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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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2页]

作者:盗帅点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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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二人如约来到卓府，大厅内宾客四座，觥筹交错，甚是热闹。此时的司马相如坐在席间，白衣飘飘，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虽略显低调，但仍无法掩饰其特有的非凡气质，此时的相如无疑成了宴会中那道最靓丽的风景线。卓文君素闻司马相如的才华，心生敬仰，也自然早已成为司马相如的迷妹，知道司马相如今日赴宴，作为粉丝，便偷偷来到帘子后面一睹这位青年才子的风采。当她看到司马相如的一刹那，眼前的男子正如心中曾描绘的那样俊逸潇洒，文质彬彬却又透着一股英气，少女的芳心不由得开始荡漾。
    酒至半席，卓王孙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了司马相如，并盛情邀请他为大家弹琴助兴。相如礼貌地推辞一番之后，还是拿起了那把绿绮琴。于是，一曲《凤求凰》便伴随着婉转悠扬的琴声徐徐而来：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琴声伴着歌声，穿过大厅，帘后的女子早已听得入迷，也听懂了弦外之意。司马相如也透过幕帘，隐约看到链子后面那张楚楚动人、略带羞涩，而又充满爱慕的脸。此时，相如文君之间虽隔着那道帘幕，但目光交汇之时，两颗孤独而相互倾慕的心早已融化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莫过于当你爱着别人的时候，也知道你爱的人此刻也正深爱着你。而二人相遇的目光，早已说明了这一切，这或许就叫一见钟情，也叫命中注定！
    宴会结束，相如回到住处，久久不能入寐。帘子后面文君靓丽的身影以及那张动人的脸庞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相如一生颠沛，身边从来没有一个女子的关心和陪伴。虽然他与文君并未面对面说过一句话，但在他的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温暖，仿佛二人早已相识。此时，相如对文君的思念犹如潮水涌来，令他辗转反折。
    此刻，卓府厢房内，一位面如芙蓉，衣袂飘飘的女子的心同样不能平静。她站在窗前望着天空的明月，月光照在她白皙的脸庞，凄婉而动人。文君走向琴前，一阵悠扬缠绵的琴声荡漾在夜空，寄托着对今晚宴会中那位男子的无尽相思。

    或许相爱的人，即使相隔万里也总能彼此感应，相如似乎听到了心爱之人的琴声。此时相如早已不能自已，鼓足勇气，将自己的情意真切无余地写在了信笺里，并希望文君能到指定的地方相会。相如偷偷来到卓府，找到文君的贴身丫鬟，恳请对方帮忙将信笺传递给文君。
    文君收到“情书”后，既羞涩，又激动，此时的她同样不能自已。文君是个理智的人，不停问自己，如约吗？如果去，她不知道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不去，她可能会后悔一生。最终，文君还是鼓足勇气，决定与心爱的人一起共赴未知的未来。
    文君来到父亲的书房，向往常一样道了晚安。回到闺房后，装扮了一番，在月光的照耀下，来到了相约的地方。此刻，她心爱的人早已等在那里。当两人站在彼此面前时，就像久别重逢的恋人，彼此相拥，互诉衷肠，喜悦与感动的泪水相互交融。良久，相如终于说出了他最想说的话：“文君，你愿意跟我走吗？”文君思索片刻，轻声回答道：“我愿意！”

    文君的这两个字，虽然简短，但对她来说，却充满着巨大的勇气，以及太多的现实意义。眼前的这位男人，只不过是第一次在宴会中相见，现在就要跟他出走，这意味着她违背了封建的礼义廉耻，从此将遭受世人的非议，以及父亲的责备；她17岁时结婚一年的丈夫便去世，从此过着被命运捉弄的压抑生活，这两个字意味着她将挣脱命运的束缚，去主宰自己的幸福和未来；这两个字，也意味着她将自己的未来幸福交给了一位虽然热爱却又陌生的男人，从此，两人的一生将牵绊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勇气！这两个字，也谱写了一则感动世人两千多年的美丽故事——月夜私奔。
    当然，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两人来到了相如的老家成都，此时相如家里家徒四壁，不禁有些犯难。于是文君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变卖，相如也把家里仅剩的车马卖了，凑了些钱。心思聪颖的文君告诉相如，不如回临邛老家开个酒馆，父亲知道咱们木已成舟，最终一定会接受两人在一起。
    于是两人来到临邛，利用凑来的资金在街边开了个叫“当垆”的酒铺。“从此长裙当垆笑，为君洗手做羹汤”——此时的文君不再是过去闺房里的大小姐，文君也不再是抚琴说赋的谦谦君子，他们放下过去的一切，穿着粗衣布裙，在铺子里忙上忙下，打理着生计。生活虽平淡，但两颗心却非常充实而温暖。

    卓王孙知道女儿与相如的情况后，作为一向有头有脸的人物深感颜面尽失，悲愤不已。不过，正如文君所言，在父亲眼里，女儿始终是女儿，卓王孙不忍视之，只得接受现实，赠给女儿、女婿百万钱币以及百位仆人。至此，文君和相如回到成都，从新过上了饮酒作赋、琴瑟共鸣的惬意生活。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逝世，汉武帝刘彻即位。自此，西汉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而进取的时代，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开始让大汉成为了与强大的罗马比肩的东方帝国。
    汉武帝向来喜欢辞赋与歌舞，某天偶然看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后大加赞赏，以为是古人之作，连连叹息不能与作者生于同时。汉武帝身边的狗监（帮皇帝看管狗犬的官员）杨得意是蜀籍人，欣然的说道：“陛下，此赋作者正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如您想见到他，我愿前往将他请来”。刘彻听后，惊喜不已，立即派杨得意到蜀地召司马相如入京。

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好玉终将为人稀罕。司马相如在成都与文君经历短暂的甜蜜生活后，似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后，相如打起行装，依依不舍的告别文君，来到京城长安。
此时的司马相如历经人生起伏和波澜，少了些往日的年少轻狂，多了些成熟与世故。见汉武帝之前，司马相如了解到汉武帝的喜好与抱负，自己也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见到汉武帝后，司马相如说：“陛下，《子虚赋》写的是战国诸侯打猎，如今陛下已统一天下，形势已经大有不同，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于是，一篇新的《上林赋》在合适的时机横空出世，内容与《子虚赋》承上启下，格局与词藻之美却远胜于《子虚赋》。此赋内容正切合了汉武帝治国强汉的“大汉主义核心价值观”，甚得皇帝赞赏。此赋一出，司马相如便被封为郎中将。《上林赋》后来也被命名为《天子游猎赋》，正是这篇大赋，奠定了司马相如作为两汉辞宗的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如担任郎中将几年之后，西汉将领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国及其西南的僰中等地，征集巴、蜀二郡官兵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陆路及水上运输人员一万多人。唐蒙由于方法过于激进，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和当地土著首领，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和慌乱。由于司马相如老家在蜀地，对当地人文比较熟悉，又通晓辞赋，汉武帝为避免事情进一步发酵，便特地派他去平息此事。司马相如到达蜀地后，结合实际情况，发布了一篇《谕巴蜀檄》的公告，言辞恳切，既责备了唐蒙，也解释唐蒙所为并非朝廷本意，通过恩威并施的方法，终于收到良好的效果，百姓恐慌终于得到平息。
    之后不久，唐蒙开通夜郎后，准备继续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集了巴、蜀、广汉三郡的士卒数万人进行筑路。两年之后，修路仍没有完成，还造成大量士卒死亡，耗费了大量钱财。当地官民多有反对。这时，邛、笮的头领听说汉朝已与南夷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汉武帝再次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入蜀拢络西南夷。
    相如到达蜀郡后，受到了成都官民的热烈欢迎和高级礼遇。司马相不但高车驷马（古时显赫贵人驾四匹马的高车）经过城北的升仙桥，郡守还亲自出城迎接，县令背着弓弩在前为其开道，可谓风光至极。当年，相如离开成都准备初入长安，那时还寂寂无名，经过升仙桥时便在桥门前题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而今，相如终于实现当年的诺言，因此后人将升仙桥改名为“驷马桥”。卓王孙看到女婿今日风光，觉得很有面子，庆幸女儿的眼光，以及当年自己没有将事做绝，高兴之下，将财产均分给了女儿和儿子。

    后来，在处理西南夷事件的过程中，相如作了一篇《难蜀父老》，针对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以一一解答的形式，耐心的解开了大家的疑惑，成功地说服了少数民族与朝廷合作，西南夷中的邛、笮、冉、駹、斯榆的首领都竞相请求归属汉王朝，纷纷拆除了旧有关隘，使汉朝的边境获得扩张，并开通了灵关道，还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的这次入蜀，为朝廷做出了巨大贡献，回京后，汉武帝甚是高兴，对其大加奖赏。
    可惜好景不长，或许是因为前期司马相如过于风光，招致了一些官吏的嫉妒，被人告发接受贿赂，处于舆论压力，汉武帝免去了相如的官职。一年后，因有人为他辩污，相如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
    后来，相如被任命为汉文帝的陵园令，负责管理文帝的陵园，此时的他似乎开始远离官场，退居二线。之后，相如曾随汉武帝巡游打猎，写了《上书谏猎》与《哀二世赋》，还因武帝爱好神仙而专门写下《大人赋》，以及受失宠的陈皇后所托，为其而作《长门赋》，生前所作辞赋共计29篇。

    正所谓“红颜辞镜花辞树，最是人间留不住”，随着年华逝去，此时的相如与文君已在一起约二十年，二人一直未有生子，文君此时也不再有年轻时的靓丽容颜和白皙肌肤。相如长居京城，素来有风流之气，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一位茂陵的年轻女子，被其美貌吸引，想纳为妾。此时的他似乎忘记了二人这么多年的恩情，开始逐渐冷淡文君，让文君一人长期独守空房。
    于是，一封十三字的书信代表了此时相如的心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简短而冰冷的数字，却少了个“亿”，言外之意便是“无忆、无意”。
    “文君，忘了过去吧，我们之间已再无情意！”
    文君看到信后，伤痛不已，过去的刻骨铭心，怎能说忘就忘。然而，向来高傲的她面对自尊的受损，心底不由得对相如的薄情产生一丝怨念。于是便给相如写了一首《怨郎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
    只道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
    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
    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
    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写完《怨郎诗》后卓文君余意未尽，接着又写了下面这首《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最后附上《诀别书》：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
    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曦，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
    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看到文君的书信后，相如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或许，此时的他心比文君更难受，每一个字都在击碎他的灵魂。三首诗先后表达了文君对相如的怨念，但又似乎不想把事情做绝，“愿得一人心个，白首不分离”，不由得泛起了两人初见时的美好记忆与患难与共，当年美丽多才而聪慧伶俐的文君似乎又回到相如心中。文君在《诀别诗》中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尊严。文君告诉相如，你若不弃，我便生死相依，如果你去意已决，我们便从此相忘江湖。昙花易逝，烟花易冷，那些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皆如过眼云烟，怎能与完美无暇的文君相比，即使年华逐渐老去！世间最美丽的爱情不就是一见钟情、相濡以沫，终至白头偕老么？
    此时相如既感动又后悔，彻底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并给文君回信?：“诵之嘉吟，而回予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此后两人重拾爱情，相伴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岁月。
    公元前118年，61岁的相如因糖尿病加重而溘然长逝。第二年深秋，茕茕孑立的文君也随相如仙然而去。
    司马相如与文君的墓未有历史资料准确记录，据说葬在了都江堰。《都江堰市金石录》有清嘉庆四年灌县知事徐鼎立碑“汉中郎将文苑令司马相如墓道”，该碑于1958年被灌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不论怎样，我们相信，他们死后，很可能是葬在一起。或许，这是文君弥留之际的最后要求！文君与相如的一生，前半生择其所爱，后半生爱其所择，虽经历波折，但终究圆满。
    今天，成都市区也有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琴台路”，是专门为纪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而修。据说，当年司马相如曾在此街南端东侧筑有一抚琴台，与文君曾在那里抚琴作赋，共同生活。

司马相如生前近不惑之年时，今陕西韩城一司马家族诞生了一位婴儿，后来他成为了一位史学大家，名叫司马迁，号称太史公。相如与文君死后不久的公元前111年，司马迁来到蜀地，为《史记》搜集素材。公元前91年，经过14年的呕心沥血，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其一生巨著《史记》，全书共130篇，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专门用了一个篇幅记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或许，正是出于这段爱情过于凄美动人，更或许是对卓文君不惧封建礼制、勇敢追求和捍卫爱情的勇气的无限敬仰与赞美，致身为太监的司马迁也无法自控，故破例用了大量的文字将一段民间爱情故事史无前例地记入了历史史册，致后人千古传诵。

    第四节南方丝绸路，列备入五都
    公元前一世纪的某一天，在雄伟的罗马剧场内，数万名贵族与百姓聚集于此正准备观看一场演出，凯撒大帝突然穿着一件长袍出现在剧场中央，光彩照人，绚丽无比，将全场观众惊艳得目瞪口呆，大家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衣服。尽管那天的节目很精彩，但整场演出中观众们将更多羡慕的目光聚集在凯撒一人身上，议论着那件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丝绸长袍，那代表着无与伦比的财富及权力。当时的罗马人一般穿粗毛布制作的露著臂膀的披风式长衫，贵族则穿轻柔透明、亚麻织造的麻衣。当他们看到美丽的丝绸后，就不可遏制地爱上了它。丝绸很快成为风靡罗马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之所以说是奢侈品，是因为一磅高级丝绸料子（约10尺）价格达到12两黄金，基本与黄金等值。特别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对中国丝绸的喜好与追求更是非同一般。当时，为了节省珍贵的丝线，她把从中国辗转运抵埃及的丝绸，交由宫庭织工，先是将从中国买来的丝绸服装一件一件地拆开，再重新编织成服装或做成点缀服装的饰品。
    比凯撒惊艳全场那天更早约一个世纪，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在遥远的东方大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朝开始进入了一个积极进取与扩张的全盛时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郎官张骞带领100多人的使团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等人历经周折，辗转西行，所至西域数国，途中两次被匈奴所俘。12年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不辱使命，终于逃脱匈奴所困，回到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

    自这次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多次派卫青、霍去病率军西进驱逐匈奴，同时遣使者与西域诸国交往。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战略意图，但自出使西域后，西汉通过河西走廊，在政治、军事、文化、商业方面与西域频繁交往，汉武帝通过凿空西域，使“丝绸之路”开始崛起，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各种商品源源不断的通过这条通道流入西域，再辗转到欧洲。这条商道，后来也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
    张骞西行不仅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宝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西域特产，还带回了一条重要信息，正是这条信息，影响了后期西汉国家政策方针的重大调整。
    张骞出使西域，在还未到达西域诸国前，便被匈奴俘获，在匈奴被困约10年后才择机逃脱。团队继续西进，翻过帕米尔高原，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约于公元前128年前后，来到大夏国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总行程达“万二千里”。
    使团在大夏国共停留了一年多。一天，大家闲着没事，便到市集逛逛，打算顺便了解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当路过一商家时，意外发现这里正卖着产自蜀地的邛杖、蜀布。张骞非常惊讶与不解，便饶有兴趣地与老板聊了起来。从商家口里得知，大夏与身毒（印度）为邻国，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大夏与身毒经常有商贸往来，而滇越国（今云南大理、缅甸一带）的很多商品也通过身毒进入大夏进行贸易，这些邛杖、蜀布等商品便是从滇越一带流入。张骞还同时了解到身毒国的人文风貌，据商人说，身毒与大夏一样，皆属土著名族，那里气候炎热，且当地人作战时经常乘坐大象，身毒国临海。

    张骞后来回到长安后，便把这条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汉武帝，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身毒无疑也成了这时候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的焦点。自此，中原王朝官员们终于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而且，很可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秦朝或更早的古蜀，西南方向便早已有了一条自蜀地进入身毒、大夏及其他西域诸国的民间贸易商道。
    张骞继续向汉武帝建言：“陛下，以臣之见，大夏发现有蜀地的商品，说明大夏距离蜀地不远。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如从中路的羌道进入大夏，那里路途非常险恶，羌人也会敌视；如果从北路进入大夏，则容易被匈奴截断；如果从蜀地过去，则是一条最佳道路，而且那个方向少有盗寇。”
    对于张骞的话，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不乏想象力的汉武帝非常认可和赞赏。西域的身毒、大夏、安息皆属于大国，北面还有大月氏、康居等国。汉朝的商品在西域诸国价格及利润都很高，通过凿通西南的蜀身毒道作为官道，不但可以让汉朝获取巨大的利润，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大汉在西南的疆域势力；此外也可以加强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解除北方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通往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活动，以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及经济价值。

    通过出使西域的良好表现，此时的张骞已获得了汉武帝的极度信任，同时，张骞对西域信息也较熟悉，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再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只不过这一次的方向不是北面，而是由西南的蜀身毒道进入大夏。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火速将张骞从与卫青一道抗击匈奴的西北战场召回了长安，并封张骞为博望侯，给他下达了开通蜀身毒道的任务，此时自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不到3年。
    张骞率部从长安出发，经剑阁道来到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但并没有在这里停歇多久，因为他们的主要据点不在成都，而在长江边上、紧靠西南夷前线的犍为郡（今宜宾西南）。
    张骞经过严密的准备和部署，派出了四支队伍以考察和外交身份从各个方向向身毒进发，四个方向分别为：成都及宜宾方向、青海南部方向、西藏东部方向、云南境内方向。四路使者兢兢业业，跟着地方的商队，一边与当地势力交涉，一边前行。哪知各行不到一两千里，就分别受到氐、榨、禹以及各滇越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极力阻拦，皆交涉无果。使者队伍已不能继续前进，只能望着商队远去的背影，兴叹不已，此时，又逢匈奴进犯长安，张骞一行便掉转方向原路折返。

    在此次西进过程中，一队使者曾途经夜郎，夜郎在西南夷中属于实力相对较大的国家，在宴会中夜郎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直到约百年后的汉成帝河平年间，即公元前27年，夜郎胁迫周边22个小国反叛汉朝，夜郎王被新上任的郡守陈立所杀，夜郎国自此从历史上消失。
    尽管这次张骞初次出使身毒失败，但能深入西南夷等地两千余里，也与前期的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息息相关。公元前135年，即张骞出使西域4年后，时任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县令唐蒙，因吃到了蜀郡特产“枸酱”，而敏锐地嗅到了一条商道消息。为了建功立业，他于是毛遂自荐，上书朝廷，建议打通夜郎道，开发西南夷。汉武帝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任唐蒙为中郎将，奉命出使夜郎及西南夷，说服各地势力归属于汉。经过5年的努力，唐蒙先后出使夜郎与西南夷，通过各种安抚，甚至动用了武力，最终达到目的，在西南边境建立了犍为郡，还曾因此斩杀过军队和部族首领。唐蒙的过激行为，引起了蜀地百姓，以及少数民族部族的骚动与不满。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进入蜀地，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充分发挥其细腻心思与辞赋才华，针对实际问题，先后作赋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罗列焦点问题一一作答，让开发“西南夷”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邛、笮、冉等西南夷势力首领纷纷归顺汉朝，解除关隘，开通官道，使西汉的西南疆域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展。
    其实，在唐蒙、司马相如以及张骞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南各族人民就已经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民间“走私通道”。西南商人的马队驮着蜀布、丝绸和漆器等商品从蜀地出发越过高黎贡山后，抵达腾越（今腾冲）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后来，这些商品或再通过当地商人之手继续向西辗转。

    身毒和中亚一带的的玻璃、宝石、海贝等奇珍异宝也随着返回的商队进入西南夷地区，并继续扩散至蜀地及即中原。此时的中原正陷入诸侯之间的战乱时期，以及与北方匈奴的连年战争，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也尚未开通，这条从西南通往身毒的古商道便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当时中原王朝统治阶层对于这条民间的“走私通道”全然不知，直到张骞从西域返回，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所见，“蜀身毒道”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野之中。
    “蜀身毒道”后来也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叫南方丝绸之路，即由蜀地，经滇越、缅甸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其东起成都，西至印度。据史学家考证“蜀身毒道”国内段分为南、西两道，西道俗称灵官道（或称牦牛道），南道分为岷江道（或称僰人道）、五尺道（后将南道统称为五尺道）。
    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是李冰时期通过与开凿都江堰玉垒山相似的积薪烧岩方法所筑；五尺道是秦朝末期，大约公元前210年前后，由秦将常頞所修筑，驿道不同于秦朝常制，仅宽五尺，故称为五尺道。五尺道是一条由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重要道路。

    南道沿途据点包括成都一宜宾一昭通一曲靖一昆明一楚雄一大理一保山(永昌)一腾冲一古永一缅甸（掸国）一印度（身毒）。西道又称牦牛道，或灵官道，是司马相如、唐蒙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沿途包括成都一邛崃一芦山一泸沽一西昌一盐源一大姚一祥云一大理，后在大理与南路汇合。


    图3-5-2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简图
    公元前122年的这次张骞初次出使蜀身毒道，过夜郎，止滇越，以失败告终。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仍有巨大的贡献，让汉王朝更加深入的了解到西南夷的人文风貌。
    公元前119年，匈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向西北退却，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使团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返抵长安。这次张骞一行归来的“述职”，以及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再一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发西南夷道的决心。
    汉武帝不甘心于第一次出使蜀身毒道折戟于滇越，便继续从全国广征士卒，修昆明池大练水军，举兵攻打西南夷、滇越等国及诸多部族。由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隔阂太深，这些势力首领出于保护贸易过境的巨大利润，以及对汉朝扩张野心的担忧，坚持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大理洱海地区的道路，俗称博南山道。
    至东汉初年，公元69年，汉王朝继续沿汉武帝时竭力打通的博南山道西进，终至巂唐（今保山），再经由滇越出缅甸。自此，蜀身毒道国内的最西段——“永昌道”开通，汉王朝在保山设永昌郡。由此，进一步拓展了中原王朝对西南丝绸之路以及西南边境地区的治理及发展。

    成都，一直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成都平原自古蜀国，便在蚕丛氏带领下开始大力养蚕，丝绸便成为其主要的特色产业。此外，铁器、漆器、铜器也是成都平原的支柱产业。在开明时期（即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丝绸、蜀布、铁器、漆器等已流入西南夷、滇越一带，并很可能开始向更远的身毒、中亚等地渗透。
    不仅如此，成都也一直是西南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中心。秦入蜀后，张若筑大城和少城，秦代又从中原各地大量移民至成都平原，进一步为蜀地的人口、技术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李冰置蜀郡守后，大力修建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更是让成都平原成为丰饶富庶的天府之国。
    秦统一中国后，成都的蚕丝、蜀布、蜀锦、邛杖等，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南亚诸国。成都生产的铁器，销售到今汶山、笮、越嶲、滇、夜郎等民族地区。蜀郡生产的枸酱，也通过夜郎地区，销售到今广东的南越地区。

    秦末汉初，全国战乱不休，巴蜀独安，保证了蜀地工商业持续稳定发展，巴蜀也成为了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后方的重要物资基地。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开始将盐、铁产业收归国营，以临邛卓氏、郑陈氏为代表的铁器等私营产业受到一定打击，但并没有影响铁器等产品通过民间贸易方式流通至西南夷及滇越地区，以丝绸、邛杖、茶叶、陶瓷为代表的商品贸易仍然在西南丝绸之路得到继续发展。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成都在原秦城的基础上重筑成都城垣。城立外郭，辟城门18座，并新修市肆。
    此外，又在城外一个叫“笮桥南岸”（今成都西较场外锦江南岸地区）的地方建了锦官城，即一家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有工厂。诗人杜甫笔下的“花簇锦官城”也由此而来。后来，从事蜀锦生产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则为今日著名的文化古街“锦里”。“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就是描写当时纺织生产的盛况，濯锦江（即锦江，一说浣花溪）也因此而得名。唐代，一生从未到过成都的诗人刘禹锡，也抑制不住对成都的热爱与向往，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副锦江山水画，其在诗《浪淘沙》中云：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另外，少城之西，即锦官城西北，还建有车官城，主要是一个专门制造战车车辆的工场集中之地，类似于今天的国营军工厂。


    图3-5-3 西汉成都筑城示意图
    武帝中后期，成都因商业、贸易、人口等各方面在国内名列前茅，与洛阳、邯郸、临淄、宛设“五均”，同被列为“五都”，类似于今天的“北上广深”，成为全国除首都长安之外最重要的一线城市。

    西汉时期“成都市”的繁华更是吸引着无数世人的心驰神往。据说汉武帝时期，有一位僰道的地方官员，由于修路不力而被唐蒙追责问斩，临刑前心有不甘，仰天长叹道：“只恨此生未到成都！”。唐蒙听到后，暂停行刑，特地派人押送该官员到成都一览其繁华景象，官员一了夙愿，唐蒙才对其执行了斩首之刑。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成都县第一次有户口记录的年代，资料记载当时成都人口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成都两千多年以来，既是中国历代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并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蜀布、茶叶、陶瓷、邛杖、铜铁器、漆器等商品自成都平原，一直源源不断的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流向印度、中亚，甚至更远的欧洲。
    或许，我们相信，公元前一世纪凯撒大帝在罗马剧场穿的那件华丽的丝绸长袍，正是通过漫长的西南丝绸之路，由成都辗转而至罗马帝国。

125楼等几层楼被系统“无形力量”隐藏？？？？？？？？？

    “补125楼内容.....”
    张骞后来回到长安后，便把这条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汉武帝，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身毒无疑也成了这时候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的焦点。自此，中原王朝官员们终于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而且，很可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秦朝或更早的古蜀，西南方向便早已有了一条自蜀地进入身毒、大夏及其他西域诸国的民间贸易商道。
    张骞继续向汉武帝建言：“陛下，以臣之见，大夏发现有蜀地的商品，说明大夏距离蜀地不远。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如从中路的羌道进入大夏，那里路途非常险恶，羌人也会敌视；如果从北路进入大夏，则容易被匈奴截断；如果从蜀地过去，则是一条最佳道路，而且那个方向少有盗寇。”
    对于张骞的话，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不乏想象力的汉武帝非常认可和赞赏。西域的身毒、大夏、安息皆属于大国，北面还有大月氏、康居等国。汉朝的商品在西域诸国价格及利润都很高，通过凿通西南的蜀身毒道作为官道，不但可以让汉朝获取巨大的利润，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大汉在西南的疆域势力；此外也可以加强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解除北方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通往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活动，以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及经济价值。

    ——补130楼之后内容————
    秦末汉初，全国战乱不休，巴蜀独安，保证了蜀地工商业持续稳定发展，巴蜀也成为了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后方的重要物资基地。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筹集军费，开始将盐、铁产业收归国营，以临邛卓氏、郑陈氏为代表的铁器等私营产业受到一定打击，但并没有影响铁器等产品通过民间贸易方式流通至西南夷及滇越地区，以丝绸、邛杖、茶叶、陶瓷为代表的商品贸易仍然在西南丝绸之路得到继续发展。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成都在原秦城的基础上重筑成都城垣。城立外郭，辟城门18座，并新修市肆。
    此外，又在城外一个叫“笮桥南岸”（今成都西较场外锦江南岸地区）的地方建了锦官城，即一家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有工厂。诗人杜甫笔下的“花簇锦官城”也由此而来。后来，从事蜀锦生产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则为今日著名的文化古街“锦里”。“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就是描写当时纺织生产的盛况，濯锦江（即锦江，一说浣花溪）也因此而得名。唐代，一生从未到过成都的诗人刘禹锡，也抑制不住对成都的热爱与向往，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副锦江山水画，其在诗《浪淘沙》中云：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第四节部分类容被系统无故隐藏，申诉和补发无果。
    只能继续发第五节了。请大家谅解！

    第五节王褒与扬雄，汉赋二渊云
    当“辞宗”司马相如名满天下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一生颇具争议。对内尊儒，设太学；由中央收回铸币权；推行重农抑商，实行“平准”和“均输”法控制物价和贫富分化。
    公元前119年前后，汉武帝为了筹集军费，以满足对外扩张，开始对盐、铁等民生物资实行官营制度，决定在蜀郡的武阳（今彭山）、临邛、南安（今乐山）设置铁官，在临邛、南安和巴郡朐忍（云阳）设盐官，由国家进行垄断产销。此外，通过算缗告缗政策，对商人征收财产税、反商人瞒产漏税等强制办法，大力打击富商大贾。此时临邛的铁器大王卓氏、程氏也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至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在临邛、浦江凿盐井共20所，专门设立盐铁官，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汉武帝对外采取积极的扩张政策，驱逐匈奴，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南征百越，开辟西南夷。在军事上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加上晚年崇信方术，风气奢靡，导致国库空虚，经济濒于崩溃。公元前91年前后，因对外扩张受挫，爆发政治事件“巫蛊之祸”，涉及人数众广，引发了统治危机。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深感悔恨，故颁布《轮台诏》，被后人称为《轮台罪己诏》。此后，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
    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的汉武帝逝世于五柞宫，享年70岁。同年，年仅7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昭帝延续了汉武帝后期的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加强北方戍防，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段时期。
    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去世，17岁的宣帝即位。宣帝期间（公元前74年~前48年），一方面，励精图治，清除霍光势力，选贤任能，顺民疾苦，使国家出现史称中兴的景象；另一方面，宣帝重修《武帝故事》，开启了“文艺复兴”，他甚爱文学及音乐，故辞赋之风再次兴起。自此，蜀地自司马相如之后，又出现了两位辞赋大家王褒、扬雄。王褒字子渊，扬雄字子云，故二人并称为“渊云”。
    公元前88年前后，王褒出生于蜀郡资中的一户农家。小时候家境贫寒，主要以农业耕作为生。王褒自小勤奋好学，今天资中县还有他当年洗笔砚处的遗迹桑梓墨池处；县城南还有一处书台山，是他另一个曾经攻书的地方。他自小热爱生活，富有情趣，善于观察生活细节，并将观察结果赋于文章和诗赋。王褒精通六艺（古代指：礼、乐、射、御、书、数），娴熟《楚辞》，尤其崇敬屈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遇到一位明君，一展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故作有《九怀》。此外，还爱好音乐，精通各种乐器及韵律，这在古代算是一个全才。
    年轻时，王褒为了开阔眼界，游历了西川都江堰玉垒山、青城、峨眉等地，并来到了成都。所到之处，以文会友，谈赋论经，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成都期间，王褒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个故事正与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僮约》息息相关。
    王褒向来喜欢到西蜀游历，经常来到温江，还认识了当地一名叫杨惠的寡妇，二人关系交好。风流才子，遇上寂寞寡妇，在外人眼里，看起来自然有那么一点点暧昧的味道。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刚刚三十而立的王褒到湔上（今都江堰玉垒山一带）办事，途中再次寓居杨惠家中。杨惠的丈夫生前曾任过大夫（西汉的官职），家里养有一个童仆，名字叫便了。杨惠家里每次缺酒时，王褒便让便了上街买酒。

    有一天，恰逢正月十五元宵节，王褒兴致颇高，便又让便了上街买酒。由于王褒不是自己的主人，又怀疑女主人与王褒的关系暧昧，心里有些不爽，便提着大杖冲到其前男主人的坟头，哭喊着说：“大人当年买便了时，契约只写明让我帮忙看家，没有约定替外面的男人买酒啊，况且那叫王褒的男子与夫人眉来眼去，十分过分。主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王褒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杨惠说：“这僮奴可以卖给我吗?”杨惠说：“自相公去世后，便了便经常顶撞他人，我也拿他没什么办法，你喜欢的话就买去吧。” 王褒当即决定用一万五千钱将便了买了下来。
    便了跟了王褒后，心里极不情愿，但也没什么办法，便对王褒说：“大人如果想要使唤便了，应该像当初杨家主人那样，写一个契约，把我应该干的事情明明白白的写在里面。这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干的，什么是我不该干的！”
    王褒听后，心理不禁暗笑，斩钉截铁的答应道：“好啊！”于是王褒发挥其优秀的文字能力，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道六百多字的契文，名为《僮约》。文中详细罗列了种类繁多的工作项目以及相应的时间节点，要求准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基本将每天的时间都安排的满满的，毫无空闲之言。“清早起床，洒水扫地。吃饭以后，洗净餐具。平时凿石做碓窝，积杆捆扫帚......”最后还规定，奴仆不许奸诈营私，一切事情都应当报告，如果不服教管，就打一百大板。

    王褒本来想借此机会消遣和调侃一下便了，于是这篇契文在旁人眼里自然不乏幽默与诙谐之感，但便了看了后却心情激动，苦不堪言，因为如果按照契约中的要求进行工作，要不了几天就会把人累死，于是哭嚷着对王褒说：“哎，主人啊，早知道如此，我情愿天天给您买酒去呢！”
    王褒与便了后来的关系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他肯定不会真的把便了累死。
    在王褒眼里，《僮约》只不过是因为日常生活琐事而引发的一篇契文，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篇文章蕴含了巨大的历史研究价值，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其生前其他的所有辞赋，成为了他一生中最有特色的代表作。《僮约》中曾提到“武阳买茶”，意思就是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彭山县双江镇)去买茶。《华阳国志·蜀志》曾记载：“南安、武阳皆出名茶”，这与历史记载比较吻合，说明当时武阳是产茶的名地。此外，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王褒的这篇《僮约》，提到“武阳买茶”时是公元前59年，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早了五个世纪。由此，足以说明西汉时期的中国茶文化已经相当盛行。

王褒在成都呆了一段时间，于公元前58年前后，来到了京城。这得益于汉宣帝十分喜欢文学与音乐，甚至自己也会亲自参与创作，因而经常征召各地在这方面有造诣的文士到长安，担任皇家的文学、音乐方面的“待诏”。待诏，字面之意就是随时等候皇帝诏命的人，也就是长期陪在皇帝身边做事的人。汉宣帝不但组织文士修撰《武帝故事》，还要对当时很有影响的六艺群书进行整理、编纂和宣讲，以大兴文治。于是朝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召天下文士积极参与文化事业。益州刺史王襄自然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蜀地物色优秀的文化人才。
此时，王褒在蜀地的文艺圈已小有名气，益州刺史王襄知道他来到成都，便特地邀请他到府上作客。在成都王府期间，他写下了《中和》、《乐职》、《宣布》等诗赋，王襄命僮子用古乐进行演唱，大为成功，由此声名远播。王褒还特地为王襄作传，对王襄的为人和政绩大肆颂扬，故深得王襄赏识。王襄自结交了王褒后，深感其才华出众，为了讨好汉宣帝，便上奏朝廷，极力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汉宣帝便立即下令召见王褒入京。

    来到京城后，汉宣帝为检验其才华，就出了《圣主得贤臣颂》这个题目。拿到题目后，王褒是颇费了一番斟酌。构思过程中他想到了马，所以文中便出现了马跑的“情景”，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良主御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文章生动，寓意深刻，该赋是王褒最为著名的一篇文章。汉宣帝看完后非常喜欢，大赞其才，便立即任命他为待诏，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此后，王褒大展其文学天赋与才华，先后作有《甘泉赋》和《四子讲德论》等文章。
    此外，王褒还开创了通过细腻的咏物描写方法进行作赋的先例。他的名著《洞箫赋》，写出了竹林中的美景，以及箫声的动人，文章着力铺陈，用力描绘；生动形象，风格清新；节奏明快，细腻有致，读来沁人心扉。“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
    当时做了太子的汉元帝非常喜欢王褒这篇《洞箫赋》，在生病期间经常令后宫贵人在自己面前反复诵读，百听不厌，后来太子病情得以康复。看来，如此美妙的《洞箫赋》还不乏治愈功能，汉元帝似乎也应该算是“朗诵治疗法”与“精神治疗法”相结合的鼻祖。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称道：“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洞箫赋》也是很早描写音乐的辞赋，对后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宣帝不但爱好文艺，而且非常信奉神仙。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听方士说益州之地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可以通过祭礼请到，于是已被擢升为谏大夫的王褒被汉宣帝指派，携带着皇帝的符节前往蜀郡寻找二神。王褒在途中写完《移金马碧鸡文》，不久病逝，时年40岁。宣帝得知后，十分怜悯痛惜。王褒死后葬于其家乡，据说现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还有他的墓碑，以及他小时候笔耕时用过的墨池。
    王褒在西蜀祭祀金马碧鸡的事曾在川西地区广为流传，如嘉庆版《崇宁县志》便有王褒“曾到唐昌招告蜀人来归，并作祭金马碧鸡文”的记载。后人称都江堰到新津的这一段河流叫“金马河”，据说便与此有关。今温江永盛镇连二里市金马河西岸古渡口附近建有“碧鸡台”，似乎也印证了这段传说。
    后世称王褒为“碧鸡才”，也称具有特殊才能而被赏识的人为“碧鸡才”。宋代杨亿在《与客启明》一诗中写道：“越客逃名误凿坯，汉庭初聘碧鸡才”。
    王褒一生留下辞赋16篇，明代蜀籍文豪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曰：“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不乏对王褒才华的赞誉，以及惋惜之情，更是对汉宣帝的疏于政事予以了讽刺。

    在王褒逝世前不久，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渊云”的另一位辞赋大家扬雄诞生于今成都郫都区。
    据说扬雄的先人曾是周朝时期有姬伯侨的后代，属于周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晋国汾河边上的扬邑，因此也称为扬氏。周朝衰亡后，扬氏后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过程中，韩、魏、赵兴起，扬侯失利，便逃到楚国巫山安家。楚汉争霸时期，扬氏为求生存继续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曾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前111年，汉武帝的第五个年号），为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后来的成都附近的郫都一带。??
    扬雄年少时非常好学，博览群书，特别爱好辞赋，尤其崇拜既是老乡，又是前辈的辞坛“巨星”司马相如，以至于后期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模仿司马相如的痕迹。十分巧合的是，扬雄与自己的偶像司马相如都有口吃。不善言辞，并不会妨碍他们成为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的人，反而给了他们好思、博学、多才的天赋。对他们来说，与其结结巴巴口头叙述，不如把万千丘壑透过华丽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来得畅快淋漓。或许，司马相如在这方面也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通经成为读书人追求仕途的主要手段。文翁、司马相如、王褒似乎皆是如此。学通一经，扬名立万，便可成为博士或官学子弟，以此进入仕途。文翁当蜀郡守之后，通过兴办官学，培养国家栋梁，更是体现了这种风气。
    扬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没有像大家一样进入官学，成为一介懦懦书生，其成才之路反而走的是与很多人大相庭径的一条道路，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启蒙老师严君平的影响。
    西汉末年，今成都君平街出现了一位给人看卦卜算的长袍先生。在大家眼里，先生不但长相奇特，还行为怪异，按世人的话就是有点道骨仙风，但却不怎么爱钱。先生技术高，算得准，服务态度好，每天来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上至高官巨贾，下至黎民百姓。但这位先生行为却有点古怪，古怪的让人难以理解。先生颇是傲娇，不管人多人少，人家给的钱是多是少，小店一旦挣满了一百文钱，便帘子一拉，关门收摊。有人不解的问道：“先生，您的生意这么好，天也这么早，为何不多算几卦呢？”老先生总是回应：“要那么多钱干嘛，这一百文钱已经够我今天的生活开支了！”

    这位有点古怪的算命先生，正是扬雄的启蒙老师——大隐于市的道家学者严君平。他关门之后干什么去了呢？当然不是睡觉或打坐，而是关门做学问！老子的《道经》和《德经》晦涩难懂，严君平却精修研读，并对这两本著作加以注解，阐述道理，惠及后世。
    后来，先生离开成都街市，隐居于郫县平乐山，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严先生致力于宣扬“孝悌”与“道德”，对他来说，给人算命也算是一种重要的教化世人的手段。先生来往天地，行动自由，不靠官府，不走仕途，靠自身技术和智慧，不但养活了自己，还教化了世人，这就是西汉大名鼎鼎的“游侠怪仙”严君平。
    严君平通过办私学，常年给弟子讲授老子的学说。当然，这个私学，对应的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文翁式”官学。当时很多人为让家人进入仕途，便争相进入官学，甚至有人为了成为学馆弟子，不惜向官员赠送金银财宝以求机会。官学以推崇孔儒为主，严君平的教学更多是基于老子学说和蜀地文化传统。与同属私学的孔子相比，他的教学也更加“务实”，目的不为做官，主要提倡学习与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

    扬雄家境贫寒，拿不出多少钱财与好礼进入官学，便来到横山找到了严先生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中曾子曰：“自行束脩（xiū）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自己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并不适用我老严。扬雄则坚持道：“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之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同意收下这位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严君平平常授课，最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套路通常是先列举一段老子的言论，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老子曾说：“上善若水”，水的品性就是泽于万物但又不争名利。传说严君平讲这段的时候，带着扬雄到横山山涧，望着山下波涛汹涌的郫江之水，扬雄顿时醍醐灌顶。

    八年后，扬雄学成出山，终创出一番成就。由于有口吃，扬雄一生显得安静而独立，静默且爱沉思，按今天的话，就是比较内向；受恩师影响，一生淡泊名利、不溺钱财、不忧贫贱、不攀权贵、不苛求名利；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让自己富贵也不愿同流。扬雄算是当时世俗和官场中少有的一股清流。
    王莽篡汉后的公元10年，91岁的严君平去逝，葬于郫县平乐山，这年龄放在今天也算是高寿。他在平乐山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山上曾写出“王莽服诛，光武中兴”的预言，提前20多年预测了“王莽篡权”和“光武中兴”两个重要历史事件。
    严君平去世后，扬雄常怀念恩师，后来每次与人酒醉言欢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恩师的教诲影响着他一生的信念与心性。

    当然，离开恩师，扬雄并未立即进入仕途。初期，他到处游历美丽的蜀川山水。他生活的地方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人民生活富足，生活形式丰富多样；这里美景如画，有滋养蜀地文化的岷江，有李冰治水的都江堰玉垒山，有千年积雪的西岭雪山，有俊秀幽静的峨眉青城；这里文人辈出，学风盛行，可以到处以文会友，把酒言欢。
    游历完蜀川回到成都后，他便开始作《蜀都赋》，把对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一览无余地表达于字里行间：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干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巛宫奠位。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俎飞脍沈，单然后别。”
    当然，今天的吃货朋友也能找到旧时蜀都美食的影子，“甘甜之和，芍药之羹。陇西牛羊，粜米肥猪……水游之腴，蜂豚应雁……五肉七菜，朦厌腥臊……”
    此文两千余字，言辞极尽流畅华丽，扬雄笔下的成都壮美而秀丽，成为了扬雄一生的代表作。东汉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南都赋》，东晋左思《三都赋》中《蜀赋》的创作也颇受其影响。

    写完《蜀都赋》之后，扬雄准备继续游学长安。从成都去长安，素有两条道，一条是秦惠王时期蜀王开凿的金牛道，一条是得名于米仓山的米仓道。然而，米仓道不仅一路峭壁峻岭，还有猛兽出没。扬雄一路循着有关秦入古蜀的传说，选择走金牛道去了长安。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前后，时年41岁的扬雄来到了长安，见到了其好友杨庄。杨庄此时在皇宫任“值宿郎”（即负责皇宫警卫），杨庄深知扬雄的文才，便举荐给侍中王音，在其府下做了一名私人幕僚。
    王音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当时，正是成帝刘骜在位，王氏外戚势力（王政君及王莽一脉）此时在朝廷的权势正如日中天。京兆尹（相当于今天西安市长）王章曾被王音的堂兄王凤举荐，但是王章十分不满王凤专权，密陈成帝刘骜，请求诛杀王凤，任用贤良。刘骜不忍杀害自己的亲舅舅，正犹豫不决。王音偷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报告王凤。王凤震怒，对王章的“忘恩负义”非常怨恨，于是在成帝面前大肆诬陷王章。王音由于告密有功，因此得到王凤的信任，被擢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显赫。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病逝，死前推荐王音代替自己的职位。王音于是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封安阳侯，成为一代权臣。
    王音不仅深得王凤信任，也是皇帝的近密之臣，还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他对扬雄的才华非常赏识。此后，扬雄有幸结识了非常仰慕的京师名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就被宣帝提拔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他不仅最早接受《榖梁春秋》，还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讲论“五经”。在朝廷，刘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刘歆呢，协助父亲做“领校秘书”，相当于做父亲的助手，主要领校“五经”。

    再后来，扬雄经王音、杨庄举荐，进入了未央宫做了皇帝的“待诏”。此时，扬雄终于实现了以写作文章安身立命的生活状态。要知道，为帝王写作，这也正是偶像司马相如当年的工作，此时的扬雄在这方面颇感知足。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扬雄随成帝前往甘泉宫，作有《甘泉赋》，扬雄目睹帝王在甘泉宫的诸多铺张和奢侈，但又不好直白反对和讽刺，只有通过隐晦的方法劝谏成帝。这些现实，在扬雄心中，或许隐藏着一丝无奈和痛苦。后来，又随成帝去黄河之滨的汾阴后土，祭祀地皇，祈求赐子，扬雄作《河东赋》。此赋扬雄颇费心思，他用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虞舜勤政爱民的事迹，还有前朝开创的盛世，勉励成帝刘骜做一位令人敬仰的明君。
    后来扬雄跟随成帝巡游狩猎，作有狩猎主题相关的《羽猎赋》、《长杨赋》，此二赋从形式到内容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构和遣词用句方面神形俱似，但在命意、文章的气势以及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自成新意，透过隐喻，对帝王的奢侈和铺张进行善意的劝谏。当然，成帝对于“贤良忠臣”扬雄的文章仍然是十分热爱，对扬雄也大加赞赏，将他从“待诏”转封为“黄门侍郎”。
    扬雄长期跟随成帝身边，耳濡目染，深感帝王的奢靡，这与扬雄的初心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自知人微言轻，自己只不过是随皇帝身边写写文章的跟班而已，他逐渐认识到再多的劝谏也无法改变现实世界，他的内心无疑是孤独与无助的。此时，他开始认为再华丽的辞赋也不过是“雕虫篆刻”，是“壮夫不为”之举，转而打算退居二线，做一个技术官僚，潜心研究哲学。

    于是，扬雄向汉成帝请示，朝中也罢，地方也罢，他都不愿意去做官，他只愿意在朝廷中做个专门做学问的人。汉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下令对他“永不夺俸”，特许他在国家档案馆天禄阁读书、写文。如此，扬雄也与刘歆等人成为了同僚。
    自此，扬雄开始过着“归隐于朝”的工作与生活模式，潜心研究哲学。后来，扬雄曾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西汉末年，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西汉王朝中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成帝时期，与宣帝、武帝时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政治黑暗、腐败横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尤其以太后王政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专权，以及皇亲国戚、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冲突与日俱增，直接导致皇权弱化、社会两极分化。此时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太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一步步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埋下伏笔。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王莽执政后，克己奉公，招聘贤良，生活比任大司马之前反倒更加俭约，活脱脱的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人民公仆、道德完人、行为楷模，受到全国上下极力尊崇。甚至连扬雄也情不自禁的加入了歌颂王莽的行列：“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公元9年，西汉王朝似乎已经到了无法继续负重前行的地步，王莽在举国之众的左拥右簇、半推半就之下，假藉众人献符命（天命之符），废孺子婴（刘婴）自立，称国号为“新”，史称“新莽”，西汉王朝宣告灭亡。王莽上位后，针对前期的政治弊病，着力进行着“王莽改制”。已年过六旬的扬雄作《剧秦美新》，对“新朝新气象”进行了一番大力赞扬，同时力劝王莽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
    王莽称帝后，由于自己曾经通过假藉符命自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便下令禁绝这种做法。甄丰、刘歆曾经作为王莽心腹，甄丰儿子甄寻向来垂涎王莽之女王嬿，便与刘歆的儿子刘棻一起奏献符瑞之事，以博取王莽好感。然而他们却低估了王莽的“正直”，王莽为了树立新政形象和杀鸡儆猴，一怒之下，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并下令继续追查相关同党。刘歆与扬雄曾为同僚，刘歆一向敬佩扬雄的学问，曾让其子刘棻拜扬雄学习辨识古文奇字。因此，扬雄也被审查人员纳入了追查名单。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到这里，准备抓捕扬雄。扬雄惊惧，担心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几乎丧命。王莽听到此事后说道：“扬雄一向不爱与人合流，不可能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呢？”于是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而扬雄对于献符之事并不知情，因此下诏不再追究扬雄。

    可事情已经发生，而且主角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扬雄，于是人们便四处传开，并调侃扬雄道：“因寂寞，而投阁；因清静，作符命。”意思就是，扬雄因为常年宅在屋内搞学问，终于把自己搞成了抑郁症，于是投阁自杀，而且因为日子太过清净，所以就开始制作符命打发日子。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扬雄投阁”，以喻示文人无端受牵连坐罪，而走投无路。
    投阁事件后，扬雄因此腿部落下了终生残疾。这一年，他已67岁。
    此后，扬雄因病免去官职，但王莽后来下诏恢复了扬雄中散大夫职位与俸禄，但扬雄至死也没有去攀附权贵。
    扬雄晚年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门庭冷清。当时偶尔有一些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太玄》、《法言》，钜鹿侯芭常长期跟随扬雄一起学习吃住，陪他度过了孤独寂寞的晚年。或许，钜鹿侯算是扬雄晚年最为信赖与亲近的朋友。天凤五年（公元18年）春的一个夜晚，71岁的扬雄在安静中离世，死时无家产，无子嗣（儿子早逝）。侯芭曾为他建坟，并守丧三年。
    扬雄逝世前不久曾再次回到郫都横山，站在山顶，看山下油菜花竞相开放，漫眼金黄灿烂；郫江之水，悠悠东去；山顶千年松柏，愈发葱郁。目光所及，皆如当年光景，恩师严君平的教诲似乎仍在耳旁回响。

    扬雄的一生，或许是孤独的，他内向，有口吃；他有学问，好沉思；他不攀附，不合流；他内心充盈，独立自好，甚至因此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其实内向，很多时候，并不是缺点，而只是一种倾向或选择！
    反观那些身边有野心，也曾风光一时的人，最终也湮灭在诡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甄丰、刘歆其儿子为求名利，献符王莽，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性命。王莽的结局却更惨，欺世而盗名，谦恭于未篡，登基之后，新政失利，灾荒四起，至天下大乱。公元23年，王莽执政15年后，其在南郊刚刚举行完哭天大典，便成了攻入长安的绿林军的刀下亡魂，后被众人分尸，首级悬于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结局不可谓不惨。
    白居易曾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的多变，人性的复杂，很难让世人在短时间内看清楚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扬雄晚年曾“歌颂”王莽，当时正处于王莽道德形象倾扫天下之时，世人皆对其给予厚望，扬雄更多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并非某些人所说的阿谀献媚，至晚节不保。而总观其一生，基本保持了心口如一，不同流合污，坚持独立追求自己的学问，以至于王莽也主动为其脱罪。也许在他自己内心深处仍心存某些遗憾，但总体而言，其一生仍属功德圆满，活出了自己曾经希望的样子，也活成了后世眼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扬雄去世后，其成就也获得了后世的推崇和认可，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千古名句。自此“子云亭”也不径而走。凡是扬雄曾涉足过的地方，纷纷修建“子云亭”，其中较有名的有成都、犍为、剑阁、绵阳、郫县等地。今成都郫都区人因地处扬雄故里而自豪，也将“问字宅”改为“问字亭”。又因扬雄曾作过《太玄》，影响很大，故又有人称其宅为“草玄亭”。清朝时期，为避“圣祖”玄烨讳，改名为“草元亭”。

    第六节白帝公孙述，自立为成家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在位仅七年的汉哀帝驾崩，年仅二十五岁。此时的西汉王朝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至百姓流离失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加之外戚势力崛起，已开始王权旁落，王朝已走到风雨飘摇、日落西山的地步。哀帝之后两任年幼的皇帝汉平帝刘衎、汉孺子刘婴皆在诡异复杂的皇权斗争中先后成为牺牲品。王氏家族此时在朝廷如日中天，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时年38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初始元年（公元9年1月），在世人都极力希望有一位“圣人”来拯救天下的大背景下，54岁的王莽在举国上下的齐力推举下，逼迫王政君（汉成帝刘骜生母）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以土地“王田制”（即土地国有化之后再均分给贫民百姓）为核心的王莽改革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王莽在内外政治上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至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灾荒连连，义兵四起。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分尸离首，新朝灭亡。绿林军领导人王匡、王凤等人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史称更始政权。
    新年号“更始”，是否代表了更新、复始的王朝新气象。不过权力更替的游戏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正如罗贯中所言，“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从未摆脱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魔咒。王莽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诸葛割据、群雄争霸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英雄辈出，犹如繁星点点。不过，现实很残酷，残酷得让人窒息，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最终的胜者只会属于一人，而大部分英雄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成为胜利者的陪衬，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正是在这段风云际会的时期，蜀地政权“成家”应运而生，而政权的创立者正是一位陕西人公孙述。
    汉成帝（公元前33年~前7年）末年，公孙述诞生于扶风茂陵（今陕西茂陵），字子阳，其父亲公孙仁曾为成帝年间的侍御史。按照当时的官职制度，公孙仁保任公孙述为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后，又晋升为郎。不久，公孙仁调任河南都尉，公孙述则来到天水郡做了清水县令。
    公孙述初来清水县时，年仅20岁左右，父亲对初入官场的儿子十分不放心，便派门下的一位小吏跟随公孙述来到清水县，帮助看管。但仅一个多月，小吏便悻悻地辞别公孙述，回告公孙仁道：“哎，小公孙大人根本不需要我看管啊”。原来，公孙述素来行事自有一套，小吏的看管根本毫无作用。公孙仁当然小看了其儿子的才能，公孙述可能天生就是个当官的料，在任职期间，把清水县搞得有声有色，使得当地老百姓富足安宁。天水郡守非常赏识公孙述的才能，便破格提拔，委以重任，让公孙述兼管五县。此后，公孙述充分显示了其执政能力，将所辖5县管理得仅仅有序，盗贼不发，进而远近闻名。此后不久，公孙述被调入京城，为中散大夫（东汉官名，即光武置，负责论议政事）。
    王莽即位后，天凤年间（公元14年~19年），公孙述被提拔为导江卒正（王莽改蜀郡为导江，改郡守为卒正），治地临邛。公孙述任卒正期间，仍然充分发挥了其施政才干，明于政事，治理井然，深得当地官民爱戴，纷纷称其有宰相之才。甚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地人仍称临邛城为公孙述城。

    如果新莽王朝能继续保持国泰民安，天下大治，或许，公孙述真的有一天能当上辅国宰相，成为天下称赞的一代名臣。不过历史总是充满诡异和变数，在历史宏大的潮流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王莽执政不久，新政失利，天下大乱，赤眉、绿林先后起兵。公元23年，王莽被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所杀，绿林军拥刘玄为帝，复称汉，年号更始。
    当然，更始复汉并不代表国家就完成统一。此时，山东方向的另一只主力义军赤眉军正声势浩大，起初赤眉军愿意降于更始，但没过多久，双方即再度开战。
    此时，更始内部矛盾也开始变得复杂。更始大司马刘縯，作为刘邦的九世孙，对拥立刘玄之事素有不满，后被刘玄寻机杀害，刘縯之弟刘秀开始展示出了其王道天赋，极尽隐藏心迹，韬光养晦，在更始内部表现得相当低调与顺从。刘玄心软，不但未杀刘秀，还封其为武信侯，并派刘秀进入河北招抚当地势力归汉。刘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入河北，脱离更始，开始发展其自身势力，进而为后来的逐鹿中原、建立东汉奠定了基础。不但如此，更始内部，刘玄与原有绿林军的农民起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在悄悄酝酿，直到后来公开决裂。

    此外，王莽新朝的各地旧有官方势力，以及地方豪族，也在四顾观望、蠢蠢欲动，默默地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
    全国大乱之初，巴蜀一直非常安静，当更始复汉的消息传来后，各地豪杰势力纷纷起兵响应汉朝。南阳人宗成起兵反王莽，声势浩大，自称“虎牙将军”，并攻入汉中，后准备进入巴蜀。王岑亦起兵于雒县（今四川广汉），自称定汉将军，并杀王莽庸部牧（王莽改益州为庸部）宋遵，聚集军队达到数万人，以此相应宗成。
    公孙述本打算继续在王莽新朝当个好官，直至退休，听到这个消息后，看来新朝的官是当不成了。一番审时度势之后，便打算主动归汉，并派使者迎接宗成等人进入成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宗成进入成都后，横行暴虐，根本不把公孙述等新莽旧官以及百姓生死放在眼里。公孙述非常厌恶宗成所为，也开始对刘玄更始王朝深感失望，如今不但迎接无功，长期下去，甚至可能自身难保。结合自己曾经治理蜀地，仍有不少人支持他，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
    公孙述在临邛秘密召集当地豪杰势力，恳切地对大家说道：“天下同苦于王莽新朝，都心往刘氏汉朝已久，所以一听到汉朝的将军宗成到来，我便派人迎接入蜀。哪知这些人烧杀掳掠，肆意伤害无辜百姓，妇女儿童都成了他们的俘虏，百姓的房屋也尽遭焚烧，这不是义兵所为，分明是贼寇。为保蜀地安宁，我打算保郡自守，以等待真君明主出现。大家愿意同我一起干的请留下，不愿意的可以离开。”在座豪杰们眼见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受到外来乱兵的威胁，皆纷纷发誓，愿意效死跟随。

    “临邛会议”结束后不久，从京城方向来了一群朝廷使者，郑重其事地任命公孙述为代理辅汉将军、蜀郡守，兼益州牧，并传官方印绶。时间如此巧合，只不过朝廷使者是假，公孙述秘密派人冒充是真。公孙述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以假借汉朝之名义，不但摇身一变成为了合法的汉臣，而且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宗成这些乱臣贼子，从而获得当地老百姓及势力的最大支持。
    之后，公孙述精心挑选了精兵千余人，向东进发，直逼宗成驻地。等到达成都时，已经发展到数千人，于是对宗成发动最后攻击，宗成大败。宗成部下垣副杀了宗成，率众向公孙述投降。公孙述占领成都后，继续分路进发，相继占领了广汉、巴二郡。至此，公孙述将大部分巴蜀地区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杀掉宗成后，公孙述自然明白已不可能继续跟随更始的脚步前进，而且刘玄似乎也成不了什么大气。此时的公孙述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不仅感慨：这年代，做人为官真是太难了，想做个普通老百姓，却命比纸薄，朝不保夕，任人宰割；想做个好官，朝廷却不争气，过两天都不知道主子去哪里了。想来想去，不如靠自己来得实在，公孙述便在心中暗暗开始有自立割据的打算。历史就是这样，或许很多人最初本打算只在旧有的环境里按照既定的道路前进，但走着走着，发现已无路可走，最后只能选择一条从未想过的路。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别无选择，才只能走上那条不归路——做皇帝！当然，称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还得一步步来！

    公孙述打定主意后，便迅速派人封锁了巴蜀与中原连接的主要军事要道，并派专人驻守。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更始帝派遣柱功侯李宝和他任命的益州刺史张忠，带兵万余人攻打益州。公孙述派其弟公孙恢迎战更始军于绵竹，李宝、张忠大败而逃。此一战，令公孙述在益州威名远播，个人威望与形象在当地达到一个新的巅峰。这时，功曹李熊进劝公孙述道：“现在四海动荡不安，百姓议论四起。将军割据千里，所属地方十倍于商汤、周武王，如果奋威德以合天时，霸业可成矣。建议将军趁机修改名号，以镇抚百姓。”公孙述深思之后说道：“你的话不无道理，只是目前局势未定，不能贸然称帝啊！”于是，公孙述选择了较为折中的方案，自立为蜀王，治地成都，俨然一方诸侯，算是迈出了割据的第一步。
    公孙述称王后，影响很大，加上蜀地向来丰饶，全国各地又战乱四起，很多外地的人才以及军民都纷纷前来投奔和归附。蜀地周边的少数名族，如川西高原的邛、笮等部族首领也亲到成都进行祝贺。总体来看，公孙述的称王获得了绝大多数巴蜀人士的支持和拥护。
    公孙述称王之时，全国各地势力也在纷纷割据，且彼此纷争不断。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山东方向的张步、天水的隗嚣、秦郡黎丘（今河南商丘）的秦丰、河西（今河西走廊）的窦融、渔阳（今北京密云）的彭宠、梁地（今河南东北部）的刘永、庐江的李宪、东海（今山东临沂南与江苏东北）的董宪、五原（今内蒙古包头）的卢芳等。

    此外，还有一个人不能忽视，那就是刘秀。刘秀自其兄刘縯被刘玄所杀，刘玄委任其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并派其到河北征讨和收抚当地势力。刘秀来到河北后，破邯郸，杀王朗，开始站稳脚跟。刘秀的壮大引起了刘玄的极度不安，便欲召其回长安，收其兵权，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自此，刘秀开始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此时，更始的内乱也开始加剧，贵族集团背景的刘玄开始与原绿林起义的农民集团公开决裂，至农民起义将领王匡投奔赤眉军。


    图3-6-1 新莽末期群雄割据形势（图自维基百科）
    正是在这样纷乱复杂的背景下，李熊又再次劝进公孙述：“现在山东饥馑，人庶相食；遭到战争的屠灭，城邑都成了废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肥腴，果实所生，虽不耕种也可饱腹。女工纺织之业，衣服可以覆盖天下。名贵木材竹干，器械之富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运输之便。北面据有汉中，阻塞褒、斜的险要；东面扼守巴郡，拒扞关（今重庆奉节）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到有利时机则出兵而扩大地盘，无利则坚守而从事于农业。东面可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面顺着江流以震荆、扬。所谓拥有天时地利等一切成功的条件。现在蜀王的声名，已闻名于天下，而名号未定，有志之士皆在狐疑观望，您应当即大位，也能使远方的仁人志士有所依归。”李熊的话不无道理，根据当时的天下大势，结合蜀地丰庶，兵强马壮，易守难攻，“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已具备。但公孙述仍然非常顾忌刘氏正宗，有所犹豫地说道：“帝王是天命所归，我怎么能承当得起呢？”李熊说：“天命没有一成不变的，老百姓归附能者，能者承当起使命，您还怀疑什么呢！”公孙述最终接受了李熊的建议，决定称帝。
    不久，蜀地大街小巷便开始流传一个神奇的传闻。据说有一天，公孙述府中出现了一条大龙，闪闪发光，久而不去，这时有一位道骨仙风的神人来到公孙述的殿府，说他具有天命，可为天子，而且走前还在其掌心刻下三个字，文曰“公孙帝”，说完，神仙飘然而去。当然，事实上，谁也没有见过神龙与神仙，这只不过是公孙述称帝前的舆论和宣传手段而已。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家”，年号龙兴。以李熊为大司徒，以其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公孙述崇尚白色，后来也被世人称为白帝。据说他称帝前，为据守蜀地，曾到巴东军事要地视察工作。有一天，骑马来到瞿塘峡口，见地势险要，难攻易守，便扩修城垒，屯兵严防。后来公孙述听说城中有口白鹤井，井中常冒出一股白色的雾气，其形状宛如一条龙，直冲九宵。公孙述说这是“白龙出井”，他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是他日后必然登基成龙的征兆。于是，在他称帝后，所建的城池取名“白帝城”，此山亦改名“白帝山”。两百年后，刘备曾向孔明托孤于此；七百多年后，李白经过这里出蜀，曾写下绝句《早发白帝城》。
    公孙述称帝不久，同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之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邢台）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史称光武帝，年号建武，并继续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刘秀称帝后，开始分兵四出，西窥关中，南视洛阳。同年十月，刘秀一路高歌猛进，攻入洛阳，并定都于此。由于洛阳在长安之东，便被世人称为东都，故刘秀建立的后汉又名东汉。
    同年九月，赤眉军也攻入长安，刘玄向赤眉军投降。十月，更始帝刘玄被赤眉军所杀，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当刘秀逐鹿中原之际，公孙述也开始了进一步外拓势力的步伐。历史上很多人都视公孙述为坐守之君。其实，他内心并不满足于割据巴蜀一隅，其一直以代王莽而起的正统自居，以夺取天下为己任。骑都尉荆邯曾为他分析：“昔日成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称王天下，文王以方圆百里之地使天下诸侯称臣，汉高祖败而复征，伤愈复战，故能擒秦亡楚，转弱为强，蜀地纵横数千里，杖戟百万，天下之心，未有所归；若不东出荆门，北陵关中、陇西，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能久安，今光武帝刘秀正集中精力经营东方；四分天下已有其三；一年之后，兵且西向。必须在刘秀抽不出大军之前外拓”。公孙述对此也深信不疑，坚信刘秀与自己必然有一天会针锋相对、短兵相接。
    当年，汉高祖刘邦虽偏居汉中一隅，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闪电战夺下关中三秦，继而北收燕赵，东进洛阳，最终打败了强大的项羽，开创大汉数百年基业。相信刘邦的伟大创业经历，一定给了公孙述无穷的精神力量，以及诸多借鉴经验。现在，他只要坚持刘邦的思路，趁刘秀忙于东方战事，一举夺下关中，再取中原，则霸业可成。
    公孙述的称帝，也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从最初王莽时期的一位卒正（蜀郡郡守），后称王，再到称帝，随着其身份在短期内的急剧变化，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内心不适。此外，西汉末年，益州设置有武都、汉中、广汉、巴、蜀、犍为、越嶲、益州、牂柯九郡。蜀郡与其他各郡并无统辖关系，公孙述也不能像后来割据益州的刘焉、刘备那样以州刺史、州牧的身份管辖各郡。公孙述称帝后，各地有两种态度，一是拥护、接受其统治，二是反对，坚决抵制。大体说来，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地区，一般持拥护态度，由原汉族人控制的各郡，一般都采取了抵制和反抗。

    之前，蜀西南的邛人、笮人诸部与公孙述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公孙述称王及称帝时，皆主动派人到成都朝贺。当时，越巂（今西昌）土著首领任贵在王莽末期曾杀死王莽时所任命的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随后主动投降于公孙述。公孙述称帝并夺得汉中后，蜀西北和武都郡的氐人分别附属于隗嚣和公孙述势力，直到隗嚣势力瓦解后的建武九年（公元34年），氐人才转而归顺刘秀。
    此外，在汉族贵族及士大夫控制的许多地区，公孙述遭遇到各种阻力。公孙述称帝之初，实际上有效势力范围仅有广汉、巴、蜀三郡。在南面，遇到的抵制最为强烈。
    西汉末年，离成都最近的犍为郡的治地武阳（今彭山），离成都仅150里。公孙述据蜀后，犍为郡闭城据守，坚决不从。公孙述派军攻城，犍为郡功曹（太守）朱遵率军迎战，由于寡不敌众，朱遵战死，犍为郡遂为公孙述所并。
    武力征服犍为后，公孙述继续向南拓展。在益州郡（今云南滇池），又遇到了强硬的抵抗。益州郡太守为广汉人（今梓潼）文齐。文齐一生甚是传奇。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年~5年），文齐曾出任京师（长安）城门校尉，负责统帅守城部队。王莽执政时，益州郡人民不堪重负，发动起义，王莽派遣将军廉丹率军前往镇压，反被义军杀败。王莽又派文齐前去征讨。文齐率军至益州郡后，征而不讨，围而不歼，终说服起义民众归顺朝廷，王莽即任命文齐为益州郡太守。在任期内，文齐组织边民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开垦农田两千多顷。同时练兵养马，修筑路障边塞，保证边境平安，老百姓衣食无缺，生活安乐，对其十分拥戴。公孙述称帝后，先遣使臣劝说文齐臣服，文齐坚决抵制，拒不归从。公孙述甚至拘捕了他的妻子相威胁，并许诺封他为公侯，他仍坚决不从。公孙述终未攻下益州郡，铩羽而归。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即皇帝位后不久，文齐还专门派出使者，绕道前往河北向光武帝致意归附，深得光武帝的嘉许。后来，公孙述灭亡后，光武帝任命他为镇远将军，并封为成义侯。由此看来，文齐不失为一位有胆识、有才略、有节气，且衷心于正统王室（新莽及汉朝）的地方杰出官员。

    在牂柯郡（今贵阳），公孙述也同样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当时，牂柯郡的大姓龙、傅、尹、董氏等几大当地势力，与太守谢暹齐心协力，坚守边境，至公孙述无功而返。后太守谢暹与文齐一样，遣使者绕过番禺向刘秀进贡，以表归顺与衷心，得到光武帝的嘉奖。
    公孙述先后在益州郡、牂柯郡碰壁后，便不再向南争夺，改而采取北出东击的战略。北面即汉中、关中方向，这条路线与当年刘邦非常相似；东面即荆州方向。如此，两路并进，以图中原。公孙述遂派将军侯丹率军开往白水关（今广元青川县内），直逼南郑（今汉中），进而北窥关中；将军任满从阆中南下，攻破江州（今重庆），东据扞关（即楚关，今湖北长阳西），进窥荆州。
    当时的汉中还不在公孙述手中。公元26前后，更始将军刘嘉出击汉中，进攻当地军阀延岑。延岑曾是更始时期汉中王刘嘉下面的一位将领，由于更始政权腐败混乱，延岑反叛，并自称武安王。刘嘉带领更始将领李宝、张忠与延岑爆发多次战斗，此消彼长，屡有反复。一次，占据汉中的刘嘉抽出主力军队追击成仓（宝鸡）方向的延岑，公孙述便利用这个机会，派数十万重兵迅速占领了汉中。
    关于延岑，其一生算是波澜起伏，堪称传奇。自公孙述占领汉中后，延岑曾被刘嘉打败，故又回归刘嘉，后曾大败赤眉军，恢复元气之后的延岑又反叛刘嘉，占据关中，自设州牧。后来，刘嘉归顺刘秀。延岑之后被刘秀汉军冯异打败。大约公元29年前后，走投无路的延岑投奔公孙述，公孙述封他为大司马。公孙述与吴汉率领的汉军在成都决战中战死后，延岑率军投降，后被吴汉所杀。延岑或有后来三国的吕布之勇、吕布之性，亦有吕布之命！

    公元25年，更始帝刘玄失败以后，当时西面主要有两股势力较为强大，天水的隗嚣和益州的公孙述。此时光武帝刘秀正忙于山东方向事务，没有来得及西伐。刘秀曾对将领们说：“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置之度外”。
    公孙述在占领汉中后，关中豪杰吕鲔等人各拥有军队上万，不知归属，大多归顺公孙述，公孙述都一一接纳，并拜他们为将军，并巩固前沿，大作营垒，布阵车骑，演习战射，广积粮草，会聚兵甲数十万人，在南郑修筑宫殿。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的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率领数万军众出陈仓，欲会合吕鲔，北取三辅（即西汉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
    此时，刘秀主要精力虽然在东面，但对关中形势仍然非常关注。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便派邓禹西入关中，但与赤眉之战并不顺利，未得进展。公孙述占领汉中后，刘秀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同时关东战事偏紧，难以抽调主力大军西征，只好另派军事才略出众的阳夏侯冯异出兵关中，取代邓禹。当时，关中豪杰甚多，往往拥兵成千上万，各自割据一地，互相攻伐。
    当时西面主要有两股势力较为强大，天水的隗嚣和益州的公孙述。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公孙述先后称帝，隗嚣一时犹豫不决，便派绥德将军马援首先出使蜀地，亲到成都，以探虚实。

    马援与公孙述本为同乡，而且交情向来很好，马援来到成都后，受到了公孙述“超规格”礼遇，俨然当年大汉对待外国重要使节的礼制。公孙述先陈列卫士，然后才请马援进见，待刚见过礼，又马上让马援出宫，住进宾馆；接着命人给马援制作都布单衣、交让冠；然后在宗庙中聚集百官，设宴招待马援。席间，公孙述表示要封马援为侯爵，并授予大将军官位。马援的随从多有被打动，都愿留下。马援则认为公孙述只是是装腔作势，难成大气，于是毅然返回陇右，并对隗嚣道：“公孙述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建议大人不如专心经营东方（刘秀）”。隗嚣便放弃了归附公孙述的念头。
    这时，刘秀在东面四路击进，也打算稳住西面，想通过笼络隗嚣，以牵制公孙述，同时保障自身西面的安全。在向隗嚣的信件中，为力求“合作”，刘秀充分发挥其一贯特点，极力抬高隗嚣，贬低自己，甚至将自己比喻为苍蝇。当然，隗嚣内心也是明亮的，口头上向刘秀称臣，并把儿子送到洛阳任官，表示归顺，并偶尔保持有限的合作，但政治、军事仍然保持独立，这对于刘秀来说，似乎也达到了目的，只要你隗嚣不给我捣乱就可以。建武二年，刘秀属将冯愔等发生反叛，西逃天水，隗嚣发兵迎击有功，被刘秀命为西州大将军。冯异负责关中战事后，也很注意拉陇南的隗嚣，时与隗嚣联军作战，很快荡平众多山头，关中豪杰大多相继归顺汉军。
    当时中原及关中地区形势混乱，战乱频发，饥荒四起，白骨遍野，甚至出现人庶相食的情形。很多难民也大量涌入蜀地，进步一壮大了公孙述的实力。

    建武三年（27年），公孙述派大将程焉、李育，率数万军队由汉中出发，前往陈仓，欲与吕鲔合兵北进。冯异派大军迎击，大败蜀军，程焉被迫撤军。冯异又追战至箕谷，再次大破蜀军。此后，公孙述又多次派兵与吕鲔合兵，出击三辅，但都遭到冯异与隗嚣联军的阻击，始终未能如愿。甚至吕鲔控制的陈仓之地也被隗嚣占领。此时，公孙述意识到了争取隗嚣的必要性，派使者捧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隗嚣。隗嚣反斩来使，出兵攻蜀，连破蜀军。从此蜀军已无力再行北出，公孙述的北取三辅以复制当年刘邦的革命路线宣告失败。刘秀通过以陇制蜀的战略，从根本上达到了遏制公孙述北进的目的。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关中及荆州方向的地方军阀势力延岑、田戎等相继被刘秀打败，后逃入蜀地投靠公孙述。公孙述以延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封田戎为翼江王。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公孙述派遣田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今夔门南岸），下临沮、夷陵，招集当地旧有部将，以攻取荆州诸郡，但都以失败告终。
    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广大的中原之地，全国13州已有其11，剩余的主要势力则为陇右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从而形成“三足鼎力”之势。

此时，隗嚣占领的陇右与刘秀最近，且又是刘秀进入蜀地的必经之地，而且对刘秀的威胁也最大。这个时候考验隗嚣与刘秀感情的时候便到了。此时的公孙述，正在集中精力进攻荆州和南郡方向。刘秀考虑到隗嚣前期有功，找不到直接理由进攻陇右，便于当年二月书信给隗嚣，命隗嚣趁公孙述东进之际，让其派兵攻打公孙述。在刘秀眼里，不管隗嚣答不答应似乎对己都有利。假如隗嚣真打公孙述，那么自己就坐收渔利，如果不打，自然就有进攻隗嚣的理由。当然，隗嚣头脑也是清醒的，他完全理解刘秀的真实意图，因此立场也是坚定的，便借各种理由措辞，强调伐蜀的困难，“白水地势十分险阻，栈木为道，山路悬险”，婉拒了刘秀的要求。刘秀又书信告知隗嚣，欲借道陇右伐蜀，隗嚣仍未答应。隗嚣知道刘秀一统天下、志在必得的野心，因此派人在各个要道砍伐树木堵塞关口，并令大将王元率军镇守陇坻，居高临下，以阻止刘秀进攻。
此时的隗嚣已公开抵制刘秀，其阵营里的重要臂膀马援向来对刘秀的韬略身怀敬仰，对汉室也存有好感，当初隗嚣弃蜀而附刘秀，也是主要受到马援的影响。马援看到隗嚣对汉朝反复无常，心口不一，便下定决心投奔了刘秀。马援也是一代传奇名将，而且后来也成为伐陇的中坚力量。马援曾为刘秀献计，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游说隗嚣下面的一些将领和部族势力投奔了刘秀，达到了分化隗嚣实力的目的。不但如此，马援由于非常熟悉陇右的地形以及隗嚣势力的内部组织情况，每次打仗前，汉军的军官都会邀请马援出谋划策。在一次战斗前，为了更好的分析军事形势，马援便让人用米堆出地形进行战势讲解，马援因此也开创了用米作为军事沙盘演绎的先例。东汉统一天下后，马援仍不惧年迈，仍在边疆南征北战。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在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逝世。其生前常对部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马革裹尸”便由此而来。

    刘秀自跟隗嚣开战后，前期并不十分顺利。后来在马援的分化计谋下，隗嚣实力受损。当时割据河西走廊的窦融已归附刘秀，开始从隗嚣西面进攻金城，至隗嚣腹背受敌，形势开始倒向汉军一边。在及其不利的情况下，隗嚣上书刘秀表示亲善，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但刘秀对隗嚣的反复如常已失去信心，并未答应。隗嚣绝望之下派使者向公孙述称臣，并请求出兵支援。
    此时的刘秀特地给公孙述写信，同样地言语恳切，极力贬低自己，抬高公孙述，进行封官许愿和拉拢。公孙述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况且已经称帝，哪有称帝后再向别人称臣投降的道理呢，因此公孙述对刘秀的笼络并不理睬。
    公孙述便遣使封隗嚣为“ 朔宁王”，并多次派兵支援隗嚣。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刘秀与大将岑彭率军攻破天水，岑彭又与偏将吴汉把隗嚣包围在西城。公孙述派兵李育率领万余人援救隗嚣，驻扎在上邦，刘秀派盖延、耿弁包围蜀军，双方形成暂时的拉锯态势。刘秀见一时攻破不了城池，就自己先回京城去了。后来，两军历经十余战，至建武九年正月，隗嚣在绝境中病饿而死，王元等人立其次子隗纯为王。汉军又连续攻破隗军主城，王元只身逃离陇右投奔公孙述，隗纯等人投降汉军。至此，陇右平定，全国便只剩公孙述的巴蜀。
    京城的刘秀知道隗嚣势力灭亡后，便给岑彭去信说："两城若下，便可带兵向南击破蜀虏！”《后汉书》曾记载刘秀的感慨：“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鬓为白”，“得陇望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建武十年（公元34年），汉军计划自两个方向进行伐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于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水路西上入蜀。
    隗嚣灭亡后，公孙述受到极大震动，迅速在巴蜀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派王元、环安拒守河池河池（今甘肃徽县），阻止北面陇西方向的来歙、盖延部队，另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汛在东面沿长江出击荆州方向；第二道防线为：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一带布置陆上军力；在江州（今重庆）一带构筑水路军力；第三道防线为：在成都及附近广积粮草和建立军事设施，作为最后一道坚守防线。
    田戎带数万大军，分别乘舫船和竹筏，顺江而下。大军出江关后，先后击败汉军守将冯骏等部，攻占夷道（宜都）、夷陵，控制了荆门、虎牙二山。蜀军在荆门江上架起浮桥、斗楼，又在江中竖立大量木桩，以阻绝水道，并在大江两边山上结营建寨，以拒汉军。汉大将岑彭多次率军攻击蜀军，欲夺回失地，皆以失败告终。于是汉军建造楼船和冲冒战船数千艘，多次反攻，仍未获利。
    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二月，大司马吴汉征调南阳军士三万人，乘船沿江而上，直抵荆门。又征调各地熟悉水性的“ 操船手”六万余人，汇集于荆门。稍作训练后，即发动攻击。开始几次进攻，皆失败而归。汉军士气一度很低落，甚至出现“ 百越”部族军队准备密谋叛投蜀军的现象，被辅威将军臧宫用计制止。征蜀将领吴汉与岑彭间，向来就有矛盾。这时，汉军军粮运输又发生困难，为节约粮草，吴汉欲遣散多余的操船手，但善水战的岑彭却不同意。两人争执不下，上报到刘秀那里。吴汉向来勇武，但脾性急躁，虽深得刘秀信任，但每次刘秀对其单独带兵似乎都有些放心不下，岑彭则谨慎善谋，且带兵有道，刘秀权衡之下，只好撤下吴汉，由岑彭一人全权负责水路攻蜀。

    岑彭独领东路后，蜀、汉两军在这里不久便爆发了一起与后来三国“赤壁之战”相似的“荆门之战”，胜利方正是由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岑彭创造。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闰三月，岑彭在营中招募了一批“敢死队”，向他们宣布谁若先攻上蜀军的浮桥，便大行重赏，偏将鲁奇便应募而出，请命担当此任。当时，正值狂风大作，且风向为自东向西。鲁奇指挥战船逆流而上，直冲向蜀军的浮桥。浮桥前的攒柱上多有铁钩。铁钩钩住鲁奇的船队，致其不能动弹，鲁奇只好拼死一战，并号令大家将手中的火把都抛向蜀军浮桥，并向蜀军方向发射飞箭。在风力的加持之下，不一会儿蜀军的浮桥和斗楼都被大火烧毁垮塌。汉军见到这样的情形，士气大振，岑彭马上命令所有军队顺风冲击，所向披靡。蜀军大乱而溃败，被烧死、溺死者多达数千人。蜀军将领王政斩任满首级投降于汉军，南郡太守程汛被俘，只剩田戎带领一只军队退到江州（今重庆）。岑彭挥军直入江关（今奉节），追击田戎至江州。他见蜀军江州城内粮草足备，防卫严密，一时之下难以攻克，便派冯骏带人继续佯攻田戎，自己却带大军攻取垫江（今忠县），破平曲（今合川县南），收获粮草数十万石。
    岑彭在东面正大破荆门之际，北面的汉军也传来胜利消息。来歙、盖延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今甘肃成县）、河池，欲挺进蜀中。河池位于太白山脉与祁连山脉之间，为今嘉陵江上游之要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言其“接壤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可见，此地对蜀中安全极度重要。在成都坐镇指挥的公孙述见到河池已失，大为震惊与恐惧。如今，东面战场荆门已失，而北面门户河池也被占领，如果两路汉军南北夹击，会师成都，则蜀亡矣。
    在万般无奈之际，河池守将环安给公孙述出了个鬼主意——暗杀，对象正是来歙。这或许借鉴了当年燕国刺客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过，荆轲以失败告终。计谋虽然有点毒辣和下三滥，但只要来歙死掉，汉军的士气必然受到重挫，被逼无奈的公孙述最终采用这条计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环安精挑细选，派出了一名“武林高手”，偷偷潜入汉军大营，找到来歙驻地，看了看正在榻上熟睡的来歙，刺客一声劲下，刺下了那冰冷的一剑，然后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随着一身惨叫，卫兵奔入来歙营帐，发现他们的将军已满身血迹，或许是刺客走得太急，并没有来得及把刀拔出。来歙没有马上死去，也没有叫军医救护，而是迅速让人叫来副将盖延。盖延长期跟随来歙南征北战，二人战友之情极其深厚。盖延见此情景，悲不自已，泪流满面，以至抬不起头来。来歙看到盖延的样子，斥责他说：“现在我被刺客刺中，不能继续报效国家，所以叫你来，准备把军事托付给你，你怎能这个样子！”盖延收住眼泪，勉强起身接受了嘱托。来歙还叫人拿来纸笔，亲自给刘秀写信，责备自己疏忽大意被人暗算，以至无法完成国家使命，并极力向刘秀推荐盖延继续领军。写完表章，便丢下手中的笔，拔出被刺客刺留在身上的刀子，然后断气而亡。
    何为英雄，何为良将？来歙便是！忘我生死，致死不忘责任与大局。刘秀拥有如此良将，何愁天下不定！光武帝刘秀收到来歙遇刺而亡的消息，悲痛不已，追赠来歙为中郎将，赐征羌侯。遗体被送回洛阳，光武帝亲自穿着孝服为来歙送葬，此种君臣关系及礼遇在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因为来歙有平定羌、陇的功劳，所以后来改汝南的当乡县为征羌国。?
    蜀军在荆门被岑彭打败后，公孙述迅速派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大军集结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二地，以防汉军逆沈水（今射洪羊溪河）、湔水（今沱江）而上。又令将军侯丹，率两万余人守黄石（今涪陵）。
    神勇的岑彭在此时又创造了一个类似三国时期邓艾“奇袭灭蜀”的神话。岑彭在多处部署疑兵，以迷惑和牵制蜀军。他命护军杨翕、偏将军臧宫带兵拖住延岑等军，他自己则带大军顺江而下，回到江州（今重庆），逆江而上来到僰道（今宜宾西南），再逆都江（今岷江）而上。当年八月，岑彭军到达黄石，从后方偷袭侯丹，蜀军大败。汉军遂弃舟登岸，继续沿陆路奇袭至成都平原。
    后来，刘秀亲到长安坐镇指挥灭蜀大战，汉军继续发动攻击。沿途的蜀军守将大多投降汉军。王元等很快败至平阳（今四川三台县）一带。

    建武十一年八月，岑彭大破侯丹之后，率军昼夜兼程，急行军2000余里，沿途蜀军不战而降，直到成都近郊的武阳（今彭山）城下。武阳守将公孙永是公孙述的从弟，官至卫尉，官位虽高，却不懂守城。武阳被岑彭一举拿下。接着，岑彭又命轻骑部队，直取广都（今双流）。
    与此同时，刘秀又给公孙述写信，言语恳切，陈述利弊，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看到信后只是叹息。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却说：“兴亡皆是天命，既然已经称帝，岂有降天子之理哉”！左右之人便都不敢再提投降之事。
    公孙述得知武阳失守，广都被岑彭攻破的消息后，甚为惊恐，气得以杖击地：“ 岑彭是何方神圣也！”绝望之下，公孙述又故伎重演，派出一名刺客刺杀岑彭。据说当时岑彭驻营地名叫“彭亡”，大概是由于彭祖曾逝世于此而得名。当时岑彭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听说此地叫“彭亡”，难道是让我岑彭灭亡么？岑彭感觉名字很不吉利，有所顾忌，准备换个地方扎营，但当时夜色已晚，军困马乏，便打消了念头，打算第二天再行迁移。公孙述的刺客终不辱使命，乔装打扮，混入难民，假借归降汉军之名，混入汉军军帐。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当夜成功刺杀了岑彭。两员悍将连续被公孙述成功暗杀，这对刘秀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但并不能改变汉军继续进攻的态势。
    刘秀便火速命吴汉奔赴成都前线接替岑彭。当初，岑彭率军攻破荆门后，吴汉便留在夷陵（今宜昌）负责外线造船、转运物资等事务。吴汉接到命令后，率兵三万，逆长江而上，连夜赶往成都前线。行至僰道附近遇到从成都撤下来的汉军，他立即重整军队，组织反攻。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吴汉率军与蜀军战于鱼涪津（今四川眉山之岷江渡口），大败蜀将魏觉、公孙永，接着又攻取南安，兵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汉军继续西上，在广都大败公孙述的女婿史兴率领的蜀军，史兴战亡。
    吴汉由于求胜心切，便率二万步骑进攻成都，结果战败。吴汉随即改变战术，乘夜秘撤到锦江南岸与副将刘尚会和，并力对敌，遂转败为胜。此后，吴汉根据刘秀的旨意，利用敌疲再攻的战术，与蜀军多次战斗于成都、广都之间，歼灭公孙述大量有生力量。此时，蜀地的许多百姓、将帅极度恐惧，出现大量离叛，公孙述诛杀所有投降者及家属，但仍不能杜绝。不久，臧宫军队也相继攻克繁（今彭县西北）、郫（今郫县），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也在与臧宫的战斗中战败被杀。

    刘秀料定公孙述在如此绝境下一定投降，就再次给孙述写信劝降，并承诺虽然来歙、岑彭被公孙述派刺客所杀，但现在只要如期归降，就可保证家族完全，且君无戏言。公孙述收到信后，终无降意。通过光武帝多次劝降公孙述，可以看出刘秀内心本质上是及其厌恶杀戮和战争的，可惜统一天下，怎能无战争，怎能不死人，明知会有大量无辜牺牲，也由不得自己。或许，这就是帝王的最大的无奈与悲哀。
    九月，吴汉与蜀军发生多次战斗，蜀军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相继战败被杀，汉兵再次兵临成都城门之下。面对如此绝境，公孙述对延岑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延岑说：“男儿应当在死中求生，怎能坐着等死呢！金银财宝可以失而复得，不应吝惜。”公孙述便将金帛全数拿出，募得敢死队五千多人，在成都南面的市桥配合延岑，假装建立旗帜，鸣鼓挑战，暗地里却派遣奇兵绕到吴汉军后面，打了个吴汉军队措手不及。吴汉本人在战斗中差点战死，结果坠落水中，在千钧一发之际，死死抓着马尾巴来了个“鲤鱼打挺”，才得以死里逃生，并从成都西门外郫江渡口逃回军营。
    这次汉军损失不少，吴汉锐气大措。此外，自吴汉攻下广都后，原岑彭的部将臧宫一直驻兵郫县，按兵不动，显然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态势，吴汉难免有些气恼，加之目前军粮供应不上，只剩7日粮草，吴汉便有些泄气，开始准备船只，打算撤军。这时，刘秀委派的蜀郡太守张堪前来劝说吴汉，认为此时不宜退师。受到张堪的“打气”之后，吴汉这才决心进行背水一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说服臧宫，共同发力进攻成都。
    十一月，臧宫率军包围成都北面咸门，与南面的吴汉对成都形成南北钳攻之势。在此形势下，公孙述犯了他人生最后一次重大错误，而这次错误，也导致了他彻底走向灭亡。公孙述向来十分迷信，痴迷算卦。他让“神人”帮其占卜抽签，卦曰“虏死城下”。他竟“大喜”，认为吴汉等人必死。可惜，“虏死”并没有确切告诉他到底最终死的是谁。在挂签的信心“加持”下，他便亲自带数万人出城南攻吴汉，令延岑带军出城北拒臧宫。延岑在城北三战三胜，士气高昂。

    这次战事对于吴汉来说，决定着是否战败而撤军，也决定着公孙述最终的命运。一向勇武刚猛的吴汉，面对最后的机会，少有的做了一次精心的准备。吴汉采取了“示弱诱敌”的策略，在后方隐藏了一只精锐预备部队，等待时机随时出击。战斗开始后，吴汉亲自擂鼓指挥，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在吴汉军队的“努力表演与配合”之下，局势似乎更有利于公孙述的蜀军。此时双方士兵都没有吃饭，也一直没有休息，极度饥饿疲乏。到下午，吴汉看准时机，突然调遣预备队开始突击，蜀军措手不及，一时大乱。公孙述正准备带领蜀军撤回城门，汉护军高午身先士卒，手持长枪，纵马追击，直逼公孙述，公孙述不敌，被刺穿胸膛于马下，身受重伤，在左右蜀军的极力拼杀下，才将公孙述救回成都。重伤的公孙述极度悲愤，他怎么也没想到，“虏死城下”的“虏”指的不是吴汉与臧宫，而是自己。当晚，公孙述把兵权和家人托付给延岑后，便不治身亡，一代枭雄，至此陨落。
    次日天亮，接受“重托”的延岑知道大势已去，便率军民开城投降吴汉。至此，东汉通过近两年的艰苦征战，终于消灭存在了12年的公孙述“ 成家”政权，实现全国统一。
    汉军进入成都后，或许是出于公孙述曾连续暗杀两名东汉悍将来歙、岑彭的怨恨，或许汉军在入蜀之战中牺牲不小，也或许是为了震慑蜀地残余势力，再加上自己差点死在公孙述手里，一向性情暴虐的吴汉便下令杀了公孙述的妻儿及三族，并对延岑也进行了灭族。汉军还大掠城中百姓，屠杀城内外妇孺儿童数以万计，又纵兵大掠、焚烧公孙述宫室。此时的成都，似乎成了人间地狱。
    光武帝刘秀听说汉军屠成都城的事件后，勃然大怒，为此狠狠批评了吴汉，并立即征调他北返。刘秀还怒骂吴汉副将刘尚：“ 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随后，刘秀又作出指示：汉军此次滥杀事件，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挽回局面，收拢人心，汉军立即停止一切行动，浮江而下，返回宛城休整。同时任命蜀郡守张堪继续安抚蜀民的工作，礼遇优待降臣降将，征用蜀地贤达人士。此后，蜀地上下趋于安宁，百姓莫不归心。
    公孙述在统治蜀地期间，多有惠民之举。他死后，当地人为纪念他，在白帝城中修建了“白帝庙”，塑像供祀公孙述，香火千年不绝。
    ——————————————此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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