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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连载《北宋崩溃那些事之第一卷:收复燕云始末》[第12页]

作者:南山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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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钦宗连下两封手诏,令李纲复职。一封手诏说:“卿忠义之志,朕所素知,方国家多难,实赖共济,不得再有,请便赴院供职。”
    另一封手诏说:“卿屡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卒,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隔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赖以为辅佐者,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
    宋钦宗见李纲仍然不答应复职,于是,令太宰徐处仁和少宰吴敏,亲自前去传旨,请李纲复职,李纲还是不答应。
    宋钦宗无奈,只好将李纲召至内殿,当面加以抚慰,说:“贼马刚退,正赖卿协助渡过艰难,今却突然辞职,什么原因?前事不足介怀,为了朕,请你留任吧。”
    宋钦宗话说得很是恳切。
    这样,李纲只好呈上谢表,受命就职。虽然李纲最终还是没能击败耿南仲,但也算是赢得了足够的面子。
    将宋徽宗身边的内侍罢黜之后,宋钦宗还不罢休,又将宋徽宗的心腹宦官王仍、邓文诰等,以“图欲离间两宫、妄意传播”的罪名罢黜,并下令,让开封府审问宦官梁忻等人。同时,安排自己信任的谭世绩、李熙靖一同主管龙德宫。名义上是为了更好地照料太上皇,实际上是为了更严密地监视太上皇。
    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宋徽宗心里很清楚。他经常拿出一些财物分给身边人,笼络他们,希望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外界的信息。宋钦宗对于宋徽宗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很警惕。获悉这些情况后,他立即令开封府派人去龙德宫,将宋徽宗分发的那些财物统统予以没收。
    至此,宋徽宗已被宋钦宗完全彻底地软禁了起来,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基本上已经隔绝,可谓插翅难飞。宋钦宗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不让宋徽宗干预朝政,防止他复辟。
    当时,宋朝与金国仍处于战争状态,局势其实仍很紧张。斡里不的东路军虽已退至燕京涿州一带,粘罕的西路军也已退至太原一带,但仍在继续围攻太原城。
    宋徽宗虽然并不太可能知道这些信息,但他不可能不考虑局势,不可能不考虑安危。宋徽宗觉得,“金人必再犯京阙”,东京城仍不安全。于是,他给宋钦宗写信,建议“请帝留京师治军国事,欲自往西京治兵。”
    对此,宋钦宗向吴敏咨询意见。吴敏想了想,回答道:“不可也。上皇在南方时,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
    宋钦宗明白,吴敏的言外之意是,好不容易设套将太上皇套回来了,怎么可能前功尽弃呢?
    后来,天宁节那天,即宋徽宗四十四岁生日那天,宋钦宗率群臣来到龙德宫,给父亲上寿。宋徽宗很高兴,满饮一杯,接着又倒满一杯让宋钦宗喝。宋钦宗端起杯子刚要喝,耿南仲忽然用脚轻踩了宋钦宗一下,提醒他不要喝,以防酒中有毒。于是,宋钦宗坚决推辞,“不敢饮而退。”
    宋徽宗见状,放声号哭。第二天,宋钦宗下令在龙德宫张贴黄榜,榜上说:“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从此,“两宫之情不通矣”。
    再后来,宋徽宗闻听金兵又大举南下,他又给宋钦宗写信,建议皇帝与自己立即出城,分头组织兵马抗敌。如果宋钦宗那时能接受这个建议,及时撤离东京,那么父子俩就很可能避免被俘,北宋也不可能迅速亡国。
    然而,宋钦宗毫无战略远见,毫无政治主见,又一次拒绝了宋徽宗的建议。等到宋钦宗明白宋徽宗的良苦用心之时,大势已去,悔之晚矣。
    五十六、大清算(1)
    凡是当年积极参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高级官员,如王黼、童贯、蔡京、蔡攸、粱师成、赵良嗣、王安中、刘延庆、谭稹、和诜、马扩等,都先后遭到了朝廷的政治大清算。
    宋钦宗之所以要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原因:一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当时学生领袖陈东等人领导太学生闹学潮,伏阙上书,强烈要求斩杀“六贼”,声势浩大,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二是响应朝臣呼吁。当时大臣们普遍认为,金人之所以入侵,都是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件事惹的祸。道君皇帝之所以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就是受到这些奸臣的蒙蔽,所以,大臣们强烈要求处罚王黼、童贯等人;三是宋钦宗本人的态度。宋钦宗对王黼、童贯等人早就非常痛恨,对蔡京、蔡攸也是非常讨厌。
    昨天煊赫一时的功臣,今天变成了万恶不赦的罪臣。而今天的罪臣,明天能否又变成功臣呢?历史的面目,常常因政治色彩的变化而变幻多姿,而真相往往隐藏在那层神秘的政治面纱之后。
    第一个被秘密处死的大臣是王黼。
    对于如何处理王黼,宋钦宗曾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当时,李邦彦担任宰相,他建议派人去抄王黼的家。王黼担任宰相期间大搞贪污受贿,家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何不取而用之?吴敏则建议将王黼公开处死,以正天下视听。
    宋钦宗不同意公开斩杀退休大臣,他认为,可以将其流放,可以没收其家产。
    李纲的建议是,让开封府聂山负责处理王黼问题。
    聂山与王黼宿怨很深,这大家都知道。王黼掉到聂山手里,后边肯定会有好戏看。聂山以前曾担任户部侍郎,那时王黼担任户部尚书,二人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朋友关系,而且感情还很好。后来,王黼与蔡京分裂,而聂山依然拥护蔡京,王黼将蔡京扳倒后,就污蔑陷害聂山,并将聂山贬出京城。从此,聂山便与王黼翻脸,并无比痛恨之。
    王黼是宋徽宗亲自发现破格提拔起来的大臣。纵观宋徽宗朝代,主要重用两个人为宰相。前期是蔡京,后期就是王黼。但王黼执政时间比较短,大约五年多。北宋末年的三件大事,即海上之盟、方腊起义与收复燕云,都发生在王黼执政期间。特别是收复燕云这件事,王黼是促使宋徽宗做出最终决定的主要推手,也是主要实施者之一。收复燕云之举,无论是功还是过,都肯定要有王黼一份。当年,就是因为收复燕京,王黼获得的殊荣可谓显赫一时。而现在,朝廷认为就是因为收复燕云,才招惹来了塌天大祸,王黼必须要接受惩处。
    从宣和六年(1124)十一月,王黼开始失宠致仕,退出了政治舞台。到宋徽宗禅位时,他已在家闲居一年多了。
    对于宋徽宗的禅位,大臣们反响各有不同。不少大臣认为,这是朝政的一个转机,所以百寮入贺,都面有喜色,上下都认为是一件大喜事。唯独王黼,听到这个消息时,面如死灰。因为他与前太子赵桓关系很糟糕。也许他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王黼闻听太子赵桓已于昨晚接受内禅,登临帝位,他心里很惶骇,也急忙入宫祝贺。可是,当他来到閤门司后,被告知:“皇帝有旨,不接纳。”
    王黼吃了一个闭门羹,心里更加惊恐不安。王黼知道赵桓讨厌自己,因为自己的私生活太铺张太奢靡,而赵桓喜欢过那种简单朴素的生活。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严重的问题是,王黼见宋徽宗并不喜欢太子赵桓,而是喜欢赵楷,于是便试图动摇赵桓的太子地位,谋划让郓王赵楷取而代之。王黼曾秘密对宋徽宗说:“臣屡次令术者推测,都说东宫命不久矣。”宋徽宗明白王黼的意图,但他并未相信王黼的鬼话。
    王黼觉得自己过去那些所作所为,赵桓不可能一点不知道,那可都是一些致命的政治问题,这让王黼更加忧心。
    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要求严惩祸国殃民的“六贼”。王黼名列“六贼”第二,仅次于蔡京。
    闻听此事,王黼更是惶惶不安,坐卧不宁,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接着又有消息说,金军即将渡过黄河,兵锋直指东京。王黼感觉大难临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逃走为上。于是,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二,王黼没向任何人请示,也没得到朝廷准许,便擅自出城,携带家眷往东南而去。
    第二天,宋钦宗得到奏报,立即下诏:“责太傅楚国公致仕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太傅是正一品,而节度副使是正八品,这等于给王黼连降七级,这是对他擅自离开京师的行政处分。
    吴敏与李纲多次秘密商议,觉得不能让王黼长期在外逍遥流窜,应该处死他。吴敏与李纲都属于蔡京一派的人,对王黼恨之入骨。而且此时的王黼,与蔡京童贯蔡攸等人还有所不同,他早已被太上皇冷落,退出政坛,而且声名狼藉,被大臣们所唾弃,诛杀他不会造成什么不良的政治影响。
    宋钦宗之所以决定让开封府府尹聂山去执行诏书,也是有意要处死王黼。因为,他也知道聂山与王黼有私人恩怨,而且聂山这人性格刚烈,行事猛厉。
    聂山接到圣旨后,立即派出精干杀手,一路追赶王黼。杀手们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雍邱县(今河南杞县)之南二十里,一个叫辅固村的地方,终于追上了王黼。宋人周辉在《清波别志》中是这样记载的:王黼一行人走到辅固村,在路旁略作休息并吃油饼,这时,有一个过去与王黼关系不错的内侍追上来,说是专门从京城赶过来,向他说一说近来京城发生的大事,话还没说完,开封府的捉事使臣韩膺等人,骑马来到王黼跟前。他们向王黼出示了御笔后,随即举刀砍杀。然后割下王黼头颅,装入盒子,带回京师。王黼随行所带的大量金帛,被他们摽掠一空。
    随后,开封府尹聂山一本正经地向宋钦宗奏报:“本府捉事使臣韩膺等人报告:受命追查王黼所在,经核查,王黼已于二十四日至雍邱县城南二十里永丰乡辅固村,为强盗所杀,今已取到首级。”
    王黼实际上就是宋钦宗下令处死的,这应该毫无疑问。对于宋钦宗为什么不对王黼明正典刑,《宋史》的解释是:皇帝刚刚即位,难以诛杀大臣,于是托言为盗所杀。
    对此,宋人陈均在《九朝编年备要》中评论说:王黼之罪,固当诛杀。然而,朝廷不对其依法进行审判,就这样秘密处死,王黼会感到冤屈。而且,这种做法也不妥,属于失刑乱政。
    随后,聂山派遣度支郎中邢倞,去没收王黼的家产。
    王黼有两处房产,都是宋徽宗赐给他的。一处在内城大相国寺东,这是王黼刚担任宰相时的住处。另一处在城西竹竿巷,王黼后期就住在这里。这套宅第位于阊阖门外,非常阔达,周围连绵有数里。其正厅屋顶,都是用青铜瓦覆盖的,宏丽壮伟;其后堂,又盖起一座高楼大阁,与前厅辉耀相对。后花园内有一座花石山,还有些商铺样的建筑,类似于民间歌舞之家。
    蔡京宅第以南园闻名,王黼宅第则以西村著称。王黼宅第里的西村,是以巧石作假山,小径弯曲,中间以竹篱,间隔成村落之状。有人认为,宰相府中有村名,恐怕不祥。
    邢倞这个人能力不行,措施不力,他刚率人进入王黼住宅,闻风而来的市民便一拥而入,将王黼家的财产一抢而空。大略统计,有绢七千余匹,钱三十余万缗被抢走。金玉之类,被抢去了大约三分之一。
    聂山一看,这样不行,于是换人,改派王时雍负责追缴。王时雍诡计多端,他令人张榜公告说:“搬运王黼家财物者,皆按多少依次给赏,优者推恩。”众人信以为真,于是,各自携带着抢来的金帛进入王黼宅第等待领赏。不料,王时雍忽然下令,要将二十余名带头抢夺者斩首示众。众人大惊,皆弃物而逃遁。于是,大多数财物都被追缴了回来。
    王黼家的女人,有十八个获得宋徽宗赐予官爵,其中有八个夫人,十个宜人。有一个名叫素娥的侍妾,与王黼感情最好。王黼失宠下台后,她一直跟随在王黼身旁。王黼被杀时,素娥就在他身边。素娥因受惊吓,没过三天,也死了。
    王黼死于辅固村。后来,老百姓都称辅固村为负国村。
    处死王黼以后,宋钦宗想再除掉粱师成,可是一直没有合适机会。粱师成自从知道自己被列入“六贼”名单后,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听说王黼“为盗所杀”,他更是处处小心翼翼,甚至“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
    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太学生陈东又上书乞诛六贼。这是陈东第三次上书,第一次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今年正月初六。此时,李彦已赐死,王黼已诛杀,六贼中还剩下蔡京、童贯、粱师成、朱勔没受到惩处。除了粱师成外,其余几个人都不在京师,都追随宋徽宗南下而去。
    粱师成为什么不随宋徽宗南下?为什么他敢留在京城,留在宋钦宗身边?一个原因是,自王黼下台后,粱师成也在宋徽宗面前失宠了,不受待见,所以他不可能跟随宋徽宗南下;另外一个原因是,粱师成当年对稳固太子赵桓的东宫地位曾发挥过作用,而这次赵桓登基,他又有护驾之功。因此,他自认为与蔡京、童贯、朱勔等人有所不同,所以他才敢大胆留下。
    然而,陈东这次上书,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粱师成:
    “请言师成之恶:外虽憸佞,而其衷阴险祸贼,招权怙势,坏法乱纪,无所不至。上皇每所进用宰执、侍从,师成必收以为己功,故大臣听命师成,以行国政,威声气焰,震灼中外。国家至公之选,无如科举之取士,而师成乃荐其门吏使臣储宏,特赴廷试。宏自赐第之后,仍令备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亲第进士,其中百余人,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授官之徒,以献颂上书,特赴廷试,每名所献,至七八千缗。唱名之日,师成奏请升降,绝灭公道。又创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务,专镇书艺局,以进市井游手无赖之辈。滥恩横赐,靡费百端,窃弄威福,阴夺人主之柄。使师成不去,同恶尚存,群贼等辈,倚为奧援,陛下虽欲大明诛赏以示天下,胡可得哉!”
    同日,布衣张炳也上书论梁师成之罪,指责粱师成乃当朝之李辅国。
    宋钦宗觉得,除掉粱师成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粱师成总是在自己身边转悠,这怎么让人动手呢?
    这天,郑望之出使金营回来,向宋钦宗汇报说,金人索要宝物。宋钦宗于是命梁师成与郑望之,一同去宣和殿,选择一批合适的珠玉器玩。宋钦宗先令郑望之悄悄去通知宰相李邦彦:等粱师成一到宣和殿,就将其立即扣留。
    随后,在宣和殿里,李邦彦向粱师成宣读了处分诏书:“梁师成朋辅王黼,众议不容,可责授彰化军节度副使,华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门,本处交割。”
    随后,宋钦宗又密令开封府聂山,派人在押解途中将粱师成秘密处死。
    开封府吏押着粱师成走出东京城不远,在一个叫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八角镇)的地方,将粱师成“缢杀之”。
    开封府随后向朝廷奏报说,粱师成在押解途中,于八角镇暴死。宋钦宗于是下令抄其家,没收全部财产。
    关于粱师成的死,《中兴遗史》说:“陈东疏奏未及施行,会姚平仲之败,继有欧击宦官,太学生伏阙事,再贬师成循州安置,未行,师成知不免,遂自杀。”
    其实,粱师成的死法与王黼完全相同,都是宋钦宗下密令诛杀的,所谓暴死与自杀,都是托词而已。
    至此,六贼中已有三人被处死,还剩下三个即蔡京、童贯和朱勔。对于朱勔,早在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已做出 “放归田里”的处分,只有蔡京与童贯这两个年龄最大、资历最老、能量最高的人物,还一直逍遥在外,没受到任何处罚。
    靖康元年二月十七日,宋钦宗得到报告,金兵已渡过黄河北归,这意味着亡国威胁已暂时解除。宋钦宗开始打算对蔡京、童贯、蔡攸进行清算。
    第二天,侍御史孙觌上奏,揭批蔡京、童贯和蔡攸三人的罪行。他指责蔡京说:“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蠹国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废移几尽。托丰亨豫大之说,倡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余。立御笔之限,以阴坏封驳之法;置曲学之科,以杜塞谏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途。禁锢忠良,悉为朋党。闺门浑浊,父子喧争。厮役官为横行,媵妾封至大国,欺君罔上,挟数任情。书传所纪老奸巨恶,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状,凡四罢免,而凶焰益肆,覆出为恶,怨气充塞,上干阴阳,人心携离,上下解体。于是敌人乘虚鼓行,如蹈无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断,贬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恶,岂可独贷?”
    接着,他又将矛头指向童贯和蔡攸:“方王师之北伐也,贯、攸为宣抚使,提数十万之师,挫于敌手,淹留弥岁,卒买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宠。萧后纳款,韩昉见贯、攸于军中,卑辞折衷,欲捐助岁币,以复旧好,此安危之机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败。今数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国用民力,从而竭矣。迨金人结好,则又招纳叛亡,反覆卖国,造怨结祸,使敌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贯以重兵屯太原,欲取云中之地,卒无尺寸功。去年冬,贯复出太原,金人犯塞,贯实促之。攸见边报警急,贯遁逃以还,谩不经意,玩兵纵敌,以至于此。迨敌人长驱,震惊都邑,贯、攸一旦携金帛尽室远去,曾无同国休戚之意,贯、攸之罪,上通于天,愿陛下早正典刑,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宋钦宗于是下旨,蔡京责授中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居住;童贯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今安徽池州)居住;蔡攸责授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从此,拉开了清算蔡京、童贯和蔡攸的帷幕。
    宋钦宗对蔡京、童贯和蔡攸的处罚,与对王黼与粱师成的处罚,很明显有所不同。因为童贯与蔡攸一直跟随在太上皇身旁,而且童贯手中还握有军队。蔡京虽然不在太上皇身旁,但他们的行踪,相距并不远。所以,宋钦宗在处罚蔡京、童贯和蔡攸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投鼠忌器。这第一次处罚只是降低职务和待遇,其实仅仅算是个行政处分,并没给他们定罪,带有一定的试探性。
    不久,大臣许翰等人又上奏,将矛头对准朱勔,要求进一步处罚他。于是,朱勔被责令离开家乡,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居住。
    三月三十日,监察御史胡舜陟又上奏弹劾朱勔,说:“陛下践阼之初,放朱勔于田里,天下称颂。然典刑未正,士论藉藉。勔为民蠹贼,为国召怨,以御前财物、东南诸司钱、燕山免夫钱,悉为花石什物之费,前后蠹耗,不可胜极,遂使国家财物内外一空。自发运使部刺史,以至州县长吏属,皆勔以货赂除授,特谓东南为小朝廷。于是令行私廷,权移匹庶,废置予夺,在牙类间。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贵也,富以其财,贵以其权,岂臣下所得而有?勔闾阎贱人,而专国家之财利,行朝廷之权势,而又夺民田宅,以为己有。器宇服用,上拟乘舆,田亩房廊,跨连州县,此所谓支大于傒,胫大于股,非国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愤惫而切齿也。勔之大恶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犹偃然里第,曾无少指,何以惩不轨而昭典宪!伏望睿断,赐以诛殛,藉没其赀产。凡勔所引用,悉行废黜,以慰天下之公愿。勔以市井之人而建旄钺,与将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观察者数人,厮役为横行,媵妾有封号,污辱名器,中外不平。”
    有大臣上奏说:“伏见朱勔父子,皆衡州一处安置,典刑未正。臣窃谓人臣之罪莫大於僣越,义在不赦。谨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胁持上下,凡节朔郡县吏与监司经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称,此何理也!昔应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数千,实以自卫,不隶州县,结为死党,大逆不道,迹状明甚。窃弄威柄,江、淮以东,均被其毒,鱼夺民产,无有纪极。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时迁徙,无敢不从者。凶焰如此,若不早为之所,窃恐别致生事。伏望肆诸市朝,与众弃之,散遣其子孙,投之四裔,以绝奸倖,天下甚幸。”
    宋钦宗于是下诏:“勔安置广南(今云南广南县),籍没财产。”
    对朱勔的处罚,开始步步加重了。
    同日,左司谏陈公辅上奏说:“臣谓京父子,虽无嘉谋谠论,辅导人主,而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陛下虽欲制之,不可得矣。愿独奋威断,亟行窜逐,以慰天下公议。”
    监察御史胡舜陟等也纷纷上奏说:“臣等伏见蔡京父子,当国日久,窃弄威柄,败坏纲纪,使朝廷失信于四夷,致上皇负谤于天下,军民怨愤,士论沸腾,前后臣寮,论列非一,其他元恶巨奸,悉已窜逐,独京父子尚迟回近甸,未正典刑。访闻攸不自引避,欲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窃听民言,深可忧虑。若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赐黜逐。”
    宋钦宗于是下诏:“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责,为劝上皇北归,已降授太中大夫提举宫观,特依已降指挥,令前去省侍。”
    当时,太上皇正自淮、浙回京,正沿着汴河乘船北上,刚刚经过宿州(今安徽宿州)。朝臣们对蔡攸跟随太上皇回京有所顾虑,而蔡攸对自己回京后的前途也很忧惧。此前,他曾给宋钦宗写了一份奏章,说奉迎使副今已来到太上皇行宫,“臣罪戾之余,宜退伏田里”,请求解除他所担任的专一扈从职事。现在,宋钦宗命他前去德安府照顾老父亲,他很高兴,虽然他们父子之间关系并不好,但患难之际,亲情比什么都珍贵。
    四月十六日,太学生领袖陈东又一次上书,对于皇上赐他“迪功郎同进士出身”,他表示“不敢叨冒恩命”。他在奏疏中回顾了自己几次上书的原因和经历,又一次要求诛杀蔡京父子,他说:“蔡京父子之罪大于王黼,黼既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
    同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要求将蔡京和童贯这两人,如同处罚王黼那样,就地正法。他说:“窃惟国家承祖宗积累之盛,比年以来,国用匮乏,海内空虚,细民愁苦,盗贼纵横。金人乘中国无备,敢以数万骑直犯京阙者,盖将相大臣同恶相济二十余年,所以至此,蔡京窃弄威柄于前,王黼窃弄威柄于后,蔡京王黼败坏法度于内,童贯蔡攸败坏法度于外,争权竞利,其初虽相为矛盾,至于包藏祸心,害民蠹国,则若合符节。前后臣寮曾累论其罪恶,但不复重陈,造为乱阶,均犯大恶,窜殛之刑,独加王黼,而蔡京童贯止于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罚异,其谁不疑?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赏罚以号令天下,至于元恶大奸,罪状显白,乃复宽大,虽天心隆恕,务欲保全,奈天下愤疾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贯不肆诸市朝,不投之荒裔,诚不足厌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断,将蔡京、童贯与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罚均平足,以为贼臣之戒。”
    此时,宋徽宗刚回到东京,住进龙德宫不久,所以,宋钦宗在处罚蔡京、童贯时依然小心翼翼,与王黼仍有所区别,他下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贯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
    四月二十九日,陈过庭又上奏,将矛头对准蔡攸,说:“罪恶之著,莫甚蔡攸,当京擅权专政,彼则以阴谋诡计出入宫禁,外示异同,中实附会,及童贯兴师召乱,彼又副之,出搆边隙,归冒重赏,以襦袴之资而当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国害民,亚于京、贯,窜殛之罚,不可以免。今虽降指挥,令侍京于贬所,又官为大中大夫,列于侍从,如是而曰窜斥,可乎?”
    陈过庭接着又说:“京以奸恶窜之远方,诸子及孙自当随侍。今攸居杭州,翛居宿州,诸孙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图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属发遣赴贬所,庶知人伦之义。”
    宋钦宗于是下诏:“蔡京等久稽典宪,众议不容。京可移韶州(今广东韶关);贯移英州(今海南陵水);勔移循州(广东龙川),勔子孙分送湖南。攸责授永州(今湖南永州)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监察御史胡舜陟认为,对于蔡攸的处罚还是太轻。他在五月七日上奏说,蔡攸“为臣则不忠,为子则不孝,得罪于名教,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岂典刑之可贷乎?伏乞徙攸岭表远恶之所,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第三天,大臣们继续深入揭批蔡攸,说“蔡攸大罪有七,其小擢发莫数,不复道也。”这七宗大罪是:
    一、“以枢密之臣,为俳优鄙贱之事”;二、“盗柄鬻恩,援引死党,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三、“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既眤私恩,互输诚款”;四、“幽燕之役,开衅启戎”;五、“金虏渝约诡谋已形,药师背恩逆迹又著,帅臣将校章疏迭来,而秘藏覆匿不告于朝”;六、“及虏将至,卷室而东去”;七、“身为辅臣,职在枢机,寇至而遁”。
    那么,对蔡攸该如何处罚呢?大臣们说,“其前四罪,纵付轻典,在祖宗时亦合投荒。其后三罪,则匿寇秘祸,残我生民,恤身谋家,忘我宗社,篾君臣之义,掷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之大恶,其可复容于覆帱之间乎?若不早行诛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后世何?昔唐五王不诛武三思,陷唐室以再乱,曾不知桃上之虫,若羽翼复生,潜飞深宫,大肆吞噬,可不戒哉!乞陛下大明典刑,以绝后患,如散官安置湖外之类,诚不足以塞天下之纷纷!”
    有了这七大罪状的指控,蔡攸应该必死无疑了。可是,宋钦宗仍然没下诛杀令,只下旨:蔡攸浔州(今广西桂平)安置。
    五十七、大清算(2)
    从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开始,蔡京责授中奉大夫、秘书监、分理西京(河南洛阳)致仕,居住河南府,这是第一个行政处分。三月三十日,蔡京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德安府安置,蔡攸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宫,前去省侍(即侍候父亲)。对蔡京与蔡攸,这依然是进行行政处分。
    四月十六日,宋钦宗下诏,蔡京移送德安府衡阳(今湖南衡阳)安置,蔡攸安排到永州(今云南境内)安置。宋钦宗开始将这父子俩进行分开流放,进入到刑事处罚层面了。这时候,蔡京曾上书要求入京面圣,要当面向宋钦宗进行解释。宋钦宗闻讯,特派驿传,令蔡京远离。不久,宋钦宗又下诏将蔡京移送韶州安置(今广东韶关),比衡州更为边远。六月初五,宋钦宗再次下达圣旨:蔡京、蔡攸永不放还,臣僚敢有引荐,当正刑章。这时,宋钦宗已将这父子俩作为不赦之重罪进行处置了。
    七月十一日,程瑀等大臣认为,韶州还不算边远,这简直是让蔡京自己挑选,才会安排去那里。宋钦宗于是又下旨,把蔡京移送儋州(今海南岛)安置,蔡攸移送雷州(广东海康)安置。同时,蔡京子孙23人也分别被流放到边远各地。宋钦宗还特意下旨,即使今后遇有特赦,这些人也不准内迁。
    八十一岁高龄的蔡京,遵照圣旨,从一个流放地走向另一个流放地。七月二十一日,他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时走不动了,终于一病不起。随行干当人魏觌,在递交给朝廷的报告中说:
    蔡京从鄂州扶疾前来潭州,沿途大暑,愈觉羸困,昏卧不省,粥食不进。乞请潭州派遣医职,前来看治。州官差医助教谭从义、易缓看医。是日,管押官修武郎监德安府税赵康报告:蔡京于此日为患身故。州官差保义郎城东巡检王从礼、迪功郎长沙县权县事董陟,前去审实,确认其在崇教寺因患病身故。州司于是在崇教寺之侧,将其拘葬。
    由此来看,蔡京很可能是因长途跋涉中暑,衰竭而亡。
    蔡京病重期间,曾写下一首《西江月》绝命词:
    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事漫繁华,到此番成梦话。
    这首词在《挥麈后录》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蔡京对于朝廷如此处置自己,很不服气。在拱州(今河南睢县)时,他曾专门为自己写了辩护书寄给李纲,请李纲帮他递交皇上。他在奏章中请求入京面见皇上,对大臣们的各种指责,皆一一做出解释。可是,宋钦宗与他身边的重臣们,怎么可能给蔡京一个辩解的机会呢?
    蔡京有个门人,名叫吕川卞,他出面凑钱,将蔡京安葬,并为蔡京写了墓志,文中有一句“天宝之末,姚、宋何罪?”的质问。
    天宝(742—756)是唐玄宗的年号,姚崇和宋璟是唐玄宗开元(713---741)盛世时的贤相。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怎能归罪于姚、宋二位宰相呢?其言外之意是,蔡京为相时,天下也是盛世,当时称蔡京为“太平宰相”。而今,金军大举入侵,造成国难,这怎能让蔡京来承担罪责呢?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朝廷诏曰:“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
    六年后,即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蔡京之裔孙将蔡京骸骨迁回仙游枫亭故里,葬于枫亭镇铺缝村。墓葬是按三公丞相等级修造的。
    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当初,蔡京流放时,道途之中贩卖食饮之类人,知道他是蔡京,皆不肯出卖食物给他,甚至诟骂他,无所不道。各地州县官吏,也都驱逐之。蔡京在轿中独自感叹道:京失人心,一至于此。
    《挥麈后录》还记载说:金人在围攻东京城时,曾向宋朝索要蔡京小妾,朝廷于是派人向蔡京讨取。当时,蔡京正在流放途中,身边带有三个宠姬,分别是慕容、邢氏和武氏。临别时,蔡京老泪纵横,作了一首《别宠姬》: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
    这件事流传很广,很多人信以为真。其实,金军第一次围攻东京时,并没向宋朝索要美女。金军向宋朝强索宗室以及宫嫔之事,发生在靖康二年二月,那时蔡京早已去世数月。《别宠姬》一诗显然不是蔡京所作。
    《挥麈后录》的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宋徽宗即位之初,蔡京与曾布都是朝廷重臣,但二人有矛盾,后来曾布离开了朝廷,蔡京则上台执政。据说,曾家对蔡家存有怨恨。所以,《挥麈后录》中关于蔡京的有关记载,未必完全可信。
    对宋徽宗的另一位重臣童贯,宋钦宗也采用了由轻到重、逐渐加码进行处罚的办法。
    二月二十八日,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今安徽池州)居住;四月十六日,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四月二十九日,移送英州(今海南陵水)安置;七月十三日圣旨:童贯罪大责轻,可移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安置。
    可是,到了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蔡京病死六天之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臣僚们向童贯发起了猛烈批判,他们纷纷上奏,争先恐后,大概他们担心童贯也病死在路上,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吧。
    有的说:“童贯以阉臣仆隶之微,盗有兵权几二十年,其坏祖宗军政,开河朔边患,结新造之远夷,弃耶律之旧好,祸及华夏,至于今不止,其过恶误国,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诛斥独轻于二人,公论固已郁矣。------今以诛一贯之身,曾不足少谢穹苍之怒,兆庶之怨,陛下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晓也。伏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贬所正典刑,声其罪恶,以谢天下无辜之民,以绝群小怀怨之望。”
    有的说:“窃观自陛下临御以来,台臣、谏臣以至学士大夫奏疏上书,皆乞诛童贯以谢天下。陛下圣度涵容,久未赐可。臣窃以谓,祖宗垂宪,于治安无事之时,杀大臣为在所当禁,至后世有臣乱天下危宗社而不杀之,非祖宗之志也。况贯阉腐刑余,在祖宗时,止堪埽除之役,岂真所谓大臣也哉?贯握兵权几三十年,大奸大恶,不可缕数。臣独论其可杀而不可赦者:坏太祖皇帝之兵制,败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万余里之小夷,残百余年之兴国。虏后欲归,却其表而不受;虏主潜遁,指其踪而使擒。契丹旧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报复,旁结西夏,共为敌仇。虏骑欲入,贯犹趣往太原,经纪云中。虏破忻、代,即舍太原以归。其舟楫载所亲兵及兵仗、家属,佩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贯于是时何有陛下,陛下奈何卒赦之?”
    还有的说:“童贯以奴隶之资,荷不世之遇,夤缘恩宠,包藏祸心。近者臣僚论其罪恶,备载章疏,以其养兵于家,储甲于库,有潜谋不轨之兆,陛下宽宥,姑投海裔。今日窃闻有司检校器用,复有交椅以青龙首金银缘背为饰者,士论传骇,以为贯之不轨踪迹暴白无甚于此。伏望断自渊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
    可能宋钦宗也担心童贯病死于路途中,于是决定诛杀童贯,当即下旨:“童贯罪有十:首荐朱勔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册立之时有异语,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解围闻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前项罪不容诛,差监察御史张澂,将带开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贯,随所至州军,行刑讫,函首赴阙,当议赉送宣抚司军前一行人,漏泄者依军法。其子孙已降指挥,送吉阳军编管;见随贯子孙,仰张澂交割与所在州军,选差官员多差兵役管押前去。”
    七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张澂亲自带人离开东京,日夜兼程,前去追赶童贯,沿路保守秘密。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到达南雄州(今广东韶关南雄州),终于追上了童贯。张澂遵照圣旨,将童贯斩于使院。“凡三刀不过,乃倚尸于门阈,切断之,取其首,用水银等养浸,斋管赴阙。”
    九月十九日,张澂回京上朝奏报:“至南雄州,将童贯已行刑了毕。其首级黑漆木匣盛贮,及用水银生油养浸,固护斋管前来,未审何处交纳。”
    宋钦宗下旨:“付密院交割,检坐前后臣僚言章并张澂所奏,令开封府大字于市曹要闹处,出榜晓示标首。”
    九月二十一日,开封府遵旨,“标童贯首,榜示开封府。”这年,童贯七十三岁。
    对蔡攸的处罚,也是由轻到重,逐渐加码。二月十八日首次处罚,责授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此时,宋徽宗正在回京途中,蔡攸在宋徽宗身边护驾,所以仅仅给他一个行政降职处分。四月二十九日,责授永州节度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处罚开始加码,因为这时候宋徽宗已回京,被软禁在龙德宫里。此后,对蔡攸的处罚不断加重。五月七日,浔州(今广西桂平)安置。六月五日,蔡京与蔡攸“永不放还”。七月十日,移送雷州(今广东雷州)安置,并令开封府“差人管解前去”,这意味着蔡攸问题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了。
    九月五日,也就是斩杀童贯密旨下达后第八天,臣寮上奏说:
    “蔡京蠹国二十余年,罪恶贯盈,杀之宜矣。吴敏等力为保护,屈国法以报私恩,天下孰不痛愤,而迁延数月不正典刑。陛下灼见天下怨京之甚,奋独断之威,不恤奸言,投之海外,以御魑魅,虽三尺童子,莫不谓然。京恃敏庇覆之故,滞留道涂,至长沙而卒,识与不识,无不咎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窜,致京身死内地,抵掌而叹者纷然。如京之恶,固大矣,若攸之罪亦不减于乃父,燕山之役,祸及天下,罪与童贯何异哉!骄奢淫佚,载籍所无,包藏祸心,虽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容其辞。今置之雷州,实未协于师,言雷虽在广南,其地濒海,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此吴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窜之海外,不为未正凶人之罪,亦恐不足服国人之心,愿陛下速赐施行,无使若京之早毙,再失天下之望。”
    九月九日,宋钦宗下旨,将蔡攸“移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
    九月十九日,当蔡攸“行至岭外”时,忽然接到宋钦宗派人送来的一道御笔手劄:“随所至,赐死。”蔡攸看着宋钦宗的手劄,叹息道:“误国至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于是一口喝下了宋钦宗赐给他的药酒。可是,等了半天药效还没发挥作用,还没有死亡迹象,于是,“左右授以绳,攸乃自缢而死”,死时年五十。
    同日被诛杀的还有蔡攸的弟弟蔡翛。宋徽宗避难镇江时,蔡翛担任镇江知府,对宋徽宗帮助照顾很大。他被诛杀,纯属宋钦宗一念之间的事。《宋史》在蔡攸传中说,在诛杀蔡攸前,御史在呈给宋钦宗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蔡攸的罪状,宋钦宗提笔在这份报告的尾部批示道:翛亦然。就这三个字,要了蔡翛的命。
    “六贼”当中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是朱勔,也在这天被诛杀。
    对蔡京童贯蔡攸等人的处罚,之所以这样由轻到重,逐层加码,还与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有关,或者说这也是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吴敏和李纲等大臣不同意处死蔡京、蔡攸,认为他们罪不当死。可是,主张严厉惩处蔡京等人的保守派们气焰很嚣张,因为有宋钦宗的支持,所以经过激烈斗争,吴敏和李纲后来皆被免职降职,甚至遭到流放。
    这次清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将那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大臣们处死了。岳飞被杀,走的还是法律程序,还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蔡京等人所谓的罪名,其实都是一顶顶政治帽子而已。
    参与收复燕云的其他大臣也都先后遭到惩罚,如:谭稹流放到昭州(今广西昭州),王安中流放到象州(今广西象州),赵良嗣则被诛杀于郴州(今湖南郴州)。
    关于赵良嗣被诛杀的日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三月二十七日,有的说是四月二十七日,还有的说是七月二十七日。《宋史、赵良嗣传》是这样记载的:“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论其结成边患,败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祸及中国,乞戮之于市。时已窜郴州,诏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即所至,枭其首,徙妻子于万安军(今海南省万宁市)。”

    第四部走向崩溃

    一、欣慰
    宋朝虽然与金人签订了城下之盟,答应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给金人,但直到目前,这三镇仍然控制在宋朝帅臣手中,因为这三镇的守城帅臣都坚决拒绝割地。
    三月十八日,宋钦宗接到河北高阳关路即河间府安抚使陈遘的奏报:
    “根据探报,大金贼马约二万余,在中山府以北唐河北岸,盖起了五六座桥。他们搬运车仗过河,扎营立寨。另外,在保州一带,也发现有金人越过边界在活动。目前,本路所辖范围内尚无贼马,州郡守御平安。”
    同日,宋钦宗也接到了中山府路安抚使詹度的奏报:
    “金人曾于二月十八日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备,且守城军民决心坚定,于是连夜发行车仗,拔寨北归。同时,令王观察与程瑀一同到城下喊话说:非是不来打城,乃为两朝和好,不欲违盟。我大金人马与太子郎君暂且北头去也,不是怕你。
    本府自围闭以来,不断接战,斩获甚多。曾因斩杀其四太子厮赫大王等酋首,以及城上多部署有神臂弓矢石等,乘间击射,贼人往往畏避,不敢轻犯。秘密派人探得,贼情十分忧疑,至数日,必是遁去。又窃虑民间尚有疑惑,已张榜于河南北市晓示,各令知悉。”
    神臂弓是一种强力很大的弩,弓张虽不过三尺余,但其两端用檀木造成非常坚硬,中间用桑木取其韧劲,接合处又用铜铁保其牢固,弓弦则用丝麻混合编成,以木架固定在地面上,兵士数人才能将弓弦拉紧控挂在机括上,每一发射可至数百步外。金军用来攻城的炮架,需要数十人进行合作,这成为神臂弓很好的射击目标。金军骑兵攻击时的密集队形,也很容易被神臂弓击溃。
    来自中山与河间的消息,让宋钦宗感到些许的心安与欣慰。他要求朝廷三省,立即将陈遘与詹度率领河北官军杀退金贼的事迹,张榜晓谕东京各界,让民众知道,三镇仍是我大宋国土,并未让金人侵占。
    目前看来,河北形势比较乐观,但河东形势仍未扭转。粘罕西路军虽已北撤,但太原府仍然处于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太原已坚守了三个多月,情况究竟怎样,是否还能坚守,宋钦宗一直未得到确切消息。
    为表扬奖励勇于守城的官吏,宋钦宗在三月二十三日下旨:
    “泽州高世由等坚守州城,使粘罕不敢以兵侵犯,宜加褒赏。诏令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知泽州高世由特除直龙图阁,通判时扩可直秘阁,其余守城有功人员,令世由等具状保明闻奏。”
    宋钦宗此举之目的,是希望守城官吏都能以高世由为榜样,守备戒严,让金人不敢近前接战。然而,高世由其实并不勇敢,后来金军二次南下时,他便将素有“河东屏翰、冀南雄镇”之称的泽州献给了金人。
    西军将领姚古与折彦质在领兵赶往东京勤王途中,于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卫辉)之间相遇。他们在这里同时接到了宋钦宗的命令,让他们前去太原解围。姚古被任命为河东路制置使,折彦质担任宣抚司勾当公事。此时,他们手握精锐西兵六万多人马。
    姚古与折彦质于是领兵掉头北上,朝太原方向行进。由于对西路金军虚实情况不太了解,他们不敢贸然大踏步前进,行军时格外小心谨慎,故进程比较缓慢。
    姚古获悉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已被金人占领,但敌情不明,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派勇士王德前去侦察。王德是甘肃人,因身体高大威武,性格勇猛,而应募从军。他有立功扬名的雄心壮志,所以每次作战都冲锋陷阵,毫不畏惧。
    这天晚上,王德独自悄悄潜入隆德府,斩杀了一个金军头目,将其头颅带回,并向姚古详细汇报了城中虚实情况。
    姚古大喜,当即提拔王德为进武校尉,令他继续去往隆德府侦察,并嘱咐他:“必得活口,本将要亲自审问。”
    王德于是率领十六名骑兵一路疾驱,当夜直入隆德府,如入无人之境,生擒伪知府姚璠太师,凯旋而归。
    姚古大惊,对王德赞叹说:“昔日傅介子、班超之辈,何足以相比拟!他日功名,必远远超过我。”
    姚古没看错,王德后来果然成为南宋抗金猛将。
    通过审问姚璠,姚古这才得知金军主力已经北撤,于是领兵疾趋,迅速占领隆德府。收复隆德府,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姚古当即向朝廷奏报:
    “恭依圣训,分遣将兵前去救援太原,已于今月二十四日收复隆德府。生擒伪知府姚璠太师、通判郝伸、少监知县储汶,并知县印记,今解送姚璠等赴阙。”
    后来,姚璠等人被押送到东京。宋钦宗问他:“你怎么被生擒的?”
    姚璠回答说:“臣被擒时,只见一夜叉而已。”
    从此,王德便有了一个外号,叫做“夜叉”。
    夜叉,是梵文"Yak?a"的译音,也意译成“捷疾鬼”等。在佛经中,这是一种形象很丑恶的鬼。它吃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行动捷疾,令人可畏。
    这时候,宰执大臣们比较热衷于讨论内政,对于金人的威胁已不复顾虑,军备有所松弛,御史中丞吕好问对这种情况忧虑重重。这天,他向宋钦宗进言说:
    “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今边事经画,旬月不见施设。臣僚奏请,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惧也。”
    宋钦宗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下诏,要求诸路选将练兵,并规定了具体数目,诏曰:
    “诸路遴选将佐,训练正兵,招纳缺额,缮治器甲,储蓄刍粮,预备军须。陕西诸路召募敢勇军,河北诸路训练保甲军,尽数集结陕西敢勇军。河北选择保甲军三万人,分作十军。鼎沣路拣选弓箭弩手六千人,一千骑。湖南北路选拣峒、丁各六千人,听候朝廷指挥。河北京东西路弓箭社猎户预行聚集,并将具体人数申报枢密院。”
    三月二十六日,宋钦宗接到河北宣抚使种师道的奏报:
    “昨奉圣训,保守三镇,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进兵救援,随机应发,追逐掩击。金人去后,今月十日,据种师中申告,金人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间府两镇及沿边诸州军,皆并平安。”
    同日,又接到中山府路安抚使詹度的奏报:
    “金贼于三月三日回军途中,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挠其寨栅,贼知难攻,遂过唐河,迤逦北去。今月四日五更时,金人从保州等处迫逃出寨,现已过易州城北去。本路保护僖祖、顺祖陵寝,并无疏虞。本路前后接战及劫寨共八十余次,斩获及擒贼兵共计五百九十九人,夺到孽畜八千五百五十三头匹口,云梯、鹅车、洞子器甲、旗鼓等一万七千四十六副件,烧夺粮草四十三车,夺到金银匹帛等若干,夺回虏去京畿及诸州军人口五千二百零一人,遣散归业人口不计数目,并收到遗下粮斛约六七万石,现正盘量中。”
    从种师道和詹度的奏报来看,金人已狼狈北去,河北地区情况比较乐观。而河东地区形势,似乎也正朝好的方向发展。姚古在收复隆德府之后,率军继续向北推进,三月二十六日又一举收复威胜军。此地,距离被金军围困的太原城仅有三百来里路。
    为表彰中山路、河东路和高阳关路三路安抚使守城功绩,以示尊宠,这天,宋钦宗下达诏令:“中山路安抚使詹度、河东安抚使张孝纯、高阳关路安抚使陈遘,皆守城有功,并除资政殿学士。”
    二、变革
    宋徽宗回到东京被软禁龙德宫之后,朝廷大臣们皆很欢喜。大家普遍以为,太上皇复辟的内忧已不复存在,皇上政权已相当稳定。而外患似乎也已消除,因为金军已远离东京。朝廷开始恬然自安起来,有关边防大事议题也基本被搁置一边,不闻不问。
    李纲目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他觉得自己在其位就该谋其政,自己既然知枢密院事,就应关注边防之事。他对宋钦宗说:“今边事方疏,调度不给,前日爵禄冒滥、蠹邦财者,宜稍裁抑之,以足国用,此政事所宜先者。”
    宋钦宗点头同意,让李纲写成书面报告呈奏。李纲于是呈上一篇“备边御敌八事”之奏疏。
    李纲在奏疏中说:
    “金人退师,欲割交三镇。而三镇官吏军民不肯陷没夷狄,其势必为朝廷坚守。今天时浸热,而虏有辎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当即出疆。臣恐秋高马肥,虏必再至,以责前约。及今宜饬武备边防,勿恃其不来,当恃吾有以待之。于是臣特为陛下条具所以备边御敌者,凡八事:
    一、唐之藩镇,拱卫京师,虽屡有变故,但终赖其力。而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鉴之,销藩镇之权,罢世袭之制。如此,施于承平年代,边备无事则可,而在今日,则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镇帅付之,许之世袭,收租赋以养其将士,练习战阵,相为唇齿,以捍金人,可无深入之患。又沧洲与营、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地势易遭侵犯,宜分出滨、棣、德、博四地,建横海军一道,如诸镇之制,则帝都有藩篱之固矣。
    二、自熙丰以来,河北籍保甲凡五十余万,河东籍保甲凡二十余万。比年以来,不复阅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调发科率,逃亡流移,散为盗贼,今所存者,犹及其半。宜专遣使集结训练,令人置器甲,官为收掌,用印给之;蠲免租赋,以偿其值;武艺精者,次第迁补或命之官,以激劝之。彼既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逃遁。又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
    三、自祖宗以来,养马于监牧,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处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而更为给地牧马,民间杂养以充数。官吏虚文以塞责,而马无有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所得。今诸军缺马者大半。今宜复祖宗监牧之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值,则不旬月间,数万之马可具也。
    四、河北溏泺东抵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涉,浅不可行舟。所以限隔胡骑,恃为险固。而比年以来,淤淀干涸,不复开濬。当地有司为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弛坏。又自安肃、广信直抵西山一带,地形低处可益增广其高;高处即开干濠及陷马坑之类。宜专遣使以督治之。
    五、河北、河东州县城池,大多颓圯湮塞,宜遍行修治。而近京四辅郡诸邑,皆当筑城,创置楼橹之属,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万一有贼骑深入,虏掠无所得,可以坐守。
    六、河北、河东州县,为贼马残破蹂践之处,宜优免租税,以赈恤之。往年方腊贼扰浙东,犹免三年,今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安可不议?此所以大慰其民心者。
    七、当前,河北、河东诸州,最以储峙籴买粮草为急务。宜恢复祖宗加抬粮草钞法,一切以见缗走商贾,而实塞下,使沿边诸郡积蓄丰衍,则虏不敢动矣。
    八、陕西解池之盐,无煮煎之劳,而给边费足,民食其利不赀。今因普遍推行东南海盐,导致解盐地分益狭,西边益贫。愿复祖宗旧制,以慰关陕兵民之心。”
    对于李纲提出的这八条巩固边防的建议,宋钦宗很重视,多次召集宰执们开会研究讨论,对其中的大部分建议予以采纳。例如:集训河北河东保甲,设立横海军一道,修整塘泺与城池,免去河北、河东租税等等。但对于在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立藩镇的建议,予以否决。
    宋钦宗认为当前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是改革内政与加强国防。改革内政的首要之举,便是整饬吏治。在大臣的强烈建议下,宋钦宗终于痛下决心,将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名违规违法官员全部罢黜。这群官员,在金军围攻京城前夕,不恤国难,争先恐后地将家属送出城去,并且以各种理由擅离朝廷。他们的行径,早已引起极大公愤。尽管对这群官员惩处得有些晚,但消息传开后,仍然大快京城人心。
    同时,宋钦宗还下诏,令在京监察御史以上、在外监司知府军及路分钤辖以上的官员,接到命令后三日内,在朝廷大、小使臣范围内,以公心选择曾经在边疆任职、或经历战阵、以及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之人,各举荐两人,写出其历任职务,保明奏闻。宋钦宗也觉得秋高马肥时,金人很可能会再次出兵南下入侵,必须早动手储备军事人才,以备边防之用。
    所谓大使臣,是指低级武官内殿承制(敦武郎)与内蓼崇班(修武郎)。所谓小使臣,是指东头供奉官(从义郎)、西头供奉官(秉义郎)、左侍禁(忠训郎)、右侍禁(忠翊郎)、左班殿直(成忠郎)、右班殿直(保义郎)、三班奉职(承节郎)、三班借职(承信郎)、殿侍(下班祗应)等。
    四月八日,耿南仲向宋钦宗建议早立太子。宋钦宗采纳,决定立长子赵谌为皇太子,此时赵谌年仅九岁。
    宋钦宗如此匆忙地确立太子,应该是有所考虑的。他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彻底消除太上皇复辟的可能性,让对此还抱有幻想的人们打消幻想,让对此持有疑虑的人们打消疑虑。二是以防将来金人再次入侵,自己万一出现意外,好让儿子名正言顺地继位,这样皇权不至于旁落。
    耿南仲因为提议有功,当日被宋钦宗晋升为门下侍郞。
    吴敏向宋钦宗建议,设立一个名叫详议司的机构,他说:“鉴于当前,正处于民未见德、敌未畏威之局面,为改革创新,开创中兴之伟业,臣建议设立一个新的高层次机构,专门取祖宗旧法,悉加讨论,对于今日有好处的,予以恢复,以幸天下。这个新机构,可称做详议司,下面设置六房,即吏、户、兵、礼、刑、工房。”
    宋钦宗准奏,说:“太宰徐处仁和少宰吴敏,可各举荐旧官十员,组成详议司,由宰执充当详议司提举官。”
    徐处仁遴选了十人,即吕本中、范宗尹参与吏房,赵柟、李车参与户房,刘宁止、张元傒参与兵房,安元、方若参与礼房,莫俦参与刑房,刘彦边参与工房。
    吴敏遴选了十人,即梅执礼、晁说之参与吏房,张悫、向子諲参与户房,折彦质参与兵房,孙傅参与礼房,胡安国、李朴参与刑房,李弥大、江端友参与工房。
    四月十二日,详议司正式成立,办公室设置在尚书省内,以徐处仁、吴敏、李纲三人组成领导小组,以侍从官为参议官,又选调一些官员来此做检讨官。他们计划用半年时间,对内政政策进行统筹梳理,去掉一切不合时宜之政策,恢复祖宗行之有效之政策。
    对于详议司的设置,大臣们有不同看法。
    有的大臣以为,从表面上看,这与熙宁年间王安石设立的条例司、崇宁年间蔡京设立的讲议司相似。当年,设立条例司的目的,是想改变祖宗之法;设立讲议司的目的,是想制礼作乐,以文饰太平。今日设立详议司,目的是想破觚斫雕,以济艰难,其相似者乃名称也,而其实质并不相似。
    有的大臣则以为,设立详议司,并非当今所宜。所谓六房,与尚书省六曹相重合。如果皇上想要了解六曹之事,可直接令尚书省六曹进行汇报,都省送中书省取旨施行即可,不需要再另外设置这样一些机构。
    详议司是个短命机构,仅仅存在了三十八天。五月十九日,在监察御史胡舜陟的请求下,宋钦宗下旨撤罢详议司。吴敏当即请求辞职,宋钦宗不准。
    在李纲看来,当初设立详议司的目的,是考察祖宗法制,以及近年弊政,找出应当改革的内容与范围,逐步施行。但此事有始无终。李纲以为,这都是耿南仲在背后捣鬼造成的。
    李纲对此很遗憾,他对宋钦宗说:“陛下即大位于国家艰难之时,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贪图安逸,一日复一日,未闻有所变革。近欲置司讨论,寻复罢之,何也?”
    宋钦宗沉默不语。
    四月十三日是宋钦宗生日,太宰徐处仁上表,建议将该日命名为乾龙节。“乾龙”取自《易经》乾卦第五爻:“九五,飞龙在天。”这是天子在位之象。大臣们用“乾龙”来比喻宋钦宗,大概是希望他能奋发有为,拨乱反正,重振大宋雄风。
    宋朝皇帝的生日都是节日。宋太祖是二月十六日生日,为长春节。宋太宗是十月七日生日,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宋真宗是十二月二日生日,为承天节。宋仁宗四月十四日生日,为乾元节。宋英宗正月三日生日,为寿圣节。宋神宗四月十日生日,为同天节。宋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为龙兴节。宋徽宗十月十日生日,为天宁节。
    宋钦宗向来主张简朴节约,反对铺张奢华。这天,他也很高兴,破例赏赐群臣,在紫宸殿举行宴会,为自己庆生。这是宋钦宗二十六周岁生日,这是他一生中所过的最隆重的一个生日。乾龙节,作为皇帝的生日,宋钦宗也只过了这一次。
    宋钦宗与他的大臣们哪会想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宋钦宗和太上皇都成了金人的阶下囚,被迫离开东京,被押往北方。
    明年的这个时候,有位名叫向子湮的官员,写了一首关于“乾龙节”的词《秦楼月》:
    芳菲歇,故园目断伤心切。伤心切,无边烟水,无穷山色。可堪更近乾龙节,眼中泪尽空啼血。空啼血,子规声外,晓风残月。
    这首词情景交融,感情真挚,哀怨悲凉,表达了国破家亡的沉痛之情与故国追思。
    三、逗留不进
    乾龙节过后第三天,即四月十五日,金军东路军统帅斡离不回到了燕京。阇母、郭药师等主要将领,以及肃王赵枢、张邦昌等宋朝人质,也一同抵达。
    燕京市民们闻讯,皆走出家门,拥挤在街头上看景。望见宋朝人质骑马走来,有些士大夫情不自禁,当场悄然落泪。
    斡离不入城后,径直来到昊天寺(今京西隆恩寺)住下。不久,命人请蔡靖等原宋朝燕山府官员来此相见。蔡靖等人遵命前来,斡离不从袖中拿出一份宋朝国书,令王汭读给蔡靖等人听。
    王汭读完后,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斡离不微微笑了笑,对蔡靖等人说:
    “赵皇失信,致我南侵。听说张少宰与蔡大学关系很好,不然我不会回来。你们暂且安心,只因有个别边事议未定,等候定夺。事定后,会令少宰与肃王同归。同时,也想得到南朝少量金银,以充实军费。”
    斡离不话说的很委婉,也很和顺,但大家听后仍然低着头,沉默不语。良久,斡离不望着蔡靖说:“蔡大学有事,可以说一说。”
    蔡靖抬眼望着斡离不,缓缓说道:“我想,我还是南归好。”
    斡离不闻言大怒,气得“头面发赤”,大声说道:“待与你商量些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南归好。欲蒙霜特姑者也?”
    按照女真人的规矩,违法轻者用柳条鞭打,违法重者则用大棒敲死。直接用大棒敲死,女真话就叫做“蒙霜特姑”。
    第二天,一群金兵来到蔡靖家,将他们一家单独押送到皇城去了。众人都替蔡靖担心,认为蔡公这次恐怕是有去无回。
    次日一大早,蔡靖的内弟许采,悄悄去拜见侍中刘彦宗。许采知道,刘彦宗与二太子斡离不关系很好,斡离不对刘彦宗也很敬重。许采对刘彦宗说:“昨日,蔡大学见二太子,可能语稍方直。闻已迁皇城,或恐有不测之祸,望侍中能周旋之。”
    刘彦宗很爽快地答应:“过一会儿,我就去找二太子说情,请不要多虑。”
    许采告辞回家。不多时,刘彦宗派人来说:“但请放心,决保无虞。”
    许采后来知道,那天自己走后,刘彦宗先到皇城,去找蔡靖面谈了一番,然后去拜见斡离不,进行说情。
    两天后,蔡靖一家在巡逻卫兵的保护下离开了皇城,又搬回到高团练宅第居住。蔡靖对许采感激不尽,对刘彦宗也心生好感。
    这天,斡离不派人来约请蔡靖,去城南姚村淀观看射柳。蔡靖到达现场后,发现肃王赵枢、张邦昌也在。不一会儿,宋朝使臣王云、曹濛也来了。可他们的座位离得太远,蔡靖无法与他们进行交谈。
    射柳比赛结束后,斡离不走过来,单独对蔡靖说:“蔡大学,你是忠臣也。但请安心,将来和议结束,你便可随肃王回去。”
    说着,斡离不亲自酌酒三盏,交给蔡靖,请蔡靖饮尽。这是女真人的一个礼节,女真人称之为“过玳厚礼也。”
    不久,金人正式设立元帅府。当初,斡离不占领燕山、粘罕占领云中时,都叫做都统府。现在,在刘彦宗建议下,经金太宗批准,改称元帅府,设置官属职位有: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共七个。以谙版孛极烈斜也为都元帅,粘罕为左副元帅,斡离不为右副元帅,皇弟挞懒为左监军,兀室为右监军,皇弟阇目为左都监,契丹降将耶律余睹为右都监。
    东路军继续由斡离不统领,西路军继续由粘罕统领。金人称作东军与西军。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京,以汉人刘彦宗主持院事。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汉人时立爱主持院事。金人称作东朝廷与西朝廷。至此,在宋朝北部沿边,金人正式组建了东西两大军政集团。
    四月十六日,受宋钦宗之命,北去迎接肃王赵枢的王俅回到京师。与之同来的还有,斡离不派来的使者贾霆和冉企弓。
    王俅向宋钦宗汇报说:“臣受命北去迎接肃王,可是,到达黄河北岸后,不见肃王身影。臣听说肃王被金人挟持北去,于是一直向北追赶,直到中山府望都县,才追上肃王。但金人不让肃王回来。理由是,三镇未交割,要等交割三镇之后,再送肃王回京。金人让臣先回来禀报,并派使臣贾霆和冉企弓同来。”
    宋钦宗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王俅哪里知道,宋钦宗此时已改变主意,决定不将三镇割让给金人了。此时,宋钦宗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不割让三镇丢失祖宗土地,也不得罪金人,不触怒金人,避免金人再次南下。可是,这样的好办法究竟有没有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办法呢?宋钦宗很是苦恼。
    在宋钦宗看来,河北的中山与河间两镇,金人似乎难以攻下。只是河东的太原城,仍处在西路金军的包围之中。宋钦宗希望姚古率领的大宋西军,能迅速逼迫西路金军从太原撤围。如果能这样,那么关于割让三镇的问题,或许可重新谈判。
    粘罕的西路军从泽州退军,仅退至太原城下便停止了。粘罕让宋使路允迪入城,令守将打开城门,交割太原。
    守将王禀得知宋使要入城,便派人从城墙放下去一个吊篮,将路允迪吊到城上。在城南开远门城楼内,路允迪向张孝纯与王禀宣读了割让太原的圣旨。之后,路允迪对张孝纯说:“朝廷已割太原给金人矣,请立即开门。”
    张孝纯连想都没想,坚定地回答说:“朝廷派汝来交割太原,但请汝回奏朝廷,就说某等不肯,当坚守如初!”
    王禀则抽出宝剑,说道:“国君应保国爱民,臣民应忠君守义。现太原城军民,以大宋国为重,宁死而不作金鬼。可朝廷竟如此弃子民于不顾,何颜见天下臣民?太原城军民坚不受命,以死固守!”
    路允迪伸头朝城下一望,只见城中军民,皆手握兵器,怒视着城墙上的自己。他羞愧满面,无话可说,只好缒城而下。
    粘罕得知守城将领不肯开城交割,不由得大怒,骂道:“无知之何!”
    粘罕将数万精锐兵马留下,交给银术可指挥,继续包围太原城,自己则在亲兵护卫下回云中而去。
    金人在太原城外继续广植鹿角木,环城宽达数里,中间只留出一条小路。金兵每日牵着猎犬,在这条小路上往来警戒巡逻。这就是金人所谓的“锁城法”。
    此时,天气己逐渐开始变热,金兵分散在林樾之下休息,所需食物皆来自于太原周围的十几个城邑。
    太原城虽然被紧紧围困,但是,受张孝纯和王禀委派,悄悄出城向朝廷告急者仍未断绝。他们将奏状深藏于衣领之中,有成功送达者,也有不能走脱被金人俘获者。不幸被俘的人,皆枯瘠如鬼。金人问他们城内情况,他们回答说:“太原城中,每日煮弓弩及皮甲以食,又将告竭矣。”
    金人从搜出的书信中获悉,宋朝已兴兵救援太原。粘罕令娄室领兵布阵,应对宋朝救援太原之军。
    差不多两个月之前,宋钦宗下达密令,令河东路制置使姚古统兵以援太原,令河北路制置副使种师中统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现在,河北境内的金军已完全退出,种师中可以说已完成使命。
    可是,姚古至今仍未到达太原城下。自收复隆德府和威胜军之后,他因一时搞不清金军主力动向,加上威胜军以北皆是山地,到处是关险,故一直拥兵观望,逗遛不进。
    姚古领兵在威胜军一带逗遛不前,引起了七十五岁高龄的右谏议大夫兼国子监祭酒杨时的愤怒。四月十六日,杨时上奏,要求对姚古追责。他在奏疏中说:
    “臣听说,粘罕三月中旬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复还太原。往来二州之间,如入无人之境。所经县镇,焚劫屠戮,殆无孑遗,王师却坐视不救,若非己事。至四月中旬,金人离汾州还太原,统制林良器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余日,坐縻廪粟,无敢向敌者。究其根源,在于姚古节制诸将,拥重兵,躬自逗遛不进,故诸将皆不肯用命。
    今太原围闭累月,危急甚矣。而救援大兵至今尚在威胜军,无一人一骑入太原境者。惟有范琼不受姚古节制,独能引兵稍进。诸将之所以逗遛,实乃姚古之所为也。为何惜一姚古不诛,坐视重要之地而不救乎?万一太原之民因王师不救,以为朝廷已弃之,别生异心,则祸起肘腋,此非金人之比,不可不虑也。
    自金人残灭契丹,人人知其必有南窥之意。郭药师逆贼也,包藏祸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见祸乱已形成,觊幸脱归,不复以告。蔡靖屡次抗章论奏,而白时中、李邦彦、蔡攸、蔡懋等,蒙蔽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当以前事为鉴,不可缓也。一失太原,则大事去矣。臣愿陛下明诏大臣,悉力措置,并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诛之以肃军政。然后,遴拣有武略可胜任者代之。偏裨将领有不用命者,一同以军法从事。如此方能振奋士气,使敌人有所忌惮。
    若朝廷不欲遽诛大将,姑且用前代故事,则应尽行削夺其职,使其白衣从军,以责后效。若不如此,则秋冬之交,风劲草衰,强敌必长驱而南,肆无忌惮,悔无及矣。望陛下留神而幸听之。”
    对于杨时的这一建议,宋钦宗并没采纳。
    宋钦宗对内忧并不太担心,他最担心的还是外患。当时,不仅宋钦宗担心金人再次入侵,但凡头脑清醒的朝廷大臣,都已经意识到,金人很可能于秋季再次出兵南下入侵。然而,究竟该怎样应对战争,怎样保家卫国,君臣似乎都没想出什么良策。既缺乏战略目标,也没制定完整的应急预案。在军政体制上,在治国理政思想上,都处于被动应付态势。除了李纲提出御敌之八项建议外,其他宰执大臣都毫无建树。他们似乎只知道清除宋徽宗朝代的旧臣,似乎只对废除宋徽宗朝代的有关政策感兴趣。宋钦宗多次要求宰执大臣,进一步注重国防建设,然而大家冥思苦想,没有良策。宋钦宗感到很失望。
    四月十八日,太宰徐处仁提出了两项加强国防的建议。
    一是改革马政。建议将过去在京师集中养马,改为分散到各路军中养马。当时,朝廷所需马匹主要来自于川、陕一带。由于路途遥远,饲料供应不及时,等战马运至京师,仅存皮骨。交给诸监饲养后,往往不堪其养,大多死于牢枥之中。所费虽多,无补军政。如果令各路军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养马,按兵级给券,差官管押,虽有往返劳费,但从此军中各得善马,可备出战,为利甚大。
    二是拘收户绝田土,召募乡兵。徐处仁认为,现在金人远遁,边疆稍宁,正是训练军队与积聚粮草之时。然而,多屯兵则粮运至难,少屯兵则不足御敌,这二者皆非经远之长策也。如果令河北、河东、京东西安抚提刑司、京畿提刑保甲司,彻底搜求各州县户绝田土,召募强壮之人,授之以田,依照陕西弓箭手条法进行管理,“无事则服田力穑,有警则释耒荷戈”,一、二年间可得精兵数万。他们皆土著之人,既习山川险易,又有保护坟墓财产之心,遇有警急,可人自为战。
    宋钦宗很高兴,皆予以采纳,下达诏令施行。但从后来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亦不见成效。
    徐处仁是历经三朝的老臣,人们对他出任太宰,本来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宋钦宗觉得,徐处仁所提建议并不能马上见效,并不能解当前燃眉之急。于是,宋钦宗又下诏各地,要以虎符之令,起天下之兵,保家卫国。诏曰:
    “朕初嗣历服,遭时艰难,边境失守,京畿震惊,赖宗庙社稷之灵,贤士大夫勤王将士之力,以充捍御,而仓卒之间,辅臣失计,割三镇以赂之。天启朕心,屏去奸回,决策坚守。今者重兵尾袭,敌骑遁逃,朔部无虞,与天下同庆。然而敌情狡狯,未有所御,秋高马肥,虑复侵轶,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扼控边陲,荡攘群丑,则何以震慴强敌,奋张国威,以定中兴之策。诏到,仰诸路按抚总管钤辖司各下所管州军,遴选将佐,训练正兵,招填阙额,缮治器甲,储蓄刍粮,预备军须,以听朕命。夫一岁之间,而再动师旅,良非获已,共摅大愤,以图休息,兹惟其时。”
    四、常胜军归宿
    当时,金人虽然对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守城帅臣拒绝交割很生气,但他们还没有再次南下攻宋的打算与计划。一方面,因为军队刚刚撤回,需要休整,而且天气逐渐炎热,不利于骑兵作战。另一方面,金人还不知道宋朝已决定不放弃三镇,并表彰了守城的帅臣。
    斡离不认为,常胜军反复无常,留在燕京是一大隐患,应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与刘彦宗多次秘谋策划,斡离不决定动手。
    郭药师直接领导的三千常胜军,自南而归,此时还没回到燕京。正当他们行至涿州易州一带时,接到了立即交出武器的命令。回到燕京后,又接到了立即交出战马的命令。命令说,执行者立赏,否则立即逮捕。面对如此严厉的军令,常胜军虽心有怨言,但无人敢公开抵触。
    四月十八日,斡离不令人在燕京城内张榜公告:“常胜军皆铁州人,久离乡土坟陇,仰于四月二十日,尽归本处居住。”
    命令一公布,社会反响很强烈。这等于给常胜军下了一道驱逐令,令常胜军限期离开燕京。
    常胜军中的许多军官已在燕京安家立业,他们习惯了燕京的都市生活,都愿意留在燕京,不想再回到落后的蔽塞的铁州去。这天,数十名千人长、百人长等军官,一起结伴去见斡离不,希望太子郎君能批准他们留在燕京。
    斡离不问:“天祚待你们如何?”
    他们回答说:“天祚待我们很好。”
    斡离不又问:“赵皇如何?”
    他们回答说:“赵皇待我们更好。”
    斡离不说:“天祚待你们好,你们反叛天祚;赵皇待你们好,你们反叛赵皇。我没有金帛给你们,你们一定也会反叛我,所以我不能用你们!”
    斡离不这话说的一针见血,斩钉截铁,军官们听了皆感到头皮发麻,最后惶悚而退。
    常胜军官兵们于是遵命,领着家属们结队离开燕京,往铁州而去。
    四月二十日,斡离不派出女真精锐骑兵五千人马,以搜检器甲为名,在松亭关附近的路途中,不论老幼,将常胜军人及其家属,皆“掊杀之”,并取其所携带的财物。从此,常胜军八千人马皆消失,连同郭药师平日里所谓的牙爪,也无一残存。
    郭药师留在燕京,虽然名为燕京留守,但其实只是挂个空名而已,并不参与府事,毫无实权可言。他本以为自己这次南下攻宋立有大功,肯定会得到金人重用,没想到却落得这样一个悲惨下场。他有一种灰飞烟灭的感觉。这位昔日里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的常胜军统帅,如今为了保命,不得不灰溜溜地夹起自己那毫无光彩的尾巴。
    接着,斡离不又派人到常胜军副帅张令徽家中搜检器甲,吓得张令徽惶恐不安,每日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这时候,宋使王云来到燕京,向斡离不转达了宋钦宗的提议:由于三镇军民不肯交割土地,可否用三镇租税来代替割地。斡离不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能由他一人做主。于是,四月二十七日,斡离不与刘彦宗一同来到云中,与粘罕商讨此事。
    粘罕见到斡离不很高兴,非常热情,大摆宴席,说:“此番南征,二太子大获全胜,应当欢庆三天。”
    粘罕知道斡离不最喜欢打马球,于是下令:组织汉儿番兵打马球比赛,以助酒兴。
    郭药师与其家属也随斡离不一同来到了云中,可是,粘罕对他很冷淡。甚至有传言说,郭药师刚抵达云中,便被粘罕派人拘留于泊淀之中矣。粘罕对于“三家姓奴”之类的人向来是看不起的。
    后来,粘罕在处理耶律余睹叛乱一案时,曾怀疑郭药师也参与预谋,将其逮捕入狱。后查无实据,获免出狱。但是,粘罕对郭药师富有家财很不放心。郭药师家牛马不知其数,奴婢千人。粘罕说:“财能动人。”于是下令,将郭药师家财全部没收,并将郭药师带回东北,“囚归女真之域”。

    五、拒绝
    接连几日,粘罕与斡离不在云中金军元帅府内,多次召集高级将领们开会,讨论研究宋朝提出的,以租税代替割地的和谈方案。经过反复权衡,粘罕与斡离不最终决定接受宋朝方案,但有关租税具体数目等细节问题,需要进一步商谈。
    斡离不回到燕京后,将这个决定告知宋使王云。斡离不说:“此事,可仿效当年与辽国处理关南十县之旧例来处理。你立即回去禀报皇上,半个月内,速派人来燕京说明租税数目,过期不候。同时,希望皇上派人去通知太原、中山与河间三镇守臣,要求他们遵守约定。”
    王云听后心中大喜,感觉自己这次出使,终于没辜负皇上重托,皇上一定会重赏自己。他认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不仅是皇上的愿望,更是黎民百姓的心声。
    王云骑上快马,日夜奔驰。从燕京到东京,一千五百多里路,他仅仅用了六天时间。五月九日,给事中王云终于回到了东京城。
    王云来不及回家,立即入宫向宋钦宗禀奏:
    “臣受命北去,与金人交涉和谈,已取得成果。其实,金人亦颇厌兵,他们同意不割让三镇土地,只缴纳三镇租税的方案。具体做法,可以仿效我朝当年与辽国处理关南十县之旧例。金人限半月内再派使臣到燕京,他们要知道,朝廷打算每年缴纳多少租税即银绢数目。他们还要求朝廷下三道诏书,分别遣使去往中山、河间与太原,命令三镇守臣遵守朝廷决定。若能满足这些条件,金人将立即撤出河东兵马。他们希望,今后两国和平相处,任何一方不得爽约。”
    所谓仿效当年与辽国处理关南十县之旧例,指的就是仿效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核心内容是,辽朝放弃对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宋朝每年向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虽然宋钦宗从内心深处支持这个方案,但鉴于目前政治形势,他不敢独断。他当即下旨,令太宰徐处仁,少宰吴敏,知枢密院李纲,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左丞耿南仲,尚书右丞翰林学士何栗,同知枢密院事许翰,御史中丞梅执礼、陈过庭等宰执大臣,来福宁殿开会商议。
    等到徐处仁吴敏李纲耿南仲等人到齐后,宋钦宗首先让王云向大家介绍一下与金人和谈的新方案。王云介绍完有关情况后,宋钦宗问大家:“此和平方案,是否可行?”
    吴敏与王云素来不和,他首先表示反对:“此方案不可行。三镇土地是祖宗所留,岂能割给金人?”
    王云顿感愕然,好像突然被人泼了一头冷水,惊讶得他张了半天嘴,就是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吴敏少宰一出口就断然否决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方案。王云冷静了一下,抬眼望了望宋钦宗,缓缓说道:
    “朝廷已经答应割让三镇给金人,誓墨未干,岂可撕毁誓言?为说服斡离不,让他同意以缴税代替割地,我可是费了很多口舌。我曾对他说,中国非金人所处之地,地域辽阔,好比一条吞舟之大鱼,若失去了水,则蚂蚁也能害之,因为居非其所地也。然而,贵朝之所以想得到三镇二十州,只不过是想得到租税而已。不如仿效关南之地,令宋朝每年上缴租税,此万全之计也。经过我多次恳请,斡离不才答应这个方案。愿相公们深思而熟议。”
    吴敏说:“斡离不既然与圣上立盟,实现和平,可是回军之后,金人为何反而攻陷隆德府,掠我子女,焚毁庐舍?这是金人先已渝盟,我们不交割三镇,也是有道理的。”
    王云说:“我也曾将此理由说给斡离不听。斡离不解释说,粘罕本是后军,他是按照原约定赶来,因所过州县不服,所以他才攻下隆德府,到达泽州。粘罕当时并不知道两国已讲好,后来他得到令旨,以及贵朝移文,当即停止进攻,北回太原,专候交割之使。虽然偶有劫掠之事,不过是下边士兵胡作非为而已。两国必欲讲好,小事可不比计较。虽然三镇的租税数目,自有簿籍可以查阅,但还是希望你归朝后,早将租税数目报来。我见他如此说,遂当即还朝。”
    吴敏冷笑一声,质问道:“公是中国臣子,还是金人耶?”
    王云刚要进行辩解,吴敏又大声说道:“圣上早已降诏,告谕天下,绝不割让祖宗土地!此事没有再讨论之必要。有胆敢再言割地者,定当依律问罪!”
    吴敏的态度,让王云感到不可思议。吴敏过去是支持李邦彦力主议和的,为什么突然间发生了转变呢?
    最终,宋钦宗决定,不答应金人的任何条件,先前与金人达成的所谓盟约,也全部废止。
    王云对此大惑不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朝廷政策为什么突然发生逆转?如果这样下去,如果此事传至金人那里,战争必将继续,金人必会再次出兵南下。但此时此刻,王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无用。对于皇上的优柔寡断与左顾右盼,王云暗自悲叹。
    不久,王云调离京城,调到邓州(今河南邓州)任知州。
    六、种师中殉国
    此时,太原城仍处于金军的围攻之中。指挥围攻的金军将领是银术可与娄室,他们两人各有分工,银术可负责围城,娄室负责打援。娄室探知,前来救援太原的宋军主要有两部:一是隆德府方向的姚古所部,一是汾州(今山西汾阳)方向的张灏所部。娄室对汾州方向格外重视,因为汾州方向的张灏乃太原守将张孝纯的儿子。
    四月二十八日,驻守在汾州东北上贤村一带的鄜延路军马使黄迪,接到探骑报告:发现金人骑兵,在距此三十里路的下安寨一带活动。当夜,权都统黄迪向附近的陕西诸路人马下达命令:开锅做饭,擐甲执锐,准备战斗。
    不久,哨兵又报告:发现金军探马来到附近活动。黄迪传令各军: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第二天一大早,大约有千余名金军装甲骑兵,来到黄迪军寨前。这是娄室自太原城下派出的主力部队。他们贮立在寨前,对宋军营垒观察了好长时间。当时,宋军共有九座军寨驻扎于上贤村一带,都设在北山冈上,相距数里。宋军遵照黄迪命令,紧闭寨门,并不出战。
    随后,又有大队金军骑兵赶来,他们迅速分成九股即九个分队。另外还分出一部分,在距离军寨三五里之处停下集结,大概这是预备队。最早来到的那些装甲骑兵已经离去,他们直趋汾州,去把守宋军援兵的来路。那九股骑兵就是金军的主攻部队,他们很快分散开,各自朝着宋军一座座军寨冲去。
    黄迪所在的军寨首先遭到攻击。黄迪立即派三队神臂弓出寨,在高冈上向金军射击。然而,金军并不后退,他们在马上展开还击。两军相射了一段时间,有人向黄迪报告:“箭矢已经用光,请求增援。”
    黄迪于是又派三队神臂弓出寨,继续到高冈上去射击。可他们刚走出来一半,金军铁蹄便直冲辕门而来。寨中守军抵挡不住,四散奔溃而去,器甲及军需用品全都弃置不顾。寨中的官兵百姓以及运粮夫,死者无数。
    不久,其余诸寨也被金军攻破。宋军残部各自逃命,纷纷朝汾州方向溃退。
    这个时候,关于太原城告急的奏报,几乎一份连着一份涌向东京,送达朝廷。奏报中说:“太原已难以支撑,危在旦夕,若朝廷再不相救,将很快失陷。”
    宋钦宗阅后很着急,在知枢密院事李纲、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的建议下,宋钦宗诏令驻守在河北的种师中,挥师向西挺进,前去救援太原。同时,诏令姚古和张灏,各自从隆德府与汾州迅速北上,汇合种师中所部,三军互为掎角, 姚古与张灏从正面进军,种师中从侧面进击,共解太原之围。
    当时,集结在河北的宋朝胜捷军共有三万余人。种师中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这支队伍从河北真定出发,途经河北井陉天长镇,穿越太行山,一路向西,首先进入山西平定军(今山西平定)。随后大军继续西进,很快就收复了寿阳(今山西寿阳)和榆次(今山西榆次)两县。宋军行军数百里之间,未曾见到一个金兵。种师中以为金人得知宋朝大军西进,全都吓得遁逃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负责阻击宋朝援军的金军主力,主要部署在防御西南的汾州和南部的隆德府这两个方向上,而在东部河北方向上并没部署兵力。现在,河北宋军突然从平定军出关,向西直奔太原。金军许多将领得知情况后颇感惊惶,以为这支宋军简直就是自天而降。这也大大出乎娄室之所料,他急忙派儿子完颜活女领兵前去阻击种师中。
    完颜活女这年三十岁。他十七岁从军,跟随金太祖攻打宁江州,奋力作战,身负重伤,被战友们扶出了阵地。金太祖凭高望见,问:“那是谁?”身边人回答说:“那是娄室的儿子。”金太祖于是走上前,亲切抚慰并赐药,感叹说:“此儿他日必为名将。”
    种师中领兵西进很顺利,很快便到达榆次。榆次素有“太原南大门”之称,距离太原城仅有三十多公里。可以说,种师中若是稍微再往前推进,就可兵临太原城下。然而,种师中见姚古、张灏所部还没到来,于是派人前去联络,得知他们两军距离这里还比较远,他担心自己孤军深入,缺乏策应,或遭不测,于是率军又退回到河北真定。
    种师中率军突然西进,的确收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如果当时种师中敢于急趋太原,与太原城内的张孝纯与王禀里应外合,向围城的银术可所部发动进攻,即使不能立即解围,也会吸引娄室部署在隆德府和汾州两个方向上的金军回援太原。由此,姚古、张灏两部即可加速进军,则太原城或许可以解围。当然,这样做,种师中所部可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也可能打破局面,取得全局性的胜利。
    然而,由于宋廷在军事上缺乏总体的战略战役规划,虽然总兵力看起来不少,但战场上各军皆各自为战,如同一盘散沙,各军之间无法有效协调与配合,其结果就必然是被金军各个击破,最终溃败。
    种师中撤军回真定的目的,是等待姚古和张灏两军前来,然后一同救援太原。大概他觉得,以自己一军之力恐怕难解太原之围。
    这时候,由于天气渐热,粘罕已回到云中避暑。他密令太原周围军兵,皆可就近分散放牧,以迷惑宋朝。宋朝谍报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不明真相,立即上报。宋廷据此判断,西路金军很可能要全线撤兵。所以,对种师中在这种情况下退兵回到真定,非常不满意。
    宋钦宗又诏令种师中向太原进兵,诏书中以“逗挠”之语切责种师中。“逗挠”的意思是,因怯阵而避敌。种师中读诏后叹曰:“逗挠,兵家戮也。吾结发从军,从未退却。今老矣,忍以此为罪乎?”
    同知枢密院事许翰更是大动肝火,“檄书一日六、七至”,措辞严厉,指责种师中“逗遛玩敌”,强令他立即出兵西去,以解围太原来赎罪。
    种师中见朝廷催逼甚急,叹息道:“事之不济,天也。吾何爱一死,不以报国耶?”
    于是,种师中下令大军从土门出发,经太行山井陉关,再次向榆次进军。同时,他写信给姚古和张灏,约定两军分道俱进。为加快行军速度,种师中还下令,辎重与赏军之物皆不随军,全部留于真定,大军轻装前进。
    刚开始,进军也很顺利,同上次一样,路上并未看到金军人影。从统帅到士兵,都以为金人已经都退走了。于是,军纪散漫,随意而行。士兵都未披坚执锐,甚至连作战武器都交给差役们背着行军。全军上下,皆无随时应战之准备。
    快要到达寿阳石坑(今山西寿阳东南)时,种师中接到前军的请示:“已到达石桥,距离太原只有二十里地,是否继续前进?”
    种师中下令:“前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当时,中军刚到达石坑,还未建好营垒,这时有探马向种师中报告说:“发现金人军马已从县城出发,不久将至。”
    这个情报来的很及时,可惜并未引起种师中的足够重视。种师中轻描淡写地说:“此必是金人残零归将。”他命令后军前去收捉这伙金人。
    部将黄友发现此处地形对我军不利,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种师中,要求火速移军,但种师中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没过多久,金军骑兵大队人马潮水般地涌来。完颜活女亲自领军,气势汹汹地高声喊叫着朝宋军杀来。宋军几乎毫无防备,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奔逃溃散以及被杀伤的人马,不可胜数。
    种师中这才猛然意识到大事不妙,当即组织前后左右各军奋力拼命死战,取得了五战三胜的战果。随后,种师中领兵朝太原南大门榆次方向靠拢。种师中以为,若是姚古和张灏所部能准时赶来会战,那么战场局面将很快发生改变。
    种师中率军走至杀熊岭(今山西寿阳西南)时,天色已黑。种师中决定全军在此过夜,此地距离太原城约有百里路程。这时,士兵皆面带饥色,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军中乏食已三日,战士们每天仅分得一勺黑豆吃。
    对于宋军内部缺粮的情况,金人已从降兵口中探知。第二天早晨,完颜活女再次派出重兵,首先集中兵力向宋军右军发动猛攻。宋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一触即溃。金军接着又攻击前军,前军主将是从梁山泊招安的杨志,这厮竟不战而从小路逃跑。前军参谋官黄友是条好汉,力战而亡。
    种师中亲率中军顽强应敌,死战不退。从早晨卯时一直战斗到巳时,持续搏战了三、四个小时,宋军将士用神臂弓多次击退金兵。种师中想奖赏神臂弓射手们,可是随军携带的银碗不够,只有数十枚,只好作罢。将士们见有功不赏,既怨恨又气愤,皆不愿再继续作战,四散逃去。
    金军骑兵很快又冲了上来,将种师中四面包围。中军也已溃散,只有百余名亲兵小校留在种师中身旁,愿意继续拼命死战。这时,左右亲兵牵来一匹名马,让种师中骑上去赶紧突围。种师中死不肯走,惨然谢曰:“吾大将也,事至于此,不当求生!尔曹亟去,无撄贼锋。”
    最终,种师中饮恨疆场,壮烈殉国,年六十八岁。关于种师中具体是怎样死的,有几种不同说法。有的说坠崖而死,有的说被流矢击中而死,有的说是战斗而死。
    溃散而去的将士,有的退回到平定军,有的则流落山林落草为寇。
    完颜活女在击败种师中后,又率军迅速南下迎战姚古。五月十九日,金军在盘陀(山西晋中祁县来远镇)与姚古部遭遇。两军交战不久,宋军溃败,退还到威胜军。
    这时,裨将焦安节等人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力劝姚古退军隆德府。退军隆德府后,焦安节又劝姚古不如趁机逃走。当地百姓听信谣传,以为金军即将到来,人心惶惶,纷纷打算南下避乱。
    七、处置
    宋军在榆次惨败于金军,种师中是负有责任的。作为全军统帅,作为一员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将,进军途中犯下了轻敌之大忌,结果遭到金军突袭而败,实在令人遗憾。然而,也有人将这次失败原因归咎于许翰,说许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遥度,迫公使前,不容措置”。
    还有一种说法是,种师中与姚古都探知金人在太原城周围部署兵力并不多,但他们不知道这是粘罕的诡诈之计。种师中于是与姚古约定出兵,姚古自河东出发北上,种师中自河北出发西进。他们约好日行四十里,共赴太原城下解围。种师中在行军途中听说姚古已到达威胜军,担心姚古先到太原城下抢去头功,于是,下令全军改成日行八十里,他要抢先到达太原城下。金人探知姚古与种师中两军已向太原挺进,于是分兵相抗。他们以轻兵南下,拒山川之险,使得姚古不得前进。同时又以重兵东去,迎战种师中,结果种师中兵败榆次。
    随后,河北、河东宣抚司皆上奏宋钦宗,请示如何处置在榆次之战中溃散而去的统领与蒋佐。
    宋钦宗下令,对这些人可以予以免罪,只要他们出来自首,还可继续留在军中。
    河北宣抚司又上奏说,有些统领至今未见人影,不知逃往何处。宋钦宗于是又给中书省和刑部下令,要求他们张榜公告:所有在榆次之战中溃散而去的种师中的属下统领与将佐,皆免罪行。限期十日,到所在州军自首。期满不自首者,朝廷将下令悬赏抓捕,一旦抓获定行军法。
    对此,真定府知府刘鞈向宋钦宗呈上一份奏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
    “用兵失去了主将,统制将佐应并行军法。军法并行,则人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视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并不曾行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又种师中死于军中。若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士卒痛有伤折,或失主将,亦无可言者。
    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逃出者十有八九,中伤者十无一二,独师中不逃出。或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然师中忠义许国,受命即行,遇敌奋不顾身,古之众臣,未见其比。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却,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时召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假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初败即行,亦肯定能逃出。假使诸将惧怕失主帅受军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便不顾主帅,相继而逃,意谓全军溃散,必难以尽行军法。诸将初出,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未欲穷治。
    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挥,应种师中下一行统制将佐并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挥,令依旧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即与免罪。今后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降诏优异褒赠种师中,以为忠义死事之劝。”
    对刘鞈的这份建议,宋钦宗高度重视,很快便采纳了,下令追究种师中所部中军统制官的失职之责。不久,中军统制官王从道,被斩杀于京城马行市。中军副统制张师正,率部分胜捷溃兵屯驻在大名府,朝廷密令大名府知府李弥大将其斩杀。
    宋钦宗还特意赏赐给刘鞈一条金带,一领金花战袍,茶药各一银合,并给刘鞈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慰问信。
    宋钦宗表彰刘鞈,其目的就是要特意释放出这样一个政治信号:对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官员,要予以重奖。
    这次救援太原,宋军组织了十几万人马,可谓倾尽全力,兵分三路,直指太原,可是,不仅没解太原之围,反而接连失利,损兵折将,这让宋钦宗在颇感震惊的同时,内心深处也萌生出了莫名的恐慌。接连几天,他忧心忡忡,寝食不安。
    五月二十五日,右司谏陈公辅上奏说:
    “臣窃闻河东用兵不利,陛下圣虑忧劳,臣子之心夙夜不宁。然而,臣以为,此未必不为宗庙社稷之福也。因为有难则惧,无难则怠,此乃人之常情。朝廷近日见河北金军出界,只剩太原之围未解,以为河东金军疲惫后必自解散,于是,对于边防之事关注稍缓。庙堂大臣相谋议者,多为不急之务,或穷究往事,或经营私意,论经术是非,安礼文详略,至于两路边事,皆不究心,可谓缓急失宜,先后倒置。朝内朝外之士虽知秋冬在近,深为可忧,然而皆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愤叹终日,无可奈何也!
    今日若不因用兵不利,庙堂大臣还会以为无事,还会偷惰。等到秋冬时,万一金人结集诸部,举全国之兵而来,以助河东之师,则吾之仓卒无备又复如前日矣,可不虑哉!
    臣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务一切暂罢,专以河北、河东兵事为先,经营画置,多方应办,各尽所闻,勿怀异意。今后臣僚上殿,亦须先及边事,陛下留意听纳,不厌其多,或有可行,则尽付三省、枢密院,令斟酌施行。
    夫汉之所以胜楚,以屈群策而用群力。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勿谓群臣之言皆无可采。陛下若能长如此时,日夜图之,则不徒以济今日之急,将来秋冬亦不失备矣。故臣曰,此未必不为宗庙社稷之福也。”
    陈公辅这番奏言,可以说是对宋钦宗进行了一番心理安慰,宋钦宗听后不断点头称赞。
    接着,宋钦宗诏令全国诸路军州府监,要求他们,向朝廷推荐习武艺知兵书之人才,不限人数,可将这些人才直接保送赴阙,宋钦宗将亲自面试,量材拔用。若发现有筹策深远或艺能绝伦之人才,将破格提拔录用。对于在京习武的学生,宋钦宗令礼部择日考试,将名次上报,朝廷将根据成绩授予适当官职。
    种师道对弟弟种师中以身殉国,心里很难过。他知道,对付金人要比对付西夏人更难。对国家目前面临的形势,以及前途命运,他非常担忧。他感觉,秋冬时节,金军必定会再次南下,再次兵临黄河岸边,朝廷必须要提早预防。种师道虽然驻守在滑州,但手中无兵,库中无粮,心里十分着急
    种师道上书宋钦宗,建议调遣山西、陕西、京畿之兵马,沿黄河岸边驻防。具体来说,他建议军队屯守于沧(今河北沧州)、卫(今河南濮阳)、孟(今河南孟州)、滑(今河南滑县)一线,集中优势兵力,预为防秋之计。
    种师道的这个建议是否可行?宋钦宗拿不准,让徐处仁等宰执们进行讨论。徐处仁等人以为,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现在朝廷财政十分困难,实在是无力养兵。如果非要筹措巨额军费,陈重兵于黄河岸边,那么,万一秋冬时节金兵不来,岂不是一种浪费?结果是,种师道的建议没被采纳。
    这时候,朝廷大臣们对于与金人是战还是和,斗争仍然很激烈。门下侍郎耿南仲说:“中国势弱,金人方强,对金人用兵有害无益。”他认为,应继续执行原来的和谈协议,割三镇以贿赂他们,如此才能维护和平,才能保住江山社稷。谢克家、孙觌、李擢、李会、王及之、王时雍、刘观等七位大臣,也一致支持耿南仲,赞成继续与金人和议。
    但是,知枢密院事李纲强烈反对割地,他说:“祖宗之地,义不可弃。若割地求和,只会使得金人势力更加强大,同时又让三镇百姓陷于异域,这岂是为民父母之道哉?”
    宋钦宗也觉得,割让三镇给金人,的确是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他决定采纳李纲的建议,拒绝割地。他知道,如果这样做,金人是不会撤离太原的。于是,他令大臣们再次开会研究,如何继续组织兵力救援太原。
    正在这时,种师中的侄子种沔,带着种师中的棺柩来到了东京。
    宋钦宗闻讯,在宫中放声大哭,并亲制祭文:“吁嗟虎臣,公尔忘身。”宋钦宗派内侍张实前去致祭,赠种师中乡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并提拔种师中子孙族属二十人为官。
    八、李纲挂帅(1)
    救援太原失败,让宋钦宗非常郁闷。这时候,种师道因身体不好提出辞职,这让宋钦宗又很苦恼。吴敏和耿南仲见状,一起向宋钦宗建议,说:“陛下如果还想出兵救援太原,那么必须让李纲挂帅,出任河东宣抚使,以代替种师道,如此方有获胜之可能。”
    他俩这个建议与宋钦宗可谓不谋而合,宋钦宗也有这样一个想法。然而,当李纲得知这个消息后,向宋钦宗极力推辞,说:“臣乃一介书生,不具有将帅之才,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希望陛下重新考虑,以免贻误大事。”
    御史中丞陈过庭和侍御史陈公辅也对宋钦宗说:“李纲只是一介书生,哪里会明白军旅大事?如若让他领兵,军中将领不会听命,出兵作战,必遭失败。”
    可是,吴敏和耿南仲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军中其他大将都庸谬不堪,无论是能力还是魄力,没有哪个大将能超过李纲。而且,李纲是以朝廷枢衡之臣的身份前去督责诸将,谁敢不听从他的调遣?”
    陈过庭和陈公辅见宋钦宗已决意让李纲挂帅,于是私下里悄悄议论说:“李纲忠诚耿直,超群拔众。他这次挂帅出征,定是遭大臣陷害。他日成功亦死,失败亦死。”
    这时,太原安抚使张孝纯又派人来京,以蜡书告急,说太原已到了最后时刻,如果再不派兵解围,可能就要沦陷了。
    六月三日,宋钦宗断然下旨:任命李纲为河北东路宣抚使,督领诸将士再次出兵,解太原之围。
    第二天,李纲来到睿思殿,再次向宋钦宗辞职说:“臣乃一介书生,对军事并不精通。金人围城时,臣不得已,而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挂帅出征,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
    不论李纲怎么推辞,宋钦宗就是不答应。宋钦宗还命尚书省官员马上起草敕令,他要当面授予李纲。
    李纲有些恼火,说道:“假使臣不自量力,挂帅出征,也须择日受敕。然而,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
    宋钦宗想了想,点头答应:“只要卿挂帅出征,可以另外择日,正式授予敕令。”
    李纲回家后,立即上书称病,要求休假,并请求致仕。他在奏章中,再次力陈自己之所以不可担任大帅的理由,并且说:“朝廷中有人提出此建议,必是不容臣于朝廷,臣可致仕回老家。”
    李纲接连十次上奏,宋钦宗皆驳回,并督促李纲赶紧接受任命出征。
    这时,台官余应求和谏官陈公辅相继上奏,说:“李纲不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开朝廷,朝廷需要李纲。”
    宋钦宗认为,他俩这是在为李纲进行游说,勃然大怒,当庭免去二人职务,赶出朝廷。从此,再也无人敢上奏,谏言此事。
    许翰知道李纲在家装病,他来看望李纲,说:“圣上派你去河东之本意,你知晓吗?其实并非为边事,这是有人想让你离开朝廷。让你以此理由离开,则都城之人都无话可说。现在你在家装病,坚卧不起,那些在圣上面前挑拨离间者,倒是更加方便了。若是圣上一旦发怒,恐有不测发生,到那时你将怎么办?”
    说完,许翰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了“杜邮”二字。
    杜邮是个地名,又叫杜邮亭(今陕西咸阳市东),古代著名将领白起自杀于此。白起是秦昭王手下大将,战功显赫,但与宠臣范睢不和。秦昭王几次命令白起领兵攻打邯郸,白起一再称病,拒不受命。秦昭王大怒,令白起马上离开咸阳。当白起离开咸阳,行至杜邮时,接到秦昭王派人赐与一把利剑,令其自行了断。李纲明白,许翰这时在提示自己,若再继续称病拒绝受命,将有性命之忧。
    为了保命,李纲只好勉强接受任命。宋钦宗见李纲终于想通了,很高兴,亲手抄录了一份《裴度传》赐给李纲,希望李纲以裴度为榜样,为大宋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二天上朝时,李纲向宋钦宗谈了谈自己读《裴度传》的体会,他说:
    “吴元济以区区环蔡之地对抗唐室,这与金人相比,势力强弱根本就不相等。而臣与裴度相比,则不及裴度百分之一。以裴度比臣,实为不伦之比。
    臣记得诸葛亮《出师表》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君子与小人,对于用兵来说,好像根本不相关,而诸葛亮之所以深以为言,是因为,外患可以用武力扫除,可是小人在朝,蠹害根本,内患则很难排除。
    裴度辅佐唐宪宗时,认为出征东讨,必先去除奸臣元稹才能成功。纵览国史,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自古如此。
    陛下嗣位之初,恰逢金人入侵。陛下宵旰忧勤,励精图治,一心想洗刷前耻,勤俭之德远超古代帝王。可是,君子小人却混淆于朝,小人勾结成风,至今未退,陛下应留神明察。若朝廷既正,则君子道长,那么扫除外患并不难也。”
    说完,李纲将自己摘录出来的裴度论元稹的一些重要语段,呈献给宋钦宗。
    李纲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君子与小人,显然是有他的用意。但客观地看,裴度与元稹之间,并不一定是君子与小人的关系。
    李纲接受任命后,宋钦宗不断督促李纲赶紧领兵出发,去救援太原。李纲问宋钦宗:“臣可从京城带走多少兵马?”
    宋钦宗回答说:“宣抚司现已集结兵马二万余人。”
    李纲说:“请朝廷马上拨发军费银绢钱,各要一百万。”
    宋钦宗说:“现在朝廷财力困窘,只能给你二十万。”
    接着,宋钦宗又说:“军中战马可能不足。”
    李纲说:“那怎么行?打仗首先离不开战马,而今没有战马,怎么来显示军威?唐玄宗天宝末年,封常清出师幽蓟,人们见其军容不整,皆叛变而去。今日臣出师,也肯定会有人在暗中观察。这事关国体,不是小事。事情很紧迫,请陛下立即下旨,从都城内搜集马匹,按价购买,这样或许可得数千匹。”
    宋钦宗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李纲就此事写一份奏章呈上。
    第二天,开封府张榜公告说:“宣抚司搜求马匹,事属骚扰,应当停止,不再施行。”
    李纲听说后,暗自叹息。
    宋钦宗要求李纲务必于六月二十二日前出发。李纲认为,还有很多事未准备好,于是上奏,请求推迟出发时间。宋钦宗批示说:“迁延不行,岂非拒命?”
    李纲一看皇上语气很严厉,有些惶恐,也有些愤激。他急忙入奏,进行辨析,最后又提出辞职。李纲说:
    “陛下之前以臣为专权,今日又以臣为拒命。刚刚还遣臣为大帅,以解太原重围。然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任大帅,这样做恐怕不合适吧?希望陛下将臣的枢密院之职一并罢免,委任可信之臣。”
    李纲将之前委任他为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宣抚使的所有文件,全都拿出来,统统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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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3-30 19:23:16  更:2022-10-08 21: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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