数十级。莽军败退，刘秀乘胜挥军再冲敌阵，斩杀数千人。原来对敌人还有些胆怯的将领，在刘秀勇敢精神的感召下，“胆气益壮，无不一当 百”。 接着，刘秀又与敢死之士三千人，在城西越水猛冲敌人防守最严的地段，打得莽军连连退避。王邑选取精锐将卒万余人，专门对付刘秀统帅的义军，又经过一番十分激烈的较量，莽军在一片混乱中败退。刘秀乘胜追击 杀死主将王寻。 这时，城中义军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天地。莽军兵败如山倒，争相逃命，人马互相践踏，百里战场，死伤枕藉。此时，天气骤变，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屋瓦横飞，嗤水横流，溃败的莽军争渡逃命，数以万计的士卒淹死在河水中，积尸堵塞河道，河水为之不流。王邑、严尤和陈茂等人乘轻骑踏着死尸渡过嗤水，逃往洛阳。四十多万莽军就这样一败涂地，义军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获得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搬运一月有余，尚未搬完。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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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是新末农民战争历史的转折点。这次战役消灭了王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如果说，在此之前，莽军还掌握着部分的军事主动权，在东、南、北三个战场都还能够进行局部反攻的话，那么，此次战役之后，它就完全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各个战场都陷人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此以前，王莽统治集团虽然已经是四分五裂，但臣下大规模离叛的事件尚未出现。昆阳之战以后，由于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王莽的中央和地方官吏纷纷倒戈相向，自谋出路。一时间，独立自保者有之，密谋政变者有之，投降义军者有之，很快出现一个鸟兽散的局面:“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① 昆阳之战以后，刘秀乘战胜之威，率兵北进，很快占领父城(今河南平顶山市附近)等五县，前锋进逼洛阳。更始帝刘玄调遣义军，兵分两路，向王莽的腹心地区进兵。一路由王匡率领，进攻王莽在东方的重镇洛阳，打开自东向西进攻长安的道路。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沿汉水向武关进发，打开由南方通向长安的道路。 这时,析县(今属河南)人邓晔、于匡起兵响应义军,猛攻 武关，降其都尉朱萌，攻右队(即弘农郡)，杀其大夫宋纲。紧接着，又攻克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兵锋直逼长安。华阴一战,打败王莽“九虎”指挥的官军。邓晔开武关迎接义军，与李松率领的三千前锋部队汇合后，猛攻渭口京师仓。 接着,兵分两路西进。一路由王宪指挥，进人左冯翊，下频阳(今陕西蒲城、耀县之间)、高陵，从北面进攻长安。一路由韩臣等率领，绕京仓西进，在新丰 (今陕西临潼附近)打败波水将军窦融指挥的莽军，直抵长安城下。 这时关中的大地主纷纷组织武装，自称汉将军，参加义军行列。数不清的各路义军将长安团团围住，四面攻击。九月一日，义军首先攻破长安东北的宣平门，突人城中，很快肃清城中残敌。第二天，攻入皇城，在渐台把王莽碎尸万段。九月五 ①《汉书，王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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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李松、邓晔、赵萌、申屠建等统帅的义军主力到达长安，他们将王莽的首级传送更始帝刘玄驻地宛城，更始帝下令将其悬于城头，四乡人民潮水般涌来聚观，有人将王莽头颅取下来，用刀子切下王莽的舌头，以发洩对王莽善于说谎的切齿之恨。 王莽可以靠阴谋诡计篡夺汉皇朝的政权，也能够依靠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镇压刘汉宗室贵族和拥刘派官僚地主的反叛，但是，由于他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激怒了人民，在排山倒海的农民革命队伍面前，他的骗术和武力也就失去了效力。王莽暴政的覆灭，是继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奏出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 |
| 待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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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雄并起的河北义军 正当赤眉军崛起海岱，绿林军驰骋江汉，打得王莽官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的时候，在黄河南北的平原和山野中，雨后春笋般地又出现了数十支农民起义队伍。他们“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众合数百万”，到处扫荡新朝的地方武装，基本上消灭了王莽在这一带的军事力量。 他们的斗争严重打击了王莽的统治，客观上支援了赤眉绿林两支起义军对王莽政权的斗争，在新莽末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河北起义军以活动于鄹(今河北束鹿县境)的铜马为代表，见于史籍记载的其他几支是:活动于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的檀乡;活动于平原(今属山 东)一带的富平、获索;活动于馆陶(今属河北)一带的高湖、重连;活动于临平 (今河北晋县)一带的五校;活动于常山(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一带的大枪;活动于隆虑(今河南林县)一带的尤来;活动于河内(今河南武陟)一带的上江、大彤、铁胫、五幡;活动于轵(今河南济源)一带的青犊;活动于河、济一带的城头子路;以及活动于东海(今山东郯城)的刁子都等部。这些起义军，大者数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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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起义军，大者数十万，小者万余人。他们时聚时合，飘忽不定,打官府，劫仓库，杀官吏，掠财物，不断地同官军和各种类型的地主武装斗争。他们虽然沉重地打击了王莽政权，但缺乏建立自己政权和根据地的思想。 建武二年(26年)十一月铜马、青犊、尤来等余部曾共立孙登为“天子”，打算在上郡(今陕西延安)建立政权，但很快就垮台了。他们之中，除城头子路自称“都从事”，刘诩自称“校三老”之类的小吏外，其余各部首领连个名号也没有留下。他们拉起队伍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生活问题。他们或据地自保，或四处游击，从来没有夺取全国 政权的宏图远略，也没有主动联合成一支统一的大军。 王莽政权灭亡以后，面对刘秀为首的新的封建政权的残酷镇压，他们也未能组织统一的有效的反抗。结果有的被屠杀，有的被打散，有的被招降，有的被收编，总之被各个击破，悲惨地走向失败。在这一过程中，刘秀运用镇压和欺骗的两手政策，通过大量招降、收编起义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因而获得了“铜马皇帝”的 徽号。 四、刘秀在河北的活动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刘秀是汉皇朝的宗室贵族，家居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白水乡)，本人是一个豪族地主。曾在长安太学读书，又曾做过粮食投机商，“卖谷于宛”。地皇二十二年(22年)，与其兄刘缤共同在宛城起兵反莽，并加人绿林军。刘秀多谋善断，机智勇敢，体恤士卒，纪律严明。他统帅的部队很快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颇得民众拥护的劲旅。 在战斗中，刘秀总是身先士卒，率队冲杀,因而成为义军中很负众望的将领。昆阳之战集中反映了他的军事才能。后来，在更始政权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面对刘玄杀死自己亲兄长刘缤的深仇大恨，他冷静分析形势，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深引过”，“饮食言笑如平常”，从而蒙住了刘玄的眼睛，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十月，他奉命持节渡河，脱离牢笼，在河北独立发展:“所到郡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左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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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劳。”“这些措施显示了刘秀超出赤眉绿林诸将领和更始君臣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心，也使风雨飘摇中的王莽官吏归诚于他。更始二年(24年)正月,刘秀经邯郸、真定、北徇蓟(今北京市)的时候,虽然遭到地方实力派王郎、刘接的攻击，一时狼狈不堪，岌岌可危,但由于他的政策深得民心，很快战胜王郎，在以邯郸为中心的河北地区立住脚跟。 不久，他拒绝接受刘玄给予的萧王的封典，正式脱离更始自行其是了。之后，在一年多时间内，他一面袭击更始政权的尚书令谢躬，吞并他统帅的绿林军，一面调兵 遣将，东征西讨，全力对付以铜马为代表的河北各路起义军。他巧妙地运用镇压和怀柔的两手政策,连续消灭了铜马、高湖、重连、大彤、青犊等数十万义军，把他们改编成日后统一全国的基本军事力量。 紧接着，他又北向击破尤来、大枪、五幡等部义军，基本上控制了河北地区，成为拥有数十万武装和广土众民 的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他本人出身于豪族地主，做过太学生，他的手下又有着邓禹、任光、邳彤、刘植、耿纯、吴汉、寇恂、耿算、陈俊、马武等一大批出身豪 族、饱读诗书的文臣武将，这就使刘秀集团的政治经验、行政能力和军事谋略都显然优于其他任何军事集团。 他在据有河北的地盘和掌握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之后，就在将领们的拥戴下，假借“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赤伏符,于公元25年六月在部(今河北柏乡县境)即位做了皇帝，建立了东汉皇朝。十月，刘秀攻克洛阳，决定把这里作为都城。这时候，赤眉军已经攻人长安，消灭了更始政权。其他各地的割据者也在拼命经营自己的地盘，称帝称王者遍布全国，刘秀要想重新统一中国，还需做一番艰苦的努力。 五、绿林、赤眉军的相继失败与东汉的统一 公元23年建立的更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潜伏着许多危机。这个政权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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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柱虽然是绿林军，但其中却混入了不少刘氏宗室贵族和拥刘的官僚地主。因而，其中不仅有贵族地主与农民将领的矛盾，也有贵族地主内部的矛盾。刘玄在与刘缩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由于得到农民将领的支持而取得胜利，并在公元23年的六月将刘缤杀死，除掉了政敌。 但是，刘玄本人并不代表农民利益，而且懦弱无能。既无开国帝王的气魄、眼光和政治谋略，又缺乏驾驭群 臣的才能。当举行登基大典朝见群臣的时候，他“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更始二年(24年)二月,他在长安长乐宫朝见百官时,又是“羞怍，浼首刮席不敢视”。而在后至的将领拜见他的时候，他的问话竟是“虏掠得几何”，这使昔日王莽宫廷的郎吏们也惊得目瞪口呆。 刘玄入主长安以后，既没有制定统一中国的方略，也没有调兵遣将进行统一天下的军事行动，更没有宣布扫除王莽积弊，与民更始的政策，而是忙于大封诸王和尽情享乐。他一下封了二十个占地广阔、权力很大的诸侯王，无形中增加了更始政权内部的分裂因素。 由于他没有制定严格的纪律以约束将领和士兵，致使更始政权的吏治一败不可收拾。刘玄无视更始政权的矛盾和危机，而认为大功告成，可以尽情享受了。他将政事委给李松、赵萌，娶赵萌女为皇后，又接收王莽后宫的全部姬妾,“日夜与妇人饮谯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 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赵萌专权放纵，随意杀戮部下，搞得朝政日非，诸将离心。那些被封为王的将领，李轶、朱鲔等擅命山东，王匡、张卬等专权三辅，他们任人唯亲，凭好恶滥赏爵位和官职。 得到官职的人，日行市中，耀武扬威，横行无忌，以致怨声载道。时有民谣讽刺说:“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很短的时间内，更始政权从上到下已是一片混乱，而农民军将领与刘氏贵族和官僚地主分子之间也互相猜忌 ①《后汉书，刘玄传》 ②《后汉书，刘玄传》 ③《后汉书，刘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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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倾轧。有个地主分子李淑向刘玄建议:“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势，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 这样，更始政权内部就更加四分五裂，它很快丧失了昔日的战斗力，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挽回了。 当更始政权日趋腐化的时候，刘秀正打着“复汉兴刘”的旗子在河北东征西讨，而实力与绿林军相匹敌的赤眉军也正向长安进军。本来，在更始元年刘玄定都洛阳的时候，已进至陈留、淮阳一线的赤眉军领袖樊崇，曾应召带将帅二十余人到洛阳朝见更始帝，被封为列侯。但因为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官位和权力，他们快快不乐，返回部队之后，就采取了与绿林军对立的立场。更始三年(28年)正月,赤眉军南北两路汇合弘农后,即向刘玄的统治中心长安进军，经过两次激战，赤眉军乘胜抵达华阴。 在赤眉军步步进逼，长安岌岌可危之际，更始政权的内部斗争也尖锐起来。王匡、张卬从河东地区(今以临汾为中心的山西南部)被刘秀部将邓禹打败后，逃回长安。张卬与诸将密谋，认为赤眉军且暮可至长安，与其困守长安一夜孤城，被动挨打，不如劫掠城中财物,弃城东归南阳，再谋发展。张卬劝说刘玄实行这一计划，被刘玄严词拒绝。刘玄命令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等率兵屯新丰(今陕西临潼附近)，抵抗赤眉军。张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打算乘立秋日更始出猎祭兽的机会，以武力将其劫持，逼迫他接受东归南阳的计划。 此谋泄露后，刘玄杀死了申屠建。于是张印与廖湛、胡 殷等发兵劫掠市肆，焚烧宫门，与拥护刘玄的军队激战于宫中。刘玄大败，只得于第二日带车骑百余人东奔新丰归依赵萌。经此次事变，他对原绿林军将领王匡、陈牧、成丹等人更加不相信，又用阴谋手段杀害了陈牧和成丹。王匡一气之下，率军归长安,与张卬合军,同刘玄对战。李松、赵萌率军攻打据守长安的张卬、王匡，双方在长安内外，连战月余,力量都受到很大损失。王匡、张 ①《后汉书，刘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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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退出长安后，刘玄复人据长安。更始政权内部的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原绿林军领袖与刘氏宗室贵族地主集团的火并。这场斗争严重削弱了更始政权的军事力量，给正在向长安进军的赤眉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赤眉军进至高陵的时候，王匡等率部迎降，连兵进攻长安。刘玄令李松出城迎战，李松兵败被俘。李松之弟李沉时任城门校尉，为了挽救其兄的生命，开城迎接赤眉车，于是赤眉军顺利地占领了长安。刘玄从长安逃至高陵，由于失败之势已成，他只得于建武元年(25年)十月向赤眉军投降，被封为长沙王。不久，即被赤眉军首领谢禄缢杀于长安郊外。刘玄建立的更始政权仅仅经过三个年头便宣告灭亡了，而曾经作为这个政权支柱、在推翻王莽新朝的斗争中立下最大功勋的绿林军也基本上瓦解了。 赤眉军在更始元年与更始政权联合的希望破灭后，即采取了与之敌对的立场，决定进军长安。更始三年一月，在攻占弘农以后，赤眉军的领袖们为了健全组织,乃分万人为一营,共有众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然后浩浩荡荡杀奔华阴。 这时，军中的齐巫假托城阳王刘章亡灵，声言“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意思是要赤眉军领袖们建国立号。被刘玄杀死的方望(他曾立孺子婴为帝对抗更始)之弟方阳乘机对樊崇等人说:“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盗，不可以久。 不如立宗室,扶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等深以为然。六月，至郑 (今陕西华县)，决定立刘氏宗族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赤眉军初起时，经过泰山郡式县，将城阳王刘章的后人刘盆子及其二兄刘恭、刘茂收罗军中。刘恭后随更始帝，被封为式侯，刘盆子和刘茂则在赤眉军中跟随校尉卒史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日“牛吏”。 樊崇等从军中找到城阳王后裔七十多人，又从这些人中选出与城阳王血统最近的刘盆子、刘茂和西安侯刘孝，以“探札”的办法选取皇位继承人。结果年纪最轻的十五岁的刘盆子被选中立为皇帝。史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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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载，当刘盆子探札得符，群臣都在他面前跪拜称臣的时候，他“被发徒跣， 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将札符“折弃之”。他虽然被硬立为皇帝,但仍不时与牧牛的伙伴们玩耍游戏。这一幕用“探札”确立皇帝的闹剧，不管今日看起来多么荒唐可笑，但却是最真实的历史。赤眉军建立了以刘盆子为皇帝的政权，义军领袖徐宣被推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封为列侯。 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攻下长安后,刘盆子人居长乐宫。这时候“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军队纪律也开始败坏，劫掠之事，时有发生，“盆子惶恐，日夜啼泣”。他的哥哥为之谋划，坚决要把皇帝位子让出来。樊崇等人不允许。赤眉军虽人据长安，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长安周围还被更始的旧部占据着，陇西一带是割据者隗嚣和窦融的天下。 背后，尾随赤眉军进人关中的邓禹所率之兵也逼近长安。而筑堡自卫的地主武装更在长安四郊与赤眉军为敌。数十万赤眉军屯驻一座孤城，粮秣供应也难乎为继。赤眉军为了摆脱困境，决定放弃长安，向西进军。一方面扫除更始政权的残余势力，一方面筹集军粮。离开长安以前，他们掠取城中珍宝，然后放火焚烧宫室，雄伟壮丽的西汉皇城，顿时化为一片火海。 这时，赤眉军“众号百万”，自终南山北麓迤逦西行，至郡(今陕西郢县境)，经过激战，杀死守城的更始将军严春,继而人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两郡,后 经乌氏、泾阳(今甘肃平凉)转战至阳城、番须的时候，遇到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围向陇西进军，又遇到割据者隗嚣的截击，只得回军长安。 这时候，邓禹率领的汉军已乘赤眉西进的机会占领长安。得到赤眉回军的消息以后，立即派兵在郁夷(今陕西宝鸡县境)阻击赤眉军，被赤眉军打败。邓禹只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②《后汉书，刘盆子传》 ③《后汉书，刘盆子传》 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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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退兵立阳(今陕西淳化北)。九月，赤眉军再次进人被洗劫一空的长安城。不过，第二次进入长安的赤眉军面临着比前一次人长安时更为严峻的形势。半年之中，赤眉军在苦寒风雪中转战数千里，士卒疲惫不堪，又没有筹到粮食。 虽然他们派兵发掘西汉皇帝的陵墓，收取不少宝物，但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而且，此时的长安，东、北两面有邓禹统帅的汉军进逼，南面有汉中延岑、更始将军李宝带领的两支军队的威胁，军事形势对赤眉军十分不利。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逄安率十万赤眉军进击屯驻杜陵(今西安市南)的延岑。 两军方酣战中，邓禹乘长安空虚，率兵偷袭，打进城中,与谢禄指挥的赤眉军激战于藥街。结果邓禹失败，退出长安。与此同时，逄安也打败延岑军，逼降了李宝。但不久，逄安因麻痹大意，误中李宝与延岑联合夹击的阴谋，在又一次的激战中被打得大败，十万精锐之师死于混战之中，逄安仅与数千兵卒退回长安。 此时，形势愈发对赤眉军不利，“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关中的地主阶级更是“聚为营保”,“坚壁清野”，使赤眉军的粮食供应更加闲难。 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赤眉军只得退出长安,打算东返故乡,再谋发展。这时候，一年前号称百万之众的赤眉军，仅剩下二十万人。在东返的路上，由于饥饿的威胁和不断遭受汉兵的袭击，不少人离队逃跑了。 正在赤眉军归心似箭地急急东返之时，刘秀已经制定了聚歼计划:他命令破奸将军侯进屯兵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命令建威大将军耿算屯兵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在赤眉军东返时必经的两条大路上埋伏下重兵。 建武三年(27年)正月，邓禹率兵袭击进至湖(今河南灵宝西)的赤眉军，再次被赤眉军打败。闰正月，赤眉军进至崤底(今河南渑池西)，遭到刘秀的征西大将军冯异 指挥的汉军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刘秀得到赤眉军逼近的消息，立即亲自指挥大军在宜阳布阵堵截。赤眉军惊魂未定，又在宜阳遇上了刘秀指挥的大军，“惊震不知所为”，只得遣刘恭接洽投降。在得到“待汝以不死”的保证之后，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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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盆子及丞相徐宣等三十余人“肉袒降”，“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还拥有十万之众的赤眉军就这样失败了。后来，樊崇、逄安等为了挣脱囚徒般的生活，曾密谋东山再起,举兵反抗东汉皇朝，但由于计事不密,更因为当时已不存在农民大起义的形势，他们的反抗活动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也牺牲在刘秀的屠刀之下。 赤眉军继吕母之后，崛起于海岱之间，在将近十年的岁月里，驰骋齐、鲁，血战黄、淮，苦斗关中,英勇顽强，所向披靡,最后发展成近百万人的大军，在推翻王莽新朝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赤眉的主要领导者虽然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纯朴农民，但经过战争实践的锻炼，摸索出一套避实击虚、迂回奇袭的战略战术，在对王莽官军、更始汉军和刘秀军队的战斗中取得过一连串的胜利，为后来的农民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赤眉军本身存在着许 多难以克服的局限和不足，在推翻王莽政权之后没有找到一条成功地建立和 巩固政权的道路。 王莽政权灭亡以后，全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异常复杂和尖锐。赤眉、铜马等农民军要求继续进行反封建斗争但却失去了主要打击目标，而绿林军拥戴的更始政权变成了割据称雄的封建军事集团。这时候，不仅以统一全国为已任的刘秀所建立的皇朝是封建政权，而且全国各地以各种名目乘时而起的那些军事制据者所建立的，也是大小不等的封建政权。 因此，新朝灭亡以后各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一部分还具有农民起义军反封建的性质，如赤眉、铜马等反抗刘秀镇压的斗争，但绝大部分则是统一与割据的斗争。而刘秀最后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顺应了走向统一的历史潮流。 公元23年昆阳大捷之后，王莽政权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此情势下，各地的刘氏贵族、官僚和地主分子纷纷扯起反莽的旗帜。这些人或拥兵自重， ①《后汉书，刘盆子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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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混入起义军，或归附刘秀，结局各有不同。更始政权占领长安以后，又有一批地方实力派人物拥兵割据，“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 刘秀建立东汉皇朝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政治形势，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军余部，一方面要对付割据称雄的势力。从建武元年至建武十六年(25-40年)，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刘秀镇压了以赤眉、铜马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次第平定了渔阳的彭宠、 秦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庐江的李宪、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 述、五原的卢芳,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业，以刘邦事业继承者自居的刘秀，实际上建立的是一个新的皇朝。 刘秀重新统一中国的条件是新末农民战争创造的。这个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推翻了拥有全国政权、掌握百万武装的新莽皇朝。刘秀乘战乱之机加人农民起义队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抓到了一支武装。与更始政权分道扬镳以后，又在经营河北的过程中，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收编了大量的农民军，掌握了南向争夺天下的最重要的资本。 在新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十数个封建武装集团之中，刘秀的确是其中的佼佼者。从封建正统史家的观点看，刘秀作为刘氏宗族的后裔，使其拥有战胜群雄的政治优势。其实，当时卷人农民起义队伍的刘氏后裔不下千百人，就他们与西汉天子的血缘关系而论，刘秀并不是最亲近的。因此，血统并不是他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刘秀高于其他割据者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有着超越所有 其他人的政治眼光，实行了比其他人更高明的政策。他首先打出了废除新朝苛法的旗号，数次颁行释放奴婢的诏令，这些措施为他赢得了民心。 对比之下，赤眉、绿林、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不仅在反莽战争中没有提出如此顺应民心的政策，而且在新朝灭亡以后,更失去斗争方向，逡巡犹豫，不知所措。其他割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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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军事集团绝大部分也只是满足于据地自守，既提不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纲领，又缺乏统一中国的宏图远略，在刘秀的有计划的军事进攻面前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刘秀军事集团的文臣武将大部分出身于豪族地主，不少人还是经学世家，其文化素养、政治经验和军事谋略都明显高于其他任何集团。刘秀本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头脑和卓绝的军事才能，并且知人善任，善于集思广益，不仅在政治上制定了一系列的适合实际情况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上也制定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 在王莽政权灭亡之前，他指挥了著名的昆阳之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在起义军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其兄刘缤被杀后，他表现出惊人的镇定，不仅解除了刘玄的怀疑，免遭毒手，而且还取得信任。之后，他脱离刘 玄，到河北地区单独发展势力。羽翼丰满后，即毅然同更始政权决裂。在自己的力量小于更始和赤眉军时，他埋头苦干，收集地主武装，逐次消灭或改编以铜马为代表的河北起义军。待到在河北建立起较巩固的根据地，有了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以后，他就揭出自己的旗帜，正式登基称帝。又利用“民心思汉”的倾向，把自己的一切行政措施都说成是“复高祖之业”，竭力制造汉朝中 兴的气氛。 然后，他挥军渡过黄河，攻取洛阳，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他坐镇洛阳，一面注视着赤眉军和更始政权之间一亡一伤的火并，一面派出邓禹等将领率军队尾随赤眉军进入关中，相机寻找歼灭赤眉军的机会。再后，在赤眉回军山东的路上，他部署重兵，以逸待劳，最后轻而易举地在宜阳招降了赤眉军的十万兵马。至此，刘秀不仅消灭了他统一道路上最大的军事障碍，而且取得了黄河中游从关中到河北、河南的最富庶地区。从而使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他割据者形成了绝对优势。而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他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从容坚决地逐次消灭了各地方的割据者，成为逐鹿中原的胜利的英雄。 刘秀虽然不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但在侧身农民起义队伍的时候，又的确对农民战争的胜利发挥过别人无法取代的积极作用。尽管他最后镇压了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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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铜马等多支农民起义军，表现了地主阶级鲜明的阶级立场，可是他同时却又顺应“民心思汉”的历史趋势，利用农民战争创造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完成了统一大业，成为一匡天下的英雄，做了封建社会又一个繁荣时期的导向人物，他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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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莽末年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新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革命高潮，与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高潮相比，有着许多新的特点。这次农民起义爆发的时间比较集中，两年之内，起义的地区几乎遍布全国。但力量却比较分散，始终没有形成一支统一的队伍。所有起义军的打击目标尽管都集中到王莽政权，但却又各自为战，缺乏战略战役的协同。 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矛盾经过长期的醢酿、积累、深化，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王莽代汉之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又不啻给这些矛盾火上加油，因而许久以来郁积在劳动人民心头的怒火，顷刻之间就进发出来了。 但是，由于农民阶级作为小生产者本身就有分散性的特点，而当时一呼而起的农民起义队伍，其绝大部分斗争的直接目标又是为了争取生存，所以他们时起时伏，时聚时散,有的青黄不接时起义，到收割庄稼时又散归乡里。即使较大的起义军也带有浓重的乡土观念。河北起 义军始终活动在自己的乡土，没有走遍全国打天下的壮志宏图。 而赤眉军进入河南不久，士卒们就为思乡而饮泣。起义队伍存在的这些缺点，正好被刘秀加以利用，或血腥镇压，或欺骗收编，而归于失败。 这次农民起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几支较大的起义军都接受了“拥刘”的口号，因而使整个反莽的起事都笼罩在复汉兴刘的烟雾之中，“历观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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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故易为力也。”“在当时及其后封建史家的笔下，刘秀被美化成继承西汉皇统,再造新朝的“真命天子”,“拥刘”被描绘成新末农民战争的轴心,仿佛一切都在围绕着它旋转。“拥刘”的确是新末农民战争中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仅大部分反莽的刘汉宗室贵族和地主分子扯起了“拥刘”的旗帜，而且相当多的农民革命队伍也接受了“拥刘”的口号。 这种情况安全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 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新末农民战争不是爆发于王莽代汉之前，而是勃兴于王莽代汉立新七年之后。事实上，王莽篡汉的宫廷政变刚刚发生时，并没有立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激起什么感情和道德的义愤。其时对王莽篡汉的反抗主要是从刘汉宗室的王孙公子和维护汉皇朝正统的地主分子那里发出来的。而在受到王莽的无情镇压以后，这种反抗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刘汉皇朝作为偶像显示神奇的力量，恰恰是在农民战争的高潮中。“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同这种情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决定的。 第一，由于新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反对王莽封建暴政的统一目标下进行的，因而基础就显得相当广泛，成分也异常复杂。农民、手工业者和奴婢因惨遭王莽的虐 政之害固然成为反莽斗争的主力军，但因为王莽政权是用政变的方式篡夺而来,所以,反对这个政权的,除了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外，还有刘汉宗室的王孙公 ①赵翼:《二十二史制记。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 ②《马克恩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③《后汉书。班彪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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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维护刘汉正统的部分封建官吏、地主分子以及王莽政权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自谋出路的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投机革命，浑水摸鱼，利用他们侧身于农民革命队伍的机会，运用他们的统治经验和组织能力，千方百计地窃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制造农民队伍内部的不和、分裂和残杀。力图把起义军变成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与此同时，刘汉宗室贵族和拥刘的地主官僚儒生，则经常不断地鼓吹“君权神授”的谶纬神学，制造大量的符瑞迷信来宣扬刘汉皇统的神圣和永恒。“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隐语四处流传，用以欺惑蒙骗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声讨王莽的最重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欺人孤寡，篡汉自立”，因而恢 复刘汉皇朝也就成了天经地义。 但是，对这批乘革命之机而起的刘汉宗室贵族和官僚地主分子来说，不论他们对王莽的篡汉如何义愤填膺，声讨的檄文又是如何的慷慨激昂，他们的真实目的却是抢夺农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以我为核心的新的封建皇朝。 后来，刘秀对其他刘汉宗室贵族毫不留情的屠杀政策，已经揭穿了“复汉兴刘”口号背后的秘密。不过，由于刘汉正统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影响，部分农民领袖也相信了“刘氏复兴”的鬼话，并逐渐由反抗地主阶级的斗士转化为“辅汉兴刘”的忠贞臣子。绿林军的著名领袖王常由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变成协助刘秀创建东汉皇朝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据记载，刘缤加人绿林军以后，时时向王常“说以合从之利”，灌输刘汉正统思想。王常大悟说:“王莽篡汉，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以为用，辅成大功。”他还一再向起 义军的其他将领宣传，强调只有复汉兴刘，才是“下顺民心，上合天意”。 此后，他死心塌地地为刘秀卖命，屡建功勋。所以，后来有一天刘秀在大会群臣时，对他大加褒奖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铁石，真忠臣也。”立即下令提拔他为“汉忠将军”。“正是在极度泛滥的刘汉正统思想影响下，拥 ①《后汉书，王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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