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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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6页]

作者:盗帅点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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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孟主失后蜀，花蕊到汴梁
    公元925年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勖派长子魏王李继岌为统帅率军征讨前蜀，由于李继岌资历尚浅，于是庄宗任枢密使郭崇韬为招讨使，并作为副率，随同魏王一同前往征讨前蜀。郭崇韬做事为官廉洁，行事干练，经验丰富，曾为李克用近臣，庄宗李存勖继位后，深得倚重和信任。李继岌虽是名义上的伐蜀统帅，但大多事情却由郭崇韬决策，因此实际军权基本掌握于郭崇韬之手。
    大军临行前，庄宗问郭崇韬:“攻下前蜀后，你认为谁是镇守西川的最适合人选呢？”郭崇韬向庄宗推荐了孟知祥。
    孟知祥，字保胤，公元874年生，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祖上在唐朝地方为官，后归降李克用家族。孟知祥年轻时在晋王李克用手下任职，因才能出众，得到李克用的赏识，被任命为左教练使。李克用将弟弟李克让之女琼华长公主嫁给孟知祥为妻（一说是李克用之女），于是，孟知祥便成为李克用的侄女婿（或女婿）。李存勖还将自己的妾室李氏赐予孟知祥，生了一个儿子叫孟仁赞，后来改名为孟昶。
    公元908年，李克用病逝，长子李存勖继任晋王，任命孟知祥为掌管机要的中门使。由于中门使是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职位，此前，多任中门使都因获罪而被杀，孟知祥知道其中要害，便请求更换职务。李存勖改任孟知祥为马步军都虞候，并要求他推荐人选。孟知祥推荐了郭崇韬，郭崇韬对孟知祥甚是感激。
    公元925年十一月，李继岌的后唐大军不到70天便平定前蜀，前蜀灭亡。李存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接到任命后，赶往洛阳宫中觐见，向李存勖陛辞，李存勖设宴款待。他对孟知祥道：“我听说郭崇韬有异心，你到成都后，将他杀了吧。”孟知祥说道：“郭崇韬是国家功臣，向来衷心陛下，此事可能另有原委。等我到成都后了解情况，如果他没有异心再将其送回京城。”
    郭崇韬向来与宦官关系不和，而在灭蜀的过程中，郭崇韬基本掌握军队实际大权，许多事情都由其决断和处理，引起李继岌身边的宦官李从袭等人忌恨。前蜀灭亡后，庄宗派宦官向延嗣到蜀地下达诏令，命郭崇韬班师回朝。或许郭崇韬平常与向延嗣关系本就不好，再加上接待不周，向延嗣回到京城，于是添油加醋毁谤郭崇韬有谋反之心，李存勖虽有疑虑，并没下诏杀死郭崇韬，但刘皇后由于担心儿子李继岌安全，于是派宦官马彦圭带着自己的教令（皇后的命令）来到蜀地，唆使李继岌袭杀郭崇韬。
    马彦圭来到成都后，向李继岌传达了刘皇后的教令，李继岌说道：“军队即将出发返京，郭公并无什么过错，我怎么能做这种负心之事呢？”李从袭等人痛哭流涕地说道：“圣上既然有口谕，大王如果不当机立断，万一机密泄露，我们就没命了。”李继岌说：“圣上没有正式诏书，单凭皇后的教令怎么能杀朝廷招讨使！”李从袭等人继续力争，李继岌不得已，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第二天，李从袭以李继岌的名义召郭崇韬前来议事，李继岌不忍亲自处死郭崇韬，便上楼避开。郭崇韬进来后，李从袭命左右伏兵用铁锤将郭崇韬袭杀。
    公元926年初，孟知祥抵达成都，而郭崇韬早已被冤杀。不久，李继岌班师东归洛阳。然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后唐却发生了一场重大危机。
    李存勖虽然骁勇善战，但治国无方，长期沉湎声色，纵容皇后干政，重用伶人、宦官，杀戮功臣，横征暴敛，吝惜钱财，赏罚不明，以致百姓困苦、藩镇怨愤、士卒离心。公元926年二月，魏博军（即天雄军，驻于今河北大名）将士不满李存勖，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生兵变，推举裨将赵在礼为首领，随后攻入邺都（邺城）。邢州（今邢台）、沧州也相继发生兵变，一时河北大乱。唐庄宗初命元行钦征讨，但却连连失利。李存勖本打算亲征，被宰臣劝阻，只得起用李克用义子、“十三太保”之首的李嗣源，让其率侍卫亲军北上平叛。李嗣源来到邺都城下时，左右亲军却发生哗变，李嗣源被劫持入城，与叛军合势，大家都推举他为叛军首领。李嗣源本无反意，但又无法证明自己清白，迫于内外形势，只得被动地接受叛军的推举，随之率军南下。
    此时的李继岌大军正押着前蜀王衍一行赶往回朝途中。二月，大军行至泥溪，先锋康延孝等人听说北方发生大乱，对朝廷早已不满的他于是与旗下士兵商议发动反叛，占据汉州（今四川广汉）。孟知祥派大将李仁罕会合李继岌旗下的任圜、董璋的部队前去镇压，俘杀康延孝，收降其部将李肇、侯弘实等数千人。
    同年四月，王衍一族在入朝途中被李存勖派人杀害。不久，李存勖自己也在洛阳“兴教门之变”中被流矢所杀。随后，李嗣源率军进入洛阳，让百官各安其职，等待李继岌回京继位。然而李继岌行至渭南，大军溃散，他见大势已去，悲愤之下自缢而死。四月二十日，李嗣源在洛阳被拥立为帝，是为后唐明宗。
    好友郭崇韬的冤死、后唐士兵的反叛、李存勖以及李继岌之死、李嗣源意外“捡便宜”当了皇帝，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来得太快太突然，再加上作为李克用侄女婿（或女婿）的孟知祥对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向来有些瞧不起，在一系列事件的蝴蝶效应作用下，也开始产生了自立割据的想法。于是他开始以西川盗贼纷乱为由增加军力，操练军事，增设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七万多人，分由亲信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统率，并开始与后唐朝廷展开或明或暗的对抗。
    不久，明宗李嗣源派人催促孟知祥补缴朝廷的犒军余钱，孟知祥拒不执行。朝廷委派赵季良为三川制置使，负责处理东、西两川的赋税。赵季良与孟知祥向来交情很好，而且善谋略，孟知祥便想尽办法将其挽留于成都，并让其任西川节度副使。赵季良从此便留在成都，全心全意辅佐孟知祥。不久之后，明宗又派李严作为监军使负责监督两川事宜，李严曾是此前灭亡前蜀的始作俑者，因此蜀中官民对其深怀怨恨，孟知祥借机处死了李严。孟知祥还拒绝支付后唐朝廷让其输送的助礼钱一百万贯，最终实在无法推脱，打了个五折，仅出了五十万贯。
    此时朝廷的大权主要由枢密使（宰相）安重诲掌握，其怀疑孟知祥有反叛之心，为了牵制孟知祥，公元929年，安重诲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今遂宁）、李仁矩为保宁军节度使（今阆中）、武虔裕为绵州刺史（今绵阳），以压制和防备两川的孟知祥与董璋。武虔裕是安重诲的表兄，而李仁矩与东川节度使董璋曾有矛盾，孟知祥与董璋对此皆十分忧惧。董璋于是遣使来到成都，希望与孟知祥联姻，并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朝廷的压力。孟知祥听取了赵季良的建议，将女儿嫁给了董璋之子董光嗣，两家结为同盟。
    公元930年夏，后唐明宗在南郊祭天完毕，下诏裁减两川军队。董璋本来就对李仁矩之事不满，听到裁军的诏令后便勃然大怒：“安重诲得寸进尺、欺人太甚，此时不反，更待何时？”九月，董璋决定举兵反唐，于是对阆州（今四川阆中）和绵州发动突然袭击，擒杀李仁矩，并囚禁了武虔裕。不久，孟知祥也举兵响应。唐明宗下诏削夺孟知祥和董璋的官爵，将董璋在洛阳任宫苑使的儿子董光业斩杀，命自己的女婿、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率军征讨西川，并以夏鲁奇为副将。然而，唐军由于运粮不济，石敬瑭节节失利，最后班师回朝，副将夏鲁奇也在遂州（今遂宁）兵败自杀。
    ?此次唐军攻伐两川以失败告终，明宗李嗣源认为独断专行、欺君蔽主的安重诲是导致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不久，安重诲以离间朝廷与孟知祥、董璋关系的罪名而被杀。此后，明宗极力招抚孟知祥，并告知其留在洛阳的家属皆安然无恙。不过，明宗也确实不敢轻易杀掉孟知祥家人，因为孟知祥妻子是后唐开国之祖李克用的侄女（或女儿），属于与李嗣源同辈的皇亲国戚。孟知祥得知家属无恙，而安重诲也已被杀，便打算邀董璋一起向朝廷谢罪。董璋却因为洛阳的家人被杀，对孟知祥的建议断然拒绝，甚至认为孟知祥背盟出卖自己，于是双方关系破裂。
    孟知祥正打算出兵攻打董璋，结果董璋却先出手了。其率万余人迅速攻取了西川的汉州（今广汉）。孟知祥亲率赵廷隐等三万余人迎战，与董璋对阵于弥牟镇（今青白江）、鸡距桥一带。此前孟知祥在汉州并未严加设防，故而轻易失守，不过在鸡距桥确是布下重兵，严阵以待。董璋军由于长驱直入，后勤补给不济，士气和军心已有动摇，双方开战不久，东川偏将张守进便投降西川军，孟知祥趁机大败董璋。最后董璋带着数骑逃至梓州（今四川三台）。此前，前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王晖曾受董璋邀请，寓居于东川。王晖见董璋大势已去，便率众将董璋一行袭杀，并传首至成都孟知祥处，董璋之子董光嗣也自缢身亡。随后，孟知祥招抚董璋旧部。于是，孟知祥取得东川之地。
    此后，明宗李嗣源对孟知祥采取了安抚的政策，孟知祥对朝廷也比较恭顺，公元933年二月，明宗正式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等职，并封孟知祥为蜀王，赵季良等五人也都被拜为节度使。
    然而，此时洛阳朝廷局势却发生了巨变。933年底，明宗李嗣源病危，此时还未正式立太子。明宗次子、秦王李从荣担心自己当不了皇帝，于是急不可耐地进行谋反，结果反被杀死。很快，李嗣源也在“悲骇莫名”中驾崩，由其第三子、20岁的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
    公元934年正月，随着明宗的去世，孟知祥认为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为难自己，于是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并以赵季良为宰相。不久，李嗣源的养子、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叛乱，与闵帝李从厚争位，后唐陷入内乱。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皆归附后蜀。同年四月，孟知祥改元明德。六月，新归附的张虔钊、孙汉韶来到成都觐见，孟知祥设宴款待。张虔钊上前敬酒，孟知祥正要举杯，突然手臂麻木，无法使唤，于是病倒。七月二十六日，孟知祥将其第三子孟昶立为皇太子，行监国之职，代理朝政。当晚，登基不到半年的孟知祥便撒手人寰。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深得孟知祥信任的枢密使王处回与司空赵季良秘密商议，为了不使各地藩镇趁此发生动乱，迅速拥立后主孟昶为帝后再对外发丧，最终保证了后蜀权利的顺利过渡。
    孟昶即位后，并未立即改元，仍称年号“明德”，直到后蜀明德五年（938年）才将年号改为“广政”。孟知祥去世时，孟昶只有16岁，刚刚即位的孟昶于是面临着最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服众。当时后蜀的朝中重臣基本是孟知祥时的旧臣故将，孟知祥在位时对待他们特别优待和宽仁，在他们眼里，孟昶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孩”，于是大家更加骄纵不驯，目无法纪、夺人良田、毁人祖坟、大造宅院的事时有发生，尤其李仁罕、张业特别突出。
    李仁罕早年随孟知祥入蜀，任都指挥使，与赵廷隐、张业分统诸军，屡立战功，成为后蜀的开国功臣，被孟知祥任命为武信军（今遂宁）节度使。孟昶继位后不久，李仁罕便主动上请掌管六军。孟昶起初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十月，孟昶与赵季良、赵廷隐合谋，趁李仁罕入朝之际，以叛逆之罪将其捕杀，并灭其党羽及族人。
    当时，昭武军（今广元）节度使李肇来成都觐见孟昶，当他拄着拐杖入朝时，怀着李仁罕生前同样的心态，自称有病无法下拜，但听说李仁罕的死讯后，马上放下拐杖拜倒在地。孟昶左右请求将其诛杀，但孟昶没有答应，而是将李肇降任为太子少傅的闲职，贬谪于邛州（今四川邛崃）。

    公元934年正月，随着明宗的去世，孟知祥认为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为难自己，于是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并以赵季良为宰相。不久，李嗣源的养子、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叛乱，与闵帝李从厚争位，后唐陷入内乱。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皆归附后蜀。同年四月，孟知祥改元明德。六月，新归附的张虔钊、孙汉韶来到成都觐见，孟知祥设宴款待。张虔钊上前敬酒，孟知祥正要举杯，突然手臂麻木，无法使唤，于是病倒。七月二十六日，孟知祥将其第三子孟昶立为皇太子，行监国之职，代理朝政。当晚，登基不到半年的孟知祥便撒手人寰。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深得孟知祥信任的枢密使王处回与司空赵季良秘密商议，为了不使各地藩镇趁此发生动乱，迅速拥立后主孟昶为帝后再对外发丧，最终保证了后蜀权利的顺利过渡。
    孟昶即位后，并未立即改元，仍称年号“明德”，直到后蜀明德五年（938年）才将年号改为“广政”。孟知祥去世时，孟昶只有16岁，刚刚即位的孟昶于是面临着最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服众。当时后蜀的朝中重臣基本是孟知祥时的旧臣故将，孟知祥在位时对待他们特别优待和宽仁，在他们眼里，孟昶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孩”，于是大家更加骄纵不驯，目无法纪、夺人良田、毁人祖坟、大造宅院的事时有发生，尤其李仁罕、张业特别突出。
    李仁罕早年随孟知祥入蜀，任都指挥使，与赵廷隐、张业分统诸军，屡立战功，成为后蜀的开国功臣，被孟知祥任命为武信军（今遂宁）节度使。孟昶继位后不久，李仁罕便主动上请掌管六军。孟昶起初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十月，孟昶与赵季良、赵廷隐合谋，趁李仁罕入朝之际，以叛逆之罪将其捕杀，并灭其党羽及族人。
    当时，昭武军（今广元）节度使李肇来成都觐见孟昶，当他拄着拐杖入朝时，怀着李仁罕生前同样的心态，自称有病无法下拜，但听说李仁罕的死讯后，马上放下拐杖拜倒在地。孟昶左右请求将其诛杀，但孟昶没有答应，而是将李肇降任为太子少傅的闲职，贬谪于邛州（今四川邛崃）。

    赵季良向来忠于后蜀，因拥立孟昶等功，深得孟昶信任和重用，后加进太保，与毋昭裔、张业分管三司，兼管户部。广政九年（946年），赵季良去世，张业更加专权。张业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杀时，张业正掌管禁军，孟昶担心他拥兵造反。孟昶为了减少他的兵权，便任他为丞相，并兼任判度支，类似于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然而张业在家里设置监狱，用残酷刑法对待百姓，冤屈者不计其数，引起百姓的极大怨恨。公元948年，孟昶趁其入朝之时，命匡圣指挥使安思谦将其捕杀。此后，孟昶相继罢免了专权贪纵的王处回、穷极奢侈的赵廷隐。至此，经过前后15年的“不懈斗争”，孟知祥时期的故将旧臣势力终于被基本清除，孟昶才算得上开始了真正的亲政。
    孟昶执政期间还大力整顿吏治。此前，后蜀有很多大臣遥领节度使一职，这些官员身居成都，根本无心管理任地的政事和百姓疾苦，成天思考的都是如何敛财和享受生活。赵廷隐便算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赵廷隐在孟知祥去世时任保宁军（今四川阆中）节度使，领阆（今阆中）、果（南充县）、蓬（今营山县）、渠?(今渠县)、开（今开县）五州，明德元年（934），兼任左匡圣步军都指挥使。保宁军下属州县赋税不均的现象相当突出。《十国春秋》曾有记载：“阆州税钱千八百为一绢，果州六百为一绢。”在同一节镇内的税赋比例差异如此之大，可见当时地方吏治是多么的腐败和混乱。广政四年（941年），孟昶罢免了赵廷隐、张公铎等一批遥领节度使的官员，让自己的亲信接任各地节度使，并让他们亲自到节镇任职，全身心处理当地的事务，这样既削弱了旧臣的权势，也有效地改善了地方吏治。
    当时的眉州刺史申贵，为孟知祥时期的旧臣，孟昶即位后任右卫圣都指挥使，曾历任昌（今永川、大足等四县）、渝（今重庆）、文(今甘肃成县)、眉（今眉山）四州刺史。此人贪婪残暴，每到一处皆大肆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在任眉州刺史时，利用官司和讼案大肆收受贿赂，成为其敛财的主要手法。有一次，公然指着监狱大门对属下说道：“此乃我家钱炉！”可谓穷凶极恶、张狂至极。孟昶见申贵活得如此不耐烦，于是成全了他，先是将其贬为维州（今理县）司户参军，当他行至犀浦时赐其自尽，百姓见到将其处死，无不举手称贺。

    此外，孟昶又作《官箴》颁布各郡，官箴主要内容是告诫为官者的格言。孟昶的《官箴》后来曾被宋太祖摘录其中四句“尔禄尔俸，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戒石铭》，意思是“你（官员们）拿的俸禄皆来自于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虽然容易被欺虐，但是天理却难容”，这句话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可取的。后来，宋太祖赵匡胤曾令各地郡县将这四句话刻在石牌上，放置于公堂之前，这种传统甚至延续到清朝。
    孟昶还在朝廷开设“直言信箱”、"举报箱"，接受百姓和下级官员的直言上谏，广开言路，了解下情；他还极力劝课农桑，组织百姓发展农桑纺织事业；他大兴文教，修建学校，将四书五经刻在石碑上教喻官民。通过多年经营，使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在五代十国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孟昶在执政期间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明君”特性，相比王衍这样的前蜀君主，的确好了不少，但孟昶也有一些被世人公认的诟病。他特别喜欢打马球，而且喜好来自方士的“房中术”，虽然算不上荒淫无度，但“爱江上，也爱美人”，其后宫佳丽却也不少。广政六年（943年），孟昶在后蜀全国大选良家貌美女子，以备后宫，以至各地州县出现骚动，民间曾有一些家庭担心子女被其搜选，于是马上托人求媒，赶快将女儿嫁了出去。枢密副使韩宝贞等人恳切劝谏，孟昶虽有一定警醒和收敛，但后宫仍配置有昭仪、昭容、昭华、保芳等14个嫔妃品位。
    在孟昶的众多妃子当中，最宠爱的应是“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本姓徐，据说是前蜀王建的妾妃徐氏（即王衍的母亲）的妹妹（另有人考证认为花蕊夫人为王建徐妃的侄女），其在家排行十一，是最小的，曾与姐姐徐氏同被王建宠爱。此外，也有另一种说法，花蕊夫人姓费名慧，青城（今四川灌县）人，曾为民间歌妓，因貌美多才，大约于公元944年被孟昶选入宫中，封为“慧妃”。由于其美貌胜过花蕊，“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因此也被称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不但外表靓丽，而且精通音律，善于诗赋，据说其生前的诗赋被收录入《花蕊夫人宫词》，内有诗词100多首，因此花蕊夫人与卓文君、薛涛、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

    孟昶执政后期，因为蜀地相对安定，多年未爆发战争，于是开始变得享乐。闲暇时间，经常携花蕊夫人游玩赏乐、赋诗唱和。花蕊夫人曾生动的用诗句描述宫中生活：
    三月樱桃乍熟时，内人相引看红枝。
    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
    蜀地盛夏向来酷暑难当，一天夜晚，孟昶携花蕊夫人来到摩诃池上纳凉，一时兴致大起，便很有“情趣”地写诗唱和：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除了诗词方面的造诣，在饮食料理方面，花蕊夫人更是一把好手。孟昶日日宴饮，久而久之肠胃不适，胃口每况愈下。精于烹调的花蕊夫人亲自下厨，用干净的白羊头，以红姜慢炖，然后将渗满姜汁的羊头，以醇酒浸泡，使酒香入骨，最后将羊头重压成型，切成薄片，此菜色香味俱全，所以取名“绯羊首”。孟昶吃后果然食欲大开，盛赞不已。此外，孟昶每月初一食用素食，他最喜欢吃山药，花蕊夫人便将山药切成片，以莲粉拌匀，再加入五味调料，摆入盘中，清香扑鼻，酥脆不腻，皎洁如月，因而此菜被称作“月一盘”，深得孟昶喜爱。
    相传花蕊夫人很爱牡丹，于是孟昶命官民在成都大量种植牡丹，并宣称：“世人皆称洛阳牡丹甲天下，今后我要让成都的牡丹甲洛阳”。他派人前往各全国各地选购优良的牡丹品种，在宫中开辟出了一所“牡丹苑”。孟昶与花蕊夫人经常召集文武百官，来到此地大开牡丹赏花宴会。此外，花蕊夫人还获得道士申天师所献的两粒“红栀子花”种子。经过花匠的精心栽植培育，栀子树梢开出红色的六瓣花朵，娇艳美丽、芳香四溢。这种花便是芙蓉，花蕊夫人甚爱不已。于是孟昶命成都官员百姓在成都各大街巷、院落、城墙周围遍种芙蓉，每到芙蓉花开季节，整个成都便笼罩于花的海洋。宋英宗时期，赵忭曾任成都转运使，其在《成都古今记》中写道：“五代时，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蓉城”也因此而得名。

    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成都的生活无疑是温馨、浪漫而安逸的，然而历史却是残酷的，尤其在五代十国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此时，北方中原大地的政治格局正在剧烈突变，朝代和皇帝的更换犹如流水生产线，但英雄辈出，一统天下终究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孟昶与花蕊本想在成都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中原的虎狼豺豹们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自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建立后蜀之后，北方中原大地先后经历了：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在太原建立后晋；契丹获得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而快速崛起，成为北方的实力大国；公元947年刘知远在太原建立后汉，并迁都汴州（今开封）；公元950年，郭威灭后汉，在汴州建立后周。公元954年，郭威驾崩，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柴荣神武雄略，励精图治，致力于统一大业，即位之初曾立下“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雄心，旗下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得力骁将赵匡胤。
    公元955年三月，后蜀秦州（今甘肃天水）的一些百姓由于不满后蜀官员欺压，投奔后周，并请求柴荣西征。孟昶听说秦州百姓外逃后周，便派遣赵季札前往秦州、凤州（今陕西凤县）巡视边境情况。赵季札返回后，毛遂自荐，顶替掉了原雄武军节度使韩继勋和凤州刺史王万迪，担任起了当地最高军事将领的职务。五月，柴荣以向训（向拱）、王景率军西征后蜀，打算收复秦、凤、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陇南武都区）四州。六月，正准备到秦州上任的赵季札行至德阳，听说周军已抵达战场，吓得不敢继续前进，立即驰回成都。孟昶向他询问前线具体情况，赵季札却回答不上来半句，孟昶大怒，将赵季札处死。
    六月，孟昶派遣保宁节度使李廷圭为北路军首领，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出兵抗击周军。七月，后周的向训部队在凤州受到后蜀李廷圭的阻击，战事陷于僵局。此时恰逢后周军粮供应不继，当时孟昶也曾向北汉和南唐求援，并得到了北汉和南唐的支持，后周宰臣建议柴荣罢兵。柴荣派赵匡胤作为特使前往秦州前线视察战局。赵匡胤返回后，认为定能获胜，从而坚定了柴荣继续西讨的信心和决心。

闰九月，后蜀高彦俦军大败，退守至青泥岭（今甘肃徽县），周军取得秦、成、阶三州。至十二月，后周攻克凤州，尽复四州之地。后蜀威武节度使王环、监军赵延溥，连同城内五千名后蜀军全部被俘，赵延溥绝食而死。柴荣把俘虏的蜀军送还，孟昶也把俘虏的周将胡立送到后周京城。孟昶致信后周，信中自称“大蜀皇帝”，柴荣看后愤怒，认为这封信不合礼节，便没做任何回应。此后，后周停止了对后蜀的继续进攻，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南唐和北面的辽国。
公元959年五月，大有统一中国之势的柴荣在北伐途中正准备夺取幽州（今北京），但却突然病倒。七月，年仅39岁的柴荣在开封万岁殿驾崩，由其7岁的第四子柴宗训继位，是为后周恭帝。公元960年，曾深得柴荣信任的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篡得皇位，建立北宋，柴荣未尽之统一大业将由宋太祖赵匡胤继续完成。当然，赵匡胤或许对柴荣“深感内疚”，对后周皇族后裔也是加以善待，特赐丹书铁券。《水浒传》中对“小旋风”柴进的身世背景曾有如此描写。

    图6-2-1 公元960年形势图

    赵匡胤即位后，曾对宰相赵普意味深长地说道：“哎！我总是睡不着觉啊，因为卧榻之外都是人家的地盘！”赵普心领神会。于是，赵匡胤在赵普的极力辅佐谋划下，开始着力巩固内部，稳定生产，并确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然后便开始着力南伐荆湖（南平与武平）。此时的孟昶似乎还可以在成都继续睡两年安稳之觉。

    孟昶在此前清除旧臣势力的过程中的确展现出一些魄力和才略，但其任用的新人却存在极大问题，甚至成为了后蜀被快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尤其受到孟昶重用的王昭远、伊审征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昭远，年少时家境贫寒，13岁时跟随高僧出家成为一名小沙弥，后被孟知祥发现，见其聪明伶俐，于是让其入宫成为了孟昶的陪读伙伴。孟昶继位后，从卷帘使开始做起，得到持续提拔。公元948年，前枢密使王处回获罪，孟昶以王昭远接替成为枢密使，后官至山南节度使。王昭远经常对外宣扬自己饱读兵书，自诩为“蜀中诸葛亮”。
    伊审征，其父亲伊延瓌早年随孟知祥入蜀。孟知祥即位后，以妹妹褒国公主（一说是孟知祥女儿崇华公主）嫁给伊延瓌，生下儿子伊审征。伊审征因为父母的恩荫关系，与孟昶也是自小关系较好。后来伊审征被持续提拔重用，公元951年，孟昶让其代替高延昭，擢升为枢密使，与王昭远共同参政。伊审征贪奢不正，与王昭远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可谓珠联璧合。孟昶又任用不懂军事的韩保贞、赵崇韬总管内外兵权。至此，后蜀亡国“四大天王”，全部聚齐。
    对于孟昶的这些任命，就连其母亲李太后也看不下去，她向孟昶劝道：“我当年曾见后唐庄宗（李存勖）南渡黄河与后梁军队作战，又见你父亲在并州（山西太原）抵御契丹，并入蜀平定两川。当时领兵者皆是由于有了军功才能授予，这样才能让将士们畏服。但王昭远出身微贱，只是从你开始读书学习的时候伺候你左右；韩保贞等人皆世袭祖辈爵位和俸禄，向来不懂用兵，一旦边疆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有什么能力抵御敌人？”孟昶并没有听取母后的劝说，依然我行我素，不过，考验将很快到来。

    公元963年，赵匡胤不到半年便取得荆湖两地，切断了后蜀与南唐的联系。孟昶听闻此消息极其恐惧，赶紧召来王昭远商量对策。王昭远熟读史籍，自然对当年诸葛亮联合东吴抗击曹魏的战略非常熟悉，于是建议遣使前往北汉联络，希望双方联合，让北汉出兵骚扰和夹击北宋。哪知使者刚入北宋边境便被抓获，赵匡胤看了密信，说了两个字：“呵呵！”于是以此为借口，对后蜀正式宣战。他还特意命人在开封新建了五百间住所，号称将用来安置孟昶。
    公元964年十一月，赵匡胤分兵两路分进合击，约期会军成都。北路：令王全斌、崔彦进为西川行营凤州路正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率北路军3万，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令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率东路军2万自归州（今湖北秭归），溯长江西上。
    孟昶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率兵3万自成都北上，扼守利州（今广元）、剑门等要地；另以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率兵数万趋往兴元（今陕西汉中），加强北面防御；东面仍由昭武节度使高彦俦等扼守夔州（今四川奉节）。
    孟昶知道王昭远此时领军出征非常看重，将决定后蜀的命运。于是特地在宫中召见王昭远，语重心长说道：“爱卿当初建议联络北汉，如今北宋以此为名前来攻伐，这些是你招来的。既然如此，爱卿当施展你的平生才学，为朕立功！”王昭远听后连连拜谢。

    王昭远临行前在成都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孟昶命宰相李昊等在城外为其饯行。阵前，王昭远神采飞扬，镇定自若，一手执铁如意，一手持酒与众将士酣饮，饮完之后顺便干脆利落的将酒碗砸碎在地上。还当众宣称："我军此行何止御敌，我要领此二三万兄弟，直取中原，易如反掌！"此话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可能赵匡胤听了也会胆战心惊。说话完毕，王昭远便率领大军，在全成都官民的目送下浩浩荡荡向边境进发。
    公元964年十二月中旬，宋北路军进入蜀境，攻克兴州（今陕西略阳），打败蜀军7000余人，继续攻克石圌、鱼关（今略阳与勉县间）等20余城寨。蜀将韩保正闻兴州失守，于是放弃兴元，移师西县（今勉县西），率数万人依山背城，结阵固守。?
    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军乘胜进攻西县，击溃蜀军，擒获韩保正、李进等人，继续越过三泉（今宁强西北阳平关），直趋嘉川（今四川旺苍），蜀军伤亡及被俘者甚众。韩保正、李进余部为阻挡宋军南进，烧断栈道，退守于葭萌（今剑阁东北）。
    当时，王昭远、赵崇韬率军据守利州城及其以北的大、小漫天寨等诸要点，以阻击宋军。利州在嘉陵江东岸，山高路险，地形险峻，是入蜀的咽喉要地。王全斌鉴于栈道断绝，很难继续推进。于是命崔彦进率领一队人马抢修栈道，进克小漫天寨；自率主力由嘉川东南的罗川狭径迂回南进。两路军于深度（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会师，并夺占桥梁。继而分兵三路夹攻大漫天寨，大败蜀军精锐，后蜀义州刺史王审超等人被俘。王昭远、赵崇韬率后蜀兵出战，三战连败，遂于桔柏津（今广元西南嘉陵江渡口）渡江，并焚毁浮桥，退守剑门，宋军于是占取利州。

    于此同时，东面战场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964年十二月下旬，刘光义率东路军进入三峡，连破三会（今巫山东北）、巫山等寨，阵斩蜀将南光海等人，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歼后蜀水、步军1.2万余人，夺战舰 200余艘，乘胜向夔州急进。夔州为巴东咽吭，蜀军于城东设锁江浮桥，上置木栅三重，夹江列炮，严密防御。刘光义军进至浮桥东30里时，为避实击虚，舍舟登陆，夺取浮桥，水陆配合，一举攻破蜀军防线。
    夔州节度使高彦俦认为宋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当坚壁固守。监军武守谦不从，率所部千余人贸然出战，大败而归。北宋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率军追击，突入城内。高彦俦率部力战，结果大败，判官罗济劝他撤走，高彦俦说道：“当年柴荣派军伐我蜀国，我未能守住秦川，今又撤退，虽然孟主不杀我，我有何面目再见蜀人呢！”罗济又劝他投降，高彦俦不应，于是自焚而死。宋军占领夔州后，沿江而上，后蜀万、开、忠、遂（今四川万县、开县、忠县、遂宁）等州相继投降，宋军直逼成都。
    公元965年正月初，孟昶闻王昭远军大败，惊惧不已，于是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率军万余人，助守后蜀的重要屏障剑门。孟玄喆从未带兵上过战场，出发时不忘用车辆携着爱姬，带着乐器和几十人的戏班随军徐徐进发，路人看见，都禁不住偷偷讥笑。
    当时北宋的北路军已占剑州（今剑阁）以北的益光（今广元昭化镇）。王全斌知道剑门天险，不适合强攻，于是命史延德率一队人马，经城东南来苏小径迂回至剑门南面，自率主力从正面进攻，以牵制和迷惑蜀军。

    后蜀王昭远听闻宋军突然到来，只留下偏将守剑门，自己则率主力退保汉源坡（今剑门东南）。宋军前后夹击，剑门很快被宋军攻下，并继续趋往汉源坡。王昭远惊惧不已，一时方寸大乱。赵崇韬布阵迎敌，结果战败被俘，折损兵力万余人，王昭远也被北宋追兵俘获，宋军乘胜占领剑州。孟玄喆刚至绵州（今绵阳），听说剑门失守，弃军仓皇逃回成都。宋军两路先后抵达成都。
    965年正月十九，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于是命李昊写表向北宋投降，至此，后蜀灭亡。此前，李昊曾为前蜀王衍时期的翰林学士，王衍投降时，李昊为他写过降表，如今40年不到，又为孟昶写降表，于是有人夜间在他门上偷偷写上“世修降表李家”，一时传为笑话。
    此次伐蜀，从宋军出兵至孟昶投降共计66天，与前蜀的70天相差无几，而北宋总计出兵不过6万，后蜀出兵却有14万。前溯历史，秦惠王灭开明、魏晋灭蜀汉、刘秀灭公孙述、桓温灭成汉、后唐灭前蜀，是否都非常顺利，这或许是蜀地政权永远逃不开的宿命，作者称之为“盆地陷阱”，简要的总结为：
    （1）蜀地艰险，蜀道艰难，易守难攻，在世人眼里属于割据的好地方，所以在这里容易诞生割据政权。但在统治阶层的心理底层却坚持了一种“守”的理念，“北扼剑门，东拒三峡”，所以外敌很难进来，自己也很难进入中原，逐鹿天下。当年诸葛亮也仅仅是以攻为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也只是让蜀汉继续延续了30年；
    （2）蜀地丰饶富庶，加上偏安西南，相对中原，发生的战乱更少，蜀地政权以及军队因过惯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日子，容易滋生奢靡享乐，却早已忘了如何打仗，野心和战争意志也会逐渐被眼前的安逸生活所消磨；
    （3）与之相对，中原的诸侯由于没多少险要可守，四周环敌，天生便具有一种危机感，知道必须打出去，否则必然被灭亡，再加上常年战争，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士气强劲，在与蜀地政权的对比之下，一强一弱，刀兵相接，战斗力自然差异巨大；
    （4）刘邦当年虽然获得巴蜀封地，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进入“盆地陷阱”，而仅仅是将蜀地作为物资后盾。刘邦可能一生从未到过成都，而他仅将汉中南郑作为临时治地，并且很快便杀回关中，开始逐鹿中原，一统天下；
    （5）孟昶继承父业，坐镇成都，很不幸，也进入了前期诸多蜀地政权的“盆地陷阱”，所以被强悍的宋军轻易消灭，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已超出所有个体的能力，孟昶自然不能例外。

    孟昶投降北宋后，被送至汴梁，被赵匡胤授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为秦国公。此时的他，虽然家国败亡，但希望自己能像当年的刘禅那样，老老实实的当个亡国之君，在汴梁安度晚年。然而，还未完成统一大业的赵匡胤或许希望自己能睡得安稳一点，于是七天之后，孟昶意外去世，时年47岁?。随后，赵匡胤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赠布帛千匹，将他厚葬。
    据说孟昶生前算得上“春联第一人”。《蜀梼杌》曾有记载：“蜀未归宋前一年（964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大概是有史料记载中最早的春联。凑巧的是，965年新年刚过，赵匡胤便平定后蜀，委用吕余庆去做成都的地方长官。另外，宋太祖已于960年将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日自己的生日定名为“长春节”，即所谓“圣节”。孟昶降宋之时，正是宋太祖诞辰之日。孟昶写的春联，精确地预示了自己的命运，如此巧合，不禁令世人费解。
    赵匡胤本是个孝子，对孟昶的母亲李夫人自然也是十分厚待和尊敬，他特意命人用软轿将老太太抬入宫中亲自接见。赵匡胤告诉李夫人:“还望爱惜身体，不用过于思念家乡，以免伤了身体，他日当送您回去。”老太太问道：“陛下打算送我回哪里呢？”赵匡胤说：“回蜀地呀！”老太太却并不含糊，回答道：“妾家本在太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那里度过晚年！”此时的太原仍未平定，属于北汉的都城。赵匡胤听她这样一说，大喜，这老太太是在暗示和祝福自己不日即能平定北汉。赵匡胤说道：“等我平定北汉，即如所愿！”赵匡胤随之对李夫人大加赏赐。

    孟昶去世后，李夫人没有哭泣。或许，她早就料到儿子会有今天的结局。李夫人摆下香烛祭祀孟昶，说道：“你作为君王，不能死在社稷，却贪生到今日。我所以在国破家亡时没有选择去死，是因为你还在世，不想让你同时承受失去国家和母亲之痛。今日你已先我而去，我也没有再继续苟活的理由！”慈母之心，无以言表，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赵匡胤听闻李夫人想要自尽，急忙命人好好保护李夫人。侍卫将府中的所有铁器收缴，并派多人看护。但李夫人已决心求死，于是六七天不进饭食，最终绝食而死。
    赵匡胤早闻花蕊夫人国色天香，能诗作赋，于是在宫中召见了她。为验证她的诗才，赵匡胤命她当场赋诗。神色悲凉的花蕊夫人沉思片刻，梨花带雨地吟出了这首名垂千古的《述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赵匡胤听后面色带着几分凝重，他打量着眼前这位柔韧娇弱、清丽多才的女子，不禁心生几分怜悯和倾慕。一国之亡，万千男儿个个丢盔弃甲，怎能怪一深宫内的柔弱女子。不久，赵匡胤将花蕊夫人请入后宫侍宴，并封她为贵妃。

    家国破碎，陪伴自己22年的孟主已逝，芙蓉倾城的成都已变成远在他乡的东京汴梁，花蕊或许会经常想起美丽的成都，还有摩诃池畔的荷塘月色，以及那些回荡耳畔的欢歌笑语。于是，在赵匡胤不在的日子，她偶尔在夜里登上高楼，看汴水东流，遥望故国，仿佛还能听到西山杜鹃的哀鸣，心中尽是思念。
    花蕊夫人于是偷偷地凭借记忆，画出孟主的画像，偶尔将之取出端详怀念。一日，被突然回宫的赵匡胤撞见，花蕊夫人悄悄拭去泪水，急中生智的说道：“这张画像中的人名叫张仙，是我们老家蜀地人供奉的送子娘娘，我是希望能与陛下......”赵匡胤听后并未追究，甚至有些欢喜。后来，这画中的送子之神，从宫中传到民间，到了晚清年代，世人便把张仙的男身像改为花蕊女身像，花蕊夫人便被尊奉为送子娘娘。
    关于花蕊的结局，正史并没有记载，不过却有一些野史传说。
    一说，一日赵匡胤率众亲王和嫔妃在后苑狩猎宴饮，赵匡胤举杯劝酒赵光义。赵光义答道：“如果花蕊夫人能为我折枝花来，我就饮酒。”赵匡胤于是命花蕊夫人为赵光义折花，赵光义却张弓搭箭，转身将花蕊夫人射死，随后流泪满面，跪在赵匡胤面前说道：“陛下刚刚取得天下，宜为社稷为重，远离酒色！”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赵匡胤虽有不快，但也没有责怪，而是“饮射如故”。
    另一说法，赵匡胤在与花蕊夫人缠绵几年后，由于花蕊夫人姿色渐衰，便又喜欢上了一名17岁的年轻宋姓女子，使其成为新的宠妃，即未来的宋皇后。于是本可能成为皇后的花蕊被落入冷宫。面对故国人亡，新朝失宠，年华渐逝，花蕊夫人终积忧成疾，在寂寞与孤独中香消玉殒于汴梁深宫。
    ——此节完——

    第三节宋初有起义，李顺王小波
    北宋灭亡后蜀候后的“军事过渡”期间，成都并不十分安宁，甚至因为主帅王全斌的处理失当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起义，几乎险些让北宋失去对蜀地的统治。
    966年正月，北路军王全斌率将士进入成都。十几天后，刘光义（刘廷让）才率东路军抵达成都。孟昶赠送刘光义军的财物和劳军规格与前期王全斌军相同，而且朝廷诏书颁赏时，对两军也没有差别。然而，或许北路军认为自己的实际付出更多，结果被东路军捡了自己的果实。两军将士却因此互相产生忌恨，主帅之间也产生了不和的气氛。
    此前，伐蜀的宋军还未出发前，赵匡胤考虑到当时的宋朝财力不足，曾在汴梁对将士们承诺道：“本次伐蜀，朝廷只要地盘、兵甲、粮草，其余缴获物资全部赏赐前方将士！”这个政策，虽然有激励将士的作用，但却也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宋军们于是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伐蜀之战中大捞一笔。
    战争开始后，东路军主将刘光义（刘廷让）每占一城，都将府库内的钱财锦帛分给各位将士们。虽然东路军路过所有城寨时，将士们都有屠戮抢掠百姓的想法，但在东路军都监曹彬的极力劝阻和制止下未能得逞。然而北路军情形却完全不同，主将王全斌虽然勇猛善战，但对待下属却比较宽容仁厚。他甚至非常“民主”，每次接到朝廷诏令后，处理事务则先由诸将们合议，方可执行下去。如此下去，即使小事，王全斌也不能独自决断，由此也埋下了治军不严的隐患。北路军在进入蜀地后，主将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等人日夜宴饮，不理军务，主将们甚至私吞了后蜀府库十六万贯钱，并且还纵容部下进行抢劫财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引起了蜀地军民的极大怨恨。

    此时，宋廷为稳定巴蜀统治，决定将原后蜀各州县的官员和投降的蜀军转送京城，并且每人发钱十千作为路上盘缠，不走的人，则加发两个月廪食。而王全斌在左右之人的怂恿下，擅自削减了后蜀降兵前往开封的路费，蜀军们愤恨不已，造反的情绪也开始在蜀军上下蔓延。
    蜀军入京时，王全斌体恤自己的下属，并未让他们参与遣送蜀军，而是只派遣各州的牙校负责遣送。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却为蜀军造乱埋下了隐患。蜀军到达绵州（今绵阳）时果然发生叛乱，开始攻占附近州县，聚众人数达已到十万之众，自称为“兴国军”。蜀军中有位名叫全师雄的官员，曾在后蜀的文州（甘肃文县）担任过刺史。他在这群蜀军中算是官阶最高、名声威望最大，文化水平也最高的人。当时，他的家人也跟随自己入京，结果在绵州意外遇到叛乱，全师雄担心自己的家人被士兵们挟制，便将他们藏在附近江曲的一家民舍家里。几天以后，蜀军果然将全师雄捉到，强迫他当了叛军首领。没办法，谁叫你在咱们这群凡人中如此”鹤立鸡群”呢！
    王全斌接到蜀军叛乱的消息后，派都监米光绪率军前往招抚叛军。但米光绪却是个狠角色，他把全师雄家人搜出来后全部杀了，还把他的爱女强纳为妾，并没收了他家的出行财物。全师雄获悉后，内心愤恨不已，如此血海深仇，任何一个世人都不可能接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打消了归降的念头，决心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师雄于是率领叛军猛攻绵州（今绵阳）。但是绵州之战并不顺利，叛军不久被横海指挥使刘福、龙捷指挥使田绍斌打败；全师雄转率军攻下彭州，赶走了刺史王继涛，杀死都监李德荣。随后，成都周围十县皆起兵响应全师雄，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并着手建立幕府，设置官员，任命节帅二十多人，命他们率众分别据守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

    王全斌派崔彦进与高彦晖等人分兵讨伐叛军，结果皆被全师雄打败，高彦晖战死，田钦祚仅以身免，叛军于是声势更盛。王全斌又派张廷翰、张煦前往镇压，同样战斗失利，只好退守成都。全师雄分兵驻守于绵州、汉州（今广汉）之间，阻断了成都与剑阁之间的交通要道，扬言要进攻成都。此后，巴蜀各地也开始纷纷起兵响应蜀军，邛、蜀、眉、雅、东川、果、遂、渝等十七州，皆跟随全师雄发动叛乱。成都与京城汴梁的通信也被阻断一个多月，信送不出去，就得不到朝廷支援，王全斌等人非常恐惧。当时城中还有投降的后蜀军两万多人，王全斌担心他们响应外贼造反，于是与诸将设计，把蜀军降卒引诱到夹城中，将其全部射杀。王全斌的行为更是极起了蜀地军民的仇恨。
    随后，王全斌想尽办法多次遣使向京城乞援，终于把信送到了朝廷。不久，刘廷祚、曹彬在新繁率军大败全师雄的军队，俘获叛军一万多人。965年十二月，全师雄退守于郫县，王全斌、王仁赡继续攻破全师雄军队，全师雄身上多处受伤，只得退守至灌口寨。全师雄的同盟吕翰也在嘉州（今乐山）为宋军所败，退守至雅州（今雅安）。叛军的形势开始受到压制，纷纷散去，退守各地州县。有位陵州（今仁寿县）指挥使元裕，曾被全师雄任命为刺史，带有部队一万多人，结果被王仁赡擒获，王全斌将其押往成都街市，以凌迟磔刑将其处死。
    966年正月，朝廷派丁德裕率军入蜀协助平叛。六月，王全斌大破全师雄于灌口寨，擒其党羽二千余人，全师雄败走金堂。八月，宋军攻克雅州，吕翰逃至黎州（今四川汉源），结果被部下所杀。不久，全师雄身上的箭伤发炎感染，病死于金堂。叛军推举谢行本为帅，占据于铜山（今四川中江），不久也被宋军擒获。后来丁德裕等人分兵招降各地残余叛军，叛军纷纷归降，为时一年有余的蜀军反叛终于得以平息。

    成都叛乱平定后，朝廷命令参知政事吕馀庆到成都任知府事，王全斌仅负责军务。乾德五年（967年）初，宋太祖将王全斌召回京城，并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进行追责，剥夺军权并降职闲居。
    北宋平定蜀军叛乱后，至公元975年，赵匡胤先后灭掉南汉、南唐，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打下基础。公元976年，赵匡胤第三次攻伐北汉未果。不久，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在与弟弟赵光义经历“烛影斧声”事件后离奇去世，享年50岁。赵光义随之即位，是为宋太宗。之后，北宋的经济和文化开始逐渐获得空前发展。
    自古以来，川蜀地区盛产茶叶，北宋范镇在《东斋记事》中有记：“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此处的味江便是成都府永康军治下的青城县。青城县位于青城山脚下，自东汉张道陵在这里建立道教以来，青城山便成为全国著名的道教圣地。这里山岭众多、寺观林立、景色秀丽、气候怡人，自然也成了茶叶生长的天然场所。然而，青城县地狭人多，北宋初年，这里的大多数土地已被官员贵族、地主豪强占有，特别是寺观地主尤其明显。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的一天，青城山脚下，100多户当地的茶农，围在一起，人群之中站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人，他气愤填膺的对周围的人说道：“我痛恨贫富不均，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实现平均富裕“。周围的人不无点头称是。中间说话的人，便是青城县的茶农王小波。自这天起，王小波便开始以“均贫富”的口号号召和组织周围的贫民百姓一起攻入当地的寺观和地主之家，开仓放粮，并按人头均分土地。随后，获得越来越多的百姓支持，规模迅速壮大，最后蔓延到整个巴蜀地区。这便是宋初影响巨大的王小波起义，究其原因，还得追溯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北宋灭亡后蜀之后，川蜀地区虽然正式纳入北宋统治范围，但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当初黄巢起义时，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至蜀地。五代十国时，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直到宋初，蜀地还保留着唐朝之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兼并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世族豪强疯狂兼并土地，使许多普通百姓沦为“旁户”。这些旁户依附于地主豪强，既要向官府缴纳赋税，还得向地主缴租，即为“两税”，当时整个蜀地的旁户数目占到当地总户数的70%，蜀地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此外，北宋平定蜀军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金银财宝等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在成都、梓州（今三台）、蜀州（今崇州）等地设立官方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品，专供京城皇亲国戚、高官贵族使用，号称“日进纲”；又将各州县的田税改以布帛，按照一定的比例冲抵，称为“科折”；专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民间商人贩卖。豪强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盘剥百姓，使许多小商贩失去生路。
    此外，蜀川的茶叶也成为了引发阶级矛盾的导火索之一。蜀茶在后蜀时期曾由政府进行专卖，禁止民间私人买卖，这种政策称为“禁榷”。北宋初年虽然允许蜀地百姓私自贩卖茶叶，但仅限于蜀地，不能出境。《文献通考·征榷考》有记载，北宋初年，“天下茶皆禁，惟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直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李杞入蜀后才重新开始执行榷茶一事，到熙宁八年“蜀茶尽榷”。
    尽管如此，但蜀地茶农和其他普通农民一样，也基本属于“旁户”身份，仍需要交纳两税。当时贩卖的茶叶一般分为粗茶和细茶两种，细茶在不出蜀境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出售，粗茶则必须上缴官府。茶农必须将生产的粗茶按照一定的比率折算为官府需要的物品（即“科折”），并按时按量将茶叶输送至官府的指定收购地点。

    王小波，青城县人，另有妻弟李顺，皆为当地的贫苦茶农。王小波和他的最初追随者们，在他们起义之前，或许因输送茶叶“失职”被官府追责，加上无法忍受长期以来被官府和地主盘剥，于是揭竿而起，以“均贫富”为口号发动农民起义，并得到迅速响应。所到之处，百姓们纷纷依附，起义队伍迅速壮大。
    不久，王小波率军攻入青城县城，然后相继进入邛州（今邛崃）、蜀州（今崇州）各县。当时的彭山县令齐元振贪横暴虐，恶名昭著，当地老百姓深受其苦，无不痛恨。于是王小波带领义军攻入彭山，活捉了齐元振，将其以“阶级敌人”的身份当众批斗，最后处死，并将其多年搜刮的钱财分给了贫苦百姓。王小波因此获得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拥护，大家纷纷加入义军，义军队伍一时声威大震。
    此后，义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邛州和蜀州所属各县。993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进入蜀州江原县（今崇州），与西川都巡检使张玘率领的宋军相遇，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义军在宋军的紧逼之下，起初形势颇为不利，王小波也被宋军暗箭射中额头。天色渐晚时，趁宋军松懈之际，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率军发动反击，宋军支持不住，纷纷溃退。张玘也在奔逃途中被斩杀。起义军随之进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
    义军继续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在李顺的带领下，义军陆续攻克蜀州、邛州城。随后，义军攻克成都南面门户新津县城，队伍达到数万之众。之后，李顺将义军分兵两路：一路占领成都外围的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治地都江堰；另一路由李顺亲自率领攻打成都，但在攻打成都西门时失利，于是转而攻克附近的汉州（今广汉）、彭州。994年正月初，南北两路义军对成都开始形成包围之势。

    宋朝为了挽回局面，免去了镇压义军不力的成都知府吴元载，由郭载接替其成都知府之职。此外，朝廷令梓州（今三台）、遂州（今遂宁）都巡检使卢斌从梓州驰援成都。但在李顺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宋军仍然不敌，郭载与转运使樊知古等成都官员及将士夺门而出，退守梓州，不久郭载忧愤而死。正月中旬，义军占领成都。
    义军进入成都后，建立“大蜀”政权，改元“应运”，李顺进位为“大蜀王”，同时按照基本的礼制建立各大机构，册封官员，新政权已包含尚书省、枢密院、军师、军将、知州、刺史等职。此外，为彰显威势，义军将士脸上皆刺上“应运雄军”四字。此时，巴蜀大地各州县纷纷被义军占领，相继纳入大蜀版图。但是，大蜀最终仍未能有效控制北面剑门和三峡夔门（今奉节）两个最重要的军事要口，为宋军陆续入蜀平乱创造了有利时机。
    川蜀的起义形势在北宋朝廷引起巨大震动。在元代以前，由于吐蕃（今西藏）一直未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因此，世人一直将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视为长江上游，是绝不可失去的国家战略重地，“失蜀必失宋”由此成为统治阶级的一致观点。蜀地的叛乱必须尽快得到平息，宋太宗于是召集群臣积极商议对策。最终，太宗委任自己最为亲信的宦官王继恩为西川诏抚使，率领禁军精锐从北路剑门入蜀；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从东路夔门（今奉节）入蜀；同时下诏极力招抚蜀民，并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
    王继恩当初在“烛影斧声”事件中曾经为赵光义的即位立下汗马功劳。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冬，宋太祖赵匡胤陡然驾崩，由于其死前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宋皇后命王继恩诏令四皇子赵德芳入宫，处理赵匡胤后事。谁知王继恩出宫后并没有去通知赵德芳，反而擅作主张，邀请请私交甚好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当时还有犹豫，王继恩说了句：“事久将为他人有矣！”赵光义被点醒，随即入宫，才为即位创造了先机。王继恩也因此被宋太宗所信任，让他成为了此次入蜀平乱的主帅。

    在宋军两路大军压境之际，李顺的义军主力正在围攻梓州，结果80余天仍未取得进展，不仅消耗了军力和士气，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重要战机，致使李顺无法抽出更多的兵力进攻并控制剑门关，使王继恩北路军顺利通过剑门天险，得以长驱直入。
    王继恩入蜀后，首先集中力量夺取剑门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他亲率大军进攻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另由曹习统领一路偏师，南攻阆州。由剑门关至剑州，地势险要，且一路上坡，不易攻取，于是王继恩避开正面，绕道西面小路从侧面展开攻击，攻杀驻守的农民军500余人。然后继续向东攻取汉源坡、育强岭，控制了南下剑门的道路，随后主力大军居高临下，猛攻剑州。不久，王继恩攻克剑州，随后又在剑州南的40余里的柳池驿攻破500多名农民军的防守。农民军残部四下溃逃，被杀或溺水者不计其数。
    随后，王继恩率军继续进攻绵州（今绵阳），在当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绵州被顺利攻克。另一路由曹习统领的宋军也相继攻下阆州和老溪，农民军依险据守，终因力量悬殊而战败，3000多名义军阵亡，余众纷纷投江而死。不久，巡检史胡正违攻下巴州，义军战死者5000余人。至此王继恩全部占领了剑门关周围地区，保证了入川援军的道路通畅。
    淳化五年（994年）五月，王继恩大军包围成都，成都城中10万义军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撄城拒守，由于城内粮食和守城武器严重匮乏，最后成都陷落，3万多义军阵亡，李顺下落不明，其去向众说纷纭。王继恩在给宋太宗的报告中曾说到，已捕获李顺，在被押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时被处死。不过李顺之死也另有说法，一说破城后被乱军所杀，连尸首也无法辨认。也有说李顺逃离成都，辗转至广州，三十年后，在广州被抓获后被杀。

王继恩由于对赵光义的“上位”有恩，深得赵光义的信任，入川又被授予大权，因此手握重兵的他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进入成都后，他便开始大摆威风，经常召集部下和亲信宴饮作乐。每次出行各地州县府衙，前后奏乐，卫兵随行，身后甚至还有专人为其拿着棋盘，时不时的找人对弈两局，可谓威风凛凛、大有排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有点作”。迫于他与赵光义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高高在上的职位，大家也只能在背地里暗暗的骂一句“死太监”。王继恩的仆从也趁机干些狐假虎威的事，士兵霸占钱财、奸淫掳掠更是屡见不鲜。大蜀府库的金帛140余万，也被洗劫一空，使得许多地方百姓又重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此时，成都府已被朝廷改称益州，新任益州知州张咏已到任。张咏在当时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体察民情，洞民之苦，知道蜀地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当时，王继恩俘获了许多义军交给张咏办罪，张咏尽数将他们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说道：“以前李顺胁迫百姓为贼，今天我与王大人一起化贼为民，有什么不可呢？”王继恩顿时无言以对。此后，王继恩部下不守法纪，掠夺民财，张咏派人捉到后，并不向王继恩通报，径自将这些士兵绑了，投入井中淹死，王继恩却也不敢向他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此事。宋军见张咏手段厉害，便收敛了许多。此外，张咏还向宋太宗反映王继恩在蜀地骄横跋扈、放纵军纪，进入成都后只顾饮宴，而不尽力剿贼。宋太宗知悉后，命内押班卫绍钦与王继恩共同处理成都事宜，又派专人督促宋军加紧围剿残余义军。

    王继恩的部将王文寿，率2000余人在遂州一带追讨义军余部。王文寿向来对部下粗暴专横，滥用刑罚，士兵常因一些小过错而被惩处，于是引起许多人的怨恨。当时，王文寿有位部下张嶙，任职指挥使，或许平常经常被王文寿责罚，心有怨恨，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王文寿就寝时将他斩杀，并拿着王文寿的人头率领部下投奔了义军首领张余，一时农民军势力更盛。
    义军在张余领导下，沿长江而下，向川南、川东进军，连克嘉州、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开州（今开县）等地，声势浩大，很快占领了川东大片地区，发展到10万余人。
    宋太宗听到宋军反叛的上奏后，打算将投奔义军的士卒的妻儿全部处死。朝中大臣认为不妥，建议将他们的妻儿都集中起来，派遣将士以此为饵前去招抚，并示喻赦免他们的罪刑，这样他们一定回归，从而迅速瓦解义军。太宗同意了这个建议，令巡检程道符前往蜀地宣扬太宗旨意。一位叛逃义军的宋军士卒于是斩杀了张嶙，将首级献给王继恩，其他叛逃的士兵的也纷纷回归。王继恩趁此机会接连大败义军，至道二年（995年）二月，义军主力作战失利，张余在嘉州被擒杀。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邛崃山区）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等地，不久败亡。至此，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宋军彻底剿灭。

    王小波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第一个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起义，有着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此外，起义还严厉打击了蜀川地区的豪强势力，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使得许多农民从过去的“旁户”成为一般的佃户。虽然蜀地农民们没有彻底摆脱被剥削的封建体制本质，但与封建地主的依附关系变得相对松弛和缓和，在生产经营方面有了更多自由空间，百姓负担也相应减轻。
    此后，许多宋朝官员都不敢到蜀地任官，即使到蜀地任官的官员也极其谨慎小心，尽量收敛，以减少官民矛盾。当时蜀地官员因担心安全，甚至都不带家属入蜀。就连做过两次益州知州的张咏一直都是单骑入蜀，最后回朝途中，路过剑门关时，不由得心有余悸地写道：“多赖皇明烛幽远，两川无事得生还！”
    ——此节完——

    第四节成都有交子，首创为纸币
    今天，在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伦敦金融城里，坐落着一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银行，它便是现代金融业的开拓者——英格兰银行。在银行后花园的天井里，种着一颗当地很少见的桑树。据说这颗桑树来自遥远的中国，是为了纪念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中国人用桑树皮和叶子制作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自隋唐以来，成都商品经济便非常繁荣，与扬州并称为“扬一益二”。由于玄宗、僖宗入蜀，更让许多北方士族衣冠相继迁入蜀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到了宋代，成都的商品经济则得到进一步发展，纺织、茶叶、造纸、印刷、陶瓷等产业异常繁荣。随着商品的大量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此外，前后蜀时期，蜀地一直使用铜钱作为本位货币。后蜀广政年间开始铸造铁钱，此后，铜钱与铁钱便开始混合使用。965年，北宋攻灭后蜀，四川纳入北宋版图。北宋平息蜀军叛乱后，成都成为了北宋王朝最重要的的财源输送地，朝廷将成都的金银财宝和铜钱、布帛尽悉搜刮，通过长江水路源源不断的输往京城汴梁。

    @qyg999 2020-10-09 16:08:08
    加油楼主！
    -----------------------------
    谢谢！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四川地区设置了第一所铁钱监，专门用以铸造铁钱，并禁止铜钱入川。之后，多地陆续开通铁钱监。自此，铁钱开始大量在四川流通，且日益增多，而铜钱则全部输往京城。大约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前后，四川被确定为铁钱专用流通区。之后，四川的铁钱开始出现大幅贬值。在铜钱被搜刮往京城之前，铜钱与铁钱比值为1：1.2；铜钱开始被搜刮往京城后，二者比值变为1：2.5；四川成为铁钱专用流通区后，铜铁钱比值越来越高，最终稳定在1：10左右。
    此后，四川曾持续增铸不同面额的“大铁钱”，原来的铁钱则为“小铁钱”。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每一千钱（每贯）“大铁钱”用铁30斤；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新铸的大铁钱每一千钱用铁重达25斤；益州知州凌策上书请求重新铸大铁钱，每一千钱重12斤10两。虽然通过不断新铸大铁钱，其重量有所减轻，但对贸易商家来说依然带来极大不便。此外，小铁钱的购买力也非常低，每10贯重达65斤，当时一匹罗缎价值两万钱，而需要的小铁钱重达130斤，可谓夸张至极。史料曾有记载，当时自陕西府运送一万贯铁钱至秦州（今甘肃天水），需要的运输费用大概二千七百余贯，运输成本已超过铁钱价值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北宋时期日益发达的经济伴随着大宗商品的贸易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已经与笨重的铁钱产生出巨大的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交子也随之应运而生。而交子的普及，也与一位当时的著名的四川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便是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后期的益州知州张咏。
    张咏，字复之，号乖崖，946年出生于濮州鄄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好诗文。初任湖北崇阳县令等职，因为官清廉、体恤民瘼，深得当地百姓好评。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张咏被朝廷任命为枢密直学士。同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发动农民起义，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淳化五年（994年）九月，朝廷委派张咏到成都任益州知州，负责处理平乱。王小波起义被平定后，张咏于997年离开蜀地。

    《续资治通鉴》曾有记载：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前，益州、邛州（今邛崃）、嘉州（今乐山）、眉州（今眉山）等地，官府每年铸铁钱五十余万贯。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四川地区由于战乱影响，停止铸造铁钱，导致民间的钱币数量减少，出现了严重的“钱荒”。于是民间开始出现专门为贸易商家提供“存款”业务的铺户。各地来到成都进行贸易的商人，为了路途的安全和解除随身携带大量铁钱的负担，于是提前将铁钱寄存在专营“存款”业务的铺户里，铺户将商人的存款金额写在用褚纸（一种桑科落叶乔木构树制作的纸张）制作的专用票据上，交給商人。当商人拿着票据提取钱币时，需要额外向铺户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这种用来填写商家金额的票据，便是最初的交子。不过当时的交子主要为民间铺户与贸易商人之间的一种“兑换凭证”，还不完全具备货币性质，因此称之为“私交子”。当然，其背后仍需要强大的信誉和诚信作为支撑和担保，因此，当时私交子业务主要由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大型商人控制。
    这种“私交子”业务，离不开高质量的纸张和雕版印刷技术，而当时四川地区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自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起，成都曾花费12年时间，负责刻印首部官方经文《大藏经》（因刻印于开宝年间，又称《开宝经》），共用雕版13万块。由此可见，当时的四川已是全国最重要的雕版印刷基地之一。
    交子出现以后，对于商人们来说，或许“腰缠万贯”再也不是难事。随着交子在民间的逐渐普及和流通，交子也开始在铺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进一步演化，他们随之印制出统一额度和统一版式的交子，以满足更大的流通需要。铺户们还在每年米、麦、丝、蚕等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大规模发行交子，以满足更大的货物流通需求。由于面额统一、流通量大，于是交子逐渐具备了货币的属性，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而在欧洲，直到600多年后才开始出现第一张纸币。

    随着使用交子的用户越来越多，交子铺户老板们逐渐发现了交子背后隐藏的惊天“秘诀”：由于“储户”们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提取钱币，因此，只需要保留一定总额的钱币，便能满足储户们的兑换需求。这或许就是现代银行业的“准备金”制度的雏形。
    不过，这种机制的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当时的交子发行由民间的铺户各自完成，因此处于散乱状态。一些交子铺户开始把多余的钱币用来进行其他的投资，如购买房产、土地，以及其他产业投资，也可印制发行更多的交子来满足更大的利益需求。由于没有官府的统一管理，交子的发行随之出现泛滥、信誉缺失等问题。一些铺户在天灾人祸或者发生战乱的极端情况时，根本无法处理集中兑付的问题，导致铺户的破产以及储户的财产损失，甚至一些铺户在发行完交子后便停止营业或销声匿迹，关于交子的诉讼和官司案件也逐渐增多。此外，交子的滥发，也导致了物价的飞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咸平三年（1000年），宋军益州神卫都虞候王均率领蜀地士兵发动起义，占领成都，并建立大蜀，之后不到一年便被镇压。宋真宗因张咏之前治理蜀地表现突出，于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派遣张咏再次入蜀任益州知州，直到景德三年（1006年）六月,，其在蜀地的任期结束。
    张咏来到成都后，了解到交子的滥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开始着手整顿。张咏将交子的发行权交给当地的十六家实力较强、信誉良好的铺户，通过相互联保，提高了交子的信誉。同时，为了避免交子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时间过长，出现字迹模糊、票面磨损等问题，将交子的发行周期确定为三年一界。三年界满后，储户必须将旧时的交子兑换为新一界的交子。这样，解决了交子因信誉、滥发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当时的交子仍然由私人发行，但政府对交子的控制已处于半官方状态。交子的规范管理，为四川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交子的这一集中发行阶段，也被称为“十六铺时期”。

    不过，这种交子的集中发行制度到了1020年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时益州知州寇瑊上奏朝廷，认为当时十六铺发行的交子并不十分稳定，经常不能及时兑付，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建议废除交子。真宗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交子在四川被全面禁止发行。
    然而，寇瑊禁止发行交子的背后却伴随着一场宋廷高层的政治斗争，而斗争的两个对立方分别是：一方为宰相寇准为代表的朝臣“清流”，另一方则是宋真宗的皇后刘娥。
    刘娥，成都华阳人，祖籍太原。刘娥自小父母双亡，沦为歌女。后来到京城汴梁谋生，认识了宋太宗的第三子韩王赵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非常喜欢刘娥，但由于刘娥出生微贱，不被太宗接受，赵恒只能与她悄悄私会。直到997年，宋太宗驾崩，赵恒即位，将刘娥接入宫中，先后晋升为修仪、德妃。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驾崩，?真宗欲立刘娥为后，寇准等重臣皆以刘娥出身微贱为由，坚决反对，于是刘娥与寇准之间的矛盾开始形成。
    刘娥不能生子，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原为刘娥侍女的李氏受真宗宠幸，为宋真宗生下了当时唯一的皇子。皇子还在襁褓中时，刘娥便将他取来当作自己的孩子，并且让杨淑妃代为养育，这孩子便是日后的宋仁宗。此事后来还被民间演绎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刘娥被册封为皇后。由于聪慧干练，处事慎密得体，深得真宗信任和倚重，真宗于是逐渐将许多政事交由其处理。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多病，刘皇后逐渐把握朝政，然而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们认为“政出宫闱”，危及社稷，坚决反对，并积极建议真宗让太子监国，以抵制刘娥。而前期刘娥辅政时期的政策也相应被扭转和改变。1020年，寇瑊接替王曙的知益州之职，他到任之后，便开始着力废除交子。然而，交子的废除却给四川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弊端。
    寇瑊离任后，由薛田继任益州知州。此时的朝廷之中，宋真宗已驾崩，13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刘娥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而寇准已被贬至遥远的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刘娥非常重视益州的交子，下令薛田与益州转运使张若谷调查交子禁止后的市场情况，商议是否启用交子。薛田等人通过调查后分析认为：因经济发展和贸易流通需求，交子不能废除，但过去的私交子却存在信誉和诚信等诸多弊端。于是上书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纸币管理机构（即交子务），由政府印发和管理交子，严禁民间私自发行。

    薛田的上奏最终获得朝廷认可，于是宋朝在私交子被禁止两年多之后，于宋仁宗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024年4月1日）起在成都设立交子务，正式发行官交子。也正是这一天，世界历史上第一种由官方发行的纸币在成都诞生。据传，当时成都交子务的地址位于净众寺（万佛寺）内。因为，交子对纸张质量和雕版印刷技术要求非常高，而净众寺在唐宋时期已掌握有相当高的造纸和印刷技术，而中国历史上首部官刻本经文《大藏经》就是出自净众寺。
    官交子在大部分时间内，继续采用了私交子时期三年一界的方式，界满之后，以旧换新。这种方式延续到1072年，后来改为两界共存的模式，即在一界的时间内，官方发行的两个版本的交子皆可通行。
    为了稳定交子的币值，官府限定了每一界的发行额度。官交子发行之初，以第一界的发行额为准，每一界的额度为125.6万贯，相应的铁币准备金为36万贯，准备金率大约为28.65%。其面额大小为1至10贯不等。后来，只发行5贯和10贯两种。到宋神宗时期，又改为1贯和500文两种。同时，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限定于四川境内。再次，宋朝官府在监管交子的过程中，还发明了一种非常科学、先进，极具现代化理念的货币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称提，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以稳定币值。比如北宋时期规定交子流通期限，限定发行额度；至南宋时，用钱币、金银实物等收兑贬值纸币，以调控交子流通数量，用行政办法干预货币币值。
    此外，官府还严厉打击民间伪造交子的行为。薛田和张若谷在向朝廷的上疏中，曾提出鼓励百姓向官府告发伪造交子的行为，告发者可获得赏金五百贯小铁钱。后来因伪造现象增多，宋仁宗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益州路转运使想废除交子。当时负责监管益州交子务的孙甫反对道：“交子的确可以伪造，但铁钱也可以私铸，是不是连铁钱也应该废除呢？我们不应该废除交子，应该从严治理，打击伪造交子的行为，而不应当因为一些小的弊端而废除大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交子！”宋神宗熙宁（1068年~1077年）初年，朝廷进一步将伪造交子的罪刑等级提高，将伪造的刑罚和举报奖赏标准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专门颁布《伪造交子法》，增加规定凡蓄意使用伪钞者、知情不报者、私造交子用纸者，均处以徒配之刑。

    公元1101年，随着宋徽宗的即位，交子泛滥的洪峰终于到来。崇宁元年（1102年）在之前的188.6万的基础上增印交子200万贯；崇宁二年（1104年）增印1243.5万贯；崇宁四年（1105年）增印507.5万贯；大观元年（1107年）增印554.57万贯。于是，到了大观元年，每界交子的发行量已猛增至2694.2万贯，约为第一界交子发行额的21.4倍，为当时发行保证金36万贯的74倍。期间，宋徽宗还下令全国通行交子。由于交子发行量激增，于是进入快速贬值，至大观元年，一贯交子（1000文钱）的价值只能值十几文钱。
    由于交子的大幅贬值，1107年，宋徽宗下令将过去已发行42界（1024~1107年）的交子全部作废，自第43界开始，改为“钱引”作为新的货币，发行量从新恢复至第一界的限额125.6万贯。此后，四川地区的交子被钱引彻底取代。然而前期作废的交子数量巨大，总量高达6000万贯，而且不能兑付，百姓手中的交子沦为废纸，许多财富被凭空蒸发。据当时的官员估计，家中持有1000贯交子以上的商家多达30万户，而交子的作废也给持有交子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然而，钱引仍然不能摆脱类似交子的命运，随着北宋灭亡、南宋与金、蒙持续爆发战争，宋朝官府仍然多次增印钱引，导致货币贬值、恶性通膨。南宋末年，四川的钱引发行制度已经奔溃。最终，朝廷于1256年收回了四川的货币发行权，按照全国会子的发行制度，改由朝廷发行四川会子。然而就在第二年，蒙古大军攻入四川，成都陷落。1258年，四川除重庆、万州、奉节外，均被元军占领。至此，发行了102界、历时259年的交子以及交子衍生出来的纸币走完了他最后的历程。
    1661年，在欧洲，瑞典中央银行发行了欧洲第一张纸币。随后，美国也于1692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纸币。自此，这种由各个国家政府发行信用货币的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此节完——

    第五节陆游曾入蜀，千秋家国情
    乾道八年（1172年）秋冬之际，在进入四川的北门要道剑门，一位年近50的老者骑着一匹瘦弱的驴马徐徐前行，这位老者便是被朝廷新任命的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陆游，他要去的目的是他即将新上任的目的地成都。此时，天空忽然飘起细雨，再加上蜀道坎坷崎岖，导致他行路艰难，陆游不禁想起自身的经历和处境，心情略显惆怅，于是写下《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诗中不乏强烈的自我调侃之意，背后却隐藏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对自己壮志未酬的不甘与落寞。这种心情，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而这种时代背景，深深地影响着当时大宋王朝下每一位子民的命运，也造就了陆游一生的心性与性格。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北宋王宫内经历了扑朔迷离的“烛影斧声”事件后，赵匡胤随即暴病而亡，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赵光义将接过其兄长赵匡胤统一中原的大任。太平兴国3年（978年），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南唐残余势力陈洪进以及吴越钱氏先后归降北宋。979年，赵光义再灭北汉。至此，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基本实现了统一中原的目的。然而，此后的长时间内，北面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西北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成为北宋最主要的威胁，相互频繁战事，却都没有实力彻底消灭任何一方，继而形成相持状态。

    图6-5-1 北宋、辽、西夏三国鼎立形势图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之下，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双方互有胜负，相持不下，和谈也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意愿。1005年1月，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自此，宋辽在经历二十五年的战争后，开启了长达百年的睦邻友好时期。
    此后，“皇帝与士大夫共制天下”的宋王朝经济和文化得到空前繁荣。然而，在以“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男儿”的政治氛围中，宋朝形成了严重的重文轻武格局。最终，以文人治军、军人职业化（募兵制）为基础的宋朝成为了一个富有、奢侈、腐败，同时又在军事方面负担承重，且失去战斗力的畸形王朝。经历长期和平环境“洗礼”后的宋朝军事犹如一只缺了半条腿的“跛脚鸭”蹒跚前行，在与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相抗衡时，开始逐渐失去自信、勇气与血性。
    1114年，辽朝的天祚帝昏庸无能，朝政混乱，此时的辽国政治早已腐败不堪，辽王朝已走向衰落。然而，在同一时期，被辽国长期欺压的女真族却悄然崛起，完颜阿骨打趁势统一北方女真，建立金国，并将灭辽作为下一个主要目标。

    而此时的“南方大国”与辽国相比也差不到哪里去，“文艺青年”宋徽宗终日不理朝政，将政务交给蔡京、童贯等“北宋六贼”全权处理，徽宗自己则成天过着附庸风雅、纵情山水、流连青楼、求仙问道的奢靡生活。而徽宗信任的六贼则沆瀣一气，终于把国家上下折腾得乌烟瘴气。
    1118年春，金国以摧古拉朽之势连败辽军，此时的北宋在到底是联辽抗金还是联金灭辽之间打着算盘。最终宋朝决定与金国联合灭辽，于是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绕过辽国来到金国，签订“海上之盟”，约定共同灭辽之计。然而宋军却在被金国打得奄奄一息的辽军面前惨败。1125年，辽国天祚帝被金国俘获，历时210年的辽国灭亡。此后，辽国贵族耶律大石远走中亚建立西辽，但却再也无法回到中原恢复往日荣光。宋朝虽然在灭辽后曾获得燕云六州及燕京之地，但其腐败无能的本质早已被金国看得一清二楚。
    1125年，辽国灭亡后，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完颜晟）开始觊觎宋朝财富与疆土，于是发兵南下，开启灭宋之战。十月七日，金太宗派勃极烈完颜斜也（完颜杲）为都元帅，分兵两路从山西、河北南下，计划最后会师于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十二月，金军占领燕山府。一时，宋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皆惊惧不已。宋徽宗在惊吓之下，立即将皇位“甩锅”给27岁的钦宗赵桓，自己则一路南逃至江苏镇江，士族百姓也开始纷纷跟随南逃，于是中国历史开启了第三次衣冠南渡，史称“建炎南渡”。

    就在金军南下10天后，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公元1125年11月13日），淮河上一艘前往京城的小船里，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位男婴降临人世，他便是未来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婴儿的父亲名叫陆宰，时任京西路转运副使，此时的他奉诏入朝述职，偕夫人唐氏由淮河水路进京。婴儿为陆宰的第三个儿子，大儿子陆淞已经16岁。按照陆氏家族的辈分，儿子这一辈皆以“氵”为名。据说，妻子唐氏在生下陆游前曾梦见哲宗年间（1085~1100年）的著名文士秦观。秦观，字少游，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苏轼的弟子，号称“苏门四学士”，曾以婉约派诗词闻名于世，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更是被善男信女们千古传唱。不过，秦观由于苏轼的政治问题而受到牵连，曾被朝廷纳入“元祐党”而被打压。陆游出生时，秦观早已离世，属于未曾谋面的前辈，所以唐氏梦见秦观一说很难成立。而事实可能是唐氏的母亲晁氏之兄弟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有来往和渊源，因此陆宰一家向来敬仰秦观之才，自己也好诗文，于是陆宰给儿子取名为陆游，子务观，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有秦观一样的才华。的确，陆游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最终，他用九千多首诗词书写了自己的一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留诗最多的诗人。
    陆游籍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陆家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其高祖陆轸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祖父陆佃，师从王安石，精通经学，官至尚书右丞。陆游的出生，正伴随着金军南下、北宋灭亡的历史动荡时刻，而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和性格将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钦宗即位后，本也想南逃，后在太常少卿李纲的劝阻下才放弃这一想法。随后，钦宗启用李纲抗金，积极开展东京保卫战。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随即展开第二次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汴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宋钦宗前去大营议和。金人索求大量金银财宝，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宋钦宗被金国所废，贬为庶人。七日，宋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傀儡政权“大楚”。至此，北宋灭亡。徽宗、钦宗二帝、以及诸多宗室、后宫、朝臣、宫女三千余人被金人掠到五国城（今属黑龙江），史称“靖康之难”。最后徽宗、钦宗二帝终生未还，客死异乡。
    靖康之难中的“漏网之鱼”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年）从济州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即位为宋高宗，是为南宋，并改元建炎。之后，金军多次南扑，高宗“行在”几经辗转，甚至逃到温州海上避难四个月。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中途被宋将韩世忠、义军岳飞打败，从此金军再不敢南渡长江。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
    靖康元年（1126年），汴梁沦陷的秋冬之际，父亲陆宰带着家人从东京汴梁开始南归，辗转之后回到故乡山阴。沿途虽然兵荒马乱，但此时还是孩童的陆游或许对于眼前的一切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父亲与他人的交往之中，通过耳濡目染，陆游开始逐渐对国家局势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陆宰好诗文，藏书颇多，自然也为陆游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在父亲的细心培养之下，陆游自小聪慧好学，先后师从毛德昭、韩有功、陆彦远等人。十二岁便能作得一手好诗文。
    绍兴十一年（1141年），陆游正置17岁，这一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今宝鸡市南郊秦岭北麓）为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中兴四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之一的岳飞也于1142年被高宗、秦桧所害。陆游自然也从周围人的口中听到了这些新闻。或许，在他的心中，对抗金的理想、对秦桧等主和派的怨恨、对宋朝统治者的懦弱，已经在心里埋下了萌芽的种子。

    陆游20岁的时候，有了他的第一段婚姻，妻子名唐婉，而他与唐婉的缘分却并非以圆满收场，最终成了一段被世人传唱的爱情悲剧。唐婉文静秀丽，善于赋诗，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之前，陆游曾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为信物与唐婉订亲。两人结婚以后，一唱一和，感情深厚。然而，或许由于唐婉过于“飘逸”，且多年无子，陆游母亲开始厌弃这位媳妇，决意让陆游休掉唐婉。在母亲的极力干扰和迫使下，最终陆游与唐婉分手。在陆母的催促下，陆游另娶了王氏为妻，四年里为其生下三个孩子。唐家将唐琬另嫁于赵士程为继室。赵士程家族显赫，也是位宽厚重情的读书人，对唐婉还算不错。
    几年之后，陆游因长辈的恩荫关系，被授予登仕郎之职。然而，如需要任官，还得到京城进行一次入职考试。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29岁的陆游来动京城临安参加考试，而此时的朝政正由秦桧把持。陆游在考试中发挥得很好，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将陆游取为第一，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位居陆游之下，秦桧大怒，打算降罪主考官。次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陆游自此被秦桧嫉恨，仕途受到阻碍。
    科举与仕途遇阻的陆游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于是回到老家山阴。不久，陆游游览禹迹寺的沈园，恰逢赵士程与唐琬也在此游览。旧人重逢，不期而遇，目光交汇，此时的时光仿佛已被凝固。回首往事，一切恍然如梦。如今物是人非，二人各有家庭，惊喜、悲凉、落寞在二人心头相互交织，但除了表面的礼貌和招呼之外，其他还能做什么呢！望着唐婉渐行渐远的背景，陆游悲苦万千，于是在沈园墙头提下千古绝唱《钗头凤》。几年之后，唐婉来到沈园看到陆游的题词，悲痛欲绝，也题了一首《钗头凤》应和，尽表内心的无尽思念与哀伤。不久之后，唐婉忧郁而终。唐婉的离世，对于陆游来说，或许是他一生最大的痛。陆游后来在外任官多年，然而沈园却是他一生情感最大的归属和寄托。陆游晚年回归故乡，每逢开园，必来沈园凭吊。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陆游获得转机，开始初入仕途，其初任的职位为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之后，调入京师，任敕令所删定官，负责编纂朝廷需要公布的法令。陆游进入京城后，应诏上策，陆游积极进言。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高宗升陆游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负责司法工作。

    此时的金国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巨变。1161年十月，金废帝完颜亮“众六十万，号百万”，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一路自海道进攻临安；一路自蔡州（今河南汝南）出发，进攻荆州（今湖北荆州江陵县）；一路由凤翔进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待命入川。他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进军寿春（今安徽凤台）。战争之初，金军节节胜利。然而，完颜亮因荒淫无道，在国内已不得人心。完颜亮之从弟完颜雍，乘他南征和中原空虚之际在东京辽阳称帝，是为金世宗。前方金军得知消息后，军心大乱。完颜亮不甘就此失去面子，于是打算在和州（今安徽马鞍山）强度长江先取南宋后北返平乱。结果在采石矶被虞允文率领的宋军大败，金军战船尽毁。但完颜亮仍不甘心，继续强令金军渡江，结果被属下将士缢杀。完颜亮的溃亡，让南宋转危为安。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在当了36年皇帝后，感觉自己有些累了，于是以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昚（赵构唯一的亲生儿子赵旉3岁时已夭折），是为宋孝宗，改元“隆兴”。孝宗即位之初颇有北伐之心，但事实上孝宗虽然不是高宗亲生，确是个孝子，会经常受到向来以“苟且偷安”为人生信条的太上皇高宗的负面影响。孝宗为配合北伐政策的转向，下旨为岳飞平反。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绕过主和派，以主战派张浚为都督，主持北伐，史称“隆兴北伐”。陆游作为主战派，也积极上书支持张浚北伐。然而，宋军在“符离之战”大败于金军，损失惨重，于是不得不与金军签订“隆兴和议”。随后，张浚被贬为江淮宣抚使。
    孝宗即位后，陆游被朝廷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当时孝宗在宫中与曾觌等人押宴作乐，陆游得知后告诉参知政事张焘。张焘入宫劝谏孝宗，孝宗虽接受劝谏，但陆游的“搬弄是非”却引起孝宗的厌恶，于是将陆游贬为镇江府通判。
    当时的曾觌、龙大渊因为曾是孝宗任太子时期的门僚，善于察言观色，深得赵眘欢心。孝宗登基后便破格提拔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陆游来到镇江后，对张焘积极进言，数说曾觌、龙大渊广结私党，恃宠干政，建议弹劾。张焘奏报朝廷，孝宗大怒，再以“搬弄是非”为由贬陆游为建康府（今南京）通判。乾道元年（1165年），陆游调任隆兴府（现江西南昌）通判。然而，求和派并未放过陆游，继续以“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为由弹劾陆游，朝廷随即罢免了陆游的官职。于是，陆游回到故乡山阴赋闲。此时的陆游，内心极度苦闷和压抑，他已深刻地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抗金报国如此之难，难在统治者的苟且偷安、变换无常、腐朽奢靡、昏庸无道。

    乾道四年（1168年）陈俊卿被孝宗任命为右丞相（右仆射）。陆游早年在任镇江通判时便与陈俊卿认识，颇有交情。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经陈俊卿的举荐，在家赋闲四年的陆游被朝廷征召，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陆游虽然能有机会继续为国家效力，但是却离“前线”越来越远。此时的他已是45岁的不惑之年，顿感自己的命运如风中花瓣，随风飘零，于是在《将赴官夔府书怀》一诗中写道：“浮生一梦耳，何者可庆吊”。陆游在夔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因此总体比较清闲，他曾写诗自嘲“只思归去弄烟波”。
    宋朝的官员一般为3年一任，任期将满则需要寻找新的门路，否则可能面临“失业”。此时陈俊卿已经被罢相，宰相为虞允文。虞允文，四川仁寿县人，宋高宗绍兴24年（1154年）进士。绍兴31年（1161年），完颜亮率大军渡江南下，宋军的长江要塞采石矶主帅王权因获罪被免职，在此危急时刻宋军却没了主帅。恰逢虞允文以参谋军事身份前来犒师。虞允文见无主帅，于是临时挑起担子，组织采石矶的宋军积极备战，最终大破金军，使宋朝转危为安。虞允文因此赢得盛名，被孝宗重用。陆游与虞允文交情不多，但依然向虞允文写了一封自荐信。
    乾道七年（1171年），王炎任川陕宣抚使，驻军于南郑（今汉中）。对于当时的南宗来说，北面的两淮、西北的川陕，以及中间的荆襄为抗金的三大主要阵地，因此作为川陕宣抚司的南郑也自然成为“前线”军事要地。陆游在虞允文的举荐下，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司下的干办公事。陆游得到任命后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有机会来到前线，真正投身于抗金的具体工作，这一直是他的夙愿。陆游于是只身前往南郑，与张季长、阎苍舒、范西叔、高子长等十余人同在南郑幕府任职。

    陆游在南郑的前线生活是充满激情的，诗词中也一改过去沉闷清淡的风格，变得更加轩昂。他甚至有一次在与同僚一起打猎的过程中，用长矛杀死了一只老虎，当了一把“打虎英雄”，他在诗中写道“南沮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吹角?”。
    王炎在南郑积极进行北伐的军事准备，陆游等人受命草拟驱逐金人、收复中原的战略计划。此前，宋朝抗金的主流观点（如辛弃疾）基本为北进山东，进而直取燕京，然而北路同样被金军重视，进行重兵把守，所以并未取得实际效果。陆游与王炎等人形成共识，制定北伐计划《平戎策》，主张从关中进军，避开金军主力，先取长安，进而收复失地。
    然而不久之后，朝廷局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十月，朝廷否决了《平戎策》的北伐计划，王炎被调回京城，虞允文接任川陕宣抚使之职，南郑幕府也随之解散，陆游感到无比的失望和悲伤。南郑的军旅生活，虽然仅仅只有八个月，但却是陆游一生中唯一一次亲临抗金前线、实现报国理想的现身实践，也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被任命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陆游得到诏令后，带着惆怅，骑着毛驴入川了。他在途径剑门关时写道：“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他不禁问自己，难道自己这辈子就只能做个诗人吗？心中的苦闷无以言表。过完剑门，再经过绵州（今绵阳）鹿头关、汉州（今广汉），便来到了成都安抚使府上任。

    成都远离前线，陆游的官职也比较清闲，于是他调侃道：“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陆游初到成都后，官职曾频繁调动。他刚到成都的第二年（1173年）初，被改任为蜀州（今崇州）通判；五月，经川陕宣抚使虞允文举荐，又调任嘉州（今乐山）通判。尽管如此，陆游仍然有机会经常来到成都。陆游生性豪迈，很快便入乡随俗，他大部分清闲时间皆与友人在成都四处游览、饮酒赋诗。
    陆游一生酷爱梅花，他后来在《梅花绝句》中写道：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又或者酒后醉醺醺地在“梅花海”里骑马招摇过市：
    锦城梅花海，十里香不断。
    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
    他还在《成都行》中描述成都的海棠：
    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
    ......
    此外，陆游也是一位标准的“好吃嘴”，他在《饭罢戏作》中写道：
    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蟹。
    轮囷犀浦芋，磊落新都菜。
    ......
    在《成都书事》中写道：
    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
    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
    ......
    陆游还经常来到成都摩诃池，每次都那么“销魂”，有诗《摩诃池》：
    摩诃古池苑，一过一销魂。
    春水生新涨，烟芜没旧痕。

    在嘉州（乐山）期间，他经常游览岷江岸边的凌云山上的乐山大佛。有诗《谒凌云大像》、《凌云醉归作》、《雨中登楼望大像》等。他还十分怀念在南郑的军旅生活，偶尔会打开大散关的地图察看，并作诗《观大散关图有感》，抗金报国的赤子之心表露无遗：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二十抱此志，五十犹臞儒。
    ......
    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病逝，陆游又调回蜀州（今崇州）通判。再次来到蜀州任职期间，陆游深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先后游览翠围院、白塔院、大明寺等当地名胜，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并萌发出在此终老一生的念头。他在《太平时》中写道：
    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
    乱红飞尽绿成阴，有鸣禽。
    临罢兰亭无一事，自修琴。
    铜炉袅袅海南沉，洗尘襟。
    同年，陆游还游览了附近的青城山，拜访了九十多岁的隐者上官道人，他写道：“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12年后，陆游离开蜀地回到故乡山阴后，仍然怀念青城山的上官道人，尤其是他那“粲然一笑”永生难忘，有诗《蜀使归寄青城上官道人》曰：
    轻别青城十二年，至今客枕梦林泉。
    一杯松屑斋前进，两卷丹经肘後传。
    欲与公为尘外侣，几时身上峡中船？
    世间牛蚁何劳问，输与云窗一粲然。

    当时的青城山还有两位行踪不定的著名隐士谯夫子和姚太尉。谯夫子名谯定，字天授，曾师从程颐（即“程朱理学”之一），很有学问，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传播者之一，被称为“涪陵先生”。其容貌寝陋，举止怪异。早年被朝廷征召，短暂为官，中途不知所踪，后来来到青城大面山上隐居，其住地“崄绝人不能到”，因此很少有人能见到他。姚太尉本名姚平仲，早年为宋朝西北边陲大将，与西夏的对抗中素有战功。北宋末年，金军南下攻入东京汴梁时，宋钦宗和李纲让姚平仲率领死士趁夜对金军进行劫营，这便是著名的“宋金劫寨之战”。姚平仲率军连破敌人两寨，但由于金军早已得到消息，至偷袭失败。姚平仲立功不成，于是亡命天涯，最后到了青城大面山，以石穴为居。朝廷多次派人搜查，皆没有结果。乾道年间，有人曾在丈人观道院见到姚平仲，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
    陆游对二人非常敬仰，很想通过上官道人引荐谯夫子和姚太尉，或是题壁与之神交。在诗《寄谯先生》中题到：
    寄谢谯夫子，今年一出无。万缘随梦断，百念与形枯。
    云护巢松谷，神呵煅药炉。凭高应念我，白首学征租。
    另外，在《托上官道人寄姚太尉》中写道：
    太尉关河杰，飞腾亦遇时。中原方荡覆，大计易差池。
    素壁龙蛇字，空山虎豹姿。烟云千万叠，求访固难知。

    不过，陆游虽然对几位青城隐士非常敬佩，但他终不能像他们一样彻底放下一切去做一位远离世俗的山野隐者，他的生命中，仍有放不下的家国情怀、诗酒田园、亲人朋友。
    离开青城山后，陆游来到灌口，看到岷江之水波涛汹涌，内心激情澎湃。此时的陆游虽然已年近50，但在他的心中，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却有增无减。他在《登灌口庙东大楼观缗江雪山》中写道：
    ......
    丈夫生世要如此，赍志空死能无叹?
    白发萧条吹北风，手持卮酒酹江中。
    姓名未死终磊磊，要与此江东注海。
    五月，陆游在蜀州主持了当地的州考，杨鉴夺得第一名，取得了参加秋试的资格，秋试顺利的话可得举人资格，进而会试、殿试。陆游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于是写诗鼓励杨鉴：
    人生富贵不逮亲，万钟五鼎空酸辛。
    少年得禄羞常珍，调节滋味躬爨薪。
    ......
    八月，陆游参加了蜀州阅兵，作诗《蜀州大阅》，诗中对朝廷养兵不用、苟且偷安的现状表达了不满：
    晓束戎衣一怅然，五年奔走遍穷边。
    平生亭障休兵日，惨澹风云阅武天。
    戍陇旧游真一梦，渡辽奇事付他年。
    刘琨晚抱闻鸡恨，安得英雄共著鞭！
    淳熙元年（1174年）十月，陆游被调任荣州（今自贡荣县）任职。来到荣州后，他于十一月建了一座小楼，称为“高斋”。由于工作清闲，他便经常在高斋作诗。由于思念家乡山阴以及堂兄陆升之，作诗《渔家傲》：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
    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
    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然而，不久便得知陆升之死讯，陆游悲痛万分，作诗《闻仲高从兄讣》
    去国万里游，发书三日哭。
    久矣吾已衰，哀哉公不淑。
    ......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游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陆游、尤袤、范成大）的范成大由桂林调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早年在“隆兴和议”时，受朝廷委命向金国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这种要求对于当时的金国来说带有挑衅意味，因此任务极其危险，李焘畏惧不敢受任，但范成大冒险前往，最终不辱使命，并保全了个人和南宋气节。回朝后受到朝廷褒扬，被任命为中书舍人。
    范成大差不多比陆游小一岁，陆游与范成大早年便在朝中认识，除了工作的接触之外，二人皆善诗词，因此也曾经常一起唱和，关系交好。范成大来到成都任职后，举荐陆游为成都府参议。陆游于是与老友再次在成都成为同僚，心情非常愉悦。成都期间，陆游把整个成都城内的花花草草看了个遍，并作了十首《花时遍游诸家园》。他从城南看到城东，还不过瘾，再到碧鸡坊看海棠，其中有诗：
    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乾日正妍。
    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
    他看到小东门外一株珍贵的千叶朱砂海棠，虽然高贵，但却孤独的埋没在荒园之中，不禁叹息道：
    重萼丹砂品最高，可怜寂寞弃蓬莴。
    会当车载金钱去，买取春归亦足豪。
    陆游还经常光顾成都的小酒馆和歌楼，或时不时与朋友宴饮作乐，尽情忘我地“风花雪月”一番。青城山、万里桥、万芳楼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一次，范成大宴请陆游，陆游起兴，作诗《锦亭》：
    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丞聋。
    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锺。
    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
    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
    ......
    （石湖公，即范成大；聋丞聋，为陆游自嘲的称呼）
    范成大，自称石湖居士，因此被陆游称为石湖公。从诗中看出，范成大作为上司，并不计较作为下属的陆游的酒后“癫狂”。可见二人关系非常亲密，与当年杜甫与严武的关系颇有几分相似。

    然而，当年九月，陆游在成都的“放浪形骸”被朝廷的主和派作为“把柄”，猛烈抨击陆游“不拘礼法”、“燕饮颓放”。恰逢陆游刚刚被任命为嘉州知州，职位刚刚发表，但还未上任。范成大迫于舆论压力，将陆游免职。陆游于是在杜甫草堂附近的浣花溪畔开辟了一片菜园，像当年杜甫那样，过起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淳熙三年（1176年），陆游甚至非常“配合”主和派的意愿，给自己干脆起名为“放翁”，以自嘲的方式向打压他的人表达无声的抗争。六月，陆游奉命“祠禄”位于浙江台州桐柏山的崇道观。祠禄在宋朝是一种很普遍的制度，当官员被罢职后，名义上“挂职”于某道教宫观，但并不需要到祠禄的道观实地去做事，只是借名获得俸禄，以便维持官员的家庭生计，算是一种“皇恩”。
    此次免职，对陆游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不过虽有苦闷，但也学会了“以苦为乐”，至少可以不用顾忌地到歌楼酒肆继续浅斟低唱，把收复河山的理想、现实中的万般惆怅寄托于半梦半醒，他在《楼上醉书》中写道：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
    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
    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
    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潜。
    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
    ......
    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范成大奉召还京，从长江水路返回京城，陆游送别老友，自成都出发，经过青城、新津，直到眉州（今眉山），方才依依惜别。

    范成大离开成都的第二年，此时的陆游自南郑来到成都已经7年。在此期间，他自感没为国家做出多少贡献，反而落得个“燕饮颓放”的世名，这在那个“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时代，其实是普遍现象，许多主战派最终都成了被迫害和打压的对象。他又想起了隐居青城山的姚平仲：
    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
    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
    ......
    他还想起了另一位和尚宗印。宗印在当年东京汴梁被围时，号召京城及附近的和尚与金兵作战，自己也因此还俗，并改名为与宋主同姓的赵宗印。在率领义兵抗金的过程中，曾取得不少胜利，被朝廷授予河东制置使。然而随着宋军北伐主帅张浚在富平大败以后，感觉恢复中原无望，万念俱灰，于是在王猛（东晋时期前秦的汉人丞相）庙前嚎啕大哭。随后，将自己的所有财物散给部下，重新剪去长发，深入华山，从此不知所踪。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塑造的“中神通”王重阳的角色背景与赵宗印颇有几分相似，不知是否曾受到宗印事迹的一些启发。陆游在《赵将军》中的诗句，何尝不是一首英雄悲歌：
    我梦游太华，云开千仞青。擘山泻黄河，万古仰巨灵。
    往者祸乱初，氛祲干太宁。岂无卧云龙，一起奔风霆。
    时事方错谬，三秦尽膻腥。山河销王气，原野失大刑。
    将军散发去，短剑斸茯苓。定知三峰上，烂醉今未醒。
    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的诗词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并获得孝宗的欣赏，于是孝宗诏陆游入京觐见。陆游已入川约八年，四川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很不舍，也很矛盾，对于此次入京的前途仍然是个未知数。
    陆游乘船沿着岷江，经过眉州、青衣江，叙州（今属宜宾），来到泸州。他在泸州游南定楼，遇到暴雨，作诗《南定楼遇急雨》：
    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度泸游。
    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
    人语朱离逢峒獠，棹歌欸乃下吴舟。
    天涯住稳归心嬾，登览茫然却欲愁。
    随后继续沿水路经过忠县、瞿塘峡，离开四川，进入湖北秭归县。从此，他一生再也没有回到四川，回到曾经让他“醉生梦死”的成都。

    陆游在临安获得了孝宗的召见，孝宗先后任他为福州、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淳熙六年（1179年）秋，陆游被任为江西常平提举，主管粮仓、水利事宜。期间曾积极组织赈灾工作。后来陆游奉诏返京，被给事中赵汝愚以“不守规矩”为由弹劾，陆游忿然辞官。1181年陆游回到故乡山阴赋闲五年。后来陆游再次被召入京，任严州知州三年，任满后回到京城先后任军器少监、礼部郎中等职。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宋光宗赵惇。1190年，陆游因主张恢复中原，而被主和派攻击，后被罢职。于是陆游再次离开京城，回到山阴。
    陆游在离开四川后，曾经常怀念在成都的生活。他在《怀成都十韵》中写道：
    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
    竹叶春醪碧玉壶，桃花骏马青丝鞚。
    斗鸡南市各分朋，射雉西郊常命中。
    壮士臂立绿绦鹰，佳人袍画金泥凤。
    ......
    在想起自己在四川的后半期，当时自感没有为国家做什么贡献，心情极度苦闷。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后为解苦闷，骑马冲出成都西门打猎去了，还曾打算在四川安家落户、颐养天年：
    古寺闲房闭寂寥，几年耽酒负公朝。
    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
    末路自悲终老蜀，少年常愿从征辽。
    醉来挟箭西郊去，极目寒芜雉兔骄。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宋光宗与父亲宋孝宗素来不和，以患病为由，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政局不稳。宗室赵汝愚、赵彦逾联合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立宋宁宗赵扩即位，宋光宗被奉为太上皇。

    1202年，陆游被朝廷召回京城，参与编修国史。期间，逐渐掌握朝中权势的韩侂胄主张北伐，陆游给予大力赞扬和支持，并应韩侂胄之请，为其作记题诗，勉励抗金之举。一年后，修史工作结束，79岁的陆游回到山阴，直至终老，再未出仕。
    时光飞逝，回到山阴的陆游也在光阴荏苒中渐渐老去。但他的理想并未被磨灭，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他在《陇水头》中写道：
    ......
    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
    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
    开禧元年（1205年），在朝中开始掌握军政大权的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后，在朝野上下抗金声中，决意出兵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初期，宋军曾收复了一些地区，但很快遭到金军反击。东路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吴曦却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变后被金国封为“蜀王”。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弥远发动政变，诛杀韩侂胄，并将韩侂胄人头送往金国，与金国订下“嘉定和议”。同年，抗金英雄辛弃疾病故。陆游听到这些消息后，悲痛不已、万念俱灰。主和派掌权后，陆游的俸禄也被剥夺。

    十二月，心灰意冷的陆游来到了沈园，凭吊他曾痛失的一生挚爱唐婉，这一年，他已是83岁的垂暮老人。他驻着拐杖，步履蹒跚的来到沈园，看到自己曾经在墙壁上题写的《钗头凤》，字迹已开始模糊，他仿佛看到了唐婉的倩影，他们当年一起花前月下、赋诗唱和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那时的他们多么年轻，多么快乐。如今，唐婉已逝去约50年，而自己也已风烛残年，将不久于人世。他看到园内开满他一生最爱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眼前绽放的梅花仿如当年唐婉的嫣然一笑，又或是他这位身处“污浊”尘世，却坚持拳拳报国之心的孤独老人；远处，夕阳已开始西下，“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陆游内心涌起无限悲伤，眼角不禁有些湿润。陆游在沈园写了许多诗纪念唐婉，其中有诗：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他对唐婉的爱如此坚贞赤诚，然而终究不能相濡以沫，如今却阴阳两隔；他对唐婉的爱，正如他对这个国家的爱，爱得深沉，爱得厚重，爱得执着，一生无法割舍；他对国家与爱人一片赤子之心，却终究不能快意恩仇、纵横驰骋、杀敌报国。
    嘉定二年（1209年）秋，85岁的陆游忧愤成疾。入冬后，病情加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陆游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去世前，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恢复中原的那一天，心有太多的不舍与不甘，写下他生前最后一首绝唱《示儿》作为遗嘱：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此节完————

    第六节山河渐破碎，英勇抗蒙元
    绍兴卅二年（1162年），对于宋、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一年，金废帝完颜亮率大军南侵，结果在采石矶被虞允文击败，完颜亮南下受阻。完颜雍趁虚在在东京（辽阳）称帝，史称金世宗。完颜亮在内外矛盾的夹击之下强渡长江，预图先灭南宋，后再北返平定内乱，结果却在兵变中被属下所杀。金国换主，宋朝赢得喘息之机。就在这一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赵昚。第二年，宋朝趁金国内部局势未稳，组织“隆兴北伐”，却遭遇失败，之后不得不与金朝签订“隆兴协议”。
    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这关系宋、金命运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漠北的草原，一位婴儿却悄悄降临人世。多年后，他不但影响了宋、金的命运，也影响了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他便是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铁木真。
    开禧二年（1206年），宋朝在韩侂胄的组织下进行的“开禧北伐”很快遭遇失败。史弥远诛杀韩侂胄，并将其人头送往金国，与金国订下“嘉定和议”。而在同一年春天，铁木真刚刚完成蒙古草原的统一，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已开始在漠北草原悄悄崛起。
    此后，大蒙古国开始东西并进，向外不断拓展战事，先后灭掉西辽、花剌子模，一直打到伏尔加河，于1225年搬师东归，史称第一次蒙古西征。1227年，蒙古灭掉西夏，成吉思汗于同年病逝。之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继续率领蒙古铁骑征战四方。不久征服高丽。在此期间，也将矛头对准了曾经欺压自己的金国。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宋朝独断专权的史弥远去世，“韬光养晦”多年的宋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将史弥远的旧党罢斥，并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朝政得到一定的改观，史称“端平更化”。此时的北方，金朝在蒙古的步步紧逼之下，正面临亡国之境。宋朝又遇到了当年辽国灭亡前的境况，在联蒙灭金还是联金抗蒙之间做着二选一。最后，理宗决定联蒙灭金。同年，宋军攻克邓州（今河南南阳）。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宋蒙联军攻克金国蔡州（今河南汝南），37岁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身亡，金朝灭亡。宋蒙联军将金哀宗尸体砍成两半，一半归宋，一半归蒙。宋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宋朝终于报了当年“靖康之难”的国仇，并收复了两淮以及京西大量土地，然而蒙古大汗窝阔台似乎也像当年的金国一样，彻底“看穿”了宋军的真实实力。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出兵河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西京洛阳），光复中原。六月，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的计划宣告失败。宋军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了借口。
    公元1235年，窝阔台继续高歌猛进，从两个方向开启了“世界大战”。西路派术赤长子拔都、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等诸王长子率领15万蒙古骑兵进攻欧洲，即蒙古第二次西征，或称“长子西征”。东亚，蒙古则开启了灭宋之战。
    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背弃盟约为由，调集蒙古各部军队，号称50万大军，分三路南下攻宋：东路军由口温不花（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次子）率军剑指江淮；中路由窝阔台的三皇子阔出率军进攻荆襄；西路由二皇子阔端率军由陈仓道进攻四川。当然，实际上这是一支由蒙古军以及西夏、回鹘、吐蕃、金国等“皇协军”“滚雪球”而成的杂牌大军。

    十一月，阔端率西路军来到巩昌（今甘肃陇西）。当时，金朝的余部汪世显曾带领数万金朝军民驻扎在此。金朝灭亡后，汪世显不知何往，曾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然而赵彦呐还没来得及收服汪世显，蒙古大军已经到来。阔端派遣按竺迩前往招降汪世显。汪世显举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并让他继续担任旧职。十二月，阔端以汪世显为先锋，率军沿陈仓道从凤州（今陕西凤县）进军至西川西面的池谷（今甘肃康县东南），转而向沔州（今陕西略阳）进军。


    图6-6-1 蒙军西路入四川战争路线图
    此时，镇守入蜀要口的宋军主要将领包括：宋军蜀口主帅、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特点是畏惧蒙军，胆小、跑得快；左骁骑大将军、利州都统制曹友闻，宋初名将曹彬十二世孙，素以忠义闻名，蒙军入蜀口时，驻守石门(今陕西略阳县西北)，负责扼守七防关(今康县云台镇)一带；沔州知州高稼，邛州浦江（今邛崃浦江县）人，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虽文官出生，却很忠勇，多年来在关陇之地抗击蒙军，蒙军入蜀口时镇守沔州。
    沔州历来为宋朝西陲用兵的门户，经历金军、蒙军的多次抄掠，已外无城廓保民，内无财赋物资募集士兵。面对蒙古大军到来，赵彦呐主张退守于大安(今陕西宁强西北)。曹友闻也认为沔州很难守住蒙军的攻击，此前，高稼曾在沔州设立84座军寨，曹友闻劝说高稼移保山寨，由自己带领部下助守。高稼坚决反对放弃沔州，他说道：“沔州虽然没有坚固的陈池可守，但山势险要，可作为御敌的天然屏障。而且蒙元军远道而来，粮草不济，有许多后顾之忧，必然不敢深入冒进。沔州为元军进入四川的重要屏障，只要守住沔州，便能保住四川；如果沔州失守，则四川也将不保。因此，今日拒敌，有进无退！”赵彦呐同意了高稼的观点，表示愿与高稼一起坚守沔州。

    蒙古军自白水关（今陕西略阳北）进入六股株（今陕西略阳东北）继续向沔州进军。此时，蒙军距离沔州仅30公里。沔州没有坚固的城廓城防，高稼率军依山据守。高稼居高督战，派人在山上插满旗帜，并摇鼓呐喊，以疑惑蒙军。赵彦呐领兵进至罝口（略阳县西）便停留下来，命帐前总管、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州和彦威率军增援沔州。另派小将杨俊、何璘等人率兵到沔州与高稼会师，又派王宣率精兵千人助守。但是何璘部下来到沔州后不守军纪，沿途纵火，高稼将3位纵火士兵斩杀，何璘心生怨恨。不久，蒙军抵达。战斗刚刚开始，何璘便带着部下首先逃跑，一时宋军大乱，纷纷溃逃，沔州也随之陷落。众人拥着高稼出门逃离，高稼厉声训斥，但已不能阻止部下逃散。蒙军抵达后，高稼阵亡。
    赵彦呐绕道向北进屯至陈仓道的咽喉要道青野原、仙人关一带(今陕西略阳北)，计划封锁蒙军的退路，却被蒙军包围。屯驻于石门（今陕西略阳西北）的曹友闻率军增援，两军合力击败蒙军，赵彦呐得以解围。
    随后，稍作休息的蒙军以汪世显为先锋转攻大安。曹友闻派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迅速赶往蒙军的必经之路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防守，命左军统制王进据守鸡冠隘前面的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老勉县)。曹友闻部署完毕，数万蒙军已赶到阳平关。曹友闻令左军和游奕军（即机动巡逻军）出击，自率帐兵及背嵬军（即精锐亲军）冲至阵前，左右奔驰射退蒙军。
    曹友闻估计蒙军很可能会转攻鸡冠隘，连忙派遣忠义总管陈庚、时当可率兵增援鸡冠隘。果然不出所料，蒙军以万余人进攻鸡冠隘。此时，刚刚抵达的陈庚率骑兵500余人从蒙军后方突袭蒙军，时当可将步兵分成左右两翼并进，守隘的王资、白再兴看到援军到达，率军出鸡冠隘迎战，在宋军两面夹击之下，蒙军大败，延着陈仓道狼狈逃出宋境。曹友闻乘势北进，收复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
    此次战役，前期因赵彦呐指挥失当，宋军分兵把口，进行消极防御，招致战初失利。后因曹友闻指挥妥当，力挽狂澜，才击败蒙军，阻挡了其南进企图，史称“沔州之战”。

    蒙军虽然在沔州之战中遭受挫折，但并不能停止其继续入川的野心。第二年（1236年）九月，修整一年之后的蒙军在阔端的率领下再次卷土重来。蒙军经陈仓道抵达凤县后，阔端将军队分成左右（宋军的左右方向）两路：左路由宗王末哥率军经仙人关进攻宕昌（今属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等城，直取成都方向；右路由阔端亲率主力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进攻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李显忠军，取得兴元（今陕西汉中），后再与左路军汇合，后共击成都。
    开战后，李显忠所部在武休关很快被蒙军打败，蒙军随之占领兴元（今陕西汉中）。随后阔端派一军向左猛攻大安（今陕西宁强西北）的宋军。宋军统帅赵彦呐见状急调扼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的曹友闻退守大安。曹友闻认为大安地势平坦，利于蒙古骑兵攻战，而不利于宋军防守，建议仍扼仙人关险地，威胁蒙古军后方，使其不敢长驱入蜀。赵彦呐并不采纳，向曹友闻一日连发七道令牌，迫使曹友闻退守大安。
    九月九日，曹友闻放弃仙人关，退至大安左边的阳平关、擂鼓台一带。十六日，曹友闻与众将商议，大安和阳平关无险可守，唯南边的鸡冠隘地势险要，但那里粮食水源匮乏，如能坚持五天，可获得转机。大家认为只要以险固守，坚持五日应无大碍。曹友闻于是派遣其弟、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曹友万与刘孝全等人，率军1万部署于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

    九月二十一日，曹友闻散尽家财，募得精兵万人，沿着嘉陵江而上300里，在流溪、黑水一带设伏。与曹友万约定，蒙古军如果进攻阳平关，曹友万先折其前锋锐气，佯败后退入鸡冠隘，曹友闻则乘机绕道切断蒙军后路，并以擂鼓举火为号，两军同时出击，夹击蒙军；此外，大开阳平关城门，内不立旗，炊烟不出，鸡犬不声，摆出空城疑惑蒙军。
    二十二日，蒙古军陆续抵达阳平关。蒙军前锋八都鲁和塔海率军万人冲关。曹友万、刘孝全等率军战于关外，两军自早晨战至黄昏，天黑时，曹友万收兵进入鸡冠隘，蒙古军将鸡冠隘围得水泄不通。几天的战斗中，箭雨、炮石满天齐飞，曹友万身上已多处受伤，但仍毫不退缩，于是令部下举火。
    二十七日，曹友闻得到举火信号后，立即派遣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率领一只军队绕道进攻蒙军后方；派遣敢勇军总管夏用、神劲军总管赵兴，率军从分水岭村袭杀蒙军；另派天水军总管陈赓、安边军总管吕嗣德率军前往龙泉头袭击蒙军前锋；曹友闻则亲率3000精锐，冒着暴雨疾驰赶往鸡冠隘增援。曹友闻赶到阳平关后，鸡冠隘的曹友万等人听到鼓声后率军出山夹击蒙军。两军在暴雨中展开殊死激战，血流20余里，尸体堆积如山，宋军拔掉蒙军营寨十余座，阔端、塔海大军死伤过半。
    二十八日黎明，阔端打算撤军，恰逢汪世显从大安率军抵达，阔端于是将骑兵分为百十队，向宋军轮番突击。通过长时间的鏖战，宋军终因寡不敌众，开始失利。宋军被蒙古铁骑团团围住，曹友闻仰天长叹：“难道天要亡我吗？看来我只有以死报国！”此时的他身中流矢，为表以死殉国的决心，将坐骑杀死，并下马步战，直至战死。曹友万率领仅存的500人进入鸡冠隘。此时，宋军统帅赵彦呐已率大军退守剑门关。
    二十九日，曹友万、刘孝全等人见赵彦呐不派援军支援，而此时粮草已尽，于是率军突围，转战至龙门（今阳平关附近之龙门洞）后全部战死。
    蒙军先锋汪世显感叹道：“蜀将军真英雄也！”于是让人以盛礼安葬了曹友闻等人。南宋朝廷特赠曹友闻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至此，宋朝镇守川蜀北门要口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曹氏三兄弟及其部将全部战死，史称“阳平关之战”，蒙军入蜀已没有障碍。随后，蒙军延着金牛道南下，向成都方向长驱直入。

    十月一日，蒙军抵达朝天关（今广元北），阔端亲率大军攻破剑阁。十月七日，蒙军攻破广元，刘太尉被俘。随后，蒙军抵达剑门关。赵彦呐自己率大军撤退至绵州江油，随后继续撤退至成都，留下王连镇守剑门关。在赵彦呐连续撤退的影响下，四川各地军民人心涣散，许多官员也跟着溃逃，各地政府衙门已见不到人影。
    阔端决定派遣宗王末哥率兵从阴平绕过剑阁直趋成都。这个策略正如当年三国时期姜维守剑阁，魏晋大将邓艾率军从阴平小道直趋成都。于是末哥率军往西绕过剑阁，进攻文州（今甘肃文县），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蒙军没能攻下。末哥于是无法再像当年邓艾一样顺利越过摩天岭阴平古道顺利南下。为了早日到达成都，末哥放弃进攻文州，率军继续向西，越过岷山外延，深入藏区草原（今川西北阿坝藏区），再杀回川中，到达绵竹、汉州（今四川广汉）。
    十月七日夜晚，蒙军千户郝和尚拔都率十二名精兵夜袭剑门关，攻破王连所部宋军，川蜀的最后一道天险剑门关被蒙军轻松攻破。随后，蒙军兵分左右两路南下，左路军由阔端亲自率军沿绵州方向直扑成都，右路军沿嘉陵江南下。十月十日，右路军攻取阆中，后右路军继续分兵两路，其中一路经向左与阔端会和，共击成都，另一路继续沿嘉陵江南下，向长江方向的渝州（今重庆）进军。
    当时的成都知府由四川制置副使丁黼兼任。丁黼，淳熙十四（1187）进士，此时的他已七十一岁。丁黼认为，四川若丢失，南宋将不保。在此之前曾接连向朝廷上书告急，请派援兵，接着又派儿子赶赴京都，但无半点消息。
    十月十三日，蒙古右路军占领顺庆（今南充），十月十二日进入安岳、遂宁，并由射洪进入盐亭，十月十六日攻占潼川（今三台）。丁黼与赵彦呐素有隔阂，丁黼要求赵彦呐留在成都城内共同抵抗元军进攻。赵彦呐口头答应，但内心早有逃跑之心，于是以出城迎战蒙军为由，带着3万大军沿长江仓惶而去，直退到夔州（今奉节）。

    1236年十月十八日，蒙古前锋三百骑抵达成都北门驷马桥。他们举着宋将李显忠的旗帜，号称自己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宋兵。丁黼内心存疑，将蒙古兵招至城墙下面的最近位置，仔细审查，认出这不是宋兵，于是闭门不开。蒙军见无法骗开城门，转身由北向东绕城而行，沿城墙侦查，后找到机会从东大门混进城中。而此时的成都城内官民根本毫无觉察和防备，丁黼等人也是直到十月十七日，即蒙军前锋到达成都的前一天才知道剑阁失守的消息。当时的成都城内仅有400牌手和300衙役，丁黼此前向朝廷发出的求援也毫无回音。成都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失守，于是当蒙军前锋进城时，百姓们还在道路两边围观。待到发现是蒙古军时，成都居民奋起抵抗，以桌椅等物构筑街垒阻挡蒙军骑兵，以扁担、锄头、木棍、菜刀等作为武器，与蒙军展开巷战，城中一片混乱。
    丁黼的部下劝他逃走，丁黼说道：“我作为地方官员首领，职责就是守卫国土，怎么能逃走呢！”丁黼先后三次率部出城与蒙军交战，但是由于兵力过少而全部失败。十月十九日，阔端主力大军抵达成都城外。十月二十日上午蒙军入城，成都居民皆关上房门，举家自缢、自焚者不计其数。无奈之下丁黼换上便装，和外甥王茶干，徐姓监仓等几人一起出南门脱走。他们来到石笋桥观音院时，被巡逻的蒙军团团围住，一行六人皆被射杀于成都城西南金花街菜地中。
    十月二十四日，抵达成都的蒙军已至十万。阔端率大军从东门进入成都府衙，他见成都人口众多，一时难以治理，正考虑怎么处理成都后续事宜。阔端招来随军的萨满巫师进行占卜，巫师一番占卜后对阔端说道：“大人，成都民心不归，且为四绝死地，若占据成都，统治超不过两代，不如血洗后放弃此地。”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验证了前几代割据四川政权的命运。阔端于是大书“火杀”两字，下令全军屠城并焚烧成都城。一声令下之后，蒙军在成都城内见人便杀，百姓无一幸免者，火光照耀百里。据《史母程氏传》一书记载，蒙古人将百姓以五十人一组进行“流水生产线”式的屠杀，尸体堆积如山。有一位名叫朱禩孙的官吏侥幸躲过一劫，他藏匿于一堆尸体之下，淋淋的鲜血涌入口中。朱禩孙后来向人说起此事，泪如雨下。

    丁黼死后，其下属王翊继续率领军民抵抗蒙军。蒙军开始屠城后，他身边已没有什么人手。十月二十六日，蒙军进入他的府衙时，他穿着官服端坐在府上。蒙军军官询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呢，王翊说道：“我只是一介小官，食君之禄却不能为君分忧，已无脸活着，愿以成都城同死”。蒙军敬佩他忠义，不忍杀他，放他出去。然而，王翊看到成都城内横尸遍野，成都城也在火光中变成废墟，内心悲愤不已，万念俱灰，于是投井而死。丁黼的另一位下属杨大异在受伤后被部下背起救出了成都城。
    在成都得手后，阔端将蒙军分为四路，深入四川腹地继续屠杀掳掠，致使四川很多城市成为鬼城。其中，南路蒙军：十月二十七日，劫掠眉山；十月二十九日，焚毁青神（今青神县）；十一月一日，劫掠嘉州（今乐山）。西路蒙军烧毁了邛崃、崇州、彭州、都江堰等川西地区；北路军一路北上，劫掠了梓潼及周边地区；东路蒙军屠戮了重庆、涪陵、忠县、万州、云阳、开州、达州等地。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四川54州，仅泸州、合州（今合川）、夔州（今奉节）得以保全外，其余各地全惨遭蒙军屠戮。
    成都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人口的城市，也是国内人口密度最大、全国粮产量第二、全国商税第三的城市，而且四川年缴税赋约占整个南宋岁入的三分之一。然而，已经300年未发生大型战祸的成都，然而就这样在蒙军的烧杀掳掠之下变成一座废墟。1239年，宋军原丁黼部将贺靖收复成都，他来到千疮百孔的成都后，命部下统计城内尸骸，合计约140万具，城外更是尸横遍野，难以计数。在阔端入蜀之前，四川人口为1200万左右，蒙军本次入川后，锐减到1000万。蒙军的此次入川，导致四川人口损失200万左右。此后，蒙军共三次入川，而至宋朝灭亡后的1282年，四川人口仅剩60万左右。

    就在西路的四川遭遇横祸之时，宋朝的东面战场却传来了好消息。1236年十月，蒙军东路主帅阔出暴毙。随后，宋军在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中路蒙军开始逐渐退军。心里惦记着大汗继承人位置的阔端窃喜之余，下令留兵扼守沔州（今陕西略阳）、阶州（今甘肃陇南）、兴元（今汉中）等入川要塞，大肆纵兵对四川各地进行完烧杀掳掠后，阔端蒙军主力也退出了四川。
    1240年，因孟珙在抗蒙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理宗的信任。理宗授孟珙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承担起了建立四川防御体系的重任。经过孟珙约两年的治理，四川的局势得到了大力改善，军队战力也获得了大幅提升。此时幸存的四川军民大多还在各地流亡、游击。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为了稳定民心、收拢流民，带头将一家老小迁往了成都。
    1241年蒙军再次入川，先锋汪世显率领两万蒙军先行进入四川。陈隆之率宋军在成都城西和蒙军发生大战，城外一时血流成河。蒙军将领塔海、秃雪随后率大军赶到。宋军渐渐失势，陈隆之大败而归，于是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元军围城，久攻不下，正打算撤军。一位叫田世显的守城宋将却悄悄打开了北城门投降元军，元军再次攻进了成都城屠戮一番。陈隆之全家及下属几百人全部被蒙军杀光，蒙军押着陈隆之来到汉州（广汉），劝降他的部下，汉州守将王夔。陈隆之视死如归，站在城下大声喊道：“大丈夫为国而死，死就死了，但万万不能投降蒙军！”蒙军老羞成怒，将陈隆之斩杀。

    这一次元军在成都同样进行了大肆烧杀，元初诗人郝经写道：
    芙蓉城碎朔风急，虓虎磨牙绮罗穴。
    不识兵戈三百年，叠鼓一声肝胆裂。
    蒙古军两次入川，攻破成都，使当地的生产和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税赋大减，这对风雨飘摇的南宋政权是个很大的打击。理宗收到成都被屠戮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对大臣赵熙暨说到：“目前的四川局势危急，朕与二三位大臣没有一天不在讨论四川的事宜。”1242年，抗蒙名将余玠临危受命，被理宗任命为四川安抚制使兼重庆知府。
    余玠来到四川后，将川蜀的政治及军事中心从成都转移至重庆。余玠除了积极稳定四川局势，恢复生产外，还开始着力建立牢固的军事防线。余玠在播州（今贵州遵义）隐土冉琎、冉璞兄弟二人的建议下，结合蒙古骑兵的特点以及四川的地形特点，发动群众依山傍险，修筑了众多山城防御体系。
    这些山城大多座落在依山傍水的山崖之上，平均海拔虽仅三五百米，却峭壁环绕，远比人造城墙险要，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凭借自然天险而不筑城，地质学上形象地称为“方山”。由于其地势特点，蒙军无法发挥骑兵优势，很难攻克。“方山”山顶平坦，周围数百十亩至数十里不等，具备了耕种、取水、驻扎、练兵、储备、防守等各种功能。百姓在收获季节可下山收割粮食，蒙军进攻时，则可进入山城防守。各个山城临近水路，相互之间也可通过水路进行物资运输和军事支援，实现了“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目的。余玠组织百姓修筑的这些山城，算是天然的要塞堡垒，优势远远超过了过去平原上的城池防御体系。这些山城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剑阁苦竹城、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南充青居城、合川钓鱼城、蓬安运山城、奉节白帝城，因此他们被称作“抗蒙八柱”，又称“川中八柱”。其中的钓鱼城更是创造了抗蒙的军事奇迹，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了宋末抗蒙历史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此后，蒙古军多次入蜀侵扰，宋朝四川军民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打退了蒙古军的数次进攻。淳祐十年（1250年），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北伐汉中，向蒙军发起了主动进攻。虽然未取得实际进展，但却为南宋抗蒙带来了巨大的信心。
    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击波斯帝国，开启了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同时，蒙哥派汪德臣率蒙军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今四川乐山）。余玠率部力战，再次打退蒙军。在余玠的领导下，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然而16年来在抗蒙生涯中屡建奇功的余玠或许由于功劳过大，再加上他性格耿直，手段和政策向来比较强硬，于是得罪了一些同僚。
    1253年，宰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人联合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渲染他独掌大权、居功自傲，甚至有不尊重理宗之举。四川统制姚世安与余玠关系也有不和，于是姚世安与朝廷中的谢方叔等人里外配合，表奏余玠在四川有不臣之心。说的人多了，效果自然就明显了，理宗终于对余玠产生厌恶，下令将余玠召回朝廷问罪，并让平庸的尹余晦代替他的职位。
    余玠接到诏令后，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56岁。有传闻称他是为了证明清白，服毒自尽而亡。然而，嫉恨余玠的人并未就此放手，继续对其诬告诋毁，以至于余玠遭到抄家，家人也被迫害。五年后，理宗才回过神来，认为自己对余玠可能冤枉，于是下诏恢复其官职。尽管余玠死了，但他生前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却在抗蒙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侵宋战争，计划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以牵制和分散宋朝兵力。十一月，由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改派其弟、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的忽必烈统领东路。蒙哥计划占领四川后，与忽必烈的东路军攻下鄂州会师，然后直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

    南宋西路方面，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都统杨大渊守剑门，遣安抚使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人把守遂宁江箭滩渡口，以阻挡蒙军从东川进入成都的要口，蒲择之自己率军驻守成都。纽璘率领蒙军抵达江箭滩后，受到宋军阻击，无法渡江。两军从日出战到日暮，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纽璘所部斩杀宋军二千七百余人，宋军战败，蒙军随后长驱直达成都。此时南宋四川的政治及军事中心已移往重庆，川西没有重兵把守。1257年秋，蒙军轻易占领了成都。所幸的是，蒙军入城后再没有像以前一样进行屠戮。自此，成都纳入元朝统治。
    1258年五月，纽璘率领蒙军进攻西川附近最重要的山城要塞、“川中八柱”之一的金堂云顶山寨，宋军守将姚世安举城投降。蒙古军乘胜占领彭（今彭县）、汉（今广汉）、怀（今淮口）、绵（今绵阳）等州，威州（今汶川）和茂州（今茂汶、北川、汶川等地）的各少数名族部族也相继归附蒙元。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攻占川中八柱之一的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被“炮风所震”，不久身亡。蒙古由此停止了西征，开始了内部汗位争夺，从而拯救了亚欧大陆以及非洲可能被覆灭的命运。东面的伐宋之战也暂时停止，宋朝也因此继续延续了20年，钓鱼城由此被世人称为“上帝折鞭之处”。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军大举伐，宋军节节败退。1279年，宋军与蒙军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宋军战败，陆秀夫携7岁的宋怀宗赵昺跳海殉难，宋朝灭亡。同年，为南宋坚守了36年的最后一块“弹丸之地”钓鱼城在三年不通王命的情况下已经弹尽粮绝，最后一任守将王立以蒙军不屠城为条件，率领十万余军民向蒙军投降。至此，元朝统一中国。
    ——本节完——

    @王雁北 2020-11-10 10:50:29
    作为一个来蓉20多年的异乡客，越来越喜欢巴蜀悠久的历史文化，看了老师的书，很多模糊，碎片的知识，一下子被一条线有机的串联了起来。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典故，那么多的古迹，街道，都鲜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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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的就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传递更多的知识！谢谢！

    第七章元、明
    第一节元朝多世家，驻守于四川
    第二节太祖建大明，蜀王镇巴蜀
    第三节杨慎名天下，家妻有黄娥
    第四节明末乱世起，献忠入成都

    第一节元朝多世家，驻守于四川
    1259年，大汉蒙哥死于征战南宋钓鱼城的途中，元睿宗拖雷七子阿里不哥与他的哥哥、拖雷的四子忽必烈展开汗位之争，双方爆发长达四年的激烈内战。1261年，忽必烈占领哈拉和林后再次向阿里布哥发起进攻，大败阿里布哥军于昔木土脑儿。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在战败力竭之下向忽必烈投降。
    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并定都于大都（今北京）。1274年（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伯颜统领蒙军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蒙军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最后的残余势力，完成了元朝的统一大业。
    元朝的统治者来自于漠北草原，并通过向四面八方征战之后而获得统一，被征服的地区除了宋朝的版图外，还有大量中西亚地区以及其他周边各国，因此元朝政权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大部分政权具有其特殊性。唐宋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了世人进入统治阶层最主要的渠道，但是这种格局却在元朝有所改变。元朝的国家机构和官职制度具有两重性，既继承了蒙古传统的特性，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清末史官屠寄曾提出元朝等级制度的划分方法：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第二等为色目人，主要来自于被征服的西域人、吐蕃人等，部分辽、金遗族（契丹、女真等）也被划入色目人；第三等汉人，概指北方汉人，主要是西夏、辽国、金国等国的汉族遗民；第四等南人，概指南方（主要是南宋腹地）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四个等级的人按照先后顺序享有不同的特权。虽然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实行过四等人制的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比如汉人和南人士兵不许充当宿卫，汉人官员往往只能做副手。蒙古人在法律上往往享有更优先的特权。《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
    结合其等级制度，在元朝统治阶层任官的途径主要体现为：
    首先是“根脚”，即社会出生。比如蒙古贵族一般享有最高的特权，其中怯薛出身的贵族为“大根脚”。从成吉思汗时起，怯薛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它既是可汗的护卫又是大中军，既负责可汗的防务又参与处理国家政事。怯薛由皇帝直接掌握，因此享有许多特权。此外，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重大军功的色目人或少数汉人军事将领也获得一些较高的职位和爵位，并通过“世袭”，成为各个地方的重要驻守官员和军事世家。

    其次是“吏进”。比如一些有名的学者、隐士，或者通晓蒙、汉等各种语言的人才，这部分官员主要由各个地方政府推举入仕，然后再进一步升迁，他们在元朝官员数量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最后是“科举“和“贡授”的儒生。元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部分官员职位通过考试获得，但比例却非常低。元代有人曾说，由儒入仕的，大约只占官员总体数量的百分之五；由吏入仕的，大约占到百分之九十五。相比之下，儒生只能占到吏官数目的一个零头。
    总体来看，元朝中上层统治阶级主要来自于“根脚”，阶层的封闭性和固化程度也最高；吏官和儒官占据了大部分中下层官员体系，在总体官员数量中占比也最大，流动性也较强。
    在元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中，主要实行行省制度。除中书省管理首都所在腹地地区以及宣政院管理吐蕃（今西藏）地区外，在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内共设有10个行中书省（行省）；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由中书省（中央宰相府）总管全国行省。现代行政区划的“省”，即来源于元朝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在四川设立行省，四川便成为了元朝十大行省之一，治署成都。
    元朝为了更好的统治被征服的地区，各地方行省仍然结合了军事性质。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皆隶属于中央枢密院。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戍守军、探马赤军（蒙军野战先锋部队）由各地区的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主要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隶属行省的镇戍军，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管理，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到枢密院节制。

    在四川，这些诞生于“根脚”的都万户，皆来自于蒙古、色目，以及北方汉人军事世家，他们在伐宋之战中为元朝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其中，祖孙四代镇守四川的纽璘家族是最有影响力的元朝军事世家。
    纽璘，珊竹带（蒙古尼鲁温部一支）人，算是比较纯正的蒙古血统。其祖父孛罗带，初为元太祖铁木真的宿卫，后跟随元太宗窝阔台参加灭金之战，金国灭亡后负责戍卫河南。纽璘的父亲太答儿，辅佐蒙哥西征阿速、钦察等国，功勋卓著，被蒙哥拜为都元帅（都万户）。蒙哥二年（1252年），蒙哥派太答儿率陕西西海（今陕西渭南）、巩昌（今甘肃陇西）的蒙军参加伐宋战争，后攻入四川。太答儿曾与总帅汪德臣筑利州城（今广元），攻克碉门（今四川省天全县）、黎州（今四川汉源县）、雅州（今雅安）等城。后进攻重庆，擒获宋军都统制张实。
    纽璘早年便跟随父亲四处参加各种战斗。蒙哥七年(1257年)，纽璘随蒙哥参加伐宋之战，率领蒙军万人，自利州（今广元）下白水江，沿嘉陵江抵达夔门（今奉节）。1258年参加成都之战，蒙军都元帅阿答胡被宋军杀死，纽璘被众将推为首领，随后攻取成都及西川其他地方。因功勋卓著，升为都元帅。后随蒙哥进攻重庆。1259年，蒙哥死后，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打算依附阿里不哥，被捉拿后得到释放，后归顺忽必烈，继续负责镇守西川。纽璘虽然作战勇猛，但年轻气盛，骄横跋扈，肆无忌惮，这或许来自于他强大的蒙古贵族的“血统优越感”，活脱脱一个蒙军“盖世太保”。在战争期间，他对待官吏，尤其是被征服后的宋朝官吏百姓，毫无体恤之心，随意侮辱和虐待。他的暴虐和跋扈连蒙古大汗都非常重视。《元史》有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专门在诏令中特别告诫纽璘不得沿途擅自虐待官吏，并提醒他多体恤百姓。
    纽璘在镇川期间，曾多次调遣士兵千余人为自己营私，士兵们畏惧他的权势和威压，虽心有怨气，却不敢不从。当时的陕西凤翔的驻军也归其管辖，当地有屯田的士兵800余人，在结束屯田后，纽璘却不给他们归还兵籍。按照规定，这些士兵应该被调往河中防守浮梁，结果士兵们无法到任。对于士兵来说，影响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对于国家来说，则严重违反了军籍管理制度，然而却没人敢去过问这件事情。

    中统三年（1262），南宋泸州知府兼潼川路（今四川三台）安抚副使刘整由于受到吕文德的陷害，被迫在泸州投降元朝，纽璘受命援救刘整，并将吕文焕率领的宋军（吕文德堂兄弟）击退。刘整本为南宋名将，降元后被忽必烈重用，后来刘整还成为了元朝水军的创建者之一，为后来元军攻取襄阳立下汗马功劳。或许是出于对这些“异族血统”官员的蔑视，纽璘非常忌恨刘整受宠，便对其百般阻挠打压。1263年，纽璘被刘整举奏，朝廷下令将其逮至上都（今北京）询问，后被释放，在去往昌平的途中忧愤而死，后被元朝追封为蜀国公，谥忠武。
    纽璘之子也速答儿，继承了其父亲纽璘的军事天分，在伐宋战争中屡建奇功。1275年，也速答儿率领蒙军三千人围攻嘉定（今乐山），大败宋朝保康军节度使昝万寿，斩杀宋军五百余人，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紫云等城降元。也速答儿因功被赐予虎符，授六翼达鲁花赤（元朝的一种地方军政最大监治长官）。后跟随元朝枢密副使忽敦南下进攻重庆。忽敦经过一年仍攻不下重庆，元朝命便派枢密副使不花代替忽敦之职。1278年，也速答儿率领二十余骑进攻重庆城门。宋军都统赵安率军出战，也速答儿率部三次冲入赵安所部，在元朝精兵的配合下，斩首宋军五百余人。此时，被元军围困多日的重庆城粮食已经耗尽，赵安劝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张珏投降元军，张珏不答应。赵安便与帐下韩忠显夜间悄悄打开镇西门投降元军。元军入城后，张珏与元军展开巷战后不敌，逃离重庆，也速答儿率军追至涪州（今重庆涪陵）将其擒获。元朝朝廷收到捷报后，忽必烈亲赐也速答儿玉带、钱币五千贯，并授予西川蒙古军马六翼新附军招讨使，迁四川西道宣慰使，加都元帅。南宋灭亡后，也速答儿曾多次武力平息西南夷各地的叛乱，因功被继升为西川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四川等处行枢密副使、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仍居镇成都。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拜也速答儿为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武宗时期，迁任云南平章政事，加左丞相。也速答儿率军南征蛮族之乱时，因感染瘴毒，回到成都后病故。
    纽璘之孙南加台（囊加台），也速答儿的侄儿。泰定初年，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宣政院使，曾奉命征讨吐蕃朵甘思所辖之部参卜郎（今四川理塘北）而有功。总领四川军、政、教三权。然而不久，元朝内部却爆发了内乱。1320年，元英宗硕德八剌即位后，下令清除朝廷中铁木迭儿的势力。但随着清理行动的扩大，朝廷内部矛盾和分化日益加重，再加上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对元英宗以儒治国的政策不满，导致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在1323年夏天趁英宗去上都避暑之机，在上都以南15公里一个名叫南坡的地方，刺杀了元英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由此引发了元朝的帝位争夺之战，一方为拥立天顺帝阿速吉八的上都集团，另一方则为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大都集团。在此次内乱之争中，镇守西部的安西王站到了大都集团的对立面。由于历史上陕西、四川均受安西王阿难答的节制，受此影响，这次川、陕两省也站在了天顺帝一方。1328年十一月，南加台正式表态不受大都朝命，并将有异议的官员杀掉，自称为镇西王，称兵造反，烧毁栈道。乌蒙路教授杜岩肖劝说南加台罢兵并入朝觐见元文宗，南加台以妄言惑众为由，对杜岩肖处以杖刑，并将他关了起来。
    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元文宗派星吉班入川招降南加台，南加台拒绝，并相约镇西武靖王（今西藏）搠思班共同拒命。时任陕西蒙军都元帅的不花台，为南加台的弟弟，南加台遣使不花台，让他跟自记一起对抗元文宗，不花台并不想与元文宗为敌，便将其来使斩杀。南加台遣军南攻播州（今贵州遵义）猫儿垭，宣慰使万户杨燕里不花开关投降，并引领川军进至乌江驿，结果川军在乌江北岸被脱出率领的朝廷军打败。同时，南加台亲自帅军攻占兴元（今汉中南郑），焚毁鸡武关大桥，并焚烧栈道，据守鸡武，并攻下三义、柴关等驿。随后写信成功招降巩昌（今甘肃陇西）总帅汪延昌。随后分兵东至金州（今陕西安康），占据白土送，进逼襄阳。

朝廷命陕西、湖广两行省督军分兵讨伐南加台，命宣慰撒忒迷失率本部人马进讨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当时播州（今遵义）杨燕里不花已回归朝廷，南加台派出镇守碉门的安抚使布答思监等人也带领云南行省归降朝廷。由于文宗刚刚在大都称帝不久，朝廷还没有来得及设立枢密院。为彻底平定南加台之乱，于是立即设立枢密院，调集河南、江浙、江西、山东军队11000余人，以及左右翼蒙古侍卫军2000余人，由左丞跃里帖木儿、同佥枢密傅岩起率军前往镇压。不过，正式开战之前，朝廷仍然优先考虑招降，以减少不必要的战争损失。四月，朝廷派遣湖广参政孛罗奉诏来到四川，赦免南加台等人之罪。南加台眼见局势不利，接受了招降，四川的叛乱终于得到平息。南加台入朝觐见文宗。当年九月，文宗仍然以南加台叛逆之罪将其处死，并没收家产。
南加台死后，其子答失八都鲁世袭万户，奉命守罗罗宣慰司，出征云南，升任大理宣慰司都元帅。至正十一年（1351年），特除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此时，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正徐徐拉开。1351年，元惠宗派贾鲁治理黄河，动用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元朝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了百姓的极大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乘势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聚集教徒，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并打出“复宋”旗号，发动红巾军起义。但由于消息泄露，韩山童被捕杀，随后刘福通杀出重围。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与母亲杨氏趁乱逃至武安山中隐藏起来。此后，南方长江流域也纷纷打着红军的旗号起事，其中有王权在南阳地区的“北琐红军”、孟海满在荆襄一带的“南琐红军”等。元朝随即分兵对红巾军起义展开全面镇压。1352年闰三月，元朝派答失八都鲁进攻“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元军在湖北一带取得连连胜利。元朝升任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随后，答失八都鲁继续配合河南、陕西行省分路前往围剿北方义军。至正十五年（1355年），答失八都鲁被改命为河南平章政事，负责统领中原地区战事。同年，答失八都鲁在许州长葛被刘福通击败。不久，刘福通寻找到失联已久的韩林儿，拥其为帝，号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答失八都鲁率军围攻亳州，刘福通挟持韩林儿逃往安丰。1357年答失八都鲁被加封为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继续领兵进攻刘福通的红巾军。不久，答失八都鲁中了红巾军的诈书通和之计，当他知道朝廷怀疑自己“玩寇失机”后，一夜之间忧愤而死。

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继续接领父亲生前时的军队。孛罗帖木儿率军攻陷红巾军的曹州（今山东菏泽），擒杀宋武官宰相等。至正十九年（1359年）驻兵山西，战败红巾军关先生等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孛罗帖木儿升任为中书平章事。此后，孛罗帖木儿卷入了元末宫廷的党争，同时中原的大部分地区，也已进入义军军阀混战时期，元朝对当地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孛罗贴木儿在内部帝党和太子党的斗争中逐渐失势。1365年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元顺帝派人刺杀而死。至此，蒙古族的纽璘军事世家，随着元王朝的衰落而土崩瓦解。
驻镇成都的蒙古血统的军事世家除了纽璘家族外，还有拜延八都鲁家族。拜延八都鲁，蒙古扎剌台氏。年轻时便跟随铁木真南征北战，以勇猛著称，后被赐名“八都鲁“（蒙语为“勇士”之意），故得名拜延八都鲁。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让拜延八都鲁领札剌儿军1600人，与塔海绀卜一起伐宋，攻入关西，再入四川，屡建奇功。宪宗三年(1253)，蒙哥让拜延八都鲁与伐蜀总帅汪德臣创立利州城（今四川广元）。次年，率军攻破南宋紫金山以及鹿角寨，并夺得大量军饷器械。1258年，跟随都元帅纽璘攻取金堂云顶山，后镇守成都。之后，纽璘随蒙哥南下进攻重庆时，让拜延八都鲁留守成都，他先后让成都附近的各县归降蒙古，并对他们进行安抚工作。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都元帅纽邻向元朝朝廷表奏其功，拜延八都鲁被升任为蒙古奥鲁官（管理军人家属以及出征军队所需的武器粮草）。至元六年(1269年)，拜延八都鲁以老告休。

    拜延八都鲁有儿子外貌台，孙子兀浑察。拜延八都鲁告老后，由孙子兀浑察承袭其军职，跟随也速答儿征战各地，建立不少军功。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与海都（窝阔台之孙，窝阔台汗国首领）争夺天山南部时，忽必烈让兀浑察率军西征斡端（今新疆和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乞失哈里（今新疆喀什）带领50名勇士击败敌军2000余人，并活捉敌军将领也班胡火，因功被忽必烈授予万户。至元三十年（1290年）病逝。兀浑察死后，由其儿子塔海忽都承袭其职位，升任镇国上将军都元帅，后改授四川蒙古副都万户。至治二年（1322年），因病告休，并由儿子孛罗帖木儿袭位。
    元朝镇守成都的军事世家除了蒙古血统的纽璘家族和拜延八都鲁家族外，还有色目人，其中包括蒙古入侵四川时战绩卓著的汪氏家族。
    汪氏家族在蒙古的地位得来首先来自于汪世显。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今甘肃省定西市漳县）人，其祖上为汪古部。汪古部在唐朝时期曾与沙陀人（即李克用的祖族）有渊源，在金元时期定居于阴山以北，后来臣属于辽国。金灭辽后，又臣属于金国。蒙金对抗时期，金朝为了防御蒙古侵袭，在边境修了约2000公里的大墙（即金长城），这道墙蒙语叫unkuh。金国将他交给汪古部守卫，因此该部族得名汪古。
    汪世显早年出仕金朝，因军功擢升为千夫长，后累进至巩昌府（今甘肃陇西）便宜总帅。1234初，金国灭亡后，秦州（今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想兼并巩昌。汪世显不服，率军攻杀粘葛完展，随后兼并了他的地盘和军队。汪世显随之成为秦、巩地区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为正朔。1235年，窝阔台派次子阔端率军从成仓道进攻南宋四川。阔端来到秦、巩之地后，顺利招降汪世显以及其属下军民十万余人。阔端让汪世显继续担任旧职，并让他随自己参与伐宋战争，隶属于都元帅塔海节制。汪世显在伐蜀之战中表现英勇，屡建奇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阳平关之战中，与宋朝名将曹友闻军激战，单骑突阵，与后续的蒙军会合后，大败宋军，至曹友闻战死，使蒙军冲破了四川门户，进而长驱直入。汪世显因功勋卓著，被赐金虎符。从四川北归后，被元朝廷授巩昌便宜都总帅，统领秦、巩州等二十余府州。1243年，汪世显病故。

汪世显共有七个儿子，皆在元朝任官。在这七个儿子中，与四川关联最大的是次子汪德臣、四子汪良臣及其后裔。汪德臣因受父亲影响，自小便善齐射，性格英勇刚毅。汪世显降蒙的时候，汪德臣只有13岁。14岁时来到上都，获得阔端和窝阔台赏识，并接受蒙古贵族的培训和影响。17岁时返回巩昌，跟随父亲出征四川。汪世显死后，22岁的汪德臣承袭父亲爵位，佩虎符，统领总帅府所辖各军。此后，汪德臣在进攻四川的过程中参加多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蒙军中很有名气。1259年，蒙哥率十万大军围攻南宋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宋军在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率领下顽强抵抗，蒙军一筹莫展，蒙哥也“为炮风所震”而病卧军中。汪德臣继续率军日夜猛攻钓鱼城。一天夜里，他率兵突袭钓鱼城，率军奋勇攀上云梯，占领了马军寨，杀死宋军守将。两军在马军寨激战至后半夜，忽然雷雨大作，云梯被折断，蒙军后军不继，汪德臣只好率军退出外城。又一日，他单骑来到城下搦战，正当他大呼：“王坚，我是来救你一城性命的，你最好早早投降！”话还没说完，忽然城内炮声一响，一块飞石正好击中汪德臣头部，伤重不起，死于军中，时年37岁。
不久，蒙哥病情加重，也死于帐中，蒙军停止伐宋，开始北归。汪德臣死后，由其长子汪惟正袭位。中统元年（1260）世祖忽必烈即位，正式授汪惟正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当时留守青居山（“川中八柱”之一，今属南充）的蒙古军帅乞台不花与浑都海勾结，打算起兵响应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汪惟正遵照四川宣抚使廉希宪传达的世祖旨意，将乞台不花逮捕，并将其斩杀，获得忽必烈嘉奖。后来继续在四川参加伐宋之战。南宋灭亡后，至元十七年（1282年）十月，授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事，不久分省于四川。当时四川经过数十年战祸，当地的生产和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汪惟正用心抚民，使四川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安定。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汪惟正病故。

    汪惟正有两个儿子：长子汪嗣昌任武略将军、成都管军副万户；次子汪寿昌于成宗朝任巩昌便宜都总帅，文宗时期任四川省平章政事。
    汪世显的四子汪良臣（汪德臣的弟弟）与四川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汪良臣16岁时便作为偏将跟随兄长汪德臣出征四川。1253年，汪德臣奉旨修建利州（今广元），推荐汪良臣为巩昌军元帅，领兵在利州的白水（今白龙江）屯田，以协助防卫，防止宋军来袭。1258年，蒙哥率大军攻蜀，汪良臣回到巩昌，负责蒙军后方的物资供应。中统元年(1260年)，奉忽必烈之命率部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耀碑谷大败阿里不哥西路军，杀敌军大将阿蓝答儿、浑都海。1261年，讨平火里反叛。后参与伐蜀之战，屡败宋军。历任征南都元帅、东川副统军、枢密院副使。至元十一年(1274)，率军攻取嘉定（今四川乐山）等地，擒获宋将昝万寿。1278年，在重庆大败宋将张钰，擢升为四川行省左丞。次年，南宋灭亡后，汪良臣回到成都，向忽必烈陈说治蜀的十五条建议，被忽必烈采纳，于是着手兴复因战祸遭受严重破坏的四川地区。1281年夏，汪良臣病故。
    汪氏家族在元朝有19个子孙高居将相官爵，其中有9人封公，传五世，兄弟子嗣多达180多人，除了承袭巩昌军职外，其余多为高官。如此显赫的“九公五世”军事世家，在元朝历史上实属罕见。元朝史官虞集曾说：“予观于功臣之家，以世业显荣者固多，得统其郡军，世守其地者，惟汪氏”。

    元朝与四川紧密联系的色目人家族中，除了汪氏外，还有按竺迩家族。按竺迩，雍古氏（即汪古部）人，幼年时寄养于外祖父家。外祖父名术要甲，音讹为赵家，按竺迩及其子孙于是以赵为姓。其父名黑旦公，在金朝任地方行政长官。太祖六年（1211年）黑旦公见金国日益腐败衰落，于是驱赶着他家的牛羊马群，归附于铁木真旗下的蒙古国。按竺迩14岁时隶属于皇子察合台部。有一次，跟随察合台打猎，按竺迩曾射死两头老虎，因此凭借英勇善射而得名，察合台对他很是器重。在太祖、太宗时期，按竺迩先后参与西征、灭金之战，战功卓著。太宗八年(1236)，随皇子阔端伐蜀，屡立奇功。中统元年(1260)，世祖忽必烈即位，支持阿里不哥的阿蓝答儿、浑都海企图占据关陇。按竺迩此时已是年迈，军队已交给儿子统领，但他仍要求领兵平叛。于是率军出击删丹（山丹，今甘肃张掖）的耀碑谷，与阿曷马军会合，大败叛军，与总帅汪良臣俘获阿蓝答儿、浑都海。后受到忽必烈嘉奖。1263年，按竺迩病故，享年69岁。
    按竺迩共有十个儿子，以彻理、国宝二人最为知名，其中彻理承袭父亲的元帅职位。彻理早年曾随其父亲进攻四川泸州，迫使宋将刘整投降。1258年，蒙哥率大军攻蜀，彻理率军进攻金堂云顶山。战斗开始后，他率部从水门首先登入山寨，攻破城寨壁垒，致使宋军守将姚世安举城投降。后来彻理因病告休，由儿子步鲁合答代领其军队，步鲁合答在伐蜀过程中建立军功。
    国宝，按竺迩次子，又名黑梓，性格好爽倜傥，好义气，善谋略。早年跟随蒙哥大军进攻重庆，建立不少军功，曾迫使重庆的南宋守将张实投降。中统元年（1260年），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国宝随军进攻支持阿里不哥的阿蓝答兒有功。阿蓝答兒属下火都占据吐蕃与四川边境，国宝率军讨伐并将火都擒杀。因功被朝廷授国宝三品印，为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今甘肃文县）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赐金符，负责戍守四川边境。国宝有儿子世荣、世延。长子世荣承袭国宝的蒙古汉军元帅之职，后因功进任吐蕃宣慰使议事都元帅。

国宝的次子赵世延在蒙古的色目贵族中算是位佼佼者。赵世延天资聪明，自小爱好研读儒家经学。成年后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和赏识，命他入枢密院御史台肄习官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24岁的赵世延被授承事郎、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1289年擢升为监察御史。由于为官公正廉明，名气远播。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晋阶奉议大夫，出都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任安西路(治今西安)总管。期间曾冒着个人倾家荡产的风险，在未上报朝廷的情况下提前赈灾放粮，使灾民获得及时救济，深得官民赞誉和爱戴。元武宗朝，至大四年(1311年)，晋升为中奉大夫，任陕西行台侍御史。并在仁宗期间在陕西设立“鲁斋书院”。1318年，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他在各地任职期间一直很重视发展教育，为推动蒙、汉文化融合起了巨大作用。至顺元年（1330年）时，他与出生成都仁寿的名儒虞集等人纂修《皇朝经世大典》；又曾汇编修订律令《风宪宏纲》，颁行于世。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赵世延病故于成都，终年77岁。赵世延历仕九朝，做官五十余年，操守清廉，才学过人，善写文章，对元朝中期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巨大。
色目人中，除按竺迩家族外，耶律秃花家族也与四川有着紧密的联系。耶律秃花，契丹人。世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后来金灭辽国，因此耶律秃花家族成为金国的契丹故族。成吉思汗开始崛起时，耶律秃花见金国衰落，率众投奔蒙古。1203年，铁木真与王罕同盟关系破裂，耶律秃花拥铁木真战王罕，结果铁木真兵败，与诸亲信共饮班来尼河水立誓，后攻败王罕。耶律秃花因此成了《元朝秘史》所载的与铁木真“同饮班朱尼河水”的19人之一。1211年，耶律秃花随蒙军伐金，作为入金向导，大破忽察虎军。又与木华黎攻取金国山东、河北等地。因功勋卓著，被拜为太傅、总领也可那延，赐虎符，负责统领万户扎剌儿、刘黑马、史天泽等部进攻金国，后病故于西河州（今甘肃西河）。

耶律秃花死后，其子耶律朱哥承袭其职位，统领刘黑马等七名万户，与都元帅塔海绀卜同征四川，死于军中。耶律朱哥之子耶律宝童，因为身体有病不能任事，于是由耶律朱哥的弟弟耶律买住承袭其军职。买住向宪宗蒙哥进言：“如果打算稳定取得西川下游的各个州郡，应当先平定成都以作为根据地，臣请求集中兵力攻取成都。”蒙哥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率各路军马趋往成都，攻下成都后，继续进攻嘉定（今乐山）。但嘉定还没攻下时，耶律买住便死于军中。随后，买住的儿子耶律忽林带总领各军。1257年，元朝再次攻下成都后，耶律忽林带建立成都府，成都自此归于元朝统治。不久，耶律忽林带死于军中，由其族兄耶律百家奴（耶律朱哥之子、耶律买住侄儿）承袭职位，并袭太傅、总领也可那延。
百家奴的弟弟、忽林带的兄长秃满答儿，曾任京城中都宿卫。后来百家奴卸任四川的军职改任他用，秃满答儿承袭其军职。秃满答儿随枢密副使忽敦在四川沿长江而下进攻南宋，先后攻取嘉定（今乐山）、九顶山、泸州、宜宾、重庆。因功赐虎符，授夔路招讨使，迁四川东道宣慰使，后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1290年进任四川行省右丞。百家奴死后，转由耶律宝童之子耶律忙古带（耶律秃花曾孙）开始世袭耶律家族官爵。

    除以上几家色目世家外，在蒙古征服汉地的过程中，曾有北方六大汉人家族先后迎降蒙古，并参与蒙古的对外统一战争。这六大汉人家族包括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天成刘氏、藁城董氏。其中与四川关系紧密，并留驻、世袭于四川的只有天成刘氏，即刘黑马家族。
    刘黑马本名刘嶷，字孟方，祖籍济南历城。其父亲刘伯林为金末威宁防城千户。太祖七年(1212年)，成吉思汗率军围攻金国威宁，刘伯林知道无法抵挡蒙军，于是开城投降。成吉思汗北还之后，将刘伯林留屯于天成（今山西天镇县），以遏制金兵。从此，刘氏家族在天成前后共历20余年，因此得名天成刘氏。之后，刘伯林随太傅耶律秃花、木华黎攻取金国西京、山东、燕京、太原等地，因功赐金虎符，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太祖十六年（1221）病逝，时年72岁。
    刘伯林之子刘黑马，出生时因家中白马产一黑驹，故以“黑马”为小名，以后便用小名行事。刘黑马20岁便随父亲四处征伐，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以英勇多谋而闻名。父亲刘伯林去世后，承袭父职为万户，佩虎符兼都元帅，太宗窝阔台时期被列为北方汉军3名万户之首。后来参与灭金之战，屡立奇功。1235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刘黑马随同元帅塔海绀卜攻打四川。宪宗三年（1253年），随蒙哥来到六盘山。当时商州（今陕西商洛）与宋接壤，经常遭受宋军侵扰，宪宗命刘黑马镇守商州，此后宋军不敢再犯。宪宗七年（1257年），蒙哥在六盘山举行誓师大会，祭祀完成吉思汗后，准备亲率大军伐蜀。刘黑马在六盘山觐见蒙哥，请求设立成都路，以此为根据地图取四川全境。蒙哥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刘黑马赐名也可秃立（Yeke Tului，意为大镜子）。此后，刘黑马被任命为都总管万户，负责镇守陕西、山西地区，同时参与攻打宋朝四川地区的战争。

    1259年，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次年，忽必烈即位，同时与阿里不哥展开汗位之争。此时，手握重兵的密力火者镇守成都。川陕宣抚使廉希宪担心他投靠阿里不哥。因刘黑马有胆有智，便命他急速去成都假传圣旨将密力火者成功除掉。其子刘元振上诉于朝廷，忽必烈说道：“这是我的命令，你不用担心。”中统三年（1262年），经廉希宪奏荐，忽必烈任命刘黑马兼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其子刘元振为成都经略总管万户，廉希宪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元振之子刘纬。泸州被宋军围困时，刘黑马不顾自己重病，继续亲自督运军需物资，不久病故，时年63岁。由其子刘元振承袭职位。刘元振死后，再由其儿子刘纬袭为万户，后迁任四川西道宣慰使。
    刘黑马第五子刘元礼，历任成都路兵马左副元帅、潼川路（今四川三台）汉军都元帅。刘元礼上奏忽必烈，认为嘉定（乐山）距离成都三百六十里，两城之间以前曾有眉州城，建议修复眉州城，作为屯兵之所，以扼守嘉定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要道。此建议被忽必烈采纳，刘元礼因此镇守眉州5年。
    元朝消灭南宋后，刘氏子侄历官陕西行省。但由于刘氏汉军与四川有特殊渊源关系，所以在这以后，在四川境内仍留有这支汉军出征镇戍的足迹。迄今在茂县之北50里叠溪的海子山上的较场坝点将台上，仍保存有至元三十年（1293年）刘文起的题刻文字：“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刘上万户文起引兵至此。至元癸巳七月廿七日记。”由于刘伯林死后谥号忠顺，因此作为刘纬玄孙的刘文起，在刻字中自称为“忠顺公玄孙”。
    ——此节完——

    第二节太祖建大明，蜀王镇巴蜀
    元朝末年，政治日益腐朽，经济濒临崩溃，中原大地灾害连年、民不聊生。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泛滥，山东的白茅堤（今山东省曹县）、河南的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发生决堤。然而，谁也没注意到，元朝的统治也随着这次黄河的决堤而开始迅速走向崩溃。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朝为保护在山东的盐场，元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280里的新河道，计划让黄河东去，再与淮河汇合后流入东海。工程时间紧迫，然而工程监官们却乘机贪污徇私，克扣民工“食钱”，引起了沿河百姓的巨大不满。
    时有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以及教友刘福通对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于是借机举起反元大旗。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并以“复宋”为口号，乘势聚集3000教众与灾民在颖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起义”。不料消息遭到泄露，元军展开镇压，韩山童被捕后牺牲，刘福通领导红巾军继续战斗。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找到隐藏数年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后，将他迎至亳州，拥立为帝，号称小明王，建国号宋，史称“后宋”或“韩宋”。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如燎原之火，得到全国各地农民的纷纷响应，一时中原大地狼烟四起。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另一只由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领导的红巾军自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发起，并很快攻占了杭州。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之后，徐寿辉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随即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建都重庆，成都等巴蜀大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大夏势力范围。大夏疆域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至云南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至播州(今贵州遵义)，北至兴元(今陕西汉中)。1366年，38岁的明玉珍病逝，由其10岁的儿子明升继位，明升的母亲彭氏听政。大夏随之开始走向衰亡。而最终消灭大夏国的人，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定远（今安徽定远县）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聚集了数千青壮年，响应红巾军起义，并攻占了濠州。不久，一位25岁的和尚前来投奔郭子兴，他便是朱元璋。朱元璋由于作战英勇，机智过人，很快成为郭子兴旗下的一命骁将，深得器重。郭子兴还把养女马氏、亲生女儿郭氏嫁给了朱元璋，她们便是未来的马皇后和郭惠妃。
    1355年，郭子兴病逝，朱元璋掌握了其余部的实际兵权。然而，此时的各地义军外有元朝察罕帖木儿（李察罕）的强力镇压，内部也出现分裂，开始明争暗斗，互相抢夺权利和地盘。朱元璋在谋士朱升的建议下，开始了长达6年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策略，使自己的实力得到持续增长。1356年，朱元璋攻下元朝集庆，后改名为应天（今南京），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至正十九年（1359年），刘福通率领的宋政权的各路红巾军北伐逐渐失利，察罕帖木儿率领的元军开始横扫中原。1362年，察罕帖木儿被诈降的山东义军田丰设计擒杀，由王保保（扩廓帖木儿）节制其军，但王保保与元朝诸将不和，元朝军阀内讧不断。此时的天下，元朝人打元朝人，汉人打汉人的混乱局面已进入到高潮阶段。
    1363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刘福通被吕珍所杀。朱元璋救出小明王韩林儿，安置于滁州。同年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陈友谅败亡。1364年元旦，朱元璋被百官推举为吴王。1366年九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进攻退居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一年后，张士诚灭亡。期间，朱元璋遣廖永忠迎接小明王韩林儿返回应天府，途径瓜洲时，韩林儿乘坐之船沉入江中，韩林儿溺亡，后宋灭亡。1367年，割据浙东的方国珍不战而降。至此，朱元璋统一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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