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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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第3页]

作者:梨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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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作为中华传统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之所以从《大道之学》开始学习是因为，世间万物的运用规则均由同一套简单规则衍生而来，那便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的天地生化本体，空间与时间彼此生化的简单规则。因此，古者有云“大道至简”。故，学习《大学》首先要明确《大学》指《大道之学》，教授的内容是如何运用简单但久存的天地规则，适合恰当的处置世间万物。

但知易行难，道理虽然简单，执行起来却未必容易。比如谁都知道要健康饮食，但能够严格遵循食谱人却少之又少。还比如谁都知道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但孜孜不倦的学子也是少数。同理，抽烟的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喝酒的人也都清楚喝酒误事，赌博的人更加明白赌博是条家破人亡的不归路。但人性的弱点便在于管束不住自己，无法严格的执行简单，有效，有益的良知良能！因此王阳明强调“知是行的主张”，良性的认知可为行为指明方向。但“行是知的功夫”，执行能力才是践行良性认知需要终身磨练的修身功夫。如商汤雕刻在青铜器上的盘铭：“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新”，将每一日都视作全新的开始奋发图强，克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人性通病。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说的是做事没有人不善于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够善终。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做事的过程中克服懒惰、自私、贪婪、恐惧等接踵而至人性欲望，不忘初心，贯彻始终的去做一件事。孔子为什么被会后世文人奉为效法楷模，“万世师表”？因此孔子做事“一以贯之”，终身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少有的善始善终之人。

    王阳明与商汤克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异曲同工。
    王阳明采取“知行合一”的方法，将“知”与“行”紧密的衔接在一起，通过日以继夜的不断坚持磨练践行良知；商汤则采取日日自新的办法，始终把自己做事的心态保持在做事之初，对欲望与困境无知无畏的初始状态。
    我曾做过几年较为失败的销售推广工作，工作之初我也曾壮志满怀，脑中想的，平日做的，甚至梦中想的都是如何开拓市场，开发新客户。但久而久之随着被人拒绝的次数越来越多，便开始抵触以致逃避本职工作，可能躲在网吧打一天游戏，也没有勇气继续面对失败。现在想想当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太年轻，缺乏足够的韧劲与承受失败的心理预期。跑推广销售哪有不被人拒绝，不失败的？被人决绝，失败才正常。如果自己当年能够早些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不那么严苛的要求工作，对待自己，能适时的调整心态保持日日自新的状态，或许就能成功吧。
    但也可能我天生就不适合跑销售，做业务。

    “盘”是洗澡盆，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在洗澡盆上刻了一句警示自己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洗澡的时候商汤都会想到洗去自己的私欲，心灵上的污垢，每日自新。因为商汤认为人的心灵就像身体一样，身体要干净光靠喷香水、洒花露是不行的，而是要彻底的清洗干净，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原本清净无尘的最初样子。人心灵也需要如此对待，因为随着每日所见所闻，所遭所遇，心灵也会被七情六欲蒙蔽的不成样子，渐渐失去它立志之初清灵污垢的本来面目。
    如此，“自新”的目的既“不忘初心”，不忘记做事的最初愿望与原因。
    但为什么不能忘记做事的最初愿望与原因？
    《华严经》认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不改变初心，才能将一件事儿贯彻始终的执行下去，才能达成白居易在《画弥勒上生帧记》中阐述的“不忘初心，必果本愿”的因果次序。
    《大学》开篇也提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同样认为，只有做事情的最初愿望与原因不改变，才能贯彻始终的完成这件事。

也因此，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周恩来总理少时的读书初心：“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
可以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新理念，早已伴随中华民族风风雨雨走过数千年不止。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铭记践行！

但知易行难，不忘初心谈何容易，就连商汤这样的开国圣贤都要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新格言雕刻在洗澡盆上，也好在每日洗澡的时候能提醒自己自新除垢；就连孔子这样的圣贤也承认自己只能恪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几日而已。足可见，修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何等艰难。

因此我才说“修身”是“八条目”中最难完成的环节，因为它的难点并不在于无知，而在于克己，克制自身欲望。
佛家制定戒律同样是为了克己，克制自己身体里不该有的欲望。肚子饿了需要吃饭这不是欲望，不需要克制。但想吃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就是欲望，需要克制。

    为什么说肚子饿了需要吃饭不是欲望？这要从《周易》说起，《周易》中有一卦为“需卦”，卦象是“云上于天”，既天在天上，引申从雨，等待下雨之意。因此甲骨文中“需”字指等待。《说文解字》也注解：“需，?也，待也”。
    既是说，“需”与之前讨论过的“自该如此”的定义有关。何为“需”？天在云上，自该下雨，该发生的自会发生，自此“需”。既是说，无为为需，有为为欲。“克己”指克制不该有也不合适的欲望，而不是正常的需求。相反，肚子饿了不吃饭，为了达成目的苦行忍耐，同样属于需要克制欲望之列。
    既是说，中庸为需，反中庸为欲，《象传》取象此法传曰：“天上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意指，君子应当将自身欲望控制在不违反自然规则的范围内。
    提及此事是为了大家能更为准确把握“无为“与”有为“，进而理解"中庸",了解道家与儒家的区别不过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华传统易学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不同果实而已。

更新的内容被删除了？

    如何“修身”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讲述到这里，因为之后对“传”的注释还将详细重解这一部分内容。
    学习《大学》必须明确它出现的历史渊源，因为在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之前，《大学》只是《礼记·四十二篇》中的一篇论述儒家思想的散文，虽然早在唐初孔子的三十一代孙经学家孔颖达便已将《礼记·大学篇》分为“经”与“传”两个部分，但真正让《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的人却是朱熹。
    既是说，“四书五经”的教育体系从南宋以后才出现，而在这之前儒学教育大多遵循《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与《论语》《孟子》并举的方式进行。
    讲述到这里大家肯定会疑问“经”是什么？为什么《论语》《孟子》也不能称之为“经”？这要从“孔子删书”的历史渊源说起。

孔子十五岁立志于与学，一生拜过多少位老师已经无从考证，现今知道便有苌弘、师襄、老聃、郯子四人。

首先是周朝大夫苌弘，据说苌弘博学多才，知天文地理，精星象音律，孔子敬仰其才，于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前往周国造访苌弘，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乐经》中“乐以发和”思想即源于苌弘。但非常不幸的是孔子整理的《乐经》在战国末年便已失佚，故后世有“四书五经”的说法。

其次是师襄，春秋时鲁国乐官，擅击磬，也称击磬襄。《史记.孔子世家》《韩诗外传》记载，孔子曾从师襄学琴。但据我分析孔子与师襄学习的应该是宫廷礼乐，既《礼经》中记载的内容，古代礼仪制度的标准。但战国末年孔子所作的《礼经》同样失佚，后世儒生便以汉代礼学家戴圣的《礼记》替代失佚的《礼经》，但因《礼经》失佚的缘故无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希望有朝一日《礼经》能如《简帛本·老子五千言》一样重见天日。

第三位便是道家始祖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世称老子。春秋时期陈国人，早年担任东周守藏史，后因为周朝发生叛乱，大量典籍被带到楚国被免职。便又到鲁国生活多年，与孔子来往较多。但孔子早年醉心礼学，立志恢复社会秩序，西周礼制，并不太精通老子擅长的易学，直至晚年老子出关后孔子才意识到“易学”是值得中华民族长久保存的文化源头，故“韦编三绝”，留书《易传》。

据现今所知，孔子的第四位老师是春秋时代的郯国国君郯子。
郯子是五帝之一少昊的后代，故对少昊时期的历史文化比较了解。在召待郯子宴会上鲁国一大夫问他，少昊时期以鸟名作为官吏名称的情况，郯子作了解释。孔子听到郯子这般宏论敬佩不已，随之单独求见请教。郯子回答了孔子的许多提问，包括少昊时期的官吏制度。从中孔子受到很大启发，得到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于是人们也就把郯子当作孔子一位值得记载的老师。

对于孔子现代人有这样的误解，认为中华文化源于孔子，其实不是这样，恰恰性反，孔子非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创者，还是继承者，他的一生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理念，可谓无时无事不学，如他自己所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并勤奋敏捷的去求索验证古学！
既是说，孔子为中华民族保留下来的文化并非他个人所创，而是源于上古时期龙首、鳞身，重瞳、蛇尾的伏羲文明。而据韩愈考证，伏羲文明距今至少有三十万年。

如此，孔子转述的上古文明内容被称之为“经”，既某种已经成熟且经过实际检验的体系标准，如“颜渊问完人”中提出的“成德之人”的标准：“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便是孔子转述前人学说中已经经过实际检验，证明确实如此的学术标准。而非未经证实的学术观点。
既是说，今日人类文明达到的科学高度，上古文明早已达到过，并以自然科学作为标准制定出适合自然发展的共识行为准则，消灭了意识形态冲突等问题，实现了社会大同。因为孔子对颜渊说上古时期“成德之人”的标准是深明人情、人性之理，通晓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相互作用与缘故，察知气息流变的根源。而以上内容便是《大学》中失佚的，如何从自然规律中获得真知，“格物致知”的方法。但为什么会失佚？因为孔子教学严谨，未经证实的学术标准从不用以教学，因此《大学》《中庸》成为朱熹口中的“孔氏遗书”，孔子教学中的遗漏内容。但朱熹等人哪里懂得孔夫子的良苦用心，诸如此类无法检验的学术标准一旦流传下来，世间将再难有安定之日。

总而言之，真知只有出现在能够检验它的环境中方能成为真理，如《实践论》所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传统文化逐渐消亡的中国人不会想到“龙的传人”有如此如此深的文化渊源，更加不会想到《大道之行》开篇提及的，现实大同社会的三个行为理念“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既“和谐”“公平”“诚信”理念的获得方法，便是“八条目”中失佚的“格物致知”。

朱熹虽然为“格物致知”的做了补传（补充解释），但我认为朱熹只解释需要“格物致知”的原因，并没有解释“格物致知”的具体方法。这就如同老师告诉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但却没有给我们发课本……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是如此解释的，首先他说明了为“格物致知”做补传的原因：“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

前文说过，早在唐初，孔子的三十一代孙孔颖达便将《大学》原文分为“经”与“传”两个部分，认为“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既是说，传承了孔子家门渊源的孔颖达认为，《大学》十一章中只有第一章的内容出自孔子的讲口述，曾子的记录。之后十章，则是曾子对孔子讲述内容的解释。

    孔颖达如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孔颖达的祖先孔伋是曾子的学生，对《大学》一文的由来没有人比他更加清楚。
    千万不要小瞧家学渊源的话题，司马迁作《史记》倚仗的同样是家学渊源，早在春秋时期司马氏便是史官，可谓代代著史，家中藏有各类史料。因此司马迁作《史记》，有常人无法比拟家学优势。
    同理，孔颖达对《大学》一文的由来与划分，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权威，可以采信。

朱熹对《大学》一文的处理正是采信了孔颖达的“经”“传”之分，将《大学》十一章分为“经”与“传”，孔子口述与曾子解释两个部分。因此他发现，曾子解释的部分有问题，并没有解释“格物”“致知”，八条目直接从“诚意”开始解释。因此朱熹才说，传文的第五章解释的应该是“格物”与“致知”，但这一分部内容现在却丢失了，因此朱熹采用二程的解释，为“格物致知”做了补传。
为什么是第五章？因为曾子解释的传文前四章，解释的是三纲“明明德”（传一章）“亲民”（传二章）“止于至善”（传三、传四章）之义。从“传五章”才开始解释八条目的具体意义。

之所以重提此事是因为，朱子对“格物致知”同样存在不小的问题，只解释需要格物致知的理论原因，并未解释格物致知的具体方法。

这就如同老师告诉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但却没有给我们发课本…… 因此好学生王阳明才发疯般对着竹子枯坐了七天七夜，一直坐到吐血，也未能格出朱熹所说探究事物极致，格出事物原理的“即物穷理”。

但这件事不能全怪朱熹，因为“理”的哲学范畴并非朱熹提出，而是由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提出，由周敦颐的亲传弟子二程所创的“洛学”完善。
洛学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朱熹采信了此观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说：为什么说致知在格物呢？因为要想讲清楚事物的极致之理（致知），在于探究事物本质原理（格物）。既中华传统文化从自然的本质原理中取象效法的行为理念——取法自然。同时也是《阴符经》中“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的理论依据。

    之后“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说的则是人心智慧与认知程度间的正比关联，对事物认识越具体，所具有的智慧也越全面。
    因此朱熹强调“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对事物本质原理认知不足，其知也无法全面。
    其实这四句话论述依然是人为什么要学习并不断探索的大道理，仍未涉及学习具体方法。

    之后依然是空泛理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
    总之朱熹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使学习者了解天下之物的事理、原理，通过日积月累不断学习、努力、实践，融会贯通，达到处理任何事物都恰到好处，止于最完美状态的明决无疑状态。这便是格物，致知。
    说真的，我认为这是一翻废话，尤其对现代社会而言谁不知道探究事物的极致能获得真知的道理？否则现在科学为什么要研究物理极致（物之理的极致）？
    因此我认为朱熹对“格物致知”作的补传并不成功，只为我们讲述了要不断探索、学习的人生意义，并没有解释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之道间的因果关联。

所以我将这个话题重起于“修身”，因为“修身”之后的三个条目“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述的是外王之道，如何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达成王道。
但此处的王道并非普通的王道，而是可使天下无争无讼，长治久安的圣君王道。

    但如孟子所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身体空虚乏力，使他的每一行动都不如意，这样来激励他的心志，使他性情坚忍，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言下之意，成功绝非偶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君王道更非偶然，而是要确确实实，可使家庭，国家，世界无争无讼的真才实学。

既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中，具备可使家庭，国家，世界无争无讼，天下太平的方法。否则有违《大学》开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宗旨。
我不相信中华古学是只会讲大话的空泛理论，但如“诚意”所叙“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我也不会自欺欺人盲目笃信，而是小心求证。也是在求证之后，才敢与大家分享此文。

因此我们先不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理论，因为不讲述清除“物格而后知至”的因果关系，“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也讲述不清楚，因为缺乏明确的目的性，不清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物格而后知至”是说，探究事物的原理后能获得知识，既“明明德”中要彰显、垂范的上天的光明德行，大千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因为“三纲”还是目的，“八条目”是方法，任何一套成熟的体系，方法当中必然包含着目的。
既是说，“格物致知”的失佚对中华传统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截断了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方法之间的因果关联。

    因此，不止王阳明试图从竹子中探究出物理（物之原理），圣贤德行养成的根据。清末洋务运动同样将西洋的物理与化学称为“格致”，“格物致知”的简称。
    既是说，直到清末，深悉理学的儒家子弟仍然坚信古时圣人德行效法于大道规则，大千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共性法则。但从白云先生陈抟重得“上古三图”，他的传人周敦颐提出“天地生化本体就是人能够实践道德成为圣贤的根据”起，还没有人以现代科学的方式方法证明此观点。今天我们要做的便是这件事，以现代物理学最基础的定理，验证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揭秘史前文明取法自然的来龙去脉。
    既是说，我将为“格物致知”重新做传，为了大家揭示史前文明如何通过“物理”，取法“事理”，将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则统一，塑造出参同天地之育化的“天人合一”理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学》经文部分，既孔子口述，曾子记录的内容结尾，有两句不知所云的记载“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认为“此谓知本”与“此谓知之至也”之间的内容丢失了，而丢失的这部分内容便是“格物”与“致知”的解释。于是朱熹为“格物致知”做了补传，也就是我们之前谈论的大话——《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使学习者了解事物的事理、原理，并通过日积月累不断学习、努力、实践，融会贯通，最终达到处理任何事物都恰到好处，止于最完美状态的明决无疑状态。这便是格物，这便是致知。
但以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这句话应该如此解——中也者，天下之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此谓知本；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谓知之至也。

没错，我认为“格物致知”的答案就是《中庸》里的这段记载，如朱熹所言《大学》是学习儒学文化开纲目的定基之作，《中庸》则是儒学大成的智慧结晶。如果事件的起因不包含事件的结尾，如果学习的过程不直接导致学习的结果，那么儒学就无法相得益彰，成为中国人几千来的教育体系。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因果关系。

但我从不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孔子当年告诉曾子的解释，因为圣贤已死，经典注定难有定论，争论孔子当年说过什么毫无意义，难道牛顿没有定义“万有引力定律”引力就不存在？检验真理的工具从不是权威，而是事实。任何人说出话不但要符合逻辑，更要经得起实际的检验。因此讲述完“物格而后知至”后我将给出验证此理论的科学方法，大家可以按照我的预测，注意这几年的天文动向，尤其是有关火星探索的天文发现，如果我的预测得到了验证，那么华夏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也必然是真实的，到时希望大家能够与我一同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说真的，我也在等待答案，愿天佑中华。请相信，这件事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

    “中也者，天下之本”的原著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可能是某些后世文人认为“大本”的有修辞的嫌疑，故将“大”去掉。如同《道德经》被篡改的史实，做学问的人有个通病，都喜欢在经典中添加自己的痕迹，去一字，添一字，或使用同义词替代经文。如此，便造成经典流传的越久，错误越多的误谬局面。

    但孔子是个例外，韦编三绝的时候他只对上古文化中重复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如《连山》有八万言，《归藏》有四千三百言，《周易》却只有千字。但这三本古籍讲述的都是对伏羲易学的应用。不同的是《连山》是夏朝，《归藏》是殷商，《周易》是西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对伏羲易学的运用与总结，因此难免会有所偏差。如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历史渊源，公元前1500年左右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以《旧约》奠定了犹太教；公元元年，犹太人耶稣在以色列宣传《旧约》取得成功，但却被罗马士兵以蓄谋谋反的名义杀害。耶稣的支持者便认为耶稣是旧约中预言的救世主弥赛亚，但这种观点却不被犹太教权威认可，犹太教权威固执的认为旧约中预言的救世主弥赛亚，应当是一位能把犹太人从外族人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犹太先知、祭司、君王。但耶稣却死在了罗马士兵的手中……于是犹太教产生了分裂，观点不被认可的耶稣信徒便以耶稣降生为起点重写了《新约》，将耶稣神格化，基督教由此产生。
    公元七世纪，麦加首领穆罕穆德同样以犹太教《旧约》为背景，写了一本《古兰经》，同样不认为耶稣是神，是上帝之子。但却认为耶稣与穆罕穆德一样，都只是智慧与道德丰厚的先知，神的使者。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时至今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依旧围绕着某人是不是神而引申出的诸多问题，各唱各经，甚至斗的你死我活。反观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分裂成不同流派？因为孔子只保留了一本注解易学的典籍，那便是《周易》，从源头上有效的避免了中华文化分裂的可能。
    后世大儒王通的弟子学着孔子的弟子为王通做经，结果……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指世间万物普遍存在的对立性，如哲学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与科学中也普遍存在的相对性。
绝大多数人认为，“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产物，但其实东方哲学同样也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不同的是，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建立在完全独立，“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元绝不互通的基础上。如近代西方哲学创始人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灵与物。灵的本质在于思想，既不可能见的脑波；物的本质在于外延，既可见可述的外形。二者的本质不能互换，不能决定、派生，彼此完全独立。但东方哲学的二元理论却建立在“阴阳互根”的基础上，虽然同样认为世界存在完全不同两种实体，气与形，但却认为不可见的气，与可见的形，一体共生，并彼此依存。可见之所以可见，是因为不可见的滋养；不可见之所以不可见，是因为可见的消亡。如《阴符经》所言：“天生天杀，道之理也”生死循环是自然共性，任何事物只要有了创生，有了开始，就注定会有死亡，会有结束。如此生生死死，如日月星辰一般往复不息。

    《道德经》全文更是紧密围绕二元对立问题展开阐述，如第二章论述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等问题，充分的说明了“二元对立”中的依存与转化问题。
    老子说“有”和“无”彼此产生，否则事物从何而来，又将去向哪里？
    “难”和“易”彼此成全，否则没有了“易”的衬托，“难”何以为“难”？
    “长”和“短”相互比较，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千世界，否则长短相同，世界将回归混沌不分的宇宙奇点。
    “高”和“下”彼此充盈，才有了容纳事物的空间，即便是理论中二维纸片人，也存在着度量单位不可测的理论纬度。
    “生”和“音”和谐并存，才有了合奏（生）与单发（音）的交响乐章，否则振频相同，音节将无从辨别。
    “先”和“后”紧密相随，才有了前因与后果，自该如此的自然秩序。

    这便是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最大的不同，西方哲学认为真理绝对唯一，不是A就是B，不可能既是A也是B。因此由西方哲学派生出的现代科学理论一旦进入到观察极致，二元不分的共生视角时便会陷入瓶颈，止步不前。
    或许这个时代注定属于东方吧，属于“道可道，非恒道”，真理的相对而言，多元共生的古老国都。因此以东方哲学的多元视角重新审视现代科学，你将发现科学根本没有瓶颈，所谓瓶颈不过是人性的思维弊端与固执己见。
    如佛所言，放下执我，即是彼岸。

对自然界中最简单的空间与时间的测量来说，有一个极为重要概念叫做参照物。以空间计算为例，假设某人在电梯中进行“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空间运动，如果计算位移刻度的参照物是乘坐同一步电梯的另外一位乘客，那么此人在空间上的位移就大概为零，没有产生太过显著的空间位置移动。
反之，如果参照物是地面上的某人，那么此人的空间移动距离，恒等于参照物与此人间的直线距离。

这个看似简单，甚至有些幼稚的思维实验，为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自然科学无法回避的实事——人类计算自然界中最基础的物理量，空间与时间的变化时，也要如同哲学对事物善恶的认知，建立起“二元对立”后才能判别。只不过，现代科学将“二元对立”称作“相对性原理”。至少在爱因斯坦发现“钟慢效应”之前，伽利略、牛顿等科学泰斗便已发现人类对空间位移的计算，存在不得不考虑的参照系问题。

    参照系问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虽然是科学，但却与哲学辨别事物善恶的二元对立思维体系别无二致的科学定理——物体在空间中移动的程度，取决于参照物的选择。
    这就如同对某人、某事好与坏的评价，在我们的心中这人、这事可以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好事。但在其他人心中，其他道德体系的标准中，这人、这事也可以是坏人、坏事。
    这便是意识形态总会产生冲突的原因所在，因为每个人、每个文明评判是非的标准不同。如同在科学计算中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物，所以才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计算（评判）结果。

古者有言，万物同源，无论思想灵魂还是身体实物，运行原理的基础都大同小异。都如同推动蝴蝶效应的“分形几何”与“混沌理论”，殊途同归。

但推究“物之理”的极致谈何容易，王阳明格竹失败的惨痛经历还历历在目，虽然早在一百年前量子力学对微观极致的研究便已经进入到“波粒二象性”，但想要确实证明“波动性”与“粒子性”间具有不偏不倚的对立性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科学家确切的定义出引发“波动性”与“粒子性”背后的物理实质，因此“波粒二象性”只是机制不明、原理不定的现象，而非可以确实计算的物理定律。

对于“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曾感叹：“好像有时我们必须用一套理论，有时候又必须用另一套理论来描述（这些粒子的行为），有时候又必须两者都用。我们遇到了一类新的困难，这种困难迫使我们要借助两种互相矛盾的的观点来描述现实，两种观点单独是无法完全解释光的现象的，但是合在一起便可以。”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光”也是一种现象，是物质与能量的转换现象，所以光子等微观粒子具有既是波动，也是粒子；既是能量，也是质量的混淆现象。更加因为日光所及之处，永远处在空间与时间分割的一刹那。所以对生命而言，过去永远是过去，永远无法返回；未来注定是未来，注定会朝我们扑面而来。

万物生灵活在过去还是未来？
活在过去与未来交汇的一刹那，太极分割阴阳的一线之间!

因此现实生活时时刻刻沐浴在阳光中，但上一秒与下一秒为什么不可见？因为过去与未来漆黑一片，没有光。

过去只有厚度，等待我们反思；未来只有广度，等待我们创造。不知反思的人生是可怕的，没有进取的未来同样可怕。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我们虽然无力证明微观世界内物质与能量具有不偏不倚的对立性，但我们可以证明宏观天体内空间与时间具有不偏不倚的对立性。因为承载着是我们的宇宙时空是世间万物中最为庞大的物体，庞大到无需前沿科技，也可以将它的内在构造与天文参数一目了然。

    下面开始阐述我这个现代人，以浅薄的现代科学常识，结合行将消失的中华古学，勉力注释的《太极图说》开篇记载的“太极生两仪”之理。
    但我的解释与往昔名家的解释不同，因为我们使用的工具不同，先贤们使用的工具是古理、古学、古事、古物。我使用的工具则是今理、今学、今事、今物。
    往昔圣贤解释太极均以“阴阳”入手，但阴阳的涵盖极广，天地，日月，昼夜，寒暑，君臣，夫妇，男女，奇偶，开合，生死……凡是具有统一对立性质的自然事物都属阴阳范畴，虽然千古名家极尽所能，因地制宜，分别以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角度诠释过阴阳古理。但近代以来还未有人能够继往开来，因地制宜，重述古学。既，使用现代社会的通行真理，自然科学重新诠释阴阳古理。毕竟这是个科学昌盛的伟大时代，再高妙的理论如果无法兼容科学只会沦为笑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备受诟病的原因所在。

    梨花虽学识浅薄，一无官身，二无权威，但空余一腔热血与无用老脸，愿做当代为中华传统文化正名的老蚍蜉，使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作为工具，诠释阴阳古理。解释中如有不足之处希望诸位能够海涵，梨花在此谢过。

关于“太极生两仪”，《太极图说》开篇如此记载：“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首先需要明确“极”的古学概念。
    繁体字"極"始见于秦代篆书，形声兼会意字，从木亟声，亟兼表义。指房屋的正梁，又叫脊檩，既最高处的檩。“極”由此有最高处的意义，引申指程度最高的，如“极品”“极佳”。转指最顶端的，北极、南极，指地球的南北两端。
    但“太极”中的“極”指的却是天地中，支撑空间与时间的运动中枢，何为会取象房屋最高处的檩？与《周髀算经》中“以笠写天”的记载有关。

    《周髀算经》原名《周髀》，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书中记载的是伏羲古学中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而“盖天说”阐述便是“以笠写天”的由来与算法。
    简单的讲，古人认为时空不是平坦的，日月星辰的运转形态也不是现代科学理解中的那样儿，平坦的黄道面规则。而是以绕心点作为顶点的斗笠形态……如绕日天体围绕太阳为绕心点，呈斗笠状运转；木卫诸星围绕木星为绕心点，呈斗笠状运转；土卫诸星围绕土星为绕心点，呈斗笠状运转；天王星诸星围绕天王星为绕心点，呈斗笠状运转……银河诸星围绕银河中心为绕心点，呈斗笠状运转……
    既是说，史前文明不但认识到了“时空扭曲”的存在，还给出了简单明确计算方法。

    明确了《太极图说》中的“极”指支撑天地，既时空运转的中枢后，我们再来了解“无极”的概念。
    何为“无极而太极”？
    此句历来有两种解释，一者认为“无极生太极”，“无极”这种事物产生了“太极”；二者认为，“无极”是对“太极”的一种形容方式，类似“太阳”与“日”的区别。但我认为这两种解释方法都不好，都太过笼统，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无论相信哪一种解释，都无法明确定义“无极”的概念。这就如同数学方程以某个未知数，求解另外一个未知数，缺乏实际意义。即便我们相信了“无极生太极”的理论，那么什么是无极？什么又是太极？
    现代学者认为，“无极”是一种中华古代哲学思想，是道的终极概念，指无边际，无穷尽，无限，无终，没有中心，代表着上古华夏民族对事物产生之前状态的抽象理解。
    而“太极”指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未出前的状态。
    以此笼统不明的理论作为基础，阐述中华传统文化核心，难怪无法融入现代科学社会。

    我认为，“无极”中的“无”的含义，便是“无为”中顺其自然，不起冲突的作为。
    刘邦外出打仗，担心萧何造反，遣人暗中观察萧何的一举一动。萧何如若处理不当，也许会先用韩信死于非命。但萧何深悉道家无为之理，刘邦走后便大肆卖官敛财，向刘邦示意自己只有贪财之心，并无自立之意。这才打消了刘邦对他的顾虑。

    秦朝名将王翦出兵楚之前，也使用类似的办法。

    据史料记载，秦王嬴政决定出兵攻楚时询问诸将意见，老将军王翦说需要六十万精兵，青年翘楚李信却说只需二十万精兵。秦王认为王翦已经老迈胆怯，便采纳李信的建议，让他带领二十万精兵攻楚。王翦见秦王如此不信任他，便辞官回家。结果李信中计，大败而回，秦王不得以请王翦再次出山，并答应了他六十万兵马的请求。
    但王翦接受秦王的任命后，做出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向秦王讨要封赏，希望秦王能够赏赐他若干良田、美宅，并拔擢族中子弟为官，让子孙后代不愁吃喝。秦王安慰王翦说：“老将军可以放心，以后天下咱们可以共享，就不用担心贫困了”。不想军队出城没多久，王翦就再次向秦王上奏表，讨要封赏……手下的部将实在看不下去，便劝说王翦：“大军征战在即，老将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王讨要封赏，是不是太过分了？”王翦却说：“大王生性多疑，害怕手下的将军功高盖主，拥兵自重，如今大王将全国的兵力都给了我，表面上看大王很信任我，其实内心里却是极其不放心，所以，才通过这种办法，让大王知道，王翦只知道金银珠宝，荣华富贵，并没有自立为王的念头，只有这样才能让大王放心，保住全家老小的性命”。
    众将听后如梦方醒，纷纷夸赞王翦深知秦王的心思。

同理，为了争霸，楚庄王希望改制楚国不利征战的低矮马车，楚国令尹孙叔敖认为通过颁布政令的方式强迫贵族改制马车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于是建议抬高乡间门槛，迫使拥有马车的贵族自发自愿的改制低矮的马车。这便是避免了冲突，也能达成目的的无为之治。

    那么支撑天地的中枢，如何避免冲突，达成不起冲突的“无极”状态？
    古者效法自然，关于国家如何避免冲突，无争无讼，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
    简单的讲既做到公平正义，自然无争无讼。
    而“无极”指的便是这种时空与时间，时时刻刻，均衡对等，冲突无有的均衡状态。
    既，在计算中，时间刻度与空间刻度的比较结果恒等于一。
    一减一，等于零，才可遁形为“无”。

    既是说，“无极”中的“无”，是对“极”的性质阐述，更加是传统中华文化核心中庸理念的取法原型，时间与空间均衡对等的天地性质。
    但“无极”为什么又叫“太极”？
    因为“太”指大，“太极”指大千事物的运转中枢。比如君臣间的运转中枢是义，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对臣下礼贤下士，臣下才对君主尽忠。既是说，孔子认为给与是相互的，并非单方面的愚忠。可惜春秋之后儒学渐渐变了滋味，沦为小人达成个人目的的愚民工具。

反过来说，上级如果对下属态度恶劣，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象使唤奴才一样呼来喝去。却指望下属对上级忠心？这是不可能。既便他对你忠心，也是装出来的，不过是又一出“易牙烹子”。

    按照老子在《道德经》中的阐述，世间万物唯有天地的运行均衡对等，不需要施行“仁”予以教化，矫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因此《太极图说》开宗明义的指出——天地生化本体便是人能够实践道德成为圣贤的根据。
    既是说，在接下来的证明过程中，我们将证明时间与空间的运行比例始终均衡对等，保持在不偏不倚中正状态。中华古者也是效法此理（天地规则），才创建出修身利己的中庸规则，但又承认对人性而言，“中庸”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的完美境界，如同人不可能事事如意，件件事都处理的得心应手，清明无疑，恰到好处。因此孟子与王阳明都认为，磨练自身（修身）是不能懈怠，需终身践行的无尽征程。是时时刻刻保持自新自律，践行良性认知的修身过程。这便是《大学》三纲中阐述的“明明德”之理，古人效法的上天德行。因此，中华民族固有行为理念（公平正义，和谐共处，诚信自律）在当代必须通过科学的方式方法加以证明。因为现代社会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通过单纯说教，传授祖先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便能治理好的蒙昧时代。早已进入到以科学为准绳，事实为依据，事事讲求实际检验的伟大科学时代。而在这个时代哲学已死，唯有科学可折人心，人性，实现大同。
    既是说，在这个时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数千年不止的大同社会构想，如果脱离实事，脱离科学，将注定无法现实。因为使用自然科学检验社会哲学，是当代检验真理的必由之路，唯一标准。

    从古至今，关于太极文化的解读众说纷纭，但五代宋初因“太极图”的重新现世，形成了解读太极文化的学术高峰。周敦颐，刘牧，邵雍等易学大师均产生在这一时期。其中偏重易学象数研究的刘牧在《易数钩隐图》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不明此而修者，必不得至易之门，谨此。”
    邵雍也在《皇极经世书》中提出：“太极既分，两仪立焉，一气分而阴阳判”。
    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实例举例，刘牧与邵雍两位易学象数大师均认为，后人之所以破解不了太极，是因为无法正确的理解阴阳二气混而为一的自然叠加现象。
    既《周易·六十四卦》中将“天卦”与“乾坤”共同设为众卦之首，有违常理的，奇怪古学设定。

关于如何掌握知识的问题，对东亚文化圈影响深远的王阳明认为，掌握知识的重点在于实践运用，而非滚瓜烂熟的背诵与理论阐述。因此王阳明非常反对博闻强记，背死书这种学习方式，曾对弟子说“晓得不必记得，记得未必晓得”，能将道理背诵的只字不差，并不代表也能将道理运用的分毫不差，做学问最忌夸夸其谈流于形式，真正的知识不是博闻强记，而是实践运用。这便是“知行合一”，将知识化为实践行动的至理。
科举制度产生后，还有多少中国人志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以致用，实践真知？不过是为了一纸金榜，光祖耀祖。如孔孟……王阳明……这般不计个人得失，立志于学（学以致用，实践真知）的圣贤又有多少？

    同理，“阴阳互根”“天地同体”的命题从伏羲一画开天，开创易学的那一天起便伴随着中华民族各朝文化兴衰陨灭，繁荣消亡起起落落，但有多少人能如《周易·象传·蒙卦》所示，果决无疑的明晰其中的道理？
    如同现代人都知道“相对论”的大名，但能够清晰无疑的阐述“相对论”的人却少之又少。因此《道德经》中强调“名可名，非恒名”，任何人口中阐述的同一个名，都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口中的中国，与美国人口中的中国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口中的中国是祖国，而美国人口中的中国却是竞争对手。
    母亲口中的我们是她们的骄傲，每一位母亲都会毫无保留的将赞美之词献给的我们。但别人口中的我们却不一定是别人的骄傲，别人更不会毫无保留的将赞美之词献给的我们。因此老子提醒治国理政的古时君王“道可道，非恒道”，任何人口中说出的道理与意见都有偏见与局限，都需要根据需求理性取舍。

    为什么每个时代对经典都有不同的阐述？因为每个时代辨理举例的工具不同。古时以事举例，通过对日用常行，民俗事理的辩证寻求人性认知的共识。但这套方法现代却行不通。比如每个国家都清楚和谐共处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但知道又能如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就自私自利，我就使用霸权，我就持强临弱……总而言之，只要我能过的更好，更便捷，挣更多的钱，管你死活？这便是以资本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本质。
    因此，想要变革这个时代注定要从科学入手，只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才有可能产生全新的价值理念。
    那么如何使用科学实例理解刘牧在《易数钩隐图》中提出的“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观点？
    简单，那便是前文多次提及，至今仍在困扰量子力学的奇异自然现象，波动性与粒子性并存的“波粒二象性”。

“波粒二象性”指微观世界中存在的双性并存的现象，如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着男性与女性双重特征，因此不被现代科学理论接受。因为现代科学理论建立在“前因——后果”严格次序中，认定没有前因就不会产生后果，但凡有了前因也注定会产生与之相符的后果。但“波粒二象性”的发现却颠覆这个认识，爱因斯坦与波尔等人因此产生分歧，爱因斯坦与薛定谔捍卫“严格因果律”，波尔与海森堡等人却认为在微观世界中因果的产生的是随即的。因此，物理学从这一天起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分支，“宏观经典力学”与“微观量子力学”。

    失佚的象数文化便是将例如“波粒二象性”等的自然现象，以数学方式成系统运用的一种古老的文化理念。如，假设古人对空间距离的观察结果是2，但古者却不直接使用这个结果，而是遵循易经立卦之数“参天两地”的原则，连续乘积3次后再使用（2X2X2=8）。
    因为在古学文化中，表述空间的概念“上下四方”名唤“天”，表述时间的概念“古往今来”名为“地”。而孔子保存的《易传·说卦中》记载，易学的立卦之数是“参天两地而倚数”。
    参者三也，两者二也。
    “参天两地”阐述的不过是古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后，对观察到的空间刻度并生（乘积）三次后再使用，对观察到时间刻度并生（乘积）两次后再使用的用数原则。既以数学的方式，彰显天地并生的创生原则。
    但古者认为天与地创生的法度不同（创造的程度，既并生次数不同），故称两仪。否则“太极生天地”或“太极生阴阳”即可，何来两仪之指？
    仪者度也，度者法也。
    两仪者指两种不同的法度。

“参天两地”的道理虽然简单，但实际运用却面临着统一空间与时间的物理单位的巨大难题。因为法度也好，幅度也罢，必须建立在统一的标准之内才有效。但众所周知，现代物理学描述空间的物理单位是千米、米、分米、厘米、毫米、纳米等米制长度单位，描述时间程度的则是年、天、时、分、秒等秒制单位。如何将长度单位“米”，与时间单位“秒”有效的统一起来，是横亘在现代科学与古学间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
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难题，就无法复兴古学。

    我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古学“五行生克”理论中经常使用到的通关解法，既民间所讲的“飞星通关”——金克木，以水通关；木克土，以火通关；土克水，以金通关；水克火，以木通关；火克金，以土通关。
    但我们要讲的并非是金为什么克木，又为什么要以水通关的原因……而是要讲“通关”的使用原则。无非是在某些道路或方法行不通的时候，比如五行相克的时候，效法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原则，知难而退，绕道而行。
    如此，统一空间与时间物理单位的方法简单到您或许不敢相信，因为任何事物在产生运动的过程中，必然同时包含空间与时间两大物理量的改变。比如地球在环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必然同时拓展空间也消耗时间。
    既，空间得到了拓展的同时，必然消耗时间。哪怕是最简单的思考过程，也会消耗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思考也是一种空间运动，而思维的运作原理就包含在天体力学。
    人为什么产生思维，又为什么产生出与众不同的是非善恶标准？也在我们正在阐述的天地规则，世间万物的运行原理大道规则之中。

但以宇宙时空的运行规律举例，并非是说只有宇宙时空的运行规律符合《太极图说》中阐述的万物运行共性，而是因手段与能力所限，只能以它举例。

大概五百年前，我国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便已尝试破解竹子的内在原理，证明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阐述的理学宗旨——天地生化本体便是人能够实践道德成为圣贤的根据。

言下之意，当时的王阳明相信，创造了世间万物天地规则当中蕴含着孔子等中华圣贤奠定“礼”“义”“仁”“智”“信”等圣贤理念的根据。

华夏古者的行为理念可能并非黑格尔猜测的那样，来自经验累积，老道的道德常识，而是来源于对物理本质的剖析与效法。但王阳明连续观察了七天七夜也未能如愿，未能从竹子中推究出天地生化万物的创生之理。

现代虽然已经拥有显微镜等科学工具，但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而言想通过小小的显微镜破解爱因斯坦等人也未能诠释的量子谜题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宇宙时空，确切的说是太阳系的运行规律早已被现代文明掌握，相关天文参数甚至不用求任何人网络既知。因此我们选择使用太阳系的运行现象证明《太极图说》中阐述的万物共性，因为太阳系也是大千事物中的一份子，如果它的运行现象也不能证明《太极图说》中阐述的大道共性，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只能是一方笑谈。

天地生化万物是中国民族特有古学概念，与西方上帝使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世界的古老传说不同，中国人认为世界源于一场天与地，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大事件——开天辟地。但与现代科学认识不同的是，中国人认为这场大事件并非源于不知名的奇点，而是伴随着一个名为盘古的巨人一同诞生。不同的盘古可能并非胎生，而是卵生，因此古学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

    仔细分析盘古开天辟地的历史传说猜测可能是说，浩瀚无垠的时空宇宙可能只是宏观无比巨大的某只生物内体的原子群落……像太阳系这样大小的星系，或许只是这只生物体内的一枚原子，而人类探索的所有宇宙星体，可能都不超过只生物内体的一粒细胞。
    但只是个细思极恐的话题，我们就此打住，专心研究太阳系内在运行规律是否符合古老的太极理论。
    如果符合，我们的猜测就至少有一半把握成立。

如此，我们按照《周脾算经》中“天如斗笠”的天地运行形态指引，将导致地球产生运动的极心太阳确定为计算空间长度的起点，并将地球所在位置设为终点，丈量空间长度。如此不管丈量出的长度是多少，都将它设置为分母，比较其他运动极心同为太阳的天体的空间长度，由此得出太阳达到火星的平均空间长度，是太阳达到地球平均空间长度的1.5236……倍；太阳达到金星的平均空间长度，是太阳达到地球平均空间长度的0.723……倍；太阳达到水星的平均空间长度，是太阳达到地球平均空间长度的0.387……倍。

之后只用相同的办法，将地球环绕太阳公转的整数周期设定为分母，换算其他运动极心同为太阳的天体的整数公转周期，得出地，既时间的现象参数如下：火星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大约为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时间的1.88075……倍；金星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大约为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时间的0.61519……倍；水星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大约为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时间的0.24……倍。

    如此将各天体换算好的空间与时间参数，按照古学“参天两地”规则，将空间参数连续乘积三次，时间参数乘积两次后进行比较，得出庄子“天地虽大其化均”古学结论。既天地虽然广大，但它们分布均匀，对等对称。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火星：（1.5236X1.5236X1.5236）/（1.88075X1.88075）≈1
    金星：（0.723X0.723X0.723）/（0.61519X0.61519）≈1
    水星：（0.387X0.387X0.387）/（0.24X0.24）≈1

结果1代表是一种自然现象，空间与时间的比较结果，均衡对等。既《周易》中早已阐明的天地运行形态“天行健”，天与地的运行形态匹敌对等。
以上便为后世总结的，“太极三要”中的阴与阳的对立性。

而古学中阴阳的第一指便是天地，空间与时间。

或许您并未清晰的意识到以上看似简单的天文计算意味着什么，但公元1543年，自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甚至大逆不道的“日心说”后，“第谷·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等西方科学先驱用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才大致摸清了太阳系的运行规律。

    公元1619年，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继承者“约翰尼斯·开普勒”在《宇宙和谐论》一书中总结了太阳系运行中的三大定律——“椭圆定律”“面积定律”“调和定律”。

    既是说，王阳明死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西方科学先驱“第谷·布拉赫”与“约翰尼斯·开普勒”，便通过日以继夜的不懈观察，探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事物的内在运行规律，太阳系的运行规律。

    说原理或许为时尚早，但规律却肯定存在，既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有效性的“开普勒行星三定律”。
    那么，让我们仔细的分析下这三条改变了世界伟大定律都说了些什么，

首先是“椭圆定律”，它说：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或许您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本意，椭圆与正圆有何区别？开普勒为何一再强调椭圆的问题？因为当时无论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认为行星进行的是均速圆周运动，既不变速飞行。但开普勒却发现，对火星来说，按照哥白尼、托勒密和第谷提供的三种不同方法，都不能推算出同第谷的观测相吻合的结果，于是他放弃了火星作匀速圆周运动的观点，并用“面积定律”完美的诠释了星体“近快远慢”的奇异天文现象。

“近快远慢”是天体在运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指距离绕心点越近，天体的运动速度越快，反之则慢的普遍现象。如地球的近日点转速为30.28公里/秒，远日点转速则会只有29.29公里/秒。轨道平均转速则为大家熟知的29.783公里/秒。
既是说，天体运动速度与绕心点的距离远近有关，按照牛顿的说法距离近，引力越大，天体的运动速度自然也越快……

    但开普勒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自然现象是因为天体在运行的过程中，遵守“面积定律”。但“面积定律”也称“等面积定律”，指——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间隔内扫过的面积相等。
    开普勒指出了现象并给出了一半解释——天体之所以按照距离绕心点的远近，成正比变速飞行，是因为它要维持面积与时间的某种神秘均衡关系。既距离绕心点近时，轨道半径较短，天体需要提高运动速度，产生更大的扇形夹角，使得天体在某绝对时间内扫过的空间面积相等。
    既，通过调整夹角，使半径不同的扇形面积相等。

    但非常可惜的是，开普勒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给空间与时间的“调和定律”——所有行星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的平方与它们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比例……但因为物理单位的使用混乱，人们计算长度有时使用“米”，有时使用“千米”，甚者使用“英里”……计算时间有时使用“天”，有时使用“年”，有时则使用“分”“秒”等小计量单位。使得开普勒与牛顿只认识到在天体的运动过程中，行星轨道半长轴与公转周期保持常数关系，既某一特定规律，并没有意识到空间与时间是此消彼长，一体两面的统一体。
    直到现代，才有科学家认识到，开普勒常数K固定为1，但依然没有意识到空间与时间此消彼长的均衡特性才是宇宙的第一性。
    “椭圆定律”与“面积定律”只是“调和定律”导致的现象。

庄子是中华历史上洞悉古学易理的著名人物，虽属道家，担庄子提出的为人理念“内圣外王”对儒家文化影响深远。但因学有所用的偏见，后世普遍认为庄子的主要作品是《齐物论》《逍遥游》《养生主》等作品，但其实《庄子·外篇·天地》开篇便条理清晰的道明了古学“取法自然”的文化脉络：“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

中华古人与世界相处的方法与理念从何而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多次，举例再举例，论证又论证，如今以《庄子·外篇·天地》作为论本，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发现的自然现象，逐条逐理的再来分析一遍古学“取法自然”的文化脉络。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是说，天地虽然广大，但它的变化规律却均衡对等。既前文天文计算所揭示的那样儿，时空任何一点空间与时间的数量都均衡对等。

“万物虽多，其治一也”是说，事物虽然纷杂，但处理它们的方法却是相同的。言下之意，事物能够长久运行的核心便是均衡，如儒学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因为事物如果能够运行均衡，始终保持在公平公正利生万物的状态中便会无争无讼，无争无讼便能家国和睦，家国和睦便不至分崩离析。
因此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法均衡也。

比如经济往来，必须均衡贸易逆差，否则牌桌上的财富都被某人或某集团掌控，那最终结局只能是掀翻桌子重新再玩一局。华夏古者依此总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盖因人性逐利，不明“天下为公”的自然之理。

还比如人际交往的核心“来而不往非礼也”，古者认为自然的交往关系必然建立在有来有往，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否则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你，你却从来不看望我，这样的交往关系还有必要维持下去吗？除非我有求于你。但古者认为参杂了利益的往来关系是不正常的，即便是上下级关系也要建立相互尊重和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上级礼贤下士，才能得到下级的忠心相报。下级尽心尽力，才能得到上级的尊重与厚爱。清朝的悲惨灭亡便是因为毁坏了这层文化根基，毁坏了“来往不往非礼也”“天下为公”的中华古礼，将相互扶持的君臣关系，天下为公的国民关系，歪曲成主人与奴仆的从属关系。试问当列强来袭时，奴仆有必要为主人的权益舍生忘死吗？

“人卒虽众，其主君也”是说，百姓虽然众多，决定他们言行的却是国君。这句话阐明的是因果关系中“因”的作用，国君的言行理念英明，百姓有利。昏君昏聩，贻害百姓。因此之后补充“君原于德，而成于天”，国君的英明源于德行，德行成于天道自然，对自然规则的崇敬与效仿，既我们正在讨论的中华民族对万物共性规则“大道”的取法遵从理念。
也因此，中国人常说，中华民族是崇尚自然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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