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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7页]

作者:yc雨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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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9节
    按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不过呢，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辅助性组成部分，决定战争的关键是美国和苏联对于德日的胜利，因此，中国战场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就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而言，压根就没有从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里醒过神来，日军竟然就战败投降了。
    放眼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到了1944年，仍然大踏步的溃败、大踏步的撤退的，有且只有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在美国大规模经济、军事援助下，国民政府之所以如此大规模的溃败，无他，政治太腐败了、经济太失序了、军队太派系了。最令人恐怖的是，整个世界在战争结束后，都因为大规模战争的停止而经济日益稳定，进而政治获得稳定、军队铸剑为犁，唯独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经济更加失序、军队更加派系、政治更加腐败。
    伴随着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大溃败的是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比如，开始于1942年11月中旬的沁园围困战，在1945年4月11日终于像一个熟透的苹果落入抗战英雄的怀抱。
    有一句话叫“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我们看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内战，共产党一开始是大踏步的后退舍弃广阔的根据地损失巨大的军队，刘邓南下大别山搞战略反攻也是损失巨大，但到了1948年济南战役，国军就是一个失败接连一个失败，从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发起到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不过4个半月，国军竟然损失了170万左右（三大战役154万、济南战役10万多、彭德怀的西野、徐向前在太原更有其他辅助性战场）。这大约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同等时间被歼灭部队最多的记录。从毛泽东在1927年10月开上井冈山，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对共产党根据的进攻一直是非常的艰难，这就是“跻攀分寸不可上”,而崩盘不过4个半月，这就是“失势一落千丈强”。
    同样的苏联创建，即使从十月革命算起，到苏联的正式建立的1922年，也是5年，而崩盘是呼啦啦一下子。
    日军进攻中国开始于1872年的侵占琉球，然后是甲午战争孔子朝鲜割占台湾和澎湖，然后是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到了1944年，国军豫湘桂大溃败的时候，如果不算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收复的死地，日军在中国战场仍然是进攻态势。
    黎明之前，最为黑暗。不但国民党没有想到日军那样快的投降，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层也没有想到，没有经过大反攻而日军竟然投降。
    早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然而，中共七大一直到1945年的4月23日从正式召开，之所以如此，表面看是因为战争的环境，其实是因为中共高层对于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性质、党的革命任务、党的革命对象这三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分歧巨大，进而在党的路线、政策方面更有巨大分歧，必然引起党内组织问题的分歧。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成为党的正确思想，中共七大也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过，中共七大召开的太过于从容，不算漫长的筹备阶段，仅仅是会议，就从1945年4月23日开到6月11日。在8天后的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才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 、中央书记处 。
    这个真的很从容。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中共中央还没有选举中央军委委员，因为时间从容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日军投降了，措手不及，如何大反攻受降？如何协调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开动文宣机构？
    这一大堆的工作，都需要最高层决策，而最高层也需要思考，也精力有限。
    一直到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得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中央委员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等12人组成， 毛泽东任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 ，杨尚昆任秘书长。
    然后，毛泽东在1945年8月28日就离开延安去重庆谈判去了。
    绝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云集延安，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迫切需要领导和整合，问题是，从延安赶赴全国各地太难了。
    当初，杨得志率部从濮阳到延安走了70多天，而江华从山东滨海到延安更是用了半年时间。如果还以这样的方式返回，势必远远落后于国军的推进速度，我军也会失去战略主动权。
    1989年邓小平在回忆二野历史的时候说，“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邓小平说“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
    8月23日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在8月28日离开延安，在这个阶段就要把高级将领送到前线，太难了。
    为了能够把在延安的高级将领迅速、安全地送往前线，毛泽东和周恩来找来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与杨尚昆商议对策，但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可行之策。
    回去后，叶剑英和杨尚昆继续研究办法，左思右想之后，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是不是可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送出去？当然这有风险。”
    杨尚昆觉得在理：“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这样做确实有点冒险，因为要送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万一有个闪失，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历史责任啊！”
    得到汇报后，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又召集书记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进行磋商。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责成叶剑英、杨尚昆尽快与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并付诸实施，但必须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是一个什么东东？
    美军观察组驻延安的时间是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4月。
    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正式名称是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在美国，当年参加延安观察组的军人回国后大多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指控为对共产主义斗争不力的人”。因此，通常给予相当负面的评价。
    美国对于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恶评，说明这个组织误导了美国对中共的顶层决策，或者说，驻延安没军观察组被中共利用了。
    这是中美外交史上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殖民政策，他不搞直接的海外殖民地，他依托强大的工业在海外开拓国际市场以掠夺财富。
    美国的这种政策，体面的说法是“门户开放”，本质就是“剪羊毛”。
    为了“剪更多的羊毛”，美国希望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成长为“肥美的绵羊”而不算贫瘠的“老鼠”。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美国非常欢迎中国的半殖民，因为依附于国际市场的中国经济有利于美货的输入，但，美国不希望中国保持“半封建”，因为所谓畅通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太落后了，贫穷到外来资本也榨不出太多的利润。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一个方面说明旧有的地租剥削之残酷，另一个说明这种落后的剥削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步。
    有些人非议“土改”，这是不理解“土改”在摧毁封建制度发展经济中的巨大作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里有一个“掘地派”，法国大革命也搞土地重新分配，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的标志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
    从明朝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最终不能发育成资本主义，一个极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超重的地租剥削，吸引太多人将财富用在购房置地。
    曹雪芹，当然是清中期极重要的社会精英，他的《红楼梦》初版于1791年。在这部书里，曹雪芹的经济思想完全拘囿于封建的地租剥削。
    《红楼梦》里，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两件事”：“ 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曹雪芹借秦可卿的口告诉读者，“荣辱自古周而复始”，要想家族长远保全，就是多买房子多置地，更要教育孩子多读书。
    这鸟思想，正如今天的千千万万的人，理财上趋向炒房、生活上拼了命搞应试教育。
    作为一个个家庭，这没有错误，作为一个国家，在某一个阶段也是应该的，因为国家和民众都需要房地产，但，如果房地产的发展影响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资金保障，伴随国家经济的脱实入虚，最终的结果是民众的利益也从根本负面。
    我为什么切《红楼梦》初版的1791年这个时间点呢？因为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开始在纺织业广泛使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全面展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压根就无法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任何有益的启迪，蒸汽机仅仅是一个发明，他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革命，从经济到整个上层建筑。
    面对蒸汽机，无论多么牛逼的传统文化、多么牛逼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只要选择了对立而不算接受蒸汽机，唯一的结果是被揍的满地找不到牙，乃至于民族灭亡沦为奴隶。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是1791年的生活在鲁西南的我的列祖列宗，因为这地方是纯农村太落后，压根还没有资本生产的萌芽，那倒也罢了。问题是，曹雪芹的家族长期生活在江宁、苏州，负责纺织品的生产。一个长期负责纺织品生产的家族的男丁，为家族的命运思考，不是购买织机搞手工业生产或者搞外贸而是买房子置地，说明，沉重的地租剥削是封建中国最有利的经济行为，除非不得已，有钱人是不会投资于手工业生产的。
    正如今日中国社会生产一个巨大的扭曲就是房地产的恶炒，无数的资本投进这个黑漆漆且已经严重超越民众生活所需的行业了。
    英国展开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对于被伤害者而言是悲痛的，但，对于经济而言是必要的，他为英国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料和劳动力。
    任何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先进的近代社会过渡，都必须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而旧有的社会结构存在的根基都五号例外的是土地制度。
    虎门海口西洋重炮，不但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而且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课题：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自我批判，否则，只能没完没了的沉沦。
    雨花石小时候，农村的文化娱乐是唱瞎腔和说大书，20世纪80年代，因为电视机的普及，短短几年，唱瞎腔和说大书就被扫尽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今天，仍然有说评书的，然而，必须依赖现代传媒，否则就没有听众。
    1949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痛定思痛，也搞了土地改革。
    中国传统社会要向近代社会过渡，必须土改，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否则都不能完成历史给予的任务。国民党因为和大地主有太密切的关系，无法在大陆搞土改，所以，丢失了江山，共产党在大陆能够搞土改，所以，获得了政权，蒋介石到了台湾能够搞土改，于是，能够在台湾发展经济。
    以非经济手段将地主的土改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其实是有利于资本发展的社会改革。
    美国不同于日本、英国等等国家，出于对中国经济侵略“剪羊毛”的需要，美国确实有帮助中国完成社会变革发展经济的战略谋划。
    当然，美国绝对不会帮助中国强大，因为强大的中国抵制“剪羊毛”。
    很多人不能理解，抗战时期美国为什么竟然牵制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有些人也不能明白，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的美国为什么在解放战争后期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支持？
    解答这两个疑问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真正目的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事实上，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真正目的的判断也出现了偏差。
    对于中共革命的真实目的，特别是毛泽东、朱德这两个最高领袖革命的真实目的，其实有三种可能的理解：1、单纯的阶级革命——其实就是中共革命中左的倾向，王明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种倾向最终发展必然是成为苏联的卫星国；2、赢得国家独立的民族革命，其实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搞有限度的社会改良，赢得国家的“形式独立和统一”，这种道路发展的方向很容易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国；3、第三种，我找不到比较恰当的政治术语，简单命名为“民富国强革命”，通俗说，就是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众生活进步。
    1900年，美国与在华各国就恢复中国秩序的谈判中，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表示，“美国长久以来对华政策致力于维护中国和平稳定，维持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确保在华各国相关条约及国际法利益，保护各国与中国贸易公正平等”。
    看到了吗？只要能够用经济手段在中国剪羊毛，美国不但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而且，美国希望中国经济繁荣，因为贫穷的中国不能提供更多的财富供剥夺。
    因此，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相对帮助”——不是真诚帮助。因此，谋求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往往对美国拥有相当的好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朋友看不到美帝国主义娴熟的剪羊毛手段，虽然他一般并不采取杀羊吃肉的手段。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0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帮助和指导的结果，中共初期的政策有太多苏联的味道。这个时候的中共，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还不能被美国的领导和智库研究，事实上，便是中共自己也还处于幼年时期没有成长起来。
    这种幼年的不成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没有相对稳定的决策层，尤其没有为全党信服的精神领袖。
    领导层的不稳定、政策的不稳定，不但内部斗争激烈，就是外部世界也很难给中共一个准确的判断，这当然不利于中共在国内和国际舞台的广交朋友。
    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宣布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无可怀疑的军事领袖和战略家，而战争时期的特殊性，毛泽东这个军事领袖和战略家必然是核心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经过漫长的党内斗争，才从军事领袖进步为共产党无可置疑的精神领袖——红太阳冉冉升起。
    毛泽东的革命目标，中国必须是真正的民族独立而不是任何国家的名义的或者实质的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是工业崛起且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利益分配，为工业崛起提供社会条件是社会建设的重心。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斗争的策略：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有些时候是各自实现各自的目的，有些时候就是相互利用。
    对于毛泽东而言，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广阔的世界舞台，都是统一战线的战场。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推进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的社会变革，不过，拘于现实的条件，他也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对敌人的让步、对朋友的让步，某种程度讲，就是分化和利用，实在的讲，就是统一战线。
    在陕北，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了广泛的认真的交流。
    《西行漫记》的发表，让整个世界开始研究共产党领袖的内心世界。
    通过《西行漫记》，美国眼里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共产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呢？
    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整个世界又是如何评价共产党和毛泽东呢？
    抗战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搞的政策其实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社会改良，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政权”非常类似于今日欧美的多党联合执政的左翼政权。
    站在美国为首的相对公允的国际视角，这种政权这种管理比重庆国民政府高效而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丧师失地，引起了对国民政府提供巨大帮助的美国政府的不满。
    蒋介石抗战消极且与日军勾勾搭搭，也许有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争夺政权的考量，但在美国看来，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消极客观加重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更何况，国民政府对抗日的摇摆，容易被美国理解为对“幕后老板”美国资本的“不坚定”。
    面对不断收到的国共冲突报告，美国政府多次向国民党表示：“特别针对当下的国际局势，在美国政府一切对华政策中，中国的统一占有决定性作用。”
    美国不但期盼统一的中国市场提供羊毛，最重要的是统一的中国可以集结力量抗日减轻美军的压力。
    在这里，美国针对中国的统一，未必只针对共产党，更有巨多的地方派系。抗战时期，巨多的积极抗战的地方力量投靠日本成为汉奸，比如庞炳勋、比如孙铭九，其关键就是蒋介石排斥异己到了他们不当汉奸就无法生存的程度。
    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之所以带队冲锋以自杀的方式殉国，大约就是对国军相互倾轧的愤懑。
    因为对蒋介石的失望，美国政府对很多对于中共的污蔑性报道及日本将对华作战解释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说法，始终持怀疑态度。
    美国对中共的评价，最大的疑点是，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是否至高无上。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坚定不移，不过，在广阔的中国内地，在遥远的敌后根据地，压根就没有近代大工业，也没有严格意义的产业工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更多的体现在思想认识而不是产业政策。
    在落后的农村中国，美国无从观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请注意，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
    按照革命的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生产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指“三大改造”，也就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抗战时期的根据地距离这个改革还非常的遥远。
    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不过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以及存在的目的不同，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着手改革的美国邮政就是国有企业。
    在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提交的备忘录中，就提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府不断加深的“保守”策略深感不满。他说，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重要群体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过去几年国民政府的做法使知识分子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及国民党在知识分子及全体国民中已逐渐失去了曾经的声望与影响。
    美国将国民政府看作其在亚太地区抗日的重要合作力量，但面对一个逐渐失去民心且内部问题重重的国民政府，美国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能与其合作抗日并取得东方战场胜利的中国政党。
    美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舍弃国民政府，一个是国民政府还拥有太强大的力量，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共产党的支持不可以太过于彻底，应该留有余地。
    美国在战争初期寄希望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军队，因为蒋介石在重庆联合了各省军阀，还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了“统一战线”。但中国面临的却是一支久经沙场的日本军队，当美国发现蒋介石不能甚至也不想单独打败日本人时，美国便将合作抗战的目光转向了延安，希望将中共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对日作战体系之中。
    在此之外，美国积极与中共接触，更有分解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考量。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美国更加关注苏联与中共关系在未来的发展。
    在这个时间节点，周恩来等中共外事工作人员积极展开与美国的接触。
    美国政府还通过在渝情报人员搜集中共抗战信息。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高思大使在发给国务院的函电中表示，通过这份文件不仅看到中共坦诚面对当下越发紧张的国共冲突，且明确表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应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建立一个既非独裁也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国。文件中引述了中共的预测，“在时间问题上，如果苏英美三国今年有打败希特勒的把握，那么中英美三国明年便有打败日寇的把握”。高思将此解读为中共认可“先欧后亚”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略，此种观点与国民政府强调的欧洲战场与远东战场一视同仁的看法相比，更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高思在函电中最后表达了对国民党封锁中共的担忧，他认为国民政府在战后会不惜一切手段防止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
    美国希望国共之间能全力合作抗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不但没有发生好转，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时，谢伟思在重庆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工作，他从军方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在备忘录中表示，根据他过去18个月在重庆、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的发现，国共关系的持续恶化应该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谢伟思称，就国民政府领导的表现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情况丝毫不乐观。
    军事上，国民党的大量精锐部队驻扎在甘肃、陕西等地封锁中共，而不能参加对日作战。中共军队受封锁的影响，物资极度匮乏，疲于防守国民党的围剿。谢伟思认为，中共控制的区域可以通往内蒙古、满洲及华北日占区，对美国在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上，中共在华北、特别是农村地区拥有相当数量民众的支持，其影响力远远高于国民政府。一旦苏联对日开战，中共会很容易填补日本战败华北后所留下的真空地带，届时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此外，越发紧张的国共局势使本来就极度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随时都面临着国民经济崩溃的风险，这将会极大地影响美国在华利益。
    基于以上原因，谢伟思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积极地调解国共冲突，防止局面进一步恶化，尽可能缓和双方关系。
    谢伟思称，中共领导人同样认为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施加影响，是解决当前国共矛盾的最有效手段。中共希望美国承认中共在抗日中的地位，并获得美租借法案物资。
    谢伟思认为，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应派代表访问中共地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获得有关中共方面更加全面及可靠的情报。通过访问延安，美国才能找到长期困扰美国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主要包括：中共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的政府组织构成，中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共产主义，中共是否民主，与国民政府相比受中国民众欢迎程度如何；中共在税收、粮食征集、兵役及劳力等问题上如何对待民众，中共军事和经济实力对盟国有哪些具体意义，中共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中共经济基础如何，中共是否与日本进行商业交易；中共游击队对于抗战是否有重要作用。只有对上述问题有所了解，才能对当前国共冲突做出可靠的评价。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封锁，美国所掌握的中共情报极其匮乏，即使是已经掌握的情报也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且可靠度不高。谢伟思谈道，大多数进入共产党区域采访的欧美记者不能长时间停留且语言不通，大多同情共产党，对国民政府抱有偏见，一般不能客观地报道中共情况。
    为此，谢伟思建议，应由美国政府派遣一到两名精通中文的外事官员访问中共地区并常驻延安。观察人员不要拘泥于官方教条的指导，而是要通过个人细致地观察中共的实际情况，并发回报告。
    戴维斯认为，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除了可以就近获得共产党的第一手材料，还有美国对日作战的客观需要。
    戴维斯详细说明了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军事原因：首先，华北抗日战略意义重大，美国需要在此搜集情报以满足作战需要；第二，美国在华北还未修建机场；第三，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及满洲地区，上述地区将成为美国对日作战主要区域；第四，基于以上三点，美军需要获得华北地区的第一手情报，并且美军准备在华北从事对日破坏活动。
    美国要想获得日军在华北的情报，最好的选择是在延安设立观察组，因为中共拥有华北日军的完整情报系统。
    为了获得美援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蒋介石不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关于华北的日军情报全部告知美方。反过来讲，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共产党也不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关于华北的日军情报全部告知美方。如果美方拥有重庆、延安两套情报来源，其相同部分就大体可以判断为正确，其不同部分，美方就可以认定为一方造假或者两方都造假。
    美国与中共就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事宜进行了实质性的磋商。1943年3月16日戴维斯在备忘录中记录了与周恩来的谈话。戴维斯说，他已经感受到美国与中共合作搜集抗日情报的可能性。周恩来表示，中共非常乐意与美国进行情报合作，但在重庆所能得到的日方情报少之又少，而中共在华北、满洲、长江流域等地区有稳定的情报来源，只有美方派遣人员驻扎中共区域，才能使双方的情报合作取得实质性效果。
    1944年2月10日罗斯福本人即向蒋介石发电，第一次提出美方派遣观察组的意向。“日本陆军主要之集中地点在华北及满洲，吾人今当开始准备粉碎日本坚强之兵力。现时关于敌人在华北与满洲之情报异常缺乏。为增加此等情报之流通，为考察研究此后作战之策划，下列措施似属十分必要：即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至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
    蒋介石当然极力反对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
    为了协调中国战场的抗日力量，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飞抵重庆。这是尼克松访华之前访问中国最高级别的美国领导人。
    华莱士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一再拖延的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促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尽快成行。
    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最终挡不住美国的强大压力，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1节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为了拓展情报来源，要求已经非常稳定的晋冀豫的刘邓在晋东南修建一个机场。
    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宁镇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军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长宁与延安之间，对这条路线也比较熟悉。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了很多反映根据地民众与美军飞行员的故事，影响比较大的是宁静主演的《黄河绝恋》。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当然贫苦的很，不可能给美军飞行员提供很好的生活，但，对于盟军真诚的态度有时候能够打动人心。
    正是因为根据地民众对于美军飞行员的真诚救护，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统一战线，真的是一个法宝。
    获得书记处授权的杨尚昆，组织中共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举办了一次气氛十分活跃又非常融洽的聚会。中间休息时，杨尚昆不露声色地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早些时候从前线回到了延安，现在急于返回太行山麓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目前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有限，时间又紧，能否借你们的飞机将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去？”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试探。
    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中共方面合作的非常愉快，太行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百姓曾经全力救助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两个方面叠加的影响，美军观察组负责人认为理所当然给共产党帮一个忙，他没有向他的上司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次飞行只不过是双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个小插曲。
    1945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8月24日夜里，中央就逐个通知相关人员于次日上午9时前赶到延安东关机场。为了不引起美军的警惕，对于被通知的人员，只许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送行。
    中央还要求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并组织登机，每个乘机者务必都要带上降落伞以防万一。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做好接机准备。
    1945年8月25日，事先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重要干部陆续来到延安城郊的东关机场。
    美军提供的飞机是一架老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矮小，且由于长期使用，门已关不严实。
    这些将领在此之前多数没有坐过飞机，一个个十分兴奋。叶剑英、杨尚昆在机场与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亲切握手话别，反复说的是“一路平安”。由此可以看出这次飞行在他们心中的分量。登机前，大家合影留念。陈毅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那个时候，还没有“四八蒙难”，共产党还没有经历过飞机摔死干部的先例，所以，大家比较轻松。
    时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联络员的黄华，每次美机抵、离延安他都要到机场去查看情况。这天他照例来到机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高级将领，很是惊奇。了解情况后，黄华的心由惊奇变为紧张。因为所有乘客都不懂英语，如果飞行中发生紧急情况，他们与美军飞行员无法沟通，会有危险。于是，他向杨尚昆提出随机行动，陪他们飞到太行。杨尚昆说：“你的建议很好，那就请你走一趟吧。可是降落伞只有二十副，你没有这个，很危险啊。”就这样，黄华以翻译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行列，成为第21名乘客。
    这21人，有中央委员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等6人，候补中央委员陈赓、萧劲光、张际春等3人，要知道，中共七大一共选举了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候补委员。
    这21人，在1955年，不算未授衔的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江华、张际春、黄华等6人，计有元帅刘伯承、林彪等2人，大将陈赓、萧劲光等2人，上将杨得志、邓华、李天佑、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等7人，中将聂鹤亭、王近山等2人，少将邓克明等1人。
    王近山授中将有一点委屈，至于聂鹤亭，他是1958年补授，之所以如此，是1955年他拒绝接受中将。
    美军飞行员的一次不明真相的飞行，使我党本来至少需要两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输送任务在半天之内就完成了，甚至比美军空运国民党先遣接受日伪军投降的人员还快。
    有了这一次成功的经验，在这之后，叶剑英、杨尚昆又策划了两次空中飞运。
    抗战时期，美国空军对日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落到了各个解放区。聂荣臻曾对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说过：“你们的人降落在离开铁路五公里到十公里的地方就安全了，只要说清是美国人，会得到保护的。”从那以后，一些美军飞行员散落到晋察冀。
    电影《黄河绝恋》，有黄河、有长城，我猜测是以晋察冀根据地为背景。
    抗战胜利了，日军投降了，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非常关心如何接回自己的飞行员。
    1945年8月26日，晋察冀军区的《阵中日记》记载：中央聂电，据报张家口已经解放，详细情况请告，并请查张家口机场在何处，是否为我们控制，此间有飞机一架可利用飞至张家口。军区对聂荣臻电报很快作了答复：在灵丘修建一个临时机场，可供飞机降落。并告知了地空联络的标记和信号。
    于是，联络美军方面，弄一架飞机去灵丘接回美军飞行员，聂荣臻等高级领导人正好搭乘接他们的飞机返回晋察冀。
    9月9日，一架美军C-46型飞机从延安机场起飞。
    和聂荣臻一同飞回晋察冀的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郑维山、李一氓，还有日本共产党 冈野进（野板参三）等。郑维山第一次乘飞机，聂荣臻提醒他系好安全带。
    飞机飞临太行山空域时，颠簸得十分厉害。郑维山完全昏了过去，要不是聂荣臻提醒他系好安全带，非从椅子上跌落下来不可。
    1945年10月22日，张闻天、陈光、高岗、李富春、陈正人、朱瑞、王鹤寿、凯丰、郭述申、刘英及机要员黄友凤等从延安搭乘美军一架只能乘坐11人的飞机到达邯郸，然后陆行去东北。
    抗战胜利前后，林彪的工作安排变动最大。
    1945年6月，因为山东党政军负责人罗荣桓得了严重的肾病，亟需休养，中央决定派林彪到山东接替他。中央正式通知山东分局：林彪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如罗荣桓因病休养，由林彪代理罗荣桓的职务。
    因为预料不到抗战胜利的突然性，林彪就留延安参加了中共七大。
    1989年邓小平在回忆二野历史的时候说，“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
    请注意，和邓小平一起离开延安的是20位高级领导人，属于刘邓晋冀鲁豫系统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邓克明等11人。
    结果，在邓小平回忆里，除了刘邓之外，就只有“刘邓大军有三陈”的“陈锡联、陈再道、陈赓”，其他的都给“等”了。
    以邓小平的记忆，最起码不可能遗忘掉薄一波，合理的解释，邓小平的目的是突出129师的老部队“陈锡联、陈再道、陈赓”，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初建的第一纵队，其实是一个归属感犹疑的小山头。
    邓小平在1989年回忆，“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我们立即发现，4个主力纵队的军事首长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其实都是在1945年8月25日和刘邓一起回的太行。
    邓小平没有正面提及杨得志，而且，邓小平的排序是“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
    这个排序与4个主力纵队的排序有两个调整，除了“等”掉了一纵杨得志，还把陈锡联和陈再道的顺序调整了一下。
    以贡献论、以资历论、以名分论，陈赓都应该排序第一，因为他是“4纵”，排最后好像非常合理，为什么陈锡联排序在陈再道之前呢？
    也许，这种邓小平随意而出的一个记忆，至于严谨的“4个纵队”当然就严格排序了。
    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看似随意的排序恰巧反应了领袖的内心世界，因为严谨的排序是任何人都无法调整的。
    事实上，刘邓南下大别山之前，晋冀鲁豫野战军已经不是4个主力纵队，也不是6个主力纵队。1945年11月太行军区又编了第6纵队。1945年11月，因为杨得志、苏振华的第一纵队离开了晋察冀，刘邓在冀鲁豫新编了杨勇、张霖之的第7纵队。因为陈赓的第4纵队拟调东北，刘邓在太岳军区成立了谢富治为司令员、王鹤峰为政委的第8纵队。
    之后，因为第4纵队不去东北，陈赓的4纵和谢富治的8纵合并为新的4纵，到了1947年3月，苏振华带回第1纵队与杨勇的7纵合编成新的1纵。
    1947年7月，刘邓南下大别山之前，又成立了王新亭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的第8纵队，到了9月，成立了秦基伟为司令员的第9纵队。
    邓小平在1989年回忆“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之后，又加了一句“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为什么只有“六纵、七纵”而没有“八纵、九纵”呢？这其实是邓小平公开表现自己和王近山6纵、杨勇7纵的感情，当然，也是彰显王近山6纵、杨勇7纵对于刘邓大军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存在时间并不长的杨勇的7纵。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2节
    邓小平回忆，“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 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
    邓小平说，“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暗含的语境就是“你们那一坨”的“你们”是在现场的。
    邓小平回忆二野历史的时候，也就是1989年，秦基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当年跟随刘邓陈谢南下的老部下，当年参加淮海、渡江的老部下，在1989年活跃在顶层的代表就是秦基伟，而王近山等人或者已经去世、或者已经脱离实际岗位、或者与邓小平有了较大隔阂，在这个节点的秦基伟是比较突出的，然而，邓小平正面表扬的是王近山的6纵，“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
    看了这一段，我们就能够理解邓小平在1989年回忆“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之后，又加了一句“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的“六纵”。
    那么，怎样理解那个存在时间较短的“七纵”呢？
    我们看1945年8月25日坐飞机的20位高级干部，除了留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等10位外，内定去新四军的有陈毅、宋时轮、傅秋涛等3位。
    傅秋涛是湘鄂赣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三年游击战争后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干部，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后兼任第一团团长。
    新四军要向苏南挺进，进行抗日的战略性试探，陈毅推荐了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粟裕。
    陈毅在南昌起义余部向井冈山的运动里、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和粟裕有密切的接触。
    陈毅没有推荐自己的副手傅秋涛而推荐张鼎丞的副手粟裕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粟裕的军事能力确实远超傅秋涛。
    在这之后，粟裕和傅秋涛在陈毅的领导下是苏南大规模展开，成就巨大。
    不过，到了1938年的12月，新四军军部把傅秋涛和他的“老虎团”一起调回了皖南，为了弥补苏南方面的军事缺口，新四军军部把张云逸三支队的叶飞和老6团的团部和1营、2营调给了1支队。
    叶飞的老6团到达苏南的只有600多人，兵力远远不及傅秋涛的1团。
    这一波调整，给了叶飞在陈毅、粟裕直接指挥下快速崛起的机会，也给傅秋涛一个经历皖南事变的惨痛。
    傅秋涛在皖南事变里表现的非常抢眼，艰难时刻，他的投奔方向就是寻找陈毅，最终他以副师长的名义主持新四军七师的军事工作，因为师长张鼎丞在延安。
    皖南事变之后，傅秋涛够得上的老领导也就是一个陈毅，因为方方面面的机缘，傅秋涛和长征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方面几乎没有个人联系。
    中共七大后，傅秋涛跟随老领导陈毅回新四军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和安排。
    和傅秋涛相比，黄埔五期的宋时轮的经历就太复杂了，他竟然接受过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人的领导。
    宋时轮在干部团编制内参加了长征，草地分兵时因为没有被通知而单独北上获得毛泽东的欣赏：“宋时轮你来了，好!”
    长征结束，宋时轮被毛泽东、彭德怀派到徐海东的红15军团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职务。之后，宋时轮先后任陕北红军的红30军、红28军的军长。
    到了1937年2月27日，为了援救在黄河以西的西路军，中革军委成立了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军队有老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1军，陕北红军的红28军，原本是老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后在红二方面军序列里完成长征的红32军。
    宋时轮和他指挥的红28军开始接受刘伯承的指挥。
    到了1937年8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援西军却分编入了129师和120师。
    129师，由红4、红31军，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和独立第1、2、3、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改编而成，共1.3万余人。
    120师的编成部队有，红二方面军原来的红2军团、红6军团、从西路军归建的红32军，还有陕北红27军、28军，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等部队。共1.4万人。
    陕北红军的主体部分红26军被编入了115师。
    陕北红军被分编入了三个师。
    陕北红军分编，高岗、阎红彦等人陕北师提议落空，是党中央对西北地方力量的一个谨慎应对。
    比较有趣的是，原西路军序列里的红32军和红28军为什么最后编入了120师呢？
    红32军，可以理解，他虽然在红四方面军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毕竟被贺龙撬到红二方面军序列，而且，为了加强红32军，贺龙将自己红2军团的红5师调给红32军为敌96师。
    这个时候的红32军，其实只有一个红94师，贺龙调入这个红5师，实际将红32军改编成了一支由中央红军和湘鄂西红军合编的红军。
    红32军归建改编成120师是很正常的事情。
    红28军呢？
    按照一般逻辑讲，宋时轮是中央红军的将领，在不能编入115师的情况下，编入刘伯承的129师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不过，据材料讲，1937年7月，在关中苏区的泾阳县云阳镇，时任关中特委书记的 第一次见到贺龙。当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及有关事宜。前总决定在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即将改编的八路军120师。
    贺龙自己的红二方面军不能满足一个师的兵员，同样，刘伯承指挥的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不能满足编组129师的兵员。
    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正常选择就是去撬有过联系的友邻部队，特别是山头归属感较弱的部队。
    陕北红军,在不能独立建师的状况下，编入哪一个师最后的决定权当然在最高层，然而，最高层也不是三头六臂，也要吃喝拉撒睡，在思考抗日大略、在和国民党没完没了谈判的情况下，难免将一些工作放到下一个层级。层级越低权威越低，具体的部队的自我选择余地就越大。
    比如说，抗战胜利，赖传珠一定要去东北而一定不在新四军，新四军系统就决定不了赖传珠的岗位方向，因为赖传珠固然在党中央没有名分，但，这种经历过长征而空降新四军的干部的决定权实实在在不是新四军能够决定的。从抗战中期，分管新四军的中央领导就是刘少奇，从刘少奇分管的工作而言，像赖传珠这样有影响的干部留在新四军当然更加有利于新四军，也有利于刘少奇，刘少奇之所以最终答应赖传珠去了东北，肯定有他私底下知道而不能在公开的材料里见到的赖传珠不适合留新四军的原因。
    于是，赖传珠最终去了东北。
    提一个疑问：如果毛泽东得知赖传珠一定要去东北，而明确决定赖传珠必须留新四军呢？
    估计，赖传珠就只能服从。
    比如，抗战胜利后，因为与饶漱石不睦，陈毅表示不愿意回新四军：回新四军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与饶漱石的不睦，因为黄花塘事件的负面影响，陈毅认为自己回新四军不但不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也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
    从协调工作的层面讲，陈毅回新四军的确不适合。
    然而，毛泽东明确表态：陈毅必须回新四军。
    毛泽东这种明确的表态，其实就是暗示饶漱石：你在黄花塘事件里做的比较过分，你图谋撵陈毅的思想不能见容于我。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战略区的人事决定权掌握在最高领导手里，饶漱石无权决定自己搭档的人选。
    解放战争时期的饶漱石与陈毅的配合还是比较融洽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毛泽东这一明确表态的强势，如果饶漱石再对陈毅搞动作，倒霉的就肯蒙是饶漱石。
    回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120师和129师的兵额都不满员的情况下，115师在编满343旅和344旅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一个红1师无处安放。这1700多人的一个师，无论拨给120师还是129师都是很正常的情况，然而，不可以，不但是老红1军团的林彪是否愿意，就是杨成武为首的红1师的官兵也不可能答应，于是，红1师编成了115师的杨成武独立团。
    请注意：八路军初编是吃国民政府军饷的，这没有数字番号的独立团是无法在国民政府领军饷，吃饭问题只能由师部协调解决。而且，这种独立团的官兵，也不能授予国军的军衔。
    115师在侯马渡黄河抗日，杨成武独立团因为没有国民政府发给的关防，没有正式的名分，就只能夹杂在685团等友邻部队里过河，弄得国军守河部队非常纳闷：八路军一个团竟然有这么多人。
    杨成武的红1师，宁肯编一个没有正式名分的独立团，也一定要在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的领导下，这就是团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老红一方面军将领宋时轮指挥的陕北红28军，从一般逻辑讲，在不能编入115师的情况下，编入刘伯承指挥的129师好像更合乎常理，然而，宋时轮和红28军在 的牵线搭桥下编入了120师的716团，宋时轮任团长。
    宋时轮的人生与贺龙有了交集。从某种角度讲，或者是宋时轮选择了刘伯承，或者是红28军选择了129师。
    抗战初期，宋时轮带领他的基本部队成立了雁北支队，发展的非常快，贡献非常大，已经进步到旅级干部了。
    既然宋时轮如此的能干，就要给他一个更加广阔的战场。于是，宋时轮带领自己的主力部队离开120师去了晋察冀，会合邓华后以八路军第四纵队的名义去了冀东。
    宋时轮的人生与聂荣臻有了交集。
    抗战胜利，离开延安的宋时轮，回晋绥、回晋察冀都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因为贺龙、聂荣臻都是他的老领导，跟随林彪去山东也有道理，毕竟他是老红一方面军的干部。
    然而，宋时轮的选择是跟随陈毅去新四军。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3节
    为什么呢？这与中央苏区时期陈毅对宋时轮的巨大帮助有关。
    1931年3月，宋时轮调任红一方面军第35军参谋长。这时，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为此，他向军长邓毅刚（后牺牲）、政委罗贵波（1954年去越南当大使）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
    红35军的领导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1931年10月，红35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独立第3师，宋时轮继续参谋长，1932年6月任该师师长。
    到了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3、第6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21军，军长为刘畴西、政委李井泉，宋时轮任参谋长兼61师师长。
    宋时轮的实际地位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个红21军在1933年6月，与来自于广西的红7军整编为彭德怀红3军团的红5师，是最正儿八经的主力红军。
    1935年2月，长征中的红军在扎西整编，红三军团的红4师编为10、11、12等3个团，红5师缩编为红13团，彭雪枫为团长、政委李干辉——后为张爱萍。1935年9月两大主力红军分兵后，北上的红军改称陕甘支队，红13团改称先遣支队第2纵队13大队，大队长陈赓、政委邓飞。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1936年1月，第13团和第1团、新组建的第3团合编组成红1军团第1师，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副师长，胡发坚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这个红13团在1937年8月被改编为杨成武独立团的第2营，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然后呢，跟随杨成武去了晋察冀。按理说，抗战初期的独立团，其发展应该比红军时期的部队史料丰富，然而，并不。杨成武独立团是晋察冀创建的主力，整个部队在晋察冀分发的非常厉害，就这个二营，也就是红13团的最终血缘，竟然有63军189师566团、64军191师572团、67军199师595团等3种观点！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杨成武独立团在晋察冀起到太巨大的作用，很多主力团队都与杨成武独立团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宋时轮，作为红21军的重要领导人，当然是红军的高级将领。
    这个时候，宋时轮的命运开始与陈毅发生关联。
    1932年8月，赣南独立第4、5师合编而成红22军，军长肖克，政委梁锡祜，共2000余人。
    不久，也就是1932年年10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12军36师编入红22军。
    红22军的领导人，公开的材料是军长罗炳辉、政委旷朱权、政治部主任谭政。
    参谋长呢？
    因为红21军和红22军都是江西军区的部队，军区司令员陈毅当然就有人事的参与权，他推荐红21军的参谋长兼61师师长为红22军参谋长。
    平调？不，是升级，因为红22军的实力明显强大的多。
    然而，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致使其未能到职。
    1933年6月，红22军7400余人，奉命分编入红1军团的第1、2师。
    的确是主力部队。
    红21、红22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21军政委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宋时轮如实地向陈毅谈了一年前向红三十五军军委汇报的情况，并坚定地说：“我绝对不是‘AB团’。”
    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
    到职后的宋时轮卷入了“江西罗明路线”的党内斗争，他公开为谢维俊、毛泽覃辩护：“无论从做法还是从结果看，都应该客观地承认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错误，那么成绩的取得就无法解释。乱给人家扣帽子，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而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工作了。因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对邓、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宋时轮虽然最终离开江西军区去了红军大学，但，他和陈毅的感情是亲密的，而且，离开了江西军区的宋时轮在红军大学竟然被开除了党籍。
    和傅秋涛不同，宋时轮的经历确实复杂，也确实与彭德怀、叶剑英、林彪、刘伯承、贺龙、聂荣臻、陈毅等军队大佬有过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抗战时期宋时轮的级别也是比较高的。
    抗战时期，八路军一共组建了6个纵队。
    1939年7月初，徐向前、朱瑞奉中央之命率一部分干部由冀南抵鲁南沂水，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黄河以北山东、苏北的八路军部队，辖115师山东部队及山东纵队。
    中共成立第一纵队的目的是整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境内的中共的军事力量——由此看，中共对代理115师师长的陈光并不欣赏——然而，徐向前也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最终黯然销魂回了延安。
    1940年2月6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太行山南部地区抗日武装的作战指挥，决定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辖第115师第344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3纵队（相当旅）、新编第1旅、河北民军第1旅和独立游击支队。

    2月底，为加强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斗争和武装建设，黄克诚率第2纵队的第344旅、河北民军第1旅及独立游击支队挺进冀鲁豫边区。4月，第2纵队与冀鲁豫支队等部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第2纵队政治委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唐亮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部主任。
    5月下旬，黄克诚奉命率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南下豫皖苏边区，参加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杨得志率第2纵队新编第3旅、河北民军第1旅及新编第2旅第4团继续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斗争。
    黄克诚率344旅、新2旅主力共五个团1.2万余人及教导营500余名干部，由冀鲁豫南下支援新四军。6月，在永城以南新兴集与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回合。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之后，黄克诚率领第四纵队的一部挺进苏北支援陈毅和粟裕，又改称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
    1938年4月，由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8月，王平任政治委员（1939年1月程子华继任）。
    1938年5月，根据集总指示，120师宋时轮的雁北支队与晋察冀邓华支队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
    也就是说，抗战前期，八路军大发展且搞战略展开，但因为受限于国共合作的师级编制，于是在师级和旅级之间发明了一个“纵队”层级。也不知道一开始是如何设计的，八路军的7个纵队竟然只有5个番号，左权和杨得志的纵队都是八路军的第二纵队，彭雪枫和宋时轮的纵队都是八路军第四纵队，而且，吕正操的八路军的三纵成立的时间竟然比左权的二纵成立的还早。
    八路军的这7个纵队，军政首长是（1纵）徐向前、朱瑞、（2纵）左权、黄克诚、（2纵）杨得志、黄克诚、（3纵）吕正操、王平、程子华、（4纵）彭雪枫、黄克诚、（4纵）宋时轮、邓华、（5纵）黄克诚，一共是11个首长，除了牺牲的左权、彭雪枫、朱瑞和转岗的程子华，其他的7个，1个元帅徐向前、1个大将黄克诚、5个上将杨得志、吕正操、王平、宋时轮、邓华。
    转岗的程子华如果授衔，铁定是大将。
    1988年中共确定自己的33位军事家，已经牺牲的左权、彭雪枫均在其列。
    牺牲的朱瑞，如果授衔，底线也是上将。
    世界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名将，虽然这7个纵队里的徐向前纵队和宋时轮纵队最终未能完成任务，但，这11位军政首长的确是中共的顶尖人才。
    这7个纵队里，最特别的是黄克诚，他从1940年2月开始到皖南事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先后担任左权的2纵、杨得志的2纵、彭雪枫的4纵的政委，然后担任5纵的司令员兼政委，从太行山一路南下划了一个弧到达苏北。黄克诚的这种经历，不要说在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就是整个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像他这样的也极少。
    宋时轮和邓华的八路军第4纵队，在冀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而且损失非常的大，然而，在顶层那里，宋时轮和邓华仍然是顶优秀的将领。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4节
    中共七大完成后，宋时轮，最终选择了跟随陈毅去新四军，应该是与红军时期陈毅对宋时轮的保护有极大的关系。
    宋时轮既然去了延安，即使他不能完整了解新四军的内斗，也不可能对于陈毅在新四军的窘境一丁点都不了解，他之所以去新四军，除了个人的感情，也许有顶层给陈毅提供干部帮助有关。
    非常意外，9月19日，中共中央给在濮阳的林彪换了一个岗位。
    为什么呢？1945年9月14日，在苏北的黄克诚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发电，提出《对当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建议立即派部队赴东北，并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以创建一块大的战略根据地。
    等等。
    黄克诚的电报，是在完全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东北具体情况的大前提下根据中国各省地理的地缘特点以及国共所处的战略形势决定的。
    诸葛亮未出隆中便知天下三分，便是根据中国政坛只有曹操、刘备、孙权才能够是枭雄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可以提供的战场。整个中国历史，不算特殊情况，即使是1937年抗战伊始，其实还是在复制三国演义的地缘特点。面对来自于北边少数民族的入侵，晋、宋、明等三朝的选择是南渡长江搞南北朝。面对来自于东部的天下大乱，唐王朝和南京国民政府选择的是去四川。
    向江南退居的3个王朝，最终都灭了。向四川退居的2个王朝，都挺过一劫，然而，都在向大西南第二次退却之后很快完蛋——蒋介石有台湾这个特殊的落脚点。
    太怪异了，这就是中国的地缘特点，他不讲理，然而是规律。
    司马迁《史记》有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 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这种规律，很难用道理讲清，也并不是没有特例。比如，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时候，马腾还占领着西北，而且，中国历史上占领西北的野心家并不少，最终成功的比例其实还是少数，因为成功者原本就是少数
    司马迁举例：“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找到的例子是5个。之后，三国斗争的最终结果是西晋统一，然后来自于西北的隋统一了中国。唐王朝，虽然起兵于山西，却是占领了陕西横扫中原吞并江南。崛起中原的宋没有统一中国，来自于蒙古高原的蒙古和来自于白山黑水的满清统一了中国。
    明朝是一个特例。
    地缘，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政治规律，但，毕竟不是绝对的。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南天广东最终统一了中国的中央政权，他比朱元璋崛起江淮最终统一中国更加“非主流”。
    源起于1927年的国共内战，第一个回合，共产党以全面战略撤退为结果，原本要去湘西，去了遵义，在南下与北上的争论里，毛泽东选择了北上。
    最终，三大主力红军还有提前的徐海东部全部汇集了大西北。
    因为共产党去了大西北，因为发生了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战略退却的大后方只能选择大西南而不能是大西北，至于江南，因为日军已经拥有了整个的海岸线，国军已经无法支持正面。
    从某种程度讲，抗战时期的国共日等三方，竟然形式雷同于李自成进京后的明清易代的格局：李自成从大西北挺进北京，张献忠占领了大西南，满清从山海关蜂拥而来。
    抗战后期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的熟读历史的毛泽东立即跳跃性理解了抗战时期的国共日等三方竟然形式雷同于李自成进京后的明清易代的格局。
    延安整风高规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去北京一个劲表示进京赶考不做李自成，其实都不是简简单单的意外而是毛泽东对于无可解释的历史规律的理解和对于历史重复的警戒。
    地缘，对于历史走向的影响是深刻的。
    1945年黄克诚给中共中央的那一个建议，有两点需要注意。1、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饶漱石拒绝将黄克诚的建议转呈党中央，这种态度说明黄克诚已经介入或者影响了顶层的战略思考，这当然也说明有极强具体工作能力的饶漱石其实没有战略思考能力，因此，他最终一定要被陈毅超越，因为陈毅是有战略思考的胸怀的。2、黄克诚压根就不了解东北，他的思考是分析中国的地缘特点和国共力量对比得出的。湖南人黄克诚曾经沿江东下到达南京、上海，然后去了红三军团，然后参加了长征，然后指挥八路军主力纵队从太行经冀鲁豫到达苏北。冀热察和更重要的东北，黄克诚从来就没有感官的接触，而且，黄克诚也不同于毛泽东熟读经史子集。
    黄克诚对于国共内战的战略思考和毛泽东一样，是研究地缘和国际国内形势得出的。
    黄克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是1945年9月14日，因为毛泽东去了重庆，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1945年9月19日召开了。
    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起草并发出了党内指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
    “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
    热河和察哈尔，是八路军、新四军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必须控制。
    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黄克诚的电报建议：1、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2、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战略根据地；3、以山东地区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主力，消灭敌人；4、其他各地区则作为这两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局部决战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刘少奇的战略布局深受黄克诚影响。
    “1,晋察冀（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坚决打击国民党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对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聂荣臻的晋察冀热辽和贺龙的晋绥，都是“晋”，所以，就联合进攻傅作义的绥远。
    结果呢，聂荣臻和贺龙两部被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非常苦。
    顶尖的战略思考也需要顶尖的将领做保障。
    “2，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先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苏军撤退时，阻止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求得发展并取得装备。”
    这个“冀”，固然已经被共产党的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冀热辽分占了几个部分，然而，出关的通道，冀东，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而且，既然聂荣臻的晋察冀需要收拾傅作义，那么，晋察冀就不能有过多部队去东北，山东的军队就承担起去东北发展的重任。
    那么，山东怎么办？难道舍弃？
    “3，新四军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撤向苏南，苏中，皖南部队撤向皖中。”
    从南向北，波次北上。
    领导机构当然也需要调整。
    “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华东局，迁到山东临沂地区。在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
    抗战时期的山东与晋察冀、晋绥、太行等等都是平级的中央分局，整个北方是一个北方局而整个长江流域是一个华中局。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晋冀鲁豫都升格为中央局，山东分局继续保留的同时在其上设立华东局，至于管理新四军的华中地区就由华中分局管理。
    华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而山东的地位陡然上升。
    刘少奇将电报电告了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日复电说：“（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云逸）饶（漱石）计划，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震林）邓（子恢）组织分局。”
    为了适应这一局面，刘少奇决定加强冀热辽地区。为便于部队进入东北及加强领导，中央下令成立了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归晋察冀中央分局领导，由李富春担任分局书记，原定去山东的林彪转赴冀热辽任军区司令员，原定回华中的陈毅、饶漱石则替代林彪去山东主持工作。
    有相当一个时间，我不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层对刘少奇的一拨又一拨的进攻，尤其不能理解饶漱石竟然伙同高岗进攻刘少奇。
    据说，刘少奇的思想有些“偏”而用人有些“狭”。
    比如，1945年9月刘少奇代表中央给与林彪的安排。
    抗战胜利，林彪去山东，只能担任军事一把手，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参与山东根据地的创建。
    山东这块热土，是由罗荣桓为代表的外来八路军主力和黎玉为代表的地方抗日力量创建的。
    林彪必须来山东，一个是他需要一个岗位展示能力，一个是山东需要一个能打仗的军事能手，另一个呢，罗荣桓病的厉害，山东境内的老红一方面军也需要他们的老首长来指挥。
    山东需要林彪、林彪也需要山东，这个安排皆大欢喜。
    然而，山东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将领，这并不代表林彪可以“摘”罗荣桓的胜利果实——山东分局的书记。
    所以，抗战胜利，林彪来山东只是担任司令员指挥打仗，山东分局的书记和山东军区的政委由罗荣桓继续担任，罗荣桓养病期间，林彪可以代理罗的职务。
    很多人可能说，林彪怎么可以当政委呢？
    林彪为什么不能当政委？
    要知道，西北野战军时期彭德怀和抗美援朝的彭德怀都是司令员兼政委。
    1946年6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改组东北领导层，林彪的身份是的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司令员，罗荣桓仅仅是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
    林彪是可以担任中央局书记和政委的。
    115师初建，林彪是理所当然的一把手，因为分兵，聂荣臻成了晋察冀的代表而与林彪平起平坐，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林彪分身乏术的必然结果。万不料，阎锡山的兵意外给林彪一枪，弄得林彪长期养病，于是罗荣桓就领着一群无头的老红军竟然创建了山东正面一大片家业。
    对于罗荣桓，林彪只能表示感谢，当然就要尊敬人家的中央分局书记的名分。
    不过，1945年的8月20日，中共中央撤销了北方局。聂荣臻的晋察冀分局升级为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原本接受北方局领导的晋绥分局和山东分局继续保持原来的级别，直接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这个时间点是8月20日，这个时间，黄克诚还没有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曾克林也还没有紧急到延安汇报东北的情况。中共中央对战略区的的这个领导调整只是依据各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做出的判断。
    抗战胜利的时候，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实力确实远远超过山东和晋绥，而且，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长江以北的摩擦也主要在这两个战略区。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5节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二野历史，说：“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 ，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 果然，毛 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 着对马法五、 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
    晋冀鲁豫升格是理所当然的，而抗战胜利之初，晋察冀热辽的整体实力还在刘邓之上。
    对于山东的战略地位，延安的高层的认识远远不及黄克诚清醒。
    也就是说，当林彪赶赴山东的时候，罗荣桓的这个分局书记兼政委的地位是低于聂荣臻和邓小平的中央局书记兼政委的，同样，林彪的这个司令员的地位也是弱于刘伯承和聂荣臻。
    林罗，正如晋绥的贺龙，必须接受这一点，因为山东的力量以及延安对于山东的认识就是这样。
    可是，到了9月15日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调整战略区的时候就有些过于奖掖自己的北方局干部了。
    考虑到东北的重要性和占领东北的急迫性，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
    彭真原本是晋察冀中央分局的前身北方分局的书记，在中共七大耀眼的成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七届一中会议选举的13名政治局委员，有高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等4个新人，其中的林伯渠、董必武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增补为中央委员。高岗、彭真是一步就跃升到政治局委员的。
    高岗，跃进到政治局委员，一个是能力，一个是陕北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的特殊性需要一个代表在顶层。
    彭真当然也极有能力，但，跃进到政治局委员，除了能力之外，也有刘少奇对原北方局干部的奖掖有关。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分局升格的时候，刘少奇特别喜欢的薄一波就进步为中央局副书记，排序已经越过老资格的刘伯承、徐向前、滕代远，遑论陈赓？
    奖掖，很正常，问题是彭真在东北弄得很不好，最后被毛泽东改组了东北局。
    9月19日，刘少奇调林彪从山东军区司令员岗位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岗位，而冀热辽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李富春。
    冀热辽中央分局接受晋察冀中央局领导。
    事实上，李富春并没有到岗，真正长期领导冀热辽的是李富春。
    我们看接受华东局领导的华中分局，分局书记是邓子恢，军区司令员是张鼎丞。邓张二老，虽然资历很老，但还越不过饶漱石、陈毅的资历，且其能力也抵不过饶漱石、陈毅。
    即使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分局和华东局，也没少闹了别扭。
    李富春的资历和位置，是不弱于聂荣臻的，在中共七大，李富春是协助任弼时的副秘书长——另一个是饶漱石——也是中央委员。长征时期，李富春是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到了1956年的中共八大，李富春进步为政治局委员。
    整个的革命人生，李富春的地位从来都在聂荣臻之上，现在，刘少奇安排李富春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地位担任冀热辽分局的书记接受聂荣臻的领导，合适吗？
    李富春和聂荣臻都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朋友，这一群人相互间非常体贴。
    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并不说明他们不把自己的情绪带给圈子之外的刘少奇。
    比如，领导把该给我的奖金给了我兄弟，我当然不会对兄弟有情绪——把该给我的奖金给我的兄弟总比给别人好得多——但，我未必不对领导有情绪。
    林彪是一个非常在乎名位的人，他对罗荣桓有亲密的感情，并不能说明他和聂荣臻感情亲密，更不能说明他对刘少奇有感情。
    1936年5月，林彪从红一军团军团长调红军大学任校长，林聂分别竟然是相互提意见的氛围。1949年，因为罗荣桓的病，林彪提议聂荣臻担任第四野战政委南下，聂荣臻拒绝了。
    林彪和聂荣臻的感情并不亲密。
    按照刘少奇的安排，林彪这个中央委员、军委委员担任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仅仅是聂荣臻担任的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的二级战略区的部下。
    这个类比，有点相当于陈毅和张鼎丞的区别，且慢，应当是相当于张鼎丞与饶漱石、陈毅二人岗位的区别。
    1945年9月19日之前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虽然是中央分局的级别，但并不接受其他中央局的领导而是独立的。
    现在，林彪的头上又多了一个晋察冀军区的二层领导，他不可能没有情绪，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接受了。
    接受，不一定没有情绪。
    林彪突然北上，原定去华中的陈毅直驱山东，傅秋涛和宋时轮当然也去了山东。
    在山东，宋时轮担任了陈毅的参谋长，是陈毅最重要的军事助手。这个时候，山东境内的所有部队，从体制讲，是要接受陈毅领导的，而接受陈毅的领导，就要接受宋时轮的指挥。罗炳辉去世后，山东境内野战部队的许世友、陈士渠、王建安、叶飞这几个军队大佬，在缓慢接受陈毅领导的同时，也成了宋时轮指挥的对象。
    解放战争初期，就华东——华中的战略决策，山东的陈毅、宋时轮和华中的粟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陈毅主张外线出击，粟裕坚持内线歼敌。
    陈毅认为山东才是核心战略区，进攻安徽，和国军在外围争夺，可以确保老区的稳固。
    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因为山东和苏中之间的苏北的部队被黄克诚带去了东北，中间有了一个巨大的空缺地带，如何弥补这一空缺，成为山东方面和苏中方面争论的核心——虽然，大家都不直接点明这一点。
    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有两个极重要的地方牵扯到粟裕：1、关内所有根据地，在晋绥察和山东之外，“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2、“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敌人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粟裕是一个非常能打的人，也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战略思考，然而，他的思考，比如拒绝跃进江南在中原大战歼灭国军主力，就表象看是战略思考，其实呢，压根就没有前瞻性，他不过是为堵住跃进江南的最高决策寻找的权益之计。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非常的心知肚明。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粟裕在毛泽东下达跃进江南命令之前而提出中原决战的思路，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他进行了战略预考，现在的情况不是如此。
    事实上，毛泽东严令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配合粟裕，粟裕就磨磨蹭蹭的挨了批评。
    我个人理解，方志敏的红十军团的孤军北上的极惨下场给予粟裕相当深刻的影响，也许他真的不喜欢孤军远征。
    我个人理解，就宏观思考而言，战争时期的共产党，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只有两个影响全局的战略家，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黄克诚。
    毛泽东和黄克诚当然也有失误，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失误，事实上，在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就是否搞四平保卫战就和毛泽东当面争论。
    我之所以称呼黄克诚是全局性战略家，就在于他在1945年9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是国共之争的全局，我们看电报里，黄克诚一个字都没有讨论他自己领导的苏北和新四军三师。
    因为，在黄克诚看来，苏北的地缘特点在国共的大盘上是次要的区域，压根就不需要考虑他的得失。
    我仔细搜检了黄克诚的电报，发现，黄克诚给中央讨论的要点几乎都是某一个地方如何，另一个地方如何，共产党应当在某一个地方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共产党可以舍弃某一个地方。
    黄克诚的电报压根就不讨论某一个将领的能力，也不讨论某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他只讨论中国的地缘特点。
    晚清的左宗棠，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地理的军事家，据说，林彪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研究地图，现在看来，优秀政工干部黄克诚也是孜孜不倦的研究地图。
    不会看地图，不喜欢看地图，也许能够成为一个优秀下级指战员，绝对不会成为顶层的战略家。
    黄克诚在电报里压根就不讨论新四军的未来，更不讨论他自己的部队的未来，他唯一讨论的是粟裕的新四军第一师的未来。
    为什么呢？
    黄克诚建议共产党挺进东北，占领晋绥冀和山东，共产党有限的兵力向东北、晋绥冀、山东集结，新四军领导的广阔的南线就必然兵力单薄，也就成了一张摊的极薄的煎饼。粟裕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后期渡江南下去了苏浙。这个苏浙根据地地处特别富庶的蒋介石的后花园，蒋介石肯定全力来挣，粟裕如果在苏浙坚持，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打游击。
    黄克诚认为，国共两党的主要战争模式是运动战而不是游击战，粟裕是一个长于运动的战将，第一师也是久经考验的老部队，“以坚强主力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黄克诚的建议是，粟裕的部队应该快速渡江北上，快快的跑路。
    这个时候的粟裕在干什么呢？
    粟裕在苏浙军区，从2月14日至6月23日，和国民党的第三战区搞了3次恶战，歼灭顽军12300余人。抗战胜利后，粟裕召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苏浙皖解放区人口达到37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及地方武装已发展到近5万人。
    好一派蓬蓬勃勃的生机。
    然而，黄克诚说，“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敌人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
    黄克诚的意思是说，别看粟裕在苏浙皖和国军打仗打得很胜利，其实毫无希望，原因简单，以粟裕的力量也许可以对抗国军的一个第三战区，但绝对抵不住国军几十万军队的车轮大战。
    1945年9月14日的黄克诚，不是关心自己的第三师而是关心粟裕的第一师。
    因为黄克诚的这个建议，9月下旬，进攻状态的苏浙军区的军政力量快速集结向江北转移，于是，粟裕成了华中军区的副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6节
    粟裕过江北撤后，并没有向山东靠拢而是有了在华中坚持的战略构想。
    完了，这个战略构想压根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黄克诚去了东北，张云逸、罗炳辉、叶飞、赖传珠两部去了山东，即使粟裕从江南来了苏中，其有限的兵力也绝对不能长久坚持，因为他抵不过国军的车轮大战。
    陈毅在山东，兵力也单薄。
    如果黄克诚部留在苏北，35000多的兵强马壮，不仅仅是增强了解放军在江淮间的实力，最重要的解决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坚持苏中，国军就可能在山东和苏中之间拦腰一刀截断粟裕与山东的联系。
    陈毅为什么选择在安徽搞外线出击也不去苏中呢？
    苏中距离国民政府的京畿要地宁沪杭实在太近，东临大海、南临大江，西面有运河而北面有陇海铁路。
    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内，水网密布，固然不利于国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但也不利于解放军的运动。
    而且，苏中的地理位置过于前突，国共在此开打，除了山东的陈毅有驰援的可能，就是晋冀鲁豫的刘邓都无法搞战略协同而遑论战役协同。
    安徽则不同，其东北一角与山东邻接，其西北面与河南有较长的界线。
    刘邓的根据地是晋冀鲁豫，其冀鲁豫部分在抗战后期已经扩展到安徽西北边缘。
    也就是说，如果陈毅和粟裕集中力量在安徽的淮北或者淮南外线搅和，不但战场选择相对远离了国民政府的京畿要地，而且，刘邓也可以搞一些战略策动。
    粟裕，不愿意，其实，整个的华中军队都不乐意。
    为什么呢？我个人理解这倒不是粟裕的问题，而是——
    而是一个说不出口的问题：大米。
    粟裕的部队，其实对于苏中老区的感情并不特别不可分离，他的部队其实离开苏中去过江南。抗战时期的粟裕，从闽浙边集结编为新四军就南征北战的很能走路，为什么就不能离开苏中去山东呢？
    山东根据地，最初的创建者是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然后，129师、115师分路挺进山东。外来的八路军主力和地方的山东纵队，就山东根据地的核心领导权有复杂的争夺。中央空降山东的郭洪涛、徐向前、朱瑞、陈光，虽然都是一时之秀，但在整合山东纵队时能力不够。刘少奇支持的罗荣桓全面领导115师后，外来八路军主力才掌握了山东的最高领导权，但黎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罗荣桓、肖华带队去了东北，115师的名将呼啦啦去了东北，陈毅、宋时轮、傅秋涛这三个延安归来的干部之外，罗炳辉、叶飞带来山东的也只能打仗的野战军，广阔的根据地的党政管理是深刻接受黎玉的影响。这个时候，山东根据地的几个大佬，许世友、王建安和陈士榘，特别是许世友和王建安，和陈毅没有交往。
    许世友、王建安是长征老红军高级将领放单飞来山东发展的，他们固然不敢搞山头主义，但，毕竟历史上和陈毅、叶飞没有什么联系。
    因为黄花塘事件的影响，新四军内部的协调也有问题，刚刚从延安归来的陈毅指挥自己的新四军也有一些问题，整合黎玉等地方力量更加吃力。
    山东呢，有些穷，当然供应子弟兵吃饭还是积极的，问题是，山东是最标准的北方省份，不那么有大米——我小时候对大米是极其稀罕的。山东人的热爱——主要是穷和气候——是煎饼卷大葱。新四军是南方人，吃惯的是柔软的大米，对于煎饼实在有些不适应。
    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当然也极不适应，但，那是在南方实在不能生存的了，而且，陕甘宁也是吃小米。
    小米饭，和大米饭当然不同，毕竟还比较接近的是水煮饭，这个煎饼，实在干的厉害。
    实在话，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鲁西南人，小时候吃惯了煎饼，但，面对馒头面条，我还是比较抵制煎饼的，虽然现在的煎饼也是白面煎饼。
    电影《红日》里，北上山东的新四军部队面对房东端出来的煎饼一个个面面相觑。
    北上的罗炳辉、叶飞两个纵队，不但吃不上大米，而且吃不上白面。
    那个时候，电话不普及，手机更扯淡，但，苏中和山东毕竟距离并不绝对遥远，这新四军在山东被排斥的信息当然带给华中方面巨大的震撼。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可以北上，因为那边不但冷，而且吃煎饼。
    粟裕和陈毅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里结识的，十几年的革命经历，江南挺进、黄桥决战缔结了何等亲密的战友感情，绝不会因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友谊。
    但，粟裕，也必须考虑部队的集体感情，否则，他也有麻烦。
    陈毅要粟裕去淮南联手外线进攻，粟裕坚持要在苏中内线歼敌，双方矛盾最终的解决必然是粟裕服从陈毅：一个是上下级的关系，一个是战友的友谊。
    可是，邓张曾粟谭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下级，他有一个名分是华中分局。请注意，华中分局与豫皖苏党委是截然不同的。党委必须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而中央分局对于中央局的领导，当然是需要接受的，但，有权力请求党中央最终裁定。
    干工作，相当时候，特别是独当一面的领导，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有两个麻烦：1、不能轻易说自己部属的难领导，因为他也相当于自己承认自己的领导能力不够；2、不能轻易将吃白面、吃煎饼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情汇报到最高层，因为太龌蹉。
    陈毅和粟裕，给延安的电报，当然都是正大光明的战役、战略分歧的争论。
    延安，是最高层，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地方上说不出口而其实很严重影响工作的吃喝拉撒一开始注意不够。
    毛泽东当然比陈毅等人睿智一些，但，需要他思考的事情也更多。
    比如，辽沈战役的指挥权到底在毛泽东手里还是林彪的手里？
    说的直白一点，没有林彪，毛泽东能够从西柏坡直接指挥辽沈战役吗？
    当然不可以，因为辽沈战役开打后，毛泽东要操心平津战场、淮海战场、太原战场、西北战场，还要操心统一战线等等忙不完的活，他不可能全心全意指挥一个辽沈战役。
    解放战争开打，对于战略战术，毛泽东也需要试探和总结，对于陈毅和粟裕的针锋相对的争论，他可能仅仅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考虑而忽略了吃喝拉撒等等对于战略的负面影响。
    1946年7月4日，毛泽东深思四天后接受粟裕的建议，作出指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请注意，毛泽东这个指示，其实并不是从军事的角度判断陈毅和粟裕的对错，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判断什么更为有利。
    抗战胜利国共谈判，共产党已经自动放弃了8块根据地——一共就19块——然后李先念又放弃了中原根据地跑路。
    后人研读历史，往往只从对错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历史人物在他自己的时代有些时候并不能仅仅考虑对错还是考虑乱七八糟的问题。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开打，不到一年，中共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的根据地，就高层而言是战略决策的最高利益追求，对于广大的底层指战员和民众而言，革命的信心就会受到动摇——事实上，革命群众的信心的确很受到动摇。
    在这个情况下，如何打几个胜仗鼓舞一下士气就非常必要的。
    从建制讲，抗战胜利后中共放弃的根据地大多是新四军系统的根据地，在李先念放弃中原根据地后，在陇海路之南坚持的新四军主力有且只有粟裕一部，如果粟裕一仗不打放弃苏中汇合陈毅在江淮间纵横，成功就恢复鄂豫皖，失败就退回山东，对于革命群众而言，太伤感情了。
    其实，这个时候，不但南线战略大撤退，就是北线的东北的四平街和晋察冀的大同，林彪和聂荣臻都是大溃败。
    毛泽东，也需要打一个胜仗鼓舞鼓舞士气。
    陈毅，要出击淮南，这敢战的勇气给予延安的错觉是陈部很有实力。
    粟裕，要在苏中坚持，这万丈雄心给予延安的错觉是粟裕也很有实力。
    对于延安来讲，如果接受陈毅的建议，不管陈粟联军在淮南的战果如何，苏中是一定要放弃的。
    对于延安来讲，如果接受粟裕的建议，粟裕可能守住苏中，至于陈毅，最不济也就是退回山东而已——不应该有什么大的损失。
    作为后人，我们知道黄克诚明确判断，苏中是一定守不住的。但，我们是历史的后知后觉者，我们不能要求1946年的毛泽东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判断黄克诚的战略思考。
    谁能把谁敬若神明？
    事实上，在这之前，就四平街保卫战，黄克诚就气的七荤八素的给林彪提意见，因为林彪的死活不接受，黄克诚气哼哼的给延安拍电报。
    黄克诚判断苏中是守不住的，粟裕说能够守住，毛泽东为了政治影响，决定让粟裕守一下。
    毛泽东“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的指示，最关键的字眼是“转”。
    什么叫“转”？
    我们看国共内战时期的国军的宣传经常是：国军取得重大胜利后“转进”。
    “转进”，约定俗成，就是，撤退成功或者逃跑成功。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粟裕如果能够守住苏中当然很好，如果守不住苏中，只要能够打几个胜仗再“转”，“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为什么呢？自从刘邓取得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胜利后，新四军是大踏步的撤退而八路军是大踏步的溃败，毛泽东太需要一个胜利振奋精神了。
    于是，粟裕留在苏中搞成功了苏中七捷。
    必须说，粟裕的苏中七捷，的确证明了一个事实：解放军在内线利用有利于的民情可以取得战役的胜利大量消灭国军的有生力量。
    然而，苏中根据地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国军从苏北方向拦腰砍断苏中粟裕与山东陈毅的联系后，粟裕就无论如何不能在苏中立足，于是，“转”到山东依靠巩固的根据地继续搞内线歼敌。
    粟裕在苏中的坚持结果，证明在苏中这个地方的坚持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但，他能够取得战场胜利，得出的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选择一个战略上可以坚持的根据地搞内线歼敌不久实现了完美结合吗？
    为什么说是完美结合呢？因为陈毅依托山东老根据地在外围搞破袭战损失巨大。
    陈毅和宋时轮在泗县战斗里惨败，产生的一个结论是依托山东老根据地在外围搞破袭战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
    其实，未必。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7节
    泗县战斗，发起的时候正好是大雨倾盆，一片水乡泽国，来自于山东的八路军对于这种水网地带的作战非常不适应。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挺进大别山说：“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
    这个不习惯，不仅仅是生活的不习惯，还有指挥作战的不习惯。
    陈毅，是一个多面手，样样都懂样样都不精，军事指挥是标准的“二把刀”，问题是指挥打仗是“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陈毅对于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比较清醒的。抗战爆发在新四军，陈毅转岗干了司令员，他只是掌握大方向，“出个题目”，具体组织打仗的是粟裕。
    抗战胜利之初，粟裕在苏浙军区担任司令员，然后认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野战司令员，粟裕当然就不可以来山东给陈毅当军事副手。
    陈毅在山东一定需要一个军事副手，就后来的历史走向看，山东方面确有许世友、陈士榘、王建安、叶飞这几个能打的家伙。
    其实，罗炳辉不但还在山东活着，而且被紧急提拔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
    就后来的历史评价看，罗炳辉是1989年确定的33个军事家之一，而且这个红9军团军团长，资历也是深刻的。
    抗战胜利，为什么是宋时轮协助陈毅指挥山东的军队而不是罗炳辉、许世友、陈士榘、王建安、叶飞等人呢？
    和宋时轮这个红28军军长、主力716团的团长、八路军第4纵队的司令员相比，叶飞的资历有一些弱。
    和宋时轮相比，罗炳辉在1935年两大方面军草地分兵后确实和张国焘都在不力，据王震回忆，肖克、王震指挥红6军团和红32军会师后，罗炳辉确实对红6军团搞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和宋时轮相比，许世友、王建安有抗大拖枪的历史阴影。
    那么，陈士榘呢？他不但是老井冈山，而且是115师留在山东的最高将领。
    不过，在宋时轮兵败泗县之前，他确实是最恰当的一个。
    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即使在打胜仗是最大追求的险恶环境里，干部的适应也有一个基本的倾向：主力部队的干部领导一般部队的领导，中央空降的干部领导地方干部，根据地干部领导白区干部。
    也就是说，干部的使用，以德凭才论资历，除了这3点之外，潜在的干部使用倾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大战役胜利和随后的大进军，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无数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来自于贫苦根据地的中共，能打仗的干部经过几十年的恶战的确遴选了一批，不过，因为在农村根据地社会管理和城市相比的简单，中共确实缺少高级干部。王明教条宗派不拘一格重用年轻党员为高级干部，结果，那批年轻人，因为没有经验，给工作巨大的破坏。
    所以，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干部使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使用，一般是重视资历的。
    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时候，白色恐怖后生下的党员不过万人，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有了22年的铁血之战。
    1949年，邓小平45岁，林彪和粟裕是42岁，李先念是40岁。
    他们真的很年轻，不过，在革命的队伍里，他们仍然是相对的大哥。
    1955年授衔，元帅的平均年龄为57岁，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平均年龄分别是51.7岁、47.7岁、45岁、43岁左右。
    1955年林彪的年龄是48岁，是最年轻的元帅而相当于上将的平均年龄。
    上将们，在建国初期，大多是省部的级别。也就是说，新中国初建，省部的干部们大多在40岁左右，真的很年轻。
    正常的推论，新中国初建，干部的主体部分，大多在40岁之下。
    1949年9月担任天津地委书记要职的刘青山出生于1916年，33岁。
    新中国初建，各级政府理兼职都非常的多，并不是出于集权而是缺少干部。
    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 、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4个重职，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30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1953年1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 。
    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 ，是说他的能力和贡献已经进步到大区副职，其实，他的工作还是在湖北省。李先念兼湖北省最重要的6个职务，除了他个人的能干，就是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广阔的新区太缺干部。
    比如，正指挥13兵团打仗的程子华于1949年末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 、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既要考虑干部的资历、还要考虑干部的能力，还要尽可能安排熟悉地方情况的领导人。比如，长期在东北领导抗日联军的周保中，几十年没有回过原籍，因为要管理新区云南，被从东北调云南担任副省长。
    如果罗炳辉健在，估计会任职云南。
    大军脱离老区而南下，占领了广阔的地盘而没有地方干部，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部队遴选一批相对适应地方的干部转岗。因此，新解放地区，在干部任用上的军事占领特点更为突出。67位省市级首长当中军队系统的干部占到了35位，超过一半；在48个省市区中有30个都用的是军队干部，几近三分之二。几乎所有新解放地区，都是各野战军或各大区分别任用自己系统的军队干部来担任地方首长。
    与此形成明显不同的是华北和东北的老解放区，特别是华北的老解放区，因为建立时期正处于残酷的战争阶段，能打仗的干部要尽量集中在军队，绝大多数省市首长都用的是非军队系统的干部。南方和西北各省市任用的，几乎都是苏区干部，只有极个别白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各省市任用的则多半属于白区干部。
    比如程子华，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兵团司令员，不过呢，在抗战时期替聂荣臻领导晋察冀的时候就彰显了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经济建设能力。如果，从抗战开始，程子华就专职搞根据地管理，他肯定是一把好手，可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打仗，部队更需要干部，程子华就必须去军队。
    和程子华不同的是薄一波，打仗的能力一般，在刘少奇的奖掖下就成了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白区干部较多占据华北的要职，与白区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在抗战初期担任北方局书记有相当大的关系。
    新中国初建，在新成立的政务院里，部委负责人，除了谢觉哉、董必武、王诤等少数人因长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对较好，或过去就有相当的专业工作经历，故得以任职外，其他多数部委的负责干部都选用了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区干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一批军队干部和苏区干部的不满。
    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过对这种情况的强烈不满。林彪也在背后有所谓 “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的说法。
    抗美援朝结束，高岗饶漱石向刘少奇、周恩来发起进攻，除了个人的权位得失的考量，确实反应了根据地和军队干部对于刘少奇、周恩来太多使用白区干部的情绪。
    1945年的山东根据地，能干的军队干部许世友、陈士榘、王建安、叶飞，包括罗炳辉，都没有参加中共七大，也没有长期在延安生活的经历，因此，协助陈毅指挥部队打仗的最恰当选择就是宋时轮。
    宋时轮，是跟随毛 完成长征的干部，是毛 亲自重用为红15军团参谋处长的干部，是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虽然红28军是一个小军——是八路军的初建团长和第四纵队的司令员。
    如果说，白区干部的使用要相对服从军队干部是潜规则，那么，在军队里，其他系统的干部的使用要相对服从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是潜规则，新四军的干部相对服从八路军的干部也是潜规则。
    新四军里当然有一些大佬级存在的干部，比如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张云逸，然，他们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新四军干部。张云逸是长征回流的干部，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人是中央根据地创建时期和毛泽东志同道合的老战友，他们之所以被留下而不能长征，正如牺牲的瞿秋白、何叔衡，是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迫害——剪其羽翼。
    粟裕，截然不同于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张云逸等人，他虽然是老井冈山的干部，但，和毛泽东并没有缔结个人的友谊，也没有因为毛泽东和左倾中央的路线斗争而受牵连。
    从井冈山开始，一直到1958年，30年间，粟裕几乎没有卷入党内的路线斗争和人事纠葛，在元帅和大将这个行列里是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说正面讲，粟裕是谨慎的业务干部，说负面讲，他就是一个具体干活的人。
    根据现在见到的材料，宋时轮和许世友，这两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粟裕一直比较不睦，连写回忆录都相互挤兑。这个里头，固然有资历较浅的粟裕横空出世最后代表华东野战军为大将，招惹的许世友这个战功突出的为毛泽东所喜欢的老上将的不满。然而，还有一个非常潜在、一般朋友不注意的一个因素：长征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将领竟然被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将领指挥的别扭。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8节
    1955年评军衔，原本的顺序是“陈五贺六”，结果，主持军委日常的彭德怀对陈毅提议是“贺五陈六”。陈毅表示理解。
    1955年评军衔，元帅层面，最后的职务是极重要的参考标准。
    比如，陈毅以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副手，所以，陈毅的排序必须低于刘伯承。至于林彪，他的职务是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其在战略区层面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刘伯承。即使大军南下，林彪的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委委员会 、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权位也在西南军委委员会 刘伯承之上——西南局书记和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政委由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由贺龙担任。
    贺龙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 、西南军区司令员。
    陈毅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 、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表面看，陈毅仅仅比贺龙多了一个华东军区的政委，其实，毛泽东原本决定由陈毅担任华东军委委员会 。
    和贺龙相比，陈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要大得多。
    无论贡献还是权位，陈毅的排序在贺龙之前都更加恰当，彭德怀凭什么调整元帅的排序而陈毅还表示理解。
    我个人理解，贺龙这个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牌子明显高于协助项英打游击的陈毅。
    1938年，陈毅是指挥两千多人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司令员，他指挥的兵力也就和宋时轮指挥的716团相当而略弱。
    整个新四军不过万人，而贺龙指挥的120师的初建兵力是14000人。
    不要说新四军的这一支队司令员就是新四军的军长，其实际影响力也是不能和八路军主力师长相比的。
    1938年，新四军初建，除了项英、陈毅分任正副书记的新四军军分会外，指挥系统，军长叶挺，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4个支队司令员依次是陈毅、张鼎承、张云逸、高敬亭，4个副职依次是傅秋涛、粟裕、谭震林、戴季英。
    在军分会和军部里，除了一个不可能当家的叶挺外，项英、陈毅、邓子恢3个游击队干部，还有3个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延安回派干部。
    支队的8个干部，延安回流的有张云逸、戴季英等2人，表面看不多，不过，南方游击队的干部有几个能够在八路军序列里任职？
    抗战前期，八路军也非常短缺干部，比如，邓小平就代表八路军要求在延安养病的徐海东回八路军，而，徐海东，因为刘少奇的要求去了新四军。除了徐海东，还有罗炳辉、王必成、陶勇等等。
    和主力红军相比，经过残酷游击战而侥幸生存的新四军的确缺少干部，但，并不绝对缺干部。延安为什么向新四军派出这样多的干部呢？无他，三年多的两地相悬，既有“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深深挂念，也有时空隔断不能进行思想交流的犹疑。
    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国军的强大是原因，而苏区内部的路线斗争是更重要的原因。
    项英，不但和毛泽东有着尖锐的路线斗争，而且，几十年后李德回忆，“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对远行的红军，项英最大的担心是“太上皇”李德和“儿童团”博古斗不过毛泽东。
    这个担忧，暗含着一个可怕的政治逻辑：在中央苏区，如果没有项英的坚定支持，李德和博古是斗不过毛泽东的，尤其是在顾作霖牺牲而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都和博古闹翻之后。共产党是讲究纪律的，然，任弼时这样的杰出人物，一旦认准路线出了问题，是不肯让步的。
    然而，任弼时最终去了湘赣，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无论如何不能翻身，真的不是因为共产党国际的影响，也不是因为群众基础，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项英太能干、太任劳任怨。
    项英是1922年的老党员，是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在强调阶级性质的共产党而言，特别是在强调阶级性质的二三十年代，项英的能干和出身决定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
    1922年入党的项英，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项英在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影响最起码不弱于毛泽东。
    项英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共产党人，而且，极能干，他的致命缺点就是教条的遵守党的纪律和共产国际的一些原则。
    《战国策》，一个故事，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
    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
    干具体工作的能力，与方向选择，或者说路线选择，都决定了事业是否成功。一般时候——请注意，我这个限制条件，并不是所有时候，具体工作的能力越强而路线选择错误，反而损失更大，错误更难纠正。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除了整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就是整经验主义的错误。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只管干活而且极能干活而偏偏方向选择经常出错。这种代表人物，在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周恩来。
    延安整风的重要对象，一个是王明，一个是周恩来。
    和周恩来非常志同道合的有项英和陈毅，等等。
    项英牺牲后，他的寡妻李幼兰和新四军三师九旅的旅长张爱萍恋爱。经过新思想的洗礼，革命者，尤其是高等级的革命者，对于所谓的从一而终抛弃的非常彻底，就是曾经的热恋的童话，向警予最后也舍弃了蔡和森而另觅新欢。
    项英牺牲而李幼兰另婚非常正常的革命思想，竟然被阻挠的非常厉害，原因嘛，就是新四军太多的干部对项英的热爱。
    据李幼兰的儿子张胜回忆，小时候的他随母亲参加一些聚会，周恩来等老领导往往给予李幼兰超规格的礼遇。李幼兰的级别比较低，够不上周恩来，张爱萍是上将副参谋长，他的儿子当然经常参加一些高等级的聚会，对于级别的感受非常敏感。周恩来等顶层领导对于李幼兰的超规格尊重，张胜敏感到这种尊敬不是因为张爱萍。
    周恩来等人对于李幼兰的礼遇，张胜理解为，周恩来通过李幼兰对项英的纪念。
    李幼兰，虽然嫁给了张爱萍，仍然有着和项英共同生活的记忆。
    抗战时期，毛泽东党内路线斗争的对象，除了王明这个教条主义者，就是八路军的彭德怀、新四军的项英和搞统一战线的周恩来。
    彭德怀、项英、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没有路线冲突，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自己的独立路线，但，他们在特定阶段对于毛泽东路线的不能理解，的确影响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贯彻。
    彭德怀、项英、周恩来，不同于王明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巨强的工作能力和崇高的威信，一旦认识到正确路线的正确性，其对革命的贡献同样无与伦比。
    我们在承认项英对革命的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因为思想认识的偏差，他对于苏区革命、对于抗战的相当负面影响。
    太多人不能理解，新四军后期的党内斗争为什么指向陈毅？
    其实很简单，井冈山时期、闽西时期，陈毅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激烈路线斗争里搞调和，给毛泽东留下了相当坏的印象。
    作为南方八省红色游击战争的代表，项英和陈毅，在红军时期都和毛泽东有太多的负面印象。
    应该说，历史其实给相应留下了太多的机会。抗战时期，项英有两次到延安开会，也就有两次和党的高层直接对话的机会，或者说，也就有两次审视毛泽东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机会。很可惜，项英错过了机会，或者说，项英柔性抵抗了毛泽东的抗日路线。
    抗战时期的共产党缺干部，尤其缺少能独挡一面的大干部，所以，毛泽东不主张残酷的肉体消灭，偏重于思想斗争。叶挺、邓子恢杀掉高敬亭，毛泽东颇感惋惜。
    和项英相比，命运给予陈毅的机会要少得多。从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到1943年11月陈毅离开黄花塘去延安，已经是9年。陈毅到达延安的时间是1944年的3月17日，最少十年没有和毛泽东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
    陈毅在延安和毛泽东的近距离交流，消除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陈毅的负面印象。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9节
    如果项英能够和毛泽东就近交流接受毛泽东的抗战思想，皖南事变的悲剧也许不发生，对于项英、对于中共都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然而，项英对于中央是相当抵制的，或者说，他对于毛泽东是相当抵制的。为了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或者说，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新四军的领导，饶漱石被任命为东南局副书记，从组织纪律讲，饶漱石就是新四军的二把手。然而，项英竟然敢于隐匿中央对于饶漱石的任命，皖南新四军上上下下万余人竟然不知道还有一个二把手饶漱石。
    这说明，项英在路线斗争里的狭隘性已经发展到严重违背组织纪律的程度，也说明，项英对于新四军的把控非常的严密。
    即使项英牺牲之后，中央对于新四军的组织性仍然是不放心的，调陈毅去延安和空降郑位三去鄂豫皖，都是对新四军的不放心。
    中央在组织上对新四军的不放心和主力红军对于南方游击队的心理优势，决定了新四军出身的粟裕指挥八路军出身的几名老将的心理隔阂。
    也正是这些曲里拐弯不能拿上台面而时时刻刻影响台面的因素，决定了解放战争初期，协助陈毅指挥山东野战的是宋时轮。
    其实，这一曲里拐弯的潜规则，一直影响着建国后的军队人事问题。
    1958年，彭德怀和黄克诚对粟裕的大批判，原因错综复杂，我个人认为，最纯正的新四军血统的代表人物粟裕担任总参谋长这个要害位置，对于八路军系统的干部而言，颇为尴尬。
    彭德怀为了一向不睦的贺龙竟然压了陈毅的位次，遑论粟裕。
    事实上，彭德怀推荐的黄克诚这个党内圣人，在对粟裕的斗争里是非常激烈的。以黄克诚的党性，我们不能说是利益之争。
    和出身纯正新四军的粟裕相比，上过井冈山、参加红三军团、领导344旅、在太行任第二纵队政委、在冀鲁豫任第二纵队政委、在淮北任第四纵队政委、在苏北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换番号为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然后去东北任第二兵团部政委的黄克诚，黄克诚的阅历特别丰富，从骨头里他是八路军的干部，但挂过新四军的番号，他红三军团的代表，与林彪工作配合的非常的融洽，他还长期指挥鄂豫皖出身的344旅，担任总参谋长的代表性更加平衡，虽然，他打仗的能力远远不及粟裕。
    能打的粟裕，在苏中得了很多胜仗，最终被迫放弃苏中而北上，这一现象证明了，战略一旦错误，战役组织多么合理也只能跑路。
    不过，粟裕在苏中的胜利证明，解放军只要指挥得当是可以获得战场胜利的。
    与粟裕形成鲜明对于，陈毅和宋时轮在泗县战斗里失败的窝窝囊囊。
    陈毅的军事指挥当然二把刀。宋时轮指挥泗县战斗也不那么合适。为什么呢？这个宋时轮，自从长征结束，其战场就是晋绥、晋察冀、冀东，基本在长城沿线和日军磨牙，突然来到泗县的暴雨里水网恶战，的确不适应。
    宋时轮在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没能及时更换冬装，其九兵团因冻伤损失巨大。
    我感觉，宋时轮对于天气、地理等自然因素对于战斗的影响，相对不那么关心。
    抗战时期，宋时轮在冀东的损失也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宋时轮这个黄埔名将，极能喝酒，性格刚烈，战争打响就有上一线带队冲锋的习惯。
    有些类似《亮剑》里的李云龙。
    不过，李云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而宋时轮是解放军里较少的院校毕业生。
    泗县战斗遇挫后，宋时轮担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的司令员，形成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打阻击战风格。
    因为武器装备的落后和兵员的相对乃至于绝对劣势，抗美援朝之前的共军一般不选择打阻击战。当然，即使运动战和游击战，也往往有阻击敌人的配合。
    不过，像宋时轮这种特别喜欢打阻击战的专家是比较稀罕的，之所以如此，应该与他的性格喜欢硬碰有关。
    打阻击，与打进攻，正好是相反的过程。宋时轮在泗县的失利也许有其作战风格的因素。
    泗县战斗的失利，除了大水和陈毅、粟裕军事指挥能力的欠缺、偏重之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作战对象的选择是桂系。
    1946年7月25日，陈毅率山野指挥部南越陇海路到达淮北。他给华东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到处一片汪洋，每夜部队只能走20里至30里，榴弹遭水湿即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病员增多，敌驻扎之村落即沟深水满，不好突击。”
    一般来讲，我困难敌人也困难，而且，洪水对于机械化程度较大的国军的负面影响更重于步骑为主的解放军。这种现象体现在飞夺泸定桥的飞行军，同样是深夜、同样是冒雨，国军的行军意志是抵不过红军的。但，洪水对于不同的战斗类型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讲，除非像李自成决“高悬”的黄河之水灌开封这种特殊现象，一般意义的暴雨形成的洪水对于有城墙的县城的影响要轻微于乡村。
    古代确有决堤灌城的战例，不过呢，其实现是有条件的，城外的军队可以先行寻找高地避水，守城的军队是无法躲避的。
    1946年的泗县战斗的洪水不是人为的决堤而是大自然的暴雨，他对于守城者的影响较小而极其不利于山东野战军向泗县的集结，更不利于山东野战军向泗县展开攻势。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野战军不应该主动求战。然，陈毅表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气已颓，淮南、淮北敌气正旺，我决心在淮北打一、二次好仗”，以“改变局势”。
    陈毅的意思是说，粟裕在苏中打了胜仗，难道证明了内线歼敌的战略吗？我一定要外线出击证明我的战略构想。
    陈毅打算“以主力向灵（壁）、泗（县）找桂顽求战，拟先消灭其两个团即转而进击津浦路宿蚌段。”
    驻守泗县的是桂系钢7军的172师。
    陈毅，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压根就没有看起钢7军。这个倒也容易理解，红军时期的陈毅的作战区域是湘赣闽粤，没有和桂系交手的经历。
    桂系有极强的向心力和战斗精神，他是民国军阀里和蒋介石缠斗到最后并且在国民政府覆灭之际还有和蒋介石争夺中央领导权的野心。
    陈毅认为，地方军阀的一个师，容易歼灭。
    1949年，四野大军南下，第一政委罗荣桓留北平养病，林彪前去辞行。人在病榻的罗荣桓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 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
    罗荣桓对桂系的谨慎是因为白崇禧在湘江堵截长征的红军给予红军太沉重的打击。
    陈毅没有参加长征，对桂系的狠没有切身的体会。
    以王德为首的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有许多意见认为在水大、部队疲困条件下攻城，打桂系均不妥。而参谋长宋时轮则主张歼泗县桂系两个团。在此激烈争议下，陈毅不顾“沟深水满，不好突击”的情况，误信军分区领导干部所说“泗城外壕水深不过膝”的虚言，没有采纳参谋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参谋长的意见。
    得到报告的中央军委于8月3日复示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
    军委复示的基本精神是慎重而反对急躁。
    急于求战的心态和外线作战后勤保障的不能持久，陈毅一定要进攻泗县。
    1946年8月7日午夜时分，山东八师以5个营兵力发起攻城，连续爆破勇猛冲击，不到10分钟即突破大北门和西北门攻入城内。
    泗县战斗，是颠覆中国传统城池攻防模式的一个战例。
    传统的城池攻防，或者破城门，或者云梯爬城，进攻方一旦突破城墙，基本就宣告了战斗的胜利。
    近代西方，随着大炮、坦克等重武器的出现和空降兵的出现，攻破城墙或者越过城墙已经并不困难，防守方的坚守，更多的是体现在巷战。
    城市，有着众多的房屋，进攻方一旦进城，反而不利于发挥重武器的威力，也不利于集结兵力。相反，防守方可以利用娴熟的地理和既定的阵地搞巷战。
    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城池攻防战中的内线歼敌。
    兵力相对紧张的桂军，压根就不准备在城外和解放军纠缠，解放军不到10分钟即突破大北门和西北门，其实并不是突破而是被桂军放进城来。
    天明后，守军以猛烈炮火卡断城内外联系，对突入西北门的两营解放军疯狂的连续冲击。进城的解放军没有防御工事依托，伤亡甚重，阵地失去，伤亡和溺水者甚多。敌又集中炮火、飞机、步兵打击攻入大北门的两个营，该两营反复拼杀，坚守阵地。是夜八师投入预备队3个营接替，仍因力量不足难以发展，形成对峙局面。
    桂军不是以重炮轰炸进城的解放军而是轰炸解放军的后续部队，突进城内的孤军就被反包围。
    战斗胶着而城外的解放军因为洪水无法向泗县发起全面突击。
    兵力虽多而无法展开。
    国军的增援部队向泗县猬集而来，城内解放军拼杀竟日，血流遍地，河水为之染红，但战斗仍在僵持消耗状态。
    城内胶着而城外无法展开，国军增援部队一旦形成反包围，跑路都成为艰难。
    8月9日夜，陈毅下令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至睢宁以西地区休整待机。
    惨败，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八师，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
    泗县战斗，是一个战役指挥二把刀——陈毅——和一个喜欢打恶仗的硬将——宋时轮——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方选择一个极硬的对手打了一场窝囊仗。
    这一仗失利，山东方面无法继续在淮北与国军周旋，苏北大门洞开，山东与苏中的联系最终被张灵甫切断，粟裕的华中野战军被迫舍弃苏中而北上山东。
    @yc雨花石 2018-09-28 22:12:20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8节
    1955年评军衔，原本的顺序是“陈五贺六”，结果，主持军委日常的彭德怀对陈毅提议是“贺五陈六”。陈毅表示理解。
    1955年评军衔，元帅层面，最后的职务是极重要的参考标准。
    比如，陈毅以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副手，所以，陈毅的排序必须低于刘伯承。至于林彪，他的职务是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其在战略区层面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刘伯承。即使大军南下，林彪的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委委员会 、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权位也在西南军委委员会 刘伯承之上——西南局书记和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政委由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由贺龙担任。
    贺龙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 、西南军区司令员。
    陈毅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 、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表面看，陈毅仅仅比贺龙多了一个华东军区的政委，其实，毛泽东原本决定由陈毅担任华东军委委员会 。
    和贺龙相比，陈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要大得多。
    无论贡献还是权位，陈毅的排序在贺龙之前都更加恰当，彭德怀凭什么调整元帅的排序而陈毅还表示理解。
    我个人理解，贺龙这个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牌子明显高于协助项英打游击的陈毅。
    1938年，陈毅是指挥两千多人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司令员，他指挥的兵力也就和宋时轮指挥的716团相当而略弱。
    整个新四军不过万人，而贺龙指挥的120师的初建兵力是14000人。
    不要说新四军的这一支队司令员就是新四军的军长，其实际影响力也是不能和八路军主力师长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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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fy18 2018-09-29 22:03:11
    军衔是考虑整个军事生涯，授衔时贺龙，陈毅的职务基本持平，但贺龙是红二军团创始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是120师长，解放战争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而陈毅没建军功勋，红军时期地位在红一方面军排序不是很高，抗日也最终只是代军长，最终只是华东司令员也只能算是等列，贺五，陈六正常排序，没什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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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后期的职务是评定元帅的最核心指标。
    朱彭的一二无争议。
    如果是“陈五贺六”，那么，林刘陈贺，依次是：
    林：中南王，三正职；
    刘：西南军政委员会 ，前二野司令员，都是正职；
    陈：三野司令员，正职，但，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是刘伯承的副职，排序必须在刘之下；
    贺：虽然历史时期地位始终在刘伯承之上，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担任野战军正职，其西南军区司令员是战争结束后接的刘伯承，必须在刘伯承之下，在陈毅这个三野双正职一下也正常。
    罗荣桓是四野政委，正职，排在所有的野战军司令员之后，排在非野战军正职之前。
    聂荣臻曾经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而徐向前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但，聂荣臻在解放战争后期丢失了军队的指挥权，杨得志、杨成武先后接受徐向前为书记的“太原前委”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因此，平津战役结束，徐向前是总参谋长而聂荣臻是副参谋长。徐聂的排序由此逆转而决定。
    叶剑英，无战功，敬陪末座。
    如果邓小平授衔，估计是在罗荣桓之前，但绝对在陈毅之下，因为他是政委。
    抗战时期，聂荣臻的排序是在罗荣桓之前的，晋察冀太厉害了。
    1945年8月23日，选定的军委委员，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都是战将，饶漱石、邓小平、关向应等政委均不在其列。
    无论毛泽东和彭德怀如何有个人的感情，都不可以让罗荣桓越过陈毅和贺龙这两个军事首长。
    贺龙越过陈毅明显破坏了排序，我个人理解，陈毅的接受，还是能打的新四军的代表人物必须让步给主力红军。
    简单的说，这不是能力和战功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教师评职称，一个铁定的死标准：没有大学证书不可以评高级，无关能力和教学业绩。
    这个原则也体现在大将的评选。
    老红一军团位置特殊，所以两个名额：谭政、罗瑞卿。
    老红二军团虽然没有杰出代表，也要推出许光达。
    老红三军团是黄克诚。
    老红四方面军是王树声。
    以上5人里，不但许光达弱，其实王树声在抗战、在解放战争时期都非常的弱。如果以战功论，杨得志在抗战、在解放战争都明显超越王树声。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热辽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代表人物是罗瑞卿。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是谭政和肖劲光，因为四野牛的狠。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野战军是许光达。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的大将名额是陈赓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的代表是粟裕。
    张云逸进入中央苏区后，既没有战功，也不参与战略决策，其大将是其资历而不代表任何系统——他还享受元帅的待遇。
    粟裕如果挤掉陈毅为元帅，或者他两个都是元帅，其元帅的名额竟然等列四野是不合适的，而且，谁来代表新四军和华东授大将呢？许世友不是新四军的将领而新四军出身的叶飞的战功确实弱一些。
    粟裕，弄个大将头，虽然有一点委屈，山头派系的平衡基本照顾。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0节
    这样一来，指挥山东野战军的陈毅，军事二把刀的恶评是稳当当扣在头上了，至于，粟裕，因为林彪在四平街的惨败、因为聂荣臻贺龙被傅作义弄得不体面、因为李先念大踏步的成功突围、陈毅又在泗县惨败，就各大战略区而言，就战役指挥而言，粟裕表现的是耀眼的明星。
    “南辕北辙”这个故事，就一般意义而言，方向错了，无论多么能干最终都会失败的一塌糊涂。
    比如，一个蹩脚的家伙竟然兴建潜艇去遨游太空，当然不会成功。
    请注意，我说的是一般意义。有些事情，错误的方向，或者说错误的战略偏偏遇上一个极强的干工作的人大有可能战胜一个方向选择正确而能力一般的人。
    比如，毛泽东是一个极杰出的战略家，然，“军旅之事未尝学也”，井冈山时代的毛泽东还不能够胜任军事指挥，必须依赖杰出的军事指挥官。
    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余部，在以后的革命生涯里证明，最能打的干部大体有伍中豪、寻淮洲、周昆等几个军事干部，走的最高的政工干部是罗荣桓、谭震林、谭政。
    我们必须承认，在井冈山时代，这几位的军事能力还不能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1927年的毛泽东，曾经领导了安源路矿大罢工，曾经代理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毛委员已经名扬天下。
    毛泽东选择的山地根据地建设的战略道路是正确的，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局面并不豁达，因为他本人不能打仗。
    1928年，朱德这个恶战木绵坡阻击北洋军反袁护国的名将，无论打枪、投弹、拼刺刀、战斗冲锋、战役指挥，乃至于指挥几十万人大兵团作战，他都是娴熟的。王尔琢牺牲后，整个红四军，在上井冈山之前，没有一人是团级的军事干部——王尔琢在北伐已经是师级——接替王尔琢任红28团团长的林彪在1926年10月才入伍为见习排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是连长，1928年5月，上了井冈山就是营长。
    八月兵败，王尔琢牺牲，林彪就成了团长。
    两年时间，林彪就从一个见习排长进步为团长。即使在战争时期，即使是在部队大扩编的时期，这样的进步也是极端罕见的。林彪的大跨越进步，除了他的领导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缺位，更与林彪的突出军事能力有关，更与林彪在红四军内部的路线斗争里的正确选择有关。
    以林彪的资历、能力和贡献，在共产党内的确是一个极巨大的存在，然而，面对朱彭贺仍然是弱势。
    庐山会议，贺龙批评主持军委日常的彭德怀：对于元帅们，老的还比较尊敬。
    元帅们老的，除了已经不介入军队的朱德，那就是1896年的贺龙、1897年的叶剑英、1899年的聂荣臻（彭德怀非常不尊敬刘伯承），至于年轻的林彪，压根就不在彭德怀心目里。
    庐山会议，当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达到高潮，叶剑英和聂荣臻想尽办法的弥缝关系。对于彭德怀的艰难，叶剑英在劝说的时候竟然老泪纵横。
    其实，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元帅的排列里最低，影响力也最低，彭德怀之所以尊敬他们两个，与他们的年长颇有关系，当然更与历史时期没有矛盾有关系。
    可是，林彪就非常尴尬。1935年的会理会议，毛泽东直接批评林彪：你还是娃娃。
    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面对强势的贺龙，酸溜溜的说：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呀。
    在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已经是名扬全国的师级以上的将领。
    毫无背景的彭德怀在1927年10月，进步为湘军的团长，这要比林彪进步为红28团团长艰难的多，因为派系纵横的军阀部队非常不利于彭德怀这种贫苦出身性格倨傲的人，他能够进步证明确有军事天才。
    中央苏区时期，林彪暗地下和彭德怀比较战功，彭德怀压根就不需要这种思想，因为彭德怀独立创造了红三军团。
    彭德怀的年龄比林彪大9岁，在心理上是有优势的。
    文革时期，井冈山朱毛会师被篡改成“毛林会师”，朱德的扁担也被偷成林彪的扁担。
    这非常的搞笑，也是无畏者最大的无耻。
    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当然与其军事天分有关，但，军事天分没有得到彰显之前，别人凭什么佩服你？
    不要说是林彪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上井冈山，就是王尔琢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上井冈山，也远远比不过朱德上井冈山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1929年，周恩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指示要朱毛去中央，朱毛给予的替补人选是恽代英和刘伯承。已经升任纵队司令员的林彪难道不能接替朱德指挥红四军？
    以能力论，毛林配，也未必不可，然，以影响论，那个时候，谁眼里有林彪呀？
    名望，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比如，一个名作家和一个新写手，如果写出大体相当的文字，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如果允许假设，1928年5月和毛泽东会师的不是朱德而允许共产党在自己可以派出的干部里换人，大体相当的干部无过叶挺、贺龙、刘伯承、叶剑英几人，至于徐向前、彭德怀这两位后起大佬，在1929年的闽西红四军还没有什么名望，虽然彭德怀在井冈山已经获得红四军副军长的名分。
    井冈山红四军的主体部分，或者最能打的部分红28团，主要是叶挺的铁军系。林彪是铁军系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北伐是叶挺的辉煌。以区区3200人的一个独立团，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以猛打猛冲的敢战风格，所向披靡，从1926年5月的一个团级干部到1927年的1月，不过9个月，就进步到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的师长。
    林彪以两年的时间，从一个19岁的见习排长进步为21岁的团长，这真的太神奇。要知道，林彪的进步是一步一个台阶的主力部队，不同于彭德怀在平城暴动后从一个团长直接就自己跨越为军长——这是虚的。
    叶挺，1896年出生，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他的同学有薛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
    军校毕业后的薛岳、叶挺，作为广东人，都参加了建国粤军，然后成了孙中山警卫团的三个营长：薛岳、叶挺、张发奎。
    叶挺的军事生涯与张发奎、薛岳、顾祝同、上官云相有着不可切割的关联。
    1923年2月，张发奎参加驱陈炯明升任团长，1925年7月，张发奎任粤军第四军独立旅旅长，随后任12师代师长。北伐开始，张发奎是12师师长。
    1924年，薛岳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兼师参谋长。1925年2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
    1925年9月，叶挺任第四军（粤军）参谋处处长（一说：12师36团团长），旋即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不久奉命转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
    叶挺独立团的正式番号是粤军第4军第12师34团。
    也就是说，截止到1925年的9月，当年孙中山警卫团的三个营长，张发奎、薛岳、叶挺分别进步为代师长、副师长兼团长、团长。按照正常的进步阶梯，叶挺已经被拉开。
    北伐给予革命者以辉煌。
    叶挺的独立团因共产党员的带头冲锋和两湖革命群众的支持，取得巨大的战功，叶挺进步为副军长兼师长，至于他的上级张发奎，由十二师师长进步为第四军军长，然后在二期北伐恶战张学良，进步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北伐时期，薛岳有点吃亏，他在江西战场的南昌大战虽然贡献良多，但因为派系倾轧，粤军干部的他仅仅进步为第一师代师长，最后还被黄埔系挤走。
    北伐战争，贡献出两支名军，桂系钢七军和粤系铁四军。
    桂七军和粤四军的成名，各有不同的因素。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1节
    民国时期的两广的地缘，不同于新中国的两广地图，那个时候的广西是绝对的内陆省，福建省以西的所有海岸线和海岛，包括今天的北部湾和海南岛，统统由广东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有两次疆域调整，一次是北部湾划归广西，一次是海南建省。
    这两次疆域调整，都是广东的辖区缩小，最终的结果是各区的社会建设都获得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前，整个南海的海岸线以及南海诸岛统统归广东管理，当然有利于南海的统筹管理和开发，减轻不必要的内耗，比如，两省争夺捕鱼权什么的。
    这种辖区划分，是基于农耕时代的社会建设，整个南海其实是大中国经济建设的边缘而不是前沿，海洋开发和海外贸易，对于明清帝国都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苏东坡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东坡的时代，去岭南已经是极苦了，遑论天涯海角的海南。
    辽阔的南海，当然有巨大的区域差异，开发的方向也应该有些区别，但，对于明清时期的南海而言，给予最高政府提供的不过是海洋农副产品和仅限于广州的海外贸易，南海的区域差别不过是农副产品的差别，统筹给广东，对于遥远的北京城而言，是省心而高效的措施。更何况，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都驻广州，统筹管理南海倒也便捷。最重要的是，整个南海，只有广州是珠江出海口与海岸线的天作之合，从广州向西一直到中越边界的北仑河口，都没有河海交汇的重要城市，也就不具备经略远洋的条件——我说的是农耕时代，那个时代河海联运有利于广阔腹地的发展，至于海港的吞吐量，在木帆船时代是无所谓的。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当然与长江在上海出海有关。
    大航海以来，整个世界日益联系在一起，海运日趋重要，广西距海较近而没有出海口，当然影响了他的对外经济的发展，从珠江走广州当然遥远一些。
    1949年9月22日，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被任命为广西省委书记，12月2日又兼任广西省政府 ，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
    张云逸不是广西人，他之所以和陈漫远、李天佑、莫文骅到广西任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广西的百色起义，是中共党内相对熟悉广西的干部。
    中共党内更加熟悉广西的邓小平是不可能就任广西省的，广西本土干部韦国清在广西解放后之所以不来广西是因为他去了越南协助胡志明抗法——广西和越南紧邻，风土人情有相近性，中共派驻越南的干部群体里必须有熟悉越南的人，韦国清是相对合适的人选。
    1955年，韦国清开始参与广西的领导，直到1975年离开广西，他直接领导广西长达20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不间断任期极长的封疆领导了。
    张云逸和韦国清是北部湾从广东划入广西的决定性人物。
    地缘，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当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绝对是极端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只有人的因素。
    其实，整个近代，广西的社会建设就被地缘纠缠的。
    广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辖区纠缠，其实最重要的是省城的确定，其次才是北部湾的归属之争。
    广西的省会之争，是在桂林、柳州和南宁之间展开的。桂林作为广西的行政中心开始于1363年，一直延续到1912年。
    为什么是桂林？当然无关甲天下的山水。
    广西是古代中国距离京畿几乎是最遥远的地方，当然也是交通最不便的地方。对于广西这种极边缘的地方，在古代，其行政中心的设置，不同于内地行政中心设置尽量靠近几何中心便于掌控全局，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加强与中央的联系。
    广东和广西虽然都是岭南热土，但，广西不同于广东，广州是广东无可取代的选择。
    在古代，中央政权联系广西的最佳通道是，沿洞庭湖支流湘江上溯，在广西东北角的兴安县过秦始皇命史禄兴建的灵渠，也就是湘桂运河，走漓江，通过桂江沟通珠江和南海。
    西江水系，是古代广西内部交通的核心，而兴安境内的湘桂运河，是联系通往京畿的湘江航运和通海的西江航运以及广西境内航运的关键。
    中央要控制广西，首要是控制运河。兴安的地形不适于建设行政中心，兴安西南交通更便捷的桂林就成为最佳的选择。
    广西省城的变动开始于1906年。
    中法战争中国丢失了对越南的藩属权，法国以越南为跳板日益加紧对广西的侵略，广西由政治边缘日益演变成边防要地。
    为了促进国防建设， 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西巡抚林绍年上表清政府，要求迁广西省城于南宁。因循守旧的清政府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是同意把负责广西军务的广西提督府——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迁入南宁。
    因为，南宁距离中越边境较近。
    完成广西省城搬迁的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西提督陆荣廷很快掌握了广西的领导权，军事南宁和交通桂林发生了对于广西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因为长期是省城，桂林地方力量对于广西政治有相当大的垄断和负面影响。辛亥革命，既然是革命，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民生建设，其给予民众的一个打破旧秩序获得自己利益的机会。
    每一个人对于革命的理解和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于潘金莲，打破旧枷锁获得爱情选择权是第一要务。
    婚姻革命，当然是革命的极重要的事情。
    对于广西的政界而言，政治革命的一个内容就是行政代表整个广西的利益而不受桂林地方力量的拘囿。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之一，行政权力在法律上要就受地方议会的领导。
    议会的组成，中外的基本规矩是，1、议员名额的分配必须考虑地方的相对均衡，2、议会的决议是只管数人头而不管其他。
    议会的决定，一旦决出，行政机关是很难直接对抗的。
    代表方方面面利益的广西省众议员不堪忍受桂林地方实力派恃势骚扰议会，相约会集南宁共议大计。96名议员中，来邕者达78人，经过一番推举，于1912年4月9日，成立了广西（临时）省议会。并通电全国。岂料，同月19日，留在桂林的十余位议员，也通电省内外，宣布成立省议会。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议会，同室操戈，争吵不已。当时主政广西的陆荣廷虽赞同迁省治到南宁，但又恐怕自己是武鸣人氏，有瓜用李下之嫌，干脆借巡视之名，离开桂林，避免卷入这场争端之中。
    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广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占多数的南宁、柳州、玉林、梧州、百色等14府84名议员上书陆荣廷，要求将省会迁入南宁，并以拒交地方粮、税作要挟。广西当局只得作出一个折衷的决定，把南宁作为行省，先设议会和铨叙、法制两局，其余六司暂留桂林。
    出于社会压力，六司亦陆续迁至南宁，1915年5月获得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批准，争议数年的省会问题才最终划上了句号。
    清末的桂林和南宁之争，是联系京畿和加强边防的争辩，因循守旧的清政府倾向于桂林。
    辛亥之际，桂林和南宁的争论，就表象看是广西各地方派系要摆脱桂林地方力量的控制，其实质是伴随对秩序的革命，广西已经松动了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代表中央管控广西的桂林过于偏东北的地缘缺点成为广西的不可忍受。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决定与桂系握手言和。1932年，李宗仁、白崇禧主政广西。
    广西虽然不是沿海省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大约没有人会想到大西南的内陆省份广西竟然成为抗战前线。
    南宁，会被日军威胁吗？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以抗战的准备和安全为借口，1936年，又将广西省城从南宁迁回了桂林。
    真实的原因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广西东北的桂林人而黄绍竑是广西东南的容县人，广西西南部的南宁不是他们的地方根基。
    桂林，是桂系在广西盘根错节对抗中央的基础。
    1949年渡江战役后，大军南下，顶层选择叶剑英主政南天。就两广而言，广东是重心。对于四野而言，南下，主要是拔除桂系存在的根基，因此，如何布局广西反而更加重要。1949年8月，叶剑英离开北京进入江西主政华南前夕，他曾对日后广西省会问题向党中央作过请示。党中央经过了认真研究决定，广西的省城仍定为南宁。
    1950年1月14日，张云逸在南宁主持了第一次省委会议。鉴于省城设在南宁，南宁市委书记和市长一职由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兼任，原市委书记孙以瑾改任副书记，原市长刘锡三改任第一副市长。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2节
    即使，广西省城正式宣布在南宁，关于广西省城的争论仍然激烈着。
    1950年6月，原桂系统战人士、政务院委员黄绍竑在政务会议上又提到了广西省会定址问题。黄绍竑认为，柳州地处广西地理中心，有铁路通过，交通便利。为此，他提议中党中央将广西省会应改设在柳州。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总理对此曾有过同意事后考虑的表示。黄绍竑的这一提议和周恩来的表态很快传到广西，立即引起强烈反响，部分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将省会迁址一事作为议案，放在同年10月召开的广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表决，以解决省会之争问题。省会之争再度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面对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异议，广西省委没有简单地给予否定，而且进行了耐心地说服。同时，积极将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就在黄绍竑提议之后，张云逸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要求到中南海谒见毛泽东，亲自聆听最高领袖的意见。毛泽东接见张云逸后郑重指示：广西省会“仍在邕，暂时不动。”张云逸这才如释负重地返回南宁。
    为了求得“放心”，同年9月9日，广西省委呈电中南局，要求政务院以法定的形式，明确广西省会设在南宁，以彻底结束省会之争。随后，广西省委还特地派陈漫远前往武汉，向中南局汇报情况。9月22日，中南局指示党中央后，电示华南分局和广西省委：广西省会定在南宁不变。9月26日，华南分局来电转告广西省委：关于广西省会地址问题。“剑英同志由北京南下入赣时，曾在中央会上提出指示过，当时曾将南宁与柳州在经济上，交通上，都市房屋上作过比较……首先要对今天的广西，有全面的认识，如果只孤立地看广西，死板地（不发展地）看广西。就是说，不从今后东南亚形势的发展上看广西，不从今后建设改变交通条件的观点看广西。不从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这一原则上考虑南宁与柳州问题，将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广西省大多数同志采取南宁为广西省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建国之初，柳州地处广西地理之中且有铁路和水运，理所当然是广西的省城所在。问题在于，如果说省城的选定对于一个省的社会建设至关重要是地缘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布局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地缘。
    也就是说，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给予不同的省份战略规划不同的任务，这种任务有可能与这个省的建设布局有一定的冲突，乃至于改变建设布局的方向，然而，是有利于国家的。
    从近代中国的国际斗争的历程看，当中国处于战略防守和战略相持的阶段，有4个省区非常重要：辽宁、广西、新疆、广东、台湾。
    请注意，我这个排序。
    1840年，将中国拖入灾难深重近代的是虎门之外炮声，近代中国有太多的耻辱是从广州开始的，为什么我将广东省排序在第4呢？
    因为地缘，广东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或者南京都非常的遥远。广东，当然容易被外来力量侵门踏户——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南海诸岛的主权争夺和通航权，那是没完没了的外交纠纷——不过，中国要经略南海，其实是进入战略反攻或者战略进攻的阶段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不但没有强大的海军，也没有强大的空军，战略防守阶段，远洋一般是不考虑的，所以，我们将广东排序较低。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广东与中国的邻国没有陆地邻接，海岛的主权争夺，因为没有常住民，战略防守阶段的中国政府可以装聋作哑搞“政治韬光养晦”。
    新疆和黑龙江，都是与苏联——俄罗斯——相邻的边疆区，是苏联（俄罗斯）侵略中国的门户，不过，新疆远远比黑龙江重要，或者说，大西北比大东北更危险——虽然，珍宝岛的热战是在东北。
    我之所以选择新疆而舍弃黑龙江，是因为新疆不但距离苏联的核心区东欧更近一些而且新疆有太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矛盾，苏联或者其他不怀好意的政治对手，很容易找到抓手搅动局面。
    黑龙江虽然也邻边，一个是距离欧洲太远，不利于苏联或者俄罗斯对外力量的投送，一个是黑龙江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不突出，一个是黑龙江与苏联（俄罗斯）的边界基本被黑龙江、乌苏里江隔开，要发生矛盾的概率远远低于新疆——那个时候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苏在中亚的边界也是非常的漫长。
    辽宁，为什么是最容易被搅动的省区？辽宁不但陆地与朝鲜相邻，而且辽东半岛伸出海洋。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以辽宁为重要目标的。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朝鲜半岛的闹腾也牵动着辽宁的神经。
    一个暗含的地缘麻烦，中国其实和朝鲜也有领土争议，之所以潜藏，是南北朝鲜的分裂。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也是最大一场考验就是在朝鲜半岛，辽宁是前哨基地。
    广西，非常类似于辽宁，也是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的门户，而且，历史上中国与越南有过多次的征服和屠杀，恩怨情仇深刻的很。中国与越南的边界，还不如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他没有河流自然隔离，很容易产生矛盾。云南虽然也和越南邻接，但云南远离北部湾，帝国主义要寻找一个搅中国的跳板，最恰当的地方当然是与中国相邻且临海的国家。
    在中共中央看来，虽然柳州位于广西的地理中心且有铁路，但，相对远离了中越边境，不利于发挥广西应对中南半岛的前哨基地的重用。
    国防建设需要，是将广西省城定南宁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发展到今天，南宁的交通建设已经非常的发达，不但东北通柳州连接全国的铁路网，而且有通北部湾的海陆联运通道，而且有南昆铁路为大西南的入海通道，而且，南宁还有直接与越南连接的国际通道。
    广西已经是中国协调东南亚国际外交的重要基地，南宁发挥着极重要的重用。
    不过，这是2018年的中国，新中国初建的中国还没有那么雄厚的财力搞建设，南宁还落后的非常影响广西的政治。
    新中国刚成立的广西，因为是桂系的老巢，土匪特别猖獗。南宁，没有铁路，通讯也落后，管理广西确有一定的困难。
    1951年初，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 张云逸进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来宾至南宁的二百多公里铁路不通，每次到北京或广州开会回南宁，都要在柳州转乘汽车，途中还要部队护送才行。柳州在广西的中心，还是把省会搬到柳州来吧。
    现实的压力给予张云逸巨大的不耐。
    毛泽东对张云逸说：“广西的土匪的确很厉害哟!但是，铁路不通可以修嘛!”
    毛泽东当即对在场参加听汇报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罗长子，你们立即划出三条航线：北京、广州、昆明至南宁的飞机航线尽快通航。这样，我们的云逸同志今后回南宁就用不着部队护送了。”
    修铁路，不但经费太多且周期太长，弄个机场是应急的好办法。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51年3月，来宾至南宁的铁路建成通车。1952年，民航南宁站成立，并陆续开辟了南宁至广州、北京、昆明的航线。
    南宁，终于有了联通中国的空、铁动脉。
    广西省城讨论的同时，张云逸也开始为广西争取出海口。
    钦州、北海和防城港是今天广西通往外界的重要出海口。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三个港口都属于广东管辖，广西是个内陆省份。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是非常习惯的动物，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
    古往今来，广西贡献了太多的优秀人才，外来英杰在广西服务的也巨多巨多。这许多人才，没有发现广西没有出海口的巨大缺点。
    有没有重要吗？广东的北部湾也并不限制广西人通行。
    当然重要，北部湾划归广西并不仅仅是通行权的问题，而是，临海省拥有海港后对于整个省域社会建设的统筹规划。
    这个区别，正如租赁和购买房产的区别。
    租赁基本功能就是一个居住的窝，。而，家，才有长久的规划。
    中国人喜欢购买房子，当然是有道理的。
    张云逸，是海南人，海岛对外交通对于海港的依赖给予他极深刻的印记。
    广西，距海极近而没有出海口，这个不利于社会建设。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3节
    很多人不能正确理解共产党执政后为中国社会建设做出的巨大的贡献，那些不能正确分析历史的人过多的纠缠的细枝末节而不知道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宏远规划。
    新中国成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贫穷而落后，另一个就是地广人多。
    地广人多，当然是积极因素，地广，资源丰富，人多力量大。但，地广人多的国家正如一艘巨轮，因为惯性太大，无论启动、急刹和拐弯，都不那么容易。
    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落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是比较低下的。
    1992年我参加教育工作，农村中学不但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为主体，而且，很恐怖，竟然有老初中毕业生通过学习在初中任教。
    作为科班出身的教师，我们一些人真的不耐于和这些人同事。然而，有一次饭局，一个非常进步的老大哥非常公道的说：那些教学水平极差的老民师、老代课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社会进步起到无可取代的作用，因为，没有他们，中国教育的筚路蓝缕从谁开始呢？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极落后的农村开始接触英语，我的英语教师 是一个仅仅集中培训了三个月的老民师。之所以培训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最差劲的教师，学校不可能派一个优秀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教师半道出家接受一个前途不明的学科的培训。
    即使这种培训，对于我们这种落后的地方，也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派出教工参加，因为太缺人了。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落后的农村当然认识不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一直到今天，对于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漫长的英语教学的必要性仍然是有争论的，包括我身边的同事们。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太落后太保守了，这种落后和保守，一个是因为受环境制约产生的信息闭塞，另一个就是方方面面利益的狭隘博弈。
    几千年的陆地生活，牛耕犁种的，正如《鹿鼎记》里少林寺的澄观，“八岁便在少林寺出家，七十余年中潜心武学，从未出过寺门一步，博览武学典籍，所知极为广博。少林寺达摩院专研本派武功，般若堂却专门精研天下各家各派武功。般若堂中数十位高僧，每一位都精通一派至数派功夫……少林弟子行侠江湖，回寺参见方丈和本师之后，先去戒律院禀告有无犯过，再到般若堂禀告经历见闻。别派武功中只要有一招一式可取，般若堂僧人便笔录下来。如此积累千年，于天下各门派武功了若指掌。纵然寺中并无才智卓杰的人才，却也能领袖群伦了。”
    这里头有两个偏差。
    第一，“天下功夫出少林”，然而，少林功夫是完整意义的中国功夫吗？按照传说，少林功夫是达摩祖师来中国创造的中印功夫融合。如果说，中国功夫出少林，那么，中国的传统功夫原本就是中外结合。
    《天龙八部》里，乔峰用太祖长拳破了少林玄寂的天竺佛指，中原武林，“心中都满不是味儿。大家为了他是胡人而加围攻，可是己方所用的反是胡人武功，而他偏偏使本朝太祖嫡传的拳法。”
    这是一个极狭隘的思想。每个民族在其文明的初创阶段，都会有其文明的特性，比如，中国的《易经》和阴阳，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而且，古代世界的工具也是有民族特色的，比如中国的刀、阿拉伯的刀、廓尔廓的刀，各有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各地不同环境促成的不同文化外现。
    然后，中国的隋唐发明了火药。
    在此，我非常严肃的问一句：中医，因为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火药是一种文化吗？
    当然，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个“爆竹”的确是中国文化，问题是“火药”是文化吗？
    一般来讲，大家一般理解的文化，就是民族特有，正如，中国人吃水饺。
    火药，最大的特点，是绝对必须遵守的科学，不管你什么民族、什么文化，什么稀奇古怪的思想，你对火药的利用都必须遵守科学，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可以，如果你胆大，对不起，炸死你！
    近代的西方，从实验室发明了炸药。
    炸药，虽然是某一些民族、某些人发明的，但，他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文化。
    其实，就是近现代的科学，也是有不同的体系的，比如，苏联的武器和美国的武器，确实有制式的不同，这里头确实也有文化。不过呢，从骨头里讲，这还是从无到有在科学的海洋里游泳摸索到的不同成果，其实，他们也未必是刻意为之。
    正如新中国初建，我们的拖拉机是履带式的而不是轮式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落后的中国要快速从国际市场引进科技而别无选择。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在武器的创制上各有偏长，我们一般不能说他们“创制的武器反应的文化有什么优劣而只能说武器自身有什么优劣”。
    在今天，满大街飞驰着各个国家各种牌照的汽车，这些汽车五花八门，就是同一品牌的汽车也有不同的配置，不同的价格，适应不同的人群的需要。
    要说这不同的汽车牌照没有文化，那是胡闹的，可是，汽车的文化更遵守的科学。
    近代以来，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愈来愈趋同，各个民族旧有的文化日趋走向凤凰涅槃。
    恪守传统而不知道变革的民族，即使上帝给予天大的机遇，比如，中东的土豪。
    中国共产党，自组建之日起，就是追求意识形态的政党，而且，他一开始追求的意识形态是舶来品。
    经过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阶段性巨大成就。
    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当然要有民族自强、自立的自信力，否则，那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民族虚无主义是非常可耻的——问题是，不积极变革而与时俱进是更大的麻烦。
    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必须有积极变革而与时俱进的胸怀。
    所有人都会说，对呀，我就是想进步呀。
    进步的一个前提是承认自己落后，一个自认为十全十美的人或者民族是不可能进步的。
    被西洋大炮轰的七荤八素的清政府，既对外来侵略者吓的要命，又牢固的坚持那些传统的东西。
    不知道变革、不敢变革、不懂变革，然而，时代的大潮又风起云涌的，于是，被动的不能适应变革，于是灭亡了。
    自古以来，以至于今天，中国的特点就是地大人多，于是就拥有自然资源优势、人口资源优势、地缘战略回旋余地、广阔的国内市场。
    放眼整个世界，像中国这样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众多的人口资源优势、地缘战略回旋余地、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国家，非常的少。
    比如，巴西、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地缘战略回旋余地，但，人口少国内市场就有限。
    至于印度，确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众多的人口资源优势、地缘战略回旋余地、广阔的国内市场，但，印度的面积和他的人口当量相比，太有限了。在未来，庞大的人口必然不是印度的人口红利而是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我始终认为，今日中国的发展在得力于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承受着相当过分的人口压力。只不过，中国广阔的土地还勉强支持着庞大的人口。几十年严格的计划生育，当然会造成中国人口在一个阶段断崖般下降。这种人口的陡降，当然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只要挺过人口死亡高峰期，人口的生产和死亡回归正常状态，我们的后人就可以过上适度的生活。
    美国的面积、资源和中国大体相当，而人口仅仅3.2亿，竟然比中国少了10亿。如此悬殊的人口和资源的差距，最起码体现在农副业生产上，中国是永远无法与美国比较的。
    美国之所以称霸世界，除了美元的金融霸权和高科技优势之外，极重要的一个杠杆就是农业生产优势。
    美国是当今世界极重要的农副产品出口国，美国可以断绝于世界而饿不死，这个，对于今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挤兑在悬崖边的时代课题。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战胜国，高科技和强大的战争动员力量之一就是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
    一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日军还对日本本土、台湾岛、朝鲜半岛、东北实行有效的管理。也就是说，日军和盟军的战场，如果以1937年之前的态势而言，其实是外线纠缠。
    说的更直白一点，日军的对外战争，破坏的是日本的敌人，也就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英法荷兰的殖民地的经济，可是，日军招架不住了，原因呢，不要说工业生产，就是粮食供应，日本的农业也被持续不断的战争纠缠的纠缠的没法没法的，因为日本的地少且地块小，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劳动力,而战争是最消耗劳动力的。
    历史发展到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日本有着刻骨铭心的稻米情节，严防死守国际稻米进入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有分工，的基础，是正常的国际贸易体制下，如果，国际贸易体制被战争或者其他因素破坏掉，最后撑不下去的一定是粮食艰窘的国家。
    这就是特朗普敢于满世界退群打贸易战的根本。
    如果经济全球化不利于美国的霸权，那么，我就毁掉经济的全球化，我就重创整个世界经济，因为我的经济基础优于整个世界，因为我有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
    因此，雨花石认为，中美的贸易战，打到最后，无所谓金融战、无所谓科技股，最要命的是燃料和粮食，因为这两个玩意，面对高度城市化的现代生活，不可短缺。如果中国能够在美国之外的国际市场弄到足够的农副产品和燃油，美国必败无疑。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4节
    原因简单，中美这种经济大国如此死掐的贸易战，绝对不是特朗普个人的意愿，他代表的其实是美国相当部分资本家的利益。
    即使换掉了特朗普，中美还是继续掐。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曾经期盼中苏关系好转，结果呢，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中苏关系竟然发展到枪炮齐鸣。
    一旦中国能够脱离美国市场养活中国的人口，美国领先于中国的一切优势都成为无所谓的优势。
    人口是资源，但也是负担。
    人口之所以是负担，并不仅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最麻烦的是人口的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高偏偏需要相当长的周期。
    比如，一个人要在社会生活，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学习，这种学习，大体是学龄段的专门学习和离开学校后的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其实就是适应社会的实践，当然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必须承认，离开学校后的继续学习远远比不过学龄段学习的重要性，原因嘛，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承担必须的义务，一边的学习是支离破碎而不成体系的，最重要的是很难获得国家认可的学历证书。
    旧中国给新中国提供的最大的麻烦，恰巧是学龄段教育不够素质非常低下的庞大人口。
    新中国初建，拥有几亿人口，这些人里有多少科学家？有多少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事实上，来自于穷山沟的共产党，拥有的专业干部的数量也绝对比不过国民党。
    不要说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看不起来自于穷山沟的干部集群，就是受苏联影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也曾经说“穷山沟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
    然而，穷山沟的毛泽东最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国民党，然后，完成了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
    为什么这样？很简单，经过延安整风，共产党成为一支以奉献为骄傲以服务为宗旨的敢于战斗积极战斗的革命队伍。
    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人，一心一意干工作，干对了继续干，干错了纠正了继续干。
    广西没有出海口，不可能只有张云逸这个广东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海南建省之前张云逸是广东人——国民政府里有那么多海归的留学生，不可能都认识不到广西没有出海口的短板。
    那些曾经出国学习的人，有几个人不知道彼得大帝以来沙皇俄国为打通“朝向欧洲的窗口”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方向激烈的残酷争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拉克的国运，或者说萨拉姆的命运，的争夺，其实是围绕出海口的争夺展开的。
    波斯湾沿岸的中东土豪，石油的资源优势要想变成金钱优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卖给国际市场。
    卖石油，并不想一般想的那样简单，因为卖石油需要通道，而伊拉克恰巧缺的就是石油通道。
    近44万平方公里的伊拉克，要想出售石油，因为宗教矛盾、地缘问题，只有两个选择：1、波斯湾出海；2、亚喀巴湾出海。
    我们的中学地理教科书告诉我们，波斯湾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印度洋供应世界。
    地理课本告诉我们的是“地理”而不是“政治”。
    从“地理”的角度讲，中国的吉林可以走图们江三角洲进入日本海，然而，“国际政治”从来不允许中国的船舶经图们江进入日本海。
    伊拉克当然是波斯湾沿岸的临海国，但，临海国不一定就完全享有临海的优势。
    中国有几万公里的海岸线——大陆海岸线和岛屿海岸线——是不是所有的海边都富的流油呢？
    海洋，除了提供海洋水产等资源外，最重要的利益还是提供港口，问题是，海边并不是都适合建设港口，尤其是大型港口。
    伊拉克在波斯湾有58公里的海岸线，是世界排名大约第二——次于波黑——海岸线疼痛的国家。
    这伊拉克有58公里的海岸线，为什么就没有优良海港呢？
    这是因为爱恨情仇的阿拉伯河？
    阿拉伯河，什么东东？
    古代西亚的文明中心，有两条大河，叫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其流域，在历史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两河流域。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河地理教科书，不告诉我们，两河最后汇集成了一条河。
    两河在伊拉克的古尔奈镇汇流为一，现在的名字就是阿拉伯河。
    阿拉伯河最终注入波斯湾，其河段长度193公里。
    按照一般的逻辑，那好得很呀，大河入海处便于海陆联运形成巨大的港口，比如中国的上海、广州、天津。
    可是，这阿拉伯河不是一般的规律，其入海口不利于形成巨大的港口，正如中国的黄河入海口也不能形成巨大的港口。
    黄河入海口为什么不能形成巨大的港口？简单，黄河携带的巨大泥沙不停的淤积，海水太浅无法形成大的港口。
    阿拉伯河的下段是伊朗和伊拉克的分界线，两国的分界以阿拉伯河的中心线为界，东岸是伊朗、西岸是伊拉克。
    问题就在这一段接纳了来自于伊朗的一条支流，卡伦河，这河给阿拉伯河带来水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因为地势的原因，淤积在阿拉伯河入海口的西岸，也就是伊拉克的海域。
    伊拉克所有的主要港口有4个：巴士拉、巴克尔、贝克尔港、法奥港等。
    这个巴士拉港，其实不是海港而是伊拉克境内阿拉伯河河畔的河港。因为泥沙，巴士拉港要经常疏浚才可通行吃水浅的远洋轮船，而且，河流的形状也不稳定。
    就这么几个有限的港口，要满足伊拉克的对外物资交流，是非常的艰难的。不但如此，伊拉克的港口还有艰窘的一面，港口之外，伊拉克仅有的两条内河出海航道——阿拉伯河和阿卜杜拉水道也被伊朗和科威特各占有一半主权。
    港口，就是一个装货的货栈，非常的狭小就已经够倒霉了，结果外出的通道还被分割了一半，实在太憋屈了。
    对于中国这种缺油的国家而言，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稳定的油源地和安全的通道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略，如果我们在国内发现一个特大油田就是极巨大的政治，甚至于是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大政治。
    对于伊拉克这种过敏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而言，能够打开国际原油市场并获得足够的输油通道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略。
    买不着和卖不出去，一样的倒霉。
    那不会花过路费经伊朗、科威特的港口出售吗？
    当然不可以，因为伊朗、科威特和伊拉克都是极单一的石油出口国，他们在国际石油市场是残酷的竞争对手。
    谁不肯垄断市场以提高价格呢？
    上帝在半关半开波斯湾通道憋屈伊拉克的同时，也给伊拉克敞开了一个小窗户——亚喀巴港。
    亚喀巴港是约旦在红海的唯一港口。
    红海的西北端，埃及的西奈半岛两侧分别是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
    因为苏伊士湾与地中海的距离远远短于亚喀巴湾与地中海的距离，因此，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人工运河最恰当的路线图是今天的苏伊士运河。
    所以，亚喀巴湾在国际的知名度非常的低。
    这知名度非常低的亚喀巴湾又细又长，长达160公里，分属4个国家。
    亚喀巴湾的西侧主要属于埃及。对于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拥有亚喀巴湾的海岸线不过是拥有一般的海岸线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亚喀巴湾的东侧主要属于沙特阿拉伯。沙特是一个两面临海的国家，东边是波斯湾，西面是漫长的红海，亚喀巴湾的海岸线对于沙特而言也是一般意义的海岸线而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亚喀巴湾的北部顶端分属于以色列和约旦。
    以色列在亚喀巴湾的北部顶端的海岸线仅仅10公里，拥有一个海港埃拉特港。
    以色列在地中海拥有很好的海岸线，对外交通便捷。不过呢，因为阿以矛盾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以色列和埃及死掐，坚决不让以色列走苏伊士运河，以色列要联系亚洲、印度洋、澳大利亚和西太平洋，乖乖，就只能是西走地中海经大西洋绕好望角进印度洋。
    对于以色列而言，如果不能走苏伊士运河，如果在亚喀巴湾不拥有海港，其与亚洲、印度洋、澳大利亚和西太平洋，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约旦在亚喀巴湾拥有28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唯一的港口亚喀巴港。
    在埃及和以色列的界线附近，埃及有一个港口塔巴。
    在约旦和沙特交界线向南不到10公里的地方，沙特有一个港口哈格勒。
    在亚喀巴湾的北部，从埃及的塔巴经以色列的埃拉特港、约旦的亚喀巴港，到沙特的哈格勒港，不过48公里。
    48公里的海岸线，密集分布了4个国家的4个港口，大约是世界的孤例。
    亚喀巴港对于约旦是唯一的出海通道，其意义是最战略的。
    亚喀巴港的年运载能力是3000万吨，承载着这一个国家的最外交通，因为约旦特殊的地理位置，陆路交通意义不大。
    伊拉克的石油外运，在波斯湾通道遇限的大前提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输油管道跨越整个约旦走亚喀巴港。
    约旦愿意借道出售伊拉克的石油吗？
    愿意，真诚的愿意，因为在世界石油宝库的中东，约旦是极少见的一丁点石油都不出产的国家。伊拉克 石油走约旦通道，约旦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石油问题而且还没可以挣钱，当然是好事情。
    问题是，约旦就这么一个港口，运载量也有限。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5节
    对于伊拉克而言，波斯湾通道和亚喀巴湾通道，有限的运载量，已经是石油外贸和经济发展的致命瓶颈，而且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瓶颈。
    1979年是一个搅动中东的节点。
    7月16日，伊拉克的萨拉姆担任了总统，这个强人，或者战争贩子，通过与苏联加强关系，积极寻找对外进攻。
    这一年，苏联也在积极寻找对外侵略的对象，他选择的是阿富汗。
    这一年，伊朗发生了一场霍梅尼领导的令整个世界错愕的宗教革命，政局动荡。
    中东之所以动荡，与历史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而且，因为乱七八糟的相互征服弄得中东各国的历史国界非常的不稳定，这个非常深刻的影响着国际政治。
    我们大中国，在历史时期有相对稳定的疆域，也就是“中国本部”，因为中国本部的富庶，周边民族对于中国本部有相当强烈的向心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无论是融入汉族还是保持民族的独立性，除了蒙古族退回了草原，统统留在中原，即使在边疆，也和中国本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在极贫弱的民国，有独立倾向的也不过是外蒙和西藏。
    中东在历史上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现在的政治版图的历史非常的短暂，一旦出现地域强国就难免对外提出领土要求。
    伊拉克和伊朗和科威特都有领土纠纷，最起码在历史上有领土纠纷。
    萨拉姆决定和伊朗开仗，其真正的目的是抢夺波斯湾的出海口，结果，打了8年毫无所得。
    没有办法的萨拉姆只好停战，然后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获得出海口。
    可惜的是，1990年的国际格局伴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苏联不但没力量和美国争夺而且也没有争夺的动机。萨拉姆吃掉了美国的马仔科威特，美国倾力来争而苏联不肯介入，伊拉克的倒霉就成了必然。
    从1979年伊拉克争夺出海口到今天已经40年，战争和内乱已经影响伊拉克40年。
    2017年，伊拉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088美元，世界排名96。
    2017年，中国世界排名是第7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643美元，
    1978年，伊拉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847美元，世界排名第50名。
    1978年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56美元，排名第131。
    我为什么要选择1978年这个节点呢？因为这一年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而伊拉克还没有被绑在战争机器上。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第一个远大目标是在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而伊拉克在1978年已经是1847美元。
    和平，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要发展可能拥有不同的条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瓶颈。
    对于日益发展的中国来讲，能源是一个极巨大的瓶颈。在我们一般人理解，伊拉克丰富的石油，仅仅守成，也可以土豪相当长的时代，即使受限于出海口。然而，伊拉克确实被严重影响了。
    难道伊拉克争夺出海口错误吗？当然不错。
    但，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不符合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真的充满了暴力和侵夺，但，的确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斗争法则，除了美国等国际公认的大国，一般国家可以巧取而不可以豪夺。
    这个世界，除了很少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地缘政治都是有缺点的，有些极重有些一般。
    其实，和哈萨克斯坦这种内陆国相比，和蒙古这种不但内陆且被两个世界级大国环抱相比，伊拉克的地缘政治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想获得最好的发展机会，伊拉克想解决出海通道的思想是不错的，他可以采取合作共赢的思路，也可以走科技创新的道路。
    有些朋友可能说，伊朗和科威特不可能与伊拉克合作共赢。
    我说世事无常，国际舞台风云变幻，今日相互封堵的邻国也许很容易就成了相互帮衬的好伙伴。
    当然，需要等待。
    抓住机遇、创造机会，而不可以铤而走险。
    比如，中国的吉林距离日本海非常的近，而且，图们江三角洲原本就是中国清王朝时期的领土。我们要获得这个方向的出海通道，一个方法是像伊拉克那样“抢回”，一个方法就是和俄罗斯、朝鲜搞合作共赢。
    中国从来没有“抢回”出海口的谋划，长期有合作共赢的谋划，一直到今天，因为远东政治的纠缠而不能合作。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搞科技创新减轻对出海通道的依赖，另一个办法就是静静的等待。
    广西这个内陆省要想获得出海通道，当然比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容易的太多，因为两广辖区的调整毕竟是中国的内政。不过呢，即使国内的辖区调整也因为牵扯到不同集团的利益归属而容易纠缠不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什么就没有调整两广的辖区呢？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骄傲自大的旧中国已经习惯了旧有的行政区划而不知道行政区划也要与时俱进。另一个就是调整行政区划遇到太强烈的利益反触。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最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里高屋建瓴的谈论了中国的落后。
    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毛泽东还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
    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这个积极学习外国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外的文化差异：“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中国的骄傲，可我们古代创造的辉煌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请注意，文化的存在是依附于生产基础之上的，如果生产方式落后，其文化固然有可能存在合理的因子，但，从本质而言是落后的。
    比如，古代中国也有非常华丽而合体的衣物，但和建立在近代大工业基础上的现代服饰相比，就落后的太多。最起码，普及度不够。
    其实，就是《红楼梦》，除错文学欣赏和史料价值，如果以指导生活、生产借鉴的角度评价，其提倡的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对于今日的中国，毫无意义。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有一点牵扯到广西的辖区调整的文字。
    毛泽东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毛泽东这里把广西列为“沿海”，而广西的沿海，在建国初期的工业是落后的，毛泽东这个含义就有借广西辖区调整促进工业发展的理念。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6节
    几千年中国的历史，有巨多的武装革命和制度改革，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而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类，那么，1840年之后的革命与改革截然不同于古代中国的革命与改革。
    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乃至于其后的李自成起义，发生的基本原因是统治阶级的腐朽产生的民不聊生。
    1840年之后的中国革命与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到共产党，所有的有影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都带有局部或者全部否定旧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看到了也承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
    我个人认为，旧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落后是全面的，毛泽东多少还给传统中国的文化留了一点脸面——有一部《红楼梦》——在雨花石看来，我们可以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而就主体而言，必须是构建新的文明。
    有人可能说你这是数典忘祖的文化虚无主义。
    我真的，我还真不是数典忘祖，我真的非常习惯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的围棋和象棋。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象棋在国际传播方面比不过国际象棋呢？
    有些朋友可能说，国际比赛是从西方开始的，他们有文化优势。
    这一点，我不否认。国际比赛的确相对适合西方的文化。
    不过，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相比，最大的缺点的是棋子制作的“文字化”而不“卡通”。
    我们看国际象棋，棋子的制作非常立体而形象，只要知道棋规，任何文化圈的文盲都可以娱乐。中国象棋棋子的形状是一样的，区别依靠的是文字。
    也就是说，如果一点中国文字都不懂得，练习中国象棋是有障碍的。
    有些朋友可能说，不就是“帅”、“将”、“车”、“马”、“相”、“象”、“炮”、“士”、“仕”、“兵”、“卒”等11个汉字吗？
    那么，很好，我们立即去找我们认识的比较会英语的朋友们，让他们翻译一下下这11个汉字。
    最艰难的是，“相”为什么和“象”是一对呢？
    还有，“士”这个名词为什么对应“仕”这个动词呢？
    你让21世纪的中国人，汉族和少数民族，把中国象棋的“汉字”统统弄成“外文”，然后，你感觉一下象棋的普及率，最起码，那些真正的民间老棋友，也就是50岁以上的街头老朋友，真能难为死人。
    上个世纪初页，胡适发现中国的麻将曾经在美国很流行了一个阵子。为什么复杂的麻将比简单的象棋更快在欧美流行呢？我个人理解，大约与麻将的“饼”、“条”有些“卡通”易记。
    可是，在中国，象棋是最普及的棋类游戏，这是因为象棋比围棋更容易分出胜负、比麻将的需要多人游戏容易组织。
    象棋，比麻将，还有好处，那就是外形相同的圆子易于携带和制作。
    我的意思是说，象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深刻的意义，其一些优点，比如易于携带、简洁组织当然可以被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继承、借鉴。
    我真的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之所以说需要批判的借鉴传统文化是因为人在改变生产生活习惯上是有惰性的，即使这种习惯或者说这种文化非常的传统，比如嗜烟爱好者戒烟就是一个需要克服习惯的毅力。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只要“适用”，就完全不必要禁忌什么古今中外。
    比如，中药可以治病、西医也可以治病，不管什么药，只要能治病，用！
    美女沈傲君有一个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剧里的王天和王太医不能接受乡野土郎中喜来乐的医术高妙，绞尽脑汁搞阴谋陷害。及其晚年，因为医术不够，得了重病而只能苟延残喘。当他得知喜来乐竟然用药救他苏醒，斗来斗去临死之际竟然被对手救活的巨大耻辱要了他的命。
    这就是心胸狭窄的果报。
    无论是《神医喜来乐》还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都有中西医同台竞技的故事情节。这种中西医的同台竞技，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交流。
    事实上，和近代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的确有非常优秀的基因，但因为其文化的根基农业文明已经被机器大生产而取代，所以，我们的生产生活必须以崭新的文化为主体。
    我们可以发扬古文化的优秀基因，我们可以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归根结底，我们要创造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
    这种创造的大前提，要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优缺点的打破桎梏的心态，当然，也要有审视外来文化优缺点的主体心态。
    旧中国有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改良，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民族进步，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抱残守缺的心态不利于改造自己的民族。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不仅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继承，而且，毛泽东对新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苏联，也采取了批判性学习的态度。
    毛泽东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
    古今中外，一律批判性继承。
    既然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当然要对过去的一切都以审视的态度处理。
    新中国初建，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但建设了中国跃进的工业体系，而且极大程度改造了国民性格——朝气蓬勃积极向上。
    其实，开端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早就超出了对旧的管理体制的改造，早就延伸到对新中国成立前旧有的文化传统的批判。
    近年来，颇多的人激烈的呼吁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当然极有道理。但，我感觉到一些人对于社会的激烈变革有一些焦虑，唯恐走向文化虚无主义。
    我理解这种思考，但，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原因嘛，汉民族原本就有极强烈的恪守文化的习惯，除非真正的被历史淘汰的东东，是不可能被我们舍弃的。
    反过来讲，一旦被民众舍弃的传统文化，不管方方面面如何的努力，也挡不住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命运。
    比如，中秋节的月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然而，在今天，还有几个人真诚的期盼中秋节的月饼呢？
    前两天，我们一群人闲扯传统文化，我非常认真的问：伙计们，今年中秋谁吃了月饼？
    很残酷，竟然没有一个人为了吃而买月饼。
    我当然吃了月饼，因为女儿的单位发了4斤月饼的福利。
    这4斤月饼，全部被我笑纳了，因为老母亲讨厌月饼的甜，而孩子们反正是不喜欢这口感。
    有生命力的传统，拿起大棍也赶不走，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是留不住的。
    我个人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一个新中国，是因为他们的团队是有无数个有信仰、有追求的奋斗者组成，即使犯了巨大的错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仍然可以柳暗花明。
    我个人认为，共产党执政69年来，固然也犯过一些错误，乃至于全局性的错误，最终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并跃进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民众的生活大踏步前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就是实事求是的与时俱进，一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的禁锢。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根据计划经济的分配体制判断中国必然迎来人口生产高潮。马寅初，认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人口这种财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也必须“计划”。
    新中国初建，科技落后工业落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最终不能接受“计划生育”的思想。
    7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的总数达到八亿左右，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人口膨胀的副作用已经全面彰显。
    毛泽东决定搞计划生育。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到节育问题时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45岁了，只好算了。”因此指出：“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1975年1月，他还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
    从毛泽东晚年一直到21世纪初叶，经过30多年或紧或松的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一定要让给印度。
    面对着快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中国政府又开始采取措施促进人口生育。
    因为这一政策的反复，很多人就批评曾经的计划生育。
    我个人认为，即将出现的人口断崖必然负面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但，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提高，中国民众也能够调节出一个合理的人口规模。
    我不因为政府调整了政策而批评计划生育，我认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当量太大且多子多孙的旧有观念，如果不搞控制，庞大的人口能压垮国民经济。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有一些人认为印度庞大的年轻人将比即将老龄化的中国更有竞争力。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印度的未来一定比不过中国，原因之一就是庞大的日益快速增长的人口。
    雨花石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上下班的时间，乌压压的车水马龙拥堵的没法没法的。
    印度的人口已经和中国相当而印度的国土面积不过中国的三分之一，即使考虑到中国的沙漠、山地、高原面积较多，中国比较适宜的面积也绝对超过印度太多太多。
    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到今日中国的程度，他的交通要拥堵到什么样的程度？同样的道理，他有限的国土，又如何清理和中国相当的废弃物污染？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7节
    如果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截然不同于旧中国的关键，我个人认为，那就是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敢于革新与时俱进的崭新面貌。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面貌的改变是非常浅薄的。
    对于辛亥革命在广阔农村的影响，鲁迅先生有一个《阿Q正传》。
    “（带来县城革命消息的）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动摇。”
    可见，一场革命原本对于旧的落后的社会体制、思想有巨大冲击的，但，因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只想通过会党和军队的革命推翻旧政权并不肯做辛苦的农民的工作，也就不能触动广阔的社会底层。而且，飘扬在上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也不屑于、也无能于在底层培养一大批自己的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和民主党派的谈判场曾经发生过一件极深刻的事件。
    1946年10月，伴随在战场攻城掠地，蒋介石也撕毁在政协会议的承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至此，中共认为已经没有谈判的必要，在决定各地谈判代表疏散的同时，周恩来将中共的决定通知君子协定“共进退”的民主党派。
    国共之外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除非投降，蒋介石是不可能给予和平的。为了分化政治对手，蒋介石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
    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的收买诱惑。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前不久，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周恩来商定一道“君子协议”，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
    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愤怒了。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周恩来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周恩来在1946年10月28日对民盟领导人的批评实事求是的讲明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真相：枪杆子愿意接受的民主而不是经济需要的民主。
    很多西式民主的拥泵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政论前提：民主一定优于独裁。
    如果“民主一定优于独裁”，漫长的阶级社会为什么如此的广泛的盛行独裁体制？
    任何人都不能用偶然或者人性简单的解释这种现象。
    民主，其实是一种管理模式，社会生产的管理模式，他是否被社会接受，取决于他是否可以产生更多的利益。
    分散的传统农业生产对应的只能是独裁体制，资本和大机器生产，适应的是民主决策——当然，民主也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美国的民主和英国的民主也是有区别的。
    1946年的中国，除了沿海的大城市，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工业，也就是说，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
    在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如果你不能实实在在给农民以利益，他凭什么接受你的民主体制？
    辛亥革命为什么不能快速改变中国的乡村，就在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旧式的知识分子大多不能扎根农村认认真真的搞耕耘。
    比如，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就安排这个最喜欢的儿子去农村学习种地、去农村参加土改。
    在一个广阔的农业社会里推广崭新的民主体制，其基本前提就是引领旧式农业生产摆脱旧模式，或者，引领落后农村的优秀人才积极进入工厂。
    农业人口进入近现代工场、工厂，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比如中国的骆驼祥子，大多是在农村混的比较惨的走投无路的选择。
    尤其是中国，安土重迁的思想是非常浓厚的。
    中共建国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都远远超过农民，甚至于超过知识分子。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和根据地农民曾经给予共产党的帮助。
    梁漱溟致命的错误，或者说，在中国追求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进步，中国要自立，不能依靠房地产，噢，错了，应该是不能依靠农业，即使是现代化的农业也不可以，因为农业的现代化一定要建立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之上。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除非人口极其稀少，如果没有强劲的工业而只依靠农牧副业和出口原材料的话，你一定撑不过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九九八十一难。
    2018年的今天，即将迎来一战结束的一个世纪的纪念。
    100余年来，蓝色星球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当年的英德法美俄日意奥，除了彻底分解的奥匈帝国，其他都还是世界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强国——奥匈帝国分解出来的奥地利还是不错的。
    加拿大、澳大利亚，不但得益于是欧洲人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欧洲白人殖民地在欧美世界里的地位和亲近感是截然不同于印度这种殖民地的。
    美、加、澳、新等殖民地的独立于老欧洲，固然也伤害了宗主国的利益，但因为种族和民族的渊源，更有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勾连，有一些类似中国的兄弟分家。
    分家单过的兄弟们，当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然而，还是非常亲近的，尤其是并不激烈反对家族的复兴。
    我们看欧洲西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北欧的那些国家，或者地狭、或者人少，与英法德这几个强国相邻而竟然富的厉害，甚至于比英法德的人均财富都高的多。
    像卢森堡这种小的可怜的国家，凭什么能自立于欧洲强国之林且富的不得了？
    其实，卢森堡自身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如此的富裕，他得利于欧洲西部有利的地缘版图。
    这就好比说，你的邻居们都劳动致富了，你开了商店兼营餐饮，结果利润也非常的客观。
    欧洲那几个狼，为什么允许卢森堡这样的效果坐地发财而并不打他的注意？简单，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留着同根共生的兄弟也有益无害。
    我们看美英加澳这几个国家，分居三个大洲，遥遥几万里，但在外交上明显的抱团，除了利益的诉求，更有本是一家亲的感情因素。
    除了以欧洲老白人为主体的几个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即使曾经临门一脚成为发达国家的阿根廷、菲律宾、南非，最终都被方方面面的阴谋和本国领导集团的短视而剔除进入发达国家的入场券，相当时间内他们也很难获得这种机会了。
    太多的人没有注意到种族对于国际政治的这一点影响。
    二战以后，经济意外崛起的是“亚洲四小龙”，他们统统是黄色的亚洲人，而且，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从一般的理解讲，都是儒家文化圈——韩国一个劲想抹掉中国文化的影响，汉城变成了首尔。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如果从摆脱旧有落后文化禁锢的角度讲是对的，但如果想摆脱自己的肤色、民族的“政治暗示”和欧美白种人平起平坐当朋友——
    我的评价是——痴心妄想。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8节
    看一下二战时期希特勒的民族大屠杀就知道，高喊“平等”的资产阶级其“平等”其实是有面纱的。
    当然，我非常真诚的认可美英在二战期间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战胜希特勒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的伟大贡献，
    当然，即使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对于反法西斯的伟大贡献，
    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
    以及，南斯拉夫、朝鲜、越南等等共产党人的贡献。
    同样，雨花石也热烈的赞扬牺牲的张自忠和活着的薛岳等国民党籍的抗日将领的伟大贡献。
    狭隘和固执，是评论，最大的错误。
    即使，如雨花石这种相当坚持的人，在和方方面面的朋友们的讨论里，我也开始调整我过于偏执的对计划生育的热烈。
    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真理，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是因为他在更多的领域遵循了真理——比如不吸纳营养就要饿死，不正常排泄也会死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真理。
    所有的人，都时时刻刻在犯错误，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虽然，我们时时刻刻在遵循着相当的真理。
    批评自己、纠正错误，正如坚持真理一样，是每一个人进步的基本逻辑。
    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就说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结构是种族平等的。
    事实上，大中国文化对于种族和民族固然也有一些狭隘的思想，整体而论，其实我们更能接受“平等”。
    中国古代，除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情怀。
    请注意，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的“治国平天下”暗含的政治前提就是“天下”大于“中国”，
    包含美利坚、俄罗斯的的蓝色星球“天下”当然广阔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不过，请注意，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下”的态度是“平”！
    《说文解字》对于“平”的解释，“从亏从八。八，分也。”
    亏，当然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的含义”，而“八”等同的“分”，就是承认世界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差别。
    就近代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看，中华民族在承认了白色种人的“人权”的同时，也承认了“黄种人”的平等人权。
    我们中国人是由内而外的亲疏理念，我们可以也应该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我们劳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养活我们的儿女。在中国之外的世界，我们善待一切的种族和民族，前提是他们善待我们。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那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人类历史已经非常悠久，到现在也没能实现大同社会，估计在很遥远的未来也不容易实现。
    在不能实现“大同社会”之前，一般的社会管理模式走的是“小康”。
    《礼记》的《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 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儒家的小康，就是天下人努力劳动，养活自己的父母、教养自己的子女，“货力为己”。
    在这种逻辑下，只要人不犯我，无所谓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大家平等相处好了。
    古代中国，从张骞西域“凿孔”，一直到清前期，都非常欢迎“万宾来朝”。古代中国有非常自信的优越感，对于来自天边的客人，无论是欧洲的白人还是非常的黑人，我们一直是“宾礼相待”。
    新中国成立后，非洲的黑人兄弟曾经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日本等黄色邻国反而残酷的欺凌中国，
    我们当然平等乃至于高规格友谊我们的黑人朋友。
    当然，我也并不支持外来人口移民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已经太多，
    其实，从骨头讲，雨花石认为，亲戚嘛，远了可以相互借鉴而香，近了相互摩擦而容易秧。
    你看美国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残酷屠杀，应该判断美国、英国的资产阶级平等博爱也是有限的。
    自从大航海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00个年头，伴随西方科技在世界的传播，还有西方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殖民给世界带来侵略，客观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在落后世界的传播。落后世界睁开眼的积极分子当然就积极学习并促进本民族的进步。
    坦白的说，作为有过百年国耻中华儿女，我痛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同理，广阔的亚非拉国家也有太多人痛恨西方的侵略。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西方世界的强力侵略乃至于杀戮，落后世界按照历史惯性生活，我们的进步是缓慢的，我们的生活是悲催的。
    我打一个比方。如果西方世界在1840年将中国彻底切割，绝对不搞侵略也不搞交流。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搞切割而清王朝继续搞闭关锁国。大清王朝管理下的中国，按照4000年王朝历史继续搞朝代更替，我们的社会进步你能接受吗？
    简单的说，你能否接受《康熙王朝》的那一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康熙去世于1722年。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和沙俄侵略者在东北的雅克萨交手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荷兰已经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展开侵略。
    坚船利炮，虽然还没有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形成绝对的优势，但已经形成了相对优势。
    大清王朝最优秀的皇帝康熙固然自己也习射枪炮且接触了西方的一些科技，但，他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接受还紧紧是个人的爱好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和民族思想。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1689年，清政府已经平定了三藩、拿下了台湾、挡住了俄罗斯，内忧和外患，大体都已经解决。
    这一年，俄罗斯的彼得一世亲政。
    以1689年的中俄两国的力量而论，如果不考虑遥隔万里山河，双方如果死掐，俄罗斯有败无胜。
    著名的外交工作者吴建民评价了康熙大帝和彼得一世。
    吴建民：“第二个例子，康乾盛世时中国曾经有过开放的机遇，中国人也没有抓住。康熙大帝在位的时候，他请外国传教士给他讲解现代的科学知识。康熙大帝认识到欧洲的科学工业技术往前走了，所以他在统一中国时，镇压准噶尔的叛乱，从欧洲引进了两千洋枪。作为皇帝来讲，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
    问题在于，康熙帝并没有推动整个国家理念的转型。
    吴建民：“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同时期沙俄的彼得大帝，到欧洲微服私访一年半，深入考察。回去之后就改革开放。我们用的办法他全用了，走出去请进来，引进外国的技术、人才、资金。俄罗斯在他手下崛起了。如果康熙大帝再开明一点，出去考察一下，开放一下——那时中国的GDP全球第一，我们开放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二者比较，看出来彼得大帝是胜过康熙大帝一筹。”
    彼得大帝出生于1672年6月9日，1682年登基——10岁——1689年发动政变实际执政——17岁——去世于1725年2月8日——53周岁。
    康熙帝出生于1654年5月4日——比彼得一世年长18岁——1661年登基——7岁，比彼得一世登基的年龄还小3岁——1669年亲自指挥侍卫铲除了权臣鳌拜而亲政，15岁，比彼得一世还年轻两岁。
    放眼整个世界历史，就政治斗争而言，康熙和彼得当然是最顶端的人物。
    康熙去世于1722年，68岁，当了61年的皇帝，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当皇帝名分最长的领导人。
    康熙比彼得一世多活了15年，在位时间更长了18年，然而，康熙帝对于世界的贡献、尤其是体现出的最高领导的战略思考和对于时代的敏感，比之彼得一世，差的太多太多。
    我们必须承认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顶级优秀的帝王，他以极幼小的年龄战胜权臣，亲政后铲除所有的内外敌人将中国的疆域扩展到极广阔的边疆，给予中国民众一百余年的和平安宁，而且其创立的一些管理制度也的确有利于中国民众。
    事实上，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外交舞台的折冲，所依托的一些历史依托，仍然有康熙帝的贡献。
    如果仅仅从中国的古代历史来看，康熙帝是一个极伟大的帝王。
    问题是，如果从横向比较看，康熙帝只能是一个守成的帝王而不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领袖。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8节
    看一下二战时期希特勒的民族大屠杀就知道，高喊“平等”的资产阶级其“平等”其实是有面纱的。
    当然，我非常真诚的认可美英在二战期间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战胜希特勒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的伟大贡献，
    当然，即使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对于反法西斯的伟大贡献，
    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
    以及，南斯拉夫、朝鲜、越南等等共产党人的贡献。
    同样，雨花石也热烈的赞扬牺牲的张自忠和活着的薛岳等国民党籍的抗日将领的伟大贡献。
    狭隘和固执，是评论，最大的错误。
    即使，如雨花石这种相当坚持的人，在和方方面面的朋友们的讨论里，我也开始调整我过于偏执的对计划生育的热烈。
    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真理，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是因为他在更多的领域遵循了真理——比如不吸纳营养就要饿死，不正常排泄也会死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真理。
    所有的人，都时时刻刻在犯错误，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虽然，我们时时刻刻在遵循着相当的真理。
    批评自己、纠正错误，正如坚持真理一样，是每一个人进步的基本逻辑。
    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就说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结构是种族平等的。
    事实上，大中国文化对于种族和民族固然也有一些狭隘的思想，整体而论，其实我们更能接受“平等”。
    中国古代，除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情怀。
    请注意，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的“治国平天下”暗含的政治前提就是“天下”大于“中国”，
    包含美利坚、俄罗斯的的蓝色星球“天下”当然广阔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不过，请注意，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下”的态度是“平”！
    《说文解字》对于“平”的解释，“从亏从八。八，分也。”
    亏，当然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的含义”，而“八”等同的“分”，就是承认世界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差别。
    就近代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看，中华民族在承认了白色种人的“人权”的同时，也承认了“黄种人”的平等人权。
    我们中国人是由内而外的亲疏理念，我们可以也应该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我们劳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养活我们的儿女。在中国之外的世界，我们善待一切的种族和民族，前提是他们善待我们。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那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人类历史已经非常悠久，到现在也没能实现大同社会，估计在很遥远的未来也不容易实现。
    在不能实现“大同社会”之前，一般的社会管理模式走的是“小康”。
    《礼记》的《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 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儒家的小康，就是天下人努力劳动，养活自己的父母、教养自己的子女，“货力为己”。
    在这种逻辑下，只要人不犯我，无所谓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大家平等相处好了。
    古代中国，从张骞西域“凿孔”，一直到清前期，都非常欢迎“万宾来朝”。古代中国有非常自信的优越感，对于来自天边的客人，无论是欧洲的白人还是非常的黑人，我们一直是“宾礼相待”。
    新中国成立后，非洲的黑人兄弟曾经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日本等黄色邻国反而残酷的欺凌中国，
    我们当然平等乃至于高规格友谊我们的黑人朋友。
    当然，我也并不支持外来人口移民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已经太多，
    其实，从骨头讲，雨花石认为，亲戚嘛，远了可以相互借鉴而香，近了相互摩擦而容易秧。
    你看美国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残酷屠杀，应该判断美国、英国的资产阶级平等博爱也是有限的。
    自从大航海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00个年头，伴随西方科技在世界的传播，还有西方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殖民给世界带来侵略，客观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在落后世界的传播。落后世界睁开眼的积极分子当然就积极学习并促进本民族的进步。
    坦白的说，作为有过百年国耻中华儿女，我痛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同理，广阔的亚非拉国家也有太多人痛恨西方的侵略。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西方世界的强力侵略乃至于杀戮，落后世界按照历史惯性生活，我们的进步是缓慢的，我们的生活是悲催的。
    我打一个比方。如果西方世界在1840年将中国彻底切割，绝对不搞侵略也不搞交流。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搞切割而清王朝继续搞闭关锁国。大清王朝管理下的中国，按照4000年王朝历史继续搞朝代更替，我们的社会进步你能接受吗？
    简单的说，你能否接受《康熙王朝》的那一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康熙去世于1722年。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和沙俄侵略者在东北的雅克萨交手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荷兰已经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展开侵略。
    坚船利炮，虽然还没有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形成绝对的优势，但已经形成了相对优势。
    大清王朝最优秀的皇帝康熙固然自己也习射枪炮且接触了西方的一些科技，但，他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接受还紧紧是个人的爱好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和民族思想。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1689年，清政府已经平定了三藩、拿下了台湾、挡住了俄罗斯，内忧和外患，大体都已经解决。
    这一年，俄罗斯的彼得一世亲政。
    以1689年的中俄两国的力量而论，如果不考虑遥隔万里山河，双方如果死掐，俄罗斯有败无胜。
    著名的外交工作者吴建民评价了康熙大帝和彼得一世。
    吴建民：“第二个例子，康乾盛世时中国曾经有过开放的机遇，中国人也没有抓住。康熙大帝在位的时候，他请外国传教士给他讲解现代的科学知识。康熙大帝认识到欧洲的科学工业技术往前走了，所以他在统一中国时，镇压准噶尔的叛乱，从欧洲引进了两千洋枪。作为皇帝来讲，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
    问题在于，康熙帝并没有推动整个国家理念的转型。
    吴建民：“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同时期沙俄的彼得大帝，到欧洲微服私访一年半，深入考察。回去之后就改革开放。我们用的办法他全用了，走出去请进来，引进外国的技术、人才、资金。俄罗斯在他手下崛起了。如果康熙大帝再开明一点，出去考察一下，开放一下——那时中国的GDP全球第一，我们开放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二者比较，看出来彼得大帝是胜过康熙大帝一筹。”
    彼得大帝出生于1672年6月9日，1682年登基——10岁——1689年发动政变实际执政——17岁——去世于1725年2月8日——53周岁。
    康熙帝出生于1654年5月4日——比彼得一世年长18岁——1661年登基——7岁，比彼得一世登基的年龄还小3岁——1669年亲自指挥侍卫铲除了权臣鳌拜而亲政，15岁，比彼得一世还年轻两岁。
    放眼整个世界历史，就政治斗争而言，康熙和彼得当然是最顶端的人物。
    康熙去世于1722年，68岁，当了61年的皇帝，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当皇帝名分最长的领导人。
    康熙比彼得一世多活了15年，在位时间更长了18年，然而，康熙帝对于世界的贡献、尤其是体现出的最高领导的战略思考和对于时代的敏感，比之彼得一世，差的太多太多。
    我们必须承认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顶级优秀的帝王，他以极幼小的年龄战胜权臣，亲政后铲除所有的内外敌人将中国的疆域扩展到极广阔的边疆，给予中国民众一百余年的和平安宁，而且其创立的一些管理制度也的确有利于中国民众。
    事实上，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外交舞台的折冲，所依托的一些历史依托，仍然有康熙帝的贡献。
    如果仅仅从中国的古代历史来看，康熙帝是一个极伟大的帝王。
    问题是，如果从横向比较看，康熙帝只能是一个守成的帝王而不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领袖。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9节
    领袖当然要干工作，但领袖的首要任务是掌舵把控航向。
    当康熙帝向西方购买洋枪抗击噶尔丹的时候，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落后了，但，和西方相比还不形成代差，而且，西方还没有想到对中国搞军事科技封锁。康熙帝为什么就不积极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呢？
    我个人理解，这与康熙帝满洲弓马出身入主中原有巨大的关系。
    明清易代在长城沿线有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满清的优势是娴熟的骑兵机动作战能力，明军的优势当然是庞大的兵力和相对的军事科技。
    努尔哈赤兵挫于袁崇焕和因为后勤保障不够洪承畴松山大败，非常深刻的体现了中原的汉民族与边疆民族的斗争的优劣。
    如果不是中原板荡，只要明王朝能够持续不断的给远征的明军提供后勤，即使满清依靠骑兵强大的机动能力获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斗不过汉民族依托坚固要寨的长围久困和死缠烂打。
    汉民族，每一次的对外斗争失败，都不是被外患斗败，而是溃败于内部的分崩离析。
    古代中国，一个非常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文化圈的特点是，儒家要建立的是一个绝对世俗化的政权。
    “子不语乱离怪神”，其负面影响是中国的士大夫不喜欢将精力放在研究社会科学之外的科学技术之上，但其正面影响是古代中国的社会进步极小受宗教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建设相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文化圈更容易建立世俗化政权，而为世俗化政权服务的庞大的知识分子，必定有一些人去搞科技。
    张衡、诸葛亮、祖冲之、沈括、郭守敬等等，等等。
    名单，无边无际。
    这些人，都是士大夫，都居庙堂之高。
    即使到了明朝，死读经书对于社会的进步的确已经产生相当负面的时候，也有士大夫搞科学研究。
    1562年出生的徐光启，在41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603年由耶稣会士罗如望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
    第二年，也就是1604年，加入天主教的徐光启考中了进士，并考选翰林院庶吉士。
    由此可见，即使明后期，中国的文化开始比较开阔的心胸。
    庶吉士，是一个名贵到无法更名贵的身份。
    明英宗以后惯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
    明代的翰林为政府储材之地。英宗后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
    明后期和清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庶吉士可能不成为大学士，而大学士一定出身庶吉士。
    1604年入翰林院的徐光启，在1606年开始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
    在这之后，徐光启积极搞中外科技的交流，而且，在1621年努尔哈赤攻克辽阳后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
    1627年，徐光启完成了《农政全书》的初稿。
    1629年，崇祯擢升徐光启为礼部左侍郎。这一年，皇太极率领兵数万人进逼京畿，崇祯帝召集大臣平台议事，徐光启奏对战守之事。
    也正因这一次平台应对，崇祯帝最终逮捕了袁崇焕。
    1630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1632年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1633年，徐光启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土，同年11月8日病逝于任上。
    徐光启的这个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放在今天的西方是内阁阁员，放在中国，最起码是政治局委员。
    大明王朝，有精研中西科学的内阁阁员，这是明朝的政治。
    徐光启之外，明朝还有一个大科学家宋应星。
    出生于1587年的宋应星，在1615年，也就是29岁的那一年考取了江西第三名举人。之后，虽因科考不利不能进入帝国核心，仍于1635年任分宜县学教谕——海瑞的第一个职务也是以举人而教谕。1638年，宋应星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八品）。1643年，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正五品），然此时已值明亡前夕。
    一个举人，在18年的时间里，最终进步为正五品的知州，放在今天也必须是承认仕途得意吧。
    1637年，也就是宋应星在分宜县学任教谕的时候，刊出了他的《天工开物》一书。《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是明朝的官僚科学家。
    如果把清朝的历史掐掉，评价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乱世，也往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士大夫，比如，三国的诸葛亮就搞连弩、木牛流马。明朝时期，虽然西方科技已经开始赶超中国，但中国的胸襟还是开阔的，徐光启这种加入天主教的搞中外文化交流的士大夫能够入阁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的确也有海禁，但，并不闭关锁国。
    明初朱元璋的海禁，一个是忠诚于张士诚、方国珍的力量在沿海有一些残余，另一个就是日本天皇杀了明政府的使者赵秩。
    朱元璋对日本国下了通牒：“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设备防倭。”同时，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朱元璋的海禁，从严格的角度讲，是一种军事手段而不是杜绝中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外交流，但其历史意义，雨花石评价基本是负面。为什么呢？因为郑和下西洋，既不是一般意义的使者往来，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经贸往来，他其实是一个烧钱的毫无意义的政治大游行。
    《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简单说，明成祖得位不正，担心建文帝卷土重来，派遣郑和率领强大的船队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寻找。“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其目的是恐吓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不要支持建文帝干涉明政府的内政。
    寻找、恐吓，确保建文帝或者建文帝的残余力量不捣蛋，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所谓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副产品。
    这一点，截然不同与西方新航路开辟的经济目的和探险精神。
    因为没有经济目的，郑和下西洋这种耀武扬威的武装大游行其实是一种赔钱的买卖。
    1840年之前，整个古代中国所受到的巨大外来威胁都是来自于西部、北部的草原。西南的吐蕃固然能战，但也不能适应海拔急剧下降的“醉氧”。
    一直到1840年，中国没有一个正朔王朝是被来自于海洋的敌人所灭亡。
    倭寇给予明王朝相当大的打击，但，其抢劫一把就走的战争模式决定了不是中国的根本威胁。
    来自于草原的铁蹄，灭掉了太多的中原王朝，退居草原的蒙古人和明王朝长期拉锯了太长的时间。
    当了皇帝的朱棣，多次带队去蒙古草原砍人头，即使他疑惑建文帝去了海外。
    建文帝如果复辟成功，朱棣当然就输的的一无所有，蒙古人或者其他的草原人入主了中原，朱棣就不是输的一无所有而是他的家族输的一无所有。
    所以，如果不考虑建文帝的因素，郑和下西洋对于明王朝实实在在是一个只赔钱而毫无效益的面子工程。
    所以，当朱棣的儿子都坐稳了帝位之后的宣德八年，也就是1433年，出生于1377年的建文帝，即使活着也已经56岁，离开帝位已经31年，忠诚于他的臣民对于朱棣一系已经没有了现实的威胁。
    成化十一年，也就是1475年，宦官撺掇皇帝搞下西洋，其目的当然是主持工作捞巨大的油水。
    兵部尚书项忠派人寻找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时，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坚决反对：“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
    项忠和刘大夏，是和宦官斗争的非常激烈的士大夫。刘大夏反对下西洋的目的，除了反对宦官捞油水之外，就是下西洋带来的“物产”大多是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益。
    嘉靖后期，伴随东南倭寇的被剿除，福建巡抚谭纶于1564年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说道：“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
    谭纶建议开放海禁，因为战争结束进入了和平时代。
    1567年2月4日，新登基的隆庆帝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
    大家，提意见的先。
    于是，福建的另一个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
    让老百姓公开的贸易。
    隆庆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伴随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的合法，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隆庆开关，明政府以相对开放的姿势拥抱世界，于是，有了传教士的东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0节
    有清一朝，从1644年入主中原到1840年，200年间，科技方面毫无建树乃至于退步。西洋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朝廷和士大夫生活在天朝大国的虚幻里而不知道承认落后、不知道学习。
    从1840年到1861年，17年间，中国打了两次惨败的对外战争，咸丰帝窝囊的丢了首都北京跑到避暑山庄。
    17年，两个皇帝，无数的士大夫，竟然不能形成轰轰烈烈的学习和自省，说明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太差劲了。
    诚然，在满清皇族历非常意外的有一个明白人——恭亲王奕䜣。
    奕䜣幼年拜状元翁心存为师，后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经典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
    面对西洋的侵略，奕䜣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积极推进社会改良。
    1862年，恭亲王奕䜣搞了京师同文馆，在旗人子弟中选择招生对象，培养翻译人才以助对外交涉。
    和汉族知识分子需要功名获得富贵乃至于获得生活资料不同，有清时期的旗人是有“铁杆庄稼”的。
    为了确保不被汉化，清代的旗人不得从事一般意义的“工农商”等工作，只许当兵、当差。按八旗制度，旗人成丁之后，可以补本旗内的兵丁缺额。补上旗兵后，即可按月领取饷银和军粮。因为旗人当兵是代代世袭，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的绿营部队，又不象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所以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杆庄稼”。
    八旗兵的铁杆庄稼分为“坐粮”和“行粮”两部分。“坐粮”就是固定工资，高级兵丁月饷4两银子，饷米46斛；马兵月饷3两银子，饷米46斛；步兵月饷1两5钱，饷米22斛。“行粮”相当于奖金，只有随军出征才有发放，每人每月2两银子。除了每月领取的粮饷，八旗兵每个季度还可以领取“季米”一次，相当于现在的季度奖金。此外，八旗兵还有一些福利收入。比如皇帝遇上什么大喜事，就会来个“遍赏八旗”，每个兵丁能额外领到一个月的饷银。还有遇上红白喜事，也有银两补贴。
    清朝中前期，北京普通百姓的家庭月收入约为1到2两银子，旗兵的“铁杆庄稼”真的非常的优厚。
    请注意，当旗兵是旗人最基本的待遇，他们非常容易进入各级衙门当差。
    满清以弓马得天下，为确保江山不变色，除了因循守旧拒绝军事技术革命之外，在“文武两途”也搞满汉偏重。
    满清不拒绝满蒙读书参加科举，但在录取时有“满不点元”的惯例。
    所谓“满不点元” ，是指满蒙读书人在不能在“乡、会、殿试中拔置第一名”，也不让旗人进入“殿试的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
    这种潜规则，暗含的政治意图就是鼓励汉族人积极攻读儒家经典走“文班”，更加鼓励“满蒙旗人”战场杀敌以军功而功名。
    满汉各得一途，结果是“读死书”、“死读书”的汉人精英日益文弱，而旗人始终掌握兵权。
    在这种社会文化的1862年，清政府建设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从道理讲，理应招收汉族知识分子。
    1862年的学习外文，无论如何讲，也比苦读儒家经典要艰难的多，这是时代特点。
    清政府为什么遴选相对弱于读书的旗人子弟入京师同文馆读书呢？
    简单，西方入侵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是“反抗侵略”和“凤凰涅槃”，西方入侵提供给满蒙统治者的时代课题除了“反抗侵略”和“凤凰涅槃”之外，还有一个是提防汉民族借助西方侵略者的力量推翻满清政府。
    1862年之前的整个中国，不管汉民族还是满蒙，其文化的主流是抵触和西洋接触的。在统统抵触学习外来文化的社会文化里，旗人率先学习外文垄断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就堵住了满清政府里汉民族政治异己力量借助西洋力量的最重要桥梁。
    不过，同文馆的设立本身就说明变革已经不可阻挡，满汉的社会文化都必须与时俱进。
    1864年，是科举大考之年，中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实际发生了变化。
    以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大功获得一等肃毅伯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根据自己训练淮军和在上海搞外交的体会，要求清政府积极改革科举制度。
    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领导人是奕?——的牍函中即指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
    李鸿章在建设淮军恶战太平军时，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建立了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的干部政策与曾国藩的湘军幕府重视儒家理学是截然不同的。
    在建军过程里，李鸿章
    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科技的进步很容易带动制度的变革。
    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带来军制和作战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汉时期马鞍和马镫的发明，让骑兵成为最具有突击力的兵种，车战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坦克的出现，钢铁装甲和钢铁履带形成了对骑兵的绝对优势，骑兵作为核心的突击力量彻底边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战场，因为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资源贫瘠，骑兵还有一点意义——有一个反应抗战时期中日骑战的作品叫《白马飞飞》——抗战胜利的中国内战，即使装备落后的解放军，除了特殊地带，也没有了单独作战的骑兵部队。
    人，往往有惯性，或者说，人往往抗拒变革，所以，最容易带动社会变革的其实是战争的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人可以“死挺”着硬杠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比如，气候相对温湿的欧洲、北美、东亚以及气候类似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旦进入工业时代，最佳的服饰就是欧美的现代服饰，东亚各国的传统服装，又是什么和服，又是什么长袍，是没有竞争力的。但，你要硬咬着牙说长袍马褂最美最舒适，别人也没有办法。
    这玩意，好比文学欣赏，你写的是世界名著，我偏不喜欢的往泥巴里踏，你也没有办法。
    这玩意，更多的体现在饮食方面。比如，中国的华北平原，极少出产大米，这旮旯的人的主食是面食——古代北方人的米食主要是“小米”——可是，我们北方人也是吃大米的。气候大体和中国华北类似的欧美白人即使条件允许也极少吃大米。
    华北平原的雨花石经常的吃大米而欧美人不吃大米，这是习惯而无关原则。
    可是，打架和打仗就不同了，“胜利”是检验打架或者打仗的唯一标准。
    1946年，苏中大战，李天霞的整83师的57团驻守宣家堡。57团全副美式装备且受过美国教官训练，参加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与日寇作过战，战斗力很强。团长钟雄飞，骄傲狂妄，目空一切，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共产党能够从我手里夺回宣家堡，他们就可以扛着枪，一弹不发进南京!”
    宣家堡南、西、北三面环水，四周有土围高楼和各种工事，易守难攻。粟裕命令麾下的猛将陶勇亲临第一线，利用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特长，巧妙地在敌人疏于防范、河沟环流的侧后方发起突然袭击，不到天明就攻占了宣家堡，钟雄飞不得不束手就擒。但钟雄飞不服输，他悻悻地对俘管干部说：“你们这种打法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正规部队作战是一个团对一个团，而你们是人海战术，以多打少。如果你们也来一个团，我敢打赌你们打不过我们。”
    瞧，钟雄飞这狭隘的思想！如果我有许多人，凭什么不搞人海战术？
    反过来，我是否说，我们打仗出来都不用武器，全凭拳头死磕？
    你他妈的用美式武器可以，我们用人海战术就不合理吗？
    经过教育，华野释放了钟雄飞，这家伙又加入李天霞的部队担任了团长。结果呢，在孟良崮大战时，因为策应张灵甫的74师，竟然又当了俘虏。
    这一次，他倒是认输服软了。
    鸦片战争，中国被打开了大门，守旧的中国人沉迷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承认落后，可是，大刀长矛胡服骑射，面对洋枪洋炮毫无战斗力，失败的一塌糊涂，无论多么“死硬”的家伙也没法“硬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军队，无论造反的太平军还是平叛的清军，都开始引进西洋兵器。
    曾国藩虽然比较的牛，但在接受西洋兵器和西洋军制方面远远不及李鸿章积极。
    李鸿章的淮军，是中国最早积极装配西洋兵器并接受西洋军制的部队。
    李鸿章在接受西洋兵器和西洋军制的过程里感受到中国太缺少精通科技的知识分子了，于是，向朝廷建议改革“科举制”的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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