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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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6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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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正是沈从文"成家立业"的最佳时期，《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总编身份，新婚燕尔的甜美心境，使得作为家书组成部分的速写，自然而然成为了沈从文此时"心里柔柔的"生命状态的又一见证。
    他一旦拿起笔，那些冷，那些苦，就全都忘了。他陶醉在他成长岁月所熟悉的沅江两岸的绚丽景色。“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的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
    他的心是那样温柔而热切，两岸醉人的山色，流动的江水，欸乃的水声，水手们苍凉质朴的生活，无不在他心里涌起感动，感动得他想要哭。他说：“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沅水以它那时缓时急的流水，千百年来就这样流淌着。他想起了自己在筸军岁月在沅水河边各个码头流荡的日日夜夜，正是那段岁月奠定了他今后人生的方向，他在这里表达了对沅水的感激。
“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1934年1月18日，出现在沈从文一生中最心神澄明的经典时刻，在家乡河流的行船上，沈从文感动异常，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这条河在沈从文的感受里，已经把自然和人类的哀乐，和智慧、文化、历史，都融通为一体了。他表达了他的文学想表达的主题，他没有吧自己站在很高的位置，他不是要表达对世人的悲怜，而是和这些芸芸众生一样，用尊严，用爱表达和塑造他的文学世界。
    “我看到了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谓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地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有的一切努力。”
    这个他称之为“三三”的人，就是他才刚刚新婚的妻子张兆和，他写了四年情书才追求到的女学生，在他的心里，她一定是这世上最可宝贵的珍宝，是值得他那样的。

但是沈从文在这条河上把他对“三三”的爱升华了，他胸怀悲悯，真诚地爱着这人世的苍凉和悲欢，他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澄澈透明、温暖善良的纯美境界，他要表达对于生活的希望和热爱。因为只有这样的悲悯和大爱，才是世界的滋养，才是宇宙永恒的灵魂。
“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相似的一幕发生在沅水的两千多年前。
    公元前296年，屈原冒着凛冽寒风，溯沅水而上，开始了流放五溪的旅程，远离了政治舞台，一个政治家、改革家的理想幻灭了，屈原也或多或少流露出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但是五溪的生活对屈原以巨大的回馈，沅江流域苗族等民族浪漫风气的影响，使屈原将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都写进了他的诗篇，完成了由原先的现实主义文风到浓郁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的转变，这也是沅水和苗疆文化传导到中原的起始。
    时隔两千多年后，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听到了两千年前屈原在沅水流域问天的回声。

    @shenshennnn 2018-09-11 16:02:25
    很好，非常喜欢，楼主一直在看。
    -----------------------------
    谢谢欣赏！

也是在这次沅水之行回去后写的湘西系列散文中，有篇《箱子岩》里，他这样写到屈原：“两千年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
这句话里，沈从文写屈原“疯疯癫癫”，是把他形象化、具体化了；箱子岩是沅江流域先民的悬棺葬。屈原曾经目视着它，后来的沈从文在屈原目光停留处也凝望过，于是沈从文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想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屈原，想到沅江奇异而神秘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屈原，想到了沅江造就了屈原的无可辩驳的事实。

    沈从文在沅水上于1934年1月18日中午12点半写给他的妻子张兆和的信上还生平第一次自豪地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如此自信而充满着希望的内心独白，在沈从文谦虚谨慎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沅水对他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有文学上的启迪，也有人生的开悟。
    而那一年，他才三十一岁。

他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写在这个时期。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他还言犹未尽，《湘行散记》是这次返湘之后回到家中补写的。《边城》也是在这次返湘之后几个月内完成的。
我们应该看到，正是这种自信，使得沈从文在后面漫长的无论是文学生涯还是做文物研究，他与时代总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恰恰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他总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做自己的事情，无论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在他离开文学的后半生。我们大众的眼睛（包括大部分文学家）总是向着最热闹的地方看去，当然这可能产生了时代的潮流（对文学家来说可能产生的是主流文学）。可是沈从文不是，他会把头偏开，看到偏离潮流的东西。”

    沅水印象——民国初年的沅水流域市镇素描

    来自乡下的沈从文，虽然进了城，但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却不是都市大街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声…他的生命、情感，全都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而这些，成了他灵感的源泉。
    沈从文对沅水的感情，他后来在《湘西?题记》曾经溢于言表：我生长于凤凰县，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
    作家汪曾祺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沈从文在沅江流域的筸军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大部分以湘西，以沅水流域为背景，而且他对沅水流域各城镇的直接描述和回忆着墨很深，在《从文自传》、在《湘西散记》、在《湘西》中，他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清晰的民国初年沅江沿线市镇的景象。
他的家乡凤凰镇筸镇，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州镇总兵官移驻当时的五寨司城，为了表现历史新变化，取镇溪、筸子坪两地名的头一个字组成新词，命名为镇筸镇总兵官，五寨司城也就易名为镇筸城。从1700年到1942年改称沱江镇。由于辰沅道的入驻，镇筸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湘西乃至湘鄂川黔地区的首府。

    在沈从文眼中，镇筸城仍然是由陆路入黔入川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
    地方统治者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
    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地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


    民国二十二年凤凰镇筸镇赛龙舟

    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
    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民国二十二年凤凰的筒车灌溉勇士衡摄

    而沅陵，原来的辰州府，是沈从文当兵初期就呆过的地方，民国时期湘西镇守使从凤凰镇筸迁往沅陵，这里重新成为湘西的中心（原来的辰州府曾经是朝廷在沅水中上游的治理中心）。在上次我的书中也有记载。
    由沅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由北岸向南望，则河边小山间，竹园、树木、庙宇、高塔、民居，仿佛各个都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蜺，驰骤其间。绕城长河，每年三四月春水发后，洪江油船颜色鲜明，在摇橹歌呼中连翩下驶。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据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瞩，俨然四围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


    民国时期沅陵县城全景

河街上让人十分新奇，有无数小铺子，卖船缆，硬木琢成的活车，小鱼篓，小刀，火镰，烟嘴。满地是有趣味的物件。城门洞里有一个卖汤圆的，常常有兵士坐在那卖汤圆人的长凳上，把热热的汤圆向嘴上送去。间或有一个本营里官佐过身，得照规矩行礼时，便一面赶忙放下那个土花碗，把手举起，站起身来含含糊糊地喊敬礼。
单是湘西一隅，集中了约十万人的部队。全辰州地方约五千家户口，各部分兵士大致就有两万。当时军队虽十分庞杂，各军联合组织得有宪兵稽查处，故还不至于互相战争。不过当时发行钞票过多，每天兑现时必有二三小孩同妇人被践踏死去。每天给领军米，各地方部队为争夺先后，互相殴打伤人，在那时也极平常。

    芷江（古沅州），原来的湖南首府——偏沅巡抚所在地，到芷江时，一个过路人一瞥所得印象必不怎么坏。城西有个明代万历年的古塔，名雁塔，形制拙而壮，约略与杭州坍圮的雷峰塔相似。城楼与城中心望楼，从万户人家屋瓦上浮，气象相当博大厚重，象一个府治。河流到了这里忽然展宽许多，约三分之二里。一个十七墩的长桥，由城外河边接连西岸，西岸名王家街，住户店铺也不少。三十年前通云贵的大驿道由此通过（传说中的赶尸必由之路），现在又成为公路站头。城内余地有限，将来发展自然还在西岸。表示这繁荣的起点，是小而简陋的木房子无限量的增加。


    沈从文说的十七墩的长桥即龙津风雨桥，抗战初期，民国政府将龙津风雨桥上的廊、亭悉数撤除，改造成石墩木面公路桥。

有个大佛寺，也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建筑，殿中大佛头耳朵可容八个人盘旋而上，佛顶可摆四桌酒席绰绰有余。好风雅的当地绅士，每逢重阳节便到佛头上登高，吃酒划拳，觉得十分有趣。本地绅士有“维新派”，知去掉迷信不知道保存古迹，民国九年佛殿圮坍后，因此各界商议，决定打倒大佛。
而怀化镇，现在湘西的中心城市，在当时不过只是百十户左右一个小镇，地方惟一较大的建筑是一所杨姓祠堂。这里有一个官药铺，门前安置一口破锅子，有半锅黑色膏药，锅旁贴着干枯了的蛇和壁虎蜈蚣等等，表示货真价实。常常有那么一个穿上青洋板绫马褂，二马裾蓝青布衫子，红珊瑚球小帽子，人瘦瘦的、留下一小撮仁丹胡子的店老板，站在大门前边，有人路过时必机械地把两手摊开，腰背微微弯下，和气亲人地向我们打招呼：副爷，副爷，请里边坐，膏药奉送，五毒八宝膏药奉送。

住处祠堂对门有十来家大小铺子，那个豆腐作坊门前常是一汪黑水，黑水里又涌起些白色泡沫，常常有五六只肮脏大鸭子，把个嫩红的扁嘴插到泡沫里去，且喋呷出一种欢快声音来。
地方逢一六赶场，到时副官处就派人去摆赌抽头，得钱时，上至参谋、军法、副官等处，下至传达、伙夫，人人有份。

    沈从文对泸溪县的回忆中就浸透了摇船人催橹歌声，这地方在他生活史中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他又痛苦又快乐。
    泸溪县城在沈从文生活史中占了一个位置，县城界于辰州与浦市两地中间，上距浦市六十里，下达辰州也恰好六十里。四面是山，对河的高山逼近河边，壁立拔峰，河水在山峡中流去。县城位置在洞河与沅水汇流处，小河泊船贴近城边，大河泊船去城约三分之一里。（洞河通称小河，沅水通称大河。）洞河来源远在苗乡，河口长年停泊了五十只左右小小黑色洞河船。弄船者有短小精悍的花帕苗，头包格子花帕，腰围短短裙子。有白面秀气的所里人，说话时温文尔雅，一张口又善于唱歌。洞河既水急山高，河身转折极多，上行船到此已不适宜于借风使帆。凡入洞河的船只，到了此地，便把风帆约成一束，作上个特别记号，寄存于城中店铺里去，等待载货下行时，再来取用。由辰州开行的沅水商船，六十里为一大站，停靠泸溪为必然的事。浦市下行船若预定当天赶不到辰州，也多在此过夜。然而上下两个大码头把生意全已抢去，每天虽有若干船只到此停泊，小城中商业却清淡异常。
    到落雨天，冒着小雨，从烂泥里走进县城街上去。窄巷里石板砌成的行人道上，小孩子扛了大而朴质的雨伞，响着很寂寞的钉鞋声。若天气晴明，石头城恰当日落一方，雉堞与城楼都为夕阳落处的黄天衬出明明朗朗的轮廓。每一个山头都镀上一片金，满河是橹歌浮动。

    沈从文看到的浦市已经是一个经过昔日的繁荣而衰败了的码头。
    原来这个地方繁荣的顶点，原因之一是每三个月下省请领凤凰厅镇筸和辰沅永靖兵备道守兵那十四万两饷银，省中船只多到此为止，再由旱路驿站将银子运去。请饷官和押运兵在当时是个阔差事，有钱花，会花钱。那时节沿河长街的油坊尚常有三两千新油篓晒在太阳下。
    沿河七个用青石作成的码头，有一半常停泊了结实高大的四橹五舱运油船。此外船只多从下游运来淮盐、布匹、花纱，以及川黔所需的洋广杂货。川黔边境由旱路来的朱砂、水银、苧麻、五倍子、生熟药材，也莫不在此交货转载。木材浮江而下时，常常半个河面都是那种木筏。
    本地市面则出炮仗，出纸张，出肥人，出肥猪。河面既异常宽平，码头又干净整齐。街市尽头为一长潭，河上游是一小滩，每当黄昏薄暮，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云被落日余晖所烘炙剩余一片深紫时，大帮货船从上而下，摇船人泊船近岸以前，在充满了薄雾的河面，浮荡在黄昏景色中的催橹歌声，正是一种如何壮丽稀有充满欢欣热情的歌声！
    辛亥以后，新编军队经常年前调动，部分省中协饷也改由各县厘金措调。短时期代替而兴的烟土过境，也大部分改由南路广西出口。一切消费馆店都日渐萎缩，只余了部分原料性商品船只过往。这么一大笔金融活动停止了来源，本市消费性营业即受了打击，缩小了范围，随同影响到一系列小铺户。
    这个时候一切都成过去了，沿河各码头已破烂不堪。小船泊定的一个码头，一共十二只船。除了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都显得十分寂寞，紧紧的挤在一处。有几只船还在小桅上或竹篙上悬了一个用竹缆编成的圆圈，作为“此船出卖”等待换主的标志。

辰溪县的位置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河水清而急，深到三丈还透明见底。河面长年来往湘黔边境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山头是石灰岩，无论晴雨，都可见到烧石灰的窑上飘扬青烟和白烟。房屋多黑瓦白墙，接瓦连椽紧密如精巧图案。对河与小山城成犄角，上游为一个三角形小阜，小阜上有修船造船的宽坪。位置略下，为一个山嘴，濒河拨峰，山脚一面接受了沅水激流的冲刷，一胊面被麻阳河长流淘洗，近水岩石多玲珑透空。山半有个壮丽辉煌的庙宇，庙宇外岩石间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石佛。
在那个悬岩半空的庙里，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听下行船摇橹人唱歌。小船挹流而渡，艰难处与美丽处实在可以平分。

由辰溪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中心。出口货以木材、桐油、鸦片烟为交易中心。市区在两水汇流一个三角形地带，三面临水，通常有“小重庆”称呼。地方归会同县管辖。湖南人吃的“洪江柚子”，就是由会同、黔阳、溆浦各县属乡下集中到洪江来的。洪江商务增加了地方的财富与市面繁荣，同时也增加了军人的争夺机会。民国三十年来贵州省的政治变局，都是洪江地方直接间接促成的。贵州军人卢焘、王殿轮、王小珊、周西成、王家烈，全用洪江为发祥地，终于又被部下搞垮。湖南军人周则范、蔡钜猷、陈汉章，全用洪江为根据地，找了百十万造孽钱，负隅自固，周陈二人并且同样是在洪江被刺的。可是这些事对本地又似乎竟无多少关系。这些无知识的小军阀尽管新陈代谢，打来打去，除洪江商人照例吃点亏，与会同却并无关系。地方既不因此而衰败，也不因此而繁荣。

    洪江沿沅水上行到黔阳，县城里有一个阳明书院，留下王阳明的一点传说，此外这个地方竟似乎不能引起外人的关心注意，也引不起本地人的自信或自骄。地方在外面读书作事的人相当多，湘西人的个性强悍处，似乎也因之较少。黔阳毗连芷江，“澧兰沅芷”在历史上成一动人名词。芷江的香草香花，的确不少。公路由辰溪往芷江，不经过溆浦黔阳，是由麻阳河沿河上行一阵，到后向西走，经芷江属的东乡两个市镇，方到芷江。
    车由辰溪过渡，沿麻阳河南岸上行时，但见河身平远静穆，嘉树四合，绿竹成林，郁郁葱葱，别有一种境界。沿河多油坊、祠堂，房子多用砖砌成立体方形或长方形，同峻拔不群的枫杉相衬，另是一种格局，有江浙风景的清秀，同时兼北方风景的厚重。河身虽不大，然而屈折平衍，因之引水灌溉两岸，十分便利，土地极其膏腴。急流处本地人多缚大竹作圆形，安置在河边小水堰道间。引水灌高处田地，且联接视筒长数十丈，将水远引。两岸树木多，因之美丽水鸟也特别多。弄船人除少数铜仁船水手，此外全部是麻阳人，在二百五十里内，这一条河中有多少滩，多少潭，有多少碾房，有多少出名石头，无不清清楚楚。水手们互相谈论争吵的事也常不离这条河流所有的故事，和急流石头的情形。有一个地方名“失马湾”，四围是山，山下有大小村落无数，都隐在树丛中。河面宽而平，平潭中黄昏时静寂无声，惟见水鸟掠水飞去，消失在苍茫烟浦里。一切光景美丽而忧郁，见到时不免令人生“大好河山”之感。公路虽不经从失马湾过，失马湾地方有一个故事，却常常给人带走很远。
    “湘西世界”里有苍翠的群山、青黛的绝壁、碧绿的小河、醉人的田园，还有古色古秀的河街渔村、庙宇石桥，以及那梦绕魂牵的吊脚楼。

    生生不息——沈从文笔下沅水流域的芸芸众生

    沈从文在作品中曾反复强调故乡和沅水对他写作的重要性。在《边城》1934年版的前言中沈从文这样说道：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
    沈从文1986年的《自我评述》中谈到了他与沅水流域人民的感情，他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苦苦怀恋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沈从文开始文学创作的时代是新文学时代，中国的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或为启蒙的角色，他们自认为是先觉者和已经完成启蒙的人，他们的责任就是开化那些占大多数需要启蒙的人和蒙昧的人。新文化要改变甚至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的中国的代表和象征受到“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的中国的代表和象征受到“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最真情的表露体现在 1934年1月18日回家探亲在沅水河流的行船上，他表达了他的文学想表达的主题，他表达了那种把自己站在很高的位置对世人的悲怜的不屑，他要像这些芸芸众生生活中一样，用尊严，用爱表达和塑造他的文学世界，这段话对他的文学世界所要表达的主题太重要，我们不得不重温一下：
    “我看到了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谓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地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有的一切努力。”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沈从文作品取材之广泛，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在读完小学之后，就去湘西土著部队中当兵、当文书，部队在湘西各县转来转去，在沅、酉、澧各水系移防、剿匪，沈从文得以广泛接触军人、土匪、农民、工人、水手、商人、妓女、僧道、艺人、巫医等三教九流，得以深刻理解湘西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这样，就为他打下了丰厚坚实的生活基础。
沈从文散文中对麻阳水手的描写达到了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地步。如《湘西。常德的船》:“大凡船只停靠处，都有叫乡亲的麻阳人。乡亲所得便利极多，平常外乡人，坐船时于是都叫麻阳人作“乡亲”。乡亲特点是面目精悍而性情快乐，作水手的都能吃、能做、能喝、能打架……恭维客人时必从恭维上增多一点收入，被客人恭维时更称客人为“知己”，笑嘻嘻地请客人喝包谷子酒。妇女多壮实能干，大脚大手，善于生男育女。”

军人形象也别具一格。《连长》是作者早期作品，叙述的是土著部队一个青年军人和一个青年寡妇的爱情故事。由于没有军事行动，驻扎乡村，闲处无事，连长担心夜长梦多，为了不使“身子同心分开在两地”，决定搬出军营，到青年寡妇家中去办公了。而《会明》的同名主人公则是另一类型，作后勤杂务，三十年如一日，在“成千成百马井、流氓都做了大官”的时代中他却除“长进了他的呆处外”，职位“完全无变动”。但这个忠厚老实人崇拜蔡鳄，时刻不忘蔡都督说过的“把你的军旗插到堡子上去”的命令。这正暗示了这个平凡火头军的不平凡之处，若有献身杀敌的机会，绝不会退缩。而《虎雏》则描写了一个小兵的成长史，在“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的苍莽山水间长大的“虎雏”，无法被都市文明改造和同化。这既有作者的某种自豪，也有着一点无奈。

“湘西世界”里还有一种女子形象，那就是水码头吊脚楼和花船上的妓女，沈从文有时称她们为“吃四方饭的娘儿们”。这方面代表作是小说《丈夫》和《柏子》、散文《桃源与沉州》、《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份》等。沈从文以博大的悲悯情怀，冷静地思索着、叙述着这个“最古职业”和那些可怜的从业者。《丈夫》写贫穷的乡下男人将自己的妻子送到花船上当妓女，表现了多么尴尬、荒诞、屈辱、苦难的人生。《柏子》则展示了水手与河码头妓女的性爱喜剧。水手积两个月工资求吊脚楼一夜之欢，然后又去风里浪里搏斗，假如鬼神不收，他还会再到这吊脚楼上来的。妓女们呢，常常钱靠过往商人，而心系风浪水手。《柏子》是有原型的，那就是《湘行散记。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柏子，是当时沅水流域数以万计的勇敢多情水手的代表。
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挑战世俗社会价值，但这挑战别人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自然到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做妓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

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常态情景的具体性，从这些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沈从文异常广泛地取材，向世人展示了迷人的风情画卷。《从文自传》充满深情地叙述了二十岁之前在湘西求学中逃学的乐趣、从军时流浪的屐痕，山水风物，人事悲欢，均诉诸笔端。《湘行散记》和《湘西》则几乎可称为文学散文体的地方志和风俗志，可称为湘西建设的方略和议案。人间悲欢、社会风貌、古迹遗踪、历史掌故、神巫宗教、民族关系、地方特产、奇闻佚事，皆汇入动人诗卷。

作者又是风情画大师。《湘行散记》是他坐船由洞庭上湘西的见闻录，船行则景移事换，且歌且吟，从容不迫。《湘西》则以沅水及其最大支流酉水为线索，从常德、沅陵这两大湘西门户入手，直通深山更深处，湘西风景、风情、风俗，历史事件和人物，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沈从文小说在对湘西题材处理上与其散文有些不同，虽同以湘西历史、现实、风物为原型，但散文往往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小说则不知不觉间会走向浪漫主义一途。他在小说中对老湘西的一切因爱之深切而作了一定的理想化和美化。

1928年至1933年，沈从文先到上海，后到青岛，他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有苗族血统，他以苗族身份自居，推出了一批苗族浪漫传奇和故事:《阿金》、《龙朱》、《嵋金?豹子?与那羊》,叱个野人的最后一个迎春节))、碎申巫之爱))、佣下小景)等.有意思的是，在写作这些传奇、故事期间，沈从文首次承认自己的苗族血统。
纵观他20年代到30年代初、中期的创作，包含了众多苗族文化因子:服饰文化如花帕、山同锦、大耳环等，婚姻文化如对歌定情、自由恋爱、聘金等，节日如赛龙舟、四月八、迎春节、祭祖等，原始宗教如赶尸、蛊术、巫术、落洞等.这些苗族文化因子的介入或渗透，使沈从文的作品大放异彩，并呈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奇妙的民族风情。

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
有研究沈从文的评论家对他的这一文学立场十分赞赏，他评论说，在中国历史上总是社会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边城》——一支苗疆的颂歌

    《边城》不仅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巅峰之作。很多人看这本书都在问，《边城》想表达什么？沈从文否认自己的文章有中心思想，他认为自己写作品时没有想那些，是自然的流露。
    《边城》的写作与沈从文早年湘西经历有关。
    《边城》写的是永绥的茶峒（注意“峒”，溪峒，湘西早期一种封闭的民族聚居地，至今湘西还有许多以“峒”命名的地名），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镇筸（镇筸城附近没有渡船，一座虹桥和北门的跳岩解决了民众过河的问题，否则《边城》的背景真还可能在镇筸，因为吊脚楼、赛龙船、碾坊等都是镇筸城的典型场景）。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

    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作者一九四八年在《边城》题记中回忆道：“民国随部队人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寨已焚毁多日。”仅仅是路过，事隔二十多年还记住这么多的细节，说明作者对茶峒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沈从文绘《茶峒城势》图

在未曾完稿的自传他还直接谈起了写作《边城》的缘由:“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的一件礼物。你信不信?”。这个“面前的朋友”就是他的“三三”，不一定是这个赌局造就了《边城》，也许是作者早就有这个构思，只是借这个机会说出来。

    而女主角翠翠的原型，仍然来自于作者早期湘西的体验，《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泸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煽了一巴掌。”沈从文写道。
    老船夫的原型则与作者到北平闯荡后的经历有关：“到平半年为一古道有情陌生的帮助，还是住西城时一个每到黄昏即摇铃当串街卖煤油的老头子。因为买油熟悉，过年时借我两百铜子，度过了一年难关。这就是《边城》中的老祖父，我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船。把他那善良好意扩大到我的作品中，并且还扩大到我此后生命中，想尽一切方法帮助年轻人，一切都作得十分自然的原因。”
    关于写作的时间点，作者回忆在:“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阴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人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写作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后第一次回湘西；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得知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在1948年的《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民国初年，在湘西边境的一个小山城里，有一个老船夫，守着一条渡船，帮来往的人渡河。他与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17年前，翠翠的母亲与一名屯戍军士未婚生子，后来二人双双殉情。老船夫不想翠翠重蹈覆辙，一心希望把翠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茶峒城里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爱的是二佬，三年前的端午节夜晚，翠翠偶然邂逅了二佬，感情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埋下。
    后来，兄弟俩决定用唱情歌的方式，让翠翠选择。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歌声再没有传来了。随后却传来了大佬被水淹死的噩耗。二佬虽仍爱着翠翠，但因为哥哥的死，赌气出走。
    爷爷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咽了气。翠翠却睡得香甜。等她一觉醒来，爷爷早已冰凉。哭喊，撕破了喉咙爷爷也不会再打理一声。
    《边城》创作的二十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现代思潮广为传播之时，帝国列强蚕食中华，各路军阀混战不息、革命形势星火燎原。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当时大多数新文学作家以新的、西化的、现代的、中心的、精英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当时的著名大师级作家鲁迅、巴金、茅盾等大都如此），沈从文做出了几近反方向的文化选择：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这种对于边缘的、民间的文化立场的坚守使得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似乎是绝缘于时代大潮的“世外桃源”，没有销烟战火，远离革命，更无关乎现代都市文明。

而且《边城》创作过程中的1934年初沈从文曾因母亲生病从北平重返湘西，他亲眼目睹故乡“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这地方……人民体力与道德，都似乎在崩溃，向不可救药的一方滑去。“去乡己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己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己到了湘西……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心，……可完全消失净尽了。
显然他对时代潮流清楚得很，这个文学时代充满着启蒙的呐喊、革命的巨响与都市的喧哗，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到汹涌而至的国家主义、民主主义思潮中，但他仍然坚持做一个不见容于时代的“异常孤独者”。他游离于政治时代，用矜慎的笔，做出种种逆流而进的寂寞的努力。只有沈从文以他对苗疆的悠扬的遐想，歌唱着故土的田园牧歌。沈从文以“乡下人”的视点回望苗疆世界，即见楚巫风物，可闻沅水橹歌。

在他的作品主人公翠翠身上，也没有我们常见的正统文明的色彩。她的品格不能以所谓的“文化、知识”等字眼来规范，更与进步、革命、坚强等崇高而空泛的字眼无关。她的率真淳朴，悠然自得，给人的直接体验的是：作为生命的本身以及人性美的自然体现。——这便是沈从文乡村文化价值取向的落脚所在。
这一阶段，沈从文早已经摆脱了文学创作早期那种对事物照葫芦画瓢的阶段，对作品的把握和作品要素的取舍已经游刃有余，如他在分析自己作品《断虹》中就说：“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由阪于自然而重返自然，即是边民宗教信仰的本旨，因此我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俗画集成。人虽然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即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全部消失在自然中。”显然，他对作品要素的放大和模糊都是以意为之。

    这就很容易理解《边城》中对时代背景的模糊和消失了。在《边城》中以翠翠为圆心，她生活世界的周围。最中心的生活当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边渡口的日常光景:
    “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
    这是一个老人、一个孙女、一条狗的世界，它的背景就是一条溪，一只船。
    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小镇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但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与时代产生联系，我们看不到它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对故事人物的影响。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艺术创作史上并不奇怪。
    在中国绘画史中，宋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里有无数风姿生动的身影，映现在古中国的画卷上。在经历了晚唐、五代的过渡之后，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人物画正式让位给了山水画，人越来越小，面目越来越简略，直到元明之交的画家的笔下，人已经基本绝迹，只剩下一个深远广阔的山水世界。
    元明以后画家这种创作中用对“人的排斥的“无人山水”，表达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对元明以后不断强化的体制世界的排斥，在他们的画里，我们看到只能用“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人物，它在视觉上是近的，在距离上是远的，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让山水停留在它原初的状态中，原封不动，像一页未被污染的白纸，承载着一个自在、天然的，不被制度化的世界。画家们用自己的画笔恢复了自然的权力，在它的权力面前，所有来自人间的权力都不值一提，哪怕是权倾天下的皇帝，最终也不过是山水之间的一杯烂泥而已。

当然文学创作的展开和实践，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总是和置身其中的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作品与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作品与时代该有什么样的距离，紧跟时代甚至干预促进时代的发展，拟或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怎么样对文学作品更有价值，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
沈从文是满怀希望从苗疆边地走向大都市，但在这里，浮华和奢靡代替了纯朴与自然，城乡文化的冲突在他的心中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以他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这个文明的中心，一切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这让他变得惶恐，敏感，无所适从。这个执拗的湘西人，在失望于城市之后，反观乡土，想去找到精神家园的归宿。他依了自己乡情的导引，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发现了千百年一直被忽视，一直作为被改造对象苗疆的文化的苗民不读书，结婚不管对方是什么阶层，不说谎，做买卖不懂得怎么赚钱、坦诚率真，辛勤劳作以求生存，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通过喝酒、唱歌、比赛、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乐事在情感上得到抒发；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发狂、着魔，和神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

于是他创作了《边城》这个小庙，庙里的人物就是千百年来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苗民，他们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有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白塔倒了，可是又重新修好了；老祖父死了，翠翠却由此明白了从父母到自己的很多事情，人生自然上了一层；那个“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正像沈从文的研究者张新颖所描述的一样，站在今天回望，那些紧跟着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什么东西留存了下来。那个时代的许多文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作为比一般人更有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
而沈从文呢？而边城呢？当多数人，特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在热衷于摧毁一个旧世界的时候，沈从文以苗疆为背景，以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为原型，搭建一个建立在“旧世界”基础上的理想模型。而那些摧毁了旧世界的人想试图建立新世界的时候，试来试去总是不得要领，这时再回望，“落后于时代”的沈从文早已经搭建好的苗疆“边城”的理想小庙，仍然矗立在那里，作为“新世界”的典范，让人无法超越。

    后记

    我们想记录苗疆和湘西的历史时，往往也是随着中原王朝征伐的脚步：宋代以前在沅水中下游辰沅；元明在在这条西南驿道；清代则已经深入腊尔山和雷公山两个苗疆；民国苗疆已和湘西已经高度融合,区域大致包括今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地区，而这时的黔东北和黔东南已经更快地与国家融合。相应的我们看到宋代以前五溪蛮在沅水与官军的搏击；看到了沿西南驿道排列的卫所和“寇边”苗民的缠斗；看到了整村整寨的苗民抗击开辟苗疆的军队以及后面不断发生的起义；我们也看到晚晴至民国沅水流域流动的木排、湘西的土匪以及抗战中湘西民众与国家一起的众志成城。
    当然湘西苗疆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战斗和抗争的历史，还有这里古老的苗民和后来不断迁徙而来的各种族群一起的生活史。
    我喜欢苗疆的研究者柴焕波对湘西苗疆的这段描述：每一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历史，如同老树吹落的种子，也有自己悲悲喜喜的故事，武陵山顶的云开云合，往事中民族的聚散，透过村落、竹篱、耕牛……什么是苗疆古代社会生活，它们不在王朝的征战史中，也不在汉族的文献、方志、游记和诗文中，它们在五溪民族自己平实的生活中。亘古至今的种种历史：酉水河上秦楚之战的帆影，沅陵窑头城下的客栈，商船与集团的掠夺，苦吟的屈原或王阳明在帐下与永顺土司的对答，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片浪花，倏忽即逝。而另一种历史，年复一年的畲地翻耕、渔猎，周期性的祭祀、傩仪、椎牛和男女之间常新的爱情……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历史内蕴!这是一部堙没在草丛中的历史。在某个山村荒野，在某个苗族青年吹出的悠悠芦笙声音，才是这一阕苗疆历史交响曲的主旋律。
    我对沅水、对苗疆、对湘西的感情在于我就是湘西苗族的后代，湘西苗疆主要的苗族聚居区都和我有着较深的渊源：我的老家在花垣（永绥），父亲是董马库乡的一个孤儿，从小是吃苗寨的百家饭长大，母亲生长在猫儿乡的一个苗族农家，那里有一个大的吴姓家族，现在我在那里还有几十个表兄妹；我生在吉首（乾州），直到六岁离开那里去了凤凰，但长大后我又在那里读的师范（吉首民师）和大学（吉首大学）；而凤凰是则是我生长的地方，沱江河边的嬉戏，三王庙里捉迷藏，道门口的姜糖铺和酸萝卜摊，熊娘家婆和草鬼婆的故事，麻连副清晨扫地的吆喝声和只摸三铁罐的咣当响(麻连副和只摸三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凤凰的市井人物），构成了那个时代凤凰的清明上河图。我是在凤凰文化的酱缸里染大的，那里我父母的坟头已经长满了青草，那里有许多喝酒摆龙门阵的朋友，那里有着我的童年记忆和成长年轮，我对家乡的眷恋都在那个古代叫镇筸现在叫凤凰的小城了。
    并不是每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年轻人都会对湘西苗疆有那么深切的感受，我对苗疆的认识部分还来自于父亲的影响，虽然他在世时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他的影响更多地是来自他愿意为苗族文化所做的努力上。他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持过湘西自治州的苗文普及工作，退休前还主持编撰过1988年版《凤凰县志》，也正因为这一因素，在他的一个大大的木箱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看到50年代中央调查组到湘西调查的资料，湘西苗族文化的调查资料、最初的苗文方案和湘西苗文普及计划等材料，这不是那个年代随便哪个小孩就有机会接触到的，这构成了我对湘西苗疆历史的兴趣和研究的启蒙。
    这本书非虚构。所有情节都是基于历史材料之上的，这些历史材料包括《宋会要辑稿》、《明实录》、《清史稿》、《清代早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等朝廷官方档案；《辰州府志》、《凤凰厅志》、《永绥厅志》、《永顺府志》等湘西苗疆古代地方志；《苗防备览》、《苗疆屯防实录》、《湖南苗防屯政考》《平苗纪略》、《楚南苗志》、《黔记》等地方官员的著述；《溪蛮丛笑》、《峒溪纤志》、《苗缴纪事》、《古今苗民生活记》等汉文人的游记；以及各民族的传说、地方的族谱、契约、田野碑刻等民间文书。这些苗疆资料浩瀚，无法一一罗列，可以说是民族文化沉淀的富矿。近些年很多专家学者以及硕博论文都在这种矿藏中挖掘，结下了丰硕的成果，本书吸取了很多这种研究成果。由于本书定位于通俗历史读物而非学术专著，为普通读者阅读的方便就没加过多的批注。但对本书写作影响较大的一些学者和研究应该给与注明，他们是：伍新福对湘西苗疆历史的基础性建构；柴焕波对湘西古代史及考古学的研究；成臻铭对湘西土司和土家族的研究；罗运胜对沅水流域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张衢对湘西沅水流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杨志强对苗族及苗疆古驿道的研究；张振兴对苗疆边墙的研究；吴荣臻对乾嘉苗民起义的研究；谢晓辉对湘西苗疆族群的研究；张应强对雷公山苗疆及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杨庭硕对百苗图的研究；吴曦云对红苗及凤凰苗族的研究；谭必友对湘西苗疆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研究；龙先琼对近代湘西开发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刘鹤对民国湘西现代化和湘西抗战的研究；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对民国湘西苗族的研究；张新颖对沈从文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作者的视野，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宏大的历史框架，梳理出了大量的历史细节。
    本书关于湘西苗疆叙事的逻辑框架为：宋代以前中央王朝沿沅水对五溪的征伐，直至抵达沅水上游的沅州和凤凰（镇筸）；元明以后西南驿道开通和护卫，湘西苗疆是西南驿道水路(沅水)到陆路（普安道）的交汇点，地理位置的重要而腊尔山红苗的强悍，使这里成为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历史上中原统治者对该地区的镇压安抚也最为残酷。然而，时至今日湘黔苗疆是中国民族融合最为成功的地区。究其原因决不能归功于镇压，本书也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解读，答案也许并不那么容易清晰。但清中晚期以后以后，清水江的木排，酉水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沿沅水而下，带去木材和桐油等苗疆土特产，带回白银和苗疆亟需的铁器、盐巴，苗疆的经济快速地融入了中原。而在经济活动中国家对苗疆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因为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中，苗民发现国家规则（法律）比原来的榔款和苗例更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在清水江流域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得更明显。清水江木材采运市场管理机制的形成及其运转，充分展示了清王朝国家的力量与“生苗”(黑苗)、熟苗、汉民之间不同角色的互动关系:“三个当江村寨在其各自对权益最大化的诉求中，都充分地运用王朝国家话语，在体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渠道，表现出对来自王朝力量权威性和合法性的认可与服从。”清水江流域也就更快地走在与国家融合的路上。
    沈从文的表侄，也是从镇筸城走出去的画家黄永玉回忆道：“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在他们那个时代，苗疆离中原是那么遥远，西南驿道从云南出发陆路也只到镇远，然后就是沅水、洞庭湖和长江的水路。湘西苗疆的孩子要走出去，都是坐在东去的船上，沿沅江穿过黄狮洞、辰洲滩、大江口、黄溪口、青浪滩、十里鬼哭狼嚎峪等等，以及最险恶的沅陵青浪滩，克服艰难险阻，来到洞庭湖的杨柳嘴——澧水和沅水的南支合流的地方，这就是入湖口，沅水清澈，澧水混浊，抬头往前就是西洞庭最广阔的洞庭烟云，万顷波涛一直延伸到天际，在水天之中航行，风起云舒，湿润的湖风吹来的水雾洒在脸上，白鹭将翩飞的影子映在一望无际的湖面，顺着万里烟波的湖上行走，可以顺水而下到达长江，它如此宽阔，波光粼粼向东流去，让人觉得一溪一河的曲折和踌躇根本都不值一提。
    这些苗疆的孩子都在自己人生的路也越走越宽，沅江载着他走向更远，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就像五溪上游的一条小小的溪流，从最细小的流动到惊涛骇浪的沅水主流，最后汇入广阔的洞庭湖，汇入雄伟的长江，汇入中原大地，最终流向辽阔的大海。
    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未尝不是如此。

全文完

这个帖子我一边在粘贴，一边也在想着怎么修改。有些问题写的时候没觉察到，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问题。不系统，边写边说吧。
一是帖子是以高庙遗址和高庙人开头，但写了高庙以后时间跨度就太大了，后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濮人了，虽然他们被认为是高庙人的后代，但是这几千年的忽略对人们对远古时期的湘西的认知还是不够的，虽然这段历史并没有历史文献记载，但是近年来湘西考古有一些重大发现，远古的一些传说实际上能够让我们队这个时期的湘西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我计划光在这里加三到四章，这里需要收集湘西和湖南考古的很多资料，所以修改的进度也比较慢。

二是本文定位为通俗历史读物，但在写作时过于关注文献的出处，有点向学术靠拢的嫌疑。实际上我写的时候就在想尽量让一般的历史爱好者能感兴趣，能读的下去，而湘西的历史也有很多神秘和有趣的地方，应该能够让一般人饶有兴趣的读下去。我边贴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一直在想这个地方该怎么写更有趣，更通俗化是下一步改的方向。

三是材料的取舍也一直是作者踌躇的问题。那么大一片区域，那么长的历史跨度，史料需要作出恰当的取舍。一般的来说，在某个时间段，这个地区总有一个区域的某个问题是焦点。对这个焦点作出全面深入的描述也就交代清楚了主要的历史局面，当然整个地区的情况再做一个扫描就更全面了。这种焦点和全局的拿捏准确也是写这个帖子还需要考虑的地方。

四是年代的下限问题，既然湘西的历史远古在没什么史料的情况下，挖掘考古资料都要往上追溯，那么抗战后的湘西历史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实际上很容易写，但是为什么只写到抗战。这个问题在帖中就有读者指出了，前面随便你怎么写，解放后就不好写了，我也认为如此。总的来说，这个帖子的立场是站在湘西苗族的立场写的，但从湘西剿匪起这一立场就有问题了，解放的时候湘西的抵抗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帮国民党打共产党，湘西这地方对外来政治势力几百年都一直在抵抗着，解放对他们来说也是外来政治势力的侵入，反抗是必然的，但这又是历史潮流，所以就不往下写了。但是我想继续借这个帖子讲一些抗战后湘西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剿匪。

    @沈沁知 2018-10-19 10:29:44
    收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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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

找一些后面的湘西史料贴上，算是这个帖子的延续，不系统

    讲讲解放前天上落银元的事吧，那可是十万块银元从天而降

    很多人都做过天上掉钱的美梦，幻想着哪一天正在大街上走，突然从天上降下来很多钱，让你捡得手都发酸。

    还别说，这样的事1949年在湘西确实发生过一次，

    1949年5月24日，湘西凤凰县两头羊（这个地名有点怪）苗区，下午三点的时候，出现一架美制国民党军用飞机，它拖着滚滚浓烟，尾部冒着火光。随着一声尖厉刺耳的呼啸声，飞机的右翼折断坠落在一块刚插了一半秧苗的水田里，吓得正在田地劳作的村民们纷纷四处躲藏。随后，残缺的机头，连着左翼的机身，像一只无头苍蝇，歪歪斜斜地俯冲下来，“轰”的一声巨响，消失在西山的峡谷中，两岸陡峭的峪涧里，顿时冒着一道道浓烟。
    那时候的这里的苗民很少见到飞机，所以都很好奇，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跑过去围观。
    飞机的残骸燃烧了20多分钟，火势渐渐小了，村民们方从惊恐中清醒过来，随后纷纷奔向飞机坠落的地方看个究竟。一些胆子较大的村民，慢慢向飞机残骸靠拢。只见飞机残骸周围的树杈上、灌木丛中挂着几只血肉模糊的断肢残腿和一绺绺女人的头发，地上散落着破损的木箱，木箱上依稀印有“中央银行”字样，从破损的木箱里散落出来的是一些白花花的东西。
    村民们起初以为是炸药箱，不敢贸然靠近，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些撒落地下方圆数百米的白花花的圆块，不像是炸药。一个年轻后生最先从灌木丛中拾得一块圆形物，拿起一看，竟是一块光灿灿的银元，他兴奋得高声喊叫起来：“好多光洋啊！快来捡光洋！”
    村民们听到叫喊声后蜂拥而至，兴奋地捡拾地上的银元。银元从天而降，大家都疯了一样地抢，远处的人听到了动静，也都跑了过来，最后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每个人都抱着大把大把的银元。手脚麻利的村民脱下衣服当口袋，有的索性脱下裤子，将裤脚打个结，大把大把地抓起银元往里装。毗邻的尤角洞部分村民闻讯也纷纷背着背篓，拿着口袋，赶来争捡银元。
    天哪，这幅场景真是太诱人了！
    漫山遍野都是苗民，一直持续到深夜，撒落在地面上的银元，基本上被村民们捡光了。还有部分银元仍深陷在地下，因缺乏工具，一时无法取出。就这样，村民多的捡了上千元，少的也有上百元，一共捡走了八九万块银元。有的村民一捡到银元，连夜转移到亲戚家，有的转移到大山深处的悬崖山洞，有的干脆埋藏到自家祖上的坟地里。

第二天清晨，两头羊的地方武装头目欧文章及尤角洞乡长吴有凤闻讯各率枪兵赶赴现场，吴有凤因势单力薄，被欧文章驱赶，悻悻而逃。吴不甘心到口的肥肉让欧文章一个人独吞，一气之下将此事报告给凤凰县“防剿委员会”。第三天，凤凰县城防大队出动人马，将现场团团封锁，收缴了欧文章捡得的银元，并在两头羊雇了二三十人，每人每天发5块银元作为工钱，挖掘陷在泥土里的银元，一直持续了五六天时间，挖得银元万余块。

    这飞机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架飞机是国民党中央财务署租用美国陈纳德航空大队的军用运输机，它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载运的是50箱10万块银元。当年蒋介石为了在西南等地建立反共基地，动用国库重金拉拢收买活动在湘鄂川黔一带的土匪武装，将他们收编为国民党正规军队，以对抗人民解放军。这架军用运输机，是为收编湘西土匪武装运送军饷的，拟在芷江机场着陆。
    当时蒋介石对坠机事件大为恼火，下令军统局派人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推测，此次坠机事件是由于武装押运官兵趁飞机飞在人烟稀少、林深山高的湘西上空，企图侵吞这笔巨款，开枪射杀财务署押运官员，导致子弹头迸撞溅出火星，引起引擎油路燃烧起火发生爆炸所致。当时机上有正副美国飞行驾驶员各1名，财务署押运官员1名及其家属2名，押运官兵3名，机上共8人全部遇难。据当时目击现场的村民发现，有残脚断腿长着又粗又长的毫毛，不似国人，像是美籍驾驶员；还发现有女人和小孩的尸体残骸，估计是押运官的亲属。
    飞机失事后，国民党政府与湖南省政府多次电话联系，查询丢失银元的追缴情况，却只字未提毙命的美国盟友及自己的同胞。斃命的人员一直无人收尸，任其腐烂。

    @slfj11 2018-10-29 21:12:33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龙标，五溪jius这一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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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对！

正当那些捡得银元的村民，为自己发了一笔横财而沾沾自喜之际，却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灾难正悄悄地降临。
5月24日黄昏，运钞专机在湘西失事的消息传到当时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立即电告湖南省程潜，要求派兵赶往失事地点，限令追回丢失的银元。程潜随即电令驻扎在乾城（今吉首市乾州）的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号称“湘西王”）追查此事。陈渠珍命令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城防大队大队长余子坤火速率部赶往出事地点，封锁现场。

5月26日凌晨，余子坤率领100余人包围了两头羊的几个村子，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逼村民们交出银元，胆小怕事的村民纷纷交出了捡到的银元。但余子坤还是不满意，硬说苗民私藏了大量银元，又派滕久卓率30多人枪，前往乡公所，坐镇乡公所督办。乡长没办法就逼保长，保长逼甲长，甲长逼老百姓。官府不问青红皂白，规定凡去过现场的，都要交出银元。乡公所规定每户至少交出80块银元。

在枪杆子威逼下，山乡苗寨鸡飞狗跳，村民们心惊肉跳，人人自危。捡得银元的一五一十交了出来，没有捡得的因经不住严刑拷打，只好变卖家产来还这笔无端之账，实在没有家产可卖的，只好卷起被子外逃。据当地老人回忆，两头羊因交不出银元外逃他乡的有26户，80多人，近100户村民被逼得倾家荡产。这笔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竟成了地地道道的飞来横祸。
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城防大队经过10余天搜查，共计收缴了7万余块银元。余子坤这才率部抬着银元返回凤凰县城。尽管国民党政府和湖南省程潜多次致电催问巨款追回情况，都被陈渠珍、余子坤以正在清查为由搪塞敷衍，一直拖了月余。国民党政府也因人民解放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迅速南下而忙于撤退，无暇顾及此事。最终，湘西的地方官员、武装头目、土匪恶霸趁兵荒马乱，私吞了此笔巨款

时间又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银元变得值钱了，有人收购了，凤凰的银元还在不断源源不断地流出，还有古董贩子深入的苗区收购银元，据说主要就是这批银元。

再讲讲1940年代湘西的一场“神兵”运动吧，在苗语称作“布将帅”的前前后后吧

这事的起源于永绥县盐井寨，永绥即今天的花垣，是因为苗民麻巴隆家里生了个儿子。
1941年4月，永绥县卫城乡盐井寨的苗民麻巴隆家里生了个儿子，据说这孩子模样奇特，头上长着三绺头发，眼睛生就“两对”瞳孔，额头闪亮，像个柚子。一天早晨，麻巴隆的妻子在火塘边给孩子洗澡，本寨有个私塾先生吴金良（贵州人）来串门，看到婴儿这般模样便问：“你家伢儿几时生的？”麻巴隆妻子说：“孩子是前日早饭后生的。”私塾先生排算了一下，惊喜地说：“哎呀，你家孩子属蛇，辰日巳时生，与仁宗同庚，相貌甚像仁宗皇帝，将来不是王爷就是将相，是个大角色！”

在湘西，苗民特别信这些。

事后，这吴金良又跟同村的苗民麻老伴和麻老魁讲：“麻巴隆家里出‘王’了。”麻老伴、麻老魁早想造反，于是就以此事为由，号召苗民反抗官府。麻老伴逢人便说，他看过无字“天书”，能调兵打仗，并说麻巴隆的小孩是“麻王”出世，“麻王”封他为“掌簿先生”，还说“麻王”一旦登基坐殿，苗家就可免除捐款、抓丁、无粮无盐之苦。麻老魁则对人说，“麻王”封他为大将帅，号召大家跟他“布将帅”（即跳仙），跟“麻王”保驾。还说“麻王”神力无边，能封住官兵枪炮，枪打不进，刀砍不入，大家要跟着“麻王”打天下，杀尽恶人，才能过好日子。

麻巴隆有两个妹妹，是远近闻名的“仙娘”（女巫师），也四处宣传苗家出“麻王”了，并说“麻王”喜欢好人，只接受好人朝拜，“麻王”仇恨恶人，不许恶人朝拜；对于存心不良的人，“麻王”将派阴兵阴将将他斩死。不几天，盐井寨的近亲远戚，闻讯都来到盐井寨朝拜“麻王”，麻巴隆的亲家石光丙，也从弭诺白果树赶到盐井朝拜。不到一个月，朝拜的远近苗民络绎不绝。弭诺扫把寨一伙人走到牛角寨前，其中有个龙老克听说“麻王”不许恶人朝拜，他怕处罚，停下来不敢去了。卫城的苗民龙振金，贵州松桃苗民龙光宗，凤凰米良苗妇吴春妹，乾州的苗民麻琴保等人都自称是“麻王”的将帅，分别带人到盐井学“仙法”，取“仙水”；盐井附近马岩的龙求生亦自称大将，龙祥汉自称二将；麻栗场溜豆的龙正保自称将帅。

这年从5月到9月，前往盐井寨朝拜的有十余万人之多。一时，盐井寨的路边草都踩平了，岩板坐光了，钱纸灰烬堆起三尺高，遍地是爆竹纸屑。在麻老伴、麻老魁的发起之下，苗民很快组成了一支120人的钢枪队和240人的火枪队，还有几十对军号，准备攻打卫城乡公所和永绥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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