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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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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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里耶这一邮程表，推想当时的邮路，应当是陆路和水路并用。孱陵，已经进人当时的洞庭湖区。“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可顺流走长江水路，再进入洞庭湖水网地带。“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同样经行洞庭湖区。“索到临沅”，则循沅江上行。那么，实际上“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基本都是经由水路通邮。
这条邮路不自“鄢”(今湖北宜城南)直行“迁陵”(今湖南龙山)，也不自“江陵”(今湖北荆州)直行“迁陵”(今湖南龙山)，而看似迂行至“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索”(今湖南汉寿或常德东北)、“临沅”应当主要是为了利用水路交通的方便。或许可以说，里耶秦简所见这一邮程表，是已知最早的反映水驿通信运作的重要的交通史资料。从“临阮到迁陵九百一十里”，“索到临沅六十里”简文可以推知，“迁陵以邮行洞庭”，必然利用了沅江水路。酉水穿迁陵县而过，蜿蜒汇人沅水，通往洞庭长江，给山路崎岖的当地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水路。

    由此船舶也因此在迁陵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船是迁陵官员外出处理日常公务的重要交通工具，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公车。从里耶秦简透露的信息可知，秦代迁陵县公船主要用于日常公务出行、民事运输、军事运输等三个方而。迁陵县内与公船相关的职事之人有津渡船人、津吏、船官、县司空、县丞等。其中，津渡船人为官府雇用、驾驶公船在渡口工作，津吏管理渡口公船之事务，船官总揽一县公船、具体执行县内船务，县司空指导船官工作、是其直接上级，县丞负责审批县内公船的借出。迁陵县对公船的制造与管理既有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又不乏灵活性的变通。
    里耶秦简记录了当时与公船有关的故事。有一枚简牍是迁陵县下属启陵乡负责人赵发往县廷的文书。赵在文书中提到其令尉史文输送一只明渠鸟及送鸟文书到县廷，文不顺从，两人随之发生了冲突。据文书可知，文不肯接受这一公务，想让小吏适代替他前往县廷，然适亦不肯，文只得亲身前往，其忿忿不平，便从船中操揖叱赵离开并责骂他。总而言之，尽管文有千般不快，最后还是接下了任务。从其船中操揖的举动来看，他前往县廷是乘船走水路。而乘船之人为官吏，执行之事为公务，其乘坐之船当为公船。
    迁陵县代理县丞敦狐发给该县船官的一道命令，让其出借两艘船。所借之船既为船官管理，其显为公船。借船之人为县廷掌管文书的令史，其受指派前往沅陵校勘律令是公务。

    除迁陵县官吏自身的外出公务用船外，对于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官员，迁陵县亦需保障其在县内的出行用船。一次迁陵县尉敬下属校长宽以迁陵县公船送卒史到酉阳县，并将船交予酉阳校长徐。因校长宽被临时派往抓捕盗贼，无法取船。县尉敬便写信让迁陵县丞遣下属吏徒到酉阳县取回这艘船或者让他以文书告之酉阳将船归还。从其可知，卒史在郡属县公干期间的交通工具由所在县承担。卒史由迁陵出发前往酉阳，其所乘之船为迁陵县公船。待卒史抵达酉阳，该公船便应即时返回迁陵。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公船行驶路径分别为由迁陵下属启陵乡往县治所在、由迁陵往沅陵、由迁陵往酉阳，所涉公务分别为乡、县、郡三级。迁陵县境内水路便利，古往今来，船舶在当地民事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也可能看到了秦代“公船私用”的例子。秦始皇二十六年八月，南郡竟陵县荡阴乡名叫狼的人来到洞庭郡迁陵县（里耶），以寻找楚国时人们留下的瓦为由，向县政府的主管人员借了一艘船。狼不是个守信的人，没将船归还，给迁陵县的经办人员惹了一堆麻烦。狼借船的原因，简文中只简单地提到“求故荆积瓦”，也许有更多的原因没有写明，但是在无担保或抵押的前提下，其它辖区的人到另一地区借贷，在今天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甚至还发生过丢船的事。一枚简牍的意思是说:……官方的律令规定:“命待罪的差人来取用公船，不给，胡说丢了。如果真丢了，可以不追究责任，待追查没有丢失，则定胡说者以‘瞥’的罪名，并且还要把胡说者送到官府去。”现经查问，船确实丢了，已沉到水里去了，原因是甲寅之夜发了洪水，水涨得很大，把系船的绳子撑断，船就漂走了，找也没找到……
这段被秦简简文复活了的硝烟弥漫的秦代历史，也得到了相关史料的佐证。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因巴蜀之兵以攻楚，拨黔中”。司马错入蜀，秦人由涪陵溯乌江而上到今天的贵州松洮一带。由乌江入酉水不过几十里，然后沿酉水而下威胁楚的江南，确实是很有眼光的战略部署。

    巴人的碾转迁徙——廪君蛮、板楯蛮深入武陵

    在来自中原的三苗集团一路艰辛走向沅水流域之后，也就在这时，战国秦汉之际，一支来自巴蜀的民族也在辗转走在前往五溪的路上。
    迁徙五溪的民族中，沿沅江而上的盘瓠蛮（三苗）和沿酉水而下的巴人是两大主要部落，他们后来构成了湘西苗族和土家族主要来源。
    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神秘古国。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史上，对“巴族”史的研究是有较大困难的，因为有关“巴”的历史文献就那么一点点，且互相矛盾，近几十年来学者都翻遍了，仁智互见，各说各的，自成一家，自圆其说。而出土文物能直接说明“廪君”和“板楯”的又极少。
    在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山海经》却有五篇有关巴国、巴人的记载，它可以说是揭开巴国起源之谜的钥匙。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宋人罗泌《路史?后记》上的一段话:“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昭，后昭生顾相，降处于巴”。
    巴是一个地域名称。巴人，是泛指生长在巴国和巴地范围内的所有人，以及从巴迁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论其本来族别如何。《华阳国志?巴志》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被名为“巴”的民族。这里长期存在着多个分散的部落国家，其中记载较为详尽、国力较强大的有宗姬之巴、板楯之巴和廪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虽然夹杂了一些神话，但讲明了廪君巴人的起源地区，风俗习惯，迁徙路线，是研究廪君巴早期历史最重要的资料。他们流居今长阳武落钟离山的时间，最迟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即夏代初年，似乎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未有君长”而又急需一个领袖，于是选择了“掷剑”和“浮舟”的办法来决定。同时，他们当时穴居野处，没有定居，更未出现农业和畜牧业，生活来源依赖于原始采集和狩猎。因此，他们不得不经常迁徙，以寻找新的食物来维持生活。
    廪君蛮由武落钟离山沿清江西徙以后，曾经在以今恩施为中心的鄂西地区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似乎立城恩施，建立过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巴方”小邦，以至夏禹会盟都有他们参加，力量跪弱的巴方小邦，当然经受不了殷王朝强大军队的讨伐。于是，他们不得不再度西迁，沿着清江到达了今川东地区，定都于积(今涪陵)，其时当在殷商后期。而廪君的一部分部落，发展成了后来的板楯蛮，又称賨人。
    按照这些记载，廪君蛮和板循蛮都为川东和峡江地区的土著族群，而且板循蛮见于《巴志》，廪君蛮五姓中又有“巴氏”，可见他们都与先秦的巴有关。板楯蛮先民的分布地域与廪君蛮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鄂西北竹山，它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它们都是巴人，尽管其族群有别，来源不同。

    川巴板楯蛮的主要兴盛时代，似乎是在战国时期。但也是进入战国，秦、楚更加强大发展，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战国中叶，楚已进一步掠夺巴在川东的许多地方，到周慎王五年(公元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仪贪巴蜀之富，因亦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至此，巴子国即告灭亡，随之，板楯蛮也就四散了。他们中的主体部分，虽也在西汉时期活跃了一段时间，但经三国到魏晋，便逐渐消失。
    然而，事物的发展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川巴板楯蛮也不会同化得那么干净。就在秦惠文王的那次吞并战争中，其中有板楯蛮的一支，被冲溃了，进入了五溪，即沅水和酉水流域。此事在许多历史书籍中均有记载。《三国志?黄盖传》在谈到“武陵蛮”时，早就说过这里有“巴、醴、由、诞”，巴居首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云:“辰，蛮戎所居也。或曰: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说板楯蛮并不是巴人，而是濮人的后代，甚至是江西入五溪的那一支汉人的后裔。

    但我们从今天酉水流域土家族为流传的一些文化习俗来看，也足以证明板楯蛮或賨人进入了五溪土家地区。
    在土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方面都与虎联系在一起，“忌虎”是他们的特性。永顺、保靖、龙山一带，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凶”神，必须“赶杀”而后快。他们还忌“虎”字，酉水原有虎滩，“最称险绝，土人忌虎字音，用猫滩以代之。”而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最恨者也是“白虎神”，凡新生婴儿，生男三天之内，生女七天之内，都必须备鸡肉酒食和香纸腊烛，请土老师到家里来“赶白虎”。不满周岁的小孩，还要时时刻刻提防被“白虎罩了”。每带小孩出门，为防止被“白虎”所害，还要用黑烟灰在小孩额上划一“十”字，并在小孩背窝里放一把剪刀作杀虎武器。在凤凰县杨姓土家地区，每到惊垫时，还要在堂屋中央用石灰划一大弓箭，以防白虎进屋为害。在葬俗上，湘西土家群众普遍在死者住房周围插上多副竹弓竹箭，说是防止“白虎”来咬尸体。这些习俗，与历史上专以弩射白虎为事的川巴板循蛮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川巴板循蛮系西徙后的廪君蛮后裔，而湘西土家族则来源于川巴板楯蛮无疑。
    楚子灭巴，巴人流入五溪之地这是历史的事实，但这则史料也受到质疑。如依此史料所载，廪君五姓迁入了五溪地区，并“各为一溪之长”，因“号五溪蛮”，那么整个五溪地区就是以廪君巴人为主的巴人世界了，五溪蛮就可与巴人划等号了。事实上，五溪地区一直是盘瓠集团活动的地域。与廪君巴人从来关系不大，直到战国末秦灭巴蜀，才有部分板循蛮迁入，也仅限于五溪北部之酉水流域。而廪君与百濮相近，崇尚白虎，与盘瓤全无干系，其后裔为今之土家族。
    这就是问题所在。就目前所发现的巴文化遗存的时间和量来看，一是巴人流入的规模有限，巴文化并不足以取代土著文化和楚文化;二是其流进五溪的地域较为广泛;三是巴人进入五溪之时，该地早已有土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并有与之相应的土著文化。

    四、沅水中下游的搏杀——汉代的五溪战乱

    一匹賨布——西汉的好时光

    两汉至南北朝的“五溪蛮”聚居的中心地区是在自沅陵而下至辰溪、溆浦一段沅水中游，以及其间的支流酉、武、辰水中下游一带；沅陵则为攻守必争的门户和咽喉。从光武带遣将征讨‘武陵五溪蛮’整个战争过程来看，也都是把沅陵以上沅水一段作主要战场和主攻方向。
    两汉时期的五溪蛮还是以氏族、部落而居，部落首领称为“精夫”，在武陵郡内耕田织布，打猎捕鱼，自给自足。东部边缘地区的部分与汉族相交错，与汉族之间有交往；中心地区者则多与原夜郎国的僚、濮族(仡佬、侗、布依族先民)相杂居，与汉族的交往很少。汉王朝对五溪蛮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控制：氏族、部落组织仍然保留，对各氏族、部落的“精夫”“赐印缓”，也就是封官，精夫同时也成了地方官，然后通过各“精夫”来五溪蛮征收贡赋。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的精力主要是疲于应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基本无暇顾及已融入五溪遁入“溪峒”的苗民，西汉王朝在五溪地区推行一种宽松的羁縻政策，故而民族矛盾相对缓和。

《后汉书?南蛮传》云:“蛮夷……以先父有功，叶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这是指的沅水流域的盘瓠蛮，他们因为是先帝的亲戚而不交税。而酉水流域的板楯蛮，：“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於蜀、巴、汉之境，伤害千馀人。昭王乃募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时有巴郡阆中夷（今阆中郡县）廖仲等射杀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伤人者论，杀人得以赕钱赎死（赕即赎金）。……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馀户乃岁入口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谓之賨人焉。代号为板楯蛮夷。”板楯蛮则是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而特许七姓不输租赋。
“蛮无租赋”，历史上曾有过少数民族以此自夸。但应该承认，在五溪蛮族的历史中，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时期的，无论是“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盘瓠蛮，还是七姓不需交租赋，其他的也只要口钱四十。

    这时间很短，高祖五年，即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后汉书?南蛮传》载:“汉兴，改(黔中)为武陵，(对武陵蛮夷)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所谓“賨”，也就是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所缴的一种赋税。这样，就对秦制实现了两项改革:一是将秦的令蛮族交纳货币的赋税制改变成了两汉的交纳实物(责布)的赋税制;一是将秦的按口交纳赋税改变成了两汉的按大口、小口两等级交纳赋税的制度。
    要知道，西汉政府废除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实行编户制度，即政府把农民编入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当时农民的负担有：田租（土地税）、人头税、更赋（代役税）、徭役、兵役等。显然五溪蛮的“一匹賨布”、无需徭役显然是一种较轻的税赋。
    因此，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看不到有五溪蛮与朝廷冲突的具体记载。五溪地区难得出现过短暂的兴盛时期。《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的:“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就是指得这段时间。“特盛”一词，表述了其势力已非同一般的兴盛，包含苗民在内的五溪蛮这时处于少赋税、自给自足的化外。五溪蛮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民族小部落，小姓氏族的增多，精夫、族长亦相应巨增。

这种“特盛”到哪种程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武溪夷田强，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王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目霍，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而死”。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引《姓谱》亦云：“田强，五溪酋领。王莽欲铸强铜印，强曰：吾汉臣也，誓不臣莽，却，弗受。强有子十人，皆雄勇过人，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田子居中城，王子居上城，仓子居下城。”两书记载虽然小异，但大体相同，说的是王莽造反时曾经想赐五溪酋田强铜印，也就是封官招降，但田强有十子，雄勇过常，不吃这一套，我可是汉朝的臣民，哪会跟着你王莽造反（吾辈汉臣，誓不事莽），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警。西汉已亡，为“汉臣”有何意义，此不过田强为拒莽自立之借口而已。
西汉末，五溪首领田强能以5万兵力屯沅东抗拒王莽，可见已具备相当的军事力量。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陵郡人口为185758人，下辖13县，这其中，只有3县(索县、临沅、屠陵)在汉族地区，其余10县(沅陵、义陵、辰阳、酉阳、迁陵、无阳、谭成、零阳、充县、良山)均在少数民族地区。当时少数民族部族人口是不计入郡县的，仅按田强下屯沅东就有“五万”兵众来看，如果一兵带4口，那么田强控制的五溪蛮人口就应有25万，超过了武陵郡的户籍总人口。因此，东汉初年“武陵蛮夷特盛”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盘瓠蛮崭露头角——东汉五溪大反叛

    刘秀称帝以后，武陵太守王堂直到建武五年（公元29年）才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表示归服。在西汉时期，湖南地区还是“蛮多汉少”，汉族人至“汉末王莽之乱，始大举移殖荆湘”。对于武陵郡这样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来说，“蛮多汉少”的情况尤其为甚，即或是经历了新莽十几年后也如此。当“武陵蛮夷特盛”之时，失去了中原朝廷凭恃的武陵太守王堂，大概也只能保守住郡治、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等几个中心据点而已，对于动辄可出兵数万的五溪地区蛮族应早就失去了控制能力。因此，他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只是意味着他所能控制的郡、县城等几个据点归服了东汉王朝，而广大的五溪地区则仍然是如同原样独立的。
    西汉推行的宽松的羁糜政策，随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平定蜀地割据势力公孙述后开始改变，开始强化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
    东汉政府开始强化对南方的统治，南方开始也就出现“蛮族”的“反叛”。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蛮夷的反叛；十八年(公元42年)有益州西南夷的反叛。东汉政府对这些反叛，都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

    为什么到了东汉包括五溪在内的南方开始出现“蛮族”的“反叛”？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五溪的“反叛”共十一次，其中有两次说明了原因:“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屯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又:“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以为可……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武陵蛮”、“长沙蛮”、“桂阳、零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都是五溪蛮的别称或一部分的别称。从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已经在五溪征用徭役、收取赋税，并且“徭税失平”，不断在加重。显然，东汉徭税是引起了五溪蛮不断起义反抗的原因。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采取了一项新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曰‘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了掌握确实的户籍和垦田数目，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各州郡官吏都害怕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制’，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贫苦农民。光武帝的这项新措施，它既侵占了地方豪强的权益，又加重了少数民族的负担。于是，纷纷发起反抗东汉地方政权的武装斗争。

    建武十九年(43年)，左中郎将藏宫曾击败过一次五溪蛮的“反叛”（击武溪贼至江陵），这次“反叛”行为可能是其时势力“特盛”的“五溪蛮”对汉族地区的一次武装劫掠行为，由于劫掠已经远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在朝廷引起了震动，东汉王朝四年后决定五溪地区进行“秋后算帐”。但“秋后算帐”并不顺利，势力又正处于“特盛”的“五溪蛮夷”，也就在建武二十三年的下半年乘势而起，“据其险隘，大寇郡县”，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
    相单程、杨四、杨五三位忠义兄弟，就是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相单程(公元5——51)，又名姎徒，常以盘瓠后裔自称，东汉武陵郡沅陵县小酉山人(今栗坡乡)。他聪明睿智，机勇勤奋，专心习文练武，未久，学业、武艺惊人。他身高丈八，体壮力大，秉性爽直，忠侠仗义，风流倜傥，又是傩教信徒，尤信五谷神，经数年细心研究，便成为精通五谷神信仰者，被誉为忠义精夫。
    相单程游历沅江、酉水、龙溪、桂溪、武溪、辰溪、溆水等溪流两岸，传送五谷神(送春)，宣扬自救之说。

    西汉未期，五溪少数民族势力，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小部落，小姓氏族的增多，尊长、族长亦相应巨增。五溪蛮力量的强大便以不同的形式；抵制或反抗官吏和武装豪强势力的斗争。这种小规模的个别行动与斗争，屡起屡伏，一直绵延不断。“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于是就酿成义陵(今溆浦县)、辰阳(今辰溪县)、沅陵县，以及毗邻地区少数民族联合起义，攻打武陵郡署衙的史实，于当年(辛卯)，一度占据武陵郡署及整个义陵县，史称‘义陵没于夷’。未久，武陵郡治被迫迁移索县(今汉寿)，直到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才又移治临沅(今常德)。有的县官吏全部逃跑了，有的则闭门不出。地主豪强武装，亦龟缩自卫，横行霸道行为，有所收敛。在这次联合斗争中，相单程的组织与指挥才能，得以显露，他的机智与勇敢，使人佩服，被尊为“五溪精夫”。一时，声名大震。相单程与杨四、杨五三人结为忠义兄弟。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冬，五溪精夫相单程，以“送春”之由，到九溪十八洞，作起义发动准备，约定起义时间、说明起义理由、目的、手段等。这九溪十八洞，即酉水、龙溪、桂溪、武溪、溆溪、辰溪、雄溪、舞水、樠溪和十八个部落。其中酉水流域就有：熬潮河舍、西梯佬、西呵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批此所冲、接也会也那飞烈也，此乃酉水八峒之首领。待时机成熟，相单程一声召唤。各溪峒少数民族，纷纷响应，举族起义。口号是：增(尊)五谷，反度田，反徭(杂)赋。在桂溪(今浦市)召开的“九溪十八峒酋长联盟会”上，相单程被推为盟主，领兵挂帅，统帅起义三军。“相单程，沅陵‘蛮’族首领。东汉建武二十三年，武陵五溪‘蛮’起义，推为‘渠帅’”。
    相单程将各溪峒兵丁，分别组成前、中、后三军。封杨五为前路将军、杨四为后路将军，自领中军。各溪洞的尊长、兵长均编入中军，由相单程亲自率领，起义军数以万计。起义宗旨广为宣传，成为义军的自觉奋斗目标，深得黎民百姓的支持与拥护。起义军所向披靡，夺郡县、杀贪官、据县衙、开仓济民，人心大悦，官府兵丁，纷纷投诚倒戈。

    刘尚征五溪

    于是便有了五溪历史上有名的刘尚征五溪之战。
    刘尚（？－48年），汉朝宗族子弟，最初是担任郡县地方官，后来出任大司马吴汉的副将，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官至武威将军。刘尚的活动，史书上对其并没有十分详尽的记载，但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早在建武初期，他便已活跃在当时的军事舞台上，跟随吴汉、来歙等名将转战四方。“诏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入天水，击破公孙述将田弇、赵匡”。“歙乃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
    待荡平陇蜀，一统天下后，诸多老将纷纷卸甲解剑，但刘尚的身影仍然时常出现在各地的战场之上，作战的对手也换成了叛乱的地方官员和蛮夷部族等，诸如建武十八年，平蜀郡史歆之战、建武十九年平益州夷渠帅栋蚕等之战和平越巂太守任贵之叛、建武二十三年平南郡潳山蛮雷迁之战。刘尚在这些战役中或作偏将或为主帅，皆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可谓是相当能征惯战的一员虎将。

    《后汉书?南蛮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刘尚征五溪的过程：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远入，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邀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殁”。
    看来，或许正是因为在最近几年连战连捷的关系，令刘尚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在不识地理的情况下贸然杀入五溪蛮族世代居住的地势险恶之地，溯沅水而上，打到今沅陵、泸溪，然后在泸溪县乘舟溯沅水入武溪，（沅陵北溶乡境内的百拽滩，即一百人拉刘尚所乘之一船)镇压起义军。刘尚，个性孤傲、轻敌入险，屯兵于辰阳县城东南五里处，筑垒扎营，后人称为刘尚城。
    相单程知汉军路远，粮少，地理不熟，又不明路径。下令义军藏入深山险溪，自守不出，不与接仗。待刘尚军粮草殆尽，退军时，一声令下，沿途截击。各军都按渠帅命令，严守寨卡，“不准放走一个敌军，不让一个敌军生还!”义军分兵把守险滩和主要溪口。
    刘尚军在辰溪口、桂溪口、武溪口、龙溪口等处，连遭重创，已是“惊弓之乌，见曲木而心惊，奔北之军，闻风声而股栗”，早已溃不成军。尚存者只求夺路生还，毫无斗志。

    相单程早在武溪口下游的龙溪口秤砣潭，布下天罗地网，秤砣潭外，另设三道防线，严防漏网。刚刚侥幸逃出的汉军，夺路心切，拼命划船快行。船入称砣潭时，相单程令旗一挥，炮声三响，从四面八方围拢的义军，将汉军的船只，层层包围于称砣潭中，又以横木缆索把江面截断。炮声震天，杀声撼地，强弓硬弩齐发，两岸弓箭手，直向敌船射击，尤以火箭最为厉害，射向那船，那船火起，烧死、溺死者甚多。杨四将军率伍从上游杀来；杨五将军率师从下游向上杀来，渠帅相单程站在龙溪口的最高处镇定指挥。那次战斗，真是箭如阵雨，刀光似电，杀气腾腾，鬼神丧胆，火海一遍，插翅难飞。称砣潭的清水变红了，尸若洪水流散木一般，汉军全军履没了，刘尚亦射死于秤砣潭。
    当刘尚在沅水被阻击、围歼的时候，光武帝曾派遣一支3000人的快速部队，由曾在五溪任过“辰阳长”的谒者（官名，东汉常侍谒者五名，主殿上时节威仪；给事谒者共三十人，掌宾赞受事）宋均统领，前往救援。但待宋均到达时，刘尚已败。
    刘尚败亡，五溪蛮乘胜扩大战果，顺沅水而下进攻今桃源、常德，二十四年（七月)相单程等下攻临沅，光武帝只好再次派军征讨。这次派遣的是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对这次征讨情况，史料记载很简单，不记出兵人数，也不记战争经过，只两个宇载结果:“不克”;另一处则记曰:“不能克”。《后汉书》马成传记载也极简:“二十四年南击武溪蛮贼，无功，上太守印绶”。此次征讨时间，始于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当结束于是年年底。征讨结果，肯定是败绩而归，因马成回朝后“上太守印经绶”，也就是受到了革职的处分。

    然后就是著名的马援征五溪了。
    李嵩、马成失败后，光武帝遂于当年年底再派4万大军，由名将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为帅，另以4员大将副之，第三次征伐五溪。
    马援，字文渊，东汉陕西扶风茂陵（今陕西扶风县）人，是当时的名将，身官宦世家，先祖赵奢为赵将，长相俊美，新莽时，任扶风郡（今陕西兴平东南）的督邮。后因私纵重囚，马援亡命北地（现甘肃天水一带），留居当地经营牧畜，王莽末年投奔割据凉州的军阀隗嚣。建武四年（28年），奉书至洛阳，受到刘秀礼遇。建武八年（32年），隗嚣叛汉，光武帝亲征，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使光武帝得以顺利击溃隗嚣。西羌为患，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任陇西太守，率步骑三千，击破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建武十六年征为虎贲中郎将。建武十七年（41年），又被拜为伏波将军，领兵南下，平定二征，功封新息侯。此后，匈奴、乌桓侵扰三辅，马援认为“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又主动请兵出击，光武帝担心他年事已高，不许。马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瞿铄哉是翁也！”于是派他与马武、耿舒共同出征。
    这时马援年已六十二岁，在外征战数十年，饱经风霜，有病在身，但他仍然请求出战，光武帝怜他年老体衰，马援却说：“老当益壮，我还能披甲上马！”


    伏波将军马援。《东观汉记》说，马援身高七尺五寸(按出土的东汉铜尺计算，合今一米七七)，“容貌如画”，是一位身材高大、面目俊美的大帅哥。

马援军由下隽（今湖南岳阳及湖北蒲沂境）至壶头（山名，在今湖南沅陵东北沅水南岸），其行军路线是由陆路从岳阳走洞庭西北岸诸县到今桃源入沅水，而后上溯“五溪”。马援军到达沅水，光武帝诏令宋均3000人马与之会合，并由宋均担任军队的监军。这样，马援大军至43000人以上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二月，马援军溯沅水到达当时临沅县与沅陵县交界处的“临乡”(在今桃源兴隆街乡)，遇到五溪蛮的攻击，但马援取得胜利。
马援临乡初战小胜后，随即再溯沅水向沅陵五溪地带进军。三月，到达临乡以上四五十里的壶头山，此地为出入五溪之咽喉，山深水疾。马援大军在此遭到五溪蛮的顽强阻击，不能前进。”

    壶头山下，由东北至西南，是一段二十里长的沅水中著名的险滩雷回滩和清浪滩。五溪蛮当时曾在此聚集大量兵众，依恃山险水疾，“乘高守隘”，阻困着马援4万余大军。马援军从春至夏、秋，数月不能破逾壶头关隘，且“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马援也感染了时疫，只好凿河岸为窟室，以避暑气。蛮军每登高鼓操进军，马援总是走出窟室观察敌阵，以表示自己健康如常人，照常可以指挥作战，士兵们看见老将军的身影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马援终因年迈体弱，感染时疫病死在沙场上。
    在这种困境下，军中原主张从充道击五溪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侯耿写回一封家书，历数马援领军举措之失说其兄将信上奏，光武帝遂派自己的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前往武陵“责问援，因代监军”。但是，在梁松到达之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62岁老将军马援，最终也“病卒”壶头山。
    马援病死壶头，应为两方而因素所至，一是军事失利心中焦虑惶躁，二是年迈体弱中暑染疾;而前者又加重其疾患，终至“病卒”。征讨大军主帅马援的死去，标志着此次大规模征蛮的失利。

    在这次征战途中，马援曾作《武陵深行》一首：
    “滔滔武陵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陵多毒淫。”
    这位挣扎着从病榻起身，趔趄着跨上战马远征的汉代中兴名将，在征伐五溪的旅途中灰飞烟灭，成全了他“马革裹尸还”的誓言。五溪虽然战胜了马援，但马援却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五溪。五溪就是蛮荒之地，是不适宜人们居住的地方。马援看到的，是一个鸟兽不至，文明难以化及的险恶地带。
    东汉马援征辰沅五溪蛮遭到的失败，马援死于军中，对五溪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在随后的两千年中逐步的显现出来。因为这事给后来许多王朝统治者心里上蒙上了阴影，使他们长期不敢轻易来开发触动这山高水险、民风强悍的边鄙之地,而往往只采用保守的羁縻政策。无论是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推行的郡县制，还是隋唐至宋推行的羁縻州制，只是远远地看着这片土地不闹事就行了。元、明及清初数百年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其间也坚守一条“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原则，目的还是怕蛮民“寇边”。五溪特别是辰沅对中原而言，即便是通往西南的要道，也蕴藏着的风险。居住于澧沅水系上的苗蛮和他们的文化也因此而得以免于被中原文化统治得面目全非。

    @u_111905841 2017-07-22 20:55:33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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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继续观看

    @白瑞德船长00 2017-07-22 22:18:57
    怀化人顶一个，我们这号称中国最年轻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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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怀化地区大部分县，现在的怀化市所在地确实太年轻，民国时期还是小山村——榆树湾。

    “弃五溪而不顾”——退守临沅

    马援病卒壶头之后，东汉军队处境险，时监军宋均分析局势，采取“矫制招降”的策略，最终瓦解和平息了起义。
    马援死后，监军宋均继续指挥汉军。宋均恐怕日久粮缺，将士心散，将会全军溃败。便采取向“蛮人”妥协与诱降相结合的办法。故假传皇帝诰命，派遣军中司马吕种，持诰命入五溪起义军兵营，同相单程、杨四、杨五等人于小宴溪、大宴溪谈判停战事宜。汉军代表朝廷，表示对五溪将士实行招抚政策(即招安)。要求罢兵置官，县长以下官吏，均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实行自治。“度田”之事缓行；田土多的大富户，分出一部分田土，由苗民耕种，赋税问题，仍遵照西汉旧制，征收賨布，大口每年一匹，小口二丈。新增杂税，一律剔除。
    相单程对杨四、杨五将军说，朝廷已答应减除杂税，仍尊旧制，缓行“度田制”，并拿出一部分土地，给苗民耕种等说，我认为朝廷是宽仁的，我们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杨四、杨五二人亦表示赞成。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相单程表示接受“罢兵”所议各项条款、吕种还提出今后县里以及农村，都要兴办学校，青少年要入学读书，接受圣人之学，实行“忠神、忠君、走教化”之道。史称“置官吏、分苗民、兴学校”等决策。

    假传圣旨，是一项祸灭九族之罪，众将极力劝阻。宋均说：“吾乃汉臣忠于君，何谓罪之。”令吕种为沅陵长，自为辰阳长。吕种在大宴溪、小宴溪同五溪军首领谈判期间，频繁同五溪军中各尊长、兵长接触，一方面宣扬帝恩，一方面作分化瓦解、挑拨离间工作，给他们封官许愿，并要他们脱离相单程，设法暗杀相单程等三人。
    这些尊长、兵长们，平时划地作威作福，称霸一方，谁也管束不了他们，入起义军，实属形势所逼，为保全自己财产，才投机参加起义军的。在军内时时要受到纪律制约，早就不舒服了，现在谈判即将成功，便可重整家业，任其作威作福了，便把平时所积的一肚子“窝囊气”，泼向“渠师”身上。
    在最后罢兵签字盛大宴会上，双方对签字都抱诚意。将《协约》条文再宣渎一番，最后一次征求双方意见，都一致赞同，于是吕种代表汉军和朝廷，首先在《协约》书上签字、画押；接着相单程代表五溪起义军签字、画押。在场人都十分高兴，二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见到曙光。与会人入席开怀畅饮，共庆胜利。酒过三巡，吕种以沅陵长的身份，命击鼓、作乐，舞剑以助酒兴。原来这击鼓就是一种“杀人”暗号。各尊长、兵长们的心腹，早已埋伏四周，闻鼓声一齐涌出，相单程三个忠义兄弟毫无警觉，却被伏兵们一阵乱刀杀死。

    宋均的矫制招降之策，是在“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并有“军遂不反”之虞的危难情势下的无奈之策。但其何以竞能得逞?
    首先，这应与宋均熟悉五溪“夷情”有关。宋均于建武初曾在五溪担任“辰阳长”(辰阳，今辰溪县)，他在那里“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与五溪蛮关系不错，约颇为了解那里“蛮族”的情况。正因如此，当初光武帝才任命他为征蛮大军的监军。在马援征五溪军事失利并“卒于师”、全军形势危殆之际，宋均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夷情”制定出“矫制招降”的策略。
    而五溪蛮连续3年3次抗击东汉数万大军征讨，其人力物力当已耗费甚巨。尤其第三次抗拒马援军的征讨，从“春三月”至于“冬十月”，时逾半年，其“蛮族”欠发达的经济力量，必然难以维持旷日持久的大军军需补給。所以，他们当时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在《后汉书?南蛮传》中，就提到当时五溪起义军已出现了“饥困”的局而:“……单程等饥困，乞限会援病卒。谒者宋均听悉受降，为置长吏，群蛮遂毛” “乞降”之说恐为朝廷史书的自我遮羞，但当时五溪起义者出现“饥困”，亦当可信。这应是宋均“矫制招降”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这次征蛮的善后工作是由那位光武帝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完成的，最重要的是将“与夷相接，数为所攻”的武陵郡治城迁移至沅水下游的临沅，又对新郡城加以修筑。这迁治和修治工作使郡治和“蛮地”拉开距离。
    临沅即古张若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常德府》云：“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筑此城以拒楚。”战国晚期，秦昭王遣大将白起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包括今常德一带），白起留副将张若守黔中，于是张若在今常德筑下一座城，以抗拒楚国，史称张若城。时间是公元前277年。
    秦代沿设黔中郡，郡治在沅陵。武陵“五溪蛮”起义平息后，梁松在武陵所做的善后工作之一，就是将武陵郡治由原来所在义陵，迁移到临沅，并对新郡城进行了一次修建。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朗州》载：“《武陵记》云，后汉梁松自义陵郡移居张若城。今州东张若城是也。”梁松对古代常德城的建设和发展是有贡献的，所以汉代以后常德人民把城北的太阳山改名“梁山”，在山上建梁松庙以纪念他。
    其后东汉在五溪地区的建置，较西汉时省掉了两个县(义陵、无阳)，其意似为“松弛”对五溪蛮的统治，以示绥抚;当然，也可能是无力控制五溪腹地，只得放弃的无奈之举。

    中原王朝对五溪开发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是非常激进，恨不得一口吃下去。但在不断的“蛮叛”和进剿中，才认识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于是五溪治理的中心先是退到了沅水下游的临沅，再一步步向上游推进。
    从西汉高帝五年，废黔中郡改置武陵郡，郡府是义陵(今溆浦)，到东汉建武六年迁武陵，治临沅。从义陵到临沅作为郡治自然有它的道理。

    西汉曾一度把郡治设在沅水中游地区的支流——溆水流域，两汉王朝的对五溪的开辟和影响己经深入到纵深地区。但在民族对抗激烈的形势下，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最后朝廷也意识到“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只得迁武陵。
    义陵位处沅水中游支流的溆水流域，就是当年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西汉曾一度将义陵作为武陵郡治所。但有其明显的不足：地势平坦，难以防守；深入蛮地，难居久安，深处蛮地，地形上的难以防守，决定了义陵作为郡治是难以继续长久的。
    综观这一时期郡治在沅陵，义陵和临沅间的迁移形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沅陵有雄控之制，但山高水险，腹地狭小，缺乏立郡建治的经济基础;义陵地势平坦，便利农耕，但偏居一隅，不居中枢且又深处蛮地，不能控制形势和长治以安。

    相比之下，秦汉统一后，五溪形势已由秦楚对抗转变为五溪蛮夷与北方中央王朝的对抗，作为位居下游的临沅，理所当然地成了开辟经营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大后方。临沅虽居下游，但仍可控制五溪水陆通道，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农业发达。
    这里开发较早，大量北方汉民的迁入，使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程度远高于中上游地区。在五溪蛮夷跟中央王朝这种极不均衡的对抗形势之下，广阔平坦的地势，本身就有利于朝廷；而对于散居山林，依山阻险的南方五溪蛮夷和“蛮夷离巢穴不过百里”的作战规律，既使进犯临沅，也终因孤军深入的作战形势，而肯定对中上游的蛮夷是很不利的。
    正是因为临沅具有立城建置的优越条件，从而使沅水流域这一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在经过长期迁徙摆动之后，最终确立起来。从此以后，临沅虽更名武陵和常德，但其作为历代郡、州、路、府治所的地位一直未变。自秦至两汉，历经开辟经营，沅水下游地区己基本融入中华一体。

    但中上游的五溪地区，仍是蛮夷所据的待开发地区。虽有秦汉以来的开辟经营，仅仅只是军事上的暂时征服。东汉后期，蛮族地区郡县制的统治力量已大大加强，落实到乡、亭等基层政权。如武陵蛮，本“有邑君长，皆赐印缓”，由其实际统治蛮民，但东汉时便发生了变化，在武陵蛮中产生了乡、亭、里等基层组织，这些基层官吏有的虽由蛮酋担任，如“五里精夫”、“五里、六亭渠帅”等，但这些蛮酋本身身份发生了变化，演变成朝廷的地方基层官吏。东汉时期，板循蛮中也出现了“长吏乡亭”。朝廷的控制无疑强化了。
    正是由于控制的加强，朝廷也想增加税赋，《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载：“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绶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
    于是结果“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
    而且这时除了赋税外，还增加了徭役。《后汉书.南蛮传》载，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这里用了“徭役失平”这条记载就已经明确地说明，东汉政府在武陵郡所在地区（其他郡也同此），除了课征赋税外，还征发了徭役。
    终东汉时期，五溪蛮反叛不断，说明要将其长期纳入版籍并加以“王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现在该到魏晋南北朝了

    @江湖武松 2017-07-23 14:56:33
    加油。
    -----------------------------
    嗯嗯，谢谢鼓励，宋代以前的湘西历史资料有限

    五、温床——魏晋南北朝五溪蛮的“滋蔓”

    民族的盛宴——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220－589），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战乱频繁，从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令诸侯算起，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定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带头生活奢侈荒淫无度，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西晋淫奢之风弥漫，从著名的“王恺与石崇斗富”就可知道，这样的时代是多么的不可救药。司马炎死了以后，白痴皇帝惠帝司马衷继位，该公无处理朝政的能力，大权落到其妻子皇后贾南风的手中，直接导致司马宗室的“八王之乱”。司马宗室从宫廷之内杀到宫廷之外，伤亡几十万人，中央和地方的军队损失殆尽，致使西晋朝廷再也没有力量遏制周边少数民族的反弹。从此，“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了，这五个少数民族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一个个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
    魏晋南北朝先后经历了三国（曹魏、蜀汉、孙吴)、两晋（西晋、东晋)、十六国（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成汉、大夏)、南朝（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和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众多政权更迭，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为止，约四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除了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之外，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这个时代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生多难，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人往往把各种希望寄托在天神地抵旧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水火、神异物种、祖先之灵及各种鬼神的崇拜上。佛教、道教的传播，各种巫术、淫祀、禁忌的流行，又使卜卦、相命、占梦之术大行其道。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祭祀成为国家礼制与民间生活中的大事。凡此种种信仰习俗，虽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的民族杂揉局面，形成了各族之间交融的现象。再加之继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相对低迷，同时道教和外来宗教一一佛教相互间冲突碰撞，儒、玄、佛、道互相竞争、彼此渗透；各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华夏文明在这种异族文化和外来宗教的冲击之下，显示出巨大的张力，特别是与各少数民族间文化交融方而。通过两者之问的冲突碰撞、交流、融介及整介，最终为隋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人口大流动与民族大迁徙的一个时期。这种流动与迁徙，开始于汉末军阀混战之时，北方人为了寻求安定的生活环境，纷纷向外迁徙。人口迁徙的方向大致为:青州之民流徙幽州或辽东，关陇之民迁入荆州、益州、汉中，京洛之民东迁徐州，南阳之民流入益州，皖北、江北之民渡江至江南，远者至交州。西晋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造成中原人口以更大的规模向外流动迁徙。当时北方人口避难流徙的方向大致有三:东北、西北与江南。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批南渡，规模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过东汉末年。当时，北方士族带领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聚众南下。
在中原汉族人口大量南迁的同时，北方长城内外的各少数民族也大举进入中原。当时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揭、氏、羌等少数民族，原来在塞外过着游牧生活，入居中原后逐步由游牧生产转向农耕生产。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成为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特点。入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匈奴、鲜卑、揭、氏、羌诸民族分别为具有较高生产方式的汉民族所同化与之融为一体。

    然而，此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却仍然是华夷交错居住。除大量汉人外，还居住着山越，诸蛮各族。山越、诸蛮族也与汉民族也具有互为融合的趋势。史载这些少数民族“道有污隆，服叛不一”，尽管封建史家笔下多有毁诬之词，但也多少可看出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民族矛盾的存在。
    活动在长江中游的沅湘一带的诸蛮的一支——五溪蛮，当时又称溪蛮或溪人，因其所居而形成为许多分支。《后汉书》、《资治通签》中所记载的武陵蛮、五溪蛮、长沙蛮、零陵蛮等都属盘瓠蛮的分支。主要活动在洞庭湖周围的荆、湘等州。魏晋南北朝时，分布沅水流域的蛮族，“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繁种落，异君长”。各朝廷对诸蛮却是“户口不可知也”。从而形成为一个有别于汉民族的民族共同体。
    这一时期除西晋实现过短期统一外，一直是南北对峙，南北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东部的淮水流域和西部的汉水流域。连年战乱造成边境土地荒芜，人口流亡，为蛮族出山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时机。特别是两晋之际，随着西晋王朝的崩溃，中原少数民族政权多次南下掳掠人口，东晋政权无力还击，一度退守长江防线，长江以北许多地方一度成为政治权力真空，这为蛮族出山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武陵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曾大量东移北上，进入江汉平原，甚至到达河南、山东南部地区。《魏书?蛮獠》载:“蛮之种类，盖盘瓤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颖，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周书?蛮獠》也载:“蛮者，盘瓤之后，族类番衍，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逮魏人失驭，其暴滋甚”。以至中原之地的豫州“蛮多华少”。
    蛮族分布区的扩大主要呈现出北上与东迁的势头。从地形上看，总的说来，是由今湘、鄂两省比较崎岖的丘陵地带向汉水、淮水流域比较平坦的地区迁徙。因此蛮族居住区扩大的过程，实际主要是从山险之中出居平地的过程。在迁徙过程中，不仅“种类繁多”的蛮民内部界线被打破，以至难以区分，而且“宋民赋役严苦，多逃亡入蛮”，并且江淮和江汉地区地势平坦，有利于蛮族自身发展。
    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溪人留在沅湘山区，刘宋时期“蛮民归附者，一户输谷数解，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各王朝残酷的徭役使得大批的汉人深入山区或蛮族居住区，蛮族在迅速地汉化。南齐时，隶荆州的护南蛮校尉被栽省，标志着荆湘一带汉族与溪人融合高潮的终结。
    所以长江中下游诸蛮既没有出现象北魏孝文帝改革那样的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也未出现整体民族完全被汉化的事实。由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无限的生存空间，因而当大部分蛮夷被融合之时，仍有一部分蛮夷留在山区，依其自然条件而顽强的生存着。这些群居的蛮夷，后来演化为我国南方其它少数民族，“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贵千里溪啊，山著之中、曰犵、曰獠、日獞、曰狑之类、几十数种，皆蛮也”。所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民族融合，就其广度和深度是不及北方的，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砦”的内外——五溪蛮族的“滋蔓”

    秦汉以后，武陵地区东部主要为“武陵蛮”，《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黯，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高辛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授，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汉代蛮族的邑相当一个农村公社，邑有“邑君长”，被称为“精夫”(这种精夫可能已经开始世袭)，在反对外来侵略，主要是抗拒政府暴掠时，许多邑落开始按地域联合起来，如澧水流域的组成“澧中蛮”，溇水流域的组成“溇中蛮”，甚至组成更大规模的“武陵蛮”，但这种组织还不具备政权性质，它具有临时性战事结束即多自行解散或瓦解，这只是一种战时的暂时军事联盟。 “邑落相聚”都是临时的，事后“尽归邑落”。
    蛮族之所以不能组成一个民族政权，一是蛮族自身水平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二是蛮族都在政府郡县统辖范围之内，虽不能完全控制，但已被政府分割，因此也很难大规模联合。邑众称“姎徒”，他们按口(武陵蛮、板循蛮)纳赋税，可见他们实行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蛮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似不明显.其剥削主要来自外界即政府负担。

    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民迁徙甚繁，加之他族的混入，蛮族血缘纽带更加松弛，农村公社向村落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蛮族中产生了许多称为“柴”或“砦”的地方组织，《宋书?夷蛮传》云:’’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袭浊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围升钱、柏义诸柴，蛮悉力距战。”同卷云，晋熙蛮梅式生因功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岗、下柴二村三十户。”下柴既称为村，可以看出，“柴”、“砦”和后面村寨相似。 “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巴东太守王图南遣府司马刘僧寿等斩山开道，攻其碧，宗头夜烧砦退走。”
    《宋书》中的“柴”与《南齐书》中的“砦”当是同义词，“砦”和宋代出现的“寨”一样，初期是守卫用的栅栏、营垒。如:《三国志?朱桓附朱异传》:“多设屯砦，置诸道要。”显然蛮人的“柴”或“砦”初期用来军事防御，所以要“设”、要“立”，但后来蛮人之“柴(砦)”一方面自然有防御之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村落的意义，演变成征税、治安等施政对象。”特别是一些“柴”已有了固定的名字，如浊山、如口、蜀松、升钱、柏义、百方诸柴，说明这些“柴”已是固定的聚落了，与村别无二样，以致《宋书?夷蛮传》称“下柴”为村了。同时，一些所谓蛮人之“城”，也当多是这种“柴”或“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南齐书.蛮传》云：“其武陵酉溪蛮田思飘寇抄，内史王文和讨之，……思飘与文和拒战，中弩矢死，蛮众以城降。”这种城更象是守卫用的营垒，也即砦。
    “砦”的形成对五溪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原来散布谷间，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邑”为单位生活。而“砦”的形成初期为守卫用的栅栏、营垒，逐步演变成为村寨，由于后来五溪蛮并没有更高一层的社会组织，无论后来五溪蛮社会生活还是社会自治（如合款）都是以“砦”发展起来的村寨为社会组织，甚至后来朝廷对蛮地苗疆的统治，都不得不依赖村寨。

    五溪蛮在“砦”内的生活，汉人的历史典籍有不少描述。
    五溪蛮中土人、苗民、瑶人的服饰有所记载。《南齐书?蛮传》云：“”蛮俗衣布徒跌或椎髻，或剪发。”对蛮民服饰作了整体概括。蛮族服装相差很大，有的蛮人衣青布，这种衣青布的蛮人可能是廪君蛮，也就是后来五溪土人的早期衣着。而盘瓠蛮似非如此。晋人干宝《搜神记》卷14云:盘瓠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汉书?蛮传》也说盘瓠子孙“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隋书》卷31《地理志下》云:“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饰。”“这反映的是这一时期苗族先民的服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日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挥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橋。”这是描写瑶族先民的服饰。
    他们的语言与与中原有很大差异。《后汉书?南蛮传》云盘瓤子孙“语言侏离”;《南齐书?蛮传》云:“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隋书?地理志下》云:“其(蛮左)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后汉书?南蛮传》中的“精夫”、“姎徒”、“賨布”、“幏布”等当即蛮语，汉字记音而已。

    @傅家洲 2017-07-23 20:20:44
    也许是各种阴差阳错，蛮族里面没出一个铁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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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阴差阳错，很多研究南方民族的学者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南方蛮族由于处于深山老林，地理位置处于分割状态，很难产生大的部落，这里的人也就安于现状，没有到中原逐鹿的雄心了

    历史典籍还记载了这一时期五溪民族的典型葬俗。《隋书?地理志下》云:有的蛮人实施二次葬，“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敛毕，送到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棺，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著芒心接篱，名日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典。传云盘瓤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 通俗的讲就是把已经下葬十三年（化为白骨）的死者遗骸挖出，然后由女婿把白骨重新安葬等（南方民族女婿的家庭地位都很高的）。


    十八世纪的《百苗图》仍然记载“苗蛮”有二次葬的习俗，只是时间仅为埋葬一两年后即取出，洗七次再埋，甚至有有家人生病后认为是先人的遗骨不干净取出再洗的，谓之“洗骨苗”

有的则行岩葬，“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到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闺，乃衣袅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枢。亦有于村侧瘫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
对五溪蛮各支的宗教祭祀。盘瓠蛮盛行盘瓠崇拜。干宝晋纪日:“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阻险，每每常为害。揉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廪君蛮流行人祭白虎风俗。《魏书》卷45云:“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瓤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栖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恒用人祭之。”蛮人普遍敬畏鬼神《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与板循蛮“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淡钱赎死。盟日:‘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晋书》卷70《应詹传》云:两晋之际，“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对盟誓的重视，说明蛮人对鬼神的坚信。

这里的蛮族作为一个整体仍具有一定的力量。汉民族与溪人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当然这也是无可回避的。所谓“滋蔓”，是表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五溪蛮”力量发展扩张发展很快。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在这些较量中，“武陵五溪蛮”多从蜀拒吴。在吴得荆州、有武陵之后，“武陵五溪蛮”又掀起了抗吴斗争。建安二十四年(219 )，吴将吕蒙、陆逊乘蜀将关羽北攻襄阳曹仁之机，袭江陵破南郡，并向宜都进军，时宜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吴。随着江陵、宜都被孙权所克，刘备据有武陵以西之地日渐不保。同年十月，刘备旧臣“武陵部从事樊胃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备”，孙权遣潘浚领兵讨平之。吴虽据有武陵郡地，但“武陵五溪蛮”仍是其腹心之患。据《三国志?吴书?潘浚传》载:黄龙三年(231)，“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潘浚等督军五万讨之，“斩首获生，盖以万数”。孙休永安六年(263)，蜀为魏所并，武陵五溪成为吴魏接界之地，亦是吴.魏必争之地，吴主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魏主亦遣郭纯试守武陵太守。晋泰始元年(265 ) .曹魏为司马氏所代，武陵五溪成为吴晋接界之地。晋武陵太守远驻巴东郡之南浦、表明其统治势力未能到达武陵五溪地区。据《晋书?武帝纪》载:至少咸宁三年(277) “五溪蛮夷”才归附晋朝。

西晋时期，荆州刺史陶侃先后于建兴三年(225年)和咸和四年(329年)两次出兵骚扰五溪地区，掠走众多人口和财物，五溪地区少数民族反抗异常激烈。元徽四年(476年)，荆州刺史沈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日王郡”等，引起了武陵地区北部少数民族的极力反抗，《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载：“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莫儿率将吏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惧，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可知东晋、宋、齐之时，“武陵蛮”诸都仍在原地活动，并有田姓“蛮王”据于酉溪地区。
蛮族缴倓钱，最早见于秦昭襄王和板循蛮的盟约，其中规定“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秦是重法治的国家，杀人是要偿命的，‘但对板循蛮却特殊例外，允许向死者偿付钱财赎罪，这就是倓钱的由来。东晋南朝，“倓”变成“賧”，“賧”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东晋称蛮人缴纳的賨布为賧布，可见“賧”已非赎罪货，而是应向政府缴纳的租税。沈攸之一次向五溪蛮征收賧钱多至千万，而荆州南蛮府年资费钱才三百万，可见南朝蛮人租赋之重。当然会遭到武陵蛮的反抗。

    终魏晋之世，酉水流域一直是“武陵五溪蛮’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与天门、宜都等郡之“蛮”部相呼应，南与序溪之“蛮”部连成一片。魏晋时的乱世之“雄”或州郡将吏对其诸部，仅能“招抚”、“诱恤”，而末能“降服”。
    南朝宋元嘉二年（425），“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镇压，将俘掠的人口强行“迁于建康（今南京）以为营户”。共计重大战事三十五起，平均每年六起。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基于对少数民族的控制策略，一般来说，只要“蛮夷”不发动反叛，不从政治上挑战政府的权威和冲击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中央政府往往会对少数民族恩宠有加，授予官爵，轻徭薄赋，不会过多干涉或故意介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当然，在中央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政府也往往会对武陵地区少数民族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让其臣服于中央，“称臣纳贡”，进而引起少数民族的极力反弹和军事反抗。

    魏晋修史——民族识别的摇篮

    魏晋南北朝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替、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土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书和本朝国史。官修史书之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他们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贬时弊，以为讽鉴;或借修史建立名誉，求名当时，传名后世;或为避免遭无故贬斥杀戮，退而著史，寄托情趣。当时史书的作者几乎遍及各个阶层和各个文化部门，上起帝王将相，下至一般世人地主，甚至僧侣道士都热衷于史书撰写，并涌现出许多史学名家，如陈寿、鱼豢、华娇、司马彪、陆机、土隐、哀宏、干宝、孙盛、裴松之、范哗、藏荣绪、沈约、裴子野、崔鸿、魏收等。
    当时在南北各个政权对峙的形势下，各民族史学的一个显著思想，是为本民族和本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争“正统”。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家在民族史撰述中都十分关注民族起源问题，并在民族起源问题上留下了各种传说和攀附比会。尽管这些记载未必全部符合历史事实，但其中却反映出一种民族观念，这就是无论是汉族史家还是少数民族史家，都对少数民族的族源出于华夏祖先的认同。其中，范哗《后汉书》、沈约《宋书》、魏收《魏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范哗在《后汉书》的少数民族列传里，反复强调中原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同祖关系。如《东夷列传》记载了三韩中的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之地与之。”说明其祖先是秦朝时因逃避劳役之苦而逃亡之人，与中原民族存在血缘关系;《南蛮西南夷列传》己载了蛮族人民是五帝之一高辛帝女婿盘瓠之后的传说;《西羌列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等等。这些记载无疑是以中华一统、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这一前提为出发点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和门阀制度下的社会风习，给历史撰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地方史志的撰述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股新潮流。如今存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华阳国志》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记载了三十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氏、羌、濮、夜郎、哀牢等的历史、传说、风俗及其同中原皇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叙述，且有很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见的。还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作深入研究，可能对说明有的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

    也正是在这样的修史过程中，需要对涉及到的民族来源、习俗、特征等进行很细致的观察和识别，要了解这些民族的传说，与其他民族的区别等，一些原来总括在一起的“蛮族”，由于族源和习俗、信仰的不同，被细分和发现了出来。
    由于这些史学作者五花八门，他们的史学著作很多不是官方正史，而是野史杂传。古往今来，野史杂传往往由于其“体制不经”和“委巷之说，迂怪荒诞，真虚莫测”而常为史学家所垢病。但是野史杂传作为史部书的一种形式，史学性仍是其第一属性，真人真事仍是其基本要求。况且，由于受政治背景和官方观念的束缚，正史列传中时有隐恶溢美的情况和虚构的成分，而野史杂传作为私人撰述，作者思想束缚少，往往可以随意选材，发心中所感，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作者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更注重如实记录民间的口头传说，而并不十分注重考证其真实性，因此很多的历史人物传说都保留了当时流传的真实状况。其中的一些故事很明显是附会，而并非史料。
    这些野史杂传还十分注重信仰民俗。信仰民俗主要包括自然信仰、鬼神信仰、人物信仰、宗教信仰等等。自古至今，精神信仰和心理崇拜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杂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对于不同人格神的信仰。这些人格神或者是传说中的英雄或者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生前事迹往往颇具传奇色彩，故而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逐渐神化，成为民众祭祀崇拜的对象。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信仰十分普遍。在此一时期的杂传作品中，出现了诸如白鸟、白雀、锥、鹿、群鸟、鹊、白兔、赤鸟等多种动物，这些动物被古人视为符瑞之物，是沟通人与鬼神的“灵物”。

    盘瓠——魏晋南北朝对武陵五溪蛮祖先和信仰的建构

    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修史的过程中，沅江水域盘瓠和辛女婚配的传说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成为影响最深的神话故事之一。
    关于盘瓠的记载，最早出于应劭的《风俗通义》。应邵（约153—196年），东汉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县地)人，生于世宦之京，祖父和父亲均拜武陵太守。出于长期生活于武陵地区，从小耳闻目睹，对这一地区内“蛮夷”风情他十分熟悉。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及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谘有报而示知所宜。女闻之，以帝皇下令，不可背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境，人迹不至。……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


    应劭（约153—196年）,东汉学者，字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市南顿镇）人。父名奉，桓帝时(147—167年)名臣，官至司隶校尉。中平六年(189)至兴平元年（194）任泰山郡太守，后依袁绍，卒于邺

应劭记载的盘瓠传说，现在看来当然荒诞不经，但绝非他自己胡造乱编的。当时武陵五溪“蛮夷”中显然广泛流行着关于盘瓠(或盘古)的传说和崇拜。
《后汉书?应奉传》记录了应劭的生活经历，应劭的祖父应彬、父亲应奉都当过武陵太守，应劭少从父游，生活在武陵，其搜集记录的盘瓤神话亦当来自“武陵蛮”。《风俗通义》是一部以考证历代名物制度、风俗、传闻为主的博物专著，本身对保留下来的两汉民间古代风俗就已经过审慎的研究和严格的筛滤，并非无稽之谈，“女娲造人”的古老神话照样记录其中。《魏略》《水经注》《南史》《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方舆胜览》等诸多史书之所以能保存大量的有关盘瓠的种种论述，并不能简单定论为信以传信、枝叶其说，而是因其恰恰恪守了“君子入境问俗”的传统美德。

    而我们更应该关注这则神话起源和传播的时代背景。
    五溪地区有狗崇拜的习俗，在五溪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即屈家岭文化时期)典型遗址是怀化高从垄遗址曾经出土过与氏族图腾有关的大型双头联体犬型陶塑，该陶塑由两只犬头组成，两犬身合为一体，根据同墓出土的器物和陶塑造型等分析，该器很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物。
    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初期，由于民族压迫加深，武陵山脉以及附近地区民族起义接踵而来。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各氏族各部落联合起来反抗汉王朝，与汉王朝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激烈的战斗，使对方一再受挫，坚持数年，直到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才归于失败。在战斗中，武陵蛮各氏族各部落为了团结内部，对抗敌人，广泛传播自己族类的族源神话一一盘瓠神话，以在盘瓠的旗帜下形成一个整体，应劭当是在这种情势下接触并记录下这则神话的。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这则关于武陵五溪蛮祖先的传说不断在史籍和故事中得到反复述说、建构和强化。
    比较早的干宝（286？—336）在《搜神记》中所叙述的盘瓠故事已经上溯到高辛氏时代，都是公元前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事，几乎是中华民族历史有记载的开端。传说远古高辛帝时，“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因戎吴将军作乱，高辛答应谁能斩下吴将军之首级，就能封邑赏金，把公主嫁给他。盘瓠咬下吴将军首级而归。后“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喜得辛女，携妻远走险境南山，辛女在南山石室生下六男六女。而六男不堪其父为狗之辱，将盘瓠杀死，继而兄妹配对成亲，后代滋蔓，被称为蛮夷。”


    干宝东晋史学家、文学家，今新蔡县人。晋元帝时主持修撰国史，其著作《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是中国第一部神话小说集。

    后来的一些史籍也有关于盘瓠这段历史的记载。范哗(398—445)的《后汉书.南蛮传》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曰：“盘瓠死，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赐以名山，其后滋蔓，车曰蛮夷。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除此以外唐人所辑《晋书》，杜佑的《通典》等等都有相关记载,大同小异。
    结合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关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民族发展和史学野史杂记滥觞的情况，我们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则关于苗族祖先的神话传说建构传播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盘瓠传说的变化与发展。东晋郭璞时，出现“狗封之国”和“狗民国”的记载。到稍迟出现的干宝《晋记》与《搜神记》，其传说不仅越来越丰满，而且与武陵、五溪、长沙等具体地域范围内的土著联系起来，视盘瓠为其始祖。故事由南朝范哗在《后汉书》中进一步定型，此后在掌握汉文的知识阶层中广为传播。
    由盘瓠传说定型后的苗族，也随着盘瓠传说的日益丰满而日渐明确。其中，最为系统的陈述是南朝编写的《后汉书》中关于盘瓠的记载，盘瓠子孙在礼仪与文化上都迥异于华夏:从服饰、言语、居住方式、生计模式到伦常(其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无一不是。
    从武陵蛮到具有共同始祖性质的盘瓠神话是从华夏谱系、礼仪文化以及与王朝关系上，对南方土著的一次调整与认知。
    当然汉族史籍无论什么在什么背景、出于什么目的对苗族祖先的认知和信仰的所指，最后都得得到本民族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出现，必须经历了一个历代王朝与地方社会长时段的彼此认知、互动和建构的过程。
    所以最后在苗族盘瓠祖先的认同结果上我们看到：东汉起义时武陵蛮各氏族各部落为了团结内部，对抗敌人，广泛传播自己族类的族源神话一一盘瓠神话，以在盘瓠的旗帜下形成一个整体，应劭当是在这种情势下接触并记录下这则神话的，在魏晋南北朝经过汉族文人的建构完善，最后由南朝范哗在《后汉书》中进一步定型，此后在掌握汉文的知识阶层中广为传播。但或许是因为传播的问题，盘瓠传说在以后苗族聚居的生苗区如凤凰、永绥、乾州、松桃等并没有得到认同，而汉文化传播较好的熟苗（基本同化的苗族）则得到广泛的承认。在和汉民族接触较多的侗族地区（梅山）也得到了认同。

    后来的腊尔山苗疆有几个聚居区，各聚居区苗族有较大差别。有一支是吉首、泸溪、古丈、沅陵四县交界地的苗族及麻阳县的苗族，历史上他们曾被叫仡佬苗，在这些苗族聚居区直至现在普遍流传盘瓠传说，并有盘瓠庙及其祭祀，这部分苗族自言乃盘瓠后裔。泸溪上堡乡附近于今保有辛女像、辛女岩、辛女崖、辛女溪、辛女潭、辛女桥、辛女滩。在麻阳苗族居住区，至今共有盘瓠庙二十一座，其中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代的高村乡漫水盘瓠庙，正门横梁下有“盘瓠大王云游四方”木雕。木雕卜的盘瓠大王是龙头狗身，虎尾卷毛，脚下是山川云海。当地还有椎牛祭祖的活动，活动中有“接龙”(当地人们称为“接祖神”)仪式。


    高村乡漫水村田姓盘瓠庙，建于明朝永乐二年，已有600多年历史。这座砖木结构的宫殿式建筑，占地100多平方米，依村傍水，四周古木葱茏，环境幽静。盘瓠浮雕图腾，栩栩如生。庙内正殿设有石砌供案，上立三块石碑。正中是“本祭盘瓠大王位”，左右是“新息大王”、“四官大王”石碑。

沅水中上游地区仍常有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扶老携幼椎鼓踏歌祭祀盘瓠的习俗，苗族史诗《古老话》里不乏盘瓠的说辞：这一切足以证实盘瓠之事是五溪世世代代沉淀下来的古风，盘瓠形象在五溪地区已经形成定格。明代沈瓒的《五溪蛮图志》称五溪“悉盘瓠子孙所居”，南宋朱辅的《溪蛮丛笑》云：“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这些均是作者深入五溪实地对湘西民风民俗耳濡目染所作出的最真实的评述。
与此相对应，五溪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神犬神话和神犬崇拜的风俗。而《搜神记》等书所记载的关于“盘瓠种”的衣食住行等习俗，如“为仆竖之结”(结婚后椎髻)，“织绩木皮”(织麻布)，“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腰巾垂结于后似尾形)，“饮食蹲踞”(饮食时屈膝臀部不落地)，“掺杂鱼肉”(以米屑杂拌鱼肉腌制成醉鱼醉肉)，“赤牌横裙”(裸露股腿，横披短裙)等，也都是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也说明盘瓠神话与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联系。

    但是关于苗蛮在五溪存在的盘瓠传说，质疑声也不断。
    古来对盘瓠帝辛之说质疑辩驳的代表人物有唐代史学家杜佑、南宋史学家罗泌、近代基督传教士陈心传。
    杜氏《通典》曰：“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晔皆以高辛之代，何不不详之甚。”分别以黄金计量不同、分封方式有别、将军吴姓后出为由，加以论驳。
    终生不仕一世漫游的罗泌在其《盘瓠辨》中认为高辛之事纯属袭谬承讹，“盖因本《风俗通》，然亦不谓蛮人之祖。”“木石之像物，厥类多矣！偶然唤作木居士，岂特一盘瓠而已耶！”
    民国时的传教士陈心传在补编《五溪蛮图志》中撰述：“盘瓠之事实为乌有之事，皆由传闻而得；各地苗人语言各不同，不可能全是盘瓠之裔；传闻实属古人鄙视苗傜视为异类的结果。”
    这种质疑也为以后关于苗族祖先“蚩尤说”埋下了伏笔。

    盘瓠信仰实际上仅限于部分苗族，而在瑶族和畲族中却是全族信仰。民国时期原中科院史语所在田野调查中曾经在畲族中发现一组画，较完整地叙述了史籍中盘瓠的故事。


    其時犬戎入寇，國家危急，高辛帝下詔求賢，謂有能斬番王的頭來獻的，即將第三公主嫁他為妻。龍犬收榜見萬歲_


    龍犬即前往敵國，乘番王酒醉，咬斷他的頭，奔回本國，獻給高辛帝_

    高辛帝因為他是狗而不想將公主嫁他，為難之時龍犬忽然說：將我放入金鍾內，七天之後就可以變成人形。但到了第六天，公主偷開金鍾一看，龍犬的身體已變成人形，但仍是狗頭


    於是盤瓠穿上大衣，公主戴上狗頭冠，他們結了婚，入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高辛帝賜姓，長子姓盤，次子姓藍，三子姓雷，一女適鐘

普遍认为畲族和瑶族同源而属于广义瑶族：盘瓠传说、盘王图腾，自古来畲族的他称和部分自称中都有“畲瑶”、“瑶”、“瑶家”、“山瑶”、“瑶人”等称呼。而瑶族是五溪蛮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民族。

    @乌鸦爷2017 2017-07-25 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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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诸蛮”细分的开始——不事徭役的“莫徭”

    在两汉时期曾遍布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的西北部，以及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广泛地区的“武陵蛮”，也逐渐为专指武陵山脉地区的沅水流域土著人群的“五溪蛮”这一称呼所取代。与之相伴随的是，具有共同始祖性质的盘瓠蛮故事的定型，以及“莫徭”、“猺”、“獠”“犵狫”等进一步细化族类划分倾向的出现。
    五溪蛮各民族也以各自的鲜明特点而逐步形成，并被汉族的官吏和文人识别出来。
    由于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对“蛮夷”推行“羁縻”政策，使得各“蛮夷”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民族，一部分迁往黔、桂等西南地区外，大多数“蛮夷”族群开始分化，并逐步向比较清晰的单一民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蛮”或“蛮夷”以地域名加以区分，如“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等。
    东汉时，“长沙蛮”同“武陵蛮”一道，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上。最早的记载同样见之于范哗《后汉书》。范氏在书中转述了关于盘瓠的传说，认为长沙蛮和武陵蛮均属盘瓤之裔，并多次记载了“长沙蛮”的活动情况。但自东汉末年以后，“长沙蛮”一词却又从史籍中消失了。

“长沙”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卷四十。楚威王时(339一一329)，齐国使者二劝越王攻楚，提到“复仇、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当时长沙为邑，是楚国的粮食供应基地。楚国的邑(即县)比郡小，长沙属黔中郡，其范围虽不会太大，但至少应包括现今长沙，及邻近的望城、浏阳、宁乡、湘潭等市县地。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载，秦灭楚后，“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湖南分属长沙、黔中两郡。长沙郡辖地除部分伸进江西省和湖北省外，主要包括现在长沙、衡阳、湘潭、岳阳、郴州、邵阳，零陵等地市。汉代先后封吴茵和刘发为长沙王，改长沙郡为国。辖地略废国复为长沙郡，辖地未变。故所谓“长沙蛮”，毫无疑义就是指秦汉长沙郡领域内的“蛮夷”族类。从《后汉书》的记载看，东汉长沙蛮活动的地区，主要又是在雪峰山的北端，靠近现今长沙市的一些县市。如《后汉书》载:延熹三年(160)，六月，“长沙蛮寇郡界，众至万余人”。同年十二月，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这是史籍中明确记载的长沙蛮的一次起义，规模相当大，坚持了三年多，起义者曾屯据益阳，进玫郡城长沙境界。当时的益阳县包括新化、安化二县地。显然这里所说的长沙蛮，很可能就是生活在安化、新化一带的梅山地区。
从东汉末年以后至三国、魏晋一段，史籍中未见有“长沙蛮”这一称呼，但《南齐书?蛮传》出现了关于“湘州蛮”的记载。显然这是由于行政建制的变革，从三国开始，秦汉庞大的长沙郡几经变革范围已愈来愈小，长沙蛮活动的地域已被分割。因而以“湘州蛮”取代“长沙蛮”。西晋后的湘州，就相当于秦汉长沙郡，《南齐书》的“湘州蛮”，自然也就是原来活动在这一地区的“长沙蛮”。

    经过魏晋南北时期的大动荡、大流徙之后，长沙蛮虽一度北涌，但在历代王朝的军事镇压下，大部分还是继续向南和向西南迁徙。其中的主流至唐宋，抵达以湘南九疑山脉为中心的湘、桂、粤三省边界地区，构成了“桂阳蛮”、“零陵蛮”、“邵州蛮”等等。但有一支则仍留居雪峰山北段的梅山一带。这就是史籍上出现的梅山蛮”。
    这样东汉的“长沙蛮”，是生活湖南雪峰山脉北段和资、湘流域中部的一支庞大的“蛮夷”部落，魏晋南北朝的“湘州蛮”和唐宋的“梅山蛮”是其后代在不同时代，史家们所给予的不同的称呼。而其中一部分逐步融合到汉族中去了，但有相当大的部分，则相继沿雪峰山脉和资、湘二水南徙，成为唐宋以后的邵、柳、永、贺、韶、桂阳诸州县，即以九疑山为中心的今天湘桂粤边地瑶族的先民。
    范哗将“长沙蛮”和“武陵蛮”并提，列为盘瓠之裔，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他未能进一步认识到二者的区别。但“武陵蛮”或“五溪蛮”的主要成分为苗族的先民，而“长沙蛮”的主要组成部分则是今天瑶族的祖先。
    从东汉的“长沙蛮”到“湘州蛮”、“梅山蛮”是一脉川承的，是盘瓠蛮逐少分离出来的瑶人集团。这支瑶人集团团曾长期活跃于雪峰山北段和湘中资、湘流域，自南北朝，特别是宋开梅山以后，人部分逐步南迁，构成今天分布在湘、桂、粤崇山峻岭中的瑶族。留居湘北、湘中的部分则大多与汉族融含在一起了，但也有长期保持了自己民族特色的，现在新化、隆回，以及相邻的溆浦、辰溪的瑶族就是其遗民。

汉以后，“蛮夷”族群进一步分化，其重要表现就是在南北朝时从武陵五溪蛮中分化出一支称“莫徭”的群体。“莫徭”最早出现在西晋陈寿《三国志》载“黄龙三年（231年）三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徭”。以后就常见于史籍，如《梁书?张缵传》:“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隋书?地理志》“长沙郡又杂有夷蜓，名曰莫徭”。“莫徭”之称，是其族人自称还是他称，史无明载。如果以《隋书?地理志》关于“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的解释，则“莫徭”一名为该族的颇引为自豪的称谓。
我们可以看出“徭”最早出现在三国，分布在零陵、衡阳、长沙、武陵四郡，显然于属于“盘瓠之后”的武陵蛮徭有传承关系。“徭”和“莫徭”是在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后形成的，并被汉族史官、文人识别出来。

    莫徭是个山居民族，过着游耕生活。他们今岁此山，明年别岭，不交赋税，封建统治者鞭长莫及也莫奈谁何。在历代的更替中，失败了的贵族和在平原地区无法居留下去的破产贫苦人，为抗拒徭役，逃匿僻壤深山，与居其处的莫徭融合，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群体。
    宋时，随着封建统治的强化，随着瑶人社会的进步，一部分莫徭迁下山来，从事农业耕种，交缴赋税:“一岁输租三斗，无他摇役。”《岭外代答》说:“徭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而另一部分莫徭仍居山谷间，从事游耕生活，不缴纳赋税。所以《宋史?诸蛮传》曰:“不事徭役，谓之徭人。”后来人们将缴纳赋税的瑶族称之为民瑶，不缴纳赋税的瑶族称之为山瑶。从宋代开始“有山瑶、民瑶”之分。
    “莫徭”为今日瑶族先民，发展衍化的脉络是比较清楚的。“莫徭”两字相拼，就是“苗”，说明“莫徭”和“苗”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两者历史上同属“盘瓠”集团。

    从“濮族”到“僚族”——关于飞头獠的传说

    就是在南北朝时，五溪的“僚”也与“蛮”分开并提，区分已经很明显。僚当时也常常写为“獠”，是出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心理。由于文献引用的不同，本文保持原文用法。
    《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记载：刘宋末年，“诸蛮“反”五溪”，“蛮王”子田都“走入僚中”，引起“蛮部大乱”。这里“僚中”和“蛮部”分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当时武陵五溪地区除了“蛮”族聚居外，还有“獠”族居民。

    这个獠族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战国秦汉时期，楚人、巴人、汉人等外来者先后进人沅水流域，与土著濮人杂居，并没有獠人。
    奇怪的是，也是在这时，濮人的名称在文献中销声匿迹，但无疑包括在“武陵蛮”或“五溪蛮”之中。那么就有一种可能了，即“濮族”是不是就是这时文献中的“獠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可能存在的这种名称转换。
    首先从獠所生活的地域来看。
    “僚”始见于晋人张华《博物志》卷2,“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此荆州极西南界，从方位看，当指武陵地区，尤是它偏西、偏南的地方。可见在对僚人最早的记述中，就提到武陵有称“僚”者。
    古代的僚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以善掘穴采丹著称，有关的文献记载非常之多。北宋张师正《倦进录》载:“辰州殊砂，嘉者出蛮峋。锦州界信僚}1老鸦井，其井深广十丈，高亦如之。欲取砂，必聚薪于井，俊满，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为烟气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顽石。有砂处，即有小完，盒中生白石床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铁，大者如芙蓉，光如薯玉可鉴，研之如猩血。砂洎床大者重七八斤，价十万，小者五六万。”
    宋朱辅《溪蛮丛笑》卷二，辰砂条载:“辰、锦砂最良。麻阳即古锦州，旧隶辰郡，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颗块，佳者如箭铁，结石实者如肺，砂碎则有握超，末则有药砂。砂出万山之崖为最，化佬以火功取。”又祝穆《方舆胜览》载“一辰砂本出麻阳县及开山洞，今隶沉州，其地产丹砂，而砂井之名有丸，皆在摇僚窟穴之中。遇水寒，僚以薪火爆而取之，时出与土人贸易” o
    辰州、麻阳，皆在五溪腹地，此地僚人(仡佬)以善采丹砂闻名于世。
    综合诸有关记载看，晋代前后僚人数量最多的地方，当为牂牁、苍梧、郁林、交趾、兴古诸郡。由此断言，武陵僚人只是有“僚”称的众多人群中的一部分。武陵僚人与其它地区僚人是同一民族，而不是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或各是单独的一族，这还在于彼此间在语言、习俗、物质文化特征和社会基本组织等方面所其的共同性。

    再从“濮人”和“獠人的一些习俗，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传承。
    不论是凿齿、悬棺、文身、击铜鼓，还是住干栏，这些都是濮人的习俗。在贵州原古夜郎、牂牁地区的一些偏僻的山乡里，近年还发现了一些古代濮人的崖画，画中的人物在头顶正中便有椎髻。但是濮人的文献记录比较少。
    而根据《魏书?獠传》等书记载，獠人已有社会组织，但比较原始:有了家庭，但还没有姓氏:“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有了社会群体组织，但比较原始，大约处于部落阶段:“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

不论是凿齿、悬棺、文身、击铜鼓，还是住干栏，这些都是濮人的习俗。在贵州原古夜郎、牂牁地区的一些偏僻的山乡里，近年还发现了一些古代濮人的崖画，画中的人物在头顶正中便有椎髻。但是濮人的文献记录比较少。
而根据《魏书?獠传》等书记载，獠人已有社会组织，但比较原始:有了家庭，但还没有姓氏:“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有了社会群体组织，但比较原始，大约处于部落阶段:“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

    结合其他古籍文献，獠人之文化习尚主要有以下几点“：
    散居山谷，积木为楼，居不着地，楼名干栏；武陵僚人居“干栏”则见于后来宋人朱辅《溪蛮丛笑》:“仡佬以鬼禁夕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武陵及周边地区出自当地僚人的侗族和水族，今仍居住“干栏”。他们称房屋亦如僚语“栏”，“干”是在上之意。因人是居“栏”的上层，故汉译称此类房屋为“干栏”。
    以铜鼓为贵，惟僚王有之，精于铸造，尤擅铸铜；《异域志》卷下记载，五溪蛮行岩葬时“打鼓踏歌”或“行鼓踏歌”。其鼓自是铜鼓，《宋史?蛮夷列传》、《溪蛮丛笑》点腊条皆称五陵“溪峒夷僚”有铜鼓。《溪蛮丛笑》铜鼓条还载宋时于麻阳江水中掘得一铜鼓，“重百余斤，今入天庆观”。
    习鼻饮。魏晋僚人及其先辈还有一种“鼻饮”的独特饮水方法。而荆州地区，汉人桓谭《新论》说“荆州有鼻饮之蛮”，极可能是指魏晋武陵僚人先民，武陵僚人或其后裔“饮酒以鼻”、“饮不以口而以鼻，名曰鼻饮”。
    葬俗特殊，竖棺而埋。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沅水流域的土著濮人有猎取人头血祭的习俗，这在高庙的祭祀坑就那看到，那里的人头有击打的痕迹。后来屈原《招魂》也有记载：“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这是最早提到有五溪蛮獦头风俗的记载。
    而在獠人的记载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习俗。《北史?僚传》、《通典?边防典》俱有记载獠人的獦头习俗。獦头即獦取人头，以为祭祀之用而“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无疑，在人头祭这一风俗上，獠人也与濮人一样。
    关于獠人的这一习俗，历史上诸多记载。《魏书》所载第六条食人风尚即与报仇相攻有关。古文献记载的南方溪峒蛮族传说有猎头及食人习俗者，主要就是指僚族。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其中提到的“落头氏”就与人头祭有关。“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堕地。噫咤甚愁，体气甚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和平。桓以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
    故事讲述的是吴国大将朱桓有一个婢女，每晚睡着后，头就会自动飞走，直到快要天亮时，头才回到身上。某晚，婢女的头又飞出去，与他同室的女伴朦胧中见到他身上的棉被滑掉了，便好心帮他拉上，无意中将婢女脖子的缺口盖住。早上，婢女的头要飞回原位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被棉被盖住的身体，不得不掉在地上，奄奄一息就要气绝。这时，朱桓走进屋里，见到了这一幕，相当震惊。婢女不断用眼睛向朱桓示意棉被，朱桓领悟，立即上前把棉被拉开，只剩一丝生机的婢女用尽全力让自己的头再度飞起来，回到脖子的原位上，从而恢复正常。古代将“落头氏”视为不祥的异类。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境异》载：“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传说中的飞头蛮，与僚族的杀头祭有关。（网络图片）

    这种传说的渊源于僚族的杀头祭有关。后来清初的陆次云《峒溪纤志》仍然有这类记载：“（獠人）报仇相杀，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笼之竹，鼓噪而祭，谓可连福。”獦头与食人乃是獠族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六、隋唐五代的变迁——羁縻和大姓的崛起

    隋朝五溪上下游的分治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分裂，战乱纷争和朝代更替频繁，因而“弃五溪而不问”，致使五溪蛮滋蔓。隋朝以后，对中上游五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地开辟经营。为此隋以后的军事活动和民族对抗主要发生在中上游地区。
    当隋唐进一步向南推进开发中上游五溪地区之际，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分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开辟经营，尤其是加强对“蛮夷”的征服和控制，显然仅靠下游地区和临沅城的稳固是不够的。临沅位居下游，离中上游地区太远；由临沅朔沅水至沅陵的水路险滩激流，这种崇山阻隔，一水中流的形势，使临沅虽能控守其门而不得入其室。也就是说，临沅虽为五溪门户，但不得深入五溪。因此在中上游地区另设一郡，实行中上游与下游分治，又被提到了历史日程。

    于是我们能看到从南北朝到隋代五溪中上游郡治的一系列变迁：陈文帝天嘉元年((550)，以州统郡，置沅州通宁郡，宣帝大建七年(575)，废州改置沅陵郡，领沅陵、辰阳、龙标等县，九年(580)隋文帝灭陈，占领江南，改辰阳县为辰溪(辰溪县名始此)，改寿州为兖州，改沅陵郡为辰州(辰水得名)，领沅陵、大乡(今永顺)、盐泉、龙标、辰溪计4140户。大业二年(606)复改辰州为沅陵郡，隶荆州。自此，武陵郡一分为二.。
    隋代沅陵郡治的稳定，落实了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分治。这一措施为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为隋唐开辟五溪、广置郡县奠定了基础。沅陵郡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沅水中上游五溪地区的中心。
    沅陵历为楚、秦黔中故城，自西汉后也是沅陵县治，开发较中上游其他县治为早，有置郡立城的基础；沅陵地处酉口，当沅水和酉水交汇处，战国时的黔中故城、秦的篮溪口司马错城，三国吴时的潘太常城和窦应明城都在这一地域内，为五溪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要控五溪、必取沅陵。


    沅水下游临沅（常德）和中游沅陵位置对比图

    沅陵城处中上游与下游地区水路和陆路交通的总端口，既可雄控五溪，又可与下游常德地区相声息，有较稳定的后方，便于治理五溪。沅陵在五溪地区，虽无溆浦、芷怀那样的平川旷野，但其地当五溪山水总汇之中枢。在五溪地区山岭与盆地错列相间、大盆地中有小盆地、大山含小山的复杂地形情况下，犹若大口袋中装有无数小口袋，沅陵刚好地处这个最大口袋的端口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当然是理想的郡治所在地。正因为沅陵城具有:“四塞皆险，而居中策应则在府城。踞五山之首，临五江之会，真雄跨楚西南哉!”的作用。从而使沅陵成为后世郡、州、路、府、县的治所。
    隋场帝大业二年设置了沅陵郡，实现了与下游地区的分治。于此同时，还在中上游地区，开辟设置了一大批新的州县。隋唐时期，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州、县行政体系己趋于完备，州、县两级城市网络也日趋完善。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州、县名称都沿袭至今。各州县治所也多为历代县城所在地。

    唐代的五溪治理——“羁縻”

    唐代对五溪的统治是实行羁縻州制。
    所谓“羁縻”，司马迁曾形象的论述:“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摩也”。
    “羁縻政策”主要的针对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国力暂时统治不了，就保持原来的那些头人、首领、酋长等等，承认他们的统治权，任用他们为地方官吏，只要他们承认隶属、经济上能朝朝贡就可以了。
    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并非起于唐代。西汉以来，封建中央政府对边远少数民族予以“招慰”，“抚纳”，对其酋领“赐以衣冠印缓”，实行“和亲”，以达到“解兵息民”，“开疆拓土”的目的，就包含了“羁縻统治”的内容。唐朝廷设立羁縻府州统治少数民族，乃是上述统治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ahada 2017-07-21 19:58:22
    但我们从今天酉水流域土家族为流传的一些文化习俗来看，也足以证明板楯蛮或賨人进入了五溪土家地区。
    在土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方面都与虎联系在一起，“忌虎”是他们的特性。永顺、保靖、龙山一带，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凶”神，必须“赶杀”而后快。他们还忌“虎”字，酉水原有虎滩，“最称险绝，土人忌虎字音，用猫滩以代之。”而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最恨者也是“白虎神”，凡新生婴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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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五老爷 2017-07-26 16:54:50
    一说虎为巴人图腾，板循与巴人敌对，顾以虎为忌，如果这样的话板循应该与巴人有过交集，但并非其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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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廪君蛮和板楯蛮的关系争议很多，一个说板楯是“白虎复夷”，射杀白虎；一个说廪君“化为白虎”，崇拜白虎。实际上现在的湘西土家族也分为“崇拜白虎的”和“打白虎的”。所以各说各有理，主要还是巴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少，我这里也只是强调巴人是迁徙到湘西的民族之一。

唐时分天下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最后设十八道，那时五溪隶属于黔中道，治所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一度曾移治辰州(今湖南沅陵县)，后仍移旧治。辖有黔州、辰州、锦州、施州、叙州、奖州、夷州、播州、思州九个州，合共领有三十五个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唐改隋黔安郡为黔州。计领六县督十五州。五溪地区的辰(今沅陵、辰溪、溆浦)和巫(今怀化、黔阳、绥宁、靖县、通道及今贵州东部等地)二州即为其所督。贞观四年(630年)，置黔州都督府，并在州上设道。天绥二年(692年)唐将辰所属的大乡(今永顺、龙山、保靖部分地区)三亭(今保靖地)两县合并为溪州。唐玄宗先天二年((7l3年)，又分大乡县部分地置洛浦县(今保靖、花垣地)，以后又把洛浦、招谕(今风凰地)改隶锦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湘、黔、川边区增设黔中道(为全国十五道之一)，黔州都督府为其所属。同时以泸溪、灵溪、溪州改)等处隶属黔中道，辖辰、叙(巫州改)，奖(原属巫州)等州。“尝以黔州控扼险要，往往置镇重兵，以兼总羁縻州郡。唐朝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所载黔州管州十五，县五十二。处于五溪的有辰州(辖沅陵、泸溪、麻阳、溆浦、辰溪五县)叙州(辖龙标、朗溪、潭阳三县)、溪州(辖大乡、三亭二县)、奖州(辖峨山、渭溪、梓姜三县)。总之，无论唐朝行政区划大小的变化，地名的更换，都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其羁糜州制在五溪地区的推行已很普及。

    唐末五代之际，各地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唐王朝腐朽衰弱，地方势力乘机兴起，蛮族首领纷纷据地“自命刺史”，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局面。隋唐时期，羁縻州遍及全国，极盛之时，共有羁摩州856个，其中隶属黔中道者51个。
    这时沅水流域的五溪地区形成了以地方蛮酋和入居五溪的汉族豪强为主体的溪峒集团。这些地方豪酋威服蛮夷“分据其地，自诩刺使”，设官置吏，各据一方。
    据史载:“北江蛮酋最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六州……总二十州，皆置刺吏”。
    南江诸蛮“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爵、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日古，则向氏居之”。
    其中以溪州彭氏影响最大，形成了以彭氏为首的五溪蛮酋集团。这些蛮酋在其各自所据的州县地域内，修城筑堡、交易溪货，形成当地的溪洞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统治的据点。

但是对于风靡一时的羁縻制度，我们还必须看到它的一条核心政策，这个政策是汉朝在羁縻北方匈奴的过程中形成的。即“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这种政策出台后，被作为成功的例子广泛用于其它羁縻郡县，几乎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在腊尔山苗疆就体现为“民不入垌，蛮不出境”。
“民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民”既客民，在苗疆包含了汉民，土家族和熟苗，“蛮”既苗蛮，也就是生苗；而“峒”是“溪峒”，“境”则是所谓省地，也就是朝廷直接管辖的地方。这句话就是说客民不要到苗蛮居住的“溪峒”去，而苗蛮你就在溪峒里呆着吧，别到省地来。

    唐末五代的变迁——大姓土官的崛起

    由秦汉至唐宋七、八百年间，五溪基本上一直还是处于朝廷的管辖之下．虽然期间有“蛮夷”常常“称兵作乱”，发动起义，各“蛮夷”族中，曾不断出现过汉族大家族和“蛮酋”、“苗首”，但也很快都灭亡了。
    五溪地区土官的产生，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的。
    中唐以后，五溪蛮由发起了一系列叛乱。唐开元十二年（724），“溪州蛮覃行璋反”，“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思勖生擒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赦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又《新唐书?宦者传》载：“玄宗开元十二年十一月，溪州反抗，以宦者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璋，斩首三万级。”等。唐朝还有元和年（805年）到元和十六年（820年）作为唐宪宗削藩之战一部分的平定张伯靖叛乱。共计重大战事四十余起，平均每年十二起。
    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唐朝由盛向衰转折。尤其是公元875年黄巢起义后，“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唐王朝己名存实亡，这时群雄四起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和五代十国延续半个世纪的分立局面。
    湖南节度使马殷也乘机割据湖南建立了楚政权，即封楚王。马殷乃仿效天子体制，“以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自置官属”。

    历代朝廷在五溪设置的郡县，虽然已深入到蛮地，但直接载入版籍还是很有限的。如唐所置溪州，领大乡、三亭二县，仅有二千一百八十四户，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二口；锦州，领卢阳等五县，仅有二千八百七十二户，一万四千三百七十四口，而周围的溪垌山谷，仍然是没上户口的“生蛮”所居。
    唐末“蛮乱”，辰州为“蛮首”宋邵所据；后来“红苗”的聚居地乾州．凤凰．永绥等厅，唐为锦州地，后复为“苗地’，或“六里生苗”地；鹅梯“苗王”唐以后控制了今桑植县的大半县，等等。
    但这些“蛮夷”“苗王”的地方割据，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其中不少很快就为外来的大姓豪族所取代，有的则被中央王朝以武力重新控制．

    而真正成气候的是，五溪地区的汉族大姓豪酋乘中央王朝衰落，国家分裂和混战之机，煽诱和挟持当地包括苗族在内的土著‘蛮夷’，凭借溪峒险阻，割据一方，废弃原来的州县，成为独立于中央的地方政治势力。这些所谓“蛮”其实非“蛮”，而是汉人；所谓“蛮酋”实际并非土著“蛮夷”内部的酋长和首领，而是外来的汉族大姓豪酋。
    关于这批大姓的族属和进入五溪地区后的作用，实际上前人在当地志书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如《沅陵县志》载：五溪地区“蛮部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维持，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黠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彭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
    自唐末五代一直到清末，均有大量江西移民迁入，而且这些江西移民或倚仗军功，或运用谋略，或凭借技艺，成为了当地的统治阶层或上层人士，在这里落户生根，繁衍生息，与当地土著居民联姻通婚，互相融，合成为土家族不可抹杀的重要基因来源。

    沅水中上游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莫说客，莫说土，都是来自江西祖”的歌谣。当地现在留存的姓氏族谱也支持这一说法。
    向氏族谱(道光十六年):拔先配胡氏，生宗高、宗彦、宗真，高迁溆浦家焉。真后无闻。宗彦，字圣基，妣李氏，唐昭宣帝(昭宗)天佑二年三月初六日寅时生，籍洪州栗树村，今南昌府丰城县境，后迁吉州，今吉安府吉水县，晋天福三年，以武安军节度衙前兵马使……此由江西吉州迁湖南辰州之始也。
    王氏族谱(光绪二十四年):……今即迁永始祖墨着王以来，为之详悉述之……今即墨着王一支以考之，公江西吉水县娥媚湾人也……值吴敖骈乱，明、亮、清、聪四公闻有吉水县邻人彭碱者为辰州刺史，暗约平蛮，后分治其地，蛮平功奏，朝廷封彭氏为溪州刺史，王氏亦改授墨者黄洞长官，稗子孙世守，袭其职，永镇苗土。
    田氏族谱(康熙六十一年):田氏自雁门而京兆，而豫章(今江西南昌)，而十排楼(今湖南沅陵)经数十传……
    又龙山坡脚坪田氏祖墓文(咸丰六年):有田赟者为宋万州刺史……其弟健哲生二子，长曾谦，居江南，次曾庚，荣任江西吉水县，卒于衙，后嗣遂于西门外洪州居住，生二子名逢吉、逢安……逢吉之子嘉迪同子侄过湖南，遂于辰州石牌楼李公山住焉。后裔或移居永定、永顺、保靖、田家洞等处，准我祖明山公移居龙山坡脚坪……
    魏氏族谱(康熙五十一年):吾祖少轩公本熊氏，魏之姓从外祖也。世为南昌奉新籍二都二图……嘉靖中盗贼纷起，公率弟良栋公避乱于荆襄，后永顺宣慰彭忠显公聘为幕，此时用法严，公说言规谏，多所存活者，籍于灵溪故家焉。
    严氏族谱: ……我祖世家江西吉水严家村……自唐睿宗景云二年三月搬移永顺巴枯烈十业牌岩集洞落业……
    这些大部分来自江西的大姓豪酋受“群蛮”的推尊，废弃原来的州县，自置吏史，在五溪地区形成了大姓割据的局面。

    这些大部分来自江西的大姓豪酋受“群蛮”的推尊，废弃原来的州县，自置吏史，在五溪地区形成了大姓割据的局面。
    而朝廷既然建立不了自己的统治，也就顺势承认五溪“蛮酋”的治理，授予他们职务，这样也算间接地实现了对五溪的统治。如蛮酋向通汉被命为“检校太傅本州防御使”、“五溪诸州统军”、“五溪州都防御使”、“鹤州刺史、富州刺史”。在田氏大姓中田处崇、田保全、田汉希等都先后担任地方要职，诸如鹤州、富州、洛州、锦州、鼓州、奖州、珍州(高州)、顺州、益州等州的刺史，以及“五溪诸州统军”、“五溪州都防御使”、“五溪团练使”、“五溪统军都指挥使”、“录事”、“参军”等，执掌地方的军政大权。
    这样五溪大姓既是当地民族的蛮首，又称为州郡官吏，这总要对朝廷有所表示吧，这就是适时或定期的进贡。

    谁胜了？——溪州铜柱之盟

    五代时期，一支即将主宰溪州数百年历史的彭氏望族登上了五溪的历史大舞台。诸蛮酋长彭士愁长啸而起，向马楚王朝发起了开疆拓土的溪州之战。
    彭氏来自江西省的汉族和世宦之家。彭缄江西吉安人，父彭辅为唐懿宗朝进士。彭士愁的父亲彭瑊、伯父彭玕在唐末黄巢起义时举乡兵自保，此后逐渐成为割据吉州（今江西吉安）的地方军阀，后因五代十国中吴国的压迫而向西投奔楚国，年幼的彭士愁也随父亲和伯父留居异乡。
    后梁开平三年(909)七月，江西吉州刺史彭玕率众数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为郴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可见彭氏兄弟入楚后得到楚王马殷的器重，分别委以重任，而且马殷还为自己的儿子马希范配彭玕之女为嫡妻（马希范继任楚王后封彭玕之女为顺贤夫人）。

    乾化二年(912)二月，辰州蛮酋宗邺，昌师益皆率众降于楚，楚王殷以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溆州刺史。彭氏自辰州刺史宗邺于乾化二年（912）率溪峒羁縻州投楚以后，彭瑊在溪州土酋吴著冲下当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用私恩和武力相继征服了吴著和惹巴冲，楚王马殷任命彭瑊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彭瑊卒，彭士愁继位。
    《龙山县志》记载了这次事件:“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洗罗、辰旗、董府、洛塔、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吴著冲，著冲败走猛恫，瑊复率众击之，遂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土官之弟向伯林，骨肉不和，归瑊，瑊令伯林攻著冲，著冲困毙于洛塔石洞，之地酬向氏，余土归瑊”。
    910年彭瑊任溪州刺史，逐步统一了酉水流域各部，后来联合漫水(今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打败并赶走了溪州蛮酋吴着冲，随后又相继征服了惹巴冲等土酋。923年，楚王马殷任命彭瑊为靖边都指挥使兼溪州刺史，领上、中、下溪州及保靖、永顺等州，开始了彭氏土司的八百年基业。
    938年，彭瑊去世，彭士愁即位。彭士愁继位后，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又团结各部，得到了溪州诸蛮的拥护，势力雄厚，不断扩大辖区，在今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溆浦、辰溪、芷江，湖北来凤、宣恩，四川酉阳、秀山一带，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

    楚王马希范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楚君主，是楚王马殷的四子，马希声之弟。马希声病死后继位。
    也就从这时起，楚王与溪州彭氏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
    在楚王马希范看来，溪州彭氏对省地侵占和“寇边”是对楚国的麻烦源泉。
    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有诸多记载：
    “时蛮徭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寇边，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无宁岁。”
    “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颇黯赘，数侵盗省地，边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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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彭仕然接替其父彭碱为溪州刺史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溪州势力变得强大，急欲扩展统治地盘。彭仕然已和锦（麻阳）、奖（芷江）二州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核心集团，凡事共同进退同时，控制了溪州蛮族中的田姓、覃姓、龚姓、向姓、朱姓等五姓;又掌握了20州的地盘。彭仕然身任都誓主还经常掠夺长沙四境。史载彭仕然率众“渐为边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辰（沅陵）、澧(澧陵)，疆吏告逼，郡人失宁”“长沙四境，最被其恶”。天福四年（939年）秋八月，彭仕然“引锦、溪、奖蛮万余人寇辰、遭二州，焚掠镇戍”，彭氏能统帅几州蛮族侵扰马楚西北边境，可见其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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