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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三国的前夜:党锢之祸(名士、外戚和宦官的“三角战”)[第14页] |
作者:ty_大汉羽林郎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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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俭逃生 张俭仍在逃亡途中。 候览气得直跺脚,不断重申对张俭的通缉令。 然而,尽管朝廷对张俭的通缉越来越紧,各级政府也在全力配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人力,但始终没有抓到张俭。张俭好像有遁地术一般,官吏们好不容易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派人抓捕,可一到当地,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俭之所以如此难抓,当然不是他有什么神通,而是全国各地都在协助他逃亡。 在逃亡途中,张俭每遇到窘迫的时候,便去投奔人家。 可是,张俭哪有那么多亲朋好友投奔?他的那些士人朋友,大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或者已经获罪,怎么可能收留他? 事实上,张俭投奔的那些人,大多和他并没有多少交情,甚至对方压根就是陌生人,但那些人听说他是大名鼎鼎的名士张俭,无不热情地收留他。 难道汉朝“窝藏钦犯”不是犯罪吗?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人冒着犯罪的风险收留张俭。 真相是:因为收留张俭,已经有十多人被官府诛杀,因此获罪的更是不计其数(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仗义、勇敢的汉朝人,明知收留张俭有杀头的风险,但还是前赴后继。 因收留张俭,在帝国的诸侯国鲁国(今山东曲阜),还发生了一件“一门母子三人争死”的感人故事。 |
(2)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母亲、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中哥哥名叫孔褒,弟弟名叫孔融。这位孔融,正是孔融让梨中的孔融、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和哥哥孔褒都是圣人后裔,孔子的第二十世孙。 孔褒和张俭是好友,张俭被朝廷通缉,走投无路时,决定投奔孔褒。然而,当张俭费了很大功夫才躲过官府的搜捕,疲惫不堪地来到孔褒家时,却沮丧地发现,孔褒当时恰好不在家。 难道天亡我也?张俭仰天长叹,打算掉头就走。这时,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拦住他,道:“先生何故要离开?” 这个少年就是孔融。张俭见孔融年少,并没有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想投奔你兄长,既然他不在,我还是走吧。” 孔融见张俭衣冠不整,一副窘迫的样子,料想他遇到了困难,忙说:“难道哥哥不在,我就不能做这个家的主了吗?”于是将张俭留在了家中。 这一决定,给他招致了一场杀身之祸。 没过多久,收留张俭的事被泄露,张俭倒是幸运地逃过一劫,又去投奔其他人了,但孔融却因窝藏钦犯,被当地政府下狱。 同时被逮捕还有孔褒。虽然,当初收留张俭的不是孔褒,但张俭投奔的对象是孔褒,而且孔褒知情后也没有举报。 不过,鲁国政府不想滥杀无辜,所以在处理这件案子上,当地官员犯了难:究竟是处罚收留张俭的孔融,还是处罚张俭的投奔对象孔褒? 有关部门审问两人时,孔融竟主动要求处罚他,他激动地说:“元节(张俭的字)是我收留的,与我哥哥无关,应该治我的罪。” 没想到孔褒更激动,说:“元节是来投奔我的,这件事与我弟弟根本没关系,应该治我的罪!” 审案官员说:“你们两兄弟可想清楚了,这可是死罪!” 孔褒、孔融异口同声地说:“想清楚了,应该判我死罪!” 两兄弟争死,而且都说得理直气壮,这一下,让审案官员更加为难。这位能力平庸的法官,在万般无奈之下,竟把皮球踢给了孔褒的母亲。 |
(3) 他居然向孔母咨询,该治她哪个儿子的罪。没想到孔母斩钉截铁地说:“我两个儿子都不能治罪!” 审案官员大惊:“这是为何?” 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负责一家之事,这个家里出了什么事,都应该由我负责,所以,该被治罪的人是我。” 两兄弟争死变成母子三人争死,审案官员头都大了,更是不能判断该治谁的罪。 当地政府只好硬着头皮将这件案子上报朝廷。朝廷下诏,判孔褒死罪,将孔母和孔融释放。 离开孔家后,张俭一路向北逃亡,他每停留一地,就会带来一场灾祸。带来数十百场灾祸,使成百上千人坐罪后,张俭逃到了东莱郡,李笃家。 这是张俭投奔的倒数第二户人家。 张俭刚入住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就手持兵器,气势汹汹地朝李笃家闯来。李笃赶忙把张俭藏起来,然后去应付毛钦。 毛钦问:“张俭是不是躲在你家了?” 李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领毛钦就座,道:“您说笑了,张俭是朝廷钦犯,我怎么可能窝藏他?” 李笃边说边察看毛钦的脸色,见他面无杀气,于是试探性地说道:“张俭是个正人君子,他被朝廷通缉,并非有罪,不过是得罪了宦官集团。如果他真在寒舍,您难道真的忍心逮捕他吗?” 毛钦突然起身,把手放在李笃的肩膀上。李笃心扑通一跳,以为毛钦发现了他收留张俭,但他还是强作镇定。 然而,这并没有任何意义,毛钦到李笃家前,就已经耳闻张俭投奔了他,现在听到李笃试探的话,就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但毛钦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李笃大跌眼镜。 |
(4) 毛钦摸着李笃的肩膀,李笃心跳骤然加速,毛钦能明显感觉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紧张。这下毛钦更有底了,他长叹一声,道:“蘧伯玉以独为君子而感到耻辱,你为何一个人独获仁义?” 原来如此!李笃长舒一口气,道:“我现在就和您分享。” 毛钦道:“你想怎样做?” 李笃说:“此事不在于我怎样做,而在于您怎样做。” 毛钦看着李笃意味深长的眼神,想了一会儿,道:“我明白了。” 李笃微笑道:“现在,您已获得一半的仁义了。” 毛钦叹息而去。 毛钦走后,李笃决定立刻把张俭转移出去。李笃决定立刻转移张俭,不是信不过毛钦,而是既然毛钦已经发现张俭躲在他家里,难保不会有其他人发现。李笃在北海郡有个朋友,名叫戏子然,此人也是个正义之士,人品绝对可靠,李笃于是介绍张俭投奔戏子然。 戏子然非常仗义地收容了张俭。 但是,北海郡政府也在奉命通缉张俭,张俭住在戏子然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在戏子然的帮助下,张俭又逃到渔阳郡,最后由渔阳郡进入塞外。 塞外相当于今天的境外,不在东汉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内,张俭终于逃出生天,捡回了一条性命。 张俭的逃亡之路,可谓艰难曲折,险象环生,不知多少人为搭救他而获罪,不知多少家庭因收留他而破亡。张俭惊惶地奔走于这条由尸骨铺垫的逃亡之路,用无数人的前途和性命换来了自己的新生。 不知张俭在逃到塞外的那一刻,除了庆幸逃过一劫,心中是否还有愧疚? |
(5) 张俭的逃亡之旅,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人批评他贪生怕死,连累无辜。这其中包括张俭的士人同志、八俊之一的名士夏馥。 听说张俭逃亡的事迹后,夏馥连连叹息,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何要连累无辜的人?一人逃生,使万家遭受灾祸,还有何脸面活下去?” 但张俭并没有一死以谢天下。 如果选择一死,岂不是更对不起为他而死的义士们? 张俭心中是充满愧疚的。 十多年后,党锢之祸结束,张俭回到家乡,朝廷多次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入朝为官,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张俭不想再卷入官场是非之中,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仍然对当年逃生的往事不能释怀,认为自己无颜做官。 张俭一直想找个机会实现对自我灵魂的救赎,以减轻道德上的折磨。 汉献帝初年,天下大乱,饥荒蔓延,百姓食不果腹,张俭家中尚有余财,张俭于是“倾竭财产”,救济百姓,“赖其存者以百数”。 虽然家财散尽,但张俭比赚入千金还高兴。他感觉自己浑身轻松,腰杆也不知不觉地挺直了,往日的荣光又再度焕发。 但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多久。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征召张俭入朝为官,张俭虽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征召。 当时,张俭已是耄耋老人,曹操不可能重用他,无非是利用他的名望为自己站台,张俭为何还要接受征召? 这大概与几年前边让的遭遇有关。边让也是帝国的名士,因不愿与曹操合作,且三番两次讽刺曹操,被曹操派人杀害。 张俭终究还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弱点。 但张俭始终都在捍卫自己的底线。 入朝后,张俭发现曹操有不臣之心,于是阖门悬车,不问世事。一年后(198年),张俭去世,享年84岁。 |
宦官的另面:张让报恩 党锢之祸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多勇敢、正直的士人被杀戮,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士人,大多都是明哲保身之辈,可想而知,东汉王朝的士风会变成什么样。 而更遗憾的是,士风是可以延续的,什么样的士风,便会培养什么样的士人,什么样的士人,将来又会形成什么样的士风。而且,越是恶劣的风气,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总是向更坏的趋势发展。 这便不奇怪,为何东汉以后的古代社会,虽然永远不缺埋头苦干的士人,永远不缺为民请命的士人,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东汉这样士风如此纯正、刚烈的时代。 可是,既然东汉的士风如此纯正、刚烈,士人群体又如此积极向上,士人们为何还会败给臭名昭著的宦官集团? 不仅因为窦武骄傲轻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士人们不懂政治。 没错,他们虽然才华横溢,而且能力突出,但不懂政治。 什么是政治?通俗地说,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团结多数而对付少数。 可士人群体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反而把“敌人的人搞得多多的”了。 他们决定诛灭宦官集团之时,就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把所有的宦官都纳入了宦官集团中,要将所有的宦官一网打尽,包括那些老实本分的无辜宦官。 其结果是,导致宦官们空前团结,宦官集团实力大增。 如果士人群体懂政治,采取分化拉拢的战术,宦官们便不可能如此团结,那么,窦武陈蕃诛灭宦官集团的压力就要小许多。 毋庸置疑,宦官们是很容易拉拢的,因为党锢之祸前的士人们,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名满天下。天下人都愿意与之结交(与他们做朋友是一件很荣幸、很有面子的事),宦官们其实也不例外。 宦官集团对士人们的仇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爱生恨。 |
(2) 他们很想结交名士们,可名士们不齿他们的人品和作为,非但不愿意与之相交,还不留情面地抨击他们。宦官们热脸贴了冷屁股,尴尬,羞耻,积郁于胸,不得抒,渐渐便转变成了仇恨。 事实上,如果名士们愿意与之相交,即使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们一个小小的面子,他们都会感到很荣幸,而且由衷的感激。 连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张让也是如此。 张让发迹后,有一年,他的父亲不幸病逝,遗体运回老家颍川郡安葬。张让父亲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全郡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都参加了葬礼。然而,张让还是颇感不快,因为这些参加葬礼的贵人们,几乎都是暴发户或声名狼藉之流。 张让希望家乡的名士们能够参加父亲的葬礼,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感觉有面子。在张让看来,一屋子暴发户的分量,也比不上一位名士。可是,名士们事先约好了似的,集体无视张让父亲的葬礼,几乎没有人参加葬礼。 没错,是几乎,不是完全,还是有名士参加张让父亲的葬礼,只不过人数极少,有且只有一位。 唯一参加张让父亲葬礼的名士名叫陈寔,颍川许县人。与陈蕃、李膺他们不同,陈寔出身寒微,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或许正因为出身寒微,陈寔不像陈蕃、李膺他们那么高傲刚直,宁折不弯,他骨子里有几分圆滑。 陈寔曾担任颍川郡守高伦的功曹。有一年,侯览希望高伦给某人安排工作,高伦不敢得罪侯览,打算让那人担任文学掾。可陈寔发现,那人水平有限,根本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然而,陈寔并没有劝高伦拒绝侯览的请托,他居然对高伦说:“这人不宜用,然而,侯常侍的命令不可违抗。我请求以个人名义在外按通常办法推荐他,如此,既不会得罪侯常侍,也不会影响您的名声。” |
(3) 高伦从之。结果,那人果如陈寔所料,不能胜任文学掾的工作,郡内百姓于是批评陈寔举荐非人。但陈寔也不辩解,终无所言。 张让父亲发丧那日,陈寔独自一人前来吊唁,让尴尬的张让挽回了不少颜面。张让因此对陈寔甚为感激,决心报答他。 可陈寔并不奢望张让的报答。 此后,陈寔一直过着不求富贵、自得其乐的生活,在帝国的基层岗位上发光发热,最高也只做过县令,根本没想过抱张让的大腿,博取功名富贵。但张让也一直对陈寔的“恩情”念念不忘。 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后,宦官集团大肆杀戮“党人”,李膺和范滂等名士皆不幸遇害,作为名士的陈寔,也不幸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但陈寔并没有遭遇不测,因为有一个“贵人”出手相助。 这个贵人就是张让。得知陈寔陷入党锢之祸,张让认为自己报恩的时候到了,当即挺身而出,为陈寔仗义执言,使陈寔避免了杀身之祸。 不仅如此,看在陈寔的面子上,张让还多次为陈寔的亲朋故交开脱,因此得到赦免的人有很多。 张让这样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居然也有知恩图报、仗义的一面,那些名声比他好的宦官,无疑更有可取之处。 像长乐五官史朱瑀那样的宦官,则完全可以成为士人们结盟的对象。他的人品不坏(至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也没有明显的劣迹,关键是,他原本处于较为中立的地位。可窦武一道诛杀所有宦官的奏疏,硬是把他逼得与曹节歃血为盟。 其实,陈蕃、窦武未必不明白采取分化拉拢的战术对付宦官集团更有胜算,他们之所以弃之不用,无非是因为不屑。 作为正人君子,岂能与阉宦为伍? 陈蕃、窦武不屑,说明他们尽管贵为士人领袖,但也不过是个单纯的士人,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的眼里只有利弊,没有个人情感。 陈蕃、窦武这样位高权重的老臣尚且如此,其他士人,其政治头脑就更是简单。如成瑨抗旨诛杀张汎,并诛杀其家族党羽二百余人,其勇气固然可嘉,但手段未免偏激,而且是单纯的以暴制暴,很容易授人以柄。 士人群体和宦官集团的对抗,不像是两个政治集团的交锋,更像是两个老师(陈蕃和窦武)带领着一群天真热血的学生,和老谋深算的军阀们的斗争。 师生与军阀斗争,焉有不吃亏之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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