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第3页]

万年历购物网址日历小说 | 三峰软件天天财富小游戏视频推荐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首页日历2024 日历2025 日历2026 日历知识 | 每日头条视频推荐数码知识两性话题情感天地心理咨询旅游天地 | 明星娱乐电视剧职场天地体育娱乐

日历软件煮酒论史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春秋战国三国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哲学厚黑学心理学 | 文库大全文库分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仙家六爻佛门风水钓鱼双色球戒色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足球 nba 象棋体操

首页 -> 煮酒论史 -> 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 -> 正文阅读

[煮酒论史]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第3页]

作者:ty_仁者无忧196

首页上一页[2] 本页[3] 下一页[4] 尾页[5]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部著作以极其简略的语言概括了儒家理论体系，篇中提到的儒学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步骤（八目）皆为后人所熟知，其中八目的说法脍炙人口，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根本，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四目是修身的目的。《大学》制定了政治统治的原则，主要内容是，要遵循“絜矩之道”，即以推己度人为标尺的人际关系处理法则，指内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要尊重老人，抚恤儿童；要能爱人，能恶人，好恶要与民同，为民之父母；剥削要有一定限度，不与民争利，等等。《大学衍义》在对《大学》进行衍义时注意了详略的分配，主要涉及八目中前四目，及修身部分，而对治国、平天下略过不谈，对三纲的释演也很简略。其实，真德秀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修身是帝王的必修课，修身做得好，治国、平天下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层意思，不知道朱元璋想到了没有。

《大学衍义》以《大学》中的六条目为总的框架，以《大学》这样的经典为名，抒发自己的思想。总体来说，《大学衍义》写了这样几项内容：第一项，帝王为学修身史。《大学衍义》讲述了史上二十三们帝王是如何学习的。《大学衍义》以“正心修身”为标准，将本朝以前的君主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是符合圣主标准的君王，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第二等接近第一等，近乎符合标准，如商高宗、周成王；第三等仍不失为贤君，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第四等为不明圣学根本，虽有天资，不能追圣王之盛，如汉光武帝、汉明帝，唐代三宗（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而第五等，有的以技艺文辞为学，完全背离“正心修身”的帝王为学根本，更有甚者成为亡国之君。

第二项，诸子思想概要。《大学衍义》以正反两方面阐释了思想的正统和异端。所谓“吾道源流之正”,以儒学为正宗，以诸子百家其他学问乃至玄学、佛学等学术思想为异端。《大学衍义》卷十一、卷十二“吾道源流之正”章讲了尧舜传“中”和“汤执中”，《洪范》“皇极”，《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与“忠恕之道”，《中庸》“中”、“诚”、“性”，《孟子》“仁义”，等等。《大学衍义》和其他儒学典籍一样，以尧、舜、禹、汤等上古圣王为最高标准，为人君者最高规范，以《洪范》《论语》《中庸》《孟子》等经典文献为儒家道统的载体，是帝王学习的基本篇目。为人君者思想需要端端正正，否则会失之毫厘，缪以千里。《大学衍义》对异端思想进行逐一批驳。首先是杨朱的“为我”和墨翟的“兼爱”思想，其次是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代表的法家宣扬的“刑名之学”杀人无算、刻薄寡恩，三是纵横家造成的国家倾乱、人民流离，四是老聃之学误人家国，五是神仙之说、谶纬之说和佛教之说等欺世盗名。

第三项，奸佞之臣防范要略。《大学衍义》用了极大篇幅列举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奸佞之臣。《大学衍义》用了十卷的篇幅讲述辨别人才，其中忠良之臣和才干之臣两卷，而奸佞之臣用八卷。各种各样的奸雄、奸臣、乱臣、馋臣、佞臣、聚敛之臣，数量达六七十人之多，蔚然壮观。作为一个已经是，并将继续养成的雄猜之主，一个将自己这份家业视若生命的创业之主，朱元璋看到这些不知道会不会惊出一身冷汗。实际上，《大学衍义》的重点和写作意义在于“修身”，而朱元璋的关注点是不是在于修身，现代的我们无从知晓，如果允许猜，那么，朱元璋的关注点很可能并非修身，而是如何辨别臣下的忠奸。因为朱元璋是一个对他的这份家业非常珍惜，对他的这份作帝王的事业非常认真，对臣下的掌控欲非常强烈的帝王，并且，国家新创，事情千头万绪，甚至北元势力还未扫清，云南梁王还未归服，天下正是用人之际，学一学如何辨别忠奸，不是更有意义且更紧迫的事情吗？

以上是《大学衍义》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全书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为纲领，按序递进展开。如果说这部书有一条明线即《大学》的三纲八目，那么可以说，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朱熹的“天命”观，在书中时隐时现，好像幽灵一样。朱熹的天命观来自孔子，孔子告诫君子要“畏天命”，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的“天”、“天命”指的是自然的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他自己基本是避免直接说这个话题的，所以要“畏”；到了孟子，“天命”被赋予了伦理意义和道德色彩，并把“天命”降到人间，关于人事也可以称为天命，《孟子?万章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想到要做这样的事而做到了，这是天意；没有想到要达到的目的而达到了，这就是命。连孔子、伊尹、周公这样至圣先贤都“不有天下”，也是命。董仲舒首次将“天”人格化，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强调的是天子受天之命而统治人民，天对于匹夫之人，特别是对于天子的监视、惩治机制。董仲舒的这套理论失效之后，朱熹提出天命即天理，即万物之理，强调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但是，朱熹的天命理论更加政治化，直接强调“天命，如君之命令”，转了一圈，只为“君权神授”找到了落脚的根基。真德秀的思想脱胎于朱熹，他对“天”的理解不会离朱熹太远。《大学衍义》约46万字，其中“天”字出现1726处，去除“天地”之“天”128处、“天子”之“天”216处、“天下”之“天”642处，大概取单字“天”之本意的有740处，另外还有“天命”一词出现68处。可以说《大学衍义》不仅为人君提供了一套养成教材和行事规范，而且也为其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提供了某种法理上的支撑。

怪不得朱元璋喜欢《大学衍义》到了如此痴迷的程度。《大学衍义》自成书后，即受到后世皇族子弟的重视。但其作为帝王之学被推崇到如此高度，朱元璋是第一人，因为宋理宗之后，南宋王朝加速覆灭之势已不可阻挡，治理天下不成章法，连皇宫内的贵胄子弟可能也是想仔细阅读一本书而不得了，而元朝皇帝，虽然因为统治汉人的需要而比较重视学习汉语，但毕竟文化根基有些差异，作为一种语言工具，学习的结果尚且有如跛脚鸭，要想领悟中原汉文化的思想精髓，就更加不得要领了。

同一种理论，甚至同一个老师，可以培养出来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学生，比如孟子和荀子，同受孔子之学浸染，但学术气质截然不同，何况理论本身就是斑驳杂陈。对于《大学衍义》这样一本帝王之学的巨著，当然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学衍义》对理想人君的养成之路是很明晰的，那就是“修身”，以及其前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对一个普通帝王能否经“培养”成为一个理想帝王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孟子早就给出了答案，“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衍义》再次指出“人性之善”是人之“天性”。这些孟子当时对人性之善的呼唤、对人君之为善的规劝被后世的帝王之学传承，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性善论思想让中国传统社会君主集权制度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人性之善的理论对朱元璋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翻翻《明太祖实录》，其中关于蠲免各地税赋钱粮的诏令随处可见，而且言必称“吾民”，但如果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开国之君仅凭“人性之善”而不是佂战杀伐就可以登得大位，那一定是错的，君不见，哪个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说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打江山时“善”多一点，那是因为形势所迫，否则不足以集天下之英才，所以必须要把“善”拿来秀一下博些眼球，赚点口碑，而当天下一统、“江山永固”之时，再也不必遮遮掩掩。你们都说秦始皇最恶，可秦始皇坑儒才杀几人？我觉得比我朱元璋差得太远，恶就恶了，怕什么呢？

所以，总体来说，《大学衍义》对朱元璋“修身”方面的教育和影响，不是完全成功的。然而，朱元璋如此喜欢这本书，如果不是因为书中对帝王“修身”的谆谆教诲，那又是什么？可能除了这本书体系比较完备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时事所需。新朝甫建，君主急需一些治国理政的成套方案和这样的书籍，最好是一本而能集大成者，《大学衍义》正好是这样一本集大成的书；第二，可操作性强。《大学衍义》中关于辨别臣下忠奸的大篇幅叙述，相信每一句都会惹得朱元璋有所思考，“齐家”一目之下设置的“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和“教戚属”四个子目，每一条都能和朱元璋后来实行的内廷外戚制度对得上号。《大学衍义》真是这样一本上午得到，下午就可以拿来一用的“红宝书”；第三，可能是最重要、对朱元璋思想影响最大，但却是隐秘而深藏不露的，是贯穿全书的“天命”思想。正是这种我受命于天，不得不君临天下的思想，才能让朱元璋不时对北逃元主流露出的一丝愧疚、开国之君常有的“始而惭焉”（【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惭愧之情得到一些安慰和心理调适。估计朱元璋读完《大学衍义》之后，一种心安理得的自我心理暗示油然而生，晚上睡觉一定更稳了。从根本上说，专制君主的存在是反人性的，所以他只能从神秘的“天”寻找理由，连袁世凯的登基诏书都称“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朱元璋登基前后，突然增加的“天”“天命”使用频率，不能不让人和他喜欢的《大学衍义》产生联想。

洪武二十六年五月，经历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四大案、把文臣武将杀了一遍的朱元璋，回想起三十年来人事兴衰，王朝更替，全部归之天命（《御制逆臣录序》）：
……孰不知君奉天命则昌，臣奉君命则胜，若违君命，逆天心，安有不灭亡者乎？呜呼！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继而英俊来从，乃东渡大江，固守江东五郡，日积月增，至于数十万，修城池，缮甲兵，保全生齿，以待真人。此朕之本意也。奈何皇天眷命，兵威所加，无坚不摧，疆宇日广，为众所推，元归深塞，遂有天下。

4.2 文臣的命运
朱元璋投军时还是个文盲，随着见识的增长，不断有当世名士的名字灌入耳中，后来还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些名士，他们渊博的学识、儒雅的神态、不卑不亢的气质、富于远见而又鞭辟入里的人事分析，等等，让朱元璋非常钦佩，而他又是个不服输的人，在十几年军旅生涯中，朱元璋识字习文，到登基前后，已经粗通文墨，不仅偶尔吟诗作赋，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且还能和以前自己仰慕的所谓名士当面讨论，不仅如此，自信逐渐升级的他感觉这些名士也不过就那两下子，对他们的态度由仰慕慢慢地变成了鄙视，终于可以摆脱对这些文人的仰慕了，这是后来的事情。

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基本都是通过惨烈的杀伐实现的，在创建一个新朝代的过程中，武人的功劳一般比较明显，等到天下大定，才轮到文人正式上场，因此有“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说法。朱元璋后来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淮右布衣”，就是说自己原来本是个粗人，只是天命所在，现在不得不君临天下，本来是要表达谦虚，但效果简直是骄傲。布衣就是粗人、武人，当然不是文人，因此，可以说朱元璋和武将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可是，不管是攻城略地时的战略战术，还是守城、治民，都需要文臣参与，朱元璋渡江后遇到的第一个名士陶安，就让他大开眼界，《国初礼贤录》称陶安为“可相者”，说他有相才。后来又有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都是有学识、有远见的著名文人。朱元璋能把这样的当时顶级名士收归帐下，凭的就是对待文臣的谦恭态度，一直到洪武前期还是这样。

    3.2.1 宋濂
    首先是“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清】张廷玉《明史?宋濂传》）、被朱元璋指定为帝师的宋濂，“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当时学者都称其为太史公，无人直呼其名，“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而宋濂虽然身在朝堂，身不由己，但他淡泊名利，堪称高风亮节（《国初礼贤录》）：
    上欲俾宋濂参大政，濂曰：‘臣少无他长，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吾陛下之恩大矣。臣诚不愿居职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见，必命茶赐坐。每旦令侍膳，询访旧章，讲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曰久，若郊杜、宗庙、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庆、礼乐、律历、衣冠之制，四夷朝贡、赏赉之仪及勋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论次纪述，咸可传于后也。

    在洪武朝，可以说有如宋濂之志者，无宋濂之才，有宋濂之才者，无宋濂之忠，有宋濂之才之忠者，又未得和朱元璋心心相印（《国初礼贤录》）：
    上尝与宋濂饮。濂素不胜杯酌，举觞即辞，上强之至三觞，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欢笑，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赐，仍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且曰：‘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
    甘露降，上召濂，赐坐，躬执金枸，炼汤于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赐濂，曰：“此和气所凝，能愈疾延年，故与卿共之耳。”皆异恩也。
    能喝到朱元璋亲手制作金枸甘露汤的可能没有第二个臣子，如果君臣关系能一直保持这样，那该多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宋濂老了，病了，回到家乡闲居（《国初礼贤录》）：
    宋濂以疾告，诏还家爕治，有白金文绮之赐。濂奉书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读书，毋怠惰，毋骄纵，修德进业，以副天下之望”。上览书甚喜，召皇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严相训，是为不佞也。以圣人之文法变俗言教之，是为疏通也。所守者忠贞，所用者节俭，是为得体也。昔闻古人，今则亲见之。”复以文绮侑书。

    据《明太祖实录》卷15，宋濂告病还家的事在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三月，这年宋濂55岁，朱元璋37岁。朱元璋已灭陈友谅，正准备攻取东吴的张士诚。十二年之后（《国初礼贤录》）：
    上尝廷誉濂曰：“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九年，而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者矣。”濂至家，始复入朝，上伫想已久，延问者数矣。及见，大喜，加劳再三，日侍上游观，侍食于便殿，日晏始退。留朝七旬，以岁暮辞还。上复遣中贵人赐上尊。既行数曰，上问濂子璲曰：“尔父道中无恙否？”璲以安对。上复谓璲曰：“朕畴昔之夜，梦见尔父笑谈如曩时。尔父虽去，其容仪俨然在朕目中也。”璲叩头谢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诸梦寐。”
    畴昔之夜，前些天晚上。“状貌丰伟，美须髯”（【清】张廷玉《明史?宋濂传》）的宋濂进入了朱元璋的梦乡，而且谈笑和以前一样。天不假年，宋濂也老了，朱元璋对宋濂的评价没有用宏大叙事和夸张词语，而只说了些寻常的话，但真的让人动容。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是，宋濂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朱元璋手中，并且朱元璋也只再赐给他四年阳寿。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不幸发生了。宋濂的长孙宋慎被胡惟庸党案牵连。杀红了眼的朱元璋要将宋濂及其仲子宋璲、长孙宋慎，祖孙三人一起杀掉。皇后谏道：“田家请一先生，尚有终始，不忘待师之礼。宋濂亲教太子、诸王，岂可无师生之义？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可赦其死。”（【明】刘辰《国初事迹》）此时宋濂已经致仕闲居在金华老家三年。杀宋濂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受其孙宋慎的株连。所有能看到的正史、野史，均未见有宋濂其它罪证的记载。真是“其亡也忽焉”，哪怕德高望重如宋濂，在朱元璋的手掌之下，也不免于此。皇后谏，太子谏，好说歹说，才免其死罪，发茂州安置。茂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宋濂此时已经是八十岁的衰翁，日常起居尚且困难，而今要从金华长途跋涉前往当时的蛮荒边塞，朱元璋的目的还是要其死不要其活，只不过不那么直接罢了。

    宋濂羞愤不过，在半途自尽而死。《东朝记》记载：
    宋学士景濂（按：宋濂字景濂）教太子之功居多，因孙祚得罪，连坐应死。高后遣奏，请免其死，上未允。太子泣谏，亦未蒙恩。太子计穷，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闻上，乃释公，窜之松潘。
    窜，放逐；松潘，即茂州地方。《明史》记载朱标和宋濂：“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谈迁评价朱标为“孝友仁慈，出自至性”（《国榷》卷18），或许还可以加一条：行仁义不避刚烈。学生朱标，为救无辜落难恩师，不惜太子尊身，赴汤蹈火；先生宋濂，身陷惊天冤屈，不乞求苟活于世。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天底下如果真的有师恩如父，天底下如果真的有至纯至情的师生恩情，那么，宋濂朱标应该就是，可能古时孔子和子贡也不过如此。可惜的是，十二年后，太子朱标也因病去世，时年37（周）岁，好好的人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或许宋濂在西迁路上听说了太子朱标为自己泣谏，又竟至自投金水河死谏，心里该有多么感动！或许感觉到朱元璋已经不可理喻，或许感觉到这个正在滑向深渊的天下已具不可阻挡之势，宋濂放弃了自己向朱元璋求情的努力，未见其辩白，而是竟自快速冲向自己的终点。

《剪胜野闻》载，宋濂于洪武十年告老还乡后，每年朱元璋生日都会上表称贺，但十三年这年朱元璋意外没等到宋濂的贺表，就问在朝任官的次子宋璲、孙宋慎，回答说宋濂身体已衰，生命在旦夕之间，望陛下治其罪。朱元璋不置可否，却悄悄派人打探，没想到报来的消息说宋濂身体无恙，朱元璋大怒，下诏逮宋璲、宋慎下狱，要诛杀宋濂，查抄其家。太子朱标泣泪为之求情，朱元璋说：“候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恐惧而愤懑，但毫无办法，出门竟投金水河，准备自尽，幸亏随从相救才得免不死。朱元璋又喜又气：“痴儿子，我杀人，何预汝耶？”然后遍查当时随从，凡未及脱衣便入水相救者升三级，解衣后再入水者杀头，说：“太子溺，候汝等解衣而救之乎？”经过这一气折腾，朱元璋总算让了半步，赦免了宋濂死罪，召其来京师入宫欲当面问罪。这一天和皇后吃饭，皇后备了一桌素斋，朱元璋不解，皇后说：“妾闻宋先生坐罪，薄为作福祐之。”朱元璋怒气未消，筷子一扔，起身就走。后来，宋濂从老家到了京师，朱元璋也不让相见，流放于茂州，行至半途，宋濂自尽。随后，宋璲、宋慎被杀。

3.2.2 刘基
民间有句谚语：“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天下刘伯温”，说的是刘基有诸葛亮之才，甚至功劳比诸葛亮还大。事实上，刘基真的就是诸葛亮式的人物。第一，仪表风骨像。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赴东吴借兵时，“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如果不是个人魅力在起作用，可能就不会有孙权阵营的理解和出兵相助，更不会有赤壁火烧连营以及三分天下之势。《明史?刘基传》：“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将刘基和诸葛亮作比，并不是后人为之，“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赵天泽是元末名士，点评灿若群星的江南人物时，首推刘基，当时刘基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诸葛孔明式人物。

    第二，学识品节像。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相传，诸葛亮所作《梁父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说的是齐相晏婴二桃杀三士的事情。荡阴里，齐都城外一地；当时，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情同手足，事齐景公，以勇力闻名于世，是晏婴计除的对象，地纪，可理解为地基。诸葛亮的偶像是晏婴、管仲和乐毅等，学的是伐谋交兵，目的是匡扶明主、治国安邦。而刘基，据《国初事迹》：“天文、地理、阴阳、卜筮、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猎”，《明史?刘基传》：“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象纬，象数谶纬，象数谓龟筮之类，谶纬谓谶录图纬、占验术数。刘基从朱元璋后的作为表明，他并不是靠象纬之学诓骗世人的术士，只是在博通经史的基础上，增添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比一般儒士多了一种学问。也可以说，人间的学问在学力超强的刘基心中均已穷透，不得已又学了些象纬之学，因此得以窥得一丝天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诚意伯文集》卷169：
    ……基遭逢兴运，参预帷幄，秘计深谋，多所裨赞。世遂谬谓为前知，凡谶纬术数之说，一切附会於基，神怪谬妄，无所不至。方技家递相荧惑，百无一真。惟此一集，尚真出基手。其诗沈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祎之亚。《杨守陈序》谓“子房之策不见词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可谓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学问智略如耶律楚材、刘秉忠，而文章则非二人所及也。

    心中有大智慧，笔下有妙文章。关于学问，刘基的博览群书、不求甚解（“于书无不窥”）和诸葛亮也很相像：“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关于品节，《三国志?诸葛亮传》：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这种高风亮节，放到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超越。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十岁的刘基告老还乡，“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清】张廷玉《明史?刘基传》），其中自有急流勇退的智慧，但视高官厚禄为身外之物却神似于诸葛亮。

第三，天下情势像。刘备初识诸葛亮时，正值新败于曹操、投奔刘表之时，“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刘备此时兵少地窄，在这些豪杰之中，基本处于可被忽略的地位。然而《隆中对》一出，天下虽大，却只在诸葛亮指掌之中。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后，闻名一方的刘基正因弃官而赋闲在家，朱元璋使人带着钱币厚礼请刘基出山，但刘基未回应，后经总制孙炎再三写信，“固邀之”，刘基才答应见面。在刘基接触的当时豪杰中，朱元璋与其说是最好的，不如说是最不坏的一个，再说刘基当时已经四十七岁，人生大好年华已经逝去大半，因此决定留了下来。刘基“陈《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这《时务十八策》，就是元末明初版的《隆中对》。

第四，受人主信任像。刘备首次见诸葛亮，谈话就需要“屏人”，就是把旁人支开，估计是把关、张二兄弟也支开了，因此有后来两兄弟“不悦”，刘备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之后刘备对这位军师言听计从。刘备临终时，这样安排托孤大事（《三国志?诸葛亮传》）：
章武三年春，先主（按：指刘备）於永安病笃，召亮於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可以说，这是传统社会君臣之间温馨美好关系的极致，甚至已经超越了君臣关系，刘基不是诸葛亮，朱元璋更不是刘备，但刘基所受专宠，也是朱元璋登基前后这段时间所不多见的（【清】张廷玉《明史?刘基传》）：
    ……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
    朱元璋开始几年称呼刘基为“国师”或“老先生”，直呼其名那是后来的事情。《国初礼贤录》记载了一件事：洪武元年春正月，朱元璋在奉天殿召刘基、章溢及群臣议事，说起刘、章二人的功劳，越说越高兴，正好章溢要奏定处州七县的税粮，说比宋朝时每亩增加五合（五合为半升），朱元璋特命让青田县税粮亩只收五合，其余县准奏，因为青田县是刘基老家，“使刘伯温乡里子孙世世为美谈也”。这个故事不一定可靠，但也符合当时情势。

朱元璋渡江占据应天后，被夹在西面陈友谅和东面张士诚两强之间，面临着孰先孰后的选择，实际是进攻战略上先陈还是先张的问题。犹豫之间，陈友谅先发制人，并有意联合张士诚消灭朱元璋，形势一度非常危急。这时有人建议投降，有人说退钟山而据，也有人要决一死战，打败了再逃也不迟。刘基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是不说话。朱元璋把刘基唤回内室，刘基奋然作色说，先把那几个说要投降和要退据钟山的人斩首，才能谈得上破贼。真是个可爱的直性子，要知道，此时刘基不仅是新面孔，还是个外来户。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赴汴梁视察，太子朱标留守，丞相李善长和任御史中丞的刘基等辅佐。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被弹劾，罪当死。丞相李善长为其求情，但刘基不听，驰奏朱元璋请斩，朱元璋回答说可以，刘基得报，立马将其斩首。因为这件事，刘基让李善长非常恼火。刘基是绝世聪明之人，但这种直率的性格让共事的那些官员受不了，不少人在朱元璋面前说刘基的坏话，加上祈雨不应和妻子新丧，刘基暂时失宠于朱元璋，告归家乡，但不久就又被召回京师并继续获得信任。回来后，刘基心直口快的性格一点都没改变。

李善长是朱元璋在濠州时即来投奔的顶级元老，是大明建国第一功臣，开国后首任丞相，在前期朱元璋对其信任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但有几次朱元璋对李善长做的事不太满意，而欲撤换时，要和刘基商量，而不是别人。《国初礼贤录》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因事责备了李善长，凌悦也来弹劾他，刘基说，李善长是旧勋，而且能调和诸将的矛盾，意思是不能因为小错而不计大局，轻率将其撤掉，朱元璋说，李善长几次说你坏话加害于你，而你还为他说好话，以你之忠，堪当此任。刘基赶紧叩头说，譬如欲给大厦更换支柱，必须用大木才行，如果用小木束在一起当大木用，那么大厦可能不保，“以天下之广，宜求大才胜彼者。如臣驽钝，尤不可尔”，朱元璋也没有强求。

又一次，朱元璋想让杨宪作丞相，与刘基商量，朱元璋知道刘基与杨宪关系一向很好，而刘基却说不行，朱元璋觉得奇怪，刘基说，杨宪有丞相的才华，但没有丞相的器量，作为宰相，应该持心如水，以道义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不给自我得失、好恶留位置，这些杨宪都做不到。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狭隘而短浅，看看这个人就知道了，朱元璋又问，胡惟庸怎么样？刘基说，让胡惟庸当宰相，就跟让一只连老虎都不怕的初生牛犊拉车，非把车辕折断、把犁磕毁不可。朱元璋说，我的这些丞相，没有能比得上先生您的，刘基说，我这个人不是没有自知之明，但我疾恶太深，又不奈繁剧，做丞相怕辜负大恩，天下之大，有的是人才，请皇上悉心以求，但目前您说的这几位，我还没见有可以的。

有意思的是，前面这几位后来一个接一个都做了丞相。
而就是这次推心置腹的对话，刘基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胡惟庸竟然知道了刘基阻止自己为相的事情，从此对刘基百般陷害，刘基最终死于胡惟庸之手。其实，朱元璋提出来这样的问题，作为刘基很难回答，如果以赤诚之心如实回答，一旦被朱元璋出卖，那后果就是得罪一大批人，在中国历代险恶的高层政治环境中，无异于自杀；相反，如果面对朱元璋的提问躲躲闪闪、避而不答，又肯定过不了雄猜之主这一关。可悲的是，刘基以自己亲身经历为前者做了一个注脚。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而李善长“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第二年刘基被赐归老于乡，这年他六十岁整。为什么刘基爵位这么低、俸禄这么少，据说是因为他加入朱元璋之前有过为官元朝的经历，朱元璋认为他对故主不忠，属于贰臣；第二个原因是朱元璋重武轻文，集中表现于分封功臣之时，李善长以文臣身份功居第一，算是特例；第三个原因是，刘基是浙西青田人，不属于淮西集团。刘基不知道是急流勇退，还是心灰意冷，反正，朱元璋大封功臣第二年，他就告老还乡，过起了隐居生活。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就能让还不算太老的刘基退休，依朱元璋的性格，确实有几份微妙。反正，号称能掐会算的刘基，并没有料到他的前路充满了荆棘。

回到青田老家的刘基过着和普通老百一样的生活，每天喝酒下棋，从来不和他人透露半句自己在朝堂时的传奇经历，地方官员拜访一律不见。据说有一天晚上刘基正在洗脚，来了一个村夫打扮的人想求见一面，刘基让他儿子带了进来，没想到来人是装扮成村夫的青田县令，只见刘基大惊失色，口喊青天大老爷，脚也不洗了，倒头便拜。

可是，刘基“嫉恶太甚”的性格却没有变。瓯括（今属浙江瑞安）之间有一块名叫谈洋的空地，处浙江和福建交界，是盐盗聚集的地方，当年方国珍就是从这里起事，刘基想请设巡检司守卫，以驱奸民。正好那年发生了茗洋叛军造反的事情，而地方官吏匿而不报，刘基让长子刘琏上奏这两件事，没有通过中书省，而是直接奏到朱元璋那里，胡惟庸对刘基的忌恨又多一码。这一回，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终于拿住了刘基把柄，他支使其他人向朱元璋报告，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相中了那块地想作其墓地，所以才上奏请立巡检司以驱逐当地平民，朱元璋虽然没有马上怪罪刘基，“然颇为所动”（【清】张廷玉《明史?刘基传》），不久后，还是剥夺了刘基俸禄。刘基非常害怕，从老家赶赴朝廷亲自向朱元璋说明情况，估计朱元璋的猜疑和愤怒没有完全消除，所以，刘基不敢再离开京师回乡了。在朱元璋眼皮底下，以戴罪之身苟且活了几年，身体越发不行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三月，刘基病重，朱元璋亲自写文章表彰其功德，送派人护送其回乡，一个月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关于刘基之死，《明史?胡惟庸传》：

    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
    用含糊之辞说下药之事为受朱元璋指派。黄纪善《诚意伯刘公行状》解释得更加清楚：
    先是，杨宪败后汪广洋为丞相，未几而泛广东，乃相惟庸，公乃大戚，尝谓人曰：“使吾言不验，苍生之福也，言而验者其如苍生何！”遂忧愤而旧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制为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家一月而薨。
    产生于明朝的任何文字材料，断然不会有任何一篇文章敢明说太祖朱元璋授意毒死刘基。朱元璋明知胡惟庸衔恨于刘基，仍派他携医带药“看望”，被迫服毒后刘基把情况紧急向朱元璋汇报，一向明察秋毫的朱元璋竟然“未之省”，而刘基之所以“旧疾愈增”，一定和胡惟庸得相位有关，朱元璋不可能没有这个联想。并且，按照刘基最后几年的处境，可以看出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尴尬地位，说胡惟庸在朱元璋授意下毒死刘基，属于合理怀疑。洪武七年，蓝玉、李文忠大败北元，天下大定，朱元璋一天都离不开刘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像刘基这样过于明白的人活在世上，反而像背上的一根刺，真让人不舒服。三易其稿的《明太祖实录》好像也并不避讳朱元璋知晓刘基被毒死的事实：
    ……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遂贬居海南……
    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却偏偏要问这个局外之人的汪广洋，并责之“欺罔”“坐视废兴”，这种我为刀俎，你为鱼肉，不把鱼肉烤到外焦里嫩，绝不张口的手段，真是令人称奇！

如果说，刘基以诸葛亮第二出场，那么可以说结果却是天地之别。刘基有诸葛亮之才，却没有诸葛亮让其主始终信任依赖之情势，有诸葛亮之忠心，却没有诸葛亮所遇之明主。朱元璋曾经手书问刘基天象和天下大局，刘基逐条回答，其大意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广韵》：“宽，爱也。裕也。缓也”，在我国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宽这个字常被用来表达一种治国理念，其反义是严苛、逼仄、刚猛、威迫、盛气凌人，等等。刘基死前一个月，曾对其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清】张廷玉《明史?刘基传》），此种理念和后来朱元璋逐次升级的那一套治国理念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这种情势，刘基会有好下场吗？

    胸中存丘壑、掌中有天下，智慧如诸葛孔明、刘基等，甚至上古的姜太公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拉一帮人出来，自己作主，将来按自己的理念创立一个王朝，非要苦苦地等一个明主出来，自己俯身相佐？他们是在等那个“真命天子”吗？中国文化的这种传统，后来就铸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基因，历代文人不但不愿摆脱，而且要自觉遵守。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总有一层帝王之学的色彩，实践中，政治就是杀伐统御，无政治不肮脏，即使是最崇高的政治理想，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手腕，这就不是“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张宏杰《倒退的帝国》）的正人君子可以做的。刘基之后，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在强权面前节节败退，地位越来越低，为工具，为奴才，为鱼肉，二十岁的清朝诗人黄景仁无奈地喊出（《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知识份子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社会精英只能像“春鸟秋虫”一样啾啾自鸣，那么，所有人就只能和专制帝王一起，互相催眠，一起滑向深渊。

    @西风教主 2022-02-13 11:31:57
    帮老哥顶一下
    -----------------------------
    感谢关注！

3.2.3 李善长
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带着徐达、汤和几个铁杆好友，离开了是非丛生的小城濠州，第一次准备单干，南略定远。在准备进攻滁州的路上，遇到了年届四十的定远人李善长。除了徐达、汤和这几位发小，李善长是朱元璋创建帝业过程中第一个助手，和李善长的第一次谈话，朱元璋“大悦”，估计年长朱元璋十四岁、读过书的李善长的不少见解让朱元璋非常佩服。此后的三十七年里，李善长几乎始终未离开朱元璋的权力核心，朱元璋对其言听计从，李善长参与或亲自制定了明帝国建立和治理的大部分重大决策，两人在建国前与建国后大部分时间里形影相随，在情感上，可以说也非同寻常地深厚，直至洪武二十三年诛杀。

    首次策问，李善长就提到离濠州不远的汉高祖刘邦（【清】张廷玉《明史?李善长传》）：
    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这一次对话对朱元璋影响非常大，原来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子也敢窥视天下，曾经为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即是榜样，从此，朱元璋脱离了仅满足于割据一方、暂时称王称霸，或者像时下无数豪杰那样，满足于子女玉帛，而是要像刘邦，开创一番帝业，志在天下。李善长的聪明在于戳中要害，并提供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榜样。不过，朱元璋显然没有把“不嗜杀人”这一项当回事。从此，李善长“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但李善长决不是只会做后勤保障，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带领士兵攻打鸡笼山寨，只给留守和州的李善长留了少量人马，没想到元朝将领探知朱元璋带兵离开，乘和州城空虚来袭，李善长设伏把元兵打退，有惊无险，小试牛刀。此后，“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可以说，李善长在朱元璋军中已经在行“宰相”之职，尽管那时朱元璋还只有两三万人马，两三座城池。

后来，“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建国前夕，朱元璋为吴王，李善长“拜右相国。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建国后，“定天下岳渎神祗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授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真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洪武时期的人臣，已经到了极限。

事情的转折发生于洪武九年李善长子李祺娶了朱元璋长女临安公主之后，李祺“拜驸马都尉。初定婚礼，公主修妇道甚肃。光宠赫奕，时人艳之”。但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的奏疏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说李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对来自皇帝朱元璋的信任、宠幸亲昵而不庄重，放纵而不拘束，陛下病了快十天了，也不问问。其实，这算什么罪过？完全是用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待朱元璋和李善长的关系，如果搜肠刮肚也只找出来“狎宠自恣”和不过问皇帝病情为其罪过，那么说他们两人是因忌恨而挑拨也不为过。皇帝朱元璋病了十几天不能上朝而李善长竟然置若罔闻，这在理论上和情理上都说不去过，或许，李善长和几乎所有的人谈到了皇帝的病情，但不小心正好没有和汪、陈二人说起。皇帝一病，每个人都死死盯着其他人，看他是不是关心了皇帝病情，同时，自己遇到每个人都要首先表达一下对皇帝病情的关心。陈宁，就是在苏州时征收赋税非常苛刻，经常用烙铁烧人，当时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被称为“陈烙铁”的那位。

也许汪、陈二人的弹劾触动了朱元璋的某根神经，也许他早就对李善长有了不满，“太祖所任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获罪，善长事寄如故。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只怪李善长没有及时调整，适应朱元璋的帝王之尊，还用以前军旅时期的说话语气、行事风格，甚至眼神，面对这个皇帝陛下，总之，朱元璋这次是真的对李善长不满了，“削岁禄千八百石”，不久，又命与曹国公李文忠一起统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监督圜丘之工程，实际上，李善长开始被边缘化了。

胡惟庸原来只是宁国知县，因为李善长推荐，被提升为太常少卿，后升任左丞相，两人因此互相往来。而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又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胡惟庸“谋逆”案，受牵连而被处死者达数万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为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下诏免死，将他们安置在崇明，但李善长没有表示感谢，朱元璋因而怀恨在心。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由其外甥丁斌犯事开始，到其弟李存义父子被鞫，可怕的阴火一点一点延烧到了李善长的身边。终于，“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说李善长明知道胡惟庸“谋逆”之事，但没有告发，狐疑观望，心怀两端，甚至颇为心动于胡惟庸“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的说辞而乐见其成，再加上星变，占卜的结果是“当移大臣”。李善长在劫难逃，同年，已经七十六岁（虚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

    从监察御史劾奏，到李善长三族被诛，就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一个月内的事（《明太祖实录》卷202），史书竟未记载李善长有一句辩解之辞。反而是在第二年，有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言（【清】张廷玉《明史?李善长传》）：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打天下，建国后被封第一勋臣，生前封公，死后封王，儿娶公主，亲戚拜官，作为人臣的名份已经到了极点。如若他想自图不轨，尚且未能定论；而今说他想帮助胡惟庸谋反，则是极为荒谬的事。人们疼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定胜于疼爱兄弟之子，已经安享万全之富贵的人，怎么会轻易将其抛弃，而去想那侥幸才可能获得的万一之富贵呢？李善长与胡惟庸，也只是侄儿女亲家，论感情，怎能比得上和自己亲生儿子、儿媳以及陛下您一样的亲近？假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是位列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纳王妃而已，难道还会胜于今日吗？而且李善长难道不明白天下是不能侥幸取得的吗？元朝末年，欲取天下者无数，却都莫不为此粉身碎骨，覆宗绝祀，能保全自己脑袋的有几个人呢？这些李善长自己也亲眼所见，为什么还要在衰倦之年去重蹈覆辙呢？如果说李善长心怀两端，甚至也有谋逆的想法，必然有深仇大恨促使着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也许父子之间可能会相互扶持以求逃脱灾祸，而现在李善长之子李祺与陛下有骨肉之亲，没有丝毫芥蒂，他何苦突然这么去做呢？如果说天象告变，大臣受灾，杀了他以应天象，则陛下更加不能这样做。臣惟恐天下百姓听说之后，会说即使像李善长这样，为了您的帝业，出生入死，功高盖世，尚且获得如此下场，国家四方会因此而分崩瓦解！现在李善长已死，再说无益，但愿陛下将此作为将来的教训。

    《明史》特点之一即“行文简洁”，《李善长传》全篇仅2433字（包括标点，下同），而虞部郎中王国用的这封奏折即占去365字，仍是史家之“春秋笔法”，用意却非常明显。如若不是王国用舍身为已经做鬼的李善长辩解，如若不是《李善长传》的撰写者有这份历史责任感，后人一定要被《实录》中李善长种种“罪状”和李善长最终“自杀”、“自经”的说法带偏，可能又要引出不少口水仗来。现在看，至少在李善长之死一事上，朱元璋显示的是一个刻薄寡恩的暴君形象。最终，李善长，连同那个曾经被朱元璋称呼了多少年的“嫂子”、李善长之妻，及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被诛。李善长案被后人称为“明代最大的政治冤案”（梁希哲、宋鸥《评李善长之死》，《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
    虞部郎中王国用的行为，可谓勇敢、道义，其奏语，可谓精道，甚至不留情面，朱元璋看到这样的奏章，反应如何？《李善长传》：

    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3.2.4 文臣命运的五阶段
朱元璋对文臣的态度极其复杂和矛盾，建国前的征战岁月，离不开文人们在攻城略地中出谋划策，在地方治理中安抚人心的帮助，但又怀疑他们的忠心，总认为他们可能随时变成敌人，帮助敌方；既钦佩于像刘基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一切尽在胸中的文人，又忌恨他们洞察秋毫，对他们能轻易猜透自己的小心思非常反感；既期待文人知无不言，对那些说话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人很不满，又讨厌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如果有人不识时务抚其逆鳞，朱元璋会毫不迟疑，让他毙命当场。

    关于文臣和武臣的关系，朱元璋对其榜样汉高祖刘邦有自己的认识（《明太祖实录》卷27）：
    上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踪指示比文臣，譬谕虽切而语则偏重，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斵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黝垩，指涂以黑色和白色。二者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刘邦将文臣武将都视为依靠对象，突出人的属性，尤其说文人是发号施令者，武将在得令后东征西伐，孰轻孰重意味明显，而朱元璋的认识更加功利，将文臣武将地位统统降低，突出的是其工具性，虽然说“文武相资，庶无偏陂”，但构筑大厦时“剪伐斵削”的作用肯定高于“藻绘粉饰”。朱元璋对待文人的态度始终坚持两条原则，其一，尚武轻文，文人作用止于工具，需要时可取而用之，不需要时即可弃而离之。朱元璋建国前后喝了不少墨水，恶补了文史知识，对文人的态度也慢慢发生变化，先是敬重，而后迅速转变为轻视、蔑视，甚至厌恶，但始终自觉地和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开国年号定作“洪武”，虽然表达当时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这一朝注定要继续用兵，但一定也有朱元璋内心崇武尚战的意思。宋濂和刘基在朱家帝业创建过程中立了大功，所以受朱元璋的尊崇也不一般，其他人便没有这样的待遇，但即使他们两人，前期受恩宠和后期遭际也有如霄壤。三年（公元1370年）分封公、侯、伯三等爵位三十六人，其中只有李善长、汪广洋和刘基三人为文臣，其他为清一色的武将，而后两位还是末等的伯爵。朱元璋自己就说：“思昔创业之初，天下扰乱，群雄并起，当时有心于建功立业者，往往无法以驭下，故皆无成。朕本无意天下，今日成此大业，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明太祖实录》卷58），将大功归于天地神明之眷佑和诸将的披坚执锐。这种尚武轻文的思想影响所及明朝前期，直至永乐时期，明朝廷用人还是如此，朱棣将英国公张辅的从兄张信由侍郎改任锦衣卫指挥同知，一方面，锦衣卫只向皇帝本人负责，是皇帝的心腹，如此改任以示更加亲近，另一方面，即“时去开国未远，武阶重故也”（【清】张廷玉《明史?张玉传》卷145），正统以前，出兵交战还都是武臣用帅，文臣参赞。

其二，文人作为工具只能为我朱元璋一人所用，如有僭越，定会遭到强力制裁。即使在建国前，兵荒马乱的用人之际，也是这样。朱元璋不许将官私自结交文人，不许文人私自在将官帐下做事。当听说外甥李文忠在金华招募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和王祎等儒士帮助做事，非常愤怒，把这五人押解到京，许元、王祎两人收归己用，其他三人被诛杀（【明】刘辰《国初事迹》）。不用说，杀的是屠性、孙履、王天锡，表达的却是对李文忠的不满。后来，李文忠最终也因为和儒生的关系过于亲密，礼贤下士，被怀疑有政治野心而被毒死（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洪武时代，文人的命运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刚起事时，朱元璋兵弱将寡，急需招才纳贤、壮大实力，需要一批有文化有见识的文人在战略上指点迷津，新占领的城池，也需要有名望的人出面安抚治理，因而在此阶段，朱元璋对文人非常尊重。所以，在决战陈友谅、平定张士诚之前，朱元璋府上就已经集中了当时最富盛名的文人名士，可能也并不是朱元璋有多英明宽厚，朱元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不可能隐藏得不留一丝痕迹，不被那些以察人识相为必修课的博学文人所识破，投靠朱元璋并不是因为他是最好的选择，只是比残忍毒辣的陈友谅、反复无常而又胸无大志的张士诚之流强一些罢了，对他们来说，朱元璋只是相对不坏的选择。当时，建礼贤馆的实力军阀也不止朱元璋一人，“士诚居吴，颇好士，元臣郭良弼、董绶皆为之用”“张士德入吴，网罗一时名士，延至幕下，仕伪吴为学士”（【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即使陈友谅、陈友定等粗鄙之人也不敢明显轻视文人，文人行情看涨，朱元璋当然不敢含糊，又是建礼贤馆，又是亲自远道迎送，其实不少是故作姿态，故意为之。然而，文人在朱元璋眼里毕竟就是一个工具，所以想得其礼遇的前提是不能“毁谤”，否则，朱元璋可以凭他人的一面之辞将其诛杀（【明】刘辰《国初事迹》）：
胡大海克兰溪，获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书，留在帐下。太祖亲征婺州，过兰溪，大海以月庭见。太祖得其天文书甚喜，问月庭原师何人？月庭曰：“龙游米得明。”得明精于天文。太祖克婺州，立观星楼于省东，夜与月庭登楼，仰观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长发娶妻，待之甚厚，跟随太祖回京。后得处州刘基、江西铁冠，亦能天文，月庭与之议论不合，尝有犯上之言，太祖不加罪，发和州住坐。参军郭景祥奏月庭毁谤，太祖差校尉杖杀之。

    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十一月（《明太祖实录》卷8）：
    江阴守将枢密院判官吴良被召至建康，入见，上劳之曰：“吴院判保障一方，使吾无东顾忧，其功大矣！”命儒臣宋濂等为诗以美之。
    这年朱元璋32岁，吴良37岁，宋濂50岁。此时朱元璋对宋濂这样的耆儒虽然尊重，但始终将其视为工具一类，所以，宋濂也最终避免不了落得弄臣角色。

文人的命运如果说在这一阶段如果说还算可以的话，那么，接下来就越发不如了。第二阶段，朱元璋对文人渐渐轻视起来，言语也不再谦卑。抛去文采藻饰不说，原来常用汉字也就那么多，历史人物也就那么几个，历史事件也就那么几桩，我朱元璋稍稍用了几年功夫，现在已都了然于胸，何况你宋濂等人的见解也不见得都高明。在和这些耆宿大儒的接触中，朱元璋渐渐摸住了他们的弱点，那就是纠缠于道义而不敢行动，宁做君子，不做小人，背负过多的道德负债而失之犹豫，学识越多顾忌越多，反而越不利于决断，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成大事者，还是需要像自己这样的当世豪杰，敢打敢杀，策略永远优于道义，比如对待俘虏，该优待就优待，该杀戮就戮，前者为人心，后者为时势，不必有道义的负罪感，如果说有标准，那就是一切为保存实力，取得专制皇权。对待兵士俘虏是这样，对待文人也是这样，这些人在朱元璋眼里只不过工具而已。天下未定之时，朱元璋特别忌讳攻城将领私交文人，不容许文人在其将官左右议论古今，但当天下一统、风平浪静之时，朱元璋却鼓励功臣武将们接受文人协助，主要是规范行为、约束礼仪及灌输忠君思想等。命史官在武将“操练之暇”，为其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明太祖实录》卷249）。朱元璋御制或者诏令编撰的《大诰武臣》《资世通训》《臣戒录》《武臣监戒》《武臣敕谕》《武臣训诫录》《古今武臣善恶事》，以及“取五经四书敬天、忠君、孝亲而成”的《精诚录》，等等，也需要有文人讲解。如果说功臣武将是朱元璋取得天下的工具，那么文人只能充作工具之次等，或可谓工具之工具，用与不用自在朱元璋一念之间，一切皆在掌控时，不妨一用。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六月，在任命宋濂为翰林学士承旨的诰命中，朱元璋说：（《明太祖文集》卷3）：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赏有功，世之文武莫不云从。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从久矣，特授卿翰林学士承旨，尔宜懋哉。
    轻视之意，溢于言表。文武云从之说明显夸张，即使网罗天下英才是事实，这也因为此时已是洪武九年了（《明太祖实录》卷106）群雄只剩下朱元璋一雄，天下英才从无可从，别无选择，只能在大明朝廷体制内做事。“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却是点到宋濂这些文人的死穴，接着还是不屑：“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执行力太差，最后考虑到“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相从久矣”，才勉强授为“翰林学士承旨”，并告谕他应勉力为之。宋濂还是那个宋濂，但朱元璋的态度却前恭而后倨，其实，宋濂在朱元璋心里地位前后是一样的，一部活字典而已，遇到问题需要事实判断时，请你帮忙，需要价值判断时，请你走开，随着朱元璋地位的变化，学识的增长，宋濂这样的人存在与否，越来越无关紧要了。所以，宋濂最后获罪仅仅因为受其孙牵连，无论皇后、太子如何劝慰，朱元璋就是不愿开恩赦免。可以说，这才是朱元璋对宋濂的真实态度，区区一介书生，何必太过当真。朱元璋不可能不对太子朱标进行“文人工具论”的教育，但朱标对宋濂有不一样的认识（【清】张廷玉《明史?宋濂传》卷128）：
    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宋濂就不是朱元璋眼里的那个宋濂，在太子朱标那里，他不仅提供事实判断，而且提供“当如是，不当如彼”的价值判断。可惜可怜的是，朱标竟然早逝，没来得及把自己的理念变为现实，这些理念当然处处都有宋濂的影子，宋濂的言行最终也没有机会得到其弟子的整理、还原和传承。

    宋濂的命运都不过如此了，其他人就更加不堪，《前闻记》记载：
    张九四之败，实由其伪司徒李伯升倒戈也。我太祖皇帝始命劳之以酒，花彩迎赏于京城三日，然后取对九四斩之，以示大义。
    张九四即张士诚，士诚之败当然不能归因于李伯升的倒戈。当初夸张的迎送礼节，和专门设计的在张士诚墓前杀之“以示大义”的细节，而公开的罪状是结交胡惟庸，事实上，连胡惟庸本人都是被冤枉的，何况其同党。这几个情节放于一起，真有些让人思维混乱，然而对于朱元璋，是有一条准线的，前面“劳之以酒，花彩迎赏于京城三日”和后面“取对九四斩之”都是演戏，在戏里，李伯升只是一工具、甚至一道具而已，这迟到了十几年的所谓“大义”，世人都知道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阶段，朱元璋表达对文人不满的方法简化为杀人（《皇明纪略》）：
    太祖尝命状元张信训诸王子，信以杜诗舍下笋穿壁四句为字式，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绖生。信四明人，时为翰林修撰。
    如果真的是爱才惜才的，会仅仅因为其引用“舍下笋穿壁”四句就诛杀一个三年一殿试才出的状元郎吗？

    曾编纂宋、辽、史并为《尔雅》作注的危素是当时举世闻名的文学、史学大师，元末时曾任大司农臣、礼部尚书，极受当时文人推崇，后来因所奏得不到朝廷回应而弃官，在房山闲居四年。明军攻入北京时，危素刚刚复任翰林学士承旨，他逃回之前居住的房山报恩寺，自坠入井，被寺里僧人大梓奋力拉起，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清】张廷玉《明史?危素传》卷285），《元实录》得以保全。危素为人刚毅正直，敢于承担大事。“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数访以元兴亡之故，且诏撰《皇陵碑》文，皆称旨”。危素对前朝兴亡原因的讲解与分析，应该深深地影响了朱元璋，这年危素已经六十六岁。由于危素的贰臣身份，朱元璋对其总是将信将疑，不久被弹劾罢官，一年后复职，“兼弘文馆学士，赐小库，免朝谒”。但这种额外的恩宠引来不少妒忌，再加上朱元璋感觉从危素这里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信息，危素所言好像也没有什么新意了，所以，渐渐地对其冷淡起来，不仅如此，而且有时还加以冷嘲热讽（【明】祝允明《前闻记》）：
    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或云文天祥。
    伯夷、叔齐在商亡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文天祥在宋亡后被元军俘虏，押至元大都，囚禁达三年之久，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在狱中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最后英勇就义，年仅四十七岁。伯夷、叔齐和文天祥都是“死臣”，尽忠效死之臣，朱元璋以此作比，寓意再也清楚不过，幸亏朱元璋是低声笑着说的，似乎并不是马上要危素的命，以效对前朝大元之忠，否则，如果朱元璋说话时带着的是严肃的语气和表情，那么，危素性命真的危矣！当年宋太祖次子燕王赵德昭，因为和其叔父太宗赵光义商量北征幽州太原之赏，赵光义以为此次行军不利，怒道：“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也不迟，德昭回去后即自杀。危素毕竟没有赵德昭之烈，而被朱元璋嫌弃的信息却被人捕捉到了，御史王著等人趁机上疏说危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清】张廷玉《明史?危素传》卷285），于是，危素去职，谪居和州，得令守前朝忠臣余阙之墓，朱元璋是存心要羞辱一下这个不死老人，这年危素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此后只一年即去世。

文人命运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影响所及也主要是能和朱元璋直接接触的为数不多的文人，第三阶段的到来是急风骤雨式的，影响遍及天下所有文人，如果说第二阶段文人失去的是尊严，那么，第三阶段文人失去的却是自由，是他们自由呼吸的空间，那就是：文人必须出来为新朝廷服务，不许当隐士，不许做前朝遗民。这一阶段发生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的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天下一统都改姓朱，文人的选项只剩下一个，路越走越窄。新朝甫立，百废待兴，全国大闹人才荒，朱元璋改以往亲和的政策为强逼的手段。以往像刘基等人是朱元璋派人带厚礼，甚至几次三番才请出来为其做事的，因为那时豪杰并起，你朱元璋如果礼数不周，那我可能就转投张士诚了。文人堪称来去自由，徐达攻下镇江后获悉名士秦从龙在此避居，朱元璋马上派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一起带着金银玉帛登门造访，请其出山，“从龙与妻陈偕来，太祖自迎之于龙江”（【清】张廷玉《明史?秦从龙传》卷135），但不久秦从龙因发生家庭变故，向朱元璋告别，“太祖出郊握手送之”。当年，布衣文人叶兑献书朱元璋，分析天下大势，让朱元璋豁然开朗，“奇其言，欲留用之”，但叶兑“力辞去”，朱元璋“赐银币袭衣”，也就随他去了。

可是后来，官员辞职成了犯忌行为。大理寺卿李仕鲁劝朱元璋不要沉迷于佛道，朱元璋不听，几年下来，“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清】张廷玉《明史?李仕鲁传》卷139），李仕鲁连上数十道奏章，朱元璋还是不听，李仕鲁当面将朝笏置于地下，要告归田里，朱元璋大怒，“命武士搏之，立死阶下”。吴人严德珉曾因病辞官，犯了朱元璋的忌讳，被黥面充军南丹（今属广西河池），后遇赦放还。浙江人许存仁是朱元璋克金华后访得的当地名士，朱元璋当时“与语大悦，命傅诸子，擢国子博士”，“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礼文事，至进退人才，无不与论议。”（【清】张廷玉《明史?宋讷传》卷137）在朱元璋上下商议准备登基大礼之时，许存仁却提出辞职归乡，当时在国子学祭酒的位子上，相当于明朝最高学府的校长，其下属，司业刘丞直劝他说主公正在满心欢喜地准备即位大礼，就是想辞职也该等一等，结果真的惹恼了朱元璋，“佥事程孔昭劾其隐事，遂逮死狱中。”

    洪武九年平遥训导叶伯巨上言（【清】张廷玉《明史?叶伯巨传》卷139）：
    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
    做官成了高风险职业，当时士人大都不愿做官，但这又犯了朱元璋忌讳。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为了躲避为官之祸，双双各自剁去左手大拇指，被逮到京师，皇帝面审，朱元璋随即讲了一番道理（《大诰三编》）：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命在君。何谓再生父母？人本非罪，偶遇大殃而几死，或遇人而免。所遇之人，不分老壮而出幼者，但能回生于将死之期，是谓再生父母。所以偶遇大殃而几死者何？或路逢强贼，或坐家被劫，或仇暴相侵，路逢虎狼，堕于水火。于此得济者，是谓回生之期。年虽苍颜皓首，中此祸殃，自出幼而至壮者生之，是谓再生父母。何以见？命于此际本绝矣，自此而复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云再生父母，宜其然乎……
    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谊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
    朱元璋自命为天下子民的再生父母，是阴霾之后的阳光，干旱之后的雨露，你之所以不怕响马盗贼，家财安然无恙，靠的是什么？是君主——本人！如今身怀学识而不为君用，便是大逆不道。因此发布了一条法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二编》），至此，“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成为一罪名。同时期，苏州人才姚润、王谟也因为“被征不至”被诛杀而家财被籍没充官。（【清】张廷玉《明史?刑法志二》卷94）

秦以后，我国传统社会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总体上是在加强，到朱元璋，则更强调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绝对排他性的权力，基于他对君主这样的理解，后来废除宰相制度便是自然的事情了。为了向臣民灌输这种思想，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严光论》，对东汉时的严光进行评述。严光是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称帝后他坚决不愿做官，刘秀便没有再勉强，而是让他自由自在地在富春江上垂钓，享受生活，这本是中国古代关于为君、为官和为民的一段美谈，但朱元璋不这么认为，朱元璋说，假如现在还是王郞、刘盆子等辈混战，天下未定，你严光还到哪儿垂钓，现在天下平定，不是该感恩皇帝刘秀吗？既然如此，如何能见召而不至呢？联想刚起事渡江前后，朱元璋每打下一座城池，要求民众交纳粮草，名曰“寨粮”，有时就是更野蛮的“稍粮”，实际就是抢掠：“太祖渡江……令曰：‘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明》刘辰《国初事迹》），他的理由是，我来保护你们平安，你们难道不是该尽输粮的义务吗？

作为百姓民众来说，朱元璋这个“再生父母”或“保护者”是不请自来的，其实，天下君主只能有一个，你做了皇帝自然影响别人也做皇帝，这个机会原罪该如何赎？朱元璋以为天下臣民都欠他一个感激。当时即使有人想，也绝不敢有人说出来的是：“做皇帝执政，使天下太平难道不是基本职责吗？”

此后皇帝威严日胜，臣民须披肝沥胆，全心全意为其服务，容不得半点粗心、贰心。文人命运进入第四个阶段，明初几大案相继发生，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文人的天又变了。这时的朱元璋顾虑多、忌讳多，疑心四起，文人躲闪不及，逃无可逃，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白色恐怖。文人的天空是凄风苦雨，说不定哪天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则变成暴风骤雨。朱元璋的手段是文字狱和株连，由怀疑文人毁谤而杀人，一个一个地杀，由蔓枝株连而一批一批地杀，文人受了教育，再也不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洪武年间大案如胡惟庸案党案、蓝玉党案、空印案和郭桓案，都是惊心动魄、翻江倒海的大案，此案未息，彼案又起，株连被杀的，前两案有四万多人，后两案又有七八万人（吴晗《明初的恐怖政治》），所杀之人从功臣勋旧到文魁儒宿，从朝廷大臣到州县胥吏，从进士监生到僧道屠沽，亲侄儿，亲外甥，儿女亲家，说杀就杀。《廿二史劄记?明祖晚年去严刑》：
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有名的如元末时“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及徐贲，没有一个好下场。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郡治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杨基在明初曾任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折磨而死。张羽曾任太常寺丞，后获罪流放岭南，行至半途被召回，自知不免，投江自尽。徐贲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在出征军队路过其地时，因犒劳不及时，下狱而死。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诏修《元史》，新朝甫立，为前朝修史，以示正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明太祖实录》卷39）这些人都是当代耆儒，文之硕望，但可惜他们大都结局悲惨。《廿二史劄记?明初文人多不仕》记载：
    练宁子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
    ……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第五个阶段是清洗之后重建文人队伍。朱元璋大兴学校，全国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农村有社学。此时，“旧”文人即使没有杀光，也整体衰落了，但全国官吏队伍需要有人补充，“新”学生像雨后田间野草，漫山遍野，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样子。朱元璋的方法是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学校生员做官则不一定经由科举，而要入翰林，当大官，则须科举出身，这种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汇天下英才使进入学校，让读书人选无可选，逃无可逃。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颁行《御制大诰》，次年又颁《续编》《三编》，二十年“皆颁学宫以课士”，“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浩》”，目的是要其子民“自幼知所循守”（《明太祖实录》卷214），“令民间子第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明太祖实录》卷182），“又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浩》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大明会典?社学》卷78），截止三十年五月“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并赐钞遣还。”（《明太祖实录》卷253）

诸生教材限定为《御制大诰》《大明律》《四书》《五经》《说苑》，后来又加上《御制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五伦书》（《皇明太学志》），“日读《御制大诰》及本经四书各一百字，熟记文词，精解理义，或有疑难则谦恭质问，务求明白”（《明太祖实录》卷254）。加上科取的手段就是作八股文，天下读书人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耗在学习、背诵朱元璋杀人记录上，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朱元璋硬是把一代文人训练成了白痴（宋濂《銮坡集?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
……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文人命运的五个阶段，在时间上互有交错，但发展脉络清晰，文人命运和朱元璋对文人认识的演进相关联。
某年某月，某村一男子看上一女子，那女子虽不是天姿国色，却也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男子使出浑身解数，创造条件和女子接近，花言巧语，殷勤百献，终于俘获女子芳心。渐渐接触多了，了解了，腻了，烦了，开始品评挑剔了，原来你有腋臭，原来你胳膊这么粗，原来你连这个都不懂。但还是结婚拜堂了，女子的自由失去了，生子了，容颜开始衰老了。随之，男子的耐心渐渐尽了，打骂开始了，暴打从偶尔为之变成经常为之了。后来，女子死了，再后来，男子又看上了某村另一女子……把朱元璋比作这个男子，把文人比作那女子，也许并不很合适，但我国古代文人臣妾心理、怨妇心理由来已久，尤其在明清两代狠狠强化了一下，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必有某些缘由。

    @西风教主 2022-02-15 09:13:05
    前来学习
    -----------------------------
    谢谢支持！

4.3 国子监与八股取士
管理六千万余子民（《明史?货志一》：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不能没有一批识字懂理的官吏的帮助。然而大明建国初期，官吏奇缺，元朝本来轻视汉人文人，元末烽火连年，国民文化素质整体下降，元皇帝北遁后，带走了一批忠臣志士，留下来的，有不少人甘愿做前朝遗民，不愿服务这个根基尚不稳固、多半由淮西人控制的新兴朝廷。到后来，官员动辄得咎，文人提着全家族的命来做官，所以战战兢兢，这种风气吓退了不少人，文人视做官为畏途。特别是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郭桓案和空印案四大案，株连蔓延，成批成批地杀人，死的不是有主见有威望的功臣勋旧，就是有文化识大体的读书人，其中除了个别人属于犯事该杀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受人牵连，莫名其妙地成了朱元璋刀下冤魂。然而治国御下不能没有人才，朱元璋为了搜刮民间才俊，蛮横霸道，而且强词夺理，史无前例地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入罪，用的方法有科举、荐举，本来就不够用的“旧”文人被杀得差不多了，培养“新”人的任务就愈发紧急，学校作为新生代官僚养成机构，地位愈加突显。

    明初，朱元璋大建学校，长洲人皇甫录评价朱元璋（《皇明纪略》）：
    汉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学，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学，我朝太祖于至丙午秋即访求遗书，立国学，以许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学，八年立社学，其视前代相去甚远矣。
    国子监的前身是国子学，由应天府学改建而成，建于南京鸡鸣山下，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式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完全是官府衙门的管理方式。祭酒是最高长官，初定正四品，后改为从四品，是国子监的总负责人。朱元璋立国学的时间是丙午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明史?选举志一》则记为前一年的1365年：“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大明建国的前两年，这时虽然陈友谅已灭，张士诚也日渐式微，但北方扩阔帖木儿、李思齐等元朝将领依然手握重兵，东南陈友定桀骜不驯，而且有一定实力，重庆明玉珍之子明昇还未归顺，大西南仍然效忠于元朝，天下未定，调兵遣将仍是朱元璋第一要务，但朱元璋以超前的眼光，建立了王朝最高级别的人才培养机构。时间上比汉、宋两朝都靠前，并于洪武二年、八年分别建府州县学和乡村级别的社学。皇甫录认为朱元璋重视教育，比历代皇帝都强很多，虽然这个时候学校的性质还是“子弟学校”：“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一》卷69），民间俊秀只是陪读的地位，“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太祖谕之曰：‘……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太祖宝训》）。世胄子弟入学称为官生，民间俊秀称为民生。

后来，生员的组成慢慢起了变化，到洪武三十年时，一千八百二十九名生员中，官生仅三人，其余一千八百二十六人皆为民生，因为那时建国初的功臣勋旧大都作了朱元璋刀下冤魂，其子弟哪有存世的道理。洪武二十六年，生员总数为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明】黄佐《南廱志》），是洪武年国子监生员人数最多的时期，号称万人在学，虽然比“东汉太学三万人”（【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差许多，但规模也相当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光学生宿舍就有两千多间。

    生员来源主要由全国各府、州、县贡献，称为“贡监”，永乐时开始有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录其优者入监，称为“举监”，洪武初，品官子弟入监称为“荫监”的数量也不少，但后来一方面品官子弟不必入监历练也可得官，另一方面经历几次大狱，功臣勋旧几乎被杀光，其子弟当然也所剩无几，所以荫监生数量急遽萎缩。到后期，出现了纳贡出钱就可以入监的所谓“例监”（【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一》卷69）：
    例监始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以边事孔棘，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罢。成化二年，南京大饥，守臣建议，欲令官员军民子孙纳粟送监。礼部尚书姚夔言：“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帝以为然，为却守臣之议。然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讫不能止。
    孔棘，即艰危、困窘、急迫。此时国势日衰，边患四起，国子监成了朝廷敛财的机构，其选士的功能也早已让位于科举。

监生的衣服是朱元璋亲自设计的，由朝廷免费供给，监生统一着装。元旦、元宵等节日，都会有赏钱，马皇后在后宫置红仓二十余间，养监生的妻儿，父母在家久未探望的给探亲假，不过按照路途远近分别计算假期长短，超期未归者受罚，洪武三十年就有二百一十七人违限被罚充吏役，次年又有二百多人违限被罚。
每天早晨，祭酒和左右司业坐于堂上，其他学官率领监生依次站立，监生行礼，然后质问经史，拱立听命。学校按监生学业进度分设六堂，通四书而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一年半以上，文理均通者，升修道、诚心二堂。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率性腰采用积分制，其方法是，每季度的第一个月测试本经义一道，第二个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个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次测试，文理俱优者得一分，理优文劣者得半分，疏漏谬误者无分。一年内积够八分者为及格，赐予出身。不及格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优异者，奏请皇上给予特别赏赐。

在学监生功课主要为《御制大诰》《四书》《五经》，后来又加上《大明律令》《御制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五伦书》等，当然还有禁读书，如关于张仪、苏秦的著述，即使对《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也因其不合口味，被大行删简，将其中如“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八十五条删去，并命令这些内容“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将剩余的一百七十多条编为《孟子节文》，刊行天下。日常功课，一是练字，每天二百五十六字，本日写完呈送批发，月末考核，二是背书，每日背《御制大诰》一百字，三是作文，每月作课六道。

洪武时期，监生的生活有如囚徒。首先，监生除奔丧、完婚、侍养年过七十的父母及妻子死亡几种情况外，不许请假休学，即使生病不能和其他生员会食，其真病假病也需教官祭酒说了算，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任内，发生过多起监生饿死的事情，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监生一旦入学，只有坚持下去；第二，监生只能读那几样书，几年如一日，枯燥乏味，特别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系列，实际是他几年来记录杀人的流水账，不仅恐怖血腥，而且蛮横无理，翻来覆去，就是这个人如何如何，被我杀了，那个人怎样怎样，也被我杀了；第三，国子监用管理囚徒的方法管理监生。不许毁辱师长，而是否真是毁辱师长，那是祭酒和学官说了算，不许生事告讦，这一条更是可以被任意使用，有犯即“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明】黄佐《南廱志》），不许生员议论饮食，“生员毋得擅入厨房，议论饮食美恶，及鞭挞膳夫，违者笞五十，发回原籍，亲身当差”，不许生员到其他学堂走动，结交朋友，尤其令人叫绝的一条，是不许生员建言，“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唯生员不许。”朱元璋已经通过组织和思想把这些文人禁锢得铁桶一般，但还是一百个不放心，既害怕又离不了。

能够领会朱元璋心思的文人并不多，所以历任祭酒大都没有好下场。国子学第一任祭酒许存仁本来深得朱元璋信任，但当朱元璋登基之时许存仁便提出辞职回乡，犯了朱元璋的忌讳，马上便有佥事程孔昭“劾其隐事”，随后被朱元璋逮死狱中。国子学第六任祭酒吴颙因为管理过于宽纵而被斥免。国子监第二任祭酒龚敩，得罪的理由是有监生告假还家而没有请求皇帝朱元璋，自作主张批准，朱元璋大怒，被立即法办。第四任祭酒杨淞，因为未向朱元璋请示，擅自分配监生宿舍罹祸（吴晗《明初的学校》）。例外的，洪武朝善终于祭酒任上的只有治学极为严酷的宋讷，在他的任内，发生多起监生饿死、自缢的事件，学录金文征向朱元璋上奏说宋祭酒治学过严，监生中死了不少人，朱元璋说此事无关祭酒，责任在学官。金文征找到同乡、吏部尚书余熂，让吏部出面，令时年已经七十有五的宋讷退休，宋讷在向朱元璋辞别时，说自己本不想告老还家，是吏部勒令自己退休，朱元璋大怒，把余熂、金文征和学录田子真、何操、学正陈潜夫几个相关的官员都杀掉，还不解恨，将事情写进《大诰》。

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因为受不了这种种虐待，写了一张壁报抗议，因而闯了大祸，被论以毁辱师长罪，按律应该杖一百从军，但朱元璋对这种叛逆惑众的行为非常恼火，不仅将赵麟杀掉，而且别出心裁地在国子监大门前立了一根长杆，将其头颅高高地挂在上面，而这一挂就是一百二十六年，直到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武宗南巡路过国子监大门前，看到这恐怖的一幕，才叫人撤下。

新朝建立的前三年恢复国子学，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中书省按照朱元璋“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的指示，在府州县各级设立学校，生员数量，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一》卷69）。两年后，规定地方贡士的责任由府州县官改为地方学校，再加上规定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学校生员，这样层层设防，将天下人才全部纳入到从地方学校到国子监这个系统中，读书人要想获得回报，要想做官，先入学校，再进国子监锻炼消耗，然后才可以参加科举或者直接做官。

    监生的出路，则主要取决于当时人才供需的形势。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被提拔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为地方最高行政及监察长官，封疆大吏，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一》卷69）。主要原因是这年发生了蓝玉党案，大批官员受株连被杀，全国出现了严峻的人才荒、官吏荒，所以这年的监生去处都不错。洪武五年开始有监生历事的规定，即在学监生赴各部门挂职锻炼，挂职时间有三月、半年及一年不等，甚至有历事“十余年不得官者”，也有不到一年即转正升官。朱元璋用人不拘定制，“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三》卷71）建文时对历事监生规定了考核标准，分上、中、下等，分别予以奖惩。永乐以后，制度逐渐完善，选士用人有章可循，科举成为文人唯一入仕途径，非进士不用，实际是论资排辈盛行，监生能直接做官的就很少了。《明史?选举志三》：
    隆庆中，大学士高拱言：“国初，举人跻八座为名臣者甚众。后乃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极矣。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政绩，不问其出身。”然势已积重，不能复返。崇祯间，言者数申“三途并用”之说。间推一二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者，置之要地，卒以倾覆。
    三途，即荐举、贡士、科举三种选士途径，关于如何选士用人，是以科举为重还是三途并举，吵了一百多年，科举占了上风，因为它易于操作，可以避免学谊、乡谊及植党营私等弊端。洪武十五年以后，会试定期举行，每三年一试，考中进士的即刻便有官做，而监生想做官，也须经进士科。

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目标。首先，朱元璋取得天下后非常忌恨那些不为朱家王朝服务、不愿做官的文人，因此有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罪名，许存仁、李仕鲁因辞职而死于非命，夏伯启叔侄为了能不做官把自己左手拇指砍掉，以为朝廷不用残缺之人，没想到激起朱元璋更大的愤恨，招来杀身之祸；其次，朱元璋规定入学生员即可免去除本从外的二人的徭役（《大明会典》卷78），而明初朱元璋以“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作为指导，徭役沉重。新朝甫立，百废待兴，皇宫城墙要新建，驿道路桥要修缮，河道湖堤要整修，需要大量劳力，洪武元年，朱元璋出台了名曰“均工夫”的役民法，规定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三年，推行户帖制度，这是明王朝第一次人口普查，力役征召由以田土为基础，变为以人口为基础，十四年，推行更加严格详尽的户籍制度（黄册制度）、土地登记制度（鱼鳞册制度），和里甲制度。民籍户丁满十六岁须轮年应役，分甲役、徭役和杂役。一般中产之家，如果家里不出个生员秀才，一旦轮役，立马破产，因此，读书人都视进入学校成为生员为救命稻草。第三，“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一》卷69），后来，科举日益受到重视，成为选士的主要途径，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文人要想当官，必须科举出身，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曰：“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而科举必由学校，“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年间，虽然由于朱元璋对科举士子不甚满意，曾罢科举十年，改为主要通过荐举选士，期间“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三》卷71），但读书人仍从心底里认为科举才是为官之正途：“众情所趋向，专在甲科”（【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一》卷69）；第四，文人为官如果能够全身而退，还能享受法定的优待，回乡闲居时依然高人一等：“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清】张廷玉《明史?礼志十》卷56）。朱元璋的政策环环相扣，一边挤压，一边拉拢，将天下读书人驱赶进入唯一的渠道：读书、进学校、入仕途，“利出一孔”，此外别无他途。然而，文人一旦踏入此途，一入学校，就如同进了朱元璋为之设下的铜墙金箍之中，再也没有了自由，不管是思想，还是行动。

此后，朱元璋建学校热情膨胀，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诏令天下在乡村建立社学，即乡村学校，其本意是“导民为善”，但乡野细民普遍热情不高，一般农耕之家，少有兴趣识字读书，而有意学习的，却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能入学，社学实在办不下去，只好作罢，但他没有审视此项制度的合理性，而是将罪责归于不才的府州县官和酷吏（《御制大诰?社学》第44）：
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家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艰哉！

明代的科举制沿唐宋旧制，但有所修改，主要朱元璋认为“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明太祖实录》卷52），因此在唐宋科举定制基础上有所改革，“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卷70），以古人的语气，用排偶句式，全文由规定的八部分组成，即所谓的八股文。唐朝科举考试常科开设十二科，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等等，诸生可以任选其中一科参选，如著名诗人陈子昂、王昌龄、王维、岑参、白居易及李商隐等都是进士出身，而元稹当年中的却是明经科。唐朝取士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十二科基本可以涵盖当时人们对人的各种才能的理解，文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选其中一科，比如擅长辞章可以选进士科，擅长书经典籍可以选明经科，擅长算术可以选明算科，等等，再加上当时报考名额没有限制，因此后来报考人数激增，在唐朝出现了人才数量的大爆发，甚至由于朝廷安置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出现“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而吏扰人”（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的现象。

明朝将科举考试标准化、规范化，考试内容限定为儒家经典和《大明律令》、《御制大诰》，对经典的解释限定为程朱集注，士子应试限定用八股文格式，这样可以避免考试标准不一，考试结果仅凭考官个人喜好的弊病，但由此造成对人才的戕害却是致命的。“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这期间，欧洲也开始进入近代时期，科学的重要性上升，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公民政治和民族国家获得广泛认可。而同时期中国却在朱元璋对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认识的基础上，把全社会有智阶层的时间和精力拉回到背诵《四书》、《五经》、《大明律令》和朱元璋杀人流水账《御制大诰》上，把社会精英变傻、变呆，以致有明一代君臣普遍缺乏基本科学素养和经济常识。明初，朱元璋学习宋元实行纸币制度，但却不备金银本金，滥发货币，不久便因纸币严重贬值而不得不放弃。崇祯年间，内困外焦，桐城诸生蒋臣异想天开，说可以学明初实行纸币制度，一年造三千万贯的纸币，一贯价值一金，每年可获铜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鳌永说可以多印点：五千万贯。崇祯皇帝很兴奋，满朝官员无人阻止，因此设宝钞局，昼夜督造，但是，钞票印出来发售时，却无人响应，大学士蒋德璟一语道破：“以一金易一纸，愚者不为。”（【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二》）

4.4 《孟子节文》
孔子卒后鲁哀公在诔词中哀叹“呜呼，哀哉，尼父！”称七十三岁的孔子为“尼父”，从那时起，甚至到外族统治的元朝，孔子在君主专制社会的地位一直在升高。汉高祖刘邦过鲁而祠以太牢，诸侯卿相至鲁，则“常先谒，然后从政”，隋炀帝虽然穷奢极欲，行事极其高调，但涉及孔子时却显谦卑：“先师尼父，圣德在躬”，唐朝时其谥封号节节攀升，先是“先师”“先圣”“太师”，玄宗时谥封“文宣王”，外族入主的元朝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也不敢含糊，武宗大德十一年时“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朱元璋虽然受到中国宋元以来民间尚文习气濡染，受教于当时身边大儒影响，和当时文人一样崇拜于孔子，但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对自己的正统身份非常敏感，甚至对于和政统并行的道统观念也不能容忍，不惜篡改千百年来文人对圣贤的理解：“圣贤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散在经卷，未易会其要领。尔等以三事编辑。”（【清】张廷玉《明史?吴沉传》卷137）诏令吴沉等人照此精神编撰《精诚录》一书，专门辑录认命、忠君和孝顺的事情。朱元璋对于前朝列代对孔子“文宣王”等等封号并不以为然，因此才有吴沉敢于著书辩称“孔子封王为非礼”，而且有“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浚皆沿其说”，如此涉及思想领域及尊奉大礼的论断，如果没有朱元璋的首肯或者暗示，是不会发声的。

    朱元璋心思缜密，做事有条不紊，把圣贤立教的原则歪曲为“敬天”“忠君”和“孝亲”，可以认为是日后他收缩祭孔规模、罢黜孟子配享和削删《孟子》等连环事件的先声，文人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集中体现于孔子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上。天下已经一统，朱元璋对待文人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恭恭敬敬，改变的第一步是从其最高偶像——孔子动手。洪武二年，刚刚登基作皇帝的朱元璋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下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新皇肇始，中国古代传统是要对天下读书人表达一个尊重的态度，方法就是释奠大礼、追封孔子谥号、修葺孔庙，等等，如此对待孔子的新朝皇帝，恐怕只有洪武皇帝朱元璋一人。刑部尚书钱唐上奏：“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清】张廷玉《明史?钱唐传》卷139）也许，文人把孔子地位抬得越高，朱元璋越觉得讨厌。而同时期侍郎程徐的奏语听起来更具说服力：
    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
    话已经说得这样明白了，首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都是圣人，然而孔子的德行与功劳并不比他们差，既然承认前者是圣人，那就没有理由单单冷落孔子；其次，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举其祀，不能算道义；第三，哪怕并不是出自衷心，而只不过作作样子，总算也可以维人心、扶世教，即，不举其祀，不能算明智。千百年来，历届朝廷认定孔子学说对其统治总体上起稳定作用，由统治者带头进行的这种祭孔大礼接力，实际上既是祀其教、祀其道，又是祭祀孔子本人。历史上，孔子地位渐次上升，但历代帝王很少有认为孔子的光芒有掩盖自己君主权威的，都默认这种政统和道统并行的思想。但朱元璋不然，他认为自己不仅是政统领袖，而且，还执意要当道统领袖，对钱、程的奏疏“皆不听”。然而，有意思的是，一向固执的朱元璋竟然“久之，乃用其言”，根据《明史?太祖本纪三》记载，直至13年之后的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才“诏天下通祀孔子”，这年蓝玉、沐英攻克大理，云南平，明王朝境内重大战事结束了。

    孔子尚且是这种待遇，孟子就只能更差了（【清】张廷玉《明史?钱唐传》卷139）：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
    按照为正史者的春秋笔法，可以推断当朱元璋看到《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语句时，有多么愤怒：“使此老在今日，宁得活也？”（【明】梁亿《遵闻录》），大不敬，中国古代传统不赦之罪，《唐律》《明律》都列为十恶之六，不仅非罢享不可，而且还要重罪惩罚劝阻者，可见朱元璋对近两千年前的这位圣人的愤怒到了什么程度。仅因为看到一个已经故去近两千年的人的相关著作，就会暴发出如此愤怒，这多少让人感觉有一点匪夷所思。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愤怒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周围人看的，人是一种表演的动物，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朱元璋一个人，那么他一定会感觉到愤怒是没有意义的，愤怒的程度会大大降低。朱元璋对早已故去近两千年的孟子的愤怒是给谁看的？当然是他的臣民，他的愤怒其实是在告诫臣民：哪怕我视你们为犬马土芥，你们也不许视我为国人寇雠，相反，不论我怎样对待你们，你们都应该待我如天地父母。心理学家还说过，愤怒经常是人类表达心虚的一种方式，比如表现出气急败坏式的愤怒时，往往提示这个人不自信。可以想象，当朱元璋看到孟子告诫齐宣王的这几句话时，朱元璋心虚到了何种程度！

时间并不久远，两年前的北伐前夕，朱元璋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告北方人民书”言犹在耳：“……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明太祖实录》卷26），分明就是在说，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之最大罪责在朝廷，在后嗣人君之“沉荒”，以至“失君臣之道”，这岂不是另一版本的“土芥寇雠论”？仅仅过了两年，朱元璋便装模作样地不承认了。很难相信，朱元璋周围给他讲解“不嗜杀人”的那些大儒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孟子的“土芥寇雠论”，以至让朱元璋登基两年（一说五年）之久才首次见到。

    因为人们都知道，朱元璋杀人是来真的，盛怒之下，必有冤魂，所以都不敢再行劝谏，除了钱唐——“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为信念而死，视死如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式的读书人，满朝文武中，总算有一个不愧为孟子信徒者。后来的结果是皆大欢喜，钱唐未加罪，孟子配享如故，当时细节已经无从查考，但按常理估计，事情不会这样简单。专门记述孟庙事迹的《三迁志》有一点细节可供参考：
    ……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且曰：“臣得以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太祖览其情词剀切，为之动，遂复孟子祭，仍命太医院疗唐箭疮焉。
    舆榇，用车载着棺材，赴死状，有朱元璋箭射大臣的诏令，结果是钱唐真的受了一箭。批评者说这段描述不像史实，而更像小说家语言，然而《明史》记录的关于钱唐的另一件事，可以推测其舆榇自随、袒胸受箭之事可能并不完全虚妄：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虞书》，《尚书》之一部分。在钱唐心中，古之圣人的地位是高于当今君主的，彼时文人何尝不是此种认识，但敢于说出来，并且敢于做出来的，只有钱唐一人。正是由于有钱唐这样的人，才能使得连朱元璋都得在个别事情上有所收敛，孟子才得以回到圣人之列。

    罢孟子配享事件以朱元璋让步告一段落，然而，孟子这个阴影始终在朱元璋心中挥之不去，继续读下去，朱元璋发现，孟子的浩然之气能让他窒息，孟子著作处处可见的民本思想让他看得心惊肉跳，《孟子》中“不合时务”的内容远不止“土芥寇雠”几条，而是很多，由此，他决定削删《孟子》。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孟子节文》书成，朱元璋将其颁行天下，担任修纂官的刘三吾在《题记》中说：
    ……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
    条目上删去三分之一，文字上实际删去近一半，根据杨伯峻考证，实际删去的是八十八条（章）。“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看似中正稳妥，实际上是以将《孟子》中不合朱元璋本人脾胃的部分删去，以朱元璋的认识为标准，供天下读书人尊奉，“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等于判了这部分内容的死刑。

《孟子》中哪些内容让朱元璋耿耿于怀？看看被刘三吾奉命削删的是哪些内容，这不是件难事，只要拿来《节文》和原《孟子》对照一下便可知晓，因为幸运的是，虽然《节文》被朱棣废止后迅速遭到时人抛弃，这本存在了17年、风行一时的奇书在社会上没了踪影，但还是有几本散落在各地的善本流传了下来，真是谢天谢地！近代以来，有不少人通过对比《节文》和《孟子》，对朱元璋削删条目的标准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一些朱元璋削删《孟子》的原则，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朱元璋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好恶，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对孟子思想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从朱元璋、刘三吾的角度考虑，二百六十条的《孟子》如何取舍可能是一件不容易决断的事情，因此就有同一主旨的几章为何只删其若干章、而保留了其它若干章，诸如此类的难以解释的事情。虽然无从查考朱元璋和刘三吾等君臣当时是如何讨论的，但可以推定的是，第一，具体削删章目，即删掉哪部分，留下哪部分，应该不是刘三吾几个御用文人可以决定，因为根据朱元璋事必躬亲的做事风格，和对文人一向都不信任的性格，一定不会将这本以“课试”“科举”为目的政治教书的编撰权完全交给几个文人；第二，即使是保留下来的章目，也不一定全部就是朱元璋真心喜欢和完全认可的，可能仅仅因为已经将接近一半的篇幅都删掉了，不得不把一些并不完全“合规”的条目也保存下来了，也未可知。也许，朱元璋对孟子整个人或者整体形象都是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因此才会有洪武二年罢其配享时的盛怒。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朱元璋尤其不喜欢孟子说话的语气、论证的方式，而并不只在乎他说了些什么，否则，现在很难解释象第9.2章、第9.3章讲舜的父母、异母弟象屡次陷害于舜，但舜还是待之以仁，类似这种劝善向好、无关政治的条目为何也被删掉。与其说这些事情被朱元璋认为无从稽考，不如说这些东西让朱元璋感到厌恶，因为并没有记载显示刘三吾等在削删《孟子》时还做了史实稽考的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逐章对照《节文》和《孟子》，研究《孟子》被删章目为何被删，剩余章目又为何未被删，等等，其意义反而是次要的了。

总体上看，《孟子》被删掉的主要章目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君子应乐善好仁，心存仁义；第二，对外反对战争，但如果是民心所向（“民悦”），则应施行干涉政策；第三，对内行仁政、省刑罚，取民有节制，通过富民实现强国强兵；第四，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君位可以禅让，对不仁不义且不听劝谏的君主可以诛伐、流放、废弃，以另立他人；第五，国君要尊贤，士人拥有人格尊严和选择自由，“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第六，“浩然之气”、大丈夫形象；第七，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等。很难设想，经过如此一番削删以后，《孟子》还能剩下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孟子这种指划天下、数落君王的形象自然不会受到专制君主的待见，朱元璋怎么会喜欢他？所以，对其进行一番必要的削砍、作为文人研习的教材颁行天下，也未必有多么过分。然而事实是，不管历代专制统治者如何不喜欢，《孟子》这样一部书已经安然无恙地在中国思想史上存在了数千年。东汉赵岐首次称孟子为“亚圣”，尤其在韩愈的努力下孟子思想被人重新认识以来，孟子的圣人地位已经不可撼动，在此过程中虽然有疑孟、非孟思潮，但大都属于立场之争、末节之争，只要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普罗大众的立场上，均不会在基本面上否定孟子思想。历史上，或许不是每一个君主都完全认同孟子思想、喜欢孟子的大丈夫形象，但为了“天下归心”，为了笼络有智阶层，还是要公开表达尊孟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对读书人的一种让步。所以，历代君主很少有愿意公开批判或反对孟子的，或者说不敢，但是，朱元璋是个例外。朱元璋之恶，彻底，不加掩饰，无所顾忌。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即朱元璋卒后十三年，《孟子节文》这部“奇书”在上下质疑声中废止，在被削删十七年之后，《孟子》终于复原。孙芝在请复《孟子》的奏折中说（【明】董应举《连江孙公芝传》）：
    先儒谓孟子与人君言，皆所以扩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论事，若使人臣论事每如此，岂不能尧舜其君乎？臣读逆臣刘三吾所驳……
    竟然在奏折中将主撰《节文》的刘三吾称为“逆臣”，可见在朱元璋卒去不过十三年的永乐初期，《节文》之不得人心之状，不仅“刘三吾”三个字在士人心中如过街老鼠，而且他们敢于大胆猜想朱棣也是这个心思。其实谁不知道编撰《节文》完全是朱元璋的计划，被骂为逆臣的刘三吾只不过在其授意下操刀，朱元璋的一枚棋子而已？起削删《孟子》之意的，不是刘三吾，最终决定具体条章之去留的，也不是刘三吾。

吊诡的是，《孟子节文》一书的编撰、颁行应当是洪武朝轰动一时的大事，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三易其稿、前两稿已奉命销毁的《明太祖实录》竟然无一字涉及，关于何人编撰、编撰理由、颁行天下后有无人反对，等等，均没有影子，好像世上从来没有过《孟子节文》这回事。这就是说，虽然很可能朱元璋当时以雷霆万均之势推行《节文》，自认为理由不可谓不充足，不容他人置否，可是在后人、即使是其儿子朱棣看来，朱元璋削删《孟子》一事都可算作一污点，被视为一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在修撰《实录》时偷偷将整个事情删掉，在后来的《明史》均无记载。《孟子节文》一书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中不见踪影。《孟子节文》以及削删事件进入现代学者视野始于1948年容肇祖发表于《读书与出版》杂志的文章《明太祖的<孟子节文>》，之后有《孟子节文》善本被发现，又经过一批学者研究，整个曾经被故意遮掩的事件才慢慢显露出原形。

冯友兰在总结孟子政治思想时说：“孟子虽仍拥护周室班爵?之制，但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之根本的观点，则与传统的观点，大不相同。依传统的观点，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之制度，皆完全为贵族设。依孟子的观点，则一切皆为民设。此一切皆为民设之观点，乃孟子政治及社会哲学之根本意思。”（《中国哲学史》）孟子的政治思想根本上是民本思想，而实现其理想的方法是就行仁政和法先王，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宣传其思想使用的语言是雄辩式的，有时显得有点咄咄逼人。这种思想和形象同样很难讨得朱元璋这样雄主的喜欢，在这点上，孟子的待遇远远不及孔子，初步统计，现在我们看到的《实录》提到孔子共150次，提到孟子只9次。

    实际上，即使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和现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民主思想相比，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后者如果完全实现，那就无所谓什么“民本”了。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语境下，没有哪个皇帝敢公开反对民本，“民本”之类的词，被心怀不轨的人任意解释、任意拿来使用，这肯定是孟子等人开始时没有想到的。而朱元璋特别之处在于，他对于“民本”有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攻下集庆后，28岁的朱元璋显得踌躇满志（《明太祖实录》卷4）：
    上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元失其政……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
    说此话时，朱元璋还只是一个实力不大且不太出名的后起之秀，离他一统天下登基做皇帝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从那时起，朱元璋就将攻取所得之百姓称为“吾民”，可谓大言不惭，而从另一方面理解，这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其民本思想的一个“证据”。每个人对“民本”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这使其变成了一个徒具外壳的空洞的词汇。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和孟子对“民本”的理解肯定大不相同。

如果可以，我们需要推测一下，朱元璋对“民本”是这样理解的：只许我以民为本，不许你以民为本，只许我以我的方式为民，不许你以你的方式为民，哪怕你是孟子。如果仅因为“被视为明初专制统治象征的四编《大诰》，有百分之六十六的条款针对的是官吏阶层，所要惩治的主要是官吏贪赃害民的问题；而针对一般民众的条款，仅占百分之十四”，就认为“ 出身社会最底层、饱尝民间疾苦的朱元璋，不仅不反对民本，而且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以民为本的君主”，则完全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闪光最为宝贵的一部分，这种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演进过程。披着“抑官为民”外衣的朱元璋，如果也算一种“以民为本”，那么只能说是一种低层级上的民本，最多只能说“保民”，即，以专制集权，保顺民百姓，是相对于近两千年前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大倒退。因为前者之“保”，是强制性的，而民之“被保”，是被动承受的。正如现代社会承认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但都认定强奸为犯罪一样。以朱元璋四编《大诰》一面之辞便断定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以民为本的君主”，是对洪武四大案中十几万冤魂的又一次伤害，这十几万人生前并不都是掌权的官，不少只是胥吏、仆从，而且数量更大的就是被株连的族内亲属，这些人生得无名无姓，死得莫名其妙，甚至连在《大诰》中被提及的资格都没有，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民”的身份。

洪武年间几次大规模的强制移民，移民数量以百万计，其中大部分是自耕农，或者江南富户，与其说这种强制移民的目的是“为民”，不如说是为朱家江山社稷，而且，以“右贫抑富”为名而强制迁徙江南富户，实际上却是行劫掠财富之实，从富户那里抢来的土地并没有分给无地农户，而是充作官田，“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二》卷78），结果是“是一府（苏州）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0）。“从‘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情况来看，则分明是朱元璋敛财的一种手段。”（南炳文，汤纲《明史》）如果说民本是和“官本”、“君本”相对的概念，那么就不能说朱元璋的这样的大举措是出自民本，且不说那数以百万计的被强制迁徙的自耕农，就是那些江南富户，如果不承认他们“民”的身份，也是说不过去的。

明初实行纸币制度，但朝廷发钞不备金银本钱，并禁止民间私易金银，百姓可以用金银兑换纸钞，但不能用纸钞兑换金银，显然，这种制度实行之目的并不是方便交易和活跃经济，而是吸食百姓骨髓：“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则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谁信之！”（【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一般人并不否认朱元璋的专制与集权，而如果认为其专制与集权出发点是民本，或者将他之所以专断强横的目的，解释为如其一遍遍自我辩称的为了“抑官为民”，某些情形下似乎也不错，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想找一个专门为官、很少为民，特别是敢于承认抑民为官的皇帝，恐怕也很难，连当年秦始皇，都要自我标榜“忧恤黔首，朝夕不懈”（【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两千年前的孟子早就知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不知道，为了“得其民”，说一堆好听的话，做几件漂亮的事，有何难哉？但如果仅此就认为其所做所为出自民本，那未免就太武断了，实际也是对那些所作所为真正是出自民本的上古先皇的不公平，如果历代儒者所理解的上古社会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话。和专制与集权相对的当然不是民本，而是民主，也就是有人说的，“‘集权’与‘民本’之间并不构成直接对立”，这大体上可以说没错。具体地，对朱元璋来说，他是讲专制与集权的，或许可以认为这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是民本的，然而不幸的是，朱元璋的民本是有疑问的。

某人张三有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羊，他给牛搭了敞亮的牛棚，给马修了坚实的马厩，给羊建了宽阔的羊圈，养牛为了耕田，养马为了出行，养羊为了吃肉，这是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的正常思维方式和行为目标。此人每天饲喂都用上等草料，如果偶然来了一只恶犬不怀好意地朝他家的牛、马或羊吠上几声，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投出去几块石头，他甚至不允许别人说他的牛不壮、他的马不健、他的羊不肥。他可能算是当地对待自家牛、马、羊最好的一个人了，那么，能说这个张三是“牛本”、“马本”、“羊本”或者“畜本”吗？如果把朱元璋理解为一个“正常的”皇帝并没有对他造成贬损的话，那么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目标就都不能算是民本的，因为根据记载，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正常皇帝”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目标可以说没有哪个是民本的，哪怕这个皇帝对待自己的“子民”所说所做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如果按照孟子的民本思想作为标准（《孟子?公孙丑下》），那就更是如此，比如这个张三，从来没有准备假设有一天没有照管好自己畜生时，让位于一个更贤能的李四来当主人，或者，和牛、马、羊的其中之一换个位置，自己当畜生，让畜生当主人。

首页上一页[2] 本页[3] 下一页[4] 尾页[5]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煮酒论史最新文章

加:2022-01-14 04:20:23 更:2022-02-19 01:51:19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印度仙家六爻佛门风水古钱币交流专用钓鱼双色球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中国女排足球 nba 中超跑步象棋体操戒色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利物浦队托特纳姆热刺皇家马德里尤文图斯罗马拉齐奥米兰里昂巴黎圣日尔曼曼联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