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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第1页]

作者:字水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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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是史书和传说中夏朝的第一任君王,因为治水的巨大功绩而成为华夏族的共主。大禹在华夏民族文化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能否找到大禹治水的确切证据,对理清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确定中华文明发展传播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典籍和传说中大禹治水地点有很多处。有说在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治理的水系有黄河、淮河、长江、等等。
    《山海经·海内经》对这一事件的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haiyou 见禹方坐熊,惭而去。
    《史记·夏本纪》记载:
    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①,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④,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还有很多古籍,如《尚书》、《淮南子》、《水经注》等等对大禹治水都有记载。这些古籍和传说的记载,以现代实证科学的观点来看,很多都不能令人相信。但是根据过去民族民俗学者的研究,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早期历史和事件通过口口相传,可以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华夏民族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产生这种内容的传说和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和完全的虚构。历史上理应有相似、相近或可以附会的事件。否则传说和古籍记载就不是有这个样子。如果从这些传说和史籍的记载中归纳出一些线索,再按科学的方法去寻找就有可能得到大禹治水的真相,无论最后寻找的结果如何,对华夏早期信史的建立都仍有极大的意义。
    尽管情感上我们认可大禹治水的史实,但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对大禹治水的真实性我们不作预设,而是根据史籍的记载结合现代科学知识严格进行考查。
    历史虚无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全盘否定,没有完全实证的一概不承认。还有一种是任意填充。把任何神话传说完全当真。
    首先是大禹治水发生的时间。根据甲骨文及现代考古结论华夏第一个有信史的朝代是商朝,存在时间大约为BC1600年—BC1046年。商之前的朝代没有成熟系统的文字,还不能完全证实其存在。但是考古已经发现了多个商之前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由于《史记》中关于商朝世系的记载与甲骨文和考古结果完全一致,可以合理推断《史记》中对夏朝的记载是有所本的。商之前至少存在王朝的雏形并有了世代相承的领袖人物。《史记》中夏朝延续了约470年。因此,假定这个世代的首位头领就是大禹,那么大禹活动的年代距今应该在距今4000——3600年左右。

    第二。洪水发生的的规模和时间长度以及洪水可能的发生原因。
    洪水的发生是“当帝尧之时”。在华夏历史的传说和古籍记载中,在帝尧之前还有炎帝黄帝颛顼等人。与他们有关的事件里并没有洪水的记载。因此帝尧之前是没有大水的。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是发生在原本没有大范围水面的地域。规模上,由” 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等记载可知洪水的不是局限在一个局部区域,而是发生在尧舜统治的下的广大疆域。并且由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可知在发生洪水的范围内不是所有地面都被大水覆盖,其中仍然有山岳陆地沼泽等地形。另外治水是从鲧到大禹,最终由大禹完成。大禹治水所花时间各种记载都是若干年。所以这场洪水持续至少有好几十年。
    从地理科学的角度,根据这些线索可以得出结论:尧舜禹时期的大水不仅仅是由降雨形成的。因为四、五千年前,东亚大陆并不存在连降几十年豪雨的气象条件。而且如果大水仅仅是由降雨形成,那么雨停后大水自然会退。用不着花几十年去治。因此大洪水的形成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具体讲,就是由降水和某些地形改变形成了持续至少数十年,覆盖很多原有生活居住地的、但是又最终能为当时人力人工消减的超大面积的积水。

    第三,传说和古籍中大禹治水使用的关键方法是“导”,即疏导河流,排泄洪水。而他的前任治水的方法是“堙”,即填土筑堤。
    根据以上三点,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和已有考古成果,完全可以推断出大禹治水发生的地点和治水的过程。
    为了方便阅读,把前面内容集中再发一遍。并补上掉了的一段关键内容。
    根据以上三点,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和已有考古成果,完全可以推断出大禹治水发生的地点和治水的过程。

    地理学家眼中,四五千年的时间在地质年代中只不过是一瞬间。除了一些局部的小变化,比如山体局部崩塌,植被变化,湖泊面积的增减等,地形地貌的基本形态,像高山、平原、丘陵、盆地等是不会改变的。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虽然在下游平原地区的河道有过局部改变,但中上游河道早就已经形成。比如长江三峡,地质研究表明几千万年前就已出现,上百万年前就完全成型。如果在尧舜禹时期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十年,范围波及整个王朝大部分生存空间的大洪水,那么这场洪水发生时的地形与当代的地形不会有根本的区别。因此这场大洪水发生的地区不会在中国东部的平原和近海山地。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可被大水持续淹没几十年的地形条件。能够形成这样洪水的地形只可能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封闭的,拥有狭窄外流水道的盆地。审视中国地形,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关中盆地,一个是四川盆地。其他盆地要么太小,要么不具备完全封闭的积水地形。
    进一步的仔细考察会发现关中盆地也不可能是大洪水的发生地。关中盆地的盆底是渭河平原。是由河流的沉积物堆积而成。内部沿河有宽窄不一的多级台地,但是没有丘陵和山地。因此即使盆地河流的出口被堵塞,水位上涨形成大面积积水也不会出现“怀山襄陵”的景象。而且关中盆地地形狭长,绵延300多公里,海拔300至800米,高差约500米。盆地出口在黄河三门峡。现代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大坝坝顶海拔高才三百多米。河道两边山顶高也只有四五百米。即使出现山体崩塌,堰塞体到达山顶也不会淹没整个关中盆地。所以关中盆地不是大洪水发生地。大禹治水也不在三门峡。当然更不可能在鲁冀、苏皖、江浙等地。
    寻找大禹治水的发生地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时人拥有的工程能力。根据考古,4000年前华夏地区还处在新石器时期向青铜时期过渡的阶段。人们生产生活中使用的物品和工具绝大多数是陶器、石器和木器。农作工具主要是木制耒耜。铜制工具只发现有小型刀具。没有劈山开河的工程能力。从考古发现的良渚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及陶寺遗址看,此时的人类族群已经拥有修城、筑坝的能力,但是挖掘能力很有限。可以在平原软质土地上挖坑或修建小型水渠。但是劈山开河是做不到的。目前考古没有发现上古劈山开河的遗迹。有人认为大禹开山导河可以采用后世李冰治水时用火烧泼水开凿玉垒山的同样方法。实际上那时做不到。根据《四川通史》的记载的考古结果,李冰开凿都江堰宝瓶口时那里早已存在一条狭窄的夏季洪水期能够过水的通道,而且通道并不完全是坚硬岩石。李冰治水时只是加宽加深了这条通道,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劈山开河。而且也花了数年的时间。现在看到的宝瓶口水道是经过两千五百年的河水冲刷形成的,仅二十多米宽,几米深。上世纪四十年代水道中仍有一根与离堆相连的象鼻状大石柱,1943年才被水冲毁。对比李冰时代与大禹时代能动员的劳力,以及宝瓶口水道与在山地开凿一条全新河道的工程量,可以得出结论,大禹时代依靠人力开通一条全新的河道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史上就不会发生一场能“怀山襄陵”的大洪水,也不意味大禹就不能依靠人力消减这场大洪水。四川盆地的特殊地形和生活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地古代人的特殊经历使得大洪水的发生与人工消减具有实现的完全可能。
    四川盆地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盆地。长边为东北-——西南走向,短边为西北——东南走向。盆地面积26万平方千米。盆地周围山地海拔在1000米至3000米左右。盆地内平均海拔为330米左右。盆地内由西向东分为川西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三个部分。川西平原的海拔大部分在400米到600米之间。考古发现川西平原内及周边有多处早期人类的生活遗址。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就在其中。遗址海拔在475米左右。川中丘陵海拔在300米到500米之间。川东平行岭谷由数条海拔1000多米的山脉和其间平缓开阔的谷地组成。其中谷地海拔也在300米至500米之间。盆地东北角的长江三峡是盆地内水系唯一的外流出口。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峡江水面的海拔高度接近100米。宽度在200——300米左右。最窄不到100米。长江三峡段的山峰高出江面可达700米到1500米。著名的巫山十二峰的海拔都在700米以上,有两座超过了1000米。考虑到自然侵蚀,4000年前有些山峰应该会更高。若是某个时间点遇上连续多天的豪雨又恰逢地震,江边某座高峰就可能崩塌滑入江中,形成高达数百米堰塞坝。如果这个堰塞坝的高度达到海拔450米左右,考虑到水流的顶推作用,长江和岷江的回水区可达海拔470——480米。经过数年,积水形成的堰塞湖就可以覆盖四川盆地几乎所有低于海拔四百六七十米的地区,出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景象。这是尧舜禹时期发生大洪水唯一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有文字记载三峡地区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一次山崩就曾使江水倒流一百多里。这至少说明当时形成了数十米高的堰塞坝。近代也发生过类似事件。1985年发生的一次滑坡就将江边的新滩镇全部推入江中。滑坡量高达3000多万立方。
    如果采信史上的大洪水是发生在四川盆地,而且是由于长江三峡段出现了超大规模的滑坡引起的结论,那么古籍中与大禹治水有关的重要事件都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

    第一,传说中大禹之前帝尧是派鲧负责治水。鲧用的治水方法不是后来大禹采用的导江也不是筑堤挡水。他是想用一种神奇的可以不断生长的名叫“息壤”的土,在水中造出可供生存的土地。但是鲧失败了,因为大水的上涨超过了土地的生长。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则传说实际上反映的是大洪水的发展过程。根据水文资料,长江川江段常年流量约为4500亿立方米。这些水可以使十万平方千米的水面一年内上涨4.5米。十年就能上涨45米。考虑到四川盆地的平均海拔为330米左右,一旦三峡出现几百米高的堰塞坝,要不了几年四川盆地中大部分平原丘陵和谷地都将成为泽国,原有的人类居住地会逐渐被水淹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堰塞湖面积巨大,水位的上涨不像夏天河道涨水那么快,但却是全水面同步上涨。堵是无从堵的。所以当时的人不可能用修堤的办法去治水。但是用填土的方法,就像现代填海填湖那样,有可能在短时间形成小块陆地。随着堰塞湖水位的持续升高,这些人造陆地终归还是要被淹没。这就是鲧治水失败的真相。
    第二.关于大禹化熊拱山通河传说。大禹治水用的方法是“导”,这一点在各种古籍中是统一的,没有争议。大禹治水能采用“导”绝不是心血来潮。根据考古,在大禹治水时代之前,良渚人已经有了治水的经历。在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多处水利工程的遗迹。但是这些水利工程无一例外都有人工筑堤。也开挖有人工渠道。到了后来的战国,在除蜀地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多处水利工程,例如郑国渠等。然而这些水利工程仍然只有筑堤和开渠。并没有采用疏通河道。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在地形比较平坦的地区引水灌溉和应付季节性洪水的需要。在那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后天形成的长时间的积水。所以也就不会产生“导河”的治水方法。
    考古发现在岷江上游现在的川甘陕相邻地区早在五、六千年就有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其中一部分沿岷江及其他河流的河谷下到了川西平原。这其中大部分在后世被称为羌人。他们迁徙路径经过著名的龙门山断裂带。由于经常有地震发生,这个地区的河道上很容易出现因地震滑坡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堰塞坝和堰塞湖。现在这样的堰塞湖还能看到不少。堰塞湖坝的自然垮塌与小型堰塞湖的人工消减对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并不罕见。史书记载大禹是西羌人。大禹应该听到过甚至亲身经历过堰塞坝的形成和消除。鲧治水时,由于三峡地区的堰塞坝离羌人居住地很远,还不能即时认识到大水是由河道堵塞引起的。所以用“堙”的方法治水导致失败。而当大禹接手治水使命之后,盆地内积水水位很可能已达到堰塞坝坝顶并产生溢流。大禹追踪水流就能发现三峡的堰塞坝从而产生“导江”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案。大禹之后的李冰在治理岷江和石亭江时都采用“导江”方案也出于类似原因。“导江”治水方案在中国古代其他地方没有大规模应用的实例。就在于没有四川盆地这种特殊地形。
    三峡峡谷段基本上由沉积深厚的碳酸盐岩类构成,易被水流溶蚀。峡谷中的宽谷段主要为砂岩、泥岩夹灰岩等构成,风化严重,岩体往往比较破碎,很容易发生崩岩滑坡。这样形成的堰塞坝坝体往往也比较破碎,很少含有特别巨大的岩石。从1985年新滩滑坡体就能看到这一点。堰塞坝比较高时溢流的冲刷力会很大。。大禹只要带领人在堰塞坝上开挖和逐渐加宽溢流槽,江水的冲刷就可以加速堰塞坝的垮塌。即使有数百米高的堰塞坝,经过十数年或更长时间的人工破拆再加江水冲刷也会基本消失。从而使盆地内大面积积水消退。
    在三峡大坝建成之前,三峡中有多处险滩。这些险滩一般由高度为数米的河中台阶和一个或两三个较深的河槽构成。台阶上往往散布大块的礁石。著名的青滩、崆岭滩都是如此。这些险滩极有可能就是古时堰塞坝的遗迹。从卫星地形图上可以看到,在现三峡大坝上游方名为小青滩的江段有两块平板状山坡,斜坡面上有若干条数百米长的垂直于江流方向的平行沟槽。下方有舌状山体伸入江中。明显是古代滑坡的痕迹。这段江面最窄处不到200米。两边临江山峰都在千米以上。左岸山峰海拔最高超过1600米。这里是古代堰塞坝最可能的位置。
    第三,大禹与涂山女的传说。涂山在大禹治水传说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大禹不仅在这里娶妻生子,产生了三过家门不入的佳话,而且后来还在此与诸侯会盟。那么涂山在哪里呢?说法很多。比如有当涂、绍兴(会稽)、寿春、等等。认可度最高的是现蚌埠市涡淮交汇处的涂山。但是这些地点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全部都靠近东海。海拔只有十几米。四周没有比较封闭的大面积的,且含有高山和丘陵的洼地。不可能形成维持几十年的积水。4000年前还没有黄河大堤,因此也不会有后世的黄泛区积水。这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大禹治水之地,当然真正的涂山也就不会在这些地方。《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江州即现在重庆。考察地理坏境和位置,可以发现位于重庆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涂山才是真正符合大禹治水传说的涂山。
    从地图上可以看的很清楚,若大禹治水是追踪三峡堰塞坝溢流后的水流去到三峡的,那么他必然会经过江州(重庆)的涂山。根据现代考古,江州到三峡的长江沿岸分布有多处古人生活的遗址。涂山氏其实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一个氏族。三峡大滑坡产生的堰塞坝引起盆地积水上涨不仅影响西部平原和丘陵地带氏族的生存,同样也会影响到东部谷地的氏族,迫使他们向山上转移。如果把涂山氏理解成是一个母系氏族部落,那么大禹与涂山女结婚就是两个部落在共同利害下结成的联盟。大禹属于生活在盆地西部的氏族。三峡堰塞坝在盆地东边。江州涂山恰好在两地之间。可以作为治水时的后方基地。由于涂山是涂山女的居住地,不是大禹真正的老家,所以传说中大禹治水过程中来来往往三过家门不入就非常合乎情理。
    第四,与大禹治水有关的一些神怪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传说中大禹治水时遇到并擒获了一个叫无支祁在水中兴风作浪的外貌像猴子的妖怪。很据记载三峡地区古时存在不止一种猿类。如果意识到大禹治水是发生在三峡里面,这个神话显然就是来自大禹治水时在三峡与野生猿类的遭遇。
    认定大禹治水是发生在长江三峡不仅可以科学地完美解释有关古籍的记载和神话传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开一些重大的历史谜团,比如三星堆祭祀坑之谜。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已发掘的祭祀坑中埋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及象牙等。这些器物无论以哪个时代的眼光看都是国之重宝。而且从器形、大小、数量、制作的精细和遗址的规模及当时的技术能力。制作这些器物至少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些器物是在经过焚烧、砸碎后有条不紊地埋入坑中。表明这些器物是经历了一场重大的仪式而不是在兵荒马乱中匆忙埋入地下。以前考古学界无法理解是什么原因驱使三星堆人将数代人才能聚集起来的国之重器付之一炬。但是如果考虑到是三峡堵塞形成的大水逐渐逼近或淹没三星堆古城,那这一切就非常容易理解。在国家和氏族的生存受到重大威胁时,无论是祈祷上苍退水还是祝愿大禹治水成功,都值得三星堆人献出他们最宝贵和最神圣的器物。有一些考古发现可以佐证这个猜测。一是三星堆附近发现有大面积古代污泥沉积层。二是年代较晚,文化与三星堆一脉相传的金沙遗址的位置。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相似,也是位于河边开阔的平地上。不同之处是远离山溪形河流的出山口,海拔高度也高出几十米。就是说更不容易受水患的影响。
    虽然前面用科学的方法合理地分析了大禹治水的发生地和治水过程,但是要证实还得要证据。这一点并不是太难。上面说过引起四川盆地大水的三峡堰塞坝的海拔高度应该在450米左右。目前已建成的三峡水库的最高蓄水位是175米。因此在水库水面以上肯定还会有古堰塞坝的遗存。只要能在疑似古堰塞坝遗址中用C14测年法找到若干距今恰好4000年左右的生物样品,那么大禹治水发生在何处的公案就可以彻底了结。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6楼中有人认为大禹治水是消除黄泛区的积水。地理知识告诉我们不管哪个黄泛区,它一定是在黄淮海平原上。黄淮海平原是黄河、海河的冲击平原,内部没有高山大丘。平原低处的黄泛区积水后不会有“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景象。而且要消除黄泛区积水的办法要么是在上游堵住来水;要么开挖一条新河道。这都不可能。前一个是不符合大禹治水的策略。后一个是那时没有开黄河这样大河河道的能力。而且开河道的工程量远大于堵缺口。即使有如此想法也不会舍易求难。49年后处理抗战时花园口决口形成的黄泛区就是最新的典型例子。
    大禹治水不仅仅是消除了一场威胁民族生存的巨大灾难,这个行为也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气质和行为方式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于禹会诸侯史籍和传说一般是说大禹在通过征伐三苗及周边蛮夷部落后建立了强势权力,在会稽或安徽蚌埠涂山大会诸侯是为了树立王权的威信。但这完全不符合大禹治水是发生在三峡地区的推论,也不符合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行为方式。这些记载和传说反映的是中心王朝统治阶层以及依附文化阶层的思维,不是历史的真实。
    关于禹会诸侯古籍中仅《左传·哀公七年》中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样一句。前后并无与征战和树立权威的内容,也没有提到禹会诸侯的目的。更没有提涂山在什么地方。历史上各种与禹会诸侯有关的文献和传说全是由《左传》这句话延伸附会而来,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统治阶层和部分文人的意淫。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认定大禹治水到过的真正涂山是在现在的重庆,那么禹会诸侯的真相就很清楚。三峡大滑坡堵塞了长江,形成覆盖四川盆地的巨大堰塞湖。这场大水会影响生活在盆地内及盆地周边的多个氏族部落。大禹在涂山会盟涂山氏及遭受洪水之害的其他部落共同治水,这才是禹会诸侯的真相。大会的仪式应该就是大禹与涂山女的结婚。
    大禹与涂山氏的结合促成了多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加强了治水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大禹这个行为开创了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处理不同氏族之间、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同一历史时期对立政权之间关系的重要模式。这就是联姻,或者和亲。这种模式在不直接述诸武力的情况下能使不同族群不同政权的关系相对稳定,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内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甚至融合产生新的民族主体。大禹与涂山女结合生启建立夏王朝为后世竖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如果卸掉加在历史上的种种化妆品,那么妹喜、妲己、褒姒她们与塗山女是一样的。她们都使核心政权和边缘政权达成了稳定的和平关系。这对发展生产,促进人口增长,互市互利都是有好处的。这种联姻在春秋时期的记载中大量存在。
    说明这是一种广泛接受的处理国与国或者说政权之间关系的行为模式。如果上溯历史的话这种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模式就是起源于大禹治水时大禹所属西羌族与涂山族及其他受洪水影响的氏族部落的合作。
    如果不理会那些狭隘的道德观念,大禹开创的和亲历史上的正面作用还是更大一些。从汉唐华夏民族与北方和西域民族的和亲,到辽金西夏之间的和亲,元蒙个部之间的联姻,直到清朝时的满蒙和亲,都起到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文明交流的作用。
    宋儒最反对和亲,然而最屈辱的恰恰是宋朝。
    看客有好几百了,愿意发表意见的屈指可数。是证据不够吗?那就再加点。
    前面说过,如果我们承认大禹治水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那么治水工程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疏通河道一是必须要具备开挖能力。二是要有起重能力,也就是搬运大石头的能力。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在4000-3800年前左右,恰恰是在现今西蜀一代的古人有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古人的起重能力。
    前面已经论证了大禹治水实际上就是破拆三峡大滑坡形成的堰塞坝。这必然会遇到要移动体量比较大的岩石。观察距今4000年左右的多个遗址,可以发现当时需要移动重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立房屋的柱子。一种是筑城墙是垒石头。古代遗址中房屋的柱子现在虽然看不到了,但是可以通过测量遗留柱洞的直径和深浅知道柱子的大小和重量。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直径也就十几厘米。这样大小的木柱子起竖难度不大。石峁一类的遗址往往有大段石质城墙。从图片和视频资料可以看到,这些遗址修城墙的石料都是片石,尺寸重量都不大。一两个人不需要什么工具就能搬动。
    但是在三星堆遗址中有三件在当时应该算是超大超重的青铜器。一件是1.32米宽,80厘米高,100多公斤的纵目面具。一件是150多公斤重,残高3.95米的大神树。还有一件是重180多公斤,高2.62米的大立人。制作和安放这样体量的青铜器需要的起重能力远远超过立房柱和垒石墙。
    大立人人像部分高1.7米,底座高0.9米。是先分段铸造,然后用人像底和底座顶上的榫头对好再经二次铸焊而成。青铜神树据研究全高应该是5米多。也是多段分铸再铸接而成。在铸接和安放时必须要进行吊装。根据铜人像和神树的重量和高度,必须要搭建高大的承重能力很强的支架。有了这样的起重能力,搭建一个适当的支撑就能拖动数吨重的巨石,破拆大滑坡形成的巨大堰塞坝就不会有问题。
    同时期华夏版图内其他遗址没有巨石建筑。因此只有三星堆人才具有疏通三峡水道的能力。所以大禹治水只能是发生在三峡。而且是由三星堆人联合其他受大洪水影响的氏族共同完成。
    大禹治水是古籍中上古帝王与自然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唯一可能通过科学方法查证的事件。如果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和时间地点是一盆浆糊。那么有夏一朝的历史无论编得多严密都立不住脚。
    现在学界也好,网络中人也好,大都接受夏商周前后相承的概念。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概念有很大的问题。相当于夏代的时期考古发现了多处遗址。从中看不到有中心王朝存在的迹象。由于商以前没有成熟文字,各氏族的历史都只能口口相传。因此夏朝世系及事迹很有可能是周代史官和文人为了抹黑商纣和竖立本朝仁德形象通过剪裁嫁接脑补产生的。以前早就有人提到过。而且《竹书纪年》与《史记》等史藉的不一致也说明确实存在很大的这种可能。如果按我前面所说用现代科技方法把大禹治水的地点时间及主体确定为是以三星堆族为主的部落联盟在3800年前左右通过消解大滑坡形成的三峡堰塞坝造成的大洪水,夏商前后相承的概念就站不住脚了。
    现存比较可靠的古籍成书的时间离所记载约大禹时代都在一千四五百年以上。比如《左传》、《尚书》、《史记》、《竹书》以及近年发现的清华简。想像一下,即使在今天这样好的条件下我们对史籍中唐宋时期很多史实仍然无法肯定。因此对于上古史如果始终在古籍中打转一些关键史实是得不出结果的。但是借助考古实物的研究分析却可以揭掉许多神话的面纱。
    大禹治水发生地如果能确定在三峡那么对解决历史上另一个重大问题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中华文明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还是多中心相互融合。
    长江三峡因山岩崩塌造成通航变化在历史上多有记载。有记载所在一千多年以前一段时期长江航路是比较通畅。但大约从唐开始。多次崩塌形成的险滩礁石使峡江行船越来越难。直到1956年经过多次大规模整治才好转。
    那么问题就来了。峡江的通断情形在春秋之前是什么状况呢?
    感谢网友提供的DEM高程数据图。对我前面文中的最大疑问可以消除了。涨水450米那张图应该就是当时最可能的景象。
    大禹治水是否发生在三峡关键在三峡是否在4000-3800年前左右发生过一次滑坡引起的大堵塞。按现在的地质调查能力,照说并不是很难。可是这也远远超出一个键盘侠本事。因此就 只能是找点旁证。幸运的是好像真还有一点。有一篇研究论文提到过一个奇诡的现象。三星堆青铜器的铜料用测量伴随放射性铅的方法发现既不是来自四川本地,也不是来自云南,而是来自湖北或江西。而且金沙遗址的青铜器的铜料来源于三星堆的相同。但是金沙遗址的青铜器有小又少。三星堆与金沙文化是一脉相承,三星堆要早几百年。这说明说明呢?
    打错了字。“这说明说明呢?”应该是“这说明什么呢?”
    @蜀中自有美景 2020-03-29 00:42:45
    “大禹集九州之金”,三星堆附近要是有铜矿、铅矿的话,需要集九州之金吗?这恰恰说明有铜矿的地方不是大禹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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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后世还有用来铸钱的。那份报告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金子是产自本地。
    根据自然地理和考古成果的分析,大禹治水有很大可能并不是一次性地完全疏通了三峡水道。大禹治理后盆地内还有相当的积水。在上古几代蜀王时期有关水灾和治水的传说一直不断,甚至延续到李冰治蜀就是佐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青铜器的差别也提示了这一点。在近千年的时间中,三峡的水运应该是中断的。盆地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不适宜居住。这迫使一部分原住民向盆地外迁移。。从前面水淹等高线可以看出,外迁最容易最近捷的就是进入关中盆地和汉中盆地,进而沿渭河到达中原或沿汉江进入江汉平原。
    在古籍记载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像阪泉大战、涿鹿大战之类神话成分太多,且涉及的是族群之间的冲突,完全无法查证。唯有大禹治水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对大洪水的描述没有任何神话内容。可以说是唯一可能查证定位的早期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学术界和社会管理方似乎都不太愿意去做这件事。
    有人不太希望把大禹治水的史实搞清楚,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会严重冲击华夏文化中原中心论。

    
    上面就是谷歌地球上的截图。此段河道历史记录中发生过多次大滑坡。是大禹治水时三峡堰塞坝最可能出现的地方。
    史书上这样写道:青滩“始平坦,无大滩”: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1年),“崩填溪水,压杀百余人”;晋太元二年(公天378年),“山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宋天圣七年(公元1030年),“蛟出山崩,水石喷涌,害舟不可胜计,”堵江20余年,至皇佑三年(公元1052)才疏凿通;明嘉靖二十一年(1543),久雨,“新滩北岸山崩五里,,逆浪百余里,江塞,舟楫不通,压居民百余户”,堵江长达82年,至天启四年(1625)才得疏通.....
    这个帖子可说的不多了。大禹治水的发生地在三峡的结论基本没有看到什么异议。下一个帖子应该说一说大洪水及大禹治水给华夏文明产生了什么影响。
    回一抹飘然网友:
    很高兴,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我从沒想过要刻意去创新,只是想尽量跟随现代考古的成果。所以关于大禹治水发生的时间我与大多数的意见是一致的。具体点大约可定在距今3800年左右。
    回一抹飘然网友
    您提的第二点我的帖子中应该有很详细的叙述。关于长江三峡的形成、形态及多次滑坡引起堰塞的情况也有说明。
    回一抹飘然网友
    在我的帖子中附有一张卫星地图。从中测量,沿江两岸山脊不间断上升最高分别可达海拔1800米和1600米以上。滑坡体高度在达到450米左右时,沿江的纵向宽度不会小。卫星图上观察至少有六七百米甚至更宽。挡水完全不成问题。比照帖子中提到的其他断流情况,禹时的大堰塞即使经过人工破拆,其完全破解也极有可能需上百年。
    有人在其他地方反对本帖结论。质疑是否有足够的水淹到广汉一带。这里用前面四川盆地水淹水位图作一个估计。根据前面长江径流量资料,三峡出口年流量可使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水位上升4.5米。十万平方公里大约就是那张图中盆地核心区的一半。从图中可看到水位线在350米时水面就是十万平方千米左右。实际可能不到,因为水域内有大片山地。于是水位从350米上涨到450米大约需二十年。注意水位到450米时水域中仍有不少陆地。从350米之前的几张水域面积可以看出前期水位上涨佷快。估计5年左右就可以达到。因此水位达到450米总耗时多估一点也应该不超30年。但是还要注意一点,四千年前气候比现在潮湿温暖。黄河流域都还有大象生存。四川盆地应该更加潮湿。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大量象牙和其他一些遗存也证明这一点。因此若那时雨量比现在多百分之三四十,涨水到广汉一带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到二十年不到。传说鲧治水花了九年。在鲧治水之前大水己泛滥多年。这样时间基本上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当大禹接手治水时,盆地内灌水差不多到450米高程了。
    有人看了此贴在其他地方提出了质疑。我转过来,并附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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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水君,你好。你写的文章“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我仔细看了一下。
    首先假设你说的是真的,三峡大滑坡导致长江水倒灌,一路淹到了三星堆,这件事真正的发生过。按着这个思路咱们往下,这样的储水量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多少亿立方米不好说,但肯定比今天三峡大坝的储水量多得多吧?其储水量要是一旦开闸,湖北往下一直到浙江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省跑得了,全部淹掉,而且淹的透透的!
    再假设大禹带着人治理这个堰塞坝也真正发生过。在技术层面,我们不管大禹施展了什么神力,也不管用了什么招式,反正他就把长江堰塞湖给疏通了,那后果是什么?整个长江中下游通通全淹掉,我想这个时候长江中下游的上古居民想到的第一个事就是怎么整死大禹,而不是去纪念他。大禹以邻为壑,不顾下游的死活,简直不要太邪恶!
    也就是说,这种治水方式要是存在,那大禹绝对是华夏历史上的第一大恶人!这就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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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70楼中卫星图分析三峡堰塞坝长宽高都至少有几百米,在当时的人工和水力冲刷共同作用下完全消解也需要很长时间。积水不会一下子放完。另外,请注意,两千多年前江汉地区有一个大泽,云梦泽。很可能就是盆地内积水外泄形成的。当水放完之后,云梦泽就逐渐消失。长江三峡的完全打通据十几记载实在鳖灵入川之后。因此这个堰塞湖的主体放水过程可能长达数十甚至数百年。放水过程中可能有缓急变化,但是有云梦泽的缓冲不会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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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1-07-13 1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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