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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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制霸天山——百年孤独准噶尔[第68页]

作者:逍遥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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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pu2015 2020-04-10 23:26:53
    无论怎么争论，事实上左公的判断是对的，而且收复了新疆，为中华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现实，如果听李的，新疆西藏和内蒙的一部分都保不住。
    不要替李鸿章找太多的理由，事实上李就是失败了
    -----------------------------
    这个大家不必争论，我后面会把当时从中央庙堂到地方舆论的全国规模大辩论原原本本呈现出来，这块笔墨绝对够用，相信大家看完自然明白谁是谁非。这次辩论与百年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辩论规模不相上下。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0）
    老李及其支持者的观点归纳一下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海防为第一要务，为了保证海防发展建设，必须牺牲塞防。理由则是：新疆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不及海防关系密切，新疆如中国的肢端而海防则系中国之腹心。实例都不用举，眼前的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兵船一到大沽口，一曲凉凉送给你。
    二、财政困难、关外难平。理由是：“兵事伊始，饷需浩繁，关外用兵费用较之关内且增至数十倍。然其事果有把握，各省即设法筹措，尚冀有日息肩，无如西地遐荒，回情狡谲，必非克日成功之举。设迁延岁月，边外之征需未已，内地之罗掘先穷，万一贻误戎机，悔将何及？”这段则是诛心之论，对西征的前景做了一个悲观的展望，而且在当时来说，也没谁敢否定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就像股市预测一样，告诉你持币观望，跌了我是股神让你避免了损失，如果涨了，至少你没亏损，我所负的责任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国势的涨跌因素既复杂又多样，很难从中厘清某一政策的具体责任。
    三、新疆荒僻、恢复无用。理由是：新疆自从乾隆时代并入版图，就不说当时开拓之难，就算后来承平时期，岁需军费三百万两，费内地人民无数膏脂，徒收数千里无用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巵，收回反而不如不收回。这层意思又是着眼于现实的利害来对泽及后世的大计来搞障眼法了，打个比方，按他的逻辑，俄罗斯也不该同乌克兰争克里米亚了，因为收回来也必然是个乱源，将来西方会不停地搞事使之成为区域火药桶，别说发展和回报，每年你不掏出大把财政收入打水漂别想消停。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西藏。总之，这种纯粹往里烧钱却一点回报看不见的傻事早就该停了（这点我就呵呵了，刚刚新闻爆出塔里木盆地发现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唉，老李的近视病一直没治好）。
    四、缓复新疆，不为不孝。前面的理由已经列得很充分了，你们叔嫂只要脑袋没有瓦特，还有一分理智在就应该可以决策了。下面唯一缺个台阶，就是祖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碑”。道光皇帝因为签了《南京条约》割了香港，死后红着脸孤零零地躺在慕陵里，他的慕陵既没有华表、石像生，也没有神功碑，有的只是对祖宗先辈的羡慕而已，故名“慕陵”。现在老李要解决就是三人小组这个思想问题，毕竟人家都是爱新觉罗家的，家训的事外人没法干预的。所以李二在这给留好了台阶：今兹主张撤关外之兵，并非弃先帝之地于不顾，不过不必急图进取，养精蓄锐，以待他日机会而已。
    新疆强邻环伺，断难久守。这个是从最好的方面设想，就算你老左瞎猫碰到死耗子撵走阿古柏，以后在英俄两强犬踞在侧，能守热乎不？这个理由老李同样给得振振有词：“新疆位于中国西北，沙俄熊据于北、英国狮顾于南，土耳其、波斯诸国通其西，危机四伏，即使勉强收复，今昔异势，将来断难久守。喀什噶尔回酋（阿古柏）新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距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目前中国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别生他变。”这段整个的意思就是拿英俄两强来吓唬人了，要说李二还真是精通洋务的人，他所拿来吓人的这两家当时还真的是当时全球大盘牌局里的顶级玩家，一个海权霸主，另一个是陆权国家里的NO.1，而且在当时如果不组团的话，别说辫子了，即便是欧洲五强里的其他几家和这二位单独PK也是没戏（至于当时美国自己的命运都是受到列强一定程度的支配的，因此也只算龙套角色）。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1）
    李鸿章的上书意见代表了整个海防派的意见，其中的核心出发点也是最能打动满清中央的是最后一点，也就是西征的事会引起英俄两强的干预，以满清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之争衡。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信你个鬼！说一千道一万，移塞防转海防实质上是避难就易而已。绝对不是后人附会的所谓李氏见识宏远，提前二十年预见日本之迅速崛起。
    以当时的国力，满清单挑日本不说吊打，是有七成把握战而胜之却也是事实。就算日本在岩仓使团确定学习德国的方略并为之努力拼搏了二十年后来的甲午战争中，满清仍然有胜机，可惜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帝国最后鹰派站排领盒饭，清廷由裱糊浆操盘了，中国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别跟我说什么慈禧卖国、李氏扶危持颠的鬼话了，又是李二的粉丝在洗地，收复新疆之时同样是慈禧在中枢，只不过具体办事的左宗棠、军机处的几个人非常给力，有效地抵销了李二的消极作用。甲申易枢之后再无人制衡李二，翁老头除了搅屎以外也没起过什么好的作用，因此，至少到辛丑条约为止，老李的锅是不太好甩的。
    李鸿章的海防论造势之后，煽动起一大批封疆大吏纷纷上表站队，海防派阵容强大，可以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闽浙总督李鹤年这几位是总督级的，巡抚级的更多：浙江巡抚杨昌浚、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专办台湾事务钦差大臣沈葆桢、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这些人中虽然也有李鹤年、刘坤一、杨昌浚等身处海防一线的人出于视野和角度问题成为海防派，但多数人逃不开阿附权贵、党同伐异的嫌疑的。
    这场国策之争长达一年，中间虽然受到同治皇帝销号出局的影响，但确实能看出来当时满清中央三人小组乃至军机处各大佬的审慎态度。
    在李鸿章领导的海防派浩大声势下，仍然有少部分人选择说不。
    因为左宗棠是处于西北塞防的核心人物，属于局中角色是天然陆防派，但是难脱本位立志的嫌疑。因此，老左最初是不便发声的，塞防的意见也是掌声寥落，已至于历史书上忽略了曾经有这样一些人的存在！
    在左公加入讨论之前，完全由第三方力量组成的塞防派的领军人物恐怕让今天的人们惊掉眼镜，因为这个人就是后来以圆滑著称的官场老油条湖南巡抚王文韶。其他的几位塞防大咖有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云南巡抚岑毓英、广西巡抚刘长佑、陕西巡抚邵亨豫、江西巡抚刘秉璋、漕运总督文彬等，这一派无论人数还是政治分量比起海防派各大佬来，都相形见绌。不过物以稀为贵，这几位是真的站在国防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更见其难能可贵，因此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2）
    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人。咸丰元年举人、咸丰二年进士，特意说明一下，在考举人那年浙江的主考官是现在的军机阁揆沈桂芬。
    王文韶后期在官场越混地位越高之后得一个外号“琉璃蛋”，意在讽刺他滑头。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典故来说他的滑头。
    在《金銮琐记》里记录过王老大人的一个神操作：在庚子年闹义和的时候，老太太被天天做梦自己儿子当皇帝的端郡王载漪忽悠着要靠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与洋人开战。
    当时的王文韶虽然年届七旬，可也没脑洞大到认为和列强开战有什么胜算的地步，所以“琉璃蛋”就上了一道折子，说就算打仗也不宜围攻使馆，这样会与列强彻底交恶，断掉缓颊空间。
    结果他的折子被当时如日中天的载漪拿到手里了。载漪既是义和团的铁粉，又是主战派老大，对于这样的政敌当然不会客气，就准备拿他开刀，当时因为反战下狱杀头的大员也不是没有，眼看着王老头脑袋不保。
    结果载漪看完整个折子怒气倒消了，也是笑骂两句老滑头而作罢。
    原因就在于“琉璃蛋”在折子最后说了一句“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这整个相当于把前面所有说过的话都不负责任了，总之你们领导看着办，我这也就是提这么一嘴，你听着顺耳更好，不顺就当我放屁。就靠着最后这句认怂的话他保住了脑袋，后来在两宫西行的时候怀印随行感动了老太太，王进一步反而成了不倒翁，一直活到七十八岁善终。
    不过参与海陆防大辩论时候的王文韶还正值盛年，在仕途上也一帆风顺，并不像后来那样圆滑世故。
    就说这次他站队塞防派，直接与李二先生观点对立，要知道他在官场崭露头角的时期先是在湖北按察使，后来到湖南布政使，然后新提拔为湖南巡抚的期间他的顶头上司不是李鸿章就是李瀚章，李氏兄弟对他是有推举引荐之恩的。
    但是王文韶此时确实是热血未冷，他在这次给朝廷交的作业里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臣愚所虑及，窥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何以言之，西洋各国俄为大，去中国又最近。庚申以来，其于英法美诸国一似相与于无相与者。而其狡马思逞之心，则固别有深谋积虑，更非英法美诸国可比也。比年以来，新疆之事，邸钞所不尽，宣人言亦不足信。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餽运，深入为难。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彼英法美诸国，固乘机而动者，万一俄患日滋，则海疆之变相逼而来，备御之方，顾此失彼，中外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臣愚以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不在兵多，但期饷给。责成左宗棠、景廉等悉力经营，冀有成效可观。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此事势之可指而易见者。非谓海防可缓，正以亟于海防而深恐西事日棘，将欲其历久坚持，而力有所不违，势有所不及也。”
    过去在历史课本里所得到对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刻板印象就是，整个一窝尸位素餐的家伙，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穿越回去都比他们强。等现在看了这些第一手资料，我彻底无语了。现在真正理解了历史局限性的意思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说出这番话，王文韶在当时绝对担得起“见识宏远”这四个字的。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3）
    在这篇当时“塞防派”的主辩立论文中，王文韶重点强调了两个事：第一是缓急问题，就是现在俄国人已经出手占领伊犁，刀都割到肉里了，属于迫在眉睫。第二是对手问题，用当时的话讲，俄罗斯乃北方名邦，而且是与中国唯一接壤的强国，其对土地的贪婪是英、法、美各国所不能比的。如果这次认怂，让俄国人在西北得逞，那将来东南海防方向英法美各国再来找点事，岂不是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吗？到那时两线作战才真的是被动！
    老王在当时能把形势看得如此通透，确实厉害，当时日本羽翼未封，除英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也不具备单独对清朝形成海上威胁，而毛熊却不然，它的存在几乎是当时所有陆上邻居的噩梦，从西到东——瑞典、华沙公国、土耳其、波斯、中亚各汗国无一不感受到北极熊的压力，日不落帝国最不招人待见的海外总督就是印度总督这个位置，没人愿意去干，从璞鼎查到寇松因为北边这头熊，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而且人家俄国人已经窃踞伊犁好几年了，再说移西征之力专顾海防已经是掩耳盗铃的鸵鸟政策了。
    山东巡抚丁宝桢这次也站队塞防，这位以杀慈禧宠信的大太监安德海而闻名于世的疆臣，也是有名的清官，他后来死于四川总督任上时居然债台高筑，是靠下属随员集资送葬的。慈禧太后亲书“国之宝桢”相赠。
    江苏巡抚吴元炳、云南巡抚岑毓英、广西巡抚刘长佑、陕西巡抚邵亨豫、和漕运总督文彬品级都不是很高了，从一品和正二品之间，但都出于自身的卓见，大胆发表看法，明确对于海塞之争的态度。
    现在我们理性的分析这次国防路线的斗争，会发现这并不完全是专业技术问题的争议，而是一场动力复杂的政治斗争，老左现在带的西征大军高达一百多个营，累计拖欠军饷高达八百二十多万两。也就是兵马一动，西线先得填平一个大窟窿。当然，后面军队进疆以后需要追加的投资左宗棠也给朝廷做了预算。可是至少目前来说，海防方面的基础建设投资真的指不上从西征事项里省下来的钱。
    李二中堂可以说什么都差，就是不差钱，在当时的国内各派力量中李要说没钱，那就没有有钱人了。之所以老李以抢资源的台面动作来挑起海塞国防方针之争，归根结底，是要进一步打压政治对手。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从华尔、戈登时代开始，李氏淮军一直是受英国人的影响，就现在来说，李鸿章周围的幕府团队里也不乏很多英国人。这次因为英国人在南疆已经得手于阿古柏，自然希望保持现状，不希望满清出手，所以英国公使托马斯韦德（即威妥玛）一直在背后通过各种手段向李鸿章施加影响，进而改变清廷的西进态度。
    现在的形势很明了，在新疆前线的将领景廉、金顺、荣全、张曜这些人以及少数巡抚如王文韶、丁宝桢是主张西进收复失地的，而李鸿章带领沿海各省督抚、中央大部分部臣纷纷上言暂停西陲兵事，移饷于海防。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4）
    各方正争得热火朝天的的时候，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载淳驾崩，这位曾经在两天之内将恭王奕訢、惇王奕誴、醇王奕譞、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伯讷彦谟诂、额驸景寿、贝勒奕劻、军机大臣奕訢、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10名正国级干部全部一撸到底的疯狂皇帝终于撒手人寰，真是满清帝国的第一大幸事！
    忙活完新皇帝的初选、复试以及最后上岗，三人小组重新开始关注吵翻天的国防政策。光绪元年二月（1875年3月19日），身在肃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到了军机处的密旨，向他通报了朝中两种意见的分歧，同时征询他个人的意见。
    左宗棠的奏稿篇幅实在太长，只能节录部分。左氏的奏稿几乎是为李二的筹议海防折量身打造的，对李的几个核心思路进行逐条驳斥。
    首先是关于双线防守对象的问题做定性分析，海防的对手是西洋各国、塞防的假想敌是俄罗斯：“泰西诸国，其志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秀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壹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土地、人民。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俄人之窃踞伊犁，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藉口代守，图撄其财利以自肥。其肇事伊犁，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特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这里左宗棠对英国为代表的海上霸权国家和沙俄为代表的陆上霸权国家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确实毛熊对于土地的贪性已深入其民族骨髓中，而在领土上的损失是会殃及后世的，可以说是长远的民族生存空间的重大损失，几乎是不可逆的。这和西洋各国追逐眼前经济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危害程度不在一个量级上。而且从海路而来的英美各国与满清在贸易上往来密切，轻易开启战端必定影响其商业利益，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愿意打仗，成本太高。如此一来，哪个是防务重点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条针对李二的财政困难关外难平，提出海防无需借塞防之饷：“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潮、嘉，闽之泉、漳、兴、永，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较之召募勇丁，费节而可以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可比也。海防应筹止此。......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官军叠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中间仅乌鲁木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养面，何足轻重？......按陕逆白彦虎，由西宁、大通窜遁关外时，除老弱妇女外，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人所共见。即被裹出关各回，由安玉、哈密逃归就抚者，其说不同。前敌所报，或多或少，未足为凭。其言贼势，或旺或衰，亦非确论。据实而论，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白逆自陕至甘，未尝占据城池。每遇劲军，未尝恋战。往往绐诸目断后，自携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观其过肃城，不赴马四（马文禄）之召，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5）
    这段话先是帮助朝廷分析海防的投资结构，因为李二强调那套忽悠外行可以，但是左宗棠来西北之前可是在福州搞过船政的，对于海防建设照样门儿清。人家列举的海防主要费用支出就是那两块，一个相当于开办费，都是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这个貌似巨大，但是在摊销到整个服役期的话费用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吓人。而海防建设起来以后的日常费用主要是练兵费用，这个在当时的东南各省都有水师，而且各处召募也不困难，而且浙江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在那，人家花钱少还把事情办好了，完全可以推而广之。因此海防烧钱要从西北前线勒，既对海防起不了什么帮助，而且还把西北的局面搞砸了。至于老李认为大军出关以后，在新疆客场作战，战线那么长，后勤补给困难，对手又狡诈悍鸷，西征前景十分悲观的唱衰论调，左宗棠重点分析了白彦虎。左宗棠到底在西北和这些穆斯林叛乱首领缠斗了五、六年了，对于每个人的特点真是了如指掌。白彦虎虽然是陕西回军从十八大营开始就是一线明星，但在打硬仗方面其实他是很弱鸡的。有点像刘备吧，从董志塬到金积堡一路败一路跑，一直没被清军抓住的最主要原因是，每到形势不好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忽悠崔伟、毕大才、禹得彦他们断后，然后他先跑路。而他去投奔的各路回军诸侯，他又总是留个心眼，到金积堡时他不进堡陪马化龙，到肃州时他不进城陪马文禄，这次到了乌鲁木齐他是扎营于红庙子，同样不进城帮马人得。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准备逃跑。因此说这样如丧家之犬的对手，能把我们出关的八万人马拖住，这玩笑开得也不算小啊。
    接下来，左宗棠又对于李鸿章吓唬两宫太后的那个“北接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印度，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守。”的说法给开出了专门治愈恐惧的药方：“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事，必不其然。至土耳其，即都鲁机，国于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尔万数千里而遥。印度为古佛国，在唐称身毒、痕度，音转而讹，不知何时奉天方回教，遂忘其旧。地奥而腴，广产鸦片。英人据其东南孟买、孟加拉为利其薮，转市中国。道光间东印度尽沦于英吉利，厥后俄人又侵其北境西境。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非复寰宇中央之旧矣。”这段分析把李二扔出的一堆高大上的名字挨个扒了一遍。印度和土耳其都是过气的龙套了，他们的反应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英国此时出于在华商业利益根本不可能因为阿古柏和辫子翻脸，同时最让人担忧的沙俄，没有任何借口直接跨过乌鲁木齐来以战争的手段阻止清军西进同样不太可能，而且英俄当时不只在新疆角力，同时在土耳其和阿富汗也在磨刀呢。事实上此时距离第二次赫拉特危机也真没几年了，而且五年之内沙俄不光与土耳其打了一仗，中亚的那三个汗国还没完成最后的征服呢，那几个汗国也一直在不停地搞事，所以沙俄也确实没有实力与满清PK。应该说，这段分析是左宗棠最为高光的一段，不仅显示了超高的视野也体现了格局相当恢宏！左帅不光是具体行兵打仗强于李鸿章，而且在战略方面与李二先生通过这两份奏折，更是高下立判！细看奏折，貌似有矛盾之处，左宗棠在前面判断俄人垂涎伊犁土沃泉甘，后面又说俄国不会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我也仔细研读多遍，方始醒悟，貌似矛盾实则不然。前面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身边睡着一头北极熊，你必须打醒十二分的精神，不管对方是真睡还是装睡。后面所说的那段话除了给两宫和军机处吃定心丸以外，也确实是从具体战术上还分析对手的态势，从而合理推断出对手的反应的，事后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推断是相当精准的，沙俄确实在多线做战的情况下未敢在左宗棠面前亮剑！
    后面左宗棠又用了专门的篇幅来将清俄之间战略态势进行了分析。
    最后，左宗棠肯定了王文韶的奏折并且再度强调了西征大军决不能撤的原因：“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画地而守，以征兵戍兵，为固围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严内外之防？此塞防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彼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拔各省协饷，严立和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这段虽然表面上也和李鸿章搬出英俄加土鸡吓唬两宫有些类似，是对于撤兵之后失去新疆所带来的后果做了一个悲观的预计，但实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李二是针对眼前收复新疆的动作可能引起的后果做了悲观判断，而左宗棠却理性地分析了英俄矛盾，应该抓住这个微妙的时间窗口收复失地。而左宗棠对于如果不及时收复新疆可能带来的后果做的估计真不算严重，将来沙俄从北方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将确实是非常严峻的，这也是当年康熙拼了命也要干掉噶尔丹的理由。事实上正如左宗棠所说：“清廷建都北京，蒙部环卫于北方，数十百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京畿晏然，盖皆先朝削平准部，兼定回疆，建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守，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省之边域时虞侵掠，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这次路线斗争，海防派李鸿章等人也未敢公开放言放弃新疆，也还是用“招抚回酋，准其为部落，仿西南土司或朝鲜、越南例”做遮羞布的，而激进的塞防派王文韶等人虽然认为“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但也对于恭亲王带头上奏申请购买铁甲舰一事表示支持。而身任西北重责的左宗棠则从全局出发，同时也基于现实的可操作性提出海防和塞防并重的思路。

    @lzq2755 2020-04-15 08:57:07
    第一条有感想，第二条连感想都省了，哈哈??！
    -----------------------------
    服了服了，我交卷了@lzq2755@忧郁白杨树

从收复新疆这段来看，我们以前在批判清末的落后与懦弱的时候，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同光中兴时期，清廷能徒手撬动已被颠覆了的新疆大局，是足以值得傲娇的一件事。因为当时面对的是陆海第一强权英俄两强，在当时的世界别说是一个落后的被殖民的对象，就是强国如普鲁士、法国、美国也不能同时排除这两强对自己的影响。试想，当时的普鲁士统一德国没有英俄的默许，根本没希望达成。还有今日的鬼岛也是同样道理，若无米国的影响早就统一了。所以左公真是值得怀念的伟人。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6）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满清均是被对手从天津大沽口登陆直逼京师，瞬间被锁喉，教训深刻，振兴海军的思路几乎成为共识，因此左宗棠对于海防的重要性并不质疑，西北防御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比起东南沿海是要差一个档次，但是，此时沙俄已经得寸进尺，使得其问题解决的急迫性超过了东南沿海。故而当时的许多主张海防的重臣也认为新疆问题是不重要却紧急的，比如文祥。
    此时的清朝军机处（政治局常委）是保持了七年高度稳定的五人内阁：恭亲王奕䜣领衔，下面依次是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前面两位是满州旗人，后面两位则是汉臣，地位上两位旗臣仅排在领班恭王奕䜣之后，略高于两位汉臣。
    在各方朝臣意见汇总上来以后，两宫太后召开御前会议，主要是听取军机处这几个人的意见。军机处两名汉人沈桂芬和李鸿藻此时各为两系朋党之首，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朝中南派官员之首；李鸿藻字兰荪，河北保定人，是当时的北派官员之首。这二位在朝中的地位难分伯仲，兵部尚书沈桂芬是罕见的集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于一身的人，而李鸿藻则是军机大臣中兼任两代帝师的人。
    李鸿藻同时还是清流党魁首，他的外交倾向一直是嘴炮鹰派，这次也不例外，主张对西北用兵。
    而除了李鸿藻以外，其他的军机大臣或多或少都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原则上同意李二加强海防的建议，因此才有恭王申请外购铁甲舰的折子。
    特别说一下这个李鸿藻，他是真的几十年如一日的主战派，后来在甲午战争时也是强硬派，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后来成了民国元老，就是组织过留法俭学会输送了许多中共领袖去法国的李石曾。
    两宫所开的会议经过多次讨论，仍然不能下结论。而当时除了核心圈这几个人之外，爱新觉罗家的老七，新皇帝载湉的亲爹醇王奕譞坚决支持李鸿章的海防派，他盛赞：“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
    最终中央庙算促使清廷决心出兵新疆的关键人物是军机大臣文祥。
    文祥，出身瓜尔佳氏，字博川，祖籍盛京，满州正红旗人。1818年生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这位和金顺差不多，虽说是旗人贵族出身，但到了他这一辈早已家道中落，通过科举出仕，没有靠山和派系。1859年入值军机，第二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肃顺等拥咸丰皇帝出走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文祥与大学士贾桢坚决反对。他上书咸丰表示：“通州地异澶渊，人无寇准，非万全之道；木兰又无险可扼，我能至彼亦能至。”文祥是想让咸丰也来个天子守国门，无奈他联合几名主战派大臣反复恳请咸丰留下来，也未能敌过奕詝那颗要逃跑的心。但是文祥却因为力阻木兰巡狩这事而被当时主张逃跑的权臣肃顺忌恨，于是奕詝走后，他被安排了一个风险很大的职务——北京城的步军统领，与鬼子六一起留在北京善后。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在咸丰皇帝临终托孤时唯一一位不是顾命大臣的军机大臣。在叔嫂联手搞掉肃顺时，文祥自然站队鬼子六，辛酉政变后文祥倡议组建神机营，全部装备西洋的先进火器，这个应该是满清最早的西式装备的军队，取代了健锐营成了清廷中央的王牌禁军。同治四年的时候，起源于东北的王达、马傻子的起义军一度攻入河北，京师震动，文祥率神机营小试牛刀，一举将其剿平。从太平天国被平定到捻军被灭，文祥一直在军机处位置仅在领班恭王之下，所以先后多次被议奖嘉封，他都坚辞不受。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7）
    对于这次日本侵台的事件，文祥和李鸿章一样，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潜在的危险，曾经的蕞尔小国有可能化成异形反噬中国。因此他在奕訢领衔上奏采购铁甲舰的时候也单独加码上奏谈及日本的威胁：“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文祥所指日本内乱是明治维新后的权力结构重新组合阶段，佐贺之乱刚刚平息，西南战争正在酝酿中，因此他担心日本变法失败重走战国时代百年大乱的老路，而中国也会遭受到明末令人烦恼的倭寇之乱。
    但是文祥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和李鸿章的认识完全不在同一层级上。因此在面临与西北收复新疆的抉择时，文祥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觉得还是新疆问题比较紧迫。
    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当然也不想在替自己男人看家的时候丢掉如此大的一块地方，否则不会有前面屡催成禄出关和后来任命景廉督师规复乌鲁木齐的上谕。但是从中央的醇亲王等皇族亲贵到地方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众口一词，使得柔弱的慈安太后顿时没了主意，而强势的慈禧太后也有些举棋不定。关键时刻文祥的密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礼，不为限制则无从自立，肢体之患也。”
    文祥自述最后西征大计确定成局时说：“方今建议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议疑之；余因于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谕允，因有左相督师之命。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即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如果放任新疆不管，使敌对势力坐大，如果叩嘉峪关东进陕甘，中原腹地立刻有崩塌的危险；即便不走这条路，对手越阿尔泰山一路向东横扫，走噶尔丹当年的老路，则内外蒙顿失，敌人兵临长城，京师肩背坏，如果此时再有敌人从海上夹攻，两线作战，大势将极度恶化，届时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这种战略思路左右了前后百年间我国的国防重心，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幸亏我们拥有了西部广阔的战略腾挪空间，才令我们能够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可以说晚清的西北收复战争不仅为我们带来实际物质利益，而且精神层面的财产也有不菲收获。
    根据文祥这段话的描述，我们依稀可见，当年的御前会议开了那么多轮，反复权衡，在这个影响涉及后世的重大议题上，决策诸公的犹豫不决。
    最终文祥的意见成为决定天平倾斜方向的那颗稻草。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8）
    在北京因为海防与疆防孰轻孰重的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西北前线的军队越集越多，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吃喝拉撒一脑门子官司。
    当前出关的部队中以金顺的实力最强，人数最多，除了明春的九个营和刘宏发的五个营先发外，自己亲自带出关的还有十五个营，全部数量加一起二十九营一万多人。当时新疆原来的国防军荣全的部队加上景廉和文麟带出关的一共三十九个营，但大都是不满额的。突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新人，后勤压力倍增。
    哈密虽然是关外第一大粮台，但那点储备粮除了供应明春之外，还得管新近出关的徐占彪的五营和张曜的嵩武军，所以金顺的部队除了自己采买外基本得靠景廉在古城子的储备。
    问题是由于转运的困难，景廉在古城子储备也不多，而金顺的就近采买也是在奇台、木垒和吉木萨尔一带，这同时也是景廉的日常粮食来源。
    之前因为军饷紧张的情况，景廉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公布了严格的限价令，所有粮商谁敢借机哄台粮价者，一律咔嚓。
    其结果就造成了整个奇、古、济一带闹起了粮荒，这下后路的金顺就非常尴尬，手下带出来的兵都是一路从陕甘征战多年的老兵，奉献了青春热血，朝廷还欠着大批军饷，如今来到新疆却发现这里还不如贫穷的陕甘，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现在金顺面临的情况还真的和李鸿章做出的西征大军可能因为饷粮问题哗溃的悲观预测高度吻合了！
    如此一来，新疆现在清军的一把手景廉和二把手金顺之间的心结可就越结越重了，本来金顺上年出关前因为在四道沟筹粮缓进的事就被景廉打过报告，嫌他们出关速度慢，耽误事。结果现在出来了，没仗可打着急催我们来干什么，另一方面没饭吃让人怎么玩？
    面对金顺的吐槽，景廉也是一肚子苦水。现在从古城子往东去巴里坤得八百里路、往西去到玛纳斯也差不多的距离，中间都是大漠戈壁，而且他直接与白彦虎和马人得对峙，古城子的粮道不但长而且保障难度大。这样就陷入一个死循环，一方面粮台和粮道需要足够的兵力去守卫，另一方面人一多，需要的保障粮就越多，现实就全反了，粮运本就吃力；而人力不够分配，反过来导致粮食转运效率就更低，前线的军粮就更不能保证，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现在景廉和金顺完全脱节，景廉这边苦于人少，四面临敌，他的军粮储备量一直上不来，而金顺这边这么多张嘴还在等着，当初既然说好了让我督办新疆军务，全国支持收复乌鲁木齐，进疆部队的后勤粮运不是关内解决吗？左宗棠、袁保恒责无旁贷的事，金顺你也犯不着跟我急呀。
    所以景廉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到左宗棠身上来了，而这段时间以来在肃州具体操办后路粮台的人是帮办大臣袁保恒。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9）
    袁保恒在之前已经上奏请求在巴里坤移设粮台，袁保恒参照了乾隆平大小和卓以及道光平张格尔两次后勤组织的情况做了预算并实施。那两次用兵规模都是四五万人左右，与这次预计人数差不多，而黄廷桂当时运粮动用了大车七千辆、驼三万头，卢坤是从哈密和乌鲁木齐往阿克苏转运，路程相对近些，但也动用了驼二万八千头。所以袁保恒在肃州派人加紧打造、雇佣大车，已经采购拉车的骡马三千头。虽然袁保恒移台巴里坤的预期是首先利用附近的吉木萨尔、古城子一带就地采买来填充储备，不足部分再调运北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存粮，再不足再从南路调运，也就是从肃州出玉门这一路。
    事实上袁保恒所说的首选目标从古济采买本身是很不靠谱的，因为当地的粮食早被景廉预订，并且自己都不够吃，再者就算你买到了再运回巴里坤再等景廉绕回巴里坤领粮还不够费事的呢。然后袁保恒在实际操作中重点放在肃州一路，就是所谓南路，这一路采办的军粮来自甘肃本地，甘肃是刚从战火中恢复过来，哪有那么多粮食，元气未复呀，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一路的运输情况。从肃州一路越安西、哈密到巴里坤，跨越台站二十四站，距离二千二百里，没三十天到不了，用大车运载一车能载六百斤，每车两头牲畜一名车夫，一天连人带畜就得消耗粮草十八斤，算一下到了巴里坤这一车粮还剩多少东西了？而且这种平板车到哈密还算将就，让它翻越天山就风险就太大了，随时可能散了架子。
    袁保恒办理这一切，事前并未和左宗棠商议，而左宗棠经过调查早就确定了以北路运粮为主的方案。也就是袁保恒计划中的那个次选，经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走。目标是一致的，左宗棠也赞成进疆之后第一转运地设在巴里坤。
    左宗棠和袁保恒的分歧在于，袁保恒实际操作由南路肃州起运，而左宗棠则计划从包头和归化收购粮食起运，中间取道大巴运往巴里坤。这条路是非官方驿路，也是左宗棠经过大量探访调查得到的。这是一条商人常走的走私贩运盐、茶的道路，从包头或者归化城往北到大巴中间是十几站，从大巴再往巴里坤中间经十六间，加一块三十多站，由于不是正经的驿路，所以中间没有补给台站，但是却经过不少产粮区。这条路经过金顺手下一名总兵邓曾亲自证实，沿途粮价、物价都不贵。左宗棠也马上下令给归绥道崇缮，让他咨询清楚上报详细测算数据。而同时左宗棠已派人带着钱去包头和归化（呼和浩特）试办采购军粮了。
    因为袁保恒的方案已经在实施，军机处把这个情况下发到左宗棠的时候，毕竟左是后勤总负责人，要求他酌度办理。在左宗棠看来，这个脑洞开得太大，近乎荒唐。所以他在上奏时也忍不住吐槽：“（袁保恒）现在制造车辆已成，采买驼骡已到，始筹及喂养维艰，意欲仍驻肃州办理车运，并奏陈西路用兵粮台均设肃州。引岳钟琪用兵车、粮车，黄廷桂分车驮北过天山为证。不知岳钟琪兵车后此，曾否停止；其过天山或士卒下车推挽，以资轻便，均无从详考。至粮车，则于后起运至玉门、布隆吉，咨止前进，而由巴里坤派余丁三千帮协转运，谓可省车驮之烦，并以节费。当时原有记录，其因天山非车路可知。黄廷桂用兵回部，以车骡驻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装粮，运库车重载，返时不逾天山；一半径由哈密运吐鲁番，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保恒预存想当然之见，求成必不行之事，牵强往迹，附会其说，臣实未喻。......驻肃运巴里坤，终归无济，大不侔也。”
    至此，在整个平定陕甘回民暴动期间密切合作的左、袁组合结束了蜜月。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40）
    在河里漂流的浮冰，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在漂流过程中互相撞击和摩擦却也是免不了。西征前线诸将清一色是陆防派，但在具体操作上思路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左宗棠的奏折上去之后，憋了一肚子气的景廉第一个开炮了。
    景廉在给军机处的折子里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一些大尺度的词语：“左宗棠筹办粮运未能合宜。阅该督原奏于西疆北路情形均未深悉。如左宗棠原奏以刻下肃州粮台为偏于南路等语。臣伏查由甘肃前赴新疆以肃州为咽喉、以哈密为门户。自哈密分道迤北则西达伊犁，迤南则西达喀什噶尔，中以天山为界，按程而计，肃州至喀什噶尔共计六千零六十八里，肃州至伊犁则四千八百九十里，是南路较北路远至千余里，臣实所不解。原奏中又说上年科布多岁收丰稔，北路采买不患无粮。前经查明乌城现无存粮，科面多所储米面除该城备用及支给过往差弁外仅存二千石，即全数运到营不过稍为补苴。又原奏内称袁保恒所拟购买驼只价银已咨明划解乌城，所购驼只由北路巴里坤交收牧放，是北路转运不患无驼等语。查袁保恒所称在张家口及乌里雅苏台采买驼只系甫经办理，能否采买足数尚无把握，尤不知何时方能到营，该督遂以北路转运有驼可恃，是乃揣度拟议之词，边塞军务必须实事求是，设此项驼只一时不能办妥，岂不贻误军糈！”
    景廉最后建议军机处要求左宗棠务必按袁保恒原奏，从肃州发运军粮，同时加大关外屯田力度。
    景廉对于左宗棠的南北两路粮台有所误解，左宗棠的南路起运中心是在肃州，而这一路是留给将来进军南疆时使用的主要粮路，因为从肃州出关沿天山南麓走这个路是最近而且省钱的。而左宗棠所设的北路是从包头和归化（呼和浩特）走外蒙这条线经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运到巴里坤再往古城子前线运。虽然归绥和归化位置比起肃州位置偏东，但是到巴里坤的整体距离比肃州到喀什噶尔更近，而且从归化走外蒙到巴里坤虽然比肃州到巴里坤远一些，但是路却好走得多，最主要的是人家北路这边不用翻天山。可是现在景廉钻到牛角尖里去了，谁也拉不出来。
    西北军前的领导班子几名主要成员现在自己炒翻了天，军机处这边要求户部拿出预算分析来，到底谁的方案可行总得有个结论呀，而且现在看，按这个意思，袁保恒和左宗棠这后勤一二把手没法继续合作下去了，如果帮办的大臣和主政大臣思路不一致，两个人一起干的效率倒不如让一个人搞。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41）
    户部对左宗棠的方案倒是没意见，毕竟他在前方做了大量的调研，人家可是有大数据支持的。但是唯一对老左的预算里军粮的运费有点质疑：每百斤粮需银十一两七钱上下，比起档案记载的前朝出兵新疆的例行价格相差太悬殊了（别怪人家腹黑，那个年头吃回扣发国难财的人实在太多了）。
    就这事左宗棠专门复奏解释原因：“例载运脚系专指雇佣车驼骡价而言。原奏关内采运由凉历甘、肃达安西计程一千五百六十里，每百斤运价十一两七钱是统算所有杂费在内，系合粮价、车骡驼只脚价及员弁人夫口粮、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费一切费用统算在内。”
    现在西北的乱局愣逼得左宗棠事无巨细，军事、政治、外交甚至财务、招标采购样样皆通了。
    因为前面左宗棠在平定陕甘的时候就被人物议过经济问题，这回进兵新疆又做了这样惊人的预算，军机处的几位也不敢随便下结论，毕竟都不在前线，所以问题都上交到两宫太后那里了，你们看着办吧。慈禧太后也派了组织部和中纪委、反贪局的人下去搞外调，明察暗访地跑遍了左宗棠任职以来的几个地方，浙江、福建、陕西都去了。忙活半天最后得出结论，人家没一点问题。
    既然从中央到地方上各省督抚都已经形成共识，海防塞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得硬，那西北现在的局面只能由这个力推海塞并重的左宗棠老同志来操盘了。艄公多了打烂船，也别弄那么多人在前边添乱了，袁保恒是肯定得调回来了，左现在是陕甘、新疆一手托，那么关于新疆这摊的副手到底是留景廉还是金顺，干脆让左宗棠自己定。
    1875年4月，军机处下密诏垂询左宗棠，关于未来收复新疆的班子成员问题，左宗棠回奏：“景廉方正有学，承平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任用非人。其奏请仿古，徙民实边，欲调取关内户口赴古济耕垦，为寓兵于家起见。不料其经历有年，若不知农之不可为兵，游勇之不足恃也。金顺为人和平宽缓，然平时粥粥无能，临阵尚能奋勉。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于金顺，而知古所称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若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而以景廉之任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办事领队大臣，似于前敌事宜较易措手。”
    左宗棠在这段人事考评里，提到了几个历史人物，说景廉类似史上的殷浩、房琯一类人。殷浩是东晋名士，曾经与大将军桓温并驾齐驱的，但是为人好虚名，有点流于清谈浮华，最后在北伐中原时大败、房琯是唐朝肃宗时期的宰相，典型的官二代，他爹就是宰相房融。这位和殷浩一样，坐而论道也是一套一套的，但他是个书生出身，耍耍笔杆子还凑合，肃宗时期正赶上安史之乱，老板李亨很器重他，让他带兵平叛，房琯哪懂得打仗啊，结果凡事都委托给下属同样书生出身的李揖、刘秩，结果被叛军打得大败。左宗棠拿这两个人来比景廉，尽管表面上的话都是非常客气的，但引用的人没一个正经干事的。而且显然是在说景廉有点书呆子气，让他回到京师等职业官僚，倒是挺合适的。总之一句话，西北前线是不缺这样的人。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42）
    然而在评价金顺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的话全是很不好听的，什么粥粥无能之类的，但是最终却认为金顺最适合在新疆管各城领队办事大臣，这话很露骨了。而引用的例子呢，宫之奇，是春秋时虞国大臣，这个人的名字和四个成语相关联。当时晋国想灭掉虞国，但是虞国与虢国结盟，晋国无隙可乘。大夫荀息献计，向虞君行贿，用宝马美玉向虞群借道攻打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君万不可上当，如果虢国亡了虞国必不能独存。结果虞君不听，最后晋国灭虢后班师途中顺便灭掉了虞国。宫之奇因为虞君不听自己的劝谏，提前跑路了，临别留下“饮鸩自甘，开门揖盗，唇亡齿寒”这三个成语，再加上荀息献的这条妙计在历史上被称为“假途灭虢”也是一条成语。董安于也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是六卿里的赵简子的谋士，六卿火拼的时候，正是他出主意让赵简子“先发制人”攻打范氏和中行氏，赵简子也没听。最后范氏和中行氏出局，智氏向赵简子兴师问罪时，赵简子弃卒保车，归咎于董安于。这两位古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有点小智慧，让他们干具体的事没问题，但是他们的智慧不能为老板所用，这个是他们的短板，可以为将却难当帅。如果他们跟了糊涂的老板，那后面就再有小聪明都得倒霉。这块又是在影射景廉和金顺现在的状况：一个是督办新疆军务，一个是帮办新疆军务，结果金顺有人没粮吃，而景廉粮倒是还有得吃但兵员不足，粮道都守得费劲，双方的磨合可谓处处掣肘！
    军机处以奕訢为首的几个老油条很快顺水推舟拍了板，新疆的景氏老店换招牌了。1875年5月3日清廷下诏:景廉补授正白旗汉军都统，与侍郎袁保恒回京供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然帮办新疆军务，还是二把手。同时宣布左宗棠后勤那摊活交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粮饷方面的帮办则由陕西布政使裕宽和陕安道沈应奎办理。虽然谭钟麟今天在收复新疆的行动中有重要戏码，但是将来他的一个老乡兼本家却主张放弃新疆，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这位本家比谭钟麟有名的多，就是影响一代湖湘士气的谭嗣同。插这段话不是为了否定赫赫谭君，而是想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便是一些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收复新疆这样的大手笔，真的需要具备穿越眼光的人来掌舵，这样的或妖或神的人物是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礼物，就像上帝打包给了美国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那一批在遍地帝国中倡导共和的天外来客一样。插句题外话，这个谭钟麟的儿子的名气也比老爹大，因为他后来出任过民国的二把手——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的名字叫谭延闿。
    新疆这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又送走了一批流水过客。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43）
    袁保恒这个官二代学霸虽然没有踏入新疆一步，但是他本身作为一个与李鸿章淮系有两世渊源的人能辅佐左宗棠平定了陕甘一带回民暴动，实际上为清军扫清河西走廊出关作战奠定了基础。就在他刚被委任为收复新疆的后路帮办那一年（1874年）他回籍省亲，再返回肃州大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这个人是他的侄子，四十年后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终身大总统。袁保恒回到京师担任了刑部左侍郎，在这个职位上他正赶上了浙江的杨乃武小白菜大案，袁保恒在自己的政治生涯尾声再放异彩，杨案一战屠龙，摘掉了三百多顶乌纱！1878年，就在左宗棠在新疆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中原发生丁戊奇荒，袁保恒奉命赈灾，病故于途中，谥号文成。
    颜札景廉回京之后渐登崇阶，先后在工部、户部、兵部任尚书，从光绪二年以后他入阁成为军机大臣，并进入总理衙门，成为鬼子六的重要帮手，1882年甲申易枢受到牵连也一度靠边站，不过很快复职，三年后病故。景廉虽然没有参与新疆的收官之战，但是他毕竟是在全疆几乎彻底陷于敌手时到任的，当时许多被任命到新疆的官员都想方设法逃避掉这个火山口的位置，而他能义无反顾地出关，并在巴里坤和古城子惨淡经营，坚持了六年之久，新疆收复之功怎么说也该给他记上一笔的。

    好啦，乱哄哄的中华大地总算平静了下来，满清与新疆的敌对力量最后PK即将展开，清方阵容也新鲜出炉了，清廷收复新疆的男一号正式亮相。
    左宗棠，字季高，1812年11月10日生于湖南湘阴东乡。他从小跟他父亲和祖父在家读书，应该算是个书香门弟。而且他们家这几辈子都是很热衷功名的，无奈在应试水平上确实不行，所以上两辈都没考下来任何职称，连个秀才也没有，最后只好在乡村当了个民办教员（私塾先生），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左宗棠这一辈身上了。
    左宗棠的启蒙教育包括最开始考秀才之前的应试课程都是在家里，由他爹教的。一直到十九岁的时候，他才离开家乡到长沙的城南书院开始正规的进修，全力备战科举。
    第二年左宗棠二十岁的时候，赶上道光寿诞加试一次恩科乡试。这个是要有秀才功名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的考试，通关就成了举人，然后再等下一科的殿试，再通关就是进士了。而这个时候左宗棠手里头是连个秀才的证都没有呢。可是若等了按部就班考完秀才再来考下一科的乡试那又得等三年，为把握住这次机会，左宗棠的哥哥走了个捷径，花钱买了个秀才证，不过人家这个可是带档案的，就凭这个秀才资格，左宗棠参加了这次乡试。
    考完一发榜，证明前面买秀才的钱是没白花，因为左宗棠在这年度的湖南乡试中，排名第十八，中了举人，应该说他的路是走得非常顺的，这年他才二十岁。要知道，我们中学课本里学过的《范进中举》里那位男主可是五十多岁才中的举人，一发榜还激动得昏死过去呢，可以想见当年的科举独木桥的通关难度之大。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44）
    没想到，梦幻开局之后，好运气用光了，二十一岁那年去北京初次挑战进士失败，左宗棠没气馁，回家又备战三年，二十四岁那年再次进京参加殿试，结果再次折戟。这回再回来他先找了个地方当老师，就是培训新一辈的考证族，这样既有收入同时在教授的过程中也相当于熟悉教材了。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应试增进内功。
    可是世上的事有时就是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在澧阳书院当讲习的时候，偶然间结识了一个对他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可以说后面左宗棠所走的路、所遇到的人几乎无不与此人有关。
    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湖南安化故乡扫墓，路过澧陵，这种级别的官员路过地方，地方官都是要有一些迎送仪式的，类似净水泼街等。陶澍是个清官，对铺张的场面一向不好，但却非常喜欢风雅、尤善楹联，因此这个县令就让书院的学究们为总督大人下榻的招待所门口写副对联。这个差事就落在了左宗棠的身上了。左宗棠毕生同样喜欢对联，这东西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左宗棠贴在驿馆门口的对联是这样的，上联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下联是：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我能说这副对联的恭维写得至臻化境了么，顺情说好话本是人之常情，如果恭维对象是个好人，那么这种行为便是称颂，反之，就被认为是谄媚。而左宗棠的这副对联在说恭维话的时候能够恰到好处，不落俗套、不着一丝媚俗的痕迹，堪称极品。同样的行为如果功力不够，即便是称颂也会让人讥为溜须拍马。
    在老左他们这波文化人眼中，雅颂是不属于阿谀的范畴的，左宗棠本来一身傲骨，最烦别人奉承。他自己是联林高手，却从不接受同僚、下属为其写歌功颂德的对联、诗作，觉得肉麻的事他是完全不要的。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在左宗棠六十四岁时,他本人已成了当年的陶澍，贵为陕甘总督驻节兰州。当地的大小官员都想为其贺寿，但又都知道老左的特点，讨厌这些虚头巴脑的繁文缛礼，玩的是静养心性。所以下属们都不敢吱声。不知趣的就算送了礼左宗棠照例一概不收，但是对于一个人送来的贺寿对联老左不但笑纳，而且赞不绝口。
    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过因为参劾成禄而差点掉了脑袋的监察御史吴可读，历此一劫老吴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职务一撸到底，成了体制外的流浪者。左宗棠礼聘他回到家乡兰州担任了兰山书院的山长。老吴给左宗棠写的寿联是这样的，上联是：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下联是：两朝开济庆洽羲爻。

立马吴山忆旧时，相逢塞外鬓如丝。

平生意气期无负，大好河山共护持。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45）
    据说左氏一见此联，大喜过望，立即传司道各官共同欣赏，并欣然大笑：“不可负此佳联!”同僚于是大张旗鼓，登堂贺寿。左宗棠为何拒绝贺寿，后来却又反过来默许贺寿呢?吴可读的贺寿联可谓写得恰到好处。吴在上联恭维左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孔子所撰《春秋》之类的典籍。左宗棠经常自比为诸葛亮，吴在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两朝开济”句，赞颂左为咸丰、同治二帝立下汗马功劳，历任督抚。64岁生日不当不正，又不是整数大寿，贺寿理由何来呢？下联的“牺爻”在这等着呢，伏牺(羲)氏所画八卦，两两相重，可演为六十四卦，以指代64岁生日。寿联不仅概括了左氏的事功，并予以高度评价，而且用典洽切，对仗相当工稳，如“麟笔”对“牺爻”之类，就算对联名家也不易做到的。因此惹得左宗棠这位联林高手也不禁开怀大笑。
    话说回来，当年的老干部陶澍也是同样的感觉呀，这副恭维得恰到好处的对联让老陶欲罢不能，通知县令一定要把作者找来见一见。
    左宗棠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两个人虽然年纪相差三十多岁，但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看来三观相同的人到一块，擦出思想的小火苗是分分钟的事，二人当晚彻夜长谈。次日意尤未尽的陶澍临时决定在醴陵多逗留一天，专门让左宗棠陪同游览了醴陵的名胜。这两天的交往使双方结成忘年之交，之后一直保持了书信往来。
    第二年左宗棠再次进北京参加高考，再次折戟。这个倒没什么丢脸的，进士这关一次通关的超级学霸实在是凤毛麟角，前面提到的那个吴可读从第一次殿试失败后，为了节省路费在北京寄居八年，屡败屡战，最后钱花光了只好回家打工，两年后攒够了钱再回北京才考中进士。左宗棠没钱在北京寄居，返回家乡的时候到南京拜访了陶澍，虽然左宗棠名落孙山，可是陶澍却依然对左宗棠寄以厚望。
    不得不说陶澍的眼光是相当精准的。
    看准了以后陶澍下注也是毫不迟疑的，他不但将儿子陶桄托付给左宗棠，而且还与左宗棠定下儿女亲家，陶桄后来娶了左宗棠的女儿。
    此时的陶澍已患上“风痹”之症，就是风湿病，相当严重，第二年就去世了。因此左宗棠就去陶家履行对陶澍的托孤生诺，负责教育陶桄，这一下就是八年，再也没踏入科场。
    陶澍能在一众布衣黔首之间敏锐地发现左宗棠，说明老虎伏着的时候也是虎，别看在陶家蜇伏八年，左宗棠一点也没闲着，把陶家的藏书读了个遍，尤其是那些应用科学方面的。而且还非常关注时事，对鸦片战争中武器战船方面提出很多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段时期他可真是像现在的人们常说的，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道光时期朝中的清流派一度以王鼎、陶澍执牛耳，陶澍身边的左右手就是后来的禁烟派大BOSS林则徐还有贺长龄。这就牵扯出影响左宗棠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因为有上面说的这些派系瓜葛，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曾邀请左宗棠去当幕僚，左宗棠因为家里有事没能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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