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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8页]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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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1节 李鸿章1864年致信总理衙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军工科”。 李鸿章的“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工程师而是专指服务于战争的“军工专家”。 李鸿章这种思路,如果走下去,大约就是特别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 很多人批评斯大林模式,其实是不考虑斯大林模式产生的现实背景。 一个国家面临强大的外来压力偏偏国内的资金、人力、资源相对紧张,无可奈何的选择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1927年到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的发展,实事求是的讲,并不慢。 1927年到1937年间,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明显呈两个阶段,大体以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脱离鄂豫皖苏区搞战略转移。 社会需要秩序是真理,中国的社会传统比较尊敬良性秩序——甚至于有缺点的秩序。 1927年到1930年,南京的国民政府最少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斗争:1、整合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力量;2、完成对北洋军阀的二次北伐;3、围攻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同时在三条战线展开进攻,中原大战结束之前,蒋介石的进攻重心还是集中在对北洋军阀的二次北伐和对国民党内部的整合。 蒋介石要当中国的老大,肯定不能走“以德服人”的道路,那太慢了,而且,蒋介石也没有那样的胸襟和耐性和能力。蒋介石选择的是“征服”手段,这压根就没有错,因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统一战争就是“征服”。 事实上,就是以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算到1928年年底的东北易帜,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以两广为根基而横扫中国本部和相当边疆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其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拓展太快的国民党,毕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秩序的时间段。 事实上,当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时候,按照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一个政权能否合法存在,一个是“征服”国内的各股军事力量建立中央政权,一个是打败国际舞台的敌对力量。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共产党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挡住美军,即使能够打败国内的敌对力量,也不可能稳定国内的秩序。 一旦在朝鲜兵败,美军跨过鸭绿江一个平推,太多仇视新政权的力量就会蜂拥而起,蒋介石在台海一个登陆,中国就只能是继续内战。问题是,共产党在朝鲜已经和美军正面交手,美国人对共产党已经没有了“道路诱引”的耐性。一旦美蒋共同进攻,新政权就麻烦了。 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武林盟主”的关键节点, 其实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支持蒋介石。 东北军入关,宣布冯阎桂等反蒋力量的彻底失败。从这个时候开始,国民党内的各路军阀,对于蒋介石只能是捣蛋而无法争夺中央政权的最高领导权。 在这之后,蒋介石进攻红色根据地,即使被红军利用内线有利的条件歼灭几万人,但,因为蒋介石拥有太多的力量,蜂拥而至一波一波搞车轮大战,战略上没有援军的红色孤军,即使每战必胜,最早也只能远征——或者说跑路。原因,简单,即使红军能够通过内线歼敌获得粮食、枪械等补给,红军自身也需要休整呀。 一支部队,即使打了胜仗,也需要休整才可以展开下一次战斗。当然,军队一般要能够连续作战,然而,血肉之躯毕竟有血肉之躯可以承受的极限。 1932年10月,鄂豫皖红军最终不能打败国军的围攻而只能放弃老根据地去川陕,这个选择与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西去湘鄂川黔、与红25军离开鄂豫皖去鄂豫陕,其实都一样,面对优势敌人没完没了的进攻,不管胜负,最终只能走路。 我们看1932年8月开始到1936年的红色革命的第二阶段,不管是被迫走路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主力,还是主动走路的红二六军团和红25军,其最早立足的新地点,共性是更加远离国民政府的核心区,愈来愈远走地脊民疲的边缘地带。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但,除掉远走的西路军,中共中央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就几万人,即使西路军全部杀回来,也绝没有10万人。 10万人,当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共产党在长征后手里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陕甘宁,其粮食是无论如何不能养活10万军队的。 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只要长期的大军压境,只要封锁陕甘宁与外界的粮食交流。 陕北如何支持? 即使到了1947年,中共中央已经在陕北苦心经营了10年之上,胡宗南指挥14万国军围攻延安,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贺龙的帮助下不断从晋绥增兵。 1947年彭德怀刚刚接手西北野战军的时候,只有第一、第二等两个纵队2.6万人,最终发展到7个纵队,其他的纵队或多或少带有晋绥的成分。1948年7月,以晋绥军区独立第10、第12旅等11000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代政委。晋绥军区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等10000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姚喆任司令员。 1947年7月,在黄河以南旗开得胜纵横决荡的刘邓大军得到中央的秘密电报:陕北甚为困难。 为了减轻陕北的压力,刘邓立即外线出击挺进大别山。 1947年,以苦心经营10年之久的陕甘宁,以晋绥可以就近给予兵员、粮食帮助的陕甘宁,仍然不能独立对抗胡宗南的进攻,遑论1936年的红军,如何独立迎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围剿军? 中原突围后王震359旅仅剩2000多人,为补充兵员,1946年10月,原八路军359旅719团团长张仲翰和政委曾涤等率领由359旅、晋绥军区抽调的3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过同蒲、越太行,到达山东渤海解放区,其目的是扩充兵员。1947年2月25日,359旅扩军工作队为骨干组建的渤海军区教导旅成立,全旅三个团,加上旅直属队,总兵力8000余人。 1936年12月,如果国共在陕甘宁展开全面决战,即使红军打破围剿获得胜利,考虑到陕北的穷苦,也只能是惨胜。 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取决于共产党本身有磅礴的生命力,这正如种子萌发的大前提是种子本身拥有生命力。 不过,种子萌发,除了种子自身的生命力,也与温度、水分、土壤等环境大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步就必须完成打倒军阀、抗击列强的时代任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能完成抗击列强的时代任务。 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完成抗击列强的时代任务。 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是灾难深重的抗战后期,仍然因为地大、人多而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二战结束,除了战胜的欧美列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发达,而是因为我们地大人多。 地大人多的中国,一旦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世界舞台的强大力量。 在21世纪之前,所有的国家都不会真诚的盼望中国崛起,因为世界的舞台是如此的狭隘,中国的崛起必然挤压老牌强国的发展空间。 清朝晚期,中国先后被英法俄日等国轮番欺凌。辛亥革命后,无论帝国主义的日英法美俄,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统统对中国搞蚕食、搞侵略、搞肢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与美国、印度、苏联、越南正面开打。 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不管在什么时期,不管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必然遭到所有的世界强国的打压。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官僚认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是社会制度,于是,苏联被和平演变、被分解。被分解的只剩下俄罗斯的俄罗斯,仅仅10年的时间就发现,美国和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抵制和压制,压根就无关社会制度。 对于美国这种争夺全球霸权的国家而言,我之所以要整倒你,并不一定是因为你对我的态度不够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拥有可能和我竞争的基础。 中国,当然有与美国竞争的地理基础和人口基础,最起码有和美国在东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竞争的基础。 2016年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便是加拿大、日本、韩国这种盟国都不肯放过,中国,除了站起来,有跪着活的出路吗? 很多人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政权,得力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这太对了。 请注意,共产党得力于抗日时期的大发展,除了共产党自身能够借抗战深入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能力外,更与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和蒋介石不可能独立抗战有关。 国共两党的北伐,不同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蔡锷的护国运动,他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 整个世界强国都明白,如果国共两党如此打下去,如此的完成整合,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国民党右派的突然出刀,一个是革命阵营的大分裂,另一个就是中央政府的“单纯化”。 革命的大团结,或者说西方民主政治的轮流执政和联合组阁,固然有利于群策群力和扩大执政基础,但,其缺点,就是掣肘和效率低下。 从阶级社会建立以来,中国出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的“革命的大联合”,不管是造反的农军,还是封建的枭雄,最终的结果是“大一统”。 如果,1930年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后,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搞冷处理给予中国独立发展的机会,中国就可以复制西方国家“先轻工业”,后搞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也可以民族复兴。 可是,这是绝对的空想,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不会给予中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因为地缘的影响,日本和俄罗斯(包括苏联),当然是最积极恶搞中国的大家伙。 国共两党的北伐,因为主战场在江南,主要触动的英国的利益,日本和苏联有些鞭长莫及。 当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二期北伐向北方进军的时候,日本就在济南开始的搅和,然会就从东北开始搅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于1929年,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是1930年9月18日,日军为什么在1931年的9月18日动手呢? 除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之外,更因为日本不能接受国民政府即将完成中国的内部整合。 如果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如同北洋政府一样的乱七八糟,日本也许继续缓慢的对中国搞渗透,但,当中国有了上升的通道挤压日本在远东拓展的空间的时候,日本就一定会对中国出手。 这个正如度过金融危机的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了威胁,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必然对中国搞手段,区别在于,各有各的手段而已。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0节 有清一朝,从1644年入主中原到1840年,200年间,科技方面毫无建树乃至于退步。西洋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朝廷和士大夫生活在天朝大国的虚幻里而不知道承认落后、不知道学习。 从1840年到1861年,17年间,中国打了两次惨败的对外战争,咸丰帝窝囊的丢了首都北京跑到避暑山庄。 17年,两个皇帝,无数的士大夫,竟然不能形成轰轰烈烈的学习和自省,说明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太差劲了。 诚然,在满清皇族历非常意外的有一个明白人——恭亲王奕?。 奕䜣幼年拜状元翁心存为师,后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经典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 面对西洋的侵略,奕䜣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积极推进社会改良。 1862年,恭亲王奕䜣搞了京师同文馆,在旗人子弟中选择招生对象,培养翻译人才以助对外交涉。 和汉族知识分子需要功名获得富贵乃至于获得生活资料不同,有清时期的旗人是有“铁杆庄稼”的。 为了确保不被汉化,清代的旗人不得从事一般意义的“工农商”等工作,只许当兵、当差。按八旗制度,旗人成丁之后,可以补本旗内的兵丁缺额。补上旗兵后,即可按月领取饷银和军粮。因为旗人当兵是代代世袭,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的绿营部队,又不象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所以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杆庄稼”。 八旗兵的铁杆庄稼分为“坐粮”和“行粮”两部分。“坐粮”就是固定工资,高级兵丁月饷4两银子,饷米46斛;马兵月饷3两银子,饷米46斛;步兵月饷1两5钱,饷米22斛。“行粮”相当于奖金,只有随军出征才有发放,每人每月2两银子。除了每月领取的粮饷,八旗兵每个季度还可以领取“季米”一次,相当于现在的季度奖金。此外,八旗兵还有一些福利收入。比如皇帝遇上什么大喜事,就会来个“遍赏八旗”,每个兵丁能额外领到一个月的饷银。还有遇上红白喜事,也有银两补贴。 清朝中前期,北京普通百姓的家庭月收入约为1到2两银子,旗兵的“铁杆庄稼”真的非常的优厚。 请注意,当旗兵是旗人最基本的待遇,他们非常容易进入各级衙门当差。 满清以弓马得天下,为确保江山不变色,除了因循守旧拒绝军事技术革命之外,在“文武两途”也搞满汉偏重。 满清不拒绝满蒙读书参加科举,但在录取时有“满不点元”的惯例。 所谓“满不点元” ,是指满蒙读书人在不能在“乡、会、殿试中拔置第一名”,也不让旗人进入“殿试的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 这种潜规则,暗含的政治意图就是鼓励汉族人积极攻读儒家经典走“文班”,更加鼓励“满蒙旗人”战场杀敌以军功而功名。 满汉各得一途,结果是“读死书”、“死读书”的汉人精英日益文弱,而旗人始终掌握兵权。 在这种社会文化的1862年,清政府建设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从道理讲,理应招收汉族知识分子。 1862年的学习外文,无论如何讲,也比苦读儒家经典要艰难的多,这是时代特点。 清政府为什么遴选相对弱于读书的旗人子弟入京师同文馆读书呢? 简单,西方入侵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是“反抗侵略”和“凤凰涅槃”,西方入侵提供给满蒙统治者的时代课题除了“反抗侵略”和“凤凰涅槃”之外,还有一个是提防汉民族借助西方侵略者的力量推翻满清政府。 1862年之前的整个中国,不管汉民族还是满蒙,其文化的主流是抵触和西洋接触的。在统统抵触学习外来文化的社会文化里,旗人率先学习外文垄断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就堵住了满清政府里汉民族政治异己力量借助西洋力量的最重要桥梁。 不过,同文馆的设立本身就说明变革已经不可阻挡,满汉的社会文化都必须与时俱进。 1864年,是科举大考之年,中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实际发生了变化。 以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大功获得一等肃毅伯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根据自己训练淮军和在上海搞外交的体会,要求清政府积极改革科举制度。 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领导人是奕?——的牍函中即指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 李鸿章在建设淮军恶战太平军时,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建立了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的干部政策与曾国藩的湘军幕府重视儒家理学是截然不同的。 在建军过程里,李鸿章 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科技的进步很容易带动制度的变革。 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带来军制和作战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汉时期马鞍和马镫的发明,让骑兵成为最具有突击力的兵种,车战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坦克的出现,钢铁装甲和钢铁履带形成了对骑兵的绝对优势,骑兵作为核心的突击力量彻底边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战场,因为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资源贫瘠,骑兵还有一点意义——有一个反应抗战时期中日骑战的作品叫《白马飞飞》——抗战胜利的中国内战,即使装备落后的解放军,除了特殊地带,也没有了单独作战的骑兵部队。 人,往往有惯性,或者说,人往往抗拒变革,所以,最容易带动社会变革的其实是战争的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人可以“死挺”着硬杠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比如,气候相对温湿的欧洲、北美、东亚以及气候类似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旦进入工业时代,最佳的服饰就是欧美的现代服饰,东亚各国的传统服装,又是什么和服,又是什么长袍,是没有竞争力的。但,你要硬咬着牙说长袍马褂最美最舒适,别人也没有办法。 这玩意,好比文学欣赏,你写的是世界名著,我偏不喜欢的往泥巴里踏,你也没有办法。 这玩意,更多的体现在饮食方面。比如,中国的华北平原,极少出产大米,这旮旯的人的主食是面食——古代北方人的米食主要是“小米”——可是,我们北方人也是吃大米的。气候大体和中国华北类似的欧美白人即使条件允许也极少吃大米。 华北平原的雨花石经常的吃大米而欧美人不吃大米,这是习惯而无关原则。 可是,打架和打仗就不同了,“胜利”是检验打架或者打仗的唯一标准。 1946年,苏中大战,李天霞的整83师的57团驻守宣家堡。57团全副美式装备且受过美国教官训练,参加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与日寇作过战,战斗力很强。团长钟雄飞,骄傲狂妄,目空一切,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共产党能够从我手里夺回宣家堡,他们就可以扛着枪,一弹不发进南京!” 宣家堡南、西、北三面环水,四周有土围高楼和各种工事,易守难攻。粟裕命令麾下的猛将陶勇亲临第一线,利用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特长,巧妙地在敌人疏于防范、河沟环流的侧后方发起突然袭击,不到天明就攻占了宣家堡,钟雄飞不得不束手就擒。但钟雄飞不服输,他悻悻地对俘管干部说:“你们这种打法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正规部队作战是一个团对一个团,而你们是人海战术,以多打少。如果你们也来一个团,我敢打赌你们打不过我们。” 瞧,钟雄飞这狭隘的思想!如果我有许多人,凭什么不搞人海战术? 反过来,我是否说,我们打仗出来都不用武器,全凭拳头死磕? 你他妈的用美式武器可以,我们用人海战术就不合理吗? 经过教育,华野释放了钟雄飞,这家伙又加入李天霞的部队担任了团长。结果呢,在孟良崮大战时,因为策应张灵甫的74师,竟然又当了俘虏。 这一次,他倒是认输服软了。 鸦片战争,中国被打开了大门,守旧的中国人沉迷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承认落后,可是,大刀长矛胡服骑射,面对洋枪洋炮毫无战斗力,失败的一塌糊涂,无论多么“死硬”的家伙也没法“硬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军队,无论造反的太平军还是平叛的清军,都开始引进西洋兵器。 曾国藩虽然比较的牛,但在接受西洋兵器和西洋军制方面远远不及李鸿章积极。 李鸿章的淮军,是中国最早积极装配西洋兵器并接受西洋军制的部队。 李鸿章在接受西洋兵器和西洋军制的过程里感受到中国太缺少精通科技的知识分子了,于是,向朝廷建议改革“科举制”的考试内容。 |
关于特朗普 近来不能更新帖子,原因极简单,一个同事参加业务比赛,需要学校层面紧急编一个“校本教材”,群策群力。不知怎么搞的,这活绕来绕去绕到我头上了。我这人在工作上一向好说话,而且,这个月,也就是11月,我们县提高了教师的住房补助且开始发物业补助,我一下子就长了900元左右的工资。感激之余,只能拼命工作回报人民、回报党委政府。 于是乎,五加二、白加黑,不到20天,我和另外一同事完成一本5万字左右《读国学 修人德》的校本教材。今天已经交工,所以,明日就可以更新帖子。 在此致歉。 今日打开帖子,发现特朗普和洞郎的比较多,也发表一点看法。 一般来讲,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各行各业都越来越需要专业人才,比如司法部长要懂法、水利部长要懂水文。 新中国初建,司法部长和水利部长都是党外人士,这就是尊敬专业。 政府工作当然也如此。比如,你让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家伙当国家领导人,能胜任的概率就非常的低。 美国这个国家有些特别,联邦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分权、两党轮流执政产生的文官制度,总统的作用要小于一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美国确实有政治素人成就事业的经典,比如演员出身的里根。 不过,美国的总统大多还是职业政客,因为政治素人出顶尖政治家的概率太低了,毕竟只有4年任期。 为什么希拉里竞争不过特朗普呢? 里根当总统截然不同于特朗普。里根出生于1911年,1962年就图谋选总统而未成功,1967年当选加州州长,1976年选总统有没有成功,1980年击败卡特当选总统。 里根选了三次,中间干过加州州长,加州的经济总量在美国是一骑绝尘的。 1963年,美国经济总量最高的是纽约州,GDP为707.23亿美元;第二名才是加州,GDP为680.39亿美元。1971年,加州GDP首次超过纽约州,跃居全美第一位,当年GDP为1206.96亿美元。 里根担任加州州长的时间是1967年——1975年。 干了美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加州的8年州长,选总统仍然落选,可见美国的总统不是那么容易当选的。 1980年,里根击败卡特当选总统。 为什么? 我个人理解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势头过猛有关。 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的是社会体制,如果美国出了问题,一个劲弱势,西方世界会如何呢? 当常规模式斗不过苏联,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美国选择了里根。 里根的星球大战和和平演变,弄倒了苏联。 美国在线于2005年举办的票选活动《最伟大的美国人》中,里根名列榜首。 里根为什么超越那么多牛人而榜首?我的理解就是鼓捣毁了苏联。 苏联,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是美国最强劲的对手。 让美国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从2005年之后不过11年,中国竟然真的大跃进了。 2005年美国的生产总值是130954亿美元,中国是22569亿美元,世界第5,这一年,世界第2的日本是45718亿美元。 201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122427亿美元,是世界第三日本的2倍半,已经相当接近2005年的美国经济总量。 其实,中国的国民生产统计和美国相比,低调的多。比如,美国的医疗创造的生产总值竟然高达3万亿美元以上,人均1万美元的生产。 美国的医疗水平与中国相比如何,我没去过,不敢太下结论。但,如果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医疗生产,我们的医疗会是什么水平? 2017年,中国医疗的生产总值大约是5万亿,人民币。 中国的医疗生产总量仅仅是美国的4分之1,这个有点不正确。 我关心台湾,台湾青年的工资起底是22k,按照4.5的货币比率,大约是4900元人民币。 我手头有2018年新参加工资的农村教师的工资,应发5325元,扣完各种保险,到手4425.86元。然后,还有每月200元的绩效和210元的农村补助(这个是200起底干一年加10元,比如我是470元)。不过,在扣的各种保险里有住房公积金445.4,按照扣1返2的规矩,每月其实得890.8元。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每年一次的一次性奖金,这个老师在2018年11月的实际收入是4425.86加200加210加890.8,一共是5726.66元。 不过,因为中国农民多,且太多企业工人工资其实很低,用这个23岁的女教师代表我们与台湾底薪比较也许不合理。 不过呢,多少也是一个标准吧? 还有一个,我们这县城的工资,也不能代表中国。 那么,我往狠里退一步,中国底薪3000元,那么,大约相当于台湾4900元的百分之60以上。 2017年台湾的人均生产总值是23940美元,我们这边大约在9000美元左右。 国民生产这个玩意的统计,国际并没有绝对标准,各国自己统计,爱怎么弄虚作假都没有国际机构查处。 如果按照我类比的工资收入,大陆相当于台湾的百分之60,如果台湾的统计标准合理,那么,23940的百分之60,大约在14000美元以上。 如果用14000美元乘以14亿人口,大约是196000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是由权威国际机构计算的,中国在2017年就已经超越了美国的购买力总量。 整个世界,包括巨多的中国人,往往认为中国仅仅是经济总量高而人均低,尤其认为中国科技落后。 当然,中国人均低而科技落后,但,近十几年中国确实开始科技井喷,比如,我们已经能够造航母、能造大飞机、能造高铁。 很多人习惯拿中国与整个世界比科技,这个也对也不对。美国是否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世界呢? 奥巴马早就发现问题了,所以他搞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经贸协议,目的就是将中国排挤出国际市场。 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大约延续这一思路。 问题是,这个思路有一个要命的缺陷:你怎样将一个开放的中国切割于世界之外? 反过来讲,日本等国家的生产能力能替代中国的生产能力吗? 特朗普说:美国在贸易战里早就输了。 特朗普的意思是说,用经济的手段已经不能封堵中国了。 奥巴马、希拉里是绝对的优秀人物,他们能够想到的方案已经是正经手段的极限。 奥巴马、希拉里的封堵堵不住中国的“带路”战略核亚投行。 于是,特朗普上台了。 为什么是特朗普?因为特朗普确实是富翁,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发迹带有极强的流氓拳手段。 我们看金庸的《鹿鼎记》,韦小宝横行无忌的手段就是流氓拳。 君子,有时候斗不过小人,兵法可能斗不过诡计。 我看有些人评价《水浒传》,很看不起吴用。这个不讲理。梁山三个军事,吴用、公孙胜、朱武各有偏长,吴用是诡计诈谋、公孙胜是政教、朱武是常规兵法阵法。 行军打仗,有时候是堂堂正正,有时候是阴谋诡计。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这个口号本身就违背普世价值,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呢? “美国优先”,这个口号,可以两种解释:1、平手相斗我们已经没有优势;2、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我们可以毁掉一切规则。 特朗普不断的退群和毁约,就是以流氓拳壮大美国的力量逼迫中国吞下苦果自废武功。 中国人说:人要不要脸,神仙也难管。 问题是,特朗普如此的毁约退群,对于美国形象的破坏太严重了,软实力的丢失是很难短期弥补的。 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在美国内部的评价就是冰火两重天。 如果赢了,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可以缓慢恢复形象,如果输了,特朗普就毁掉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基础。 我个人认为,美国最佳的战略应该是战略收缩,隔岸观火等待世界的变化。问题是,当今的美国太依赖金融业,而金融业的发达必须掌控全球。 退回去经营老巢,对于美国来讲,太不甘心了。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1节 李鸿章1864年致信总理衙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军工科”。 李鸿章的“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工程师而是专指服务于战争的“军工专家”。 李鸿章这种思路,如果走下去,大约就是特别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 很多人批评斯大林模式,其实是不考虑斯大林模式产生的现实背景。 一个国家面临强大的外来压力偏偏国内的资金、人力、资源相对紧张,无可奈何的选择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1927年到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的发展,实事求是的讲,并不慢。 1927年到1937年间,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明显呈两个阶段,大体以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脱离鄂豫皖苏区搞战略转移。 社会需要秩序是真理,中国的社会传统比较尊敬良性秩序——甚至于有缺点的秩序。 1927年到1930年,南京的国民政府最少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斗争:1、整合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力量;2、完成对北洋军阀的二次北伐;3、围攻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同时在三条战线展开进攻,中原大战结束之前,蒋介石的进攻重心还是集中在对北洋军阀的二次北伐和对国民党内部的整合。 蒋介石要当中国的老大,肯定不能走“以德服人”的道路,那太慢了,而且,蒋介石也没有那样的胸襟和耐性和能力。蒋介石选择的是“征服”手段,这压根就没有错,因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统一战争就是“征服”。 事实上,就是以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算到1928年年底的东北易帜,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以两广为根基而横扫中国本部和相当边疆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其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拓展太快的国民党,毕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秩序的时间段。 事实上,当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时候,按照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一个政权能否合法存在,一个是“征服”国内的各股军事力量建立中央政权,一个是打败国际舞台的敌对力量。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共产党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挡住美军,即使能够打败国内的敌对力量,也不可能稳定国内的秩序。 一旦在朝鲜兵败,美军跨过鸭绿江一个平推,太多仇视新政权的力量就会蜂拥而起,蒋介石在台海一个登陆,中国就只能是继续内战。问题是,共产党在朝鲜已经和美军正面交手,美国人对共产党已经没有了“道路诱引”的耐性。一旦美蒋共同进攻,新政权就麻烦了。 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武林盟主”的关键节点, 其实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支持蒋介石。 东北军入关,宣布冯阎桂等反蒋力量的彻底失败。从这个时候开始,国民党内的各路军阀,对于蒋介石只能是捣蛋而无法争夺中央政权的最高领导权。 在这之后,蒋介石进攻红色根据地,即使被红军利用内线有利的条件歼灭几万人,但,因为蒋介石拥有太多的力量,蜂拥而至一波一波搞车轮大战,战略上没有援军的红色孤军,即使每战必胜,最早也只能远征——或者说跑路。原因,简单,即使红军能够通过内线歼敌获得粮食、枪械等补给,红军自身也需要休整呀。 一支部队,即使打了胜仗,也需要休整才可以展开下一次战斗。当然,军队一般要能够连续作战,然而,血肉之躯毕竟有血肉之躯可以承受的极限。 1932年10月,鄂豫皖红军最终不能打败国军的围攻而只能放弃老根据地去川陕,这个选择与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西去湘鄂川黔、与红25军离开鄂豫皖去鄂豫陕,其实都一样,面对优势敌人没完没了的进攻,不管胜负,最终只能走路。 我们看1932年8月开始到1936年的红色革命的第二阶段,不管是被迫走路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主力,还是主动走路的红二六军团和红25军,其最早立足的新地点,共性是更加远离国民政府的核心区,愈来愈远走地脊民疲的边缘地带。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但,除掉远走的西路军,中共中央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就几万人,即使西路军全部杀回来,也绝没有10万人。 10万人,当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共产党在长征后手里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陕甘宁,其粮食是无论如何不能养活10万军队的。 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只要长期的大军压境,只要封锁陕甘宁与外界的粮食交流。 陕北如何支持? 即使到了1947年,中共中央已经在陕北苦心经营了10年之上,胡宗南指挥14万国军围攻延安,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贺龙的帮助下不断从晋绥增兵。 1947年彭德怀刚刚接手西北野战军的时候,只有第一、第二等两个纵队2.6万人,最终发展到7个纵队,其他的纵队或多或少带有晋绥的成分。1948年7月,以晋绥军区独立第10、第12旅等11000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代政委。晋绥军区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等10000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姚喆任司令员。 1947年7月,在黄河以南旗开得胜纵横决荡的刘邓大军得到中央的秘密电报:陕北甚为困难。 为了减轻陕北的压力,刘邓立即外线出击挺进大别山。 1947年,以苦心经营10年之久的陕甘宁,以晋绥可以就近给予兵员、粮食帮助的陕甘宁,仍然不能独立对抗胡宗南的进攻,遑论1936年的红军,如何独立迎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围剿军? 中原突围后王震359旅仅剩2000多人,为补充兵员,1946年10月,原八路军359旅719团团长张仲翰和政委曾涤等率领由359旅、晋绥军区抽调的3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过同蒲、越太行,到达山东渤海解放区,其目的是扩充兵员。1947年2月25日,359旅扩军工作队为骨干组建的渤海军区教导旅成立,全旅三个团,加上旅直属队,总兵力8000余人。 1936年12月,如果国共在陕甘宁展开全面决战,即使红军打破围剿获得胜利,考虑到陕北的穷苦,也只能是惨胜。 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取决于共产党本身有磅礴的生命力,这正如种子萌发的大前提是种子本身拥有生命力。 不过,种子萌发,除了种子自身的生命力,也与温度、水分、土壤等环境大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步就必须完成打倒军阀、抗击列强的时代任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能完成抗击列强的时代任务。 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完成抗击列强的时代任务。 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是灾难深重的抗战后期,仍然因为地大、人多而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二战结束,除了战胜的欧美列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发达,而是因为我们地大人多。 地大人多的中国,一旦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世界舞台的强大力量。 在21世纪之前,所有的国家都不会真诚的盼望中国崛起,因为世界的舞台是如此的狭隘,中国的崛起必然挤压老牌强国的发展空间。 清朝晚期,中国先后被英法俄日等国轮番欺凌。辛亥革命后,无论帝国主义的日英法美俄,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统统对中国搞蚕食、搞侵略、搞肢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与美国、印度、苏联、越南正面开打。 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不管在什么时期,不管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必然遭到所有的世界强国的打压。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官僚认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是社会制度,于是,苏联被和平演变、被分解。被分解的只剩下俄罗斯的俄罗斯,仅仅10年的时间就发现,美国和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抵制和压制,压根就无关社会制度。 对于美国这种争夺全球霸权的国家而言,我之所以要整倒你,并不一定是因为你对我的态度不够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拥有可能和我竞争的基础。 中国,当然有与美国竞争的地理基础和人口基础,最起码有和美国在东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竞争的基础。 2016年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便是加拿大、日本、韩国这种盟国都不肯放过,中国,除了站起来,有跪着活的出路吗? 很多人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政权,得力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这太对了。 请注意,共产党得力于抗日时期的大发展,除了共产党自身能够借抗战深入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能力外,更与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和蒋介石不可能独立抗战有关。 国共两党的北伐,不同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蔡锷的护国运动,他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 整个世界强国都明白,如果国共两党如此打下去,如此的完成整合,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国民党右派的突然出刀,一个是革命阵营的大分裂,另一个就是中央政府的“单纯化”。 革命的大团结,或者说西方民主政治的轮流执政和联合组阁,固然有利于群策群力和扩大执政基础,但,其缺点,就是掣肘和效率低下。 从阶级社会建立以来,中国出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的“革命的大联合”,不管是造反的农军,还是封建的枭雄,最终的结果是“大一统”。 如果,1930年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后,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搞冷处理给予中国独立发展的机会,中国就可以复制西方国家“先轻工业”,后搞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也可以民族复兴。 可是,这是绝对的空想,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不会给予中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因为地缘的影响,日本和俄罗斯(包括苏联),当然是最积极恶搞中国的大家伙。 国共两党的北伐,因为主战场在江南,主要触动的英国的利益,日本和苏联有些鞭长莫及。 当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二期北伐向北方进军的时候,日本就在济南开始的搅和,然会就从东北开始搅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于1929年,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是1930年9月18日,日军为什么在1931年的9月18日动手呢? 除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之外,更因为日本不能接受国民政府即将完成中国的内部整合。 如果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如同北洋政府一样的乱七八糟,日本也许继续缓慢的对中国搞渗透,但,当中国有了上升的通道挤压日本在远东拓展的空间的时候,日本就一定会对中国出手。 这个正如度过金融危机的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了威胁,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必然对中国搞手段,区别在于,各有各的手段而已。 |
@yc雨花石 2018-11-16 23:47:49 关于特朗普 2018年新参加工资的农村教师的工资,应发5325元,扣完各种保险,到手4425.86元。然后,还有每月200元的绩效和210元的农村补助(这个是200起底干一年加10元,比如我是470元)。不过,在扣的各种保险里有住房公积金445.4,按照扣1返2的规矩,每月其实得890.8元。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每年一次的一次性奖金,这个老师在2018年11月的实际收入是4425.86加200加210加890.8,一共是5726.66元。 不过,因为中国农民多,且太多企业工人工资其实很低,用这个23岁的女教师代表我们与台湾底薪比较也许不合理。 不过呢,多少也是一个标准吧? 还有一个,我们这县城的工资,也不能代表中国。 那么,我往狠里退一步,中国底薪3000元 ----------------------------- @冰海孤雁 2018-11-18 11:55:16 现阶段,公务员,医生,教师的工资还是不错的,只是被居高的房价衬托的很悲催,即使在一些省会城市,月收入就3000左右的也很多,而且,没有什么保障与福利 ----------------------------- 就我们这地方,人人手机、基本空调、车堵的不要不要的。这不算社会进步? 我们以美国为标准,是否一个青年毕业就可以买房呢? 我随意网了一个美国的房价。 “美国房子的中间价目前在20万美元左右。前面说过,东西两头贵,所以美国中间大部分地方的都不到20万美元。我今年到过美国的两个中部城市,一个是底特律,一个是堪萨斯城,就人口而言,这两个城市在美国排在10-50之间,算是二线城市。但是人口100万都不到,中国大一点的县城都比它大。房价也便宜,一个楼都只要10几万,甚至不到10万,20万出头都是很好的房子了。” “但是这些城市恐怖的一面,就是人口少,根本看不到中国人熙熙攘攘的人群。晚上睡觉,外面路上一点响动都没有,自然也没有什么丰富的。很多刚来美国的时候,感觉总算清净了,但是没过几个月,就开始无聊了。而事实上,住在这些二线城市的美国人也是挺无聊的,所以年轻人还是会往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跑。” 这个朋友对于美国房价的评价还是相对公允的。 李嘉诚说:“决定房地产价值的因素,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 这是金科玉律,不过,我补充一下,第一是人口,第二是人口,第三还是人口。 美国的面积大体与中国相当,人口比中国少10个亿,房价相对低是极正常的,不低就奇怪了。 房子,价格,两个部分,一个是成本,另一个就是因为人口多少而产生的需求市场。 地理教科书告诉我们,日本地狭人稠。 瞎扯。 日本国土面积37万多,人口不到1.3亿。山东省面积15万多,人口9082万,河南面积16万多,人口9613万。也就是说,山东河南以远不及的面积养活比日本多5000万的人口,道路能不拥挤? 我举个例子。 上个世纪末期,因为青年太多且没有城市化,我村是一房难求,一个荒宅子就卖一万多。到了2005年乡镇经济大发展,农村市场临街的商品房,竟然敢租赁5万元一年。2008年我们乡镇在镇政府附近搞小区建设,非常的好。现在,我老家的大街上快没人了,谁要宅基?我乡镇的小区荒凉的都住狐狸了,谁买? 中国的问题是急性病。 新中国初建,党和政府曾经犯过急性病。 现在,民众有了急性病,恨不得让自己的生活一下子赶美超英,而且,不顾国情。 人多,是中国的优势,也是负担。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房地产的急剧提高,关键在于突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化。 房子价格的升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如果房价猛然下跌,当然也不是好事情。 现在,我所在的小县城,房子都7000,明显是炒。 我分析一下。 我所在的农村乡镇只有一个中学,每届学生不到200,即使性别合理,即使都进城买房,等他们结婚的那一年,最多是100套,十几个农村乡镇,每年最多超不过1300套。这就是绝对刚需。 同理,2017年中国出生1723万人,20年后最多刚需是812万套,减掉2037年死掉的人口腾出的房子,房子有多大的增值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开端于90年代,最早进城的那一拨人现在已经老年但还没有到寿命。不过十年,城市化就要考虑城市老人腾出的房子。 农村很快就不能向城市提供刚需,城市老人很快要大规模腾空,未来房价只能取决于大城市和核心地段。 房价对青年的压力,未来也有,大城市永远有,但,会陡然变轻。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2节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目的仅仅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搞经济侵略,那么,伴随着日本的崛起和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争夺,从1894年开始,中国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突破国际帝国主义的阻拦——苏联虽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阻拦中国独立的目的与日本相同。 我们看《三国演义》,一开始是军阀乱战,然后是三国角力。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不到谁对谁的真诚,只看到谁对谁的利用。刘皇叔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曾经投奔汉贼曹操。 很多所谓的公知叫嚣说:我们要向人家学习。 我说,是的,我们永远要取长补短向世界学习,但,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思想:所有的国家在向中国介绍成功的经验的时候,都夹带自己的私货。 有朋友批评雨花石发帖子经常的夹带私货,这个我承认,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夹带私货,他为什么写东西呢? 这个世界,太多的人很忙,太多的国家有太多的挑战,正如刘皇叔败走汉津路,当然真诚的拥抱孙权的联盟,但,在决策拥抱孙权的时候,诸葛亮说:“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趁势以取江南可也。” 现实生活里,人和人的交往,有多少单纯的毫无个人的算计? 国家和国家的交往,能实心实意没有一点算计? 不要说太久远,即使二战之后的,国际舞台,有几个国家是铁杆盟友? 特朗普上台,一个“美国优先”,并不仅仅鼓捣中国,就是他的欧盟、日韩等盟友,也被欺负的不要不要的。 我们在世界舞台,当然要广交朋友,但,决不能认为朋友之间就没有利益分歧和斗争。 不过,由于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不同,各个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发展方向不同,有些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大方向而竞争是小麻烦,有写国家之间竞争是主旋律而合作是偶然。 比如,阿根廷、智利这种远在天边的国家,因为面积和人口,最重要的是太远离国际地缘中心了。 那美国,不也偏居北美天边吗? 这个真的有点不同,整个地球,就陆地而言是北半球远远多于南半球,就人口而言,北半球也远远多于南半球。这美国固然也有些远离亚欧大陆,在世界舞台下棋还是有些条件的——西欧的英法德意这四个国家,虽然科技发达、经济强大,其致命的缺点是国家疆域太小人口太少,一般与苏联这种疆域广阔、人口较多的国家,缺少战略纵深没有持久战斗力的缺点就彰显了。 俄罗斯,在相当的时间里,和欧洲列强相比是落后的,但,自从彼得大帝向欧洲的海洋拓张,虽然有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整体而论,重挫拿破仑、挑落希特勒,确有大国风范。 美国这个两洋之国,进可以在欧亚大陆下棋争霸权,退可以安居一隅休养生息。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当然比不过美国那样进退自如,然而,他面积广阔,尤其有地广天寒的西伯利亚为战略依托,的确是不败之国。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太寒冷了,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希特勒,都享受不了这种寒冷。 德国最北端的城市是弗伦斯堡,是北纬54度38分21秒,中国的最北端是漠河,是北纬53度33分30秒。 德国的南端,纬度大约是46度。 中国的辽东半岛,最南端大约不到39度。 今日德国的面积不到36万平方公里,而中国东北的面积是100余万平方公里。 曲波的名著是《林海雪原》,中国人看到这4个字就感觉冷的厉害,然而,就纬度而言,德国的维度比东北还要偏高,气温应该也很低。就德国人,跑到莫斯科就冻的七零八落的,这个世界还真没有几个国家的居民跑到俄罗斯那里比耐冻。 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阶级社会以来,长期保持世界大国体量的国家,唯有中国一国,其原因就在于古代世界,中国东西南北都有极难逾越的地理阻隔。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地缘的独立性是差的太多,可是,中国和美国相比有一个巨大的好处,本身在亚欧大陆上,不但有海路可以联通世界,更有陆路交通经河西走廊直接连接欧亚非。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优势,是美国无法对抗的。 中国的位置,就临海而言,有一些不如两洋之国的美国,这是事情的负面,然而,中国的海岸线,不算海岛,大陆海岸线,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在北温带和亚热带,港口非常的多,所有的临海省市区,都有优良的海港,就是辽宁也有大连这个巨大的冬季不冻港。 很多人说,中国的海运受新加坡的控制太苦了。 这个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雨花石当然认可。不过,事情都要两面看。 我们看美国的西海岸的重要港口,出了海,向北是寒冷的加拿大,向南是相对落后的南美西侧,因为绵长安第斯山脉在南美洲西侧形成的巨大阻碍作用,南美的西侧经济量较小。美国东海岸的位置比西海岸优越的多,向北和向南可以练习加拿大和南美洲。 美国西海岸向西可以直取亚洲和大洋洲,美国东海岸向懂可以直取欧洲和非洲。 如果以美国为中心,除了印度洋沿岸,他的巨轮都可以直取北美、南美、亚洲东岸、大洋洲、欧洲、非洲,这比中国好的太多了。 然而,美国的海运缺点也来了,他为什么不受海峡等咽喉要道的负面影响呢?简单,出海就是广阔的大洋当然比不受限制。然而,航线都比较的遥远。在巴拿马运河没有开通之前,美国自己的两洋航运都要走南美洲最南端的海峡,一点都不便捷。 最要命的是,美国沟通亚欧非这块其实相互连接的最重要的全球重心的方式只能是海运而无法选择陆运。 距离的远,当然增加成本。 我们看美国不那么积极发展高铁,我个人理解,与美国连接世界的方式以海运为主有关。 我们中国的海运优势,就表象看不好,很容易被美国的岛弧链封堵,也容易被马六甲海峡关锁。 不过,中国海运的优势是,便于以近海航运的模式沟通西太平和印度洋。15世纪,郑和竟然能够驾驶庞大的船队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搞航行就说明了这一点。 举个简单例子,中国如果和美国在同等条件下去东非做生意,中国的海运成本明显小于美国。从另外角度讲,中国和美国搞两国贸易,双方的成本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长达两万公里的陆界,提供了修建铁路、管道搞外贸的巨大优势。 按照海权论,新疆这种深入内陆的干旱地带,区位太差了。可是,随着带路思路的出现,新疆反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广阔的亚欧内陆,一旦和中国沟通铁路交通,同样的商品,比如美国的玉米和中国的玉米卖到亚欧大陆,中国就拥有天然竞争优势。 海轮,是无论如何跑不过火车的,当然,海轮的运载量是远超过火车的。 货物抢占市场,拼的是科技含量、价格和时效。就时效而言,抢占亚欧非大洋洲的市场,中国是绝对有优势的,因为中国的商品可以通过火车运载到西欧。当然,中国的货物要运到美洲去是不能和美国比时效的。 不过,和亚欧非相比,美洲的市场是狭小的,尤其是,亚非有巨多的新兴国家,市场的增长潜力远超美洲。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3节 如果公平竞争,中国的商品和美国相比,优势是价格低廉和运输方便,缺点是科技含量较低。 1979年之后,美国是支持中国开放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给于西方和平演变的幻想,而且给予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美国的资本家和政客,当然明白中美的经贸往来客观给予中国学习的机会。不过,就1979年的双方对比看,中国的科技和资金,与美国的差距太大了。那个时候,要说中国在国际贸易里可能给于美国重大的威胁,好像是天方夜谭的玩笑。 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突然发现,中国不但经济总量有了急速的跃进,不但开始和美国争夺国际市场,最可怕的是,中国快速拉近了与美国的科技差别,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世界。 事实上,二战后,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都非常的可观,美国为什么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如此的在意呢? 意识形态的对抗,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已经和平演变成俄罗斯的俄罗斯,仍然被美国往死里打压,这说明意识形态的对抗不是中美矛盾的核心。 中国的面积、中国的人口、中国政府的高效、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复兴精神,决定了,除非中国放弃民族复兴的追求,否则,一定是美国打压的对象。 就表象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科技基础和经济基础是薄弱的,没有人会相信中国能够实现如此巨大的跨越。 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仅仅看到了1979年中国经济的落后、科技的落后,而没有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精神意志的整合,整个民族勃发着不屈的精神,有了战天斗地改变山河的壮志。 我们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并不是没有提出良好的政策,比如,蒋介石就领导了一个新生活运动。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其关键就在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实际只掌握了上层建筑和有限的中心城市,广阔的乡村和中下层其实感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社会改良的意义所在。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改造一般民众的思想意识,也没有给予他们一个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的思想信仰。 国民政府时代的一般民众,对于政府命令的社会改良压根就没有兴趣,他们仅仅是看客,甚至于是社会改良推进过程里的牺牲品。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极重的剪刀差也拉大了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也有相当多的人苦苦的奋斗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可是,民众对于牺牲的理解已经截然不同于旧时代。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在这之前,慈禧太后抓紧闪路了,而且是没有带领政府高官闪路,也没有布置如何的城防而闪路。 于是,整个北京城很快就陷入了飞鸟各投林的混乱状态。 攻城的八国联军用相机留下了一些颇为感喟的照片。 在照片中,身着布衣的百姓们,有的协助侵略者运输作战物质,有的帮助入侵者扶梯爬城,有的在城头接应八国联军,有的饶有兴致的观看砍杀主战官员,更有甚者,亲自上场动手砍杀义和团壮士。 有人说,崇厚签订《穿鼻洋条约》卖国,有人说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卖国,有人说不积极作战的李鸿章卖国。问题是,千千万万的民众,面对侵略者竟然选择如此积极主动的协作态度,我们是否成长为“群体汉奸”? 有人说,我们的民众何等的愚昧! 是的,民众的确愚昧。问题是民众为什么愚昧?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敌对者。民众愚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压根就不想开启民智。 孔子在《论语》里有一句极重要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因为古汉语没有准确的断句,这句话的理解有相当的分歧。 问题是,古代社会对于孔子讲话的解释权由统治阶级掌握。 《论语集释》只有一句解释:“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为什么不能让民众理解圣人的思想呢? 邢昺的《论语疏》解释:“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 既然圣人的道理如此的深刻而不容易理解,就没有必要让普通老百姓理解了,那如此的麻烦而毫无意义。 有人说,这种解读不对,因为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他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搞教育的人,这种人怎么会搞愚民政策呢? 我认为,孔子广办私学搞教育未必就不搞愚民政策。 这个道理很简单。精英教育既有可能是拘囿于阶级的精英教育,也可能是拘囿于智力的精英教育。 比如,历史已经发展到2018年,国家已经明文规定在初中阶段搞义务教育,然而,有些公办学校仍然以分层次教学为幌子搞重点班。就表象看是所谓因材施教,其实就是从骨头里认为对学差生的教育是一种资源浪费。 放眼全国各地,以考取清华、北大作为唯一标准量化考核高中乃至于整个教育系统的情况比比皆是。 我真的不是看不起名牌院校,他们的确为祖国的进步培养了巨多的人才。 然而,祖国的进步,就本质而言,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有多少名牌院校的学生。 我一个同事经常感喟的说:民国为什么能够贡献那样多的大家呢? 这话,暗含的前提就是现在为什么就没有大家呢? 这是糊涂话。 我给他一个反问:作为普通人你是喜欢生活在民国呢还是喜欢生活在当下?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阶段,关注的是底层的教育普及而不是所谓大家的培养。 有些人说,为什么不能既关注底层的教育普及更关注所谓大家的培养? 我的回答是,国家正如个人,在某些阶段,精力和财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兼顾,有些时候就必须确保重点。 新中国初期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尤其是社会教育,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民众我们的生活应该有理想,虽然我们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劳作者,我们也要关心国家的兴亡。 因为决策的失误,庐山会议后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极严重的经济困难,粮食短缺饿死了千千万万的人。 大西北搞“两弹”基地建设的10万施工大军更加艰难,因为地处茫茫戈壁、广垠的沙漠,生产自救的可能不存在,只能依靠内地的供给。 食油、肉类、蔬菜几乎停供,粗粮不够吃只好用马料代替,靠酱油汤、盐水下饭造成浮肿、夜盲的人数日增,荒原的飞禽走兽甚至野菜、野草绝迹,自顾不暇的地方党政机关爱莫能助…… 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上将向中央军委报告求援,答复将从各大军区仅有的口粮中调集,但下发通知的语气却是:“请各自酌情,能支援多少就支援多少”。 那是一个处处缺粮的时代,但,刚刚从硝烟中走来的将军们指导国防科技对于政权、对于民族的重大意义,竭尽所能向大西北调粮。 绵延起伏的西北,出现了千里送粮的车队,“解放军有粮”的消息不胫而走,唤起河西走廊在饥饿中挣扎的灾民。 于是,特种工程指挥部接到急报:运送军粮的车队行至甘肃酒泉、清水一线,被大批饥灾民拦截,押运官兵劝阻、制止无效,群体哄抢正在进行! 陈士榘当即指派政治部主任姚国民少将率直属部队一部,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驻地赶赴出事现场。 到达出事地点的姚国民少将将军被眼前景象震惊:一连串运粮军车被迫停在路边,数不清的灾民——面黄肌瘦、衣衫破烂、男女老幼都有,把车上装满大米的麻袋拽下来撕开,蜂拥、争抢着抓起生米往嘴里塞,不一会儿就吃光一袋,后来者又爬上车去…… 哄抢军粮之罪不言而喻,无论鸣枪、抓捕、判刑都不为过。然而,这是嗷嗷待哺饥不择食的民众啊。 姚国民,出身江西吉水贫苦农家,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这个曾经伙同战友亲自活捉张辉瓒的老革命,几十年不乏挨饿受冻经历、“相机处置”过太多的军民纠葛,这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姚国民一声令下,指战员们迅速架好枪支,找来部队用的大铁锅,就地打水、点火,把麻袋里的“生米煮成熟饭”,热情地送到不知所措的灾民手上,不顾自己还在忍饥挨饿。灾民们不再争抢、喧闹,纷纷席地而坐,大口吃着解放军送来的一碗碗大米饭。 站在埋头吃饭的灾民当中,姚国民动情地对灾民说:国家遇到难处,部队和你们一样在过苦日子。这些军粮,是全国各地勒紧裤带支援边疆国防建设的。在茫茫戈壁、沙漠深处,有更多的解放军指战员、你们的子弟兵,正饿着肚子、忍着病痛进行超强度的施工,他们在期盼着上级送来粮食…… 听着解放军首长的肺腑之言,由混乱归于平静的灾民边吃边掉泪。掉泪的人越多,吃饭的人越少,锅里的饭没吃完,抢粮的老百姓已空手散去了。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4节 这些散去的灾民,难免有一些因为无粮而饿死,面对饿死的威胁,军队的枪械已经不是可怕的威胁。饥民之所以放弃的抢劫,并不是被语言忽悠而是感受到民族崛起的需要和同甘共苦的必须。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缺粮,自然灾害的影响虽然存在,政策的失误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千千万万的灾民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忍饥挨饿而共度时艰,就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仅仅十余年的施政告诉他们,这个政府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事情。 电视剧《叶落长安》里有一个底层老百姓给毛泽东写信的情节。 郝玉兰是解放前从河南逃荒来到西安的,解放后,当地政府开始给老百姓发放户口本,因为郝玉兰是从河南来的,不是西安原居民,所以当地政府一开始就不给郝玉兰们发放户口本,并动员他们回到老家河南去。已经在西安生活了十几年的郝玉兰在老家已经没有了依托,感情上已经融入了西安。可是,户口本生活的必须,计划时代,买米、买面、买肉、买布,孩子上学、就业、结婚等等,有了它什么都行,没有它你就寸步难行。 郝玉兰便让儿子代笔给毛 写信,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一五一十地、本本分分地向毛 汇报。 信发出不久,毛 竟然给她回信了!而且毛 的指示把她反映的问题也解决了----当地政府根据毛 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郝玉兰们补发了户口本! 郝玉兰,和她的邻居们,很激动,很兴奋,他们打心眼里感谢毛 ,感激共产党。当时,恰逢隆冬,他们面向北京的方向,仰望天空,无限深情地喃喃自语:天冷了,毛 他老人家有冬衣穿吗?可千万别冻着了!----这是多么朴实而真挚的肺腑之情啊! 从此以后,只要有了想不开的事,有了看不惯的事,郝玉兰都要给毛 写信,但她没再真把信寄出去,只是写了又放起来,用郝玉兰的话说:毛 他老人家多忙啊,不能再用这些琐碎的事来打扰他了!----这又是多么朴实而纯真的思想啊! 这是一个向全国公映电视剧,这个故事必然有其原型。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给一个底层劳动者回信,在西方也许不稀奇,在中国,这大约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建议清政府搞改革。1894年6月,孙中山到达天津,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递交自己的建议书。盛宣怀读过后,对孙中山很有好感,就带他去会晤李鸿章。李鸿章这个旧中国著名的洋务运动的领袖,听说孙中山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没有功名的医生时,便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虽经盛宣怀竭力推荐,李鸿章还是拒不接见,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就交待手下:“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 这次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救国的道路。 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意上达是1895年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就表象看是知识分子向政府提出建议,然而,考虑到考取举人就有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所以,公车上书,就其本质而言,还是政府新进官员向朝廷的国务大讨论而已。 他,压根就不是民主决策。 已经担任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因为仅仅是举人而竟然向朝廷提出开缺参加进士考试,可见清政府和旧社会有多么严厉的阶级局限。 当左宗棠这个举人出身的名将、改革家打破旧例入阁的时候,李鸿章竟然称“破天荒相公”。 连,李鸿章这样的胸襟的人都不能接受孙中山这种人的国务建议,大清王朝还会在意西安城老百姓的 。 漫长的旧中国,即使给天子写颂歌的史书,也基本见不到底层民众给最高领导写信的记载,因为,在那个时代,制度就不允许。 满清入关,最初沿袭的是明朝旧制,如果有事向皇帝禀报,唯一的渠道就是写奏折。如果是公事,那就用题本,如果是私事,就用奏本。但是,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非常少,只有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直接上奏的资格,也才有被皇帝召见的可能。四品以下的官员如果想向皇帝汇报工作,只能找自己的上司呈递奏折,至于所汇报的工作内容皇帝是否能看到,还要看递奏折大臣的心情。 鲁迅《故乡》里豆腐西施说:“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这牛的吓人的道台,清朝,道台正四品外官、知府从四品外官,不要说没有被皇帝召见的权力,也没有直接给皇帝上书的权力。 1895年,康有为考取乙未科进士二甲46名,被授予正六品京官工部主事,仍然没有被皇帝召见的权力。 请注意,不但是康有为没有资格见皇帝,就是皇帝也不能见康有为。 不过,六品京官可以轻上级转交自己的奏章。 康有为经常写奏章,最终进入光绪的视线。光绪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时,感觉康有为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就让身边的大臣安排时间,准备和康有为亲自见面。 朝廷大臣是拼了命反对,因为清朝祖制规定皇帝召见小臣就要升这个小臣的官职。 你说,旧社会,老百姓能给皇帝写信吗? 有人说,那是满清,民国进步的多。 是的,民国比满清进步的多,然而,底层的民众,正如阿Q,何曾得到一点尊敬? 国家贫苦落后,人民不可能享受应该享受的福利,这是国情,但,有一些惠民政策仅仅需要的是关心。 我这两天正看电视剧《金水桥边》,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全面禁止娼妓制度。 从法律上允许存在娼妓制度,和事实上存在色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和两种思想。 老舍写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反映了就北平的黑暗,无数美好的女孩在妓院被蹂躏、被侮辱。 几百万解放军还浴血战斗在向全国进军的道路上,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有无数国务需要处理的紧张环境里,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天晚饭刚过,八大胡同等地出现了一些穿干部制服的人,要各妓院老鸨及领班去公安局开会,就在这些人被骗走之际,晚八时,数十辆卡车突然封锁了交通要道,车上跳下带枪的军警,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禁娼风暴”就这样展开了。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 这一天,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两个月。 辛亥革命之后,到国民政府离开大陆,长达38年,管理中国的有革命家,有军事领袖,有留学博士,他们就不能禁绝娼妓吗? 非不能也,乃不愿尔。 那些地主阶级的政治精英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压根就没有把被迫风尘的女子看成自己的同胞姐妹。 要说民国最传奇的妓女,当然是小凤仙。 这个出生于1900年的女孩子,在1913年就合法的成了一个妓女,而且是一个被最高国务领导袁世凯都知道的妓女。 1915年,小凤仙帮助蔡锷逃离袁世凯的监视,当然有巨勋于民国,有巨勋于几万万民众。 然而,不要说北洋政府,就是后来管理广阔土地的南京国民政府也绝不会关心爱护一个曾经协助名将挽救国运的妓女。 1951年,梅兰芳赴沈阳演出,下榻于政府交际处招待所,才见到隐姓埋名生活困难的小凤仙。 梅兰芳了解小凤仙对蔡锷的帮助。 梅兰芳约见并宴请了小凤仙,了解到小凤仙生活遭遇后,安慰道:“你的生活问题,我跟交际处商量一下,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你的。” 后来,小凤仙被安排到幼儿园当保健员,漂泊了大半生,终于有了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 1981年,共和国公映了谢铁骊的电影《知音》,在歌颂蔡锷将军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赞美了风尘女子的爱国情怀正义之心。 1951年的新中国还很贫穷,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不容易。小凤仙能够获得工作,当然有梅兰芳的因素,然而,民国时代的梅兰芳能给小凤仙一个体面吗? 1981年的中国,也并不富裕,有太多的英雄人物没有搬上银幕,蔡锷的光辉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而以“知音”命名并不仅仅是歌颂爱情,他本身就是对底层民众爱国情怀的赞礼。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莫泊桑的《羊脂球》,不是民众愚昧而是时代愚昧,不是时代愚昧而是领袖的情怀狭隘。 逃离大陆的蒋介石,鼓捣走了很多名人,包括衍圣公府的孔德成,为什么就想不到小凤仙呢? 孔子是伟大的人物,孔子的后人也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但,就挽救民国而言,曲阜的衍圣公府的贡献远远抵不过小凤仙。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将一个皇帝溥仪改造成了劳动者。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禁绝娼妓的同时,给曾经奉献于民主革命的风尘女子小凤仙一个饭碗。 我们歌颂小凤仙,是歌颂底层民众也有朴素的爱国情怀,我们歌颂的是小凤仙这个人的精神,我们要解救千千万万被压迫在底层的姐妹。 从战犯被特赦的溥仪,到北京民政局工作的第一天就领了60元的生活补助。 国家为什么要给战犯如此高的补助呢?不仅仅是这些人原本生活水平较高需求较大,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曾经的社会影响非常的大,一旦改造成功,为新中国的建设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比如,溥仪,这个末代皇帝可以提供的史料是极难得的,其对于满族的团结是极其重要的。 可是,第二天,溥仪又将钱退了回来:“我还没为国家效力,这六十元我不能要。” 皇帝,曾经的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享受是理所应当的,怎么还“效力”呢? 溥仪,不但有了作为普通公民为国家效力的思想,而且有了劳动获得报酬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极短的时间,几万万民众不但感觉到焕然一新的社会风貌,而且有了竞相劳动为祖国建设贡献应有力量的内在心理追求。 《叶落长安》里的郝玉兰,在解放后的生活也很艰苦,她也经常的向毛泽东写信述说自己的不如意,然而,这些信她再也没有寄出。因为,郝玉兰体谅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繁忙。 事实上,新中国初建,因为来自于山沟的共产党人的确缺少经济建设的经验,尤其是缺少工业化的经验,的的确确犯了太多的错误。几十年后的评论者能够理解的事情,那些饿的东倒西歪的人当然知道政策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十年文革,耽误了时间、伤害了巨多的人才,以如此穷而薄弱的基础搞改革开放,你让谁猜想,我们也不可能以如此快速追赶发达国家,而且,在某些领域能够实现世界领先。 改革开放的成就当然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他当然有历史的根基和依托。 普京领导俄罗斯已经18年,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基础和人才基础,应该远远好于中国,为什么牛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就比不过中国呢?为什么条件非常优越的巴西比不过中国呢?为什么西方国家高度赞美的印度,比不过中国呢? 地缘、资源、人口、科技,等等,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起极重要的作用。但,最重要的作用是民族的凝聚力和民众的政治上进心。 一句话,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是否崛起并不绝对取决于地缘、资源、人口、科技等等,决定性的因素是有多少人愿意为民族崛起而贡献、而奋斗。 比如,和印度、韩国相比,因为美国的可以封堵,中国制造航母的道路更加艰难,但,中国可以修复改进瓦良格号为辽宁舰,中国可以借鉴瓦良格号建造国产航母,印度为什么就不可呢? 简单,中国的领导人为了国产航母费劲了心机、中国的军工专家为了航母不懈的付出和牺牲。 这种道理,正如中国可以治理沙漠取得巨大成绩而大多数国家不能取得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进步,就在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完成了社会的整合,大部分民众,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乃至于苦难,仍然愿意奉献。在这种社会状态里,只要方向正确,只要政府给予支持,只要社会需要,就可以创造巨大的成绩。 这个中国之外,绝大多的国家不能拥有的核心优势,这也是中国崛起的真正的力量源泉。 |
@wyh123io 2018-12-01 11:05:49 美国不搞高铁的原因很简单,人家直接进入飞机空运的时代,看欧洲就明白了,空客没起来之前搞高铁,之后就没发展了,高铁的劣势是占地方太大,现在连价格都没有优势了,查一下票价就知道了,非节假日比机票还高,本地在外地打工的,回家很多都不坐高铁改飞机,理由据然是省钱 ----------------------------- 空运,当然有比高铁优势的一面,更快且较少占用土地。 考虑到,美国土地征用的复杂,空运的建设也简洁。 但,空运和高铁相比,有几个致命的短板:1、受天气影响最明显,准确率远不及高铁;2、飞机场、航线的设置远不能和高铁的便捷相比,高铁可以在沿线的县市设站而飞机绝对不可以;3、高铁的运载量远超空运。 和美国相比,中国不但拥有人超多这一特点,且有传统节日家庭团圆的这一特点。中国的经济具有极强的春节特点,工厂放假、学生放假都围绕春节展开。因为这一特点,要求中国的客运,一个是运力必须完成特殊节点的巨大压力——这样的结果是非春运就容易有巨大的闲置运力——另一个就是要求准时。 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高铁建设而不是广布空运,就在于高铁更适应人口特别稠密的发展中国家。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6节 很多人,以两蒋败退台湾后的社会建设证明他们也可以搞建设,这个并不严谨。 台湾经济的崛起,有如下几个特殊。1、台湾比较小,地域差别和社会矛盾远远不如大中国那样复杂。比如,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力量始终不能进入西藏。崭新的管理理念与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如何协调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2、蒋经国在大陆就已经彰显了不同于蒋介石的管理理念,小蒋在苏联接受的共产主义信念因为其家族利益的选择而放弃,但,苏联给予的理论教育,对于小蒋的工作作风有相当的影响。3、台湾经济的崛起带有西方阵营扶植以封堵社会主义中国的冷战痕迹。4、蒋介石撤退台湾,带去相当的人才和资本,这点人才和资本,在广阔的大陆现的非常单薄,对于台湾,就比较显眼。5、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后,出于为日本本土服务的战略目的,对台湾搞了建设和开发。日本将台湾之经营视做殖民成就的宣传品,这点与日属朝鲜、香港日占时期、以及日本控制的伪满州国、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日本占领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的治理方针很不相同。根据殖民统治“内地延长主义”,日本据台后期已经开始着手将台湾日化,希望减少与日本本土的差异。日本在台湾尝试了可称为亚洲的第一个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如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台湾的气候,日本人在台湾要求广泛地种植甘蔗,他们开设了新型的糖厂,代替了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这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了“日本帝国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有过六年的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了卫生警察,专职地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的生活环境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的医学院,训练许多本省的医生,在大城小镇照顾病人。于是,台湾流行的疾疫,霍乱、伤寒、疟疾等等,都一扫而空。这些成就,客观上也值得称道。 日本占领台湾当然是对中国的侵略,其在台湾的建设当然是为了日本的整体利益。我们中国人不能歌颂日本在台湾的建设。这就好比说,某人为了勾引别人的老婆很下了一些苦功夫有了相当的付出,作丈夫的在保住自己家庭之后当然不能对侵略者表示感激,但,作丈夫的也不能否认馈送老婆的礼品的价值。 我们在批判日本人对台湾不怀好意的主观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日本人在台湾搞建设的客观。 日据时代的台湾,零星发生过一些反抗日本统治的运动。可是,回归后不到一年半的1947年2月28日,台湾就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 为什么呢?在二二八事变之前,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 和中国大陆相比,截止到1947年2月,在共产党影响力不能发动武装革命的地方,没有一省发生如同台湾的如此激烈的暴乱,之所以如此,就是1945年到1949年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和日本的高效管理形成太突出的差距。 一直到今天,台湾社会的民族心理认同还有相当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蒋介石的国务管理比之日本差了太多。 其实,即使台湾经济崛起的两蒋时代,国民党也并没有因势利导的搞理论建设,他们仅仅是借鉴国际经验而没有什么独创。 比如,共产党管理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战争的大进军和抗美援朝,为了有利于教育的普及,搞了简化汉字、拼音方案和横排版等巨大的改革。 反过来讲,抱残守缺的两蒋领导的台湾以保留什么文化传统,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繁体字、竖排版,也没有成功的拼音方案。 毛泽东,其实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优秀的地方,但也有小众的贵族化倾向。比如,繁难艰涩的文言文,的确不利于文化的推广。 在现实生活里,如果时间紧张,我们也书写一些约定俗成的非官方简体字。这说明,笔画太多的确不利于生活和交流。 其实,古代中国发生过多次汉字简化,李斯、程邈、钟繇,都有巨大的贡献,古代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也并没有刻意保留传统文化而杜绝改革。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并没有社会建设的理论构建,也就容易出现抵牾。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语言文字的交流日益频繁,外国人学习汉字和中国人学习外语都日益频繁,而字母文字竖排的确不方便。中国人如果坚持竖排版,那就是学习外语横排、学习汉语竖排,表面看互不干涉,问题是,英汉对译的时候,总不能两种排版吧。 其实,新中国初建,一开始搞汉字简化,颇被一些所谓专家所非议,而广阔的底层孩子和需要扫盲的底层贫民就拥护的很。 进入21世纪后,台湾也开始有一些改变,比如,有一些报纸已经改成了横排版,这就说明,竖排不代表正方向。 为什么如此小的改革,从北洋到南京到台湾,就那么漫长而艰难呢? 其根本就在于政府的文艺服务方向。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最广阔的工农兵服务的宗旨。 既然是为最底层的大多数的民众服务,实用就是最核心的选择,什么文化传统就成了不必要的选择。 一个国家的进步,当然需要最优秀的专家,但,国家进步的主体力量必须是最广阔的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 发达国家,因为有强大的财力和优秀人才,可以同时搞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中国等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建设的初始阶段,因为财力和优秀人才的限制,只能偏重某一种教育。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也是非常关注教育的,只不过他关注的重心是扫盲和最基础的普及教育。 文革后期,一边是乱七八糟对课堂教学的负面冲击,另一个就是教育的普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文革后期,最起码我们这里,是每个村庄都有小学、每个乡镇都有高中。当时的农村高中是两年制高中,课程的深度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及时那个时代,也俗称“土高中”。文革后期普及的“土高中”,正如文革结束后的函授学习,虽然并不能培养合乎标准的人才,但,他确实可以广泛的提高民众的素质。 因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底层劳动者的识字、计算能力,除了国防科技等等之外,大师、专家的重要性就急遽下降,高等级知识分子的薪酬比之民国就下降太多。 比如,北洋时期,鲁迅应蔡元培之召,担任了14年的教育部公务员。这一时期,他的公务员收入如下:1912年5月——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月——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 年 8 月薪俸增280银洋;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1924 年1月的《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年功加俸”360银洋。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洋。 鲁迅这个政府公务员的收入是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 1911——1919年,北京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至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 以鲁迅1916年月工资300银洋为标准,月得9000斤上等大米,或者2400斤猪肉。这个标准,无论如何计算,月薪都在今日的20000元以上。 在今天,留学归来的人才,月工资20000元以上到也正常,尤其是北京,但,在1916年的中国,就太恐怖了。因为鲁迅家的女佣,月薪不过是2—3银元。一般来讲,女佣是要养活家人的,虽然,女佣家庭的收入未必只依靠女佣,但,女佣的家人也一般是夫妇二人,或有老人或有孩子。 也就是说,鲁迅的月收入,一般是女佣的100倍左右。放在今天,家庭保姆的工资的100倍,是一个比较吓人的数字。 除此之外,鲁迅在教育部供职之外,还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等校讲师,每周各一个小时,讲课费每月共60大洋左右。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暑期,得讲课费400元大洋。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7节 这又是一个和今天不同的体制。领取国家工资的公务员在工作时间去国办大学授课领取工资,是否合规呢? 也许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呢?鲁迅完全可以胜任教学工作,既然干了公务员之外的工作凭什么就不可以领取更多的工资? 如果按照鲁迅的标准,比较清闲的政府公务员,在完成工作后,是否可以去打工?同样的讲,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因为工作的需要而身兼两职或者多职——北洋、南京和现在,都有兼职,兼职最多的是蒋介石——是否有几个兼职就领几份工资呢? 国家有限的资源,既可以集中办大事,也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有所倾斜。从北洋时期,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与底层民众的对比看,估计超过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知识分子的待遇。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太一穷二白了。 有些朋友可能说,既然国家如此的一穷二白,更应该厚待高等级的知识分子。 这个有道理,但也不前面。我个人认为,厚待专家学者,给予待遇是应该的,更应该的是提供给他一个施展才能的机遇。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等高等级知识分子,有如此优厚的待遇,为什么对北洋政府不满呢?因为北洋无能导致国家耻辱民不聊生,满腹的救国救民不能施展,满腔的热血要沸腾。 1912年到1919年,在教育部领取优厚薪水且经常到大学讲课领取补助的鲁迅,居住在绍兴会馆。 常于公余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就在他“这屋里钞古碑”取得很多文史成就而卓然大家的时候,一个叫钱玄同的人深夜来访,而质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鲁迅说,既没有用处也没有意思。 为什么既没有用处也没有意思呢?因为既不能救民于水火也不能振兴中华赶走侵略者。 既没有用处也没有意思,为什么还研究呢?彷徨满腔的热血要沸腾而不知道何处可以努力而奋斗。 鲁迅有一部小说集叫《彷徨》。为什么“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鲁迅先生原本是学医的,其学习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于1912年并入东北帝国大学为医学部。这个东北帝国大学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76位。 100余年前,在日本留学获得一个医学专科毕业证——当然有继续深造的可能——回到中国,当然有极好的前程。 鲁迅为什么毅然中止医学而投身唤醒灵魂的文艺?要知道,庸医无能造成鲁迅父亲之死给予鲁迅极深刻的精神刺激。 然而,鲁迅认为,一个精神上不能进步的民族,即使医的非常的强壮也毫无意义。 比如,近代中国以身体强健而著称的莫过于霍元甲,霍元甲也以精武精神训练民众。 那么,我提一个疑问:如果整个中国民众身体强健均如霍元甲,我们能够抵抗外侮而实现民族复兴吗? 义和团运动告诉我们,即使你健壮如牛,面对西洋的飞机大炮,也只能是死的更壮烈而已。 孙中山弃医而搞武装革命、鲁迅弃医而搞文艺、毛泽东朱德弃教师教育而搞革命,告诉我们,一个被欺凌被侮辱的落后国家,救国救民的唯一选择就是民族精神的唤醒。说的更直白一点,一个民族的警醒的最大标志,就是民众用救国救民的政治觉悟审视自己的生产生活。 有些人说,你这是泛政治绑架。 我说,一个民族的命运其实就取决于民族的集体利益意识,而民族的集体利益意识,就是政治。 同样是读书,鲁迅先生认识到医学不可以救国,最终成为卓有影响民族魂,自动参加其葬礼的多达数万人。 请问:近代中国哪一个践行医学救国的专家有如此的礼遇? 同样是读书,周恩来同志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激励了多少莘莘学子! 弃医而搞文艺的鲁迅,在钱玄同的提议下投入新文化运动,因卓有成就而成大家,然而,五四运动之后,为什么寂寞而彷徨呢? 简单,基于所谓人性的文艺和基于救国救民的文艺发展的根基截然不同。 在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关键阶段,照样诞生了煌煌巨著《红楼梦》和短篇雄文《聊斋志异》。这说明,即使社会落后,也可以诞生光辉的文艺,或者是抒发性灵,或者是批判社会。 但,读了《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并不能救国救民。毛泽东非常喜欢读《红楼梦》并不是说《红楼梦》有多少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个人理解,只有读懂了《红楼梦》才知道中国日益落后的原因,才能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进行真正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评《红楼梦》时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宁荣二府代指的是曹雪芹时代的中国,大观园代指的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精神乐园。 宁荣二府如何呢?当家的男主人太令人失望了。 文字辈的贾敬是两府唯一考取进士的人,以世袭一等将军的富贵,以贾敬辞掉爵禄去道观胡掺的选择,他求的是永生而不是富贵。贾敬这个进士是货真价实的真才实学。贾敬是两府、也是四大家族最大的知识分子,从某种角度讲,他代表了社会精英。 然而,这个精英,“不问苍生问鬼神”,跑到庙观里一心修真想长生不老。 古代中国,有多少人想白昼飞升躲过轮回呀! 贾赦,是一个生活奢侈腐化而好色无餍的贵族,为了几把扇子就迫害死石呆子。 贾政,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还是比较自律的。不过,曹雪芹以另外一个角度否定了贾政。 为迎接贾元春省亲,贾府营造大观园,《红楼梦》文本说:“贾政不惯于俗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赖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便罢了。” 人,很难全面发展,所以有社会分工,比如,一个长于搞意识形态的人,可能不会打仗,可能不会搞社会建设。然而,一个人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接受的社会分工,伴随工作经验的丰富,或者是专家,或者是相对专长。 比如,两个能力非常相近的同班同学,参加工作时,一个分配去了法院,一个去了教育局,数年后,二人的能力结构就应该有差别。 这个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因为其父“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怜念先臣”,“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 也就是说,这个贾政,年纪轻轻就被皇帝分配到工部搞工程建设,一直干到孙子贾兰都上学了,中间就没有转过岗。一个人,在一个系统干了二三十年,不但没有成为专家,也并不比其他人有偏长,竟然还“不惯于俗务”,表面看是吟风弄月的高雅,其实就是没有社会工作的能力。 贾府的文字辈,一个只想出世、一个只管享受、一个没有工作能力,黑漆漆的没有希望。 要知道,在《红楼梦》的故事结构里,“只说这宁 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就这最教子有方的家族的当家人,就这种货色,其他家族就更差劲了。 文字辈之下的玉字辈,比之父辈,就更加的差劲。贾珍的腐朽堕落好色无餍比之贾赦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丧期间肆意淫乐违背法纪。 贾琏,除了好色外,品格还是比较不错的,但,“琏爷身上现捐了个同知,也是不喜正务的,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目今 现在乃叔政老爷家住,帮着料理家务。” 贾政的工部员外郎,是从五品。贾琏的同知是几品呢? 明清的同知有两种。一个是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因事而设,每府设一二人,无定员。同知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同知办事衙署称“厅”。第二种是知州的副职称为州同知,从六品,无定员,分掌本州内诸事务。 贾琏这个同知,或者是正五品,或者是从六品。比之贾政的从五品,或略高或略低,以其薪酬论,如果其就任实职,大约与贾政相当。然而,因为贾政不长于管理家务,因为贾赦能够处理家务,于是,同知衔的贾琏的工作就是保留同知的名分而负责处理贾政的家务。 一个同知,是有正当分工领取薪酬的政府官员,贾琏为什么放着政府官员不做而给叔叔处理家务呢?明面是贾政不长于俗务,真正的原因是,贵族世家的孩子不愿意离开京城去外地做官。 玉字辈的贾环,形容猥琐、心术不正,而且,为人刻薄。 后人读《红楼梦》,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贾宝玉当成正面人物看待。 对于贾宝玉这种人物,贾雨村有一个评价:“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 贾宝玉这种人,如果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就是“性情中人”,如果用一个负面的评价,就是“不通世务”。 这种人,就其聪明毓秀而言是万万人之上,偏偏性情偏激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并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正面的财富积累,也不会给与社会有益的正能量,但,其高雅的脱离凡尘的价值取向,偏偏容易博人眼球。 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明明有才学而“奉旨填词”与妓女混迹的柳三变,从不羁的性情的角度讲,也许可以理解,但,如果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其实不可取。 你愿意当陶渊明、柳三变吗?你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成为陶渊明、柳三变式的人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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