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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7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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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民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卫城乡乡长吴选青带了50多个枪兵,于1942年元月的一个大雪天开往盐井寨,企图把“麻王”与“布将帅”义军一网打尽,谁知麻老魁带50多人早已埋伏在梳子山山腰路旁,当吴选青的乡兵接近时,突然开枪袭击,吴选青一面率兵撤退到螺丝洞,一面派人飞报县政府。县长黄颖川又立即上告省府,省府命令驻永绥江防部队立即进剿。
    1942年2月10日,县长黄颖川带着警察,配合江防部队陈精文部共300余人,分两路向卫城、弭诺进剿。11日清晨,官兵到达距盐井寨七八里路的马颈坳。此时,“布将帅”义军麻国玉带领队伍80余人,自认为刀枪不入,勇猛冲向马颈坳,边冲边喊:“我们枪打不进,刀砍不入,冲呀!”当冲到距官军二三十米时,官军的枪突然开火了,麻国玉中弹倒下,后面的“布将帅”弟兄依然奋不顾身向前冲,双方火力交织,只打得桐树叶子纷纷落地。义军几经冲击,未能冲进坳口,只好转移。官军追赶义军不放,又把一位从贵州来的副将帅打死了。官兵继续向前追击,到达坪鲁时,追在前面的一个士兵忽然叫道:“喂,这里有个土罐。”
    几个士兵好奇地一看,那土罐有一尺来高,像老百姓家里的腌菜坛子,封口被红布蒙着,里面不知放着什么。
    “这是谁放的罐子?里面是不是有光洋?”
    一个姓王的班长说:“有没有光洋,老子摸一摸就晓得了。”说罢,即把红布揭开,将手伸进去。手刚伸进去,忽然他大叫一声“唉哟”!早已被罐中的毒蛇咬了一口。众兵士吓得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妈的!这是苗民义军放的蛊,你们也敢动。”一位姓张的连长走过来吼道,“赶快走,快追苗兵。”原来,这位张连长听人说过苗民的放蛊风俗。苗民放蛊又称“放草鬼”,其蛊是将虫、蛇、蚊、蚁、蛙之类蓄于罐中,置放在山麓或路边草丛中,可以祸人。触蛊者会生病或被虫蛇咬死。蛊罐一旦被人毁掉,则放蛊人必死。那麻老魁为阻击官军,便有意在这路边也放了蛊,官军不知是计,那王班长竟被毒蛇咬伤,很快便中毒身亡。此时,埋伏在芭茅岭的义军又乘机袭击,官军被打死了几人。张连长命令机枪掩护。一阵密集的子弹射过去,在芭茅岭上的麻老魁突然中弹,晃了几晃也倒地毙命。麻老伴见麻老魁已死,再无心恋战,即下令撤退,并将麻老魁的尸体抬下山去。官军这时也不敢再往前追,就自动撤退了。当晚,麻老伴又请了一巫师来作法“赶尸”,据说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由巫师在死者身上作法,喝叫其尸起身行走,中间不能停顿,不能遇到人,其尸就会被赶到要去的地方。那巫师将麻老魁的尸身一起赶到盐井寨,第二天才埋藏。
    13日晨,官军在一叛变苗民龙再发的带领下,再抄小路来袭盐井寨,将该寨财物掳掠一空,房屋全部烧毁。这时,麻老伴、麻巴隆等人带着“麻王”已转移到了松桃县大小干溪、大小寨营和盘石、黄连一带,继续坚持“布将帅”运动,同年3月6日攻打过松桃县城,后又消灭保安团一个营,整个起义前后坚持了一年之久才被镇压下去。
    在盐井寨苗民起义的同时,凤凰县苗民在“抗丁、抗捐、抗食盐垄断”的号召下,也点燃了“布将帅”运动的烈火。凤凰苗民的义军首领为吴国范,原为凤凰旧司坪苗寨人。1942年5月初,吴国范听说米良乡夯来苗寨闹起了“布将帅”,领头的是石老双,他到永绥盐井取来了“仙水”,哪个喝了,就能腾空登仙,封刀封枪。寨上人暗地商量派人去夯来取“仙水”,好多人当时不敢去。吴国范即到夯来与石老双取得了联系。石老双对吴国范说:“‘仙水’没有,这是我发动和联络人的手段。不过,我有一种药,煨成药水,喝了就会提神发劲,外人以为是仙水,这药水就是麻王送的。”石老双又教给吴国范跳的动作,男的打布伞,女的拿黑手帕,边跳边旋边舞,口喊“封刀封枪”。吴国范回寨后,即把寨里的年轻人喊拢来,向大家讲了石老双得仙水闹跳仙的事,叫大家也闹起来。接着,吴国范也将自己泡制的“仙水”让两个苗民喝了,说是麻王的“仙水”,那个喝了,就会“登仙”,刀枪不入,枪打不进。很快,这“跳仙”的奇事就传遍了竿子坪一带的苗乡,吴国范也就成了凤凰“布将帅”的主要领头人。
    到了5月17日,吴国范即带着各寨组织起来的70多个苗民,拿着刀枪包围了犁口嘴的警察,缴了这个哨所的12条枪,然后又攻占了竿子坪乡公所和得胜营乡公所,并将乡公所的户口册、盐粮簿、公文、地契等全部烧毁。义军初战获胜后,又分兵攻打过乾州城,但未能攻下,再去围攻凤凰城,也没有攻进去就失败了。“布将帅”运动在凤凰前后共坚持了八个多月。为了平息苗民暴动,凤凰县长李宗琪其时采取“以苗治苗”的手段,派沱江镇镇长吴运陶勾结牛岩的头面人物,把躲藏在山上和隐蔽在他乡的“布将帅”成员吴国范、吴春妹、龙召德骗回来,然后将吴国范逮捕充了壮丁,将龙召德惨杀,吴春妹在狱中触墙自尽。李宗琪进而又榨取苗民的钱财,宣布凡参加“布将帅”的人必须赔偿政府的枪支弹药,摊派总额达4万元,并限期交清,过期加罚。在达到目的以后,李宗琪又以“维护官箴,以释仇怨”为由,玩弄两面派手法,下令将摊派赔款的吴运陶等人逮捕入狱,并假意允诺,将其所敲诈的4万元巨款退还给起义者。事实上,这笔款的大部分已被其贪污。同时,李宗琪释放了另一个“布将帅”仙师吴妹红。这样,李宗琪的治苗才干得到了省府的“赏识”,省府发来的嘉奖电文称他“善治苗疆,才类傅公;平息妖匪,措施得宜”。不久,李宗琪被提升为常德县县长(常德为甲级县,县长为副专员级)。李离开凤凰时雇了30多个挑夫搬运他搜刮来的财物。他启程的那天早晨,凤凰城东门口的城墙上有人贴了一首诗讽刺他:
    太上携得“交通”去,此地空余省银行;
    “关金”一去不复返,凤凰人民泪汪汪;
    牛岩点点异族血,竿子处处豪士光;
    从今流尽沱江水,邑族遗恨不可忘。
    @拟歌先潋 2018-11-18 17:03:30
    苗疆的神秘,苗疆的传说,无论何时,都是吸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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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
    再说说湘西王陈渠珍抗战后的结局吧。
    一九三四年十月,陈渠珍奉命堵截红军。随后,何键派五个师的兵力进入湘西,督促陈与红军作战,陈为保存实力,继续与红军虚以周旋。何键遂以“整编”名义,威迫陈交出兵权。陈无力与之抗衡,被迫辞职。不久即赴长沙任四路军总参议兼省府委员。在长沙滋间,他闭门著述,撰写回忆录《艽野尘梦》。抗白战争爆发后,‘为避战祸,陈一度迁居南岳,与瞿方书、滕敬侯等人组织“辅仁学社”(后改名为“大同学社”),谈经论道,窥探佛理。
    一九三七年一月,湘西苗民揭竿而起,掀起革除屯租的武装起义。“七·七事变”
    后,湘西苗民即组织“抗日革屯军”,提出“革屯、抗旧、倒何”三项主张,陈渠珍的
    旧部势力大多参加一r这一运动。其时,武装起义漫延至整个拓西苗区和湘、川、黔边境,震惊全省。不久,何键垮台,张治中主湘。张听从贺耀祖的建议,决定起用陈为省府沅陵行署主任,主持湘西政局。一九三八年四月,陈到沅陵任职。因革屯运动的领导人如龙云飞等,多是陈的旧部,陈采用招抚的办法,将“革屯”军改编为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从而平息了轰轰烈烈的“革屯”运动。
    陈.任沅陵行署主任时,正值抗日运动兴起,他一方面支持抗日,组建“抗日宣传团”,撰文号召团结抗战;另一方面,着意开发湘西,开矿办厂,发展生产。陈还亲自到安江、洪江一带督剿上匪,以安定社会秩序。因而当时一些学校、工厂及商人纷纷迁来湘西,使湘西的经济文化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大火后,张治中去职,薛岳主湘,沉陵行署改为湘西绥靖公
    署,陈仍为主任。一九三九年六月,湘西绥靖公暮撤销,所属部队编为陆军新编第六军,辖暂五师、哲六师,分别由戴季韬、龙云飞为师长,陈被任命为军长。陈不肯就职,应张治中电召去重庆,向蒋介石面辞职务。其部队不久即调出湘西参加抗日战争。
    1938年,随着抗战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迁址武汉,并将进一步迁往重庆,作为川黔屏障的湘西就有了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此,蒋介石通过张治中得知陈渠珍在湘西地方上的影响力,希图利用他来巩固湘西这道可能成为抗日前沿的防线,于是电召陈渠珍到武汉一见。
    陈渠珍兴冲冲拿着张治中的亲笔介绍信前去见委员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不料蒋介石见到他只是三言两语,居高临下说了一套例行公事的话。也许此等官场应酬让这个性情高傲的凤凰人很不舒坦,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取消了拜见陈果夫、张群、何应钦、陈诚等人的计划,立时回了湖南。当时虽然张治中器重他,但1938年长沙大火令张引咎辞职,张治中曾力保陈渠珍继任省 ,但遭到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的
    反对,薛岳兼任省 ,同时对陈渠珍颇为排挤。
    这中间陈渠珍还去过重庆一次,希图再次见蒋介石争取前程,但他个性刚直,仍然不肯屈节求人,受到蒋的亲信陈诚阻挠。他向张治中辞行时,张再三挽留:“委座要再见你”。陈渠珍不肯再去见蒋。张治中于是批评他:“玉鳌先生个性太刚”,接着笑道:“请先生稍柔一些”。后来陈渠珍对人说:“蒋介石的住房有许多狗洞,我就不丧失人格钻狗洞,去求一官半职”。话虽如此,但仕途也基本没有希望了。
    因为湖南地方长官薛岳的排挤,加上湘西作为西南门户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不容陈渠珍以自身影响力干扰湘西政局,所以从1939年到1944年陈渠珍被迫闲居在四川省南川县外祖父家,专意造机纺纱,笺书训子。曾办木质纺纱机厂,研制纺纱机多种,在渝、
    蓉等地展出,颇受欢迎。一九四四年应旧部之邀,一度迁居贵州印江。一九四五年九月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薛岳离湘,陈乃回湘西凤凰老家,继续从事纺纱工作,息影山林,
    不间政治。
    在凤凰, 他自己编制棉花和牛毛混纺的冬帽出售,从事轻微的田间劳动,过着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在内心之中,他对于政治仕途也已经心如枯木,当别人纷纷劝他出山任职时,他一一拒绝,自言:“对时局徒有悲观,对事业早已绝望,对政治则毫无兴趣,对军事则有类谈虎……”
    如果不是1949年湘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二”事变,群魔当道,土匪们血洗沉陵,把怀化辰溪的兵工厂都给劫了,如果不是辰溪大土匪张玉琳扬言要杀掉陈渠珍替父兄报仇(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土匪,上世纪30年代被陈渠珍处决),陈渠珍是不想第三次出山的。
    由于担心报复,陈纠合旧部,重整旗鼓,以图自卫。为了安定湘西的局势。国民党不得不再饮远用陈渠珍。同年四月,湘鄂川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镰接:.张治中的建议,任命陈为湘黔川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六月,省 程潜又委以湘西行署主任之职,陈均表接受,并于同月在所里(今吉首市)召开各县她方势为代表参加的“湘西善后会议”,询解各派纠纷,封官晋级,从而稳定了“湘西事变”带来的混乱局面。
    东山再起之后的陈渠珍,为保存实力,坐观局势的变化,不再轻易用兵。一九四九
    年八月,程潜先生起义,宣布湖南和平解放,对陈震动甚大。当时蒋介石、白崇禧、黄
    杰等,或来函来电,或亲自召见,要他凭借湘西十万大山的有利地形,“勘乱建国,共图中兴”,他仍然不买蒋介石的账,看信后说:“我决不给蒋介石送葬”。陈渠珍审时度势,避居于凤凰黄丝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工作的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派李振和朱寿观两人带着军首长的信找到陈渠珍,劝其和平起义,陈虽表示要弃暗投明,但仍持观望态度,未有实际行动。九月三十日陈的老部下王尚质、戴季韬等奉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省临时人民政府副 袁任远之命,到黄丝桥一与陈会晤,策动其起义。此时,陈对中国共产党仍有疑惧,他认为“暴风不终朝,基雨不终日,共产党来势太凶”,未必能长久。同时,他感到“解放区的情况,言人人殊,不能不令人感到害怕”。
    @lvpingwugen 2018-11-28 21:05:42
    支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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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
    经过老部下王尚质、戴季韬两人耐心劝导后,陈才决定起义。他们一起商定,保护湘川公路不受破坏、通知所属部队不持枪抵抗解放军,并协助清剿土匪,以利解放军入川。同时,陈派员与解放军联络,并找凤凰、乾城两县进步人士朱鹤楼等出面迎解。不久,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七军派联络部部长顾凌申等赴乾城与陈具体商谈和平解放、移交旧湘西行署机关等事宜,十一月,人民解放区湘西军区派车将陈接至沅陵,军区举行了欢迎会,庆贺他起义。住沅陵期间,陈又办了一个小工厂,生产毛巾经销。并协助军区,向旧部写信,劝其归顺人民解放军。
    一九五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陈渠珍任省人民政府委员。六月,陈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民委会议,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贺龙同志还曾单独设宴招待他,给他赠送了新式农具,鼓励其发展生产,开发湘西。同年,陈加入民革,当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一九五二年二月,陈渠珍患喉疾在长沙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再讲讲沈从文的后半生吧,沈从文在湘西算是最著名的人物了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访)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访)
    @河东2018 2018-12-07 10:28:23
    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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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帮顶!
    @hbszhw118 2018-12-07 12:29:08
    支持原创,共创天涯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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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涩咪咪 2018-12-12 14:40:18
    苗族和侗族 有很明显的区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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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甚至衣着等等都有极大的差别。
    @风影ying 2018-12-13 01:42:33
    追不上呀!一个星期只完成五页。主要是有些文言不习惯,有的字还得查百度。涉及到地址得想半天,才能和如今的地名位置相匹配,如此才生成脉络图。好文章!湘西确实是个值得品味的地方,不仅风景,人文更值得探究。我们的血液中也许就有那么点苗蛮基因,生为湖南人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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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很多,谢谢欣赏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
    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流浪的荒野孤狼 2019-01-05 09:43:43
    看了很多,学习了,多谢楼主。
    -----------------------------
    谢谢欣赏!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
    (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
    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
    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幺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
    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
    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幺努力的人”。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
    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
    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
    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
    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
    法!’”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 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 :“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 :‘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 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 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 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 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 山”。中国作协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
    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 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 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 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 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沈从文同志 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 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但是,作协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到青岛又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 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 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 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 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 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 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 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 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 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的《沈从文传》中曾写到一九五八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 。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 请沈先生当文联 ,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 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 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 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
    但不管怎幺样,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 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 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 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 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一九五七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 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幺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 问:“还没批判完?”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陈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访)
    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 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幺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 什幺好说的!”
    后面再谈谈湘西剿匪吧,这个话题很沉重,尤其对一个站在湘西人的立场上写作的人,正在整理中。
    @云贵胜江南 2019-02-04 07:53:26
    怎么不写黔东事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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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东事变”发生于民国三十一年,这场事变波及湘属的辰溪、黔阳、洪江、芷江、会同、晃县等县,黔属的玉屏、镇远、岑巩、三穗等20余县,和发生在民国二十六年的湘西革屯事件、民国三十年的湘西“布将帅”运动、民国三十七年的“湘西事变”一样,同属湘黔边界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后面有时间再看吧!
    @藏獒要下崽 2019-02-07 13:02:23
    好文章,相见恨晚。
    -----------------------------
    谢谢欣赏!
    @283027140 2019-02-08 15:23:50
    楼主写的不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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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和支持!
    @lbf1984 2019-02-11 16:12:06
    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一生总要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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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值得一去!
    @人生不一 2019-04-08 06:32:12
    支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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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
    @翠花1988 2019-04-08 14:36:32
    这个好。,中国的史书,太多的帝王将相,太多的生死予夺,缺失的是基层、百姓的生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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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
    @mxhza1 2019-04-08 15:41:13
    楼主加油!!!
    -----------------------------
    谢谢鼓励!
    @mxhza1 2019-04-08 15:41:21
    楼主加油!!!
    -----------------------------
    谢谢鼓励!
    @mxhza1 2019-04-08 15:41:27
    最喜欢读如此文章了
    -----------------------------
    谢谢欣赏!
    @洛月泽 2019-04-11 09:50:50
    湘西人向您学 了,
    -----------------------------
    谢谢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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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2-11-05 02: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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