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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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第2页]

作者:ty_仁者无忧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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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刚刚脱离郭子兴独立发展、攻占滁州时，张士诚已经得到泰州、高邮，自称诚王。不过，第二年便引得元朝右丞相脱脱的百万大军征讨，高邮被围，如果不是元顺帝听信谗言，将脱脱就地免职，张士诚这个诚王一定不会逃过脱脱之手。至正十五年、十六年，张士诚兄弟发威，连续攻陷平江（今属江苏苏州）、湖州、松江（今属上海）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并迁都于此。但张士诚在攻打嘉兴、杭州时遭遇了苗军首领杨完者强力抵抗，吃了败仗，杭州得而复失。此后一直到至正十七年，张士诚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朱元璋，但胜少败多，长兴、常州、江阴等相继落入朱元璋手中。对张士打击最大的是至正十六年的常州之战，其弟张士德被徐达前锋赵德胜擒获。张士德，小字九六，是张士诚军中灵魂式的人物，有勇有谋，深得军心，张士德被俘，张士诚大为沮丧，从此一蹶不振。张士德被朱元璋居为奇货，被当作招降张士诚的筹码。张士德在被关押期间得隙给张士诚写信说与其降朱元璋，不如降元朝廷，反正是个“降”字。张士德看准了其兄总归不是成大事的材料，知其兄者，莫如其弟，这也预示了张士诚的下场。张士德随后绝食而死。于是张士诚筹划降元事宜，开始要王爵，又降为要三公，都未被元朝廷允许，后来元朝廷授其太尉，张士诚接受了。但是，至正二十三年九月，也不等朝廷承认，张士诚自除太尉印信，自立为吴王。与此同时的朱元璋，则刚刚消灭了陈友谅，回到应天，正在论功行赏，一派祥和、向上的气氛。

二十四年正月，徐达、李善长劝进，朱元璋拒绝说“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17），但是，“群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因为之前张士诚已经自称吴王，所以有人称张为东吴王，朱元璋为西吴王。至此，朱元璋终于称王，当年朱升送的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式成为过去。

称王称霸，意味着原来一般的主仆或者同事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礼节、称呼都会有很大不同，为王者不严自威，为臣者忠顺第一，一切以权力为准绳，这种发端于由儒转法的荀子，集大成于韩非，首先实践于公孙鞅、李斯的君主专制理论，即法家理论，主宰了中国秦以后的所有朝代，并深深影响着中国现代社会。正当朱元璋初尝为王者的愉悦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朱元璋为之落泪。

江西已平，陈友谅这个当时南方第一豪杰，被朱元璋在几乎是被动迎战的情况下消灭，多少有些意外。朱元璋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天意。在消灭陈友谅的过程中，洪都保卫战是非常关键一战，朱文正以区区两万士兵（亦说不足万人）阻挡陈友谅号称六十万大军进攻，坚守洪都城八十五天（《明太祖实录》卷12），终于等到朱元璋大军回援，打乱了陈友谅顺势直捣应天的计划，并直接导致陈友谅一战而败亡。在这个过程中，朱文正可以说是武功第一，但朱元璋在分封时却故意忽略这个刚刚拼过命的侄子，似乎是有意敲打他。其实朱元璋这种有意地、当面地、出其不意地敲打下属的并不止这一次，比如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本来要封蓝玉为梁国公，但却临时改梁为凉，封凉国公。另一种可能是“（朱元璋）念文正前言知大体，锡功尚有待也”（【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18），原来，九年前（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刚刚攻取集庆时，朱元璋问过侄子朱文正想当什么官，朱文正说“叔父成大业，何患不富贵！爵赏先及私亲，何以服众？”朱元璋觉得朱文正识大体，可以稍后再行赏赐，其实朱文正此时是大都督，已经在统管军事，所以便没有即时赏赐。但朱文正可能并没有这么大度，开始怨恨叔父不因功给赏。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三月，平息了祝宗、康泰的洪都叛乱后，朱元璋决定派自己的亲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守卫江西。除第二年发生了洪都保卫战外，之前还有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朱文正和他叔父之间产生了裂痕，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朱文正帐下掾史（书记一类的小官）卫达可等人狐假虎威，在南昌城里遍寻美女欺负，事后又都投之于井，且数量很大，而对朱元璋派来办事的人又贿以金银布帛。后来按察佥事凌说到任，核实之后奏报朱元璋。朱元璋派人去南昌责备朱文正，朱文正感到恐惧，竟然准备要投降张士诚。所有这些被江西按察使李饮冰奏了上去。朱元璋大怒，亲赴南昌。在南昌城下，叔侄见面，朱元璋看到事情竟然是真的，已然不可挽回，伤心地流下泪来。朱元璋把朱文正带回应天准备问罪，但马皇后苦苦相劝，没有马上动刑。但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等人因为没有尽到劝阻的责任被杀，部下及随从五十多人被断脚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洪都保卫战、灭陈友谅及论功行赏之前不久（【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依朱元璋凡事皆有盘算的性格，论功行赏时独独落下这个侄儿大都督，应该不是觉得朱文正识大体，可以稍后再行赏赐，而是要敲打一下。自此，这个小朱元璋五、六岁的侄子和其叔父之间的怨结再也没有解开，而是越结越死。有意思的是，这个奏事的李饮冰也没有好下场，“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云：‘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割饮冰之乳，即死。”（【明】刘辰《国初事迹》）

    所谓正史关于后来朱文正的记述讳莫如深。《明太祖实录》卷15：
    ……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铁柱，语之曰：“尔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艰难，恣肆凶恶，以贻吾忧尔。他日长大吾封爵尔，不以尔父废也，尔宜修德励行，盖前人之愆则，不负吾望矣。”后文正卒，上推亲亲之恩，大封同姓，封铁柱为靖江王，改名守谦。

    并没有交待文正是如何死的。《太祖皇帝钦录》记载了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三月二十三日敕谕靖江王朱守谦：

    朕与尔父(朱文正)同寒微，平日所受艰辛，有不可言之苦。一旦胡元运去，朕招率义旅，开心抚人，思昔日之贫穷，虑当时英雄者众，惟恐不能保命于乱中。故有惶惶日夜、千思万想，以集众兵于江左。后因尔父(朱文正)长成，拨军护卫，教练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

    朱元璋回想十七年以至更远的事情，看起来更像是自我辩解。《国初事迹》有比较详细的纪录，相对比较可信：

    ……未久，太祖命文正整点荊州城，回京未用，复出不逊之言。太祖意其怀不轨，欲废之。皇后极谏：“文正止是性刚，恐无此心。文正母见存，当念其母子之情，用曲赦之，且见亲亲之义。”太祖从后言宥之。后复遣文正往濠州祭祀，暮夜与从人议，有异志，从人备告，太祖废之。

    废，即诛杀。皇后说文正性刚，真的没错，但他刚得连一顶点弯曲的余地都没有。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御制纪非录》透露了朱文正之死的真实细节：

    ……不期忘前日之艰，寒微之极，恣肆凶顽，无所不为，逆天之罪，又何言哉。大逆之道既泄，朕恐为人所谮，特召而面审之，其应之辞，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后而故。

朱文正被鞭打而死，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鞭打之前，叔侄当面发生了激烈争吵，朱元璋所说的“神人亦所不容”之辞，除了朱文正的激奋之语外，可能就是朱文正揭了朱元璋的短。当初，洪都府小小的掾史卫可达等人杀人父兄、强占民女，也许并没有《国初事迹》记载的“用则数十日，不用即投之于井，为数甚多”那么严重，也许朱文正也不只是未予制止，而是参与其中。所有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因此争吵的焦点可能一度涉及于此，而不幸的是，朱元璋自己在男女私事上也不能说检点。不必说称帝后妃嫔成群、死后又全部殉葬这种极端利己的事情，单说为了一个年轻寡妇（胡氏），而托于赵均用这种自己曾经很看不上的小人；将奏谏“若明取之（指已经许配他人、年少貌美的熊宣使之妹），于理不妥” 的员外郞张来硕牙齿全部打落；还有，陈友谅兵败之后，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霸占其小妾阇氏，等等这样的事，就不是常人能做得出来，更不是朱元璋后来自我标榜的所谓“圣人”所该做的。

叔侄两人争论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事由。朱文正独守南昌八十五天，九死一生，之所以这么久才等来朱元璋救援，主要是因为朱元璋亲率大军、安丰救主韩林儿。朱元璋可能责怪朱文正有僭越之言行，而朱文正则反驳，朱元璋对韩林儿名为救援，实为挟持，将韩林儿置于滁州小城而不是迎往应天，实际从未行君臣之礼，这不是僭越，又是什么？能让朱元璋不顾骨肉亲情、不管十年来军旅劳顿和显赫军功，而将这个亲侄儿置于死地的，只可能是这些内心里见不得人的伤疤。朱文正有“谋奔敌国”的可怕情节，但那是朱元璋在十七年后回想时的叙述，而当时并没有提到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认为，朱文正之死的直接原因是朱元璋的暴怒。朱文正死时年仅29岁，其母即朱元璋的大嫂还在世。

在此前后，外甥李文忠这边也差点发生大事。李文忠在驻守严州时曾留宿韩姓娼妇，朱元璋知道后，派人将韩氏杀掉，并召李文忠问罪，还是马皇后劝说，朱元璋便放李文忠放回，继续守卫严州。当地儒士赵伯宗、宋汝章趁机劝李文忠说，这次把你放回来了，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就不一定能回得来了，应当早作准备。于是李文忠派赵伯宗偷偷前往杭州联系其平章张肆，以示通好。赵伯宗回来后，李文忠与郎中侯原善、掾史闻遵道商议撰写降书。正在这时，朱元璋给李文忠写了一封亲笔家书，召其回应天，李文忠非常高兴。到了应天，朱元璋看起来并没有别的事情，可能因上次的娼妇韩氏事件责备了这个外甥，现在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只是“抚之甚切，赐以好马银两，令文忠速还严州，用心镇守”。回到严州，李文忠对侯原善等人说，我差点被你们几个误了大事，这事如何收场？事情如若外泄，我有何面目再见舅父。原善说，大人饶我等性命，总该有个处置的办法，应当以厚饵馈送赵、宋二人，以封他们之口。于是李文忠写信给赵宗伯等，说要宴请他们。席间将两人灌醉，又让宣使俞也先将他们扶到船上，到了一个大浪滩下，李文忠早已派亲信泼舍等在滩岸等候，等他们过来，说官人有事相告，便一同上船，将赵、宋二人绑得严严实实，投入水中。

朱元璋称王前后，即有当时军中最亲骨肉亲侄儿、亲外甥，相继反叛，这能说是偶然的吗？

至正二十五年，张士诚在和朱元璋的几场大战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徐达等相继攻占克泰州、通州（今属江苏南通）、高邮、淮安、湖州，张士诚亲自督战皂林（今浙江桐乡市西北），结果大败，后来，杭州守将潘原明投降李文忠，嘉兴宋兴、绍兴李思忠投降徐达。自此，张士诚浙西、苏北土地尽失，被压缩到平江（今江苏苏州）、无锡两座孤城，动弹不得。二十六年十一月开始朱元璋围攻平江，张士诚组织过几次突围，但都失败了，朱元璋写了一封劝降书，以汉窦融、宋钱俶这两个晚景还算不错的历史人物劝谕，但这个一生对元朝廷降了又叛、叛了又降，被一些文人视为反复小人的吴王张士诚，对朱元璋的态度却十分坚决，那就是宁死不降。此时，连和张士诚一同起事的“十八罗汉”之一的李伯升都投降了，柯劭忞《新元史?张士诚传》记载了李伯升让人劝张士诚时的对话：

李伯升遣客说士诚曰：“公始以十八人入高邮，元兵百万围之，如虎坠井中，死在旦夕。元兵无故自退，公遂乘胜东据三吴，辟地千里，拥兵千余万。诚于此时，不忘高邮之危，苦心劳虑，练兵选将，收当时之豪杰，岂特保三吴之地，天下可图也。”士诚曰：“君往时不言，今复何及？”客曰：“吾当时虽欲进言，无路自效。何则？公之子弟、亲戚布列中外，歌儿舞女日夕酣饮，公又深居于内，败一军不问，失一城不知，故沦胥至今日耳！”士诚曰：“吾甚恨之，亦无及矣！今为之奈何？”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从。”士诚曰：“不过死耳！”客曰：“徒死无益也。公不见陈友谅乎？战于姑孰，又战于鄱阳，友谅举火欲燔敌舰，天乃反风烧之。何者？天命所在，人力无如之何，今外围益急，窃恐势急变生，祸从中起，虽欲死而不可得。公如顺天之命，遣一介之使，归使金陵，不失为万户侯，则所全多矣。”士诚良久曰：“君休矣，吾将思之。”竟不听。

谁都知道当年元兵无故自退是天赐张士诚之良机，就是张士诚自己不知道，沦胥，指沦陷、沦丧。不知道这次谈话在张士诚心里掀起多大的波澜，可能他觉得实在没有脸投降那个小自己七岁、又比自己起事晚、还曾经当过乞丐的人。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平江城破，兵将都散了，张士诚万念俱灰，逃回府邸，悬绳自缢，但被部将赵世雄救了下来，这时徐达的兵士已经闯入。徐达派李伯升、潘元绍等劝慰，士诚瞑目不答。徐达派人用旧盾把张士诚抬出东城门，中途又换成木门板，置于船上。又把俘获的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等，以及元宗室神保大王、赫罕等一起，送往建康（【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20）。《明太祖实录》说“上欲全士诚，而士诚竟自缢死”，后来正史一律取此说，但刘辰《国初事迹》载其事说：“城破，械张士诚同王（敬夫）、蔡（彥文）、叶（德新）到京，太祖命缢杀之”，刘辰的说法更为可信。

张士诚终年47岁，从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攻占泰州、高邮，称诚王，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兵败被杀共主事14年。张士诚统治的地区曾经南到绍兴，北面超过徐州，一直到济宁的金沟（今属江苏沛县），西面到汝州、颖州、濠州、泗州，东面临海，纵横两千余里，甲兵数十万，一朝被执被杀，江南百姓深受震动。张士诚喜欢结交名士，曾经在姑苏城建景贤楼，“士无贤不肖，舆马居室，多厌其心，亦往往趋焉”（【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4），读书人不管品行如何，找到张士诚，总能获得一定程度满足，所以张士诚帐下也聚集了不少文人。成王败寇，有明一代不会有人敢言张士诚之善，这已经是对张非常客气的评价了，至于张士诚统治期间轻徭薄赋则只见于野史笔记的零星侧面记载。其实轻徭薄赋这说也不可全信，可能只是当地百姓和后来在大明对苏州人民另眼看待、异常残酷的统治作对比得到的，“苏在元，粮三十六万，张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不过从当时效果看，张士诚总归没有朱元璋高明，所以名士多数投奔到朱元璋帐下。张士诚急于称王，一旦称王，礼节的讲究就多了，政治军事全靠兄弟几人，连李伯升这样和张士诚一同起于平地的元老，都深感“虽欲进言，无路自效”，中国文人自古有兼济天下的传统，可是，能指望张士诚听得进去其他人的话吗？苏州百姓在张士诚时期生活比较自由，赋税相对较轻，不过，也不应该相像得太好，可能只是比朱元璋更不坏罢了。现实的复杂性要求后世之人，评价历史要多一个心眼。

张士诚当年因不服弓手丘义的侮辱，和其兄弟联合勇士一共十八人偷偷摸到其家中，把这个恶霸乱棍打死，趁势又把其他几个为害乡邻的富户用相似手段处理，灭其家，烧其居，揭竿而起，招四方少年起兵，这是何等气概！再看当年朱元璋蜗居钟离乡孤庄村，凄风苦雨，想投奔濠州却又瞻前顾后，去了濠州却又寄人篱下。但是，仅十年光景，时移势易，两人仿佛连本性都换了，令人唏嘘！

    张士诚一朝兵败被执，不屈被杀，引得当朝和后世无数评论。《明史?张士诚传》：
    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既据有吴中，吴承平久，户口殷盛，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踘，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喜欢歌舞乐器、金玉珍宝、古书名画以及游谈之士都成了罪状，文人雅士之所以为文雅，正是喜欢这些；平民百姓不是不喜欢，而是没有条件；而对于君主，中国历来都是结果论者，“溯自唐明皇选曲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宮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斯为梨园发轫之始”（【民国】潘镜芙、陈墨香《梨园外史》序）唐明皇迷于音律歌舞，传为佳话，张士诚却被批为奢纵以致亡国。“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君王，占据的是一个具强烈排他性的职位，稍不留神即会被他人窃去。所以已经端坐于大位者，职责就是专心致志于治国御下，而不是这些奇技淫巧，否则如若因此误国，会被世人称为荒淫无道。何况是“马上得天下”开国之君，理应征伐四方，而不是贪恋声色器玩。

朱元璋和张士诚兄弟相反，一切以实用为主，不喜欢奇装异服，视歌妓戏子为另类，洪武三年规定，“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清】张廷玉《明史·志第四十三·舆服》卷67）。徐达围攻苏州期间，朱元璋赐宴傅友德，令叶国珍作陪，又拨出十几个歌妓助兴，但同时令内官监视。后来叶国珍命令歌妓们脱去皂冠，换上华丽的衣服混坐在诸人中间。朱元璋听说后大怒，令人把叶国珍逮起来，和歌妓一起锁进马坊，还不解恨，又命令把这些歌妓的鼻子全都削去（【明】刘辰《国初事迹》）。朱元璋对将官的男女私事也非常关注。朱元璋曾经规定“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听于外处娶妾”，但是，当听说驻守严州（今属浙江桐庐）的李文忠留宿韩姓娼妇时，派人将韩氏杀掉，并且召李文忠问罪，幸亏马皇后劝说，才将李文忠放回（【明】刘辰《国初事迹》）。朱元璋的心思有些矛盾，毕竟在男女之事上，自己也并不是圣人。讽刺的是，朱元璋所痛恨的奢纵，却在其子孙身上加倍发酵，后世宗室藩王得益于制度的规定必须奢且纵自不必说，就是皇帝龙床正位，也陆续迎来了好几位既奢且纵之辈，如酷爱斗蟋蟀的宣德帝朱瞻基、顽主正德帝朱厚照、舍命炼丹求仙嘉靖帝朱厚熜、耽于女色的隆庆帝朱载垕、天下第一宅男万历帝朱翊钧、木匠大师天启帝朱由校，大明气数将尽时，还迎来了一位戏剧超级票友，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由明入清的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士诚之败作了详细分析：
    谷应泰曰：
    张士诚本泰州盐侩，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邮，元兵百万，围之弗克。而士诚孤军转战，北跨淮海，与山左相距，南据浙西，与方国珍接境，中间带甲数十万，沃野数千里，即未能藉其富强削平区宇，而官山多鼓铸之资，煮海尽鱼盐之利，傥更劳心苦志，收召豪杰，仿典午之化龙，凭赤乌以立国，则江南虽小，可全而王也。
    乃论者以士诚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骄将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龌龊不足数，黄、蔡三参军辈又迂阔昧大计，以故谋主被谗，爪牙受缚。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敝三，士诚乃内怀选懦，坐失事机，此其所以亡也。
    方士诚之窃发也，距太祖起兵仅一年耳，其时太祖者，濠围初解，乡里募师，未敢窥江外一步，而士诚不以此时长驱姑孰，略定金陵，为百里趋利之谋，奋一鼓先登之气，其失一也；洎乎友谅僭号，约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议者欲降，明师单弱，势岌岌矣，士诚又不以此时乘夫差之伐齐，规卞庄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伪汉屡摧，鄱阳大战，辅车唇齿，可为寒心，士诚又不以此时仿乐毅之结韩、赵，孔明之救东吴，而肥瘠越、秦，不关痾痒，其失三也。北至江、楚悉平，藩篱巩固，全军并力，卷甲东来，此时强弱之势已明，众寡之形不敌，譬之孤豚咋虎，燎发洪垆，必无幸矣。为士诚者，宜以牺牲玉帛，待于境上，河西三郡，献自窦融新，都六城保，于汪氏庶，无喋血之忧，不失通侯之赏。而反鼓厉用兵，分番四出，命尹义、陈旺逆战太湖，朱暹、五太子结寨东阡，又以张天骐当北路，黄宝当南路，陶子宝当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脐无及，齐云一炬，阖室自焚。岂太祖灭士诚哉，盖士诚自灭之也。
    然人但知友谅之失在轻战，而士诚之失在自守。不知轻战之弊，原于气骄，自守之私，丛于志满。急攻晋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业亦亡，过犹不及，斯亦鲁、卫之政与？虽其后士诚颇绝粒自经，辞无挠屈，然隗嚣恚愤，公孙洞胸，游魂倔强，何足数哉！

山左，泰山以东，即山东；鼓铸，鼓风扇火，冶炼金属，铸造钱币或器物；典午，司马的隐语，指司马昭、晋朝；赤乌，三国时东吴年号。张士诚踌躇之间，陈友谅政权已灰飞烟灭，坐等朱元璋做大做强。前后十四年，一副好牌让张士诚打得稀烂，后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谷应泰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外，情感倾向非常明显。姑苏城百姓目睹张吴王被徐达的兵士用旧盾牌抬着出了城门，又换成用旧门板抬到船上，此时人们还来不及细想这意味着什么，但现实不久就给了他们答案，吴王治下的自由空气再也回不来了，这才想起张士诚的好。西汉末年隗嚣、公孙述曾雄踞一方，但最终都因为战而不胜，败而不降，下场凄惨。结尾的“游魂倔强，何足数哉！”是谷应泰气话，如果张士诚战败后拜倒在朱元璋脚下，或许可能会得到苟且余生，但那只会成为后世评论者的笑料。生死时刻，倔强的不止有张士诚。城破前几天，张士诚预感到大事不济了，便问其妻刘氏说，我战败死就死了，你们怎么办，刘氏说“君无忧，妾必不负君”（【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4），然后把两个幼子托付给乳母，又使人在齐云楼四周堆上柴禾，把吴王侍妾都驱赶到楼上，命养子辰保放火，连人带楼，噼里啪啦，烧了个火光冲天，烧了个一干二净。据说，放火前张士诚还交待勿引火烧着民房。随后，刘氏自缢而死。《续资治通鉴》评张士诚之败：

    浙西民物蕃盛，储积殷富。士诚兄弟骄侈淫佚，又暗于断制，欲以得士要誉，士有至者，无问贤不肖，辄重其赠遗，舆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趋之。及士信用事，疏简旧将，夺其兵权，由是上下乖疑。凡出兵遣将，当行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如言赐之。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此。
    士信愚妄，不识大体，士诚委以政，卒以亡其国。而士信之败，又为黄、蔡、叶三参军所误，至是骈诛，并杀潘元绍，磔莫天祐。
    朱元璋听说张士诚所倚重的人是迂阔文人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有一个自己的评价：“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著人瞒！且士德、史椿皆死，惟侍弟士信行事”（【明】刘辰《国初事迹》），领袖不作为，幕僚乱作为。直是话糙理不糙，作为对手当事人，朱元璋一语道破玄机。

    3 一统天下
    3.1 廖永忠处置韩林儿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初徐达连克张士诚高邮、淮安，接着濠州、徐州、宿州也相继或攻或降，归入西吴王版图。朱元璋心情不错，尤其故乡濠州，在被张士诚占据期间，朱元璋始终念念不忘，“濠州乃吾家乡，张士诚据之，我虽有国而无家”，等到濠州守将萧把都投降、濠州回归，朱元璋说“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明】刘辰《国初事迹》），可作莞尔一笑之资，朱元璋一生行事严谨，不苟言笑，这回说的“遂我志也”纯属自我调侃，有些可爱。四月，朱元璋衣锦还乡，回到分别了十四年的濠州钟离乡孤庄村，见到了故人汪文、刘英，赐钱粮布帛，置酒席请村里的父老叙旧。又修葺祖坟，置守冢二十家。估计埋葬着朱元璋父母的几座土坟虽然破败，但还算完好，未遭人为破坏，后来朱元璋投桃报李。八月，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大军出发前朱元璋专门吩咐：“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

到年底时，朱元璋接连夺得张士诚两座大城，湖州、杭州，张士诚已经没有了反攻能力，退守平江（今江苏苏州），朱元璋大军从四面八方围住了平江城，破城指日可待。与此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韩林儿来应天，当行驶到瓜步（今属江苏南京）附近，不偏不倚，船到江心时，翻了，韩林儿当场葬身鱼腹。后来朱元璋大封功臣时，对大臣们说：“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徼，窥视，求取，为求封爵而窥视上意，这其实是很严重的罪行。廖永忠及所善儒生所窥之“朕意”，肯定不是忠君爱民、奉位守律之类，而是朱元璋不便说、不能说的，需置于遮羞布里面的私密意图。如果仅仅是窥视上意，那回来复命的廖永忠估计等不到天亮即会人头落地。不杀廖永忠需要一个合理解释，朱元璋的解释是其在鄱阳湖大战时的大无畏气概，是奇男子，朱元璋在不同场合还称常遇春和扩廓帖木儿为奇男子，并说扩廓为天下第一奇男子。难道朱元璋认为为臣者可以窥视上意而可以不杀吗？肯定不是，廖永忠未被严惩只是因为他真正处理了一件让朱元璋感觉棘手的事情，不但做得滴水不漏，而且愿意自背黑锅。韩林儿在朱元璋这里早已是个累赘，应了刘基所说“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廖永忠终于替自己完美地把这尊神给送走了，世上再无大宋小明王韩林儿，朱元璋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戏还需要接着演，所以“故止封侯而不公”，本来是封公爵的，现在只封侯爵。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了，朱元璋就不是奇人，就是个普通人。朱元璋可能在事后每每想起这个廖永忠有窥视上意的本事和习惯，心里就不免紧缩一下，作为人主，心事如果让臣下一猜就中，那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廖永忠在朱元璋这样的雄猜之主的手下，结果一定不会圆满，于是，廖永忠“（洪武）八年三月，坐僣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清】张廷玉《明史?廖永忠传》卷129）。

廖永忠，巢州人，其兄廖永安是当年巢州水师将领之一。朱元璋计收巢州水师时，跟随朱元璋离开巢湖的诸多将领中，廖永忠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朱元璋问廖永忠：“汝亦欲富贵乎？”永忠回答：“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所愿耳。”朱元璋夸奖了他（【清】张廷玉《明史?廖永忠传》卷129）。《明史》惜字如金，廖永忠的回答堪称名言！

陈友谅、张士诚相继被灭，朱元璋统治的地方北到河南东南部，西到湖北、湖南，东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的大部分，包括汉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这片土地是隋唐以来中国最繁盛富庶的区域。现在小明王韩林儿也已不复存在，吴王府上下喜逐颜开，人人都在盘算自己美好的未来。朱元璋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信国公，常遇春鄂国公，其他人都有封赏。朱元璋也是非常轻松愉悦，但表现却比诸将都冷静，不失时机地告谕众人：“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狃，拘泥，因袭，习惯了不愿改变。第二天，徐达等人入王府谢赏，朱元璋问：“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徐达说：“荷恩，皆置酒相庆。”朱元璋说：“吾岂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酣歌逸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明太祖实录》卷25）如果也跟诸将一起额手相庆、置酒宴乐，那他就是普通人，不是朱元璋。

3.2 谋划南征北伐
吴王朱元璋的事业进入了新时代，朱元璋在幕僚辅佐下，仿佛正往圣君仁主的方向努力。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吴元年）正月，谕中书省：“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赐田租，即免田租。三月，设文武科取士，五月，初置翰林院。这年从年初以来一直没有降雨，旱情持续到了初夏，朱元璋命人撤去肉食，自己只用素食，六月时，天降大雨，旱情缓解，群臣请朱元璋复膳，朱元璋说：“虽雨，伤禾已多，其赐民今年田租。”接着，“命朝贺罢女乐”。七月，大赦天下。八月，祭祀天、地、五谷的圜丘、方丘、社稷坛建成。九月，太庙建成，命令朱亮祖帅师讨伐方国珍，诏谕众将：“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连坐。”又遣使致书于元朝廷，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不久，新吴王宫建成。十月，派起居注（在帝王左右记录其言行的史官）吴琳、魏观到各地求访名士贤达。接着，令百官礼仪以左为上，改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定律令，正郊社之礼，正太庙雅乐。朱元璋可能立志做一个像唐太宗、甚至周文王那样的仁君，同时也要求其他人都做贤臣。

朱元璋方面焕发出一派欣欣向荣新气象的同时，北方中国却很不太平。山东是反复无常的王宣的防地，河南的扩廓帖木儿虽然没有了其义父察罕帖木儿的威风，可是他作风硬朗，强悍跋扈，陕甘宁则有李思齐、张良弼等。正当朱元璋在江南先陈后张、攻城略地时，北方诸路军阀却正在像一团乱麻似地内斗。他们名义上都尊奉元朝廷，但为了地盘、实力、子女玉帛，连续几年争斗不休。

天下不太平的总根源其实还在朝廷。开始，本来准备有所作为的丞相脱脱在高邮临阵被撤，不久就死了。靠进献宫闱秘法博得元顺帝欢心的哈麻代上位，成为丞相，但他也感觉以前那些丑事拿不出手，进而忌恨顺帝，想废之而立太子，事泄被杀，宫廷分裂为皇帝、太子两派。太子派以扩廓帖木儿为军事后盾，皇帝派则依靠扩廓的仇人孛罗帖木儿。成大事者须抓住时机，现在北方各派纷纷扰扰，正是乱中取利的良机，如果等对方安定下来，坐等某一方做强，进攻的时机就失去了。朱元璋虽然在前几年一直专注于先陈后张，统一南方，但对北方局势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和诸将商讨北伐事宜，常遇春说，我方将士最近连打胜仗，可以趁胜直捣元大都北京，有如破竹之势，一举定天下。但行事沉稳的朱元璋认为，元朝廷建国百年之久，其防卫之力不可小觑，如果我军跨越山东、河南、河北，孤军深入，万一给养不及，敌方援兵四集，那就会自陷于危险境地，而应该先削枝砍叶，断其手臂，再击其中枢。朱元璋计划先攻山东，移兵河南、河北，再拔潼关、取甘陕，这样，元大都如同无源之水，不攻自破。不得不说，朱元璋的计划更加稳妥，放着稳棋不走，为何却要出险招？朱元璋的胜利的确不是偶然的，常遇春等与之相比，高下立判。

还有一个问题，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江南广大区域尽在朱元璋掌握，沿海方国珍胸无大志，自不足虑，唯一让人不放心的是福建的陈友定。自从攻占婺州，朱元璋就和陈友定作起了邻居，陈友定眼睛向内，甘居福建一隅，统治也不可谓不残暴，但对元朝廷却始终中心耿耿，不辞海道辽远，每年向大都贡粮不止。陈友定在福建经营多年，兵多将广，现在如果大军向北，陈友定会不会趁虚北进，扰我后方？朱元璋决定以攻为守，干脆两头进兵，北伐的同时，南攻陈友定，东面顺便解决沿海的方国珍，并向西进取，西略广西！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陈友定；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攻广西。

3.3 方国珍因书得活
总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国珍现在终于要做最后决断了，九月，朱元璋攻占张士诚老巢平江城（今江苏苏州），马上派朱亮祖攻台州，方国珍弟国瑛战败，再克温州，几乎同时，征南将军汤和以大军长驱抵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无可逃，只能在海上漂荡，朱元璋紧追不舍，最终在盘屿（今属浙江宁海）这个小地方，方国珍的部将依次投降。汤和多次派人找到方国珍劝降，方国珍眼看大势已去，派次子方关奉表乞降。朱元璋恨方国珍首鼠两端，本来要杀他，但看到方国珍的乞降书，觉得他可怜，便回书：“汝违吾谕，不即敛手归命，次且海外，负恩实多。今者穷蹙无聊，情词哀恳，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清】张廷玉《明史?方国珍传》卷123）催促方国珍入朝。见面后，朱元璋责备说：“若来得毋晚乎！”，你来得难道不是有点晚！方国珍顿首谢罪。后来授广西行省左丞，得善终。

    朱元璋看到这封“情词哀恳”的乞降书后说：“孰谓方氏无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问”（【明】方孝孺《逊志斋集?詹鼎传》）。原来，方国珍得以活命的这封乞降书出自詹鼎之手。江浙出名士，方国珍得一詹鼎便可活命，其实，如果方国珍能使詹鼎尽其才，绝不是仅止活命。《明史?方国珍传》记载了这封神奇的乞降书：

    臣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
    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润。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适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

方孝孺评价这封书信“辞甚恭而辩”。仿佛知道朱元璋不喜欢长文章，信写得很短，只是说自婺州互通书信以来一直遵奉条约，不敢妄生枝节，似乎前半生只为朱元璋保境安民，不提自己首鼠两端之实，确实高明。朱元璋不杀国珍，并不是被其糊弄，而是被书信中哀恳的语气打动，心生怜悯了。朱元璋当时就猜此信为詹鼎所写，因为之前对其已有耳闻。詹鼎才气具佳，但频遭嫉妒，一生走的都是背运。

詹鼎，字国器，宁海人。家里很穷，父亲炊饼为业，寄居在当地姓吴的一户富贵人家，在吴家生下了詹鼎。詹鼎六七岁时，不喜欢和同龄儿童嬉闹玩耍，而是喜欢独自一个人去学馆，听先生读书，回到家即能把听到的内容背诵下来。吴家很喜欢这个孩子，对其父亲说应该让孩子去读书，詹鼎很高兴，但他父亲不愿意，骂道：“我们本是商人之家，儿子能够继承我的手艺，能让我的手艺不废就行了，怎么能和读书人交往呢？”。但詹鼎常常独自学习，夜晚就在饼灶之下捧书诵读不止。他的父亲见他的志向不改变，就送他去读书了。一年之后，尽通其师之学，老师辞去。那时吴家聘请老师教授自己的孩子，詹鼎就从学于吴家，吴家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那样抚育。不到几年，吴氏子弟的学问无人能及詹鼎，老师辞归，詹鼎于是就被成为吴氏诸子的老师。

方国珍开府，听说詹鼎有才，设计把他捉来，估计是用陷害的方法。詹鼎没有办法，做了他的府都事，几年下来，有了廉洁的名声。可是后来受人诬告被拘，半年后才释放出来。再次被起用时，任职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上虞和东吴王张士诚的地盘相互交错接壤，一些军官认为詹鼎是读书人，不懂军旅事，屡次怠慢不守约定。这天。詹鼎在衙署中集合众官员，拉一驿丞上来，责责备他不奉公守法，将其斩杀。其他人都吓得发抖，膝行请罪，以致跪的时间很长，都站不起来了。之后，虽然是元帅、万夫长等军官有所陈说，皆跪着说话，甚至不敢举目视其面。鼎临事不慌，经常文书在书桌上放了一堆，但他“须臾而决”。到方国珍势衰之时，不但那封乞降书是詹鼎所写，就连写乞降书这件事本身，也是詹鼎的计谋。国珍不死，詹鼎之功。但詹鼎所遇非其人，不免落得随主乞降的下场。詹鼎随国珍一起赴应天，后来在朱元璋这里始终被人嫉妒，郁郁不得志。当时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请命让詹鼎为去。丞相（杨宪）出于嫉妒，拒绝放其外任。半年后，任命为留守都卫经历，不久改任刑部郎中、刑部佐僚。任期未完，有官员奏请精减刑部属官，李善长说：“刑部有詹鼎在，胜过一百个人。”他的才能总在僚属之上，但始终未被重用。詹鼎职事在刑部，行的却是宽仁之法。某年，发生了大都督府受贿任命军官的事情，詹鼎被诬陷、审问。詹鼎交代说以前任留守时有所养孤甥来省亲，恐怕那个时候有过他收贿的事情，但詹鼎自己实在不知道，自己一文未贪。审讯御史回答：“法贵杀有名。”法，贵就贵在能杀有些名望的人。最终詹鼎与其他百余人一起，不问冤直，一律被杀。詹鼎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封著名的乞降书，其它事迹仅略见方孝孺《逊志斋集?詹鼎传》和《明史?方国珍传》中简略到寒酸的几句简介，其风格脾性后人很难知晓了。一生不遇明主，因才遭忌，不少人从詹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人才不能选择时代，却必须接受时代的清洗，这是人才的宿命。

3.4 灭陈友定
朱元璋和忠于元朝廷的陈友定交手始于两年前（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这个新邻居陈友定刚刚统一福建，风头正劲，那时朱元璋也正值新败陈友谅，始晋吴王，正准备集中精力进攻江北、淮东的张士诚属地之时。开始陈友定方面先侵扰处州（今浙江丽水），参军胡深回击，胡深赶走了入侵之敌，并往南追赶，一直到浦城、松溪。根据战况，胡深建议朱元璋发大军攻取福建，朱元璋依言派广信卫指挥朱良祖从铅山方向、建昌左丞王溥由杉关方向出发，率广信（今属江西上饶）、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三路军马和胡深会合，想一举攻下福建，歼灭陈友定。从铅山出发南进的朱良祖轻松攻占了崇安、建阳两座小城，感觉所谓凶悍的福建陈友定也不过如此，便决定几路兵马合一，攻打建宁（今福建建瓯）。建宁是闽北大城，完备坚固，胡深认为强攻时机还不成熟，需要仔细研究，重新部署进攻路线，遭到朱良祖的催促和叱责，胡深身不由己，率军进攻。强攻之后，建宁城两门被破，但建宁守将阮德柔率精兵从后方将胡深包围。眼看天色已晚，胡深感觉攻城无望，只好突围，不幸马蹶被执。

陈友定对胡深这个俘虏非常友好，甚至相谈甚欢。胡深对陈友定申明大义，劝陈友定认朱元璋为天命所归之共主，并以东汉窦融归汉的故事来劝谕。正当陈友定未置可否之际，恰好元朝廷使者来了，这个使者催促陈友定把胡深杀掉，陈友定没有办法，只好遵令将胡深杀掉，时年胡深五十有二。朱元璋闻报，非常痛惜，遣使赐祭，追封缙云郡伯。胡深文武全才，守处州五年，官兵一致，深得民心。朱元璋曾经问宋濂：“胡深何如人？”对曰：“文武才也。”朱元璋说：“诚然。浙东一障，吾方赖之。”（【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朱元璋方面人才济济，胡深还没轮上展示才华，便殁于偶然，真是非常可惜。不过，早死却使名声得以完全，否则如胡深被执以至被杀的直接责任人朱亮祖，讨方国珍、降广东何真、平定广西，为朱元璋统一南方所立功劳更大，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亮祖被授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获赐铁券，子孙世袭，为明太祖钦定功臣三十四位中的第二十七，尚因和广东番禺知县道同在处理当地豪民时产生纠纷，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连其儿子朱暹一同被朱元璋鞭死，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朱亮祖被追认为胡惟庸逆党，永嘉侯爵位也被废除，次子朱昱连坐被杀，如果胡深能活到洪武十三年以至洪武二十三年，不知道能否善终。

陈友定，字安国，重要特征是头上有一块伤疤，从小便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颠沛流离，为避祸从福清辗转迁徙到了清流。在南方诸军阀中，陈友定也应算是一奇男子，其格局在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之上，但威严锋芒显露过早，早年对下属严苛过度，以至帐下乏人，和善于隐忍的朱元璋相比，差了一截。陈友定小时候给当地富户罗氏当佣人，砍柴的时候经常和玩伴做行伍列阵的游戏，罗氏以为奇事，因此非常看重他，并且想让其入赘作婿，但罗夫人不同意，说“头病郎足婿耶？”（【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这个疤头小子也能当我的女婿？后来有一次把罗家的鹅给看丢了几只，晚上不敢回去，逃到邻居家避难。正好这位邻居前一晚梦见一只老虎盘踞于大门口，因此连忙将友定迎进来，给吃给喝，并向罗家请求让这个小伙子到他家来做事。然后，这家竟招之为婿。从此，友定佣人也不用再做了，而开始学习经商。可惜陈友定没这个天赋，没多久，把岳父给的本钱都赔光了，其兴趣全然不在这里。陈友定为人沉着勇敢，喜欢游侠射击，急公尚义，为助他人于危难，不顾风险，不计成本，也不管自己家里有无，这样的人去经商，怎么能不赔？后来，陈友定在四里八乡慢慢地有了些名声，“众惮服之，争愿为之役。”众人都害怕而且佩服他，甚至都愿意被他驱使，天生的一个豪强。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前后，各地豪杰纷纷起事，有的以明教、弥勒教等形式起义反元，的有召集邻里子弟组成义兵，保家防盗。这年，汀州（今福建长汀）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兵，见到了来应募的陈友定。经过简单的交流，公安即认为友定为一奇人，便让他当黄土寨巡检，掌管所募新兵。接着就讨伐各地山大王，因功升为清流县尹。也正是这一年，江北的朱元璋投奔濠州的郭子兴，成为其帐下一名亲兵。后来陈友谅派其将邓克明等侵扰并攻占了汀州、邵武及杉关等地，陈友定被授汀州路总管，在黄土寨打了一仗，大胜邓克明，邓逃走。第二年，邓克明又来了，又攻占了汀州，并且急功中心城市建宁（今福建建瓯），元朝守将完者帖木儿写信给陈友定要求入援，陈友定一来，连连破敌，并收复了原来丢失的郡县。元朝廷得到陈友定立功的奏报，升友定为参知政事，接着又因为陈友定打败朱元璋方面的朱亮祖、胡深，俘虏并斩杀胡深，得到元朝廷嘉许，于是在延平（今属福建南平）设置分省，授陈友定为平章，如此，福建八郡之地都归陈友定掌握。

陈友定的认识水平不高，没有看到元朝廷已经摇摇欲坠，已经是一个靠不住的靠山了。其时张士诚、方国珍等对元朝廷半信半疑，反了又降，降了又反，但几乎没有哪几年认真输粮纳贡。但只有福建陈友定“事元未尝失臣节”，“岁输粟数十万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顺帝嘉之，下诏褒美”（【清】张廷玉《明史?陈友定传》卷124）。喝着元朝廷的迷魂汤，陈友定慢慢丧失了斗志，更丧失了发展机遇，既没有霍光那样力挽狂澜的中兴之臣的胸襟，也没有同时期朱元璋割据一方、窥视天下的胆略。

但陈友定能够从一个富家佣人起事，仅靠自己人格魅力聚集起一帮人，坐稳福建之王的位子，力拒陈友谅南侵，挫朱元璋南下的锐气，也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陈友定平定福建后，多次招募文学名士，留置幕下，有名的比如闽县郑定、庐州王翰。陈友定自己则学文识字，不久，竟然“粗涉文史，习为五字小诗，皆有意理”（【清】张廷玉《明史?陈友定传》卷124）。然而陈友定“颇任威福，所属违令者辄承制诛窜不绝”，实际上就是滥杀。这时一个叫罗良的漳州守将看不下去了，投书陈友定：“郡县者，国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廥廪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圉仆，擅廥廪如私藏，名虽报国，实有鹰扬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为郭子仪乎，抑为曹孟德乎？”友定暴怒，竟发兵攻打漳州，罗良被诛。前后有福清宣慰使陈瑞孙、崇安令孔楷、建阳人詹翰都因不配合友定被杀。执政者杀杀不绝以立威严，读书人屡屡劝导终不见效，这就是古代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传统。然而，陈友定没有朱元璋高明，在于他开杀的时机不合适，太早了。

搞定方国珍，朱元璋立即将南攻军队兵分三路，攻打陈友定。将军胡廷美、何文辉由江西攻杉关，汤和、廖永忠由明州海道攻福州，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今福建建瓯），同时，遣使者至延平，招谕陈友定。陈友定竟然把朱元璋的使者杀掉，将其血倒进酒瓮，招诸将和宾客共饮，并发毒誓：“吾曹并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清】张廷玉《明史?陈友定传》卷124），磔，凌迟之刑，俗称千刀万剐。接着去大后方福州，环城赶建工事，为长期拒守作准备。可是，不久便得到杉关被胡廷美、何文辉攻陷的消息，紧急分军为二，留一军守福州，亲自帅一军前往延平（今属福建南平），以期成犄角之势。但是，不久福州五虎门即被汤和水军攻破，守将逃跑，参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战死，佥院柏帖木儿杀死妻妾及两个女儿，纵火自焚而死，福州易主。

不久建宁（今福建建瓯）失守，陈友定想坚守延平（今属福建南平），以待变局。将领中有的请求出战，陈友定不许。有的再三请求出战，陈友定起了疑心，杀掉了萧姓院判。临阵杀将，上下相疑，从此逃跑出城投降的军士越来越多。恰好这个时候，兵库发生了一场蹊跷的火灾，顿时火光冲天，火炮爆炸声此起彼伏。朱元璋的围攻部队知道城里发生了变故，便趁乱紧急攻城。陈友定眼看情势危急，对属下说：“大事已去，吾一死报国，诸君努力”，自己则退回衙门，穿戴好衣冠，朝大元朝廷大都方向行跪拜大礼，然后，仰头把一碗毒药喝了下去。朱元璋的攻城部队进来看到陈友定似乎还未断气，便抬着出了水东门，这时正好下起大雨，陈友定苏醒了。陈友定儿子陈海也是一条汉子，见父亲被执，自行前来就缚，要和父亲一起赴死。陈友定被戴上枷锁，送往应天，见到了朱元璋。朱元璋斥责陈友定“害吾参军，杀吾使者”（《明太祖实录》卷29），“友定历声曰：‘国破家亡，死耳，尚何言！’”（【清】张廷玉《明史?陈友定传》卷124）朱元璋当然又一次怒不可遏，命令把陈友定和陈海父子二人一起杀掉弃市。

假使后来统一天下的不是朱元璋而是陈友定，依据其在统治福建时期的残暴推断，百姓生活可能不会比大明洪武时强多少，平民百姓选择的可选项非常少，实际上，可以说平民百姓是没有选择的可能的。仅仅就其个人来说，陈友定至死还保留了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的形象。元末天下大乱，盗贼四起，豪强丛生，只要集合上百十号人马，几十条枪，便占山为王，自称为元帅，所以当时的元帅多如牛毛。这些元帅有的由当地富户控制，主要目的是防贼防盗、保家安民，有的后来做大了或者被朝廷招安，封个小官，然后在任上作威作福，有的投入反元阵营，有的始终就是强盗。唯独陈友定父子始终忠于元朝廷，陈友定一死，福建的大元势力土崩瓦解，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等地望风而降，只有一个例外，即漳州路达鲁花赤（官名，掌监督）迭里弥实，他看到大势已去，穿上官服，向北再拜，用斧头把官印砍成几截，拔出佩刀，自刎而死。当时有“闽有三忠”之说，就是指陈友定、迭里弥实和福州城破时自杀的佥院柏帖木儿（【清】张廷玉《明史?陈友定传》卷124）。

其实，陈友定在应天见到的已经不是吴王朱元璋，而是大明国洪武皇帝朱元璋，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春，朱元璋在丞相李善长帅百官再三劝进的情况下，祀天地，即皇帝位，定国号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延祚二百七十六年的朱家王朝正式启幕。

3.5 降何真
福建既定，洪武元年四月，征南将军廖永忠即准备西征广东，从福州出发前给广东守将何真写信劝降，大军到潮州时，何真派来的投降使者都事刘克佐也到了，带着印章、所部郡县户口兵粮的籍册。廖永忠早就听说了广东的何真为人硬朗，进贡元朝廷连年不绝，没想到如今剑未出鞘，他却已匍匐于阶前，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朱元璋得到消息，也非常高兴，下诏赐书：“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勣之属，拥兵据险，角立群雄间，非真主不屈。此汉、唐名臣，于今未见。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烦一兵，保境来归，虽窦、李奚让焉”（【清】张廷玉《明史?何真传》卷130）。窦融（公元前16年－公元62年），字周公。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军阀、名臣。新莽末年，曾随王匡镇压绿林、赤眉军，拜波水将军。后归于刘玄，被授为张掖属国都尉。刘玄死后，被推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据西北自保。刘秀称帝后，窦融归汉，被加授凉州牧，随军攻灭隗嚣割据势力，封安丰侯。建武十二年（36年）入朝，历任大司空、将作大匠，并代行卫尉事。永平三年（公元60年），得以绘像于南宫云台。永平五年（公元62年），窦融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号为“戴”。窦融在河西五郡时的苦心经营，使河西出现社会稳定、“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盛况（【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窦融传》卷23）。而“窦融归汉”也成为后世常用的弃暗投明的著名典故。李勣（公元594年－公元669年），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唐高祖李渊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早年投身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他随唐太宗李世民征战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大破东突厥、高丽，是唐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他出将入相，功勋卓著，被朝廷倚为干城，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司空、太子太师等职，累封英国公。去世后，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后配享高宗庙庭。李勣还兼通医学，曾参与编纂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唐本草》，并撰写《脉经》，可惜已失传。

被朱元璋比作窦融、李勣，是相当高的评价，而何真确实有窦、李遗风。何真，字邦佐，东莞人，少年时就长得英俊伟岸，又喜好书剑，相传被术士判断有封侯之相。元至正初，做了河源县务副使的小吏，转任即盐场看管，后来弃官。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河源县人王成、陈仲玉为非作乱，可能是占山为王，做些拦路截杀之类的勾当，何真去元帅府告发，但这个元帅收了贿赂，反而要逮捕何真，何真逃到一个叫坭冈（今属广东深圳）的地方，隐居了下来，后来在这个地方招到了一些兵马，便带兵攻打王成、陈仲玉，但没有成功。过了一些时间，何真把占据惠州的黄常赶走，并杀掉了其同伙、惠州人王仲刚，这些得到了元朝廷的肯定，被授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开始守卫惠州。那一年，海盗邵宗愚竟然攻占了广州，何真发兵将其赶走，被元朝廷提拔为广东分省参政，不久又提拔为右丞。后来又打败赣州熊天瑞数万水军的侵犯。何真为人正直宽厚，广东人都把何真当作保护者。当地都流传着何真再次进攻王成、陈仲玉的有趣故事，这次杀掉了陈仲玉，但王成还是固守不降，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何真派人包围了王成，然后用万两白银招募能捉拿王成的人。结果王成真的被人绑着送来了，是谁这么厉害？原来是王成的家奴！何真看到这个架势笑着对王成说：“您可真是养虎为患哪”，把承诺的赏金给了这个厉害的奴仆，又让人准备好汤镬（古代的酷刑用具，用来烹人），架在转轮车上。王成很恐惧，以为要烹自己。何真却大喝一声，叫人把那家奴绑起来放在汤镬车上，催部下将他烹了。又叫几个人敲鼓推车，当众宣布：“有家奴捆绑出卖主人的，以后都比照这种办法处理！”大元式微，天下大乱，有人用秦末汉初时割据广西并称王的尉佗为例劝何真，但何真不听，而是继续效忠元朝廷，不断绕道海上向朝廷送去贡品。（【清】张廷玉《明史?何真传》卷130）

归顺朱元璋后，何真被拔擢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任改任山东行省参政，四年（公元1371年），奉命返回广东，收集旧卒，事竣，仍回到山东。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致仕。洪武十四年，大军征云南，何真又被起用，与子何贵负责后勤供给，开拓道路，设置驿站。大军还师，任山西右布政使。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再次致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何真重新被起用，调任浙江布政使。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任湖广左布政使。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八月，第三次致仕，封东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禄及后世，获予世券，赐钞万贯，赐第京师。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三月，何真去世，终年67岁，明太祖亲为文祭悼，命在朝百官素服三日，以侯礼葬京师城南八里冈，复赠侯爵，谥“忠靖”。然而不幸的是，后来其弟何迪和长子何荣、次子何贵、六子何宏等等子侄受蓝玉案牵连被诛。

起初一定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何真居然投降了朱元璋。其实，当面临忠于元朝还是自立为王，迎敌还是投降，坚持还是变通等等这样的选项时，何真可能总是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的变有时显得很突然，让人反应不过来，但如果说在他的选项里有不变的，那可能就是道义，至少是他自己心目中的道义。何真具有儒将风范，为人硬朗而知变通，厚道而有原则，《明史?何真传》评价其“在官颇著声望，尤喜儒术、读书缀文”。何真属于那种当主子需要时即会被想起，而且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臣子，但不知为什么，何真始终没有进入朱元璋权力架构的核心区域，是不是因为他的降将身份？

3.6 平定广西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张彬率武昌、荊州、潭、岳等卫军，由湖广攻取广西，出发前朱元璋特别面谕众将“务靖乱止暴，使远人畏服”（【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第二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又传谕给取海道进军广东的廖永忠等：“王者之师，顺天应人，以除暴乱。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诸郡望风款附。常遇春克赣州，南安、岭南数郡亦相继来归。此无他，师出以律，人心悦服故也。今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彼闻八闽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慑。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徕之，必有归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后举兵，扼其险要，绝其声援。闻广东要地，惟在广州。广州既下，则循海诸郡可传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徕，留兵镇守。仍与平章杨璟合兵取广西。肃清南服，在此一举。”又派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等帅师会廖永忠征广东，传谕陆仲亨等：“……广东既下，合兵取广西先声既振，势如破竹，但当抚辑生民，毋纵杀掠。”自从先陈后张平定江南以来，朱元璋格局陡然提升，心胸开阔、心情大好，接连晓谕这些武将要做王者之师，震慑以服众，解救困民以求人心悦服，禁纵杀掠以抚民心。回想当年，准备渡江进攻太平时，“或亲征，或遣将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明】刘辰《国初事迹》）稍粮，其实就是抢粮，掳掠攻取的城市，就地解决吃饭问题。如果攻城而对方抗拒，进城后任凭将士检刮，如果投降，则张贴安民告示，文明索取。这听起来也不错，实际上道理类似于，我要占有你，你如果反抗，那我就往死里折磨你，你如果顺从，那我还是占有你。这些明明就是朱元璋亲自发布的命令。那是草莽初创，还不知道能否做大，现在坐镇京师应天的已经是大明洪武皇帝，虽然天下还未大定，但朱元璋可能受宋濂等儒士的影响，意识到非“王者之师”不足以平天下。可惜朱元璋对王道的认识并不是儒家知识分子希望的那样，朱元璋站得更高，不是把王道当作一种理想，而是站在王道之上看王道，只在需要时拿来把玩，或者说他只把王道作为一个小手段、小策略，只在需要时拿来使用。

杨璟等大军到达永州，命令指挥使胡海洋在城西的湘江上搭建浮桥，每天操练士兵，以示久攻必下之决心。不久，守将邓祖胜喝毒药自杀，但参政张子贤独自指挥军士据守。这天有一个百户长夏升缒城投降，告诉杨璟城内食尽力穷的惨状和邓祖胜自杀的情况。得到情报，当天夜里，杨璟等就命令士兵从四个方向全力攻城，胡海洋等首先攻破一个角落，进入城内，张子贤率众巷战，天快亮时胜负也见分晓，参政张子贤、元帅邓思诚被俘。（【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
小小永州城耗费了杨璟不少时日，但进入广西后战事就顺利多了。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五月征南军最高首领廖永忠、参政朱亮祖从广东向西进军，到达广西，梧州、滕州投降，接着容州（今广西北流）、郁林州（今广西玉林）、海北海南道（治所今广东雷州，辖今广东信宜、廉江以南雷州半岛、广西浦北、灵山、防城港以南以东地区及海南省）守将相继派人迎降。

攻打靖江路时碰上了硬钉子。这时周德全、杨璟从东北方向抵达靖江城下，屯于北关，参政张彬屯西关，朱亮祖亦帅师自广东来会，屯于东门象鼻山下。四面八方，明朝军队把靖江城密密地围了起来。而就是面临如此形势，驻靖江的广西行省平章也儿吉尼坚守城池两个多月，最后城中弹尽粮绝，被杨璟等强攻而入，也儿吉尼被执送至京师处死。张彬围城时曾被城上对方军士咒骂，当众愤怒地说，城下之日，一定会把这些人都杀掉。进城后，杨璟下令“杀人者死！”张彬才没敢擅杀。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广西开始独立于湖广行省，设广西行省。九月征南将军廖永忠、副将朱亮祖完成使命，返回京师。至此，南方除了边陲云南以外，全部统一。

3.7 北伐中原
朱元璋和元朝廷曾经有过接触，主要通过察罕帖木儿。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主动写信给当时风头正劲的察罕帖木儿，对方也有回书。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围益都时被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死。朱元璋对起而代之的察罕养子扩廓帖木儿继续使用安抚政策，不断有书信往来。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扩廓派部将李二来范傅友德驻守的徐州，被傅友德打败，李二被生擒。十月，朱元璋决定北伐，朱元璋按照先削枝砍叶、断其手臂，然后再攻其中枢的方针：“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捲而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8）。这是出发前和徐达、常遇春等讨论作战方针时，朱元璋发表的意见，实践证明，这种打法，既打击了敌人有生力量，还起到迷惑对方、隐藏自己真实意图的效果，抽丝剥茧，等到敌人回过神来，已经是兵临城下了。于是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向北进发！

此次北伐的目标即是元朝廷，那将是开天辟地、改朝换代的伟业。朱元璋对众将士千叮咛万嘱咐，晓明此次北伐非同寻常的意义，乾坤转圜在此一举。首先是关于选将的说明：“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祸乱。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徐）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无如副将军（常）遇春”，接着对排兵布阵进行了总体部署：“若遇大敌，遇春领前锋，当与参将冯宗异分左、右翼，各将精锐击之。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略冠诸军，可使独当一面。或有孤城小敌，但遣一将有胆略者，付以总制之权，皆可成功。达则专主中军，策厉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并且强调，大军有临机调处的自由，自己不会干扰：“将在军，君不御者胜”，其实，朱元璋知道徐达对上绝对忠诚、对下严明而宽厚、遇事沉着冷静，才敢把如此重大的战略任务交给徐达。大军出发前，朱元璋带领文武百官亲祭上下神祗于北门之七里山，祝词历数自己渡江以来，平陈友谅、灭张士诚，南方大部已经统一，“中原民人虽未获享治安之乐”，“诸军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广西、福建扰攘未已，民有倒悬之急，予畏天命必当拯救”（《明太祖实录》卷26），急民之倒悬，救民于水火，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高大上，但这只能算陈言滥调，几千年来，中国古代行军攻伐之前祭神祝词都是这个样子。祭祀回来又对众将士说：“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阴骘，默默地使安定，喻不令他人知道的功德事，朱元璋要求徐达行王者之师。如此喋喋不休晓谕众将，既有些不放心，又有和常人一样的兴奋、不安，几乎恨不得要亲征，但朱元璋现在已经是大明洪武皇帝，不能轻言亲征了。祭神后第二天，朱元璋还派太子朱标、次子朱樉往临濠拜谒祖陵，祭祀先人。

    和行军打仗一样，朱元璋的高明处还有一样：宣传。那就是相传为宋濂撰写的告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著名的“告北方人民书”（《明太祖实录》卷26）：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屦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一篇如火炮一般的讨伐檄文，其战斗力不啻十万精兵，传到北方，将元朝廷摇摇欲坠的权力大厦又狠狠地晃了几下，呼啦啦掉下一片屋瓦来。都说出自宋濂手笔的这篇檄文，肯定也凝结了朱元璋本人的心思，此时的朱元璋思维缜密、粗通文采，特别最后一段关于“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样政策性的宣告，非朱元璋本人不能定稿。

檄文通篇贯穿的“天命”：说到宋亡元兴，“此岂人力？实乃天授”，说到当下元室后嗣，“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说到当下，则“天运循环”、“当降生圣人”，说到自己，则“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恭承天命”，似乎宋亡元兴、元亡明兴，都是天意，描述了一个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既是天命，岂是人力可以阻挡？咋咋呼呼。用的方法是抽丝剥茧，把元朝祖孙几代的作为做了一个结论性的分析，既不避讳对大元兴起时天命所归的肯定，也不吝惜对蒙元后嗣之沉荒无道的揭露，说得元顺帝哑口无言。现在元顺帝是人在舟上，舟在江心，讨伐檄文句句直戳心脏，但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檄文也惹得天下英雄颔首沉思，北方各地守将看到这样的文字，哪里还会有战斗力？

按着数说了北方河、洛、关、陕等地，虽然也有不少英雄，却都忘记了自己的华夏儿女的身份，放着自己的祖宗不去孝敬，而去孝敬一个胡虏。有的如扩廓帖木儿，改祖宗之姓氏，就胡虏禽兽之名，还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直接打为民族败类。这些人中间，力量强大一点的就凭险自据，飞扬跋扈，假公济私，遥控朝廷，力量弱小的就“贿诱名爵，志在养力”，前者如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后者如李思齐、张良弼等，两者都有所指，这些都“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真是精准点穴，打击对象一个都不放过。

元朝廷摇摇欲坠，那些假借朝廷之名拥兵自重、忙于混战的各路军事强人当然也靠不住，那就该“我”出场了。我朱元璋本来就是一名普通老百姓，本来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可是天下大乱，众人勉力推举，我才坐在这个位子上。现在南方尽在我掌握之中，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但一想到北方水深火热的“我中原之民”，便觉得非常“疚心”。我北伐之目的只在“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我的军队号令严肃，秋毫无犯，因此，大军到时，平民不必躲避。顺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语言表述也不很严厉，无“杀”、“伐”之词。这个乞丐出身的大明新朝廷皇帝，简直是菩萨下凡，最少也是圣人再世，平民百姓如果还要执迷不悟，圣人来了不赶紧迎接，而是还要追随那些禽兽、巨害，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天命之后便是民族，如果说檄文没有挑起民族仇恨，那至少也是寻求民族认同。这个杀伤力同样非常强大，元末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有三：一是皇室内部、最高统治者集团中间的纷争，二是阶级压迫和反抗的斗争，三是民族矛盾激化。对于普通平民百姓，前两个根源都是模糊的，皇室的事情，只是听说，皇家贵族、官府衙门说话，还是以大元朝廷名义，日子不好过，不少人还是归结于自己命不行，没有生在富豪之家。只有后一个根源，那是实实在在让人感觉到痛苦和羞辱的东西，“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八个字让多少深受其害的正直之士听得热血沸腾。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檄文竟称韩林儿、徐寿辉等为“妖人”，这等于是朱元璋自扇耳光，自己起事以来，多少年都以小明王韩林儿为名义上的朝廷，发令都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开头，白纸黑字，就是前一两年的事，现在说不认账就不认账，而且也和元朝君臣、地方官僚一样，称其为“妖人”。但作为朱元璋，终于可以趁此机会摆脱了反元复宋、红巾军、贼寇等等标签，正式将自己的使命定为负天命、担道义、平天下，救人民于倒悬，拨乱世于水火。

最后一段虽然像是后缀上去的，但不仅和前面的意思自然承接，而且意境陡然升华，让那些黯然神伤的元朝贵族，以及普通蒙古人、色目人眼前一亮，既分化了对方阵营，减少了敌人数量，又让自己的格局上升了一个台阶，朱元璋送了世人一个天下恩主的新形象。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是同时代各方豪杰中最英明的。

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一月徐达的大军从淮安出发，按照朱元璋既定的进军路线向北指向沂州（今山东临沂），先写给守将王宣、王信父子，王宣得书，假装要投降，但实际上王宣父子受恩于元朝廷，心存感激，名为投降，实际上已经秘密派王信去莒州（今山东莒县）、密州（今山东诸城）募兵。不久，王宣竟昏头派人杀朱元璋派去的授信使者徐唐臣，慌乱之中徐唐臣逃走。徐达当天便率大军抵达沂州，并马上攻城。王宣眼看不支，开门迎降，没有等到外出募兵的王信。王宣不自量力，没有了解到徐达这次出兵的任务是北伐，小小沂州，本来不在战略计划之内，错失投降良机，诈降之后，已经大兵压境了再投降，即使这次是真降，徐达也不信了，而且让王宣给儿子王信写信劝之来降，王信不但不投降，而且竟然把徐达派去送信的镇抚孙惟德也杀了，远逃山西。徐达一怒之下把王宣和赶来投降的峄州守将赵蛮子、莒州守将周黼、海州守将马骊及沐阳、日照、赣榆等县守将一并杀掉。

沂州王宣父子解决之后，山东州县望风而降，十二月，东平、东阿降，济南、济宁两个大城池也投降。这时徐达、常遇春接到朱元璋的来信：“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降者甚多，二将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若济宁、东平诸来归将士家属亦发遣来，将厚待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8），从此，徐达所略城池的降官、降将及其家属悉数遣送至京师。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朱元璋派汤和到明州（今属浙江宁波）督造大船，专门用来向北方漕运粮饷，至此，原来送往元朝廷大都的贡粮现在改为源源不断地运往朱元璋北伐前线，运河还是那条运河。前线敌军望风而降，一座城池接一座城池，后方钱粮军饷不绝于道，虽然手段都是巧取豪夺，但南方已大定，不必顾忌太多了。朱元璋的统一大业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不久常遇春克东昌，山东全境全部归入大明朱元璋版图。

徐达按照既定方针，由山东渡河西取河南。相继攻克永城、归德（今河南商丘）、许州（今河南许昌）。师至陈州（今属河南周口）时，遇到了老对手左君弼。这位左君弼在六年前（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朱元璋亲率大军往安丰解救被吕珍围困的小明王韩林儿时，曾经出力帮助吕珍，并把朱元璋大军拖在回程路上的庐州（今安徽合肥），时间达三个月之久。左君弼，庐州（今安徽合肥）人，为早期彭莹玉门徒，入门比赵普胜、李普胜、邹普声等稍晚，所以未以“普”字名，但也是后来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元老级的人物。当年朱元璋计取巢州水师的时候就和左君弼隔空交过手，当时左君弼据庐州，也有意吞并巢州水师，但被朱元璋略施小计抢了先，后来左君弼又意属张士诚和元朝廷，旧恨添新仇。现在仇人再逢，如何处理，朱元璋出手又一次出乎所有人意料，他给左君弼去信一封（《明太祖实录》卷22）：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异国之命与予接壤，若欲兴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乃足下丘陇之乡。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弃前非，仍复待以故。

原来，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四月，朱元璋有些侥幸地处理掉陈友谅后，派徐达回师攻庐州左君弼，看起来有复仇的意味。左君弼听说徐大将军又来了，怕不能敌，便自己逃往安丰，而此时的安丰已被元将竹昌、忻都驻守，所以，左此时逃往安丰，可能即是投降元朝，留下张焕、殷从道等守庐州。庐州真是不好打，又经过三个月围攻，徐达等才得以攻陷。随后朱元璋把左君弼丢在庐州城里的妻儿老小全部接到应天。到现在，朱元璋竟然完全不计前嫌，说话间简直就像地老友相劝，全为之计。左君弼犹豫之间，朱元璋又出妙招，派人将左母送到陈州。母子相见，左君弼当时就哭得涕泪具下，因此和竹昌等率陈州、汴梁军民出城投降。战场之上，策略第一，有时一封书信、一个小动作即可抵千军万马，朱元璋将其运用得出神入化。

收复汴梁这个帝王之地意义重大，黄河以南元军守将真的开始担忧未来了，斗志全无。徐达、常遇春西进的同时，朱元璋还派征南将军邓愈率襄阳、安陆、景陵等地军队向北支援，不久经唐州（今河南唐河）克南阳路而进入河南。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徐达率大军破虎牢关直奔河南行省（治所今河南洛阳），到了塔儿湾，元守将脱目帖木儿率军五万迎战，常遇春如战神附体，竟单骑突入敌阵，对方将士看得有点傻眼，阵前迎出来二十多骑持槊的将领，常遇春一边冲一边射箭，中间一名前锋应声倒地，其他人连忙扶救，常遇春大喝一声，还不进兵，更待何时！徐达剑锋一指，明军受到常遇春感染，打胜仗也成了一种习惯，像饿虎下山一样往前冲，对方阵脚大乱，脱目帖木儿只带了少量散兵逃往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河南行省平。在此前后，嵩州（今河南登封）、钧州（今河南禹州）、汝州、陕县、陕州、裕州（今河南方城），或降或陷，相继收复。

这期间，只有裕州守将郭云最后阶段仍死守孤城，东西南北方向都是大明旗帜，但郭云依然坚守，“累战不克，招之不从”，但最后兵败被执。朱元璋要如何处理郭云？“上嘉其忠义，释而用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8），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曾经极度憎恨对方将士抗拒不降的朱元璋，现在判断标准完全反了过来，认为宁死不降为忠、为上，愚忠也是忠，总比投降好。以前自己是造反的，根基不牢，如果攻哪个城池不下，会很焦躁，进城后必定杀掠以泄恨，相反，如果对方望风而降，那会心情大好，自然手下留情：“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明】刘辰《国初事迹》）。现在天下即将大定，轮到自己端坐大位时，敌人一个个都依势力判断，都是降、降、降，偶尔有一个两个心念旧主、坚守拒敌的，倒非常新奇，渐渐地，朱元璋对投降反感了起来。后来，就有朱元璋认为扩廓帖木儿为在世天下第一奇男子，天下豪杰独独钟情佩服于此人，就是因为他左冲右突，死也不降。朱元璋曾一次又一次写信相劝，派扩廓帖木儿旧部李老保与元朝降将李思齐远赴塞外招降扩廓帖木儿，结果前者被其毒死，后者被礼送出境，快到边境时，被扩廓帖木儿迫其自断手臂，回来不久就因伤势过重而丧命。大概朱元璋后来越来越觉得世人迫于势而附之者多，谕于义而忠之者少。相比来说，广东的何真当年能留王成活命而烹其家奴，以当时一个区区广东分省右丞的官位，能有此思量，这一点朱元璋可能是比不上的。

汴梁是北宋都城，但这个名字是公元1126年金攻陷开封时，才有的名字。汴水，隋开通济渠，中间自今荥阳至开封的一段就是原来的汴水，梁，即大梁，战国时魏（梁）国都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一说魏惠王五年或六年），魏国都城自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此。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始得“汴梁”之名。北宋时，开封人口达150万，不仅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市。北宋以后，开封昔日的繁华就像一个美丽的梦，在每个中国人中口口相传，朱元璋发迹于民间，开封之胜景在其心中有如神话。因此，刚刚听说汴梁城到手，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动身“幸汴梁”，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底出发，五月初就到了。朱元璋此行目的当然不是来参观的，因为有人劝他说皇帝“君天下宜居中土”，开封在地理位置上居于中心，也是曾经的帝都，所以，首要目的是看看这个城市再设国都的可能性。但朱元璋有点失望，如今的汴梁百业凋零，街上一群群面黄肌瘦的行人投过来的都是惊恐不安的眼神，初春的田野里树?新发，但也遮挡不住满天的荒地，那个繁华的世界之都一点影子都没有。更要命的开封这个地方地势开阔，如果要培育做一个商业城市还不错，但难守易攻，从军事的意义上做帝都并不适合。

朱元璋来开封还有第二个目的，那就是召集将领，召开战前最高军事会议。常遇春、冯宗异、徐达相继到达，依新定的君臣之礼拜见了朱元璋，邓愈还在北上的路上，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徐达的意思是元朝廷枝叶已被削砍殆尽，大都声援已绝，此时宜“乘势搏其孤城”。众将中徐达算是小心稳妥的一个，但朱元璋比之尤甚（《明太祖实录》卷32）：

……上据图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禆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达又曰：“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寨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达乃受命而退。
朱元璋表达了自己谨慎小心的意思，兵宜分先后，进军路线由西往东再折向北，粮饷主要由山东供给。正是这次对话，徐达问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朱元璋依“天命”之理给了一个终极答案，元朝廷兵败后估计要北逃，到时追还是不追？朱元璋的回答是：不追。只需把他们赶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固守疆圉，防其侵扰就行了。而正是这次对话，朱元璋确定的对蒙元残余势力的战略，造就了明王朝二百多年始终不绝的北寇之患，甚至后来还酿成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于土木堡兵败被俘的重大事件。

    现在，朱元璋信的是天命。
    重大战略决策已定，众将领命出征，朱元璋也将返回京师，君臣相别于陈桥。这时朱元璋对徐达又有一番教谕，其辞恳切，其意高远，其仁义恩慈之意堪称教科书式的（《明太祖实录》卷32）：
    朕与卿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斗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天监在兹，朕不敢忘。故命尔等帅师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艰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讎，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罚无赦。
    又提到天命。

如果以后行事能如他所说，那朱元璋定能超过汉文帝，直逼传说中的周文王，成为内圣外王的一代仁义之君，不过后来历史给了世人以不同的答案。也许，朱元璋此时立志要行仁政、做仁君，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愿望，也许根本不是这样，这些完全就是策略。打天下时好话说尽，不信也得信，坐天下时坏事做绝，不服也得服；打天下时行仁义之师，何尝不算权宜之计，坐天下时显青面獠牙，未必不是白骨原形。

现在朱元璋几乎每次分析天下大势时都要提到天命，天命，几乎成了他这一时期的理论主轴。什么原因导致朱元璋如此信奉天命？首先，一年多以来，战事的发展简直有如神助，元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望风而降，好像始终没有碰上元军主力，自从灭了张士诚以后就没有好好打过几仗，这不是天命是什么？前方战事推进得如此顺利，当然是因为元朝军队没有战斗力，但元军好像有些太不经打，蒙元当年以武力降服天下，经百年骄养，战斗力自是大不如前，但应该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元朝军队的主力哪里去了？原来他们正忙于内斗，是超大规模的、超长时间的大内斗，元顺帝对太子母子，双方各有各的势力，各有各的代理人。最高权力核心的长年内斗，遭成社会混乱，极大消耗了军队战斗力；其次，夺取天下，需要有这样一套天命理论来欺骗众人，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对方阵营，骗着骗着，连自己都信了。所以，只要有机会，都要拿出来说一番。

    3.8 元朝廷超级大内斗
    元朝廷的内斗是内外两条线的复杂交织和互相影响的。第一条线是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之间的武将战场斗争，是外线，另一条线是朝廷内部元顺帝对太子母子的宫廷争斗，是内线。
    扩廓帖木儿出身官宦家庭，父亲赛因赤达忽为抵御刘福通红巾军，“出己赀具甲械，募丁壮为义兵，立砦艾亭”（《赛因赤达忽墓志》），后来，因为征伐红巾军有功，被升为翰林学士、太尉，阶银青光禄大夫，母亲是察罕帖木儿的姐姐。他受家庭影响，从小有剿灭红巾军，为元朝廷立功的志向。扩廓帖木儿从小体弱多病，受到舅父察罕帖木儿的格外关爱，后来干脆将扩廓帖木儿过继过来，成为其养子，并跟随他南征北战。察罕帖木儿对这个外甥兼养子亲同己出，父子感情非常深。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益都被王士诚刺杀后，扩廓帖木儿穴地强攻进入益都，曾把田丰、王士诚的心脏挖出，祭奠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是忠实的元朝统治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忠实的元朝支持者，孛罗帖木儿。其父亲答失八都鲁，本来在襄阳驻防，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父子被北调到中原同红巾军作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其父答失八都鲁为刘福通所败，忧愤而死，此后他继任统领该部。孛罗帖木儿相继在卫辉、濮州（山东鄄城）等地打败红巾军，此后继续相东南进军，攻占彭城（今江苏徐州）、曹州（今山东菏泽），势力逐渐强大。第二年，孛罗帖木儿任驻大同的大都督。

孛罗帖木儿在大同、大都一带，扩廓帖木儿则平定山东后回到太原驻扎，占据晋冀大部地盘，双方边境线犬齿交错，经常发生冲突，为此朝廷多次下旨调停，双方都不听，依旧冲突不断。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御史大夫老的沙等人获罪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老的沙逃入大同的孛罗帖木儿营中。元顺帝密令孛罗帖木儿保护老的沙，而皇太子屡屡向孛罗帖木儿索要老的沙，均遭拒绝，从此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更加痛恨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孛罗帖木儿派人杀死自己的叔父亦只儿不花，却假装不知情，去吊丧时也不哭，跋扈之形外露。三月，在皇太子一党和朝臣的要求下，顺帝下诏削除孛罗帖木儿官爵，又令扩廓帖木儿北上讨伐。孛罗帖木儿知道这是太子的意思，还没等扩廓帖木儿出兵，就先下手为强，以“清君侧”和为他认为被诬陷的好友秃坚帖木儿申冤之名进兵大都，很快大军兵临大都城下，皇太子逃走。亲太子的丞相搠思监、朴不花二人被顺帝交出，孛罗帖木儿处理掉二人后撤兵，仍回大同驻守。

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回到大都后越想越气，五月，传令扩廓帖木儿讨伐孛罗帖木儿。当时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连年仇杀的两方军队，在朝廷一再派官员劝和之后，各回驻地，已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这时，扩廓帖木儿接到太子命令后，马上发兵，派多路大军往大同而来，又命令部将白锁住率军万人护卫大都，青军杨同佥守居庸关。扩廓帖木儿在太原坐镇指挥。孛罗帖木儿并不恋战大同，而是带兵直趋大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率白锁住所部迎战，太子亲统兵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驻军于昌平阻挡大同来犯。但也速军士无斗志，青军杨同佥寡不敌众，被杀于居庸关，不兰奚战败逃走，太子慌忙逃回大都城内，又连夜率锁住等官僚出奔太原。孛罗帖木儿的大兵到达大都，驻健德门外，要往太原方向追袭太子，老的沙竭力阻止。孛罗帖木儿与那两个是非的由头，秃坚帖木儿与老的沙，三人于宣文阁见到了顺帝，“泣拜诉冤，帝亦为之泣，乃赐宴”。随后，封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御史大夫。部属将士，各有分封。

八月，顺帝下诏加封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权势熏天。没几个月，孛罗帖木儿诛杀顺帝狎臣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等，叫停后宫无关紧要的建设，清洗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又数次派人到太原请太子还朝，太子均不理会。

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逃到太原以后，欲效仿唐肃宗，以太子身份进兵逼顺帝退位，遭扩廓帖木儿反对，因此衔恨在心。扩廓帖木儿兵分三路，驻扎于大都城外，和孛罗帖木儿的军队呈对峙状态。之前，由于扩廓帖木儿轻敌，没有阻止孛罗帖木儿破居庸关、一路杀进大都，现在他因为投鼠忌器，只能围而不打，静待其变。孛罗帖木儿迁怒于皇后，将其迁出宫去，令其在外幽居三个多月，期间还传出他和皇后偷行苟且的艳闻。太子则在太原调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等省的兵力，积蓄力量以反攻大都。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三月，扩廓帖木儿实施进攻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派兵抵御，结果也速反水，偷袭暂驻通州的姚伯颜不花成功，姚伯颜不花被杀。孛罗帖木儿郁郁不乐，每天和老的沙饮宴，而且性情大变，“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不测，人皆畏忌”，人心尽失。于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七月，顺帝感到机会来了，在宫内派人用计将其刺杀，除一心头大患。几年后，宋濂奉旨撰修《元史》，将孛罗帖木儿列为逆臣。顺帝将其头颅装进匣子里送到太原，同时诛杀了老的沙等孛罗帖木儿同党。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自太原返大都，随后被顺帝封为太傅、左丞相。（【明】宋濂《元史》卷207）

扩廓帖木儿除掉“奸臣”孛罗帖木儿，护送太子返回大都，功劳都是第一，但他在朝廷履职丞相却有点水土不服，不知道是这里的文武官员欺生还是自己过于敏感，反正，扩廓帖木儿自从第一天坐到这个位子上，就没有一天感觉是自在的。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闰十月，才当了两个月丞相的扩廓帖木儿向顺帝提出辞职，要外出治兵，南平江淮，顺帝可能也不大喜欢这个整天只说些带兵打仗的事情、有些不懂宫廷规矩的人统领百官，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下诏封他为河南王，让其总天下之兵，代太子出征。离开大都时，军队、依仗及武器辎重绵延数十里，巍然壮观。这一年，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正在部署进军东吴张士诚。

扩廓帖木儿先到河南驻扎，下令调集关中四将军联合南下。关中四将，即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李思齐，罗山（今属河南信阳）人，当年和察罕帖木儿一起举兵，年龄相仿。收到扩廓帖木儿的令状，大怒：“乳臭小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汝父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而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公然称总兵调我耶！”（【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1）命令部队一兵一卒都不得出动。张思道等其他几个也都不服扩廓帖木儿的调动。扩廓叹息道：“我是奉皇帝之诏总天下之兵，现在各地将领都不受节制，这还讨什么贼！”于是派其弟脱因帖木儿带领一部分军士屯于济南，防范南方朱元璋等北上，自己带领大军西进入函谷关，要教训一下这几个不听节制的将军。李、张等四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会盟于长安，决心力拒扩廓帖木儿。没想到这一去竟是经年累月，你来我往，打了几百仗还是没有胜负。顺帝这下急了，让你扩廓带兵南下平江淮的，怎么此去经年，专门打自己人，还没完了。顺帝派使者到扩廓军中，谕令罢兵，扩廓帖木儿还是想攘外必先安内，因此派骁将直奔河中（今山西永济），欲出其不意，直捣凤翔，颠覆李思齐老巢。这时，意外发生了，因为貊高所将兵士多孛罗帖木儿旧部，军队行至卫辉时，发生了了哗变，哗变士兵胁迫貊高叛扩廓帖木儿，转而袭击卫辉、彰德（今河南安阳）据守，并写信上奏朝廷列数扩廓帖木儿的罪状。

现在，扩廓帖木儿失去了几乎所有人的支持。顺帝不喜欢他不懂规矩；太子因为他关键时刻不配合自己仿效唐肃宗逼父皇退位，早就衔恨在心；朝臣们更是吵吵嚷嚷，说你扩廓领命是要南平江、淮，但却莫名其妙西攻关中，而且一打就是一年，皇帝多次派人传旨，就是不听，“跋扈有状”；底下将领抗命的抗命，反叛的反叛，真是时势易变、雄风难再。这时，貊高的弹劾奏书到了，顺帝趁机削扩廓太傅、中书左丞相之职，保留河南王的封号，但令其就食邑汝南，分其军队于诸将。封貊高为知枢密院事兼平章，总河北之军，赐其军号“忠义功臣”。设立最高军事机构抚军院，由太子掌管，总制天下兵马，专门防备扩廓帖木儿。

扩廓帖木儿退往泽州（今山西晋城），其部将关保离他而去。元朝廷知道扩廓帖木儿势单力孤，于是下诏命令李思齐等出函谷关，往东和貊高合兵，一起进攻扩廓，令叛扩廓帖木儿的关保戍守太原。这一套组合拳是欲置扩廓于死地。扩廓帖木儿想想自己起事以来，一心忠于朝廷，关中四将不听军令在先，我扩廓领军问罪在后，后院不平，如何能对外取胜？还有貊高、关保等见风使舵之小人，竟然为朝廷所褒奖，难道这就是忠心耿耿的下场？想想未来，南方明朝朱元璋越发强大，但自己就是看不上这个乞丐出身的新晋皇帝，再怎么说也不能不忠于元朝廷，但自己现在已经被元朝廷所抛弃，这和丧家之犬有什么区别？扩廓异常悲愤，随后干脆引兵回攻太原，把朝廷所置官员全部杀掉，真是英雄气短。顺帝下诏削除扩廓仅剩的河南王封号，并令四方军队进攻太原，也不管什么江淮、什么大明了。

    正是这个时候，传来了坏消息。山东、河南已经相继易手，大梁刚刚被徐达收复，其余州府皆望风降遁，明朝军队正在往西洛阳方向行进，南方邓愈也正由襄阳到南阳，进入河南，向洛阳及关中方向而来，要和徐达会合。元顺帝、太子等看看地图，发现大元帝国已经有一半的土地落入他人之手，长江以南已无立足之地，战场马上就要逼进到眼前。城池失守、官员或降或逃、求救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往大都。坐阵大都的元朝君臣无比震惊，顺帝下诏，将眼前这种灾难的局面归罪于太子，罢黜刚刚设立的抚军院，恢复扩廓帖木儿所有官职，恢复名誉，仍令其统领所部军马，停止内斗，和关中保存的一些军事实力，全力向南，对付明朝。可是，一切都太晚了！诏书刚刚到达太原、关中，徐达的大军就逼近大都了，后来的事情就是，顺帝带领后宫嫔妃，令太子带上太庙列室神主，准备北向逃难。临行前，才罢内府兴造，诏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元史顺帝本纪》记载：
    ……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卒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
    元顺帝不管有多么愤懑、不舍，还是在一片惊慌之中离开了这个繁华的京师大都。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闰七月，连夜出城，出居庸关，逃往上都（今内蒙古多伦），此后再也没有回来。此后经朱元璋几次清沙漠，元朝君臣一路逃窜，一直逃到大漠深处，恢复其先人逐水而居、逐草而牧的北漠游牧生活。元顺帝结束了元王朝自世祖忽必烈定国开始共九十八年的粗鲁而愚蠢的统治，元朝灭亡。此后逃亡中的元朝廷被称为北元。

北元朝君臣弃都北逃，晋、陕、甘等地元朝守城旧将一边观望，一边作着自己的准备。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汤和奉命进入山西，可是遭到驻守韩店（今属山西长治）的扩廓军队的猛烈反击，被打得大败。逃亡中的顺帝视扩廓帖木儿为救命稻草，命令他出兵恢复大都。扩廓帖木儿出雁门关，准备经居庸关回击大都，徐达、常遇春并不急于增援大都，而是直接进攻其老巢太原。扩廓帖木儿还救太原，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在这个关键时刻，部将豁鼻马被策反。于是明朝军队和豁鼻马里应外合，趁夜劫营，扩廓帖木儿拼死捡得一条性命，仓促间仅以十八骑北逃，明军占领山西。随后，陕甘等地都投降，元朝旧臣都归于明朝，只有扩廓帖木儿收拾旧部，拥兵塞上。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命徐达率师攻打定西，此时扩廓帖木儿正在围攻兰州，定西空虚，因此紧急还救。在定西西北的沈儿峪双方遭遇，扩廓帖木儿大败，仅带领妻子数人北逃渡黄河，一直到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拉和林）。这年，元顺帝死，太子嗣立，仍然重用扩廓帖木儿。次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攻取扩廓帖木儿。没想到明朝这次被扩廓帖木儿打得大败，折兵数万人。这时朱元璋才想起刘基曾经提醒过他千万不要轻视扩廓，朱元璋对晋王朱纲交代：“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清】张廷玉《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卷124）。后来，扩廓帖木儿收复雁门关并派精兵严守，自此，明朝军队很少出塞作战。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其妻毛氏也自尽。朱元璋对于扩廓帖木儿是既恨又敬，又有一丝爱惜，以至后来的朱元璋对扩廓有第一“奇男子”之评价。当皇帝之后的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忠”的难得，而扩廓帖木儿对于元朝之愚忠，堪称当世第一人。当年扩廓初掌兵权，朱元璋曾七次去信通好，送马匹丝绢，即使使者被扣，也不恼火。后来，扩廓孤军出塞，家属被俘，朱元璋又派人送信劝谕弃暗投明，甚至娶他妹子作二子秦王妃。扩廓均不为所动，后来又有朱元璋派已经降明的李思齐远赴塞上劝降扩廓，扩廓派人送李思齐返回至边境时，要李留下一物，将其一条臂膀割下，真不是常人能做出来的。

3.9 平定西南
明玉珍，随州人。身长八尺多，眼睛为双瞳仁。徐寿辉起兵时，明玉珍与家乡父老聚集了一千余人，盘踞在青山。徐寿辉称帝后，派人招降明玉珍，说：“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清】张廷玉《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卷124），明玉珍便率领众人投降。当时元朝右丞完者都在重庆招募士兵，义兵元帅杨汉应招募来到完者都军中，想借机杀掉完者都而吞并他的军队，但没有成功。杨汉逃跑时遇上明玉珍，进言说：“重庆无重兵，完者都与右丞哈麻秃不相能，若回船出不意袭之，可取而有也。”明玉珍犹豫不决。部将戴寿说，机不可失。可以把船只分成两部分，一半储运粮食回沔阳，一半利用杨汉的士兵攻打重庆，若不成功就掠取财物回去。明玉珍听从他的计策，袭击重庆，打跑了完者都，抓住了哈麻秃献给徐寿辉。徐寿辉任命明玉珍为陇蜀行省右丞。?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弑杀徐寿辉自立，明玉珍说：“我和陈友谅都是徐氏的臣子，陈友谅却如此背叛他。”命令重兵把守瞿塘峡，断绝与陈友谅来往。在城南角修建徐寿辉庙，每年祭祀。后明玉珍便自立为陇蜀王。明玉珍进攻重庆，经过泸州时，部将刘泽明向他推荐了弃官在家闲居的沪州人进士刘桢。与刘桢交谈之后，明玉珍十分高兴，当日就将刘桢迎接到船中，礼数十分周到。

次年，刘桢向明玉珍进言：“西蜀地势优越，大王如果占据了它，休养伤残将士，起用贤人统率军队，便可以建立不世功业。而如果不在此时称帝来维系人心，一旦将士思念乡土，军队就会像瓦一样破碎，像星星一样离散，到那时大王靠什么去建立国家呢？”明玉珍觉得他说的有理，便与部众商议，于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春在重庆即皇帝位，国号夏，建元天统。仿效周制，设立六卿。将蜀地分为八路，更改府州县的官名。明玉珍素无远谋，然而性情节俭，十分好学，礼贤下士。即位之后，设立国子监，教育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造社稷宗庙，寻求雅乐，开设进士科举，确定以十取一的赋税制度，还算比较低，蜀人因此都安居乐业。

此后明玉珍谋攻云南，但被云南梁王抵抗，没有取得什么战果。第二年，太祖派都事给明玉珍送信说：“足下处西蜀，予处江左，盖与汉季孙、刘相类。近者王保保以铁骑劲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谋臣如攸、彧，猛将如辽、邰，予两人能高枕无忧乎？予与足下实唇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鉴”，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朱元璋自比三国时东吴，将明玉珍比作刘备，将扩廓帖木儿比作曹操，乍看真的有点相像，其实朱元璋的野心决不是当年东吴孙氏可比，明玉珍也并没有刘备匡扶汉室的使命感，扩廓帖木儿的威望与实力也不及当年曹丞相，一切都不像，但这碗迷魂汤味道还不错，明玉珍也乐得和朱元璋修好，因为明玉珍的目标其实也是反抗蒙元，重建华夏，所以定国号为夏。从此以后，明玉珍和朱元璋双方信使往来不绝。?

可惜的是，称帝五年后，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明玉珍病亡，死时年仅三十六岁。明玉珍重病，将戴寿等召来说道：“西蜀地势险固，你们若能同心协力，辅佐我儿，则可以自守。不然的话，将来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年，刚刚十岁的明玉珍儿子明升即位，尊生母彭氏为皇太后，听政于朝。明玉珍一死，朝中子弱母暗，文臣武将互相倾轧，国运日下。先是万胜暗杀张文炳，张文炳好友、明玉珍养子明昭报太后彭氏矫召缢杀万胜。而万胜在明玉珍时功勋第一，他被缢杀在夏这个小国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武将吴友仁以清君侧为名反，朝廷命戴寿征讨，吴友仁给戴寿写信说：“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戴寿奏报朝廷，明升母子果然又把明昭杀掉了。吴友全果如其言，入朝谢罪。于是大权都到了吴友仁手里，而吴友仁行事专横恣肆，国家一步步陷于不振。明玉珍病亡三年后，右丞相刘桢也去世了。

洪武元年，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军由东路瞿塘关入川，傅友德率步骑由秦、陇南下夹攻。傅友德军连下阶州（今属甘肃陇南）、文州（今甘肃文县）、隆州（今四川阆中）、绵州（今四川绵阳），廖永忠克夔州，明升双手反绑，与其母彭氏及官属降于军门，明玉珍创立的夏国传两代而亡。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升连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被朱元璋送往属国高丽居住，两家子孙竟在那里得以繁衍。
至此，除了西南一隅的云南，中国华夏大地已尽数归于明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征云南，大败北元残兵，元梁王自杀，云南平。

    4 洪武时代：文人
    4.1 《大学衍义》与天命观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浓重的帝王之学的色彩，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孔子、孟子，墨家的墨子，由儒而法的荀子，他们的学说从根本上实际都是帝王之学，通过阐述为王为霸的道理进而兼济天下。到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商鞅及李斯等人，则完全致力于帮助帝王富国强兵、打败敌国，不仅创立了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围绕应该如何做皇帝，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以及如何驾驭臣民，等等，历代典籍中有丰富的现成教材。

朱元璋起事时是半文盲，但他极其勤奋，硬是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完成了从半文盲到粗通文墨的转变，可以说，他上的是速成班。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刚刚渡江、27岁的朱元璋首次问计陶安。朱元璋和陶安交谈之后非常激动，当即在其住处赐写门帖“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隐忍而“不杀”，重视“人心”，以至“顺天应人”，做一股和那些急于称王称霸、追求子女玉帛的军阀不一样的清流，这些在天下一统之前，朱元璋基本做到了。后来朱元璋亲征婺州后，访得一批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作老师，得到了一人专享的顶级优质教育。朱元璋的思想和中国古代帝王思想的流传演进的结果基本一致，即儒法相融，以儒行法，或者儒表法里。

    《国初礼贤录》记录了宋濂给朱元璋讲解《春秋左氏传》的情形，宋濂讲课完毕一边站起身，一边对朱元璋说：
    《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是如何反应的，不见下文，可能朱元璋对宋老先生对《春秋》的评价结语一时反应不过来，正若有所思，也可能另有想法，反正，反应并不热烈。但当朱元璋接触到另一本帝王之学的书《大学衍义》时，却是另外一番情形：
    上御端门，论及黄石公《三略》，且口释之。濂进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陛下留意讲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上问：“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睇观之。
    由于洪武建国初期的西南、西北还未平定，已经是洪武皇帝的朱元璋可能还没有从征伐中回过神来，所以，对宋濂这个老学究的推荐有所保留，《尚书》虽好，但那是天下太平时的治世之道，现在朝廷刚刚建立，北元势力还没有完全肃清，还是黄石公的《三略》适用。二典、三谟，是《尚书》中的篇章，即《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可是，当看到宋濂推荐的《大学衍义》时，非常喜欢，不仅当场即爱不释手，而且要求左右用大号字抄写在院庭墙壁上，随时观看学习。关于看什么书，朱元璋非常明确，即帝王之学，治理国家之学，或者就是治人御下之学。朱元璋对这几种书的喜欢程度：《春秋》不置臧否，《尚书》不如《三略》，《三略》不如《大学衍义》。

宋濂这次荐书的过程有点像公孙鞅（商鞅）说秦孝公的情形。公孙鞅首次见秦孝公，说以“帝道”，但“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公孙鞅评价“其志不开悟”，第二次公孙鞅见孝公说以“王道”，孝公态度就稍好一点，第三次，公孙鞅见孝公说以“霸道”，“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而不厌”，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第三次的对话太投入了，不知不觉，膝盖要压到对方的坐席上去了（【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从取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帝道（皇道），到实行仁义的王道，再到富国强兵的霸道，品味逐次降低，终于在最低处和孝公的思想对上了号。宋濂进《尚书》，说古代帝王治国大经大法都在这书里了，朱元璋说，我并不是不知道二典、三谟为治世之道，但现在战事未平，《三略》才是与当下用兵攻取更适宜的。朱元璋说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尚书》，然而，“诘屈聱牙”（【唐】韩愈《进学解》）的《尚书》如何能适合他的口味？实际上，《尚书》虽然由于成书于远古而难于解读（其中大部分篇章写于先秦时代，到韩愈时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但文笔质朴优美，简洁典要，并且由于记叙了从尧到秦许多事情，为后人了解上古时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材料。比如《尚书?顾命》写康王即位时仪式陈列时的详尽细致，《尚书?金滕》写周公之志，哀婉动人，《尚书?盘庚》的语言感情充沛，说服力强，等等。《文心雕龙?原道》说其“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所以历来为人所推重，《尚书》载言记事，经常被后来诸子散文所引用，不仅奠定了诸子散文的文风，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源泉。宋濂这个老学究如果是拿这样的书来试探朱元璋，那还不要紧，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地向其推荐，那是他把朱元璋当成了同道文人，而朱元璋既不是文人，也不和宋濂“同道”。朱元璋回以“朕非不知”，明确地说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喜欢。现在的我们无法猜测宋濂心里是什么滋味。

实际上，一般人感觉《尚书》“诘屈聱牙”，所以读不下去，但现在有宋濂这样的当代顶级儒学大师送上门来要教，学生却看不上！没办法，只能怪《尚书》这样的经典不适合朱元璋的口味。在一定意义上说，《尚书》是可以培养人的气质的，而朱元璋登基时已经年逾四十，气质已经定型，现在他需要的是一本更加速成的帝王之学的教材，以解决治理天下时的一些实际问题。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帝王之学”的书籍？有，那就是宋濂又推荐的这本《大学衍义》，结果显示，这本书太适合朱元璋的口味了。

《大学衍义》作者真德秀（公元1178年—1235年），字景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南宋理学家，曾受教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他在政治上受到权臣史弥远的压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很不得意。曾任校书郎、秘书郎、著作佐郎、翰林侍读、参知政事等闲散文职。真德秀一生游走于政治和学术之间，其思想基本继承了朱熹对《大学》这部儒家主要经典的理解，并在《大学衍义》中有所发挥。《大学衍义》大旨在于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抑权幸，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人君如何做好一个帝王，其功能是为帝王提供治国方略，是名副其实的帝王之学。全书共43卷，书成于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呈进于作者逝世前一年（端平元年，公元1234)。当时宋理宗非常喜欢这本书，说此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实际上，宋理宗“浮慕道学之名，而内实多欲。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写此书，其实主要是规劝之意。德秀借《大学衍义》，倡明君主为治之道，以暗切于时弊。《大学衍义》也为后世帝王所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而朱元璋更是将此书大字书写并张贴于宫廷内院墙，以供观瞻研读。此后的明清诸帝几乎都将此书归为必读之列。

顾名思义，“大学衍义”即衍《大学》之义。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开创了一种文体，即“衍义”体。这种所谓衍义体文章书籍通过衍义经典，借助于经典的权威，说自己想说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后来文人模仿这种文体写作的书籍有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夏良胜的《中庸衍义》、清代张能麟等的《孝经衍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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