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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11页] |
| 作者:gtfz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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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司马迁所获取的“商代世系和夏代世系”，两者的来源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晚商发明了甲骨文字，所以，商代不仅“有典有册”可以流传下来，而且，周代对前朝商代仍保留有较多的记忆，无论是文献传承还是记忆传承，周人（也包括宋人）对于前朝的追述不至于太离谱 但是，对于夏朝则不同了，既没有可记载的文献能流传下来，相距的年代也更为遥远，我们凭什么就认定了，【战国时期】对于夏朝的“复原”，会是一种真实性的描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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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获取的所谓“夏代”信息，其直接来源就是【战国时期】诸国文人的文学再创造！ 这种完全脱离文本文献可考证，纯粹是“凭空想象”就能还原一千多年前的夏朝？ 我们现代人可有能力做到，“凭空还原”一千年前的北宋初期的详细历史？ 如果我们现代人都做不到，凭什么【战国时期】的文人就可以轻松地做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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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在殷商时期尚未有任何的文本记载，但是， 从西周中期开始，这个传说故事开始流行起来，至春秋时期已经广泛流行于“东、南、西、北、中” 到了战国时期，大禹的“家谱”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若是还不相信“大禹”的存在，似乎是对不起周代古人的这一番辛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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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禹治水”这个神话传说故事，是否真的是从上古“发大水时代”的某个历史原型人物脱胎而来的呢.? 倒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周人的风格是行事有一定的分寸感，说话从不会过分地离谱！ 而且，“禹”这个古汉字在殷墟甲骨文卜辞里并未出现，不过，在西周金文里确实出现了 既然是始于西周的古汉字，周人当然知道“大禹”的历史原型应该是谁；就如同，“夏”这个字，也同样是在西周时创造出来的，周人亦知道“夏人”是何许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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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古汉字“禹”是如何被西周人创造出来的！（古汉字的造字法是最诚实的证据，从不会撒谎的） 金文“禹”的造字本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抓捕“虫”(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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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的造字本义，居然是和“虫(蛇)”有关系！ 而“夏”字，则是和“绵阳弯角+臣字眼睛”（西北齐家元素）有关系，这两者像是一家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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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汉字的造字法里，到底有哪一些的上古族群其名称与“虫(蛇)”有直接的关系呢？ 比如， 南蛮的“蛮，亦+虫”，也是蛇族。古代南方土著人群，自古以来就有“食稻啖蛇”的南方文化传统 蚩尤的“蚩”。蚩尤，是南方部落九黎的酋长 祝融的“融”。祝融，“南方火神”，在南方地区备受推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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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汉字的造字法来看（最诚实的证据）， 无论是“大禹”，还是“南蛮”，亦或是“蚩尤”、“祝融” 这些古人皆为“食稻啖蛇”的古代南方稻作人群的来源背景～～ 大禹，不可能是“西北古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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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于“大禹”的来源背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具有很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里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 。」 ——很显然，在西汉司马迁的眼里，先秦华夏族(炎黄集团) 的来源与兴盛与【古西北地区】大有关系 但是，司马迁又在《史记·夏本纪》里言：「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华夏民族到始祖“大禹”居然跑到了东南地区“会诸侯”，并且还葬于江南，难道这是落叶归根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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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下商朝，商王是在东南地区“大会诸侯”吗？当然不是 《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成汤建立殷商，西北地区的氐羌，没人胆敢不来献享，没人胆敢不来朝王 根本就没有提到东南地区的古代南方稻作人群，比如，百越族、百濮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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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由于西汉初期距离秦初很近，这段历史记载司马迁不会搞错的，所以，“大禹”果然是葬在了江南地区的会稽 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时古百越族的地理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百越，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诸越，《汉书》作“越”和“粤”是通假字） ——至汉代时，上述区域是东南方沿海一带“古越族人”(百越、百粤)的主要分布区 汉武帝灭东越国，迁东越之民至江淮地区（「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史记·东越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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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大禹”到底是西羌人(古羌人)，还是古越族人(江南人) ？ 如此看来，司马迁的说法颇有自相矛盾之处！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 vs “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 现代所有专业研究古籍文献的人，不妨先解决好这个最大的“矛盾点”吧，再来谈“大禹”和“夏”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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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夏启之父是江南人“大禹”，夏启之母是涂山人(东南人) 但是，夏启是【西北黄帝一脉】的，因为夏启可以被称作「帝」（帝字里面有个“辛”） 但是，江南人“大禹”无缘进入「五帝」的行列，也即“大禹” 从来不算五帝之一！ 这可有意思了，大禹的治水功绩什么大，都称不了“帝” 他的儿子“夏启”和孙子们倒都有这个资格了—— 《史记》中还有「夏后帝启」、「夏后帝相」、「夏后帝少康」的说法，「后」与「帝」并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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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上，曾经也有人在质疑楼主的观点 楼主回答说，上百的考古队员忙乎了几十年，啥结论也没有得出来，这倒成了大功劳 我们民科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新思路，这倒成了大过错！ 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无功就是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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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当“周文化”开始形成的时候，西周人造出来两个古汉字，一个是“禹”，一个是“夏” 这两个字是同一个造字本义吗？显然不是 禹，造字本义是“南方捕蛇人”。由于南方地区常发大水，来自于江南的大禹擅长治理滔天洪水，再合理不过了 夏，造字本义是“西北养羊人”（绵羊弯角+臣字眼睛）。距今40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开始变得“干冷化”，西来的牛羊马畜牧业逐渐地在西北甘青地区兴盛起来，很少见到发大水的西北古羌人，怎么可能很擅长治理洪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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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人虽然在同时代造出来这两个字，但并没有把“禹和夏”直接关联起来！ 也就是说，“禹是禹，夏是夏”，两者各行其道。并且，这种简单关系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战国时期文人的附会和添油加醋，不仅禹和夏各自的故事开始增多起来，就连他们之间的关系居然也变成了“父与子”的直接传承关系——“江南捕蛇人“居然可以当“西北养羊者”的亲爹！ 于是，原本在西周时期是极其简练的两条相对独立的故事线，在战国时期开始变得生动起来，并且，两者居然还融合为一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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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眼里，还有什么比“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更能吸引人和津津乐道的呢？ 就如同，我们全都打心底里期望夏朝是一个气势恢宏的霸气大王朝，可如果不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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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国人的潜意识里，作为古代中国的第一个正式朝代，「夏朝」必须是惊天地、泣鬼神一般！ 于是，便有了“大禹涂山会诸侯，万国执玉帛来朝”的壮观景象！ 而相比之下，商王朝的建立则显得要寒酸一些了，也就西北的那些氐羌部落来朝贺，充其量三千诸侯吧 （《逸周书·殷祝》记载：“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吕氏春秋·用民篇》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然而，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结果，商王朝是一个非常强势统一的“帝国”般的大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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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铸九鼎”，夏禹这功劳该有多大啊～～ 禹铸九鼎，夏朝被商所灭之后，这九个鼎就迁之于商朝的都城亳邑。“武王灭商，迁九鼎于洛邑“（《左传》） ——但是，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结果，古代中国最早的青铜鼎，是由“商人”(北狄化齐家人) 铸造出来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早商），哪里是“夏人”的功劳呢？更谈不上是“大禹”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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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的礼仪制度，皆为“重酒礼器”的礼仪制度！ 比如，夏人(齐家人)的陶质酒礼器是指由【爵、鬶、盉、觚组成陶质酒器组合】；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铜礼容器”出现以后，陶礼器地位降低，礼器组合开始以“铜礼器”为核心。二里头最早的青铜礼容器——作为温酒和饮酒器具的【“铜爵”出现于第三期】，应属于「二里岗早商文化」系统。二里头的北狄化齐家人(商人) 是以【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铜爵】为铜礼器组合，陶礼器组合形式也是以“陶爵、陶盉”为定制 因此，二里头酒器礼制具有“一贯性”，“二里头文化”中的盉、“商代”的盉都应是「鸟」的造型。西北甘青“齐家文化”也有陶盉，还有“陶鸟头、鸟形器、鸟形壶” “列九鼎”的礼仪制度是西周的礼仪制度。从西周中期开始，西周明显减少了祭祀用的酒器，而生活使用的食器增多、水器开始出现，并且形成了西周的【“列鼎制度”】 所谓的“大禹铸九鼎”，不过是在抄袭周代的“列九鼎”礼仪制度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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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划九州(禹贡九州)”，这属于至【春秋战国】时期才有的晚出概念！ 春秋齐器叔夷钟铭文记载，成汤“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作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商颂·长发》：“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 ——意思要建立起各州对中央朝廷的贡赋制度 但是，划分天下为「九州」的观念，不仅不会产生在西周时期，更不会产生于商代、或早于商代的夏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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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以“商”具体指商王中心地区的 比如《殷契粹编》907：“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 王占曰：吉。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 ——这里的“商” 同四土相对，不难体会它是指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四土】则是指中心地区以外的区域 也就是说，一直到商代，尚未出现“九州”的概念，只有【四土+中商】的地理概念形成！ 到了西周时期，也还没有出现“九州”这个词～～ 凭什么年代早于商代、西周的夏初，就已经提前出现了要到“春秋时期”才开始有的“九州”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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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禹贡九州”这个说法，更是要晚至“战国时期”才会有的“大一统”贡赋制度 ——各州对于中央朝廷的贡赋制度 这种“大一统”的战国思想，怎么可能穿越过了西周和殷商，直接跑到了“夏代”的初期去了？ 夏代初期是个什么时代？——「逐鹿中原」的大杂烩时代 啥都还没有彻底搞定呢，就已经急吼吼地要构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贡赋制度了？ 大禹果然是时代巨超前的一路“神仙”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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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重脱离时代基础的所谓“大英雄”，除了在文人的文学创作里可以见到之外， 在现实生活里真的能够见到吗？ 这种脱离现实意义的虚构英雄，除了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夏朝是一个多么气势宏大的大王朝啊！ 如果现代的考古发掘结果让所有人都有所失望了，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一个？ ——究竟是现代的考古证据，还是战国文人的文学创作？ 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又该如何实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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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补充一个内容，是关于楚国的来源 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史记· 楚世家》记载： “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 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 殷之末世灭彭祖氏。” 《诗经· 商颂· 长发》记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昆吾氏、豕韦国先后被商汤所灭；在殷之末大彭国也被灭（彭城，也即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所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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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底层民众的来源 春秋时期，楚国不断并吞与之相邻的江汉地区的一些南方小国而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南方地区的一个超级大国。江汉地区的“濮地”被楚国所并，【“濮人”成为了楚国底层民众最主要的来源成分】 《史记·楚世家》：“（楚武王）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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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强调他们和楚人不同族： 《左传·成公四年》：“【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楚君也承认自己是南蛮人： 《史记·楚世家》：“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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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于“夏朝”的探索，主要都是基于古籍文献的记载而已，并不是基于考古发掘的结果 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它是否与“夏人”有关系？这是需要证明过的。但是，二里头遗址肯定是与「早商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二里头文化与“商人”必有关系，难怪西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姓商（与“夏”无关），因此华夏文明始于“商文明” 但是，我们中国人可不这么认为，因为自西周中期以来的各种周代文献里均记载有“夏”的存在，并且，“华夏”一词也是周人的自称～～ 如果说“夏朝”是子虚乌有的一个朝代，这会让所有的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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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是周人的自称？ 当然！“有夏、区夏、华夏、诸夏”，都是周人的自称 诸夏———凡是遵周礼、守礼义，并与周人有着亲缘关系的“血缘群体”，则统称为“诸夏“ 周灭商后，周人成功入主中原发达了，就开始自称为“华夏和诸夏”（还讲周礼），然后，把那一些不要好的亲戚们——“戎狄”，都贬入被中原所鄙视的“蛮夷”之列！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管仲言于齐桓公） 因此，先秦时期的“华夏和诸夏”的定义，依靠的是两个判断标准：【华夏血缘 + 周礼】 ———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周代邦国，才有资格被称作“华夏和诸夏” 【现代汉族】 = 先秦华夏族 + 文化汉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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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周人贬入“戎狄蛮夷”之列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姬周的同宗兄弟——犬戎 说起这个“犬戎”，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如论厉害程度，犬戎绝对在“姬周”之上！ 然而在晚商时期，商王武丁枪打出头鸟，痛下狠手教训的，第一个就是“白狄”阵营里最厉害的犬戎，其次才是羌戎 犬戎遭受了商王武丁的沉重打击之后，活得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到处流窜（当然是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等他们又流窜回陇东高原的时候，是把早期不得志的姬周部族驱赶下了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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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犬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姬周族被赶下岐山之后反而因祸得福 与同样遭受了商王朝不断打击的姜戎部落形成联盟合力，并且还利用了姬周讲德的优势四处拉拢人心，并成功策反了一些殷商贵族 总而言之，成功入住中原地区的是“姬周”外加姜子牙部落，而并不是“犬戎”！ 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就已经注定了，犬戎和西周王朝是不会和谐共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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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比姬周族厉害得多的犬戎，如何甘心臣服于西周王朝（需要听周王室的号令），还要进贡、并讲“周礼” 对于四处流窜惯了的犬戎，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做到呢？ 也许对于犬戎而言，若能灭掉西周王朝，那才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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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文化上讲，“犬戎”就是形成于甘青地区的「寺洼文化」 西周王朝把反周失败的秦人（一部分商庵人）从东夷地区强迫迁往西部甘肃，除了为周王室养马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付犬戎 从此以后，犬戎和秦人反复较力，犬戎压而不倒，打而不散 秦人与犬戎的较量曾很惨烈。周厉王十一年，西戎灭大骆“犬丘”之族。周宣王三年，秦仲奋起伐最后死于戎难，秦仲伐戎是为了光复宗邑故都，所伐之戎应在西汉水流域。秦庄公居“西犬丘”时局势也没有完全稳定下来，襄公之兄世父还曾被戎人掳去。直到被封为诸侯，秦人才实现了对陇右的完全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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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犬戎和秦人之间并无直接的仇恨，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只要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已 因此，犬戎和秦人的关系是，【既犬牙交错，又相互对峙】 这就令初来尚未站稳脚跟的秦人，拥有了起码的生存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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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1年，申侯和犬戎联合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以兵救周。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以功封诸侯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犬戎灭周，正值其声势最盛之时，进入东周初期（春秋初期）却急转直下，在原住地（甘青“寺洼文化”）却突然销声匿迹了，考古学上难觅踪迹，原因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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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戎在其早期发源地——甘青地区“寺洼文化”的突然消失 可以一定程度上解读为是秦建国后大举扫荡诸戎有关系。秦人一方面整合陇右故地，另一方面东进关中，秦伐戎、灭戎、逐戎，外合匡扶周室之大义，内应领土扩张之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寺洼文化人群向西、向南大规模迁徙。其中向南沿横断山脉东缘，进入川西北高原，是主要的迁徙路线。在岷江上游理县、茂县从战国未年至汉初的石板墓中经常可见到马鞍形口罐和双耳罐，是冉駹族的遗存，与“寺洼文化”有渊源关系；寺洼文化人群也是西南藏缅人群（主要是“乌蛮系统”）的最重要来源！ 当然，进入到关中地区的犬戎，一部分为秦国和其它诸侯国所吸收～～ 还有一部分犬戎分散至北方长城地带，成为后来的“南匈奴”一个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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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西南“乌蛮系统”建立了西南地区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南诏国」 南诏国在早中期时和中原唐王朝的关系还行（有好有坏），但是在晚期时，南诏国长期与唐朝战争，宋威、髙骈等率唐军数次大破南诏军，南诏国“屡覆众，国耗虚” 而北面的匈奴长期与汉朝的军队作战，至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 总而言之，不管是犬戎还是其后裔，他们所遇到的对手，个个都有很强悍！ 犬戎永远也出不了头，几乎是命中注定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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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特意地提到“犬戎”，因为他们也是成都“金沙文化”（三星堆文明的第二期）的主要人群来源之一 我们可以看不起犬戎，但是，却没有理由看不起成都“金沙文化”！ 由于犬戎和商人的关系不好，和西周的关系也不和谐 这就导致了，成都“金沙文化”的青铜矿料来源，常和中原地区不太一致 不妨对比一下之前的广汉“三星堆文化”，三星堆的青铜矿料来源则常和中原商王朝共享同一个矿源 成都“金沙文化”在矿源上的特立独行，反映了犬戎与中原地区先后两个王朝（商和西周）的关系不融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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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对于西戎和北狄等蛮夷的贬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中原王朝的号令，也不讲周礼（喜欢侵袭之类的战争），在行为和风俗上显得很野蛮似的 不过，单从技术上讲，戎狄部落未必就一定是很落后的，他们和中原王朝的技术差距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比如，下图就是战国晚期时的西戎豪华马车，凡是在先秦时期能够生产出豪华马车的古人，在技术上就相当于现代人能够生产出豪华汽车来 请注意豪华马车上面的装饰纹饰——云雷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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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张北狄“中山国”的十五连盏铜灯（下面右图），其造型是不是颇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二号青铜神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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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张西戎的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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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里头夏商文化的分界，不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2000年前后，邹衡的“二里头夏都说”成为新的学界共识。近些年，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 二里头到底是姓夏，还是姓商，许宏一直坚持他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只要考古发掘没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铁证出土，二里头到底姓夏还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没有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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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说二里头仅仅只是“夏都”，这个说法是不能够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结果完全相对应的。因为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里，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早商文化」元素！我们实在是无法把“商人”从二里头都邑里给一脚踢出去 那么，干脆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如何？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归“夏朝”，三四期归“商朝” 这样的“二里头夏商分界”方法似乎是比较合理的，夏、商两家索性对半分呗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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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和三四期在时间长度上都是持续大约一百年左右，基本上是对等的 但是，从【高科技贡献】的角度来看(与文明的产生大有关系)，九成的复杂先进器物都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而一二期的高科技贡献份额占比实在是很有限，这岂不意味着，“二里头文化”的最主要高技术贡献者依然是商人，而一二期的“夏朝”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文明元素可看了！ 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其本身就不够气势恢宏（比不过石峁古城等），如果只有“一二期”划给夏朝，那这个夏朝还能有多少吸引人的卖点可夸耀？ 于是，这个夏商分界的对半分方案只能被否决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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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一下，自从“北狄化齐家人”（商人）进入到二里头都邑之后，他们给二里头文化带来了多大的技术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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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从“高科技贡献”的角度来划分二里头夏商，不是太合适（准确地说是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就换一种角度——以二里头【夏商政权更迭】的角度来划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 二里头都城废弃时间”，来决定【夏商政权更迭】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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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二里头都城废弃时间”又存在着争议！ 关于二里头都城废弃时间，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另一种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仅在于——“四期晚段“时二里头都城是否已经废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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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都城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 最关键的理由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晚段，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 和岳石文化（东夷文化) 特征的器物成组地出现于二里头都城中心区，虽然外来陶器的占比并不算高(大约15%），但是它们在四期晚段突然出现于二里头都城，这一变化应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文化代表的对立政权入侵二里头都城，也即商汤灭夏的结果；同时，郑州的两处二里头文化城址大师姑、望京楼相继废弃，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没有出现其他二里头文化城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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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二里头都邑废弃的时间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 关键的理由是，从宏观的聚落布局上看，不惟1号基址，其它如2、4、7、8号等始建于第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在这一时期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2号基址后又兴建起了6号基址，宫城以南围垣设施的北墙得以加固增筑(3号墙)，服务于贵族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仍在使用，随葬有青铜和玉礼器的贵族墓频出，二里头都邑持续在兴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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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一种观点，二里头都邑的【夏商政权更迭】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毁城现象！ 而且，也没有将二里头都邑的居民消灭掉（人口并没有减少），也没有将二里头遗址上的设施毁坏掉，同时并未撤出二里头遗址，而是继续使用二里头铸铜作坊等设施，并生产出具有典型的“二里岗早商文化”系统的青铜容器 不仅如此，还新修建新的6、10号基址，新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高规格器物还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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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政权更迭”过程解读为——怀柔政策 朱凤瀚先生也提出了他的解释：【商文化的入主并未使居住于二里头的二里头文化所属族群的居民(应不包括原都城统治者)的生活发生根本变化】，这种情况可以使人想到周武王克商后对多数未反抗的商人贵族采取的怀柔政策。根据《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纣子武庚仍受封而继续主宰旧商都。《史记·殷本纪》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这意味着夏人的居住中心未能因此移动，二里头遗址在进入商纪年后并未立即荒废，原居民生活方式仍持续一段时间，似可与此类记载相印证。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二里头遗址在三期或四期已经为商人所控制。但其间不无疑点。如果二里头遗址前期是夏，后期是商，何以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相对连续呢？为何二里头遗址在夏、商更替的过程中未遭明显破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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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现“二里岗早商文化”系统的【青铜容器】，并不是晚至四期晚段，而是早在“三期晚段”就已经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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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人提出这样的困惑问题：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二里头遗址在三期或四期已经为商人所控制。但其间不无疑点。如果二里头遗址前期是夏，后期是商，何以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相对连续呢？为何二里头遗址在夏、商更替的过程中未遭明显破坏呢？ ——产生困惑的关键原因在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夏人和商人】其实是同源性的兄弟关系！ 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才会真正地去理解，“商人”究竟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兄弟“夏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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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二里头遗址在三期或四期已经为商人所控制”，是因为在二里头三四期里，“商文化”元素已经很明显地存在了！ ——这就意味着，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里“商人”必定存在，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 我们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里，是否存在着“夏人”? 如果存在“夏人”，他们与偏晚一些才进入到二里头的“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两者各自的狭义「族属」又是如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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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陶器」来判断不同古代人群的来源，这是考古界常使用的方法之一 我们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刻符上，发现有“臣”字眼睛～～ “臣”字眼睛是商人的典型文化标识，简直就是“商人”的最爱！ 商人进入到二里头都邑的时间，是“二里头二期晚段” 可为何“臣”眼睛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陶器上都出现了，而在“一期”的时候，商人还尚未进入到二里头都邑 除了商人，还有谁也同样热爱“臣”字眼睛？——西北甘青“齐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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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古发掘已经知道，“花边口圆腹罐”(花边罐) 是二里头文化早期具有显著特色的一类陶器，自二里头文化一期萌芽，二期发展到全盛，三期逐渐衰退，四期渐趋消失。其器类典型、出土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是二里头文化陶器组合的核心之一，甚至有学者说此类器物是衡量某一文化遗存是为二里头文化的标型器 但是，【这类器物在中原地区找不到其前身】，二里头文化“花边罐”的来源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大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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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山时代晚期-夏时代，二里头文化元素——“花边罐”，在中原腹地在不断地扩张和渗透！ 他们就是热爱“臣”字眼睛的【齐家人】，也即外来的【夏人】～～ 而中国的学界却一直在把“河南龙山文化”本地稻作土著居民给误判成了“夏人”！ 正是因为这一误判的结论，导致了我们始终无法理解一系列的困惑： 1、商人为何对夏人如此地手下留情、并且，两者还能够和平共处？ 2、如果二里头遗址前期是夏，后期是商，何以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相对连续呢？ 3、为何二里头遗址在夏、商更替的过程中未遭明显破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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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龙山时代晚期-夏时代，“齐家花边罐”在中原腹地的不断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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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齐家人（还有石峁人）向中原腹地的强烈渗透，带来的不仅仅是“花边罐”这一种因素，还有“陶盉”、红铜/青铜技术、华西系玉礼器、绿松石器、小麦、黄牛、绵羊、卜骨等一系列的【西北文化元素】 ——正是这些“西北文化元素”，方才是中原地区出现的“夏文化”元素！ 而中国的学界却一直在把“泛东文化元素”，错误地当成是“夏文化”的核心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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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夏人的关系，并不是“异族”关系，而是同源性的“兄弟关系”！ 商人(北狄化齐家人) vs 夏人(齐家人) 北狄化齐家人 = 东进的齐家人 + 北方长城沿线土著居民（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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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武力的商人，只有对他们的兄弟们，才会手下留情的～～ 商人的这种做派，有点儿类似于当今的美国 美国也是很尚武的，但是，美国对于它的兄弟联盟（“五眼联盟”）是很关照的 但是，对于五眼联盟以外的欧洲人（例如德国），就曾经大打出手过（二战），哪怕他们之间也算是远亲 犬戎的处境也有点儿类似于德国，想要崛起却直接被打残！当然，犬戎的结局还不如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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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搞清楚了，“夏人”是“商人”的同源性兄弟关系——两者皆来自于“齐家文化” 方才能够明白，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陶器上出现的“臣”字眼睛，到底来自于哪里？ 方才能够理解，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其它遗址出土的卜骨上，竟然刻有属于甲骨文系统的“羊+臣字眼睛”的字符 方才能够明白，为何二里头文化从一期至四期，“酒礼器”的礼制文化发展具有一脉相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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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武力的商人，的确能够做到与他的兄弟们和平共处 这也许是我们所没有想到过的状态～～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人与三星堆人在长江中游的和睦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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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早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阶段，就受到来自成都平原的强烈文化影响 “三星堆文化”因素出现于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宜昌中堡岛、路家河遗址等 中原地区的夏人（二里头文化）也同样在向长江地区的扩展，其年代上限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下限则为二里头文化三期 随后，中原地区的商人（二里岗文化）也在夏商更迭的时候，向长江中游扩张！ 可以说，夏商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不仅有广汉三星堆人，还有二里头夏人和二里岗商人，全都聚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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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张地图，是商代二里岗上层文化一期的时候 从这张地图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三星堆人和商人”的各自文化影响范围已经处于比较相邻的状态了，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而爆发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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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显然对于长江中游铜矿的控制能力处于主控状态！ 这就是为何，早商时期的商盘龙城和郑州商城，青铜器最早繁荣起来，因为青铜文明的繁荣兴盛是需要大量的铜矿的 商人的势力范围甚至向南越过了长江，到达长江南岸的江西吴城遗址，还有湖南岳阳的铜鼓山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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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湖南岳阳下面的“汨罗”这个地方，最近刚刚新出土了两件“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之一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属于国宝），是两件用来“盛酒的”青铜礼器，因为商人重视“酒礼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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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左图的国宝青铜器上看到了什么？ ——商族的标志性文化元素，【弯角绵羊 + “臣”字眼睛】 这几乎就是商人的“无声语言”，它在告诉我们“商人”到底是谁？ 可是，我们都反应过来了吗？ 似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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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的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何以坚持以“文字”标准，证明二里头为“夏都或商都”的可能性？ “在上古时期的考古学领域，有大量的问题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到目前为止，几乎不能排除任何假说代表的可能性。”许宏称，“我一直在说，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是你要让我说它肯定是夏，这个我接受不了，因为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作为学者的底线和准则。” 许宏说，考古学家童恩正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提出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英国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弧」的概念，指东南的中原地带和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中间的半月形区域。在弧和带上，是沟通东亚腹地跟西北地区的纽带和桥梁，这种碰撞才导致了三星堆的出现。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弧”是大众应该了解的文化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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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二里头文化”的定位，国内学界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二里头遗址为“夏都” 2、二里头遗址为“早期商都” 3、二里头遗址为“前期夏都后期商都” 4、二里头遗址“既非夏都也非商都” ———————————— 第4个观点其实可以排除掉了，因为在“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里，全部都出现了“臣”字眼睛！ “臣”字眼睛，不仅仅是商人(北狄化齐家人) 的最爱；同时，也是夏人(齐家人) 的文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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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二里头文化”中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字体系，但是， 在二里头陶符里所出现的“臣”眼睛(图画文字)，的确是后来的殷墟甲骨文里三个古汉字的早期“前身”----【臣、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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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对于【“臣”字眼睛】毫无反应，没有任何的感悟敏锐度 又该如何寻找到二里头里的“商人或者夏人”呢？ 同样的，如果我们对于【弯角绵羊】也同样反应迟钝，甚至完全认错 还如何能够联想得到，“商人或者夏人”其实都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古代养羊人群呢？ “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面的“兽面纹”( 饕餮纹)，实际上就是殷墟甲骨文里的两个古汉字的早期“前身”----【善，祥】（善通祥，意思是“羊”是善良安详的动物），起码可以证明二里头文化(“夏或商”) 必定与西北地区的古羌人存在着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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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教授表示，他本人当然也希望挖出甲骨，最好那上面就写着一个“夏”字 但是，“夏”字是西周人塑造出来的一个字，怎么可能很早就出现于“夏代”呢？ 如果我们真想寻找到能够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或商”的文字证据 古文字的早期前身-----“图画文字”也同样是能够派上用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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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的第一、第二号宫殿建筑基址的朝向是北偏西的，而偃师商城的朝向是北偏东的】，这就是殷人尊东北神位的具体反映。这是从考古学上区分夏商两代物质文化遗存最具体、最明确的历史见证。当然还有14C测年数据的证据。 进入二里头四期后，偃师商城开始新建；二里头四期结束的时候，偃师商城猛然扩张。时间上看又大体上“一兴一废”这一现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言下之意，由于偃师商城是商人的城市，如果夏朝不灭，没有人能在距离夏朝首都仅六公里的超近距离地方，新建一个军事堡垒） 这就是为何现在的大多数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赞同，「夏商分界」应该是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更精确地说，是在二里头四期的早段、晚段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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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我们把“二里头文化”的主体部分都定义成是「夏都邑」，但是，商人在二里头文化(自二期晚段起至四期末) 的存在感根本就无法抹去，商人甚至是二里头文化高技术贡献最多的来源。因此， 夏朝，不过是头顶着“夏朝”的头衔(统治政权)，却行着「商文明」(高技术) 的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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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和商”本来就具有「同源性」，类似于上述二里头这样的“图画文字”，在商代也同样出现了，而且年代要早于殷墟甲骨文 比如，在商代早中期的“陶文”里也会出现有关【眼睛】的图画字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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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要说的一个话题，商代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 为什么商代青铜器上会出现“族徽”？ 由于商王朝并非是秦汉时期的那种中央集权制的帝国，而是“方国联盟制”（方国是部落性质国家）。故而，商王朝可以看成是由一个最大的方国(盟主) 与其它诸方国组成的“方国联盟”，盟主与其它诸方国的关系既可能有“血缘上”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也可能仅仅只是臣服的异族关系（少部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先秦时期的国家(方国) 其实都是“部落国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地缘国家”含义并不完全一样。我们不能用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去解读先秦时期的国家(方国)。先秦时期的国家(方国)，基本上都是由“血缘亲属关系”结构起来的氏族部落 青铜族徽，就是用来表示青铜器的所有权的，实际上是对应于部落里的“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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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也有贵族族徽，也是用来彰显家族血统和荣耀的标志！ 与商代青铜器上的族徽标志相比，欧洲贵族族徽都是“图画”，而不是文字 而商代青铜族徽则是「图画(或兼有文字含义) 」，其中一少部分可称之为“图画文字” 虽然这一少部分“图画文字”（带有美术性质）并不是真正的古文字，但是，它们的确是后来的殷墟甲骨文字的早期“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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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古代的“姓“和“氏”？ 姓是“部落”的标记，氏是“家族”的标记～～ 古代“姓”和“氏”分用。【姓是总的，氏是分支】，后来姓和氏不分，可以混用 如果把“部落”比作是部落国家，那么“氏族”就相当于大家庭。每个“部落“ 都会有一个独有的【姓】，部落里面的“氏族”(家庭) 也都有一个区别彼此的旗帜，这就是【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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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婚制与外婚制 “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婚配制度就是内婚制，所谓内婚制就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部落成员只能与同部落成员进行婚配，但彼此必须属于不同氏族，即便是到了现代，某些族群还是保有这种习俗而不与外族通婚。 这种内婚制的习俗一直保留到商代，武王伐纣之后，周族的外婚制取代了商族的内婚制成为主流，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同姓不婚”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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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代的青铜“族徽”对应的是部落中的“大家庭”，因此，性质有些类似于“姓和氏”（尤其是氏） 商代青铜器族徽文字性质为【族氏】名称，是铜器所有者氏名的记录，其作用主要在于【标明族属或铜器的所有权】。从有些金文族徽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情况来看，说明族徽确实是文字而不是“图形”，而且是当时使用的族名文字 也就是说，殷墟甲骨文的早期「前身」，不仅仅是来自于陶文或卜骨刻符，或着玉器陶器上的朱书、墨书文字，还有来自于青铜器短铭文的“族徽”图画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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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青铜器的“族徽”标记，本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化的大话题 但为何又要将这个复杂化的话题，尽量地简单明了地说出来，其实是为了探索“商族”的来源背景 因为“族徽”不会撒谎，就如同殷墟甲骨卜辞也不会撒谎一样！ 这些都是最为真实可靠的历史信息记载，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真正最靠谱的历史信息给轻易地忽略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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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青铜器“族徽”铭文的简单化分类 单一族徽、复合族徽 或者， 与人事有关的族徽、动物类族徽、植物类族徽、器物类族徽、抽象符号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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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类族徽 在商代青铜器“族徽”铭文中，【动物类族徽】最为引人注目。以某种动物作为族氏名的现象，在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中较为常见。这些动物类的族名，常见有牛、豕、犬、羊、马、鱼、鸟、虫、兔、鹿、虎、象、龙、凤等 通过分析动物类族徽，不仅有助于现代人去了解商代时期的动物种类，以及动物在中原地区的存在与分布(如虎、象)，从而推知当时的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与今天所存在的差异 同样，通过对家禽家畜的统计与分析，也可以考知当时家庭牲畜饲养业的发展概况，有助于分析判断商族的生业来源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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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最常见的“动物族徽”有以下五种： 1、虎，10余件 2、象，7件 3、牛，6件 4、豕，30件 5、羊，60余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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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羊”最多，其次是“豕” 从动物族徽的数量来看，商族很可能是北方地区“半农业半畜牧”的古代人群！ 而且，商族对于“羊”非常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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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判断出商族对于“羊”非常熟悉呢？ 第一，“羊”字写法与其它家畜相比，虽然早在殷墟二期已经出现，但几乎不见有如牛、豕一样描绘羊全身的写法，似乎很早就有以羊首代羊的简化意象字，多见以卷角、双耳及三角形脸代替全身。金文“羊”的简化意象字出现较早，【说明殷人对羊较为熟悉，故其饲养必早】。从殷墟卜辞来看，羊作“ ”形，仅示羊面及二角而已，亦为简化字。从羊之字有，分别像公羊和母羊；又有，即牧，为牧羊之会意。另外卜辞中又有等字，其中前二字可能为驱赶羊群的示意，可视为当时以“群”放牧的反映；后二字象在羊头上系以绳索并以手牵扯的示意，应是当时单个放牧的反映，这种写法亦见于金文(图三九,25)。由此可知，商代养羊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群体放牧，其二是单个饲养或放牧。 第二，从“羊”字形来看，卷角形始见于殷墟二期铜器，至殷墟三、四期出现了折角形，其使用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乃至西周中期，同时卷角形一直存在。我们知道，羊的种类有绵羊和山羊两种，绵羊多见卷角，山羊多见折角。因此，这种情况说明，商人养羊在殷墟二期前后以绵羊为主，殷墟三期出现了山羊饲养，从殷墟四期开始一直到西周中后期，似乎饲养山羊的数量已经较多，故其字多写作折角羊形。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殷墟卜辞中的“羊”有用作族名之例】，如卜辞中有妇名“婦羊”(合集6479),又有“羊入十。”(合集17405)说明卜辞羊字与羊族有关。 从字形上看，野生动物比家畜象形程度高，而家畜中的豕又比牛、羊象形程度高。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动物的熟悉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越是熟悉的事物其字符简化程度越高。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商代) 畜牧比渔猎重要，牛、羊饲养远比豕饲养更普遍】。 从考古情况看，在殷墟三期后段至第四期初，仅安阳花园庄H27就出土有兽骨将近30万块，其中98%以上为牛骨，证实当时的养牛业确是繁荣兴旺的。《礼记·祭义》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祭时……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周礼·牛人》说：“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这些虽是后代的文献记载，但大多是有根据的，说明负责养牛祭祀之官自古以来就存在。若这一认识不误，说明“牛”族徽来源于因官为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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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 在古代东亚地区（除新疆）地区，较完整的绵羊骨骼的最早出土于西北甘青地区（比如齐家文化），而山羊骨骼则最早出土于陕北高原的“石峁古城” 而且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同时也是古代东亚地区第一支拥有“六畜齐全”（猪、鸡、狗、牛、羊、马）的考古学文化 研究结果表明，中原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羊可能全部是外来的，至后期来自当地饲养的羊所占比例越来越多，甚至有可能已经占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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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族徽”文字——年代要早于殷墟甲骨文 当我们在努力寻找殷墟甲骨文的早期“前身”的时候，一般总是倾向于寻找“陶文刻符”（刻在陶器上的）或卜骨刻符之类的比较简洁抽象化的字符 却很少想到过，商代青铜器上的“族徽”标记（带有美术图画性质），居然也可能成为一少部分的殷墟甲骨文字的“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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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下【商代早期】的族徽文字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带有铭文的并不多，在为数不多的青铜铭文里，的确存在很少量的“族徽”文字标记！（并不是所有的短铭文都是族徽，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 在下面的表格里，凡是用红色的字作了标注的铭文，可以确定无疑是【早商时代】的“族徽”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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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表格中，我们看到了哪几个“图画文字”？ “臣”字 “?”字 “亘”字 “ 鼋或奄”字 （关于第四个字的解读，有人释作“天鼋”，即轩辕也；有人释作“奄”，认为是西周初周公所征之“奄”族的徽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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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觉得，商代早期的“族徽”文字有很眼熟的地方，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不就是中原“二里头文化”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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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是被定义在二里头第四期的早段、晚段之间 这就意味着，“二里头都邑”可以被称作是【夏都邑】 很多人因此就误以为，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与商人没多大关系了 可事实上，商人自【二期晚段】开始进入到二里头夏都邑以后，他们才是所谓的“夏文化”的实际最大贡献者——占比近90% 因此，商人的族徽标记早就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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