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罗马史新解 ----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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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罗马史新解 ----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第4页]

作者:土和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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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朝鲜不参加北京冬奥会想到的
    请移步：知乎同名文章。
    嘿嘿！

    从2021年7月发文到今天，其中冷暖确实只有当其失事者才知道。
    个人水平的高低确实不值一哂，但这半年多的经历的确很值得总结。
    什么是资本主义？
    我不能掌握生产，但我能控制流通！
    所以我对索马里海盗在纽约法庭上称自己是高盛的金融雇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索马里海盗）是穿着大裤衩，踩着十字拖，拿着板砖的“银行家”而已；相对于华尔街的高管们，只是我们的着装更另类，手段更不电子化罢了！但为了资本掌控供需节奏，人为制造供需不平衡而言，我们和穿西服打领带用电脑的的白领是一回事！

    唐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戊表》：
    “臣某言：臣伏闻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绝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来，洎于后汉，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请内属，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乃收其盐布毯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刘备据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备死，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
    故《蜀志》称亮南征后，国以富饶。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
    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宝货之资不输於大国......”
    关于汉代大秦的位置，这篇奏章也算一个证据。

    知乎问题：
    郑和下西洋有利润吗？如果有，那为什么停止？

    答：有，而且利润很大。

    郑和下西洋从中国出去时是带的丝、瓷、茶包括香料（购于东南亚、印度）等当时西方的必须品。

    回来时将从中东、东非、印度西部（暂以这些地方为限）采购的商品在孟加拉或缅甸，甚至到越南的红河平原靠岸，将其中部分商品通过陆路走身毒道或“南丝绸之路”运达西南（云、桂）后再行销全国。

    而其船队在卸货之后，又在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停留，一方面继续采购香料、木材以及金银等贵重商品，另一方面是候风。在南风起时，就直接返回东南的吴越闽广地区。

    这就是一趟船挣两趟钱的方法。

    这个方法本来是郑和带队伍跑船的“养兵之法”（福利），因为别人跟你远涉鲸波，出生入死总不能就挣朝廷的那点“死工资”吧。

    但郑和下西洋的利润是给国家或者说皇帝用的，而官僚系统在其中是无法分润多少的。那么这么大的一块利益在其最大的政治支持—明成祖死后就被官僚系统给“黑”掉了。

    郑和的航海资料，刘大夏能回复一句“烧了”已经是很给面子的事了，更多的时候是提问的人都会被做掉！

    看明朝东南的“海商”有多富就能知道这个利益有多大。而且为了把持这块利益，在国家政策就是推出“禁海”，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倭寇”“海盗”，把养寇自重都玩出花了。

    来自专栏

    《罗马史新解》及其思考

    答主———思沐逻辑：
    郑和七下西洋带来了巨大收益，这让官僚机构中的传统主义者们惊恐，恐慌，警觉。

程碧波教授的文章：墨瓦腊尼加是凕南州的中文切音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5109782（知乎）

    麦哲伦的这个航行轨迹，个人曾经认为他有海图，其环球航行是为了验证海图的真实性。
    但这个观点看，依然疑点重重。

按照程碧波教授的说法，种种疑点反而能够解释了：因为根本没有麦哲伦航行，就是一个在地图上编故事的事，是盗名以欺世的实例！

    @傲娇君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记
    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氵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

    不韦是告诫吕嘉后裔族人不能像吕嘉一样违抗，而不是说因吕不韦的缘故，吕不韦后裔在秦始皇的年代，居住在巴蜀两地，到汉武已经100多年，有数代人，而此吕氏无过错，也未记为非常大的世族，应不会是它。。
    吕嘉以南越抵抗汉朝，首级到了修武县新中乡，还因此名获嘉县，以武帝对其恶感，徙罪犯实边与削弱南越抵抗首脑的需要，和南越的确有路到南中，迁永昌郡的应是吕嘉后裔。

    刚才在看冬奥会闭幕式上升希腊国旗，奏希腊国歌环节时，突然想到：
    我们学习历史，是希望从历史中看到过往的痕迹，吸取失败和成功经验，对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提供指引。
    对西方历史的质疑，并不妨碍对顾拜旦先生以奥林匹克名义使世界上的人民更团结、更健康、更文明的理念的尊崇和认可。
    北京冬奥会，团结、健康、文明，新的里程碑！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81938314

试验一下。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诸葛亮，千古人臣第一人！但个人对诸葛亮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原来看《三国志》，虽然能记得些内容，但总的来说还是看不明白，直到对“锦官城”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了解和深入思考后，发现在《诸葛亮传》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段话可以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这并不是诸葛亮当时在荆州的自我评价，而是陈寿（后人）根据诸葛亮的事迹作出的评价，只是把它写在了《诸葛亮传》的前面，这是用了一个假托的叙事手法，并且借用了徐庶、崔州平等人的名字来作侧证——这个套路其实很平常，就是自己说假话，然后让自己的死党或者借用死党的名义来为假话背书。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把诸葛亮与管仲、乐毅相比呢？如果说诸葛亮为蜀汉的延续鞠躬尽瘁与乐毅扶弱燕败强齐的事迹在精神上相类似的话，那么凭什么比肩管仲呢？管仲可是能被称为“子”的人。他的“官山海”（盐铁专卖）等经济管理政策使齐国率先富强并首霸于春秋，甚至管仲本人还被“风俗业”奉为祖师爷，可见他的政治经济水平之高和影响深远。而诸葛亮呢？再看蜀汉经济建设：劝农桑、兴水利虽是根本，蜀汉也在大力倡导和治理，但缓不济急，所以需要另辟财源；蜀盐是重要出产，蜀汉也设了制盐校尉以及专门的制盐队伍，但盐更多是维持财政稳定的硬通货和“压舱石”；那么就只有纺织品（蜀锦、蜀布）才是蜀汉得以富裕的源泉：今国疲民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商品、市场和营销模式是商品销售能够盈利的三大组成。现在找到了蜀汉的致富密码——纺织品，那么后两者呢？市场，依靠魏、吴吗？不完全是。诸葛亮是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在他的心里是有着一个广大的市场——“利尽南海”！这里的“南海”是一个涵盖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等地的广大区域，这里庞大的人类族群——城、邦、国都是蜀汉纺织品的消费者，这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这也是大秦商人秦论于公元226年到交趾来经商的原因。

    商品和市场都有了，营销模式呢？“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再结合诸葛亮的南征，那么就能够知道：蜀汉是生产端和总销售，南中及夜郎、交趾等地的大族、豪强、渠帅则是中间商和分包商。诸葛亮南征只是为了理顺这个销售和分配体系，所以要“攻心为上”。而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陇西的诸多家族都反叛了曹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要在这个贸易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后，那么蜀汉的上层建筑呢？个人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演变脉络，重新认识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三国蜀汉。
蜀汉简史：诸葛亮执政时期：223年至234年；蒋琬执政时期：234年至246年；费祎执政时期：246年至253年；陈祗执政时期：253年至258年；荆州系-诸葛瞻：258年至263年； 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是不是权臣？从刘禅的角度说，诸葛亮是权臣（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从诸葛亮的角度说，是君臣一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里就涉及到我国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君权和相权。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汉献帝已死亡的假消息，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继承“汉朝”皇帝。在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也是符合宗法制度的。可是当时蜀汉政权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刘备白帝托孤的遗嘱，使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具备了合法性。但这个代行权利是对君权有危害的，是违背了“君为臣纲”的儒家理论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诸葛亮对这个代行权利是在理论上给予了解决的，那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就是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是诸葛亮为蜀汉执政集团规划的政治理论和树立的政治旗帜，这就使得北伐事业成为了蜀汉执政集团最大的政治正确，为解决君权相权矛盾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蜀汉的灭亡恰恰是对这个理论和旗帜的放弃，所以我说蜀汉之亡，实肇始于费祎。
    再有，诸葛亮对蜀汉的“从权”状态是设置了时间表的，就是：还于旧都！也就是说，当政权回到中原旧都时，蜀汉的特殊情况才视为被消除了，君相一体的“从权”型的执政模式才会回复到君为臣纲的正常状态。
    所以诸葛亮高举北伐的旗帜，是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的。

    其次，诸葛亮通过北伐在经济上建立起了一种“全民共享”的经济体制，即前面说的与全部群体的利益捆绑。
    “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句话很有嚼头啊！
    蜀汉是在四川盆地建立的政权，对于当时生产能力发达的中原地区是典型的“人少地偏”之处。这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地域也比较小，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使蜀汉具备可以持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呢？当时曹魏是大搞屯田制（类农奴制），孙吴是大庄园奴隶制（所以需要不断的掠夺人口）这样的土地经济，而诸葛亮是以“兴工促商”的思路使蜀汉走上的是不同于魏、吴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陈寿将诸葛亮比肩于管仲的事实基础。
    诸葛亮的历次北伐，或有战场失败或有转运不济，但物资生产却未见匮乏，甚至在工具、武器生产方面还在不断创新：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蒲元识水等，而且质量也属上乘，所以陈寿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蜀汉的这些工业品创新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这也是诸葛亮时期蜀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具体做法就是：蜀汉执政阶层（诸葛亮+刘禅）将纺织品的利润拿出来的，通过北伐这件事将蜀地各个阶层与民众捆绑在一起，同时用法律规定了这个利润分配的各自比例，保证了相对公平；而蜀地的大族豪强和百姓通过生产、经商、征战、转运等各种“社会接口”都参与进来，都能够分享这个利益，从而促成“诸葛治蜀有遗爱”的形成。
    第三是通过官员选拔的广泛性保证了执政基础的稳定性。在诸葛亮的执政时期，其执政阶层不仅仅是荆州派，还有东州派的李严、李丰，蜀地本地派的张裔、马忠、杨戏等人。这些政治派别或许权力有大小，但大致公平这一点就连陈寿也不否认。当然这也和蜀汉当地没有像中原或江东那样的超大门阀家族有关。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治经济就说到这，然后谈谈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认识。
    对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质疑更多是对“军事才能”的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个人原来在看《朱可夫回忆录》时，对里面的各种战役地图、兵力配置、兵力运动路线等等看的热血沸腾；而后来再看艾森豪威尔的二战回忆录---《远征欧陆》，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排兵布阵、奇谋妙计，就是讲的他怎么和罗斯福搞关系、和马歇尔搞关系、和丘吉尔搞关系，怎么协调巴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的关系；然后就是站在陆军的角度和海空军争资源、站在欧洲战场角度和麦克阿瑟、尼米兹争资源；对著名的卡赛林山口之战、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基本上没怎么描写，却对弹药、油料、粮食等后勤物资的数据进行罗列；他对欧洲气候变化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隆美尔和“大西洋壁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同为二战名帅，他们的军事才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是因为陈寿是要“恰饭”的，所以不得不“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贬低诸葛亮来变相吹捧司马懿。但后世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可看的清楚，武庙十哲无可争议。按我的认识，把一个政治家放在军事领域评价是对他的贬低。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通过用纺织品贸易“利诱”陇西的大族豪强，为北伐作战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使蜀汉与曹魏在这一地区的人心向背上至少是“五五开”，这就是“人和”；当时孟达反叛于上庸，赵云出箕谷佯动牵制了关中的曹真，蜀汉发起陇西作战就极具突然性，这就是“天时”；陇西地处曹魏的西部边陲，与曹魏核心区距离遥远，控制的力度也相对薄弱，而这里和汉中接近，蜀汉部队运动和后勤转运也相对方便，这就是“地利”。通过以上种种运筹，诸葛亮对北伐早就打好了“腹稿”，那么他还会去选择有进无退、孤注一掷式的“子午谷奇谋”吗？再有，诸葛亮对陇西地区不仅仅着眼于攻占地盘，而是要在陇西大族豪强的配合下，在剿灭曹魏的军事存在后，迅速挖掘和动员陇西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就像南征南中一样能够“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而继续把战火烧到关中平原去；若假以时日，让诸葛亮发挥出“抚戎为长”的强项，或临以兵威，或贪于财货，必然将氐羌等少数民族绑上蜀汉的战车，再现韩遂、马超当年快马长枪的盛况。
    假设蜀汉在陇西站住脚，以此作为军事前进基地和商贸集散中心，远交近攻：河套地区的南匈奴、燕北的鲜卑、辽东公孙氏再加上孙吴，“五路伐魏”的局面也未可知。
    街亭之战，马谡不敌张郃，尚可原谅，但他一战之后就弃军而逃就是不可饶恕的。因为陇西之战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是人心争夺战（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这既是诸葛亮让马谡统军的原因，也是马谡逃亡的理由。街亭一战而败，未能封闭住曹魏援军出陇山的西进通道，使陇西的曹魏支持势力看到了希望，更严重的是让本来处于动摇状态的陇西各个势力，认识到蜀汉没有占据陇西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那么在身家性命和财源利益上也就不难选择了。没有了陇西势力的配合，诸葛亮也只能退军。而街亭之战中唯一受赏的是王平，就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诸葛亮的要求。可惜的是王平是賨人，这个因素使此时的他不能够担任主将。至于后来王平能出任汉中主将，那是因为他在魏延事件中站队正确的缘故。
    第一次北伐的确可惜了，但打战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败了就认，止损兜底能够兜住了，这就是本事。只要兵源钱粮军器能够保证，再来就是了，胜利迟早会来。再看在后来的卤城之战中，蜀军“上下同欲”表现出的战斗力表明这只军队是越打越强的，从“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会差吗？无非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罢了。而通过第六次北伐时的武功水之战来看，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吗？

诸葛亮的去世，使蜀汉政权再一次面临危机，但这一次，蒋琬不愧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说老实话，个人是不喜欢蒋琬的沉闷而更喜欢费祎的文采飞扬、名士风度，但这不影响我认为在蜀汉政权中，蒋琬做的好而费祎是蜀汉灭亡的肇始者的评价。
诸葛亮去世后，第一件事就是杨仪杀魏延事件。这件事虽然给魏延扣了个“降魏”的罪名，但这实际上是当时蜀汉政权中的执政权之争，是以魏延为代表的群体（这个群体到底是谁很不好说）和当时以杨仪为代表的丞相幕府派之间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蒋琬、费祎，包括姜维统统站在杨仪一边，而当时最重要的刘禅的态度却是很微妙的。直到北伐大军回师完成后，刘禅以诛魏延三族的举动表明了对于诸葛亮政治遗命的认可，但刘禅的这个决定是在丞相幕府派的强烈要求下“捏着鼻子”认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实际是刘禅收回君权的一次尝试，不过因为君相之间实力的强弱，让刘禅选择了继续忍耐。紧跟着，蒋琬就以杨仪“谤政”为由将其踢出了执政团队，继而允许民间对魏延祭祀表明了事件的真伪，也安抚了相关群体，从而建立起以蒋琬为主，董允、费祎为辅的“后诸葛亮时代”的执政团队。

    政治权力的大小从来不是语言或者文字能够赋予的，都是斗争出来的。诸葛亮用君臣一体的理论，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将君权相权统一在自己手中，那么新的执政团队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蒋琬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手段的。
    第一、伐魏的旗帜（光复汉室）不能倒。蒋琬提出了“东征”战略，即攻取上庸（今陕西安康）等东三郡地区威胁荆襄，然后率领大军从汉中回师屯驻涪城（今四川绵阳）。可直到蒋琬死，东征大军就没出动过，那么蒋琬在干什么？用实力压制住刘禅回收君权的野心。
    第二、从执政团队上层保证了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蒋琬执政团队延续了诸葛亮的“君臣一体”的执政理论，其团队组成是蒋琬主政领军，董允监督刘禅，因为蒋琬和董允的原则性都很强，所以就由费祎居间调和，软化君相矛盾，协调君相利益。
    蒋琬团队从上层保证了诸葛亮建立的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主要就体现在董允对刘禅的监督和对黄皓的压制上。黄皓其实就是刘禅个人欲望的外在表现，他实际上就是君权自私方面的化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前汉……后汉…….”把君权在“家国一体”中的公、私两个方面都说的非常清楚了。而对于君权自私方面的危害性，“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蒋琬团队是有着来自于诸葛亮传承下来的观念认知的，对君权的提防是非常警惕的。
    第三、以伐魏战争准备保证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继续执行。蒋琬驻扎涪城负责筹备东征及兼顾各方，王平领衔汉中防务，姜维出任凉州刺史开始独立领军承担陇西方向的攻防。整个蜀汉国防体系虽进行了调整，但继续贯彻“为伐魏而进行战争准备”这个执政总方针不变，确保了经济利益继续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使蜀汉各社会阶层继续通过这个体系受益。
    蒋琬的东征不仅仅是基于政治考虑，也是有着现实的可行性的。蜀汉大军从汉中沿汉水东下作战，是存在着“易进不易退”的重大战术缺陷的。关于这个问题，蒋琬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木牛流马”中“流马”。诸葛亮的“流马”是什么？说法太多且无定论，我猜测：“流马”就是某种具备助力装置的船只。“流”是指是水上工具，“马”是形容这种水上工具像马一样迅捷、灵活。正是有了“流马”这个工具的保证，才使蒋琬东征具备可行性，也才能说服刘禅不得不采纳东征战略，从而为蒋琬回师涪城提供了依据。

蒋琬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兴势之战”，这一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影响的不是蒋琬，而是费祎。
公元244年发生的兴势之战，是蜀汉针对曹魏的进攻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防守反击。这次战役之中，以汉中守军为先，利用地理优势主动开展阻击作战，其后来自于涪城（蒋琬已生病）的大本营各部和由费祎率领的成都军马赶到，继续追击、侧击曹魏军队，造成曹魏损失惨重，而费祎也因此战被封侯。

    公元246年，董允、蒋琬先后去世，蜀汉迎来了第三任执政费祎。
    费祎的执政团队继续按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模式打造，他的搭档是大名士许靖的侄外孙陈祗，形成的是费祎主政在外，陈祗在内协调监督君主。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认识到蜀汉依托地理条件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优势，这也促使费祎对蜀汉的国防思路进行了重大改变：“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莫寄希望于成败一举。若不如志，悔之不及”。费祎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当时魏蜀吴鼎足之势已经较为稳固，彼此之间快速消灭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基础上，针对蜀国的山川地理特点---易守难出的格局和蜀国地狭人少的经济基础而作出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于国小民寡的蜀汉如果只从国力、军力、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是较为合适的，但这个决策对于蜀汉由诸葛亮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有致命性危害的。
    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相合一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法理性依据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费祎的政治决策恰恰表明蜀汉所处的“特殊情况”消失了，那么按照儒家的纲常，凭什么君权（刘禅）要受到相权（费祎）的压制和限制呢？既然蜀汉是刘家的，就该由刘家人来掌握和管理，那么陈祗在内曲意逢迎后主刘禅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祎的决策实际上是向刘禅“奉还大政”，蜀汉由此进入了正常状态的君相政治体制，君权的扩张与膨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虽然费祎本人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对于君权、执政阶层、地方豪强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还能够平衡，但这个头一开就不可挽回了，或许费祎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还能掌控，那么费祎不在了呢？
    费祎“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对蜀汉政权更为致命的危害是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那么紧紧围绕在这个旗帜周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各项配置也就统统遭到了废止，这就涉及到官员的评价体系和选拔体制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分配体系的变化，军事战争组织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为刘禅的君权扩张提供了便利，使蜀汉的政治生态出现恶化，奢腐丛生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同时，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又因为蜀汉的地理优势，“躺平”的懈怠感也是随着“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的沁入蜀汉各阶层的骨头里了，这带来的就是“经济利益全民共享”的经济分配体制的被破坏和抛弃，这就使基层普通百姓首先被排除了出去，从而导致普通百姓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权力阶层的压榨，“民有菜色”不远矣！而当随军转运、后勤补给等等都成为了生意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争夺也开始日趋激烈起来，整个蜀汉社会的运转也开始随着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而分化开来了，“政以贿成”就日益变得理所当然了。
    姜维，在这个时期，因他与费祎的战略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从其出身的“丞相幕府”派脱离了，投入到了刘禅的君权一系。姜维终其一生都是忠诚于刘禅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蜀汉，只有刘禅能够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姜维最终也只是一个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对蜀汉政权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就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慢慢的向“死于安乐”稳步前进。

    费祎于公元253年遇刺身亡，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案。
    关于费祎遇刺案，很多说法都是姜维“阴养死士”造成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即郭修（也作郭脩）刺杀费祎是一个独立的行刺行为，并不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政治刺杀案件。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从蜀汉的政治伦理来看，无论是刘禅还是姜维，都不是会对费祎死亡的积极追求者，这也是来自对诸葛亮所构建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底线的信任。但从费祎的意外去世这件事来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后主刘禅！
    费祎是诸葛亮蜀汉体系的最后一个人，当他的去世，束缚在刘禅身上的所有“封印”都被揭开了，蜀汉的政治完全回到了以刘禅（君权）为中心的格局中了。

刘禅终于亲政了，他的亲政依然是“委任式”的。蜀汉的第四任执政是陈祗，而不是常说的“蜀汉四相”中的董允。陈祗+黄皓+姜维，一主政一主内一主军，但他们三人的背后站的都是后主刘禅。虽然刘禅亲政了，但他依然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荆州小团体”。“荆州小团体”就是以诸葛瞻为代表人物，集结了董厥、胡济和樊建等人，这个小团体实际是“丞相幕府派”的延续，但“圈子性”越来越强。在陈祗执政期间，陈祗支持姜维北伐，这不过是刘禅在扩张君权，打压和应对“荆州小团体”还残存的相权的政治手段而已。陈祗在死后能够获得“忠侯”的谥号，就是因为他是为刘禅（君权）冲锋陷阵的。而姜维的北伐，虽然他还怀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他的北伐往往成为了蜀汉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之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起到的凝心聚力的作用是相差甚远的。姜维的个人际遇与后世的岳飞颇有些相似。

    到这里就要看一下刘禅亲政后在蜀汉各个方向上的布局：

    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现在再回头看诸葛亮的治蜀之策：以工商立国，尽量减少对蜀地豪强的土地经济的侵占和掠夺；通过工商贸易，把蜀地豪强阶层及其附属民众与执政集团捆绑在一起。这治国理政的能力比肩于管仲，陈寿没说错吧？
    而“荆州小团体”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窘迫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愿意对阴平小道的驻军进行裁撤，从而导致邓艾偷渡成功的发生。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或对或错，聊博一笑。

    回复苦生茶?? :我个人认识是马谡如果在街亭不是一败就逃亡，而是不断的收拢、重整军力，不停的缠着张郃，让张郃对陇西的支援不是那么直接就行，简单说就是打“赖皮战”。让陇西大族豪强知道蜀汉在拼命的隔绝陇山通道，就像王平干的那样。就为在内部争取陇西势力增加筹码，这也是诸葛亮不能亲自去街亭前线的原因，因为要利用他的身份去给陇西势力许诺。只要搞定了陇西的这些家族，马谡的败仗都可以解释为攻占陇西而付出的代价，至于马谡的能力会不会被诸葛亮“看白”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赵云在箕谷牵制曹真，魏延在安定。我认为魏延的任务是作为前出的蜀汉机动兵团对应雍凉可能的机动兵团，是起冲阵斩将的作用，意在营造陇西内有分裂，外无救援的氛围。这两人是诸葛亮手下唯二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而吴懿吴班等人是承担的拔点作战等任务，诸葛亮当时的兵力配置是压制住上邽的渭水通道就行，因为街亭所在的通道是有距离遥远的地理劣势的。在张郃走街亭道之后，诸葛亮是迅速应对这个变化：让马谡带领大本营可以机动的兵力，并且配置了王平这样的悍将。结果马谡是一败而逃，把蜀汉军事实力的“底牌”漏完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古今都是争取摇摆势力的决定性因素。
    说来，像谣言司马懿或者“攻心为上”这样的事迹，大可以看着是诸葛亮分功于马谡的原因。因为类似的意见都会有，只是不具备马谡的平台而已，马谡是占了其兄马良的福萌罢了。

    BlauVV 回复土和楂

    说到董允让我想起一个好玩的事，据说他只给刘禅十二个妻妾名额。#(滑稽) 我估计刘禅看这老小子有说不出的苦。还有刘琰华阳国志只写他与魏延不和五伐前回成都却没有提后来被杀之事，而三国志则录了刘琰事情大概情况，我靠。。。刘禅和刘琰小妾之事多数为真，哎。。。真是大跌眼镜。

    然后就是诸葛亮囧了。我感觉刘禅有些太过分，五伐还没开始就搞破事，事多不嫌乱。感觉诸葛亮估计对刘琰也有愧疚，他若不死则刘禅必不威，人心涣散则北伐无师不利。

    话说回来十二个女人也不少了。诸葛亮死后还为了照顾刘禅君权悄悄让人把自己埋了，连坟位置都告诉大家。想想真是死了还在为活人操心，一个刘禅一个李严一个杨仪一个魏延，哎。。。。真是让人伤透了心也操碎了心。#(心碎)

    摸鱼日常：
    虽然想说太长不看，不过还是随口一说：
    桓宣武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以上这个段子出自《殷芸小说》

半帆烟雨：
如果没有季汉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三国和南北朝，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很平常的割据史，季汉这群人让这段历史增色不少。

贴吧用户QjZ57NM

蜀汉灭亡是本土士族觉得他们的利益不够，被荆州派东州派分去了，只有投降曹魏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纷纷建议投降，否则凭借邓艾的那点人就能灭蜀？诸葛亮在时能平衡各派利益，后面的人真没有那个能力。

    阳光的匕世：
    楼主写的非常好啊#(真棒) ，从经济与民生出发，围绕北伐时期与后三国时期，以史料为基础，大胆设想了诸葛亮的执政方针与战略手段，让人重新认识了诸葛丞相的谋略手段，对于重新认识蜀汉政权变迁有着非常好的启迪性。我之前粗读这段历史总是对蜀汉的后勤运转，政治局势变化认识感到有些空白，虽然对关于大秦贸易蜀锦有些争议，但是我个人觉得楼主的设想还是很好的补充论证了诸葛亮的治国有方，详解了关于北伐与国内经济的运转，利益分配。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三国时期不能只看名人叱咤沙场，更要联系政治背景地理民情经济阶层来大胆猜测，谨慎求证。
    感谢楼主提供的独特理解#(爱心)

    作为人类首次环球航行，看麦哲伦航海的这个轨迹，个人一直都觉得如果没有地图（海图）是不敢这么干的。其船队船小、人少、航海技术原始、补给能力薄弱，再没海图指引或者领航员带领，这么干不是冒险，而是找死！
    楼主的说法，恰恰证实这个航行轨迹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地图上的“跑马圈地”，因为是编故事，所以是尽量多吃多占而不考虑合理性。

    “墨瓦蜡泥加就是溟南州的中文切音”——程碧波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5109782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阎宇在蜀汉历史中第一次出现是257年以右将军衔接替张松之子张表出任庲降都督，这是在南中地区；258年，阎宇又接替生病返回成都的宗预转任永安都督，接替他统领南中事务的是永昌太守霍弋（估计霍弋是资历不够），阎宇这是到了江州；而到262年，黄皓准备罢黜姜维而让阎宇统领蜀国军事事务，表明这是准备让阎宇去武都了？
    非常巧合，成都、南中、江州、武都是蜀汉纺织品销售的四个重要节点，为什么都和阎宇的履历重合呢？


    （蜀汉纺织品贸易路线）

    现在就来好好的梳理和探究一下阎宇身上的秘密吧。
    一不明，阎宇的家世。
    《华阳国志》：“阎宇，字文平，荆州南郡人”。关于阎宇的来历就这么点字，但按照蜀汉后期的官员选拔来看，能出任重要职位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阎宇要是二代的话，那么在蜀汉官员中就只有前巴西太守阎芝了（还有一位是行参军、建义将军阎晏，但这位没有事迹，无法关联）。可惜阎芝只在《三国志·马忠传》里有一笔，再有就是《后出师表》中有提到过名字。
    关于阎芝的来历，在《后出师表》中被归类为“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那么他是荆州人氏的可能性非常大；再有，阎芝是刘备征东吴时期在任的巴西太守。这个职位在刘备入蜀初期是张飞担任，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是联通荆益和汉中等地的重要节点。即使在219年张飞升任右将军后，但张飞并没有回成都，而是继续在这里主持军务，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就是阎芝任职时间的开始。那么关于阎芝也就大致能判断：他是随张飞一同征蜀和治理巴西郡的荆州人士，是张飞麾下的重要官员，毕竟能接张飞的班，张飞的意见就是很关键的。
    阎芝大概在229年前后去世，如果阎宇是阎芝的子侄的话，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就不能被忽视：马忠。
    因为在刘备夷陵之败时，马忠受阎芝指派带兵去永安救驾，从而被刘备欣赏进而授意诸葛亮重用，马忠因此成为了“中央级后备干部”。在这个意义上，阎芝算是马忠的“举主”，这个提拔举荐之恩可是非常大的。
    马忠，在诸葛亮南征时是能够独立领军一路的将领，然后又出任庲降都督；在兴势之战时期，马忠是代替费祎在成都平章国事的蜀汉最高级官员，他的政治能量是足够的。
    那么阎宇的仕途轨迹就可以推导了：随马忠南征，在庲降都督府开始任职。那么阎宇接触的什么工作呢？作为老上司的子侄，跟随马忠担当亲近僚属，在其麾下要么是清雅闲职要么是核心机要。从阎宇早期的名声不显看，他应该是后者。那么南中地区有什么核心机要工作呢？纺织品外销。这个生意既是蜀汉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督抚大员统兵养士的一项重要福利，由阎宇承担，既是对他的信任，更使他能够掌握实权利益，这是马忠在回报老上司的举荐恩情。
    通过阎宇在蜀汉官场特别会“来事”这一特点，也能看出阎宇对把握和交换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运作充分和手法纯熟（“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而马忠的短暂主持国务，也为阎宇提高了平台和增加了机会，阎宇与黄皓搭上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通过双方掌握的纺织品生意的工作关系（黄皓是有掌内库的权责的），从日渐亲近到党同内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阎宇虽然党附黄皓，但并不是完全以黄皓的好恶为标准，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是很温润圆滑的。
    马忠在249年去世。阎宇从249年到257年的事迹没有记录，但这八年恰恰是阎宇仕途的重要时期，他在哪里任职？干什么？
    257年阎宇任职庲降都督，一年后转任永安都督，但他在南中任上却得到“宿有功干，於事精勤”的评价。透过这个评价是怎么得来的和当时庲降都督府内的官员结构完全能够推断：在马忠去世后，阎宇依然在庲降都督府内承担钱粮绢帛的后勤“浊务”，因为此时的庲降都督张表、副都督杨戏都是“名士”。可以说在马忠去世后的庲降都督府是武靠张嶷，文靠阎宇。而这八年也是阎宇逐渐党附黄皓的过程，这也是阎宇在257年能够接替张表出任庲降都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熟地熟事熟，原地提拔转正。

    二不明，阎宇的功绩。
    阎宇是没有参加蜀汉在北边的历次战役的，而在南中地区平夷獠，一个是张嶷一个是霍弋，也没有阎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这个评价呢？还是因为阎宇在军事后勤方面的经营调度的功绩和能力。而“精！勤！”可不止是说业务能力啊！
    阎宇从南中转任永安都督，应该是又被“压担子”了。因为在蜀汉东部能够担任独挡一面的但大员都必须具备一项重要能力：外交！邓芝、宗预都曾是出使东吴建立起良好的蜀吴关系的人员。阎宇能够出任这一职位，表明他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蜀汉政权的认可。而蜀吴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也是维系两国友好的重要物质基础，由熟悉业务的阎宇来主持，也体现了刘禅对他的信任。
    在262年姜维在侯和作战失利后，来自于诸葛瞻对姜维不断北伐的反对和黄皓对姜维的厌恶，阎宇就成为了当时宫中府中都认为可以接替姜维的人选。因为要废除姜维的领军权，必然要阎宇去武都方向收服其僚属部曲，用阎宇这个熟知军旅后勤和各种养兵之法的“专业人士”是能起到见效最快和动荡最小的作用的。黄皓推举阎宇接替姜维的最大考量就是要把对北线纺织品贸易牢牢掌握在刘禅一系手里；而阎宇指挥作战能力的薄弱，反而使他成为了诸葛瞻“保境安民”政策的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宫中府中一起“倒姜维”的打算应该是被刘禅否决了，因为刘禅是姜维领军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刘禅倒不是要支持北伐中原，北伐只是刘禅应对诸葛瞻的一个政治手段。

    三不明，阎宇的最后结局不明。
    在《三国志》中记录了在蜀汉灭亡之战中，阎宇带兵回援成都的事迹。可到底他参没参战？降没降魏？是否死于“二士争功”？蜀汉灭亡后是否入洛阳等等，统统没有记录。这可是蜀汉的“方面级别”的高级官员啊！可是真的没有。
    关于阎宇的结局，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做一个推断。但需要申明一点就是推断中的内容是不带有褒贬意思的。
    阎宇作为大半辈子都从事军事后勤业务和熟谙“养兵之法”的将领，在官场、商场都是非常会“来事”的一个人，他的处事原则往往更偏重于现实性考虑。那么在诸葛瞻绵竹败亡、刘禅开城投降的蜀汉结局下，阎宇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阎宇的选择或许就是“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具体做法就是：散其部众，潜归乡里。这个套路并不稀奇，当年董卓事败身死后，李傕郭汜就曾经打的这个主意，只是被贾诩劝止住了，但这世上又有几个能像贾诩那样具备“反向思维”的人呢？
    至于下定了决心后，阎宇的精明也就能够体现出来了。“潜归乡里”并不是回他原籍荆州南郡，他要么是回巴西郡，要么就是去南中。趁成都“二士争功”之乱，曹魏对蜀汉政权的清理只局限于明面上的蜀汉官员，而无暇顾及基层世家豪强的机会，凭借过往纺织品贸易建立起的人脉关系，通过联络世家豪强继续开展对外纺织品生意（生产和销售）为依托，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完成对个人和家族进行的隐藏和变迁；同时要看到，在蜀汉灭亡后，罗宪、霍弋等“老同事”是一直任职到晋朝的，这些政军关系也是阎宇能够隐姓埋名的最大凭恃。
    至于陈寿为什么在《三国志》中不写清楚他的下落呢？或许陈寿是真的已经把阎宇“遗忘”了吧。（陈寿的举主里面可是有罗宪的）
    最后，东汉益州巴西郡的阎姓是来自东汉阎显---阎穆这一脉。在三国时期，这一脉的名人是阎圃，他是曹操征汉中后随曹操北返，迁居河南的。这一脉与阎宇的荆州阎姓应该是相去甚远的。

    全文完。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之番外篇（一）——胡济的结局
    关于胡济的结局，个人也是有一个判断的，只是因为我并不仅仅是三国蜀汉历史，而是着重于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事迹，所以对与之无关的人就没有提及。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中分析过：蜀汉在费祎死后的政权结构是“君权—相权”互相斗争的二元模式。君权系是陈祗+黄皓+姜维，覆盖政权、宫中和军权，这三人都是代表刘禅；而相权则是以“荆州小团体”这个群体为主，是延续了当年的“丞相幕府派”的政治实体。其代表就是诸葛瞻——主职沟通刘禅，也是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董厥、樊建为代表的则是政务官这一系统，是荆州小团体中最庞大的一群人，包括著名的谯周；军队系统就是胡济为代表，张翼、廖化虽在其中，但在这个派系里还处于边缘。不过张、廖这两位在军中是“山头”性质的大佬，倒是两边不敢得罪，不过也两边不沾好。到诸葛瞻主政后，这两位通过对姜维北伐提出看法，先后表态支持“保境安民”政策，站队诸葛瞻了。
    段谷之战，胡济失誓不至导致姜维惨败，胡济是受到惩处了的，成为了“不管汉中的汉中都督”，其职权和部曲都被严重削弱。到诸葛瞻执政后虽迁升他为右骠骑大将军，重新赋予了他职权，但胡济的团队在各方制约下的重建是处于非常缓慢的。
    个人有个感觉：如果蜀汉不灭亡，下一任的汉中都督有可能是蒋斌——蒋琬的长子。这也是胡济在复出后的尴尬之处，因为新生代已经出现了，作为昨日黄花，在时过境迁的背景下，不再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的倾斜了。
    可惜263年曹魏开始了伐蜀之战，胡济就成了个“空头将军”。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姜维回防剑阁时，从涪城北上支援姜维的是张翼、廖化和董厥！张、廖不说了，本身就有部曲，自成实力；而董厥作为文官为什么是他带队伍呢？就是因为董厥原来管实务的（升迁钱粮），他能带的动；而胡济没自己的部队，只能在涪城干看着。
    邓艾偷渡阴平，奇袭绵竹，兵临成都，迫使刘禅投降。姜维率剑阁兵马投降钟会，蜀汉灭亡。
    那么无兵无将的胡济呢？他和阎宇所掌握的资源可完全不一样。所以下野为民，保全首领以至寂寂终老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而陈寿不写胡济的下落，一个可能是真不知道；还一个可能就是在蜀汉同属一个派系，顾念香火情。
    所以个人认识：对于阎宇和胡济的下落，陈寿一个是讲理一个是讲义。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这两个答案，哪一个更准确呢？
    其实先前对于阎宇的情况也是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版的答案的，但个人还是要去想想“十二人共同谋杀”的可能。
    关于三国蜀汉后期的官员，个人认识也是有一个从“出身三州论”向“君相二元论”的转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张翼的再认识就是一块“试金石”。

    张翼的来历是很清楚的，是益州人氏，祖父都是做官的，比较符合东汉政治中“世家子弟”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天生的官员来源阶层。
    张翼是刘备取益州后提拔的，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就是历任基层职务，经历丰富，在231年出任庲降都督，做到了方面大员。张翼的官场经历中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是没什么交集的。
    可惜的是张翼因刘胄之乱在任职两年后的233年去职，接替他的是马忠。
    然后就是《三国志·张翼传》中记录的他的著名事迹：去职后，并没有速返成都，而是为马忠到任平乱做好准备工作，圆满的办好了交接工作。
    这个事迹，是个人认为张翼是“老实人”的基础。
    在这个事迹中，张翼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种是张翼充分相信诸葛亮。即他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这个时候并不是去解释自己，而是迅速把错误的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改正错误，相信诸葛亮在事后能够公平公正的评价自己。这是“黑手党”版的。
    另一种就有点阴暗了：在蜀汉的政治系统中，张翼因受刘备简拔，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并无交集，他虽然接受诸葛亮的领导，但“刘记”的印记太明显。那么刘胄之乱，张翼被去职就并不完全因为工作错误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给人腾位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翼敢放着刘胄叛乱不管，跑回成都吗？诸葛亮都能砍了他的脑袋！马谡才死几年啊？
    所以张翼在交接工作中做到全须全尾，滴水不漏，这才是一个“积年老吏”的成熟和稳健，不枉多年官场的摸爬滚打。
    这个事情也让诸葛亮认识到了张翼虽是世家出身，却并无骄娇二气，反而做事朴实纯熟，或许性格“持法严，不得殊俗欢心”，但应该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才。

    那么这两种情况哪一种对呢？先放下。
    诸葛亮去世后，张翼因“追论讨刘胄功，赐爵关内侯”。那么是第二种情况？不能简单的这么认为。
    诸葛亮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领导，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是很高的，从蒋琬、姜维等生活简朴，不蓄私产这样的作风就能略见一斑；同时诸葛亮也是公正包容的，李严犯了那么大的错，还能指望被诸葛亮重新启用，所以对于刘胄之乱和张翼的作为表现，诸葛亮认为是功过相抵的也算客观中肯，对张翼也是继续任用，使之效力军伍，积功升迁，奖罚合适。
    而在诸葛亮死后，因讨刘胄之乱的功绩封张翼为侯，从道理上看是蜀汉政权对张翼的评价是改为功大于过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改变呢？这就牵涉到刘禅与“后诸葛亮团队”的斗争。

    蜀汉“益州四将”——王平、马忠、张翼和张嶷是各有不同的。王平是魏延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马忠是没有家世的，按照举主阎芝考虑，也算是荆州系的人；张嶷是马忠部将，从南中到北伐，基本上算“纯武夫”（无贬义）。只有张翼，世家子弟，是有根基的。再因为“刘记”的缘故，在南中吃了“挂落”，但知情识趣，这么多年又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做事，使张翼成为了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要拉拢益州世家巩固君权的一个标杆，蒋琬能反对吗？
    再有因魏延事件，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急需弥和，一个关内侯而已，所以对张翼的评价有改变，是情理之中的。
    透过张翼封侯这个事，我仿佛看见了费祎在其中的长袖善舞。

    在费祎去世后，姜维北伐时，张翼跳出来唱“反调”，结果姜维居然是“强率”（维不听，将翼等行）张翼出兵；更夸张的是“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这真是怪事连连。兵凶战危之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居然能够在将帅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还要“牵率同行”，姜维就是这么欺负老实人的吗？姜维这不是胆大，这是心大的没边了！
    姜维为什么敢这样对待张翼和张翼为什么要反对姜维北伐呢？
    在陈祗姜维时期的北伐，其背后实质都是刘禅君权的扩张。刘禅的主要目的是要用北伐这面旗帜，收缴掌握在丞相幕府派（后来的荆州小团体）手中的各项政治、经济资源，用于巩固自身权位。
    真以为当“虚君”那么舒服啊？随时都在掉脑袋的边缘的。“陛下何故谋反？”可是满满的血与泪啊！
    费祎的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在基于蜀汉国力、军力、财力以及生产力这些方面的考虑是有其正确性的，除了对诸葛亮建立的政治制度有损害，但费祎这个执政者都不在乎，其他人当然是乐观其成的。
    张翼反对姜维是出于维护益州本地势力的利益考虑的，但他的反对与诸葛瞻后来对姜维的反对是性质和内容都完全不同的。
    举个类比。姜维与张翼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像这样：北伐这个生意可以做，但谁出本钱？双方讨论的是在收缴丞相幕府派的各项资源后大家的分成问题。
    而姜维与诸葛瞻之间的场景是这样的：
    姜维（刘禅）对诸葛瞻说：把钱拿出来北伐，这是你爸说的！
    诸葛瞻说：大哥，没钱了！咱不出去浪行不？我费叔在那会就说没钱了！
    正是因为姜维与张翼在利用北伐这个事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所以张翼的反对只是具体步骤方法的不同，姜维才能“强率之”。而后来姜维想用这一招对付荆州小团体，结果胡济就敢在段谷之战“闪”了姜维一把。
    张翼是在洮西之战后，才逐步站队到诸葛瞻这边。这是因为姜维北伐所造成的损耗远远大于益州势力的收益，所以转而与诸葛瞻利益渐趋一致了。张翼所代表的益州势力与姜维合作是为了“开源”，而与诸葛瞻合作则是为了“节流”，总其原因，就是刘禅掌控了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只拿这些利益来巩固自身权位，而不是投资国家的发展，使蜀汉的财源匮乏，造成蜀汉除了刘禅都是输家（包括姜维）的局面。
    那么张翼在君相二元论中，算哪一边呢？他是代表支持刘备刘禅的益州势力，算君权系里的中间派。这个回答是不是很滑头啊？
    最后，顺带说说蜀汉的“全勤奖”获得者—廖化。按照这个逻辑划分，廖化算哪一边的呢？廖化也是中间派，不过是属于相权系的。

写蜀汉这几个话题，只是基于思考的完整性：重新认识蜀汉的经济基础——政权结构脉络和变化——人物释疑——政策的重新解读，是“物—事—人—事”的逻辑脉络，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

    关于蜀汉马忠的一点新认识
    接替张翼出任庲降都督的是马忠。为什么由马忠来接替？我从中看到了诸葛亮为政的细腻感！
    首先马忠的官场经历中是存在丞相幕府派的任职履历的，这保证了马忠的政治忠诚度的可靠性。。
    仅凭丞相幕府派的经历就能出任庲降都督吗？虽然诸葛亮的权力是可以覆盖君主刘禅的，但这个职位任命就是可以不顾刘禅（君权）的利益“硬吃”吗？
    诸葛亮考虑的真的很多！
    马忠的举主是阎芝，而阎芝是张飞麾下的重要部属，那么这条线就理顺了。因为虽然张飞横死，去世的早，但张家在刘禅一朝是“外戚”啊！那么马忠出任庲降都督能够保证刘禅的利益就有了“担保”。这个隐秘的利益线非常重要！
    第三，马忠是益州人氏，这个因素是马忠能够接替张翼，有很重要的话语层面的考虑。
    第四，刘备的认知和授意，这是最后的因素。诸葛亮对君相地位的认知的界限感是很强的，在位不越位是他的根本性观念。刘备对他的知遇，使他对刘备交代的事，是一定是要完成的！
    以上完全是个人的一点认知和思考。

    关于费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里说了一大堆费祎的不是，其实还是要看到费祎所处的情况的不同，时移事易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
    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这是诸葛亮时代的大背景。因为生存的压力，这个时候的蜀汉国家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诸葛亮制定了不争荆州，拓展雍凉的战略方针，其核心就是把蜀汉的生存和发展中的利益矛盾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怎么解决？最简单的一点：扩展地盘！这个方针是蜀汉发展的最正确的解决办法，但也是最难的办法，因为需要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一直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非常难以持久的，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
    诸葛亮实际上是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压制住整个统治阶层，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这是非常“逆天”的。而带领统治阶层一起走的具体策略，其实可以参看大航海时期的英国，即把国家变成一个全民参股的公司的模式。
    而费祎时代，诸葛亮北伐的无功而返和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蜀汉的生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统治阶层中关于蜀汉发展的方针就存在了不同的观点的，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构思蜀汉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偏差了，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中等收入陷阱”，即都希望优先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费祎面对的情况。
    费祎也认识到像诸葛亮—蒋琬那样强力压制统治阶层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的的执政模式不可持续了，所以选择了在整个统治阶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弥和利益矛盾。虽然费祎通过调和的方法，利用自己优秀的协调组织能力，建起了一个在他领导下的稳定的利益平衡体系，但付出的代价则是诸葛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退化弱化。费祎的这个政策是当时的蜀汉社会矛盾的最优解，但对于蜀汉政治制度则是最坏解！
    因为这个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统治阶层利益在后的根本性保障。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利益诉求者就是“君主的利益”。费祎对君主利益是控制而不是压制，即控制其膨胀的速度和规模。这也仅限费祎能够控制的住，这是来自于他与刘禅共同成长交往联系沟通的相熟相知的信任感。
    而后边诸葛瞻在刘禅已经掌控住蜀汉的大部分资源后，还想像费祎那样通过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蜀汉财源匮乏的根本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善财难舍！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于其后的蒋琬、费祎的这个顺序安排的深层次意思：蒋琬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他能够保证诸葛亮政策的延续性，彻底解决掉蜀汉的生存问题；但在蜀汉生存下来后，怎样去发展壮大，是否继续诸葛亮的政策？这就需要费祎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去做出判断和给予回答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遗思绵远，谋及三世，诸葛亮—蒋琬—费祎，薪火相传，信任如初！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个人对于敛兵聚谷政策也是一直搞不懂的，就是姜维为什么要改变原来行之有效的“实兵诸围”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呢？
    在学习思考中外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于不能用合理的概念去解释某项事物的时候，不妨换个角度去看看：比如金字塔的建造。在距今5000多年前，无论是经济科技水平还是工具等物质条件都不能合理解释它的产生时，那么它会不会是近现代科技文化的产物，只是通过用话语权的包装和运作，被人为的把建造时间提前到了5000多年前去的呢？
    带着这个思路，按照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的规律，在重新认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结构的变化之后，再去看姜维的敛兵聚谷之策，就会发现，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军事防务决策，它应该是最多有三分军事考虑，七分都是政治考量，顶着军事招牌的政治决策，是蜀汉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只有这样，它的产生才是合理的。

258年姜维提出敛兵聚谷之策，263年蜀汉灭亡。我们根据这个历史事实都能够判断出敛兵聚谷政策的错误性，但258年的姜维，他知道吗？不能够预测自己制定的政策的错误，是否就说明姜维的政治军事水平很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年代，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253年费祎去世，陈祗出任蜀汉执政，支持姜维北伐。这一年是东吴诸葛恪北伐，姜维攻陇右不果；254年，姜维策反魏狄道长李简后在陇右发起攻势，斩魏将徐质但张嶷战死。魏国是司马昭废曹芳，朝野一片动荡；255年曹魏毋丘俭、文钦淮南叛变。姜维出陇西，败王经，洮西大捷；256年7月，姜维出钟提攻狄道，不克，转攻武山被邓艾所阻，转战上邽，汉中都督胡济失誓不至，兵败，是为段谷之败；257年曹魏诸葛诞反叛，姜维出骆谷与司马望、邓艾对恃，无果退兵。258年姜维提出敛兵聚谷之策。

    25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姜维的政治盟友蜀汉执政者陈袛去世（谥“忠侯”），而新的蜀汉执政诸葛瞻尚未任职。这个时间背景也是我认为姜维的敛兵聚谷的汉中防务政策出台是主要基于政治考虑的重要依据。
    第一，敛兵聚谷政策虽然是以所谓换个军事思路为借口，但其实质还是继续贯彻刘禅削弱丞相幕府派（荆州小团体）实力的执政方针，通过裁撤汉中地区的军事实体，使丞相幕府派所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日益萎缩。毕竟当跟着丞相幕府派的人连饭都吃不起了，谁还会去关心刘禅后宫有几个女人啊！
    同时对汉中军事政治经济资源的削弱，也是为了诸葛瞻即将出任执政做准备，目的是使他只能当“廷臣”而不能当“权臣”，这是在安刘禅之心。这也是敛兵聚谷政策能够出台的最大政治正确！

    第二是抽调汉中资源强化姜维在陇右的实力。
    汉中是蜀汉经营多年的重要地区，通过裁撤合并，将其中的资源整合后用于姜维的陇右攻略，为后一步的北伐建立基础。
    那么裁撤汉中的军事资源会不会出现漏洞而导致蜀汉防御体系的崩塌呢？这就是姜维基于曹魏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蜀汉的侥幸心理从而做出的军事判断。

汉中北部的秦岭地区入蜀就那么几条通道，地理险峻，道路难行，补给困难。对这个地理格局，费祎和姜维的认知是一致的，但形成的结论却是不同的。而曹真、曹爽的进攻先后失败也验证了姜维的设想：汉中凭借地理优势，即使缩减防御兵力和资源，但并不一定立即会出现致命性的后果；再加上当时曹魏司马昭政权的各种混乱，更是减少了蜀汉对这方面的担心；而且姜维在陇右虽有挫败，但整体是处于攻势的，陇右的攻势也可以抵消汉中方向承受的防守压力的。这三点就是姜维在军事方面的考虑。
但事后看，正是262年侯和之战失败后，蜀汉在陇右的攻势被终止了，从而导致蜀魏在陇右地区转入战略相持。而263年曹魏三路伐蜀也就让姜维的战略呈现顾此失彼的状态，最后不得不以防守剑阁天险来收拾残局。

    如果不是邓艾的偷渡阴平，姜维以最少资源防守汉中的政策说不得还有机会。
    因为蒋斌坚守的汉中汉城及其他要塞就是曹魏一旦退兵时，蜀汉反击的重要支点。这也能解释姜维将所有兵力全部收缩回剑阁之内，而出现了阴平这个缺口的原因，因为姜维在集中兵力全力准备反击作战。这本来也是敛兵聚谷政策的主要内容。
    可惜的是邓艾的军事冒险成功，刘禅不战而降，使姜维的敛兵聚谷政策的错漏之处被极大的放大了，成为了蜀汉灭亡的“明面主因”了。
    总结一下，敛兵聚谷政策就是姜维建立在侥幸的思想基础上，意图以最少的资源在汉中开展防御，从而集合最大的资源用于陇右进行攻势的军事布局的谋划。
    这个政策虽然有其极端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合理性。

    第三，就是惩罚胡济。这个就要从段谷之战说起了。
    段谷之战，姜维在攻狄道和武山不克后，为什么要转战上邽？个人认识就是：就粮！（“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外仓。”《资治通鉴》）
    孙子兵法曰：“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陇右地区因为经济水平落后，产出低，所以在这里作战，粮食是第一要务。后世彭老总在陕甘作战也是主要基于这个考虑。姜维转战上邽就是为了夺上邽之粮，这是行“弱敌之法”。
    同时转战上邽也是期望复制当年诸葛亮在上邽收麦后从而伏杀张郃之故伎（或没有卤城甲首三千这么大战果，但战术上占了便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即通过上邽粮食这个敌之必救，调动陇右魏军，寻机破敌。
    而邓艾为什么能识破姜维的意图呢？邓艾是屯田官出身，对粮食的敏感性是超越曹魏当时的那些名士名将的。

    那么在这样的认知下，姜维与胡济约定“会于上邽”，会给汉中都督胡济安排什么任务？
    第一，军事上打接应；第二，带汉中的粮食来为姜维后续的行动提供基本条件。（王基：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
    第一个还能忍，无非是没功劳有苦劳，谁让姜维位高权大呢；第二个这就是完完全全的“白嫖”了。这个任务换成张翼、廖化估计也忍了，但胡济是真不能忍。
    胡济是费祎之后、诸葛瞻之前，丞相幕府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汉中都督也是掌握了大量政治军事和后勤资源的，但每一个兵，每一颗粮都不是白来的，姜维这么干，太过分了！而且胡济的资历也比姜维老。
    再有胡济是诸葛亮的“诤友”之一，可见性格特点，所以直接放空姜维的事，他是真干的出来的。

    而关于段谷之战胡济的行为的记录，《三国志》里是“失誓”，而不是“失期”，就是基于现实情况做出的解释。
    秦汉军法的失期之罪，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军事错误，是“当斩”的。
    而用“失誓”记录其实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姜维与胡济是没有统属关系的。双方的共同出战是要协调沟通后约定（誓）好的，没约好或者失约都可以说成失誓。个人认为是没说好。这个事反正就是胡济没搭理姜维的要求。
    段谷之战的失败，也是姜维“强率”张翼、廖化搞习惯了，遇到胡济绝不惯着他而导致的，这也与姜维在连续北伐屡有斩获后的性格膨胀有关系。
    然后姜维就在258年以敛兵聚谷政策的出台，把胡济赶到汉寿“吹风”去了，汉中就留了蒋斌、王含和傅佥。“汉中都督不管汉中”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解除了胡济的汉中都督的职权。

    除了这三层意思外，个人还有一个认识，也能说明敛兵聚谷政策是有很强政治性考虑的。
    第四，关于蒋斌。
    个人有个感觉：如果蜀汉不灭亡，下一任汉中都督应该是蒋斌。
    蒋斌是蒋琬的长子，敛兵聚谷时期是主持汉中的汉城防御的将领（实权）。在曹魏征蜀的汉中之战时期，蒋斌主持的汉城是一直坚守到蜀汉灭亡和姜维投降的。
    蒋琬是提拔姜维的重要人物，假如蒋斌要出任汉中都督，姜维是准备随个多大的“份子”呢？

    如果蒋斌出任汉中都督，一份恢复汉中防务“实兵诸围”的方略一上，姜维、刘禅会驳回吗？肯定过！那么一份关于国策建言的功劳就轻松到手了。
    然后要“实兵诸围”就需要各种资源，那么资源哪里来？姜维拿到陇右的还回来些，成都刘禅给点，主政的诸葛瞻在丞相幕府派的资源里再挤出来点。看见没有？除了诸葛瞻自掏腰包，姜维和刘禅基本上就是把削减汉中的资源还给蒋斌，这就是“无中生有”大法。
    “实兵诸围”的具体实施，涉及的官职、物资和兵员的统筹安排都归于蒋斌之手，这就使蒋斌能快速的坐稳汉中都督的位置。这份安排是不是比随“份子”强多了啊！
    所以姜维提出敛兵聚谷政策实质上是存有“为了给予而先削减”的意图的，是“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反向运用。
    再有，还能在诸葛瞻和蒋斌之间打下一个利益分歧的楔子，得以继续分化丞相幕府派。所以诸葛瞻才是该头疼怎么随“份子”的人！

站在刘禅的角度，姜维在258年提出敛兵聚谷的政策，第一，削弱诸葛瞻出任执政的实力和影响力，保证了君权的强大；第二，抽血汉中的资源，补充了陇右的实力，避免了姜维向刘禅讨要资源的困扰（就这一条就足以打动刘禅）；第三，惩罚了胡济，进一步打击了丞相幕府派的形象和凝聚力，提升君权的威慑力；第四，为新生代的崛起预留政策空间和政治资源，进一步分化弱化丞相幕府派的实力，彻底消除诸葛亮所建立的“虚君实相”的政治制度的影响。
那么姜维是不是一个能干的人呢？这个政策是不是好政策呢？

    探究敛兵聚谷政策，不可避免的对姜维的形象是有损害的，但这又与个人对姜维的认识是不相符的。
    下面就谈谈我认识的姜维。
    平常看到的姜维，往往是作为蜀汉大将军的权柄赫赫，威风八面，而我看见的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孤凉的背影。
    第一，姜维在蜀汉是没有宗族的。他出身天水姜氏，父亲去世的早，孝顺母亲，所以他这一枝算是望族寒门；在天水苦研经学，但只也能出任州郡基层官职，如果不出意外能在雍凉这个偏僻之地做到郡县主官就已经差不多了，毕竟东汉三国是门阀政治的天下。
    蜀汉的北伐给了他展示才华的机会，正是诸葛亮的知遇使他改命换运成为了可能。
    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蜀汉都躺平的时候还要坚持北伐去“逆天而行”呢？因为那就是他的个人命运的写照：不向前奔跑，他一个天水郡的小官凭什么和别人比躺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二，知恩图报，至死方休。
    到蜀汉后，姜维一直是作为军事将领存在的，他的政治历程在诸葛亮知遇之后，是蒋琬的提拔，费祎的包容和刘禅的支持。而姜维呢？唯有一身酬知己！
    即使是明知道刘禅的自私自利，姜维依然殚精竭虑的为其谋划，就包括这个敛兵聚谷的军事政策；在蜀亡后，居然还搞出个旷古未有的一计杀三士。如果说诸葛亮为蜀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姜维又何尝不是呢？
    第三，唯有理想不可被轻视。
    姜维的每一次北伐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都是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对利益最大化追求，无论是张翼的蛇足之说还是胡济的失誓不至都不能影响他对北伐的坚定信心。在我的眼里，姜维就像堂·吉柯德一样，一次一次的的为了理想而发起冲锋，纵然相隔千年以上，读到姜维的事迹都是热血沸腾！
    至于其他，就不赘述了。
    全文完。

    @西方造假的古历史 384楼 2022-05-12 09:10:00

    最朴素的理论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毕竟古文明也是要吃饭的~！地理地形地质结构地质变迁矿产资源分布及采集难易度原始农业产量和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没有这些基础所谓的历史编撰的再好！也是假货！
    —————————————————
    是啊，所以罗马史是“创作”而不是“记录”！
    既然是创作，就是以创作时各个文明的事迹为素材，这就涉及其创作中的两个重要技法：1、移花接木，所谓亲戚死绝了继承遗产就是这个手法；2、指鹿为马，不同于张冠李戴还具备的的客观错误性，指鹿为马就是赤裸裸的话语霸权下的招数，即“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对蜀汉张南来历的推测

    这是一篇对个人和朋友聊天内容的整理。

    蜀汉张南，据记录：字文进，广陵人氏，刘备在荆州时出仕，参与征蜀、征吴的战争。在刘备征吴的夷陵之战时期，作为前部督攻击孙恒所在的夷道地区，后在猇亭之战时（火烧连营）阵亡。

    关于张南的记录是很少的。而三国里还有一个张南，就是袁绍次子袁熙的部将。

    那么这两个张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不是，那么蜀汉的张南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我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蜀汉张南和袁熙部将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的认识是：不是同一个人。
    第一，籍贯不对。
    袁熙部将张南也没什么记录，就是随焦触一起叛袁熙投降曹操这个事，其籍贯不明。从记录中看他是跟随焦触降曹的，那么地位应该不会太高，大约属于中级将领左右。但作为能够列名史书的人物，在这个事迹中，张南就不是靠的官大影响力大，而是有实力，即他掌握的部曲是在这个事件（叛袁熙投曹操）具有重要作用的。而通过自有部曲这个因素推断：张南是河北人氏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养兵需要根据地，本乡本土是获取资源最简单、最直接的来源。
    那么张南作为广陵人氏是不是当时名闻遐迩的“丹阳兵”到的河北呢？这个倒有可能，不过这个来源的轨迹就理不清楚了。

    二，年龄对不上。
    河北张南在官渡之战后（公元200年）降曹，那时候就能掌握自己的部曲，年龄在20—30岁应该较为正常（个人倾向上限），那么到222—223年战死，差不多50岁了，这个年龄有点偏大了。
    用在夷陵之战时，任别督的廖化（廖淳）做参考，公元222年大约30多岁，应该在40岁以内，而任同级别职务的张南都50岁上下了，的确不太合理。

    第三是经历对不上。
    河北张南，在降曹后要再效力刘备，那么在曹操已经一统北方的情况下，投靠寄居荆州的刘备，这就较为特殊了，个人认为只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有旧，另一个是被俘投降。
    如果河北张南与刘备有旧，应该会被提到，如牵招，田豫等，至不济也像（傅）士仁一样提下籍贯，暗示一下，可张南没有。

    那么河北张南如果是被俘投降刘备的就只有是博望之战或者赤壁之战后了。
    博望之战后，刘备正是日暮穷途之际。而从张南随焦触叛袁熙看，恐怕也难言忠贞之士，能追随刘备到始终真的很难说。
    那么是赤壁之战后呢？第一，这个情况在赤壁后的各场战斗中均无提及；第二，假使张南是此时投靠的刘备，但他与刘备即无故旧，又是降将，而后征西蜀战汉中又无殊勋，在征吴时却被提升为前部督，感觉职务重要性在当时的巴郡太守辅匡等人之上，就有些说不过去，难免要被问一句：凭什么？。
    再有征吴前张飞刚刚因部将反叛横死，河北张南一降曹操再降刘备，这忠诚度也不是能令人满意和放心的吧？
    所以个人认为河北张南与蜀汉张南是两个人，只是重名了而已。

    那么蜀汉张南会是什么来历呢？
    通过张南是广陵人氏这个信息，不难发现他与刘备领徐州的经历是有重合的。蜀汉张南是刘备据徐州时期招揽的，特别是战袁术不利，败走广陵，乏粮时，依靠当地豪强接济，作为交换，招揽豪强子弟为部曲，也是符合常理的（参考刘封）。但这个时候张南的岁数应该不会太大，最好是有亲族带领、照拂的。这个广陵地方豪强（小豪强）的背景倒是与蜀汉张南提拔的较晚这个事情比较符合。
    刘备征吴时赵云、陈到这两个重要的近卫将领都没去，那么将跟随自己较早，一直是近卫将领中的张南提拔为督，也符合培养新生代的考虑。

    那么蜀汉张南的来历就这么简单吗？开一个脑洞：
    首先，广陵张竑可是大名人，孙吴“二张”之一。那么广陵张氏宗族的存在就有了真实性。
    张竑并不是什么大世家出身，还是靠读书被举荐为茂才，这在东汉末年的阶层固化的背景下是很难得的。虽然张竑家可能是寒门，但其宗族恐怕不会是庶民。那么作为地方宗族豪强，子弟中习文者得举茂才，习武者广为游侠也是正常安排。张南作为来自广陵张氏家族的习武游侠儿，投靠占据徐州的刘备，也就隐含有狡兔三窟之意。
    再有，因以周瑜鲁肃的籍贯命名的“淮泗武人集团”，使对孙吴集团的早期人员存在误导，其人员应该称为“江北士人武人集团”，其结构是来自徐、泗、淮、扬等地的士族豪强，是覆盖徐州东、南，扬州西、北的广大地区。作为这一地区的地方宗族豪强的张氏除了张竑后来出仕孙吴，当时应该还有一个布局，就是扬州刺史刘繇部将张英。
    刘繇是东汉朝廷官方任命的扬州刺史。他入扬州，与刘表入荆州有几分类似，都是不带部曲就去了，然后就是屡屡受制于袁术，直到收服了扬州北部的豪强势力为班底，积聚了实力，才能与袁术等抗衡，这个扬州刺史也才算坐稳了。
    刘繇的部将张英无传（又一个无头无尾的人），其事迹一是受刘繇命屯当利口拒袁术；再是在江东被孙策所败，然后就没有下落了。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隐隐可以察见广陵（扬州）张氏在汉末乱世中多方布局以保全家门的脉络。
    张英（刘繇）败落，张竑（孙吴）出仕的套路，可以参见后世谢万—谢安之事。
    那么张南去徐州追随刘备也就说的通了。
    蜀汉张南是在徐州时期追随刘备的广陵（扬州）地方豪强的子弟，而且当时年龄不大，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答案就这么定了？
    意犹未尽啊！
    蜀汉张南，为什么又是刘备在荆州时出仕的呢？那么张南是不是在刘备徐州、汝南失败后，回家休息了几年再回到在荆州的刘备麾下的呢？好像也行。

    前面的叙述都具备合理性，但个人总是觉得不满意，还是觉得张南的年龄不匹配，而且感觉在夷陵之战中出任前部督这个职务的突兀。
    我提一个自己的推测：
    蜀汉张南，出仕刘备的时间不是刘备在新野—荆州的时候，而是刘备在赤壁之战后据南四郡之时。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刘备与徐泗淮扬人氏的交集就只有一个事迹：“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此公或曾为袁术部将，但更应该是淮泗地方豪强。
    蜀汉张南当是此群体中的人员，很可能是雷绪的亲属（姻亲），如外甥、女婿之类，在雷绪死后由张南继承了部曲。这也才是他能跟随刘备征蜀和征吴被委任为前部督的原因，即自己有兵。
    第二，如果和张竑沾亲，征吴时张南就身份尴尬了，信任度难以如旧。这也是诸葛亮不参加征吴的一个原因：避嫌！而他与雷绪有关，则无此烦恼，雷绪与江东孙氏也是屡屡兵戎相见。
    第三，蜀汉张南是庐江雷绪的亲戚，继领其部曲，在他当时攻打的夷道地区，很可能就是当年安置雷绪所带来的人口的所在区域，以张南为前部督是有利用其号召力在此地区形成突破的考虑的。
    最后，刘备征吴是准备拿下江东诸郡的，用庐江故旧子弟前出征讨，也有战胜后就地屯置，暂领辖区的考虑。
    综上，个人提出蜀汉张南是继领庐江雷绪部曲的观点，这个观点比徐州追随，荆州出仕的说法更为贴切合理，可惜没有更多证据！
    全文完。

公元3世纪，中国纺织品对外销售是三条路线。
第一条叫西域道，就是传统的河西走廊经西域到中亚，蜀汉纺织品走这条路是经陇右北上，必然受曹魏影响；第二条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日南道，其中国起点一个是交趾（今越南、广西），还一起点个就是现广州的当时南海郡，这是海路；第三条就是身毒道，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东北（即两汉之大秦），关于大秦是否是罗马问题不讨论，但身毒道是西南对外贸易通道是有历史论证的。

从“如果二战开战后德国不入侵苏联”看当今世界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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