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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连载《北宋崩溃那些事之第一卷：收复燕云始末》[第13页] |
| 作者:南山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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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不同意李纲辞职，将李纲上缴的所有文件全部原封不动退还，并连续四次派内侍召李纲入宫觐见。 六月五日，李纲不得已只好来到福宁殿觐见。宋钦宗明确表态说：“卿为朕巡边，不用担心，适当时便可还朝。” 李纲回答说：“臣此次出征，绝无回返之理。因为臣愚直，不容于朝。臣出行之后，若无有沮难，定当率军勇猛前进。战死于沙场，臣之心愿也。可是，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而臣自认为已不能有所为，即当请辞。希望陛下能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 听了李纲这一发自肺腑之言，宋钦宗颇为感动。宋钦宗想了想，决定将李纲的出发日期，推迟到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六日，宋钦宗下诏，任命解潜为河东制置副使，接替姚古，任命折彦质为河东宣抚司干当公事。宋钦宗要求解潜与折彦质，立即赶往隆德府，接管姚古所部，然后自威胜军出发北上，继续解太原之围。同时，宋钦宗又令张灏节制河东陕西军马北上，以接应援助太原解围。 当时，真定是河北最为坚固的城池，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朝廷认为，金军正猛攻太原，下一步他们可能南下，也可能东进。为防金军向东进犯河北，宋钦宗任命真定府路安抚使刘鞈为河东宣抚副使，命他领兵五万驻守于辽州（今山西左权）。若发现金军东进，刘鞈所部将迅速北上，掐断金军的后路。真定府路总管王渊、钤辖李质，皆随刘鞈驻扎于辽州。如此以来，原来驻防在真定的精锐之师皆被刘鞈率领西去，真定变成了一座空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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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鞈领军西去之前，曾经假降金人、并从金营逃回宋朝的武汉英，以统制身份来真定拜见刘鞈。当时，武汉英率领京军三千人，打算前去解太原之围。他觉得兵力太少，请刘鞈给他增加一点兵力，但是刘鞈不答应。 武汉英于是来到五台山拜见庞僧正，劝他将山上的和尚集合起来，一起去往代州，在金人背后插上一刀。可是，他们还未走出五台山地界，便与金军遭遇，交战失利。 无奈之下，武汉英只好率军向平定军（今山西平定）撤退。当他们经过瑜珈寨时，寨中忽然推下了檑木滚石，将武汉英打死。瑜珈寨在平山西八十里处，孤峯插云，山势险峻，宛在天表。驻守在瑜珈寨的，恰恰就是刘鞈的队伍。忠君爱国的武汉英，没死于金兵刀下，却死于自己人手中，实在是令人惋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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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宣抚司原有两万人马，分为五军。因为当时有一部分捷胜军在河北发动叛乱，朝廷调遣左军前往招抚，又调遣右军隶属于刘鞈统领，这样一来，留给李纲的人马只有一万二千人。 从当时情况看，争夺太原城，已成为宋金两国显示各自军事实力的一个聚焦点。宋朝若能守住太原城，或者能在太原城下击败金军，那么必可重挫金人的锐气与傲气。如果相反，若太原城被金军攻破，或者像宋军前不久那样被金军击溃，那么金人必威风大涨，很可能乘势南下，再次兵临东京。 宋钦宗应该是看清楚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六月八日又下诏：特授张孝纯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特授王禀建武军节度使、进封太原郡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宋钦宗在这个时候大力进封张孝纯和王禀，目的无非是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顽强守城。 正当宋钦宗忙着调兵遣将，部署救援太原之时，六月初十日，左司谏陈公辅上奏，提出了所谓三个“心腹之病”的说法。他说： “臣观今日天下之势，犹如病人之身，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守奭失备，边境骚然，河北金军方退，河东用兵失利，夏人西陲侵扰，病亦严重，然犹在四肢者。至于朝廷之上，人主听言不审，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趋向不一，而其病在心腹焉。四肢病不治，犹未害也，心腹病不治，则身不可保矣。当初，金军直到京城，诸门不开，仅月余日，宗庙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坚守，士气奋发，终能使金寇退去。国家之所以复存，是因四肢虽病，而心腹无病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尽所言，而陛下听之，未尝惑也。其言之善，虽疏贱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当，虽狂妄之甚，亦不加罪。故上下无不通情，朝廷无壅蔽之患。今则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倾覆而未必察，真伪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应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何乃迎合大臣？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释天下之疑，乃阴逐之，中外皆谓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余应求并不足惜，臣只是担心从此无人敢为陛下尽言，则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国势之安危，不得复闻于上矣。此所谓人主听言不审，心腹之病一也。 陛下即位之初，一时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专任一二忠直之臣。他们亦自知委任之专，又见国家危急，故各尽忠，不敢怀私，以相挤毁。今则不然，或以忿怨相攻，或以巧说相毁，各植私党，不先公家。如李纲者，其忠勇虽可恃，而刚愎自用，不无过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诬谮，陛下已疑之矣。今陛下若以纲为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宪宗之裴度，固可责其成功，但圣心已疑，而大臣又无张仲之助，则其事尤危矣。李纲并不足惜，只是宗社存亡，诚为可虑焉。此所谓大臣用心不公，心腹之病二也。 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为法，痛革宿蠹，蠲除弊源，民心熙熙，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无敢异议。今则不然，或欲以祖宗熙、丰之法并行，或欲以王氏诸儒之学兼用，也有持两偏之说，立中道之论者。陛下初欲尽复祖宗，犹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迟迟未决。 皇已自深悟奸臣误国，欲尽革前非。议论之臣却不念此，可为之太息哉！此所谓士大夫趋向不一，心腹之病三也。 凡此三者，诚心腹之病，不可不治，愿陛下急治之。审于听言，毋以言罪人，使臣下各尽其所见；专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尽其公心；破两可之说，尽归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如此，则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纵使未去，姑少迟之，必无大害，盖未有能治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肢者也。如其不然，则内外皆病矣。” 陈公辅的这番奏言，引起了吴敏、唐恪、耿南仲等宰辅的强烈不满。很明显，陈公辅的观点与李纲有些类似，而且又替李纲打抱不平，所以，耿南仲认为，陈公辅与李纲实属一党，欲坏朝廷大事，也不适合留在朝廷。 宋钦宗一怒之下，免去陈公辅左司谏之职，将他贬到合州(今重庆合川)监管酒税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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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李纲挂帅（2） 内忧与外患究竟哪一个最危急？哪一个最紧迫？宋钦宗心里自然很分明。陈公辅将之比为四肢之病与心腹之病，显然很不恰当。 太原之围究竟能不能解？究竟怎样才能解？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人能直接正面回答，他们就知道争来吵去，这让宋钦宗心烦意乱，寝食难安。他希望解潜接管军队后能尽快出发，早传捷报。可是，直到六月十五日，宋钦宗仍没听到解潜出兵的消息。于是，他派出内侍赶赴隆德府，给解潜送去 和一些赏军财物。他在信中说： “朕以金人围攻太原，累时未解，令卿等率师援应。颇闻将士遇敌血战，冒犯锋镝，奋不顾身。非忠义所激，安能如此？朕闻之感叹！ 敌军方猖，未即殄灭，一方之民，久困荼毒。国家抚养将士，固已有年。今日国家有急，非卿等尽命竭力，所向无前，安能使朕得宽忧？ 但战者，危事也。今令卿等挺身冒难，以致创残，每一思之，尤感痛若。今降赐金一千两、金束带五条、金花战袍三十领，卿可用以激赏受伤与牺牲将士。将来论功，自节度使以下皆为赏典。若更有奇功，便加开府仪同三司。 朕自闻进师，寝食俱废。卿等其副朕怀，早建勋烈，身取富贵，泽流子孙。日伫捷音，更宜加勉。” 这封信内容诚挚委惋，令人感动，既反映出太原战事危急，也反映出宋钦宗五内俱焚的心情。 宋钦宗念念不忘解太原之围，时时有外患之忧。然而，臣僚们对外患似乎并不是很担心，他们普遍关注内忧，他们一直强调内忧大于外患。他们的思想逻辑是，若解决了内忧，外患则自然消除。 臣僚们所强调的内忧，主要是担忧宋徽宗时代的当权旧臣重新掌权。此时，所谓“六贼”都已死去，臣僚们将目光瞄向了白时中和李邦彦，这两人也是宋徽宗提拔起来的。虽然他们早已免去宰相，离开京师，但臣僚们认为，他们在任职期间犯下了严重罪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他们必须得到追究和惩处。 六月十六日，有大臣上奏说：“若宰辅用人得当，则圣上便能得到好计策，官府便能实行好政策，四邻各国则闻风而不敢入侵，黎民百姓则安居而乐业。如若不然，宰辅怀奸误国，则罪不可逭。 前太宰白时中与李邦彦，在任期间，尸位素餐，无能而无耻，傲慢而不逊。他们与王黼、梁师成、蔡攸相为表里，许多事未经圣上允许便予以施行。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更严重之罪恶。此前金师南下入侵，尚未至京城时，闻听陛下嗣位，既震惊又畏惧，已有回师之意。然而，宰辅不才，仓卒无谋。白时中请陛下去襄阳避难，李邦彦则请陛下割三镇之地。宰辅如此庸懦而又不忠，激起社会各界愤怒，都期望流放乃至诛杀之！ 昔日章圣皇帝时，契丹举兵入寇。当时朝臣或请幸蜀，或请幸江南，只有寇准独主北伐之议，契丹畏惧，求盟而退。由此来看，白时中之罪大矣。及仁宗皇帝时，契丹傲慢，欲收回关南之地。当时富弼奉命出使，向契丹讲明利害关系，最后契丹不得不屈服。由此来看，李邦彦之罪大矣。 昔日与今日，其谋虽异，其罪则同。现在，这两人尚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优游里第，典领宫祠，未正典刑。有识之士对此皆议论纷纷，愿陛下睿断，重加黜责，以为大臣误国之戒。” 宋钦宗知道，若不下旨处理他们，臣僚将会不依不饶地继续上奏。宋钦宗只好下旨，撤销白时中和李邦彦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日，蔡懋也遭到臣僚的揭批。臣僚指责蔡懋有四大罪状：一是谄附蔡攸，与蔡攸结为死党；二是京城被围时，他身为同知枢密院事，没提出一条正确建议；三是当下边事未宁，陛下尚且忧勤旰食，而他身为大名府帅，竟不恤民情，不忧边事，日用妓乐饮宴，以至军民怨愤，皆欲杀之；四是他曾以其父蔡确事迹妄加增饰，诬诋宣仁圣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 臣僚们希望皇上将蔡懋治罪，授以散官，投之于岭峤，永不放还。然而，宋钦宗并没采纳建议，只下旨免去蔡懋的大名府帅职务，另任宫祠之职。 臣僚们认为，皇上对蔡懋处理太轻。六月十八日，又有大臣上奏质问宋钦宗：“只落职于宫祠，岂足以坐诋诬欺罔二圣之罪哉？” 宋钦宗只好又下旨：“蔡懋降中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同日，尚书省呈上一份报告说，河北与河东有些地方官员，正悄悄往外转送家属。这引起了宋钦宗的注意，他觉得必须赶快刹住此风，于是批示道： “朕所赖以共守祖宗疆土者，实惟郡邑之臣。近闻河朔河东，有守臣弗思体国，先遣家属，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念今岁之春，我实无备，故逃职之吏，逭其大戮。今边计鼎新，可以责其固守矣。法不可驰，恩不可再，五申三令，诛将必行。咨尔有众，体予至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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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李纲答应出征的日子到了。六月二十五日这天，宋钦宗赐宴于紫宸殿，众大臣集体为李纲送别。接着，宋钦宗又赐御筵于琼林苑，亲自为李纲饯行。赏赐慰劳，可谓优渥。 第二天，李纲以宣抚司名义下令：犒赏军队，准备出征。李纲想，自己是一介文人，初次担任宣抚使，手下武将恐怕不服。因此，出征前必须将宣抚司军威树立起来，而最好的立威办法便是杀人祭旗。可是，杀谁呢？ 这时候，恰好姚古受命还阙，其手下部将乐州都统制熙河路军马使焦安节，随同来京。李纲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将焦安节召至宣抚司，历数其罪状：在威胜军散布谣言，“虚传贼马且至”，动摇军心；劝姚古退师隆德府，又劝姚古遁去，致使“两郡之人，皆惊扰溃散。”为严明军纪，以壮军威，李纲下令，将焦安节处斩。全军见状，一派肃然。 六月二十七日，李纲率一万两千人马从京师出发，向河东进军。种师道抱病送李纲出城，回家后叹曰：“兵可忧矣。” 李纲出发前，仿效诸葛亮，向宋钦宗呈上了一份出师表，表中说： “畿甸、汜水关、西都、河阳皆形胜之地，然而城壁颓圯，当亟修治。今虽晚，若并力为之，尚可及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遭艰难之秋，金人入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毋以利口谝言为足信，毋以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则天下幸甚。唐恪、聂山乃小人，而陛下却一心信任，如此下去且将误国，故于此申言之。” 宋钦宗阅后，提笔在劄子上批示了四个字：“铭记于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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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制战车 李纲离开东京城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弹劾西军将帅姚古。他说： “姚古虽世家本将，其实乃畏懦之辈，素无战功。他之所以能登将坛，持节钺，是因其善以名马宝货，奔走于童贯之门。自太原被围以来，姚古提重兵于威胜、隆德一带，逗遛数月，未尝寸进。种师中以忠勇自奋，苦战于榆次，而姚古却违期不应，遂致种师中失利而殉国。此姚古可斩之罪一也。 朝廷命姚古解围太原，然而，姚古所部未有一骑一卒敢进入南北关。自种师中失利，姚古便退师威胜。士兵们叩马恳诉，愿共同守御，姚古却领兵连夜遁去，致使威胜之民，扶老携幼毙于道路，哭泣之声振于山谷。此姚古可斩之罪二也。 姚古既退师，其部将又妄言于众曰：国家已割太原与金人，我辈可以南归。于是，役夫只搬运粮草与器甲，其余若干物资，皆委弃而去。此姚古可斩之罪三也。 兴师之初，有十五名勇士直入隆德府，缚获伪隆德府守官，兵不血刃而得一郡。然而，姚古掩盖其功，不如实奏报，致使此十五人，只得赐帛而已，士气由此沮伤，抱戈不战。此姚古可斩之罪四也。 伪隆德府守官，自言先世乃汝颍间人，深有效顺之意。缚至军中时，姚古若能仿效韩信之释放李左车，李愬之释放李祐那样，则太原之围自此可解。然而，姚古贪冒功赏，献囚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姚古可斩之罪五也。 姚古军中妇人，不可胜数，因而人无斗心，士气不振。此姚古可斩之罪六也。 姚古欲退师，然而无端由，忽有统制官焦安节厉声而前曰：敌骑逼近，何为尚留于此？姚古既不能斩焦安节以慰众心，又听从其言，率众宵遁。此实乃姚古之谋，假手于焦安节。此姚古之可斩者七也。” 陈过庭奏罢，又有大臣奏道：“姚古随行官兵尚有数百人，现在城外，伏乞圣慈下令，先将他们遣散，或者拘留他们，然后再对姚古进行惩处，以免生事。” 然而，宋钦宗并没采纳陈过庭的建议，只下旨给姚古降职处分：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 此时，西路金军主要将领粘罕、希尹与余睹，东路金军主要将领斡离不、挞懒与阇母，他们六人正在西京大同山后的一块草地上，一边凉快，一边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处理与宋朝的关系问题。是战还是和，他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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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受命出征后第一站先到达河阳（今河南孟州）。河阳是洛阳以北的一个军事重镇，李纲在此停留了十余日。他在这里训练士卒，修整器甲，并前去祭奠了皇室陵墓。李纲在给宋钦宗的奏疏中说： “臣领兵经过巩县、洛阳，拜祭了陵墓，不禁落泪。想到祖宗创业守成达二百年，传到陛下，正逢艰难之时。强敌入侵，中国实力衰弱，这确实是陛下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之时。希望陛下仔细考究祖宗之法，一一加以推行，重用君子，斥退小人，稳固国家根本，以图中兴，上以慰九朝先祖之灵魂，下以作为亿万生民之依靠，能如此则是天下之大幸。” 然后，李纲又领兵北上，进驻怀州（今河南焦作）。 自出师以来，李纲向全军约法三章：一、士卒不得扰民，抢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之；二、捡拾死者遗弃物者，施行脊杖与黠刑；三、逃亡捕获者，皆斩。 三条军纪，简明扼要，便于操作，非常好使。从此“军律颇肃，无敢犯者”。 李纲认为，在平原上进行大规模野战，步兵很难战胜骑兵。而对付骑兵最有效的装备，非战车莫属。金人最擅长以铁骑奔冲，我军若没有战车相配合，很难取胜。 为扭转宋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李纲下令张榜，广泛征集战车制造方法。此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闻讯前来贡献战车草图的人很多，总制官张行中也献上了一份战车车图。 李纲都一一展看，其中对张行中的战车车图尤感兴趣。张行中于是向李纲详细介绍了一番他的造车之法、出战战法以及布阵之法。 首先是造车之法：先制造两根带有双轮的长杆，推杆则轮转。然后在两杆之间，用横木相连接，再在横木上架设一个巨弩。巨弩上外罩以皮篷，可抵挡敌之矢石。皮蓬上绘以神兽之像，弩矢从神兽口中发射而出，神兽之目可用以望敌。战车下方装上铁甲，以保护士兵之足。战车前方，上下两层，各装设长短不同的枪刀，每层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用来攻击人，短者用来攻击马。战车两旁装有铁钩，不作战时，可用此钩连结其他战车，以结成战车军营。 其次是战车出战战法：每辆战车配备步兵二十五名，其中四人负责推动长杆使战车前进，一人登车望敌发射弩矢，其余二十人手握盾牌、弓弩、长枪以及斩马刀，排列于战车两旁。每旁有十人，排列成两行，每行五人。站在最前排的是盾牌兵，其次是弓箭手，最后是刀枪排。 遇敌后，若敌兵在百步之内，则用盾牌做掩护，弓箭手进行发射；若敌人逼近，则弓箭手退后，刀枪排冲上前，用长枪刺人，用短刀砍马；若敌兵后退，则推动战车，联合起来，鼓噪而进。若遇险地，则停止前进，令骑兵从两翼出发，追击以取胜。 最后是战车布阵之法：每军两千五百人，其中五分之一即五百人是将佐、卫兵以及后勤辎重之属，其余两千人分乘八十辆战车。可排成方阵，每面二十辆战车，车车两联，而步兵就在车与车的间隔中行进。前排战车可向前进攻，后排战车可向后进攻，左右战车也可各自往外推进。敌人若攻左右，则可抄其后路。随敌人所攻方位不同，而变换防守之法。前后左右，可产生多种变化。而将佐、卫兵与辎重之属，皆处于方阵之中。此方阵，也可根据地形，变化成圆形阵或曲形阵。行进时，则按次序排列阵势；休兵时，则各车相互连接，围成营地，不必再挖沟堑、筑营垒，营地形成最为简便，而且完固。 听了张行中的介绍，李纲认为这份战车图很有价值，决定采纳。他立即上奏朝廷，建议依照此图制造战车。他在奏疏中说： “金人以铁骑胜中国，非战车不足以制敌，其原因有三：一、实战表明，步兵不足以抵挡骑兵驰突；二、使用战车，则骑兵驰突可防御，战马不如战车坚固；三、若不用战车，我军步兵多胆怯，见敌骑便溃散，虽有长技，不得而施用。若用战车，不仅步兵得利，而且我骑兵可隐蔽于后，寻机而出战。同时，使用战车，不仅让步兵有所依，施展其力，而且可使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由此可知，战车可以制胜铁骑之理明矣。” 李纲希望短时间之内，朝廷能制造出千余辆战车，下属各军可用两个月时间来学习演练。等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防秋之兵集结完毕，便可谋划大举进攻之计。李纲心想，那时候，我军战车结阵以行，金人铁骑必皆退遁。 宋钦宗对李纲的建议也很重视，很支持，令兵部立即组织有关人员，依照战车样图进行试制。样车试制出来后，宋钦宗又指示兵部，将这辆战车样品运送到怀州，让李纲组织军队试用。 李纲亲自指挥士兵，将战车样品推到野外进行演练。可是，由于战车车体很笨重，行动起来非常迟缓。士兵们很有想象力，他们形象地称这辆战车为“鹧鸪车”，因为鹧鸪鸟的叫声，好似“行不得也哥哥”。最终，这辆花了不少钱研制出来的战车样品，因不适用野战而被废弃。 李纲大失所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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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李纲失望的是，朝廷忽然下令说：原先诏令全国各地起兵向京师集结，以防金人秋天入侵。现在，命令各地全部停止进兵。 从全国各地调动部队，部署防秋之兵，是李纲担任知枢密院事时着重做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是得到宋钦宗批准的。现在，自己刚离开朝廷，这个计划便遭到否定。李纲感到很悲哀。 李纲沉思良久，决定上疏力争，他在奏疏中说： “措置防秋之兵，是臣待罪枢府时，伏蒙陛下委令所为。臣以为，中国之军政不修，几近三十年矣。军队缺额不补者过半，其现存者皆溃散之，且不习战阵，故金人得以窥伺。金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时无藩篱之固，去时无邀击之威。因庙堂失策，致使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乃社稷之羞，陛下当尝胆而思报也！ 今河北之敌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敌马时常出没。沿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甚危，旁近县镇，皆为敌兵所占。秋高马肥时，敌骑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若不起天下之兵，不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惊！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为陛下措画，下达诏书，以集结诸路防秋之兵。所集结之兵，大约不过十余万人。欲分布于河北沿边，雄、霸等二十余郡，以及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个帅府。此外，尚有腹里十余州军，需沿河一带控扼地分，以保护王室，提防海道。其最急者，是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防御金人与夏人联兵入侵。不知此十万之众全部皆到，能否够用，能否避免敌马渡河之惊？ 今臣奉命出使，离开陛下尚未多久，朝廷已尽改前日之言。调发防秋之兵既罢，峒丁又罢，弓弩手又罢，士兵又罢，四川福建广东南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与京西诸郡，又皆特免起兵。如此，前日诏书所集结之兵，罢去大半。金人若再次聚兵，两路入侵，不知将何以应对？而朝廷为何不留意于此也？ 臣以为，朝廷不起兵之原因，大概有五：一、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二、钱粮犒赏之费多；三、河北敌退，天下已无事；四、太原之围，敌马不多，不久将自解；五、有探报说，林牙大石与高丽之师牵制金人，金人未必会再次深入。 若以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则诏书是在四月下达，当时，三省何不立即制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又令其复回，这岂不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人会怎么说？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于兵戎，宗社安危之所系，且行且止，如同儿戏，臣深感痛惜。 若以钱粮犒赏花费较多，则今春就因无兵捍卫导致误国，使得土地、宝货、人民皆为金人所取。今朝廷吝惜小费，又不做防备，臣恐金人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所取也。何况防秋诏书曾令各地之兵，要自备粮草以行。如此来看，钱粮犒赏之乏，似非所患。朝廷不深思祖宗大计，而吝惜小费，臣认为不足取也。 若以河北敌退，天下无事，则边境每日都有警报，说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侵，当取某地。现今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悚，惧其复来。天下果真无事乎？贾谊说，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燃也，大概已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矣。 若以太原之围敌马不多，不攻自解，则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知金人实数。姚、种二帅以十万之师，前去解围，一日皆溃，而金军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为非愚则诬。 至于林牙大石与高丽兵牵制金人之谍报，理或有之，然不可作依靠。金人能否来攻，应取决于我有无充分之准备。因此，屯兵聚众，正是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 今河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请求援兵皆以三五万为言。然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前往增援。防秋之兵尚未集结，又皆遭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何不令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也？ 闻范世雄所统湖北兵已至襄唐间，臣依奉圣旨，令其疾速赶赴宣抚司。其它各路，希望朝廷依照原计划下达诏旨，令其立即出发，但愿不误国事。” 几天后，李纲见朝廷对自己所奏毫无回应，心里有些落寞不安。他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呈上一篇奏疏，说： “臣之所以对减罢防秋兵员一事深为惋惜，一则因河北防秋的确缺人，恐有疏虞；二则因一岁之间再起再罢，恐无以示四方之大信。关于防秋之计，臣前篇奏疏论之已详，容臣再为陛下论一论不可失信于天下之意。 昔日周为防犬戎入侵，尝与诸侯约好，有警则以烽火为号，见烽火诸侯则云集。后来，周担心诸侯未必至，遂举烽火以试之。待诸侯之兵蜂拥而至，知其试，皆愤怒。诸侯归后，犬戎入侵，真举烽火，无复至者。 去冬金人进犯，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却因和议，诏令停止，将士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除非不得已，远方之兵都已上路。今若又复约回，将士卒伍能不解体？以军法勒令诸路起兵，却又以寸纸罢之。臣恐此后有所号召，天下再也无人回应矣。” 几天又过去了，朝廷仍然没有回音。李纲长吁短叹，既失望又悲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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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诡计 其实，宋钦宗忽然下令诸路防秋兵马停止向京师集结，是另有原因。 当时，宋钦宗与宰相徐处仁、吴敏拟定了一个绝密计划，即试图通过金使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让耶律余睹在金国举起复兴辽国的大旗，然后与大宋里应外合，共同灭金。这件事，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连李纲都不知晓。 萧仲恭是原辽国枢密使萧挞不也的孙子﹐中书令萧特末之子。萧仲恭的母亲，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小女儿，即天祚帝的小姑。萧仲恭早年曾担任由宗戚子弟组成的“孩儿班”班使，后历任宫使﹑本班详稳等职。辽保大四年(1124)冬﹐天祚帝西逃天德军﹐萧仲恭任护卫太保，兼领军事。第二年二月﹐他与天祚帝一同被金军俘虏﹐然后降金。 这年六月初，萧仲恭与赵伦受斡离不委派，以使者身份来到东京，向宋朝催要所欠金帛。宋钦宗不想给，可又想不出不给的理由，于是令三省研究对策。 三省大臣经过认真商议，最后认为：此前与金人签订盟约，是因金人兵临城下，我被迫而为。金人贪婪而又无信，不可再给与金帛。而且，肃王出使金军后，被金人强制带走，一直未回，我们也应将金使扣下，以此相抵。 宋钦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萧仲恭与赵伦便被软禁于都亭驿的一个小屋之中，门和窗户都全部封死，每天有专人送来饮食。这件事，李纲是知道的，而且也参与了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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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月上旬一直扣留到七月上旬，一个月过去了，萧仲恭与赵伦见宋朝仍然没有放他们回去的意思，便开始焦虑不安起来。为早日脱身，他俩开始精心密谋，决定设计，诱骗宋朝。 这天，副使赵伦悄悄对宋朝馆伴使邢倞说：“金国有个大将叫耶律余睹，本是辽国大臣，后来降金，他现今尚率领契丹精锐之兵。他对于金国有贰心，你们可以联合他，里应外合，一起进攻金人。” 邢倞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赶紧入宫，向宋钦宗作了汇报。 宋钦宗想，辽朝自亡国以来，或许会有一些皇亲国戚或者旧臣，试图复国。若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共同对付金人，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不知这赵伦所言，是否可信？宋钦宗于是召宰相徐处仁与吴敏来殿共议。 吴敏说：“萧仲恭不是女真人，他本是契丹人，将他扣留在此，并无大用。不如好好与他联络一下感情，放他归去，最好能通过他，与耶律大石的西辽建立盟友关系，然后联合出兵，以破金人。” 宋钦宗觉得有道理，于是令吴敏亲自去驿馆考察一下萧仲恭。 这天上午，吴敏来到都亭驿，下令打开门窗。萧仲恭一见到吴敏，即伏地恸哭不已。吴敏令左右将他扶起，说：“本朝皇帝因金人背盟违约，却还来督责金帛，很是生气，群臣也觉得金人太过分，故请留大使于此。皇帝以为，大使本是辽国懿亲，奉命而来，原非得已。皇帝又说，大使良苦，特派我来奉候以慰劳。” 萧仲恭一边哭，一边表示感谢，并佯装骂金人：“金人反覆无常，从无信义可讲，刚开始与臣国约和，取其金帛，然而最后竟灭之，乃立异性，称藩臣之。” 接着，萧仲恭走近吴敏，小声说：“耶律余睹乃大辽宗室也，每说到天皇创业逾二百年，一朝沦亡，未尝不泣流满面。今大朝诚能赐他誓书，约为兄弟，如南朝北朝故事，臣愿回归后约他举兵相应，上以报大朝之赐，下以复国家之仇，破金必矣。万一大朝迟疑不决，那么本朝孤弱，只会被金人随意摆布。如此，则中原之难，未有穷尽也。” 吴敏没料到萧仲恭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既惊又喜。他感觉萧仲恭所言句句皆很诚恳，不像是假话。 吴敏于是赶紧进宫，向宋钦宗汇报说：“耶律余睹现为粘罕所部监军，有兵权，可诱而用之。” 宋钦宗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又召徐处仁来殿商议。 徐处仁说：“耶律余睹与萧仲恭皆辽朝贵戚旧臣，被迫降金，他们应当皆有亡国之戚，可以信之。” 宋钦宗见两位宰相都认为可行，于是密赐耶律余睹 ，信是这样写的： “大宋皇帝致书于左金吾卫上将军、元帅右都监耶律太师： 昔我烈祖章圣皇帝与大辽结好澶渊，敦信修睦，百有余年。边境晏然，苍生蒙福，义同一家，靡有兵革斗争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无。 金人不道，称兵朔方，拘縻天祚，翦灭其国。在于中国，誓和之旧，义当兴师以拯颠危。而奸臣童贯等违国擅命，沮遏信使，纳结仇雠，许以金缯，分据燕土。金匮之约藏在庙祧，委弃不遵，神人共怨，致金人强暴，敢肆陆梁，俶扰边境，达于都畿。 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内禅。朕初即大位，惟怀永图。念烈祖之遗德，思大辽之旧好，辍食兴叹，无时敢忘。凡前日大臣之误国构祸者，皆已窜逐。思欲兴亡继绝，亲仁善邻，以为两国无穷之福。 此志既定，未有以达。而使人萧仲恭、赵伦之来，能道辽国与燕云之遗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国诏令，拥立耆哲。众望所属，宜乎国人，无如金吾都监太师者。适谐至意，良用忻怿。尝闻金吾前为辽国将兵，数有大功，谋立晋王，实为大辽宗社之计，不幸事不克就，避祸去国。向使前日之谋行，晋王有国，则天祚安享荣养。耶律氏不亡，然则于天祚不害其为忠，而于耶律氏之计，则至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继有辽国，克绍前休，以慰遗民之思。 方今总兵于外，且有西南招讨大帅同姓之助，云中留守尚书愿忠佐之，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国之势，竭力拥卫，何有不成？谋事贵断，时不可失，惟太师图之！书不尽言，已令萧仲恭、赵伦面道委曲。天时蒸溽，更冀保绥。谨白。” 这封密信写在黄绢之上，藏于蜡丸之中。吴敏又悄悄来到驿馆，亲自将蜡丸交给萧仲恭，让他回去后转交给耶律余睹。 萧仲恭和赵伦没想到，宋朝君臣这么容易中计，心中暗自欣喜不已。 吴敏认为，策反耶律余睹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不容迟缓，应立即让萧仲恭和赵伦回去。宋钦宗同意。吴敏于是安排专人送萧仲恭和赵伦离开东京城。这两位金使一出城，就好像鸟儿出笼，他们快马加鞭，朝燕京方向狂奔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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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救援太原 七月二十六日，即金使萧仲恭等人离开东京后第三天，宋钦宗又接到了太原守臣张孝纯的紧急求救奏疏，说太原城已弹尽粮绝，全城军民誓与城池共存亡。宋钦宗阅后，当日即给李纲、刘鞈、解潜、张灏等前线将领下达诏令，命令他们立即出兵，解围太原。诏曰： “金贼攻围太原，一百五十余日，其势危蹙，惟兵与食最为急务。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于警奏，不过督责诸将俾令进师，既不益兵，又无见粮，安能使之必战？既战又安能使之必克？进师屡衄，其弊盖出于此。朕每一念，疾首痛心，寝不能安，食不知味。 今闻黠虏筑垒临城，控扼要害，援师不可进，粮道不得通，势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广加询谋，益兵置粮，不吝爵赏，以劝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须尽速解太原之围。若稍有误事，不惟卿等负朕倚注之意，朕于负荷之重，亦岂敢委法以徇私于卿等哉！” 当初，关于如何解围太原，诸将曾在隆德府开过一次会。令人奇怪的是，作为宣抚使的李纲并没参加这次会议。河东宣抚副使刘鞈率部将张俊、苗傅参加了会议。诸将在会上约定，七月下旬，各路分头并进。 现在，诸将领见皇上诏令语气如此之严厉，谁也不敢怠慢，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分别组织出兵。刘鞈从平定军出发，真定府总管、都统制王渊从辽州出发，解潜与折彦质从威胜军出发，张灏与折可求从汾州出发。四路军马分别从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向太原城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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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边战线上，娄室只派轻兵守卫南关，将强壮兵马隐蔽起来，并告诫守将说：“解潜自威胜军北上，必先占领南关。待他到后，我军则伪装败退。” 解潜领兵出威胜军北上，果然不出娄室所料，取道南关，直奔太原。南关是由南而北，进入太原的必经之地。解潜随军携带着大量粮食，计划运到太原城里去支援太原守军。 解潜先派人去南关打探一番，回报说只有轻兵守关。解潜令大军前进，夺取南关。 金军见宋军来攻，于是按照计划假装逃跑。解潜不知金人诡计多端，以为金人真已逃遁，于是派人回去将粮食陆续运了过来。这时候，金军主力就隐蔽在附近，但他们很能沉住气，他们并不急着进攻，他们要等待最佳出击时机。 不久，粮食基本都运来了，装载到一辆辆马车上，解潜令所有士卒赶车上路。这时候，金兵主力突然冲了出来，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宋军迎战不利，遂弃粮而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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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救援太原，从六月初开始准备，可以说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组建了以李纲为首的宣抚司领导班子，明确了各路兵马的指挥将领。各军也开展练兵，军旅甚威。河东百姓对此也很支持，他们很高兴地说：“太原要是解围，河东就安全了。” 宋朝几乎动用了全部的机动兵力，有许多士卒来自江、浙、闽、蜀等地。这些士卒与北方战士相比身材矮小，似乎羸弱不可战。他们整日在野外练兵，累的腰弯腿瘸。当地人有时在路上碰到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回答说：“救太原兵也。” 当时，许多人认为，金军在太原城下人数并不多，他们到处建立营寨，其实都是虚的，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如果诸路大军同日进发，金人肯定无法应对，我军必定取胜。可是，若各路进军参差不齐，则胜负就难说了。 李纲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要求各路大军务必于七月二十七日准时出发，向太原进军。可是，当时各路将领都直接受朝廷指挥，事皆专达，进退自如。李纲这个宣抚使徒有其名，并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李纲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把情况说清楚。这并不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要让皇上知道实情。于是，他在奏疏中说：“宣抚司虽有节制之名，特文具耳。节制不专，恐误国事。” 宋钦宗接到李纲奏报后，对于如何回复李纲，犹豫不决。当时，东京城里连日大雨不止，有人对宋钦宗说：“天降大雨，乃阴气太盛之故。”宋钦宗马上联想到李纲，觉得阴气太盛，是不是因为授予李纲的兵权太重？他将此想法告诉徐处仁。徐处仁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李纲只不过一书生耳。夷狄，才是中国之阴。今太原兵围未解，不以此为忧，而忧李纲乎？” 宋钦宗这才心里释然，于是降旨，要求各路军马听从宣抚司指挥。可是，诸将领根本就没把李纲放在眼里，各军仍直接向朝廷奏报，接受朝廷指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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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李纲得知解潜初战不利，在南北关遭金人突袭，粮食尽失，他心头不禁一震。接着，又获悉刘鞈在寿阳（今山西寿阳）与金军主力遭遇，兵败而溃退。李纲预感到，这次救援太原，成功的希望仍很渺茫。 解潜虽然在南关一带丢掉了军粮，但兵员损失并不太大。他下令各军抓紧时间收拢溃散之兵，他打算集中兵力守住南关，在此与金军较量一番。 让解潜最为担心的是，官兵们都有一个临阵脱逃的老毛病。怎样来治理这个老毛病呢？这让解潜有些煞费苦心。他忽然想起兵法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受此启发，解潜想出一招对策，就是将防御堡垒建筑在深沟大壑之前。这样，当敌人进攻时，官兵们后退无路，只能选择死守。解潜还效仿韩信背水一战的阵法，将兵营建在背水之处，以激励官兵奋勇作战，以求死里逃生。解潜心想，面对金军这样的强敌，只有殊死作战，才有获胜之可能。 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解潜郑重告诫诸将说：“大战在即，是祸是福，皆握于自己之手。迎敌者，赏及子孙；退走者，诛及妻子。如立奇功，定有高爵。” 解潜希望以此鼓舞士气，严明军纪。 然而，对于这些赏罚政策，三军将官们根本听不进去，皆不以为然。他们在下边小声议论说：“过去，童宣抚也曾有此言，可实际上怎么样呢？明明是战死者，往往被上报说成是逃跑；而对于奔溃者，则立赏招安。今日之令，也恐怕是空话罢了。” 不久，战斗打响了。 金军在南线指挥作战的将领叫完颜拔离速，是银术可的弟弟。前不久，姚古也是被他所败。刚开始，拔离速用于冲锋的金兵并不很多，似乎带有试探性。但宋军对金兵很惧怕，交战不久，老毛病又犯了，前军有些官兵不顾军令开始溃退。后军见状，人心也开始浮动。堡垒中的官兵为求自脱，纷纷抓着绳子往沟壑底处逃窜。结果混乱中坠落而死者重叠累积，几乎填满沟壑，约有几千人。 拔离速见宋军已乱，于是果断下令，鸣鼓大进。金军抓住时机，将预备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越战越勇。而宋军越来越抵挡不住，最后全线崩溃，溃不成军。连解潜所在的中军也四处溃散，他身边仅剩数十骑亲兵，保护着他从山间小道一路逃回隆德府。从此，解潜所部战斗力基本丧失。 拔离速指挥金军乘胜前进，很快便兵临威胜军城下。威胜军守臣张尧佐不战而降。 解潜所部是正面救援太原的主力军。主力军溃败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很大的。当时，威胜军、隆德府以及汾州、晋州、泽州、绛州等地百姓，闻听官军败北，皆纷纷扶老携幼渡过黄河，往南而奔。太原以南、黄河以北地区，所有州县几乎皆成空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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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李纲仍在怀州。眼见军事形势在不断恶化，他很焦虑，可又无能为力。因为他无法有效行使宣抚使指挥权，无法掌控战场全局，他所能做的就是上奏朝廷，将自己的建议反映上去。他一方面指出节制不专之弊，另一方面，他也看出了军事部署上的缺陷。分路进兵，因各路之间缺乏协同，实际上变成了孤军深入，很容易被金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李纲建议，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将兵马集中起来，从一个方向上展开进攻。恰好这时候范世雄率领着湖南兵马到达怀州，李纲向朝廷推荐范世雄担任宣抚判官。李纲表示，若朝廷采纳其建议，等到大军集结完毕，他愿亲自领军开赴太原前线，与金军决一死战。 此时，东京城内正流传着一首民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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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彗星再现 前方战事激烈，后方朝廷斗争也很激烈。这时，朝廷政局忽然又发生大变。八月三日，太宰徐处仁和少宰吴敏两位宰相，被宋钦宗一并罢免。唐恪晋升为少宰、何栗任中书侍郎、陈过庭任尚书右丞、聂山同知枢密院事。李纲的好友许翰，也被免去同知枢密院职务。 朝廷政局突然巨变，让李纲大吃一惊。特别是唐恪晋升为少宰，更让李纲不可思议。李纲离开京城时曾特意对宋钦宗说过，唐恪是小人，不可重用。宋钦宗当时满口答应，可现在为什么变卦了呢？李纲很不理解，特别失望，心情很是消沉。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当时社会声望较高。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他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皇上，肯定能有所作为。臣僚们对他也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等他担任太宰进入决策中心之后，他并没贡献出什么嘉谋良策，人们对他很失望。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免职正好五个月。这五个月，正是宋朝多事之时，也是宋朝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决断。可是，面对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徐处仁似乎有些晕。他虽然有从政经验，但他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失误。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路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宋钦宗推荐的。吴敏觉得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合作还算顺利，但后来他和吴敏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吴敏年轻气盛，风流倜傥，喜欢揽权，但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并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自己的亲戚。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这天散朝后，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即都堂，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吴敏刚坐下，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一怒之下，他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弄得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去，由他们取而代之。此时，他们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其实，徐处仁与吴敏主政这几个月，的确是北宋亡国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们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等等。 然而，徐处仁与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吴敏更是“怡然视之如平时”，竟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很不称职。 当时，京城流传一段针砭时弊的话，叫做“十不管”：“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任何时候，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高人在民间。“十不管”，是对徐处仁与吴敏不能审时度势的强烈讥讽，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如果说，在内政问题上，徐处仁与吴敏缺乏审时度势的政治洞察力，那么在外交问题上，他们简直就是弱智。他们鼓动和支持宋钦宗通过金使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一事，可谓愚蠢至极。外事无小事，本应慎之又慎，可他们竟将外交大事视同儿戏，这将给宋朝带来滔天大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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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八日，金使萧仲恭回到燕京，立即将宋钦宗写给耶律余睹的蜡丸密信交给了斡离不。斡离不得悉内容后十分震惊，当即派快马将蜡丸密信送到西京交给粘罕。因为耶律余睹担任西路军监军。 粘罕看后，立即派人赶往上京，将蜡丸密信呈报给金太宗。同时呈上的，还有另外两封密信，一是宋钦宗写给西辽耶律大石的，一是宋钦宗写给天祚帝之子梁王的。写这两封密信，也是出自吴敏的主意。当时，麟府折可求奏报说，夏国之北有大辽天祚帝之子梁王，还有林牙太师统兵十万，他们张榜宣称：金人不道，与南朝奸臣结约，毁我宗社，今闻南朝天子悔过逊位，嗣君圣明，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前日败盟之事当不论也。 吴敏以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极力建议宋钦宗写密信联络他们，共同灭金。密信由东京送出，然后经河东送入麟府，令折可求想办法转送梁王与耶律大石。然而，没料到，这两封密信均被粘罕的游兵截获。 八月初，金太宗看了蜡丸与两封密信后大怒，当即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惩罚宋朝。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再次出兵南下讨伐宋朝。八月七日，金太宗诏令左副元帅粘罕、右副元帅斡离不再次兵分两路，攻伐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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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李纲心情郁闷，消极地滞留在怀州按兵不动。他对救援太原已心灰意冷，每天只与幕僚邹柄、张牧等人在一起高谈阔论。诸将若要向他汇报事情，需要先请示邹柄和张牧，诸将对此颇有怨言。 刘鞈得知解潜被金军击溃，急忙令部将张俊和苗傅领兵，前往信德府支援解潜，自己则星夜赶回京城，请求面见圣上。 宋钦宗对刘鞈擅自离开前线的行为很生气，先给刘鞈连降八级，接着就地免职。 目前，按计划从平定军与威胜军出发的两路宋军，都被金军击溃，只有驻守于汾州的宋军还比较完整。 八月五日，陕西路都转运使兼浙东察访使张灏（即张孝纯之子），在汾州召集诸将开会，部署作战计划。会后，张灏派遣统制官张思政、折可求、冀景向郭栅镇进兵。当时，张思政所部正规军加上民兵尚有十七万之众，对外号称百万，这支队伍尚未参战。 但金军将领对汾州方向的宋军并不畏惧，他们满怀必胜信心，他们认为：“刘韐、解潜已经溃败，张思政不足虑也。” 为积极迎战汾州宋军，掌握战争主动权，娄室把在东线和南线作战的主力部队全都抽调了过来。他判断，东线和南线被击溃的宋军，短时间内不太可能重新组织进攻。他用妇女和老弱士兵把守营寨，造成营寨并非空虚的假象，以防宋军从平定军和威胜军方向赶来增援。 张思政与冀景等将领领兵离开汾州，进驻郭栅镇，组织士兵深挖沟堑，高筑堡垒。他们以为金军不可能很快前来迎战，他们对金军骑兵的作战特点还缺乏了解。 八月七日，在宋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金军骑兵突然出现在郭栅镇，并马上展开进攻。有人发现，冀景军寨中忽然张开一顶青色伞盖，金军看到后便不再进攻，只向张思政的军寨发动猛攻。 宋军拼命反击，箭矢垒石一齐射击，纷如骤雨。然而，金军毫不退缩，冒死急攻，战马直冲军寨而来。宋军实在抵挡不住，纷纷逃出军寨，来不及逃出的死于寨中的将兵不知其数。最终，金军攻破郭栅镇，张思政与冀景等奔回汾州。 让张灏等人感到蹊跷和不解的是，在所有参战将领中，只有冀景的人马没有任何损失，全军退回汾州。 张灏等宋军将领们并不知道，也就是这天，即八月七日，金太宗已诏令粘罕与斡离不，再次出兵南下攻伐宋朝。 令人奇怪的是，也是这天晚上，在东京夜空上忽然出现了一道彗星，长数丈，头在东北，尾把指向西南，掠过帝座星，横扫文昌星。 在古人看来，彗星的出现是不祥之兆，往往预示着战争与瘟疫等灾难即将降临。宋钦宗深自内惧，令宰臣立即起草诏书，他要反省自己的过错，并下令：放宫女、减常膳、求直言。 然而，也有些大臣不以为然，他们安慰宋钦宗说：“此乃夷狄将衰，非中国忧也。” 提举醴泉观谭世绩听到这种说法后，急忙入宫，向宋钦宗面奏：“彗星垂象可畏，当修德以应天，不宜被阿谀之说所迷惑。” 八月八日，宋钦宗在诏书中说：“自嗣位以来，自己日夜小心谨慎，平常在便殿内办公，很少御临正殿；个人所需力求从简，日常膳食由百品减去七十；共放出宫女六千余人，远离歌舞；备置台谏，广通言路，对于官民上书，亲自阅览到二更，希望能因以自警。然而，观测天象者奏报，彗星出现于东北方，与之前记载相比，实为大异。自己畏天之威，不敢安居，因而下诏防求民间疾苦，除苛解娆，希望以此感召和气，感通吉兆。” 的确，宋钦宗自继位以来，时时感到不堪其负。他太年轻，人生阅历太浅。在东宫为太子时，他除了读书，其余时间，便是喜欢独自默默观看嬉戏于黑漆器皿里的游鱼，其他事情一概不予关怀，人们对其心理世界也莫能窥测。可以想见，一个这样性格的年轻人，突然间被推上皇帝大位，每天要处理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的军国重事，他怎能不手足无措？何况他在仓促之间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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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文水之战 八月八日，张灏派人以河东宣抚司名义，在汾州各重要路口张贴公告，招集溃散到四处的兵将，公告中说： 近日郭栅之战，将兵非不用命，盖因敌锋甚盛，遂至败事。上自统制，下至兵卒，并皆免罪。如有战殁将校及重伤之人，仰一一保明，当议重行赏典。如敢不来，本司定行军法。 溃散的兵将们看到公告后，陆续回到汾州，队伍又重新集结了起来。 接着，张灏召集诸将开会，讨论分析郭栅之战失利的原因，诸将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冀景。有人揭发说，冀景胆小怕死，不用命作战。有人控诉说，金人刚展开进攻，冀景便在军寨中张开一顶青色伞盖，给金人提供信号，金人于是停止攻他。这件事说明，冀景心怀异意，很可能是金人奸细。还有人谴责说，冀景品行恶劣，见危不救，率先领兵逃奔汾州，导致全军溃退。 诸将发言之后，张灏下令，将冀景等人当场逮捕，关入监狱。后经进一步核查，诸将所说情况皆属实。张灏于是下令，将冀景等五十二人公开处死。 临行刑前，张思正特意来到刑场，指着冀景，向众人介绍说：“这就是那个不坚守石岭关、弃关而逃的人，今斩之。” 经过短暂休整，宋军逐渐恢复常态。张灏于是又下令，继续向太原进军。 八月十四日，张思正领兵离开汾州，打算从文水县方向进兵，解围太原。行军途中，张思正接到一个情报说，八月十五日夜，金人将在文水县城里举行设帷帐饮酒赏月活动。张思正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决定偷袭文水县城。 八月十五晚上，月满中天，银光似水，宋军悄悄靠近文水县城，城内守军毫无察觉。张思正一声令下，宋军向县城发动猛攻。统制官李安与其子李忠信奋勇当先，最先登上城墙。宋军士气大振，踊跃杀敌，共杀死杀伤俘获敌人约三千人，斩首数百，其余来不及取其首级，还差一点将守城将领李嗣本擒获。李嗣本原是义胜军将领，后投降金人，金人命他统领原义胜军守卫文水县城。 城中百姓见官军进城，很受鼓舞，箪食壶浆，热烈欢迎。 张灏在汾州闻讯大喜，派人连夜驰马，向朝廷报捷。 赴京报捷的人手举黄色旗帜，骑着快马，一边高声喊叫着“汾州报捷”，一边驰奔。沿路州县，欢声震地。人们奔走相告：“我师胜矣！”有人当即摆酒相庆，说：“皇帝圣慈，吾其见太平乎！”有人甚至激动地泪流满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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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连夜派人通知张思正，说他要亲自前去军中进行慰问。张思正急忙派人回去阻止，说：“军中无此礼。”当时，张思正本人并没入城，他也不打算派兵留守文水县城，他想等天亮后，继续向太原进兵。 可是没过多久，张灏携带着茶具来到了文水县城外，在军帐中与张思正相见。张灏以茶代酒，祝贺张思正旗开得胜，首战告捷。二人正在品茶时，忽然听到军中传来一片嘈杂喧乱声。张思正判断，很可能是金人前来偷袭，他让张灏赶快上马，驰归汾州。 不一会儿，张思正得到报告说，正是金军前来偷袭，已被击退，我军伤亡千余人。 第二天黎明时分，金军骑兵主力悄然来到城外，将领们站在附近的山坡上观察宋军营地，为首的一个将领说：“彼众虽多，而喧嚣不整，无能为也。”金军决定，出动三千铁骑，直冲宋军营地。 当时，宋军人困马乏，因为当夜接连战斗了两次，身上携带的各种器械一夜都没解下来。 金军渐渐靠近宋军营地，但并未贸然发动冲锋。他们忽然群起鼓噪，接连喊叫了三声。他们如此喊叫，一是恐吓宋军，二是给自己壮胆。金人见宋军没有什么反应，于是发动进攻，三千铁骑潮水般地朝营地涌去。 宋军哪能抵挡住这么多金戈铁马的冲击，只好四散撤退。有的撤到山上，可山后是峭岩绝壁，无路可走。混乱之中，相互蹂践而死者有数万人，坑谷皆满。那些没上山的，很快便被金人包围，金人令他们缴械投降。等他们投降后，金人又令他们全都脱剥衣服，赤身露体。然后，金人用狼牙棒，一个个将他们敲死。 文水之战，宋军惨败，损失将兵约七万余人，其中，仅使臣将佐便牺牲了百余名，撤退出去的将兵仅有十分之三四。随军携带的金银、钱粮、缣帛等各种军用物资，大都抛弃，以十余万计。 张灏离开文水后，在数百名牙兵保护下，一路向西，撤至慈隰（今山西隰县）才停下脚步。张思正率残兵败将奔回汾州，经过清点，只有八千余士兵，五百来匹马。 溃散的将兵们不敢再回汾州，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有人劝他们回到汾州去，他们回答说： “前日郭栅散败，张察访出榜诏安，说统制以下并免罪。结果怎样？后来还是施行诛戮。今日若回汾州，是就死也。不若暂且归各处，以俟再举。” 文水之战，再次暴露出宋军战斗力之薄弱，可谓不堪一击。这次战役的惨败，彻底打破了宋朝对救援太原的努力与幻想。 宋军救援太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战略层面原因，也有战术层面原因；有来自朝廷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军队本身的原因。 从文水战役来看，宋军十几万人马，不及金军三千人马，这是为什么？据《河东·逢虏记》记载：宋军这十几万人马，“有赤露披坚执锐者，有卖军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将佐辈日事杯酒，更无纪律。”如此松垮、如此腐败的军队，数量再多又有何用？数量多，徒增国家财政负担而已。惨烈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乃治军之要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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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再遣和议使 八月十七日，粘罕集结西路军从云中出发。八月二十日，斡离不集结东路军从保州出发。他们继续兵分两路，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入侵宋朝。他们的战略部署依然是，两军分别沿河北与河东南下，然后在东京城下会师。 宋朝新任宰相是唐恪，哲宗绍圣元年(1094)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职。政和七年(1117)，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危急，唐恪时任户部侍郎，临危受命治水。有人向他建议开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唐恪断然拒绝，他认为这是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入水，现场勘察水情，以求因势利导。他最后决定，开决金堤，将暴水注之于黄河。不到半个月，京城水退。宋徽宗对他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这大概也是宋钦宗任命他为少宰的原因之一。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不在京城，他在杭州任知州。李邦彦举荐他回京，出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他回京后，宋钦宗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宋钦宗说：“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宋钦宗想来想去，觉得唐恪还是很有见识的。于是，将徐处仁与吴敏的宰相职务一并免去后，任命唐恪为少宰。宋钦宗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于是，朝廷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其他主要成员是：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山同知枢密院事。 聂山原任开封尹，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后不久，奉宋钦宗御笔改名为聂昌。宋钦宗为什么要给他改名？有这样一种说法： 宋钦宗曾做一梦，梦中为两日所逼，颇为烦恼。有人建议，可以给聂山改名为聂昌，以此化解。昌者，双日也，将双日送给聂山，让聂山去处理。因为聂山性格刚烈，可以镇服或驱避灾祸。 宋钦宗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对聂山说：“山，大物也，何以为名？周昌有抗节之义，卿可改名为昌，如何？” 聂山回答说：“臣素慕周昌为人，乞改名昌。” 当时，臣僚们对皇上为何给聂山改名，都莫晓其意。有人猜测，皇上可能是要让聂山出使金国，于是给他赐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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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极力反对割地议和，他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他向宋钦宗献策说： “三关四镇，乃国家藩篱也，听说欲割让给金人？金人一旦得地而渝盟，我将何以制之？愿勿轻与。希望陛下传檄天下，将兵力集结于都畿。坚城守卫，以遏其冲；简令禁旅，以备出去；壅塞河流，以断归路。前有坚城，后有大河，劲兵四面而至，金人若胆敢南下，则堕吾网矣。臣愿激合勇义之士，设伏开关，出其不意，扫其营寨，以报效陛下。” 聂昌这番豪言壮语，让宋钦宗听了有些热血沸腾。宋钦宗当即命令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宋钦宗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赎回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地亦来，不割地亦来！” 当时情况下，似乎就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非战即和，非和即战。此外，别无选择。作为宰相，唐恪也没有济时之大略，也想不出更好的御敌保国的办法。他权衡利弊之后认为，还是割地议和比较稳妥。 然而，何栗坚决反对，他与唐恪在御前会议上展开了激烈论辨，他说：“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如若弃地，则并其民亦弃之，岂为父母之意哉?” 何栗建议道：“应立即组建四道总管，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四人负责。同时向全国各地派遣使者，令诸路统兵，入京增援。” 宋钦宗觉得何栗所言有道理，表示赞成。而唐恪、耿南仲、聂昌则认为，此方案不妥。他们坚信，和议是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们共同表示：“百姓刚要休养生息，却又要调发不已，若让金人得知，奈何?” 于是，向天下各路传檄之议又暂停。 宋钦宗最终还是采纳了主和派建议，决定再次向金国遣使求和，以租赋赎回三镇。宋钦宗与他的大臣们，此时尚不知道金军已经开始南下，和谈之路已经难以走通了。 宋钦宗下令侍从台谏，立即各举荐三位可担任使臣之人。有个侍从向宋钦宗举荐太常博士李若冰，说这人可以出使。宋钦宗马上召见了李若冰。宋钦宗觉得，李若冰这个名字不太好。宋钦宗说：“若犹弱也，冰犹兵也，兵不可弱！”于是，给他改名叫李若水，任命他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令他准备出使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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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日，张灏兵败文水的消息传到了东京，朝野上下为之震惊。宋钦宗担心金人趁机纵兵深入，急忙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采纳主战派何栗的建议，设置四道总管府，即以东京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分别设置四道总管府，组建四道防线进行防御，以保卫京都安全。以大名府知府赵野总管北道，范讷副之；以河南府知府王襄总管西道，孙昭远副之；以邓州知州张叔夜总管南道，高公纯副之；以应天府知府胡直孺总管东道，朱胜非副之。宋钦宗授予各道总管府以特权：事得专决，财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宋钦宗令他们立即做好备战，紧急之时，将以羽檄召之入卫京师。 二是，采纳主和派耿南仲的建议，决定向金国朝廷与金军东西两路军分别派出使者，请金人暂缓进军。宋钦宗命令：刘岑以太常少卿身份担任计议使，出使大金国；宗泽以宗正少卿身份，出使斡离不军中；李若水以秘书少监身份，出使粘罕军中。宋钦宗限他们七日之内，必须离京出发。 同日，侍御史胡舜陟上奏，论御戎之策。他说： “臣观汉唐以来，御戎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与守备，则施于夷狄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与羁縻，则施于夷狄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与唐太宗是也。 今国家承巨奸误国、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金寇乘时，肆其猖獗，长驱乎中原，围守乎巨镇。而我动天下之兵，敛四海之财，不能少挫其锋，此则夷狄强盛之时也。彼强我弱，兵不可妄用。而朝廷必欲以兵困之，不度彼己，王师轻动，于是种师中败于榆次，解潜败于南关，折可求败于汾州，刘仲元败于大安驿。实犯不韪，自取挫衄。以汉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谋臣猛将不世出之材，破秦项如振槁，犹甘受冒顿之困，不敢与之校。乃知夷狄强盛，制之当自有术，不专以兵也。 所谓讲和守御二策，诚今日之先务。朝廷先遣三使往议和好，可为善矣。更务自守，二策并用，善之善也。伏观今日命将出师，悉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势可谓急矣。介胄之士，孰不欲踊跃而前？缙绅之士，孰不欲抗议督战？然兵家善教，见可而进，知难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进必使之进，犹羝羊触藩，何利之有？徒丧军气，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适足以取自弊之道。兵浸单寡，则有不测之祸，不可不虑。 臣愿陛下以汉高祖为法，与之讲和；以汉文帝为法，自为之备。诏宣抚司，勿督诸将决战，且据要害坚壁固守，以养士卒之锐气。竢彼有可乘之隙，我有万全之计，相时而动，以奇取胜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几，擒颉利于北阙下。夷狄盛衰无常，臣谓陛下广宏巨之量，姑含垢忍耻以俟之，未为晚也。臣自闻河东失利，臣为陛下朝夕深思，窃谓我国爱权宜之计，无出此者。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伏望陛下断而行之。” 宋钦宗阅后，深以为然，批示将胡舜陟这份劄子传阅诸将，以供参考。 八月二十一日，宋钦宗改派徽猷阁待制王云，以礼部尚书身份出任大金国和议国信使，刘岑改任大金军前和议使。所有计议使，一律都改作和议使。二十四日，又将李若水改为以吏部侍郎身份，出任山西军前和议使，王履以相州观察使身份担任副使。九月一日，李若水和王履离开东京，前往河东粘罕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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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太原失陷 八月十七日，粘罕率西路军从云中出兵后一路南下，直奔太原。他这次对太原是志在必取，他已做好了充分的攻城准备。他要彻底摧毁太原，打通南下黄河之关键通道，以绝后患。 坚守在太原城内的张孝纯和王禀，并不知道金国已再次大举进攻宋朝，也不知道救援太原的诸路兵马已经陆续失败。在西路金军发动总攻前夕，张孝纯向朝廷写了最后一封求救信： “太原被围今已八月余日，城中居民死亡十之八九，守御之卒糇粮己绝，以铠甲充食者已二十余日。士卒多疲病，贼人知之，攻势甚盛。诸道援兵，杳无踪迹，城中危急，朝不保夕。臣深感责任重大，反侧不安，虽暂且可勉强支撑，然观其事势，若援兵数日不到，必致误大计。臣将尽节效死，早已做好自断之准备。然而，今日遇陛下不世出之主，臣不得参与群臣之列，而上无补宗庙万分之一，下不能全阖城忠义之民，望阙忍死，死不瞑目！望朝廷博谋广访，长思深虑，为社稷天下之计，不胜幸甚！” 信写完后，张孝纯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又用贴黄补充道： “臣窃闻宣抚制置使等诸道聚兵，恐是计出万全，不只解围太原，还将尽复失地。但因本府形势已危，决难等待，臣已向宣抚制置等申报。如王师并进，如已战胜，即请指挥诸将不以太原存亡为念，乘胜前来。臣等尚死守，尚觊觎王师之来。” 所谓贴黄，即附在奏章后面，对奏章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的文字。 接着，张孝纯又给儿子张灏写信说： “城中事势已禀报朝廷，也已申报宣抚制置司。此中况味，正如病危行汗，存亡在须臾之间。而呼医未至，其荒扰可以想见也，迫迫切切。医久不至，今病入膏肓矣。然可奈何？忍死以待，尚冀灵丹速投，起此危证也。 今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发现贼兵自东南傍城，往北而去，当时以为援师相近，逼逐前来。十六日，又发现贼人数十骑驰来。至二十日，又有二三十骑贼兵，自晋祠榆次方向往北而来。连日间，贼兵往来不定，竟不闻王师远近消息。阖城军民久已乏食，又无逃生之路，人心极不安帖。事势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速赴宣抚制置使司，催促大军，星夜前来解围为望。 今日又有贼兵数队军马，来到城东，他们带来粘罕 ，说大军已屯驻太原，汾州、南关、平遥、寿阳等处，诸官兵悉已战退。虽金贼奸狡，语言狂妄，不可凭信，但因援师屡失期约，又无确切消息，阖城之人愈更忧疑。可体念本府事体危急，人心反侧，速促督大兵前来解危。” 随后，张孝纯派几名精干人员出城送信，他们皆缒城而下，分头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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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粘罕到达太原城外元帅府，下令对太原城发起总攻。金军先用三十门礟石轰击城楼。礟石其实就是一种石砲，威力很大。只见战鼓一响，三十门礟石一齐发射，飞石如雨。斗大的石块被抛入城上，遭击中的楼橹无不损坏。 王禀对此早有防范，他预先在城墙上设置了很多虚栅。金军不知虚实，以为全都是城防设施，于是猛烈轰击。而且，王禀还预先存放了很多糠布袋，楼橹被砸坏者，可即时修复。所以，礟石轰击虽然猛烈，但并未给宋军造成毁灭性打击。 砲击过后，金军开始组织攻城。要想登上城墙，首先必须突破护城河。对此，金军可谓煞费苦心。他们预先准备了五十辆大车，车上装载巨木，搭成房屋形状，外边蒙上生牛皮，再裹上铁片，这样即使神臂弓也无法射穿。这种器械类似于现代的装甲车，金人称之为洞子。人藏在洞里，推车前进。车内装载着填塞护城河之物，分为三层，下边是用大树枝子绑成的支架，中间是细密的草席子，最上层是黄土。这样填塞护城河，填塞物不会立即散开，可以缓缓沉入河中。如此连续不断进行，便可将护城河填平。 对此，王禀也有应对之策。他预先派人沿着城墙下挖地道，开窟窿，将火鞲藏在里边，等到河中的草席和树枝堆积较多时，便放灯盏于水面上，灯火就会将河中的柴草引燃。火势渐盛，火焰映红半边天。但是，也有大量柴草没能点燃。第二天，护城河被金军突破。 之后，金军运来一种叫做鹅车的攻城器械。顾名思义，它形状似鹅，下边有车轮，头顶包裹着铁皮，数百人推着它前进，士兵可通过鹅车直接登上城墙。同时，金军也运来大量云梯、火梯等攻城器械，向城楼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冲锋。 九月三日，金军突破内城最后一道防线，迅速向城中心挺进。 王禀得知后，急忙跑入统平殿，取下宋太宗御像，用绸缎系在背上。然后，率手下羸弱之兵，与金人展开巷战。经过奋战，他身中数十枪，突出重围，欲从西门出城。可是，西城门插板绳索折断，城门打不开。这时，金军骑兵已快速追来。仓皇之间，士卒皆溃散而去。身边的卫兵劝王禀投降，王禀长叹一声，说：“城已陷，士无战志，城门又阻，乃天亡禀也。禀岂能惜死违天命，而负朝廷哉？！”说罢，纵身投入汾河。 王禀壮烈殉国，事迹感人。《靖康小雅》有诗赞曰： “矫矫虎臣，捍城于并。殚其智力，沮兹奔鲸。攻逾九月，贼不能乘。无食无援，百雉乃倾。负像赴水，义不苟生。大节卓伟，千载光明。” 太原失陷后，粘罕纵兵入城屠城。金兵见人便杀，无论老幼，见屋舍便放火焚烧，城里到处飘散着血腥味，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张孝纯本欲持刀自尽，可是，刀被左右卫兵夺去，最终与府衙官员们一起做了金军俘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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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纯被押到粘罕面前，粘罕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自己围攻了数月的战场对手，说：“尔以一城辄敢拒守？今城已为我得，尔有何能乎？” 张孝纯沉默片刻，回答说：“假使我手中有粮，尔岂能逞其志也？” 粘罕听后并没发怒，而是笑了笑，说：‘’去年冬，我家皇帝遣二太子郎君与我等分兵问罪。天兵抵达汴京，你家君臣哀鸣请和，请割三镇二十州以赎罪。太子矜怜，从其所请，遂乃班师。然而誓墨未干，盟言又变，三镇不还，以兵袭我。自古违盟，不克享国。今再奉敕命，复行吊伐。汝宜自新，吾当用汝。” 张孝纯听后，想了想，说：“朝廷之事，我未尝预闻，唯受命帅此一方，世受国恩，焉敢背弃？我闻不战屈人之兵为上，尔数次攻城，未尝得志，今因我兵饥乏，故城为尔所得，又况攻城为下策，何足道哉！孝纯唯有一死，以报朝廷，勿复多言。” 说完这话，张孝纯便闭目不语。 粘罕见张孝纯不予配合，面色不悦。几名金兵忽然冲上去，将张孝纯及其儿子张浃提起来，又扑通一下扔在地上。粘罕威胁说：“顺我，则可以生。不然，吾将以万种之刑，来惩罚你们父子。” 张浃大声说：“我不负朝廷，宁愿受惩罚！”张浃极力反抗，不肯屈服。此时，父子二人都抱着必死之心。 粘罕杀气腾腾地说：“你父子不畏死，那就先取其余官员来，杀给你们看看。” 金兵将统制高子祐、统领李宗颜、转运副使韩总、转运判官王毖、提举官单孝忠、廉访使狄充、通判方笈、张叔达等三十余人，带过来，皆当场杀害。 张孝纯父子脸色不变，毫不惧怕。 粘罕并不打算杀死张孝纯，想加以利用，他转头低声吩咐高庆裔：“押下去，勿令自尽。” 张孝纯被俘后，一度绝食，想一死了之。后来，在身边人的劝说下，开始喝点粥食。粘罕见一时半会儿不能降服张孝纯父子，于是便派人将他们押赴云中，关押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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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揭批吴敏 关于太原失陷，宋钦宗并没及时得到消息。其实，自官军兵败文水之后，宋钦宗对救援太原就已不再抱有希望了。宋钦宗最担心的是金军再次南下，再次兵临东京城。 此时，以唐恪为少宰的宰执大臣们认为，朝廷既然已向金国与金军分别派出了和议使，谈判求和；又在四个方向上分别设置了四道总管府，全面进行防御；如此双管齐下，应该能够阻止金军大规模南下。如果万一情况有变，则可断然放弃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以换取和平。所以，对于金人外患问题，宰执大臣们似乎并不很担心。他们最担心的仍然是内患，是朝廷内部路线之争，即抗战与和谈之争，这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之关键。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总结和清算前任宰执执政之失误，统一思想认识。 吴敏于是成了重点揭批对象。大臣们认为，吴敏属于蔡京蔡攸父子一党，大臣们于是便重点揭批吴敏与蔡攸的政治关系。 其实，宋钦宗刚执政时，在如何处置蔡京蔡攸父子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缺乏能够真正谈得上罪状的材料，所以，包括吴敏、李纲等重臣在内，都不同意过分处置蔡京蔡攸父子。宋钦宗与耿南仲见状，只好对他们采取由轻到重，分步进行，不断加码的处置办法。 此时，朝廷大臣们抓住吴敏不放，深入揭批。九月五日，有大臣上奏说： “臣闻国家之威望，在于赏与罚。赏罚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为善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则是非倒置，无所观效。 窃见前宰臣吴敏，因见上皇有内禅之意，遂建议传位于陛下，不到数日，位致辅弼。吴敏自思年少，恐不能协副众望，乃招贤能，张大声势。当是时也，人皆称赞之。 然而，金人既退，浸生骄心。边防之急，不复经意；将帅之任，不复介怀；器甲迟缓，而不预为之计；粮食稽迟，而不早为之输运。失时蠹害为甚。凡此数者，皆当今之先务。虽究心悉力，犹惧不能以济事。而吴敏竟怡然视之如平时，可不为之寒心哉！ 以至于对元祐旧臣，则抑遏而不提拔；牵复蔡氏大恶之事，则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宣示于天下；对臣寮之章疏，亦阻止而不得上行。不问邪正，凡是同于已者则善之；不问愚智，凡是异于已者则恶之。于是士夫失望，民庶解体。则今日之罢，已为晚也。 吴敏虽罢相，然犹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扬州当江淮之要冲，素号繁剧，观文之职冠于秘殿，岂可轻以授之哉？吴敏以罪去，尚且得此。臣惧自今以往，执政大臣勤恪者无所劝，而懈怠者无所惩矣。伏望陛下明其罪恶，以正刑章，以为后来臣子之戒。” 这篇奏疏，虽然批判了吴敏的骄傲与政治上的不作为，但还是肯定了吴敏在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过程中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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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有大臣进一步批判吴敏，说： “臣尝观李唐诸帝，其聪明英武，无若太宗者。然而，太子承乾既废，太宗以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其心无聊，竟取佩刀自向，幸赖长孙无忌抱持以免，请立晋王，大事方决。虽其平时英略如此，一为多爱所牵，不知自处。由此可知，在疑似之间，能断以大义，略无纤芥，诚天下之难能。臣伏睹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锐然以大位内禅于陛下，不谋宫闱，不问阉官，不询群臣，使神器永有依归，其贤于唐太宗远矣。 蔡攸出入密侍，闻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虑，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将有所待。等到上皇任陛下为开封牧，蔡攸知事势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恶，平时邪曲，惮陛下之刚明，遂授语于吴敏，使之建议于上皇。蔡攸又支持吴敏为门下侍郎，其虑患深矣。吴敏不自量力，乃攘为已功。群小交口称道，以为其有定策之勋，此实骇人听闻。假使当时上皇意未有所主，虽百个吴敏又何能为哉？ 吴敏既贪天之功以为已有，又得蔡攸所授之语，惟思报蔡氏之恩，略不顾君臣大义。虽言章交攻蔡氏之罪，而吴敏横身障蔽，斥逐台谏，招引同门以为己助。迫于不得已，凡三四贬窜，仅能置蔡京、蔡攸于湖外而己。陛下灼知其奸，奋乾纲之断，投蔡京于海外，窜蔡攸于岭表，分布其子孙各置远方。蔡京不及过岭而卒于善地，大不慰天下之心，无不归咎于吴敏也。 金贼兵临城下时，李邦彦欲议和，吴敏则反对，以为议和将弃三重镇。等到徐处仁欲议战，吴敏又反对，虽种师中逐贼出界，亦不以为功。王云倍程归京，求尺书以议退兵，吴敏又反对，遂沮其议。而等到解潜、折可求兵败，吴敏又请遣使以议和，其丧失机会一至于此。太原之围期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复还，其为玩敌，莫大于此！ 言章所击稍涉蔡氏之党，则匿而不行；进用之际稍有蔡氏之旧，则力加推引。吴敏惟效蔡京蔡攸，专权跋扈，略不知先国家之急，与数名同僚交相矛盾。伏望陛下断以不疑，特赐窜斥，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与日月争辉，无致小人妄有掩蔽。” 这份奏疏，将吴敏的功劳彻底否定，将其说的一无是处。 宋钦宗于是下旨，免去吴敏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之职务，令其提举亳州明道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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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敏的揭批到此并未结束，还要继续深入进行。宋朝文官们口诛笔伐的功夫实在令人叹服，也令人心惊。 九月九日，大臣又上奏说： “臣近日尝论前少宰吴敏，掩窃上皇内禅之德，自谓有定策之功，以及专权跋扈，怀奸误国，固非一事，理当投之荒裔，以为人臣不忠之戒。然而，圣恩隆厚，尚以礼相待，只令落职宫观，罪大而责轻。吴敏误国欺君，罪通于天，虽戮之于市朝，未足塞责也。 陛下自即大位，屏出宫嫔，不迩声色。近以星灾谪见，避殿减膳，以消天变。忧勤恭俭，前古未闻，虽村童野老言之，尚能流涕。 吴敏身为宰辅，自当仰体陛下至诚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惟所以补报。然而，吴敏却厚费金钱数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娱乐。且自谓宰相事业，如此而已。吴敏真乃木石肺肠，略无忧国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故，内外细大之事，一切不复经意。同列询访，只笑而不答。 伏望陛下详臣前日所列之恶，与今来所论之罪，速赐投窜。虽未足偿其误国之大过，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 其实，吴敏风流倜傥之个性，并不是在担任少宰之后才开始的。他家里早就养有侍妾，其中有个叫远山的侍女还很出名。这个侍女不仅姿色绝佳，还懂得做文章。每当吴敏运笔写文章时，她便在旁边磨墨拂纸，侍候笔砚。对此，朝廷官员们都知道，也都很羡慕。在北宋那个时代，不仅吴敏如此，但凡具备条件的达官贵人，谁不包养几个有姿色的侍妾？但宋钦宗是个例外，他对美色佳人好像不太感兴趣。 本来，宋钦宗对吴敏是比较信任的，但是，经过大臣们这一番揭批之后，宋钦宗对吴敏的看法也发生了逆转。这天，宋钦宗专门对所谓吴敏定策之功一事，写下一道手诏。他在手诏中说： “朕以嫡长受册，建储十有余年。上皇畀付之意，既以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降睿旨，建朕开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皆知将内禅矣。及至二十一日宣制，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 是时，蔡攸领枢密院，自知罪恶贯盈，他日不免受惩处，乃引给事中吴敏，于宣制日入至玉华阁（玉华阁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拨得至处）。二十三日，又引吴敏连入。盖蔡攸方经营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士置于京师，候伺动静，内外相应。其事诡秘，难使众知，故引吴敏入深密之地，与之谋划耳。 蔡攸既东行，言章抨击蔡氏者日至，而吴敏倾身障之。诡计百出，终以败露。及蔡京子孙皆远窜，而蔡京子孙至荆南，托进士黄大本附书寄给吴敏，为开封府缉捕得之，其书责备吴敏曰：仆父兄于阁下，可谓有德矣。阁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名，始终与父兄交契，自应知之。阁下纵然自谓我不出蔡氏，其可得乎？由此书观之，吴敏之为蔡氏心腹明矣。 且朕以太子受禅，何待人言？若以谓吴敏尝言，则其入玉华阁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以有此传言也？乃蔡攸诈传命令，以吴敏有建言之功，遂擢为门下侍郎。其奸伪缔构，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龙德宫，对管勾官待制谭世勣李熙靖曰：内禅之事，出我至诚，不由人言，言必灭族，谁敢言者？以此知吴敏未尝建言，蔡攸引入但为他谋。上皇独断而为此策，吴敏乃以为已功，可乎？ 若吴敏辅相有力，犹可以赎罪，况其又深险而好自专，弛漫而不及事，致使今日边事尚炽，兵民未得休息。投诸遐裔，亦轻典尔。故兹诏示，可付史馆，仍布告天下。” 宋钦宗随即又下旨：吴敏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 通过这一番揭批，吴敏的问题算是基本定性了。在宋钦宗看来，吴敏不仅在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之问题，存在工作能力不足之问题，还存在腐化堕落生活作风之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他在政治上属于蔡氏一党，是蔡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接班人，是蔡攸精心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与心腹。所以，吴敏在任期间，曾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蔡京与蔡攸，极力干扰和破坏朝廷对蔡京与蔡攸开展的揭批活动。 宋钦宗这份手诏，令朝野内外人士感到很吃惊，因为这等于宋钦宗在公开向社会说明，所谓吴敏建言太上皇禅位一事是假的，那是蔡攸与吴敏精心策划的一个政治阴谋。 就这样，吴敏在政治上被彻底打翻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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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出使金军 九月十一日，宋钦宗派遣合门宣赞舍人吴革，出使西路金军。吴革乃名门之后，是宋朝开国元勋吴延祚第七代孙，是从泾原军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武官。 十天前，宋钦宗已派出李若水和王履，前往西路金军，现在为什么又派吴革前去呢？因为几个月前，吴革曾在太原城外见过粘罕一面，并与粘罕有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那时，斡离不已率东路金军撤退。可是粘罕率领的西路军不仅不撤，反而继续南下进军。吴革受河东宣抚司派遣去找粘罕，请他退兵。 吴革见到粘罕行礼时，当庭作揖而不跪拜；讨论边事时据理力争，责备他们贪利败约。吴革语气强势，词语率直，说的粘罕等金军将领相顾而动容。粘罕很叹服，不得不下令追回进攻威胜军等处的军马。吴革此行，对金军情状也多有观察，及时上报宣抚司。后来，折彦质以宣抚司名义派遣吴革回京，向朝廷建议选拔精兵强将，在黄河南岸预作防备，以防金人再次南下。 宋钦宗此次派吴革前去面见粘罕，希望他能像上次一样，说服粘罕，使两国和议取得圆满成功。 现在，宋钦宗与宰执大臣们将和平希望完全寄托于和议。他们不想与金军进行全面交战，因为他们对武力战胜金人没有一点信心。数次救援太原之失败，已经让宋钦宗对军队大失所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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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水和王履自九月初一离开京城，经过长途跋涉，九月十五日，他们抵达太原府榆次县。此时，粘罕就驻扎在这里。粘罕派馆伴使萧庆（人称太师）和副使刘思（人称尚书）负责接待他们。一见面，萧庆便问道：“使副们因何事而来？” 李若水回答：“某等为和议而来。” 萧庆又问：“有国书否？” 李若水回答：“有国书。” 萧庆又问：“除国书外，是否还另有商议之事？若有，须先告知，我们先翻译给元帅为便。盖因前次邵侍郎等奉使而来，初问他国书外是否另有所议之事，他回答说无。可等到见国相时，他却提出面议之事。临时翻译，甚是艰难，所以要让使副知道。” 李若水说：“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旨，令若水等再三启白国相元帅：前次奸臣误国，确有不当之处，今日分别派遣两批使人前来，以道志诚悔悟之意。愿国相元帅以生灵为念，盟好为心，早与通和，则天下幸甚。” 萧庆说：“容某等先为译知国相。”说完，便告辞而去。 李若水等人被安排到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里住下。傍晚，萧庆派人来传话，请李若水和王履准备好礼物与土特产，明天与国相见面。 次日早晨，李若水等人在两个翻译官的引领下，携带着国书与土特产等礼物，骑马前去拜见国相粘罕。他们走到军营中门时，便看见路两旁甲兵排列，气氛十分森严。他们在中军大帐前一座帐篷旁下马，萧庆在此迎接他们。萧庆说：“国相令我来问使副一事，赵良嗣是你们上皇时可上可下之人，今不知在甚处？” 李若水回答：“赵良嗣今已谪贬过岭南去矣。” 萧庆问：“不知几时被谪贬？” 李若水答：“不是去年冬，便是今年春，亦未甚记得仔细也。” 萧庆说：“国相又让先来取国书。” 王履说：“国书应该在亲见国相时，某等当面投递。” 李若水说：“和议正要两方情通，先将国书纳去，亦何害？”说着，从怀中取出国书，双手交给萧庆。萧庆恭恭敬敬地接过去，即说道：“使副且在此少待，容庆等先去见国相。” 李若水和王履随即被人领到帐篷里坐下，等着。不一会儿，一个翻译官走进来说：“国相请使副前去。” 李若水和王履又拿起礼物与土特产走进军帐，与粘罕相见。叙礼完毕，李若水说：“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旨，令若水等伸问国相元帅，台候万福。” 粘罕恭授礼毕，回问道：“使副们来时，贵朝皇帝圣躬万福。” 李若水回答：“某等来时，本朝皇帝圣躬万福。”接着，李若水说：“某等来时，面奉本朝皇帝圣训，令若水等再三启白国相元帅：前次奸臣误国，确有不当之处，今者分遣两批使人前来，以道志诚悔悟之意。愿国相元帅以生灵为念，盟好为心，早与通和，天下幸甚！” 粘罕说：“那么，贵朝收复燕山时，杀了那么多人，是生灵也不是？” 王履说：“国相若追思往事，一一细较，如此则让使人何以为词？” 李若水说：“某等面奉本朝皇帝圣训，令某等再三启白国相元帅：今欲以三镇逐年所收租赋，悉奉贵朝，愿休兵讲好。” 粘罕厉声说：“既有城下之盟，答应割三镇给我，那三镇租赋便是我们的，怎么又变成你们逐年悉奉？若如此，便是你们不割三镇，便是败盟。” 李若水说：“盖因三镇军民未肯交割，故欲将逐年租赋奉贵朝，其利均一，只是更省事，希望国相元帅开纳。” 粘罕说：“你们不去劝谏贵朝皇帝，教他早割与他三镇土地与人民，寻求好结果，却来这里舞弄唇舌，想空口说白话，恐怕使不得。” 王履说：“本朝今则确有忠义之士辅佐今圣，与昔日事体不同。使人说得是与不是，实与不实，如何瞒得国相元帅？” 粘罕没有回答，吩咐左右，叫李若水等人到帐外幕中聚餐。左右人说道：“国相请使副与伴使，到帐外幕中聚餐。” 李若水与王履于是退出军帐，萧庆过来领着他们走入右边一间帐篷里，这里早已摆好宴席。李若水与王履此时哪有心情饮酒？萧庆举杯祝酒三次，他们仅勉强喝了一盅酒。 萧庆说：“国相令某等告知奉使，因为行军，招待不周，望明察。” 李若水等人闻言，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回答。 萧庆说：“夜来天气十分寒冷了，未知中原如何？” 王履说：“京都尚未穿棉衣。” 萧庆说：“南北天气，如此之差异。”又问道：“刚才使副见国相所议如何？”李若水又重复了一遍前边所言。 萧庆说：“国相说，因为有城下之约，故提兵专来。若不割得三镇土地与人民，将有何面目归去见国人？” 王履说：“某等已启白国相元帅，非是本朝不割三镇土地与人民，盖因三镇军民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赋奉贵朝，免得交兵，生灵之幸。” 萧庆说：“但恐不可。” 坐了一会儿，李若水和王履向萧庆告辞。回到住处不久，粘罕派人送来了二只羊、三十瓶酒与一百贯钱。来人说：“这是国相给使副洗尘用的。” 第三天早晨，李若水等来到军帐前感谢粘罕。李若水拜谢说：“某等昨日尝以国事冒犯台严，欲望台慈以生灵为念，盟好为心，早为通和，则天下幸甚。” 粘罕说：“贵朝当今之时，譬如下棋一般，大半既败，则补其余。倘若顾惜，恐一齐带累全局皆输，也未可知。” 李若水说：“本朝若顾惜，又岂肯以三镇租赋奉贵朝也？” 粘罕说：“不须巧辩。”说完，作揖还礼，让李若水等人就坐。 粘罕问：“使副们从甚路过来？” 王履回答道：“某等从井陉路而来。” 粘罕又问：“闻听此路险阻，不能通车，果否？” 王履回答道：“然。” 粘罕说：“去年，闻听解制置统兵守井陉路，不战而兵溃，何也？岂其险不足恃，而兵不堪用乎？” 王履回答道：“去年，解帅受旨到河北两路阅兵，沿边弓箭手、保甲兵闻听两国通和，随即解散，并非不战而溃。何况亦不曾守井陉路，恐是传言有误。” 粘罕问：“使副们来时，黄河上冻未？” 李若水回答道：“黄河须极寒天气，方能上冻。” 粘罕又问：“使副们何处人氏？在乡里时以何为生？” 李若水回答道：“某乃汴州人。” 王履回答说：“某乃汴都人。” 李若水说：“某副等在乡井时，皆以读书为活。” 粘罕问王履：“副使既知书，何故作武官？” 王履回答说：“读书无成，乃因就武弁。” 粘罕对中原文化有所了解，他当即举诗一联：“近来渐觉家风好，儿读书声女织声。” 李若水问：“敢问国相元帅，仙里台眷安在？” 粘罕皱了一下眉头，回答说：“祖乡在渖州，骨肉因契丹征辽东时，皆被害。近来方得一小女子。” 王履说：“以此可见，兵革岂是好事？”王履接着又说：“陶渊明曾说过，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 粘罕望着王履看了好久，似乎若有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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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罕始终不肯答应和议，这让李若水和王履十分焦虑。他们回到住处后，商议了好久，仍苦无对策。当晚，萧庆又来相见，说：“刚才国相说：此番使副煞忠梗聪明，只是所议不肯说尽话。” 李若水说：“某等所奉圣旨，只是如此，不敢虚诳。还望太师尚书见到国相，再为禀知。” 萧庆说：“当如所议。”说完便告辞。 第四天早晨，李若水等人再去拜见粘罕。李若水说：“某等此次特来议和，欲方便两国，区区之意，已尝禀知，敢望国相元帅早与开从。” 粘罕说：“此事，待在国书中回答。” 李若水说：“和议事大，恐国书中不能尽道曲折，请国相元帅面谕可否？” 粘罕说：“好像没有更多事可说。” 王履说：“某等恭传本朝皇帝志诚之意，远来议和，须得国相元帅明确回话，这样归去才是使人不失职。” 粘罕断然回答道：“若不割得三镇土地与人民，决不可和。” 王履说：“国相若坚执不派遣回使，我们则有何计？” 粘罕说：“使副不若暂且归去。” 李若水说：“纵使某等归去，将有何面目见本朝皇帝？纵使相见，将何以为词？还望国相元帅曲全两国之美。” 粘罕说：“不必如此啰嗦。” 李若水见粘罕态度很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只好无奈退去。 第五天早晨，李若水等又来拜见粘罕，刚要开口说和议之事，粘罕摆了摆手，叫他们坐下。粘罕说：“已作好国书了。”粘罕命左右将国书取来，传给李若水。李若水不得已，只好收下。 粘罕说：“使副们少间便回，回到京师，烦为再三奏知贵朝皇帝：承遣使命，远来颁示宸翰及礼物等，不胜感荷。因为行军，无物贡谢，伏望睿察。所谕三镇租赋，不须言及。若差人速来交割土地与人民，即便回军通和。万一不从，我将提兵，直到汴京理会也。” 李若水一听，急忙站起来，想发表自己的看法。粘罕脸色一沉，说：“已言在前，不必再三。” 李若水见事势已不可逆转，即说道：“请允许若水等来日，谢辞了国相即行。” 粘罕说：“不必讲此礼，使副即今便可回去。” 李若水见国相已下逐客令，只好称诺，与粘罕叙别。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住处，收拾东西，准备上路。不一会儿，忽然来了两名翻译官，说：“国相传语使副，承远道而来，无以为谢。赠送白马一匹并银鞍衔一副，花罗三百匹，香药一合，给正使；乌马一匹并银鞍衔一副，花罗三百匹，香药一合，给副使；另有酒一百瓶、钱二百贯，犒设一行官吏。” 李若水坚辞，不敢接受。这时，萧庆前来送行，说：“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坏却常例。”李若水不得已，只好收下。 萧庆陪同李若水等人走了大约五里左右，下马置酒，三杯饯别。李若水和王履忧心忡忡，愁容满面，勉强喝了一盅。萧庆说：“国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副，承蒙远来，因为行军，无以为待，望见察。” 李若水说：“某等此来，上荷国相元帅太师尚书台眷，如伴使归见国相，烦请提若水等名致谢。” 萧庆说：“谨领台命。” 李若水等人是九月二十日离开榆次的，可是，直到十一月十一日，他们才回到东京复命。他们去时只用十五天，而回程却用了一个半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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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钦宗除了派李若水出使西路金军外，还派刘岑出使大金国，派宗泽出使东路金军，他们的任务都是去向金人请求和议。刘岑跋山涉水去往东北，结果不得而知。宗泽没能成行，和议使职务后来由王云接替。 宗泽是位老臣，这年已六十六岁，曾长期在地方工作。他本已退休，后来出任巴州（今四川巴中）通判。御史中丞陈过庭等大臣对宗泽比较了解，他们联名向宋钦宗推荐他担任和议使。 耿南仲不认识宗泽。宗泽来京后，耿南仲派人将宗泽找来进行谈话。实际上，是想考察一下宗泽的能力，看他能否担负出使重任。谈话中，宗泽说：“此行必不能生还。” 耿南仲问：“这是为什么？” 宗泽回答：“敌人若能悔过退师固好，否则，我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 耿南仲觉得，宗泽性格过于刚强率直，不适合担任和议使，于是向宋钦宗汇报说：“宗泽刚方不屈，派他前去，恐害和议。” 宋钦宗于是撤销了对宗泽的委派，让他担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 当时，大小官员们对局势都看得很清楚，金军迟早要对河东河北地区发动进攻，那里早晚会变成血与火的战场。所以，受命到两河地区任职的官员们，都在想办法以各种理由推搪，不去上任。对此，宗泽非常气愤，他说：“食禄而避难，不可也。”受命当日，他就独自骑马上路，身后只跟着十几名老弱士卒。 磁州经过上次金兵蹂躏之后，百姓很多都已逃徙，官库钱财也已空空。宗泽上任后，不畏艰难，组织民众修缮城墙，疏通护城河，整理器械，招募义勇兵，开始做固守城池之准备。 宗泽在奏疏中说：“邢、洺、磁、赵、相五州，若各蓄精兵二万人，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也。”宋钦宗看后很高兴，当即任命宗泽为河北义兵都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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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揭批李纲 此时，李纲一直驻扎在怀阳。虽然他身为河东宣抚使，但却无法有效指挥前线部队，因此心情非常郁闷。他本想将河东宣抚司机关迁往隆德府，以便接近前线，但因幕僚们坚决反对而作罢。当他得知吴敏已被授予散官，安置到了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心情更是烦躁不安。朝廷通报说吴敏是蔡京的党羽，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这种说法让李纲无法接受。李纲认为，这是唐恪、耿南仲、聂昌这帮小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蒙骗了皇上。李纲忽然产生一种不详的预感，他预感到不久之后，自己也很可能要步吴敏之后尘。 李纲暗自叹息道：“事已不可为矣。”于是，李纲提笔给宋钦宗书写奏疏乞求罢官。 其实，自从徐处仁、吴敏罢相、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之后，李纲就去意已定。因为，他不仅与唐恪、耿南仲、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与他们格格不入。李纲觉得，与其被勒令罢官，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他在奏疏中说： “之所以力求辞免，并非爱身怯敌之故。只因事已不可为，难以虚受其责。如今，宣抚司尚有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驻某处，皆不曾用。当初朝廷应副银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付官兵食钱并犒赏外，今皆椿留于怀州。至于在京降赐，库具有籍，可考可按。臣既罢去，恐不知者以谓臣丧师费财，望陛下遣使核实。 虽臣自以不才乞罢，愿陛下再择将帅抚驭士卒，与之捍敌。金人狡狯，谋虑不浅，和议未可专恃。一旦失士卒心，无可御侮，则天下之事去矣。臣自此不复参预国论，敢冒犯以闻。” 然而，对于李纲的辞职请求，宋钦宗不予批准。 李纲并不死心，他连续上奏，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若不罢职，肯定会耽误国事。他乞求罢去知枢密院事职务，守本官致仕。李纲在奏疏中还特别提及皇上的榻前之语，即宋钦宗当初对李纲的许诺。 当初，为让李纲接受任命，出任河东宣抚使，领兵前去解围太原，宋钦宗曾将李纲招至榻前，向李纲承诺：“卿替朕巡视完边防，就可回朝。” 李纲请求说：“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则臣应请求去职，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以保持君臣之情义。” 宋钦宗点头答应。 现在，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转变为议和，李纲当初所担心的“决议不坚定”之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宋钦宗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能食言，只好答应李纲辞职，命令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代替天子巡边，立即前去怀阳，与李纲交割宣抚司职事。同时，命令李纲回京赴阙，并让他沿黄河岸边，巡查军事防守之准备情况。 李纲接到诏令后，当即离开怀阳，启程回京。九月十九日，他行至封邱县（今河南封丘）时，忽然得到尚书省劄子，说皇上有旨，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令他不必回东京，可直接前往扬州赴任。 宋钦宗临时改变主意，不让李纲回京，其实是有原因的。太原城陷落之后，朝廷上下相互蒙蔽，宋钦宗全然不知。直到九月十八日，宋钦宗才得知情况，这时太原府已失陷半个月。宋钦宗大怒，他认为这是李纲在故意隐瞒不报。因为这期间李纲曾多次上奏，但对太原失陷一事，一字也未提及。 对于皇上突然变卦，不让自己回京，李纲并不感到意外，他早有心里准备。他打算继续上奏，请求辞免扬州知州一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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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纲起草奏疏向皇上辞职之时，中书舍人刘珏正在皇宫睿思殿里，向宋钦宗提建议，他对任命李纲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提出异议，他说： “李纲轻脱寡谋，强执自任，前后败师，覆将非一，岂可担任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当年，仁祖朝时，韩琦以直学士经略陕西。好水之战，任福、刘平皆亡于阵，士卒死者甚众。仁祖非不知此乃诸将违背韩琦节制致败也，但仍处分韩琦，并降一官职。神祖朝时，韩绛以次相宣抚西边，命兵将深入荒域，终至骇扰，横罹战伤。神祖非不知韩绛之推忠尽瘁也，但仍罢相，令以旧秩出守邓州。盖人君陟降朝臣，如天无心，虽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但只要其有过错，便不可不黜罢也。 窃见李纲勇于报国，锐于用兵，然其听用不审，数有败衄，以致士气益沮丧，金人益嚣张，其罪亦明显矣。陛下知李纲用心无他，因而授其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于此可见，陛下厚于记功，而薄于责过也。李纲此次救援太原，败军覆将，耗财疲民，恰如韩琦好水之败、韩绛西边之失，难道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 如陛下念李纲前日之劳，在所记录，察李纲今日之败，志在歼寇，亦宜黜官降职，以慰死者之心，以为败事之戒。既不以今日之失而遂忘其前功，又不以前日之劳而曲庇其罪戾，赏罚昭著，如天无私，则将帅闻之莫不感激思奋，而攘寇方有可平之期矣。” 如果说，这位中书舍人所奏还算是比较客观公正，那么同日另一位臣僚所奏，则显然是在歪曲事实，另有图谋。那位臣僚在奏疏中历数李纲十大罪状，直接掀起了一场揭批李纲的浪潮。揭批的路子与调子，同揭批吴敏基本一致，如出一撤，由此可见当时朝内高层间政治斗争之一斑。 那位臣僚说：“新任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李纲，本乃凡才，误用器使。其卵翼于蔡氏之门，倾心于蔡氏死党。当初，上皇有内禅之意，蔡攸先行刺探，后引李纲为援，使其冒策立功。李纲之罪甚多，不可掩盖，臣请为陛下数之： 太上皇心存道奥，倦听万几。陛下以嫡长子继受宝位，臣下何与焉？李纲乃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此其罪一也。 金人兵临城下时，西师一到，金人即心惧气慑，不敢肆行抄掠，因其莫测西兵之多寡强弱。两军相持，则易于和议矣，然而李纲却妄想一胜。待姚平仲之挫衄，金人即复逞虎狼之心。此其罪二也。 王孝迪张榜取民间金宝，京都之民为之骚动。后朝廷决议，不复取于民，而李纲却自出文榜以为功。其身为大臣，竟亲临大街以收前榜，窃誉兵民，使怨归皇上。此其罪三也。 兵既妄动，朝廷不得已，将李纲暂行罢免。李纲向死党默谕其意，其死党力率士庶伏阙，乞用李纲。以此胁持君父，几至变乱。此其罪四也。 李纲身领守御使，不知体国，假君爵禄以市私恩。四壁之赏太滥，几至数千人。而亲戚故旧，或滥转官资，或白身授官，鲜有遗者。此其罪五也。 李纲暗中与吴敏配合，包庇蔡攸，还举荐蔡京觐见皇上。太上皇回京后，李纲力荐蔡攸以使其还京，其踪迹诡秘。在李纲给蔡攸书中有密语‘不敢忘’之说，不知其所谓密语者何事。此其罪六也。 李纲自以为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恶，妄作威福，致陛下对其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 李纲身为枢辅，知术疏浅，不能预知敌诈，辄以蜡书付金国之使，妄结余睹，使金人复加怨愤，抄掠吾民，致河北河东之寇未平。此其罪八也。 陛下因种师中之败殁，遣枢臣宣抚河东。而李纲辄敢拒抗君命，乞纳陛下所与之官，以臣抗君命，几于跋扈。此其罪九也。 李纲到达孟津后，不务持重，以量兵势，惟以军法督战，遂致解潜之兵溃散挫衄，终无尺寸之功，以致太原失守。此其罪十也。 古人所谓‘是口尚乳臭’者（《汉书·高帝纪》：“是口尚乳臭，安能当吾韩信？”），其李纲之谓乎？且其行军用兵，只知袭童贯之迹。还妄自尊大，僚佐罕见其面。独智不能用贤，果致败衄，损国之威，使金人复扰河朔，致朝廷再遣使议和。伏望陛下早正其十罪，大奋乾刚，特赐窜黜，为人臣怀私误国之戒。” 对于指控李纲的这十大罪状，宋钦宗其实也未必全信。但李纲负责救援太原失败，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若不有所惩戒，众臣不服也是很正常的。宋钦宗于是下旨，免去李纲知扬州一职，令其前往杭州，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 然而，臣僚们对于如此处置李纲仍不满意，他们要继续深入揭批李纲。于是，又有臣寮上奏说： “昨者，金人围攻太原，久而未解，知枢密院李纲领兵救援，兵甲非不多也。授予属官共七八十员，抽差人役达六十名。不辨能力有无，皆召至幕府，致使幕府杂乱，军政出于多门，临时漫无成算。偏裨将领不知禀令，士卒临阵自相残践。以守则不攻而溃，以战则未斗而逃。斩将不报主帅，生擒则非金人。兵卒逃散，金帛散失。李纲既告罢，其属官或托故差出，或随其前来，各带银券，不废薪给，所谓法度纪律一切无有。以此行师，欲求决胜，臣未之闻也。 大帅自当亲临战阵，以护诸将，决求成功。李纲却坐于怀州，离军前有数百里，缓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参议、机宜、管勾当公事等官员人数众多，又多为晚进后生，李纲傲然略不咨问。李纲每日朝夕相处者，只有邹柄与张牧而已。其余僚属将佐，唯早晚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须先请邹柄张牧为之传导，然后得见。故人多有怨言，终以无助而败事。况邹柄张牧白身得官，何尝知军旅之事？李纲将数十万之众，而决谋于此二人，可谓疏谬之甚。闻李纲初欲驻隆德，因邹柄张牧极力反对而不得往。及军势稍沮，李纲则急督诸将，致使士卒忿怒。 下情不通，十羊九牧，无所适从。太原失守数日矣，李纲在军中尚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敌哉？误国损威，莫此为甚！ 观文峻隆，宫祠优游，非所宜得，愿赐黜夺以协师言。邹柄张牧赞佐误事，亦当追夺前命，以明国威，以肃军政。” 对李纲的这些指责，大多数是有事实根据的。当然，有些情况并不是李纲所能左右的。无论从战略部署来看，还是从战场指挥来看，此时宋朝在军事上都是一片混乱，一塌糊涂。现在，臣僚们将导致混乱的责任都一股脑推到了李纲身上。 宋钦宗不得已，只好下旨免去李纲一切职务，只提举杭州洞霄宫；邹柄、张牧也一同免职，差往别处。 然而，臣僚们对此仍不满意。他们仍然要揭批李纲，又重新网罗了李纲十大罪状，非要给李纲治罪不可，非要将他批倒批臭不可。 宋钦宗无奈，只好又下旨，责授李纲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到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对于十大罪状，李纲不服，上书辨白，又遭到臣僚们的猛烈还击。宋钦宗于是再下旨，将李纲安置到更远一点的宁江军(今重庆奉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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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正当朝廷大臣们忙于揭批李纲罪行之时，金使王汭来到东京。王汭是金军右副元帅斡离不派来的。斡离不在给宋钦宗的信中表示，宋朝必须割让三镇之地，现在已别无选择。因为太原一镇已经被他们占领，其余两镇也不可不割。 唐恪与耿南仲接见了王汭。王汭对他们说：“大金地域广阔，并非一定要得到三镇。但朝廷既已许之，不宜背约。假使南朝能答应，大金也不一定会接受，大金最看重的是信义。信义者，邻国之宝也，岂可去之？假使南朝不肯割地，金人以失信责南朝，提兵再来，则何以御得？” 王汭所言，可谓连哄带骗，诡计多端。他的目的无非是想完成割地使命，遂指天地为誓，纵横其说。 唐恪与耿南仲认为，王汭所说有道理。他们主张直接将河间、中山两镇割给金人，这样两国就可彻底解决争端，金人则罢兵以和好。 但是，宋钦宗对太原之失仍耿耿于怀，他十分珍惜河北这两座重镇，他觉得这两镇是保障京都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屏障，最好还是不要割让，最好还是争取以赋税换土地的办法来解决。 其实，刚开始时，斡离不同意以赋税换土地这个方案，王云曾快马加鞭从燕京赶回来传达这个意思，但被吴敏当场否决，朝廷遂没有采纳。当然，即使朝廷采纳，也未必行得通，因为粘罕反对，粘罕坚持要得到三镇土地。斡离不注重于财富，对于土地似乎并不是很看重。而粘罕则不言金银，专论三镇。由此可见，斡离不与粘罕这两个金军元帅，在对待宋朝政策上是有严重分歧的。而现在，河东太原已经被粘罕武力占领。中山、河间两镇都在河北，都在斡离不的目标任务范围之内，所以斡离不特遣使者王汭前来说明情况。 目前，对于金人来说，其目标就是割让河间中山两镇；如果宋朝不割让，那么就趁机出兵武力占领。金人已经看明白，宋朝军事力量不行，武力夺取两镇完全有取胜把握。而对于宋朝来说，无非就是两个选择：要么将两镇割给金人，以换取和平保全信誉；要么拒绝割让，组织军事力量对抗金人，在军事上击败金人。 然而，宋钦宗与他的大臣们，既不选择割地，也不选择抗战，他们选择了以金钱换土地这个老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不知道，这个办法，只有在两国军事实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才会好使。现在军事实力明显不对等，岂能不失败？再说，割让三镇，是一个整体问题，应实行同一办法。太原已被金人占领，河间、中山岂能单独采用赋税换土地的办法？显然已不可能，而且斡离不已派人来东京明确告知。宋朝君臣对此却缺乏应有的认识，足见其政治水平之高低。 宋钦宗的执政大臣们，内斗可谓花样百出，而面对外敌则束手无策，如同弱智，屡屡被世人所耻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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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真定失陷 八月二十日，斡离不率兵从保州出发南下，比粘罕晚出兵三天。他调遣诸将分头进攻，先派遣耶律铎击败雄州一带的宋军，又派遣那野等进攻中山府。 中山府是宋朝在河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仓储要地，城池高大坚固，三道城门皆是瓮城，护城河又宽又深，而且城上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既有滚木礌石，又有排弩与火炮，可谓易守难攻，坚如磐石。 斡离不去年南下时曾攻打过中山府，遭到了时任中山府路安抚使詹度的顽强抵抗。当时，金军一连攻下三十多个州县，很想乘势一举拿下中山府。然而，斡离不虽多次组织攻打，始终难以攻破，还损失了大将芬徹胜额，以及数千金兵。最后，斡离不不得不领兵绕城而过。 詹度后来奉旨调入京城。现在，守卫中山府的安抚使是陈遘。他曾任河间府知府，斡离不去年南下时也曾进攻过河间府，他全力拒守，保住了城池，曾受到宋钦宗嘉奖，加授为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 这天，斡离不来到中山府城外登高瞭望，见城池依旧巍然耸立，防守坚固，听说城内是老对手陈遘负责守御，感觉短时间内难以破城。金兵尝试了几次攻城，皆以失败告终。斡离不只好再次绕城南下，攻占新乐县（今河北新乐）。 听说西路军已占领太原，斡离不担心粘罕功劳超过自己，于是一方面派王汭出使大宋谈判，另一方面加快军事行动步伐。 斡离不将下一个攻取目标锁定为真定府。真定府的战略地位可与太原城相媲美。真定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所以，宋祁说：“河朔天下之本，而真定又河朔之根本。”如果夺取真定府，那么，东路金军就可向西与西路金军连成一片。 斡离不通过侦察得知，在真定府西南井陉一带，集结着宋军四万多人马。斡离不决定在攻打真定府之前，先将这部分宋军消灭掉。于是，斡离不指挥东路金军主力绕过真定府，直奔井陉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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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守井陉的宋将是种师道堂弟种师闵，他得知金兵来犯，立即将城内和关寨民众转移到天台山深处，以避战祸。同时，大力招募义勇军加强城防，固守关寨。种师闵亲率队伍埋伏于井陉山谷，欲与金兵决一死战。 不久，斡离不率军开进山谷，遭到宋军伏击。可是，由于宋军多是义勇军，以及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队伍，缺乏军事训练，战斗力明显不如金军。再加上兵力悬殊，经过一番激战后，宋军渐渐抵抗不住金军的反攻。种师闵见状只好率军撤退，退至天威军城内。金军随后紧追，很快便将天威军围困起来。 这时，退到城内的宋军只有数千人。面对数万金兵的轮番进攻，种师闵与将士们毫不畏惧，拼死抗击。他们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坚持抗击了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攻陷天威军后，斡离不下令挥师东进，掉头扑向获鹿（今河北鹿泉）。 真定府知府李邈和兵马都钤辖刘诩，获悉金兵人马众多，来势凶猛，急忙开会研究对策。他们觉得，获鹿城池太小，恐怕难以守住。于是下令，将守卫获鹿的两千宋军撤至真定。他们打算固守真定待援。 真定府上一任帅臣兼知府是刘鞈，兵马总管是王渊，钤辖是李质。这套班子领导有方，措施得力，城防部署比较严密，将真定府构筑成河北最坚固的城池之一。金军第一次南下时，斡离不也曾试图攻取真定，但遭到城上强弩猛烈射击，他自知难取，只好绕城而过。 后来为解围太原，朝廷任命刘鞈为河东宣抚副使，令他统兵五万，奔赴辽州。刘鞈将王渊和李质也召至宣抚司任职，真定府可用之兵几乎都被他们带走了。 李邈原任朝廷枢密副承旨，刘鞈调走后，他被宋钦宗派遣到真定府担任安抚使兼知府。李邈其实优于吏职，而拙于应变，派他去河北守城其实很不妥当。唐恪与耿南仲向宋钦宗推荐他去河北，实际上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个人报复行为。因为此前，唐恪与耿南仲曾建议李邈出使金国，但遭到他的拒绝。唐恪与耿南仲认为，李邈胆小怕事，于是便将他派往河北前线抗击金军。 当时，真定城内守兵不足两千，铜钱不满二百万。李邈上任后，张榜公告，动员百姓出资出粮，共同抗敌。后筹得铜钱十三万贯、粟十一万石。李邈又招募勇士数千，组成义勇军，并加紧训练。 李邈得到金军入侵的消息后，料到金人必攻真定，于是派人抄小路，以密信上报朝廷，先后呈报达三十四份之多，然而皆杳无音讯。 九月二十五日，金军兵临真定城下，并立即发动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在内无劲旅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真定这座孤城该何去何从？有人劝李邈开城投降，被李邈断然拒绝，并斩首示众。 吉州防御使、真定府路兵马都钤辖刘诩，决心与真定城共存亡。他以身作则，率众昼夜搏战于城墙上。金兵一开始主攻城北，刘栩便将城北做防御重点。后来金兵佯攻城东，企图声东而击北，将宋军防御注意力引往城东。刘栩并不上当，仍重点防御城北。 李邈不懂军事，他见金兵进攻城东，便令刘栩将防御重点转移至城东。刘栩只好遵命，领兵前往。金兵在城东连攻两日，这天夜里，忽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攻城器械转移至城北，城内守军毫不知晓，依然在城东守卫。 黎明时分，忽然听到城北人声鼓噪，原来大量金兵已通过云梯登上了城堞，城防已被突破。 十月二日，正当金军猛烈进攻真定府时，宋朝使者王云来到城外拜见斡离不，向斡离不转达了宋钦宗希望以租税来代割三镇的愿望。斡离不当场没有答复，而是带着王云等人登上一处高地，观看金兵攻城战况。 十月六日，真定府陷落。 但城内仍有守军在战斗，那是刘栩率众与金兵展开巷战。巷战持续了没多久，刘栩见身边战士有的牺牲，有的逃亡。他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无力回天，回头对其弟说：“我乃大将也，其可受贼戮乎？” 刘栩策马挺刃，突破金军重围，欲冲出城去。可是，此时城门皆被金军占领，无法出去。刘栩不甘心束手就擒而受辱，于是来到孙氏园山亭中，解下条带，上吊自尽。 《靖康小雅》称赞刘栩“知忠孝之节，故不惮杀身为人臣师范，亦可谓有古人之风矣。”并专为刘栩赋诗一首： “将军死绥，古人所长。有如刘公，与城俱亡。兵弩如山，公以身当。生竭其勇，力挫犬羊。天未悔祸，虏益鸱张。公虽瞑目，万古传芳。” 李邈闻听金兵已入城，欲投井自尽，但被身边人员拉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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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邈被俘后，作为真定府最高官员，他被金兵带到斡离不跟前。金兵胁迫他跪拜，他拒不跪拜，说：“本朝无此礼。” 金兵用烈火烧烤李邈的眉毛胡须以及两腿，李邈仍坚决不跪。金兵正打算换个花样来折磨他，斡离不制止说：“其人高节，不可屈致。” 斡离不问：“尔集民兵击我，说我是贼，何也？” 李邈回答说：“汝背盟，到处掠我金帛子女，还怕我说吗？” 斡离不笑了笑，并不反驳。他想留李邈在身边，一起南下，但被李邈拒绝。斡离不于是派人将李邈押至燕京。 后来，刘彦宗动员李邈出来做官，让他知沧州，他笑而不答。金人命他剃头，他不服从。金人一再逼迫，他索性将头发剃光，成为和尚，决不留金人的发式。金人又命他改装易服，他仍不服从，并愤而大骂。金人将他打得满嘴出血，他把鲜血吸进嘴里，吞到肚子里去。 刘彦宗见李邈执意不肯合作，感到很遗憾，只好将情况报给粘罕，粘罕下令处死。 李邈被押赴赴刑场时谈笑自若，面色不改。临刑前，他面朝南方，很郑重地拜了两拜：一拜朝廷，二拜祖宗。燕京人目睹此景，无不为之流泪。 建炎初年，为缅怀先烈，铭记英魂，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金斗志，宋高宗下诏，表彰一批自金人入侵以来死于国事的大臣，李邈荣添其内，获赠节度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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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定沦陷后，一位关押在真定狱中的著名人物，很幸运很意外地脱身而出，这个人就是马扩。 马扩与外界隔绝已有大半年。去年十二月初，他奉童贯之命，从太原来河北中山、真定一带招募忠勇敢战军马。当时，童贯曾明确表态，这支队伍组建起来之后，由马扩专一统御。 马扩先往保州接其家眷，南归经过中山府时，见烽火已连举五把，知道形势已相当严峻。中山府当时守将是詹度，每天忙于安排守城事宜，对马扩的到来并没太重视。 马扩于是继续南下来到真定府。真定当时守将是刘鞈，他对马扩比较熟悉，也比较重视，当即委任马扩提举四壁守御。 马扩于是留在了真定府。 今年正月初七，马扩得知京城遭到金军围困，于是秘密派人入京，呈送奏疏，向朝廷建议： “金军南来，步骑兵不足两万人，又时已春初，他们定难久留，请坚守京城，勿轻出兵。城内官私马匹集结起来，三万应该不成问题。招募敢勇必战之人，各授器甲，稍加集训，每五千人为一单位，分别屯守要害之处。密檄诸道勤王之兵，并力齐进。预戒河北、河东，多设邀截。金军不过二月中必退，那时京师之兵蹑其后，河外之兵邀其前，当其渡河势迫之际，乘机进攻，可使其匹马不回！” 刘鞈长子名叫刘子羽，文武全才，参加过平定方腊叛乱，颇为自负，对马扩的言行有些看不惯。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议论时政问题时发生分歧，严重失和。于是，刘子羽便与路分钤辖李质一同密谋，打算陷害马扩。 正月二十七日早晨，马扩前往安抚司拜见刘鞈。刘鞈早已在庭院里布置好了兵马，马扩刚坐下，便听刘鞈大声下令：“拿下！尔安得反？可斩之！” 马扩大呼道：“时事如此，方用人之际，岂可听小儿子谮诬，欲害士大夫乎？” 刘鞈说：“不干他的事。” 马扩说：“扩与令嗣不和，众人共知，何谓不干他的事？况且公欲斩人，是否亦须出具文状？” 刘鞈理屈辞穷，不再说斩，而改口说：“送之有司。”马扩于是被关进监狱。 随后，刘子羽作奏疏上报朝廷，弹劾马扩，指责马扩勾结金人，预谋献出真定城。 二月初，宋钦宗下旨，令提刑司派人前往真定调查，查清事实，奏报朝廷，再做处置。 提刑司将复查马扩案件的任务，落实给了深州（今河北深州）兵曹。深州兵曹派了一个姓毕的人负责复查，复查的结果是，裁决马扩通敌罪名成立。提刑司接到报告后，准备就此结案。 此时，多亏宰相徐处仁，他对处理马扩案件很慎重。他认为，刘鞈现为河北制置使，深州在其管辖之内，深州兵曹在办理此案时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影响。由于案情重大，事关人命，不可草率处置。徐处仁与吴敏商量后决定，再派京东东路进行复查。 这个慎重决定，救了马扩一命。 真定城被金兵攻陷的那天早晨，马扩在狱中并不知道。那天中午，已到吃午饭的时候，而送饭的人却迟迟没来。马扩感到有些奇怪，他走到走廊门口朝外看了看，外面空寂无人，只有一个老兵坐在门口。这老兵对马扩说：“廉访何不去？番人已入城矣。” 马扩一听大喜，赶紧跑回狱中告知狱友，并将捆绑他们的绳索全都解开，大家迅速逃离监狱。 马扩回到家，改装易服，领着女儿立即出城，逃往西山即太行山。西山上有个名叫和尚洞的山寨，聚集了不少宋军溃兵。马扩自觉无处可去，便加入其中。因为有案件在身，尚未下结论，所以他不敢贸然回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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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调整目标 种师道受命接替李纲，先是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出任河北巡边使，紧接着，宋钦宗又任命他为河东宣抚使，令他直接赶赴河阳，接管河东宣抚司。 种师道早已重病在身，此时是抱病上任。当他走到郑州时，病情忽然加重，不觉昏迷了过去。醒来后，身边人劝他留在郑州养病，不要去河阳了。种师道轻叹一口气，说：“念陛下临轩之语，忍不进耶？” 从种师道的身体状况来看，的确不适合前往河阳治军。但是，为报答皇恩，种师道强忍痛苦，勉力前行。抵达河阳后，种师道积极备战，日夜操劳，病情进一步加重，多次昏迷不醒。 十月三日，宋钦宗闻讯，立即下诏，令专人护送种师道回京城治疗。种师道动身前，恰好金使王汭路过河阳，二人在宣抚司见过一面。根据王汭的傲慢态度，种师道判断推测，金人很可能不久后将大举入寇。于是，种师道立即给宋钦宗上奏疏。这是他最后一次上疏，也是他向宋钦宗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 “金人顷邀金币安然北去，今若复来，是必集诸国大举，锋锐不可当。臣前计不听，青、沧、卫、滑既不宿兵，无篱藩之助。欲乞大驾幸长安，以避其锋。至于守御攻战，责在将帅，战斗事非万乘所宜任也。” 种师道虽然病情很重，但头脑依然很清醒，对局势看得依然很清楚。如果宋钦宗采纳种师道的建议，北宋绝不会猝然亡国。然而，宰执大臣认为种师道胆怯，对其建议不以为然。 当时，环绕在宋钦宗周围的宰执大臣们，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他们对局势都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与认识。虽然他们主观上都想保住大宋江山，然而客观上，他们却在一步步将大宋与宋钦宗推向万丈深渊。 十月十日是天宁节，即宋徽宗生日。这天，宋钦宗率领群臣来到龙德宫，给宋徽宗上寿。刚满四十四周岁的宋徽宗，被宋钦宗软禁在龙德宫里已有六个多月。这期间，为防止宋徽宗干涉朝政，宋钦宗在龙德宫里安排了一些所谓“明忠孝大节者”，如谭世绩、李熙靖等人，担任龙德宫主管和内侍官，名义上要求他们照顾好太上皇的生活，实际上是责成他们监视太上皇，要求他们及时上报太上皇每天的活动。宋钦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宋徽宗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 对于宋钦宗的用意，宋徽宗是清楚的。为收买人心，获取外界信息，宋徽宗时常拿出一些财物，颁赐左右。宋钦宗得知后，立即令开封尹没收这些财物，“纳之于宫。”宋徽宗当时之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宋徽宗心情郁闷，甚至有些愤愤不平。他每次给宋钦宗写信，都自称老拙，称宋钦宗为陛下。他虽然已退位，但在国难当头之际，让他完全不考虑时政安危，安心修道，安心写字绘画，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宋徽宗在写给宋钦宗的信中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他请求宋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 。那时候，吴敏还未免职，宋钦宗征求吴敏的意见。吴敏回答说：“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吴敏的意思很清楚，太上皇在南方时便干预军政，现在好不容易将他弄回京城软禁起来，岂能再将他放出去干预军政？其实，即便没有吴敏的建议，宋钦宗也不可能放宋徽宗离开京城，更别说外出“治兵”。 后来，宋徽宗又写信建议：“与帝出幸”，即父子二人同时撤离开封，也遭到宋钦宗的拒绝。 天宁节这天，宋徽宗见宋钦宗来给自己祝寿，心里很高兴。他斟满一杯酒，自己先一饮而尽，然后又斟满一杯，让宋钦宗喝下。宋钦宗端起来刚要喝，耿南仲忽然踩了一下宋钦宗的脚，提示宋钦宗这酒不能喝。宋钦宗于是放下杯子，不肯喝。宋徽宗再次劝酒，宋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 宋徽宗见状，“号哭入宫”。 在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中，用毒酒谋害政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办法。宋徽宗很伤心，他没想到皇上竟将自己看做政敌，竟然如此提防自己。这件事，进一步激化了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 从此，宋徽宗与外界更加隔绝。每天早晨，每天夜晚，他忧郁而又无奈地徘徊在龙德宫里，直到大祸临头那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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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罕在攻陷太原府后，曾以两路元帅府名义派遣杨天吉、王汭为问罪使，前来东京问罪，责问宋朝写信联络耶律大石与契丹梁王，以及给耶律余睹蜡书等事。 王汭这次来东京，态度十分傲慢，他将问罪书交给宋钦宗后，当面质问道：“陛下既不割三镇之地，又安忍复欲立契丹之后？” 宋钦宗回答：“此乃奸人所为也。” 宋钦宗拒不承认是自己所为，他一再卑辞深明，这并非朝廷之罪。 金人的问罪书是这样写的： “大金固尼伦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同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顷因起衅，以至连兵，曲直所归，彼此自见。思得寻盟之计，用申割地之言。厥后事固稽留，约复渝变。况上皇之鉴未远，抑亡辽之戒在前，诚思再造之恩，可稔轻忘之意？将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画元议之疆。曾自为辞，管行制送，今则反假土民之固守，更张军势以解围。兹事难图，昔言安在？乃者差萧仲恭、赵伦等赍书报复，回日辄授间谍之语，阴传结构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 为此申过朝廷，奉到宣命，据兹衅恶，更逾上皇，仰就便差官问罪，从长相度施行。今差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昭德军节度使王汭充问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非，请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郓王、太少宰一员同诣行府，赍书陈谢过咎，仍据元割三府，即行戒谕，并令开门以待抚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图。白。” 宋钦宗在回信中这样解释： “昨因告发，知有绢书。奸人作伪，何所不至？若两国通和，贴然无事，则无隙可乘。奸臣不利，缘此构造，意在离间，顷者按治，已正典刑。谅惟圣朝，特加洞照。” 金使在问罪的同时，要求宋朝继续履行原来约定，割让中山、河间二镇。另外，他们还提出索要金帛、车辂仪及加大金皇帝徽号，甚至还要求取走蔡京、童贯、王黼、吴敏、李纲等九人及其家属。 宋钦宗命令开封府尹王时雍负责接待金使。王时雍极力讨好金使，他向金使表示：“朝廷将把三镇所交纳的赋税，全部变成岁币，还要将祖宗内府所藏众多珍玩，全都送给二帅。并且，朝廷觉得河东西路金军在外作战日久，打算好好犒赏他们。” 杨天吉和王汭觉得王时雍的话很顺耳，颇感高兴。 为打发金使早日离去，宋钦宗特批绢十万匹，让金使带回去犒赏军队。宋钦宗任命将作少监王及之为国信使，陪同金使回去。 粘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宋朝问罪，另一方面命大将银术可留守太原，命大将娄室向太原西南汾州一带进军，扩大战果。他自己领兵向太原以东的寿阳、平定军一带挺进，计划打通与东路军的联络通道。 寿阳城是一座小城，可是由于城中百姓死守，金军三次攻城，死伤众多，最终竟未能攻破。粘罕下令绕城东去，进攻平定军，计划直接打通井陉关。这时候，斡离不从真定城出兵向西进攻。在两军合力攻打下，平定军最终陷落。 有一个后来成为南宋著名抗金将领的人物，参加了此次平定军保卫战，这人就是岳飞。 岳飞是河北路相州汤阴（今河南安阳汤阴）人，他初次参军是在宣和四年（1122）。当时，真定府安抚使刘鞈向社会招募“敢战士”，以配合童贯蔡攸收复燕京。岳飞前往应募，经过选拔，被刘鞈任命为分队长。这年，岳飞虚岁二十。不久，岳飞率百名骑兵回家乡相州平乱，用伏兵之计，活捉贼寇陶俊和贾进，初露军事才华。后来因父亲病故，岳飞回家为父守孝，于是辞别刘韐，离开了军队。 宣和六年（1124），岳飞家乡发生水灾，家庭生活困难，迫不得已，他又来到河东路平定军参军，被擢为偏校。不久，他将妻儿都接到平定军城内一起生活。 平定城被金人攻破后，岳飞携带妻儿逃出城，回故乡而去。 金军占领平定城，意味着东西两路大军的联络通道已经打通，河北与河东已连为一片。为商议下一步进军目标与计划，粘罕与斡离不在这里召集部分金军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 右监军兀室说：“今河东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两者乃两河领袖也。乘此之势，可先取两河，俟两河既定，徐图过河以取东京，不为晚矣。今若弃两河，先趋东京，苟有不利，则两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京，不能取之。” 斡离不闻言，默然不语。 粘罕闻言，怫然而起，抓起一顶貂帽，掷之于地，厉声说道：“东京，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苟得东京，两河不取而自下。上次东京之未得，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停顿了一下，粘罕伸开右手，作取物之状，说：“我今若取东京，如运臂取物，回手得之矣。” 斡离不欣然称善，其他诸将都不敢提反对意见，最后会议决定：东西两路大军各自南下，渡过黄河，在东京城下会师。 其实，刚开始出兵时，粘罕与斡离不都没打算攻取东京，他们只想先完成对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占领。之后，再根据情况，相机占领两河地区。占领河北与河东，与宋朝以黄河为界，这本是粘罕的一个既定战略目标。 然而，现在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与宋朝使者的进一步接触，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无能与弱智，暴露无遗。粘罕对此已看得越来越透彻。所以，粘罕果断决定，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将战火烧过黄河，烧到东京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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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忧虑 自从太原失陷，宋钦宗就很担心金人会再次兵临城下。他对军队与将领已经失去了信心。但他既不想丧失祖宗留下的土地，又不想与金人开战。怎么办？他觉得，唯一的希望就是用祖宗曾经使用过的且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即破财免灾法，来了结与金人的纠葛。可是，金人会答应吗？宋钦宗心里很没底。接连派遣出去的几批使者，至今一个也没回来。结果怎样，不得而知。 此时，对于金人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以及这些目标的确立与变化，宋朝君臣并不清楚，甚至也没人去进行详细研究与分析。宋朝对金人的一切决策，不是建立在客观分析敌我实情以及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己主观臆测和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其实，无论大事小事，如果脱离实际进行决策，其结果往往都是事与愿违。 十月十日，也就是宋钦宗给太上皇宋徽宗祝寿那天，出使粘罕西路军的吴革回到了东京。宋钦宗当即召见了他，问：“关于割地之事，金人是怎么答复的？” 吴革回答：“金人不同意以赋税代替割地，大有吞噬之意，其入寇必矣。乞请陛下立即措置边事，赶紧下旨，令陕西兵马入京城增援。” 宋钦宗听后半信半疑，一直未表态。他要等着其他各路使者回来，听一听他们的说法，再做出决定。 隔了一天，即十月十二日，出使粘罕西路军的李若水本人没回来，但他派人送回来三份札子，其内容让宋钦宗很是震惊。 第一份札子，主要是汇报其出使情况以及建议： “臣等奉命出使，到达皇子军前，其馆伴首先诘问三镇及所欠金银、归朝官、岁币四事。及见皇子，只说三镇乃大事也，未及其他。到达国相军前，其馆伴无主议。及见国相，专谈三镇之事，无一言及岁币、归朝官。至于金银，不惟不言，且深以为讳。 臣等熟计之：一、关于归朝官，徒费廪禄，终不为用，玩而留之，惟以宿祸。前既下诏遣返，不当复吝。况金人以绢书之故，坚要此辈。以示本朝不复收纳，且绝燕人南向之念，不若与之，以中其情。 二、关于岁币，朝廷必谓既已用兵，币何得与？然用兵之说归罪将帅，持礼议和，遣使不绝，岂有不与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岁之币，但语之以讲和之后，必不亏少，彼意并不深较。 三、关于所欠金银，臣等初不知数目，既见馆侍说，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当初使人不量朝廷有无，胡乱许诺，今库藏已竭，哪里得来？彼亦知无有，可以他物准折。 四、关于三镇，乃祖宗之地，且陵寝在其中，所系甚大，臣等固已恭依圣训，曲致折租之说。彼云既割三镇，则租赋自属大金，如何再来相折？臣等复以息生灵、继盟好、永无穷之利动之。然而其意确然，终未谐契，彼云已遣王汭来朝申明。去就决择，惟在宸断。 区区所见，尚恐未尽。更望陛下防酌王云刘岑所说，揆度王汭之情，令侍从官以上聚议，早为之图，无使长驱深入，以成不支之势，则天下幸甚。” 李若水的第二份札子，主要谈了自己对斡离不与粘罕的不同感受，建议朝廷对他们在外交礼节上平等对待： “臣窃见朝廷自来遣使，未尝不以皇子为重，国相为轻。臣等到彼两处，备见情状殆与传闻不同。人但见以皇子系大圣之子，族属为近，昨至城下，暴声远闻，矜露其功，大有跋扈之势，故特重之。然国相为堂叔，又为左副元帅，位在上，论其功亦相等。 而皇子轻骄，颇有易与之迹；国相严整，毎多固拒之词。故皇子要归朝官，而国相不及；皇子欲寻思三镇，而国相确然不许；皇子索金银甚切，而国相反以为讳。 臣尝以此异同，问之于馆伴，其怫然曰：‘此事一般，莫是贵朝看得那样。’又密问其军中人，真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决定。’太原寨中者则曰：‘皇子常来此禀报。’虽云各防其事，然已见有相轧之象。 此前常闻皇子忌国相下太原，而功出已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则国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规模之大，事体之重，则又过之。伏望陛下屈已为民，度时用徳，均其所以待遇之礼，庶使交孚，不害和议大计。” 李若水的第三份札子，主要记述了自己在河北的所见所闻： “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乱兵中，转侧千余里，回至南关。凡历府者二，历军者二，历县者七，历镇寨者四，并无本朝人马，但见金人列营数十。官舍民庐，悉皆焚毁，瓶罂牖户之类，无一全者。 惟井陉、百陉、寿阳、榆次、徐沟、太谷等处，仅有民存，然已汉蕃杂处。祗应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胁令拜降。’男女老幼，遭金人陵铄日甚一日，尫残穷苦，状若阴幽间人。每见臣等，知来和议，口虽不言，意实求告，往往以手加额，吁嗟哽塞，至于流涕。 又于山上，见有逃避之人，连绵不绝，闻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栅以自卫，持弓刀以扞敌。金人屡遣人多方诱之，必被剿杀。可见仗节死义，力拒金人，真有恋上之意。 惟河北河东两路，涵浸祖宗徳泽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继而童贯开边，燕云首祸，搜民膏血，以事空虚。丁壮疲于调发，产业荡于诛求。道路号呼，泣诉无所，涂炭郁结，谁其救之？ 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独此两路，边事未已，未沐醇醲之泽。今敌骑凭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势必胁从。而在邑之民，无逡巡向敌之意；处山之众，有激昂死难之心。可谓不负朝廷矣！ 哀斯民之无辜，服斯民之有义，愧起顔面，痛在肺肝。以陛下忧民之心，爱民之切，而主议用事之人，前后误国，陷之此地，可为流涕，可为痛哭！言而及此，实触忌讳。然臣等区区忠孝之心，目击其事，不忍不以上闻。伏望陛下深轸圣宸，薄采愚说，下哀痛之诏，慰民于既往，思救援之计，拯民于将来，上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 应该说，李若水的这三份札子送达的很及时，也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它向朝廷提供了许多有关斡离不与粘罕，以及河北现实状况的珍贵信息。例如，作为皇子斡离不与国相粘罕，究竟谁地位高，谁说了算？斡离不与粘罕各有什么性格特点？他们二人对宋朝态度有无差别？究竟谁的军事实力更强？他们有无长驱直入的可能？河北官军的活动情况怎样？河北民间抗金组织情况怎样？等等。 这时候，真定府失守的边报也恰好送达朝廷，这正好可与李若水札子提供的情况，互相印证。 宋钦宗阅后，“大以为忧”。他让宰执大臣们赶紧商议对策，拿出应对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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