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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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第5页]

作者:诸葛方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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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田不是福将

    三木把田中送进了监狱，却引起了党内的激烈反弹。兔死狐悲，党内的大佬们谁的屁股都不那么干净，三木这样搞下去，说不定哪天会搞到自己头上呢。
    田中派带头采取行动推翻三木内阁。1976年8月，自民党成立了“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要求三木辞职。福田、大平、保利茂轮番上阵与三木会谈，想胁迫其辞职。但彻查“洛克希德事件”一事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三木没有退缩，而是一次次地顽强抵抗，坚守相位。
    但1976年12月众议院选举出现了自民党落败的结果，民众不是没看到三木的努力，而是对自民党太失望了。这给反对派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三木必须下台，才能挽救自民党的颓势。
    12月17日，在党内四面楚歌的三木武夫不得不宣布辞职。
    接下来该由谁接任首相？按理应轮到福田赳夫了。两次与首相之位擦肩而过的经历，让福田有点紧张，所以准备工作格外小心细致。在三木政权末期，福田就“开渠引水”，多次密会同样觊觎大位的大平正芳。据传，双方最终达成了密约：由福田接替三木出任首相，任期两年，期满之后将首相之位传给大平。当时，铃木善幸、园田直、保利茂在场见证。
    福、大达成协议，自民党内自然没人站出来跟福田竞争。1976年12月24日，众议院大选福田赳夫获得255票，仅比过半数的当选门槛多出一票，以尴尬的优势击败社会党的候选人当选首相。福田一天之内就完成了组阁。政党、官僚、财经三界普遍都对他表示欢迎，认为他这样的专家组阁对国家有利。但民众反感他驱逐三木的动机，因此内阁的民间支持率并不高。
    福田1905年1月14日出生于群马县，自小学习成绩优良，曾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中和东京帝国大学。1929年，他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后被大藏省录取，第二年在日本驻英国大使馆任财务秘书。1933年，福田奉调回国，在大藏省所属部门历任税务署长、省参事官和陆军省主计官，其财务方面的能力受到上级认可。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41年福田奉命来到中国，任伪政府的财政顾问。福田在中国工作的两年间，汪精卫对他甚为器重。
    在福田即将离任之时，汪精卫亲自设宴送别，赠送写有“梅花有素心”的诗文挂轴，并代表官方颁发了一份感谢状，编号为“第一号”。
    返回日本后，福田出任大藏省文书课课长。东京大轰炸时，他曾亲眼看见上司津岛寿一的豪宅化为灰烬，自己也被美军扔下的燃烧弹抛出两米多远，背部被烧伤，自此对战争有了切身的体验。
    战后，福田出任银行局局长、主计局局长，职位一直在升。1952年，福田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不久，因理念相合，他加入自民党投入到岸信介的阵营。岸信介很欣赏官僚出身的福田，将其引为心腹。自民党成立时，福田还是一个小人物，但很快就得到了提拔。除了因抨击池田勇人的治国理念而受到过排挤外，福田基本没离开过权力中枢。在岸信介和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期间，他更是获得重用，被公认是保守派的王子。
    “角福战争”失败后，他曾说：“不久的将来，日本再次需要福田的时候一定会到来。”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终于以71岁的高龄成为日本第67任首相。
    福田内阁总共只维持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中，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一件事是在1978年10月23日，福田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日。在此前的8月12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延续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中日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
    第二事就是1977年9月28日的日本赤军劫机事件。
    在1960-80年代的国际反恐怖主义历史上，“赤军”是一个不可不提的组织。1969年，因反对日本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学生盐见孝也为首的一些年轻人宣布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赤军”这个名字是借用苏联和中国革命时期的红军称呼，标榜他们的“武装斗争”路线。同年8月28日，赤军派召开结成总会，以盐见为政治局议长，田宫高麿为军事委员长。
    9月22日和30日，赤军派发起所谓“大阪战争”和“东京战争”，向派出所投掷燃烧瓶，引起了世人对该组织的注目。11月5日，日本警视厅联合山梨县警方突袭赤军派在山梨县的据点，阻止了该组织试图制作燃烧弹等武器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等要害部门的计划，当场逮捕53人。盐见孝也于1970年3月15日被逮捕，田宫高麿则与同伴8人在1970年3月31日制造了日本第一起劫机事件，劫持一架波音客机飞往朝鲜首都平壤。
    失去首脑人物的赤军派此后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大组织。
    国内的赤军派因制造“浅间山庄事件”而闻名全国。
    事情的起因是，这派组织于1972年1月以“革命战土的自我反省和锻炼”为名，对一些组织成员开展肃反行动，严刑拷打，造成多人死亡。2月17日，该派别两位负责人下山筹集活动资金时被警察逮捕，警方顺藤摸瓜围剿赤军。五名赤军成员逃到长野县浅间山庄时被包围，遂劫持人质与警方对峙。28日，警方强行突破，最终导致了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3人死亡、27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不但令这派赤军被一窝端，且使日本社会对极端左翼组织产生了厌恶情绪，“赤军”这个名词从此就和恐怖活动联系在一起。
    而国外的赤军组织“日本赤军”则制造了1977年的达卡劫机事件。
    1977年9月28日，日本航空472航班在印度孟买机场暂时停靠后再次起飞，不久遭到劫持。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原定飞往东京的航班被强制降落在了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劫机者要求立即释放在国内服刑的赤军成员、原京都大学学生奥平纯三等人，并支付600万美元赎金，否则将陆续处决157名人质。
    面对突发事变，日本政府措手不及，临时成立了以官房长官园田直为首的对策部，开始与劫机者交涉。
    究竟是答应赤军的条件还是拒绝，内阁成员争论不休。答应的话，违反法律，而拒绝的话，又没有能救出人质的方案。更糟糕的是，当天孟加拉国发生军事政变，这对劫机者来说有如神助。
    福田首相最后拍板，认为“人命重于泰山”，因此全盘接受了劫机者的要求。政府释放了奥平纯三等人，并支付了600万美元的赎金。
    人质获救了，日本政府却在国际上丢了脸面。
    不得不说，福田的运气实在有点背。赤军存在那么长时间了，却在他的任上来这么一出，不但让他丢了脸，还可能影响到他的连任选举。这么看来，福田真不是一个福将。

    大平正芳以身殉职

    劫机事件搞得福田首相颜面尽失，还好，1978年8月《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总算为他挽回了一点面子。此时，日本经济也逐渐摆脱石油危机的影响，开始缓慢回升。正当福田雄心勃勃地想干出点名堂的时候，党内已经有人盯上了他的位子。
    此人就是大平正芳。
    作为自民党第一大派阀的首领，取保候审的田中角荣仍有着“幕府将军”般的权力。他一再怂恿大平：“如果大平派再不开始行动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大平正芳期待着福田能说话算话。当初他与福田约定，福田的两年任期结束后，首相之位由他接任。他没想到福田坐上相位后却不肯站起来了。
    党内总裁选举从1978年9月就开始酝酿。这次选举首次采用预选制，即由党员投票选出候选人，再进行决选。没想到，11月27日预选结果，大平获得55万张选票，福田只47万多张。自感无力与大平竞争的福田只好急流勇退，当晚即宣布退出选举。
    12月1日，大平正芳正式成为自民党总裁，7日，受命组建新的内阁。
    大平出生在香川县一个既不富裕也不算贫困的普通农民家庭，生日是1910年3月12日。他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我记事以后，就是穿着袖口擦满鼻涕、闪光发亮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吃麦饭和着一汤一菜长大的”。和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大平从六七岁起，就学会编织麦秆草帽，帮助父母搞些副业补充家计。他放学后忙于编织，以致经常耽误家庭作业的完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大平，从小养成了不畏艰苦、坚韧不拔的性格。
    从小学到中学，大平是个“平凡少年”。中学没念完时父亲过早去世。依靠育英奖学金，他完成了高松高等商科学校和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的学业。
    1936年，大平从东京商大毕业，经考试进入大藏省。一年见习期满后，任横滨税务署长。1938年，经东京税务监督直接税课课长池田勇人推荐，调任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课课长。大平与池田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39年，大平被大藏省推荐派往中国，任“兴亚院”驻中国张家口事务官，次年10月奉命回国，在东京兴亚院经济部编制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
    1942年，大平回到大藏省主计局，负责文部省与南洋厅审计工作。此间，在主计局长支持下，为改善文教事业，设立了资助贫困学生学习的大日本育英会。次年，转任东京财务局间接税课课长，还负责管理战时开设的“国民酒店”。
    日本投降后，大平仍留在大藏省，历任主计局事务官、薪金局第三课课长、经济安定本部公共事业课课长，为度过战后经济恐慌向政府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
    1949年，池田勇人出任第三次吉田内阁藏相时，请大平担任秘书。大平把池田的成功失败、毁誉褒贬责任系于自己一身，尽心尽力埋头苦干，成为池田得心应手的有力助手。
    结束了三年的秘书生活，大平的思想已发生变化，对继续留在大藏省从事事务性工作感到倦怠，唤起了对从政生活的向往。慎重考虑后下定决心，“应该干能够发挥自己活力的、未曾干过的冒险事业……使自己的生命火焰更充分地燃烧”。1952年，大平辞职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一举成功，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生涯。
    大平步入政界后投身于池田麾下，在筹措政治资金、竞选、调解派系关系等党务工作中显露出才干。池田不无得意地赞赏说，大平为人做事，“可用诚实二字概括之”。
    1960年，池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出任首相，大平先后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要职，协助池田处理了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他建议池田采行“宽容与忍耐”理念，为池田内阁减少政治风浪冲击筑起了一道城墙。
    对于大平的见识和才干，不仅是池田满意，许多不同派系的大人物也竖起大拇指。前首相岸信介就有过这番感慨：“我派若有大平那样的人物，岸内阁必能再延续两三年”。
    在自民党内，大平是处事缜密、老成持重的骨干。池田病逝后，池田派由宏池会长前尾繁三郎率领。1970年初，第三次佐藤内阁成立，前尾未能入阁参政，池田派部分少壮议员极为不满，坚持让前尾下台，由大平取而代之，池田派有分崩离析之势。大平为本派大局着想，以协商方式平息了危机，提高了威信。不久，前尾辞职，大平被推为池田派掌门。
    大平是自民党内有见识的外交家，这突出表现在恢复日中邦交时的态度上。
    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国内舆论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更为强烈。早在佐藤内阁末期，大平就提出过尽快恢复日中邦交的主张。田中内阁成立后，他作为外相积极协助田中推进了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大平与田中一起访问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参加“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为促进和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田中内阁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后，大平与福田争夺自民党总裁两败俱伤。在三木内阁中，大平留任藏相。后与福田合作，迫使三木下台，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党”（大平时为自民党干事长）的“福大体制”，直至这次“福大竞选”，大平取代福田出任首相。
    大平一上台，就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官僚机构制定政策的做法，而是注意听取专家意见进行决策，他以选举时承诺的“田园城市构想”为中心建立了多个研究会，充当其智囊团，以降低决策风险。
    然而，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大平刚上台，就碰到了伊朗革命，并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初，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大平担心日本国内通货膨胀，提出了增加消费税或所得税以支持经济的设想。
    消费税是要从每个公民口袋里拿钱，大平对日本人的觉悟有点高估。他没想到一提出这一设想，就遭到了激烈发对。没办法，他只好用老办法，用解散议会的方式争取支持。
    1979年8月，大平宣布解散众议院，9月举行议员大选。在政见演说中，他把“克服”能源问题的“制约”、“恢复财政能力”、确立政治伦理作为今后优先解决的课题，表示为整顿财政，实现到1984年消灭赤字公债的目标，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将不得不增加国民负担，征收“一般消费税”。
    众议院改选与大平的政见演说，成了政治斗争表面化的导火线。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三木和福田认为，解散众议院师出无名，违反一般程序。国民则担心，改选是增税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税内阁”。这种抵触气氛，给自民党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
    10月，众议院大选揭晓，自民党遭到有史以来的惨败，只获得248个议席，加上新入党的无党派议员才勉强维持过半数。党内立即发出大平应引咎辞职的呼声，接着又出现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拥立福田取代大平的严重局面。大平没有让步，他要“把自己能做的做完，结果如何决不后悔”。
    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选举战在众议院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民党向国会同时提出了大平和福田两名候选人参加决选，这一做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决选结果是大平险胜，保住了首相位置。
    大平再一次成功组阁，急欲出点政绩摆脱困境。这次他选择了外交。
    1979年12月初，大平踏上了第三次访华的旅程。在轻松愉快的访问中，大平会见了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印度支那、伊朗形势与对苏关系问题，就中日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
    12月7日，大平在政协礼堂发表了《迈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寻求其深度和广度》的演说，赞颂中国现代化政策，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将积极合作。展望中日关系的前景时，大平表示确信，尽管“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还会有很多狂风巨浪向我们袭来”，但“只要我们双方都能回顾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掉相互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上为两国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自豪。”
    1980年代是战后日本社会的重要转折期，是成为经济大国探索发展新路的时代。大平作为进入80年代后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亲手制订并付诸实践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带着这种“构想”，大平结束访华后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与澳、新总理交换看法，得到两国的支持，决定于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第一次民间“环太平洋合作讨论会”。
    遗憾的是大平未及看到会议召开便离开人世。不过他留下的这份政策遗产为其后的铃木、中曾根政府所继承，并在亚太国家与地区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0年5月，大平结束了对北美、欧洲国家的访问，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日本。5月30日，参议院改选的战幕拉开，大平身先士卒，站在街头宣传车上发表竞选演说，当日因过度劳累住进虎门医院。6月12日，因心肌梗塞突发病逝，享年70岁。

好几天没更了，今天开始继续更新，争取全部更完。

    “广场协议”

    就在中曾根为国企的民营化全力拼搏的时候，一份在当时似乎并非那么重要的协议在美国纽约签订完成。中曾根没想到，这纸协议后来对日本的影响会有数十年之久。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五大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广场酒店进行秘密会晤后签署协议，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允许美元对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以化解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
    签订这一协议的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被迫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升值，严重影响到了出口竞争力，从而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
    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累计升值了60%。1985年，美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已经落到全球第三，落后于日本和西德。而当时正是日本制造风靡全球的时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摩托车、机械设备不但质量不逊于美国产品，还因为美元升值的原因明显具有价格优势。
    此消彼长，美国第一次感受到巨额贸易逆差的压力。美国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364亿美元急剧扩大到1985年的1485亿美元，五年时间增加了足足三倍。其中对日贸易逆差是主要原因，1985年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占据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一度达到20%，年出口额达到240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供应国家。单是美国汽车业，八十年代初就有6万工人失业。在日本厂商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基地五大湖区的企业出现破产，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铁锈带”这个名称正是起源于那一时期。
    其实，早在1970年代末，美国政界、学界已开始注意到日本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第一次在美国大众面前系统性阐述了日本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原因。
    在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精心计划和执行措施，包括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继傅高义后，推崇“日本经济奇迹”的风尚一度席卷美国学术圈。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又或是经济学领域，各路美国学者都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的成功之路。
    一方面是媒体喋喋不休地高喊日本如何成功，一方面美国出口竞争确实不敌日本，无形中美国人的矛头开始指向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美国在1984年与日本进行了多次贸易谈判，不仅以全面贸易制裁来威胁日本，更以“日元成为世界货币，日本成为世界大国”为条件吸引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允许日元升值，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现利率自由化。对当时已成为经济大国渴望国际地位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恩威并用起到了足够的效果。因此，准确的说，日本是自愿签署这份协议的。
    虽然广场协议涉及到多个工业强国，但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广场协议宣布前，美元兑日元大致在1比250的水平，三个月不到，美元兑日元就急剧下滑到1比200，贬值了20%。一年之后，美元兑日元已经下滑到1比150的水平。
    由于美元贬值速度过猛，1987年上述五国与加拿大又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意在结束广场协议，阻止美元的持续贬值。但日元的升值势头却无法遏制，1988年美元兑日元达到了1比120的水平，比广场协议之前贬值了一半；到了1990年，甚至达到了1比80的历史高点。
    日元急剧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出口明显下滑。1986年，日本出口总额就从上一年的41.96万亿日元下滑到35.29万亿日元，降幅高达16%。1987年，日本出口总额进一步下滑到33.31万亿日元。
    不过，在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还要归咎于日本央行的应对失策。
    为了弥补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冲击，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不断下调利率导致流动资金过剩。同时，由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出现账面亏损，大量资金开始回流到日本国内市场。日本开始了虚假繁荣的五年时光，在几年之内就掏空了自己多年积累的家底。当然，这是后话了。

    “东芝事件”

    1987年5月27日，日本警视厅逮捕了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部长谷村弘明。东芝机械公司曾与挪威康士堡公司合谋，非法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林隆二和谷村弘明被指控在这起高科技走私案中负有直接责任。这就是冷战期间敏感高科技走私案件之一——东芝事件。
    日本东芝公司为了开拓苏联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980年派了几名高级职员，到莫斯科召开酒会，跟苏联的政府官员套交情，设法获得订单。在这次酒会上，苏联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副总裁奥西波夫悄悄告诉主持酒会的东芝职员：“苏联正需要一种制造大型船舶推进器的数控机床。东芝是制造工业机械的行家，相信这种数控机床在日本已经可以生产了。”
    奥西波夫的来头很大，他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派驻进出口公司的特工。在莫斯科搞贸易的人都知道，奥西波夫是有权批准任何贸易协定的重要人物，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哪家公司如果违抗了他的意愿，它在莫斯科甚至苏联的业务就得宣告终止。
    随即，一份加急电传被迅速发回东京东芝公司总部：“火速寻找加工螺旋桨推进器的数控机床!”几天后，东芝公司产品部的高级职员就携带着拥有最新技术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各种数据及结构蓝图飞往莫斯科。
    在东芝公司和苏联就这种数控机床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东芝总部认为这笔交易风险太大，特意打电报指示其驻莫斯科的商业代表，如果苏方杀价太狠，则无须达成交易。
    东芝公司的报价是每台机床1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为500万美元。苏方的反应非常意外，他们要一次购买4台机器，并超量购买配件，而杀价的幅度却破天荒地仅为两成。东芝公司的代表虽然差点高兴得笑出来，表面却还是不肯同意苏方的价格。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东芝公司的职员说：“除了我们东芝，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此种胆量!”
    交易最终以87折成交。东芝公司不敢相信，4台数控机床能卖到35亿日元。他们不知道，这场交易中真正得利的还是苏联：苏方得到的产品是不能以价格来衡量的。因为这些技术的应用在海军舰艇方面使北约和美国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技术优势。
    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要受到美国为首的“输出统筹委员会”的管控。这个委员会是北约和日本等十几个国家为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先进技术设立的机构，因总部在巴黎，简称“巴统”。“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产品，苏联无法自行设计制造。由于该设备可用于加工军用舰艇的螺旋桨，大大减少舰艇的噪音，明显属于被“巴统”禁止向苏联出口的机械设备。
    东芝和克格勃都非常清楚这种限制，因此，在商业谈判完成后，双方就开始考虑，如何把机床顺利运往苏联。
    莫斯科指示，把挪威作为转运地。东芝先将数控机床出口到挪威，挪威也是北约国家，这样做不违反“巴统”规定。实际上，挪威早就向苏联提供了火炮自动瞄准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也是“巴统”严格禁止向苏联出口的。可见，苏联和挪威之间已建立了送交特殊货物的秘密渠道。
    东芝公司和苏联的交易做得相当隐秘，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无一发现从日本装运出去的机械竟然对苏联舰艇的制造技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北约各国的海军纷纷报告，苏联潜艇和军舰螺旋桨的噪声明显下降，跟踪难度加大，这使得美国开始怀疑，苏联是否获得了什么先进的技术，但是却苦于没有什么证据。一直到1985年12月，苏、日秘密协议当事人之一，日本和光公司的熊谷独因与他的雇主发生纠纷而辞职，遂愤而向“巴统” 揭发了上述交易。
    “巴统”立即要求日方调查此事。
    日本通产省对东芝公司进行调查时，东芝公司以预先签署的假合同和其它技术文件为证，对此事矢口否认。经过进一步调查，1987年初，美国人掌握了苏联从日本获取精密机床的真凭实据。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警视厅对东芝公司进行突击检查，查获了全部有关秘密资料，并逮捕了涉案人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朝野群情激愤，再三谴责日本，并对东芝公司进行了制裁。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得不向美国表示道歉，东芝公司还花1亿日元在美国的50多家报纸上整版刊登“悔罪广告”。心惊胆颤的挪威政府除了向美国保证今后决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外，还关闭了涉案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并停止了该公司正在与东欧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不久后，挪威又以从事窃取科技情报的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了苏联一名外交官和三名贸易代表。
    针对东芝公司的违禁行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制裁：
    ——1987年5月，美国军方取消了一项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购买导弹技术的协议。
    ——1987年6月，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从东芝进口的150亿日元的计算机合同，而且决定禁止与东芝机械公司间签订任何新的军事合同。
    ——1987年6月，美国参议院制裁东芝机械的条款加入贸易法案，同时对东芝集团的所有产品实施禁止向美出口2-5年的惩罚。
    ——1987年8月，美国国防部空军的电脑投标中，原本认为有竞争力的东芝电脑落选。
    东芝公司方面，除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部长谷村弘明分别被判处10 个月和 1 年的有期徒刑外，东芝机械公司社长饭村和雄、东芝集团董事长佐波正一和总经理杉一郎均宣布引咎辞职。而日本政府为表示悔改，专门修订了《出口管制法》，规定凡是违反“安全出口管制”者，一律处以重罚。处罚期限从原来的 1-3 年提高到 3-5 年，罚金标准提高到相当于出口贸易额的 3-5 倍。

    “日本可以说不”

    世上多数人的眼光大概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特别是经济景气时财富滚滚而来，“暴发户”心理和趾高气扬的心态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在这方面，日本人似乎也不例外。
    “广场协议”签订后，随着国内资金的充裕，土地和股票价格高涨，带动企业及个人持续投资这些非实体经济领域，从而进一步拉高价格，资产泡沫化开始显现。
    1985年衡量日本股市景气状况的日经指数为12000点左右，到1989年底达到38000点的历史性高位。而地价在1986-1989年间，商业用地的价格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1987年创下了上涨率为21. 9%的纪录。整个日本的土地价格在这一期间上涨了两倍多。
    198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29710亿美元，而此时美国的经济总量为51004亿美元，即日本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58%。同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世界头号投资大国。
    虽然股价与地价飞涨的现象潜藏着产生泡沫经济的危险，但是日本国力的上升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信心。伴随着赶超美国步伐的加快，政治家觊觎政治大国地位的心情日益迫切，急于向世界发出日本的声音。
    而此时，长久以来领导西方世界的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各方面出现衰退的迹象，日美之间潜伏的各种矛盾也浮出水面，贸易摩察、外交分歧以及战后历史积怨不断凸显。
    这时候，日本鹰派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与索尼集团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正当其时地表达出日本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心态。
    石原1932年生于日本兵库县，1956年毕业于一桥大学法学部，1968年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并三度连任。石原慎太郎是国际知名的反华和反美右翼保守分子，一直否认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所犯下的各种罪行。
    1989年初，《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出版，一年内重印了10次，并由美国译成了英文版，在西方世界广为发行。书中公开表明日本在高新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且字里行间流露出日本企图在尖端技术领域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
    《日本可以说“不”》认为，日本的尖端技术控制着美苏军事力量的心脏。当今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洲际导弹的运用，而决定导弹精度的核心部件是高精密的半导体，这种半导体在当时只有日本才能生产。
    石原在书中不无得意的写道：“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导弹精度就无法得到保障。不管美苏如何继续扩充军备，只要日本说一声停止出售尖端部件，他们就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不仅如此，在主导未来科技的超导体方面日本同样处于领先地位。
    但现实中，石原愤慨地表示，美国人对日本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和歧视，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欺负日本。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应该改变一味委屈忍让的态度，把本国掌握的高新技术作为一张外交王牌，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坚决地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在石原眼中，中曾根明知日本的尖端技术令美国人恐惧，却将这张王牌馈赠于对手，可谓是彻彻底底的失败。石原认为，要想摆脱对美国的屈从应力求与亚洲各国共存，主张“苦心经营亚洲，使与日本共生存。在进入新太平洋时代的今天，日本与美国相比，归根结底，更不能离开亚洲，更不能不培养亚洲。”石原认为，日本人只有自觉地亲口说“不”，才能改变日本人的世界观，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因此在一定的时机，日本应该彻底推行说“不”的理论。
    两年后，石原慎太郎又同日本历史学家渡部升一、军事评论家小川合久合著了《日本还要说“不”》。书中从历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论述了西方世界的没落与日本文明的昌盛，极力宣扬“大和民族优秀”论，表达了日本要求领导世界的诉求。
    同年5月，石原与评论家江藤淳合著了《日本坚决说“不”》，通过对海湾战争的评价，认为是日本的核心技术与资金援助帮助美国打赢了战争，主张日美共同主宰世界。
    石原没想到的是，在他发表“不”理论没几年，日本就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不堪”年代——所谓“失却的十年”。

    第七章困顿

    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形成了“失落的十年”。而经济的不景气，加上丑闻不断，自民党终于被赶下了执政舞台，日本政治走向一个政党轮替的新阶段。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进入到困顿和迷茫时期。

    最后的狂欢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直接的影响是日元升值，造成出口下降，1986年日本经济开始收缩。为此，日本央行开始大规模降息，增加市场资金供给，以拉动经济。
    单是1986年这一年，日本央行连续5次降息，市场一下子资金充裕，大量银行放水放出来的钱蠢蠢欲动。
    钱有了，往哪儿投却成了一个问题。
    正常情况下有了钱就扩大再生产，但问题是现在出口受阻，内需不旺，生产订单没有增加，假如说你是当时日本一家制衣厂的厂长，突然多了一大笔钱，你会直接买机器扩大再生产吗？盲目扩大产能无异于找死。
    这个时候，长期形成的流行看法就在无形中产生了影响。大家一致看好房地产，尤其是日本一线大城市，因为从此前三十年经验来看，日本一线城市房价非常稳，一直在慢慢爬升。大家已经习惯了房价的温和上涨，觉得今后也会涨下去。
    而且为了让这个感觉有更多的人接受，当时日本坊间开始流传，说日本工业全球无敌，什么都可以造，唯独没法生产更多的土地来，土地存量有限，经济无限发展，世界上最顶级的公司聚集在日本几个核心城市，而且东京是亚洲金融中心，房价不涨简直有违天理。既然会一直涨下去，倒卖炒作当然就会大行其道。
    当时日本玩的叫“土地转卖”，也不复杂，先找块地，把上边的房子都拆迁了，然后把拆迁完的土地高价卖掉，接手方随后再卖给下一家，然后到了下一家那儿，地价就跟火箭似的上去了。
    更奇怪的是，土地买卖不需要地产商自己拿钱，去银行借就可以了，银行往往愿意给高估值贷款从优，企业反正是空手套白狼，何乐而不为？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因素让日本的银行发了疯。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好是日本制造最辉煌的时候，日本企业在国际上声望特别好，本身就代表着信用和质量，能在国内外的股市债市上融到大量的钱，借到钱之后就把他们之前欠银行的钱给还上了。
    银行主要是靠贷款活着，你把贷款全给还了，银行怎么挣钱？所以当时的日本银行非常着急要把钱借出去。那些制造业企业不需要钱，那就借给需要钱的房地产企业，所以地产企业拿到钱之后疯狂投资倒买倒卖。
    这种情况下，1986年东京地价开始起飞，1987年就涨了23%，到了1988年，更是涨了65%，随后一路飙升。当时日本有个说法，“卖掉皇宫下边的那块地，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
    说起日本楼市的泡沫时代，就不能不提一个名字——尾上缝。
    那时候，尾上缝虽已是个60来岁的老太太，但却是个足以在日本呼风唤雨的人物。
    透过任何的泡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利益链条：一个人有了一些土地，便能拿土地担保，从银行那里借到钱，有了钱就能买股票、买新的土地，让财产的雪球越滚越大，直至无法收场。
    尾上也不例外。从1986年到1991年的5年里，尾上以自己的一家小酒馆做抵押，通过各种台前幕后的辗转腾挪，从银行借到了2.77万亿日元，用来购买股票和土地。这个数字相当于大阪市两年的财政预算，超过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海上机场---大阪关西机场的建设费用。
    尾上因此也成为了所有银行的座上客。最高峰的时候，不少银行在尾上家的酒馆放置了办公桌，银行职员一大早就到这里来打扫卫生。尾上需要钱的时候，只要在家里和银行的人说一声，便会有专车送来，“连个电话都不用打”。
    当时尾上每年光付给银行的利息就高达1300多亿日元，平均每天给银行挣两三亿日元，哪里能找到更好的客户？派驻在尾上家酒馆的职员，地位比普通的支行行长都要高，因为一般的支行一个月最多也就有数亿日元的利息收入。
    尾上的“第一桶金”，来自大房地产商大和房屋工业公司创始人石桥信夫之兄石桥义一郎。据说他十分喜爱尾上，每次开车来这里喝酒，便送上数千万到上亿的现金，前前后后总共给了她35亿日元的现金。有了这些钱和这样的关系，才有了后来尾上的传奇故事。
    这家名叫“惠川”的传奇酒馆，当时周边全是打麻将的棋牌室、工薪阶层喝酒的廉价酒馆，再有就是一望而知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了。一位每年比当时日本大多数知名企业赚的还要多的超级金融风云人物，竟是“妓”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尾上虽然年纪不小，但很有魅力。她家酒馆有一个蟾蜍雕塑，口中含着一枚金币，说是有求必应，十分灵验。传说这个蟾蜍对于股票和土地交易的判断，从未出过闪失，让老太太战无不胜，日进斗金。
    但蟾蜍最终没能给尾上老太太带来永恒的财富，后来日本土地价格暴跌，她也在1991年因欺诈罪被逮捕，判处12年监禁。
    三菱公司的一个高级工程师，闺女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从银行贷了两亿美元，拿下一块地，然后倒手卖给了另一家公司，那家公司从银行拿了5亿美元，买下了这块地。
    整件事中，这个女孩的分红竟然高达两百万美元。
    他的三菱工程师的爹感慨说这个不正常，因为他给三菱设计过飞机发动机，一辈子都没赚到这个数的一半。
    土地在疯涨，股票也不逊色。
    也是从1986年开始，日本股市大爆发，到了1989年，股市涨了486%，日本股市的总市值，是美国股市的1.5倍，占到全世界的45%，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当时的日本人并不觉得有问题。
    伴随着地价股价的飞涨，是人们疯狂的花钱消费。
    1989年夏季，每天有4万日本大妈飞奔海外，目的只有一个：旅游兼扫货。
    ?她们烫卷发，踩人字拖，到处疯抢名包香水，旁若无人地插队喧哗。她们无视禁烟标识，随意触摸博物馆藏品，并在教堂圣象前摆出V字手势。
    ?梵蒂冈因此出台日本人静肃令，欧美媒体发文《素质低下的日本游客激增》。无奈下，日本外务省制作了国外不文明行为警示视频，在飞机上反复播放。
    ?但没什么用。机场流行歌曲高声唱到：无敌的国民性不可一世，钱，有的是。
    ?日本政府在1989年推出了消费税，但丝毫没能阻止人们花钱的欲望。
    ?经济倒数的宫崎县，斥资2000多亿日元，建起世界最大的室内沙滩，哪怕3公里外就是真实海滩。
    ?渔业大户千叶县，举债修建全球最顶级的室内滑雪场，哪怕当地无雪无山。
    ?没人愁客源，日本1亿人口，全年滑雪人次却突破3亿。人们专挑夏天滑雪，没人租装备，自购最低配装备也要10万日元。
    ?全民运动还包含高尔夫球。公司小职员都在办会员卡，嫌开车去辛苦，还催生了高尔夫代驾乃至直升机服务。有厂商推出镶钻球杆三件套，售价1亿日元，3天内650套全部售罄。
    那几年，与日本女孩约会有通用法则：去餐厅消费不能少于5万日元，一周至少去一次电影院，一个月要看三场偶像演唱会。过一个平安夜至少要花40万日元。卡地亚经典戒指，蒂芙尼心形钻坠和东京赤坂王子酒店，是平安夜标配礼物。
    ?所有欲望都在肆意释放。下班后，白领女孩换上超短裙，去涩谷大街跳迪斯科。乐声迷乱，她们身影窈窕如妖，LV与爱马仕皮包随意搭在错乱座椅上。
    日元大幅升值让日本人大量的兑换美元加大对外投资。原先100万日元按250﹕1兑换美元只能换4000美元，现在日元升值为125﹕1，则100万日元可兑换8000美元，无形中增值了一倍。1985年日本对外投资额为122亿美元，其后迅速增长，最高的1989年达到675亿美元，累计总额也达到3108亿美元。其中对美投资最高，约占对外投资的一半。
    “广场协议”后，日本不仅对外产业投资急剧增加，而且对股票等有价证券和不动产的投资增加也非常显著。1985年日本对外证券投资总额为589亿美元，到1989年增加至1132亿美元。其中持有外国有价证券余额1985年为4.7万亿日，1989年达到17. 8万亿日元。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 6亿美元，仅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 8%;1986年一年内增长3倍，达到75. 3亿美元。1988年更高达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人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
    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归日本所有。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里。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是来自日本，而且投资的目标集中在不动产方面，从大饭店、高级住宅到一户20万美元的普通别墅，都是日本人购买的对象。
    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美国财富象征——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电器以75亿美元收购环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等。
    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2000万亿日元，是美国的4倍。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面对日本金融资本的大肆进攻，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战役”，“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

    泡沫破灭

    针对泡沫经济的出现，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1988年2月，官方的交易审议会向大藏省提出“限制内部交易方式”的报告书，建议加强对内部交易的限制。1988年5月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修正案》，开始实施“持大量股票公开制度”，即持有发行量5%以上股票者5天之内须向大藏省报备。1989年5月，日本政府担心地价和股价的急剧上升将带动其他消费物价的上升，开始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将官定利率提高1%，达到3..2596。
    到了1989年底，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疯狂原始人”三重野康出任日本中央银行行长，果断地连续五次提高官定利率，在1990年8月达到6%。
    为什么称他是“原始疯狂人”？因为这个在中国东北长大的日本经济奇才极其讨厌通胀，日本主流经济学家当时觉得投机是市场行为，市场是不会错的，所以都觉得讨厌投机的三重野康是“原始人”，而且因为他作风极端，又给他加了“疯狂”一词，形容他行事偏颇。
    连续五次加息，利息由超低的2.5%飙升到了6%，资金自然顿时紧张，股市和楼市都被断了货币供应，涨不动了，没人接盘。
    随后爆发股灾，日本股市在1990年到1992年三年间跌掉了一半多。股市这么惨，楼市也没逃掉，股市暴跌仅仅半年后，楼市也开始动摇，之后激烈下跌，在1990年到1992年这三年中也跌掉了46%，上百万亿日元的资产化为了乌有。
    风暴过境后，内心的欲望也干涸了。
    ?巴黎街头不见了扫货日本客，高档餐厅只剩下政府订单，室内滑雪场客流骤减一半，票价降至四分之一也无济于事。没了金主，银座夜总会每晚12点准时打烊。下班后，陪酒女郎再无豪车接送，只好坐地铁骑单车。
    ?残存的高尔夫爱好者只能在家挥杆。1997年，《大众高尔夫》游戏在日本卖出了213万套。
    ?“清贫”成为全社会热词。作家中野孝次在《清贫思想》中反思，物欲横流的日本，错就错在忘记“节约才是美德”。
    ?泡沫破裂第一年，日本百元店“大创”开业，随后以每天两家的速度扩张。尾货超市“唐吉诃德”迅速崛起，人们爱它，因为那里的商品“便宜得像白捡一样”。
    ?一个原本生产西装的厂家，改做廉价休闲服。去广岛开门店时，老板柳井正担心冷场，还特地打了电视广告。结果清晨6点，店外便排起长队。老板去电台劝说，“请大家不要来了，排队也进不了店”，顾客依旧踏破门槛。
    ?几年后，门店改名“优衣库”，并于1999年成功上市。
    ?泡沫经济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大量不良债权，这是1990年代日本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良债权是指贷款对象破产收不回的贷款以及利息支付延缓半年以上的问题贷款，包括因房地产价格暴跌而造成商业银行抵押品价值大降，贷款成为不良债权，以及金融机构对问题企业追加融资造成的新增不良债权等。
    1991年3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泡沫经济崩溃的第一个牺牲品。1992年9月，“日产”汽车制造厂发表中间决算报告，经常收支出现142亿日元的赤字。1994年1月24日，日本汽车行业生产比上一年度减少10%，已连续三年下降。118家百货公司销售额连续两年减少。同年5月10日，经济企划厅长官宣布经济萧条已达37月，为战后最长。
    同年6月21日，纽约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日元突破100日元大关，达到一美元兑换99﹒85日元，且仍有贬值可能。
    经济高涨时，企业不仅可以从银行获得大量利率较低的贷款，而且企业持有的土地和股票价格上升使资本额增加，同时也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发行新股票筹措资金，但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获得资金的各种渠道堵塞。另一方面，企业在1987-1991年的大量设备投资出现过剩局面，盈利减少反过来影响到进一步的投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据日本兴业银行的调查，1992年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比上一年减少2. 5%，1993年又下降5﹒4%。其中制造业设备投资在1992年下降11. 8%，1993年进一步下降12. 9%。与设备投资的相关产业销售下降，工程机械、电气设备、半导体、钢铁、水泥、住宅和工厂的建筑材料等出现大量过剩。实施终身雇佣制的电子、电机、汽车等产业大型企业采取减少新雇佣人员、大幅度减少加班活动、解雇临时工人，同时将危机负担转嫁到依附于这些大企业的中小企业等措施，使不少中小企业纷纷倒闭。1991-1992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连续两年超过一万家，失业率上升到3%以上水平。
    企业大量压缩和节约饮食娱乐、接待购物及职员旅游等支出，导致饭店、旅馆、高级餐厅、酒吧、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出租车等以“企业集团消费”为主的服务行业销售下降。1988年，日本大企业的交际费高达4. 3万亿日元，这些费用的急剧减少直接导致服务行业的萧条。与此同时，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减少，未来收入悲观，导致国民消费倾向下降，进一步引起经济衰退。

    自民党危机

    泡沫经济的崩溃，引起日本民众对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极度不满，信任度连续下降。1991年11月接替海部俊树的宫泽喜一，既要面对经济严重滑坡的局面，又要应付党内激烈的争斗，特别是他所倚重的党内派阀首领金丸信受贿案发，几乎成为压垮他并拖累自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民党的贪腐丑闻要从几年前的利库路特案说起。
    1960年代中期，东京大学毕业的江副浩正成立了一家名为“利库路特”的广告公司。在那些年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大幅度增加，而物价却基本维持不变。这样的喜人局面让以做企业广告为主营业务的利库路特公司业绩连年飙涨——到了1970年初，利库路特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00亿日元。
    此时的江副浩正，也就30岁出头，年轻，富有，充满活力，俨然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创业青年代表之一。
    1974年，江副浩正麾下的利库路特公司开始进军地产业。
    在日本整体经济快速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江副浩正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到了1980年，“利库路特”麾下专门从事地产的子公司“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营业额已经突破了500亿日元。
    从事地产行业，和政府打交道必不可少。而江副浩正此时也已不满足于在商界的成就，希望和政界多多交往。
    1981年，“利库路特”的总部大楼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落成。也正是在这一年，江副浩正通过层层关系，结识了日本电信公司总裁真藤恒和自民党实力派人士中曾根康弘等一批日本财界政界要人，开始正式和政界挂钩。
    此后，利库路特公司的业务在原有基础上再一次爆发式增长，而江副浩正的职业生涯也进入新的快车道，开始担任“政府税制调查特别委员”、“土地临调特别参与”等与他的地产生意有密切关系的职务。
    到了1988年，“利库路特”的地产业务已经在全日本的地产公司中仅次于东京不动产公司，排在第二位——五年前，它还只排在第13位。
    此时的利库路特公司，已经从当年的3人“皮包公司”，发展成了拥有23家子公司，近1万名员工的“巨无霸”企业。
    也就是在1988年的3月，“利库路特”在日本川崎市的20层“川崎情报大楼”落成，被外界视为“利库路特”业务再一次拓展延伸的标志。
    但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大楼的落成，却成了引爆整场大地震的“地雷”。
    “地雷爆炸”源于川崎市警方接到的一封举报信。举报信披露：“利库路特”在川崎造大楼的这块地皮，是当年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当时负责这块地皮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手中拿到的。所谓“ 不正当手段”，就是送上自己公司未上市的股票，实际上就是行贿。
    1984年12月，根据川崎市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火车站附近的70公顷黄金地段范围内将建立一个技术开发区。江副浩正找到了当时负责这块土地规划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许诺利库路特公司“卖”给他3万股还未上市的“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为1200日元。
    江副浩正为小松提供了“空手套白狼”的简便办法：通过利库路特旗下的金融公司向小松提供3600万日元贷款，这样，小松一分钱也不用出，就能得到这些低价股票。
    1986年10月，该股票上市，股价扶摇直上。小松在5000日元的价位抛光了手上所有股票，一来一去，净赚1.2亿日元。江副浩正很快就得到了川崎市的那块黄金地皮。
    1988年4月，川崎市警方根据这份举报开始了调查。但是，当年的小松秀熙已经升成了川崎市副市长，调查受到了重重阻力，警方一度以“没有确凿证据”为由而停止调查。
    这时候，新闻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
    《朝日新闻》的记者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通过各种手段搞到了小松秀熙接受江副浩正股票转让的确凿证据。
    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在自己的社会版头条详细发表了调查报道，明确指出小松秀熙接受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
    6月30日，《朝日新闻》抛出了更大的“炸弹”。
    《朝日新闻》透露，至少有四位日本政坛现任或前任高官接受过江副浩正的股票，他们是：
    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买进5000股，获利2000万日元；
    原农林水产相加藤以次，以女儿和秘书名义买进10000股，获利6000万日元；
    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以儿子名义买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
    民社党委员长冢本三郎，买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
    这还不算完，《朝日新闻》更是指名道姓点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大藏相宫泽喜一、时任中曾根内阁外相的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安倍晋三之父）三人也卷入受贿丑闻。
    《朝日新闻》提供的名单显示，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包括文部大臣森喜郎等在内的近半数内阁高官都事先购买过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
    从表面上看，股票买卖是一种双方都认可的商业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卖出方以明显低于市场预估的价格卖出股票，那么买入者肯定是能够大大获益的。这种行为在美国和法国等国家被定义为违法犯罪，但在一些欧洲国家仅仅是被视为“有违道德”。而在日本，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这种行为，这就给了江副浩正钻空子的机会。
    但是，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出售价格实在过低，数量过大，而对象又都是政府公务人员，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自己都没掏钱，而是通过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贷款“空手套白狼”。
    这显而易见就是行贿和受贿。
    日本民众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平日在电视镜头前道貌岸然、形象清廉的政府高官，居然一个个都在背后干着如此腐败的勾当。
    不光是新闻媒体，在野党也开始行动起来，组织专门的班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班子中，以社民联议员楢崎弥之助最特别——他谁都信不过，只让自己的秘书和儿子担任调查助手。
    恰恰是这个断绝一切关联可能的楢崎弥之助挖出了更大的“萝卜”：至少有13名日本国会议员和一批财界要人收受了利库路特公司总计76万股的股票。
    利库路特公司先后五次找到楢崎弥之助希望能够“聊聊”，均无功而返。第六次，“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再一次到访楢崎弥之助家，承诺如果这次能“放一马”，利库特路库公司将“奉养楢崎先生一生”，还拿出了一个装有500万日元的红包请其笑纳。
    哪想到楢崎弥之助早已布置录下了整个过程，并把录像带送到了电视台。
    1988年9月5日，日本读卖电视台全程向公众播放了松原弘在楢崎弥之助家行贿的全过程。
    如此人赃俱获的情况下，原先不少遭遇各方政治阻力的调查再也无法敷衍了事。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坛高官开始陆续辞职。
    一向以“老实人”和“清廉”著称的副首相兼大藏相宫泽喜—，被查出在1986年9月30日以本人名义购买了1万股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转手倒卖后获利5200万日元——他倒确实“老实”：别人都是以秘书或子女名义购买，他以本人名义购买，被查获后根本无法抵赖。
    宫泽只能辩称购买股票的钱是自己的积蓄，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随后被证实和其他人一样：是利用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贷款购买股票。
    12月9日，宫泽喜一被迫辞职。
    在以宫泽喜一为首的一批与贿案有关的内阁高官辞职之后，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只能重新组阁。1988年12月27日下午，竹下登新组建的“廉洁内阁”正式与新闻媒体见面。在见面会上，主管司法工作的法务相长谷川峻成为媒体焦点，在被问及是否与“利库路特案”有瓜葛时，他自信地回答：“正因为没有瓜葛，所以才能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啊！”
    但就在第二天，日本媒体刊出新闻：长谷川峻和他的政治后援团体“迫迪会”自1971年开始，每月都接受利库路特公司的4万日元“政治捐款”，总计已超过800万日元。
    按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一家企业一年对公职候选人和政治团体的捐款不能超过150万日元”，“单笔超过100万日元必须登记”。长谷川峻接受的捐款并未“超标”，但由于他之前信誓旦旦在公众面前表示和利库路特公司毫无关联，这严重违反了“诚信”。
    更糟糕的是，担任长谷川峻秘书的次子很快承认也购买过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
    12月30日上午，长谷川峻表示“惭愧不已”，宣布辞职。从上台到下台，一共只有3天时间。
    紧接着，在理清了脉络和证据之后，日本警方开始抓人。
    1989年2月13日，江副浩正被正式逮捕。
    1990年3月6日，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被警方逮捕。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着日本电话、电报和国内外通讯业务，前身是国营企业，经过公私合营后，国家依旧占据三分之一股份。真藤恒作为江副浩正结交政坛的“引路人”，购买了利库路特公司1万股股票，转手后获利2200万日元。同时，在真藤恒的指示下，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对利库路特公司在转手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方面提供了很多便利。
    当初“利库路特案”侦破的一大难点，就在于江副浩正在给予财政界高官股票和其他好处时，从不要求立刻兑现，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到案发时，不少受贿人还没有来得及提供好处，或者之前提供的是很难定义的“好处”。
    而随着逮捕的人增多，利库路特公司的套路和所收受的“好处”也渐渐浮出水面。
    被逮捕的日本劳动省原事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加藤孝，长期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打高尔夫球、钓鱼、旅游、到高级饭店就餐等“免费招待”，并以3000日元一股等价格买入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3000股股票，转手后获利690万日元。作为回报，劳动省最终没有通过《职业安定法》，这个法规原本打算加强对以利库路特公司为首的就业情报出版物严格管理和整顿。
    被逮捕的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在1976年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时，接受利库路特公司的聘请成为该公司讲师，领取高额讲课费。同时，高邦石男也以接受利库路特公司贷款的方式，一分钱没花“购买”了该公司1万股股票。作为回报，文部省经常压下各界对利库路特公司一些招聘广告问题的投诉，并且帮助江副浩正获得了“日本教育课程审议委员会委员”、“日本大学审议委员会委员”等明显能帮助利库路特公司发展业务和提高形象的职务。
    1989年3月31日，《朝日新闻》再次登出一个惊天新闻，标题是：《利库路特公司购买2000万元竹下“鼓励会”宴会券》，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
    日本所谓“宴会券”，是政治家举行晚宴的门票，很多是由企业付钱买单。一般当企业购买的入场券明显超过入场人数时，就被视为 “政治捐款”。政治捐款在日本的法规中并非违法，但必须遵守《政治资金规正法》，有一定的数额限制。
    在1987年5月21日举行的“鼓励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晚会”的宴会上，竹下登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准备进军首相宝座。这场宴会出席人数为1.3万人，但实际售出门票为6万多张，总销售额达21亿日元，显然有集资性质。而利库路特公司花2000万日元购买的“宴会券”，也超出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的限额。
    4月5日，日本《每日新闻》出手，披露1987年竹下登在岩手县举行宴会时，利库路特公司也曾购买过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4月7日，日本时事通讯社再补一枪：利库路特公司还曾向竹下登提供过2500万日元的贷款。
    四面楚歌的竹下登最终决定孤注一掷，主动向公众袒露之前和利库路特公司之间的所有关系：除了之前新闻媒体披露的之外，他还交代了一些其他从利库路特公司得到的捐款，总额达到了1.51亿日元。
    但媒体并没有因此放松追查。4月14日，《朝日新闻》又出重拳，把自民党大将安倍晋太郎也拖下了水：从1986年2月到1988年8月，利库路特公司每月支付给安倍晋太郎的妻子安倍洋子高达30万日元的“顾问费”，总金额已达到900万日元。
    就在以竹下登为首的自民党威信扫地的时候，4月22日，日本新闻界给竹下登送来了最后的“致命一击”：竹下登在1987年竞选日本首相的时候，通过当时的秘书青木伊平向利库路特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
    借钱还钱并非不可，但号称“主动坦白与利库路特公司所有关系”的竹下登，此前并没有披露过这件事，这也意味着他的个人信用已经完全破产。
    1989年4月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竹下登内阁获得的支持率仅为8%，不支持率高达82.5%。1989年4月25日，万般无奈的竹下登宣布将辞去首相职位。
    第二天，他之前的秘书青木伊平自杀。
    竹下登下台后，“首相”这个位置成了烫手山芋。自民党只能推举相对超脱事外的宇野宗佑继任相位。但宇野宗佑上任不满一个月，就爆出与艺伎有染的丑闻，再加上自民党深陷“利库路特案”的因素，自1955年以来就是日本政坛“巨无霸”的自民党在1989年7月23日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史无前例地狂丢33个议席，只保留了36个议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总议席数量上少于在野党。
    第二天，宇野宗佑宣布对选举失败负全部责任，辞去首相一职。
    才当了一个月的首相又要换人，自民党只能再派出海部俊树，之后是宫泽喜一，勉力支撑到了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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