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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12页] |
| 作者:gtfz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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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的几乎所有重要标志性器物，都是商人的直接贡献 这不由得让人有点儿怀疑，难道“二里头文化”在二期的早段、晚段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夏商更迭」？ 当然，无论是在何时发生了朝代更替，都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暴力迹象 这就是「夏商分界」比较难判断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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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商代早期的“族徽”标记应该是来自于西北齐家文化，这就是为何， “臣”字眼睛、“云雷纹”也同样出现于四川“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的青铜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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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字眼睛，既作为族徽出现于二里岗青铜器上，比如“臣戈”；也作为陶文刻符出现于二里头和三星堆、长江中游的陶器上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族群标志性图案，从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开始，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比如洛阳的臣辰诸器为西周早期遗物，其“臣”字也是个族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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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代的陶器主要流行于下层民众间，故人人皆可取而刻字 而铜器的铸造和使用，则出于上层社会贵族之手，无论铸刻文字需要的条件还是作为礼器的重视程度，都不是陶器上的陶文符号所能比拟的。因此，从刻写者的角度，可以认为陶文与甲骨金文是有文野之别的 从二里冈时期陶文来看，商代早期铜器铭文与陶文有相当的一致性，其中既有族徽文字，也有非族徽文字。从地域上看，河北藁城台西村、邢台曹演庄以及江西清江吴城遗址都是属于商王朝统治中心区域的外围地区，而陶文刻划符号除数字所占比例较多外，其余都显示了相当的一致性，有些字的写法彼此完全一致，与殷墟陶文、甲文、金文相同或近似，这说明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陶文符号包括部分族徽文字，与商代晚期的金文、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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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流行于下层民众间人人皆可刻字的陶文刻符，并没有最终演化成“真正的文字系统”呢？ 反而，商代的上层统治阶级的“族徽”文字，倒是可以进一步演化成殷墟甲骨文字？ 因为从“图画文字”进一步升级演化到“真正的文字”，需要和【语言的声音】产生关联性！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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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上的主宰神“上帝”进行沟通，是商代的王室贵族的【专有】职责，平民无权染指的 而在「占卜」活动的过程中，常将【占卜人姓名】，【占卜所问之事】等内容，刻写在所用龟甲或兽骨上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卜辞里有【王占曰、贞问】这些内容，这就是在说话！ ——卜辞里的图画刻划文字，便与「语言的声音」产生了关联性，而且，还要用到人名、族名 商代的“族徽”文字也就是“族名“，而族名是可以从“人名”转化而来的 所以，商代的“族徽”经常是【殷墟甲骨文字】的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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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到了【商代中期】又出现了哪些“族徽”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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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青铜器上出现的“族徽”文字，还有在骨匕、陶器上也偶有的“族徽”文字，年代都是商代中期晚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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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中期】的“族徽”文字，出现年代上依然要早于殷墟甲骨文字！ 「商代中期」与“商代早期”的族徽文字相比， 一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族徽文字，比如，“萬、隹、犬、亀、天、子，侯、武”等； 二是，“商代中期”的族徽文字有些是由前一时期沿袭而来，比如，“臣”、“亘”； 三是，由前一时期某一族徽分解而来，例如“天”字族徽可能是由二里冈时期的“鼋”或“奄”族徽分化而来； 四是，由前一时期的单一族徽附加新的标识而构成复合族徽，例如“亞犬”族徽可能是由前一时期的“犬”族徽附加“亞”字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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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是什么意思呢？ 商代国家管理是【官僚化】的，并非“自治族群”的联合。商代流行“以官称人”的现象。商代职官的“世官制”也是十分明显的，青铜器铭文中的有些职官名其实已经转变成其族氏名的组成部分 商代“族徽”的常见形式： 【官名】+ 族名：以“亚、册”等职官，附加在族名前后；“亚、册、宁、寝、臣、小臣”等官名 【国名/地名/爵称/人名/族名】 + 族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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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直系先祖“蜚廉、恶来”是效忠殷商王朝的贵族，恶来的“恶”通“亚”，应是职官名 《语林》：宋人有获玉印，文曰“周恶夫印”。刘原父曰：汉条侯印，古“亚”、“恶”二字通用 ——原来，汉代的“周恶夫”就是“周亚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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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族这个文字，似乎是出现于“殷墟一期”（中商晚段），年代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得多！ “子”是商王族的姓氏，居然远不如“臣”字眼睛出现得早，从逻辑上讲，凡是晚出的族名，都有可能是从早出的氏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 从商代时期的社会关系来看，【族氏是构成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既有族氏内部分化，也有族氏之间相互联姻、联合与联盟，还有族氏在不同地域的迁移及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 所以，“族徽“文字主要以氏名为主，姓作为族名的情况较为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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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中期”的青铜铭文里，有一个字需要提到，“媚”字 这个“媚”字有可能也是一个族名，竟然在商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好像有点早得离谱啊 商人到底长相如何？能否担得起这个“媚”字（有魅力和吸引力的意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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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字的甲骨文和金文，经常出现于“铜爵”上，爵是一种高贵的饮酒礼器；而最早期的“臣”字，则常出现于陶器和牌饰上或者“铜戈”上，戈是商人最热爱的兵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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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察一下出土的商代石雕和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好像并不算很帅嘛，有些雕像上也是“臣”字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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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对考古发掘出来的商代头骨进行电脑复原，复原出来的人像结果，倒是称得上帅哥美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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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族“姒”姓里，出了一个大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那位） 陈国“妫”姓里，也出了一个大美女，息妫（最后被楚国夺走） 商人的相貌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毕竟这三家是同出一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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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期的商代青铜铭文最初主要是“族名”，也有不是族名的铭文，比如人名、地名、国名等，但人名、地名与族名存在着转化关系 族名，氏之别名也～～～ 第一个将这些青铜器上图画型的铭文称为“族徽”的，是郭沫若先生。中国商代时期的【上层贵族】中，曾经出现过“族徽”这一现象，现在已普遍被人接受 在商代晚期（殷墟二三四期）“之前”所出现的商代青铜铭文文字，都可以称得上是“殷墟甲骨文字”的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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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是商周社会“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器物，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族徽，自然也具有体现身份地位的功能。只有那些身份地位较高、掌握祭祖权的大族长，才能随葬大量的族徽铜器。换句话说，“族徽”往往体现着族长身份高低及其社会关系 中国古代文字的发明，与「青铜时代」的上层王室贵族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很多人一直都在怀疑，殷商甲骨文字真的是“商人”所发明出来的吗？ 楼主的回答是肯定的，殷商甲骨文字不仅是商人所发明出来的，而且，还是由商代的上层王室贵族统治阶级发明出来的，与商代平民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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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语言的声音产生了关联性的「自源文字」的发明，不是陶器上的民间刻画符号所能代表的！ 青铜器上的“图画族徽文字”究竟该如何与语言的声音产生了“关联性”？ ——上层王室贵族的占卜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 平民百姓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民间的陶文刻符是没有机会升级到“真正的文字”（有声音的文字）的殿堂里 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理解到位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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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商代进入到晚商时期（殷墟二三四期），武丁统治时期的到来揭开了晚商的中兴时代！ 一个社会的兴旺和发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经济活动和战争行为，而在迷信鬼神殷商时期，王室贵族到所有行为都需要事先“占卜”，询问上帝的意图 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名、族名、地名、国名、官名，他们需要向上帝贞问，也就是占卜询问鬼神某些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现象，不仅商代的“族徽”大量在增加，商代的甲骨卜辞也同时在大量增加 ——结果就是，古代中国最早期的“真正文字”（有声音的文字）终于诞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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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商时期（殷墟二三期期）的“族徽”在大量地增加，这是现代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晚商的“族徽”文字，不仅有单一族徽、复合族徽 单一族徽，可以是单个字、多个字；复合族徽，当然是多个字。既可能是氏族的分化，也可能是氏族的联合 自殷墟二期起（始于武丁）铜器上的“族徽”文字，一是来源于职官，二是来源于地名，三是来源于官职和爵称。既有单字族徽，也有多字(二字、三字) 族徽。与古文献所载以男性祖先之名为氏（父子联名制）、以地名为氏、以官名为氏的命氏之制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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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商时期，仅仅是“单字族徽”就有好几十个，如果再算上多字族徽（包括单一族徽、复合族徽），数量可以达到六百多个！ 数量如此众多的“族徽”标记，不仅体现出晚商时期“氏族”的发展非常迅猛，同时也意味着，很多原先的大家庭要么在分化、要么在联合 总而言之，晚商的社会发展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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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晚商时期（殷墟二三四期）的“族徽”标记实在是增加得太多了，楼主也就只能从中挑出几个最重要的“族徽”文字来讲 从标有“族徽”文字的青铜器数量的大致统计结果来看，排在前几位的商代“族徽”文字是以下： 子(族名或人名)，600件以上；【冉】，317件；【戈】，191件；矣，128件；史，100件；宁，90余件；天，80余件；單，80余件；羊，60余件；木，50件；【臣】，40多件；朿，40多件；【?】，39件；衛，35件；?，30余件；耳，30余件；矢，28件；戉，25件；犬，25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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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前三位的是：子、冉、戈 “子”族毋需多讲，因为时商王室的姓氏，青铜器数量多理所当然了 因此，楼主主要说一说排在第二、三位的【冉、戈】这两个晚商大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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冓是晚商时期除商王族“子”族以外的第一大望族！ 冉，是什么造字意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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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姓也是个古老的姓氏，源于“高辛氏”（帝喾）。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就有五名冉姓弟子，并称圣门五贤。他们是：冉耕、冉雍、冉求、冉孺、冉季，个个出类拔萃 冉族，古代主要分布在川西，藏东和甘肃、陕西南部等地区，曾建立过冉族部落、冉国等古蜀政权。现代最主要的族群生活区域是在今四川都江堰、汶川、理县、金川、茂县和松潘等藏、羌、駹汇集地的岷江上游地区 冉，也是羌族的一个大姓。在古羌语里，“冉”是山羊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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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有“冉”字族徽（包括复合族徽）的青铜器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在地理上的分布如下表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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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字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南、陕西、山东、湖南、湖北 大家注意到了吗？有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湖北”两地～～ 后面就会说到，在湖南出土了大量国宝重器的宁乡窖藏青铜器里，就有“冉”字族徽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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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这个“戈”字族徽 “戈”字族徽文字出现的年代，要稍早于“冉”字族徽文字，大约是在商代中期晚段 “戈”字族有可能是从“臣”字族里分化出来的，因为“臣”字是最古老的一个商代族徽标记，而且经常出现于铜戈上，故而常被称作是“臣戈”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了“臣”字眼睛，并且，在一二号祭祀坑里还出土了数量比较多的“铜戈”（礼仪性兵器） 因此，“臣和戈”常具有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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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戈，是商人最热爱的一种青铜兵器，在商代的【铜兵器系统】里居主导地位！ 戈作为一种兵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广为流行的? 大约始于距今4000年前左右。最早的玉戈出现于“石峁古城”，最早的铜戈出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戈最多的是商代遗址，不仅有望京楼、商盘龙城，还有四川的三星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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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的“王畿区”，是以商王邑为中心；王畿区以外泛称“四土”、“四方”，为商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四土”的边地又称“四戈”，如此而形成商代国家的疆域 甲骨卜辞中的"四戈"即指四方～～ 从夏商时代至西周时期，尚没有“九州”概念，“九州”的出现要晚至春秋战国时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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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商文字的造字里，“戈”字经常是与武力和战争大有关系的 但是，有三个与“戈”字颇有关联性的字，值得我们注意到，【我、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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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族在【我、戎、國】里一定要用上兵器“戈”，到底想表达出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兵器“戈”，“我”不是我，“戎”不是戎；而“我”就是“戎”！ （戎：在商代指族群） 如果没有兵器“戈”，“国”不是国；而大邑商就是“中国”！ 西周王室最早称商朝为“中国”、称商朝人为“中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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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词组，首次在青铜铭文中出现，意义非常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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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铭文里的“中国”二字（原字拓图），是不是看起来颇有那种“旌旗飘飘、金戈守土”的感觉？ 那是因为商朝是一个尚武的国家，所以，商族创造出来的古汉字经常与【武器/工具】有关系！ 比如，商代的“王”字，就是以兵器“斧钺”来象征王权。“辛”字，则是以工具“锥凿”来指代商王 【青铜时代】的到来，正是「工具/武器」发生一个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上台阶时期，从新石器时代飞跃至青铜时代！殷墟甲骨文字被创造出来，绝对是在这个重大时代背景之下的文字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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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其实就是最高军事首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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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相信殷墟甲骨文字为“商族”所发明！凭什么不愿意相信呢？ 殷商文字扑面而来的“尚武”气息，在商朝以前可曾有过？ 夏朝并不怎么强势，甚至都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王权国家，可能也就是“城邦联盟制”而已，各城邦之间是平行共存的关系 而在夏代以前，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整个的“新石器时代」，一般很少有成规模的战争发生，又谈何“尚武”风气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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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 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野，卜辞中称为鄙(奠)，在鄙和奠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鄙(奠)与戈中，邑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区划 商代“四土或四方”是否属商的直辖行政区域，历来说法不一，这是由于封国和方国杂于其中，关系时常处于变动之中 而商国势力及其文化波及的周边地区，则为“四至”地区 商代诸侯国的行政区划和商王畿基本一致，也是由鄙(奠)、戈和邑组成，这是商代行政区划的一个显著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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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内服是指王畿以内地区，即由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外服则包括了大小的封国和方国，其首领为侯、伯、任，而不称“王”。商王的实际意义是「方国联盟」的最高军事统帅！ 总之，商代确已初步建立了封建制度，从而为西周的统治者提供了政治上的借鉴，西周典型的分封制度是对商代分封制的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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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早期的政治地理结构中，王畿区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鄙或奠)；其政治疆域(四土)，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准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入长江以南两湖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外围周边地区，则为商文化的波及区(四至) ——这就是「最早的中国」的疆域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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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冈文化”陶器有「标准化生产」的特征，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垣曲商城等地出土的二里冈文化陶器非常相似，应是商王朝在广域范围内对陶器生产进行干预的结果 ——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商朝是一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统一”的强势政体！ 而不像之前的“夏朝”陶器，显得百花齐放，共有三四十种器物，形态尺寸各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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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依靠“族”对国家进行管理。商代管理形式最显著的特点，是行政单位与“宗族”的紧密结合，各族的族人(各级贵族和平民）以“族”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主要职官往往是各族的“族长”(族尹)，众多族尹则合称“多尹”，又称“多君”。商王经常以“族”为单位来调遣军队 由于商代的家族不仅是一个血缘团体，祭祀同一祖先，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和军事集体，他们拥有领地、族众及武装，所以作为家族标记的“族徽”铸刻在兵器上用于征战，往往具有对外表示同族血缘关系的社会功能 早在属于二里岗早商时期的兵器上，就已经有“族徽”出现了。此后兵器上常见铸刻族徽，还有一些与征行有关的“旅彝”也铸刻有族徽。这种情况说明，“族徽”的使用范围不限于家族内部祭祀，其出现在对外征战的用具上，明显有体现家族集体身份的功能 商代晚期以来，在日常生活中，有些青铜礼器常用于聚餐和宴享宾客，铸刻在这类用器上的“族徽”，也有体现家族集体身份的功能。因为，祭祖活动是展现家族成员关系的平台，在祭祖仪式上使用铸刻有“族徽”的铜器，也有向世人和祖先神灵展现家族名号的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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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以南地区的湖南宁乡(长沙以西40多公里) ，已经属于商王朝很外围的地区了，尤其在晚商时期更是如此 但是，在湖南宁乡地区出土的窖藏铜器群中，有很多属于国宝重器，这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 比如，大禾方鼎、四羊方尊、皿方罍、虎噬人卣等。由于这些青铜重器的来源多出于窖藏，因此，追溯它们的来源显得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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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件在湖南宁乡地区出土的晚商窖藏青铜器，都属于国宝重器！ 其中，四方羊尊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另外两件大禾方鼎、皿方罍，则是湖南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二 够厉害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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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追溯在湖南宁乡出土的晚商“国宝青铜器”的来源，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为探讨族属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由于湖南宁乡出土的商式铜器等级均较高，且不少有铭文，其中含“冉”字的就有三件，这些铭文属于中原文字系统，“冉”字已被论证是商人一支的族名或族徽；另外“戈”也是商族的主要支系，看来宁乡的这批商式铜器应与“ 冉”、“戈”两支殷商的上层贵族集团有关系，它们应铸造于中原地区 成批的商式铜器来到湖南宁乡，肯定与一定规模的商人集团迁徙到此有关，也即，宁乡地区的晚商青铜器很可能是商末周初由南迁的殷遗民带来的了，比如有可能是“周克商”的原因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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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地区是湘江下游两岸的岳阳、汨罗、望城、长沙、湘潭，和其支流的宁乡、湘乡、平江也有较多的出土，总数超过30件 比如，在湖南湘潭船形山发现了一件“商代豕形铜尊”（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野猪身上还站着一只立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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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湖南出土的数量比较多的商周铜器进行分期断代，应该是在不同时期分批次出现的 一方面，是因为在早商二里岗时期的时候，商朝的南土疆界已经抵达湖南岳阳的“铜鼓山遗址”；另一方面，在商末周初的时候，一批中原地区的殷商贵族携带着成批的青铜重器南下湖南，而这批南下的殷商贵族的等级是相当高的！ 湖南北部屡次出土的“冓、戈、幸旅”等族徽铜器表明，在商代后期，这几个氏族中的一部分已南迁到了湖南境内（冉、冓为一字，冉字应为冓字之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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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商代青铜器上大面积出现“族徽”铭文文字是在【殷墟二期，也就是在晚商武丁时代】 ——商代青铜器“族徽”文字(铭在铜器上) 的大面积出现，是与殷墟甲骨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 的大爆发具有『同步性』，而且，两者都是与殷商上层统治阶级大有关系的，反而与民间平民百姓的“陶文刻符”关系并不是很紧密 也就是说，人类的“早期文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标识】？ ———究竟是标志着“国家和青铜文明”的出现，还是标志着“部落和农耕文化”的出现？ 自源文字，当然是【“国家和文明”】的出现标志！～～～ 刻符陶文，不过是“部落和农耕文化”的原始阶段产物而已 然而，中国的一些学者们永远也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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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源文字」的背后，体现的都是“文明和国家”的复杂化程度～～ 事实上，世界六大“古文字”的诞生，皆与上层统治阶级【王室贵族和祭司】大有关系，是在【国家和文明】的形成时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早期青铜时代）所产生的“有声音的文字”，具有鲜明的国家时代特征 而且，「自源文字」的产生过程皆与王室贵族活动和宗教祭祀大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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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上层统治阶级的“族徽”铭文里常见亲属、职衔称谓，已被识别有二十余种亲属、职衔称谓（比如“子”“妇”“亚““册”等），表明商代青铜器的“族徽”标记文字，是与上层王公贵族的血缘、等级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商代中晚期，“族徽”自身出现了两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与官名或职事结合，二是出现了“复合式族徽”并不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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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氏族) 是商代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单位，而“族徽”作为家族(氏族)的名号，是家族成员身份的一种体现。殷墟中高级墓普遍有“族徽”，这说明有没有“族徽”与墓主社会地位相关 “冉”族是殷商一大雄族，小屯M18子渔墓旁边的M17墓就是一“冉”族之墓，埋葬在宗庙区，且与丁组建筑基址密切相关。西北冈M1550商王大墓出土1件“冉”鼎和1件“冉”爵 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M1001大墓出土的鹿角器上刻有“亚雀”，“雀”和“戈”等都是武丁卜辞中活跃的人(族)，而“雀”是武丁卜辞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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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辛店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辛店遗址”核心区域分支出5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域，可完成青铜器铸造全过程。辛店遗址内多座墓葬出土包括“方形器”在内的青铜礼器46件，是继殷墟核心区之外，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又一重要区域。其中20余件青铜礼器上带有“戈”字铭文，该遗址位于殷墟核心保护区东北约10公里处，【表明“辛店遗址”是殷墟时期以“戈”族为主体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 “戈”族以武器为名号，本身就显示出其能征善战的特点，商王大墓出土的情况则可表明“戈”族有护卫的职能，这说明在商代晚期，“戈”族是拱卫京畿的重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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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戈”族徽在殷墟大墓中发现，说明两者的地位都很显赫，很可能就是商王室之宗亲。而且，这两个族徽标记的铜器都在河南地区的出土最多，毫无疑问两者都是中原地区的殷商望族！ 另外，“戈天”族（复合族徽）在殷代社会中地位也是很高的。比如，在山东苍山县东高尧村出土了11件青铜器，其中六器上有“戈天”族徽。有此族徽的铜器也见于殷墟西区族墓地中，这一墓区的随葬品很丰富，出土铜礼器、铜兵器比例很大，反映了“戈天”族在殷代社会中地位是很高的。并且，“天戈”也见于卜辞（《殷墟书契续编》5·12·5、《甲骨文合集》19803），有些学者认为“戈天”也是商王室宗亲（如丁山认为子“戈天”是殷王武丁的兄弟行；胡厚宣认为是武丁的一位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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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的殷商大族——冉”族和“戈”族，亦活跃于西土疆域的陕西地区，和南土疆域的湖北盘龙城所在的汉东地区，以及出现于商末周初的湖南北部地区 商盘龙城附近的汉东地区，出土了具有殷商贵族族徽标记的铜器，比如有“冉”族、“戈”族、“天”族、“宁”族、“鱼”族等；在湖南北部出土的殷商贵族族徽标记的铜器，比如有“冉”族、“戈”族、“幸旅”族等 ——这真是应了关于殷商时期一句话，“四戈守四土！” 请注意，在商代的时候，尚未出现“九州”的概念，而只有“五方”的概念，也即，「商王邑 +四土」 商人的“五方”概念，与之后的“五行学说”应该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到了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兴起来，其中有一项就是用【五帝配五行、五方、五色】。黄帝主“土”，居于中；白帝(黄帝长子少昊) 主“金”，乃西方之正神；黑帝(黄帝之孙颛顼) 主“水”，乃北方之正神也；青帝(太昊)主“木”，是东方之神也；炎帝(姜姓神农氏)，是南方火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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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代青铜器上的“图画族徽”文字，楼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阐明“殷商甲骨文字”的产生原理！ 因为有太多的国人把商朝发明“古汉字”这一巨大功劳，全给挪到了之前的“夏朝”，甚至是年代更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 大家都以为，中国“古汉字‘最初的发明年代是可以“无限制”一直往上追溯的，哪怕是一路追溯距今八千年前的贾湖刻符！ 可问题是，这样「一路往上追溯」的做法真的是可行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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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原始低级文字”，当然是纯表意的「图画象形文字」 这个观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也即，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一种观点 于是，我们在寻找“殷商甲骨文字”的早期前身的时候，眼光自然就落到了人类社会最早期的【陶文刻符】 并且，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也许还会认为“陶文刻符”的年代越久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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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刻符”和【殷商甲骨文字】之间，真的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吗？ 或者换一句话来表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承前启后」的直接关联性吗？ 比如，我们来看下面这三张并列的图，谁更先像“文字”，谁更像“图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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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相信，基本上所有的观图者都会很自然地去选择左边的那两张图 ——仰韶文化半坡的“陶文刻符”，以及“二里头文化”夏时代的“陶文刻符” 至于最右边的这张图，是商代青铜器上的“图画铭文”而已，在我们的眼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副“图画“罢了，哪里会像是“文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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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直觉判断是否正确呢？ 答案很是意想不到！ 实际上，最右边的这张图的确是商代青铜器上的“图画铭文”，它不仅看起来像是一副“图画“，而且还真是一个“古文字”呢，到底是哪一个殷墟甲骨文字？ —— “監”字，就是一个有臣字眼睛的人附身照看鉴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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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看起来挺像“古文字”的仰韶文化半坡的“陶文刻符”，以及“二里头文化”夏时代的“陶文刻符” 它们这两者距离“殷墟甲骨文字”还差的远啊～～ 想不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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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 “殷墟甲骨文字”的【最直接前身】，并不是二里头夏时代的“陶文刻符”，更不是“新石器时代”的所有陶文刻符 而是近在【商代早中期】青铜器上的「图画铭文」——包括了族徽、人名等内容 这方才是“殷墟甲骨文字”的真正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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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是有人将信将疑的，“殷墟甲骨文字”的直接前身，难道不应该更像是“文字”，反倒是像一幅“图画”？ 有没有搞错啊～～～ 如果大家还是不愿意相信，楼主就举出世界“六大古文字”里的其它古文字，看一看它们的【直接前身】到底是像“文字”，还是更像“图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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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搞错了“殷商甲骨文字”的直接前身呢？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忘记了，“图画文字”是通过【简笔绘画】来描述外部这个复杂多样性的世界的 如果仅仅只是“非常简单”的寥寥几笔，又该如何描绘出一个复杂性的人和事呢? 比如，“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刻符所描述的内容，大多不过是一些较简单的数字和方位而已，顶多很偶尔地出现了极个别的人名/族名（比如“臣”字眼睛） 对外部世界如此简单的几笔描绘，该如何承担一个“复杂文字系统”所能涵盖的广泛社会内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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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人坚持认为，寥寥几笔的“陶文刻符”可以承担起描绘复杂世界的功能 那么只能说，你心目中的所谓“复杂世界”其实并不怎么复杂，比如「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就谈不上有多复杂，仅仅只是种田、渔猎和制陶而已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青铜时代」，有太多的新鲜事物涌现出来，甚至包括人类社会自己也产生了阶级分化（出现了王室贵族阶级） 在「新石器时代」所出现的寥寥数笔“陶文刻符”已经不足以反映出一个崭新的【新时代】 所以，就算是纯表意的“陶文刻符”，也需要进一步升级到更为复杂化一些的【图画文字】 ——这才是“殷墟甲骨文字”诞生之前的最大基础，画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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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汉字”起源于殷墟甲骨文，那么，甲骨文到底应该起源于什么呢？ 有人回答说，殷墟甲骨文起源于“二里头陶文刻符”，即所谓的“夏文字”——字形颇类似于“现代简体字” 楼主会立马纠正说，搞错了！ 在商代晚期出现（始于殷墟二期）的殷墟甲骨文，主要是起源于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图画”铭文】，它们大多属于商代前期的“族徽或人名”，字形类似于一幅“简笔图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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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古汉字”的成长阶段，大多数人是认为存在着以下的“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纯表意文字（“简单的”二里头陶文或兽骨卜骨刻符） ? 第二阶段：意音文字【殷墟甲骨文】 ? 第三阶段：更规范化的“篆文、隶书 ”（古汉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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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楼主却认为需要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也即，其中又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青铜器“图画铭文”阶段） 第一阶段：纯表意文字1（“简单的”二里头陶文或兽骨卜骨刻符）-----民间属性的陶工刻符，文字的“童年期” ? 第二阶段：纯表意文字2（商代前期青铜器“图画铭文”）-----上层属性的青铜器“族徽”图画铭文，文字的“少年期” ? 第三阶段：意音文字【殷墟甲骨文】（出现了“假借字或形声字”，有声音、规范化的甲骨文字诞生了！）-----殷商王室贵族占卜祭祀和族徽的专用文字，文字的“青年期” ? 第四阶段：更规范化的“篆文、隶书”（古汉字） -----从商周王室贵族流向春秋战国的士阶层，古文字的“定型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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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殷墟甲骨文的【直接源头】，应该是那些看起来颇像现代简体字的“陶文刻符”，而“陶文刻符”又是可以一路地往上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所以，我们才会认定了，殷墟甲骨文字有可能并不是“商人”最初发明出来的，而应该是由“夏人”，甚至比夏朝的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古人所发明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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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我们其实弄错了“殷墟甲骨文字”的真正最主要的【直接源头】 殷墟甲骨文的【直接源头】，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字形过于偏简单的“陶文刻符”，反而，是来源于商代早中期的带有美术“图画”性质的青铜器铭文——其中一部分“图画铭文”就是人名、族名和官名等文字 这就是楼主的观点，与大多数人所持观点的差异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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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吧，这样更方便于大家的真正理解 古代的“车”字，战车在先秦时期有多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战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事装备 古人在造出“车”这个古汉字的时候，真的是直接就写出“車”这个字形吗？ 当然不会的，因为如果这样写，谁也无法从字面上快速地领悟出这到底是个啥东西？ 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怎么见过战车的人，更是如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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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商人是怎么发明出“车”这个甲骨文字的呢？ 直接从“二里头陶文刻符”里寻找现成的字符吗？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夏人”其实也没有亲眼见识过“战车”这种很新奇的古代军事装备，从现代的考古发掘来看，战车实际上是出现于“商代晚期” 那商人该怎么办呢？只能画画了～～ 通过“画一幅战车的简笔画”，【车】这个字就可以被商人创造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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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字一定是从“夏人”或“新石器古人”那里捡漏而来 有没有想过，商代甲骨文里的很多字，其实是「青铜时代」才新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 商人到底有何漏可捡？ 比如，战车这种在“青铜时代”的商代晚期方才出现的军事装备，不仅夏人没有见识过，新石器时代古人更是闻所未闻，他们该如何“启迪”商人来发明这个【车】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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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提，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有不少字与“臣”字眼睛和“辛”字直接相关，或者与“军事和战争”直接相关 ——这些都属于尚武的商人最典型的特征！ 难道商人这些“典型特征”，也都是由别人所“启迪”出来的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那些“图画铭文”，其中一部分就是【文字】，大家可看到了图画里带有的“臣”字眼睛了吗？ 难道，商人的这些字也是别人教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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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僕”（仆人）这个字，商人是怎么造出来的？ 还是画一幅画呗，高高在上的“商王”(辛) 在说话，仆人在一边举着装垃圾的簸箕在一旁伺候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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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僕”字，很明显在描述着商王室的宫廷生活场景，下层人民（仆人）绝对不是造字的核心人物 “核心人群”永远是商朝的上层王室贵族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才是殷墟甲骨文字的最主要使用者！ 这就是为何，“殷墟甲骨文字”不可能是直接来自于民间的“陶文刻符”的根本原因是在，因为陶器使用者的档次还不够高，哪里比得过青铜器“图画铭文”的重要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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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的“真正文字”，记录的內容都是与当时社会上层，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而与底层人民没有多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殷墟甲骨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者是“民间人士”，而不是【上层统治阶级】 那可真是搞反了对象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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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殷商文字的产生存在两个最重要的阶段：图画文字(族徽)、甲骨文字(卜辞) 由于祖先祭祀和卜筮，是商代上层统治阶层（王室贵族) 最重要的宗教活动： 1、青铜器上的金文是商代的【正体字】（上层社会追求字体美观性），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族徽”一类的「图画字体」（反映礼制郑重，象形装饰程度高），这是因为青铜礼器主要用于商王室贵族的祖先神灵祭祀等 2、甲骨文则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可以看作是商代的一种【简俗体字】（为了追求契刻效率，而字形有所简化）。由于甲骨卜辞是用于商王室贵族占问吉凶，而在占卜的过程中的“王占曰、贞问”，甲骨文与古汉语的声音产生了明确的「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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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勉强把“殷商文字起源”部分说完，希望网管能把最后的一部分内容予以放行 楼主行文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何一直都在努力地写，是因为每天都行走在被删或被封的边缘上，能写多少算多少吧，能发出来内容已经算很多了，不由得顿生感谢之心～～ 期间天涯网管一路在与楼主随行，多次以特殊的方式来警示楼主的写作内容，他们的工作也甚是辛苦（晚至11点以后） 无论如何，楼主与不少的天涯网友们（不管是否回过贴）以及一路在提示的天涯网管们，都将成为未曾谋过面的朋友！ 谢谢所有的观贴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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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楼主在知乎又写了一篇幅较长的原创文章，是关于「汉藏分离」的大致过程，包括了“藏缅语族”的形成时间，以及“华夏文明”在河南中原的起源、北方长城地带“北狄人群”的形成过程等一些内容 如果有感兴趣者，可以前往阅读一下。链接如下，楼主是在回答复旦大学学者们所写的一篇关于“汉藏语系”的国际论文，只需要采用最新的时间顺序排列，即可以看到“鱼语”（我的知乎ID）对这个问题的较详细回答： 《Nature》杂志刊文复旦研究，支持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如何解读这一研究？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1628306/answer/2360290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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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上，对于复旦大学nature论文的回答，内容简介如下： 先是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汉藏分离」的具体过程，包括藏缅语族、北狄人群的形成、以及“华夏文明”的起源过程（夏商文明），篇幅比较长 最后一小部分，则是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解读复旦大学计算出来的“汉藏分离”年代，以及与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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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的2016年博士论文： 「现代华北汉族与甘青地区的古西北类型居民距离最近，现代汉族整体与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华北类型居民也有较小的距离。」 （黄河上游的“西戎族系”被归入古西北类型，北方长城沿线的“北狄族系”被归入古华北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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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高徒 2022-04-21 01:26:00 下面石峁遗址的这十几个头像，麻烦楼主讲一讲他们的来龙去脉。 ----------------------------- 石峁石雕文化，属于外来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进入到石峁古城的外来文化元素，有两个进入通道，一是，西北河西走廊，并由于“齐家人”的东迁带入陕北高原；二是，蒙古高原的西部 这两个进入通道颇类似于“玉料”进入石峁的路径，如下图的“红色线”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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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玉器、石峁古城玉器、三星堆文化玉器、二里头文化玉器、陶寺中晚期玉器，全都属于【华西系玉器】 石峁玉器和甘青地区的“齐家玉器”异曲同工～～～ 石峁所在的陕北地区至今没有发现【玉料】产地，和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一样 那么，石峁玉器和陶寺中晚期玉器的玉料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研究者认为，“甘青地区是主要的玉料输入地，贝尔加湖地区和阿尔泰地区则是次要玉料输入地”，就是上图的红线所示 西部的【华西系玉礼器】的确受是到过东部玉文化的一定影响（上图的绿色线所示），但是，华西系玉器 ≠ 东部玉文化，这是因为【华西系玉器】也具有很明显的自身风格，是自成一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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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石峁古城所出现的“外来的”文化元素，都是从西北“河西走廊”，或着“蒙古高原西部”进入的 故而，石峁的人像石雕文化，基本上来自于这两个“中亚文化”，一是【奥库涅夫文化】，二是【切木尔切克文化】 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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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人群来源还是文化元素来源，石峁遗址都属于龙山晚期-夏早期“多样性化”较高的地区 既有晋陕高原本地（河套“永兴店文化”、晋中“杏花村文化”）的来源，也有西北甘青（“齐家文化”）、陕西关中（“客省庄文化”）的来源，甚至还有外来的“北方草原来源” 也正是这一“集大成”的特点，石峁古城成为了龙山晚期至夏早期的一处非常耀眼的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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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近的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测年数据出来了 三星堆六个新祭祀坑的「埋藏年代」： 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的范围之内】，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六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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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者一般把三星堆遗址分为四大期，其中： 遗址第一期一般认为应属于“宝墩文化”； 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属于广汉“三星堆文化”； 第四期则属于成都“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八个器物坑的分期序列在第三期(广汉”三星堆文化”)、第四期(成都“金沙文化”)之间，也就是说，广汉“三星堆文化”的衰败时间和成都“金沙文化”的兴盛时间，是和中原地区商周改朝换代的情景相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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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成都平原， 广汉“三星堆文化”（夏商人的兄弟“齐家文化人+雅利安人”）被成都“金沙文化”（周人的兄弟“寺洼文化人”—姬姓犬戎）所取代 在河南中原地区， 商人所建立的“商朝”，被周人所建立的“周朝”所取代 ——这两个地区（两个璀璨的东亚青铜文明）就像镜子一样互相映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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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器物： 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甘肃、陕西、河南以及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各坑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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