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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第4页] |
| 作者:ty_仁者无忧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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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曲波 2022-02-17 14:37:44 写得不错。记号。 ----------------------------- 感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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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教主 2022-02-18 08:49:01 前来学习 ----------------------------- 感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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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辉耀 2022-02-18 17:48:44 拜访，学习，鼎力支持！ ----------------------------- 感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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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人、文祸与文学 4.5.1 魏观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苏州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上任不到两年的知府魏观获罪被诛，原因是“或谮观兴既灭之基”（【清】张廷玉《明史?魏观传》卷140），即，可能因为有人诬陷他图谋复兴张士诚的事业。十一年前，张士诚自立为吴王之时，曾将其宫殿建于前元的官衙旧址，而将苏州府衙迁建于都水行司。魏观知苏州府之后，觉得府衙地面低湿狭小，作为办公场所并不适合，因此决定修缮张士诚宫城，作为苏州府衙署，而且疏浚了周边水道锦帆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朱元璋竟然不知情。有人告发说魏观有异志，此举是要复兴张士诚未竟之事业，因此，魏观被朱元璋诛杀。 |
| 魏观前任便是被称为“陈烙铁”的陈宁，陈为政苛猛，经常用烙铁烫人，苏州百姓深受其苦，因此私下都称呼其为“陈烙铁”，苏州至今还有“一烙铁烫平”的俗语。魏观上任后，一反陈宁所为，除其苛政，明教化、正风俗。他重修孔庙，定学仪、订经史、推行乡间饮酒礼。只一年功夫，苏州府“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第二年因善政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但苏州百姓联名上书乞留，朱元璋也考虑苏州暂无合适的知府人选，命还任。可是，此后仅仅过去一年，便发生了这样的惨事。 |
| 魏观，字杞山，蒲圻（今湖北赤壁）人。元季隐居蒲山，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夺得武昌后，聘授国子助教，后入为起居注，一度深得朱元璋信任，不离其左右。洪武元年，命其侍太子说书及授诸王经。其后两度奉朱元璋之命，持币帛求遗贤于四方，而且“所举多擢用”（【清】张廷玉《明史?魏观传》卷140），“其后定国家礼制，大祀用陶安，祫禘用詹同，时享用朱升，释奠耕籍用钱用壬，五祀用崔亮，朝会用刘基，祝祭用魏观，军礼用陶凯，一代典礼皆所裁定。”（【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6）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智囊团重要成员。任苏州知府之前，魏观还当过太常卿、侍读学士、起居注、国子监祭酒。 |
| 然而，就是这样跟随其多年亦师亦友的谋士，朱元璋也不能充分信任，以致仅凭一两个人的谗言和自己的揣度便落罪杀人。事发洪武七年，其时朱元璋的屠刀还没有磨好，屠杀的阵势还没有完全展开，魏观获罪被诛就像平地惊雷，把苏州百姓惊得目瞪口呆，当时他们联名上书乞留这位魏大人时，做梦都没想到一年后竟然会是这样的下场。要说有没有先兆，其实还是有的：洪武四年，魏观在国子监祭酒任上就有一次突然被贬的经历，那次，仅仅因为“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考究祭孔礼节时没有及时报奏，便被贬知龙南县，朱元璋容不得臣下有半点差迟，臣下动辄得咎，一直都是如此，不过，这次的动静有点大、屠刀落得太快了，朱元璋自己不久也有点后悔，遂召令收尸归葬。 |
| 人死不能复生，不管苏州百姓如何震惊和不舍，不管朱元璋如何后悔，知府大人魏观已经人头落地。魏观究竟犯的什么罪，除了“兴既灭之基”，还有没有其他理由，让朱元璋觉得斯人非杀不可？其实，由朱元璋刚刚杀完人马上就后悔这一点可知，“兴既灭之基”这一条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允许，我们猜想可能还有以下原因：第一，魏观和朱元璋沟通不畅。重修苏州府衙、疏浚锦帆泾这样的大工程魏观竟然未向朱元璋奏报请示，以致朱元璋对此不知情，让小人和谗言钻了空子。上次在祭酒任上被贬，也是因为没有及时奏报，魏观并没有吸取教训，因而被朱元璋认为他习惯自作主张、目无皇帝权威，因此，从这一点说，魏观之死和胡惟庸之死有些相像。 |
| 第二，朱元璋特别忌恨苏州百姓对张士诚的怀念。明王朝建立前争夺地盘的纷争岁月中，相对于主动出击、屡犯边境的陈友谅，以及蛮横凶残的陈友定，朱元璋对胸无大志的张士诚的仇恨似乎更小一点，但建国后苏州百姓怀念张士诚的传言屡屡入耳，这让朱元璋异常恼怒，因此，当他听说魏观要重修张士诚的官邸作为府衙，是暗中恢复张士诚既灭之事业时，不禁怒火中烧，不假思索地将其杀掉。 |
| 第三，朱元璋对他的臣工被百姓所爱戴非常反感。魏观知苏州府仅一年，当地风气为之一清，刚刚摆脱了“陈烙铁”陈宁淫威的苏州百姓，对魏观感恩戴德，因此便有洪武六年魏观迁任四川时的“乞留”事件，但这些却恰好加重了朱元璋对魏观的猜忌和不满。朱元璋在《明律》中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就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管。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好怪异的理论！且蛮不讲理，连语气都是朱元璋式的。朱元璋要求普天下之臣工百姓都只服从他一人之权威，除他之外不允许有第二个人拥有名望、受人爱戴。朱元璋表面上崇儒尊孔，但骨子里却是这种典型的法家思想。魏观可能以为为官一任，除弊立新，为百姓造福，获得父老百姓的肯定和爱戴，是仕人应有的理想和职分；苏州百姓可能认为，清官难得，魏观得以替陈宁知苏州府，是当地一大幸事，百姓既得恩惠，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当他们听说魏观将上迁他任时，举行这样的“乞留”活动，不仅所为发自内心，而且这何尝不是一桩政通人和、上下同心的美好场景？然而他们都没有踩到朱元璋的心思，可以推断，他对魏观的猜忌、厌恶，甚至恐惧，从乞留事件后就有了，到重修张士诚宫城、被诬陷为“兴既灭之基”，朱元璋实在按捺不住了，因此不由分辩，以这种虚无缥缈的罪因，将其杀掉。 |
| 第四，魏观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这也是朱元璋所忌惮的。魏观赴任苏州后，“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之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清】张廷玉《明史?魏观传》卷140）朱元璋从来都忌恨官员私接文人，明朝建国后，虽然允许武将聘请文人作为僚佐，但是仅限于为其讲解古代忠君爱国的历史事件，以及规范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魏观是国子监祭酒出身，是当时天下学子之长者，又两次携币帛替朱元璋搜访天下遗贤，各地文人骚客在其心中如数家珍，所以到任苏州后不久，身边便聚集了一帮当地名士，谈经论史、吟诗作画，这本是天下升平之际的一幅美景，然而却又犯了朱元璋的忌讳。 |
| 第五，魏观朋友圈中还有高启这种朱元璋早已怀恨在心的文人。众人皆知，高启之死源于魏观，本来，魏观到苏州任知府时，高启已经在其老家青丘隐居三年，但在魏观再三请求之下，搬到了苏州居住。自古置地盖房都是大事，因此民间有上梁之日延宾庆贺的习俗，魏观重修府衙大功即将告成，自然少不了高启的庆贺。上梁之日，高启写了一篇《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的词句，朱元璋认为“龙蟠虎踞”即是帝王之气，用来形容张士诚的旧宫城，是欲“兴既败之基”，复辟张士诚之基业，实际就是谋反，盛怒之下，命令将高启斩为八段，处罚重于魏观许多。因此，从结果反向推断，与其说高启之死源于魏观，不如说魏观之死源于高启。同案，王彝也被杀害，却没有任何罪名，《明史》本传只说“坐知府魏观事“。王彝同高启一样，完成修纂《元史》的任务后，予官不受，再征入翰林，帽以母老乞归，朱元璋对此衔恨已久，正好趁魏观案将其一并杀掉，顺势打掉这个小团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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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宝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洪武四年）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称贺。太祖曰：“休咎之征，虽各以类应，朕德凉薄，乌足以致斯。”翰林应奉睢稼对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辑和人民，故嘉祥显着。”起居注魏观曰：“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宽租赋，减徭役，而百姓欢豫，神应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陛下尊贤养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庙，颁示史馆，以永万亿年无疆之休。” 相比于睢稼所言之假大空，危素所言之小盘算，魏观的“顺于人”“宽租赋”“减徭役“百姓欢豫”等等，格外亲切，怪不得他知苏州府一年即有如此名望，这段对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深受苏州百姓拥戴的知府魏大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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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辉耀 2022-02-21 17:48:34 拜访，学习，鼎力支持！ ----------------------------- 感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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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嘴滑舌1于向晨 2022-02-22 09:25:37 老朱绝对牛 ----------------------------- 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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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教主 2022-02-22 09:01:05 前来学习 ----------------------------- 感谢支持！ |
| 第一，高启不改元末时文人自由散漫的习惯，一味舞文弄墨，“深宫”诗写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朱元璋已经恨得咬牙切齿了；第二，《上梁文》有“龙盘虎踞”的词句，彻底惹怒朱元璋，最终被腰斩于市，并且碎为八段，朱元璋属于新仇加旧恨，实在忍无可忍；第三，高启前不仕於“僭伪”张士诚，后由于“畏祸”而力辞朱元璋的户部侍郎任命，理由是“年少不敢当重任”，然而，在魏观的苏州府上，却坐为上客，“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依高启的性情，远离政治，和世俗保持距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结交魏观，一是老朋友之请盛情难却，二是自认为文人相交，趣味相投，只不过经常聚一下，迎风赏月、谈书论画，怎么也算是一件雅事，人畜无害。无论是魏观还是高启，他们都忽视了最大的操盘手——朱元璋——的感受，朱元璋感受到的，可能只有羞辱；第四，朱元璋崇尚实用，反对文采华章。对以文史见长的宋濂、刘基尚能忍受，而对专工诗词的高启等，则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点厌恶，被朱元璋厌恶，肯定没有好下场。大明开国前的吴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下令文武科开科取士，要求“俱求实效，不尚虚文”，洪武六年，朱元璋下诏暂停科举，“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以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明太祖实录》卷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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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不仅是元末明初最优秀的诗人，而且终明一代，无出其右者（【清】赵翼《瓯北诗话》卷8）： ……惟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 ……独青丘如天半朱霞，映照下界，至今犹光景常新，则其天分不可及也。 ……即如身当元季，沉沦江村，身未历殿陛，目未睹典章，一旦召修《元史》，列於朝班，其诗即典切瑰丽，虽贾至、岑参等《早朝大明宫》之作，不能远过。此非其天才卓绝，过目即吻契，而能若是乎？惜乎年仅三十九，遽遭摧殒，遂未能纵横变化，自成一大家。然有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者。 |
| 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高启，犹如皇家围场的一只麋鹿，难弃丽质，一生躲来躲去，但最终没能逃脱朱元璋的魔掌，一朝殒命，且被斩为八段。高启之于朱元璋，正如司马迁之于汉武帝，华佗之于曹操，这正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悲哀：一旦被强权盯上，一定会以悲剧收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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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的诗，有汉唐遗风，又脱于宋元，有人评价他学谁像谁，雄浑超迈，清新瑰丽，随遇转圜，无人能及。这一首《青丘子歌》无疑是其超凡脱俗的自画像： 青丘子歌 江上有青丘，予徙家其南，因自号青丘子。闲居无事，终日苦吟，间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 青丘子，癯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 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 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 田间曳杖复带索，傍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 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 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 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 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 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 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 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 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 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 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 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 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 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 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 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 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 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 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 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 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 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 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 但愁欻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 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 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佩还瑶京。 |
| 天妒英才，如果天帝闻之怒，那么假其年三十有九，已是奢侈，怎能容其在世作狡狯，因为他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此次来人间一游，总不免要复结飞佩还瑶京。真是一语成谶，青丘飞天，只留下朱元璋和其诛良的恶名，永世不得翻身！ |
| “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清】张廷玉《明史?文苑传一》卷285）结果，高启以外，其他人最终也都未得善终。 |
| 杨基，九岁时就能背诵《六经》，后来写过十万余言的《论鉴》。元末纷乱之际，隐居于赤山。被张士诚辟为丞相府记室，不久辞去，客居于江南名士饶介家里。张士诚兵败后，杨基受饶介牵连被安置临濠（做苦力），不久又发配河南。洪武二年放归，开始为朱元璋做官，几起几落，最后在按察使的位子上被谗夺官，罚作运输装卸的苦力，竟死于工所。 |
| 张羽，浔阳人，文章精洁有法，尤长于诗，作画师小米（北宋画家米友仁，米芾之子）。早年跟随做官的父亲辗转居住于江浙，兵阻不获归。洪武四年征至京师，因为“应对不称旨”，被放了回来。后来又被征，授太常司丞。朱元璋“重其文”，洪武十六年，自述滁阳王（郭子兴）之故事，命张羽撰写庙碑。不久，坐事被流放岭南，行至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 |
| 徐贲，字幼文，工诗，善画山水。早年被张士诚辟为属官，后辞官。张士诚败亡后，谪徙临濠做苦力。洪武七年被荐至京。九年春，奉使廉访山西、河北，任满还京，朱元璋检察其行囊，发现除纪行诗数首外竟无他物，朱元璋很高兴，授官给事中，后屡次升迁，任河南左布政使，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副。洪武十一年，大军征洮、岷，路过河南，徐贲因“犒劳不时”，下狱，不久在狱中因饥寒而死。 |
|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小时候随父亲打工寄食于卖药的徐翁家，徐家老太好听稗官小说，王行就为其诵读，老太很高兴，并告诉了老翁，老翁把《论语》给了他。结果第二天便能通篇诵读。老翁感觉非常惊奇，“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少年成名，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聘其为家塾教师，出手阔绰，子弟每写成一篇文章，就会给王行数十两银子，王行感觉不长久，谢绝不受。后被有司聘为社学教师，不久也谢绝而去，隐居于石湖。王行的两个儿子在京师服劳役，王行曾赴京看望，受凉国公蓝玉邀请，馆客于家，蓝玉数次向朱元璋推荐王行，朱元璋召见了他，然而，好像并无下文。后来蓝玉案发，王行父子株连被杀，可谓死得莫名其妙。王行以熟知兵法自负，其时两军对阵，互相以炮石相攻，王行曾和朋友分析对策，说如果在阵前埋好竹子，上端用布系扎，对方炮石打来时，其势可以被竹子和布缓冲掉，以柔克刚，人就不会受其害。后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所有人的命运都在朱元璋手中，朱元璋的逻辑才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王行所遇非人，蓝玉的推荐非但没有帮助实现其志向，反而无意将其拉入火坑，一起覆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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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消极的明初文人 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并未受到当时文人的热烈欢迎，其中缘由着实微妙，除了文人的遗民情愫、执政集团整体形象外，朱元璋本人气质的影响也不应忽视。洪武初年，朱元璋给文人规定的任务主要有三个：第一，修纂《元史》，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为确立新王朝的正统地位、安定天下人心非常急迫而重大的事情。洪武二年，朱元璋诏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官，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官，第二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朱右等三十人共同纂修，这些人都是久负盛名的当代文学名士；第二，引经据典，定章立制，创建规矩；第三，充实新王朝的官吏队伍。这三项任务需要的文人数量非常庞大，朱元璋一开始还能依据文人个人意愿、待之以礼，当得不到文人的积极响应时，马上恢复了其一贯的蛮横无理、咄咄逼人的架势。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效力新王朝普遍消极，不愿当官，但朱元璋的征召令一次又一次地下，一次比一次急迫。有司敦迫上道，不少人无奈出山，接受朱元璋的任命，多数下场悲惨。 |
| 元末明初动荡之际，文人之中个性最为鲜明、个人魅力最为独特的，要数杨维桢，“当元之季，杨维桢以工为乐府倾动一时，其体务造恢奇，无复旧格。”（【清】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8）维桢少年时就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每天能记数千言。父亲杨宏在铁崖山为其建了一座读书楼，绕楼种了数百株梅花，聚书数万卷，而后撤掉楼梯，让其专心读书五年，因此，杨维桢自号铁崖，成年后，一支铁笛不离其身，又号铁笛道人，元泰定四年中进士。史论著作《正统辩》力论宋为正统，元当以宋为继，被当时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欧阳元功评价为：“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杨维桢做官不避其微，在钱清场盐司令任上“十年不调”，欧阳元功有意推荐他提拔他，但他始终不积极，又值兵荒马乱，不了了之。后杨维桢避祸暂居富春山、钱塘时，张士诚慕其名，数次招募，杨就是不理。张士诚派其弟士信亲自登门拜访，杨维桢一连写了五篇文章给呈张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但张士诚兄弟终究没有得其要领。杨维桢性格“狷直忤物”，因此又得罪了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只得搬到松江之上居住，在此期间“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
| 洪武二年，朱元璋召诸儒纂礼乐书，派翰林詹同奉币登门拜访，杨维桢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这年杨维桢已七十有四。第二年，朱元璋复遣有司敦促，杨维桢赋《老客妇谣》一章给朱元璋，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朱元璋不得已，另派一小车将其接入宫中，杨维桢居留小住一百一十天，撰写了礼乐书的体例提纲，便要告辞，朱元璋成全他，又派小车将其送回。辞别那天，史馆文人于西门外支帐相送，宋濂赠之诗：“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结果刚刚回到家就去世了，享年七十有五。《野记》记载，洪武二年，杨维桢见召不受时，有人劝朱元璋杀之，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吾成其名耳？”杨维桢“生平气度高旷，喜戴华阳巾，披羽衣，周游山水间，以声乐自随”（【清】柯劭忞《新元史?文苑传下》卷238）文章气质俱佳，是少数能在气势上能压制朱元璋的人之一。初次和朱元璋见面时，所佩被称为“四方平定巾”的头巾被朱元璋定为士人规定服饰，推广天下。晚年在松江居住时，“才俊士投贽求文者无虚日”。最令人称奇的是杨维桢临终时，“当疾亟，撰《归全堂记》，顷刻立就，掷笔而逝。” |
| “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清】张廷玉《明史?文苑传一》卷285）吴中物产丰富、百姓生活相对安稳，张士诚虽然不是文人理想的明主，但其统治还算开明，对待文人也较友好。然而张士诚兵败之后，和他有牵连的文人被朱元璋一并流放于他老家中都濠梁（“例徙濠梁”），屯田开荒，做苦力，不少人再也没有活着回家，有一些被朱元璋赦免并授官，但善终的也不多。 |
| 戴良，世居金华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通经、史、百家，及医、卜、释、老之说。朱元璋初定金华，命他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每天二人轮流为其讲经、史，陈治道。第二年，任命戴良为学正，与宋濂、叶仪等一起教授朱元璋子侄读书。后来，戴良趁朱元璋移师作战之际，突然弃官逃去。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戴良被元顺帝任命为江北行省儒学提举，但其地实际已经不在元朝廷控制范围，戴良便逃往东南，并依附于张士诚。后见张士诚将败，便举家泛海，到达蓬莱，本来要去寻找扩阔帖木儿，但道路阻隔，只能在昌乐住了几年，直至洪武六年又回到南方，改变姓名，隐居于四明山。但被朱元璋发现，洪武十六年被召往京师，欲加官，戴良“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可以评价戴良为不识时务、不知兴替，但他决裂于朱元璋的决定是在经过比较之后做出的，宁肯逃亡，甚至宁肯依附于张士诚，也不愿意投入朱元璋的怀抱。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天下一统，文人的选项越来越少，戴良这样的文人最后便只剩下一条后路：自裁。 |
| 王逢，江阴人。元至正年间，作《河清颂》，为时人称赞，台臣向朝廷推荐，他称疾不就。曾向张士德提出“北降于元以拒明”之策，朱元璋灭张士诚之后，欲授其官职，王逢“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洪武十五年再次被征，有司敦迫上道，其子王掖时任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头泣请，朱元璋才命吏部罢休，六年后谢世，享年七十。在朱元璋那里，拒官不就或者贸然辞官都是危险的举动，象王逢这样能善终的不多见。 |
| 裕伯，大名人。在元朝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避祸弃官，寄居江南，张士诚遣人招之，拒而不纳。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传令中书省欲起用他，裕伯对使者说：“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固辞。洪武元年朱元璋再征，称病不出。朱元璋亲自写信给他：“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看到，涕泗横流，不得已，随使者入朝。不过，“裕伯博辨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后来还出知陇州。可能因为他的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之说符合朱元璋口味，或者因为口才好，获朱元璋好感，或者还有一个原因，他后期在外任职，远离权力核心，所有这些，使其最后有一个难得的好结局：卒于陇州知州任上。 |
| 赵壎，朱元璋两开史局修纂《元史》，两次都参与的只有他一人，史成后朱元璋欲授官，他坚辞不受，后出为靖江王府长史，卒于任，终得善终。 |
| 郭奎，巢县人，是元末名将余阙的得意门生。供职于朱文正的大都督府，朱文正得罪去职后，郭被诛。 |
| 傅恕，洪武二年为朱元璋陈治道十二策，参修《元史》，事竣，授博野知县，后受他人牵连被诛。 |
| 乌斯道，工古文，精书法，被荐授石龙、永新知县，后被流放到定远做苦力，放还不久即去世。 |
| 谢徽，博学工诗文，是高启同乡，参修《元史》，史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后升为吏部郎中，他“力辞不拜，归”。后再次被征，任国子助教，不久去世。 |
| 张孟兼，浦江人，参修《元史》，史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刘基曾经对朱元璋说过：“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但朱元璋不甚喜欢，说他“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任命他为山西佥事。孟兼为人孤傲，疾恶如仇，遇到奸猾之人，令其互相牵引揭发，往往一件事情会株连数十人获罪，其治下官吏百姓“凛然堕胆”，为官风格和朱元璋有几分相像。后为山东副使，其上级山东布政使吴印原是僧人，深受朱元璋宠信，但孟兼很看不起他。一次，吴印登门拜访孟兼，从中门进入，事后，孟兼竟用棍棒打看门人。后来又有事和吴印发生抵牾，官司打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鞭笞孟兼，孟兼将替吴印书写奏书的人逮捕，欲论以罪，吴印将此事报予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说：“竖儒与我抗邪！”命逮捕至京，弃市。 |
| 张宣，江阴人。朱元璋对其早有耳闻，组织《元史》修纂班子时，朱元璋亲自写下他的名字。被召进宫和朱元璋问答之间，颇得赏识，当日即授翰林编修，并呼为“小秀才”。其年仅三十，还未婚娶，朱元璋让他归家成婚，“奉诏归娶”，春风得意。洪武六年犯事，被流放于濠梁做苦力，行至半道就死了。 |
| 袁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以诗负盛名，元末做过府吏，“博学有才辨，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袁凯性格诙谐，自号“海叟”，出门“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绘其入画，被时人传为美谈，这种恃才不羁的性格颇有几份和杨维桢相像。某天，杨维桢在家宴请宾客，有人将袁凯所作《白燕诗》示于众人，袁凯微笑着当场另作一首，杨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洪武三年荐授御史，当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不少武臣恃功骄恣，因此获罪者越来越多，袁凯上奏：“诸将习兵事，恐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学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朱元璋依奏，延请名士在午门为诸将说书。朱元璋有亲自审问犯人的习好，每每一个案子审完后让袁凯送到皇太子处复讯，大部分被同情而责罚有所减免，袁凯回报，朱元璋问“朕与太子孰是？”，袁凯回答说：“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朱元璋认为他“老猾持两端”，因此“恶之”。袁凯非常恐惧，便假装发狂，未受惩处，告归后得以寿终。 |
| 顾德辉，昆山人。家资丰厚，但他“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过三十，才折节读书，新建别墅于茜泾西，称玉山佳处，其园池亭榭、声伎酒肉，冠绝一时，顾德辉才情妙丽，日以继夜地和朋友置酒赋诗，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外地慕名而来的张雨、于彦、成琦、元璞等，是他家的常客。曾举茂才，授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德辉统统拒绝。张士诚据吴时，欲强行授以官职，他便隐居于嘉兴之合溪，张士诚只得任命其子元臣为元水军副都万户，封德辉为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后张士诚再次征召，他便在母亲的坟墓旁结庐断发，以示决心。到了朱元璋一统天下，顾德辉父子由于有曾为张士诚服务的经历，按例流放濠梁做苦力，受尽折磨，洪武二年卒。 |
| 蓝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师从元代理学大师杜本学诗，不事科举，一意为诗，当了几年武夷书院山长，后谢绝升迁。朱元璋统一后，照例流放濠梁作苦力，数月放归，不久去世。 |
| 唐肃，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少年时期与上虞谢肃齐名，称“会稽二肃”。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士诚败，被罚作苦力，洪武三年被荐修礼乐书，擢应奉翰林文字，同年秋免官归家。三年后，流放濠梁，屯田开荒，不久去世。 |
|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为苏辙九世孙，“警敏绝伦，博洽群籍”，研究古文尤其被人称道。李善长上奏加官，苏“力辞归”。朱元璋置礼贤馆，伯衡名列其中。后擢其为翰林编修，苏“力辞，乞省觐归”。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学士宋濂致仕，朱元璋问谁可以代替他，宋濂推荐了苏伯衡，说他“学博行修，文词蔚赡有法。”朱元璋即征之，但不久“复以疾辞”，朱元璋“赐衣钞而还”，洪武二十一年还受聘主会试，事竣复辞还。不久因为“表笺误”这样的小差误下狱，受死。两个儿子苏恬、苏怡被朱元璋一并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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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湖州人，大书画家赵孟頫外甥。为文治学不拘规矩，工画山水，兼善人物。少年时曾赋《宫词》，被仁和俞友仁看见，说“此唐人佳句也”，将其妹许之为妻。王蒙元末隐居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王蒙曾经去胡惟庸私宅，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后胡惟庸伏法，王蒙受此牵连被逮，饥寒交迫死于狱中。以下就是王蒙因之得妻的那首《宫词》： 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 水殿云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月明多。 |
| 陈基，临海人。师从元末文史大家黄溍，陪黄溍游京师，被授经筵检讨。曾为人起草谏章，力陈顺帝和皇并后过失，顺帝欲罪之，陈基逃回老家，躲过一劫。后来，张士诚任太尉时陈基参其军事。张士诚称王，唯独陈基谏止，张士诚欲杀之，不果，又躲过一劫。朱元璋平吴后，召修《元史》，赐金而还，卒于洪武三年冬。起初，张士诚与朱元璋在战场上相持之际，陈基在其幕府，写了不少指斥朱元璋的书信檄文，而有意思的是，张士诚败亡之后，“吴臣多见诛，基独免。” |
| 《明史?文苑传一》记载的诸多明初文人中，迫于朱元璋威严，不得已为官而卒于任上，或为官称旨、未见惩罚而得以善终者，有张以宁、秦裕伯、赵壎、刘炳、陈基、徐尊生、傅著、李汶、赵捴谦、乐良、孙作、宋克等等；明王朝建立后流落民间、不知所终的，有张简、张宪、吕敏、余尧臣等；其他则都是对朱元璋任命有过坚辞不受，或以疾、以母病告归的经历，比如参加《元史》编纂的文人大都事竣则辞归，其中有不少则是在朱元璋一而再、再而三的敦迫下，无奈接受其任命，但最终获得好下场的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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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文字之祸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明初文字之祸》记载了明初洪武间的几起文字之祸：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 《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 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
| 近现代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比如前述之徐一夔，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他比朱元璋还晚死两年，且享年80多岁，不可能被朱元璋所斩；僧人来复之死，也并不是因为谢恩诗惹祸，而是受胡惟庸案的株连；据考证，《闲中今古录》所记载的蒋清高“罹表笺祸被斩”，也系误传。更有人认为是历史错怪了朱元璋，所谓明初“文字之祸”“表笺之祸”就是虚构的。其主要论据，第一，稗官野史所载，不足为信，赵翼所记，未见于正史，似为孤证；第二，朱元璋从不避讳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不隐瞒地将其公布于天下，不会对“僧”“贼”等那么敏感，没必要如此牵强附会、任意解释，朱元璋亲撰碑文的御制皇陵碑现在还树立在安徽凤阳明皇陵内，碑文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和早年悲惨经历。 |
| 其实，如上被广为流传的诸多文字之祸的事例，现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现代华裔学者陈学霖说：“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赵翼所记载的人、事完全虚构，全无一点史料价值，也未必妥当。再者，所谓正史都是经过粉饰的，要想在三易其稿的《明太祖实录》，或者成书于文字狱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发展的乾隆四年的《明史》中，找到朱元璋制造的文字狱的记载，是很不容易的。在研究像朱元璋这样的人物时，所谓野史却往往更具史料价值，尤其当朝人记当朝事，宋端仪《立斋闲录》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
| 高庙亦难受谏。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应进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拟之。”即差人逮来。引见，曰：“送法司问，汝更何说？”张曰：“臣有一言，说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闻其说，良久曰：“此老还嘴强。”令去，竟不问。左右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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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朝鲜这个藩属国打交道时，表笺之祸演绎得更加曲折离奇，朱元璋的蛮横霸道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般认为，刘辰《国初事迹》写的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就记载了两件这样的事情，其一：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道湖广，投之于水。怨妇题材历来为诗人常用，很少由此得祸，但陈养浩这次不同，他遇到的是朱元璋。其二： 太祖即位之后，高丽国王颛进表贡方物称臣。太祖给以金印。封颛为高丽国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弑王禑、王昌、王瑶、王奭四主而自立，贡方物而进表，请更国号。太祖改高丽为朝鲜，从其自为声教。后成桂改名旦，进表，纳前恭愍王金印，请朝鲜印及封王诰命。太祖不从。及为进笺，有犯主字样，太祖罪其使者，供称姓郑名某撰文，太祖将所贡金鞍等方物发还李旦，追要原撰笺文姓郑者。旦惧，以郑某送至京，太祖罪之，发云南安置。仍令守辽东都司禁革，不许高丽人通界，亦不许客商货易，永远绝之。 朱元璋的心思细得像针眼一样，藩属国进奉表笺，不过使用一些外交辞令，堆砌一些美丽辞藻，朱元璋却要亲自逐字逐句察看，而且还真的发现了问题，这次，朝鲜那个郑姓笺文作者（疑为郑总），所遭遇的确确实实就是“文字之祸”“表笺之祸”。 |
|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朝鲜李成桂弑主自立后，希望得到明王朝的册封，但朱元璋认为其“顽嚣狡诈”，始终未予承认，恰逢这年太子标去世，朱元璋的情绪接近崩溃边缘，总怀疑有人借机讥讽他，所以对待朝鲜贡使时尤其显得暴戾乖张。十一月，李成桂欲更其国号，拟定两个：“朝鲜”和“宁和”，请朱元璋圣裁，朱元璋定为“朝鲜”，翌年，朝鲜方面派李恬为谢恩使远赴明朝廷，在谢恩表中，自然对朱元璋极尽称颂，但朱元璋仔细阅读后，却发现了问题，原来表文中有一句为“权知国事”，这本是李成桂自谦之辞，朱元璋认为是对他的“侵侮”，意思是我既然已经正式承认并认命你为王了，为何还是“权知”？召见李恬并斥责：“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又责其跪姿不正，“杖恬几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李成桂得知表笺意外惹祸，非常惊恐，连忙遣使携贡，陈情谢罪。 |
| 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鲜李成桂遣使奉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朱元璋查阅表笺后，又发现了问题：“不停当的词多有”“轻薄戏侮”，命扣留进正旦表笺使者，勒令李朝将表文撰写者押送京师问罪，李朝立即派人将表笺撰写者金若恒押送到明朝京师谢罪。 |
| 洪武二十九年，李朝奏请印信、诰命表笺又惹祸，正月，李成桂派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郑总等赴明京师请颁诰命、印信，其表笺文又被朱元璋看出问题，三月，朱元璋下旨：“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六月，明朝廷派官员赴朝鲜，催促押送撰表校正人员上路。七月，相关人员被押送至京，朱元璋亲自审问，后上谕礼部：“今朝鲜送来数儒生，勿遣其还。盖此辈略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调弄戏侮，若朝鲜废置，无乃皆数生之在……古人云，以道助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此数生不为王量力，敢为小敌之坚，故作戏慢，生隙殃民。尔移文朝鲜，无用是数生，留之京师，别授微职，以杜绝王左右之祸。”朱元璋将朝鲜李成桂身边几个文人“略通古今，未知大道”的错误上纲上线、任意放大，结果是将朝鲜朝廷几个对明朝友好、有远见的大臣治罪。如郑道传，外交上力主亲明，当高丽辛禑王背明迎元者时，上书主张将元使拒之国门外。权臣李仁命令他迎接元使，他说：“我当斩使者以来……缚送于明。”此次明使赴朝鲜欲押取郑道传，李成桂以其患“脚气病症，不能起送”为由加以保护，使之免于押送京师。朱元璋对此大为不满，斥责并威胁李成桂：“郑道传者王尚信用，岂非王无悛过之乎？王宜深思熟虑以保三韩，毋殆后悔。”话说得很重。留滞明朝的几个文人则倍受凌辱，有的客死他乡。如担任总撰的李朝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郑总，朱元璋尤恨之，派人取来家小，命他每天到文渊阁听诸儒论讲。后郑总因为李朝显妃丧期而穿素服，朱元璋大怒，说：“汝何心，不服赐衣，乃着素服？”令锦衣卫鞠之，郑总惶惧逃遁，被执而刑，刘辰《国初事迹》记载为发配云南。金若恒、卢仁度以同样原因被杀。 |
| 朱元璋按照自己的帝王观，要求天下人皆对其服服帖帖，对李朝消极处理郑道传一直耿耿于怀，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传旨于朝鲜国王李成桂：“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要求李成桂服从其权威，“奈何不务深谋远虑，固建睦邻之道。左右所用，皆轻薄小人，虽称儒士，实剽窃古人肌肤之理，所以不能以德助王。虽称以小事大，其行文也，搜求构祸典章，实造兵殃于三韩，委朝鲜国王无置身之地。此等之徒，用之何益？……今朝鲜每岁措表笺者，以辞而构祸。在我虽不以为必，然山川上下神祗有所知觉，祸将有日，必不可逃。”并反复传话李成桂：“李某没分晓，郑道传用他做什么？” |
| 洪武三十年十月，李朝千秋使赴明贺千秋所进启本用字不当，又惹祸端。朱元璋发现了启本内有“用字又不停当”的语句，猜疑是李朝“秀才设机用意，辏成语句讥侮，自生衅端”，遂令“差来使臣且不放回，止令打角夫一人还国，以报王知。将撰写启本人员发来回话，方令使臣回国。”李成桂赶紧派遣通事郭海龙押送启本撰写人礼曹典书曹庶等赴京。曹庶受审交待还有三名执笔者，朱元璋命礼部咨文朝鲜索之，六月，李朝派人押送赴京，行至辽东时，“闻皇帝升遐，太孙即位，大赦，乃还。”这样，和朝鲜国纠缠了几年、多人因此罹罪的“国际表笺之祸”，因朱元璋升天、大位更替而没有再继续。 |
| 即便赵翼《廿二史劄记?明初文字之祸》所引用的材料可能都是后人杜撰，即使朱元璋的疑心可能没有那么离奇，然而苏伯衡父子三人之下狱受死，仅仅缘自“表笺误”这样的罪因，却是正史所记；同朝鲜李朝牵延几年的“表笺之祸”不仅在《明太祖实录》中有一些痕迹，而且被当事国历史文献详细记录，白纸黑字，不容抹杀。 |
| 朱元璋到会稽，令邓伯言作《钟山诗》，中间有一句：“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朱元璋看到后大喜，“以手拍案高诵之。邓以为怒，惊死于墀下，扶出东华门始苏。”（【明】郎瑛《七修类稿》）洪武之三十年，本是新朝甫立、万象更新、群情振奋的时代，可事实是，文人保命尚且不得，遑论思考与创作，文坛死气沉沉，寂静一片。如果说永乐年文坛开始盛行的“颂圣德，歌太平”的台阁体诗有其孕育的时间和环境，那么这一定和朱元璋治下的洪武朝三十年有摆脱不掉的关系。当然，后来的王阳明、李贽及黄宗羲这样“叛逆”的思想家，也是其来有自。 |
|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皇陵碑文作者朱元璋，会忌讳他人提到自己的过去吗？朱元璋在碑文中已经将父母、哥嫂、自身以及甥侄等的悲惨凄苦写了个遍，对自己底层身世毫不隐讳，可谓“坦坦荡荡”，有此等胸怀，难道还怕别人揭其为丐、为僧、为盗、为贼的历史吗？实际上，人们都喜欢自述早年苦难史、奋斗史，但如果别人说他因为原来在乡下生活，而对其村气未脱说三道四，他一定不会高兴；一个人可以自揭伤疤，但决不允许他人端详；我的故乡固然偏僻、贫困，我自己可以一天骂八遍，但决不允许他人也骂它；你的上司偶尔会说自己“老了，啥都记不住了，是不是要老年痴呆啦”，但这并不代表也允许你可以对他说同样的话；人到了国外往往更爱国；等等，都是同样的道理。朱元璋把自己凄苦的童年写出来，刻在石碑上，立起来，并且时常将“朕本淮右布衣”挂在嘴边，难道你觉得你也可以这么说他吗？ |
| 朱元璋先后五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文辞体裁、与及字讳回避事例，其中三次涉及表笺格式，“足见太祖对此类典礼仪式的重视”（陈学霖）。除了最后一次颁布于洪武二十九年，前五次颁布表笺成式都是在洪武十四年以前，北元尚未肃清，云南也未归顺，朱元璋却把不少心思花在表笺成式这样的花拳绣腿功夫上，除了朱元璋精力充沛、事必躬亲外，有没有更好的解释？猜测一下：是不是在这之前真的发生过一些“表笺之祸”，甚至有些人为此掉了脑袋？如果不做这样的猜测，很难消除它给人的突兀感。至于五次颁布表笺成式，都没有涉及避讳“僧”“盗”“贼”等等的明确要求，但试想一下，如果作这样的要求，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和秀才过招，主要是用脑子！况且后来（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在朝鲜李朝千秋使所进启本中，真的就发现了怀疑“秀才设机用意，辏成语句讥侮”的语句证据，在朱元璋看来，这些秀才不是非常可恶、并且该杀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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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学而优则仕”本意为学有余力则去做官，被人理解为了学业优秀则去做官，但这种理解被后来历代无数次证明是文人正道。我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文人士大夫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世人追逐的对象，因此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 |
| 文人在宽松的历史时期，如果不得志，还可以寄情于山水之间，做一个有情趣的布衣百姓。魏晋时期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唐】房玄龄《晋书?阮籍传》）。和阮籍同时期的嵇康“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唐】房玄龄《晋书?嵇康传》）但是嵇康就没有阮籍的好命，由于结怨于小人钟会，最终，以钟会所说“以淳风俗”为名，死于司马昭之手。朝廷如果明火持杖，手无寸铁的文人如何能逃得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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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由于有“九儒十丐”的等级制度，科举屡兴屡废，文人不得其所，所以往往“风雅相尚”，其活动还是自由的。这边厢（【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元季风雅相尚》）： 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皋羽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题，取罗公福为首。松江吕璜溪，尝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赠遗，一时文人毕至，倾动三吴。又顾仲瑛玉山草堂，杨廉夫……诸人尝寓其家，流连觞咏，声光映蔽江表。 那边厢，朱元璋由于帐下人才不足，于吴元年四月发出《翰林院侍讲学士朱升诏》： 朕自开基以来，每岁征聘。戋戋束帛，为矜式于国中；青青子衿，来英才于馆下。 真是殷殷切切，其心不可谓不诚，其情不可谓不迫。第二年，洪武元年《求贤诏》： 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然怀才抱德之士， 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失之于敦劝欤？朝廷之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欤？ ……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外加罪己之心，不知是出自其真心，还是不过外交辞令摆摆样子罢了。洪武三年《告天下诏》： 自古帝王开基立国， 必赖贤俊之臣……兹惟六部政繁任重， 而在位未尽得人，岂朕用 贤之道未广欤？ 抑贤志之士抗其志节而甘隐于岩穴欤？ 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 以礼遣之。 洪武十四年《求贤诏》： 今再诏：寰宇之内，果有才高识广之士，隐于耕钓、困於羁旅，虽有至智，一时不能自 申者，有司以礼敦遣，朕将尊显之。 仅强调“以礼敦遣”，谦恭没有了，只剩一点客气。洪武十五年《谕天下郡县敕》： 访求经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币聘之，遣送至京，共论治道，以安生民。 这时已经发生了胡惟庸党案和空印案，全国杀声一片，朱元璋的态度完全变为强制，规定了年龄范围，人人接受审查，凡经明行修之士，必须接受聘币，并遣送至京。这期间，朱元璋对人才一边用，一边杀，用一批，杀一批，杀一批，召一批，因此，文人几乎都不愿意做官。洪武十九年又下《告天下诏》： 山林岩穴隐逸之士，有司旁求博访，以礼敦遣赴京，量才录用 。 这是因为前一年郭桓案发，暴怒之下的朱元璋大杀特杀，又有数万人作了其刀下冤魂，被杀的人大部分是为朝廷服务的官员、胥吏，因此，突然出现了全国性的官员荒、人才荒。在朱元璋“旁求博访”的诏令之下，各地方官员肯定是闻风而动，怎能不将山川湖海再次搜刮一遍？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如叶伯巨上疏朱元璋所直陈：“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当时人书当时事，就连朱元璋本人也并未反驳其所述之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像当时文人面临的选无可选、逃无可逃的恐怖环境。诏书写得有水平，既要求有司“旁求博访”“敦遣赴京”，又不忘“以礼”，从字面上理解，诏令明显自相矛盾，明知道当时文人大都不愿出来做官，而既然要逼促其赴京出仕，就不可能以礼待，话却偏偏要说得冠冕堂皇。地方有司心知肚明，知道朱元璋重点并不是什么以礼不以礼，而是要将隐逸于哪怕“山林岩穴”之中的土人都要搜刮出来，无所遗漏。 |
| 在朱元璋治下的洪武年这样的“治世”，出现了“明初文人多不仕”的现象，可以说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廿二史劄记?明初文人多不仕》记载，丁野鹤（应为丁鹤年）、戴良以不忘故国为由，不事新朝；杨维祯被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才一百多天就告老还乡，宋濂写诗相送，“白衣宣至白衣还”；胡翰、赵壎、陈基等应聘修《元史》，书成而归，不愿受官；张昱被征至京师，以年老为由不仕；陶宗仪被荐而不赴；王逢因为其文学才华被征，其子王掖以其父年老体弱向朱元璋请求赦免，朱元璋准其请求。这一时期，如赵翼所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
| 朱元璋终于恼羞成怒，洪武十八年颁行天下的《大诰》定罪十大条目，其中“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赫然在列。这时读书人就没有了谢绝出仕和辞官的自由，更不要说元季文人那种“风雅相尚”的雅兴。这是一个强烈的标志，前朝历代，朝廷要杀一个不合作的文人，一般最起码也要编造一个其他理由，现在则进了一步，不逢迎合作本身成为一条罪状。洪武十八年，事起胡惟庸案、超过一万五千人丧命的大屠杀，被杀的不仅有公侯显臣，更有一大批稍不留神会与之扯上关系的文人，所以文人都视做官为险途，然而，辞官回家当老百姓是朱元璋尤其痛恨的，“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大诰》），又杀一批。结果就是平遥训导叶伯居所说“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文人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战战兢兢，不可终日。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然而，明初文人趋利不得，避害不能，如同待宰的羔羊，“重足而立”，活一天算一天。 |
| 或许，这正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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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洪武时代：功臣勋旧 5.1 朱元璋的杀与不杀 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是人无法避免经历的情感体验，人们想尽办法追求长生不老，哪怕只有一丝希望。秦始皇开始对死亡这件事还是基本认可的态度，认为“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司马迁《史记》卷6），后来年老体衰，死亡的焦虑不时袭来，所以，又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二十八年），又是学作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所谓“真人”（始皇三十五年），临死之时，仍然“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始皇三十七年）。死亡如此可怕， 帝王的第一权力便是生杀大权，防止臣民逆反的第一手段便是以夺其性命相威胁。然而总有不怕死的，夺命也不足以吓阻那些“亡命之徒”的反叛冲动时，种种更加残忍的刑罚便产生了：由绞而斩、磔、剥皮等等，至于诛族、诛九族，甚至十族。对于 者，杀人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把“罪犯”从肉体上消灭，使其永远不能再次犯事；第二，可以警告活着的人，使其心生恐惧，打消预备犯事的冲动，为达到这样的效果，行刑杀人要专门选择在集镇闹市。从来，这种杀人灭族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所以有的杀着杀着就杀上瘾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所以就有了孟子和梁襄王如下的对话（《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不嗜杀”，有那么难吗？天下翘首以盼的领袖，不过是一个不嗜杀人者，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盼而不得。孟子为梁襄王量身定作的“定天下”的韬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嗜杀”。孟子生活的年代是那样，那么一千多年后的元末明初如何？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27岁的朱元璋攻占太平时，遇见了当涂人陶安，陶安说： 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可见，朱元璋在当时竟然以“神武不杀”而闻名，最后真的就夺取了天下。其实，这完全是陶安首次见面客气之语，一半是奉承，一半是愿望，不可全信。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势力并不算大然而礼贤下士的朱元璋吸引了一些文人的目光（《明太祖实录》卷8）： 徵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建康。初，上在婺州既召见宋濂，及克处州，又有荐基及溢琛者，上素闻其名，即遣使以书币徵之，时总制孙炎先以上命请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见，上甚喜，赐坐，从容问曰：“四海纷争何时而定？”溢起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上善其言，甚礼貌之。 文人对待眼前这样的军事强人，就像一个母亲对待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既有所期待，又怕他忤逆不孝，教，怕人家不听，不教，又难以放弃自己的职责，所以只能言简意赅地进行极具针对性地规劝。然而在朱元璋，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些烦：这帮文人来来去去说的都只有一件事，即，不嗜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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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学者赵翼在提到朱元璋的“成功经验”时总结（【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6）： 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一语。初遇李善长，即以汉高豁达大度，不嗜杀人为劝。及取和州，诸将颇不戢，范常规以“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即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遣送其家。既渡江，将取太平，令李善长预书禁约榜文，入城即悬诸通衢，兵皆肃然，毋敢犯。故陶安谓“明公神武不杀，天下不足平也。”及将取镇江，先坐诸将以重罪，令善长再三求释，乃下令庐舍不焚，民无酷掠，方许免罪。于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池州之役，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兵，生获三千人，遇春欲尽诛之，徐达不可，乃以闻，而遇春已坑其兵过半，帝急命释之，由是命达尽护诸将。遇春围熊天瑞于赣州，固守不下，帝虑其多杀，先戒曰“得地无民亦何益？”乃筑长围，半年始克之。于是诸将皆承顺风旨，咸以杀掠为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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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事之时学习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攻城略地过程中“神武不杀”，终成帝业，如果之后朱元璋一以贯之，那他真的可能成为一代明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或许是朱元璋变了，开始的英明豁达的领袖最终落入俗套，杀俘虏、杀功臣，株连蔓引，一杀一批，一倒一片，杀人成了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不杀不足以固国本，不杀不足以平天下；或许，嗜杀才是朱元璋之本性，之前的神武不杀完全是由于形势所迫和众人劝导，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眼看形势越来越有利，继续装下去实在太难了，于是决定放飞自我，恢复嗜杀本性。定鼎天下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朱元璋（【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6）： ……盖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其后胡、蓝二党，诛戮至四、五万人，则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又平定滇、黔，杀苗蛮亦不下六、七万，则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非此不足以惩创。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省攻战之力大半”——原来，秘诀在这里！如果有人将之前所谓“神武不杀”，镇江“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等等，理解为朱元璋真的有一颗与草民共情之心，那一定是他一厢情愿地对朱元璋的过度解读，表面隐藏下的事实，可能完全两样，而实际上，杀与不杀都是“术”。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圣贤，是盗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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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十一月初五日，尚是吴王的朱元璋的杀俘令旨： 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陆万余众，虽为囚禁，令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士诚）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 真令人不寒而栗，六万余众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只留一两万活口，其余的都被“暗地去除”！次年进攻淮安时，又传令旨严厉责问徐达为何不多杀人： 吴王令旨，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名；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幡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过，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者。 朱元璋这时完全不顾之前“神武不杀”的形象，将淮安久攻不下的原因归于徐达“不杀人”。以下这幅朱元璋吴王亲笔，纵35.9厘米、横58.7厘米、文14行、118字的杀俘手令如今被无锡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真让人哭笑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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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朱元璋亲笔令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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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四大案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一说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被称为明初四大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据周敬心书，此外尚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洪武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在这几大案中，朱元璋都“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
| 空印案的“印”即为印章、印鉴，“空印”即在空白的钱粮薄册文书上加盖官印。明初时，每年各布政使司、 府、州、 县等地方官府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 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地方报来的数字都要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点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要被驳回，立即作废， 须重新填写上报，并且还要盖上原官府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这种做法在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还算可行，可在那个交通主要靠人扛马拖的年代，非常不方便，因为到京师的距离，近则三四千里，远则六七千里，往返一趟往往耗时达数月甚至一年之久。于是，地方官员们在实际运作中为了少一些折腾，便宜行事，在进京时就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印章的空白报表文书，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有错漏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省去了不少麻烦。这种方法虽然不算完全“合规”，但也是地方官吏在公务活动中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这种方法从元朝就有，到明朝初年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禁止过，从户部到州县各级官吏也都心知肚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环节：所有人命运的最大操盘手朱元璋对此并不知情。直到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 ，当朱元璋知道这个秘密后，极为震怒，认为这是所有官员相互勾结、 欺上瞒下的惊天大案，要将全国各级主印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欺君”罪处死，“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一时间，天下惊恐，人人自危，“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人狱，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这就是明初“空印案”的大致脉络。 |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引起天下震动的大事件，史书却只有一些零星记载，整个事情影影绰绰，形迹模糊，甚至“空印案”发生于哪一年、多少人论死、《实录》为何失载，等等基本问题，都没有确切答案。 |
| 首先，关于案发时间，《明史?刑法志二》：“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然而，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1：“洪武九年，天下考较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国榷》 卷6载洪武九年闰九月怀庆知府林方徴上言曰: “……又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显示此案应发生于洪武八年，方孝孺回忆其涉案被杀的父亲的文章《先府君行状》中说：“（洪武）八年……得罪，谪口浦，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师。”因此，案发时间有洪武八年、九年、十五年三种说法，现代研究者倾向于洪武八年底、九年初。 |
| 其次，关于多少人被杀，也是众说纷纭。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被杀七八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二》“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估计而来。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 “ 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 狱凡数百人。” 有人估计，方孝孺写作时，空印案还没有结案，朱元璋杀人还在进行，所以，实际数目会多于数百人，但可能不会达到万人之巨。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初有一百三十七府、十三军民府、一百九十九州、一千一百四十九县，另外有八土府、四十六土州、七土县，其中每一官府单位皆管辖一方田土人民，全部主印、佐贰官员总数应该在两三千人，如果空印案发生于洪武九年，那全部掌印人数应小于此数，因为洪武十四年九月始征云南，十六年三月，才有征滇大军还师，沐英留镇云南。最后，这些主印、佐贰官员其中之大部分，或者甚至是全部，不分良莠，一齐被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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