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古代世界的文明与科学技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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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代世界的文明与科学技术[第2页]

作者:俗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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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链接】军事制度：多谢@麟剑
    萨尔贡建立了两河流域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而在此以前，苏美尔城邦的军队从公民中征集，士兵均来自于田野中的农夫。战时临时召集出征，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只有少数丁勇差役任警卫监守之职。这种没有经过一定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非常容易因一两次战役的胜败而影响军心士气，致使影响战争全局，因此是不稳定和不牢固的。萨尔贡则专门挑选5400名青壮年组成直接归他领导的精锐部队，"每天都在他面前用膳"，也就是说，专职当兵，常备不散，平时进行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并可作为萨尔贡的近卫军护卫他的个人安全，战时担任主力出征作战。萨尔贡的军队以准确的弓箭训练著称，其弓箭队使敌人闻风丧胆。而且，萨尔贡注意培养士兵近战的勇敢精神，每遇敌人近身，便以徒手肉搏而制胜。事实证明，这支常备军对苏美尔各城邦确有摧枯拉朽般的威力，几乎无往不胜。
    它不仅较之苏美尔民兵训练有素，而且在时间、空间上都可随时形成强大的野战兵力，避免了公民兵不能长期远离本邦作战的局限。由于是职业的常备军，它还可随时随地不断扩充，以致在质量、数量方面都居较大优势，
    汉谟拉比为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其常备军的建设。为了保证战时随时可召来士兵，采取了"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寓兵于农"制度下，士兵可以从国家领得服役份地(包括田园、房屋和牲畜），条件是随时应召随国王出征。这在《汉谟拉比法典》中有明确规定。法典中有16条涉及士兵的份地及其物质利益问题，其中第26—41条对士兵的权利、义务关系有详细规定。
    《汉谟拉比法典》反映出寓兵于农的列都和柏以鲁从国王那里所领得的田地、园圃、牲畜和房屋，不允许出卖、转让、抵债，也不能由妻子和女儿继承，只可以允许继父服役的儿子继授。每个士兵的份地，少者一布耳(约合6.35公顷），一般为二布耳。这样，士兵被固着在土地上，一旦国家有战事，招之即来，不来则处以死刑，也不允许顶替。这样保证了汉谟拉比拥有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征召的常备军，这种常备军平时作耕、战时出征，有一定的公民兵制色彩，但又摆脱了公民兵制下士兵可能不应征或非公民不能应征的局面。寓兵于农制的实行，既可以保持国家的军队，处于实质的常备状态，又可以节省军费，还能增加生产，发展农业。汉谟拉比正是依靠这支寓兵于农的常备军，南征北战，建立了一统的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

    了一统的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
    （47）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化成就
    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说明，两河经常使用文字，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
    宗教：
    苏美尔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苏美尔人创造了无数的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主神和供奉它的大神庙。弱者有守护之神，灌溉有灌溉之神，植物生长也有神，甚至罪有罪神，月亮主是罪神的表征。可以说，人类的每项活动，均由神做主。对太阳的崇拜，是苏美尔人最古老的信仰。对于苏美尔人来说，空中充满了神。最早期的神，大都和天文有关。
    两河的宗教是极端现实的，神祗主要是为人类赐福，如保佑丰收等。没有救苦救难、超度灵魂或天人合一的意识。一般来说神是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不过神也有缺点会做坏事。人是神创造的，不能摆脱神安排的命运。
    苏美尔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祭神仪式。除了每天献祭外，还有定时或不定时的节庆祭祀。人对神，只要供品到位，祷告词念得不错，就算尽到他的本分了，至于其他，神是不过问的。
    他们祈祷所求的是现世福祉而非永生。在巴比伦人的心目中，天堂是神住的地方，人死后都是要入地狱去受罪的。神在他们看来并不比坟墓可靠，因此死后，最大的幸福，就是修建一座很好的坟墓。让儿孙们在其墓地四时祭祀，以减轻苦痛。
    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很快就消失，没有灵魂复活和永生。所以不注重操办后事，随葬品较少，不会加工木乃伊或精心营造陵墓。人死后实施土葬。火葬虽有，但极罕见。
    巴比伦人迷信之多，为世界之冠，关于符箓、咒语、算命、看相、解梦等东西，多至不可数计。

    自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开启后，阿卡德人基本沿承了苏美尔人的神系，以阿努（Anu，即苏美尔之An）、恩利尔（Enlil）、恩基/埃阿（Enki/Ea）为主神，而对三大天体神则沿袭其在闪米特族信仰中的名称：太阳神沙马舍（Shamash），月神欣（Sin，即苏美尔之苏恩Suen），金星之神伊什塔尔（Ishtar，即苏美尔之尹安娜Inanna）
    伴随着巴比伦王国统一美索不达米亚的盛举，原本作为巴比伦地方守护神的马尔杜克（Marduk）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一部气势恢宏的以马尔杜克信仰为核心的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取自其首句，意为“当（天）是高的”）横空出世。它极富创意地改造了原有的创世传说与诸神谱系，记述了从世界的起源直至马尔杜克成为诸神之主，在诸神之战中击杀作为大海之人格化代表的远古母神蒂阿玛特（Tiāmat），以其尸体重整天地，安置诸神，定序宇宙，创造人类，接受诸神礼赞并令其建造人间圣所巴比伦。
    全诗以对马尔杜克五十个名号的咏颂及其附记而告终。对应于巴比伦成为整个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马尔杜克获得了对于原有的苏美尔神系中其他主神（恩利尔、阿努、埃阿）的优先地位，成为诸神之王；作为马尔杜克的人间代表，巴比伦王成为万邦之王。史诗描绘的世界经历诸神之争而最终定于一的图景，赋予了实现大一统的人间政治体以超越具体时空的神圣性。作为对此种天人相应之宇宙秩序的纪念，该史诗在巴比伦的新年庆典的第四天被仪式性地表演传唱。这一传统在古巴比伦王国湮灭后依然持续了很久。
    巴比伦的神，多至无可计数。公元前9世纪，官方做过一次统计，神的“人口”，高达6.5万以上！平均每一个市镇都有一位守护神。此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野有野神，野神又林林总总，山神、水神、树神等等。总之，凡人们之想象所能及者，巴比伦人都认为有神，都该崇拜。巴比伦认为，诸神与人毫无二致，不但要吃喝，而且，也会和女人生孩子。庙就是神的家。
    巴比伦没有一神思想，但两种因素的影响，颇有由多神进于一神的趋势：第一种因素是，由于征服与扩展，征服者之神常把被征服者的神列于其统治之下；第二种因素是，少数具有野心的城市，常过分强调他们自己的神，不允许百姓信仰其他的神。最后，巴比伦人渐有把次级之神归并于主要之神的倾向。
    巴比伦人以这些充满人性的神，创造了许多神话。有些神话，曾被犹太人融入宗教故事而流传至今。著名的神话有：开天辟地说、泥土造人说、洪水方舟说、四季轮回说等等。
    巴比伦的经文都是用苏美尔文写成的，同时有着巴比伦文翻译。这与今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作品，大半用拉丁文写成，同时有着各国现代语言的翻译毫无二致。史学家都相信，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乃至现代的基督教，对于巴比伦的圣诗及宗教仪节，不仅接受其形式，而且也接受其内容。

    王权与教权：
    巴比伦王权受到三种限制：一种是法律，一种是贵族（含富商巨贾），一种是祭师。在这三种限制中，尤以祭师最有势力。国王是神的代理人，征税需借神之名。在老百姓眼里，人君若不自祭师手中获得“权杖”，即不能称之为名正言顺。祭师代表神授权给人君时，一般均有庄严隆重的游行。此时的国王穿的是祭师服装。这是神权政治的遗迹，同时也是政教合一的象征。
    近东神权政治，历史相当悠久，从苏美尔到巴比伦，一直盛行不替。汉谟拉比在编纂法典时，亦不能不托为神授。神权政治的盛行，最占便宜的人是祭师，因为他们可凭借神的势力，使国君俯首听命。
    祭师控制着大量的财富，却不能直接使用或消费。于是，财富即变成了投资资本。祭师于是就成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厂商、钱庄主等等。国王都不敢与祭师轻易较量。一句谚语说得非常中肯：“建造巴比伦者为商人，享受巴比伦者为祭师。”
    然而从根本上看，世俗的君权压倒神权，两河文明本质是世俗文明，而不是教权文明。从苏美尔时期就建立起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庙宇的土地来自国王的恩赐，而且还要向政府纳税。僧侣无法左右王权更替。

    （48）
    法律：
    就目前所有资料而言，两河文明在商业法律上的贡献，实非其他文化所能及。
    君王们都宣称自己是神所指定的，是为臣民谋求公正和正义。为缓解贫富分化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君王会发布“解负令”，解除负债者的债务负担，拖欠国王的税一并解除。还有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常见做法，就是编撰和颁布法典。公元前2100年的《乌尔纳姆法典》（苏美尔语）和公元前1930年的《利皮特-伊什塔法典》（苏美尔语）是最早的法典。最著名的是公元前175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阿卡德语），有石碑和泥板两种版本。不过古代的“法典”只是法律条文和案例汇编，系统性和全面性不能跟现代法典相比。很多审判还是依赖习俗和传统来实行。
    《汉谟拉比法典》，1902年，在苏萨出土，条文刻于绿玉圆柱之上。就像摩西“十诫”一样，《汉谟拉比法典》在前言中也宣称此典是由天所赐。并说明法律的目的在于“抑强扶弱”、“教化万民”和“增进万民福祉”，这些近代我们还常听到的话，在距今6000年前，苏美尔人就早已说过了。《汉谟拉比法典》可说是以苏美尔人法典为依据，并参酌当时巴比伦人的实际情况草拟而成的。法典虽然有许多地方不伦不类，但总的来说是文明的，进步的，纵然是较它晚出了1000多年的《亚述法典》也赶不上它。
    巴比伦有些立法现在看起来还很新颖。工资、物价及劳务收费标准，一律均由政府规定；医生收费，法有明文；关于营造、制砖、成衣、石工、木工、摆渡、畜牧等工资，均详细载明于《汉谟拉比法典》。
    重视私有财产：《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父死，财产由诸子继承。母亲虽为一家之主，除保有其嫁妆、婚礼礼物外，其他财产不得分润。巴比伦也不采用长子继承法，一家资产，由诸子平分。
    巴比伦当政者，包括国王、首相在内，均须熟谙《汉谟拉比法典》，同时确保其有效推行。这种情形，经历了15个世纪，巴比伦的社会情况全变了，而法典执行仍然未变。
    审判记录并没有提及法官依据了哪些法典条款，但法典对培训教育法官起来潜移默化的作用，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判决。法典本身不全面，但与当时的法律文献如契约、审判记录等比较来看，二者并不矛盾。
    地方审判有城市议会或长老会议组织，涉及刑事犯罪或重大案件，可能会邀请地方、王室甚至神职人员来协助，他们常常是作为证人而非法官来出席审判。涉及家庭财产会请亲属和邻居作证，邀请协助人和邀请诉讼双方关联人员听证，很普遍。
    没有职业法官，法官是临时任命的。按照案件具体情况，会任命3至6名法官，来源于村社长老或各级官员。没有职业的辩护人或后世的律师。商业纠纷通常由城市商会解决，重大案件如杀人、谋反等，通常由王室官员审判。法庭判决的案子不再送王室复审，除非国君接到投诉法官渎职。
    聆讯和审判在神庙进行，没有专门的法庭，因为最初神庙掌握许多管理地方的权力。开头祭师就是判官。而且神庙也便于实行以神之名的事情，例如以某某神的名义起誓、甚至采用神裁法。
    结案后诉讼双方要发誓不再对审判结果提出反驳。假如结案一方不服判决要重新开庭，那么风险极大。一旦被法官驳回，上诉一方会受重罚，轻则罚金，重者体罚甚至酷刑。
    审理过程都会做记录。多数记录采取第三人称，以概括的笔法叙述，重要的宣言会用第一人称的引文形式。记录内容包括日期、法官和证人名字。结案后双方和证人讲记录文件封存并加盖印章。
    法律文书由胜诉方或付钱一方保存，到新巴比伦王国，文书复制两份，诉讼双方各执一份。

    两河的秩序，依靠法律维持。既有法典，也有判例。苏美尔法律包罗万象，神庙就是法庭，祭师就是法官。值得称道的有两制度：一是法外调解。由素孚众望之人任仲裁人，一律以情理为依据；二是高等法院。祭师审理案件，若遇案情重大者，须送呈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的法官一律由专家担任。
    巴比伦法的发展，经历了三大趋向：一是由天断（神断）到人断；二是从严酷到温和；三是从坐牢到罚金。
    （1）天断到人断：天断盛行于较早阶段，犯罪的人会被投入幼发拉底河，如果不死，即证明其有神灵庇护，即告无罪。其后，逐渐转为人断。人断初期，祭师就是法官，神庙就是法庭。及至汉谟拉比时代，法官虽由政府指派，但法庭仍设在神庙。
    （2）严酷到温和：巴比伦有着许多极其严厉的规定。如子殴父，剁双手；医死人（或医瞎人），剁十指等等一大堆。这些规定，执行得相当严格。由于严刑峻法达几千年，以致遵守这些规定已成巴比伦人的第二天性。
    （3）复仇法：乃巴比伦刑罚法的开端。复仇法特色为，公认受害者对施害者采取同等报复手段是正当的。如房子坍塌压死买主，则建筑师必须抵命；但被压死的如果是买主的儿子，则抵命者亦非建筑师，而为建筑师之子。其后，由于时代进步，复仇法渐为与损害相当的赔偿裁判所取代。最后，罚金乃变为唯一的刑罚。
    巴比伦没有律师，公证一般由祭师负责；书写其他法律文件，找书记即可。在巴比伦，诉讼不受鼓励；《汉谟拉比法典》开宗明义：“告人以死罪，无法举证则反坐。”故而，行贿、受贿、伪证，绝无仅有；巴比伦大城设有上诉法院，法官由国王指派。不服上诉法院判决，可向国王提出上诉；个人对国家无诉愿权，但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却有公家赔偿办法。如“抢劫者，处死刑。抢劫者逃逸，失主对神发誓后，地方政府及其长官应负赔偿之责。如所失者为生命，地方政府及其长官，应对死者家属付出1米纳（约合300美元）的赔偿金。”

    （49）
    #婚姻、家庭和道德
    婚姻：多数地区一夫一妻，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但第一个妻子地位高于第二个。女祭司可以结婚但不允许生育。婚后的性关系绝对不能随便。
    家庭：两河是绝对的父权、夫权社会。父亲对妻子儿女有绝对权威。可以将妻子儿女抵债，有权力但没有义务赎回家人。苏美尔时期，长子继承所以家产，同时有责任抚养所有的兄弟姐妹。后苏美尔时期，兄弟平分家产，长子得两份。多数地区女子没有继承权，除非家里没有儿子。
    女子也可以有自己的财产，一个是从娘家得到的嫁妆和从夫家得到的聘礼，以及没有兄弟的可以继承家产。女子离婚或丈夫去世可以取回嫁妆等个人财产。女性享有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她们可以经商，可以当老板，可以做伙计。
    允许离婚，通常是丈夫提出。丈夫可以任意离婚，但要退还妻子所有财产。有时还要付额外罚金。例如丈夫若要离弃为自己生了儿子的妻子，必须把自己的房屋和财产送给她。寡妇和离婚妇女可以再婚。
    法律对女性非常严厉，但也不是毫无保障。
    （1）妻子如能证明丈夫有外遇或受虐待，均可携带其嫁妆及其应有财产返回娘家居住。别小看这项权利，英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获得这项权利。
    （2）丈夫若出征或经商在外已达一定年限而生活无着时，妻子得与人姘居。丈夫回家后，并不得以此项事实作为离婚之口实。
    （3）巴比伦女性地位与埃及、罗马相比是差多了，但与希腊及中世纪欧洲相比，巴比伦女性是足堪自慰的。她们和男性一样可以自由外出，或在公共场合出现，不过这样做需具有适当理由，例如，找孩子、打水等等。
    （4）巴比伦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是有权利接受教育的。

    巴比伦的宗教在道德方面，对人民显然并无约束。在巴比伦末世，巴比伦简直就是“淫窟”、“罪恶”的象征。就连放荡不羁的亚历山大，见到巴比伦人之骄奢淫逸，也为之吃惊不已。
    1、坐庙礼。这种奇异的坐庙礼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但坐庙的都是良家妇女。
    2、婚前性行为在巴比伦似乎已是相当普遍，愿则合，不愿则分。与有妇之夫同居的女性，身上应佩戴一种标志，以示其为妾的身份。
    3、巴比伦的婚姻，一般是由父母安排。此类婚姻，是由买卖婚姻蜕变而来，因此，男女双方均需交换礼品，有的直接收聘金。还有的更为干脆，将女儿交给掮客，带至市场出售。但有个条件，买女子者必以所买之女子为妻。
    4、西亚自古以来差不多都是母权社会，但巴比伦似属例外。在这里，男性是一家之主，且男人毫无骑士精神。
    在上层社会，有女子不出闺阁的风俗，这也许是回教徒及印度人“深闺闲居制度”的滥觞。
    在下层社会，女人只是一种会生孩子的机器。
    5、在巴比伦盛行一种“女性化的衰象”。男孩子涂脂抹粉洒香水，打扮得花花绿绿，招摇过市不为耻。经波斯征服后，巴比伦人仅有的一点自尊心更是荡然无存。此时，全国各阶层，只要有钱，一切皆可出卖。公元42年，古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笔下的巴比伦是：“在巴比伦，神庙越富有，道德越堕落。当举国竞相以追逐食色乐趣为务时，加喜特人、亚述人及波斯人来了。但最令人叫绝者，巴比伦人虽在敌人铁蹄之下讨生活，但仍花天酒地欢乐不止。”

    （50）
    *文学艺术
    苏美尔城邦的文学和艺术水平颇高，而到了巴比伦时期似乎倒退了。
    文学：苏美尔文学很有高度，大量泥板属于文学作品，包括神话、史诗、诗歌、故事、格言及历史记录等，丰富多彩。吉尔伽美什等著名史诗流传甚广。
    巴比伦是否有过像样的文学艺术，目前尚未发现。巴比伦人似乎没花多少功夫，把文字变成文学。他们曾用韵文写动物故事，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圣歌不少，不但分章分节，还有韵律。诗歌中，非宗教的作品极罕见。戏剧及历史故事更付阙如。巴比伦史官对历代帝王的祭祀、征战、兴修神庙及地方重大事迹均有详细的记载。文学作品最动人的是“吉尔美什叙事诗”，这篇东西和希腊的《伊利亚特》史诗相类，虽不能说创作力有多高超，但其美感之丰富则是毫无疑义的。
    艺术和建筑：
    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建筑和雕刻。建筑以塔庙为典型。塔庙层叠高耸。乌尔第三王朝的大塔庙，底层长43米，宽62.5米，高四层，遗址至今犹存。
    圆柱印章以名贵石料制作，雕刻精致，刻画多种凹纹图案如神话人物、徽记及文字符号等，以表明主人的姓氏、身份等。
    在巴比伦时期，绘画未能独立存在，仅用为墙壁雕像的装饰品。
    巴比伦的雕刻，亦停留在原始状态。就出土的作品观察，其技巧似来自苏美尔。
    浮雕较佳，但亦简陋欠缺变化。巴比伦与埃及一衣带水，但两者相差如此巨大。埃及的浮雕，早巴比伦1000年以前，就已发展得非常可观了。
    巴比伦工艺品：巴比伦是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主张享受。巴比伦如何享受，从其遗留下来的手工艺品，可以反映出来。精研细磨的花砖、闪闪发光的宝石、精工锻炼的青铜、制作精美的刺绣、五色缤纷的袍挂、柔软耐用的地毯、富丽堂皇的家具，以及种种奇巧的金银制品。但是巴比伦人的珠宝制作技艺，与埃及人相比，似乎不够精细。
    巴比伦人的乐器各种也很繁多，宫廷、神庙及宝贵人家，每逢祭典与喜庆，均备有乐队和歌唱家。歌唱表演独唱或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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