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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回顾宋元科技史,从宋朝水运仪象台和北司天监说起[第9页] |
作者:大枫溪月1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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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统计: 1697年,本特利《论法拉利斯、地米斯托克利、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等几人书信,兼谈伊索寓言》(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Themistocles,Socrates,Euripides,and others;and the Fables of Aesop) 1728年,艾萨克·牛顿《古代诸国修订年表》,年表内容部分已完成翻译。 1990年,李约瑟等人《中国科学技术史》 1994年,河清《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 1999年,季羡林主编《东学西渐丛书》 2000年3月,德·弗兰克 著,刘北成 译《白银资本》 2002年: 7月,徐善伟《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刘桂先《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 2005年,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著,卢苏燕、刘芳 译《另一个世界》(Un autre monde) 2009年,英-约翰·霍布森 著、孙建党 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2011年: 龚鹏程《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 9月,江晓美《文明古国财经故事4·山神的圣歌:古希腊、古罗马财经故事》 2012年: 5月,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 《虚构的犹太人》 2013年: 2月,何新《希腊伪史考》 5月,《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 11月,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2014年,徐晓东《伊卡洛斯之翼: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 2015年: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辩伪》 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 著,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 译《欧洲霸权之前 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2016年: 河清《“当代艺术”:世纪骗术》 2017年: 6月,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百科全书派。 江晓原 主编、邓可卉 点校《中外天文学文献校点与研究:<革象新书><表度说><测天约说><比例规解><测食略>》 2017年: 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寻找腓尼基人》(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 2018年: 非子《大回环》 7月,日·宫崎市定原著,日·砺波护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文艺复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虚构的图书馆:与文学伪造有关的书籍和手稿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0年》(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 2020年: 1月,张庶平《天文历法探秘》 |
2012年: 8月,《虚构的犹太民族》 |
@我真不知道2019 2021-02-21 20:40:33 擒纵机构是一种机械能量传递的开关装置,这个开关受“计时基准”的控制,以一定的频率开关钟表的主传动链,是指示 停--动 相间并以一定的平均速度转动,从而指示准确的时间。 现代机械钟表上,计时基准主要有两种:常用于时钟的单摆以及常用于手表的摆轮游丝系统;这两种时间基准在自由震荡的条件下,周期稳定。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 实际上,一个没有擒纵器的单摆在那摆动,找人专门人眼看着负责计数,计时精...... ----------------------------- 百度百科说得没错。 但你似乎没懂,擒纵器和擒纵轮是一体的,不可能分割。你分割出擒纵器做什么呢?只有擒纵器,擒纵器自己又不会动。 |
李天纲:为什么今天要研究“中物西传”——李天纲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和大家一样,我对“中物西传”的题目也很有兴趣。可以把它和“中学西传”并列研究,配成一对,所谓物质和精神并举,很有意思。 我和高晞、王维江都是早期毕业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仁,所以一定要回来参与这个会议。自1980年代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这个研究室的方向之一。我们都是朱维铮先生的学生,由于朱老师的提倡,我的研究也是较早地进入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中西文化交流,过去的研究较多关注“西学东渐”,研究耶稣会士的翻译,如《几何原本》;关注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与本土知识的融合,如古希腊的“四行”与中国的“五行”之关系。总之,讲的较多的是中国如何受西方影响,或者讲中西方学者如何在华互动,发展“西学”。相反的运动,即“中国如何进入西方”,这样的题目讲得较少。 当然,真正独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很早就都知道,中国思想、中华文明对西方也有作用,影响是双向的。只是我们中国本土学者更愿意持一种开放态度,希望从接受的角度讲“西学”,而不是用夸饰的方式讲“中学”。中华文明如何影响西方,儒、道、佛学说如何在欧洲被积极谈论,这种题目最好是由西方学者来讲,说实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学西传”比中国学者好得多,最近如艾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形成的影响》,都不是目前中国学者写得出来的,毕竟这个话题是在欧洲发生的,用西方语言完成的。 但是,中国学者必须要走到世界上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周边。研究“全球史”、研究“早期现代性”,都必须和西方学者在同一个平面上思考问题。同理,研究“中学西传”、“中物西传”,即中国文化影响欧洲和西方,也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来看问题,初不必设此疆彼域,讲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当然承认学者都是受到语言和文化限制的,但是“限制”是拿来突破的,不是用作声张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懂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西班牙文,以前这个条件不具备。1930年代留学欧洲的学者,如向达、冯承钧等懂英文、法文,小语种就不行了。欧洲学者有多语种的天然优势,美国学者就差一点了,过去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博克舍(Boxer),能用葡萄牙、西班牙文,其他既懂专业,又掌握小语种的也不多。可喜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都起来了,掌握小语种的专业学者越来越多。北大南亚所得陈明教授在,北大做中西交通史有天然优势,欧洲小语种之外,还有南亚、东南亚语言,甚至南洋的方言都要用到。复旦历史系以前有章巽、姚楠教授,他们熟悉东南亚语言,研究南海的中西交通史,很有成就;1960、1980年代学成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衰退了,一般只掌握英、法、德大语种,不能掌握这些方言。现在情况好很多了。研究南亚的懂梵文、巴利文。在我们这个领域,上海、北京、广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懂得拉丁文、葡文、西文、意大利文,我们慢慢地有条件去研究中国文化的西传。 中国学者参与研究“西传”,是个突破。我觉得今天会议的主题讲“中物西传”,是另一个重要突破,意义重大。过去讲“西传”,一般都是落实到儒家思想如何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夸耀、自豪一番就结束了。中国儒家思想对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欧洲学者的著作汗牛充栋,中国的哲学家朱谦之、冯友兰都喜欢谈。这个话题,从20世纪初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书写。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题目需要中国学者去开拓,但我们对欧洲语境还不很熟悉,档案分散在各处,版本也要清理,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纵横交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毕竟一般的知识都已经了解,有些问题结合明清汉语文献,加上我们多了解一些中国语境,所以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了。我们现在更加缺乏的是对物品的研究,对物质形态、物质文明的研究。形而下的物质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交流,更值得花力气研究。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写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一个解释基础。可惜“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引入“中西文化交流史”。我们老是跟人讲仁义道德,儒家思想对外传播,也是只讲“孝”、“群”的价值观念,讲得大家都烦了。道德说教很不中听,而真正有意义的物质形态研究非常缺乏。 “开放”30多年,我们眼界也开阔了。我们的游客,在欧洲看到了很多“中国风”在流传。我们在学时,关于“西域”、“南海”可都是纸上谈兵。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现在讲艺术(fine arts),还有时尚(fashion),流行的是“欧洲风”,而当时的欧洲却曾经流行Chinoiserie,就是“中国风”,那时是欧洲学中国。园林、宝塔、亭子、牌楼,欧洲都要学。我们在慕尼黑王家公园看到的那座中国宝塔,不像个塔的样子,但巴伐利亚国王是真的在模仿。我觉得欧洲城市街角上的亭子也是“中国风”。无论八角,还是六角,或是圆形的,中世纪并没有亭子,应该也是17至19世纪按图样描摹过去的。 我原来准备了一个“中物西传”的题目:19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2003年我们出版过一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是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中国风”的荟萃之作。但是,类似的“中国形象”作品后来出了很多,有人还抄袭了这本书。我觉得那个话题太老了,我就讲讲现在手上还在做的一件事情吧。 我现在手上做的事情,是关于“中国宗教”观念形态的研究,关于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即“中学西传”。我目前做的是这本书的版本问题,还有一点像是属于物质形态的研究。在“中物西传”的过程中,图书和版本非常重要。据我判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的线装书是最为关键的媒介之一。丝绸、茶叶、瓷器、棉布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流物品,但是书籍也十分重要,在中日、中欧的物质交流中,图书是最高尚的物品。我看史料,法王路易十四是因为妒忌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有很漂亮的线装书,因此设法派出“国王传教团”来中国找书。当时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纸质印刷品在欧洲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一样好东西。中国早就有书,而且书的形态很复杂,和欧洲很不一样。国王传教团到中国江南收集图书,徐光启孙女还委托柏应理神父,给路易十四捎回去几百本书,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部。 我做的这本书,是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在中国写作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龙华民在中国传教史上非常重要,他是利玛窦的继承者。这一本书在中国形成,可是影响全不在中国,而是在欧洲。在欧洲,《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通过好多版本,不断叠加,从17世纪中叶起,到整个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对欧洲的启蒙运动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实际上讨论的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即它到底是一种宗教(或迷信),还是一种健康思想。我们在做的工作,是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莱布尼茨读这本书,他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其后伏尔泰、孟德斯鸠、马勒伯朗斯、康德、黑格尔,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全都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有好多版本,欧洲文字的翻译差不多都有了,却没有中文本。书里涉及大量儒学知识,搞清这些知识必须回到汉语来讲。利玛窦过世以后,龙华民对前辈的传教思想、传教路线,以及耶稣会士容忍的整套东西——其实也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比如庙宇、牌位、牺牲、酒类、案桌等做了检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之争,其实也是中西之间的制度之争,仪式之争、物品之争。龙华民不能接受中国的物质、物品、仪式、哲学和神学,要求严格限制,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争议必须讨论,而讨论都是在汉语语境下发生的。龙华民懂中文、说中文,在中国住了57年,96岁时在中国去世。他受了完整的“士林哲学”训练,但在中国交往的都是大学士、六部大臣和翰林院儒臣,耳濡目染的儒学造诣,让他深入堂奥,了解到很多儒学的内部消息。我认为,莱布尼茨和欧洲哲学家了解到的“儒家”、“孔夫子”,其实是由龙华民挑选出来,加以解释了的朱熹理学(Neo-Confucianism)思想。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龙华民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试图把中国的精神、物质、礼仪和习俗作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判断它是不是可以被宽容。龙华民读的书籍版本也很重要,他脑子里的概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来,要处理的问题却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些儒家经学著作中。他看的都是江南、广东刊印的流行刻本。龙华民的汉语根底和概念能力都很不错,文本中的朱熹语录,都能一字一句地与引文对得上。我们要把这些中西文本的含义注释出来,把龙华民和欧洲哲学家的“儒家”问题还原到汉语语境,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回到《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版本问题。大家可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是本书的西班牙文本。这是在欧洲发表的第一个文本。奇怪的是,这件事情在一开始完全不干西班牙人的事。来中国的西班牙人并不是耶稣会士,而是后来才进到福建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以前不太清楚龙华民的这本书是哪年写的,现在通过翻译,加上中文资料的考订,可以确定,它就是在1620年前后写的。龙华民继承利玛窦的职位已经十年,利玛窦1610年去世,他到了1620年后系统地写了这本著作。写定以后,到1627年全国的耶稣会士在孙元化的家乡嘉定城中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决定天主教是否需要和儒家合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第一个文本不是西班牙文,而是葡萄牙文。龙华民是意大利人,但是葡萄牙国王握有中国传教的“保教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都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的指导,所有文件都要用葡萄牙文写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第二个文本是拉丁文本,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工作语言,也是学术语言。拉丁文本作为内部讨论本,在耶稣会士之间秘密阅读,不得外传。嘉定会议做了决定之后,为了避免争议,只保留一个文本,其他都烧掉。1660年,这个拉丁文本被耶稣会士汪儒望稀里糊涂地赠送给了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本传出去后,不幸还传到了西班牙籍道明会神学家闵明我手里。闵明我如获至宝,在1667年翻译成西班牙文,用来攻击讲葡萄牙语的耶稣会士。《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全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1701年,巴黎索邦大学神学院翻译了法文本;1604年,又有了英文本,接着欧洲所有语言都有翻译了。 龙华民的这本书其实比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的影响更大,而且它的读者全都是思想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莱布尼茨读了这本书,再加上其他的研究,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还有后来出版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一系列“汉学”著作,形成了他的“中国观”。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物质文明非常感兴趣,他的想法是要知道大陆另一端的自然、地理、气候、物产、人种,以及语言、风俗、礼仪、神学等等。是否和欧洲一致。他访问罗马,通讯北京,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在华耶稣会士作出回答。因此,各种各样关于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以及物质形态的研究,如中国的人参、茶叶、水稻、棉布、高岭土、造纸、印刷、火药等等各种物质形态的研究,都由此带动。 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其最终的结论是意识形态和观念性质的,但莱布尼茨等17、18世纪的哲学家和19、20世纪的哲学家不同,他们研究的对象要“广谱”许多。“文艺复兴”以后很久,欧洲学者一直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所谓“学者”,就应该是“A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启蒙思想家都是维科《新工具》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学者。18世纪的维科要求把“欧洲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我们今天则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东、西方分开叙述的“世界史”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全球史”中来理解。 莱布尼茨、伏尔泰都想弄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他们有什么思想?和欧洲人有没有共性?如果人类在起源和迁徙中都是一体,那同一性的基础又在哪里?莱布尼茨们通过如此“广谱”的研究作了结论,他们这些开明派都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一种自然神学。启蒙思想家们都认为欧洲人裹在《圣经》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中国人则不那么教条,早就有了自然主义的神学思想,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这种“自然神学”可以带他们走到理性的道路上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很大的赞美,不无自我想象的因素。 我认为,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表达了他们对欧洲自身文化的诉求,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和20世纪一心“西化”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物质形态非常关注,大家可以看伏尔泰的《风俗论》,其中对中国地理、气候、物产,甚至对长江三角洲的生产方式,都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利玛窦、龙华民,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一直是和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看今天会议的框架设计、题目搭配和方法创新,就让人有回到历史,回到历史原因的感觉,感觉到一个“广谱”的全球史研究正在展开。 (作者李天纲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演讲整理。)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2月10日第11版 |
除了西学东渐,还有中学西传 谈起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人们可能会想到其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产生过的影响。但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多种文化区域内传播的宏观图景,学界目前尚缺乏清晰的整体认知。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浪潮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中国学人的学术立场和文化心态。如罗荣渠所述:“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失落了自己的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事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在海内外均偏重于西学东渐一脉。相比西学东渐领域已取得的成果,仍然缺乏针对中学西传的系统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20余载孜孜不倦,致力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全方位研究海外汉学,他撰写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基本轨迹和方式着手,将重点放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研究上,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放在全球化的社会思想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是他长期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为其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从文献整理、问题导向、理论建构等层面奠定了统一的方向和基调。 以西译汉籍为核心 如何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思维,消除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彷徨?张西平指出:“如果我们对西方汉学做长期研究,就会发现,对中国经学典籍的翻译,是他们几代人一直关注的重点,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特征的研究始终贯穿于西方汉学的全部发展历史之中。”因此,《导论》转换研究视角,补充和修正前人学说,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西译历史为重点,在诸如傅斯年“四裔之学”、桑兵“本土学问转变”等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抓住西方汉学的脉络与核心。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强,理论的革新和新资料的发现,国际汉学研究蓬勃成长、渐成一门显学。在学术发展与时俱进的同时,张西平冷静地认识到,相对于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西方汉学来说,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才刚刚开始,西方汉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崭新领域。在这个领域,新材料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新文献的披露是始终重要的。 《导论》将新材料的展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原则,披露了多种语言的第一手珍贵文献,例如马礼逊翻译的《大学》、雷慕莎的《评马士曼所译〈论语〉》《评儒莲所译〈孟子〉》《译〈四书〉小引》,以及卫礼贤为其翻译的《易经》撰写的前言等,多为首次在学术界公布。这些19至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西译的基础性资料,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相辅相成。 当下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中国典籍西译的个案成果,但尚且缺乏贯通性研究。《导论》在研究方法论上作出了带有批判的继承与创新。在《导论》的历史编部分,张作者从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与发展,从19到20世纪依次递推写作。与此同时,微观上利用个案进行突破,在每一时段内,从人物、机构、著作三个角度展开具体讨论,在通史的脉络中植入专史之分析。理论编则汲取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比如,在第六章分别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西方专业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和“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三个向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译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从跨文化角度出发,完成对译者的主体研究。该理论架构的提出,既是对西方现有翻译理论的突破,更是对中译外理论实践的探索和推进。也许读者在翻开《导论》之前并不熟悉海外汉学,甚至对该领域亦无特别兴趣,但我相信,无论他们从事哪方面的研究,该书所展现的历史观及方法论,都是不无裨益的。 重估中西交流史 《导论》以丰富的例证展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是如何进入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之中,进而成为其思想文化更新和变革的重要因素的。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著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所描述的这种观点被称作认为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西方中心主义”。“充满活力的西方”代表着创新、理性、科学、文明和进步,而“停滞不前的东方”则意味着愚昧、迷信、无序、野蛮和落后。 “他们都认为,纯粹的西方是靠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禀赋和特性创造了现在的成就,这种观点假定欧洲是基于一种刚性的内在逻辑自主地发展。”在此种框架下,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对话,被描述为西方的文明理念不断向东方渗透,而东方主动抑或被动接受西方价值观,基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和西方文化体现出的某些优越性,近代世界变革的概念就被替换为西方的崛起。而《导论》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塑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证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产生于单一的欧洲思想内部”,而是通过从其他古老文明里获得启示,形成于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完全依靠自身发展的线性历史观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调的历史观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发展路径,某种程度上对片面的文明冲突论构成了有力反驳。 《导论》呈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的过程,弥补了以往“中学西传”研究的短板。张西平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四百年历史,于一个长的时间段内关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何“走出去”。 长期以来,国际汉学的学科理论几乎全部由西方学者创造,相关研究必须依赖西方学者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国学者发出的“微弱声音”,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学界的认真倾听,被排除在主流学术舞台之外。然而,近年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再一次展开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审视与评估。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披露,对西方学界占据语言、地域与资源优势,垄断中译西、中文文献西传等领域的研究现状是一个极大冲击,证明中国学者在西文文献和手稿材料的跨语际研究实践中,克服了语言交流障碍、史料搜集整理等困难,开始崭露头角,获得了公平竞争的话语权。 从西方看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文化视作祖先馈赠的“家学遗产”,基本是在中国疆域范围内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导论》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很早就传入东亚各国,晚明后更进一步传播到西方。世界各国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使得中国的古代思想和知识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形态。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空间拓展了,开始以一种世界性学问的面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种中国以外的中国研究形态又反映着中国研究自身的变迁。中国近代的学术演变,和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是与西方汉学进入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突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世界视角,从全球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导论》不以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来诠释或评价中国文化,而是以文明互鉴的平等对话方式,详细回顾中西文明的交流沟通。通过中西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正确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东西方文明真正的彼此了解、相互融通。 (作者:杨一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1日 10版) |
周小平先生已经说,巨石阵是伪造的。 |
一周前的事情。 这事情,其实我早说了。 不过最近才从河清、悬浮质子M等人口中知道人造大理石一说。 原来,石头也是能造的。 |
弗兰克《白银资本》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27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从1500年到1815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尽管新因素脱颖而出,欧洲社会基本上仍旧是领主和农奴的农业社会,与其说它接近欧洲面临的工业未来,不如说它更接近欧洲的农业过去。(153页) 1500—1815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是欧洲的扩张和欧洲文明向全球的传播。整个说来,1500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到1775年,一个新的全球天平已经形成。 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和勃然兴起的中东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西欧黯然失色。中国当时的财富和人口都遥遥领先,拥有一亿多居民(比整个欧洲的居民还多),当时世界各大宗教中影响最广泛的是伊斯兰教,它在中亚、东南亚和南撒哈拉非洲各族人民中展开积极的传教活动。 在1500年,各大文明所控制的地区(大致同犁耕文明地区相当)仍然是比较小的。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地面所居住的或是食物采集者和牧民,如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北美和北非;或是用手耕作的农民,尤其在东南亚、非洲和中美洲。犁耕者的产量要高得多,因此大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们有可能集中于采用犁耕技术的较小的地区。(154-155页) 截图来源:B站作者 Jannchie见齐,从图中可知,1800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是位列第三的英国的近4倍。 |
图片来源:中国西源说小说家 荣翌《英语起源于中国,哪来的“迷之自信”?》 |
中国当代之中流砥柱、西源说著名小说家 荣翌 |
这张图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水运仪象台的显示系统,不知道是哪一台。 |
鹰蛇之夏、汪涛的观点很简单,要我们帮他们证明,吉萨金字塔群是用尼罗河东侧的阿拉伯山脉的天然石材制造的。 |
神论点! |
天天研究外星文明的,要吗准备骗人,要吗自己疯了。 |
伪史论的论据谈不上完整 ,客观,很多时候就是在诡辩,不让我们看事物的本质,或孤立,静止的去看事物,例如按他们测算出的文明时间长短的观点,西方埃及中东的语言,艺术,哲学, 科学仿佛在一夜出现,是静止孤立的,但凡一有唯物观点的人不会这样幼稚的,何况很多人可能还是党员,马克思主义者 --------------- 想笑,恶人先告状。 到底谁是一夜出现的?无脑而已。 |
罗念生《伊利亚特》,前言 若是一处问题,就罢了,这么多问题,自己不会看? 好好认认罗念生说,《奥德赛》产生于什么时候。 |
辨伪圈处境堪忧,林鹏先生已仙去! 哀悼之! |
@俗人无语 2021-02-22 16:25:58 请教几个问题 1.擒纵器是中国发明,它是“机械钟之母”,可是毕竟不是机械钟本身。那么机械钟是在哪里发明的?水运仪和机械钟有什么区别? 2.水运仪是代表古代中华科技的最高水准吗? 3.宋元水运仪之后,中华科技是怎样的?是进步还是退步? 4.老问题:古代科学和技术有没有区别? ----------------------------- 1.擒纵器是中国发明,它是“机械钟之母”,可是毕竟不是机械钟本身。那么机械钟是在哪里发明的?水运仪和机械钟有什么区别? 前文已提,水运仪象台、讨论制造玑衡所、昼夜时刻之器,都是机械钟原型机。真正的机械钟是要有秒针,这个东西,中国没有,说明秒针的出现是在欧洲完成的。因为欧洲学者在1496年之前,便掌握了计算地月距离的技巧。计算地月距离,必须用到机械钟。 两者区别,就是把擒纵系统改良成能显示秒,今天用单摆周期公式去套就行,过去靠试。 2.水运仪是代表古代中华科技的最高水准吗? 水运仪象台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最高水准,等于电脑问世。 3.宋元水运仪之后,中华科技是怎样的?是进步还是退步? 元朝之后,迎来停滞,别人也是元朝科技继承者,我们止步不前,就是退步。 4.老问题:古代科学和技术有没有区别? 所有机械钟都是技术,但所有懂怎么造机械钟,怎么改良机械钟的,都懂科学,比如约翰·哈里森、宝玑等人,他们其实懂科学。 单位秒,本身就是科学,至于为什么好多人看不懂秒,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不懂科学。 |
@大枫溪月1455 2021-02-22 16:39:13 ----------------------------- 多谢楼主迅即回复。我的看法有所不同。 1.前文已提,水运仪象台、讨论制造玑衡所、昼夜时刻之器,都是机械钟原型机。真正的机械钟是要有秒针,这个东西,中国没有,说明秒针的出现是在欧洲完成的。 两者区别,就是把擒纵系统改良成能显示秒 ------------------------------------ 要说水运仪等是机械钟原型,也无不可。然而真正的机械钟首先在西欧出现。机械钟和天文仪器的差别有二点:机械钟纯属计时,脱离了天文功能;机械钟采用非传统动力,不是靠沙粒或水动,而是重力,更重要的是发条! 楼主指出,中国的百炼钢也可以制作发条。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制作发条。 2.水运仪象台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最高水准,等于电脑问世。 ---------------------------------------- 不准确。水运仪像台代表古代机械制作的最高水准。而天学最高是《授时历》,算学最高是“四元术” 3.宋元水运仪之后,中华科技是怎样的?是进步还是退步? 元朝之后,迎来停滞,别人也是元朝科技继承者,我们止步不前,就是退步。 ---------------------------------------------- 基本赞同 4.老问题:古代科学和技术有没有区别? 所有机械钟都是技术,但所有懂怎么造机械钟,怎么改良机械钟的,都懂科学,比如约翰·哈里森、宝玑等人,他们其实懂科学。 ---------------------------------------------- @俗人无语 2021-02-22 17:20:07 哈里森等人懂科学,但他们不是科学家,没有研究科学。科学是理论,是书面知识,技术是实践,是体现在实物制品里。 中华天算医农是四大科学,冶金机械纺织造纸等等是技术。 在古代科学理论方面中华相当薄弱。这是事实 ----------------------------- 人家是有著作的,没翻译进来而已。 |
洛伦佐·瓦拉《<君士坦丁赐令>辨伪》 哈杜因(Jean Hardouin)《古代作家批判导言》(《Ad censuram scriptorum veterum prolegomena》) 1697年,本特利《论法拉利斯、地米斯托克利、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等几人书信,兼谈伊索寓言》(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Themistocles,Socrates,Euripides,and others;and the Fables of Aesop) 1728年,艾萨克·牛顿《古代诸国修订年表》,年表内容部分已完成翻译。 1990年,李约瑟等人《中国科学技术史》 1994年,河清《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 1995年12月,美-罗伯特·K·G·坦普尔 著,陈养正、陈小慧、李耕耕 译《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21世纪出版社 1997年1月,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吴芳思)著,洪允息 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 1999年,季羡林主编《东学西渐丛书》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 东学西渐丛书: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2000年3月,德·弗兰克 著,刘北成 译《白银资本》 2002年: 7月,徐善伟《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刘桂先《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 2005年,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著,卢苏燕、刘芳 译《另一个世界》(Un autre monde) 2009年,英-约翰·霍布森 著、孙建党 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2011年: 龚鹏程《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 9月,江晓美《文明古国财经故事4·山神的圣歌:古希腊、古罗马财经故事》 9月,何兆武 《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月,马丁·贝尔纳 著,郝田虎、程英 译《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2012年: 5月,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 8月,《虚构的犹太民族》 2013年: 2月,何新《希腊伪史考》 5月,《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 11月,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2014年,徐晓东《伊卡洛斯之翼: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 2015年: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辩伪》 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 著,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 译《欧洲霸权之前 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2016年: 河清《“当代艺术”:世纪骗术》 2017年: 6月,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百科全书派。 江晓原 主编、邓可卉 点校《中外天文学文献校点与研究:<革象新书><表度说><测天约说><比例规解><测食略>》 2017年: 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寻找腓尼基人》(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 2018年: 非子《大回环》 7月,日·宫崎市定原著,日·砺波护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文艺复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虚构的图书馆:与文学伪造有关的书籍和手稿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0年》(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 2019年,张西平《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 2020年: 1月,张庶平《天文历法探秘》 |
西方最傻的地方在于,误以为机械钟只是计时器而已。 看原型机,一下就明白机械钟就是地球自转周期演示器,因为西方没有《新仪象法要》,看不懂跳关了的机械钟。该! |
ty_陆磊682 :把历史割裂开来, 机械钟就是个计时装置而已啊。 |
所以,全球科技史,出现断层,没有一个人能解释西方科技为什么能飞跃,秒又是怎么回事。 |
什么牛顿看见苹果掉落,就是扯谎。西方因为缺失这环,所以,无法解释物理学的起源问题。 开普勒的《世界的和谐》,我已经翻了,就是瞎扯,故意不说。 讨论制造玑衡所,根本没有人提起,因为西方人看不懂中文,可怜的人。 昼夜时刻之器,被曲解成星盘。 |
中国没有物理学? 苏颂、韩公廉、王黼、北司天监人,物理学源头西传欧洲,这不是物理学? |
确定,琴纳种痘法来自中国,是传教士带回去的。 目前据说,琴纳在8岁接种过,出处不详。 有知道出自哪本著作的,告诉我一声,谢谢! |
鲁迅《拿破仑和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卐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 文中提到的隋那,就是今日的琴纳。 中国第一次皇帝命人做推广前实验接种时间是康熙29年(1690年),中国知道接种法时间更早。 |
嘲笑别人是小说家,自己首先不能是小说家。嘲笑别人不会辨伪、考据,自己首先要踏踏实实。 科学著作辨伪、考据,本身就是史无前例。 |
中国史的答案在中国,欧洲史的答案在欧洲。西源说小说家违反了这个规律,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至于能骗到钱,是另一码事。 其实骗钱的话,用学术幌子来骗钱,有点不成功。 |
@我真不知道2019 2021-02-23 10:38:08 楼主这个钟表历史,有个很重要的细节,不清楚欧洲人是怎么记载这个细节的:钟表开始在民间使用的时候,是怎样解决校准问题的? ----------------------------- 只有懂天文学或者天文学家能校准,就是用太阳时来校准,两个连续日中天的间隔时间。 |
@我真不知道2019 2021-02-23 12:23:22 网上看到介绍珠海钟表博物馆的: 你见识过时间用秤来称吗?昨日记者在该博物馆首次见识到我国北魏时期发明的“秤漏”,它就是一种用于计时的特殊类型的漏刻,是用中国秤称量流入受水壶中水的重量来进行计时的仪器。它是北魏道士李兰于5世纪发明的。 秤漏有一只供水壶,通过一根虹吸管(即古代的渴乌)将水引到一只受水壶(称为权器)中。权器悬挂在秤杆的一端,秤杆的另一端则挂有平衡锤。当流入权器中的水为一升...... ----------------------------- 是,文中的图,就是称漏,它是机械钟的过渡产品,而且影响了机械钟。但是称漏和机械钟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东西。 |
葡萄牙国旗,图中黄色部分为张衡浑天仪,网友合影欧洲杯指出。 |
@我真不知道2019 看,他们可能用这个。 日晷仪 我没去深究此事,哪天看到了,告诉你一声。哥白尼书房里有个日晷仪之类工具,六分仪也是常用工具。 |
别人在革命,我们的君主在腐败。 |
3 伪史为何会如此猖獗? 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西方人基本不会辨伪,二是眼下人普遍不会辨伪。 伪作,自古有之,全世界都存在。当然,只有一种情况属于例外,文明程度达不到的,就没有纸,没有纸,就无法制造伪作。 中国因为自南宋以来,朱熹率先辨伪,辨伪学逐渐成型,于清朝达到高潮。无数的伪作经过乾嘉之学的整理,才得到埋汰。而西方则不同,自瓦拉开始辨伪以来,只有零星的几个人知道辨伪。结果发生一件趣事,瓦拉自己西方辨伪学之父,又是造伪之祖。真正的伪埃及学之父其实应该是才瓦拉才对。因为所有的伪埃及学,都会回到《希罗多德历史》上。 历史是前人或者前面发生过的人事,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灭,后罗马宣告结束;如2020年,特朗普败选。 为什么历史不记录张三结婚了,李四死了,这则涉及到史学的细节问题。对史学有一定了解的人,自然知道为什么普通的人事是不记录了。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不过是有一场饭局而已,但是,这场饭局,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而变成了一件珍视的历史事件。五石散不过是一个药方而已,自古药方多如牛毛,但因为这个药方,王弼、刘舆等人皆死于五石散之下,这个药方就成了历史。 《滕王阁序》传下来了,无数的著作传下来了,这个就叫传承性,五石散导致了大量的能人异士死亡,让中国一度成了一个无主的地方,这就是影响性。 既然是历史,就必定有传承,有影响。 但如果是小说的话,就要另当别论,谁若说地球是他造的,你也没奈何。吹牛而已,吹死人不偿命。 |
西方的早期,是没有历史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偶尔会设史官,如瓦拉当过一阵就是西西里王国的秘书,负责记录当时君主的历史。这似乎是学习中国的结果,看见中国有史官,便也跟着设了。但瓦拉时代的史官仍是幼稚得很,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赞美君主、政治首脑,而不是如实记录君主、政治首脑的所作所为。 直到1810年,德国成立了历史学,西方历史学才正式发展起来。但这时候,已经是习气很重。西方学者分得清1455年以来的著作的真伪性吗?答案很简单,西方分不清。 真正的世界古代史是: 一、中国 二、罗马 三、日本 四、法国 五、德国 六、英国 但经20世纪西方学者构建后,世界古代史成了: 一、巴比伦 二、古埃及 三、古希腊 四、罗马 五、中国、印度 六、法国 七、德国 八、英国 虚构出来的历史,对西方人自身也没有任何好处,但你也不知西方人哪根神经接错了,就是不肯承认自己学问做得不扎实,对历史学、辨伪学、考据学一无所知,却硬是要强出头,于是,世界史的三座大山成了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其他的统统成了空气。 结果很明了,原来没有文明的三个地方成了世界文明的鼻祖。 所以,当你在任何时刻,看见有人说以下内容时,不用睁眼,就能知道这人必是19世纪以后的人,运气好的话,就能碰见21世纪的新鲜货。 世界文明鼻祖的继承人,原本应该是想着如何继承这个身份,如何重振当日的雄风,但现在在伪史的影响下,一个个是想着如何把世界文明鼻祖贬得一无是处,如何继承中行说的衣钵。 原本,跌倒了,爬起来就是,但现在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竟彻底爬不起来了。 尤其是上海这种地方,因为频繁和外国人打交道,上海便荣幸成了三大伪史重镇之一。 上海是个什么地方?翻开历史才知道,原来只是个小渔村,河南省才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 历史有什么意义?历史就是给某些人看看,让他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
伪史本应该全部打入冷宫,归为小说家一列,伪史研究者应该也全部归为小说批评家一列。 很多伪史或伪史研究著作,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小说。 如果是科学,有时候只能死记硬背,比如说,二氧化硅的熔点是1600度,记不住就接着背,背到记住为止。了解这些东西,有时候是没有任何技巧的。 如果是文学作品,比如小说,首先就要求写得好看。《四大名著》,无一不是好看的文学作品。 真的,拿金庸小说去和很多伪史著作比较,实在是高看了人家。你说它是科学著作吧,它又不是;你说它是文学作品,你又看不出一点文学性来。 伪史,明明吉萨金字塔是混凝土造的,三个科学界的大学者都已解释得十分清楚,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但汪涛先生,这位极其崇尚科学的先生,认为只有科学能解决一切的先生,却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了。 约瑟夫·戴维多维茨(Joseph Davidovits)是法国圣昆汀地聚合物研究所教授,阿纳托利·福缅科(Anatoly Fomenko)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歇尔·巴索姆(Michel Barsoum)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被中科院聘为中科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有如此清楚的、资历如此深厚的官科背景,还不够说明问题吗?这三家都告诉你了,埃及金字塔是用混凝土造的。 我也把瓦拉《希罗多德历史》拿给大众看了,人家瓦拉说的是尼罗河东侧的阿拉伯山脉上的天然石材造的齐奥普斯金字塔。 第一,尼罗河东侧在哪里,自己不会看地图吗?这是互联网时代,不是15世纪。 第二,公元前5世纪,哪里来的阿拉伯山脉?阿拉伯只指一个意思,就是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尼罗河东侧的山脉被称为阿拉伯山脉只能是在阿拉伯崛起以后,即7世纪以后。 第三,齐奥普斯怎么就变成了胡夫? 其他问题不计其数,什么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直接来个夏朝来自古埃及,做学问未免太过于轻松了吧? 今后的教科书干脆在第一章部分详细介绍外星人算了,去好莱坞讨几部高清大片来,直接告诉中国年轻一辈,人类来自火星,绝对能让人心旷神怡。 |
什么是伪史? 《黄帝内经》是黄帝和岐伯之间的对话,有时候就说《黄帝内经》为黄帝所作,我们予以承认。 《晋书·律历中》说:“轩辕纪三纲而阐书契”,我们现在也予以承认。我们就大胆说,中国早在黄帝时期,就造出了纸张,并写了《黄帝内经》。 《隋书·天文上》说:“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我们就据此认为黄帝发明了漏刻,并发现了春夏秋冬的昼夜长短是不一的。 《尚书·舜典》说:“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再附注解:“贞观初,淳风上言:‘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浑天仪也……’”(《新唐书·天文一》)我们就据此认为舜发明了浑天仪,此浑天仪精妙绝伦,以至于清代的天文学家都无法做多少改进。 又有:“崔豹《古今注》云,黄帝與蚩尤战,大雾,军士皆迷路,帝作指南车,以示四方。” 《管子·地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庄子《盗跖篇》:“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再列书目如下: 《阴符经三皇玉诀》,署名:黄帝 《宅经》,署名:黄帝 《神农本草经》,署名:神农氏 《周易乾凿度》,署名:苍颉 《岣嵝碑词》《岣嵝禹碑》《岣嵝山碑》,署名:大禹 《八阵图》,署名:风后 《崔真人脉诀》,署名:紫虚真人 有人可能不认识紫虚真人、风后是何许人,其实不瞒大家,我也不认识。可不认识没关系呀,不认识更好了,说什么都死无对证,我们大可以说,风后、紫虚真人是公元前30万年前的人。看来伪古埃及文明还是很嫩的哪,才发明了几个玻璃而已,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们的先人,在30万年前就发明造纸术,著书立说了!风后《八阵图》流传至今,不就是最好的见证? 实际以上仅是罗列中国古籍的冰山一角,只要照西方人的逻辑来编写历史,中国文明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怖的境界。 以上列举的可全部是古籍,《晋书》成书于唐初,比英国的建国时间还要早,这如果不是古籍的话,天下就没有古籍了。 现在只剩标注时间问题了,不是说,《尚书·堯典》描述的是约公元前2400年的天象吗?我们据此再往前推,帝堯之前是帝喾,帝喾之前才是黄帝。西方人说美尼斯(伪古埃及第一任君主)是公元前3110年的人物,我们就认为,黄帝是公元前3万年的人物。因为《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再结合其他事迹,再和河南等地的仿古工艺品作坊联合下,想把黄帝安到公元前3万年,根本不是难事。 上面的关于黄帝的内容全部出自中国古籍,而非在下杜撰!这里面的许多书,比瓦拉的出生时间还早。 什么叫伪史,这就叫伪史!看到此处,如果有人还是不明白伪史的逻辑,我只能说,多读点书再出来混吧。 |
4 年前,我在全网平白无故遭封杀,不懂的人,还以为我和某些人是一丘之貉,去岳王庙辱骂岳飞去了。 年后,辨伪圈传来一个噩耗,林鹏先生走了。 整个辨伪圈是老的老,死的死,就是发生了这么多事,辨伪还得继续。 而且,我和赤雷是这个小圈子里的唯一的全职辨伪,饭都不吃了,专门为辨伪而来。这回真的应验了马克思说的,人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才能从事宗教、科学等各类研究。指不定哪天,我也难以为继了,就只能提前散场了。 而伪史就不同了,玩得风风火火。汪涛先生都和鹰蛇之夏握手了,这可真是科学与“古埃及史”的大碰撞。原来,辨伪学、考据学早就是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了,原来纪晓岚是伟大的科学家,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么新鲜的事情。 有个网友说得很好:“从医药到炼铁,再到制刀,再转而至衣食住行大小事情上,无一不是说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的一针一线是西来的,结论就是中国从4000年前就落后了,不管是技术水平,还是产量都不如人。” |
1840年以来,我们在西方强盗面前是节节败退了,但1453年以前,不论何时,中国都是世界的霸主。 如果有不了解的,看看西方学者怎么论述1500年前的世界吧。 弗兰克《白银资本》: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27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从1500年到1815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尽管新因素脱颖而出,欧洲社会基本上仍旧是领主和农奴的农业社会,与其说它接近欧洲面临的工业未来,不如说它更接近欧洲的农业过去。(153页) 1500—1815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是欧洲的扩张和欧洲文明向全球的传播。整个说来,1500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到1775年,一个新的全球天平已经形成。 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和勃然兴起的中东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西欧黯然失色。中国当时的财富和人口都遥遥领先,拥有一亿多居民(比整个欧洲的居民还多),当时世界各大宗教中影响最广泛的是伊斯兰教,它在中亚、东南亚和南撒哈拉非洲各族人民中展开积极的传教活动。 在1500年,各大文明所控制的地区(大致同犁耕文明地区相当)仍然是比较小的。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地面所居住的或是食物采集者和牧民,如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北美和北非;或是用手耕作的农民,尤其在东南亚、非洲和中美洲。犁耕者的产量要高得多,因此大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们有可能集中于采用犁耕技术的较小的地区。(154-155页) |
截图来源:B站作者 Jannchie见齐,从图中可知,1800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是位列第三的英国的近4倍。 |
5 如今看,辨伪学、考据学应该并入哲学学科,如果不会辨伪,那就请出局。一个哲学家,引用的论据全是虚构的,这和《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有什么区别?这意思是咪蒙就是伟大的哲学家了? 那中国的希望早应该寄托在咪蒙身上才是。 图为咪蒙(马凌)在向一群懵懂未知的年轻人介绍她的成功经验,不得不说的是,咪蒙所写的故事比一般伪史作家写的故事好,有故事情节,有感情。 |
但说要让人出局,真正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研究一个水果品种,有时候尚且要十几年,如何西史辨伪,竟没有一个人看得上呢? 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早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全世界人都在跃跃欲试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如何一个个还如没事人似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好好看看现状吧,刘桂先的演讲标题是: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如此显要的标题,还需要再强调西方伪史在赤裸裸地表达什么吗? 伪史《马可·波罗行纪》说元代的福州人平常有吃人的习惯。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提供了如下事实: 什么叫充满活力的西方呢?请看以下内容: 米涅《法国革命史》: 我在这里扼要地谈一下法国革命史……当改革已势在必行,实行改革的时机又已成熟时,就什么都也不能加以阻挡了,一切事物都将促成改革的到来。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 《拿破仑日记》: 1799年 1月8日在开罗。(命令)外科医生公民博乌过于胆怯,因为他认为有几个受伤的人得了传染病,他就不愿为他们治疗。这个人不配做法国公民。要让他穿上女人衣服,背上一块牌子,牌上写明他怕死,不配做一个法国公民……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罗兰夫人救助罗伯斯庇尔的结果是,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丹东、德穆兰等人领导八月革命,夺权卸任后,也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丹东在(1792年)八月革命中的作用有多大呢?看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第十五章 君主政体的毁灭》便知道: 还有更加不妥协的雅各宾党人,佩蒂翁是这个革命委员会的首领,在佩蒂翁的背后,则是巴黎真正的主子丹东,周围是他的一群同党:控制警察的帕尼斯(Panis)和塞冈(Sergent),控制报纸的德斯穆兰和弗雷龙,还有桑特尔勒(Santerre)、勒冈德勒之流的民众领袖,而他们中最重要的则是阿尔萨斯的军事家弗斯泰芒(Westermann)。 西方历史,如果是照着现行观念去解释,一辈子都别想知道答案,还不如回归中国古代史学,一眼就能看出谁才是轴心人物。 |
孔子形象,和傅满洲形象根本不像。 |
傅满洲书籍封面形象 |
傅满洲形象,在文学评论中,叫脸谱化,专门用来诋毁敌人用的,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谩骂和恐吓,原理详见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有谁如果不知道这样的谩骂持续上百年会产生什么效果,可以做个实验尝试下,看下对方会不会一刀子捅过来。 今天真的是互联网时代,很多看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看到了。有良知的西方人,已经把欧洲中心论、白人至上主义抖出来了,要是还有人懵懂未知,自觉对号入座,只能说该有此一劫。 |
6 纳税的本质是用组织的力量去对抗个人或者组织外界的力量,但现在,这些钱去了哪里,我想不必我多说。 所以,国家力量就不要指望了,这种东西就当是买彩票,买到了当是赚到,买不到也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哪天真的能买到。 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让辨伪变成一个组织行为,而不是一个个人行为,我们要打的是规模战,而不是再这么游击下去了。 辨伪的首要任务是让中国重归第一,这是所有中国人,人人受益的时刻。 辨伪的方法就是让西方的伪历史,重新回到小说位置上,让西方的伪历史批评家们,重新回到小说批评家的位置上。 第一步,要求不高,全球历史应承认中国在1453年之前,是世界第一。 第二步,继续组织辨伪、考据工作。 1. 组织翻译。 眼见的,以下作品都能翻译了: 执事保罗(Diaconus Paulus)《罗马史》(《Historia romana》) 洛伦佐·瓦拉《<君士坦丁赐令>辨伪》 哈杜因(Jean Hardouin)《古代作家批判导言》(《Ad censuram scriptorum veterum prolegomena》) 1697年,本特利《论法拉利斯、地米斯托克利、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等几人书信,兼谈伊索寓言》(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Themistocles,Socrates,Euripides,and others;and the Fables of Aesop) 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寻找腓尼基人》(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虚构的图书馆:与文学伪造有关的书籍和手稿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0年》(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 1496年,伪托勒密《天文学大成》 安尼乌斯《马涅托埃及史》 惠更斯《摆钟论》 2. 整理西方史,让更多的人知道西方究竟发生了。 指望西方人自己自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似乎已经废了,西方的人文水平真的堪忧。 第三步,制定《全球旅游指南》《西方小说家和西方小说批评家大观》。 料子够多的话,就组建旅游评级公司,这些人不是喜欢制造噱头,给旅游造势吗? 我之前已经说了,西方人不是很喜欢宣传,很喜欢制造噱头吗?我们就学习他们,他们有《米其林美食指南》,我们就做《全球旅游指南》,眼见的,我们就把吉萨金字塔评为19世纪新造,使用材质,混凝土等结构。 只要资金足够多,我们就学习福缅科团队,也采集一点混凝土块来,制作科学的、全面的鉴定报告,把这个完整的报告附在《全球旅游指南》上。 看哪个崇洋媚外的还敢去吉萨金字塔群拍靓照。 如果成绩理想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相信只要大家群策群力,这件事不可能做不到。 |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 起应?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 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注释】 ?此篇是鲁迅先生的证道文,可和慧能之证道诗一拼高下。 ?起应即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左联”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主编《文学月报》。 ?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1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言论,其中存在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别德纳衣的讽刺诗: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1932年10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对于姓的开玩笑: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汉奸,任敌伪“上海北市人民地方维持会”会长。 ?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指郭沫若等人大骂鲁迅先生是封建余孽一事,可见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 鲁迅先生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说:“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这句话与本文说的“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关联一起,便知这句话的意思。而郭沫若却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自民国后,但凡不合己意的,便骂是“封建”,已成常态。 ?《三国志演义》式战法:《三国志演义》即是今天的《三国演义》。《三国志演义》式战法专指《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唱戏一般的战斗,如三英战吕布。这种描写办法将战争简化为两方将领在战场上铿铿锵锵,而士兵只负责击鼓助威,士兵、小将因此变得毫无用处可言。尔后,此风愈演愈烈,索性连击鼓助威的士兵都可不必有了。 ?剖西瓜: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出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喜,原作嬉。 |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头回被人骂,还有自觉对号入座的。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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