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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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第2页]

作者:梨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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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要彻底解释清楚“取法自然”，必须拿出实事证据，通过天文计算证明天与地，空间与时间，确实与华夏祖先描述那样中正平和。无论在时空的哪个地点，使用哪一种方法，时间与空间的对比结果都中正平和，结果都相等！

    首先明确何谓“倚数”。

    简单的讲，“倚数”指定义数值的基础，既分母。如某一段空间距离，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它，首先都要明确定义它的基本尺度，如按“米”计，按“厘米”计，按“公里”计等。但“易学”传承于史前，不可能存在“米”“厘米”“公里”等现代物理学单位，因此我们只能使用古今自然科学都可以观测到的统一数据作为基本尺度，换算空间与时间的数据。而这个基本尺度便是地球距离绕心点太阳的平均空间距离，既古学距离动力之源“极心”的平均空间距离。
    无论它是多少，我们都将它设置为分母，如此比较得出火星与地球的空间距离比为1.5236比1。
    既，火星距离太阳（极心）的平均距离，是地球距离太阳（极心）平均距离的1.5236倍。
    如此，以地球数据作为基本尺度，换算得出火星空间参数1.5236……而现代天文学中这种换算方式也早已存在，那便是火星天文单位1.5236Au。

之后，时间数据的换算方法与换算空间的方法相同，使用地球环绕极心太阳公转的整数周期作为分母，换算得出火星公转与地球公转的对比数据为1.88075比1。
既，火星环绕太阳每公转一周，将耗时1.88075个地球环绕太阳的公转周期。而在现代天文学中也早已存在此换算方式，那便是以”年“为单位行星公转周期。

    如此，将《说卦传》中记载的易学“立卦之数”，“参天两地而倚数”引入换算，得出空间的三次方，既1.5236的三次方；与时间的两次方，1.88075的两次方，对比结果相等的计算结论。

    但因为打字软件的原因，具体的计算步骤需要贴图：

至此便能发现，以地球天文参数作为倚数分母，换算得出的各天体的空间与时间参数的对比结果全都相等。但如果以火星天文参数作为倚数分母进行换算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结果仍然是一！

    因为以任何标准观察，都改变不了“天地均衡”自然共性。
    我们假设火星也存在文明，也以自己的空间与时间参数作为分母，丈量其他绕日天体的时空参数，那么金星空间与时间参数将不再是地球文明观测结果——0.723Au与0.61519/年。
    将被重新定义为0.473829Au与0.3271年。
    因为若以“亿公里”计算，金星距离太阳的平均空间长度大约为1.08亿公里，而火星距离太阳的平均空间长度约为2.2793亿公里。如此，以火星空间参数2.2793亿公里作为分母，换算金星平均日距1.08亿公里，结果将为：1.08/2.2793=0.473829火星Au……
    同理，金星时间单位若以“天”计算，公转周期将为224.7天；火星时间单位若以“天”计，公转周期将为686.94天。若以火星公转周期“686.94/天”作为分母，换算金星公转周期“224.7/天”，结果将为：224.7/686.94=0.32608……火星年。

    如此我们将发现，“0.473829火星Au”的三次方，与“0.32608/火星年”两次方的对比结果，仍然为一！

但您最想不到的应该是，此种自然现象引申到社会哲学层面，将造成困扰本次人类文明无法实现大同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既《道德经》开篇阐述的“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辩证关系！

“道可道，非恒道”中的第一个“道”字指道理或方法，第二个“道”字则指用嘴说。“非”指不，“恒”字是破解本文的关键，因为汉初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字被改为常，虽然“常”字同样表达久长之意，但却是失去了《易经·恒卦》中记载的“恒久”的真实含义。

现代物理学肯定解释不了日月星辰恒久运转的原因，但上古易学早已给出非常明确的解释。《易传·彖传·恒卦》中记载：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孔子晚年喜易，由他保存下来的《易传·彖传·恒卦》中记载：“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是说，空间与时间恒久不熄的运转，是因为时空如水一般平稳的运行，并彼此循环。
那么什么叫“如水一般平稳的运行”？《道德经》认为上善若水，最值得人们学习的自然品德便是水，因为水利万物而不争，从来不与其他事物起冲突，当遇到争执时总会巧妙的避免冲突。因此孔子也说智者如水，认为有智慧的人知道何时进，何时退，这便是谚语“智者如水知进退”的由来。如此，《恒卦》中的记载其实是说，时空具有此消彼长的自我调节能力，当空间膨胀时，与它一体并生的时间也会随之变化（时间的流逝速率会变的越来越慢），保持此消彼长的制衡机制。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的有关天体轨道转速的计算吗？还有《道德经·第五章》中有关时空介于动静之间的阐述吗？若将两者联系起来你或许就会发现，真正在变化可能并非天体本身，而是时间的流逝速率。

    火星轨道平均转速为什么大约为24.13公里每秒？因为按照火星轨道半径比地球轨道半径膨胀了1.5236倍，按照“时空一体”原则分析，这1.5236倍的空间膨胀有一半是由时间完成的，时间流逝速率将降低1.5236的根号倍，既1.2343倍。如此，地球轨道转速29.784除算1.2343……约等于24.13公里每秒!
    同理，与地球空间日距比为5.204的木星轨道转速度，也将降低为29.784/√5.204≈13.06公里每秒。
    而与地球空间日距比为9.58的土星轨道转速度，将降低为29.784/√9.58≈9.6公里每秒。
    与地球……
    既是说，广义相对论对天体运动产生原因的纠正是正确的，天体运动确实是由时空扭曲造成的，而非引力。但爱因斯坦并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甚至如黑格尔一样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所偏见，因此未能言简意赅的阐明其中的道理。

说千道万，古人效法自然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规律做人处世，既然维持时空恒久运转的内在机制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对等对称，既太极文化中的对立性，那么构建大同社会精神文明的首要便是“天下为公”，犹如大道般的公平与正义！因为只有如此社会才能犹如天地般和谐共处，最终实现大同。

    但《中庸》记载，只有“中”还不够，因为“中”背面是“和”，对立的背面是统一。是不是觉得非常矛盾？但这就形成自然循环的本质，如《道德经·第二章》的记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弦外之音，“正”可以通过明确“反”达成，因为正与反如果跟我们猜测的时间与空间关系相同，都是无法分割的统一整体，那么与“反”抱一成圆的数字便是“正”，与时间抱一成圆的参数也肯定是空间！
    而明确了时空参数抱一成圆的规律后我们就会发现，时间与空间的运转形态类似同一球体的正反两面，具有此消彼长的循环规律。如同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但如孔子所言“中庸”几乎是一种不可能持久的思想境界，老子也认为天地之间唯有天地顺其自然，中正平和，时时刻刻保持阳与阴、天与地、空间与时间对等对称的持中形态。因此天长可以长久，也不需要施行“仁”的教化纠正不自然之处。更因此，只有对时空的运算可以遵循“阴阳反背”的原则“抱一成圆”（直接颠倒时间参数或空间参数的分母次序，再将时空参数乘积，达成时间与空间在数字层面上的总量归一）。但如前文定义火星时间与空间参数时都使用地球参数作为倚数（分母）的行为，属于纯粹的个人主观行为（有为），而非老子提倡的顺其自然“无为”。
那什么才是“无为”？它与“有为”的区别又在哪里？

    简单讲，“有为”既主观作为，“无为”既客观作为。
    “有为”指持某一立场的作为，而非想法。比如你我都是中国人，所以考虑国际问题时难免会设身处地的以中国的得失权衡利弊。这是谁都无法避免自发意识，人不可能不考虑自我，如同孔子所说在亲情面前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因此，古时罪犯的亲属不但拥有不作证的权力，甚至还拥有为父母隐瞒犯罪行为的义务。
    在古时，如果谁去告发自己父母的罪行，那么首先受到惩罚的便是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儒家认为爱有等差，博爱大众需循序渐进，从爱自己身边的亲人做起。并认为一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却声称兼爱大众，那么这个人必定另有所图。这也是战国时期儒墨之争的根本原因，因为墨子认为爱是没有等差的，可以同时爱不同的人或是事物，对待陌生人也可以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但这怎么可能？对墨子等圣贤或许可能，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但普通人呢？人可以不通过学习教化就一步登天，成为圣贤吗？还如同力的传输，力可以违背循序渐进的自然原则直接达到终点吗？子弹可以不经过飞行便直接命中目标吗？因此我认为，儒家思想要比墨家思想更加符合自然科学精神。

说到“儒墨之争”，战国末年有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典故，当时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周庄曾用朝三暮四的猴子讽刺过“儒墨之争”，说养猴人原本按照“清晨四颗，黄昏三颗”的原则喂养群猴，但突然某天要改规矩，改为“清晨三颗，黄昏四颗”，群猴闻言大怒，龇牙咧嘴表示反对。因为猴子目光短浅，不知殊途同归的道理，只盯着清晨少吃了一颗果子的眼前利益不放，反对养猴人“朝三慕四”的做法。于是养猴人只好妥协，放弃了修改规矩的想法，群猴闻言欢呼雀跃，并击掌庆祝。
这便是周庄，有话从来不好好说，用这样的方法讽刺“儒墨之争”不过是不知殊途同归之理的猴子之争。之后的文章中我会逐步介绍周庄与他的《庄子》，到那时您或许也会痴迷于庄子的学识。

    如此，“无为”的解释其实就隐藏在《道德经》原著中，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道德经》早已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哪怕只改动一个字，对原意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如前文提及汉初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道可道，非恒道”被篡改为“道可道，非常道”，诚然“恒”与“常”都表示恒久常在，但“恒”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取法渊源，取法的是《周易·恒卦》天地久存常在的内在机制。

    天地因何能够久动不息？因为它“利有攸往”。
    按照繁体字意拆解，“攸”从攴从人，因此中国最早的字典，也是距离《周易》成书现存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记载：攸行水也。
    如此，利有攸往是说，好处在于象水一样平稳的运行。
    那么水如何运行？孔子说“智者如水，知进退”，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两位圣贤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水具有此消彼长的自我调解能力，而这种能力便是太极图文化中阐述的阴阳运行规则，此消彼长！
    如此我们根据这条线索猜测出时间与空间可能具有此消彼长的循环机制，并结合现代天体力学的研究，验证了此猜测。否则按照“参天两地而倚数”的指引，颠倒后空间参数的三次方与时间参数的两次，乘积为何是一？因为时空此消彼长，无论如何变化，空间与时间的总量保持不变，可以归纳为一。
    从本质上讲，时空其实是个守恒系统，因为它的运行规则与“能量守恒”的机制完全一致。能量守恒定义：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能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而且能量的形式也可以互相转换！

综上所述，解开“无为”谜题的《道德经》版本我们选择1973年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简帛本《老子万千言》，因为它被篡改过的历史间隙最小，更加因为《简帛本·第二章》对“无为”的论述与今本有很大不同，现今一些版本不但删减了其中“恒也”有关《易经》渊源的总结性论述，还将“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改为“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下面我们将详解这两个本版的解释，其中的不同我相信一看便知。

    首先是百度上的版本。

    原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之后是注解：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那是由于有丑陋的存在。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所以有和无互相转化，难和易互相形成，长和短互相显现，高和下互相充实，音与声互相谐和，前和后互相接随——这是永恒的。因此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听任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有所施为，但不加自己的倾向，功成业就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所谓失去。

下面是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简帛本《老子五千言》。
原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倾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但“简帛本”还未出现自己的注解，因为人们习惯性的认为简帛本与现今流行的通用版本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道德经》成书的主旨早已明确。古时帝王坐北朝南为尊，南面称王，所谓“人君南面术”即统御天下的帝王治术。周散关大夫尹喜请见，《道德经》的教授正是此术。因为这是周王朝的治国传统，类似现今还在实行的全国人大提案制度，人大代表们的日常工作重点便是调查社会基层的民生民意，再把其中的重点梳理成册，提请全国人大。因此《道德经》首章阐明了一个对治理国家非常重要的大问题——“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提醒具有决策权的统治阶层，不可偏听偏信，因为任何道理与名称，一旦经人的嘴说出，都会带有主观偏见，都会有失自然。比如对某件事物的是非评判，总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那么对君王而言这翻道理也好，提案也吧，到底是好是坏，可不可取？孔子的回答一针见血——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喜欢的事物人们会拼命说它的优点，厌恶的事物则专说它的缺点。总之言而，人非常喜欢得到他人认可，自己喜欢的事物也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厌恶的事物更希望别人也厌恶。因此孔子认为“以德报怨”不可取，做人应当“以直报怨”。

作为领导，我们虽然与他人有宿怨，但不能因此罔顾事实，排斥这人与他的建议。更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人，就无视这人的能力，提拔不如他的人。这便是“以直报怨”。但非常悲哀的是人们似乎只记住孔子说过“以德报怨”，但孔子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抱德”？你拿善良报答怨恨，那拿什么报答善良？

孔子的回答不但拷问人心人性，还直击执政弊端，比如交通规则，有人遵守有人违反，那么假如身为交警的你出于善良原谅了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那么请问那些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的权益谁来维护？久而久之“以德报怨”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让原本准守规则的人也变的不遵守规则，因为他们知道即便违反了规则，善良的警察叔叔也会原谅他们。因此不要总以为“我只是插个队而已”，如孔子对子贡所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良好的社会礼仪制度建立不易，希望大家都能共同维护。

因此我认为《简帛本·老子五千言》需要重新注解，但此方面在现今中国文化界却存在缺失，缺乏佐证。因此下文给出的注解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首先，我的注解思路并不新奇，源于魏晋三国时期的少年天才王弼提出的以《易经》作为依据注解《道德经》，力争还原《易经》为中华民族群经之首的文化渊源。因此其中涉及一定的《易经》内容讲解，但我尽力将其简洁，尽可能的使用通俗易懂的民俗实例解释，若有不足或谬见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更加欢迎大家指正，因为孔子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我不但相信所他说所的“学而时习之”，学习需要学以致用，努力践行。更加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众采所长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因为任何人的力量与学识都是非常有限的。

我觉得，任何成功的哲学经典必然逻辑紧密，主旨明确，《道德经》更加不可能例外，因为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文人志士们不可能集体失明，《道德经》是帝王治术的文章主旨绝对不会出错。至于有人认为它是修行圣典，山术法门宗要；哲学经典，修身养性精要也没错。因为中华民族的“帝王治术”与“修身秘术”与“养性心术”同出于《易》，如同“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法均衡，家国天下若想长治久安，只需遵照和谐的规律执行即可。因此古时圣贤一再强调“大道至简”，“大道”的解释越多越假，因为大道必然是普遍存在于大千事物中的共性，如同物理学研究到最后发现世间万物不过是物质与能量在排列次序与数量上的不同组合。既是说，物理学认为宇宙的源头只有两个，物质与能量。而中华传统易学认为宇宙起源于空间与时间的分裂爆炸，能量与物质则是空间与时间的分裂过程中产生的精华变化，既“四象”中“少阳”与“少阴”之变。

    《简帛本·老子五千言·第二章》我分为两部分解释，以被现今通行版本删节“恒也”为界，分上下两部分。首先解释“恒也”之前的部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倾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
    这一部分内容古今版本一致，唯独缺失“恒也”两字，但就是“恒也”的缺失与前文改“恒”为“常”的荒唐做法，造成古今中华文化对《道德经》的认识不足。因为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认为《道德经》分为“道经”与“德经”两个部分，如马王堆出土的《简帛本·老子五千言》便分为“道经”（一至三十七章）与“德经”（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两部分。但已我对《道德经》的理解认为，这样的分文方法仍然有问题，并且问题严重。虽然它弥补了“取法自然”的缺失，认识到中华传统社会哲学取法于自然科学的文化渊源。但将“道德”分文阐述的方法问题严重，如王阳明对“知与行”的认识，《周易》对“天与地”的运用，我认为，“道德”在《道德经》的每一章节中都有论述，无法分节表述。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倾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的排比论述，阐述都是自然事物之理，都属“道经”。而被删掉“恒也”两字，恰恰是这一番自然论述的点睛之笔，总结概括。

    美是如何产生的？因对比而生。假如有两人都很丑，但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丑，那么相对太不丑的这个人就可以被定义为美。这说明人性对事物性状的定义是有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又是随时变化并彼此依存的。同理“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声和音”“先和后”也是这种关系，“难”在“更难”面前便会转化为“易”，“易”在“更易”则会转化为“难”，两者虽然对立但却彼此依存转化，否则离开了“难”将“易”将无从定义，没有“短”“长”又是什么东西？没有了合奏（音）独奏（声）又是何物？没有了“先”又哪里来的“后”。因此老子总结，以上排比论述，都是自然之理——“恒也”！既前文重点讨论的《易传·恒卦》中论述的星辰永动规则“太极三要”，对立、统一、互化。
    如此一来，《道德经》与《易经》确切关联便被建立了起来，算是勉强完成了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的少年天才王弼的远大遗志——使用《易经》注释《道德经》。

如此，《简帛本·老子五千言·第二章》“恒也”之后的内容——“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属“德经”部分，既人类行为效法自然规则总结出的行为理念。“无为”的话题我们之后解释，它指不偏不倚的持中之道的作为方法，通过实验计算才能准确理解。“行不言之教”之前讲述孔子的教育理念时已详细解释过，但回头想想我认为解释的还是不够精炼，它说的应该是“名”与“教”之间的匹配关系，既“名不正，言不顺”的道理，一件事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却要求别人去做，自己都不排队，却制定排队规则，那么这套规则谁会诚心遵守？所以说“行不言之教”论述的“名”与“教”之间的匹配关系，取法于阴阳匹配的自然规则。

之后“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这段，与现今通用版本注释“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不小改动，我分析这番改动应该是同一人所为，具体是谁虽然不清楚，但本意是为了自圆其说，使《道德经》全文的论述体系完整，全文相得益彰，最终应和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既王阳明所说的文人通病“胜心难诛”，在本已完备的前人经典基础上偷梁换柱，改动一两个字或使用同义词代替原词汇，达到窃为己用，扬名立万个人目的。因此许多人注解经典执着与众不同，甚至以沿用前人的解释为耻。因为如此一来对经典注释便不再属于他独家所有，而且还侵犯版权。但我认为自然大道是天下公理，人人可写，人人可用，语言组织不同而已，根本没有谁抄袭谁的道理。难道别人说的道理正确，你不使用，非要改成你自己的道理？包括我在本文中所写东西诸位如果觉得好，随便便是，哪怕署名自己我也绝不追究版权，此贴为证。

首先，“万物作而弗始也”与“万物作焉而不辞”的解释虽然差异不大，但“弗”与“辞”的解释是有区别的。“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用以修饰“合理“”得体”，属语言文词，如“辞令”，指社交、外交场合中得体的应对口才。“辞行”指道别前得体的告别方式。本意虽未脱离中庸求和的大道宗旨，但如此改动过于贴近社会哲学范畴，失去了社会哲学取法自然现象的文化渊源。但“弗”字不同，甲骨文“弗”字形从“己” ，隐喻绳索之形，会意缠束一物使之矫正不弯，故有矫枉之指。既是说，甲骨文中“弗”的本意是矫枉，《道德经》此段使用“弗”字，隐喻纠行为中不和谐、不自然之处。这才是达成“无为”的方法，不是不作，而是顺其自然的矫枉行为，使行为不偏不倚，达成既不是天也不是地，不是不空间也不是时间，不是阴也不是阳，时时刻刻都保持在物质与能量分界的一刹那，日光所及的光明之处。
近代物理学研究也发现，当两道完全相对波的波峰与波谷重叠时，两道波会同时消失，寂静归“无”！

    说到此处不得不提“顺其自然”，因为“顺其自然”的命题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没有人不知道它，但少有人能通过实例简单明了讲述它。因为痴迷《庄子》的缘故我仍以周庄讲述的一则历史典故解答“顺其自然”，但这则历史典故孔门儒生们也讲过，而且讲的似乎比周庄的那个疯子要更受欢迎，那便是中华文化史上闻名遐迩的历史事件——孔子问礼。
    在周庄的讲述的内容中，孔子与他一同学礼的同窗“南宫敬叔”（后为孔子的学生）拉了满满一牛车的书简去找老子，希望得到老师认可，但老子却对孔子删定的六经礼仪不屑一顾，甚至严厉的教训他：“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翻译过来，老子道理大意是说，宇宙时空没有人推动也能运行，太阳和月亮没有人点燃也能发光，星辰无人摆列也能达到该达到的位置，禽兽无人制造也能繁衍。这便是自该如此的自然法则，哪里用的着人去干预？人之所以出生，死亡，受辱，都有它自该如此的道理，这便是自然。按照自该如此的规则去作为，遵守自该如此的道理去执行，国家自然能得到治理，人也自然而然的会变的正直无私，何须强调那种是行为符合于礼，符合自然？反复强调哪种行为合礼，指正他人的不足，有违人的本性。如同敲着鼓去追逃跑的人，后果只能是指正出的错误越多，他人也只会跑的越远！

    不得不说，老子这一番不客气的教诲极为严厉，甚至刻薄，以致与孔子同出的南宫敬叔事后去找老子理论，责怪老子一点都不像圣贤。但孔子不这么想，孔子认为老子深不可测（描述老子是条龙，不可描绘），虽然他也不明白老子话里意思，但他相信老子说的话是有的道理。这便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事公正客观。

    孔子一生曾数次问礼老子，与南宫敬叔同去这次孔子还不到三十岁，刚刚学礼有成，非常渴望得到老师认可。于是迫不及待的用牛车把删定好的六经礼仪拿去让老子斧正，但老子并不买账，还非常严厉的教训了想法天真的孔子，相当于预言了孔子未来的结局（周游列国复兴周礼失败）。可惜孔子没能听懂老子这一番忠告，离开周都洛邑后依旧按照自己的想法尝试复兴“周礼”。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清楚，为什么没有成功？孔子晚年曾感叹：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感叹，自己若能五十前精通老子所说的易学道理，人生便不会有太大的过错。言下之意，此时的孔子已经意识到，自己渴望恢复西周礼制的天真想法注定会失败。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易学”的本质，何谓“易”？
    《说文解字》：虫部蜥下曰，蜥易也。
    蜥蜴具有根据环境变色的特殊能力，因此“易”字隐喻变化，“易学”顾名思义，变化之学。孔子渴望复兴将要过时的“周礼”，违背了随易而适的易学宗旨，失败早已注定。

    既是说，老子认为春秋时期自以为是的下智之人太多，已不具备通过“倡导礼仪”方式实现大同的社会基础，只有自该如此的自然规律才能挽救苍生，让自以为是的人们在“困之勉行”，在走投无路的压力下，不得不改正自身错误。

    言下之意，熟知上古礼学的孔子也挽救不了形将崩坏的东周社会，因为人心已然不古，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致中和”的自然规律。即便是如今我国重提和谐共处的自然价值理念，但还有人很多对此若存若亡，甚至大笑质疑，恶意诋毁。因此我才尽可能全面的阐述中华传统文化与自然现象规则间的关联，毕竟这已是个科学昌盛宣教无用的特殊时代，但也是距离实现大同最近最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得到大众共识的真理检验工具——科学！

    古印度有句非常古老的谚语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它说——在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也都是最好结局。一壶水，被加热到沸点，自然会沸腾；被降低到冰点，也自然会解冻，这便是自该如此的道理。同理，一个人言而无信多了自然会众叛亲离，勤奋努力到了，自然也会有所收获。如此”道法自然“说的其实是，大道的运行规则是事物的起始与结局间的因果关联。因此，儒释道文化可以同昌于华夏。

如此一来，“万物作而弗始也”与“万物作焉而不辞”对“无为”的阐述相去甚远，因为世人错误的将“弗”误解为“不”，为“无为”平添了“不作为”的恶劣印象。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历史事件，便能发现这个误会是如何产生的。

最初“弗”只有一种解释，那便是《道德经》中的原意“矫枉”，纠正事物中不恰当之处。之后却因《春秋公羊传·恒公十年》与《吕氏春秋·察今》画蛇添足的个人见解，被人误解。
《春秋公羊传》与《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也是最为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但记载详细未必是好事儿，相传孔子整理的史书《春秋》便只有“经”，没有“传”。只按照礼制记载了历史事件的发生，没有添加任何个人注释，既参杂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评价。但孔子版的《春秋》没能保留下来，因此人们退而求其次，选择与孔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传》替代失佚的《春秋经》。这么做其实没什么问题，因为即便孔子的《春秋经》保留下来也只有“经”，没有“传”。我们在观看《春秋左氏传》时只看“经”，不看“传”，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但世人却很难明白孔子“述而不作”的苦衷，真正的圣贤大多也都不立文字，除了责任所系的老子应尹喜的请见留书《五千言》，如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佛陀释迦摩尼便不立文字，因此弥留之际他对迦叶尊者拈花一笑，意会了“不立文字”的传承原则。迦叶尊者的传人从此以后也以“禅宗”自居，达摩祖师西来开创东土禅宗道场时同样继承“不立文字”的传统，至六祖慧能证道成佛，甚至革除了衣钵传承的弊端。因为衣钵有可能成为欺世盗名的华丽外衣，如同我们又如何能保证每一位佛门弟子都心地善良？因此佛陀也告诫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只有将他传的法化为己用才可与人说法，其中道理便是孔子终身践行的“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才是真知。“轮扁斫轮”寓言试图阐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天天抱着圣贤经典看就能成为圣贤？那大家都买一本马云先生的自传，岂不人人都要腰穿万贯？

    那么《春秋公羊传》中如何运用的“弗”字？
    《春秋公羊传·恒公十年》记载：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
    大多数人看到这段历史记载肯定糊涂，不知所云，但由段历史衍生出的典故您肯定听说过，那就是耳熟能详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没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便出自这寥寥数字的历史文献记载，并且与它相关记载甚至只有“弗遇”两个字，因为“公会卫侯于桃”记载的是鲁恒公十年秋，鲁桓公到卫国名为桃丘的地方与卫侯相见，记述的是春秋时期诸侯间交往的历史事件。因此《公羊传》的作者解释：“会者何？期辞也”。
    什么叫会？约定好日期的礼节。
    之后“其言弗遇何？公不见要也。”
    那什么又叫做弗遇？诸侯行为不得要领的遭遇！
    既是说，这本来是一场应当得到足够认识的遭遇，但当事人不得要领，没有矫弗自身行为。

    据《春秋左氏传·恒公十年》中“传”的记载，“弗也”记载是虞国公爵虞公，与弟弟虞叔因为一方美玉引发的叛乱。虞叔本有一方美玉，哥哥虞公（虞国为公爵）讨要，最初虞叔并没有割爱，但后来担心哥哥因此打击自己，便以周朝谚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为说辞将美玉又献给了虞公。但虞公贪得无厌，又不断的索要虞叔心爱的宝剑等事物，弟弟虞叔倍感受辱，便起兵叛乱。毕竟天天要讨要他人的心爱之物，是个傻子也看得出来虞公是在耍君主威风，凌辱弟弟虞叔。
    这个典故与开篇讲述的“崔杼弑庄公”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诸侯自身行为不检点引发了以下犯上的违乱。齐庄公被崔杼设计杀害了原因是因为齐庄公与崔杼的小妾通奸，俗话讲“赌近盗，奸近杀”，赌博容易引发偷盗，偷奸则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庄公之死与虞公之难根源其实都在自身行为有失，从弟弟虞叔割爱美玉的遭罪起，虞公就应当反省自己欺人太甚的过分行为。同理，庄公不去与崔杼的小妾通奸，权倾朝野的崔杼也不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史官家族前赴后继的口诛笔伐，设计杀他。

    总而言之，“弗遇”指行为需要改正的遭遇，而非人们曲解的“公不见要”，简单直接地便将“弗”字直接曲解成“不”。

《吕氏春秋·察今》中“澭水暴益，荆人弗知”的记载是说，荆人本欲涉水偷袭宋国，虽然测量过澭水的深度，却因下雨澭水暴涨，没有根据形势变化弗正涉水偷袭宋国的计划，造成溺死千人的悲惨结局。此处将“弗”曲解为“不”的错误更加不可原谅，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忘本谬解，为免误人子弟，更为中华文化的追本溯源，理应修改刊定。

    通用本“万物作焉而不辞”的解释是“听任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这便是人们一贯理解的顺其自然，无为。但未被篡改过的马王堆帛书本的记载却是“万物作而弗始也”，根据字意与道家原生文化分析，此段论述的本意可能指“矫枉事物的起始”。其中“弗”指矫枉，“始”指的起始，既矫正“自该如此”之前的成因。众叛亲离的人何至于此？因为他言而无信的次数太多。

    可以这样说，崇尚自然的中华文化与经典物理的规则类同，也受到因果律的支配。

    汉初几代曾施行过无为之治，《史记·循吏列传》对无为的实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一段记载：“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庳车”是春秋早期楚国使用的一种车矮马高的矮车，楚庄王认为这种矮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便想通过颁布法律的方式命民众改制庳车。但楚国令尹孙叔敖认为频繁的颁布法令会使民众不知所措，于是提议加高乡镇门槛，迫使经常出入“闾里”的楚国公族们自发改制庳车。楚庄王应允，如此不出半年虽未颁布法令，但为了方便自己的出行楚国公族自发自觉的改制了庳车。司马迁盛赞此治为“不教而民从其化”，这便是《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万物作而弗始也”的实例。
    细心推敲这段记载就会发现，楚庄王改制庳车的初衷可能是出于个人目的，因为他夙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而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便是兵车的多寡，往往哪家出的兵车多，哪家就胜利者。但兵车由各国公族自备，而楚国公族使用的庳车车矮马高，虽然稳，但速度慢，不适合冲锋陷阵。于是楚庄王就想通过颁布政令方式改变楚国庳车的弊端。但楚国令尹孙叔敖认为频繁的颁布政令会使民众不知所措，于是建议通过加高乡镇门槛的方式，将楚庄王渴望改制庳车的个人初衷，转嫁为楚国公族自发自愿的集体意愿。毕竟，车的出现为了方便出行，如果哪天我们发现开车出行已经不再方便那怎么办？想办法解决呗。而楚国公族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加高车轮，使低矮的庳车能顺利的通过加高后的乡镇门槛。毕竟谁也不愿意抬着自家的车进门吧……
    这便是“万物作而弗始也”，矫枉事物起始的无为之治。那么您还敢说“弗”指“不”，无为指不作为吗？不相信我们继续看下文——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删掉了其中的语气助词“也”）。

    继续比较通行本“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与简帛本“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会发现，简帛本中并未出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与之类似的记载则出现在《简帛本·第十章》，并且记述的内容也是“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之前重点讨论的便是“弗”字的运用，“生而弗有”与“生而不有”从字意层面分析，便具有本末倒置的本质区别。“生而不有”的一贯解释是自然生养了万物但不占为己有，听上去不止玄妙，更加号召人们无私奉献的道德倾向。如果没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本·老子五千言》，我也比较不出从改“恒”为“常”开始对《道德经》一系列改动，具有非常强烈的“愚民”目的。
    相传汉武帝时期，为了结束无为，按照自然规律施行法则的治理方式，出现了极为的激烈“愚民”与“明民”之争，既愚弄民智与开明民智的治理争辩。最终以董仲舒为首倡导有为的愚民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但结束了汉初以来施行的无为之治，还将《道德经》真本销毁重制。并且篡改了孔门儒学，将孔门君臣父子各尽其职，任贤选能的秩序规则，篡改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封建礼教。
    董仲舒之流如此做并不稀奇，具说美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在1990年也进行过类似的非官方性的民间聚会，会议讨论议题便是如何走出当财富越来越集中的资本环境下，社会下层挑战精英阶层统治地位的历史怪圈。既中国社会研究了数千也未能破解的历史怪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美国精英阶层最终想的办法同样是愚民，使用电子游戏，体育竞技，美食等让美国底层民众沉沦在无休无止的廉价娱乐之中。所以如今的美国人早已没有了开拓新大陆的进取与拼搏，有的只是醉生梦死的沉沦，沉沦精英阶层为他们精心营造的“及时享乐主义”恶毒氛围之中，即便流浪了也要看NBA，即便直面面对死亡也歇斯底里的高呼自由。但什么是自由，只有制约在规则内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否则你有娱乐的自由我也有休息的自由，当我们的自由不可避免的碰撞在一起的时候，谁的自由更值得捍卫？按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民俗规律，白天可以娱乐，夜间娱乐扰民违法治理即可。那么自由与法制矛盾吗？中国人为什么能够不必担忧自身安全，无忧无虑的享受自由？因为我们法制自律，更因为我们深悉阴阳和谐的自然大道！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简帛本·老子五千言》出现在独尊儒术的前夕，西汉长沙王丞相利苍的墓中。

但据说只能是据说，不可能当真，美国精英阶层也好，汉初的董仲舒之流也罢，如此用心险恶有特定原因。因为只有缺乏自律，不知反省，且自以为是的人群才容易被吃喝玩乐诱惑，近而沦为社会下层。而各国精英阶层普遍自律勤奋，且懂得自新自省，如种姓制度中的上民，反观下民甚至都懒得接受教育，因为他们缺乏孜孜不倦，日夜不怠的勤奋精神。聪明的中国人也清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的并非无休无止的劳作，还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夜不怠的学习与自新。孔子之后儒学重要的发展与超越者孟子也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生归根结底是不断自新，增加自身能力的伟大征程。但缺乏自律精神的懒惰之人永远都不明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应该反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人这一生中真正属于自己能够完全受自我支配只有我们自己这副身躯，如果连自己的都管不好，那我们还能做好什么？

    未被篡改的《简帛本·第二章》中并没有记载“生而不有”“为而不持”等不作为的内容，恰恰相反记载的是“为而弗持”，认为应当矫枉、把持作为，既适时而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枉为。如家中条件不好就不该盲目他人攀比财物，又如在月收入只有几千元的情况下，还要频繁出入娱乐场所，借贷消费等“及时享乐主义”行为。因此独尊儒术的最初几年，“有为之治”执行相当成功，因为经过“文景之治”的卧薪尝胆，西汉王朝已经积攒了一定财力与物力，已具备了平定匈奴的一定条件。因此短短数年之内少年英雄霍去病横扫漠北，两次功冠全军。但汉军之后的行动为何接连受阻？因为打仗归根结底打的是钱，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汉匈战争期间汉军光是运输军粮的成本就高达120比1，每往前线成功运输一车粮食，就要消耗119车的运量成本。因此军费一直是一柄高悬西汉王朝头顶的锋利闸刀，所以打到最后汉武帝不得不一再加税，并最终把竹杠敲到有钱人的头上，开始征收“缗（mín）钱令”。

    公元前121年夏，汉军大败匈奴。正当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准备继续讨伐昆明夷的时候，国库告急。于是，汉武帝颁布了“缗钱令”?，开始征收财产税。

    汉武帝下令商人、放高利贷者等赢利阶层，自己统计申报自家的产业资产向官府如实汇报，每两千钱资产，征收一百二十钱的税赋；普通人家，不事商业的，资产每四千钱的征收一百二十钱，比富裕的商人少一半。同时，民间有供乘坐的小马车以及长于五丈的船也要收税。但自行估计申报财产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关系不大，而富有的商贾家产基数大，几乎不可能做到如实申报。所以，起初缗钱令的征收情况很不理想，远没达到汉武帝所预期的效果。于是汉武帝制定了配套的法令措施，规定如果谁隐瞒财产，不如实申报，或者故意少报的，发戍边疆一年，其财产充公。而对于检举揭发的人则有奖励，且幅度很大，把被告人的一半充公财产奖赏给举报人。并提拔了杨可等一批官吏到处暗访检查富商大贾的财产状况，督办征收缗钱令事宜。于是，民间酷吏横行，诬告成风，甚至有人以诬他人为业。在汉武帝杀掉“义纵”等阻挠“缗钱令”施行的官员后，国库虽然充盈了起来，但也为西汉王朝的灭亡埋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民怨祸根。若无之后的“光武中兴”，汉室刘家王朝怕是早在公元九年便已灭亡。

    既是说，“汉兄战争”后期应当遵循“为而弗持”的道理，根据自身情况的变化适时修正“汉匈战争”的策略，不该一味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西汉王朝的财政崩溃。如不该否定桑弘羊等大臣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就地解决军粮供给困难的议案。更不该孤注一掷的派遣李广利出征西域，导致李陵被俘。汉武帝杀李陵全家，宫刑处置为李陵说话司马迁，其实都是恼羞成怒，不愿承认己过的一时幼稚行为。事后冷静下来的汉武帝也在“轮台诏令”中承认了以上过错。但这些过错见识浅薄的下智后人始终视而不见，甚至不许人提及。这便是孔子认为不可教化，不明白“知不知，智也”道理的缺乏智慧的愚昧之人。
    什么是智慧？孔子认为，知道自己有不知不足，才最大人生智慧。
    老子甚至认为“知不知，尚也”，知道自己有不知不足，才是值得崇尚学习的上天德行。

    之后“功成而弗居”说的则是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矫枉调整自己的居身之所，既职位等社会职务。因此“功成而弗居”与“功成而身退”是有一定区别的，“功成而身退”具有急流勇退，不居功自傲，不贪图权势的人格魅力。“功成而弗居”指根据形势适时调整自己所居的职位。如汉初平定“诸吕之乱”后，陈平便把丞相的职位暂时让给了周勃，因为周勃在“诸吕之乱”中立有大功，风头正劲，陈平如果不能适时的让出丞相之职，或许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锅。因为新登基的汉文帝也希望报答周勃的诛吕之功，因为若没有手握兵权的周勃诛杀了太后吕雉以下的吕氏一族，刘家天下怕是早已姓了吕。

    因此陈平审时度势，让周勃做丞相。但其实陈平这个人非常聪明，早已料定周勃一介武夫做不好丞相，而且为人正直，会知难而退再将丞相的职位归还给自己。果然新皇登基伊始，汉文帝便在朝堂上询问丞相周勃，一年有多少人犯罪？周勃闻言汗流浃背，连称不知。汉文帝又问那一年国家的税收有多少？周勃下跪告罪。有些气愤的汉文帝便问陈平，陈平回答的滴水不漏，首先为周勃进行了辩解，说丞相肩负着督导百官之重则，实在没有精力任何事都亲力亲为，陛下询问的事宜都有专人负责，犯罪的问题可以问“廷尉”，税收的问题可以问“内史”。汉文帝这才顺坡下驴，原谅了一问三不知的丞相周勃。
    毕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身为丞相的周勃一问三不知，不给些处置确实说不过去。但陈平为周勃解了围。事后，周勃也非常识趣的将丞相的职位还给了陈平。
    其实，做皇帝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本不需要全知全能，又会种地，又会炼钢，又会打仗，又会贸易的全能皇帝也只有在网络小说才会出现。包括孔子内在，对君主的要求不过是任贤选能，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即可。刘邦为什么能得天下？因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自己没什么大本事，甚至非常不要脸。如项羽要杀刘邦父亲时刘邦竟然送去一只碗，道德绑架项羽，说咱两人是结拜兄弟，你杀我父亲杀自己的父亲，如果你非要如此做，就分我一碗吧……项羽一介莽夫，如此便被刘邦反将了一军。如果是我就像伺候亲爹一样侍奉刘邦老爹，让天下人都看看他刘邦和我项羽的做人差距有多大，拿杀人家老爹要挟人家投降，小孩打架想出的办法吧？

    反观刘邦，不但善与把握人性的弱点，更加精通用人之道。韩信在项羽账下时不过是个执戟郎，但一到刘邦账下便成为了统御千军万马的大将军，甚至手下将领不服韩信时刘邦亲自下跪尊封韩信为大将军，为韩信正名。这便是周文王拉车八百步，垂范的帝王之道，礼贤下士之风。如此刘邦也得到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后报，萧何、韩信等人为他夺得了汉室天下。

    反观项羽，我从不认为项羽是英雄，一个困境当前不知反思改过，不敢直面自己的犯下错误，不知想尽一切办法突围东山再起的莽夫，真不值得的中华民族的知子孙后代效法学习。

    垓下兵败，十面被围的项羽竟然不知想法设法的突围，竟还带着所剩不多手下反复冲杀，证明什么不是他项羽无能，而是上天要亡他项羽，人都跑到了刘邦那边去了，多到杀也杀不尽。
    这便是不知反省的项羽，亏得虞姬为他自刎。
    人为什么都跑到刘邦那里了你项羽不清楚吗？不过是不想承认错误，没有勇气重新开始吧？你项羽打下地盘大连印都刻好了，却不舍得封赏，攥在手中反复磋磨，磋磨到角儿都磨没了也不舍得封赏，如此赏罚不明的人谁愿意跟随？
    你连亚父范增都怀疑，都能逼死，谁跟着你不害怕？
    因此我相信，在有智慧的中华儿女眼中项羽从来不是英雄，只是心智不太成熟的三楚贵裔。

    中华历史上“功成而弗居”例子有不少，如同样是汉初，萧何便使用卖官敛财的法子打消了刘邦对他的猜忌，避免了重蹈韩信的覆辙。还有贪财保命的王翦和效法他做法的北齐兰陵王高长恭。辅佐朱棣登基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新中国缔造者之一的周恩来总理。都是“功成而弗居”的成功运用者。
    与孔子“天下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理念不同是，这些具有无比智慧的中华先贤大多精通儒道或儒释道三家文化。因此遇到困难时这些人都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时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改初心的继续坚持奋斗。
    这才是“功成而弗居”的真谛，而非“功成而身退”。

    “夫唯弗居，是以弗去”是说，我们这些观看者，只有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矫枉自己的所居所处，才能达成什么都不会失去的“无为”状态。例如刘邦外出与项羽打仗，放萧何在蜀地看家。但他又不放心萧何，担心萧何在蜀地自立为王。于是派人监视萧何。因此萧何才明目张胆的买官卖官，其实是为了表明自己眼中只有钱，没有天下。果然，刘邦得知自己走后萧何在仗着手中的权利在蜀地卖官买官，便放下心来去堤防心有百万雄兵之志的韩信去了。因为在刘邦心里韩信更值得堤防，因为韩信说过刘邦只有统御十万兵马的能力，而韩信本人则多多益善。
    既是说，多疑的刘邦并不是没有怀疑过萧何，但萧何适时的调整了自己的所处所为，让自己隐形，化为大道才具有无形无物之象，没让刘邦抓住收拾自己的借口。
    既是说，萧何的作为，才是无为。

    既是说，“弗去”指消失不见，而不是“不会失去”。
    因为《离骚·九章·悲回风》中这么一句：“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心调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无适”去寻求介子推隐居之地，再见一见伯夷放逐之处。心里惆怅不已忧思难除，意志坚决哪儿也不会去。
    屈原《悲回风》中“弗去”指忧思难除，无法让纷乱的思绪消失平复。
    因此老子阐述“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夫”指的便是你我这些看客，“唯”指唯独，只有，“弗居”之前解释的很清楚，矫枉自己的所居所为。“是以”则是所以，“弗去”指是消失不见，隐喻化为大道无形无状的无为状态。
    因此《简帛本·老子五千言·第二章》全文主旨明确，紧密的围绕“无为”展开论述。但出于诸多原因，矫枉之指的“弗”字被曲解为“不”，本意效法大道无形无状的“无为”被曲解为不作为。但它其实说是的不枉为，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去作为。

    同样是关于“弗去”的解释，《列子·汤问》中也记载：“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
    传说战国时期，一位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因为一路饥饿，断粮已好几日了，于是在齐国临淄城西南门卖唱求食。她美妙而婉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天以后，人们还听到她的歌声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没有消失。
    这便中华历史典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由来。
    从此一翻历史典故中我们同样可以明确，“弗去”指消失，而非“不会失去”。而列子是老子、文子之后道家另外一位代表性人物，因此列子对“弗去”的解释要比屈原更有说服力。
    总而言之，国人错误的理解了“无为”，它指符合自然条件的无形作为。因为任何事件只要符合自然条件，谁都无法阻止它的产生，如我正在论述的《大道之行》，中华崛起！

    古者取法自然，效法大道做人处世。五代宋初“白云先生”陈抟重得上古三图，遗失已久的“太极图”“河图”“洛书”才得以重新现世。陈抟将图传给自己的学生种放，种放则传穆修、李志才，穆修传周敦颐，周敦颐依此传承写出《太极图说》，开创北宋理学之先河。而周敦颐的弟子便是对南宋理学大师，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受儒教祭祀的集儒学之大成者朱熹影响巨大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二程继承了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一草一木皆有理"的理学宗旨，对《大学》中失佚的“格物致知”进行了补著，南宋朱熹在二程等儒家先贤研究的基础上不但重新梳理刊定了《四书》，还与吕祖谦一同编订了理学思想体系巨著《近思录》。《近思录》开篇便收录了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所著的《太极图说》（更名为《道体》），但因《太极图说》中内容过于艰深，似乎开首便给了读者一个难关，不合于“切问而近思”的宗旨，于是朱子请吕祖谦为此作一些说明。于是吕祖谦开宗明义的指出，天地生化本体，便是人能够实践道德成为圣贤的根据。
    王阳明为了验证洛学"一草一木皆有理"的宗旨呕血格竹，对竹枯坐七天七夜。我为了验证吕祖谦“天地生化本体，就是人能够实践道德成为圣贤的根据”才有此文。
    讲这些文化渊源只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今日所作之事并非是天马行空的民科妄想，而是无数中华先贤想做而未能做成的憾事，更加是中华崛起必须完成千古大事。因为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止要有强大的武力与经济实力，不止要足兵、足食，还要足信，只有无懈可击的人文向心力，才是凝聚伟大民族的灵魂！但想完成这件事儿光有我远远不够，注定需要千千万万个中华女儿一同努力，我希望大家都能帮帮我，因为数十年如一日的独角戏已经让我身边的亲人都开始质疑我的坚持，求大家帮我宣传宣传，写了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求助，谢谢大家。

    如前文所述，《礼记·大道之行》中记载的“天下为公”“任贤选能”“讲信修睦”，取法便是“太极三要”“统一”“对立”“互化”。
    “天下为公”指天下为所有人共同拥有，取法于太极文化中“阳与阴”“天与地”的统一性，既量子力学的基本特性“波粒二象性”，同时也是经典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循环守恒特性。
    “任贤选能”指合适的人处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取法于易学的立卦之数”参天两地而倚数“，既“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中行星轨道半长轴的三次方（a3），与行星公转周期的两次方(T2）的比较结果为常数的自然现象。

    “讲信修睦”指讲求诚信，和谐共处，取法于太极文化的核心理论”阴阳互根”，既前文对“天体轨道转速”成因的猜测与古学验证，证明了爱因斯坦对天体运动行为产生与“时空扭曲”的全新解释。但我们使用的方法不是现代天文学，而是上古易学，依据的是华夏古者早已指出的天与地，空间与时间，此消彼长的循环理论——阴阳互根。既是说，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绝对时空”（时间与空间绝对不变）的认识，认识到时间与空间并非绝对不变，而是时时刻刻都处在变化中。而我们通过上古易学推导出维持时空变化的次序是时间与空间此消彼长内部循环，既华夏古者所说的阴阳互根。
    前文进行的天文运算剔除了质量，只使用各天体距离绕心点空间距离的变化进行“天体轨道转速”计算，发现相同绕心点天体，“天体轨道转速”的差异与各天体距离绕心点空间长度的变化有关，但与天体的质量无关。
    我不清楚这个发现对物理学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没有发言权。但我却非常清楚它对中华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它将揭开“龙的传人”的历史真相，告诉每一位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什么，中华文化与世界相处的方法与依据又是什么。
    因此，从今天开始我将按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注解“四书”，尽可能地为大家讲解中华传统文化，但因个人因素恐怕不能每日更新，但每星期至少更新一次。大家如果对《四书》中某些章节有疑问也可以留言，我绝不藏私，至少周末会回答。
    最后还是我先前说过的话，大道属于自然公理，人人可学，人人可论，文中任何观点阐述只要大家有用拿去用便是，无需署名吗，绝不追究版权，此贴为证。
    好了，下次见面我们开始讲《大学》，圣贤眼中如何成为完人的神奇古籍。

    《大学》顾名思义，大道之学，但从它问世以来还没有人如此解释过它，因为“大道”的命题太过庞大，从古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毫无争议的诠释“大道”，即便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世界本质是物质与能量，并不断总结相关的物理定律，但还是没有人能够证明社会哲学的建立方法与理论，与自然科学总结出相关物理定律有关。如我之前对大家所讲的内容大家相信吗？但信与不信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虽然之前我刚刚向大家求助过，但那只是迫于压力产生的烦躁怨气，压抑久了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我会时不时宣泄一翻。但其实千百年来得道之人少之又少，大家不信不学才属正常，否则知易行难的大道岂不唾手可得？因此我不奢望大家都信都学，只希望找一两位志同道合的小友，传承此道，肩负起“龙的传人”之历史使命。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是大道之学知易行难，大道并不难学难懂，如王通所言圣人不患智寡，患德有失。关键问题在于学会、懂得之后的践行，如没有人不知道遇事要沉着冷静，但真正能处乱不惊的人有多少？王阳明“知行合一”重点讨论同样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看过这篇文章后大家能够学以致用，按照大道运行规则做人处世。包括我在内一同克服人性懒惰、自私、懦弱、狭隘……等人性缺点，修身自新。
    如朱熹所言，《大学》是牢固人生根基，确立志向的启蒙之学。因此讲完《大学》后希望大家也能立志于构筑大同，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若学不会、做不到也切莫执着介怀，不学不看放手便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总一些东西是不适合我们的，如不适合我们的人就该放手。再者，今日不合适不代表日后也不合适，若念念不忘日后再来，再去争取便是，也许那时的你已适合此道。总之不要以固化的眼光看待世界，易学是变化之学，在变化不止是世界还有我们，厚待他人同时也要适当的放过自己，方为厚德载物。

最后，学习《大学》有两个极端，小人与君子，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君子。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阴符经》中一语中的——天之道，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既学习《大学》后懂得节制欲望并践行大道的人是君子；欲望无度，违反大道的则是小人。因为小人心中只有自己，只有利益，因此小人不惜性命的谋求个人利益；君子则与之相反，不但懂得节制欲望，矫枉行为，更加懂得为大众的福祉谋取利益，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这便是大与小，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那么学习“大道之学”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明明德”，宣扬上天光明的德行，既前文将自然规则人格化后总结出的行为品德，天与地统一性的社会哲学运用——天下为公；对立性的社会哲学运用——任贤选能；互根性的社会哲学运用——讲信修睦。
但“天下为公”也好，“任贤选能”也罢……都可以使用其他词汇予以表达，因此各国文化都有不同阐述，如统一，公平，公正，诚信等……如此一来便会发现各国文化试图阐述的其实是同一翻道理，只是在文化层面缺乏包容。

    “明明德”之后，学习的《大学》的目的还有“亲民”，既“新民”，使民众知晓大道后不断的自我更新，此法本取象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的自我更新之指，所以写成“亲民”是因为，《周易·比卦·象传》记载：“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周初使用“天下为公”，平分天下的方式亲近诸侯，使殷商旧民自新为周朝臣民。因此才如此写。
    既是说，《大学》中“经”的部分可能出于周公之手。因为周公辅佐的周成王在任命康叔治理殷商后裔的命令《周书·康诰》中，重点提到过“作新民”的问题。可见“天下为公”的治理对殷商后裔收效甚微。周公旦或许正是为了安定人心，才把“亲民”的上升到“新民”的高度。
    总而言之，“亲民”是手段，“新民”才是目的。毕竟不能直接说分封诸侯土地的是为了让诸侯们安心做西周王朝的新臣民。史前不比现代，讲求名不正言不顺，何况殷商旧民素有敬畏鬼神的传统，将“亲民”实为“新民”的手段上升到《大道之学》的高度，不但有利于安定人心，更能杜绝前赴后继的伯夷叔齐的出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之后“止与至善”，既前文多次提及，将事物运行到不偏不倚的“中庸”状态，既处置到最恰当，最适合的程度。如孔子对“礼”的运用——“食不语”（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以免饭食喷溅）；“寝不言”（言由心而发，寝不言指睡觉的时候不动脑思索问题，专心休息）；“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孔子参加葬礼从没吃饱过，毕竟人家死了人，应当感同身受，不该暴饮暴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说，考虑任何问题只有知道从哪里开始（“止”并非单指截止，也指开始，因为“止”的目的是为了定，明确从哪里开始或结束），是在研究考虑什么事物，才能安定下来分析事物的前因后果，才能知道在哪里结束，要把事物处置到什么程度，这样才是有所得。否则任性妄为，那是有所失去。
最后总结，这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处置事物的道理。

“物有本末”是说，事物有它创生的根本与发展的末端：“事有终始”是说，事件的结果也有导致它产生的初始原因；“知所先后”是说，遵循自该如此的因果次序探知；“则近道矣”是说，则接近了大道的本质。

或许是因为被使用的次数太多，“因果”一词在常人的理解中属于佛教专用术语，如“自然”属于道教专用术语。但其实“因果”也好“自然”也罢，与贯穿经典物理世界的“辨证唯物主义因果律”试图阐述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如“辨证唯物主义因果律”的内涵是：“任意宇宙状态都是其之前宇宙状态积累的结果，任意运动状态均是其前运动状态积累的结果。即什么样的因，对应什么样的果，其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遍性。”。

那么，何谓“其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遍性”？既易学文化的基础，大千事物中普遍具有的共性大道规则——“统一”“对立”“互化”。
“道”之所以谓“大道”，是因为它涵盖广大，无处不在，任何的事物的内在本质与运用规则中都存在“道”的显现。如正常的思维的产生与运行。

    思维产生的原因是正常生灵以求生为目的的，共有的良性感知。如感到寒冷，就会想到御寒；感觉到饿，也会想到进食。这便是“寒而知衣”“饥而知食”，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华夏古礼，良知。只是古者认为穿衣做事都要有所节制，因为衣服穿多了，饭吃多了同样会导致死亡等不良后果。而求生是万物生灵得以存续的第一要务，因此饭吃多少，衣穿多厚，便是思维运行的终极目的——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
    更加是人性社会，经济社会，大同社会务求的终极目标——中庸！
    否则，人性社会为何总是在“极左”“极右”的人性错误中反思前行？
    经济社会又为何纠缠在贸易逆差中无法自拔？
    大同社会的构筑基础又何为是和谐共处？
    皆因“致中和”内隐藏的大道规则！

南宋时期，《大学》被朱熹刊定为“经”与“传”两个部分，所谓的“经”指上古通晓阴阳易数的圣贤，如著书《周易》的周文王，制定“周礼”的周公，甚至是比他们所处年代更为久远的洛书传人“大禹”，伏羲氏易学传人“黄帝”等流传下来的文字内容，也是距离易学真相最为接近的文字内容，因此被定为“经”，研究相关理论的主旨。

而“传”指的是如曾子等人华夏后学对“经”的个人注释，如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志士都注解过《论语》，但注解的内容虽大同小异，但也千差万别，往往一字之差通篇含义大变。因为“传”不可避免的在原有经文基础上添加了个人注解，所以“传”的内容出错的几率极大，非常容易产生对原有经文的曲解。

于是春秋时期，孔子对夏商周三朝解读华夏古文化的各类历史文献做了有必要的删除与整理，目的是清本朔元，结束商周三朝1600年间的文化纷乱局面。如易经，相传，夏朝的易经版本《连山易》有八万言，殷商的易经版本《归藏易》有四千三百言，而马王堆出土的西周易经版本《周易》只有不到5000字。那么研究易经使用哪一朝的本版合适？孔子想到了“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办法。后世《周易》之所以能有近一万七千字，正是因为孔子补著的夏商两朝的《彖传》与《象传》等内容。

既是说，若孔子没有对中华传统的文化的梳理与删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史前中华文化精髓恐怕都保留不下来。而《周易》也将沦为不折不扣的占卜典籍，根本无法成为中华文化的群经之首。
因为若剔除掉孔子补著的《彖传》与《象传》，《周易》所剩的占卜内容的文化内涵极为有限。

普及以上文化渊源是想让大家明白，任何古籍，尤其是闻名遐迩的千古巨著，都存在一改又改的曲解可能性，文中任何内容都可能存在半真半假的“经”与“传”，原文主旨与再传解释的区别。如同后世写文章喜欢引用“历史典故”“成语”“格言”等内容举证自己的学术观点。那么其中引用的内部便是“经”，原文的主旨。而个人引申阐述后续内容，就是千人千解的“传”。这便是“经”与“传"的区别。

纵观中华文化史，怕是只有孔子“述而不作”，在教学过程中从不添加个人观点与学术主张，只按照自己的学识，对已有古籍文献进行有必要的删减选择。所以《论语》对《大学》《中庸》等具有争议性的内容记载的很少，因为孔子教学的首要便是不说怪事儿，而不解之事便属于怪异之事，因此孔子不敢拿《大学》《中庸》作为教材教门下众弟子。这也是《大学》《中庸》成为“孔氏遗书”的原因所在。

孔子遗漏《大学》《中庸》不是因为孔子瞎了眼，或学识不够，而是孔子对无法验证掌握的获得古籍文献，好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某有些历史内容被以其他方式保存了下来，如西汉刘向所编的《说苑》中记载的“颜渊问完人”，记载便是孔子师徒阐述《大道之学》所能达成的最高境界，完人！

原文如此记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说，颜渊询问孔子：“成人的标准是什么？”孔子回答：“成德之人的品行是深明人情、人性之理，通晓万物发展变化规律，了解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相互作用与缘故，察知气息流变的根源。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成德之人了。因为只有知道了天地自然变化规律，就会以仁义指导行动，以礼乐规范自己的言行。身体力行仁义礼乐，是成德之人的品性特征。穷知事物神妙之理，通晓万物的发展变化，这是美德隆盛的必然。”
而孔子对颜渊讲述的这些内容，便是《大学》之后将要阐述的内容，儒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者取法自然与运用的因果次序。

    颜渊口中的“成人”指成德之人，既道德品质完备的圣人。
    但“圣”的本义近于聪，指听觉敏锐，引申精通某种学问或技艺并有极高成就的人。因此，每个人口中的“圣人”所指不同，好兵者孙武为圣，好医者孙思邈为圣，好诗者杜甫为圣，好文者孔子为圣。总之，世人口中的“圣人”，皆是各自人生志向上的极高成就者。而孔子好礼崇德，他口中的圣人自然也是道德品质完备的成德之人。
    但非常奇怪的是，孔子指出的成为“道德圣人”的具体方法竟然是效法自然！从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则中效法并总结出人性的行为准则！

孔子首先说，达成“成德之人”的过程是深明人情、人性的道理（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此点无可厚非。但奇怪是之后“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的说法。

因为“通乎物类之变”指通晓万物发展变化规律，这不是现代物理学研究的课题吗？而“知幽明之故”指，了解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既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相互作用的缘故。同样也是现代物理学正在研究，但未能诠释的质量与能量间相互转化的作用机理。但我不是想说孔子已经诠释了以上内容，相反他未能了解，所以才没有将《大学》作为教材。我惊讶的是孔子对自然细节的了解程度……

    并且不止孔子，中华传统文化如《黄帝内经》的理论核心同样是“阴阳互根”，既有形的“阴之体”与无形的“阳之气”之间以均衡为目的的调和流转。而“阴阳互根”取法原型便是“太极图”文化中“天与地”“阳与阴”“无形与有形”循环往复的大道规则，既大千事物尽都具有往复规则。
    因此，四季更迭，星辰轮转，世事轮回，朝代往复……大千事物无不在“开始与结束”“初生与死亡”“兴起与毁灭”的往复循环中。
    “睹游气之源”更是道明此理，所谓“游气”指游动之气，既往来于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可查轨迹。
    种种迹象表明，世间万物都处在不可避免的循环过程中，人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延缓毁灭过程的到来，效仿不生不灭的天地（时空），时时刻刻处于不偏不倚的“中和”过程中。如同前文的进行的天文计算，空间与时间此消彼长，时时刻刻出于均衡对等的态势中。
    但计算是计算，计算揭示的是现象，而不计算本身制造了现象。

自然科学的话题暂且放下，因为本文的宗旨是“以文载道”，毕竟科学已经足够昌盛，但能够正确驾驭自然科学的人文精神却严重缺乏。
前文有关自然科学的话题大家只需记住，火星的时间流逝速率要比地球慢，金星的时间流逝速率则比地球快，而决定时间流逝速率快慢的因素不是质量，而是距离共同绕心点的空间距离。

更加令人吃惊的孔子之后的阐述，他说既然知道了天地自然的运转规则（既知天道），就会以仁义指导行动（行躬以仁义），以礼乐规范言行（饬身以礼乐）。身体力行仁义礼乐（夫仁义礼乐），这便是成德之人的品性特征（成人之行也）。

以上孔子阐述的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由来的方法论——取法自然。既，将自然规律人格化后总结为社会行为理念，如从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中总结出自强不息的勤奋理念，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由来绝非黑格尔认为的对自然现象的单纯观察或社会经验累积，而是以推动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作为基础，形象后效法的产物。如《中庸》所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时圣贤认为世间万物的构成本质都是“中”，既构成事物的本质并不纯一，大千事物均由一体两面的共生循环体（天地）积累而生。既，宏观由微观累积而成的现代自然科学认识。

宏观由微观累积而生问题早已是科学常识，比如体重70公斤人体大约由七十亿亿颗不同原子构成，既7的后面有27零的原子共同构成了人体。但这种自然本质早在孔子整理的《易经·系辞下传》中有所阐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古者庖牺氏”便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传说中“易学”的创始人，相传是旧石器晚期某原始部落的首领，故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但“旧石器”是西方史学界的年代划分方法，范围涵盖距今250万年至一万年前，跨度长达250万年。因此伏羲所处的具体年根本无从考证。甚至伏羲这个人是否存在过，就连中国人自己都怀疑。但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人都清楚，“易学”是真实存在的神秘古学，而且确实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源头。因此本文讨论易学，确确实实存在的神秘古学，不提伏羲，因为是谁发现并总结了这门神秘古学就那么重要吗？难道只有在“万有引力定律”之前加上一句“牛顿定义”才是科学？

    因此《易经·系辞下传》记载，发现易学的古人是通过观察空间与时间，能量与物质，头顶星辰与脚下大地的变化规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验证史前文献（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才总结出宏观由微观累积而成的事物本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既是说，伏羲并非真正的易学创始人，在他之前可能早有其他生灵破解过大自然中的共性规律，因此记载伏羲采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察天文地理的变化，印证上古文明流传下来的自然法则（鸟兽之文于地之宜）。所以伏羲才能创造出“八卦”，使用、计算易学的工具。并还原了史前文明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为品德（以通神明之德），并破解了“大道至简”的自然根本规律（以类万物之情）。
    即是说，所谓“鸟兽之文”指的可能不是形似鸟兽，而是出于鸟兽，史前文明。因为这个猜测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古老说法高度吻合。
    更加与我们正在讲述的内容高度吻合。

宏观由微观累积而成的古学证据就八个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距离近了，如同人站在地球上，只能观察到山山水水地球的一部分，故称诸身；距离远了，如置身太空，便能观察到地球的全貌，故称诸物。

    但“颜渊问完人”的典故与《大学》的关联主要集中在最后八个字“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因为这八个字阐述的便是《大学》八条目中失佚的前两个步骤“格物”（穷神）“致知”（知化），与《大学》的最终目的“明明德”（德之盛也）。
    “明明德”中第一个“明”字指彰明，第二名“明”字则指光明，“德”字顾名思义指德行。“明明德”连贯起来指“彰明光明的德行”，既章显光明的行为理念。
    那么彰显谁的行为理念？穷神知化，神明的行为理念！但中国人自古便是无神论者，只供奉祖先，信奉自然。因此“穷神知化”中的“神”，指的其实是华夏祖先与天地自然。

    因此孔子教诲颜渊：“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获得道德的方法是深明人情、人性之理，通晓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相互作用的缘故，察知气息流变的根源。
    既是说，孔子告诉颜渊，从普遍存在的事理与物理规则中可以重塑祖先德行，效法天地自然的品德。
    从事理中总结行为理念的方法根本不需要讨论，因为千百年来中外的哲学家走的都是这条路。但从物理中总结行为理念的尝试，据我所知可能只有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太极图说》的作者周敦颐与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做过。包括周敦颐的亲传弟子程颢、程颐，刊定四书的朱熹，与朱熹同编《近思录》的吕祖谦，做学问的侧重点都是事理。包括王阳明格竹失败后，也将自身的学问专精于心学一道，再未尝试过“格物致知”。

但以上中华圣贤选择“格事之理”，放弃“格物之理”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学识与理论基础不够，而是因时代所限，缺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方法。早在上古三图重新出世的北宋初年，《太极图说》的作者周敦颐便已提出“天地生化本体便是人能够实践道德成为圣贤的根据”，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在《近思录》中也是这么解释了。因此明朝大儒王阳明才发疯一般对着竹子枯坐了七天七夜，妄图从竹子中探究出道德之理。
因为周敦颐、吕祖谦所说的“天地生化本体”，便是易学文化的理论核心，大千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规则——大道！但在上古时期阐述大道的理论被称为“太极”，因此“天地生化本体”的运行规则才被周敦颐写在《太极图说》中。

既是说，按照周敦颐的理论，王阳明随便格什么应该都能够探究出“明明德”之理，天上的光明德行！但王阳明的眼睛不是电子显微镜，甚至连天文望远镜都不是，因此连世间最大的物体宇宙时空他都格不了。但王阳明去世还不到一百年，他想做成的事情（格物之理），被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完成了。

公元1619年，继承“第谷·布拉赫”天文观测资料的“约翰尼斯·开普勒”在《宇宙谐和论》中指出：行星绕太阳公转运动的周期的平方与它们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但直到今日，也没有哪位中国科学家能够证实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结果相等对称的易学古理！《宇宙谐和论》中指出的“开普勒定律”，其实就是“参天两地而倚数”中早已阐明过的天地阴阳平衡互易之理——太极！

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为何能守恒在对等对称和谐规则中？因为行星公转周期是时间的单位符号！轨道半长轴是空间的单位符号！抛开现象看本质，守恒不是两个玄之又玄的“物理单位”，而是时间与空间，地与天！

中华民族为何自古秉承和谐共处的行为理念？因为我们热爱自然，崇敬自然，效法自然！

《大学》原文的第二部分，既“经卷”的第二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论述的是“八条目”的实施次序。如“经卷”第一段结尾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者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天地自然既定的先后次序，如吃饭要先张嘴，睡觉要先闭眼。古时圣贤认为，若想达成《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实施纲领的八个步骤（八条目）就必须遵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次序完成。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是说，古时想要彰显上的天光明德行，身体力行道德，实现天下太平的圣贤。都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自己的国家国泰民安，无争无讼。

很少有人注意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目的。古时圣贤彰明上天德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便是这段论述的结尾——“国治而天下平”，使天下无争无讼，还天下以太平。
天下平指天下太平，同时也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孔子志向。但许多人认为是扫平或荡平天下，这是对儒家文化断章取义的曲解。如果真是那样儿，便不会有有“八条目”内圣外王，个人修身与社会践行的知行合一论述。

    严格意义上讲，《大学》对“八条目”先后次序的论述，与《大道之行》对“大同社会”构建方式的论述相同，均才采取前后相得益彰的方式阐明了“取法自然”的学术观点。如《大道之行·第二段》以“大道之行”作为开头，以“是谓大同”为结尾，将实现“大同社会”的蓝图，非常明确的确定在以社会作为背景，重塑“大道”规则之上。而在曾经失佚的象数文化中，“大道”规则指太极三要——“统一”“对立”“互化”，古者取象此法，构筑大同社会，便定义出实现大同社会要遵行三个社会行为理念——天下为公，任贤选能，讲信修睦。

    “天下为公”指天下为所有人共同拥有，取象效法是太极三要中的“统一性”，既“阴中育阳，阳内藏阴”的太极合德之理。
    “任贤选能”指公平公正的处置事物，取象效法则是太极三要中的“对立性”，既“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太极中正之理。
    “讲信修睦”指讲求诚信社会和睦，取象效法太极三要中的“互化性”，既“原始反终，故知生死”的太极生化之理。

《大学·经卷·第二段》则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作为开篇，以“国治而后天下平”为结尾，阐明了《大学》首要纲领“明明德”的目的，古时历代明君为何要彰明上天的光明德行？原因无他，为了垂范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使社会犹如天地般不争不讼，和谐太平。因此以倒叙的方式论述了历代明君得以“明明德”的前因后果。我们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道德典范“舜”为例，《孟子·离娄章句》中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孟子说舜是人我也是人，但舜可以作为天下的表率，为天下垂范长治久安的行为法则，我却默默无闻，这是身为君子最该忧虑的地方。这便是千古名句“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由来。
既是说，孟子认为，身为君子，应以“明明德”，为社会垂范正确的价值导向为职责。要做像舜帝那样的人，身体力行上天光明的德行，做好民众们的好榜样。因为社会底层民众并不思索这些高深的问题，只知上行下效，模仿社会上层。因此古时君王必须对社会大众起到正确的示范作用。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说的便是上行下效的示范所用。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孔子遵循言传身教理念提出的用人理念，认为若能将正直无私的人放在上层，可使原本并不太正直的下层也变的正直无私起来。既将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的上位，可使原本不正直的人也变得正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交通警察是现代社会与大众接触最多的执法部门，但在执法的过程中难免会与被处罚人产生宿怨，进而在其他场合相遇时，如在某场婚宴的酒席上相遇，曾经执法的交通警察会向被处罚人敬酒，期望通过“以德报怨”方式化解掉彼此之间因为执法带来的宿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们大多为官，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于是有学生询问孔子“以德报怨，如何？”用友善化解宿怨怎么样？孔子反问他，那你用什么报答友善？同理，回到交通警察以德报怨的话题，妄图以德报怨化解宿怨的交通警察，用什么报答曾经配合他执法，遵守交通规则的万千大众？因此孔子认为“以德报怨”并不可取，执政为民应当“以直报怨”，以正直无私回报宿怨。处罚你是因为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在这个问题上交通警察理应问心无愧，根本不需要通过“以德报怨”的方式化解宿怨。这便是问心无愧的浩然正气。

道理虽然简单，但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当相关部门领导是个讲求“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善搞权权或权钱交易的徇私枉法者时。即便有正直无私的基层下属秉公处置了违法人员，但往往违法者一通电话便可逍遥法外，或重罪轻罚。而不徇私情的基层下属则有可能因此遭受打击报复，或失去升迁提拔的可能，这便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民俗事理。由此可见，上层对下层起到的示范作用有多么巨大。

    相反，如果上层领导正直无私，能为下属起到良好的表率与担当。那些原本不太正直的下属为了个人发展，也会尽可能的效法上司正直无私的作为风气。而舜帝就是这样的一位身体力行和谐理念的千古圣君，据《尚书》、《史记》等有关典籍记载，舜帝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皆以德为先导，以和谐为依归，一生追求和合、和平、和谐，其和谐之道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父亲与后母想杀舜帝，舜帝也以家庭和睦为念，跪地请死，最终感动了父亲与后母。舜帝继位之初，有东夷部族倚仗地势险要不肯归降，大禹欲出兵讨伐，舜帝不肯，认为是自己的德政宣教不够，继续实行仁教。不肯归降东夷部族最终受到舜帝德政感召，诚心归降。
    因此《大学》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因为舜帝受尧帝禅让之前，便已是东夷历山部族的首领，而众人选他做首领是因为，他和谐完美的解决了你死我活的家庭矛盾，而他能够解决家庭矛盾的原因他拥有极好的个人修养，尤其深明和谐理念。而拥有极好的个人修养是因为他心思纯正。他心思纯正是因为他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是因为他知晓的大道规则。知晓大道规则的方法是探究物之理！既《大学》中失佚的章节——“格物致知”！

之后文章绕开舜帝、文王等千古圣君，又以严格的因果次序论述一遍治平天下的前因后果：“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既我们之前重点讨论的，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格物之理”，而非“格事之理”。以实实在在的自然证据证实“统一”“对立”“互化”的大道规则，为天下万物共有的共性规则。但在这点上我们目前只有能力尽可能的证明“天文力学”符合太极古礼，而且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时空扭曲”还有待检验，时空是否以我们预测的比例扭曲（以空间日距比的开方扭曲）？至于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等学术观点，是否也符合太极古礼则需要相关人士进一步的查验，毕竟“波粒二象性”我们只是大概说过，从未亲眼所见。

若完成了“格物”，推究万物之理，“致知”顺理成章。之后的“诚意”对现代而言也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当今之世科学早已取代宗教具有无与伦比无上权威，任何人可以不相信宗教，但没人不相信科学，因此通过自然科学获得的“诚意”才是最真实无虚的意念真诚。因此这注定是个千佛在世，万祖临凡的伟大时代。
假如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世间万物得以存续是因为它们遵守这一套大同小异的共性法则，如果不遵守它，任何事物只有走向灭亡一途。那么没有任何人会对这套法则的权威产生怀疑。这就是如同时空长河中的特定泳姿，不想被溺亡的事物都必须遵守。如不遵守的“往来不息”规则的“言而无信”，最终结局只能是众叛亲离，没有再会相信它的任何承诺；又如不遵守和谐理念社会体系，分崩离析也毕竟是这个体系最终结局。除非它能中兴，让世间重现和谐；又如阴阳不调的身体，难逃病入膏肓，身死运消的悲惨结局；还有懒惰且不知反省的自私人生，注定难有作为，无药可救。就连普度众生的观音大士也救赎不了，因为佛难度无缘之人。何为有缘？得道既是有缘。

“意诚而后心正”则是说，当意念真诚到一定程度，心思自然纯正，歪斜不生，既不偏向自己，也不偏向某人、某事，在心境上达成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因为意诚的前提是致知，知晓大道规则，而不偏不倚正是维持大道运转的中正之道。至此，将个人心性磨练到犹如大道般一视同仁，不生偏斜的境界，修身的内圣之道完成。既视万物如一，一既一切，一切既一。

    “心正而后身修”说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难完成的一步，学以致用——践行！
    《尚书》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因此“知易行难”是古今圣贤的共识，隋朝大儒王通在《止学·智卷》开篇便提及：“智极则愚也，圣人不患智寡，患德有失焉。”人过于聪明就是愚蠢，受人敬仰的圣人从不担心自己缺少智慧，而担心自己的品德有缺失。弦外之意，真正的智慧不是闻一知十的聪慧，而是戒慎恐惧，对未经实际检验，未能学以致用的事物心存敬畏。
    《道德经·七十一章》也记载：“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老子认为，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这是高尚且值得学习的行为品德。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则是需要医治的心理疾病。有道的圣人之所以没有需要医治的行为品德，因为他面对未知时懂得以无知的病人身份要求自己，谨言慎行，不但不妄下结论，更不草率施为。寻常人若也能如此要求自己，言行上便也能无可挑剔。
    （抱歉，这几天工作比较忙，但每个星期总会抽些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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