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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上古至今,自在胡侃之儒家与治理[第7页]

作者:自在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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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并卵,顺应天下大势才是天道
    解释经济现象是经济学家的事儿
    解释并利用工程学,那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儿
    我们能够做的一定是兔子家的精髓——龙马精神(跟着能够找到雨水的高手走)
    道德经的三宝持而盈之。。。。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8:衣冠南渡1梁武帝、道安与菩萨戒
    两汉解决了外戚,却没有解决宦官集团与官吏的矛盾
    宦官虽然能够一心为王权,但是王权以下的官民利益就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了
    所以三国时代,群雄争霸,宦官们承认自己也有做不好的地方,从此就老实多了,不再强行独揽官权
    刘备和诸葛亮治理蜀国虽然很有成效,但是最终失败于蜀道难
    黄河以北的世家大族最终从纷乱的北方战局选择了南撤
    整整持续了大约两百年时间,这是有名的第一次衣冠南渡
    一部分来到了江南,还有一部分从江西继续南下,到了福建和广东成为客家人
    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经验和管理制度也随之在南方开枝散叶
    由此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衣冠南渡不但是带走了世家大族,而且将黄河以北的藏书基本带走一空
    从此黄河以北重武,江淮地区重文
    一个重文的南方能够与重武的北方抗衡,除了长江天险和北方不习水战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不断骚扰黄河以北,却)没有适当的组织形式,难以将游牧和农耕有效结合起来,大多数时间里基本跟辽代一样,最多能够将长城内外分为南庭和北庭用不同的制度分别管理
    在草原游牧适用的制度,拿到先进的农耕地区就失去了优势,相同面积的农耕地区人口承载力远超草原,想让生产力倒回去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们把黄河几字弯的长城河套地区成为北黄河,崤函古道一线称为南黄河的话,南北朝时期实际上可以看成三条大河之争
    游牧与农耕在山西和陕西的北黄河反复争斗:君权与(佛教)教权
    重武的南黄河与重文的长江流域反复争斗:君权、官权与(佛教)教权
    三条战线在比拼什么样的制度才适合广大的中原地区
    虽然每条战线时常进行着东西组合和南北组合的比赛,但是显然南北组合更适应地缘
    最终衣冠南渡的梁武帝,完成了君权与教权的融合
    梁武帝时期的道安,改革佛教僧团礼仪(佛教弟子统一以释为姓,以戒律尤其是出家人不得婚嫁将出家数量大大降低,避免了与世俗生活争抢劳动力),佛门以持戒的律例将僧俗显著区别开来,退守文化精神领域,避免神权和君权水火不容之争
    西安道安寺依然保持至今,道安的弟子惠远在庐山创建了净土宗

    
    
    
    
    
    梁武帝在尊佛的名义下,建立了第一个报恩寺萧梁寺(目前在南京又叫鸡鸣寺)
    为父母建寺确实是梁武帝的巧妙手法,尊佛的同时也提倡孝道,一下子就把佛家和儒家融合在一起了
    接下来梁武帝又做了一件大事,请官员和佛家弟子一起重新整理俗家礼仪,
    在归纳整理当时各地通用的吉凶嘉宾军礼仪制度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出一个菩萨戒的基本原则:持戒+行善+利益众生
    由此种花家的基本礼仪制度彻底定型,不但有戒律,而且找出了与时俱进的判断原则和初心
    这个菩萨戒从此成为种花家与外道的根本差别,尤其是最后一点——利益众生,将种花家以外的各种“文明”彻底打回原形,但凡与此对立的君权神权合一制度,或者各种利益集团争持不下都不是正道,都不是菩萨戒
    可惜梁武帝的子孙梁元帝干了一件坏事,南朝被灭丢掉荆州的时候,他一把火烧掉了汉代以来好不容易收集到的古代典籍
    从此衣冠南渡的成果全部集中到了江南,长江上游的文气被梁元帝一个人废掉了。。。
    要想找古文,只能寄望于汉代以前的湖北湖南的古墓了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8:衣冠南渡2三家合流为以人为本
    北朝的周武帝设立了通道观,三家争论

    
    574年(大儒)沈重以儒家解释佛道得出三家排名(儒道佛,儒家第一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嘿嘿),周武帝第二次禁佛。。。佛家不再高傲,退守精神文化也是必然

    
    儒家作为显学,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教各种基本礼仪,一边兼收并蓄各种学术流派,添置各种官员职位
    从此儒家提供了世俗所需的一个庞大的治理架构和治理人才,有争论可以互相在做事之中交流切磋,算是一家之下的多家,这就是儒家了不起的地方
    加上了利益众生的理念之后,与时俱进就成为必然,王莽的复古从此成为绝响
    刘歆父子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复古不是全盘复制,而是要复古之意,谁才是真正的往圣先贤的古意?
    唯一的答案就是利益众生!!!
    为此,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的探索,唯一不变的初心永远是不能远离利益众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两晋玄学最终的结论:不管你怎么变化,必须以人为本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9:进化到科举1从推举到科举

    种花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从周朝定宗法,到先秦奖军功,到两汉举孝廉,
    再到魏晋九品中正制;
    及至隋唐才有了科举制,再到晚清废科举,科举制又历经了一千多年。
    宗法重在血缘,军功重在实力,举孝廉重在品德和口碑
    三国算是比赛兵法
    曹魏两晋时期,则主要是延续清议与举孝廉并举。外戚、宦官显然已经不能确保随时提供可用之材了,清议与宦官的争斗则主要是兼收并蓄之后的儒家显学培养出一大堆可用之材,却不能拥有适当的位置展示治国治国理政之道
    于是曹魏选择了与世家大族合作的道路,准备将在野的儒家子弟的清议纳入官权体系,搞出了一个九品中正制。。。也许这也算是曹魏能够最终在三国时期胜出的根本原因吧
    中正是曹魏时期各郡推举人才的一个官职,继续由郡推举孝廉,这个还是没变,中正由各郡现任官员兼任+由各郡自行推举
    居然是举孝廉,当然就是推举,没有什么确切的依据,所以才特别强调要公正,不偏私

    州设置“州都”的官位,最早的“州都”仅仅是将本州下属的各郡推举的孝廉汇总一下,上报司徒和吏部

    两晋时期,“州都”又被改为大中正,各郡的中正改称小中正
    小中正由大中正推举,一下子就将推举权集中到了官那个府手中
    再到后期,既然最终还是需要司徒和吏部任命,那么
    推举和任命权就必然进一步集中到京师的司徒和吏部的世家大族手中
    各地的地方大族毕竟还是争不过京师的大族
    也就是世家之中还有世家
    名门之后在九品三项考评指标(门第、德行、才能)之中,先天就占有优势
    后期甚至贵族无下品,寒门无上品
    德行和才能基本被无视了
    名门世家子弟稍有才具,年纪轻轻就起点极高
    寒门子弟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最多也只能在地方官之中流转
    这就是说,最初的儒家子弟就算合理地传承治国理政的官员体系,也照样因为门第而无法真正取用最合适的人才
    这也是东晋末期,无论怎么谈玄论道,只图自己拥有清名,因循守旧而不敢做真正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生怕离经叛道,从而又一次在实质上走向了保守甚至复古
    玄学也就此失落,自生自化而自然虽然听起来很好,可是又要你来做官干嘛呢?
    所以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最不中正的儒家门第制
    南北朝虽然也有一定的改进,但是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人官法,对候补和现任官进行品评,始终难以服众
    从理论上来说,门阀和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儒家也讲血缘!!!而且还是儒家任官居然是血缘第一
    直到昙花一现的隋炀帝,才首次以考试成绩论英雄
    前面也说过,隋炀帝不仅不是儒家批评的荒淫无道,而是没有体察到国力(人力、物力、财力)的极限
    隋炀帝杨广急于消除南北朝对抗,长江和黄河的对抗,集中全力整治出京杭大运河已经算是很好的功业了
    可惜,隋炀帝还看到了东北的危机,急于去远征高丽(棒棒半岛)
    或许隋炀帝已经看不上吊打蒙古高原的柔然、突那个厥,他要跟汉武帝一样创建不世之功,当年可见的也就只有东征高丽
    没想到,棒棒半岛在海路水师能力还不太足够的情况下,用陆军远征高丽实在是成本收益不成比例,寒冷的气候和远征的距离,让隋炀帝在远征高丽即将成功的时候功亏一篑了
    当然也不能说隋炀帝武功和德治不行,而是长期御驾亲征,协调战线
    京师即使有人坐镇,也经不住长期朝内无君
    至少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度,就让官员治国理政基本能够有效运转
    隋炀帝在前人的基础上,疏浚并打通了深沟和邗沟,第一次将黄淮和长江流域连接在一起,种花家的南北对抗历史也就主要集中在黄淮地区的竞争
    江南地区在充分开发以后,粮草已经足以超过四川盆地的产出,尤其是京杭大运河不必浪费过多的资源在运输损耗上,北宋就足以在华北平原上与辽抗衡多年
    目测,没有打通京杭大运河的隋炀帝应该是不至于有足够的后勤能力立即向棒棒半岛劳师远征的

    
    
    隋文帝于开皇七年(605年),命各州“岁贡三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从此,种花家有了 “统一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显然隋文帝不算科举制度的开创者,他仅仅是在京师和各州之间做了一个协调——每年各州推荐三人到京师任职而已
    隋炀帝时期才算是真正要考试,才能当官了。。。推举从此基本成为只针对现任官进行的考评,功能主要由目前的组织部来承担。。。人力资源部通常只对业绩进行考评。。。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9:进化到科举2科举不止考四书
    “只有文科,没有理科”“只考四书五经,不考真才实学”,后人这种对科举“不分科”的负面印象,在隋唐时期并不太适用。
    科举一词,本为“分科举士”之意。但看看中国科举历程,只有隋唐时期,称得上真正的分科举士。隋炀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明经科。进士科主考内容几经更改,大致在诗赋、经义、策问之间变动;明经科则以考经义为主。由于考试内容的不同,难度落差很大,享受待遇也不尽相同,故而有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之后有了俊士、明法、明算等科,也算是较为主流的科目。至于唐代的那些奇葩科目,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种类繁多的科目,不仅名称耐人寻味,且数量远远超乎想象。这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在开科取士的问题上,敢于在制度上大胆创新,甚至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十分的任性。

    
    经历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尝试,进士科最终成为了硕果仅存的考试科目,其他科目都因意义不大而被宋廷纷纷罢黜。自此之后,进士便成为了科举绝对且唯一的主角,“考科举”基本等同于“考进士”。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状元”“榜眼”“探花”,都属于进士范畴内的头衔。
    蒙元一朝虽开科次数很少,但其对科举改革的贡献却十分明显。最值一提的,是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经义题目的出题大纲,这一定制持续到晚晴罢黜科举为止。

    后人对于朱子之言,多为迂腐僵化、禁锢思想的恶评。腐朽与否,姑且不论,但规定朱子《四书》为考试大纲,在当时是受到普遍欢迎的。因为,在此之前的进士科出题方向频繁更改,让各种偏科的考生叫苦不迭。尤其是寒门士子,本身生活压力巨大,还要花费巨大的财力与精力去应对考试的变动。如今官府规定了统一的考试大纲,不再更改,且朱子《四书》的内容篇幅适当,这明显节约了考生需要的花销与精力,尤其让寒门士子减轻一些了负担。
    这种“一刀切”的改革确实带来了相当好处,但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明朝的“八股文”随之应运而生。后人对“八股文”的恶评如潮,在此不消复述。但其设计初衷,实为明朝考试科目较为单一,经义考题走入了瓶颈期,没得可考但又不得不考。为了能有更合理的考核空间和更正规的答题格式,以便考生在规则框架内有序竞争,“八股文”便成为了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使得科举从科目的统一,最终走向了答题格式的统一。
    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从最初开放、多元且不固定,发展为最终的保守、单一且固定,这才形成了“不分科”的刻板印象。

    今天的中高考都使用电脑阅卷,在古代则有个与之类似的制度,名为“糊名誊抄”。糊名,即为在阅卷时遮盖住卷面上的考生信息,以防有人串通考官;誊抄,是由专人将试卷内容完全抄写一份副本,供考官阅卷使用,以防凭笔迹识人。这种制度为武则天首创,在北宋年间才彻底成为定制,终唐一代(武周一朝除外)并未完全实行过。所以唐代考生的身份在考卷上一览无遗,使得考官有着充分的操作空间。

    
    北宋开始,科场反作弊措施严格了起来,准考证上都要注明考生的面部与身形特征,谨防冒名替考
    另一方面,谨防考题泄露也是一大要点。明代著名画家唐寅,在参加弘治十二年(1499年)会试前,与人结伴拜访了应届考官程敏政,结果遭人参劾,虽不能证明其参与舞弊,终难免被革去功名。但这样严厉的规矩,也是在宋代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没有相应的定制。可想而知,唐代的“行卷”活动是何其繁荣,师生之间的“友谊”是何其牢固。
    最常见的考场作弊手段,则非“打小抄”莫属。所以在进入考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搜身,谨防夹带。但历代科考的安检规则各异,与我们的印象也有些许出入。以北宋前期为例,进士科考生虽严禁夹带,但可以携带《玉篇》《切韵》(相当于字典)等工具书入场。考场内还有专门的帐幕毡毯和茶汤,以供考生使用。
    因为当时的进士科多以考诗赋为主,注重考核个人的文学表达能力,不太注重默写背诵能力,所以相应的规矩会宽松一些;与之相对的明经科考生,就要惨的多了。严禁任何夹带自不必说,考场内的毯席饮水一概皆无。因为明经科主要考核经义的默写与背诵,故监考规则异常严格。诸多考生“渴饮砚水,致举子唇齿皆黑”。
    终极考试:殿试

    清代科举考试流程图,拍摄自北京国子监科举博物馆

    
    都说科场得中者即为天子门生,但严格来讲,这必须有一道程序,那就是“殿试”。现在学界普遍认为首创殿试者,为女皇帝武则天(另一说为唐高宗)。中宗神龙革命后,殿试制度被废除。直至北宋改革科举制,殿试才得以成为定制。殿试,顾名思义,即为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内进行的考试。严格来讲,这才是真正的“皇家考试(Imperial Examination)”。
    但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考试类型,终唐一代,仅武周一朝真正实行过,原因在于它严重破坏了原有贵族集团的利益。隋唐两朝都是以关陇集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所以朝廷的命运,很大一部分被门阀世族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的科举制,最大受益者必然为北方士族子弟。唐代举制会那般奇怪,原因也在于此。
    而武则天实行殿试,不免有为自己丰满政治羽翼之嫌。使得新进士子,经过皇帝亲自的严格筛选,进而完全效忠于皇帝个人,这是贵族们十分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李唐复辟之后,门阀贵族重新掌权,自然不愿保留殿试。
    康有为殿试卷,拍摄自北京国子监科举博物馆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争灾难,北宋的统治者深刻意识到文官制度的重要性,所以钦定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对于科举的重视,自然也不在话下。一系列正规化的科举改革应运而生,其中的殿试制度便得到了确立。虽然有时是委派大臣来主持殿试,未必都是皇帝亲自主考。但从法理而言,确坐实了“天子门生”的头衔。
    不过这也再度增加了皇帝的个人工作量,同时又产生了不少段子。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殿试,原定状元为江西丰城人孙曰恭,永乐帝见此人姓名酷似“孙暴”(古人书写多为竖版,“曰”“恭”二字叠在一起酷似“暴”),甚为不悦,将其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将安徽无为州进士邢宽(有“刑宽”之意),擢为一甲第一名(状元)。由此可见,殿试制度确让科举更为正规,但也并非多么科学的改进。
    秀才这一称谓,久已有之。汉代即有秀才头衔,但属于察举制的范畴。隋唐行科举之后,制定了秀才科,属于常科考试的一种。而我们印象中的穷酸秀才形象,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明清时期,已通过地方院试的生员,即俗称为秀才。他们可能正在积极备战地方的乡试,准备考取举人。
    而远在京师的会试、殿试以及进士头衔,可能还稍显遥远。如若不能顺利通过乡试,则依然是秀才出身,还需参加每两年一次的岁试,否则就会被革去功名。
    可以说秀才是科举社会中最底层的阶级,他们数量众多,分布于全国各地,是地方士绅阶层的基础。古代社会的平民识字率极低,但凡遇到文字工作或与官府交涉,秀才都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也承担着教化一方的社会义务。
    虽然实际享受的待遇不会太好,但他们也拥有过一些特权,例如:免除徭役、见知县不用下跪、县府不得随意对其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享受额外津贴等。
    而且身为秀才,还可以用自己的身份直接赚钱——为他人作保。在地方县府的童生试当中,每个考生必须有人当场为其作保,考生方能进入考场。作保这种琐碎的基层工作,一般都是当地的秀才来承包。只需举手之劳,便可赚得一笔保费。虽说算不得大生意,但也能营得一笔小利。今天的高学历文凭随处可见,但有几个学位文凭可以合法的直接赚钱呢?
    武举出现的并不晚,几乎是紧随文科举之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女皇帝武则天始置武科。官府可从平民阶层中,直接选拔武义超群、智略过人者,堪任将领。
    唐朝前中期的兵制,正是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渐过渡的时期。加上边患增加,兵事频繁,扩充军备和军队平民化都成为了必然;另一方面,武则天创制武举,正如其改革科举一般,加强中央集权、丰满自身政治羽翼、增加嫡系力量的用意十分明显。这在隋唐两朝是个敏感问题,很容易引发矛盾,所以后朝的武科发展非常不固定。
    及至北宋,武科才发展的较为稳定,但考核内容明显向军事理论倾斜。因为“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导致武举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越发的不受重视。蒙元入住中原后,需要垄断军权,遂废黜武举。
    明朝前期,因朱元璋对武将权威的忌惮,遂不设武举。直至成化年间之后,才正式恢复武举。但与文科举相较,其依然是不受明廷重视。满清入关后,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前朝。特别是康熙年间对武举的改革,改变了前朝凭文取中的武举弊端。但随着时代发展,武举内容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无法满足近代化的需求。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科举制一同走向了终结。
    当然,朱熹从浩瀚的书海之中搞文摘的路子——《四书章句集注》
    也许还是羊人学习并创建哲学的捷径
    在已知的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西人哲学,基本上都是朱熹的路子,只言片语就可以算是一个哲学家和哲学理论
    具体内容神马的,基本靠后人添加

    所以,在我看来,朱熹(公元十二世纪)之后才有羊人的哲学——哲人、伟人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一分为二地说,是为哲学。。。

    大概在十六世纪王阳明心学之后,西人才从王安石、王阳明和张居正的改革之中,逐渐总结出空想社那个会主义理论雏形出来。。。直到马克思才推导出共那个产主义(以党那个组织的形式)实现自主执政,而不是空想社那个会主义期待执政者自愿转交执政权
    转发了上述科举的相关资料以后,可见种花家的科举不但有文科、理科还有工科和武举
    工科主要考的是制作技术和天文、精算等
    只不过在明代以后主要考朱熹主编的四书章句了

    朱熹究竟是方便了寒门子弟,还是最终让科举变成了保守的文摘就很难说清楚了
    我所了解的朱熹,最初也是从浩瀚的儒家经典之中,选取了一些名言警句,系统地辑录为《四书章句集注》,慢慢地让科举八股文盛行,僵化盛行,功过实在是难以断定
    尤其是后人在朱子的基础上,再次浓缩为三纲五常之后,儒家僵化保守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朱子本身并没有想到,一个简化的、文摘式的创举反而将儒家差点带到了绝境。。。因为这个举动,虽然让儒家普及得更容易,但是也让儒家尤其是汉代、隋晋玄学和南北朝菩萨戒的探究保持复古原意的与时俱进差点被废掉
    直到186和286的出现,才最终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探索之路,与时俱进的发展之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发展之路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10:华夷、胡汉之争1从西王母到西夏
    上古、远古究竟在河西走廊一线生活的是什么人种,现在已经很难有定论了
    能够拿得出来的考古证据显示,两百万年前生活在大同盆地泥河湾遗址的古人类是中国人!!!
    如果能够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天山附近找到相当古老的遗址,或许才能够明白究竟这里的原始土著究竟是什么人种
    包括文明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传播虽然难以在公元前一万年到汉代确定下来
    但是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起,双方多次交手的胜负来看,可以确定的是被种花家打跑的游牧民族一旦到了中亚以西,基本就是不可抵挡的存在。。。直到清代末期!!!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也许或多或少地通过丝绸之路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
    但是向外传播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优势在农耕时代恐怕对天山以西来说,恐怕更有用得多

    如前所述,周穆王也就是亲自去“问候”了一下西王母,西王母就跑得没影儿了
    更何况这个西王母很可能就是阿拉米字母的始祖

    
    汉代以前,种花家主要是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与中原之争
    秦代一统岭南和东夷之后,主要就是中原与戎狄之争
    汉代西戎也被赶跑了,赶去了哪里?
    如果不是前面提到佉卢文,俺也不会查到佉卢又叫戎卢
    大致看来,在汉人和匈奴的夹击之下,戎人逃到南疆去,建立了古精绝国!!!
    难怪汉代以后,河西走廊与南疆之间通常为古羌人的地盘了
    在青海地界,汉人最早建立控制权的是东汉王莽
    不过汉代以后,华夏忙于内战
    长城附近在五代十国时期,基本被西辽河的鲜卑山下来的鲜卑山占据
    其中,金庸提到的慕容家就特别有意思,不但在华北建立了后燕,而且其中一个王子因为父王更喜欢小儿子,于是带了一百多人向西去找地盘,一不小心就跑到青海,建立了吐谷浑!!!
    所以金庸笔下的慕容复其实也还是有很大机会翻身的!!!
    一东一西都可以!!!
    甚至在西夏虚竹的帮助下,直接在吐谷浑复国也可以算成功的。。。只不过虚竹先生恐怕最多愿意帮着他去华北嘿嘿
    显然汉代之前,俺们的古书记载的不过是华夷之争
    最多也就是文化习惯不同,入夷狄者则夷狄之,
    只要遵从当地的文化和法规,没什么太大区别
    汉代以后,则主要是五胡乱华,从华夷之辨转变为胡汉之争了
    当然,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华夏对鲜卑和天山附近依然是碾压状态,主要是没精力去管理长城附近的那些地方
    比如曹操的虎豹骑在中原地区也不是不可战胜,也没创造出什么丰功伟绩
    但是虎豹骑对于北方的鲜卑人来说,那就是碾压状态
    东汉末期的公孙瓒,也不算什么了不起,
    可是公孙瓒在北方游牧民族眼中则是一个了不起的白马将军
    据说公孙瓒没事儿就喜欢找几百人骑上白马去鲜卑人的地界玩一玩,随便抓点人来按着摩擦摩擦
    只不过在中原被袁绍很快剿灭得渣都不剩了
    直到吐谷浑从青海驱赶出来的党项人,在贺兰山附近建立了西夏国
    西夏人又发明了冷锻甲,这才让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可以与中原抗衡的实力

    冷锻甲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炉窑技术
    他们只需要把中原买来的铁片,烧蓝一下,再淬火一下就ok了
    这种淬火技术的使用,让满身铁片的游牧民族从此拥有了护身符,能够对抗中原地区的强弓硬弩这才是关键
    汉唐时代的种花家之所以碾压北方游牧民族,就是因为种花家不但有神臂弓和马槊陌刀,还有明光铠!!!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简直就是全副武装对付手无寸铁的存在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10:华夷、胡汉之争2从西夏到辽
    隋代还有胡汉之争,自从党项人建立西夏,有了烧蓝技术,也就有了西夏铁鹞子
    再然后有了契丹人的铁浮屠
    长江黄河流域的汉族,逐渐向南退守,也逐渐在寻找更新更威猛的武器
    只不过在辽宋时期,火器还没有展示出太大的威力
    既然强弓硬弩不能对冷锻甲造成碾压优势,中原人只好从阵法和铁锤来发挥威力了
    没找到铁锤威力的图片,只找到蒙古骨朵的图片
    不过大体能够明白为什么宋代突然之间,中原人就只能跟北方人展开近战确实有点失去了碾压优势,苦斗确实很吃力,难以很快收复北方也是必然的

    蒙古骨朵把欧洲板甲凹陷1厘米但撞击造成脊柱骨折

    
    
    
    所谓铁鹞子、铁浮屠和蒙古重骑兵其实都只是对盔甲的防护性能加以改进
    逼迫中原人只能选择近战
    面对全副武装防护的北方人,岳家军等出现了不少使用钝器的名将
    当然也不是动不动就是李元霸那样天生神力的几百斤的钝器,根据复原的古兵器和体育运动健将的配合展示
    一般,也就能够挥舞10公斤左右的兵器
    不然很快就要把自己累趴下
    但是这种全副武装的重骑兵毕竟也只能是少数精锐部队才能得到,
    三国曹操几十万大军总共也才不足百具马铠
    对于一般部队来说,当然也就不堪一击,
    甚至到了蒙古大军西征的时候,就算只配一些皮甲的轻骑兵,也已经足以横扫欧洲了
    何况还有强弓劲弩、少量火器和重骑兵
    所以当契丹人以燕山以北的鲜卑山为根据地
    再次向南进发,建立了辽国
    党项人也不得不退守河西走廊
    说辽国有多腐败其实也谈不上,
    辽国实际上是第一个将胡汉之争改变为农耕和游牧之争的时代
    长年的宋辽大战,逐渐人中原人和北方人逐渐血脉相连
    中原人不再象隋代那样将北方人都视为胡人,
    北方人也不像五代十国时期那样将自己视为占领者,只有自己才是贵族
    进入长城以内的北方人纷纷改为汉人的姓氏
    要不然就只能不放弃北方老家的根据地,将王庭也一分为二,设立南庭和北庭
    长城以内的南庭实行中原制度,北庭保留北方游牧制度
    于是辽国和金国都设立了三个京城,南北中、或者上中下三京
    辽国的南庭甚至也采纳了科举制
    最有名的是西辽的创始人耶律大石就是辽国的状元
    当然北方人还是不肯汉化得过快
    于是西夏人模仿汉字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并用泥板搞出了活字印刷的佛经

    
    
    契丹人发明了契丹小字,蒙古人发明了八思巴文,清人也发明了字母文字,清人甚至逼迫中原人留辫子
    实际上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知道中原的先进文化的厉害,害怕过快丢失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历史证明,在种花家浩瀚的书海和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先进制度面前,游牧文明还是最终被比下去了
    西夏最辉煌的时候,也只不过跟辽国和宋朝并存
    这是西夏与南宋的分界线

    

    这是西夏的冷锻甲和铁鹞子

    
    
    
    这是河西走廊发现的现存最早的翻译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现存于俄罗斯博物馆)

    
    这是契丹人的小字

    

    这是居庸关云台6种文字石壁:汉、蒙、维、梵、八思巴、西夏(估计这是西方人伪造各种翻译字碑的原型之一)

    
    这是契丹人的南北之分,内蒙大同为辽南京,

    
    北院为宰相后族

    
    以内蒙宁城为中京

    
    以内蒙赤峰为皇城

    
    以内蒙辽阳为辽东京

    
    辽国与西夏和金、宋的分界

    
    辽吞并西夏之后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10:华夷、胡汉之争3西辽改变中亚
    在历史的记载之中,辽的南庭学习东魏西魏,不分蕃汉都可以做官

    
    但是辽依然有华夷之分,这是辽的契丹与诸夷法

    
    耶律大石兵败之后,最终去了天山附近的碎叶城,建立了一个西辽国
    据说他最初的想法是带着蒙古高原附近的民族集聚力量后重建辽国,只可惜三次回家的试探都没有能够越过玉门关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西辽给中亚地区第一次带去了户籍制度,
    也让中亚地区第一次体验到轻徭薄赋的感受——西辽只收十分之一,而不是中亚传统的收税三分之一。。。多么巨大的差距!!!
    在辽的天祚帝与金的大战之前,耶律章奴临阵撤退欲立天祚帝的叔父,辽军打败,被金国一路追赶

    
    天祚帝逃往夹山,辽快速被灭

    
    耶律大石逃往可敦城

    
    耶律大石逃往叶密立

    
    西辽卡特万之战

    
    西辽迫使塞尔柱退出河中地区

    
    西辽征服东喀喇汗国

    
    西辽建元延庆哈喇契丹

    
    西辽北庭

    
    西辽地盘

    
    可惜契丹的八部好不容易才建立的一个绵延百年的辽国居然败于临阵内乱,而且一发不可收地就此灭亡(所以俺这才理解金庸先生写天龙八部,那就必然提到契丹人,契丹八部)

    
    金国击败辽国后的地盘

    

    西辽王庭碎叶城

    
    西辽时的西域地盘

    
    西辽将户口税收制度带入中亚

    
    西辽前中亚实行土地税收获的三分之一

    
    西辽只收一个第纳尔

    
    耶律大石虽然没有能够在中原立威
    不过西辽在天山南北的经营,尤其是给中亚带去的户籍和税收制度,第一次将新那个疆熟化、汉化,
    新那个疆从汉唐驻军屯垦的镇守地位从此人心思汉,最终并入种花家,耶律大石功不可没
    直到清末,天山的一部分才被前苏联拿走,但是新那个疆却是永远留在了种花家
    也许各地都可以有自己习惯的税收制度,不过耶律大石给中亚带去的户籍制度可以明显看到种花制度文明的厉害
    就这么一个不算太显眼的制度,居然就此将中亚内心不可抑制地汉化,与其说是耶律大石的功劳,还不如说种花制度相对于外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当然也可以看出,西辽以前中亚以西的国家究竟有多落后——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全民皆兵,但毕竟不如农耕民族用一部分人力去防卫,大部分精力用于发展文明,文明的积累快得多
    从契丹人的败亡,在辽的天祚帝与金的大战之前,耶律章奴临阵撤退欲立天祚帝的叔父,辽军大败,被金国一路追赶,辽国就此灭国来看,显然还是败于内乱
    从制度来看,还是败于储君制度不规范。。。种花家的血缘传承,宗法(大宗或者事先指定的储君)传承虽然看着很有家天下的不合理成分,但是在遇到大战和外力对峙的时候却具有天然的稳定性
    游牧民族男子伤亡概率较大,医术也不太高明,一旦出了一个雄主一起打天下,很可能快速崛起,但是君位传承习惯于兄终弟及,帝位不稳造成战事不利也就很正常了
    辽、金、元基本如此,只有清算是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八旗全数入关,事实上彻底汉化、农耕化才维持了更长的时间!!!
    当然还有什么御驾亲征之类的,在种花家从夏商周到隋炀帝,反复出现了很多次失败的案例,宋代和明代都还是反复出现失败,只是唐宋以后,更加注重禁军建设,稳固内部而已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10:华夷、胡汉之争4学习农耕制度
    西辽给中亚带去了户籍税收制度,那么西辽又是如何学汉族农耕制度的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华夷与胡汉之争的差别

    在南北朝之前,中华大地上主要是华夷之争
    最大的改变来自东魏西魏在大同演变出来的北周
    大同六镇

    
    东魏选择继续以游牧欺压农耕,很快就消失了
    西魏选择游牧与农耕结合,甚至改为汉人姓氏,最后变成了北周
    北周武帝进行了多种改革,包括八柱国、府兵制等,甚至还回复去学习周礼的官职制度
    北周六官制

    

    契丹辽国选择南院随汉制,北院继续游牧,辽过的南院以科举取士,采用宫卫制,契丹八部由皇帝分封,八部自己手里都有兵,属于事实上的分封制

    
    金国选择猛安谋克制度。300户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也就是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用于长城一线,大同附近的户籍+屯田制度没啥大区别

    

    在官职方面依然学汉人,只不过他们叫勃极烈

    
    蒙古虽然先外围后中原,在取得西那个藏支持以后,从川藏线进入四川,并最终入主中原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蒙古在中原地区以外分封出了多个汗国
    只有在入主中原的部分,同样也只能学习契丹人和金人,搞游牧和农耕的结合
    当然元军对中原地区如何管理也非常没有经验,甚至要求中原地区放弃农耕,将大片农田变成种草
    即使在城内也要搭建自己的蒙古包来居住(倒是有点象利比亚卡扎菲的做派哈哈)

    忍受不了的世家大族们只能再次选择南迁,不过江南已经是去不了了,
    这一批人只好再次从江西南下,成为真正的客家人(前面去的汉人,大家种植水平和生活观念都差不多,当然不能再像前一批那样直接碾压当地人,所以大家客客气气,称为客家人,这一批客家人后来还更远地向南洋和海路发展,成为下南洋和外迁移民的主力)
    既然元军这么不识抬举,难以发挥农耕的优势,土地的承载力被严重拉垮下去
    那么蒙古的速亡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甚至还要倒退,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严格说起来,元代也就主要是个大一号的辽国,碾压中原以外的地区没问题,
    在中原地区元帝国实际上是落后文明鸠占鹊巢而已
    但是元帝国的庞大,倒是反而让中华文明向外急剧扩张
    实际上算是免费将中华文明传播出去了,毫无专利费地向外传播,估计也就独此一家再无分号了
    至于当地将中华文明如何演变,如何在几百年后将它们看成本土文明,那就实在是考证不清楚了
    只知道有个叫住鲁尼文的东东,源头就在从蒙古高原鄂尔浑省—叶尼塞河源头石刻传出去的。。。日耳曼鲁尼文、西伯利亚鲁尼文、突那个厥鲁尼文,最终还跑到大不列颠变成了26个英文字母。。。鲁尼文在北欧和西欧还被视为有神力的秘符!!!
    据此推测,很可能匈奴、柔然、突那个厥以前西迁的部落在丝绸之路北线带去了鲁尼文,后来演变成英文
    元代的蒙古人带去的文字又被日耳曼人演变成了德文
    鲁尼文

    
    清人就好多了,基本就是八旗子弟入关,放弃原有的游牧和渔猎属性,以满族充当贵族而已,其他基本都已经是汉族的制度和文明了
    当然清代还是做出了一定的体制改变的,尤其是康熙年间的军机处,算是内阁制的一大创举和成功实践,只不过在那个时代工商业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主流,还不具备碾压农商时代的其他族群的实力而已。。。直到种花家建国为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服务,才有了实现最新版大同世界——共那个产主义和社那个会主义,工商才成为主流

    从以上回顾来看,显然从南北朝的北周之后,种花家也基本就没有了华夷之分,只有胡汉之别了
    游牧和渔猎文明始终不能消灭先进的农耕文明,直到工业革命,才使得工人阶级成为主流,农商被工商取代
    自在胡侃治理3:王朝时代11:从功德、追意、志向走向奋斗不止
    (一)从功德走向追意和志向
    从前面的回顾来看,
    从远古记载圣贤事迹和成败教训的尚书,这是明显的以功德为判断标准

    再到老孔时期,诸子百家争论时期,
    老子将尚书的制度精髓和天道、人道如何合一做了一个原则性描述
    孔子则从人道的角度,延续道德经的德篇,讲述了一个个体应该如何在社会之中奋斗,个体与社会集体应该如何才算和谐融洽——如沐春风,大同世界(亲亲用用养养)
    孟子讲述了奋斗标准的问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个阶段虽然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但是以孔子的以德反推道的方法最为著名——崇尚周礼,争取能够复古之原意,希望细化和规范化从道到德的制度,力图建立一个可以逐渐改进的、与时俱进的可变制度和体系,从而渐进到逐渐完美地体现天道。。。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灾及其身者也”;“吾学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之”。从上文看,孔子不仅不复古,还批判复古;孔子崇尚周礼的原因也仅仅是“周礼是今之礼”。(上述句子出自《中庸》)
    到汉代刘歆,通过今文经学重新解读古文经学,力图重振孔子的原意,结果被儒家弟子的复古派团灭+++始皇帝灭掉了儒术派(巫派和成仙的传说派),从此孔门弟子专一研究理论体系,再将诸子百家的优缺点进行归纳提炼和汇总,逐渐一统江湖
    可惜刘歆的努力没有得到儒家弟子的认同(刘歆希望在今文经学的重读过程之中,更新孔子留下的典籍,相当于要修改孔子留下的教科书),从此孔门的追求孔子创建制度体系的原意派就此烟消云散——改书就算了,加注或者考据还是可以的,至于考据到什么程度,怎么理解那就另说了
    王莽时期的最后一次彻彻底底的制度(向周礼的)复古,结果被重获分封(王莽甚至恢复了王、侯等级分封)的各地的诸侯们用实力证明恢复旧制是不可行的,制度只能继续深入改进,向前发展,以适应时代和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法家和法制才是可行的
    (二)个体不再独立于集体
    三国两晋时期的玄学,通过儒家弟子的语言和观点与解读道家,验证了个体人已经不能摆脱社会人的影响,就算是不做官,也可以用清流点评的形式,影响到其他人的行动——舆论与名士相伴相生,只能与社会互相合作,不能不作为或者另搞一套,于是举孝廉发展到科举取士,实干才能验证你究竟有多大能力,站在旁边说风凉话的点评没有太大意义
    当然玄学讨论的主要还是有、无、贵、本的轻重和大小的次第比较,从理论上推导了一下在现有体制下,如何通过方法论来达到体制改善的目标
    南北朝的梁武帝,则以菩萨戒(儒家的孝道和佛家持戒)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最基本道德规范——持戒、行善、利益众生
    换句话说,梁武帝的菩萨戒实际上完成了法家和儒家的融合,将复古和追意的制度体系修改完善的目标,以道德规范的形式进行了原则性描述——这就是种花家大陆法系的根基:以人(群体社会人)为本建法制,意在法之先。。。这就是说追意派改进为志向派了
    (三)从创制过渡到生态圈+管理学PDCA循环改进模式,进入规模化生产管理阶段
    孔子(创制)、刘歆梁武帝(改制)再到周敦颐(仿生),这就成为种花家古代的三个经典转折
    北宋周敦颐以爱莲说,闻名天下,描述了一个出无奈而不染的小世界
    从历史轨迹来看,我认为最初大家理解为要做君子,到王阳明心学以后才逐渐理解为现代的生态圈
    周敦颐之后是张载的关学和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学
    二程洛学中,程颢、程颐的学问,又分别创立和代表了两大学术方向。
    南渡之后,程颐的理论,由朱熹完成,世称程朱理学;
    程颢的理论,则由陆九渊发展,至明代王阳明完成,世称陆王心学。
    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天下,实际上是摘抄前人的名言警句,也是希望汇总特殊性最终摸到通用性
    王阳明则有老子道德经和佛家六祖禅宗的风采,以“致良知”为主要论点(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现代而言,为善去恶在理论上非常接近于扬长避短的扬弃论
    张载的关学(气本论,对立统一论,将君子的最高理想明确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在南渡之后流行于江浙地区,称为浙东学派,主要以实务派著称——这一派最终还是秋瑾说得最透彻: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点,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去改变世界。所以我们从事后和现代的观点来看,实际上要给人杰论加一个前提:不但要守菩萨戒(立志利益众生),而且还要及时修正自身行为带来的破坏性——个体的理想不一定就是社会之所需,个体必须服从于集体,才能构建出和谐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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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5 06:32:47  更:2021-08-19 08: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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