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被疫情改变的人类历史——几千年来那些世界十字路口[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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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被疫情改变的人类历史——几千年来那些世界十字路口[第4页]

作者:唐岛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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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抱憾（四）

    基督教诞生五百多年来，在帝国的各个犄角旮旯里，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为了端正思想，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基督教所能够做的就是定期召集各大教区的代表，跑到一起开会。这样的会议，就被叫做基督教大公会议。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年轻时候的查士丁尼一世为了维护自己的帝国不被宗教歧见所撕裂，努力在所谓的正教徒和邪教徒之间兜圈子，和稀泥。尤其是，皇后狄奥多拉生前，一直极力维护“基督一性论”的宗教地位。

    然而，公元548年，皇后本尊已经不在人世。

    对于皇帝来说，此前因为醉心于政治，执着于西征，当然也因为讨好皇后所搞出来的宗教大和解，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大加维护了。毕竟皇帝本人也是肉体凡胎，他死后也要考虑魂归何处的问题。

    如果在神学定位上持续摇摆，纵然是皇帝英雄一世，但又谈何历史定位呢？

    更何况，查士丁尼一世的执政，历来争议颇多——战争，瘟疫，饥荒，死亡。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如果被后世史家拿来说事，光是口水都足够淹死人了。所有这些，查士丁尼一世都不得不去独自面对。

基督教大公会议，既是宗教领域统一思想的会议，也是政治领域统一认识的会议

    君臣抱憾（五）

    所以，公元548年其实是一个转折年。

    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身后事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自己以英明神武，宅心仁厚的形象载入史册，并且在宗教历史上，自己也可以超凡入圣，受后世万民之敬仰。不仅自己如此，连自己心爱的狄奥多拉也必须如此。

    所以，皇帝要趁着自己身子骨还行，把话语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我们换个角度，大瘟疫对帝国的巨大冲击，只是皇帝西征大业戛然而止的一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皇帝一直以来的宗教信仰不够坚决，而战争和瘟疫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又倒逼着皇帝本人必须将精力转移到宗教定位问题。

    否则，末日审判一旦开始，皇帝就没有时间再去自圆其说了。

    而且，自从罗马帝国的主流宗教成为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历朝历代，但凡是自认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多半都要召集进行大公会议。这一点，像极了中国皇帝们进行的“泰山封禅”活动。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此前的历次大公会议。

    政治上的历史定位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中国人读西方历史，往往忽略了宗教思想的影响

    末日审判，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还是个网红词汇，大部分人认为，末日审判很快就会到来

教堂穹顶的末日审判局部细节

    看不懂西方的宗教逻辑，也就参不透西方世界的现实逻辑

    《2012》别看只是娱乐，但是部很明显的宗教隐喻电影，里面的末日设计，就是西方宗教中的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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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抱憾（六）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此前的历次大公会议。

    公元325年，第一次会议，召集人是君士坦丁一世皇帝；
    公元381年，第二次会议，召集人是狄奥多西一世皇帝；
    公元431年，第三次会议，召集人是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东罗马）；
    公元451年，第四次会议，召集人是马西安皇帝（东罗马）；

    前四次会议，无一不是基督教世界的结论性和方向性的重要会议。

    换句话讲，一千五百多年前举办的这前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几乎就已经决定了今天基督教世界各种宗教派别的基本形态。在对于今天的全球基督教教徒来讲，这前四次会议的结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基督教世界的第五次大公会议筹备完成。

    公元553年，基督教世界的各方代表，齐集罗马帝国首都新罗马。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已经统一在查士丁尼一世政治版图之内的罗马教宗，却并没有出席这次大公会议。

早期的大公会议，皇权谋求对教权的话语权，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版本的“泰山封禅”

    君臣抱憾（七）

    前四次会议，解决了很多基督教教义的基本问题。

    第一次会议，解决了“三位一体”的问题，也就是圣父和圣子同质的问题；于是坚持圣父地位高于圣子的“阿里乌教派”（Arianism）成为异端；

    第二次会议，重申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性，并且圣父圣子之外，对“圣灵”也有了更加详细的论述。当然，“阿里乌教派”也就被再次定义为异端；

    第三次会议，基督教世界出现了聂斯脱里派（Nestorius）。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景教”，这个教派认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因此玛利亚生了耶稣，那就是人性。因此，聂斯脱里派反对崇拜圣母玛利亚。

    会议结论，聂斯脱里派被定义为异端；

    第四次会议，批判聂斯脱里派的会议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基督教世界出现了否认耶稣人性的教义阐释，也即是“基督一性论”。这样一来，大家又开始集中火力批判“基督一性论”。

    那么最后的正统教义，既不是聂斯脱里派的“二性二位”，也不是“基督一性论”的“一性一位”，而是“二性一位”。也就是说，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但是是一个位格。

    如此一来，基督教卡尔西顿派，就成了正教徒的代称。

基督教的发展远流图

这张图，需要放大了看。。。其他的，不解释了。。。解释多了，容易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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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抱憾（八）

    只不过，在此前的很多年中，为了维护国家在政治层面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罗马帝国皇帝皇后两个人，极力维持了在卡尔西顿派和非卡尔西顿派之间的平衡关系。用表面上的家国天下，压过了宗教领域的教派纷争。

    但是到今天，时光来到了公元553年。又一次的基督教大公会议召开，皇帝在会议上大出风头，他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决的卡尔西顿派。

    查士丁尼一世以卫道士的身份维护卡尔西顿派，此前帝国范围内，或为皇帝当牛做马，或为皇帝出生入死的“基督一性论”教徒，毫无疑问就迅速沦为了邪教徒。

    如此结局，不禁令人唏嘘。

    然而，至少在看上去还不错。

    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终于在自己的风烛残年，为自己抢先树立了一座丰碑。丰碑的下面，有“非卡尔西顿派”教徒的痛哭，也有此前战争与瘟疫带来的大量亡灵的惨叫。

    几年之后的公元557年，帝国首都大地震，圣索菲亚大教堂被重创；
    转过年来的公元558年，大瘟疫再次袭击罗马帝国，还是来势汹汹。

    查士丁尼一世，显然已经早已忘记了西征这回事。

    不仅忘记了，连想都不敢再想了。

你不用怀疑自己的判断——今天全球的基督徒，都是卡尔西顿派

狄奥多拉死后，查士丁尼一世就开始了对非卡尔西顿派的残酷打击

公元558年，大瘟疫再次来袭，重创这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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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抱憾（九）

    皇帝如此，那么皇帝当初的西征好兄弟贝利撒留呢？

    同样过得不怎么样。

    公元562年，时年已经八十岁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居然以贪污罪逮捕了贝利撒留。而且经过一番审讯之后，老将军又被无罪释放。

    此时此刻的皇帝和将军，究竟各自心中，又有何种心境呢？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公元565年，贝利撒留撒手人寰。

    仅仅又过了几个月，罗马帝国一贯伟大光明正确的查士丁尼一世走完了自己八十三岁的人生路。在讲究死后定位的基督教世界，他成功地获得了后世教徒们的万世敬仰，他和他的狄奥多西，双双被尊为宗教圣人，直到今天。

    然而在现实中，皇帝和将军共同的西征之梦，终究还是一个梦。

    在他们君臣抱憾离世之后的很多年中，他们西征打下的大大的版图被蛮族和异教徒蚕食殆尽。

    罗马帝国军事上的最后一次辉煌，就这样被定格在了查士丁尼一世时代。

    查士丁尼一世皇帝以及贝利撒留将军的雄姿英发，也被永远地铭刻在了那场大瘟疫来临之前的亚平宁战场。

    直到永远。

    贝利撒留和查士丁尼一世，岁数差了22岁的两个人，死于同一年

    有没有想起来，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个人呢？

    贝利撒留和查士丁尼一世，在同一年告别俗世凡间

    再见，大瘟疫；再见，西征大业，再见，红尘滚滚的现实世界

查士丁尼瘟疫，将罗马帝国历史进程，硬生生掰弯。。。地中海内湖，就此别过

下次开讲——疫情肆虐下的女真余晖

帖子的兄弟姐妹们，敬请关注。。。

    回顾下本文目录，如下

    前言赤壁之战

    第一章查士丁尼瘟疫
    第二章疫情肆虐下的蒙金战争
    第三章因黑死病而暂停的百年战争
    第四章瘟疫带来的宗教改革
    第五章北欧霸主的挽歌
    第六章待定
    第七章待定
    第八章待定

    目录

    第二章 ——疫情肆虐下的女真余晖（暂定）

    ◇ 草原帝国
    ◇ 决战三峰山
    ◇ 汴梁大瘟疫
    ◇ 女真灭国

    草原帝国（一）

    公元1227年，靖康之变之后的第一百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去世。三年前，他刚刚结束了第一次蒙古西征，蒙古铁骑的兵锋已经到达了中亚里海和南亚印度河流域。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疆域空前辽阔的军事化蒙古汗国。此外，成吉思汗还留下了许多继承自己战斗基因的子孙，他们将沿着成吉思汗生前制定的战略，推进对于更多周边政权的军事征服。

    成吉思汗嫡出的儿子有四个——长子术赤（当时已经去世），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这四个人各有特点，所以，成吉思汗生前，曾经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考虑。长子术赤，虽然性格敦厚，老成持重，但因为长期被怀疑不是成吉思汗亲生，早早淡出了接班人的阵容；次子察合台雷厉风行，但性格暴躁，他也不是汗位的合适人选；三子窝阔台善于权谋，性格稳重，是成吉思汗经过权衡，定下来的法定继承人；而四子拖雷，能征善战，做事干练，是成吉思汗生前最喜欢的儿子。此外，按照蒙古人“幼子守灶”的传统，拖雷后来继承了成吉思汗大部分的领地，军队和牛羊。这四个儿子，成为成吉思汗死后，蒙古汗国的四个主要政治派系。

蒙古第一次西征，示意图

《射雕英雄传》——拖雷

    草原帝国（二）

    老三窝阔台虽然被成吉思汗指定为继承人，但当时的窝阔台，还需要通过库里勒台大会的正式法定程序，才可以正式即位。所谓库里勒台大会，相当于当时蒙古人的一种民主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当蒙古人掌权的各派势力都在场的情况下，共同决议之后，窝阔台才可以合理又合法地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然而，成吉思汗死后，库里勒台大会一直都没有组织成功，这里面除了有征战中的诸位王子王孙们无暇出席之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政治因素。老大术赤生前和老四拖雷关系很好，这种关系又从上一代延续到了下一代。后来术赤的继承人——他的次子拔都，同术赤一样支持拖雷以及拖雷后代的“拖雷系”。老三窝阔台的即位，则是术赤家族不想看到的。所以对于术赤家族来讲，慢慢磨洋工，库里勒台大会能够拖一天是一天；而老二察合台，因为素来和术赤脾气相冲，所以坚定地同窝阔台站在了一起，希望窝阔台能够早日即位。在等待库里勒台大会召开的那段日子里，拖雷作为“幼子守灶”的唯一人选，代替死去的成吉思汗监国。

    拖雷这一监国，就监了两年多。

逐水草而居的古代蒙古人

幼子守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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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帝国（三）

    在这两年多中间，窝阔台和拖雷两兄弟心中的心结，不断地生长和发酵。

    公元1229年秋天，克鲁伦河畔（如图，发源于蒙古国肯特山，向东流入内蒙古呼伦湖），在蒙古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之下，库里勒台大会终于顺利召开了。这个时候，术赤已经去世，而术赤家族的拔都年纪尚轻，战场上也还没有树立起绝对的威望。所以，这次大会上，发言权重最高的，依然是老一辈的三兄弟，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在大会开始后的四十多天里，各利益方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讨论与争执。终于，最后在察合台的力挺，以及拖雷的让步之下，窝阔台顺利继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

    客观地评价，如果单纯作为一位政治领导人来讲，窝阔台之后的表现是基本合格的。尤其是他重用耶律楚材，让窝阔台在广大汉地占领区，为蒙古人赢得了不少的民心。

克鲁伦河地图

    草原帝国（四）

    耶律楚材，汉化的契丹人，祖上是辽国贵族。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时期的一些为政举措，直接影响到了后世元朝在汉人故地的统治策略。耶律楚材执政期间，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战乱时期草原游牧文明对于汉地儒家文明的负面冲击。耶律楚材在他近三十年的为政生涯中，抢救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思想，保护儒家人才，同时修缮了孔庙，提醒蒙古统治者善待被征服地区人民，此外，他还不遗余力地推进蒙古上层统治者和贵族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历朝历代，不管世事艰辛，战乱频仍，正是有了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我们的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地流传到今天。

    耶律楚材，为窝阔台登上汗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前文提到的库里勒台大会上，耶律楚材创造性地将汉人皇帝的加冕仪式，运用到了库里勒台大会上。当时以察合台，拖雷为首的所有蒙古贵族，集体向新任蒙古大汗窝阔台行跪拜礼。用这种跪拜的外在形式，彻底改变了之前蒙古部落自然形成的相对平等和原始的加冕仪式，这也是蒙古人用汉制改变蒙古传统政权形式的开端。

耶律楚材

    草原帝国（五）

    一旦决定从监国位置上退下来的拖雷，在窝阔台继承汗位之后，表现出了对窝阔台的完全效忠，甘于做窝阔台的左膀右臂。然而，窝阔台的心中，却并没有像拖雷这样释然，在他心目中，拖雷始终还是那个最得成吉思汗欣赏的小儿子，也是自己大汗宝座最大的威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窝阔台都没有放拖雷回到自己的领地，而是放在自己的身边听用。与之相对的是察合台，察合台早早就到了自己的封地（察合台汗国，今天的新疆，中亚一带），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逍遥大汗。当然，当时的窝阔台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借口来对拖雷进行政治迫害。

    直到有一天。

    窝阔台准备继承成吉思汗的遗志，彻底灭掉金国。

    其实早在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蒙古人就十几年如一日地不断侵蚀着金国的边防线。到成吉思汗去世时为止，蒙金战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六年之久。在初生的蒙古与老迈的金国之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军事上的差距被成倍地放大和凸显出来。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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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帝国（六）

    如果单从军事角度而言，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优势显而易见。

    第一，农耕民族在明，游牧民族在暗。

    如果仅仅看土地面积的话，游牧民族的疆域往往都大的惊人。然而实际情况是，来自于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水土往往无法养育更多的人口，单位面积土地的利用率有限。而同等面积的农耕民族区域，往往会足以养育十倍，乃至于百倍于游牧地区的人口。所以，游牧民族往往“逐水草而居”，而无法形成长期性的定居点；农耕民族则恰好相反，由于男耕女织，种桑养蚕，从而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聚居村落，村落的基础上又有城镇，城镇的基础上形成带有城郭的巨大城市。

古代的农业条件而言，北方的旱地麦苗，到了塞北就很难生存了

    草原帝国（七）

    所以，游牧民族清楚地知道农耕民族的坐标在哪里，他们进攻是有方向的。而农耕民族在城市与村落所积攒的海量财富，对于游牧民族又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诱惑着一代又一代游牧民族不惜铤而走险迈向战争的边缘。农耕民族则恰恰相反，不想打仗的时候敌人来了，想反击的时候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好不容易探听到敌人的行踪了，远征大漠舟车劳顿，到了集结地又发现敌人跑了。而前文所提到的，李陵这种偏师远征而遇到匈奴主力的情况，只能说是偶然。而在当时汉军的主力方向上，当匈奴人在情报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匈奴的主力也不会轻易就暴露在汉军将士跟前。也就是说，当农耕民族奋起反抗，磨刀霍霍准备战略决战的时候，往往因为找不到游牧民族的主力而计划落空。

    第二，农耕民族善守，游牧民族善攻。

逐水草而居

    草原帝国（八）

    适合人类长期生存的区域，只要能够开垦出耕地，具备水源，光照与温度等基本条件，这些区域往往被农耕民族一点点占领，即便无法直接占领，也可以用成千上百年的时间“切香肠”，慢慢地变成农耕区。于是，留给游牧民族的区域，就只剩下了自然条件恶劣的苦寒之地。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先天性格中带有很强的对自然的适应性。也就是说，论单兵作战能力，游牧民族往往高于农耕民族，尤其是骑兵。

    对于骑兵来讲，最适合的作战方式就是野战和运动战。农耕民族如果在坚固的城郭中待着还好，如果出城进行硬碰硬的兵阵对冲，这个胜负就非常难说了。更不用说，农耕民族往往更加擅长的是步兵，而不是骑兵。

    在生活习惯上，游牧民族往往在迁徙的时候能够拖家带口，老弱妇孺都可以在马背上生活，跟着大部队一起进行军事迂回。

能骑善射的蒙古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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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帝国（九）

    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其在机动性上的巨大优势。而农耕文明的生活特点，决定了农耕民族很难做到举家迁徙。所谓“安土重迁”和“故土难离”，都是留恋农村庄园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因此一旦边境有事，农耕民族的男人们，往往需要“万里赴戎机”，留在家里的就是女人和孩子。这样的战争形态，也就决定了农耕文明必须做好自己的防守。古代不仅仅是大城市有城有郭，即便是小的村落，很多也都有“墙围子”，以及村民自发形成的团练组织。这种村落防御的最高形式，就是福建的“土楼”。

    农耕文明当然也可以选择主动进攻，但后勤就是个大问题。

    农耕民族的军人们杀进游牧文明区，往往被千里运粮的窘迫所困，一次两次扑空之后，只能被迫撤军；而一旦游牧民族骑兵南下，杀进农耕文明区，他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处处劫掠，处处补给。打到那里就驻扎在哪里，根本不用考虑后勤的问题。尤其是千里沃野的黄淮海平原，在历史记载中，经常有北方草原骑兵在战斗间隙，跑到庄稼地里放牧喂马的记录。

福建土楼

古代北方匪患肆虐，所以大部分的村庄都有墙围子，不过到今天保留下来的并不多

保存相对比较完好的一个防御功能的古村落——河北英谈村

    草原帝国（十）

    第三，农耕民族有套路，游牧民族无约束。

    很多时候，农耕民族经过千年的教化，往往会在一些最基本的军事问题上发生观念与道德上的自我拷问。军事的实质就是丛林法则，目的就是要让敌人屈服，虽然战争已经脱离了最低级的黑社会斗殴的性质，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场战争落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冲锋，每一次鲜活的打斗，就是你死我活。

    然而，受到文明教化的农耕民族，往往会被很多问题所牵绊。选择战还是和，选择前进还是撤退，选择气节还是妥协。此外，还有大量所谓军事常识做理论基础，比如“击鼓鸣金”“杀降不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在游牧民族看来尤其觉得滑稽，特别是早期崛起中的游牧政权。

    草原或者渔猎文明来源于部落文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打斗往往具备很强的原始属性。套路在这里是吃不开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还你两拳；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窝。如果两个部落械斗，要么我赢了，杀你全部落；要么我输了，被团灭。这是一件愿赌服输，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什么残忍不残忍，血腥不血腥的问题，因为这是丛林法则。

南宋和早期的金，就是很典型的例证，南宋的套路太多，金则是一力降十会，身大力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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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帝国（十一）

    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北方的草原文明和渔猎文明，名号换了一批又一批，种族被团灭了一个又一个。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胜出者，一旦杀出草原，他们的嗜血与杀戮属性，在初期是温文尔雅的农耕民族所无法承受的。屠城只是起步价，灭族也只是考虑人口可利用价值情况下的一个备用选项。战争的形式也不会受道德或伦理的约束。用利刃在后，逼迫异族军人做攻坚的炮灰，驱使异族军人再去攻打别的异族，让敌人双双团灭，也是游牧民族对外征服中的常用手段。

    如上，主要讲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当然也有劣势。

    游牧民族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一般不敢和农耕民族进行战略决战，尤其是面对坚城利炮的大城市。所以，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区边缘城镇的劫掠，经常成为发展初期一种常态，缺吃少穿，或者缺人畜马匹了，就来进补和掠夺，抢了就跑，而不会长期占领农耕民族的城市。

大同城墙——古代坚城利炮的城防典型

明代大同城墙——规制比西安城墙还要大，只是可惜的是，包砖部分是近些年重修的

    草原帝国（十二）

    比如几百年之后的后金，皇太极就经常派人毁掉长城边墙入关，抓住明军不敢出城野战的心理。绕开明帝国的心脏北京，而把北京周边的无数的小城市和小村庄搞的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最后打劫结束，就进行三光政策，劫掠大量金银布帛，以及人口牲畜入关北归后金。

    此外，相比游牧民族的刚猛，农耕民族具备较高的文化信仰，人口储备，以及政治经济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具备更大更深远的战争潜力。即便是在初期遭遇战争中的失败，只要给农耕文明足够的时间休整，来做好战争的动员工作，往往反击的能量也非常大。前文讲到长达几十年的宋金战争，虽然帝国在初期被女真人揍的狼狈不堪。但靖康之变之后，北方的太行山区，河北地区遍地烽火，南方的南宋朝廷赢得喘息机会后，不断调兵遣将。最终，南北双方僵持在了秦岭淮河一线，谁也无法前进一步。

    总而言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军事对抗，实质上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像这样的战争模式是由客观条件的差异决定的，而和尚武精神高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且更不是某畅销书“某图腾”所杜撰的——农耕民族性格软弱使然。

皇太极标准像

有的文人，写书的时候屁股就坐歪了

    草原帝国（十三）

    游牧和农耕，双方一旦开打，战争初期走向总是有利于游牧民族，这个时间大概会持续几十年。而战争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威武雄壮的汉子们，套马才是主业，谁也不能天天靠砍人为生。别人不嫌你膈应人，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埋汰。人类总是天生向往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衣冠华夏，峨冠博带，物质丰富，精神富足。而一旦游牧民族下决心安定下来，就必然放弃原来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出现军事实力上的渐变。

    游牧民族在蓬勃发展期，对于农耕文明的进攻，就如同一只撒着欢的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他来的快，走的也快。你跟他动手，就要损坏自己的瓷器，不动手，则就眼睁睁看着他毁掉整个店铺。女真人早期灭辽灭北宋，就像是一只年轻的公牛，脸上挂着半斤荷尔蒙，肆意地发泄着自己旺盛的精力。然而即便是公牛，也不可能天天靠荷尔蒙活着。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公牛，变成了瓷器店掌柜，坐拥北方偌大个瓷器店。面对初生的蒙古汗国，投鼠忌器的金国人再也没有了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与张力。

公牛进了瓷器店——女真人以前是公牛，现在手里有了瓷器。。。

    草原帝国（十四）

    在长达十几年的连续拉锯中，蒙古人根本没有给女真人喘息的机会。西起关中平原，跨越幽云十六州，东边一直到辽东，蒙古人在三个方向上挤压女真人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幽云方向上，居庸关，紫荆关，处处都是蒙金交手的热点地区。应该来讲，就作战意志而言，女真人已经够有种了。在蒙古人长达七十多年的整个亚欧大陆的对外征战中，女真人的有种，仅次于后来南方的宋帝国。女真人的狠劲上来，甚至一度采用了熔铁水浇门和遍洒铁蒺藜的方式，彻底封死居庸关。然而，凡此种种，也终究扛不住正处于上升期的如日中天的蒙古骑兵。

    公元1214年，在蒙古人的连年打击之下，金宣宗完颜珣（xun，二声）被迫将首都从中都（北京）迁到南京（河南开封）。

    最开始的蒙古人，每到一地就屠城，留个空城就北归。就这样一年一年，耗光了金国人的家底。一直到最后，金国人根本没有办法守住靠反扑夺回来的一座座空城。而且，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汉人起义队伍，也力量有限，最后只能眼看着蒙古人一天天羽翼丰满，最终强大到可以派出有效的行政团队管理占领区，在常年战乱的中国北方站稳脚跟。

蒙金战争，正式开始了

    草原帝国（十五）

    到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为止，金国人的防线已经大大后撤，金帝国的疆域也大大缩水。国境线的最西边，从萧关退到了潼关，而北边则从幽云十六州退到了黄河一线。幽云十六州一丢，更加尴尬的情况出现了——金国人的老家东北，被蒙古铁骑拦腰斩断，成了孤悬海外的一块飞地。于是，在东北白山黑水之地，出现了两个依附于蒙古人的政权——东辽和东夏（区别于当时并立的西辽和西夏）。

    这样一来，关中，河东，河北，辽西，辽东，则全部成为蒙古人的势力范围。而南方，则还是秦岭淮河一线，宋帝国始终寸土不让，且瓜子花生矿泉水伺候，前排围观中。

    实际上，女真人这个瓷器店大掌柜，他拥有的瓷器店已经被别人占了一半。

    公元1231年，窝阔台策划分三路攻击金国。

蒙古兴起，蒙金战争全面爆发，注意看东北的东辽和东夏

    草原帝国（十六）

    东路，由皇叔斡陈那颜率领，出山东济南，主要作用是牵制金军主力，负责围城打援和抄后路的工作；中路，由窝阔台本人亲自率领，绕开潼关，由河内地区渡黄河，从正面进攻金国首都汴梁；西路最为凶险，由拖雷率领。出凤翔（陕西凤翔），入大散关（陕西宝鸡南，川陕门户）。绕道大宋疆土汉中，过天险饶凤关（陕西石泉西），在均州（湖北丹江口市）北渡汉水，进兵河南腹地，从侧后威逼东京汴梁。

    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生前，这个三路攻金的计划就已经出炉了。只是这个计划在实施起来的难度太大，成吉思汗死后三年，都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不过在一次御前军事会议上，讨论伐金最后一战。拖雷终于按捺不住，把这个计划说出来了。当拖雷的发言结束之后，窝阔台马上反应道：“昔太祖尝有志此举，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也。”（赛因是蒙语，也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元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二》）窝阔台的反应，让人感觉他实在是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而且窝阔台确实也不含糊，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的西路是最难实现，但既然拖雷你自己说出来了，那你行你上吧。

蒙古三路伐金

    祭忠魂

    赫赫种花家，三哥屡犯边。
    高原夏草绿，胡虏一何骄。
    命将征西极，纵马越昆仑。
    燕支落汉家，胡姬添新坟。
    鏖战加勒万，将士齐用命。
    玉宇清万里，九州祭忠魂。

    ——唐岛渔夫.2021.02.20，仿李白《塞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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