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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页] |
| 作者:ah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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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首的话。 提起湘西，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土匪，然后是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这里是一个既有神秘感又能能满足了人们好奇心理的地方。从古到今汉文献典籍不乏这里的种种猎奇，但是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起源和原因却鲜有探究。 例如，这里的土匪真厉害，湘西剿匪成为解放初国家的一件大事，民国这里等于是土匪自治，明清朝廷在这里吃尽苦头，留下了数不尽的“防苗”军事设施，宋代朝廷开边也仅仅到了沅水上游的辰沅河谷，进不了“苗疆”和“蛮地”；汉代这里的“五溪蛮”更是马援“马革裹尸还”的制造者。正像战斗的民族俄罗斯总是在外族入侵中一样，这里的“苗蛮”也是在历代朝廷的“王化”清剿中锻炼成中国赫赫有名的“土匪”的。 又如，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起源于这里“苗蛮”的种种信仰和习俗。湘西历史上为多民族避难、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华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断繁衍变化着，有的往外迁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族群。全国56个民族中，有苗、土家、瑶、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个民族至今在这个地区生活，或者在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这里是中国民族生态最丰富的地区，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五溪苗蛮，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 交织在一起，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物体。他们举行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出现在这里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试图还原一部湘西史，一部苗族史，非虚构，所有情节都是基于历史材料之上的，但是在写作中感觉湘西和苗疆文化之丰富，取舍拿捏之难，颇有力不从心只感。这也是作者把天涯煮酒论史作为本文首发地的原因。希望这里对湘西历史感兴趣的湘西人，民族史、苗族史、西南史爱好者能给本文框架提出意见，对细节加以补充，对不对之处做出勘误，以便作者完善和丰富本书，最终目的是想写一部能反映湘西苗疆历史的的书籍。 谢谢你们对本文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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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苗疆和湘西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容易把握的地理范畴。虽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这两个概念差别很大。苗疆可以泛指湘西、贵州、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广大区域，但在元代前，和“蛮地”并称主要指向沅水中下游的辰、沅河谷地带，王朝的开拓也主要集中沅水中下游的争夺；元明以后，中原王朝已经深入到云贵高原，西南驿道的开通和护卫，贵州、云南等西南边疆都为苗疆；随着朝廷开发的深入和“王化”的加速，渐渐又消减了苗疆的范围，清代以后苗疆主要指向了腊尓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当然酉水流域的土司区历史上由于“土家”的概念并不清晰，也称苗疆。而湘西是民国才有的概念，大之为整个湖南西部，小之则为现在的湘西自治州，清代这里为湘黔边地区，元明为湖广西部苗疆，疆域更广，包括了黔东南和黔东北。我把雷公山（黔东南）苗疆纳入本书就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是湘西（湖广西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元明以后仅存的两个苗疆（生苗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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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记录苗疆和湘西的历史时，往往也是随着中原王朝征伐的脚步： 历史上 从西汉马援在五溪“马革裹尸还”起，中原王朝就开始不断地征伐五溪地区，而五溪蛮的“反叛”也越发剧烈，朝廷开始视这片区域为心腹大患，双方在沅水流域开始了拉锯战。沅水就像一把标尺，度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和边疆拓展的决心，王朝的五溪治理中心也从沅水中上游的义陵（溆浦），退到下游的陵沅（常德），再徐徐往中游的辰州（沅陵）挺近。唐王朝的羁縻州，五代以“溪州铜柱”开始的八百年永顺土司王朝都是某种间接统治形式，熙宁开边挺进沅州达到了宋朝所能“拓展”的极限。而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迫使中原王朝经营位于驿道入口咽喉的腊尔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明朝廷恩威并施，沿袭土司统治，设立卫所，对腊尔山周围“生苗”区构成了一副强大的军事震慑骨架。然而“苗反”、“寇边”仍然频繁发生，明朝廷在和腊尓山红苗反复的较量中不胜其烦，有了放弃对这块苗疆统治的想法：先是沿苗疆建起十三哨和二十四堡，再修长约三百八十里的“苗疆边墙”进行军事封锁，从此正式放弃了对腊尔山苗疆的管理，实行起所谓的“蛮不出境，民不入峒”的政策，只希望苗民不要越过边墙“寇边”，掳掠“客民”。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来以后，通过大肆屠戮的“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实现了腊尔山红苗和雷公山黑苗两个苗疆的统治，随后清王朝设官建制，促进生产，修路架桥，建立学校，移风易俗，弄的有模有样的。但是也就是这时，在六十年间先后发生了雍乾苗反和乾嘉苗反，雍乾苗反是苗族对苗疆开辟的直接反抗，苗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在乾嘉之际达到了极限，清朝廷前后动员了近18万兵力，经历了11年之久平息了发生在腊尓山苗疆这场叛乱。 在这之后，我们倒看到中原文明和苗疆文明的妥协和融合。清朝廷任用苗官征苗兵，在苗疆培育着自己的势力；建义学修书院，以儒学化导着苗民；沿边墙设立集市，输入盐铁而运出土特产，改善着苗疆的民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随后我们看到清水江流域争江过程中苗民各方都在寻求清廷官方支持和法律依据；我们看到沅水的放排人和酉水的船工在号子声中源源不断地把木材、桐油等苗疆的土特产地运往中原；我们看到为苗、客民划界的清代苗疆边墙旁的集市苗汉民常年累月的交易，使得边墙失去作用而渐毁；我们听到耄耋老人和咿呀学语的幼童在苗疆义学一同朗朗读书声，这些读书声把儒家的礼仪潜移默化进了苗民的生活。正是这些两百年持续不断的经济互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后来我们还看到了苗疆筸军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为清帝国搏命，苗疆士子辛亥革命攻打清王朝在湖南最后堡垒，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苗民土家为新中国黎明的战斗，抗战中筸军的前仆后继和苗疆抗战中对难民的接纳。我们看到田兴恕、向警予、熊希龄、沈从文、贺龙、粟裕、滕代远这一代代苗疆人走出苗疆，在国家舞台上展现出责任和担当。苗疆这个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民族融合最好的地区，它与中华已经融于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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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沅水流域,历史上的五溪，就这样留下了足以开启整个西南历史的一把钥匙： 这里是西南民族的摇篮。五溪地区为多民族避难、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华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断繁衍变化着，有的往外迁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族群。沅水流域的最早先民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可能是侗族的先民，沅水流域真正的土著族群；而苗蛮集团是由江淮地区经洞庭湖沿沅江河谷进入湘西和黔东南地区，他们是苗族、瑶族的先民；随后西北部巴蜀地区的先民也在北方部族的挤压下向湘西沅水流域迁徙，他们和江西汉族移民一起，构成了土家族的先民。苗蛮集团和巴人的迁入，形成了北部支流酉水流域以土家族分布为主，中部支流武水、辰水流域以苗族为主；南部支流潕水、渠水流域以侗族为主的大格局。此外全国56个民族中，有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个民族至今在这个地区生活，或者在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这里是中国民族生态最丰富的地区，没有之一。 |
| 这里能够感受到西南“苗蛮”文化发展的脉搏。沅水边上的高庙遗址陶器上装饰的那些撩牙兽面、飞鸟(凤?)和太阳等图像，体现出部落人群的自然神灵崇仰；屈原《楚辞》所描摹楚地巫风和五溪蛮的浪漫气息更是早期五溪苗蛮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五溪苗蛮，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 交织在一起，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物体。他们举行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一步步傩祭活动蜕变脱胎出了戏剧，傩堂戏、傩神戏，巫傩歌舞逐步溶入了杂技、巫术等内容。它既有驱疫纳吉的祭祀功能，又有歌舞戏曲的娱神娱人功能。巫傩也浸润在这里“苗蛮”的日常生活中，仅以苗族为例，这一地区苗族中的神职人员种类之多，分类之繁杂，就可让我们窥见其信仰文化之丰富：巴岱熊、巴岱扎、仙娘、地理、道士、算命先生以及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蛊婆，由此衍生的椎牛椎猪、还傩愿、杠仙、打绕棺，并显现了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这里的苗蛮对天、对神、对鬼有着与中原完全不同的认识，展现了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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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沅水仍然是那么流着，只是我们已经看不到沿江而下的木排，听不到船工的号子声。但是沅水及其支流沿线的常德、沅陵（辰州）、溆浦、芷江（沅州）、凤凰（镇筸）、吉首（乾州）、洪江，黔阳、王村仍然随日月更替，焕发出勃勃生机；而老司城，四方城、里耶遗址，以及已经湮没在深山树林的哨堡边墙残垣，虽然斑驳陆离，仍然顽强耸立，它们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见证苗疆的那段历史；腊尓山、雷公山的苗寨苗民仍然在椎猪、还傩愿、杠仙、打绕棺，消灾辟邪，化解着生活中的不幸，祈求着未来的幸福；土家人们仍然在跳摆手舞，演茅古斯，哭嫁也哭丧，哭嫁为新生活的开始，为即将到来新生命的诞生而欢欣；哭丧为生命的逝去而歌唱，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新老交替就像四季轮回，不是什么悲伤的事，正是有老的逝去，才会有新生命的诞生。 那么沅水呢？也会随着岁月的更迭永远川流不息吗？那么苗疆呢？苗民土民客民会一如既往地祈拜着他们的神灵，以自己的文化和生存生产方式在这里繁衍生息吗？ 李煜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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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武松 2017-07-15 17:00:25 楼主加油。 ----------------------------- 谢谢你的鼓励，本文有点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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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武松 2017-07-15 17:01:27 粟裕也有说是侗族的。 粟自己说是汉族 ----------------------------- 对，粟裕是会同人，解放前很多湘西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族属，直到解放后开展民族识别后湘西民族才清晰起来。如湘西的土家族一直自己都认为是汉族，直到解放后中央调查组识别后才有土家这个民族。粟裕自认为是汉族并不奇怪，但粟裕故乡会同伏龙乡枫木树脚村60多户都是侗族，所以粟裕民族应该是侗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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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进和退缩：从辰沅河谷到苗疆生地 一、沅水流域——苗疆的远古起源和传说 巫风缘起——高庙人和他们的祭祀 沅水流域古老而神奇，长期以来，这里被人们称为“南蛮”之地。远古时期的历史，仅有零星文献传世和一些神话传说流传，远古社会这里居民的真实生活深埋于历史烟尘中。 要追溯沅水中上游和湘西的历史，我们得从一座庙开始。 这座庙在沅水上游，云贵高原东部边缘的雪峰山区的洪江市。洪江市岔头乡的高庙是沅水流域常见的小山寨。这里曾有一座地势很高的庙，每当沅江涨水，大水淹到庙的屋檐下就再也不会上涨了，人们以为神灵显圣，纷纷前来拜叩。高庙之名由此而来。 不知道哪年哪月这座庙垮塌了，在其附近现在只保留着一座被人们称为高庙的青砖残壁的寺庙遗址，但奇怪的是庙塌了，却仍然还在显着灵，洪水涨到这里，依旧还是不会再往上涨。于是当地老百姓依旧拿着三五祭品，烧香祈福，在他们心中，这个庙的地下，一定有什么灵性的东西，保佑着他们的平安。。 这个遗址也就这样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1990年6月12日，一批考古学家来到黔阳县（今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这个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洪江市安江盆地西北缘，依山傍水，遗址地处沅水北岸一级阶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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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遗址 为沅水一级台地上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5米多，下部遗存与皂市下层中晚期相当（距今约7400年），出土较多的白陶器，有釜、罐、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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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在一处土坎得到突破。这是一个高1.5米的土坎，当时虽长满绿草，但刨去表层浮土后，一个现存的地层剖面露了出来，文化层中有少量的陶片和烧土。又在原地往下钻，结果让人大为惊讶：下面竟然还有将近2米厚的文化堆积层，且有大量螺壳，陶器碎片的特征也与上部地层所出略有差异。 随后惊喜不断，清理的遗址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址经3次挖掘，揭露面积1672平方米，出土石、玉、陶、骨、角、蚌等各类文物和标本1万余件，它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其堆积最大厚度达7米左右。 高庙遗址的文化遗存自上而下主要有：明清时期的房址、灰坑和墓葬；战国时期的房址、灰坑以及围沟等；上部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遗存（简称高庙上层遗存）；下部新石器时代遗存（简称高庙下层遗存），其年代跨度为距今约7800年至67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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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进行的一次发掘中，一个较为完整的白色陶罐露了出来，白陶罐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图案，虽经7000余年浸淫，依旧栩栩如生。在同层另一探方，两排陶罐成弧形状展现在人们眼前，让人惊诧不已。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具有图腾意蕴。史界及考古界一直公认，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是我国最早的“凤凰图腾”。而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罐，其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包括兽面、太阳）图案，一只朝向正面，一只侧面回首，虽经年代浸淫，依旧栩栩如生。专家鉴定，沅水凤凰早于河姆渡凤凰400年。 风鸟纹陶罐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 高23厘米、口径巧厘米、腹径20厘米 黔阳县岔头乡高庙遗址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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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15 21:58:58 在保靖呆了2个多月，很想看到这样的文章。 楼主加油。 ----------------------------- 谢谢欣赏，会陆续贴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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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遗址中挖掘出一具距今约7000年的女性人体骨骼，其下垫有编织的多孔竹席，出土时竹席虽已完全碳化，但印在地面上的图案仍十分清晰，制作工艺考究精湛，比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竹席要“年长”2000多岁。 在高庙遗址发掘前后，考古学家还发现辰溪境内沅水段的松溪口、征溪口遗址，以及潭坎大地、荆坪、高坎垅、靖州的头篷坡，麻阳火车站，会同的渡头江、花垣茶峒、泸溪浦市、吉首河溪等新石器遗址及的文化遗存与高庙文化极为相似，应同属高庙文化，组成了高庙文化的遗址群。这些遗址沿沅水中游多支支流上溯，覆盖了整个武陵山区，甚至远至贵州东部的清水江流域。 从这些文化遗址我们大致梳理出公元前约5000——6000年前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远古人类的生活：当时的居民多选择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居址大都分布在沅水主、干流两岸的一级台地上，房屋均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术构地面建筑，方向朝东或朝东南，多为长方形两开间和三开间的结构，面积20-40平方米不等，有的房屋附近还设有窖穴。墓地就在居址附近，流行竖穴上坑侧身屈肢葬，头朝东，面北，几无随葬品，仅有少量石片石器和兽骨，但在一座墓的人骨架下发现有编织成方孔的竹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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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文化遗存中出上的淡水螺(当地上话称红螺)和贝壳堆积如山，出上的鹿、猪、鹿、牛、熊、獾、象、貘、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以及植物遗存达数十种，且数量巨大，表明当时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可能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攫取式的经济方式，它与洞庭湖区当时发达的稻作农业形成较大的反差。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部分的猪牙床进行鉴定，可认定其己属被驯养的家猪，说明当时己有动物的驯养业。 石质工具主要是数量巨大。陶器皆手制，但器壁厚薄较均匀，器型规整但颜色斑驳，大都夹砂，泥质陶甚少。出上有精美白陶制品。器类主要有釜、罐、盘、钵、碗、杯和支脚等，其中罐类器尤为丰富，器型多达十余种。特别是那些装饰鸟纹、撩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质地都比较好，制作相当的精细，这些陶器很可能是当是用于陈设用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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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高庙几千年来显灵的原因被找到了。几千年来沅水浩荡，涤荡着沅水两岸，高庙——就算只剩一处遗址，仍然在保佑着沅水沿岸的芸芸众生，让他们丰衣足食，繁衍生息。原因就是——原来高庙远古就是一座大型宗教祭祀中心，也许我们的先民六、七千年的祈祷，也许是远古先民的魔咒，在保佑着沅水沿岸民众的平安。 2005年在高庙遗址顶部揭露了一处大型祭祀场所。活动场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由３部分组成：正面有由４个主柱洞组成“司仪（主祭）场”；南面有39个排列有序的“祭祀坑”；西侧有“两室一厅”面积宽达40平米的“会客议事馆”，并附设有窖穴式的“仓库”。 “祭祀坑”有“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人祭坑”内有人体骨架，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这是拿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这生动反映了当时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祭祀坑内出土有经火烧过的牛、羊、鹿和龟等动物骨骼和螺壳，出土陶器上大量装饰有太阳（天帝）、八角星、獠牙兽面（龙）、凤鸟等神灵图像。最重要的是在司仪场所发现了两侧对称的双柱环梯建筑遗迹。据考证，它是供神灵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 高庙大型祭祀场所 这说明高庙遗址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这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神灵图像在高庙文化不同区域类型的遗存中普遍风行，分布地域广，可以确认是一种大范围群体性的宗教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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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遗址出土文物表明，高庙文化的存续时间在距今约7800年至6300年之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至晚期前段。出土的器物和墓葬都表现出明显的巫文化特征。沅水流域和后来广阔的苗疆那股盛行的巫风到这里都找到了源头。 高庙文化陶器上装饰的那些八角星、撩牙兽面、飞鸟(凤?)和太阳等图像，实际上就是该部落人群所崇仰的自然神灵的图像。它反映了该人群对于宗教的虔诚与狂热。 高庙文化人群对自然神灵如此的狂热崇尚与敬仰，或许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山高谷深的武陵山区，林木茂密，群峰叠嶂，本身就给人以神奇的幻觉与无限的想象。而从高庙文化遗存中出上的巨量水、陆生动物骨骸，可以窥见到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就是渔猎与采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们与自然的联系和依赖实在是太密切了。正是由此，祈求在生活中获取到更多的食物，并希望这些食物生生不息，取之不尽，有求必应，所以他们创造了能带给他们好运与庇佑的神灵，并对这些神灵顶礼膜拜。然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却还要面对诸多潜在的威胁，如在猎获食物时，要面对猛兽的威肋；在洪水频发和瘴疫横行时，要面对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因此，他们一方面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这个时候，神灵也就成了他们救世主，而宗教所特有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就成了连结氏族与部落成员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 自古以来，湖湘大地就有信鬼好祠之风，但这一股吹彻原野的湘楚巫风，我们从高庙寻找找到了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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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概念——沅水和五溪、黔中郡和武陵郡、蛮地和苗疆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发生在湘西和苗疆的故事，我得首先科普一下这一带的地理概念，这些概念有些是历史上有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有些历史变化很大，专业上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一般人还真的难得搞清楚。 首先是沅水和五溪。沅水大家都知道，五溪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包括现在生活在那里的湘西人。 沅水，又称沅江，有南、北二源。南源龙头江发源于贵州贵定的苗岭斗篷山南麓，北源重安江发源于贵州麻江平越间大山。两江在旁海镇岔河口会合后称清水江。在贵州流经合江、剑河、锦屏、天柱等县至銮山入湖南芷江县，东流至黔阳县托口镇与渠水会合始称沅水，最后在常德的德山注入洞庭湖。全长1033千米。河源至黔城为上游，河谷狭窄，险滩较多；黔城至沅陵为中游，河谷逐渐增宽，坡度减小；沅陵以下为下游，河谷增宽。 沅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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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水流域四周高原山地环绕，地形呈“一线两面”，北边是武陵山脉；南边是雪峰山脉，纵贯南北，将沅水与资水分隔开来。两条山脉构成了沅水流域地理的两个“面”，沅水作为一条通道，成为连接中原地区和大西南地区的重要的一条“线”， 沅水历史上就是一条中央政权沟通云贵川大西南的一条大通道和经济命脉，也是西南地区向中央朝廷进贡的驿站，同时，它也是朝廷发配官员到西南的必经之路、流放之地，直到民国抗战中国内地人员大转移，走的还是历史上沅水这一条线，长沙，益阳，常德，沅陵，进入湘西和西南地区。 沅水及主要支流（网络图片） 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的交汇点在沅陵县境，沅水在此形成险滩急流，而中上游地区水系呈羽状展开，支流众多，溪河纵横，在干流与各主要支流两岸分布着一系列大小不等、放束相间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其中以沅麻盆地、芷怀盆地、溆浦盆地、安洪盆地和渠阳（靖州）盆地较为著名。其间还有许多小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但面积较小，呈坝子特色，这种四周环山、一水中流的地形，历史上称之为“溪峒”。 沅水上游有22条流域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她像千年树根，直扎洞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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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是沅水和湘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说穿了就是古代人们对河流的支流没有那么全面的了解，于是历史上把沅水及其上流流域统称为五溪（其实沅水较大的支流就有22条），五溪包括（雄溪、樠(朗)溪、酉溪、潕溪、辰溪)地域。辰溪始于梵净山麓的贵州铜仁地区江口县、流经铜仁，再下麻阳汇人沅江，是五溪中最大的一条溪河，也是最负甚名的一条溪河。樠溪即流经现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松江，舞溪即流经现铜仁玉屏的舞阳河的下游，雄溪即舞阳河的上游，酉溪即现在重庆酉阳县的酉城河，辰溪是蛮夷的腹心溪河，明代的以铜仁府为核心的贵州正是在这条蛮夷者最集中的腹心溪河中诞生的。 从大致范围来看，五溪地域应包括现在的湖南西部，包括湘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巫溪流经的城步、绥宁、会同等县；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北部，包括思南、铜仁、印江、松挑等地;贵州的东南部，包括武溪(舞溪)流经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等县以及湖南的新晃、怀化等县，还有沅江的支流清水江两岸广大地区；还有原四川东南部的酉阳、秀山等地。 明朝沈瓒《五溪蛮图志》五溪图 “五溪”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搜寻不到相关信息，可在历史上的五溪可是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地名,这里曾是西南地区著名的“五溪蛮”的故乡。五溪蛮历史上曾经非常厉害，他们可是赫赫有名的湘西土匪的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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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黔中郡”和“武陵郡”，这是了解这个地区历史中很重要的历史行政区划概念。“五溪”并不是朝廷的历史区划，它在历史上曾经分属“黔中郡”和“武陵郡”。 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径之塞郇阳”。从大的方位看，黔中和巫郡是在楚国的西部地区。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前279年)，秦派大将白起伐楚。白起取道武陵，入五溪征服了当地蛮人，并置黔中郡。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朝廷重建了黔中郡，并将名称改为武陵郡，约包括孱陵、佷山、酉阳、索、临沅、镡成、无阳、迁陵、辰阳、义陵、零阳、充等十三县，郡治在义陵，既今溆浦南。 武陵郡的演化历程是楚黔中—秦黔中—汉武陵，治所也从义陵（溆浦）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由此可知武陵郡设置于汉代，直至宋代仍设有武陵郡，前后凡1200多年。 最初的武陵郡所辖范围很广，北达湖北的清江流域，南及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东起洞庭，西至贵州东部，即相当于现今的湘鄂渝黔武陵边区的乌江、沅水、醴水、清江四水流域。后来的武陵郡的管辖范围有所缩小。 武陵郡得名于武陵山脉，位于印江、江口和松桃三县交界处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2572米。它以横空出世之势，亘绵于黔东、湘西、渝东、鄂西南和桂西北之广裹地区，可谓是千山一脉，万类同宗。发源于瓮安的舞水和发源于都匀斗篷山的清水江等大小川流，由西向东，经黔东而出湖南汇入沅,醴等水，最后注入洞庭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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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蛮地”和“苗疆”的概念。 汉族史籍和苗族史诗都证实，在明清最终形成著名的生苗区腊尔山苗疆和黔东南雷公山苗疆前，“武陵”和“五溪”都曾经是“蛮地”和“苗疆”。五溪和武陵的大部分区域重叠，但武陵覆盖的面积更广，五溪是武陵的一部分。 古代生活在武陵和五溪的民族，被称为“武陵蛮”和“五溪蛮”。 史书最早是以郡名尾加“蛮”来称呼各地的蛮族的。如“武陵蛮”、“长沙蛮”等。此外，也有用小地名称呼者，如“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等。“武陵五溪蛮”合称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据本书为《马援传》载:“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此处的“武陵五溪蛮”，其意并非说武陵境内所有的蛮族都称五溪蛮，而是指武陵郡内沅水流域五溪地区的蛮族。因为当时在鄂西夷水流域有一“五水”名，故在“五溪”前冠以“武陵”以与“五水”相区别。《后汉书》中与“武陵五溪蛮，，相提并称，同样也属武陵郡内的蛮族名称还有“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澧中”、“溇中”也是以水命名。 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就很少再以“蛮地”称呼，代之以苗疆。 远古时代，所使用的“苗”与今天的苗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把南方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泛称为“苗蛮”，或称为“苗”，“三苗”，“有苗”，“蛮”。至明清时期，人们仍然使用“苗”、“蛮”、“夷”这样的名词作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清嘉庆年间任贵州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曾著《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俗称《百苗图》)，其中的“苗”就包括了今天的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壮族、毛南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白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族群的成员。 所谓“苗疆”，在历史文献中也是较为含混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所指往往相去甚远。历史上“苗疆”曾经泛指西南三省(云、贵、川)、两湖、两广等省的各少数民族居住的的地区。这是广义的“苗疆”。到了清朝才有狭义“苗疆”的说法，“苗疆”慢慢特指两块较大的“生苗”聚集区 ：一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红苗”区，这也是明清以后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红苗”，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一是在今贵州的黔东南地区。宋、元以后以雷公山脉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域，黔东南这块所谓的“生苗”区，大致是东起黎平界，西至都匀、北达施秉、镇远界，南抵古州，处于清水江和都柳江之间，以雷公山为中心，南北较宽，东西稍窄的长方形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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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早期的迁徙者——荆蛮 好了，那些概念很枯燥，我们还是看看五溪早期的迁徙者吧。 高庙人在沅水流域打猎捕鱼，祭祀日月的约两、三千年后，五溪迎来了第一批迁徙者——荆蛮。 商、周之际，在南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荆”)。 关于“荆蛮”的来源，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九黎部落和其后的三苗部落有关，或者说他们是“三苗”部族的后代，也就是与今天的苗族有关。他们在黄河下游的征战中失利而迁徙南方。因为本书在后面关于苗族的蚩尤崇拜一节专门会提及这一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荆蛮”势力的兴起，势力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大约是在商朝前期。早在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商朝统治者在攻占有洛，即今河南南部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荆蛮”。商朝的军队从河南进入湖北，深入到“荆蛮”腹地，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量人口，规定了“荆蛮”对商统治者定期朝觑和贡献的义务。大概自此以后，至商纣灭亡的二百多年间，“荆蛮”同商朝基本上一直维持了朝觑和贡献的关系 由于商朝被推翻，在西周初期，“荆蛮”可能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至西周中期，“荆蛮”发展成周朝统治者南方的劲敌，周王朝视为隐患。故从昭王开始，周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周昭王征伐中死于南国，周穆王两次伐楚，直到周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这次南征，宣王任命得力的大臣方叔为将，全国军队倾巢出动。可见这次征伐的规模之大，亦可见当时“荆蛮”威胁之大。经过这次南征，“荆蛮”又归服了周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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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伴随着西周朝廷的不断征伐，荆蛮——这些被认为是苗族的先民大部分被迫离开江湖平原，向西南山区迁徙，进人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南和鄂西一带。而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时，这种迁徙在不断加快。 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今湘黔交界一带）、牂柯郡（大致今贵州一带）、越巂郡（今云南、四川交界一带）、巴郡（今重庆、四川部分区域）、南郡（今湖北部分区域）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 这些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和五溪地区的荆蛮，成为史籍上称为的“武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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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历，从朝廷的史籍上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记载；而从苗族记录自己民族历史的史诗，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对那段迁徙历史的传唱。 东部苗族的古歌，苗语中称为“都荆豆征那”，意思是“苗族从宽广的旱地平原迁徙到广阔的水田之乡的史诗”，也就是叙述苗族祖先蚩尤遗族从黄河平原迁徙到“洞庭彭蠡”之间水乡的史诗。 滇东北和黔西北苗族流传的《爷觉力唐歌》，叙述格蚩爷老的后人爷觉力唐被沙台觉地望(即汉人首领)打败，被迫抛弃大湖东边的田园和宽广的平原，来到高寒山区。 湖南西部的苗族古歌《鸺巴鸺玛》是一首叙述苗族先民迁徙的史诗，诗中对苗族先祖在蚩尤死后从黄河边上迁到湘西的历史作了详尽的叙唱。诗中说苗族祖先原来住在“灰一样”、“糠一样”的大江边（即黄河边），遭人欺侮被人驱赶，才辗转迁徙来到湖南洞庭湖边，后来在此也无法居住下去，只好继续向西迁徙，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的生活时，记下了先后在崇山（今张家界永定区）、泸溪峒（今泸溪、辰溪一带）建立了家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 但是毕竟历史久远，这些传唱有多少是后人的加工我们已经无人知晓，描述也已经显得模糊。在他们的传唱中我们只知道，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也就是五溪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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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16 16:37:54 最可惜的是没有苗文，只有苗语。 ----------------------------- 对，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基本只能按汉族的典籍来写，因为苗族没文字，没有历史记录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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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地区和沅水主干流（初入五溪的苗蛮主要聚居区）的一些商周遗址也验证了这段历史。 在西洞庭湖西岸，石门皂市遗址是商周时期三苗文化的典型遗址。炊器鼎、釜、两共存，鼎足多有扉棱，为中原商文化作风，皂市文化出土的锥形实足分档赢、大口缸、带扳禽、爵、大口尊与中原商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皂市文化中的大口缸为红陶，肩部饰附加堆纹，方格纹，附圆饼状小平底。皂市文化罐皆为小口长颈有肩，均为泥质红胎黑皮陶，用途为容器。皂市文化地处平原丘岗，以农耕经济为主，辅以一定比例的渔猎。 商周时期三苗文化在沅水及其支流有更多的分布，在溆浦、芷江、麻阳和沅水沿岸有数十处之多。这些遗址多见于河流主干流沿岸适合于农耕的平坝和台地。该地的陶系以夹砂红褐陶、红胎黑皮陶为主.极少纯正的灰陶.最常见的陶器是一种夹砂红陶大曰缸.还有花边圈足碗、束腰大圈足豆、竹节柄豆等.也出有一些夹砂褐陶釜、高颈罐等。1994年对沅陵董家坪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以上常见的器物外.还出有少鬲、爵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这说明该遗存文化而貌与皂市类型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明显源于古洞庭湖区的三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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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水流域的濮人和楚人“开濮” 沅水流域和武陵山区从高庙人以后的土著人的变迁序列并不那么清晰。也就是说，高庙人的后代怎么在五溪生活，我们并不太那么清楚。 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沅水流域曾经生活的人群我们只能从文化遗址中去梳理。 沅水及洞庭湖沿岸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中原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遗址，以岳阳铜鼓山文化为代表;第二类是受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土著文化，以洞庭湖东岸的费家河文化与西岸的皂市文化为代表；第三类是几乎未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即是分布于湘西武陵山区腹地的朱家台文化。 这三类文化遗址对应代表着曾经生活在沅水流域的三类人：沅水下游的岳阳铜鼓山文化代表着进入沅水流域的汉人；皂市文化明显属三苗族群；朱家台文化是本地人的文化。 朱家台文化就是高庙人后代的文化，它不是后来迁徙进来的。朱家台文化遗址主要有桑植朱家台、永顺不二门、龙山苗市坝嘴三处，出土的陶器具有很大的共性，这些共性可概括为:夹砂褐陶，多圆底器而无三足器，以圆底罐(少量平底罐)为主要器物，罐类颈部的划纹水波纹极富个性，年代在商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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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台文化是高庙以后的一种土著文化，它与洞庭湖区的商周文化不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它的族属很可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濮人。 濮也被称为百濮。濮人最早出现在中原文献中，是贡丹砂的“濮人”，《逸周书?王会解》有“成周之会，……濮人以丹砂”。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就在辰州，故又称为辰砂，汞矿的产地多集中在武陵和五溪（今湘西、黔东北和渝东山区）。所以，濮人向周王室进贡丹砂的记载，已经把濮人的地域铁定了。广义上的濮人地域很宽泛，但狭义上的濮族，濮族集团中心区，即《尚书》中的“濮人”，应在湘西丘陵和渝东山地，这才是濮人的真正故乡。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湖南辰州实古濮地。”有相当多的‘蛮夷.生活于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即以隋唐辰州为中心的今湘西和黔东北地区(秦汉以后称武陵五溪地区)。这都说明，辰州，即以现今沅陵县为中心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早已是濮人居住的地方. 五溪当时就是一块很大的“濮地”。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越长江、洞庭向南扩展，逐步实现对湖南的开拓。在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条件下，各国对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掠夺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楚国在征服“汉阳诸姬”和拥有江淮广大地域的条件下。试图北上受到齐、晋等强国的阻击，楚国对位居其西南部的巴濮的征服和开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灭巴开濮”是楚国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所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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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旱在西周夷王时，楚的领土就已直接同江南的“蛮夷”和“濮地”相邻了，楚同这些“蛮夷”开始直接发生了联系。楚国在开拓了枝江至武昌一线长江中游的“楚蛮之地”后，从蚡冒开始，楚对‘濮地”，即对洞庭西部黔中郡基本地域进行“开辟”。据记载，周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当然“启濮”并不一定就完全据有“濮地”，但至少说明，楚的政治、军事势力已开始伸进湖南西北部，即后来楚黔中郡的基本地域。至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隋”，三十七年，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这就不仅是“开濮"，而且是“有之”。即距蛤冒数十年后，楚基本上完成了对黔中郡基本地域的“开辟”。至于楚黔中郡创设于何时，目前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左右，即春秋早、中期之交，楚国军事、政治势力已正式从郢都的“江南”和洞庭湖西部进入了湖南，据有了黔中郡的中心。 楚平王时期(公元前528- 516年)，即距成王百年之后的春秋末期，楚国势力向南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一阶段，主要是沿沅水而上的五溪纳入黔中郡版籍.这就是《左传》所载，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伐濮”.楚国于春秋早期已‘开濮地而有之”，平王此时‘伐濮”，当然不会是原来的“濮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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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楚国对五溪的开拓，沅水流域经济确实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常德、辰溪等地发掘的战国楚墓看，当时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锄、镬、斧、铲、刀、削、锤、凿等，并且都是铁制的。这说明，战国时，铁制农具已在沅水流域各地普遍使用，沅水下游很快成为了楚国的重要产粮区。其次是矿业和金属冶炼制造业的发展.九曲湾古铜矿遗址，共有矿井14处，发现了一批铁锤、铁凿、木牛、木瓢、木褪、藤篓等采掘工具，经科学测定，是春秋时楚人开采铜矿的遗址。最后，是商业的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湖南的内外贸易日趋活跃。战国时楚国商人已沿沅水通达各地，往返贸易。 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 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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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的神秘过客——庄蹻入滇的过境之旅 楚人“开濮”，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意图，就是开发西南。 云贵高原被称为“西南夷”地区，遍布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部落、酋邦或方国。据彝文文献记载推算，古夜郎立国在春秋中叶，至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国灭，大约有600多年的历史；滇立国及灭国时间稍晚一些。夜郎国以今贵州为中心，占有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四川西南部和广西西北部的广大区域；滇国在夜郎以西，如《史记》所说：“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滇国以今昆明、呈贡为中心，占有环滇池周围数百公里土地。 夜郎国及滇国人祖祖辈辈在云贵高原上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特别是夜郎地区的居民，高山深堑的阻隔，他们很少受到外界惊扰。 构成夜郎国及滇国主体民族的夷、濮、越三大族系及稍后进入夜郎境内的苗瑶族系，在封闭式的生活圈子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夜郎自大”的成语虽是历史的误会，却也表明了夜郎国及滇国人囿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信息极为闭塞的事实。如司马迁所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夜郎国及滇国人处在自我满足的状态中。因此在数百年间，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终于有一天，这一切都为来自楚国的庄蹻的队伍所打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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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楚国受到秦国军队的大举进攻，楚将唐昧战死，楚国灭亡在即。楚将庄蹻受命西进，取道云贵，北入蜀境，包抄秦军，切断其后路，以实现夹击秦军之目的。 庄蹻占领且兰（今贵州福泉）、夜郎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往西攻下滇国，占领了大片土地。适逢秦国出兵攻陷巴（今重庆市及四川省东部一带）及黔中一带，庄蹻回楚的路已断绝，不得不留下来。庄蹻入乡随俗，他不仅当上了滇国国王，也统治了包括夜郎、且兰在内的西南各方国。 这次“庄蹻王滇”传说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考察西南边疆族群起源的必征史料之一。 史籍上关于庄蹻伐滇的文献不多。 《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路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滇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华阳国志.南中志》曰:“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牂柯系 舡于且兰。既灭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分侯支党，传数百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标船于岸而步战，即灭夜郎，因留滇池。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 这些史料的始作俑者是司马迁，他得到的材料是第一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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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kyfly 2017-07-17 00:24:04 湘西人向您学习了 ----------------------------- 谢谢关注，互相学习，多提宝贵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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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辉煌战果，自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北方边患的平息使汉武帝得以将目光投向辽阔帝国的西南一隅。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的南征大军四路并进，席卷云贵高原东部直至川西山地，灭且兰，降夜郎，诛莋侯，斩邛君，“西南夷”诸部闻讯无不震恐，纷纷内附朝廷，请置官吏。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征发巴蜀士卒，深入云贵高原腹地，征讨无意内附的西南夷残余部国。最先沦于汉军铁蹄之下的，是曾经屡犯汉朝使节的劳浸、靡莫二部(今云南东北部)，与之“同姓相扶”的滇国(今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独木难支，于大兵压境之际举国归降。武帝在滇国故地设益州郡，并赐滇王金印，令他“复长其民”。元封六年，汉军又击败西南夷各部中最为架鹜不驯的昆明(今云南西部)，将其地并入益州郡。持续六年之久的平定西南夷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线告捷落下帷幕。 在这次战役中，西南夷各部君长大多身死国灭，唯独滇王尽享殊荣，得以善终(夜郎国君也被赐印封王，但后遭汉廷诛杀。) 汉武帝何以对这个僻远小邦的君主恩宠若是?据说就是滇国与华夏的关系非比寻常，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滇国王室来自华夏，是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的后裔:“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玲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作为这则史料的始作俑者，司马迁曾参加元鼎六年远征西南夷的军事行动，先后到达邛、莋、昆明等地。如所周知，司马迁写作《史记》除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外，还网罗天下“旧俗风谣 ,“传闻异说”以拾遗补阙，关于秦汉间人物事件的记述多源于第一手材料，极富史学价值。有鉴于此，加之司马迁“奉使西征”的特殊经历，后世一些史家便臆测“庄蹻王滇”之说必采自当地，故而深信不疑，班固在《汉书》中予以原文照录即是著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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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至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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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所载的滇国始祖庄蹻到底是何许人也?是草莽袅雄，抑或宗室勋旧?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说法，庄蹻是“楚庄王苗裔”，奉命拓边的楚国将领。但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却说:“跖、蹻暴决，其徒诵义无穷”，将庄蹻与旷世大盗柳下跖并称对举。 庄蹻是楚国人，他的生卒年月不太清楚，其活动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历史文献上经常把他和时代较早的著名的起义领袖柳下跖并提，说他们“无猗顿之富”，又诬蔑他们为“盗贼”，为小偷，会用饴糖黏住门楗，使开门偷窃时不发声音。他们都出身子受压迫的劳苦人民家庭；敢于夺取剥削者的不义之财。过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是出身于“楚庄王苗裔”的“将军”；这一点始终不能从其他记载中得到证实。大概因为庄蹻姓庄，后来他到云南曾被各族人民尊称“庄王”，司马迁遂附会以为他是楚国贵族了。 关于庄蹻伐滇的线路，《华阳国志?南中志》:“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而范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庄蹻王滇”的叙述也是如此:‘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按:即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标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 庄蹻溯沅江而上到达牂牁国境的清水江，又由其支流重安江舟揖黄平重安镇，由西至福泉，完成了他们的水路行程。再由夜郎及旁小邑陆路直奔滇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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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庄蹻入滇选择沅水西进，主要是由于沅水流域为巴、越、楚错居杂处之地，民族关系相当复杂，有利于庄蹻军队乘隙通过。 庄蹻选择这条通道，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楚威王试图将西南夷地区占为己有，使将军庄蹻由此而过，从中可了解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发展等实况，给征服这一地区作好思想准备。牂牁国小，势单力薄，夜郎还处于民族部落阶段,虽旁有邑君，但居住分散，不会给庄蹻构成军事大对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居住在清水江两岸的村民在清水江淘金时，陆续在河床下几米深处发现战国青铜兵器，数量多达几百件。这批青铜兵器有剑、铺、戈、矛、刀、锨、斧。 这批青铜器一方面包含着楚、巴、越文化，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身的一些特点。 这批青铜器全是兵器，不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出土地点是在清水江河床之下，肯定不是墓葬和遗址，也不是由其它地方水冲而来，显然是水上交战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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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蹻入滇，拉开了外来强势文化开发云贵高原的序幕，西南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云南和内地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是从庄蹻入滇开始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索隐述赞”曰：“西南外徼，庄蹻首通。”庄蹻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 而庄蹻入滇溯沅水而上的路线选择，在其后的两千多年显示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原王朝两千年对西南的开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来进行的：宋朝以前，朝廷想的是怎样打通沅水下游到中上游的通道，以及怎样在沅水中上游的五溪扎下根来；而在元明清的年代，沅水上游到云南的陆上驿道已经开通，沅水水道交通也已经稳定下来。倒是水陆交通转换的那个节点——湘黔交界的腊尔山苗疆麻烦不断，而沅水、五溪和苗疆发生的故事，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那段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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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自五溪的吟唱——屈原的《楚辞》和巫楚的张扬 《渔父》和《涉江》——屈原深入五溪之行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史籍上有关于对五溪征伐和赋税的记载外，外界对五溪地区宣有了解，外界对“五溪蛮”记载之始，竟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文人——屈原。 关于屈原和湘西的关系，有一些湘西历史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但是还相当不够。现在屈原的身世和作品产生的地点年代都颇多争议，但五溪苗蛮对屈原作品的影响和屈原对五溪文化的传播，以及湘西至今对屈原和巫楚精神的传承，却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本文要专门探讨屈原作品与五溪“苗蛮”关系的原因。 屈原生于公元前339年， 他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当初是一位“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政治家，曾被楚怀王任为‘左徒”。这是个显贵的职任，由贵族充任，可兼太子傅，可升令尹，因此《越绝书》卷十五《吴平》竟称‘楚相屈原，屈原充任此职的时候，“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还主管祭祀，深得怀王的信任，采纳他对内改革对外亲齐的政治主张，甚至连起草为宪令这样的重任都交给他。这时，他的精力才智专注于楚国的内政外交上，考虑的是如何竭诚尽忠辅佐怀王，为楚国探索一条富强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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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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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楚怀王之后郑袖、次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主张对内保守对外亲秦，与屈原主张的“美政”发生尖锐的冲突。当屈原正在起草为宪令之际，上官大夫为了探听为宪令的内容，就想夺去看，屈原不与。上官大夫借机反诬屈原泄露机密，恃才矜功。怀王不察，遂疏远屈原。这一疏远，就是11年不见面。直到公元前298年，即楚怀王三十年，怀王离郑赴秦时，屈原飞马奔来劝阻，才与怀王见上一面。这次见面，连怀王心里都涌起了一阵伤感，说:“十多年不见，屈原憔悴了”。 怀王赴秦被扣在，王后郑袖立太子横为顷襄王，次子子兰为令尹，降屈原为三闾大夫。保守势力占据了上风。三闾大夫只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官，主要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 怀王入秦不反，引志了楚人普遍的怀念。顷襄王即位之后，子兰竟充任令尹，于是国都那出现了公开批评子兰的群众性的政治事件:“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人秦而不反也”。屈原大概参加了声讨子兰的行列，很可能还是倡导者，因此，“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的“迁”就是放逐.其放逐之地，江南是当时楚国拙臣窜逐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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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生平、放逐的年代和作品的写作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书籍并没有记录，直到汉文帝时，文人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读了屈原的诗篇，听到了有关屈原的传说，因而禁不住投赋吊祭屈原。屈原的作品被埋没了百余年，幸亏贾谊才得以传播。后来关于屈原的生平、作品年代、甚至流放地都颇多争议，因为这些都是后来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 本书所采用的材料也是沅湘和溆浦的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据张中一《屈原新传》考证，屈原在湖湘的作品有《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都是屈原晚年在沏湘活动的文献资料，记载了屈原来湖湘的时间、原因和事迹。而溆浦的禹经安更是证明了屈原在沅湘的活动主要以溆浦为中心，中间或许外出沅湘流域浪迹出游，但是溆浦始终是他活动的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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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春，楚怀王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也是在这时四十四岁的屈原开始了沅水流域和洞庭湖长达十八年的放逐生活。“江南”当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当时楚国的京城在郢都，紧靠长江北岸。在长江以北的楚人看来，那时的江南就是一个蛮荒神秘、崇山峻岭、人神杂处的怪诞奇异之地，自然也就成了失宠官员的流放之地。 屈原的这次放逐其行程路线，在他的《哀郢》、《涉江》、《招魂》等诗篇中多有记载，自叙甚详。他溯源而上，先从郢都沿长江东下，又向南折入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前往他的流放地——五溪沅水流域中游的溆浦。 此年的凉秋九月，屈原离开邹都下长江南入洞庭湖，经湘江口再西行，在今汉寿县城入沅水。过沧港镇，经枉渚、临沅，西至沅陵，再南向到溆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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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秋九月，屈原离开郢都下长江南入洞庭湖，十月从汉寿县城进入沅水。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八百里洞庭湖，水面开阔。位于洞庭湖西南角的今汉寿县城，正是沅水入洞庭湖处，沧浪古镇在汉寿县城西一十五里。 常德县黄土店镇的一脉小山叫沧山，从沧山发源流出三条小河。最小的一条南流入资水;大的一条北流，在德山孤峰岭脚入沅水，就是枉水;另一条东北流，在沧港镇入沅水，就是沧浪水。诗人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沧浪水畔，边行边吟而成了散体小赋《渔父》，文字不长: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稿。渔父见而问之曰:呼非三阎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竖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崛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嚷其醋?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了”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汉汉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具而去，乃歌曰:枪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屈原在放逐途中体味着最深重的苦痛时,渔父踏浪而来。那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道出了仕途不顺壮志未逐，似乎永远解不开割不去的困惑。其实,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质上是屈原对自身灵魂的质询与回应,是屈原心中两套价值观相抗衡的外在投射。最后屈原自投汩罗江,显示了他对自己人生信条的执着,也同时成就了他作为仕人典范的千古英名。而渔父成为隐者的代名词大约也以此开始。 屈原的《渔父》成就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渔父”情节，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悟道”的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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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18 00:49:46 问下楼主，苗汉是否同源? ----------------------------- 这个题目好大。 关于苗族祖先的传说有两种，盘瓠说和蚩尤说，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汉族学者提出的。 盘瓠说东晋郭璞时，出现“狗封之国”和“狗民国”的记载。到稍迟出现的干宝《晋记》与《搜神记》，其传说不仅越来越丰满，而且与武陵、五溪、长沙等具体地域范围内的土著联系起来，视盘瓠为其始祖，故事由南朝范哗在《后汉书》中进一步定型。特别是范晔，其在《后汉书》的少数民族列传里，反复强调中原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同祖关系。在这里苗族是是五帝之一高辛帝女婿盘瓠之后，虽然只是一条狗，但与中原（汉族）是有血缘关系的。 而蚩尤本身就是中国远古时的传说人物，九黎族首领，逐鹿之战被黄帝擒杀。蚩尤活动的年代与华夏族首领炎黄二帝同时，距今约五六千年。大多苗族学者都主张将苗族历史追溯到古之三苗、九黎，并认为三苗为九黎之后。后三苗被打败，相当一部分相继迁入华夏土朝难以控制的深山之中，还有一部分逐渐变易风俗，接受了华夏文化，融合到华夏族中。因而，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在这里苗族实际上也是中原部落的一部分，也是同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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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了沧浪水，屈原溯沅江继续前行。 那是一个金秋时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云梦寒风凛冽，天地一片迷茫。霏霏淫雨，浇在屈子的发肤上，仿佛浇在忧愁的心坎里。他从洞庭湖出发，乘坐一种有窗的船儿溯沅水而上，来到了沅水中游的泸溪县白沙镇。他欣然下锚泊舟，在枉渚村盘桓了数日，饱览了当地的水色山光，然后继续溯沅而上抵达辰溪。“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涉江》一诗记录的正是这段难忘的行程。由辰溪进入溆浦的大江口，便来到了五溪深处，只见高山峻峙，溆水湍急，古木森森，猿猴啾啾，屈原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振，不禁脱口吟道： “入溆浦余儃徊兮……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几句有点写实的味道，神话色彩相对淡化，渗入了诗人隐遁山林的道家意识。独处山中，愁苦终穷，但似乎又缺少道家的心不以物累，神不为事忧的旷达洒脱的风度，诗人仍然流露来自心理深层的忧患意识，表明他未能和世事隔断，仍然惦念着社会现实。屈原初入五溪的诗歌即体现了他早期诗歌中那种忧国（楚国）忧民的现实主义风格。 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屈原溯沅江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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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现在很难再追寻到屈原在五溪活动的历史轨迹，但屈原是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年)的冬天到达被流放的地点黔中郡溆浦的，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才离开五溪的。他在五溪生活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之久，他的大部分作品当是在五溪创作的，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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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蛮的歌舞——屈原浪漫主义的源头 初入五溪，远离了政治舞台，一个政治家、改革家的理想幻灭了也或多或少流露出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他对周围景物的感受野多少掺杂着灰色的心境，他不满在五溪隔离的处境，哀怨年月就这样在江湖的漂泊中白白地流逝了。他耳闻目睹，国家日益衰败，而他报国无门，空有一腔爱国热血。 当时的“五溪蛮”，并非今天所指的某地域的某个民族，从殷商至先秦时化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及中原一带的诸侯国，由于频繁的战争，各部落、部族多次被兼并、解体、再融合。经过频繁的战争和迁徙，五溪蛮受到很大冲击，也几经解体，后来一部分融人华夏民族之中，一部分向西南方向迁徙，发展成为今天的南方各少数民族。从至今仍然传承傩文化的民族来看，古代多被称为“僚”、“伶”、“蛮”、“夷”，都属于五溪蛮的后裔，这些民族，不仅同一语族，甚至许多原始文化也是相通的。 五溪的生活对屈原的逐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屈原小时候，生活在贵族家庭，不太可能去接触普通老百姓。只有到了溆浦这些年，他才有可能有机会去接触普通老百姓。溆浦是当时五溪的中心地带，也是屈原流放期间在五溪的主要居住地。但它不仅用神奇瑰丽的景色，更以众多少数民族的原始遗风和古 俗迷住了屈原。他时而与村民躬耕于田野，时而与老叟打鱼于江边，时而与儿童戏于黄橘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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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蛮的生活虽然困苦，但是他们天性乐观，虽然没有文字，但世代相传、口耳相授的“口头即兴创作文学”却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沅、湘流域。他们不仅擅长于触景生情即兴编歌，苗族情歌就非常优美、生动、发达，男女一见面，就可以互相对起歌来(像“见面歌”、“求爱歌”、“相爱歌”、“赞美歌”等)，那热烈、欢快、奔放、火爆的场面，是任何一个扭捏作态的人都永远无法赶上的，所以使得屈原也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而把情歌写进了自己的诗篇，这在汉族看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而在苗族地区却是一种很普通、很自然、很平常的事。 屈原早期的诗歌风格像(诗经)一样多是现实主义的诗篇:“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楚辞”的风格则是以浪漫主义为主，乘龙驾凤、驱云使月、升天人地、上求下索。从(诗经》到《楚辞》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因一是时代变屈原在流放的过程中到了“蛮荒”之地沅江、湘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他原先那出身高贵的贵族思想(“帝高阳之苗裔兮”)受到了苗族等少数民族非常浪漫风气的影响，正是苗族能歌善舞的生活给了诗人以肥沃的土壤，使他的诗歌风格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现实主义转变到了浪漫主义。屈原之所以能登上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那完全是少数民族给他的巨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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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蛮的世界实际上是在一个五彩缤纷的神话传说世界，因此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像人神恋爱、神神恋爱、,妃、佚女、丰龙、雷神、风伯、帝阁等等)都写进了他的诗篇，众多的神话故事使屈原原先的现实主义变成了有浓郁浪漫卞义的风格特色。对这屈原早年、中年时期处在国君的深宫之中，“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在这个时期的屈原已经是中晚年了，可他的作品中却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歌，像(离骚》中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和《湘君》、《湘夫人》等等)，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时代里一个正统的文学家怎么会在生命的晚年反而倒写起情歌来了呢? 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幽灵的存在。由于苗族所信奉的鬼、神实都被他们丰富的想象赋于形象化、人格化、神秘化的神话，屈原长期流亡、逃难在沅、湘流域，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都写进了他的诗篇，众多的神话故事使屈原原先的现实主义变成了有浓郁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五溪的生活对屈原这种风格的巨大变化无疑是决定性的。具备有渊博知识的屈原，在放逐五溪后，必然会受到土生土长的浪漫主义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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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是屈原写的一组浪漫抒情诗，一共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组诗大部分体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 山鬼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神，她的衣着“被薜荔兮带女萝”，她的容貌“既含睇兮又宜笑”，她执着自己坚贞的爱情：“怨公子兮怅忘归”。诗中的神和人已结为一体，独处深山的美丽的山鬼，实际就是万般思念着祖国和君王的屈原的化身。图腾，女神，巫风，人神之恋，花林的传说，《山鬼》一诗融会了整个沅湘古老的民俗，美得那么缥缈、朦胧、妩媚和哀伤。 每当天气晴和的日子，屈原爱到山中的橘林用心赏玩。五溪红桔，外观静美，内心洁净，恰似道德高尚的君子，更使屈原佩服的是橘树那“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的品格。诗人在一番感悟后，诞生了千古传颂的名篇《橘颂》。诗人歌颂橘树的植根深固、遗世独立的品质，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体物写志的典型作风，与《涉江》中的“余将董道而不豫兮”是灵犀相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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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风缘起——五溪苗蛮的祭祀和《九歌》 五溪处于巫楚的腹地，这里是在原始宗教、巫神话的沃土，其文化具有神巫性、浪漫性传统。楚人在远古时代就信奉神灵，巫在楚人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屈原时代的五溪蛮，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大都停留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他们认为从祖先到山川河流、风云雷电、鸟木虫蛇、鱼鳖虾蟹以致于到板凳、桌子、门槛、石子、桥梁等等万物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幽灵的存在。由于苗族所信奉的鬼、神实在太多，因而自然力都被他们丰富的想象赋于形象化、人格化、神秘化—“神化”—神话， 自古以来，这里巫俗文化的精髓是鬼神崇拜，取悦鬼神的目的是攘灾消祸。沟通神灵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巫筮活动完成的。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娱乐都与巫筮活动密切相联，巫风渗透到五溪苗蛮生活的方方面面。屈原被放逐在南楚的湘水和沅水一带，置身在这巫风之地、祭祀之乡，受到巫风的薰陶是十分必然的。《九歌》、《九章》等作品便可以透析出屈原对沅湘风俗的深刻理解。从现存湖湘巫俗文化中，依然可以看到巫筑鬼神崇拜等因素与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信巫鬼，重淫祀”极其相似的情景，这些情景在屈辞中有诸多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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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苗蛮人神沟通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祭祀，二是卜筮（占问吉凶）。祭祀和卜筮是巫师勾通人神的主要手段，也是和舞师的职能。周代以降，祭祀天地与崇敬祖先逐渐统一起来，祭祖、祭神、祭鬼成为国家祀典，并设置官员专门管理，形成了天神、地抵、人鬼的神鬼系统。湖湘巫俗文化中的祭祀也是供物敬事鬼神，以求福佑的宗教行为。 《九歌》来自民间祭歌、巫歌，是无可非议的。辰溆之地为五溪深入，人迹罕到，被人们称为深林杳冥、猿穴之居，山高蔽日，雨雪幽晦而无垠之地。他在这一带一居九年，仍然没有被召回的希望，孤独愁情和他高洁的志向无法得到统一，故“怀优苦毒”，无法超脱。在充满巫傩文化的“五溪蛮地”观看祭神乐神的大型摊戏，烟雾飘缥、仙气弥漫的场景触动了他的情怀，他仿佛感到自己已经与世隔绝，被抛弃在一个充满仙气的神界。但他的精神却无法熔人其中。在一个似我非我，亦幻亦真的梦境中徘徊，时时被孤独折磨。在诗中多处流露了“孤独”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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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这一组祭神乐歌，内涵极其丰富，既有金戈铁马之音，又有男欢女爱之情。战歌是其主旋律，情歌亦时时隐现其中。《东皇太一》、《国殇》无论矣。如《东君》，在祭祀朝霞之神时，决不忘写下一笔: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社神图》临摹图，上部正中为“社神”(东皇)太一。 屈原被祭祀中的乐歌和摊戏里的唱腔与扮相吸引住了。想起自己任左徒时主持祀典，都还没有这么好的乐歌、唱腔与扮相，便将这些民间的乐歌、唱腔、扮相烂熟于心，不断整理加工，刻写出了《礼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湘君》、《湘夫人》、《山鬼》、《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国殇》等祭祀用的歌词。想有机会的话，再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时作为祭歌用。他取古代乐歌《九歌》为名，把这些用作祭歌的11篇，都收进《九歌》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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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现实、历史、神话在五溪的玄幻交织 屈原正是从溆浦的巫傩唱词中，找到了一种不受任何局限，汪洋态肆，挥洒自如的最佳表现形式，从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骚。 溆浦巫傩唱词，动辄就是数百行，打破了此前《诗经》四言诗的格式，也打破了《诗经》固有的模式，且语句长短不齐，自由随意，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更能表达人的复杂情感和重大事件。她叙事丰富，想象奇特;长短交错，极富节奏;行云流水，一唱三叹;雄壮处，千军万马，天兵神将;细微处，柴米油盐，妇孺闺阁;金鼓伴奏，气氛悲壮。巫傩唱词可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自由诗，也是上古时期的现代派诗。 而作为五溪蛮的主体民族，现在苗族的古歌仍然这样天马行空，没完没了地歌唱。《跋山涉水歌》有1000多行，《娘阿莎》长达1200行，(兄妹歌》长达1500余行，《格罗格桑》长达3000余行等等。苗族的诗歌不仅多(如(种棉歌)、(种谷歌)、《打渔歌》、《造房歌》、《造酒歌》、《造船歌)、(活路歌)、春夏秋冬(四季歌)等)而且长，就是唱几天几夜也唱不完、说不尽。在苗族歌多、歌长迷漫风气的影响薰陶之下，他的诗也会“自然而然”地“长”起来—因为就即或长达373句、2490字的(离骚》，比起那唱几天几夜都唱不完、说不尽的苗歌来，实在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但373句、2490字的诗歌，在汉族诗歌史上，却是创造了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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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襄王八九年间，屈原行年正当五十岁上下，与五十六岁的老年之期，已逐渐临近。 而这时正处于战国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楚国原本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眼看楚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 为表达自己在这种战乱纷飞年代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屈原完成了据有自传体性质的长诗《离骚》。 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对生命有限性的热虑如同阵阵烈风，立即扑而而来。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日月不居，时不我，这里屈原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老之将至而修名未立，引出了对生命有限性的恐俱。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对川流不息的时间巨流之所以如此热虑，是因为他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如何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因而具有了广阔的背景、宏大的主题和深邃的思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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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的“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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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诗人通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 《离骚》手卷 刘旦宅 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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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苗蛮的古歌和屈原的《天问》 《天问》之作，先秦文献未有言及，直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虽未明确讨论包括《天问》在内的屈原诸作的创作时间和地点问题，但是历来人们还是相信司马迁的这番话里，实际上应该包含了他对屈原诸作创作时代先后的看法。 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对《天问》创作背景的论述，比司马迁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肯定了《天问》是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而且更明确指出《天问》写作的缘起和诗中的内容，乃是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休息其下，仰见图画”，故“书壁而问”的结果。因此，《天问》的创作时地及内容，均与楚宗庙祠堂的壁画有关。 王逸的这种屈原流放见庙堂壁画而作《天问》的观点，给这篇天书式的奇诗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的。 而作为屈原放逐地溆浦自古以来就有在宗祠、庙堂中绘制壁画的习俗。王逸还说过:“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神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而这种祭祀活动，大多是在庙堂中进行，在庙堂中绘壁画、题记，做泥塑也是一种渲染祭祀气氛的手段。时至今日溆浦高明溪的“皇临山气就是祭祀楚远祖“祝融”的庙宇，清代在皇临山上所建的“南岳行宫’，庙宇中，都绘有许多“壁画”从古文献记载中，溆浦有记载的庙宇，如建于宋天圣七年(1029年)的景星观，建于北宋初年的普化寺等庙宇内，都有用壁画和泥塑装饰庙堂的记载。现今保存完好建于明末崇祯年问的溆浦龙潭镇“紫云宫”就是以壁画和泥塑及题记著称的古庙宇，紫云宫内的壁画内容就有龙、凤、狮、麒、象、鳌等吉祥物，这些都是创作于明崇祯年间的作品。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壁画、泥塑、题记的内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是否屈原就是见到流放地溆浦境内宗庙和祠堂内壁画后而创作《天问》不敢贸然认定，但是，王逸的考证:屈原是在流放中看到楚先土庙和公卿祠堂的壁画受到激发而创作《天问》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那么，溆浦宗庙、祠堂内的壁画对屈原创作《天问》的影响应该是必然的 溆浦龙潭镇紫云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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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知道在屈原之前，汉文化没有以“问”名篇的这种诗歌体裁。就是有，也只不过是一些零零散散的问话句子。以“问”这种形式名篇的诗歌，实屈原之首创。屈原为什么又能创造出以“问”名篇的“天问”这样的诗歌体裁来呢?历代名家虽然对楚辞作了很多研究，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南楚”的五溪蛮中，终未能探究出其中的原因。 其实这与五溪苗蛮的民族古歌有关。 屈原去世两千多年后的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苗族古歌，在小到百字的经典概述中，传达了苗族古歌比较重要的几个特征:苗族虽然没有文字，却流传着大量的口头传说，这些传说是历史上集体创作、代代相传的结晶。有许多传说是诗歌体的，能歌可吟，格式多半是一行五个音节，每段长短小一。这些古歌都是在欢度节日时，由两人或两组对唱，一般是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各一组，一组发问，一组应答，吻合了古歌传统的盘歌演唱形式，克拉克在苗族古歌的起步研究上对古歌作出了贴切的概述。 其后美国学者葛维汉在大量实地采访的基础上一共搜集到了752件苗族歌谣。他发现苗族歌谣把几乎所有神话、传说、族群的史实都编成了歌，一代一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 苗族由于没有文字，就由歌手用惊人的记忆能随时随地用诗歌的形式来阐发人类的起源、社会的演变、历史的盛衰、民族的兴起、天下的兴亡等等纷繁复杂的浩翰内容，反映了苗族先民对天地形成、万物产生、人类起源、民族迁徙等方面的认识。歌手们把古老神话加以人化，结合当时的史事传说和生活习俗，编纂创作出综合性的叙述历史的长篇古歌，这就是创世史诗。苗族歌手编唱创世史诗是为了叙述民族历史，歌颂英雄祖先，好让子孙后代不忘“民族的根谱”，便把过去传下来的神话诗、叙事歌和历史传说，按创世过程，以史为线索，编纂为史诗，在重大庆典和节日里演唱。 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定追溯式问答。苗族古歌用问答式对唱(盘歌)为主要演唱形式，而苗族盘歌往往喜欢探讨一些宏大的题材，这又和这个民族的浪漫气息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在艰难的生活中仍然保持在好奇心的民族，仅仅在吃饱饭后，他们就想探讨开天辟地、铸日造月、人类万物产生、洪水滔天、民族迁徙等内容，内部篇章之间有着紧密逻辑联系，具备神话史诗性质的苗族民间‘活形态’押调文学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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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到了的五溪苗疆之后，与五溪蛮共同生活，熟悉了苗族“盘歌”这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就完全是“问答式”的崭新诗体。屈原以“盘歌”为学习的榜样和“模特”，然后才写出了横空出世的(天问》来《天问》，一连向天发出了172问。对比苗族《盘歌》和去远点《天问》的许多相似之处。 苗族盘歌 我们看在开天辟地的时候， 哪个造山岭? 哪个造种地的山坡? 哪个造江河? 哪个个造人类? 哪个开始犁天下? 是“告劳”开始种树子， 是“告劳”开始种庄稼， 是“姜央”开始造人类 屈原《天问》译文 请问那远古开端的情况，是谁把它传下来的? 那时候天地还没形成， 又根据什么办法去考察? 当时昼夜不分一片浑沌， 那么谁又能把浑沌分辫得清? 太阳从天明走到天黑， 它一天要走多少路程?传说女娲能够造人， 那么女娲本身又是谁造成? 屈原这种面对苍茫的大地一问一答的句式，实际上就是苗族“盘歌”无穷无尽问答的回响。 苗族“盘歌”以轮回问答的形式去追问天体形成、人类的起源以及各种世道的沧桑变迁。苗族唱“盘歌”的目的是为了对子子孙孙进行历史传承和世代家族繁衍过程的传统教育。而屈原的(天问)同样是以问答的方式去写自然界天体是怎么形成的、日月是怎么运行的、人类是怎样诞生的。所不同的是苗族最老的女始祖是“姜央”，而汉族则变成了“女蜗”;其它内容虽然有差异，但以“问”这种形式来阐述各种问题却是相同的(不仅是一般地“问”，而且是刨根到底的—“盘问”—“盘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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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以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 由于埋头写作《天问》，心有所系。等到写好《天问》后，才发现“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时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感、浓郁的思乡之情一齐涌上心头，故而很快写出了《哀郢》。《天问》和《哀郢》均完成于顷襄王十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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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的屈原和楚辞的传播 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浪迹于沅水流域，行动范围受到限制，参预国政、规讽进谏的权利被剥夺，在政治上宣告彻底失败，精神上进受莫大打击.这时，他“颜色憔悴，形容枯稿’，穷愁窘迫到了极点，只得披发行吟，借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忠愤愁怨。没有漫长的放逐生活是不能成为诗人的.只有这种不平凡的极坎坷痛苦的生活经历，才造就了诗坛上的屈原.屈原现存的诗歌作品可以证实以上论断，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作者放逐沅湘期间，主要是在当时的五溪腹地溆浦写的。 他离开郢都已在五溪度过了的漫长岁月，楚襄王二十一年、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的旧历二月初，秦将白起攻占了郢都。四月间，由溆浦返至湘阴，临汨罗江，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自沉汨罗而亡。 屈原投江的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泪罗以死。”很简单，没时间，没过程。 而最早记录屈原投江日期的是六朝时期梁(502一557年)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曰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赊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棘树叶塞其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曰作樱，并带五色丝及棘叶，皆泪罗之遗风也。” 全国都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唯独只有溆浦只过五月十五不过初五。相传屈原离开溆浦后到了泪罗，投江之后的第九天消息才传到淑浦。淑浦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一方面用最快的接力棒式办法把消息传遍村村寨寨;另一方面连夜赶做粽子，第二天即五月十五一大早就赶到江边，划着龙舟，将棕子投人江中，以慰屈原。从此而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五就成了溆浦人的端午节，一直保留到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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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19 10:05:41 还在春秋战国，这文章够长，不急，慢慢写，慢慢看。 ----------------------------- 嗯，春秋战国时期湘西有历史记载的就算是屈原了，其实湘西历史上一个时期总有一些焦点性的事件，我就是以此为线索：春秋战国屈原对五溪文化的发展，战国秦代的里耶秦简的记载，汉代的沅水中下游五溪蛮大反叛，魏晋南北朝盘瓠蛮的滋蔓，隋唐对沅水中游的争夺，五代五溪大姓的崛起，宋代的熙宁开边，元代西南驿道的开通，明代与腊尓山苗疆的拉锯，清代初的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清中期的乾嘉苗反，清晚期沅水流域的融合，民国的割据，巫傩、抗战这些主线串起来加上一些细节就是湘西的历史了。文章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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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溆浦，与屈原相关的传说是比较多的。如鹿鸣山的传说，赤豹山的传说，灵均钟的传说，屈原为民送药治病的传说，等等。这些传说，一方面说明了屈原在淑浦生活期间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与民同乐，深得民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屈原在溆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融人其中。至于命名，也是比较多的，据淑浦县志记载，县城的八景中，与屈原有关的就有“溆水屈儃”、“芦潭渔唱”两景。溆水河从仲夏到三门垅段，有一段急流险滩，就叫“三闾滩”;而从思蒙到小江口这段十里长的河段，便叫屈子峡;鬼葬山崖壁上有一石钟，称之为“灵均钟”等等，不一而足。 屈原现存诗歌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诗人放逐谪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都是这一时期在沅湘流域写作的。而五溪在当时属楚国荒远的边陲地区，又有长江、洞庭湖隔绝着，与楚都郢以及后来的陈城是很难沟通信息的，再加上屈原本人深为秦楚统治者所忌恨，因此在先秦及秦汉之际的典籍中根本找不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可是，在沅湘民间却普遍地着屈原，广泛地流传着屈原的作品。 汉文帝时，文人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读了屈原的诗篇，听到了有关屈原的传说，因而禁不住投赋吊祭屈原。屈原的作品被埋没了百余年，幸亏贾谊才得以传播。后来司马迁研读了屈原的《离骚》、《天问》、《哀郢》‘等作品，并曾“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在经过实地考查之后才写出了《屈原列传》。但司马迁的史籍很多材料来自于民间传说，不完整，缺乏系统性，毫无文献资料征引.《屈原列传》不可避免地有不少遗漏，也给后人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留下了困难。 屈原是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年)的冬天到达被流放的地点黔中郡溆浦的，他在溆浦生活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之久，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才离开溆浦的。他的大部分作品当是在溆浦创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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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屈亭位于溆浦县城南,传说屈原被流放经过溆浦时住在茅坪坳，后人建了“屈原故庐”的石碑，并建了招屈亭，至今溆浦县境有数处“屈原相公祠”。 也正因为如此，溆浦在汉代以前就建立了“招屈亭”和“屈原庙”。“招屈亭”在全国可能是屈指可数就此一家了。公元前207年项羽轼义帝，常林《义陵记》载:“项羽就义帝，县人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因此为名。”从中可见，在汉代之前，“招屈亭”就已建成。到底建于何时，没有历史记载，但可以推论，应该是在屈原投江自尽之后不久所建。如果是以后若干年所建，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谓招屈，实质上就是招屈原之魂，溆浦现在仍然保存着溺水者招魂的习俗。凡遇溺水者，救上来之后，亲人便组织人员到溺水者下水的地方招魂，由一人手拿宵箕，在水边做捞救人的姿势，并一边叫喊溺水者名字和“上来吗”的语言，岸边的人便齐声回答:“上来了。”然后便一边喊“上岸、上坡、过桥”等，遇什么喊什么，应答者也一边走一边回答。 五溪文化影响了屈原，造就了屈原的作品。同样 屈原的人品人格以及他的精神也世世代代影响到了五溪地区。五溪蛮的勤劳勇敢，好客仗义，强烈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爱国精神，也与屈原不无关系。五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湘西，也是屈原巫楚文化保留和传承最好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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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耶——一座城复活了战国秦朝史 里耶古城的兴衰 楚国“开濮“后，设立了黔中郡统治五溪。 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 郇阳”。从大的方位看，黔中和巫郡是在楚国的西部地区。《史记。苏秦列传》载有楚“西有黔中、巫郡”，《正义》云:“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辰州即今沅陵。 楚黔中郡的辖地是相当广阔的，它包括了湖南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东南一部分和贵州东北部各县。其基本地域则是以临沅为中心的湖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即洞庭湖西部、酉水南部，澄水、沅水的中下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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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国末年，这种状况有变。 春秋战国时期，郢（今湖北江陵）作为楚国的都城，不仅是当时楚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郢都西通巴蜀，东达江淮，北极中原，南控百越，己经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大都会之一。蜀地位居楚西，雄控长江上游，在“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的东西对抗格局下，“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郡邹动矣。”可见“黔中”在秦、楚“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的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秦军沿黔江(乌江河谷而抵沅水支流酉水上游的里耶，然后由酉水到沅陵经沅水出武陵再转松澧平原攻入郢都，此路虽远，有尤包抄之势，易于取胜。此所谓“黔中失而楚危”，因此秦、楚双方为争夺黔中这一军事要地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秦在统一六国特别是对南方的统一过程中，先占领巴蜀，后经巴蜀继续向南向东推进。湘西的酉水流域成为秦人和巴人进攻楚国的重要交通要道。里耶古城正好在此通道中，又位于楚境西部，是几国相争的战略要地。 里耶古城位于酉水北来东流的转折处，是湘西沅水流域三座战国古城中最西的一座城市，是巴蜀地区东出沅水流域的第一座军事城堡。“里耶”在土家语中是‘有农田的地方”。这里酉水中流，两岸一马平川，四周崇山环抱，西部有平坦的缓丘为巴蜀入楚的交通孔道，在这里修城筑堡在军事上有利于控制巴蜀入楚的东西通道。里耶盆地是湘西武陵山区不可多得的农耕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又有酉水舟揖灌溉之利，为里耶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里耶自古就是酉水流域的军事和商贸重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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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记》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5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始皇时置郡。湖南旧辰州、常德、永顺、醴州诸府州及贵州旧黎平、思南诸府皆其地”。 战国末年，秦国数十万大军过秦岭，来到四川长江边上，就是现在的涪陵，由涪陵入巫江口，溯巫江而上，翻过里耶西北的八面山，来到五溪的迁陵，也就是现在的里耶镇。城下古迁陵县城，是当年楚国的西大门，可称战略要冲。强悍的秦军攻破楚军的防线，就可以顺酉水而下，进入沅水，直接逼近楚国的腹地。八面山上的崎岖的山路，曾经是秦军攻入楚国的栈道，当数十万秦军铁骑立马山顶的时候，迁陵古城已尽收眼底。楚国的大门已在眼前。 在这时的迁陵古城（现在的里耶）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成了一个迷。 《史记》记载秦灭楚后，秦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设立黔中郡，管辖着五溪地区。即史载，秦昭王使将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同时，秦始皇分全国为36郡，在黔中郡的东边设立了长沙郡，南边为桂林郡，西边有蜀郡和巴郡，往北是南郡。其郡治在沅水中游的辰州(今沅陵)西二十二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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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神秘的井——里耶秦简 秦朝五溪的郡县是怎么样的？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不足千字,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朝廷的基层组织怎么在运转的，就像我们现在对五溪的峒民了解很少一样。 但是在2002年，原来五溪北部的里耶筹划在酉水河流域修建一座水电站，一台挖机挖到3米深处的时候，竟然挖出了竹简。随后在离挖机数百米的地方，专家竟发现了一口古代的水井。在清理的过程中，人们在水井六米深的地方共出土了3.6万多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最关键的是，在随后的解读中发现，秦简内容包罗万象，大到中央政令、官吏的任免、军事物资的调配，小到村邑负责人里长和邮差的任免、村口渡船的添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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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秦简一号井 秦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15年，里耶秦简出土之前，以前发现的秦简重要的有湖北云梦秦睡虎地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460枚:湖北云梦龙岗秦简283枚、木赎!方;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四川青川秦犊1枚等.以上历次出土的秦简总数也不超过4千枚，能够触摸那段历史，对于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奢望。而此次考古发现的奏简数则是破天荒的，37300枚秦简，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是全国出土秦简总数的九倍，尘封了2000多年的那段历史已经触手可及。里耶秦简内容之丰富，涵括了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公文中的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的重要依据，数量众多，内容详备的公文形式，为研究秦汉公文制度打开了新的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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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秦简涉及到秦的文书内容是成套的，有一定的系统、格式和体例。通过解剖秦代这个地方行政的文书系统，可以丰富和改变对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简文反映出秦代对边远地区控制很严格，统治很有效，各级官吏认真负责，但如此严密强大的政权为何短短十几年就土崩瓦解?这真是个迷。 里耶这座历史从未记载的古城有过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出土文物中有秦、楚和当地少数民族的遗物，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系统，说明里耶是一个重要的民族交往、文化交汇地带，这有助于填补该地区历史记载缺佚的空白。 从里耶秦简续存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里耶古城并没有在战国末年的秦楚之战中焚毁，秦统一时，这座城市是和平接管的，并被继续沿用，成为“洞庭郡”下辖迁陵县城所在地。不久秦末农民战争烽烟四起，天下“尽叛秦吏以应诸侯”，楚人攻破了这座秦朝故城，也许是在城破的那一刻，大量的官署文档作为废弃物被扔进了古井，一年年淤泥盖在上面，保存了下来。 也有其他说法，如认为里耶秦简的埋藏时间似无先后顺序，因此认为，里耶秦简版埋藏时间很可能是在秦末战乱之时，政务不修，以致档案文书来不及销毁而被官员随意弃置于水井之中，这完全是当时迁陵县地方政府随意弃置的无意识行为。或者对于“里耶秦简为何弃置于一口古井中”的解释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在秦末战乱和改朝换代时，将官方简版文书弃置于井中是秦代迁陵县地方官署对档案文书的一种处置手段，是官方有意识、有制度的行为。有人还联系到了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藏书处名曰“二酉山房”，“二酉”为藏书处代称，指湖南辰州之大、小酉山，相传此处石穴中有秦人藏书千卷。秦简出土于里耶古城的一口井里证明了此传说有充足根据。这也说明将文书藏于洞穴中可能是秦人文书处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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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秦代简牍纪年完整，从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年不少，记事详细到了月日，它是秦代留存下来的独一无二的地方性的珍贵资料。里耶古城和古井简牍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学术史面貌，弥补了史料的缺失。其所提供的大量史料信息将独立构建起崭新的历史框架。 而对沅水流域而言，湘西里耶秦简所处的湘西酉水流域及武险山区不仅战国时期是楚秦等国相继开发、对峙征战的前沿地区.更是历史上多民族生息、繁衍、杂处之地秦简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坟补该地区历史记载缺乏的空白.了解和认识该地区一些，大历史事件.更有助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发展序列与体系的认识和建立，使该地区在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中的，要性得以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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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20 01:45:25 里耶，古代迁陵县城。 现在保靖县城叫迁陵镇，两者之间有所关联? 两者之间隔了不到100公里吧。 ----------------------------- 我倒在一篇文章中见过专门谈这个问题，现在记不起了。大致来说，里耶古城只是秦迁陵县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迁陵县，其治所已经在今迁陵镇东酉水北岸的乳香岩，地名“四方城”。唐贞观九年（635年），置三亭县，其治所堡子街（今迁陵镇后街坡），算是治所倒现在的迁陵镇了。后来是保靖宣慰司，改土归流后设保靖县，县治迁陵。现在的迁陵镇是1951年设的，沿袭了唐代以后的治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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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冒出的一个郡——洞庭郡 里耶秦简犊出土前，仅知汉代设有迁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上》、《元和郡县志》和《大清一统志》上，我们知道迁陵自汉至南朝基本上无变化，这个位于保靖县东的汉晋迁陵故城，即今保靖县东龙溪乡、酉水南岸的四方城址。 现从里耶简文得知，汉迁陵县源于同名秦县,里耶古城秦朝时是秦迁陵县城。据里耶秦简记载，里耶是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的县治，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时有55534户，共30多万人，秦代全国仅2000万人，地处秦朝边区洞庭郡下属一个县的人口数，竟占全国人口的1/70，可见洞庭郡在当时是属于地广人多的大郡。 这枚引出“洞庭郡”的里耶秦简是这么写的：“迁陵以邮行洞庭”，意思是说迁陵的邮件发往洞庭。洞庭肯定是一个地名，而且是迁陵县的上级单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迁陵县的邮件是发往洞庭郡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可能也没有想到，他所著的《史记?秦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而其中却并无洞庭郡，由此，这7个简文将推翻2000多年的权威记载。而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同样也没有洞庭郡的记载。“迁陵以邮行洞庭”中的洞庭，究竟是不是一个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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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秦简记录了一封发往洞庭郡的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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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20 08:58:50 秦始皇时期，迁陵就有30万了?现在保靖县也就30万。 ----------------------------- 对，这是里耶秦简中迁陵县户籍的准确数据，有姓名、肤色、身高、年龄等户口调查登记，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不过秦迁陵县地域面积应该比现在的保靖县大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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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二字突然从地下冒出来，挑战两千多年的权威记载，同时引领着人们搜寻的目光。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五溪被纳入到秦国的版图。随后，在里耶战国古城的基础上，秦帝国建起了迁陵县，县令的名字叫做昌。公元前213年4月6日，县令昌接到上级的一份公文，公文上说，陕西阳陵县有十二个平民欠官府的钱，现在他们都在洞庭郡服兵役，但是不知道他们驻守在洞庭郡下属的哪个县。所以阳陵司空（古代官名，掌水利、营建之事，大概相当现在的建设局局长吧）请求洞庭尉下令，要求各县找到这些士兵并追讨欠款。在县令昌接到的公文当中，就有洞庭郡明确的记载，由此可见，在秦代确实存在着洞庭郡。洞庭郡的出现，像一颗石头扔进了历史的古井当中，唤醒了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洞庭郡究竟在什么地方？ 据史料记载，里耶所在的五溪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黔中郡。《史记》记载秦灭楚后，秦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设立黔中郡，管辖着湖南西部和湖北、重庆、贵州的部分地区。同时，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在黔中郡的东边设立了长沙郡，南边为桂林郡，西边有蜀郡和巴郡，往北是南郡。从地理空间上看，这片区域已没有洞庭郡的立足之地，这让专家感到十分困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史记》中多次出现的黔中郡，在秦简牍中却没有丝毫的记载;同时，简牍文书中涉及到的地方如沅陵、迁陵等正是黔中郡管理的范围。洞庭郡所管辖的地区居然与《史记》当中黔中郡所管理的范围有所重叠。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秦国完成统一之前,亦曾设置黔中郡。《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又说:“(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从以上记载推测,司马错于公元前280年攻取楚黔中后,楚国一度将黔中收回,时隔三年,又有蜀守若伐楚夺取巫郡之事。《水经?沅水注》对此事亦有详细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秦置黔中郡之事另见于《史记?楚世家》、《白起列传》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说明该事件真实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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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志》“三十六郡”说、《史记》集解“三十六郡”说，还是《晋志》“四十郡”说，以及后来王国维“四十八郡”说、谭其骧“四十六郡”说，均未见洞庭郡之名。迁陵一带本属楚黔中郡，这就让人费解了。 关于黔中郡与洞庭郡，史学界也只有猜谜语了：一种说法是黔中郡在秦朝时管辖着沅水中上游的五溪地区，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前222年，秦国把黔中郡之南部分置为洞庭郡，将巫县及其以东划给南郡，巫县以西划给巴郡，黔中郡遂废。 也有学者推测，或许只是因为楚人的仇恨促成了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当时可能有一个误记，这个地方在秦朝时本来叫做洞庭郡，他们写成黔中郡了。在秦朝十几年的时间里，黔中郡一直被洞庭郡代替。当地的楚人并不认可洞庭郡这个名称。随着秦帝国的崩溃，洞庭郡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名称。秦虽于前280年、前277年曾两度攻取黔中，但后均为楚所收复，直至前222年楚彻底灭亡后，黔中地区才算完全正式归秦所有。 或许里耶古简上的记载告诉我们，历史学家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秦王朝不存在‘黔中郡’”。出土古简中多次提到“洞庭郡”的军事、粮食运输、邮件往来甚至所设机构、官员姓名等情况。“洞庭”当为当时五溪所在的郡，而传闻甚多的“黔中郡”是不可能与它并存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所说的长沙郡当为“洞庭郡”之误，因为当时的郡治设在长沙，班固误把郡治所在城市名当成郡名了。从此以后千百年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洞庭郡”的横空出世当为它划上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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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陵县衙的那些事 汉代的迁陵依《沅水注》，在今保靖东，与里耶有一段距离，当系县治迁徙，但均在酉水沿岸。里耶秦简中记录的“迁陵”在龙山，而今天的“迁陵”是保靖县县治所在的一个镇。由龙山到保靖，“迁陵”向南推进了很远，专家们认为这是秦国灭楚的结果，是古代战争强国将战线按照自己一方意志向南方挺进的记录。 里耶秦简的发现，纠正了以前依据文献所认为的中原王朝对武陵五溪地区的有效管理自西汉初年始的观点。从洞庭、苍梧郡和迁陵、酉阳、阳陵等县的设置，也看得出秦中央政权已经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理，随着秦军事征服的成就，迅速遍及各地。 与此同时，根据简文可知，秦朝在这一带基层政权的运行是健全有效的。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政权职官的记载，使我们了解了秦王朝行政的具体运作。此外，里耶秦简中简洁完备的公文记录，乡一级吏员如里典、邮人的任免过程，简文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时刻构成的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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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迁陵县已经有了一套较完整的官僚机构。职官有县令、县尉、县丞、司空、令史、金布、少内、御史、畜官、田官、乡啬夫、里典等。县令掌全县人民；县尉负责军事；县丞掌司法审判；司空主管刑徒；令史职掌文书等。这与文献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秦代迁陵县的官僚体系已较为健全，秦朝廷非常重视对该地的经营。 秦代的迁陵县官僚机构分工明确。不仅有负责统治全县人民的县令、职掌军事的县尉、负责司法裁判的县丞、掌管文书等事的令史，还有管理财政的为少内和金布、负责仓储的仓啬夫、职掌治狱的御史等。可以看出，秦王朝在迁陵的管理已经涉及多个层而。 秦王朝在迁陵县不仅建立了管理机构，为考察官员的品行和能力，还对官吏实行严格的上计和考课制度。 上计，即下级官员定期把自己所辖范围的户籍、钱谷、刑狱狱状等汇编成册，呈送上级，报告治理状况。 考课，即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例如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对畜官有极为细致的考课：如果牲畜死后未及时处理则需要赔偿，此钱即为“牲畜死负课”。“剥卖课”指及时处理后革、角和肉所卖的钱数。因此，官方养马不仅要使它们长的肥膘，而且也要保证它们的繁殖量。如果牲畜死亡，则需及时处理，尽可能避免损失，否则就要给予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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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简中我们还能看到迁陵县衙日常运作的方方面面。 有一份迁陵所属启陵乡给县廷的一分报告，内容说都乡的代理负责人嘉曾向启陵提出（注：都乡，县治地的乡，与离乡对称。），由启陵迁徙到都乡的劾等十七户，都没有移交年龄的登记。启陵乡负责人应做了调查，在劾等户迁徙时，有过文书通知都乡，说启陵乡没有记录，不知劾等人的年龄。因此上报县廷，请告知都乡，由都乡自行问询。 背面所记，是迁陵代理县丞敦狐的指示，要都乡负责人依法行事，也就是登记劾等的年龄。 启陵乡的报告时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五月二十日，县丞的指示则于二十四日送到都乡。这件文书当在都乡保存。按当时人成年，须著名籍，给公家徭役，因而登记年龄对政府说是很重要的事。 秦始皇三十二年的某一天，迁陵县县长是一位名叫色的人，谦卑地向上级报告说，您的来信已经收到了，信中出现的“敢言之”一语是一种礼貌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此致、敬礼”。“快行”，就是让送信的邮差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相当于现在的特快专递。“欣手”，就是抄写公文的秘书的名字叫欣。 秦汉的官场也不好混，官员犯错则是不可容忍的，根据秦简的记载，在一年的时间里，迁陵县的县长就由色变成了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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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共出土3.6万多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之前全国出土秦简总数的九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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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千多年前一个小吏在官场中要升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像我们现在对干部的培养，要反复在不同的岗位历练。一个名叫釦的小吏，籍贯为资中阳里人，于十一年九月初任为乡史，并担任这一职务达九年，然后转任田部史四年三个多月，再转令史，任令史才两个月，即被推荐担任迁陵司空曹。釦被推荐担任司空曹职务时的年龄为36岁，以竹简所记劳日粗略倒推，他在二十岁左右时初任职，可能此时己达“壮”的年龄要求。秦及汉初经常统称一切属吏为史，令史为县令属吏之总称，常见于史传。令史的主要职能是掌按文簿，并广泛参与各种具体事物的处理，类似于秘书之职，是县令的重要属吏。 釦在担任令史之前，他曾担任乡史达九年以上，而且该职务是其初任。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乡部设置有有秩或啬夫、游檄、乡佐等职，釦所担任的乡史属于低于乡佐的一类职务。 阀阅简中釦由史迁至令史至少经过了14年的历练。这里的阀阅，“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将阀、阅定为人臣功劳的第四、五等。第四等的阀，即颜师古所谓的“伐，积功也”，指积小功而够上评定等级者。第五等的“阅”，实际指的是资历，也就是师古说的“经历也”，或者指工龄，多数情况下与实际任职的天数相差不会太多。里耶阀阅简记载的任职时间也精确到了天，如“九岁一日”“四岁三月十一日”，可能是在考核其任职工龄时的“劳日”需要，釦是以劳累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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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当时迁陵县武器库里的库存单据上详细记载了迁陵县武器库里面弩的存量。发往益阳，沅陵的弩箭的数量和库存的余量记载得非常详细。弩箭是当时战争中最先进的武器，射程可以达到300米，从青铜箭镞上做工精致的血槽上看，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二月的一天，迁陵守丞都向上级政府请示买的奴隶的数目是否合乎法律。这段文字说明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里仍有奴隶买卖的活动。从出土的这批文物来看，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低于贵族，高于平民的人，这些人是买不起奴隶的。 在五溪，随处可见一种叫芦茅的植物，用它的茎可以做蜡烛的芯。2200年以前，在芦茅杆做的蜡烛光下，一条条公文被这样抄录下来，再由专门的信使沿着酉水河送往其他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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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人和官船——秦代酉水流域的交通和驿运 从里耶秦简，我们能够了解秦代五溪地区，特别是沅水、酉水的交通和驿运情况。 酉水河，是当年信件、物资往来的主要通道，从酉水顺流而下，到达沅水，需要走上一天的时间。山上的崎岖山路，至今仍然险峻坎坷，而在2200年前，这条小路却是从迁陵通往四川的必由之路。常年生长在这里的芦茅和野果，是否曾经领略过当年邮差奔驶在驿道上扬起的尘埃？ 里耶秦简可以看到，“以邮行”简文，如“迁陵以邮行洞庭”，“迁陵以邮行洞庭郡”，甚至有“软以邮行河内”等，又有“邮人”称谓。 其中一枚写有“十一刻……快行”字样，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邮驿史的重要资料，体现出当时邮驿系统对于传递速度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秦代也有“快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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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文书有两种传送方式。.‘以次传”即在郡内各县、道以驿传依次传送，“以邮行”则为由专门设立的邮人送达。秦简《行书律》还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也。”看里耶简，这一点的确得到切实的执行，文书的送出或收到常有准确记录，不仅记日，还记出时刻。 “邮人”，就是邮差，在秦朝时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可以享受减免赋税的待遇，因此，这个职位虽然辛苦，却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有一枚竹简上所记述的内容，就是启陵乡乡长向上级请求，任命一位叫成的人当邮差的请示报告。也许是上级领导看出了这位乡长保荐自己亲戚的企图，也可能邮差在上级领导心目中已有人选，请示报告被驳了回来。 里耶秦简可见“邮人”设置得并不多，有的乡只设一名邮人。由于邮人数量少，除一些紧急必须交邮人专办的文书外，多数文书是由下级吏员、一般民众，甚至隶臣妾递送的。也就是说，真正为中国古代邮驿事业承担风险和付出辛劳的人们，其实数量远远多于在正式编制中的“邮人”和“驿卒”。从这一情形出发，我们有理由推想，诸多承负邮释劳作者，有可能是以兼职形式完成这样的工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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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洲 2017-07-21 06:02:11 这个好。 中国的史书，太多的帝王将相，太多的生死予夺，缺失的是基层、百姓的生活写照。 ----------------------------- 谢谢鼓励，本书就是湘西的百姓史，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怎么迁徙来的，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怎么谋生，他们的柴米油盐，他们的信神信鬼，他们对外来者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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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枚简上的简文告诉我们，迁陵的守丞色告诉另外一名官员，遵照您的命令，您要的钱和布匹已经开始启运了。这就是说，当时的邮差不仅仅要肩负传递信件的任务，还要承担送邮包的工作。 在已经发表的部分简牍资料中，我们看到有有关邮程的内容: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阮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口口千四百册里。 据考证：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销，待考;江陵，今湖北荆州; 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索，今湖南常德东北;临沅，今湖南常德西。 钟炜绘：里耶简牍所见秦县、秦郡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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