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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连载《北宋崩溃那些事之第一卷:收复燕云始末》[第11页]

作者:南山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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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宋钦宗派内侍来浴室院给李纲送来一封亲笔信,安慰他,并赐给他白金五百两。不久,宋钦宗又安排吴敏来浴室院向李纲表示,等事情过去后,还会重新启用他,让李纲暂时委屈一下。李纲明白皇上的用意与苦心,流着眼泪表示感谢。
    李纲的行营使职务由蔡懋接替,蔡懋上任后,立即派人统计损失情况,结果是行营司损兵折将才百余人,情况并不像李邦彦等人所说的那么严重。而西军损伤也不过千余人,其他各勤王之师并没出兵,故没有任何损失。
    蔡懋明白,这件事其实隐藏着一个阴谋。这是主和派在借机打击主战派。可悲的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宋钦宗,并没有这样的洞察力。他看不清问题的实质,缺乏应有的决断力和魄力。他在战与和之间来回摇摆,并且总是在错误的时机做出错误的选择。
    蔡懋是蔡确之子,蔡确是支持王安石变法改革的中坚人物,是宋哲宗时的宰相。王安石罢相后,蔡确是新法的主要推行者之一,不管是常平法还是免役法,都在他的推动下得到落实。蔡确为人崇尚权谋,作为蔡确的儿子,蔡懋也很擅长这一套。
    蔡懋接替李纲负责行营司,是李邦彦推荐的。蔡懋与李邦彦都属于议和派。蔡懋知道,皇上现在的心思是执意议和,于是,他上任后立即下令,所有士兵全都卸去器甲,并将李纲推行的保伍制,即按户籍将居民组织起来自卫的制度,也予以撤销。刚被李纲废弃的内侍官提举城壁制度,又被他全部恢复。他将城墙防区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用内侍官来统领。
    当时,金军时常派出小股队伍来到城下,集中箭矢朝城上发射。负责守城的内侍官下令守御官兵,不得勿动,不得回击,且说:“国家正与金人讲和,不要相斗。”
    有一个军兵听到这样的命令后很愤怒,说:“既然已讲和,他们何得射我?我为何不可反击?”于是不听命令,引拉石砲,射出一发,杀伤金军数人。内侍官得知后大怒,下令斩杀了这个军兵。由此,官兵们皆不敢妄动。
    当初,金军刚兵临城下时,闻听宋朝宰相李邦彦乃是一个文人,皆轻笑说:“南朝果无人。”因为金人作为女真族,是在战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崇尚武力,崇拜英雄。等到种师道等勤王之师云集京师后,他们开始有所畏惧,坚守军营,散兵不敢随意乱出。
    现在,听说主掌兵权的李纲和种师道二人皆已罢官,金人便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出动数百骑兵,自北往东,直抵城外,不时向城上射箭进行挑衅。对于金人的挑衅行为,蔡懋下令一律不许还击,违令者笞之。金人站在城外向城上喊话说,他们需要布囊,用来盛放金银用,打算退兵而返。蔡懋得知后满口答应,令人将大量布囊从城上扔下去,送给金人。结果金人竟用布囊装上泥土,塞到护城河里,为下一步攻城做准备。由此可见,金人的确很狡诈。
    有天半夜,有个人以内侍官身份来到城东门传旨,要求打开城东门,要出去办事。幸亏守门官吏比较机警,反覆诘问,最后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于是返回去,再也不见回来。城内早已颁布了禁火令,违者以军法处置。然而,不知何人,竟敢将一个红灯笼放在城楼上,很引人注目。又不知是何人,在城西北角树立了一面独角皂旗,旗面上饰以大雁,这样的军旗决非宋朝军旗。种种奇怪之事,令京城人很是惊骇。种种迹象表明,城内似乎有人在通敌。人们对此很担心,虑有不测。“人情汹汹,殊不自安”。
    二月初三早晨,郑望之被金人放回。他入城后没顾上回家,当即进宫觐见皇上。他将自己与耶律忠交割珠玉的情况,以及张邦昌让他捎给皇帝的话,还有自己的一些见闻与想法,都向宋钦宗做了详细汇报。
    宋钦宗听后沉默了很久,对于劫营之事很后悔,说:“已错了!”接着,又很忧虑地说:“情况已这样,以后如何整顿得起?”
    郑望之说:“三镇岂能交割?可是若不交割,势必用兵。譬如一个富人家,有贼三两人当昼逾墙,被主人发觉。然而,家中得力强壮仆子都出外干事,只有老卒稚童姬婢之类在家,如何擒捕得获?今日之事,何以异此?陛下在东宫时,闻朝廷人才、军政、纪律、帑藏、财用、将帅、士马如何?大臣为陛下谋划用兵之策,但见有可击之理,而不知无可用之人,这样做太不负责任了!”
    宋钦宗沉默了一会儿,又重复说道:“已错了!”
    其实,直到现在郑望之还不了解事情真相。他以为是李纲急于邀功,安排姚平仲前去劫营的。
    郑望之对姚平仲并不陌生。郑望之的父亲担任熙河路(今甘肃临洮)都转运使时,曾推荐姚古为副都总管,郑望之便于那时认识了姚平仲。那时候,郑望之就觉得姚平仲是一个毫无廉耻且诞妄之人。有一次,姚平仲拿着一条镀金带子冒充金带,到市场上去卖,得钱数千。后来事情败露,姚古替他做了赔偿。再后来,姚平仲随童贯平定方腊,凯旋回京后,郑望之曾与他见过一面。姚平仲极力夸大杀获魔贼之多,郑望之听后并不全信。
    郑望之认为,李纲这次派姚平仲劫营,肯定是相信了姚平仲浮夸之言,觉得他这人真有很大本事。郑望之哪里知道,相信姚平仲有很有本事的人并不是李纲,而是皇上本人。
    对于姚平仲劫营失败,人们大都以为是泄密造成的。据说,早在正月二十八日,姚平仲就下令在开宝寺旁边竖立三面大旗,旗上写着“御前报捷”字样。而且又在封邱门上安置了御幄,以备宋钦宗到时前来“临受俘获”。姚平仲率军出城后,有许多京城百姓站在大路上等待捷报。
    照此来看,京城有关各方都已做好了庆祝胜利的准备。然而,如此之大的声势,“京城户户皆知”,可为何郑望之、种师道、李纲却不知?难道是他们假装不知?可是从郑望之的说法来看,他好像是的确不知真相。
    二月初三傍晚,斡离不派遣金使王汭入城,面奏宋钦宗,请求改换越王等人质,并交割三镇。在斡离不看来,宋军不顾人质安危,前来劫营,说明这些人质的分量不够重。而且,从康王赵构来到金营后的一系列表现看,不像是一个真亲王。斡离不曾检验他的箭法,没想到竟然很高超,竟能“连发三矢皆中筈,连珠不断”。所以,金人经过分析认为:“赵构应是将官良家子,似非亲王,岂有亲王精于骑射?”于是决定将他遣送回去,换越王来做人质。
    斡离不觉得,越王赵偲是宋钦宗的亲叔叔,应是重量级人物。而李邦彦、吴敏和李纲都是宋钦宗心腹之臣,曹晟是宋钦宗唯一的亲妹夫。让这些人来军中做人质,应该会更有效果。
    对于让越王去做人质,宋钦宗坚决不同意,态度很明确。他提出可让肃王赵枢前去,换回康王赵构。赵枢是宋钦宗五弟,头脑也很聪明,有过目不忘之才能。
    第二天,宇文虚中又前往金营,向斡离不说明情况。斡离不同意用肃王换回康王,但坚持一定要得到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宇文虚中听后,默默流泪,不肯回答。忽然,斡离不脸色大变,宇文虚中见状连忙哭道:“太宗陵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岂忍割弃?”
    斡离不面色严峻,毫不所动,说:“必欲得之,无可商量。”
    宇文虚中无奈,只好回城向宋钦宗如实禀奏。
    姚平仲劫营失败,在李邦彦等人看来,这不是件坏事,反而是件好事。因为这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契机,他们正好可以借此将不支持和议的李纲赶下台去。他们的阴谋得逞后,便在都堂摆设酒宴,进行庆贺。
    有些忠直有识之士,对于朝廷免去李纲一切职务忿忿不平。二月初四,大臣孟钺上奏,请求恢复李纲尚书右丞的职务。他在奏疏中说:
    “臣闻太常少卿李纲,蒙陛下拔擢,处以股肱之任,虽愚懵无知之人,亦皆鼓舞欢欣,况忠直有识之士哉!今日忽闻李纲缘用兵稍挫,己蒙加罪,以常情论之,固当如此。但以大事论之,则臣别有愚见。
    夫李纲起自孤寒,奋不顾身,施骨鲠药石之论,当被坚执锐之敌,可谓忠孝之极,人所难能。然一人之才,安能尽千万人之所长?诸葛亮,管、萧之亚匹也,犹有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然刘备不以其奇谋为短,而弃之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长而用之耳。
    陛下若谓李纲不擅用兵,令罢行营使则已,若再夺尚书右丞之职,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以李纲因忠正而大用,以微罪重责,使贤良之士畏惧而不敢言,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窃为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终保全,令依旧裁决大事,专一进退人材,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孟钺之所料。李纲被免职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四十一、陈东再次上书
    对于李纲被免职,首先产生强烈反应的是京师太学生们。二月初五,在太学生领袖陈东率领下,数百名青年学子来到宣德门伏阙上书,请求朝廷罢免李邦彦,重新启用李纲与种师道。
    陈东与李纲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但陈东对李纲坚决抗战的决心与行动,是了解的,所以对他十分钦佩。陈东与李邦彦也素无往来,更无仇无怨,只是对李邦彦坚持议和的政治主张与作为,很不满意而已。
    陈东在奏疏中首先提出了三个政治概念,即社稷之主、社稷之臣与社稷之贼。所谓社稷之主,就是任用贤才毫无二心、去除奸邪毫不动摇的好皇帝。陈东认为,宋钦宗具备社稷之主的特征,所以受到天下人的爱戴。所谓社稷之臣,就是能奋不顾身、以天下为己任、且生死以之的大臣,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贼,就是妒贤嫉善、妨功害能之辈,这些大臣处处为自己着想,从来不为国家打算,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
    接着,陈东评论说:陛下当初任用李纲时,断然不疑,不过一二天,便任命其为执政,朝中内外闻讯皆相庆,因为大家觉得,陛下能任用贤才矣。随后排斥白时中而不用,人们也很高兴,因为人们觉得陛下能去除奸邪矣。然而,任用李纲却并不重用,排斥白时中也并未免其职,又让李邦彦担任宰相,张邦昌担任副宰相,其余奸邪之辈皆得到擢用。人们对此很不解:陛下为什么任用贤才,却又存有疑心;去除奸邪,却又心存疑虑呢?
    今日,忽然闻听免去李纲职事,臣等惊疑,不知是何原因?臣等推测,此必是李邦彦等排挤与陷害李纲。因为李纲出自普通官员,独任大事,李邦彦等肯定疾如仇雠,恐其成功。臣等听说,李纲近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李邦彦等遂得机会,夸大事实,归罪于李纲。然而,一胜一负,兵家之常。小胜固未足为喜,而小挫亦未足为辱。何况示怯示弱,乃奇谋秘计,岂能以此免去李纲官职?
    臣还听说,李邦彦、白时中等曾经尽劝陛下离京去往外地,表面上看在为陛下打算,其实是在为他们自己打算。白时中、李邦彦初见边事有警,便各已派遣亲党到外地任职,家属也随之远去。岂有身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难?他们的真正用意,就是想在仓卒之际,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从诸大臣提倡避难以来,百官有司都群起应和,使得京城百姓哄然骚动,恐惧不安,不能安居城内,纷纷打算逃跑以自保。当时,若不是李纲为陛下建言,留陛下于城中,那么,陛下今日恐怕仍播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邱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如此,将何以复有天下?
    幸赖陛下聪明,不被群议所惑,断自圣志,接受李纲建议,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无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李纲之功,岂曰小补之哉!因此,招致李邦彦等谮谤忌嫉,无所不至。
    李邦彦等人,以前辅佐太上皇帝时,享受着高爵厚禄,却坐视天下之弊端,未尝肯发一言以图补报。王黼、童贯、蔡攸共同提议北伐时,天下皆知其不可。可是,太上皇决之帷幄,唯独有郑居中据理力争,以为不可轻举。李邦彦等辈并非不知道此议,但他们并未尽职尽责。从性质上看,皆属于阴助王黼,以至于造成今日之祸,导致太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
    陛下新即宝位,便遇此变乱之虞,栗栗危惧,不遑宵旰。李邦彦等应当引咎辞职,自求贬放,以谢君父。当此危急之际,他们却偃蹇自若,持禄固位,坐妨贤路,忌嫉贤能,极力倡导损害国家之大计。讲和之议,实乃李邦彦首倡。陛下若听其言,排斥李纲而不用,则宗社存亡,将未可知。
    李纲被免职消息一传出,士大夫皆失色,兵民骚动,以至于流涕相吊,无不言说,不日将被敌人俘虏矣。由此来看,罢废李纲,不仅堕落李邦彦等奸计中,也堕落敌虏之计中也!
    ?陈东强烈呼吁,希望陛下远鉴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异议之臣,奋发英断,复用李纲,以成大功,宗社幸甚!
    陈东建议,免去李邦彦等人职务,提拔李纲担任宰相,与吴敏、耿南仲、徐处仁、唐恪等组成朝廷决策中枢班子。而朝廷外的军队之事,尽交付种师道,由种师道集中处置。如果这样,内外将相之臣,必肯悉心协助陛下,大有为于天下矣!
    陈东最后说,臣等乃学校书生,素与李纲无半面之雅,与李邦彦等也素昧平生,所以劝陛下重用李纲而斥退李邦彦等,不存任何私利。只是为了生灵之命,为了宗社存亡。在陛下用李纲与不用,去李邦彦与不去之间,天下公论如此,臣等岂敢默默?陛下若认为臣等之言未足取信,请登上御楼,召一耆老问之,召一军兵问之,召一行道商旅问之。或者,召百官君子,让他们言之。他们必皆曰:李纲可用,而李邦彦等可斥也!
    陈东与数百名太学生又在宣德门上书的举动,很快便轰动了全京城,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没过多久,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走来,不期而集会于宣德门外的广场上。有市民,有商人,也有军人。有青年,有老人,也有儿童。人越聚越多,很快便达数万之众,可谓人山人海,声势浩大。
    没有组织,也没有号召,人们都是自发而来,且是为同一个目的而来。大家都很兴奋,互相鼓励说:“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毋得归!”
    此时恰好是上午百官退朝之时,大臣们从东华门出来,陆续朝宣德门方向走来。李邦彦骑着马,晃晃悠悠地朝前走着。忽然有人认出了他,喊叫道:“这人就是李邦彦!”
    大家于是呼啦一拥而上,纷纷指责他,历数其罪,有人甚至大声谩骂:“李邦彦,汝是浪子,岂能做宰相?”
    有一个人径直走到李邦彦跟前,脱掉李邦彦脚上的鞋子,想殴打他。还有人拾起地上的瓦砾,朝李邦彦猛地扔去。
    李邦彦见势不妙,急忙调转马头,朝宣德门内跑去,一直奔入都堂才得免。老百姓只得到他一只鞋子。
    这时,户部尚书兼知开封府聂山骑马走来,他举起鞭子,向陈东等太学生拱手行礼,说:“诸公为此,可谓忠义矣。”很显然,聂山对太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支持的。
    皇宫卫兵早已将情况上报给了宋钦宗,并严阵以待。宋钦宗命令邠门速派人前去,接受陈东的上疏。不久,宋钦宗派内侍官来到宣德门,向众人传旨说:“诸生所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当便施行。”
    听了这话,太学生们觉得伏阙上书的目的已经达到,打算谢恩退去。然而,大多数市民仍不肯离开,他们将太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有百匝之多,太学生们无法脱身离去。纷乱的局面已逐渐开始失控,局面的主角已从太学生转变为东京市民。
    这时,一位不知姓名的京城市民,向太学生们泣涕恳求道:
    “力争鸾舆不出城,乘城固守,使我国人存活者,李右丞也。进营逼虏,保卫我国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种枢密也。危害社稷,抛弃国人,罢我右丞与枢密,以助敌寇者,李邦彦、李梲、蔡懋也。谏官与御史,无一人肯挺身而弹劾他们,幸赖诸公主持公道与正义,不爱身躯,扶倾持颠,以保卫我国人。与其死于夷狄之手,不如触逆鳞而死于君父之手!人之有欲,天必从之。希望诸公迟缓离去,等到皇上宣李右丞、种师道入宫,再离去未晚!”
    众人听后,又一齐哄然鼓动道:“只是宣他们入宫,安知真复用假复用?须见李右丞与种宣抚真复用,乃退!”
    于是,太学生与数万民众继续聚集在宣德门前的广场上,连周围的大道小巷也都站满了人。有参与支持行动的,有前来看热闹的,也有趁机捣乱的,可谓鱼龙混杂,喊声雷动,呼声震天。
    宋钦宗得知情况后,令知枢密院事吴敏出去,向大家解释一下李纲被免职的原因。吴敏来到宣德门前,对众人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暂时免职,等金人稍退,便令复职。”
    对于吴敏的这个解释,人们很不满意,也不接受。人们继续聚集在广场上山呼海叫,声闻数十里。
    宋钦宗又令耿南仲出去,访求民情民愿。耿南仲来到广场上,问太学生们:“你们有何愿望?但讲无妨。”
    太学生们回答说:“先生前日为天子传言,言无不行。今军民之意很坚定,欲复用李右丞、种宣抚,希望先生传言天子。”
    耿南仲回答说:“大家放心,我一定将诸生之意奏上。”
    然而,众人怀疑耿南仲言语有诈,前呼后拥围住他,不让他骑马离开。耿南仲只好下马,直接步行回宫。
    四十二、演变
    聚集在宣德门外广场上的人群,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是不见解散。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太学生们听说金人又开始攻城了,于是一起涌到登闻鼓院,想要擂响登闻鼓,向朝廷报警。
    登闻鼓安置在宣德门南街西廊里,守御登闻鼓的卫士对太学生们说:“此地距离禁中较远,你们在这里擂鼓,皇上不一定能听见。你们不如往东华门擂鼓,那里距离禁中很近,皇上肯定能听见。”
    众人于是一齐用力,抬起登闻鼓就往东华门走去。后来,他们干脆将鼓放在地上,推着向前滚动着走。数万民众,也跟随着陈东等太学生来到东华门外。太学生们激情高涨,猛烈击鼓,震天动地,声彻九重。因用力过猛,竟将登闻鼓给击碎了。
    宋钦宗令开封府尹王时雍出去,抚谕劝导太学生。王时雍率领一群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东华门。他首先令数十名士兵贴身围住陈东,又命刽子手数人不离陈东左右。接着,他声色俱厉地对着太学生们说:“胁迫天子,可乎?为什么还不退去!”
    太学生们毫不畏惧,回应道:“以忠义胁天子,难道不比以奸佞胁之好吗?”
    在太学生们回答的时候,民众潮水般的朝王时雍跟前涌来。王时雍见情形不妙,害怕被捉住殴打,急忙转身逃走。
    此刻,宋钦宗正徘徊在福宁殿里。听着东华门外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哗声,心里非常不安。他又令殿帅王宗濋亲自到东华门去巡视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王宗濋率领一群殿前禁卫兵,骑着马,在东华门一带巡视了一番,感到事态很严重,遂立即回去向宋钦宗建议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应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然,必将生变。”
    宋钦宗一听要生变,有些惊慌,随即下旨,宣李纲入宫觐见,并令耿南仲出去告知民众。耿南仲又匆匆来到东华门,对众人说:“已传旨,宣李纲觐见矣。大家散去吧。”
    李纲在浴室院里惶惧不安。对于外边正在发生的暴乱,他很震惊,也很担心。这事因他而起,但事态局面绝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对皇上的宣诏,他一再推辞。然而宣诏者络绎而至,不断逼迫他,催促他。不得已,他只好骑上马,走出浴室院。
    李纲从东门街浴室院出来,经过御街驰道,然后直趋东华门。东华门前仍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人们拥挤在一起,几乎无法通行。在禁卫兵保护下,李纲从东华门入宫。在福宁殿旁边的小阁子里,见到了宋钦宗。李纲上前泣拜请死,宋钦宗亦泣涕不已。
    宋钦宗下旨:“恢复李纲尚书右丞职务,并兼任京西四壁守奭使,蔡懋免职。”
    李纲极力推辞,宋钦宗不许。宋钦宗说:“请李卿马上去东华门、右掖门,安抚军民百姓,平息事态,恢复正常。”
    李纲领旨出来,直接来到东华门。众人见到李纲后,皆呼叫道:“右丞且与百姓为主!”
    李纲向众人挥挥手,说:“纲已在此,马上就要登城矣。大家不要忧虑,请马上回家,照管好家中老小。”
    众人见李纲的确已恢复职务,于是渐渐散去了一些。可仍然有一些人不肯散去,他们喊着:“见到种师道复职,我们才肯走。”
    李纲于是回去禀报宋钦宗。宋钦宗立即派人去城外西军,督促种师道立刻入城觐见。不久,种师道乘坐轿车而来。众人走近车旁,打开车帘子一看,果然是种师道,于是大声喊道:“果然是我公也!”
    人们一边欢呼,一边用手加额,长揖而退。人群逐渐散去后,东华门及宣德门外残留在地上的大量垃圾,直到第二天才清理干净。
    为躲避百姓的围追殴打,太宰李邦彦跑进宫中后,躲藏在内西角楼西侧的启圣院里,久久不敢出来。直到听说人群已散去,他才来到福宁殿向宋钦宗建议说:“陈东以布衣胁迫天子,不可救!”
    李邦彦对陈东等人可谓恨之入骨,他想借宋钦宗之手,除掉这些疯狂拥戴李纲的太学生。
    宋钦宗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不同意屠杀太学生。他说:“尽管发生了暴乱,尽管残暴的行为令人发指,但陈东等太学生伏阙上书的初衷,是善意的,他们是无罪的。”
    李邦彦见皇上不支持自己,感觉情况有些不妙。他明白,皇上肯定又要重用李纲。而李纲一旦掌权,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于是,向宋钦宗请求致仕。一方面,他想试探皇上对自己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想用退休求得自保。
    宋钦宗不批准致仕,只同意免去李邦彦的宰相职务,让他担任观文殿大学士、太一宫使。宋钦宗心里清楚,李邦彦是主和派代表,李纲是主战派代表,二者已经水火不容。现在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启用李纲,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又要回到主战的轨道上去。对此,尽管宋钦宗没明讲,可李邦彦已心领神会。
    宫门外广场上已空无一人,但李邦彦仍很害怕,仍担心被众人追逐殴打。当晚,他离开皇宫回家时,乘坐着一顶妇人专用的小轿,还将黄裙轿帘垂下,以防被人认出。
    四十三、李纲复职
    这天夜里,京城突然又发生多起血腥事件。 一些“浮浪不逞之徒”,趁着混乱扰攘之际,劫掠内侍十余家,杀死杀伤内侍数十人。大约有上千人参与了此次劫掠,他们不仅抢走内侍家的金帛,还将他们家中藏有的武器装备弓剑之类,也都拿走。他们将金帛留给自己,将弓剑之类交给官府,想以此立功受赏。
    宋钦宗获悉后很吃惊,当即给李纲与种师道下诏说:
    “士庶伏阙上书,愿用李纲、种师道,朕已亲览,深谅尔等忠义,已令纲、师道传宣抚谕。若再乘时恃众,乱行殴打,令纲、师道以军法从事。”
    宋钦宗要求将这份诏书,在京城各大街路口张榜公示,若再有暴行发生,定要严惩不贷。
    李纲迅速落实,并责成有关部门加强城内巡逻,一旦发现暴行立即正法。
    对于稳定城内治安,李纲并不担心,他最惦记的是城防问题。复职后不久,他便登临城墙,巡查防务,慰问官兵,鼓舞士气。他下达的军令,与蔡懋恰好相反。蔡懋曾下令:“金人靠近城墙,不得擅自发砲射击。”有些军兵不服号令,发现金人靠近便点火开炮,发射床子弩。结果这些士兵皆获杖刑,被打得皮开肉绽。官兵们对此心生愤怒,可又不敢表现出来。李纲则明确宣布:对敌开炮请自便,击中敌人者有重赏。这道命令赢得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二月初五晚上,守城的宋军将士,向城外猛烈发射霹雳炮,痛击聚集在咸丰门(即五丈河水门)外的金人队伍。金人皆惊呼而退,转眼之间,便“遁无一人”。
    为防备金军夜间攻城,这天晚上,李纲没回家,就睡在咸丰门门楼上。
    夜深时,李纲正率领一群将官在城墙上巡视,忽然望见远处金军营地中高悬着两盏红灯,像火炬一样明亮。李纲马上联想到,近日城内也曾发现有一盏红灯笼,和一面独脚皂旗,但不知是何人所竖,也不知是作何用途。现在,李纲恍然大悟,很可能官军中有金人的内应,他们是在用红灯进行联络,并传递某种信息。
    李纲立即下令:在守城将士中大力搜捕内奸。号令传达下去没多久,有几个人就从城墙上跳下去自杀了。查明这些人的身份后,李纲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人皆是内侍官。
    第二天早晨,有人向李纲报告说:“梁方平也是内奸,因为他也是内侍官。”
    李纲将梁方平召至帐中,下令逮捕。梁方平不服,问李纲:“我何罪之有?”
    李纲回答说:“你有罪没罪,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有什么话,去跟御史台的人说吧,我这里不是定罪的地方。”
    从这天开始,凡是参与守城的内侍官,全部被李纲免职。
    其实,关于内侍官通敌之事,并没有直接证据,都是些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事,存在不少疑问。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军中,对内侍官都没有好感。人们以为朝政之所以紊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屠杀内侍官,是当时掀起的一股蔓延不止的风潮。
    那些从城墙上掉下去的内侍官,也不一定是跳墙自杀,也有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在城墙上守城的,并不都是正规军兵,也有一些市民百姓,成分很复杂。当初,京城戒严时,城墙上设有楼橹,以及大礮、弓弩、铠仗之类的军事器械,皆是元丰旧制,器械有余,而兵力不足。后来,李纲发动群众抗敌,下令百姓与军士同上城墙,相杂守御。后来又安排内侍官登城,分区域负责统领。官兵百姓与内侍官之间,不断产生矛盾与摩擦。而内侍官往往态度蛮横,作风粗暴,动辄训斥乃至鞭笞军兵与百姓。所以,军兵和百姓对内侍官很反感,有人甚至恨之入骨。现在,到处都在杀内侍官,也很有可能有人趁机,将某些有仇的内侍官推下城去。
    关于逮捕梁方平,也存有疑点。梁方平弃黄河而逃,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理应按军法治罪。但指控他是金人内奸,恐怕并无事实根据。
    百姓们痛恨内侍,并不是偶然现象,是有深广的社会背景的。据《靖康录》说,从宣和以来,许多内侍都有自己的宅第,如果宅第旧了或者觉得小了,需要翻盖或拓宽,则往往以合法的名义占用左邻右舍。名义上给以补偿或土地置换,其实就是强拆。有的人家,有累世聚族以居的屋舍也被掠夺。被夺去之后,则无所托身,“惟与妻子日夜号哭告天而已”。现在爆发的劫杀内侍官现象,从实质上看,不过就是百姓积怨已久的怒气乘乱宣泄而已。
    第二天,劫掠之事还时有发生,浮浪之徒的暴行仍很猖獗。李纲下令,凡是从内侍家取走的武器装备,要一律交到守御使司进行登记。首提倡议者,以及积极参与者,也要来登记,准备进行奖赏。很快便有二十多人前来报名领赏。后经审问,这二十多人所说情况完全属实。李纲随即下令,全部逮捕,全都斩首示众。其余参与者,暂不追究,全部赶走。此举引起全社会极大的震动。从此,民情安顿收敛,那些不法之徒再也不敢带头闹事了。
    对于处理社会治安问题,李纲很有手腕,从不手软。当初,金人刚抵达城外时,李纲宣布全城戒严,昼夜巡城,以防发生内乱。后来逮到一个偷盗袄领的,一个强取妇女布绢的,还有一个诬告平民为奸细并将人砍伤的。李纲下令:全部斩首示众。全京城为之震骇,歹人惧怕,不敢妄动。
    从此,近一个多月以来,白天从未发生过偷盗事件。城内虽多处用火,也从未发生过一次火灾。
    四十五、撤军
    在处理太学风波的同时,宋钦宗还在处理着斡离不提出的更换人质一事。斡离不提出,放回康王,用皇叔越王和驸马曹都尉替换;放回张邦昌,以李邦彦、吴敏二人中选一人替换。
    宋钦宗原来的想法是,只要金人撤军,不管什么条件都可商量。但是,派皇叔越王去做人质,此事不能商量。越王名叫赵偲,是宋神宗第十四子即宋徽宗的弟弟。在宋钦宗看来,当侄子的派叔叔出去做人质,这是大逆不道,无论如何也不可。宋钦宗素以孝道而闻名,如果这样做,自己岂不是名誉全损,以后还凭什么治理天下?
    宋钦宗决定派五弟肃王赵枢前去,换回康王赵构。对此,斡离不已经同意。另外,李邦彦已经免职,已失去做人质的资格。吴敏是首倡禅位之臣,被宋钦宗视为心腹,也不能去做人质。现在太宰职位空缺,在吴敏建议下,宋钦宗任命张邦昌为太宰,让他继续留在金军做人质。至于妹夫曹晟去做人质,宋钦宗已征求妹妹荣德帝姬的意见,妹妹表示同意。
    二月初六,宋钦宗先派妹夫曹晟到金军去,并让他捎给斡离不 。这封信比较长,可谓感情沉痛,可谓谎话连篇,既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能表现出宋钦宗的心态: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
    承蒙派遣计议使副王汭、耶律宁,同宇文虚中一起入宫,伏承书翰,辞情恳曲,深佩忱诚。此次大军南来,自抵京邑,敦讲旧好,许约盟书,宗社载安,生灵宁息,是皆不赀之恩,怀感何已。使节往还,既同络绎;和好之厚,誓信弥坚。
    没想到,城外军兵辄敢不遵号令,妄举甲兵,夜犯军寨,以卵投石,自取败亡。初闻惊骇,不知所措,惟恐贻怒皇子郎君,来责败盟之咎,疑似难明,烦辞何益?现在,承蒙仁哲深谅此情,自非曲示欢和之意。愧谢之深,言不能究。且两军强弱之形、多寡之势,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敌强,以寡犯众,虽甚愚者皆知不可。何况讲信修睦,将近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岂能以目前小利,失久远之计,而违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之臣、手足之爱,在军中为质,岂不爱惜?
    闻听军兵曾聚集,约日攻城,后来严令一宣,不久即退,既钦佩约束之明,又感荷恩德之厚。
    昨日,城中军民数万赴阙,诋骂宰执,杀戮宦官数人。两日之间,辅臣罢免甚众。太宰李邦彦屡乞致仕,门下侍郎赵野亦休假不出,中书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皆罢政事,枢密李纲出任大名知府。王汭曾看见,现在只有枢密吴敏、新任左丞耿南仲、新任枢密宇文虚中以及李棁四人,在朝处理公务。事已至此,惟有诚实。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谅哀痛之诚,虽罄竭语言,无复可望。倘蒙矜念,许存赵氏社稷,保全亿万生灵,敢祈大恩存留现任政执官,粗立朝廷,稍安众望。
    现任命张邦昌为太宰,且令他前去交割地界,或者再派遣门下侍郎赵野为质,请皇子郎君高裁。现先遣曹都尉前来。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需要奉侍,不能离城,况且侄子派遣叔父,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已决定遣弟肃王赵枢前去,希望依原约只至黄河,并请将康王先行遣回。
    姚平仲逆天误国,应该殛诛,早已下令四处根寻,现得知其已死于战场。此事虽是臣下私自违命邀功,亦有失察,负惭饮涕,无以自明。
    关于金帛骡马之事,已输送金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六百两、绢一十万匹、表四十七万匹。已竭尽府库旧积,已尽力而为,不可再多。其余数目,候撤军之后,道路通畅,从四方取之,按原数输送。已缴纳骡六百头、马五百四十七匹,其余皆尫瘁瘦疲,因平素不养在城中。另外,马尚有千余匹,希望能留下作为皇宫禁卫之用。
    事至今日,何事岂敢不从?承蒙再造,则天地同功;若遭一谴,则社稷立陨。幸今日之矜容,观他时之改悔。或有违誓约,不顾大恩,天实临之,祸败不悔!”
    二月初七,宋钦宗见康王赵构还没回来,于是令肃王赵枢动身去往金军。秘书省著作佐郎沈晦,以给事中身份,携带着誓约文书,以及太原、中山、河间三府的地图,伴随肃王同行。沈晦是宣和六年(1124)状元,他是北宋最后一名状元。宋钦宗又让沈晦给斡离不捎去一封短信,信中说:
    “今令弟肃王前去,可谅诚悫之情。然念康王留军中,今将一月,朝夕忧念,未尝少宁。虽皇子郎君义同一家,必垂顾恤,奈手足之爱,同气之亲,一日不见,实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候肃王到日,便令康王回归,以慰兹寤寐注想之怀。”
    宋钦宗在焦虑不安中又等了一天,到二月初九,康王赵构还没被送回来。宋钦宗有些着急,于是,再派遣宇文虚中与王俅前往金营,专门迎接康王。
    此时,斡离不正在秘密准备着撤军,原来打算撤军时将康王赵构一起带走。现在见宋钦宗多次催促,于是决定送回去。斡离不命耶律忠护送康王赵构,与宇文虚中一道回城,并让耶律忠也捎给宋钦宗一封短信:
    “使者来谕,请送康王,备聆圣心怀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缘以康王久留军中,谨赠金一万铤,聊用压惊,式表微意。”
    京城百姓们听说康王赵构今天从金营回城,于是纷纷走出家门,在路边自动站成长长的队伍,争相迎接与观看。
    康王赵构是正月十四离京,去往金军做人质的,直到二月初九才回城。在这二十多天里,他亲眼见识了金军的凶悍与残暴,亲身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刚开始主动请求去金军时,他对人质的危险性或许并没有多少认识。现在,离开金军回城,心里不禁感慨万千,庆幸自己总算是死里逃生。他不知道金人为什么要放自己回城,为什么要让五哥肃王前去接替自己。他更不知道,肃王赵枢这次一去,可谓一去而永不返也。
    金军驻扎在东京城外已经一个月了。尽管他们没有攻破东京城池,但割地赔款的战争目的已经达到。在得到宋钦宗割让三镇的诏书与地图,以及肃王来军中做人质之后,斡离不决定撤军。虽然宋朝尚有大量金帛还未缴清,但斡离不权衡目前形势,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根据探报,宋朝仍有不少勤王兵马,正继续往京城赶来。而粘罕的西路大军,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赶来城下回师。
    二月初九这天,在送走康王赵构之后,斡离不派邠门使韩光裔进城,专门入宫向宋钦宗致朝辞之礼。斡离不的辞别书如下:
    “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两路都统斡喇布等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昨日受命专征,以太上皇渝盟是问。灵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位,再请修好,遂酌中计议,著定盟约。不料贵朝奸臣误国,妄起衅端,于是本司实怀疑愤。后蒙宸翰,谕以孤危哀痛之诚,复遣同气近姻做质,深谅大信,克保有终。自大军之来,资索颇多。事在不已,固非乐为。窃惟兵火一纵,收之实难,自非皇帝仁明违略,屈己爱民,安能使此祸危翻然为福?今大计已定,而后无以旧事为念,惟其永惇诚义,共保生灵。昨日承所赐书,书内谓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铎镝,李纲止从贬责,其余宰执,近间求退、罢免者甚众。城中军民不遵号令,实恐转生变乱,以贻圣忧。本司为安定贵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诸军退保旧寨,即日班师。
    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泽,以悦众志,特于原定赏军物内,减金一万铤、银一十万铤、表一十万段,以充振乏广施之用。其余金帛头匹,望于今年逐月接续交送。”
    宋钦宗见金人这次真要撤军了,心头大喜,立即特派开封府少尹王时雍等人,携带茶果、龙脑、酒、药等多种礼物,赶赴金营赐宴。
    同日,斡离不还派遣团练使贾霆入城,专门向康王赵构话别。赵构不敢单独与贾霆相见,立即向宋钦宗做了汇报。宋钦宗命人将贾霆领入宫中,让他们在宫中相见。
    贾霆入宫后,对康王赵构说:“康王留军中近一月,皇子郎君曾数次与你一同观看蹴踘杂伎,对你留有深刻印象,故特来告辞。”
    康王赵构笑了笑说:“皇子郎君不仅能统帅千军万马,对于蹴踘杂伎也是行家。”
    宋钦宗对康王赵构说:“贤弟可解下犀带,以为赠别。”
    康王赵构遵命,将腰带解下来交给贾霆,让贾霆拿回去送给皇子郎君。
    四十六、政令不一
    斡离不在正式撤军之前,曾经先派出一个由十七名骑兵组成的团队,疾驰回国报信。当这十七名骑兵途经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遭到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率兵拦截。
    此时,李侃还不知道朝廷已与金人议和。此前他曾接到过皇上的“掩杀之旨”。所谓“掩杀之旨”,是金兵初抵京师时,宋钦宗给河北诸州军下达的诏书,书中说:“种师道、姚平仲远提西兵而来,以助天讨,深恐金人宵遁,特令河北诸州军遇金人尽行掩杀。”
    李侃认为自己身为兵官,岂能遇敌而退缩?于是,率领由禁军与民兵组成的大约两千人的队伍,冲上前去,将这十七名金人骑兵团团包围。
    一个金兵头领掏出金军与宋朝的和议书,说:“不要用兵!今城下已讲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国中干事。”
    李侃不相信议和,不肯下令撤围。
    面对两千多宋军的围攻,这十七名金兵竟毫不畏惧,他们迅速散开,分为三组,摆出战斗队形:“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些金兵战斗经验很丰富,而且早有作战思想准备。
    前边七名骑兵驰马前进,向宋军迎头发起冲锋。宋军没料到这些金人竟敢迎面而上,于是后退。这时,左右两翼的金兵突然乘势掩杀而来。他们一边驰马飞跑,一边不停地朝宋军弯弓射击。
    宋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并未经过严格训练,又主要是由步兵构成,根本抵挡不住飕飕而来的骏马的冲撞,和纷飞的箭雨,队伍顿时大乱,四处抱头鼠窜。
    一般而言,在平原上进行野战,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步兵如果没有防护工事,单纯依靠血肉之躯,的确是很难阻挡骑兵铁蹄的。但是,用两千名步兵阻挡十七名骑兵,这恐怕不需要什么防护工事吧?
    现在,斡离不很清楚,有些将领担心退兵时遭到宋军追杀,担心途中遭到宋军伏击。因为金军毕竟是孤军深入,孤立无援,千里奔袭,孤军奋战。为稳定军心,凝聚力量,撤军前夕,斡离不曾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退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制定详尽的应对方案。
    斡离不胸有成竹地说:“大家担心退军途中会遭遇危险,是不是?我认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我们行动迅速,加强戒备,我们来去都是自由的。他们南朝人即使想沿途阻击,我估计商量也得商量一个来月,才可能有定议。而这时候,我们早已安全回到燕京了。”
    斡离不似乎对宋朝高层决策流程很了解,他要求全军快速行动,抢在宋朝军事部署完成之前脱离险境。同时,为防备宋军追击,斡离不还下令:“行军队形进行调整:将战果玉帛子女等置于中军,用战斗力一般的队伍护卫,负责防御的队伍安排在左右两翼,负责进攻的精锐骑兵殿后。”
    二月十一日,金军正式拔寨退兵。肃王赵枢、太宰张邦昌等与他们同行。金军骑兵主力走在最后,他们按辔徐行,毫无惧色。
    此时,宋钦宗正与大臣们在延和殿里开会,商议下一步的政策。吴敏首先提议,恢复李邦彦的太宰职务。理由是,张邦昌虽然担任太宰,但他仍留在金营做人质,无法处理政事。吴敏说:“太宰与少宰,现在这两个宰相之职皆虚位,对于处理政务很不适当。”
    李邦彦是宋徽宗曾经宠信的大臣之一。目前,凡是宋徽宗曾经宠信的大臣,如所谓“六贼”,不是被贬,就是被杀,仍然在朝为官并身居高位的,只有李邦彦一人。李邦彦现在在民间的名声,已经很臭。这些情况,吴敏应该都是清楚的。可是,吴敏为什么偏要在这时提议恢复其太宰职务呢?其用意很明显,另有所图。吴敏心里以为,皇上不可能恢复李邦彦的职务,因为陈东伏阙上书才过去没几天,宋钦宗不可能这么快就忘了。其实,是吴敏想当太宰或少宰,但他不便明讲,试图通过曲线来达到目的。
    宋朝的大臣,外斗是外行,内斗却是内行。
    吴敏为什么不举荐李纲担任太宰或少宰呢?吴敏曾经很欣赏李纲的才能,曾极力向宋徽宗举荐过李纲。那么现在,为什么又建言重新起用李邦彦呢?他明知李邦彦与李纲水火不容。如此看来,吴敏已与李纲在政见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如果说吴敏的提议,让人有些不解,那么宋钦宗的回答,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宋钦宗说:“同意吴敏的提议,即日起恢复李邦彦的太宰职务。”
    议和派大臣李梲很高兴,马上向宋钦宗建议道:“金人既然已撤军,说明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京城应马上解除戒严,恢复常态。”
    对此,宋钦宗没有表态,因为李纲今天没参加会议。宋钦宗觉得,关于京城是否解除戒严,应该听听李纲的看法。
    种师道建议说:“金人撤退,防备必松懈。请皇上下诏,令诸军在黄河岸边集结,候其半渡之时,可以全力击之,三战可使无噍类。若纵之去,他日复来,祸不可测。”
    宋钦宗摇摇头,不同意派军攻击。宋钦宗说:“金人刚撤军,我若出兵追击,倘若他们卷土重来,再围困京师,怎么办?那岂不是又惹出祸端了吗?种卿的建议,朕不能采纳。”
    种师道长叹了一口气,说:“黄河岸边击杀,是天赐良机。若丧失这一重挫金军的大好机会,将后患无穷。”话还没说完,种师道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身子差点歪倒。
    种师道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现在由于心火上攻,情绪激动,所以突然病情加重,不得不提前离开会场。
    斡离不的东路金军终于撤退了,这意味着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了。从表面上看,这次城下之盟,同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澶渊之盟,是宋、辽两国的一次对等性谈判。双方约定,宋朝每年向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而辽朝则向宋朝归还瀛、莫等州,双方均有所得失。而这次城下之盟,却是一次惩罚性谈判,或者说这根本就算不上谈判,而是必须接受的惩罚,因为所约定的内容除了割地就是赔款。
    接受这样一个城下之盟,对于任何政权来说都是一种屈辱。宋钦宗对此不会不明白,他心里也一定是悲苦焦酸。但不管怎么说,金人毕竟撤军了,宗庙社稷毕竟保住了,这仍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二月十二日,宋钦宗颁布诏书,大赦天下,诏曰:
    “朕嗣承圣谟,获绍大统,适边廷之懈弛,致郊畿之绎骚,荷天之灵,俾敌悔祸,既遣使而讲好,遂以盟而退师。载惟千里幅员,罹屠掠之苦;四方遐远,多调发之勤。兵屯撄守扞之劳,编户伤括输之急。朕每念此,恻然痛心,不能保绥,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旷荡之恩,沛汪濊之泽,嘉与海内,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戏!三事大夫、群后、庶尹,国势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救治之方;黎元愁叹而无聊,宜思所以抚绥之术。保疆固圉,节用广储,庶几协心,共图康乂。”
    为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与态度,宋钦宗又亲自手书了一道诏书,书曰:
    “朕以眇躬,托士民之上,夙夜只惧,靡敢遑宁。比者金人犯顺,都城闭关逾月,军民展力,捍御实劳,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辄乘时造端,相扇为变,内作不靖,震惊朕师,诋骂大臣,殴击内侍,白昼剽掠,乃敢公肆凶残。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艰难,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之。播告汝等,朕自今伊始,并遵用祖宗旧制,选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崇餙恩幸,不听任奸人,不轻爵禄,不滥赐与,不夺尔居以营私燕之地,不竭尔力以广无用之费,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浸罢,务与尔等休息。其有奸人不悛,敢复犯法,紊我纪纲,当重寘刑戮,必罚无赦。咨尔有众,明听朕言。”
    二月十三日,李纲入宫,向宋钦宗提议立即派遣大兵北上,护送金人回师。李纲说:
    “澶渊之役时,也与辽人签订城下盟约。待其撤退时,朝廷曾遣重兵护送,目的是防止其退军途中无所忌惮,肆行掳掠。现在,金人撤军已三日矣,刚开始听说他们将乘船栰渡河,而今探闻,他们是从桥上过河,一日而毕。臣建议派遣大军,用澶渊旧例,护送金军北上出境。”
    宋钦宗想了想,觉得此事重大,于是,又召集宰执大臣来延和殿开会商议。
    李邦彦、吴敏等表示反对。李邦彦说:“此时出兵护送,还是为时太早,万一两军在途中发生交战,怎么办?结果肯定是金兵卷土重来,再次对京师构成威胁。”
    李纲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且态度十分坚决。
    不知是惧怕李纲,还是认同李纲所言,宋钦宗最终还是批准了李纲的提议。
    当日,宋钦宗下令,命姚古、种师中、折彦质、马忠、范琼等将领,领兵北上,护送金兵回师。
    当时,姚古、种师中、折彦质所部都还没到达京城。姚古、折彦质正行走在河东路南部一带,种师中正行走在河北路滑州一带,只有马忠、范琼等军驻扎在城外。
    城外的宋军将士们接到军令后,都积极准备,踊跃而行。李纲派人将马忠和范琼找来,悄悄对他们说:
    “途中可便利行事,发现有可击之机,即出兵击之。金人满载而归,辎重物资甚多,抢掠的妇人更是不可胜计,意气甚骄。如果趁其不备发动攻击,决有可胜之理。”
    马忠和范琼都点头答应。
    对于李邦彦复出又担任宰相一事,京城市民议论纷纷,都很震惊,很不解。朝中大臣则都沉默着,没人提出异议。二月十四日,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打破沉默,毅然上奏,弹劾李邦彦,以及中书侍郎王孝迪和尚书左丞蔡懋,指责他们弄权误国,请求皇上免去他们的职务。
    陈公辅是政和三年(1113)上舍及第第一名,即相当于状元。其性格耿直,崇尚气节,敢于直言。他在奏疏中说:
    “李邦彦等人,辅佐太上皇多年,皆阿谀顺旨,持禄养交,未尝建明一事裨补圣明,以致发生今日之患。盖平居无事,尚不足恃,岂可使之当今日之变乎?陛下今日复用之士,论民心莫不叹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之事,他日亦必误陛下!”
    李邦彦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担任宰相,多次向宋钦宗乞请致仕,但他为自己辩解说:
    “太上皇退位,将江山社稷交付陛下,自己被委以重任,曾发誓要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可是,自己的所有努力与心血,却一再遭到误解。其实,臣之所急,不过是存宗社、安君上、惜生灵而已,哪里敢为自己谋利?可现在,众听未孚,铄金可畏。如果自己再不引避,何以使天下百姓信服?”
    宋钦宗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接受了陈公辅的谏言,免去李邦彦、王孝迪和蔡懋的职务。李邦彦外任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王孝迪担任醴泉观使,蔡懋去往大名府担任府尹。
    这时,李邦彦向宋钦宗提出一个请求:“宣和五年(1123),臣父去世时,臣只守孝两个月便被太上皇召回。根据丁忧守孝制度,臣应该守孝三年。臣请求补足守孝时间。”
    宋钦宗同意,命他前去提举亳州明道宫。
    李邦彦虽然是个“浪子宰相”,但宋钦宗对他还是怀有一定好感的。因为宋钦宗在当太子期间,以及禅位之初,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现在迫于舆论压力,宋钦宗不得不让他下台。
    随后,宋钦宗对朝廷核心成员又进行改组,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郞(只是挂名而已)、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唐恪同知枢密院、耿南仲为尚书左丞、李梲为尚书右丞。
    受命北上护送金军出境的宋军队伍,合计有十余万人。他们从各自驻地出发,数道并进,一路北去,追赶金军。
    由于各部独立行动,进军步伐并不协调,也不一致。马忠和范琼行动比较快,很快便追过黄河。他们继续蹑迹北上,距离金军已不太远。而姚古、种师中、折彦质因驻军于外地,接到命令较晚,行军也很迟缓。
    姚古、种师中、折彦质之所以行军迟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来自朝廷的命令感到很困惑,不知如何执行。来自枢密院的命令是:令他们尾随金军,追击破贼。而来自三省的命令则是:令他们出发北上,护送金军出境。朝廷政令不一,让他们这些领兵在外的将领们深以为虑,深以为忧。
    这天,吴敏和耿南仲获得可靠消息说,北上的官军,有可能要向金人开战。吴敏和耿南仲赶紧报告宋钦宗:“如果一旦开战,金人必卷土重来,后患无穷。”
    宋钦宗大惊,立即下旨说:“火速派人前去,严禁开战。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吴敏与耿南仲于是立即派人,去河北、河东地区传达皇上的命令:“严禁各军出兵攻击金人。”同时,他们还派人给各军送去一面军旗,要求竖立在中军大帐前,旗上写着一行鲜明的大字:“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四十七、无所适从
    东路金军从东京城外撤离后,宋钦宗的心情有些放松起来了,脸色看上去也有些和悦了。可是,他一想到粘罕率领的西路金军此时仍在河东地区,特别是在太原城下与宋军交战,他的心情又郁闷起来。遥望西北天空,他觉得仿佛有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自己的心口上。
    这天,宋钦宗召集宰执大臣们在福宁殿开会,商议解决金人西路军问题。商量了半天,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派遣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和工部侍郎滕茂实,去往河东地区,代表朝廷去向粘罕说明,两国已结城下之盟,请他立即停止进军。
    路允迪同时还肩负着另一个特殊使命,即去往太原府,向守臣张孝纯与王禀传达宋钦宗诏令,大意是:朝廷已决定将太原府割让给大金,令你们立即停止抵抗,完成交割事宜,以巩固两朝之好。
    此时,太原城仍在张孝纯与王禀的掌控之中。太原城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被西路金军包围,切断内外联络,至今已接近两个月,仍顽强坚守,岿然不动。
    西路金军原来的计划是,攻占太原后,迅速南下夺取洛阳,控制这一中原战略要地。一方面阻击宋朝精锐西军对东京的增援,另一方面防止赵宋皇帝从洛阳奔逃去四川。同时出兵东进,与东路军在东京城下会师。
    由于太原城久攻不下,严重拖延了西路军的进军步伐。粘罕的指挥特点与斡离不有所不同,他喜欢遇城必可,而斡离不则善于出其不意,长驱直入,长途奔袭,遇到坚城选择绕过。而粘罕不可能放弃太原城,在他看来,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城池。二月初,粘罕任命银术可担任攻城主帅,留下一部分人马继续围攻太原,自己则率主力按计划南下,奔向洛阳。此时,粘罕已进军至河东南部的高平(今山西高平)一带。然而,宋朝朝廷对这些情况均一无所知。
    路允迪和滕茂实离开东京的第三天,即二月十五日,朝廷才接到河东路泽州(今山西泽州)奏报:大金国相粘罕领兵侵入南北关,已攻破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占领高平县(今山西高平)。南北关即今天所说的太行山大峡谷,地处晋豫两省交界,位于山西长治东南部,南太行的东麓。据说,粘罕领兵通过南北关时,曾仰天长叹说:“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矣!”
    宋钦宗闻讯,大为震惧,他担心西路金军渡过黄河而南下,再来围攻东京城,于是急忙召集宰执们开会,商讨对策。宰执们也很惊慌,不知所措。耿南仲不断埋怨李纲,指责李纲说:“李纲不该将城下之兵全都派遣出去,不该北上追赶东路金军,结果搞得现在城内又无兵可守,让朝廷再次陷入被动局面。”
    李纲不慌不忙地解释分析说:“既然斡离不率军撤退,朝廷自当遵循旧例,派遣大兵护送。当初,也没料到粘罕军队会南下而来。请大家不必惊慌,粘罕领兵前来,说明他还不知道两朝已议和,这并不要紧。如果他知道两朝已议和,自然会退兵,不可能强渡黄河。再说,粘罕南下,必然会沿太行山西侧行军,此地道路崎岖难行,大队兵马很难短时间内通过。而且,我已调遣统制官郝坏领兵三万屯守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
    吴敏和耿南仲见李纲如此自信,也不好与他正面争论。散会后,他们密奏宋钦宗,在宋钦宗支持下,他们暗中派人持金字牌疾速北去,命令马忠和范琼等诸将,火速领兵回返京城。
    当时,马忠和范琼已领兵追到河北邢台与赵县一带,与金军也就是二十里路的距离。金人闻听宋军在背后尾追而来,不知道有多少兵马,有些恐惧。斡离不得知情况后,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马忠和范琼打算与金军干上一仗,正准备组织用兵之时,忽然接到撤兵诏书,让他们感到很可惜,无不扼腕而叹。虽然有些不解,有些不情愿,但军令如山,必须执行。于是,他们停止追赶,按原路撤回。
    李纲听说此事后很是吃惊,他当即入宫,面见宋钦宗,据理力争。李纲质问宋钦宗:“臣听说,陛下已下诏,令马忠和范琼等领兵返回?”
    宋钦宗点点头:“是吴少宰与耿尚书建议的。”
    李纲怒气冲冲地说:“调兵遣将,乃枢密院的职责,陛下既然让我负责此事,可是,我却对此一无所知,这职责我承担不起,请陛下免去臣的枢密院职务。”
    宋钦宗连忙安慰:“李枢密不可辞职,大敌当前,还需李卿统筹指挥,保家卫国。”
    李纲说:“我李纲愿为社稷江山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军队调动,如果陛下任由他人所为,还要我李纲何用?”
    宋钦宗想了想,问:“李枢密的意思是什么?”
    李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请陛下重新下诏令,令马忠和范琼停止退兵,继续北上追赶金人。”
    宋钦宗点头同意,于是“得旨复遣”。
    此时,马忠和范琼已遵照撤军命令,往南回走了一半路程。忽然又接到复遣命令,他们只好又掉头北上,继续追赶。在滹沱河畔,他们又追上了金军。
    然而,将士们已经知道,朝廷决策层对于向金军开战,意见很不一致。命令变来变去,且矛盾重重,这让他们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执行为好。再加上骑马来回奔跑数日,将士们身体疲惫不堪,无法立刻投入战斗。于是,全军上下,“不复有邀击之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金军离去而已。
    按照城下之盟的约定,金军过黄河后,应将肃王赵枢放回。撤军第二天,宋钦宗曾特派王俅,到黄河南岸去迎接肃王。然而,斡离不过河后并没履行约定。肃王与其他人质一起,继续被扣留在军中,随军北上。
    开始退师时,金军纪律还是很严明的。过黄河后,斡离不下令张榜,告诫全军,不得虏掠信德府(今河北邢台)。在金人心目中,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及其以北的土地,是宋朝答应割让给金国的,而信德府不在割地范围之内,一部分金人曾打算回军途中掳掠信德府,被斡离不严令制止。
    撤军途中,金军偶然遇到几名传递公文的宋朝斥堠,从他们身上截获了一份文件。打开一看,乃是河北都转运使张悫发往磁州的公文,令磁州官员将寄存在那里的三十万两银钱封椿,不得支用。这三十万两银钱,是当初郭药师担任同知燕山府时,向朝廷索要的军费。当时,这笔银钱刚运到磁州,燕山便已沦陷,郭药师也已叛变。于是,这笔银钱便寄收于磁州军资库中。
    斡离不得悉公文内容大喜,兵至磁州时,他令郭药师入城,向磁州守臣索要这笔银钱。
    郭药师奉命入城,向磁州知州赵将之声称:“有一笔银钱存放在你处,那是朝廷当初发往燕山的军费钱,你应该交付给我。”
    赵将之假装糊涂:“有这等事?我没见过这笔钱。”
    郭药师早有准备,当即从衣袋中取出文牒,出示给赵将之。
    赵将之见隐藏不住,正在踌躇犹豫不决时,郭药师脸色突然大变,厉声扬言道:“若不得银,则攻城取银!”
    赵将之害怕金人攻城屠城,于是,就将这三十万银钱交给了郭药师。
    金军绕过磁州,继续北上。斡离不本想按照约定,顺路交割中山府(今河北定州)与河间府(今河北河间)。当时,中山与河间都还在宋朝控制之中。中山府知府名叫陈遘,河间府知府是詹度,他们都坚决反对割地,决心与城池共存亡。
    斡离不派人去联系陈遘与詹度,商议交割之事,但遭到陈遘与詹度的严词拒绝。斡离不大怒,下令用武力攻取中山与河间,但多次攻城均告失败。金人大为恼火,于是,肆意掳掠四周各县,其中深、祁、恩、冀等县,深受其害。
    东路金军在中山、河间一带进行扫荡之时,西路金军则继续南下,已占据太行,俯瞰河津。
    面对新形势,二月十六日,经过宰执会议讨论,宋钦宗对军事部署又做出了新的安排:一、种师道增加太尉官衔,继续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驻军滑州,防卫黄河;二、姚古增加检校少师官衔,继续担任河东路制置使,统兵救援太原;三、种师中继续担任河北路制置副使,统兵以增援中山、河间诸府。
    同时,宋钦宗还令仓部郎中黄锷随军北上,负责安排钱粮等后勤保障。
    这天,黄锷与河北都转运使张悫一同来到磁州,向知州赵将之索要寄藏在这里的三十万两银钱。赵将之回答说:“前几天,郭药师自京城撤军,驻军在城外,他手握都转运使文牒,已取之矣。”
    张悫一听大怒,当即就要处斩赵将之。在黄锷劝说下,赵将之这才免于一死。
    四十八、张确殉国
    斡离不率东路金军在河北迅速北撤的时候,粘罕则率西路金军在河东继续南下。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九日,西路金军兵临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将隆德府城四面包围。
    隆德府知府名叫张确,字子固,陕西长武县人,元佑年间擢进士第。张确有个哥哥名叫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其兄弟二人,皆是长武人的自豪与骄傲。
    张确早就预感到河东形势很严峻,而河东地位又很重要,曾多次给宋钦宗上表说:
    “河东乃天下根本所在,安危所系。河东若失守,不仅陕西不可守,汴京恐怕亦不可为都矣。敌军得到叛卒支持后,势必南下。潞城百年不曾修筑,将兵又皆戍边。臣生长西州,颇谙武事,若得秦兵十万人,犹足以抗敌。不然,唯有一死报陛下耳。”
    潞城,即隆德府。张确的这些奏表,皆被宰执大臣们截留或扣压,并没及时呈报给宋钦宗。
    这天早晨,粘罕率领众将来到隆德府城下,在薄雾中骑马绕城走了一圈,见城防虽不完备,但要攻下来,恐怕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于是,他打算和平占领该城,希望知府张确献城投降。他派遣燕人姚璠入城谈判,向张确劝降。
    姚璠入城见到张确后,开门见山:“自古以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张知府肯定深知此理。囯相爱惜人才,张知府若能献城以表诚意,肯定会得到重用。”
    张确断然拒绝投降:“生是宋臣,死是宋鬼。头可断,血可流,腰不可折。事已至此,本知府决心与隆德府共存亡。你回去告诉粘罕,我张确并非你们燕人,皆贪生怕死之辈。”
    姚璠羞愧而去。
    司录张彦遹向张确献计说:“敌人攻城时,知府可自东城溃围,趁机而出。我等在西城吸引敌军,以掩护知府突围。”
    张确怒叱道:“确乃守土之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
    姚璠劝降不成,还被羞辱了一顿。粘罕听了汇报后大怒,当即下令攻城,要求当日破城而入,活捉张确。
    张确组织全城力量坚守城池,一次又一次击退金军。但隆德府毕竟兵少将寡,在顽强坚守了两天后,终被攻破。张确在肉搏战中壮烈殉国,一同捐躯的还有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遹等官员。
    张确等人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后来报到朝廷,宋钦宗闻之而悲悼。他下诏优赠张确述古殿直学士,并亲自召见其子张乂,抚慰道:
    “卿父乃今日之巡、远也,得其死所矣,复何恨。假如为将为守者,皆如卿父,朕何有今日邪?!”
    说完,宋钦宗收敛笑容,哀声叹息了好久。
    张巡与许远,在唐朝安史之乱时,以守卫睢阳而天下闻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他们死守睢阳,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保障了唐朝东南江淮地区的安全。最终城陷,他们被俘殉国。
    宋朝对张确精忠保国的事迹很重视,专门为其立传,并归入忠义一列。后人也没忘记这位爱国志士,清光绪元年(1875),长武县代理县令李大成,深为张确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作了一首“吊长武双忠”长诗,诗曰:
    “拐子马军海上起,幽燕以南无坚垒。鼙鼓声动牟驼岗,金缯不辞城下耻。三镇尚割下诏书,区区隆德何为尔。慷慨凭城知府张,不惜裂眦并碎齿。腰不可屈头可断,性命存亡随百雉。惜哉!平时不识颜真卿,死后巡远徒追美。天下根本重河东,修城济师常请旨。若许秦兵十万增,汴都屏藩犹可恃。谁知流涕空上书,门开不容言路启。铁骑长驱威胜降,列城谁敢遗一矢。南北关险不知扼,敌笑南朝无人矣!公产西州武事谙,桓桓真堪修臂使。可怜空城无备空,英雄报国唯一死。”
    粘罕攻下隆德府后,留下燕人姚璠担任知府,负责管理地方事务,自己则率军继续南下。
    二月二十二日,粘罕打算进攻泽州(今山西泽州)地界,但闻听宋军在泽州一带有所防备,也不敢贸然逼近泽州城。
    粘罕认为,越往前进军,应该越小心谨慎。他不断派出游骑,四处侦察情况。二月二十四日,一些金兵游骑绕过泽州城,直至孔寨河畔。
    此时,姚古率领的宋朝西军主力,皆部署在晋城、绛州一带,该地区已全面戒严,宋军已严阵以待,两军之间,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此时,种师中率领所部已遵命北上,渡过黄河后,种师中得知粘罕西路金军已到达泽州一带,于是给宋钦宗上书建议说:
    “闻听粘罕在泽州,臣欲从邢州、相州之间捷道出兵,从上党向其背后发起进攻。这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能取胜。”
    这个建议,被吴敏、耿南仲等宰执大臣否决。他们不希望与金军交战,他们希望遵守和议,他们命令种师中按原计划执行,继续北上,前往河北中山河间一带驻防。种师中只好遵命继续北上。
    斡离不闻听宋军西军主力尾随追来,又见中山与河间两府皆固守,短时难以攻下,遂下令快速撤军至燕京一带。
    这时候,宋朝使臣路允迪等人,也正好走到了泽州地界,与粘罕相逢。这天中午,路允迪拜见粘罕,向粘罕通报了城下之盟的情况,告诉他:“我朝已与太子郎君讲和,同意赔钱,并割让太原、中山与河间三镇,希望囯相遵约撤军。”
    其实,对于城下之盟一事,粘罕早已接到斡离不的通报,详情早已知道。但他认为,在没有接到宋朝使臣的正式通报以前,自己可以继续进军。而现在,继续进军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继续南下进军,显然理亏。经过与兀室等人一番商讨,粘罕决定撤军,还师太原,路允迪等宋朝使臣随金军同行。
    四十九、又起内斗
    东京城外的金军虽然撤走了,但城内民心仍不太稳定,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担心金军还会卷土重来。因此,城内繁华之处的大部分商铺,都没开张营业,市场与人气都十分冷清。为安抚民心,让社会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这天,京城四壁守御使司遵照朝廷命令,发布了一项特别公告:
    “契勘金人已过黄河,中外民心已渐安贴。访闻在京金银物帛质库铺户,尚怀疑惑,未肯依旧开铺,妨阻商旅交易。自出榜之日起,各令复业开铺。”
    目前,朝廷实权掌握在少宰吴敏手里。吴敏曾经是主战派,曾与李纲政见一致,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转而赞成支持李邦彦为首的主和派。他对李邦彦免去太宰一职,且狼狈不堪地离开朝廷,很是同情,甚至有些打抱不平。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替李邦彦说几句公道话。
    二月十六日,吴敏给宋钦宗呈上一份劄子,要为李邦彦洗雪罪状。他在劄子中说:“二月初五日,太学生上书,聚众很多,以至于槌破登闻鼓。当时,军民并无忠义之心,幸亏没发生祸乱之变。李邦彦曾劝谏上皇罢去不急之费,又曾援立圣明朝廷,派遣李邺等出使大金,也终赖其力。但邦彦为人畏慎太过,缓于事机。愿陛下明诏,以解众惑,使邦彦之为人稍白于天下,然后复起邦彦,还其相位。”
    宋钦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命令内侍将吴敏这份劄子张榜,向社会公布。公布不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论者纷纷指出:吴敏与李邦彦其实是一党,也应该立即下台。
    首先向李邦彦与吴敏开炮的是太学生沈长卿。沈长卿参加过二月五日的学潮,有亲身体会,也有说服力。他在奏书中首先回顾了一下当时伏阙上书的情景,强烈批驳吴敏所说的“当时军民并无忠义之心”的谬论:
    “吴敏为李邦彦辩奸、慝暴、白功,大书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闻邦彦自布衣时不敦士检,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挟倡优于酒肆,逞颜色于庭闱,其淫言媟语,往往流传人间,有不可闻者。其后一时遭遇,旋致显位。而阿谀顺旨,偷合苟容,坐视奸邪之臣开边致衅,曾无一言规救人主,此乃持禄养交、冒利忘耻之徒耳。而吴敏竟然以功状揭之于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
    且宰相乃天下之属望,任相不贤,则天下之人得以议者。唐朝杨绾任相时,崔宽为之毁第观,黎干为之减驺从,郭子仪为之彻声乐。当时公卿大臣,犹畏惮之如此。今李邦彦身为宰相,而百姓遮道嫚骂,甚于奴隶,疾走省闼,掩关自遁,其为辱亦甚矣。臣闻司马光为相,天下儿童走隶,亦皆称颂。若李邦彦果为贤相也,则天下之人当自知之,当自服之,何必因吴敏言而后明哉!
    假使如吴敏之言,以为李邦彦畏慎太过,缓于事机,则李邦彦亦不过苏味道、卢怀慎之徒耳。以其辅庸主且犹不可,何况辅佐陛下成中兴之治乎?
    臣闻吴敏乃蔡京父子上客与密交,奔走蔡京门下浸有年矣。而李邦彦与吴敏,如左右手也。今日,吴敏之所以要为李邦彦强辩,正欲植党自固。因为李邦彦去职,使吴敏感到在朝廷有些孤立。探究吴敏之心,本非为朝廷论宰相,实为自身所谋耳。向使陛下不能独断,而信吴敏之言,复用李邦彦,则奸臣侵渍,事必有大于此者,诚可为寒心也。…..”
    沈长卿不仅将吴敏与李邦彦划为一党,而且还将吴敏与蔡京父子扯在一起。这样一来,吴敏的政治前途可就很危险了。
    几天后,太学正吴若,也上疏评论吴敏和李邦彦:
    “吴敏文饰奸言,庇邪党罪,以惑陛下,臣实骇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吴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顾身为陛下别白。
    ……自古人主急于论相,而于今尤为急;宰相难于称位,而于今尤为难。臣窃闻,陛下之所以让张邦昌为相,是因为其曾面折童贯。夫童贯奴材,罪盈恶著,面折其短,谁不能为之?而陛下以此让张邦昌为相,则论相之术殆疏矣。夫张邦昌器识局促,畏避保身,决不能为陛下整顿颓纲,众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论。
    今陛下又以吴敏为相。吴敏才气必不在张邦昌之下,然而,士论指为蔡攸死党。前日建请上皇逊位,乃蔡攸钩探先旨,安排吴敏为之,希望吴敏为相后,庇其宗祸。臣开始闻听,未以为信,及今日见吴敏救李邦彦劄子,则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吴敏称李邦彦辅佐上皇,自前岁以来,罢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东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彦,乃是为救蔡攸而作铺垫也。
    吴敏又言遣李邺出使金人军中,终赖其力。呜呼!大概吴敏以为四海之内不复有知识之士,敢为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彦登禁从、入政府几年矣,考其进身,皆不以正见。政出多门,纪纲败坏,天怨人怒,盗贼繁兴。当竭尽四海之力,起燕云之师时,李邦彦身在政府,不能力谏,坐见土崩之势已成。
    李邦彦等软懦,只知割地取赂金人,不敢御敌。初二日之战,李邦彦竟闻败而喜,故兵民叩阍以泄其愤。此乃陛下圣德感民,民愿效死以除国贼,以昭祖宗之休。而吴敏竟劝陛下,恢复李邦彦之职。实乃吴敏欲为宰相,而杜绝言路之兆也。……”
    吴若不仅给宋钦宗上书,还给御史中丞许翰写信说,吴敏是蔡攸的死党。当初,吴敏建请上皇逊位,是因为蔡氏父子探得上皇有禅位旨意,让吴敏“投隙为之”。其目的是,让吴敏在朝廷谋得要职,以“庇其宗祸”。吴敏极力为李邦彦辩白,反映出其良苦用心,即曲救李邦彦,乃实救蔡攸也。
    吴若与张邦昌有点亲戚关系,是张邦昌的姨家表妹夫。在宋徽宗时代,他曾经多次建议张邦昌向皇上劝谏花石一事,张邦昌不听,于是他希望张邦昌之妻劝一劝。张妻骇然说道:“吴郎风邪?何忽如此?”
    吴若的确有些疯狂。他把呈送给宋钦宗的奏疏,以及写给许翰的信,全都向社会公开,人人传观,在京城各界引起了广泛议论。
    宋钦宗闻听后很生气。当时,宋钦宗还想利用李邦彦与吴敏,所以令开封府派人斥责吴若,并限他即日出城,不准留在京城。吴若也很知趣,并不抗辩,欣然而去。京城人听说后无不叹息,认为是京城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随着时光推移,东京城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州桥夜市也已开张,人流又开始熙攘起来了。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市井草民,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宋面临的外部危机已经过去了,金人不会再兵临城下了。于是,灯红酒绿的繁华气息,腐化堕落的病态追求,又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四处滋生与弥漫。同时,社会上也产生了要求朝廷坚守三镇,与金军进行决战的呼声。
    二月二十六日,御史中丞许翰上疏宋钦宗,支持与金人决战。他在奏疏中认为,与金人决战有五利:
    “金人退师以来,朝廷缙绅上恬下嬉,幸于无事,恃以为安。而臣独窃终夜不寐,方以为忧。夫以夷狄之性,贪婪无厌,而我既示之以弱,开之以利,不过一二岁,势必复来。自所割三镇,疾驰三日,则突骑犯都,飞尘入宫阙矣。当此之时,金帛不可复得,土地不可复割,边鄙之师不可复召,知能之士不可复图,万世之变可胜言哉!
    今闻姚古引兵已驻扎国郊,窃谓陛下可以阃外之事制于将帅。臣曾熟计,我战而胜,则蒙福无穷;战而不胜,则北隔井陉,西断太行,内守黄河,国固无患。第以残弊将归之兵力,不能复取三镇。故我胜亦利,不胜亦利,此可决战一也。
    敌欲望已实现,将骄而卒懈。而天气渐渐暄热,人马皆喘汗,此对敌不利因素。而我锐气方盛,以兴盛之势,击其惰归,此可决战二也。
    我众彼寡,以十当一。反顾者诛,旋踵者斩。如果威令既必,则败弱者奋起。况于阙陕百战之士,外诱以金缯,而内激于愤耻,破贼必矣,此可以决战三也。
    种师道持重名将,今虽老疾,智略足恃。议者见其木纳,若无策画,此盖不以口击贼者。昔赵括论兵,其父赵奢不能难也,而奢谓括将必败。赵师宋文帝在江左,闻王元谟论兵飘飘,有伊洛间意,及使用为将,望风而奔溃。闻种师道自少沈毅,盖其天姿介胄之士,瞋目语难,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济以姚古,必能相与立功,此可决战四也。
    陛下仁圣,诚动万姓,义感三军。人人思为国死,以涤中原之耻,而发七庙之愤。夫天时易失,而人心难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势,后必悔之,此可决战五也。”
    许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今河南睢县)人,是元佑三年(1088年)进士,历事三朝,刚阿正直。紧接着许翰又上一疏,请求宋钦宗对于是战还是和,早作决断:
    “王师既行,庙算未定,此疑事也。自古至今,未有疑事成功者。因为朝廷之意疑惑,则将帅之心不一;将帅之心不一,则士卒之气不锐。断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
    当时,主战大臣与主和大臣仍然争论不休,政令仍然一团混乱。宋钦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会儿觉得主战派有理,一会儿又觉得主和派说得对,摇来摆去,莫衷一是。
    许翰是主战派,他认为,不能因为小有挫折就丧失斗志,他希望宋钦宗能向汉高帝刘邦和蜀先主刘备学习。他们“用兵败北无数,然其志气挫而愈励,抑而更扬者,大计已定于中,此其所以为英雄者也。”
    许翰分析道:“方今若失三镇二十州之地,则天下之势,已断送两河之地。无河东,则陕地不可守;无河北,则汴京不可为首都。若汴京不可做首都,那么必然要谋渡江南。昔日永嘉渡江,是为东晋。中原于是变成邱墟,全部陷落于胡貊。陛下之所以对决战胜利有所疑虑,大概是因姚平仲劫营失败造成的。姚平仲之所以失利,是因劫寨之法不当。劫寨用兵应当少而精,目的是扰乱之,使之自相蹂籍,而后可乘机杀入。此前失败之原因,在于不用老将而用骁将,不恃谋将而恃词说,非兵不可用也。昔日石晋开运之变,契丹人开始侵入时,敌败而不穷追,留下后患。结果近冬复来,攻陷都城。国朝景德年间,契丹人入寇,澶渊之役亦是不穷追,而与契丹和亲。夫开运、景德,驱敌之策相同,而成败之功效相异,何也?开运之时,中国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虏敌复来。景德之间,中国正强,受之以和,故虏敌遂定。今日议者,不分辨开运纵敌之患,而欲为景德之宽大,则可谓不知时矣。”
    许翰请求宋钦宗将这份奏疏发给各大臣传阅,并让有关部门进行讨论。
    宋钦宗阅后批示:“此事甚大,令三省、枢密院议取长策,以付诸将。”
    许翰对种师道很看重,将他比作秦朝的王翦,汉朝的赵充国。金人刚撤军渡过黄河时,为避免与金人交战,种师道一度被免去军职,担任中太一宫使。当时,许翰就认为此举不妥,曾对宋钦宗说:“不应当解除种师道的兵权。”
    宋钦宗回答说:“种师道老矣,难用。卿可去见见他,就知道了。”
    不久,许翰与种师道在殿门外相见。许翰说:“国家遇到一些军事问题,皇上令我来听听种公的意见,请种公不要以我是书生之故不肯发表看法。”
    种师道听后,寂然不语。
    许翰于是重提姚平仲劫营失败之事,想以此来激发种师道。
    种师道这才开口说:“我众彼寡,应当分兵结寨,坚守要地,使其粮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
    听了种师道这席话,许翰很有感慨,于是入宫向宋钦宗建议,恢复种师道职务。许翰说:“师道是名将,沉毅有谋略。秦始皇认为王翦老而不用,信用李信,最终兵败于楚国。汉宣帝任用老将赵充国,最终取得金城之战的成功。从吕望以来,任用老将取得功业的,不止一两个人。种师道虽然年老,但智力未衰,可以任用。让种师道统帅河北之师为上策,让其任职枢密院选将将兵为次策,今无故解除其兵权为失策。”
    后来,宋钦宗接受许翰的建议,加封种师道太尉,恢复其河北河东宣抚使职务,驻军滑州。种师道虽然名义上是太尉、宣抚使,但实际上他手中兵马寥寥无几。
    五十、新任太宰
    就在许翰满怀信心地向宋钦宗提出,与金人决战有“五利”的论断之时,耿南仲和唐恪则向宋钦宗提出了另一个建议:速派使者北去追赶斡离不,告诉他,中山、河间与太原三镇,军民皆不肯割地,朝廷希望输送租赋,以代替割地之约。唐恪说:“若是金人同意这个方案,则祖宗之地可以保有。若是金人不同意,那么再执行原割地方案也不迟。如此,则和议肯定可以达成。”
    对于耿南仲与唐恪提出的这个建议,宋钦宗认为言之有理,当即予以采纳。
    二月二十五日,宋钦宗派遣给事中王云,和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曹阇出城,前往河北追赶斡离不。同时,下诏给河东河北宣抚使种师道,令他不得随意进兵。
    对于许翰提出的决战建议,宋钦宗以事关重大为名,令三省与枢密院讨论商议,从长远考虑研究对策,自己则不置可否。很显然,他对决战不是很感兴趣。他对王云与曹阇北去追赶斡里不一事,则抱有很大的幻想。
    二月二十六日,宋钦宗早朝时,入内内侍省上奏,请求改换宫中金字牌。入内内侍省又称后省,是宋朝掌管皇宫内部生活事务的一个宦官机构。他们说:“自金人入寇以来,不断截拦朝廷递角(即朝廷文书),其中有些递角内藏有御前金字牌。金人很狡猾,他们可能会仿效制造金字牌。为绝后患,建议将原来的朱红金字牌,一律改为黄漆朱红字牌。”
    宋钦宗准奏。
    紧接着,许翰上奏说:“当初,金人侵犯河北时,梁方平与何灌各统精兵守卫黄河。后来,梁方平弃河不守,何灌望风而遁。今何灌已战死于城下,而梁方平仅收押在开封府,未正典刑。为严明军纪,应对其斩首。”
    宋钦宗听后没表态,问李纲:“李卿以为如何?”
    李纲回答说:“梁方平该杀,应以不守黄河之罪处斩。”
    宋钦宗准奏。
    当日,梁方平被押到京城外一座桥下斩首。梁方平是继童贯、谭稹之后,被宋徽宗重用为军事指挥官的宦官。
    李邦彦去职后,太宰一职由张邦昌担任。可张邦昌作为人质随金军北去,一直未归,太宰实际上一直空位。吴敏曾建议让李邦彦复职,结果遭到太学生沈长卿,与太学正吴若的猛烈攻击,此议只好作罢。
    宋钦宗其实也一直在考虑太宰人选问题。此时,他比较看重徐处仁。徐处仁是一名老臣,这年已六十五岁。他是应天谷熟(今河南商丘虞城)人,字择之,宋神宗元丰年间进士。金人入侵时,他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知北京大名府,以刚廉著称。在大名府,他储备粮草积极备战,集合锐兵万余人,打算赴京勤王。金人退兵时,他曾上奏建议:“朝廷可在浚县、滑县一带设伏兵,待金军渡黄河时,击其半济,必可成功。” 由此来看,徐处仁应该属于主战派。
    宋钦宗听说徐处仁办事老成,且有社会威望,前些天已将其召入京城,任命他为中书侍郎,进入朝廷决策圈。
    吴敏揣摩宋钦宗的心意,觉得他有任用徐处仁为宰相的打算,于是抢先建议让徐处仁担任太宰。
    其实,宋钦宗对徐处仁并不太了解,也不知道他政见如何。这天,宋钦宗单独召见徐处仁,让他陈述一下自己的政治见解。徐处仁说:
    “对付戎狄之办法,不一而足。朝廷甘言重币修好,可也,何至于捐三镇以与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岂可与人!况且,保塞乃二祖之陵寝,中山乃陛下之始封。夷狄之人,诈而难测。今日,强迫签订盟约且劫走人质,侵侮莫甚。”
    宋钦宗听后满脸惊惧,急忙表态说:“卿言是也,吾意亦尔。”
    此时,吴敏也在场,他对宋钦宗说:“如果弃民于夷狄,以存宗社,恐怕无可存之理。”
    宋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样想的,三镇不可割让。”
    三月三日,宋钦宗对朝廷决策层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免去张邦昌太宰职务,任命徐处仁为太宰,吴敏任少宰,李纲知枢密院,唐恪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任尚书左丞,翰林学士何栗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梅执礼、陈过庭担任御史中丞。
    免去李梲尚书右丞职务,让其担任资政殿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免去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职务,任命其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
    两天后,出使金营议和的李梲、郑望之与李邺,皆被免职,理由都是“奉使失辞也”。
    从主观上讲,宋钦宗当然想努力将国家治理好;从行为上看,宋钦宗也可谓夙兴夜寐,勤于朝政,兢兢业业,战战兢兢。《靖康录》记载说:“上自即位以来,刍荛之言,封章日不下数十函,乙夜观览,未尝稍厌。有一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行。与大臣议论,尝辍食吐哺,前席咨访。”这些记载,虽然可能有些夸大有些美化,但基本事实应该还是有的。
    现在,金军的威胁暂时没有了,大臣们开始目光向内,检视与评论宣和年间的政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对蔡京、童贯、蔡攸等奸贼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唐恪不以为然,他向宋钦宗建言说:
    “革除弊端,应当循序而进,应当先选择今日之所急者。现在,很多建言者不顾大局,只知道列举以前的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皇之心哉!蔡京、蔡攸、童贯、王黼之徒,既然已经放逐发配,姑且可暂时停止追责。等到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向太上皇说明理由,再下诏令将他们绳之以法,谁敢说不可?”
    宋钦宗对此欣然接受,说:“卿论甚善,为朕起草一份诏书,就按此意思,布告在朝诸位大臣。”
    在太宰徐处仁建议下,从三月七日到九日,连续三天,宋钦宗分别去往景灵东宫、景灵西宫、阳德观、凝祥池、中太乙宫、佑神观、相国寺等地烧香,躬谢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佑,使社稷江山转危为安。同时,宋钦宗还下诏,令京城各个道观建斋醮道场,追荐阵亡将士与被害民众。
    三月十六日,对宋钦宗来说应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分别给河北、河东三位帅臣下诏,即中山府路安抚使詹度、高阳关路安抚使陈遘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张孝纯,要求他们固守三镇,这等于公开否定了与金人签订的城下之盟。诏曰:
    “朕承太上皇付托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纾祸。赖宗庙之灵,守备弗缺,久乃退师。而金人屡盟,弗终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元约。又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放寺,李梲、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并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朕不忍陷此三镇,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宋钦宗与他的大臣们,似乎并没考虑到或者进行预判,一旦金人得知这份诏书,会产生怎样的反应?

    五十一、追责问罪
    此时,朝廷大臣们普遍认为,外患虽然还在,但亡国危险已基本消除,到了应该清理内政、追责问罪的时候了。侍御史孙觌首先上奏,认为应该追究蔡京、童贯、蔡攸这三人的罪责。
    孙觌,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这年四十六岁。据南宋葛立方所著《韵语阳秋》记载,苏轼曾到过常州孙觌家,那时孙觌才五、六岁。苏轼问他:“孺子学习何艺?”孙觌回答说:“学属对。”苏轼说:“那我出一上对:衡门稚子瑶玙器,你对下对。”孙觌应声对答:“翰苑仙人锦绣肠。”苏轼听后很高兴,亲切地抚摸着孙觌的后背说:“真瑶玙器也!异日不凡。”
    关于孙觌与苏轼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民间传说:说苏轼曾在常州买了一个小妾,后因乌台诗案,苏轼被朝廷逮捕,只好把这刚买来不久的小妾,又卖给当地一位姓孙的人家。五、六年后,苏轼又回到常州,友人对他说:“你当年卖给孙家的那个小妾,后来生了一个儿子,根据日子推算,很可能是你的骨肉。”苏轼是位性情中人,听说此事后,立即找到孙家,于是便有了上面这段属对的故事。据说,孙觌这名字,也是苏轼给起的,觌即“卖了又见”。
    而今,“六贼”中的王黼、粱师成、李彦这三人,已被宋钦宗下诏秘密处死,朱勔也已免职放归故里,唯独对于蔡京与童贯,还没做出任何处分。因为这两人不是一般大臣,他们是宋徽宗执政二十六年间最为倚重的两个文武大臣。对于如何处分他们,宋钦宗不得不谨慎从事。
    目前,蔡京、童贯与蔡攸三人都不在京城。童贯与蔡攸依然追随在宋徽宗身旁,八十高龄的蔡京则独自留居在拱州(今河南睢县)。
    孙觌首先将矛头指向蔡京:
    “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蠹国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废弛几尽;托丰亨豫大之说,倡为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馀。立御笔之限,以阴坏封驳之法;置典学之科,以杜塞谏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途,禁锢忠良,悉为朋党,交通盩御,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盗用库金,奸赃狼籍,闺门泥浊,父子诟争。厮役官为横行,媵妾封至大国,欺君罔上,挟数任情。书传所记,老奸巨恶,未有如京。
    陛下赫然大奋乾纲,贬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恶,岂可独贷!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议,招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锦袍铁帻为大将,计议已定,会仔息抵罪伏诛,而大臣固争,请待他日之衅。王黼当国,循习初议,与京子攸决意成之。京之误国,固不容诛,而结造边患,父子相为终始,与黼均为罪首。
    而京喜为奸言,嫁怨饰非,独使上皇负谤于天下,众论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断,敕使追还,早赐窜殛,稍正京父子误国滔天之罪,以慰宗庙社稷之灵,以雪上皇晻昧之谤,少纾四海生民忿懑戚戚不足之气,不胜幸甚!”
    不久,宋钦宗下诏,对蔡京、童贯、蔡攸分别做出了处分:
    蔡京特责授中奉大夫、守秘书监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居住;童贯特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今安徽池州)居住;蔡攸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
    对蔡京、童贯和蔡攸的处分如此轻微,出乎大臣们所料。但宋钦宗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次处分,很明显仅仅具有象征性。宋钦宗要充分考虑太上皇的可接受性,如果一旦处罚过重,招致太上皇反对,那么后边的事情可能就不太好办了。他必须走一步,看一步,逐步加深,逐渐解决这三个人的问题。特别是,童贯手中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宋钦宗更是不得不小心谨慎。
    对蔡攸处分最轻,原因有二:一是蔡攸没上“六贼”名单,社会影响力不是很大,二是宋钦宗觉得其人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宋钦宗当然也知道,太上皇与蔡攸关系最密切,太上皇对其可谓言听计从。宋钦宗打算给蔡攸下旨,让他专一护送太上皇回京。
    五十二、疑虑重重
    此时,最让宋钦宗疑虑重重且心神不安的一件事是,怎样将太上皇弄回京城,并且控制起来。因为宋徽宗跑到镇江后,曾多次以太上皇的名义给地方官发号施令,镇江俨然形成了第二个朝廷。
    谏议大夫唐重,是最早向宋钦宗建议迎接太上皇还京的大臣。金人刚撤军不久,即二月十八日,他便对宋钦宗说:
    “太上临御二十有六年,优游太平,海内无一尘之惊。比者仓皇南幸,践涉山川,冒犯霜露,忧劳甚矣。陛下天资仁孝,发于至诚,拳拳思慕之心,未尝须臾而忘。今日和议已定,王室无虞,是宜以天下养也。欲乞遣使奉表,只迎法驾,涓日备礼,迎还京师,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诚,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
    宋徽宗自正月初三深夜,仓皇从通津门出城逃难,至今已有三个多月了。南渡长江后,他一直停留在镇江。他在镇江设立行宫,“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地。”可是,他手头并没有多少现钱,除了依靠镇江府支持外,他还给江浙各地官府写信,让他们也给予经济支持。然而,他毕竟已经退位,他的要求遭到一些地方官员的抵制。这让宋徽宗很伤心。后来,宋徽宗曾哭着向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宋焕诉说,“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这说明,宋徽宗在镇江的那段日子,过得并不好。
    在此期间,宋徽宗曾以都城被金人围闭为由,向东南各地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止绝东南递角”,即禁止东南地区地方官府向朝廷呈报文书;二是“止东南勤王之师”,即禁止东南一带向朝廷派遣勤王之师;三是“以纲运于所在卸纳”,即所有按惯例运往京城的物资都要求在镇江卸货。
    这几道命令,引起了地方官府的猜疑。泗州府(故城遗址现在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官员立即派人进京,上奏给宋钦宗,并提醒朝廷要预防童贯发动政变。由于宋徽宗身边环绕着一些旧臣,特别是童贯手中还握有军队,一时间,京城之内,“物议汹汹,莫不惊骇”。“东南之地恐非朝廷”所有,太上皇“将复辟于镇江”,类似的传言开始在京城四处流播。
    宋钦宗对此很生气,宰执大臣们也认为太上皇的做法很欠妥。
    宋徽宗是否真有在镇江复辟的梦想?蔡攸、童贯、朱勔等人是否真有扶持宋徽宗恢复皇位的企图?此事好像并没有直接证据。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他们相聚在一起,对地方政府连续发号施令,而且还截留地方勤王军队,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这不能不让朝廷大臣怀疑,不能不让宋钦宗心怀不满。
    宋钦宗对此疑虑重重,多次向宰执大臣们表示:“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
    宋钦宗的这种不安,可做两种解释:一是担心太上皇安全的不安,二是担心太上皇复辟的不安。
    从宋钦宗连续降旨,要求太上皇执行“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决定,要求太上皇践行“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来看,第二种解释比较符合实际。
    这时候,太学生陈东又上奏说:“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夷狄者。况夷狄之兵,皆由群贼误上皇所致,今又挟上皇于危急之地”。“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他请求立即派人前去诛杀贼臣,他认为太上皇下达的那些命令,其实都是童贯、朱勔等贼臣所为。这些贼臣仍在太上皇身边作威作福,继续蒙蔽太上皇。朝廷必须当机立断,将他们全部除掉,不然国家将面临分裂的危险。贼臣不除,国无宁日。
    宋钦宗觉得陈东言之有理。他考虑再三,决定选择宋焕作为突破口。宋焕是蔡攸的小舅子,属于宋徽宗朝代的旧臣,此时仍然担任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要职,掌管财政大权。宋钦宗下诏免去其发运使职务,令其回京。同时决定,派遣聂山去往镇江担任发运使,并密令聂山对童贯、蔡攸、朱勔等人“密图之”。
    聂山接受任命后觉得,即使秘密处死童贯、蔡攸等人,也需要有一个合法手续,他请宋钦宗给他下达一份诛杀六贼的诏书,并希望率领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一同前往。宋钦宗皆同意。
    正当聂山一行人准备妥当,就要出发之际,李纲这天因事来到福宁殿上奏,偶然得知了此事。李纲认为,这样处理非常不妥,急忙向宋钦宗建议道:
    “此数人罪恶,固不容恕。然而聂山之行,恐朝廷如此措置不当。昔日,唐肃宗欲掘李林甫坟墓,李泌劝谏道:如此处理,明皇会怎么想?肃宗抱着李泌之颈哭泣曰:思不及此。假使聂山之所图果然成功,则惊动道君,陛下仍会产生忧虑;若所图不成,为此数人所察觉,他们一旦挟道君于东南,或者要求到剑南任职,陛下将何以处之?”
    宋钦宗猛然醒悟,急忙问:“那怎么办?”
    李纲回答说:“立即停止聂山之行。陛下可下诏,显责童贯、朱勔之属,同时降诏蔡攸,令其劝道君远离此数人,早回銮舆,则可以不劳而事定矣。”
    宋钦宗于是下旨,令聂山放弃计划,停止行动。
    接着,宋钦宗派刑部尚书蒋猷去迎奉太上皇,并传达圣旨。蒋猷,字仲远,润州金坛县人(今江苏镇江),是元丰八年(1085)进士,历仕五朝,曾任监察御史、正少卿和吏部、工部、刑部尚书等职。他这次出发的主要任务是,前去传达宋钦宗特诏,贬黜童贯。
    此时,宋徽宗已离开镇江北上,到达淮阴。蒋猷在淮阴拜见宋徽宗时说:“贯得罪天下,愿黜远之。”
    宋徽宗表示同意,令蒋猷立即宣诏。之后,宋徽宗督促童贯赶紧去往贬所池州。可是,童贯以保护太上皇为由,迟迟不肯走。
    这时候,宋焕已返回京城。当初,宋钦宗召宋焕还朝,主要目的是想让聂山去接替宋焕,去秘密除掉童贯、蔡攸等人,同时也想将宋焕召回后即行惩处。后来该计划虽已取消,但召宋焕回京的命令并没取消。
    宋钦宗原本打算处分宋焕,现在忽然改变主意,又想利用他,打算派他回到太上皇身边去,让他作为自己与太上皇之间的传书人与调解者,让他去劝太上皇回京。
    接连两天,宋钦宗在福宁殿里与宋焕进行密谈。三月四日,宋钦宗重新任命宋焕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令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护送太上皇还阙。
    三月初五日,宋焕离开东京南下。宋钦宗又任命门下侍郎赵野,担任太上皇行宫迎奉使,令他做好迎接太上皇之准备。
    宋焕深知肩负重任,不敢懈怠,出京后一路疾驰。三天后,到达符离(今安徽省宿州)。 此时,宋徽宗在蔡攸、童贯的保护下继续北上,已到达虹县(今安徽泗县)。宋焕在停泊于淮河岸边的一只船上,见到了宋徽宗。宋徽宗列举宿州知州林篪,拒不执行行宫“圣旨”等数十事,一边流泪,一边质问这是为什么。宋徽宗以为,这一定是朝廷下令,不准地方官府接受行宫的“圣旨”。
    宋焕连忙解释道:“当时,都城城门关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地方守令之罪,盖不容诛,但朝廷怎么会干预呢?”
    听了这话,宋徽宗心头的愤懑才稍微纾解了一些。
    宋焕见童贯依然跟随在宋徽宗身边,便问道:“臣出京师时,闻童贯已贬居池州,今犹未行,何也?”
    宋徽宗解释说:“胜捷兵隶属于童贯,不知应交付何人。”
    宋焕建议道:“可交付宇文粹中主管,以范讷为副。”
    宋徽宗点头表示赞同。可是第二天,宋徽宗又对宋焕说:“童贯掌控胜捷军多年,若突然罢免,胜捷军发生变乱,奈何?”
    宋焕分析道:“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日斥去,才可以安抚胜捷军军心。所谓生变之语,不过是童贯自我解说罢了!”
    宋徽宗无言以对,只得令童贯离去。童贯于是接受朝廷处罚,离开宋徽宗去往池州。
    童贯走后,宋焕与蔡攸一起陪同宋徽宗继续北上。到达南京应天府后,宋徽宗提出,要在此暂停一下。他让宋焕先回京,向皇上报告,说太上皇即将还朝。
    三月十五日,宋焕临行前宋徽宗又召见他,并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手诏,诏中说:
    “予夙心慕道,托神器于嗣圣,丕承天命,善无所喻。然有恭谢,难即燕安。舟御东来,重烦有司,卫兵仅满三千,庶事草创,固可知也。及边吏弛备,胡骑犯阙,行宫邈在淮、泗。而都城尽闭,道路隔绝,深自为念,恐贻嗣圣之忧,故留浙兵以自卫。至于止粮纲,截递角,皆私忧过计,恐资寇尔。缘此三事,奸人乘间造言,缘饰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见台劄,名敕州县,而实及予躬。兴言及此,不觉流涕。
    比缘嗣圣遣宋焕赍书至行宫,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重惟宗庙再安,虽赖大臣翊赞之功,至若使父子间欢然,略无纤毫忧疑者,焕竭力为多也。传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若张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锡类之效矣。焕周旋两宫,庶几古人有足称者。因书其事,以赐宋焕。”
    在这份手诏中,宋徽宗重点解释了自己当时向东南地方发布三道命令的原因,感谢宋焕为消除自己与皇上之间的误解,所作出的耐心细致的解释与调和。
    同时,宋徽宗还让宋焕捎给宋钦宗 。宋徽宗在信中多处评说朝廷需要改革之政事,并批示:“道君太上皇后当居宫中,出入正阳门。”又批示:“吴敏或李纲,可令一人前来。”
    三月十六日,宋钦宗看了宋徽宗信后,“莫晓其意”,心生狐疑,搞不清太上皇到底是如何打算的。于是,他将信交给宰执大臣们传阅。大臣们看后,也都搞不清太上皇回京后到底作何打算。
    耿南仲说:“现在社会上传言说,自从童贯被贬,胜捷军中便不断传出恶言恶语,似乎在酝酿一场政变。京城各界人士闻听太上皇将还朝,也都惶恐不安,担心太上皇可能要复辟。太上皇在信中提到了许多政事,并明确要求太上皇后居住宫中。这些信号,希望引起陛下注意,希望陛下对此有所防备。”
    宋钦宗心中惶惑,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五十三、迎接太上皇(1)
    李纲见宋钦宗在迎奉太上皇一事上犹豫不决,于是说道:
    “太上皇之所以要臣或者吴敏前去,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欲知朝廷打算罢了。吴敏不可离开陛下左右,臣愿前去奉迎太上皇。如果太上皇问起朝廷事务,臣将条陈自围城以来事宜,以解开两宫之疑,决无他虑。”
    太宰徐处仁也说道:“陛下仁孝,一直想晨昏侍奉太上皇,今太上皇属车西还,乃天下大庆之事,应该在城外举行迎候仪式,以表称贺。不要听信个别军士妄言,臣请求亲自担任迎奉使。”
    宋钦宗仍犹豫不决,仍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该听耿南仲的,还是听李纲的。
    这时,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呈上一道奏疏,内容如下:
    “恭闻上皇圣驾将还,中外欣庆,此陛下孝诚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议者以为,上皇左右有怀奸之臣,搆造巧言,离间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窃惑之。
    仰惟上皇临御日久,去年冬,夷狄侵扰,因厌万几之繁,遂欲内禅。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谕数四,方即大宝。此与唐睿宗因星变而答天戒,太子惶惧入请,事体稍类,岂比明皇幸蜀,肃宗自即位灵武哉?是宜父子欢好之情,虽千万年不复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诸事,进退大臣,赏善罚恶,兴利除害,皆以宗庙社稷为念,合天下公义,所以奉承上皇诏旨,岂有私意邪?虽使奸臣离间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余年,人无间言,岂一旦能入之哉!
    且父子天性也,上皇与陛下亲邪?与群臣亲邪?臣谓上皇之亲,无亲于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传之语,惶惑圣听,致父子间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聪明勇智,度量豁达,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既已痛自感悔,断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时,已自下哀痛之诏,追惟已愆,引咎兴叹,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质诸天地,不复更易,虽禹、汤罪已,周公改过,何以复加!陛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诏书也。
    臣恐赵野辈,不能曲委为陛下感激陈请,欲乞更择重臣,节次往前路迎接。万一上皇圣意少有所疑,即当恳切备述陛下笃孝之诚,一一开具去年诏书与今日奉行之意,实无少异。至于诛逐奸恶,明正典刑,乃深愤群邪误国,致上皇有逊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耻,孝莫大于此也。上皇英睿刚决,倘详此意,何至有疑哉!
    然后迎奉之礼,备加隆盛,陛下銮舆,亲出近郊,后妃嫔御,亲王贵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当皆往迎。裨圣意悟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归,尊荣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托之重,使寇难稍平,京师乂安,庶事修举,人心欢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悦上皇之心,方知此时为天子父尊之至也。
    自还宫后,凡百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极隆厚,著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处已之薄,奉亲之厚,以劝天下之孝。仍乞于群臣中选端直之士,有德行学问全忠孝大节者,辅赞上皇,日侍燕间,开导圣心,甘情愿穷天人性命之真,脱然不复以天下事累已,啬神敛明,清心养气,用保无疆之寿,岂不善哉!
    臣闻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陛下贵为天子,唯父为尊,得尽生养之礼,诚天下之乐,不可有加。臣愚,伏愿陛下躬尧舜之孝,至诚尽道,以事其亲,父子间洞然无纤芥之嫌,固足以感动上皇之心,而谗邪不入,慈爱愈隆,是天地百神保佑圣躬,臣将见陛下全万年人子之养,宗社增休,生灵蒙福,自今以始,岂有穷哉!
    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责,然区区愚衷,夙夜不忘爱君忧国之心,故前后屡以狂言,上干天诛。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议及陛下父子之间,臣死有馀责,伏惟睿慈特赐裁处,臣不胜恐惧激切之至。”
    陈公辅与李纲私人关系很好,这份奏疏究竟是在李纲授意下写成的,还是陈公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反正是宋钦宗看了这份奏疏后大为感动,当即下旨提拔陈公辅为右司谏,当即决定派李纲前往南京迎接太上皇。同时,任命徐处仁为扈驾礼仪使,负责筹备迎候太上皇礼仪。
    对于李纲此行,徐处仁很是赞赏,说:“李纲此行,可谓有贲育之勇。”
    贲,即孟贲;育,即夏育。这二人,皆是秦武王时的壮士。贲育之勇,即壮士之勇气。
    李纲谦虚地笑了笑,回答说:“古人犹单骑见虏,那才是贲育之勇。今日乃是见故君,何需贲育之勇乎?”
    三月十七日,李纲带着宋钦宗的亲笔信,以及宋钦宗赏赐给太上皇行宫官属的茶叶、药品、银合等物品,离开东京,前往南京迎接太上皇。
    第二天,李纲到达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镇),恰好与返京的太上皇后郑氏不期而遇。两人一见面,郑皇后便开门见山问道:“朝廷欲令我们居住于何处?”
    李纲回答说:“道君太上皇居住龙德宫。殿下居住禁中。朝廷欲以撷景园为宁德宫,太上皇后居住于此。”
    郑皇后考虑了一下,表示赞同这样安排。
    郑皇后车驾于三月十九日到达东京城外。当时,城里谣言满天飞。有的说,太上皇后欲从端门直接进入禁中;有的说,太上皇后欲垂帘听政。宫中宦官们听说后都很紧张,劝宋钦宗严备以待。
    这时,吴敏进谏说:“陛下只是推诚尽孝即可,不必设防,应该出城迎接。”
    宋钦宗于是乘坐车驾出城,在郊外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迎奉太上皇后。
    郑皇后并没进入皇宫,而是直接入居宁德宫,即郑皇后曾经居住过的撷景西园。
    宋钦宗知道,太上皇后回宫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南京太上皇那里。为了安抚太上皇,他特意下诏说:“护从行宫的所有官吏,等到回京后,都要优加赏赐。除了有罪的人迫于公议已经发配的以外,其余人员,令台谏不要再纠缠以前的事。”
    宋徽宗知道朝廷对自己有所猜疑,他感到很委屈。他也知道猜疑主要源于那三道命令。他在三月十五日赐给宋焕的诏书中曾做出过解释。他希望宋焕回京后,能向宋钦宗做出合理说明,使自己与陛下之间能冰释前嫌,欢然如故。
    但是,对于皇上能否理解自己当时之所为,能否不计前嫌,宋徽宗心里很没底,有些忐忑不安。所以,他在回京途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行进到南京时,他决定停下。他写信给宋钦宗,希望派遣吴敏或者李纲,来南京一趟。宋徽宗想知道,朝廷打算如何安置自己。他担心自己会步唐玄宗后尘。当年,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后,作为太上皇,入居兴庆宫即南内,他的儿子唐肃宗“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即太极宫),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这就是史上所谓的“西内之事”。
    蔡攸也不敢回东京,他害怕一旦回到东京便被朝廷抓捕。他曾给宋钦宗上奏疏,说自己“谋国无状,御边失机”,现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希望皇上批准自己到洛阳去照顾老父亲蔡京。他在奏疏中说:“臣父京近贬西京,年老陆行,冲冒感疾,如蒙矜允,放臣前去省侍,以全子职臣,不胜迫切,祈天俟命之至。”实际上,照顾蔡京只不过是蔡攸的一个借口而已,他希望借此避免回东京遭到进一步处罚。
    耿南仲等宰执也不希望蔡攸回到东京,因为朝中还有不少大臣与蔡攸关系密切,其中就包括吴敏。耿南仲对宋钦宗说:“蔡攸如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怎么办?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赐黜责施行。”
    同时,耿南仲还认为,西京距离东京太近,应该将蔡京再远一点流放。宋钦宗于是下诏,将蔡京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市)安置,并令蔡攸前去侍省。
    一开始,宋徽宗计划与蔡攸一起去亳州,因为那时蔡攸提举亳州明道宫,去亳州可谓名正言顺。蔡攸后来想去洛阳照顾蔡京,宋徽宗于是又想与蔡攸一起去洛阳。现在情况忽然又有了变化,蔡攸受命要去德安府照顾蔡京。而宋徽宗不想跟蔡攸一起去德安府,可是独自去亳州或者去洛阳,前景究竟如何,他心里很没底。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让太上皇后先回京试探一下。如果她回去能得到合理安置,那么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五十四、迎接太上皇(2)
    三月二十日,李纲抵达南京。但是,他当天并没能见到宋徽宗。宋徽宗派人来告诉他,二十一日再见面。宋徽宗为什么不与李纲见面呢?因为他在等消息。二十日晚上,太上皇后已顺利入居宁德宫的消息传来了,宋徽宗这才彻底放弃了去往洛阳的打算。
    第二天,宋徽宗在幄殿内接见了李纲。李纲按照规矩先行起居之礼,然后,宋徽宗升殿奏事。李纲向宋徽宗奏报:“皇上思慕太上皇,欲以天下奉养。”
    宋徽宗听后,流着泪说:“皇帝仁孝,四方所知。”接着,宋徽宗奖谕李纲说:“都城守御,宗社再安,相公之力为多。”
    李纲再次拜谢,接着,从怀中拿出两份奏扎进呈。一份奏扎的大意是,“乞请道君早回銮舆,不要去毫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另一份奏札的大意是,“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于国家艰危之中,得效犬马之力,欲乞身归田庐之意”。
    宋徽宗看后,说了一些慰劳之语,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相公过去担任史官,因何事去职?”
    李纲回答道:“臣过去担任左史一年,以狂妄论列都城水灾,蒙圣恩宽斧钺之诛,迄今感戴。”
    宋徽宗想了想,解释说:“当时宰执之中,有对公不友善者。”
    对于东京城遭遇的那场大洪水,宋徽宗与李纲都记忆犹新。那是宣和元年(1119)五月,大雨数日,倾盆而下,城中发大水,高十余丈。李纲当时担任起居郎,他在奏札中写道:“阴气太盛,国家都汴梁百五十余矣,未尝有此异。今城面巨浸,湍悍峻激,东南而流,其势未艾,或淹旬时,因以风雨,不可不虑。夫变不虚生,必有感召之由,当以盗贼外患为忧。灾非易奭,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断自宸衷,诏廷臣各具所见而采行其说,济危图安,以答天戒。”
    宋徽宗看了奏札后很生气,当即下诏,很严厉地说:“都城外积水,缘有司失职,隄防不修,即非灾异。忠言谠论,未始不求,岂假天灾!”
    不久,朝廷贬谪李纲去福建沙县监管税务。
    时至今日,李纲仍坚持自己论水灾之观点,说:“臣昨论水灾,实偶有所见。自古无道之国,水冒浸城郭,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兵革攻围之兆。大抵灾异变故,犹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气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气自运尔。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致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也。”
    听了李纲这番话,宋徽宗心里肯定不是一个好滋味。但他并没反驳,而是点头以为然。接着,宋徽宗又问起金人骑兵攻围都城的情况,以及都城守御之过程,李纲皆具实以答。
    宋徽宗又问:“贼退师,方渡河时,何不邀击?”
    李纲回答说:“朝廷以肃王在金人军中,故不许。”
    宋徽宗说:“为宗社计,岂复论此!”
    听了宋徽宗这话,李纲不禁在心里感叹道:“道君大度,陛下不可及也!”
    随着话题增多,两人之间对话的气氛也越来越好。
    宋徽宗解释说:“关于行宫止递角等三事,只因都城已被围,恐为金人所得知行宫之所在,非有他也。”
    李纲回答说:“方艰难时,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有些事属于误会,解释明了即可。”
    宋徽宗又询问朝廷近事,李纲逐一解释,说:“追赠司马光,只欲得民心。毁折夹城,只欲防奸细之类。皇帝仁孝小心,惟恐有不当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笔批问,辄忧惧不进膳。臣曾给皇帝打个比喻,譬如有一人家,尊长外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及尊长将归,子弟不得不恐惧,然而,为尊长者,正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慰劳之,不当问其细故。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以宁,陛下回銮,臣以谓,宜以慰安皇帝之心为主,其他细故一切,勿问可也。”
    听了李纲这话,宋徽宗似乎有所感悟,沉默片刻,说:“公所言极是。朕只因性子快,问后即无事。”
    说完,宋徽宗拿出玉带、金鱼袋、古象简,赏赐给李纲,说:“得知公来,行宫人皆喜,以此慰意,便可佩服。”
    李纲极力推辞,宋徽宗不许,李纲只好收下。
    三月二十二日,李纲扈从宋徽宗到鸿庆宫去烧香。鸿庆宫原名圣祖殿,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建。赵匡胤曾在商丘担任归德军节度使,那时商丘称宋州。北宋建国时,宋太祖认为宋州是赵家的发迹之地,于是建国号为"宋",并在宋州建造了这座赵家宗庙,称为圣祖殿。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率众臣前来朝拜,诏号曰鸿庆宫,仍奉安太祖、太宗像。后来,宋仁宗又将宋真宗御容也安放于此。
    两天前,李纲到达拱州(今河南睢县)时,看见朝廷派来迎奉太上皇回京的禁卫、宝辇、仪物等,都停留在那里不走,就随机应变,对他们说:“今奉皇上圣旨,让你们立即赶赴南京。”
    宋徽宗去鸿庆宫烧香这天,那些禁卫、宝辇、仪物等也恰好到达南京。这天,南京城里很热闹,很轰动,男女老少皆夹道相拥,踮足观看。
    三月二十三日,李纲向宋徽宗辞别,宋徽宗留李纲在幄殿中又交谈了一会儿。随后,宋徽宗拿出一纸青词稿,让李纲带回去。宋徽宗说:“此青词,乃予准备禅位时奏天所作,可向宰执百官宣示。”
    宋徽宗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禅位是发自内心的。同时,他也想以此来回击,那些妄言自己将要复辟的谣传。
    宋徽宗又说:“本欲往亳州太清宫,因道路被水淹没,没去成。又欲居西京,现应皇帝恳请之勤,已不能成行。公先回去,向皇帝传达此意,以慰安皇帝。”说着,宋徽宗又从袖中拿出一封亲笔信,交给李纲,说:“公辅助皇帝,捍贼守御社稷,立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之间,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
    李纲感恩而泣下,频频点头。
    三月二十五日,李纲回到东京后立即上奏,将自己与宋徽宗之间的所言所语,写成书面报告,如实汇报。宋钦宗阅后欣然批示道:“卿适来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三月二十七日,宋钦宗召集宰执大臣在延和殿开会,研究商议皇帝车驾出城到郊外,迎奉道君太上皇的具体安排。
    耿南仲建议道:“为切实保障皇上安全,待太上皇车驾到来时,应首先屏除太上皇身边的左右内侍,并在宫门外出榜公告:敢留者斩!同时,还应派人到太上皇车驾内搜查,然后皇帝才可上前迎接。”
    李纲反对:“如此安排不妥。不如只依常规做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
    耿南仲辩解说:“《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
    李纲反驳道:“古人虽不免于疑,然贵于有所决断。故《书》有稽疑,《易》曰:以断天下之疑。傥疑猜不解,如所谓窃鈇者,为患不细。”
    耿南仲不服,仍喋喋不休地与李纲进行辩解。
    李纲没搭理他,直接向宋钦宗奏说道:
    “天下之理,在于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诚则明,明则愈诚。自诚与明推之,可以至于尧舜。疑则暗,暗则愈疑。自疑与暗推之,其患至于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应当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采也。”
    宋钦宗闻言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而耿南仲则怒气冲冲,连嘴唇上的胡子都气得发抖。
    随后,宋钦宗召李纲、耿南仲等几个人来到睿思殿喝茶。大家刚喝了几口,耿南仲忽然站起来奏说道:“臣刚才看见左司谏陈公辅也在对班中,公辅乃二月五日与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岂可担任谏职?乞请送御史台查办。”
    宋钦宗以及宰执们闻言,皆一片愕然,大家没想到耿南仲忽然提出这种建议。
    李纲更是怒不可遏?,他没想到耿南仲此时此刻会翻出旧事来打击自己,他对宋钦宗说:“臣刚才与南仲辨论于延和殿,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对臣之言衔恨在心,故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素有鉴察,臣不敢复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处枢辅,仰荷特达之知,未能有所补报,区区素志,欲俟贼骑出疆,道君銮舆还阙,然后求归田里,臣之愿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复留?!愿以公辅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
    宋钦宗笑着对耿南仲说:“伏阙士庶以数万计,如何结构?朕所洞知,卿不须如此。”
    然而,耿南仲仍不依不饶:“虽说不能勾结数万,但勾结一些骨干还是能办到的。据说,当时伏阙人群中,的确有积极倡导者。”
    李纲知道自己是斗不过耿南仲的。耿南仲在太子东宫任职十年,与太子赵桓相处很好,可谓情深而义厚。赵桓自继位以来,对耿南仲非常敬重,对其所言,可谓无所不从,这是有目共睹的。
    李纲于是拜别宋钦宗,离开睿思殿。一怒之下,他决定辞去知枢密院事职务。他派人将自己的办公用品,从枢密院搬到启圣院。启圣院是一座神御殿,乃宋太宗降生之地,里面供奉着宋太宗的画像。
    在李纲看来,耿南仲是个阴险的小人,他不会让自己继续在枢密院干下去的,即使继续干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李纲提笔给宋钦宗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请求辞职,他在报告中写道:
    “臣赋性蠢愚,学问荒浅,比由庶僚荷陛下异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疆敌,内安众志。上赖宗庙社稷之灵,陛下仁圣所格,丑类退师,京邑安疆。传檄而三镇坚守,奉使而两宫协和,区区之忠,志愿粗毕。
    而臣自事变以来,夜以继日,无时暂休。智术殚于思虑,意气索于忧虞,内度绵薄,实难勉强。况今朝登老成,贤智并用,正论得伸于庙堂,德意下洽于海隅。自此天下豪杰,忠智之士,当连茹而进;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尝胆卧薪之意。顾如臣者,材术既疏,心虑愦耗,深恐有误使令,以速罪戾。
    伏望圣慈许罢臣枢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宫观,任便居住,则仰荷陛下终始保全之恩。捐躯报国,期于异日,干冒天威,取进止奉。”
    宋钦宗看了李纲的辞职报告后,提笔批示道:“今封还卿奏,岂可如此?托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请,虽累百章,亦当封还!”
    五十五、软禁龙德宫
    三月二十八日,李纲又递上一份辞职报告,说:“今早进对,与大臣议论不合,遂诋臣以士庶伏阙之事,疑臣结构,至欲御史根治。伏念臣备位枢管,横遭诬蔑,有玷国体,宁不动心?”
    宋钦宗在辞职报告上御批道:“依已降旨不许,搬出启圣院,依旧赴院供职。”
    李纲看了宋钦宗御批后,并不遵旨照办,而是紧接着又写了第三份辞职报告,说:“……况因廷对,同列议论,偶有不合,遂遭诋诬,苟包羞忍耻,强颜取容,不唯有玷国体,亦将取轻于陛下,其何以协赞帷幄之谋,折冲万里?”
    宋钦宗在这份报告上御批道:“可赴院供职,不得再有陈请,今封还卿奏。”
    细看一下李纲的这三份辞职报告,其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份中,他并未说出辞职的真正原因,反而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在第二份和第三份报告中说出了真实的原因。很明显,李纲是以辞职为要挟,给宋钦宗施加压力。李纲这样做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宋钦宗能够惩处耿南仲。可是,耿南仲与宋钦宗是何等铁的关系?宋钦宗怎么可能处罚耿南仲呢?
    其实,宋钦宗心里也很清楚,李纲这是在赌气,并非真要辞职。这天,宋钦宗派御药内侍去启圣院传旨,令李纲上朝觐见,并令内侍将李纲押赴枢密院处理公务,李纲无奈,只好离开启圣院。
    四月一日,宋钦宗要到宁德宫去看望太上皇后,又派御药内侍去给李纲传旨,令李纲扈从。可是,李纲并不从命,他给宋钦宗写信说,自己“夜来伤风,头目昬眩”,实在难以随班从驾,无法前往。
    四月三日,宋徽宗车驾浩浩荡荡地来到东京城外。宋钦宗亲率百官从宜春苑出来,至郊外奉迎。徐处仁以扈驾礼仪使身份统领禁旅,紧跟在宋钦宗身后,部伍一派肃然。李纲以京城守御使身份,在新东门内迎拜。
    宋徽宗头戴栗玉并桃冠,身穿销金红道袍,一身道士打扮,乘坐着色彩斑斓的七宝辇车,从兴宋门入城。京城百姓闻讯而来,夹道观看,无不欣喜。见此情形,宋徽宗心情很是舒畅,多日来盘桓在心头的疑虑一扫而光。
    在宋钦宗陪伴下,宋徽宗顺利回到了龙德宫。这是他熟悉的地方,这是他在江南朝思暮想的地方。然而,他可能没想到的是,这里也将成为软禁他的地方。
    随后,宋钦宗还是采纳了耿南仲的建议,下令将宋徽宗身旁内侍全部去除。于是,内侍陈思恭、萧道、李琮、张见道等十人一并贬黜,不许入门,胆敢留下者斩。
    李纲见自己的抗议毫无效果,最终还是耿南仲获胜,心情非常低落,非常失望。
    当时,怎样处置宋徽宗身边的内侍,的确是一个很敏感很棘手的政治问题。
    早在三月二十一日,李纲去南京奉迎宋徽宗时,宋徽宗就曾拿出一份尚书省札子给李纲看,上面写着:“朝廷有命令,行宫内侍十人皆安排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
    宋徽宗对此很不满,说:“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
    李纲说:“如果圣意欲留这些人在身边,那么,容臣携带此札子回京,奏知皇帝,由皇帝决定怎么处理。”
    宋徽宗说:“其中有两人是童贯的亲戚,可以不留。”
    李纲回京后,立即奏报此事,宋钦宗明确表态:关于龙德宫中内侍的去与留问题,由太上皇自行决定。
    然而,现在宋徽宗回到龙德宫后,一切都变了。李纲愤愤不平,觉得自己被欺骗被利用了。第二天,李纲又写辞职报告,恳请宋钦宗免去自己的枢密院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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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3-30 19:23:16  更:2022-09-04 0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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